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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抗字第13號抗告人即被告周元良選任辯護人吳岳輝律師李基益律師上列抗告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0月30日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原羈押情形：　⑴犯罪嫌疑重大：　　　抗告人即被告周元良（下稱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前於民國113年6月6日、9月3日經原審訊問被告後，被告否認犯行，惟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函附羈押審查相關偵查卷證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疑重大。　⑵羈押之原因及理由：　①被告雖承認客觀事實，惟否認有殺人之主觀犯意，所述避重就輕，且其主觀上是否有殺人之故意，並無從僅以監視器影像紀錄或翻拍照片等證據即得認定，至於偵查中縱證人均有經傳喚並結證在卷，然審理時仍非無可能為要釐清上開爭點而有再次傳喚為證人並進行交互詰問之必要性。又在國民法官案件準備程序終結前，仍無法確定審理程序將傳喚之證人是否均為被告之敵性證人，如容任被告交保在外，極有可能在原審法院日後審理進行交互詰問前前往勾串、影響證人證述內容，又被告臉書原與被害人嗆聲之貼文大部分已遭刪除，顯有滅證之舉，有相當理由及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而具羈押之原因。　②被告所犯殺人罪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其畏罪逃亡規避審判、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況被告於原審移審訊問時仍堅稱係基於正當防衛而持折疊刀反擊被害人，顯與客觀事證不符，主觀上確存有避重就輕、逃避刑責之心態，加以上開滅證之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而具羈押之原因。　⑶羈押之必要：　　　　　　被告所為難認以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再參酌被告本案犯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㈡延長羈押之原因及必要：　　　經原審於113年10月30日訊問被告，認前揭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爰裁定被告應自113年11月6日起第二次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與被害人並無嫌隙，兩人之間並無仇恨。而本案發生緣由，僅因被告與被害人就他人間之債務處理方式，立場不同　　、想法各異，在臉書互相叫囂，致彼此間有不滿情緒。且本件肇因被害人、鄭福吉分持斧頭、棒球棒至燒烤店尋釁、攻擊被告，被告始持折疊刀反擊，混亂中刺死被害人。　㈡被告已坦承持折疊刀刺中被害人致死，被告所爭執者為被告是否成立正當防衛？被告抗辯其行為成立正當防衛，乃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況依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截圖所示及起訴書之記載，被告所辯並非無據，當不能因被告行使其防禦權，即認被告否認犯行，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認有羈押必要。　㈢本件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如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 13年10月13日準備程序書狀所載，有關犯罪事實之調查證據，被告均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可能。而傳喚並詰問證人，被告亦無與之串證之可能。另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除證人李孟潔、許心瑜外，餘均與檢察官聲請調查之部分　　證據重複。且就傳喚證人李孟潔、許心瑜之待證事實，被告　　均無與其等串證之可能。是被告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證人之虞。　㈣被告在員警察覺前就表明為行為人，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規定，足見被告無逃亡之虞。　㈤綜上所述，被告固涉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然無逃亡之虞，無羈押必要。再者，縱認被告有羈押必要，然如上所述，被告並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且檢察官於113年3月26日，已解除被告禁止接見，應認被告無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請撤銷原裁定，另為適當之裁定等語。三、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謂之。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且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所規定「犯罪嫌疑重大」，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蓋嫌疑重大者，係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屬有別，故法院決定羈押與否，自毋庸確切認定被告有罪，僅需檢察官出示之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極有可能涉及被訴犯罪嫌疑之心證程度即屬已足。因此，被告實際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審判程序時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並非法院裁定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亦即應否羈押，法院固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然此畢竟非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之終局判決，而係在偵查或審判程序中為保全訴訟程序進行及判決確定後執行之手段，是羈押被告係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為審酌之依據。四、經查：　㈠本件被告因涉犯殺人案件，經原審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1 項第2、3 款所定之羈押原因，並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有羈押之必要，而於113 年6 月6日，以113 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裁定被告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復以前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仍存在，先後於113 年9 月3日、1 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裁定被告應自11 3 年9月6日、113年11月6日起，各延長羈押2 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此有原審113年6月6日、113年9月3日、113年1 0月30日訊問筆錄、押票、原審113年9月3日、113年10月30 日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裁定為憑。觀諸本件卷證，被告所涉之殺人犯行，有被告之供述及相關事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所涉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上開所涉殺人罪，係最輕法定本刑有期徒刑5 年以上之重罪，客觀上增加畏罪逃亡之動機，可預期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是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復佐以本件被告之供述，與證人間之陳述尚有未合，而待審理釐清，且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就當天在警局手機還沒有被警查扣前就自己刪除貼文（即前曾於臉書嗆聲被害人）一節供明在卷，　　即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之羈押原因存在，且確有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之必要性，原審若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故認本案被告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再參酌被告涉犯殺人之重罪，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並無違司法院釋字第 665 號解釋意旨。故原審認被告之上揭羈押原因尚未消滅，為維後續案件之審理，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 1月6日起延長羈押2 月，並禁止接見通信，核其所為論斷及裁量，並未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亦無逾越比例原則或有恣意裁量之違法情形。　㈡抗告意旨固執前揭情詞，指以：本案被告所辯並非無據，當不能因被告行使其防禦權，即認被告否認犯行，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而被告確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且被告無逃亡之虞等節。惟本件被告涉犯殺人罪，其犯罪嫌疑重大，所犯殺人罪為最輕法定本刑有期徒刑5 年以上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亦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原審已就延長羈押之相關事項，綜合斟酌卷內各項事證資料，於裁定內說明如何認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3款之事由，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及執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及所依憑之事證，詳如前述，核無未合。又被告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殺人重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衡情被告為規避刑責而妨礙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極高，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況被告涉犯殺人之重罪，業經起訴在案，而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否認犯罪，主觀上確存有避重就輕、逃避刑責之心態，依一般社會通念，仍有較高之逃亡可能性，且被告之供述與證人之陳述尚有歧異，而被告臉書上原與被害人嗆聲之貼文有遭刪除之情，況被告對於客觀事實固不爭執，惟否認有殺人之故意，而本案就此爭點，於審理時被告與相關證人間確有待對質訊問之必要，因之被告苟經開釋在外，難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可能，勢將造成顯難進行審判之結果，故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從而，抗告意旨所指前揭各情，均難認足取。　㈢抗告意旨復指稱：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規定，足見被告無逃亡之虞，並無羈押之必要。且檢察官於113年3月26日，已解除被告禁止接見，應認被告無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等語。然被告是否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規定一情，要與被告是否有逃亡之虞，無必然之關聯性，尚不足以影響前述被告符合法定羈押事由並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必要性之認定。至被告於偵查中羈押或禁止接見、通信情形，因訴訟程序之進行性質上屬浮動狀況，本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而經原審訊問被告後，依據卷內相關事證，認被告涉犯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 2、3 款所定之羈押原因，並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已如前述，即無從據被告於偵查中羈押或禁止接見、通信之情形逕予援引，亦無相互拘束之效，自難資為被告有無禁止接見、通信必要認定之憑佐。職是，抗告意旨此部分所指情節，亦非可採。　㈣綜上，原審以被告涉犯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 、3款之羈押事由存在，且有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均屬適法之職權裁量行使，而原審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被告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2024-11-13

TNHM-113-國審抗-13-2024111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850號上訴人即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林世逢李瑀宸共同選任辯護人古乾樹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7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85號、111 年度偵字第76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柯柏安、黃建昇、林世逢、李瑀宸均上訴駁回。柯柏安、黃建昇、林世逢、李瑀宸均緩刑肆年，緩刑期間均付保護管束，並均應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如附表二所示之條件。事實及理由一、上訴人即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林世逢、李瑀宸（下分稱被告柯柏安、被告黃建昇、被告林世逢、被告李瑀宸，合稱被告4人）於刑事上訴理由狀均係就量刑審酌事項予以爭執，復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第166頁至第167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4人之量刑部分進行審理。二、被告4人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李瑀宸：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李瑀宸均坦承犯行，願意將剩餘廢棄物清理完畢，請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等語。　㈡被告林世逢：被告林世逢坦承犯行，本案是在工作時將兒子林○○（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帶在身邊，也以為本案地點可以放這些廢棄物，不知道會這麼嚴重，願意將剩餘廢棄物清理完畢，請予以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等語。三、經查：㈠原判決基於其犯罪事實之認定，論被告柯柏安、黃建昇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為想像競合犯，各從一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被告林世逢、李瑀宸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本院依上開原判決犯罪事實之認定及法律適用，而對被告4人量刑部分為審理，先予敘明。　㈡刑之加重部分：　⒈被告林世逢、李瑀宸於行為時為年逾20歲之成年人，林○○於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85號卷第119頁至第120頁、第123頁至第124頁、第126頁至第127頁），且為被告林世逢、李瑀宸所知悉（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75號卷第73頁），則被告林世逢、李瑀宸係成年人與少年林○○共同實施犯罪，應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林世逢前因①殺人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85年度少訴字第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年10月，經本院以85年度少上訴字第38號判決撤銷改判為有期徒刑12年確定，於民國90年7月1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假釋經撤銷，應執行殘刑有期徒刑6年21日；②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新竹地院以93年度交訴字第5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月、8月、 2月，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6月，經本院以94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判決撤銷改判為有期徒刑9月、10月、4月，其中過失致死（有期徒刑9月）、不安全駕駛（有期徒刑4月）部分確定，經本院以96年度聲減字第1577號裁定分別減為有期徒刑4月15日、2月，肇事逃逸（有期徒刑10月）部分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96年度台上字第630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嗣經本院以97年度聲減字第514號裁定就肇事逃逸部分減為有期徒刑5月，與上開減為有期徒刑4月15日、2月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月確定；③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新竹地院以96年度訴字第581號判決部分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1年（減為有期徒刑6月）、3年4月、10月（減為有期徒刑5月）、 8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部分判處無罪，經本院以97年度上訴字第478號判決部分撤銷改判為有期徒刑3年6月、8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8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部分駁回上訴，經最高法院以97年度台上字第6109號判決撤銷發回後，經本院以97年度上更一字第623號判決部分撤銷改判為有期徒刑3年7月、10月（減為有期徒刑5月）、8月（有期徒刑 4月），部分駁回上訴，經最高法院以98年度台上字第3782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上開①至③案件接續執行後，於106年5 月1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6年8月23日縮刑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林世逢之前案紀錄表可憑（見本院卷第182頁至第194頁），惟檢察官並未就被告林世逢構成累犯之事實為主張及舉證，亦未就何以具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參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即僅將被告林世逢上開前案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爰不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按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判決以被告4人罪證明確，分別論處上開罪名，審酌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未經許可任意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並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被告林世逢、李瑀宸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渠等所為均已損及政府藉嚴審、控管廢棄物清除業者、處理業者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行為自非可取，惟念及被告4人主觀上之惡性非鉅，且於本案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情節尚非屬最嚴重之情形，又能坦承犯行，然考量渠等迄今雖有清除部分廢棄物，然仍尚未將前揭廢棄物清除完畢，兼衡被告4人自陳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渠等所為犯行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且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復已將被告4人上訴意旨所陳之犯後態度等事由考量在內，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又被告4人迄今仍未將本案廢棄物全數清理完畢，致未能通過主管機關之複勘（見本院卷第 212頁至第214頁），則在量刑基礎未有變更之情形下，即難認原審之量刑有何不當。是被告4人以前詞提起上訴，俱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㈣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李瑀宸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李瑀宸之前案紀錄表可憑（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63頁）；被告林世逢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林世逢之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61頁），考量被告4人犯後坦承犯行，雖尚未清除本案廢棄物完畢，但於本院審理期間有再清除部分廢棄物（見本院卷第200 頁至第208頁、第213頁至第214頁），兼衡本案犯罪情節、手段等節，堪認被告4人經此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渠等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就被告柯柏安、黃建昇、李瑀宸部分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之規定，就被告林世逢部分依同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均併宣告緩刑4年。又為確保被告4人填補因本案所侵害之法益，並令渠等記取教訓、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8款之規定，命渠等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如附表二所示之條件。另被告4人應執行本院對渠等所為刑法74條第2項第8 款之預防再犯命令，是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為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之諭知，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以符緩刑宣告之目的。至被告4人倘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自得由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聲請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馮品捷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成焜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林柏泓法　官錢衍蓁法　官羅郁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蔡易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附表一編號被告宣告刑 1 柯柏安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黃建昇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 林世逢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4 李瑀宸有期徒刑壹年壹月附表二編號緩刑條件 1 於本案判決確定後一個月內，將傾倒堆置於新竹縣○○鄉○○村○○○00號之1土地上之本案廢棄物全數清理完畢，並經主管機關完成複勘。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2024-11-13

TPHM-113-上訴-3850-20241113-2

國審強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家暴殺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3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琳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均詳卷選任辯護人薛煒育律師（法扶律師）趙怡安律師（法扶律師）郭鴻儀律師（法扶律師）　　　主　文蘇○琳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被告蘇○琳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嫌，依被告供述、證人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照片、現場照片、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等卷附書證及扣案物品，可認犯罪嫌疑重大，再依被告於偵查中自承為本案犯行後亦有尋短自殺之情，有相當理由認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畏罪、規避審判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自民國113年8月2 1日起執行羈押在案。二、茲因羈押期間將屆，本院於113年11月5日訊問被告，並聽取辯護人意見後，審酌本案尚未行準備程序及審理，訴訟階段仍屬初期，而被告所涉上開罪刑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業如前述，有相當理由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是延長羈押之原因依然存在，若命其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並妥為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其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參以被告所為對社會治安有嚴重危害，認對其維持羈押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無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5號解釋之意旨。故為維本案後續刑事程序之進行起見，應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規定，應從113年11月21日起，延長羈押2月。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林翠珊　　　　　　　　　　　　　　　　　　　　法　官　呂子平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吳庭禮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2024-11-12

PCDM-113-國審強處-13-20241112-2

國審原重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原重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人即選任辯護人李靜怡律師（法扶律師）鄭婷瑄律師（法扶律師）被告柳保春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本件被告柳保春為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宜由原住民專業法庭審理，且本件所涉及爭點包含被告於行為時之犯意、精神狀況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國民法官未受法律專業訓練，難以理解爭點及作成判斷，況本件預期調查證據甚多，其中證人許水美為年紀較長之排灣族原住民，不諳國語，現場監視器聲音亦交雜國語、排灣族語，於詰問、勘驗時均須有精通南方排灣族語之通譯翻譯，可能須耗費大量時間，難以集中審理。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第5款規定，聲請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見本院卷第103至113、34 7頁）。二、按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國民法官之職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與法官同。國民法官法第1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係欲使審理、評議過程能公開透明，並藉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相互對話、反思之過程，俾個案之裁判能正確反應國民法律感情，具有相當公益性質；然使不具法律專業、且非以審判為業之國民法官，就事實認定、法令適用、刑之量定等事項，與職業法官享有相同職權，其制度之正當性與合憲性，依同法第45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應建立在法院於準備程序已進行詳盡之爭點整理，並能於審理程序為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而達「目視耳聞，即知其意」程度之前提上，使國民法官能理解、實質參與訴訟程序，且能依憲法第80條獨立本於法律和證據進行適正裁判時，始能為國民法官法立法目的之實現，並維護被告依憲法第8條、第16條所享有接受正當法律程序，且受法院公平審判之訴訟基本權。三、次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件或參考與本件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依前揭規定，可知倘依個案情形，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公益性，或行國民參與審判，將反而有害於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之權利，或因無法集中、迅速之審理等因素，使國民法官難以獨立、公平行使職權，進而侵害被告訴訟權時，法院自得於徵詢前揭之人意見，於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後，依聲請或職權裁量排除國民參與審判。四、經查：　㈠本件依檢察官起訴書、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三）所記載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11至12、269至270頁），及被告、聲請人即辯護人（下稱辯護人）之答辯要旨，經本院整理後，其中罪責事項爭點包含「柳保春刺擊卓明生時，主觀犯意為何？係殺人、或係傷害之犯意？」（下稱本件爭點A），及「柳保春是否有因為飲酒，而於刺擊卓明生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下稱本件爭點B），其中本件爭點A部分，本院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44條第2項、第145條第2項促請檢察官、辯護人先行組織證據以建立待證事實後（見本院卷第216至218頁民國 113年8月30日協商紀錄），亦另行整理有「柳保春於刺擊前，有無與卓明生發生肢體衝突？」、「柳保春於刺擊前，是否係手持刀具，以奔跑方式接近卓明生？」、「柳保春於刺擊時，卓明生之所在位置與狀態為何？係站立或倒臥？」、「柳保春於刺擊時，是否係特意朝卓明生之右前胸刺擊？」、「柳保春於刺擊後，有無對卓明生施以救助，或指示他人報警等行為？」等5項間接事實爭點；科刑事項部分，倘本件爭點B可以證明，亦有被告是否得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及是否應為監護處分等量刑爭點，有113年10月3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9至341頁）。　㈡依前揭爭點，檢察官、辯護人分別聲請證據調查、敘明調查必要性，經協商與本院整理之結果（見本院卷第341至346、 351至381頁），調查方向如下：　⒈就本件爭點A，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母親許水美（證據調查事項紀錄卡【下同】附表一檢證2－④）、被告胞姊柳金蓮（附表一檢證3－④）、鄰居胡石虎（附表一檢證7－④）作證，並提示被害人診斷明書、遺體照片共38張、病歷、救護紀錄（附表一檢證18－①至⑤），及於審理程序當庭勘驗刀子（含刀鞘）1支（附表一檢證20－⑧），員警密錄器影像電子檔案共8部（附表一編號21－①）、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共1部（附表一檢證22－①），末於罪責事項調查之最後訊問被告（附表一檢證1－⑮），其中證人許水美部分因不諳國語，現場監視器亦因國語、排灣族語交雜，須有精通排灣族語之通譯到庭轉譯（預計時間為180分鐘以上）；辯護人就前揭檢察官所聲請傳喚證人、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電子檔案、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訊問被告部分同為聲請外，另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外甥柳志明（附表一檢證4－②），並主張詰問證人許水美、勘驗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時，因北方、南方排灣族語有所差異，應有精通「南方排灣族語」之通譯到場轉譯。以上證據調查聲請，檢察官、辯護人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經本院初步審查後，認與本件爭點A暨各項間接事實爭點均屬相關，調查方法尚稱妥適，又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部分，與前揭爭點高度相關，具直接審理、親身見聞之必要，尚無從以國民法官法第47條第2項第8款先行於準備程序請通譯到庭勘驗，或以同法第75條第2項告以要旨之方式替代勘驗，故均可預期以上證據調查將為審理計畫之一部。　⒉就罪責事項、本件爭點B部分，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胡石虎（附表一檢證7－④），證人宋秋霞（附表一檢證8－③）、鑑定證人即為被告實施精神鑑定之醫師王富強（附表一檢證26－⑦），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電子檔案共8部（附表一編號21－①）、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共1部（附表一檢證22－①）、被告於1 13年1月20日第一次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附表一檢證1－①）、於113年1月21日第二次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附表一檢證1－② ），於罪責事項調查之最後訊問被告（附表一檢證1－⑮），其中勘驗被告警詢筆錄預計時間為160分鐘以上；辯護人就前揭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胡石虎、宋秋霞，聲請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訊問被告部分同為聲請傳喚外，另聲請傳喚證人即員警李正雄（附表一檢證10－②）、員警蔡梁瑞屏（附表一檢證11－②）、員警謝瑞敏（附表一檢證15－②），提示酒精測定紀錄表、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附表一檢證25－①、②）。以上證據調查聲請，檢察官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辯護人除勘驗113年1月21日第二次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附表一檢證1－②）部分爭執必要性外，其餘證據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經本院初步審查後，亦認前揭證據調查聲請均與本件爭點B有所相關，調查方法尚稱妥適，其中關於檢察官所聲請勘驗被告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部分，經檢察官敘明：警詢書面記載僅節錄重點，無法反映被告回答當下之神情狀態、回答連貫性等情狀，因認有勘驗必要性；11 3年1月21日第二次警詢筆錄距案發雖有一定間隔，然可佐證被告縱使經過一夜，對案發細節仍然清晰，並推認於案發當下神智清醒等語（見本院卷第344、351頁），可知勘驗錄音檔案有書面筆錄仍具無法替代之證據價值，而有調查必要性，且須使國民法官直接審理、親身見聞，將為審理計畫之一部。　⒊就科刑事項部分，除提示書物證、於科刑事項之最後階段訊問被告外，辯護人亦有聲請傳喚證人即鄰居蔡文英（附表二檢證6－②）、鄰居張水龍（附表二檢證7－②），聲請量刑鑑定（附表二辯證6）。以上證據調查聲請，檢察官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又就量刑鑑定之聲請，檢察官陳稱：本件尚無具體求處被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而僅限於有期徒刑（見本院卷第345頁），辯護人亦稱：原精神鑑定內容已足夠證明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345頁），並衡諸當前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被告客觀行為情狀及可非難性，本院因認本件量刑鑑定之必要性非高；然因被告所涉及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及依其抗辯之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死罪，均分別屬最輕本刑有期徒刑10年、7年以上之重罪，辯護人亦稱：本件應再有其它標準供國民法官審酌等語（見本院卷第345頁），尤以本件為鄰里糾紛，被告、被害人自小即為相處（見本院卷第345頁被告、辯護人、檢察官之陳述），被告家屬、被害人家屬、鄰居等人（依檢察官、辯護人所提出之證據，可能包含被告家屬許美水、柳尚文、柳志明、柳金蓮、阮欣怡、阮惠琳；被害人家屬卓宗賢、卓佳慧，鄰居蔡文英、張水龍等共計10人）可直接佐證被告、被害人之生長環境、彼此關係、社會支持、案發成因等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倘行國民參與審判，為利國民法官能直接接觸前揭科刑情狀，即須於審理程序傳喚前揭之人到庭作證或陳述意見，以替代未施行量刑鑑定可能導致的量刑空缺，而有高度可能將成為審理計畫之一部。　⒋綜合前述，本件須於審理程序調查之證據，於罪刑事項可能調查之人證合計為8人，科刑事項亦將調查較多證人，且部分證人須於不同爭點重複詰問，或因檢察官、辯護人均聲請傳喚，而須賦予雙方主詰問機會之情形，可預期將耗費大量時間，又勘驗部分總計時間可能高達340分鐘，時間較長、對法官之負擔甚重，尤以詰問證人許水美、勘驗現場監視器時，更須精通「南方排灣族語」之通譯到場轉譯，更因偵查時另有證人即通譯高莉莉（附表一檢證16），如轉譯內容與偵查有不符時，勢必將耗費大量時間重複核對，倘於審理中出現重大爭議，亦有再聘請其他通譯、甚或因此改期審理之可能性，且難以於準備程序即完全排除此項風險。此外，再加計不爭執事項及其餘書物證之調查、國民參與審判所額外要求開審陳述、請求釋疑、提出證據原本並閱覽卷宗、共同評議等程序，本件審理程序預期耗費時間實為冗長，又因部分證據須為轉譯，亦將使國民法官無法直接理解證據，客觀上難以實現「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審理程序，恐使國民法官難以獨立本於法律和證據進行適正裁判，而有侵害被告訴訟基本權之虞。　㈢復就本件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檢察官陳稱：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尊重法院裁量，並請考量本件待勘驗之影像光碟眾多，可能會造成國民法官之負擔等語（見本院卷第347頁）；被告稱：同辯護人所述，不希望行國民法官程序，我也了解通常程序的進行事項及國民參與審判的差異等語（見本院卷第346至347頁）；告訴人、告訴代理人亦稱：不希望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 387頁），足徵本件縱使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不違反公益性，並能兼及告訴人因被告犯罪行為所致身心上之衝擊及影響，而具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五、綜上所述，本院依當前訴訟進行情況，經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告訴代理人之意見，兼衡公共利益、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後，認本件依國民法官法第 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應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辯護人前揭聲請，所憑依據及理由雖與本院認定不盡相符，惟認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結論部分，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 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林鈺豐　　　　　　　　　　　　　　　　　　　法　官　吳品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沈君融

2024-11-11

PTDM-113-國審原重訴-1-20241111-1

國審重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殺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人即被告游宗憲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殺人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罪名均無意見，為認罪之表示。因為自己一時情緒失控持棍毆打其胞兄致死後悔不已，願意接受法律制裁。父母因為此事傷痛不已，目前全家生計仰賴被告一人之薪資維持，被告尚須扶養父母、家兄遺留之二名幼子，彼此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療傷。為了避免父母、家兄遺留之二名幼子面對冗長訴訟程序且受媒體關注，一再被迫回憶被害人死亡結果的刺激，造成家人二度傷害，聲請改由通常程序審理。本案為家內案件，確實有其特殊性，被害人家屬亦具狀陳述希望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另有關量刑部分，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規定於科刑辯論前，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亦屬反映國民關於科刑意見之環，是本案在國民參與審判之公益性要求上已相形降低。請審酌上情，讓被告以及被害人的家屬，有一段療傷及復原的時間，故而本案實有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以照料被害人全體家屬最大利益之考量必要，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於112年1月1日施行。本法之立法目的，依第1條之規定，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然為免制度僵化而無助於新制推展，該法第6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例外情形。其中該條第1項第4 款規定如下：「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基上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但若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者，或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時，法院亦可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而改行通常審理程序，以活化刑事訴訟制度。三、經查：　㈠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殺人案件，其涉犯罪名為刑法第271條第 1項之殺人罪，該罪之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屬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本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且被告於本院113年10月21日準備程序時就本案起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不爭執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等情，有聲請書及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參。　㈡就本案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本院於協商、準備程序經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檢察官表示本案被告已就被訴事實為認罪表示，被害者家屬也認為屬於家内家暴事件，若經國民法庭公開審理，將可能造成其他遺族承受輿論壓力過大，不利後續家屬間關係修復，檢方尊重家屬意見，認為本件宜不行國民法官審理程序等語；被告及辯護人則表示本案被告已認罪，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而被害人家屬則以書狀表示：本案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仍在就學，尚須接受學校輔導、關懷，期盼早日走出陰霾，不希望此事再度登上媒體版面，成為社會大眾討論焦點，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有113年9月10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可憑。依此，可知檢、辯雙方對於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適用法律等節均無爭議，被告對於被訴事實已為有罪之陳述，對於罪名亦無爭執，是本案僅餘刑罰之量定尚存爭議。　㈢參酌本案被害人為被告之胞兄，被害人家屬與被告亦為親屬關係，其等因被告本案犯罪行為所造成之傷痛，衡情遠較一般被告、被害人無特殊親誼之兇殺案件，更為刻骨銘心。被害人家屬所遭遇者，不僅是被害人之離世，往後更須面對、修復家人殺害至親後如何相處之矛盾困境；被告所遭遇者，除了殺人所帶來心裡陰影外，更須面對更生復歸後，如何自處、如何繼續與家人生活之壓力。本件殺人案的法律對立雙方，卻是血緣親誼甚為緊密之骨肉至親。其等對於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犯罪結果發生後所造成彼此身心上之衝擊、影響，顯然遠非外人所能想像。且依據被害人家屬提出刑事陳述意見狀所述，對於被告為本案犯行之起因及被害人家屬對於被害人死亡之家庭境況陳述（見本院卷第38頁），足見被害人家屬對於被告之處罰感情應非強烈，佐以本案親誼關係之特殊性，本案被害人家屬就被告科刑範圍之意見，顯然至關重要。是本案最終刑度之量定上，借重國民生活經驗、憑藉國民正當法律情感，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益性要求已顯然降低。　㈣而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可能因國民法官新制伊始，在媒體之高度關注而大幅報導下，嚴重影響被害人家屬受創心靈之重建。法院不宜因檢辯雙方對於量刑存有歧見，即忽視被害人家屬在本案審判過程中，期望不受外界干擾以撫慰心靈創傷的期盼，本院因認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且本案縱然進行通常審判程序，相關事實所涉及之罪名、量刑、當事人權益、程序利益等事項，由職業法官審理，仍得以兼顧平衡，本院於斟酌反映國民法律感情之意義，慮及當事人權益與訴訟資源之有效運用後，依本案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　㈤綜上所述，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並考量被害人家屬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被告及辯護人於本案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路逸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鐘麗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2024-11-11

TCDM-113-國審重訴-4-20241111-1

國審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聲請人高聖凱代理人梁燕妮律師被告王建明選任辯護人王雅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許家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被訴殺人案件，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高聖凱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國民法官法第4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又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同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繫屬本院，茲本案之被害人高頌雄業已死亡，聲請人為其親弟，是斟酌上揭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事後，應認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聲請人瞭解訴訟經過情形及維護其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郭書綺　　　　　　　　　　　　　　　　　法　官　梁志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羅淳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2024-11-07

SLDM-113-國審重訴-1-20241107-2

國審強處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之殺人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5號被告潘世福選任辯護人羅文昱律師（法扶律師）陳世昕律師（法扶律師）張原瑞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58號），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主文潘世福應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壹月柒日起羈押參月。理由一、被告潘世福經訊問後，坦承有起訴書所載殺害被害人張蘭金之犯行，惟否認殺害告訴人徐振凱未遂之犯行，然有證人即告訴人徐振凱、證人張鈞惟、吳宜婷等證人之證述，及卷附證據在卷可憑，足認被告所涉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同條第2項殺人未遂犯罪嫌疑重大。本院審酌被告所犯之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而被告現仍就部分事實避重就輕，良以人趨吉避凶之本性，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至辯護人為被告主張被告須定時服藥、經濟來源仰賴老農津貼，無逃亡能力等語，惟依被告自陳係服用慢性病、焦慮、失眠之藥物，上開藥物均非未服用即會立即影響被告行動能力者，是無從據此憑認被告無逃亡能力；又被告若逃亡，勢當隱姓埋名，另覓經濟來源，而非以得以追查金流流向之老農津貼為經濟來源維生，自無從因被告前以津貼維生即認被告無逃亡能力，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均不足採。從而，被告既有上開羈押原因，本院考量被告自陳無法提出保證金具保等語，兼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暨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被告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而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朱貴蘭法　官　連庭蔚法　官藍得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邱仲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2024-11-07

TTDM-113-國審強處-5-20241107-1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11號被告即聲請人陳進財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張紋綺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前經本院於113年10月 7日訊問後，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且審酌各項事證，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衡酌被告犯行之危害等各項情狀，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而裁定被告自113年10月7日起羈押3月。㈡又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暨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延長羈押之必要，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應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據以判斷羈押之要件，並不以嚴格證明為必要，其以自由證明，即為充足，且被告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外，如以其他原因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應否准許，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被告於本院訊問時雖坦承犯行，然其所犯係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殺人罪，刑責非低，遭訴追重罪者常以逃匿方式規避審判及日後刑罰執行之情事，並非鮮見，被告於案發後隨即前往新竹縣新豐鄉海邊碉堡，並打算藏匿於此，又於案發後將其手機丟棄於水溝，斷絕與外界之聯繫，再考量被告先前曾遭法院通緝多次之紀錄等情，而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即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本院業已衡酌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被告人身自由及訴訟上防禦之基本權利受限制之程度，以及被告犯行侵害法益及危害社會治安之嚴重程度，認目前仍無法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程度較小之替代處分，即可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㈢辯護人起初係以被告因髖關節有病痛，行動不便，起居需倚賴他人，且低收入戶資格因案羈押而遭社會局停止其生活扶助費，故以目前經濟狀況無力負擔就醫費用，倘被告無法支應或免予自費醫療，抑或無戒護就醫之必要，則以該份書狀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嗣本院發函與相關機關後，確認被告確實因本案羈押而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廢止其低收入戶資格，有該局113年10月22日北市社助字第1133199149號函在卷可參（見國審強處卷第103至104頁），然縱因被告有遭廢止低收入戶資格，而監所並未因被告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而拒絕被告就醫，監所為保障被告之就醫人權，在被告無力負擔醫療費時，仍讓被告自113年6月10日至同年10月15日止已在監所內就醫達27次，此亦有法務部○○○○○○○○113年10月17日北所衛自第00000000000號函暨被告於監所內之就醫紀錄在卷可稽（見國審強處卷第87至98頁），是實際上被告並無上述無法就醫治療之情，本院隨即將被告在監仍然有獲得醫療照顧等情轉知辯護人，此亦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見國審強處卷第99頁），然辯護人仍空言主張無羈押必要並請求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三、綜上各節，被告本件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目前仍存在，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之法定事由，本件聲請應予駁回。四、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第44條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洪甯雅　　　　　　　　　　　　　　　　　　　法　官　吳玟儒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葉潔如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2024-11-06

TPDM-113-國審聲-11-20241106-1

國審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選任辯護人簡瑋辰律師訴訟參與人宋興文宋宗憲共同代理人林帥孝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當庭陳稱：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且有被告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上訴之撤回部分上訴聲請書1 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3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㈠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⒈依民國108年2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是在該解釋文公布後，本院即應依此就個案裁量是否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 ⒉經查，檢察官主張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 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檢察官提出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在卷可查，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本院審酌被告上述恐嚇危害安全罪甫於111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理應生警惕作用，期待其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惟被告竟未生警惕，復故意再犯本案殺人犯行，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並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整體評價裁量後，尚不生被告以累犯所處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就被告所犯，依上開規定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4 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㈡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前 2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刑法第19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行為人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因素，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是非辨別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行為控制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為斷，並依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而行為人對自我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或情緒管理能力，縱然稍嫌不足，僅屬行為人之性格、素行或生活方式等情狀，究非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或罪責有無之標準，如其行為時之心理結果，無論辨識能力、控制能力均無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時，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49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112年1月24日經員警以酒精濃度測試器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2毫克乙節，固有被告之酒精測定紀錄表1紙在卷可查（見檢證卷二第65頁），足證被告於案發時確有飲用酒類之情形。惟按飲酒情況與酒精代謝率因人而異，如果要正確的計算，必需個案實驗，並不得以前述行為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及其對人體影響的數據，作為認定行為人於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的唯一憑據。　 ⒊證人即案發時地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蘆興門市店員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固證稱：因為被告沒帶鑰匙，然後我跟他說要不要再去看一下能不能開門；被告離開後，我知道他大概喝醉了，因為他走路會搖搖晃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頁），惟亦證稱：我跟被告對話過程中，我可以理解他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回應被告時，被告沒有表現出不理解的樣子，就如同正常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有走進來，我當時有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327至 328頁）；而原審將被告送請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鑑定其於案發時心神狀態，經由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曾念生醫師鑑定後，亦認為⑴陳員（按即被告）在案發前，連續飲用約6公升之啤酒，據證人超商店員筆錄述有多話、錯認商品等情形，然意識仍清楚，據超商內向外監視器所見，並無顯著精神症狀如認知下降、被害感、咆哮或暴力行為等衝動控制下降、影響判斷力之情形，具完整現實感；⑵在案發時，據陳員所述，在與被害人口角及肢體衝突過程中，被害人先攻擊自己、爾後自己拿出鑰匙攻擊對方，事件發生當下亦無顯著精神症狀致影響判斷力及現實感之情形，而事後陳員亦能完整陳述事件經過，顯記憶未受影響；⑶在案發後隨即之狀態，陳員可立即進入超商告訴店員「我好像殺人了，幫我叫救護車。」顯現陳員當時具完整現實感，且對於當下情境具辨識能力。雖於案發後約半小時後之呼氣酒精濃度為1.22mg/L，依據身體酒精濃度與行為表現之關係表，在此濃度下，可能導致之行為表現為嘔吐、步履不穩、呆滯木僵、昏迷等，然因陳員之長期飲酒史，已產生酒精耐受性，因而於案發雖即狀態之判斷力及現實感不受影響。由上述之敘述可知，陳員於案發當下之行為受到酒精之部分影響，然其行為仍具有動機與目的之現實性，推估其當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達「顯著降低」或「完全喪失」之程度等情，業據鑑定證人曾念生醫師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410至424頁），並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3年1月31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75369號函及其檢附之113年1月24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佐（見檢證卷一第293至307頁；檢證卷二第167至183頁）。本院觀諸被告於犯後能具體陳述案發過程，於警詢及偵查中就當日與被害人宋秉翰爭吵、殺害被害人之行為及案發後請證人李巾緯叫救護車等各情均能鉅細靡遺陳述及答辯，有被告之調查筆錄及訊問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檢證卷二第21 1至216、219至225、230、239至245頁），足徵被告實行本案犯行時，雖曾因飲酒而使其判斷力與衝動控制能力有下降之情形，然其對於犯案過程意識清楚，對外界覺知理會與衝動控制之能力並未有何顯然降低之情，並未因飲酒而達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不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所謂自首，乃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行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之謂。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至如何判斷「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與「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主要區別在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能否依憑現有尤其是客觀性之證據，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犯案之可能性提高至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換言之，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其工作經驗或蛛絲馬跡（如見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等）等情況直覺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行為，即行為人之可疑非具體且無客觀依據，無從與具體犯罪案件聯繫；或於犯罪發生後，前揭有偵查犯罪權限機關或人員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行為人之表現或反應異常，引人疑竇，惟尚不足通過現有證據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即對行為人可疑雖已有一定之針對性或能與具體案件聯繫，惟此關聯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作為或強制處分之程度。此時，上開2種情況仍僅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尚不得謂為「已發覺」。相反地，倘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由各方尋得之現場跡證（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跡等檢體）、目擊證人等客觀性證據已可直接指向特定行為人犯案，足以構建其與具體案件間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具有較其他排查對象具有更高之作案嫌疑，此時即可認「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將行為人提昇為「犯罪嫌疑人」，即應認其犯罪已被「發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聽聲音、遠距離看畫面，就是看到2個人扭打在一起，無法分辨的狀況，在我聽到打到玻璃的聲音時（即在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2分52秒），我去報警，當時我從店裡面往外看，有看到流血，後來我到門市的時候，才看到被害人單方面被被告毆打。於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 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走進來，我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觀看上開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後改稱）被告是說「叫救護車（臺語）」，在我的理解當中，叫救護車可能就包含報警，所以我剛剛回答說他有叫我報警，但這時候我早就已經報警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7至329頁），顯見證人李巾緯於被告持鑰匙刺擊被害人頭部後，雖有撥打 110報警之行為，然此報警行為係發生於被告向證人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之前，則證人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難認被告上開表示符合自首之要件，先予敘明。　 ⒊復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琬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徐建勛是在第一時間一起到場的員警，我們到場後先處理被害人的部分，被害人當時躺在地上已經蠻明顯快沒意識，已經有點陷入昏迷，後續超商店員有跟我們說犯嫌往那個方向走，所以我才往那個轉角去找被告，大概是到場2、3分鐘，我先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因為被告本身是警衛，被告應該是回到他原本單位、服職務地方的外面。我一開始是發現被告身上外面有血跡，所以我才問被告是不是跟前面的被害人有糾紛或口角，被告後面有跟我說他跟對方有一些糾紛，表示對方有先嗆他，後續我才問被告是拿什麼東西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說他沒有，後續我再問他，他才坦承是用鑰匙攻擊；因為當時被害人大量出血，在現場附近只有被告一個人身上有血跡，衣服跟手有血跡，依據這樣的判斷，我在第一時間就懷疑站在超商轉角處的被告就是本案的行為人，我看到被告時，被告沒有在第一時間說被害人受傷是他造成的，是我先開口問了被告是不是跟被害人發生這件事情有關係，被告才開始回答我的問題等語綦詳（見本院卷第223至227頁），核與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徐建勛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2年1月24日上午，最先到場處理被告與被害人刑事案件的人是我跟林琬玲，我到場處理時，沒有看到被告在現場，後面林琬玲找到被告之後，林琬玲喊無線電，我們才過去把被告帶回現場，第一時間我沒有與被告對話；我到場之後，面對7-11，被告是站在轉角，因為被告是社區保全，轉角就是社區大門，等於被告是站在大門的左側，因為現場就有血跡，另一位員警與被告對話之後，被告自己有說與對方有糾紛，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後來我們去調監視器才發現被告有其他動作、被害人倒在地上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28至230頁），且與證人林琬玲於112年1月24日製作之職務報告記載：警方到場後被害人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且被害人躺臥於地板且身上佈滿血跡送醫急救，警方於案發現場附近見被告身上臉部、衣物等皆有血漬，並向警方表示當時被害人是因為嗆他，所以他們有發生口角，經警方詢問被告用何武器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回答「沒有」，後續當場向警方坦承是使用鑰匙攻擊被害人，遂將被告依現行犯逮捕等語無違（見檢證卷一第117頁）；再參酌員警密錄器所攝得員警到案發現場時之監視錄影檔案畫面翻拍照片（見檢證卷二第192至193頁）顯示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等情，堪認員警林琬玲於案發後第一時間到場後，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斯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而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應認被告殺人之犯罪已被「發覺」，縱使被告於證人林琬玲追問後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惟此行為僅屬「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將原條文：「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說明指出：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依實務上見解，必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要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有該條之立法說明可參。而刑法第 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依上開立法之說明，自應與同法第57 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情形以為判斷。尤以此項酌減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權，適用上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顯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　　⒉查，被告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僅因酒後攀談被害人遭拒，雖與被害人起口角，因認遭被害人嗆聲而心生不滿，竟即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先手握鑰匙並以鑰匙金屬製前端由上往下猛力刺擊被害人頭部共37次，復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3下，致被害人頭部傷重不支倒地，又於同日6時 25分許，見被害人倒臥在地且無力反抗，再上前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共6下，誘發被害人高血壓性心臟病及冠狀動脈心臟病發作而心因性休克，雖經緊急送醫急救，仍於同日7時33分許不治死亡。是就被告本案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與情節等觀之，實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餘地。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⒈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未提出被告為累犯之主張，僅於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時稱可能會於審判中主張被告為累犯，然經辯護人當庭詢問確認檢察官是否列為爭點時，檢察官表示不確定會不會主張，同時也未指明證據方法，從而，本案準備程序終結後，並未將「累犯」列為爭點，經審檢辯確認之本案一審審理計畫書也完全沒有提到累犯乙節，詎檢察官於本案審理刑度時，提出被告相關前案紀錄等資料，並主張被告有累犯之適用，致被告及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遭受突襲，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違反當事人對等及武器平等原則，而損害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亦因審理計畫書中從未提到有累犯之爭點或主張、相關法律條文、判決解釋等可供參考之資料，而無法實質審酌。綜上，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似乎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再者，被告於109年間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是針對自由意識有無受限制，與本案殺人是對生命身體的犯罪，在罪質上並不相當，應不構成累犯。　 ⒉依據卷內超商內向外監視器畫面、警方監視錄影畫面及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被告於案發第一時間當下即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確已委託店員自首，店員也向被告表示有叫救護車，被告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雖然店員於被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中，先行報警，但是審酌「被告於衝突後，隨即請店員叫救護車（報警）」、「店員也回應被告表示，已經叫了」等情（時間差大概只有1分鐘），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可認被告確實有自首之意，應成立自首。　 ⒊依據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可知被告於衝突後數度請求超商店員叫救護車，超商店員也應允，在整個衝突結束後，被告仍持續請超商店員「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並非毫無救助行為，應可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考量，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未採取任何救助被害人措施」等情，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與經驗法則有違，導致原審判決在量刑時。在「犯罪手段」部分，對於被告於衝突發生時，有2度多次催促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店員也表示已經叫了等救助被害人之行為情狀，在判決量刑中並未提及、未予以考量，而有「關於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之違誤。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依自己的能力，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新臺幣（下同）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等語。　㈡經查：　　⒈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檢察官於原審審理中就科刑資料調查證據時，已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並進而具體說明該恐嚇危害安全卷宗與本案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以及釋明其執行完畢日期，足以證明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年 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可見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被告上開執行紀錄，經原審審理時依法調查及辯論，足認被告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另原判決理由欄說明：考量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之時間係在前案執行完畢之3年內，時間相近，且前案為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屬殺人實害發生前之危險行為，與本案殺人罪質具有關連性，堪認被告對前案之刑罰反應力薄弱且有一再違犯之惡性，並無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情事。因認其所犯以累犯加重其刑，不致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旨，惟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故就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僅就刑法第271 條第1項法定本刑中之有期徒刑部分加重其刑等語，與本院前開關於累犯部分之認定相同，所適用之法律亦無任何違誤。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主張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及前開恐嚇危害安全罪案件與本案罪質不相當，被告不構成累犯云云，並無可採。　　⒉按行為人並未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向其他機關自首者，以其他機關將行為人自首之犯罪事實移送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時，認為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行為人委託他人代理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亦應認為符合自首之要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李巾緯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稱、到場處理員警攜帶之密錄器畫面照片、被告臉部及雙手沾有血跡照片及現場照片，復於審理時觀看及聽聞檢察官當庭播放前開密錄器畫面，再於評議時再次觀看及聽聞前開密錄器畫面，認為員警據報到場處理時所看到的現場情況是被害人頭部、臉部及身上衣物均沾滿血跡並倒臥在地且未有任何動靜，而被告則是站在旁邊且臉部及雙手均沾滿血跡，又員警旋即詢問被告是否有攻擊倒臥在地的被害人，堪認員警按照上開現場情況，已有確切之根據對被告涉嫌本案殺人犯行產生合理懷疑，然被告卻遲至員警詢問後始回答其為攻擊宋秉翰之人，經討論後評議投票結果，認被告並未於員警發覺其有本案殺人罪嫌前，即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自承犯罪而接受裁判，被告上開回答員警之所為，要難認合於自首之要件，故本案並不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等語，故原判決已敘明上開認定之依據，且於法相合，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於案發後曾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而有委託超商店員李巾緯自首之行為，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構成自首云云。然查，被告於案發後雖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惟超商店員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已如前述，自難認被告請超商店員李巾緯幫忙叫救護車乙節符合自首之要件。再者，員警林琬玲、徐建勛於案發後到場時，並未見及被告在場，俟員警林琬玲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則被告殺人之犯罪斯時已被「發覺」。況且，被告於員警林琬玲詢問之初並未坦承持鑰匙攻擊被害人，俟於員警林琬玲追問後方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則被告前開坦承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僅屬犯後「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是被告及辯護人上訴主張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云云，亦難憑採。　　⒊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91條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是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其量刑裁量權之判斷。又所謂「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立法理由舉例如下：㈠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之目的，逾越內部性界限；㈡未依行為責任之輕重科以刑罰，亦即不重視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之手段及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等犯罪情狀，僅重視被告是否自白認罪、賠償損害、被害人之科刑意見及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甚至僅憑行為人人格或性格，即科處與行為人之行為責任不相當之刑罰，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㈢於個案事實之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之刑罰，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㈣僅於量刑理由中重複記載抽象構成要件，而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以致於無法瞭解本案相較於其他同種類案件應從重或從輕之理由，抑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之依據，而有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情形；㈤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經討論評議後投票決定不需判處被告死刑，但應判處被告無期徒刑，故量處被告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等語（見原判決第10至11頁）。經核原審上開量刑，並無所憑事實錯誤之情事，且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體評價，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以致輕重失衡之情形，且未悖離相類似案件所斟酌之量刑因子及通常刑度而顯失公平或罪責不相當，應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違法之處。又本案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其科刑事項之評議，係經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所為科刑既是經多數決之意見決定之，並非單純由職業法官評議決定，況且原審就本案被告犯行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有如前述，且經包含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上述多數決方式定之，量刑自難認有何不當之處；縱原判決理由欄內就量刑審酌說明中未提及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情，然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依其法庭內的眼見所聞，均為形成本案量刑之重要因子，實無庸逐一敘明於判決書，則經調查、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非等同於未經審酌，且縱經將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再列入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至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殺人罪為認罪表示，惟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迄至本院審理時方為認罪表示，時間過遲，本院認就其是否深具悔意之判斷此節，影響輕微，故本院衡酌上情後，認尚不能評價為有利之量刑因子，而據以為任何量刑減讓；另訴訟參與人宋宗憲、宋興文之共同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被告於原審判決前未曾表示要和解，亦未曾道歉，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先以30萬元補償被害人家屬，惟該金額對被害人之損失並沒有任何實質上之幫助，訴訟參與人不願意接受被告提出之30萬元賠償金而作為本院改判及量刑減輕之基礎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 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 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云云，自無可採。　　⒋末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5款或第6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新證據，應係指未於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且未經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調查，此亦經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6條第1項說明在案。且按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2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前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之聲請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及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證據聲請之理由，妥適為之。」是於國民法官審理之第一審案件，第二審法院究否應調查當事人所聲請之「新證據」有嚴格之限制規定，即應限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規定之三種情形。至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則須審酌是否足認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綜合判斷之，且應由聲請調查證據之人釋明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 4項規定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上訴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再次勘驗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以證明被告於攻擊行為完全結束後有再一次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及被告於案發後未逃離現場且符合自首要件云云，檢察官當庭表示不同意；再者，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之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均已於原審審理時提出並當庭勘驗無訛，自無調查之必要；再參酌關於被告本案量刑之相關證據，業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詳予調查認定在案，為達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本院認被告選任辯護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尚無從准許，自應予駁回。㈢綜上，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以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並說明被告並不符合自首要件，且無刑法第19條、第59條規定之適用，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逐一詳述評斷之理由，並無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等情事。從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審量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許永煌法　官黃美文法　官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附錄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06

TPHM-113-國審上重訴-3-20241106-2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99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鴻偉代理人李勝雄律師（法律扶助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殺人案件，對於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中華民國98年5 月14日第三審確定判決(本院最後事實審案號：本院97年度重上更㈦字第63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89年度偵字第863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主文王鴻偉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伍日內，補正聲請再審之具體理由及證據。理由一、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2 9條、第433條分別定有明文。二、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鴻偉不服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第三審確定判決，具狀聲請再審，惟未檢附聲請再審之具體理由及證據，其聲請再審之程式顯有不備，爰命其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聲請再審之具體理由及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如逾期未補正，即依法駁回聲請。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但書，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張江澤法官郭惠玲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2024-11-04

TPHM-113-聲再-499-20241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