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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62號上訴人潘和源選任辯護人吳春生律師湯瑞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 166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40號，112年度選偵字第1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潘和源有如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所載意圖使候選人當選，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諭知上訴人無罪部分之不當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意圖使候選人當選，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已詳細敘述所憑之證據及其證據取捨、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三、上訴意旨略以：㈠、本案上訴人競選布條上所載「民主進步黨唯一提名」字樣，觀諸文意應係上訴人為民主進步黨提名參選之人，此節雖與事實相悖，然非指摘其他候選人之負面言論，雖屬對自己誇大不實之用語，然尚無從以之推認上訴人囑其弟潘和宗、妹潘春桂（以上2人業經判決無罪確定）懸掛載有「民主進步黨唯一提名」文字之本案競選布條，自始即係為損害其他候選人之名譽，且難認足以產生貶抑或損害其他候選人名譽之效果。乃原審未察，遽論上訴人於罪，自有未洽。㈡、在地區性小選區選舉，是否受政黨提名並非必然有利或不利於候選人，而由各候選人自行評估利弊決定是否參與黨內初選由政黨提名。本案上訴人與競選對手林愛玲均係民主進步黨黨籍，但同以無黨籍身分登記參選臺灣省 ○○縣○○鄉第19屆鄉長選舉，此觀之選舉公報即知。民主進步黨迄今，從未就上訴人非該黨唯一提名之候選人乙事提起告訴或告發，上訴人本案之所為，是否足生損害於民主進步黨，亦有疑問。㈢、上訴人擁有民主進步黨黨籍，雖以無黨籍身分參與本案之選舉，然於競選過程，屢屢與同黨屏東縣長候選人周春米、前縣長潘孟安同台造勢、一同廟宇進香並合影，足見民主進步黨同意上訴人參選，依此，上訴人競選布條上所載「民主進步黨唯一提名」文字，自非不實，且不影響該屆鄉長選舉之公正性。原審率對上訴人以刑責相繩，並不符合刑罰謙抑性原則及比例原則。㈣、原審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意圖使候選人當選，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罪刑，然原判決說明上訴人前有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遭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紀錄等情，竟就此項不利於上訴人之前科資料，未命上訴人為科刑辯論，其踐行之程序，殊有不當等語。四、惟查：㈠、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乃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其採證認事暨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苟不悖於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之經驗，又未違背客觀上所認為確實之定則，並已敘明其何以為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04條之立法理由謂：「為端正選風，維護優良競選風度，公平競爭起見，特訂定本條，對散布虛構之事實以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為目的者加以處罰」，可認本條規範目的係著眼於選舉之公正性，避免謠言或不實事項經散布後，影響選民對於候選人之價值判斷。而此價值判斷之影響，固以惡意攻訐他人，損壞他人名譽，影響選民對於候選人品德、操守之判斷為最常見。然為使候選人當選，刻意以不實事項誤導選民，欲藉此提升選民對於候選人之認同度，若已達足以影響選舉公正之程度，自足生損害於公眾，仍可為本罪處罰之態樣，是本罪自不以故意虛構事實毀人名譽為成立之唯一要件，而應著眼於行為人所散布之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是否已對選舉之公平競爭有所妨害，否則選罷法第104條直接套用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即可，實無在本罪增列誹謗罪未有要件（例如：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必要。再者，刑法上所稱「足生損害」，係指公眾或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而言，此固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但仍以有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始克相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其事實所載意圖使候選人當選，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行，已就相關事證詳加調查論列，復綜合上訴人之供詞，參酌潘和宗、潘春桂、林愛玲、受託為上訴人製作競選布條之廠商林鐘財之證詞，徵引卷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新埤派出所偵查報告、臺灣省○○縣○○鄉第19 屆鄉長選舉公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選舉布條照片、蒐證照片、林鐘財提出之其與署名「新埤鄉主席潘和源」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選舉布條、直立旗、手搖旗底稿圖等證據資料，參互斟酌判斷，資為前揭認定，核已詳細說明其取捨證據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俱有卷內相關證據資料可憑；並對於上訴人本案所為並未對公眾或他人生何損害等語之辯解，何以與事實不符，敘明不足採取之理由，並說明：政黨在現今民主政治扮演重要角色，經由政黨推薦之候選人藉由選舉參與政治，實屬政黨政治之重要機制，對於政黨支持者而言，政黨效應往往比個人效應還高，是經由政黨推薦之候選人，通常可獲得該政黨支持者認同，進而投票支持該候選人，並提高當選機會。以我國目前政治生態而論，民主進步黨為我國主要政黨之一，其政黨支持度在歷次民調中均名列前茅，尤其我國主要政黨間競爭激烈，各黨均不乏堅定不移之支持者（俗稱鐵粉），是候選人有無經民主進步黨提名參選，因會牽動該黨多數支持者投票意願，自屬影響選舉公平之重要因素。故而上訴人明知未獲民主進步黨推薦提名，竟於對外宣傳之競選布條印製「全力支持民主進步黨唯一提名」文字，足使民主進步黨支持者受此不實事項誤導，認其為該黨唯一提名候選人，進而對其投票加以支持，自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而生損害於公眾等旨，復補充說明：在判斷上訴人對外傳播其是民主進步黨唯一提名之○○縣○○鄉鄉長候選人之不實事實，是否構成選罷法第104條之罪時，其評價重點應在於該法文欲保護之客體或法益有無因此受侵害之實際可能，至於是否會導致實害結果之發生，即非所問。而選罷法第104條訂定之目的既係在維護選舉之公正性，以民主進步黨為我國主要政黨之一，且政黨支持率經歷次民調結果均名列前茅等情，參以上訴人參與者乃小選區之鄉長選舉，因選民人數非多，票票均屬珍貴，是上訴人於選前對外宣傳前開不實事項，足使民主進步黨支持者因此受誤導進而投票對其支持，而有影響公平選舉之高度可能等旨綦詳。經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尚屬無違。上訴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未經明察，率認上訴人有本件意圖使候選人當選，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行，有理由所為說明與所採用證據資料不相適合、判決理由不備、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等語，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情形，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刑事訴訟法第289條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 5日生效施行，將原條文第3項移列第2項，明定：「前項辯論（指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辯論之。於科刑辯論前，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以區別認定事實與量刑程序，使量刑更加精緻、妥適。然對於科刑資料應如何進行調查尚無明文規定。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規定，審判長就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應於前項事實訊問後（即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後）行之。其所謂科刑資料，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3款所定，有罪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科刑時就刑法第57條或第58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之旨，應係包括刑法第57條或第58條所列與量刑有關之事實而言。而其中與犯罪事實有關者（如犯罪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應經嚴格證明；至於非關犯罪事實之情狀事項（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等），則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本件原審於行審判程序時，審判長於調查證據程序業已對於上訴人本件犯罪之手段、對社會經濟秩序之危害與被害人之損害等與犯罪事實有關，以及上訴人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犯後態度等非關犯罪事實等一切情狀，暨上訴人與告訴人之偵、審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相關資料，向當事人提示或告以要旨，給予上訴人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於辯論程序中，依序命檢察官、上訴人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就科刑範圍辯論，而上訴人已明確表示其在第一審說明其之學歷、職業及生活、家庭狀況為國中畢業，以前在養牛、務農，現在當鄉長，伊這次有當選，獨居，小孩都在外地工作，沒有需要扶養的親屬，現在沒有變更或補充等語，上訴人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復對審判長提示並告以要旨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於量刑辯論時猶堅決主張「無罪」而為實質上科刑之辯論，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37至139、14 4至145頁），並經原判決援引上開各項科刑之相關情狀作為其量刑因子（見原判決第7至8頁），堪認原審實質上已踐行科刑調查暨辯論程序，於法尚無違誤。本件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踐行科刑辯論之訴訟程序云云，依上述說明，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㈢、至上訴人其餘上訴枝節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性問題，漫為爭辯，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2024-10-23

TPSM-113-台上-3862-20241023-1

嘉簡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685號聲請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范志瑋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選偵字第55號、113年度偵字第480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范志瑋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之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號SIM卡壹枚)沒收之。二、范志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之新臺幣壹萬元、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 ○號SIM卡壹枚)，沒收之。三、上開所處之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上開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犯罪事實： (一)范志瑋意圖營利，基於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及以電子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之犯意，以門號00 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為工具，於民國111年10月13日(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自112年9月初某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上午8時8分許止)，在不詳地點，以111年臺北市第8屆市長選舉結果為標的，提供前揭行動電話中之Line軟體作為賭博場所，供王○○(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嘉簡字第624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透過Line與自己對賭，賭博方式為：以參選人蔣○○、陳○○之選舉結果為準，每一注為新臺幣( 下同)1萬元，並由范志瑋抽頭500元，意即王○○若賭中，范志瑋需支付王○○9500元，若王○○未賭中，則王○○應支付范志瑋1萬元。之後王○○以Line向范志瑋下注5注，開票後，范志瑋因賭輸而支付王○○賭金47500元。 (二)范志瑋意圖營利，基於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及以電子通訊賭博財物之犯意，以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為工具，自112年9月初某日起，在不詳地點，提供前揭行動電話中之Line軟體作為賭博場所，聚集不特定人與自己對賭今彩 539，賭博方式為：以臺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今彩539開獎號碼為輸贏依據，下注2組、3組、4組號碼之賭注分別為75 元、65元、55元，對中2組、3組、4組號碼者，每注分別可得5300元、57000元、80萬元賭金，未簽中者，所簽注之賭金即歸范志瑋所有，迨至112年12月14日上午8時8分許，始為警查獲。二、證據：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范志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王○○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嘉義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行動電話中之Line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考。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被告以莊家自居，於對賭金額中計入自己預計收取之水錢，顯有營利意圖，且提供行動電話中之Line作為賭博場所，但因被告僅止於與證人王○○對賭，未有聚眾賭博之行為，是核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條之1第2 項、第1項之以電子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罪、同條第4項前段之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條之1第4項前段之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斷。 (二)就犯罪事實二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第1項之以電子通訊賭博財物罪、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自112年9月初某日起至同年 12月14日上午8時8分許止，反覆密接提供賭博場所並聚眾賭博，且係利用賭客之劣勢中獎機率從中博取利益，其顯具有營利之意圖，是被告以博奕方式之賭博行為，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僅成立一罪。又博奕係組頭於每次開獎前，供給賭博場所，聚集多數人同時或分次簽賭，而以抽取賭金之固定成數或賭徒對賭之方式為之，所有各個舉動，無非欲達最終博奕營利之目的，其主觀上係追求一個同一之營利目的，社會價值上亦僅賦予單一賭博之評價；則當次開獎前，組頭之各個舉動（含供給場所、聚眾賭博及對賭或抽頭），不過為其一個犯罪行為之接續，殊難強予分割為數行為，是被告於當次開獎前多次供人簽賭下注之接續行為，為當次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部分行為，應論以接續之一行為。另被告當次開獎前於接續行為中之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係基於一個賭博犯意之決定，達成其同一犯罪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故其以一行為觸犯賭博、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較重情節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三)上開2罪名，被告犯意各別，犯罪時間未密接(按：犯罪事實一部分，被告之犯罪天數只有1日)，賭博標的有別，應予分論併罰。 (四)關於犯罪事實一部分，被告係於司法警察調查被告涉嫌以立法委員選舉為標的進行賭博之嫌疑時，主動向未發覺被告曾為犯罪事實一犯行之司法警察坦承實情，有調查筆錄在卷可參(警卷第4至5頁)，是其對於未發覺之上揭犯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卷證審酌被告經營賭博之規模；於犯罪事實二經營賭博之期間；在警詢時自陳高中畢業、與家人合開早餐店、家境勉持；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犯罪事實一部分，被告既已在本應給付證人王○○5萬元之賭金中扣除2500元水錢，該筆2500元水錢應為被告之犯罪所得；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於警詢陳稱自己獲利5000元(警卷第6頁)，該5000元亦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是雖未扣案，仍皆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之000000 0000號行動電話1支(含SIM卡1枚)，為被告所有供犯罪事實一、二所用之物，又扣案之1萬元，為被告預備供犯罪事實二所用之賭資，除經被告於警詢時陳述詳實外(警卷第2頁) ，尚有上述行動電話中之Line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證(警卷第21頁)，故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之。上開多數沒收之宣告，應併執行之。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50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康敏郎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書記官張子涵附錄論罪科刑法律條文一、刑法第266條第1項、第2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二、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條之1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亦同。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意圖營利，以選舉、罷免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財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2024-10-18

CYDM-113-嘉簡-685-20241018-1

國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選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懋昌義務辯護人陳忠勝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選偵字第25號、第59號、第97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王懋昌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懋昌係中華兩岸活動交流總會現任理事長、高雄市民宿協會活動組長，亦為炤榮旅行社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陳麗卿，址設高雄市○○區○○街00號9樓之3）副總經理。另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 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傾向，均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兩岸關係更好」之泛藍陣營，且附表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資助、委託、指示，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於000年0月間以微信聯繫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後，張麗梅即委託、指示被告按中方安排之各行政區對口單位，即北京市東城區對口單位為高雄市岡山區、鼓山區及鹽埕區，由被告邀集上開對口單位一定比例之里長隨團參與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且指派大陸對臺統戰外圍單位「北京博納傳奇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王娜作為執行聯絡窗口後，被告再行邀集如附表所示之里長、里民等人參加，並將該名單提報，經前開單位審核確定符合大陸北京市臺辦方面之落地招待規定後，被告遂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日，以「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名義，偕同附表所示里長、里民等共74名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待該團團員抵達北京時，全程均為落地招待，即團員只需自行負擔機票費用約新臺幣（下同）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王娜及被告並委由不知情之賓士旅行社（登記負責人吳淑蓉，址設臺北市○○區○○路 00號4、12樓）總經理彭士洪協助訂購機票及代收機票費用，被告即可從機票費用中抽取每人約3,500元至4,500元不等之機票價差利潤，落地至大陸地區後，即由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接待並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食、宿、交通、旅遊、參訪等全部行程費用，惟需接受臺辦人員安排參訪社區基地及交流座談會等行程，渠等旋於112年9月20日上午在東城區東花市街道參訪後舉辦京台交流座談會，出席之花市棗苑社區黨委書記劉丹在座談會上先表達「蔡女士」沒有讓兩岸交流互惠等語；又於同日晚間在北京市東城區天壇福宴餐廳舉辦歡迎晚宴，大陸地區臺辦人員即北京市臺辦副主任李勁松、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東城區臺辦科長王愛東、北京市臺辦綜合處長劉清等人均共同出席晚宴，席間由被告向大陸地區臺辦人員介紹該團成員身分，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上臺致詞表達「兩岸一家親」、「希望兩岸同胞能夠互相學習、交流」等語，另北京市臺辦副主任李勁松並多次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並宣傳：「希望台灣選民自己好好選舉，將來能恢復兩岸交流，把關係變好」、「早點恢復交流」等語，並詢問具有投票權之團員就台灣「藍白合」議題之看法，而共同以此方式，以期該些參與旅遊之投票權人為泛藍陣營之政黨及其總統候選人之一定投票權行使，又該團行程共包括：住宿東直門智選假日酒店，參觀東花市街道、鳥巢、水立方、天壇、故宮博物院、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頤和園、恭王府等景點，期間所有交通、景點以及餐飲費用等，均由大陸地區政府支付費用招待，參加團員僅支付每人約為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之費用，餘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招待而交付不正利益。因認被告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等罪嫌。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係以被告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葛有力、張簡裕芳、彭士洪、林辛福、黃昭翔、洪進成、林德松、張鵑、梁源泰、莊惠民、王家樑、張慈惠、黃德財、鄭淑美、張玉琴、林秀英、陳情、張詠富、吳清炎、吳淑釧、許美惠、姚貴華、林素女、盧本善、傅婌惠、王美麗、陳麗卿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中國兩岸交流新聞報導暨翻拍頁面、國泰航空來回機票訂位紀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被告及本次團員入出境紀錄、本次參訪團團員臉書網蒐照片、參訪照片、天壇福宴餐廳歡迎晚宴照片、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活動手冊（內有團員名單、行程表等）、行程安排表及坊間其他旅遊團廣告，為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日，偕同附表編號2至74所示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旅遊及參訪，各該團員支付團費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期間曾參訪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而在北京天壇福宴餐廳舉辦歡迎晚宴時，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曾上臺致詞等情，然堅詞否認前開犯嫌，辯稱：本案純粹是民間交流，並沿用我10多年來的交流模式。所有的團於組團前，及組團後在通訊軟體群組內，或小港機場、北京機場，我都會嚴格要求團員完全不談政治、不談選舉，不做雙方政府的批評，尤其不准批評我們的總統，這部分只要問過我團員就很清楚。我也沒有接受大陸金錢上的支援，我們純粹是社區、文化及宗教交流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我們認為政治案件不應該變成法律事件，法律也不應該為政治服務。被告是中華兩岸活動交流總會理事長，同時也從事旅遊業，10多年來都是以本案模式辦理兩岸旅遊交流活動，參訪的團員政治立場也有藍、有綠，過程中被告更一再耳提面命在大陸不要談政治。10多年來都是合法的行為，碰到選舉時通通變成不合法，我們認為這並不合理。被告沒有受到大陸方面的資助，也不曾跟團員說要支持特定的候選人，更未賄賂團員為特定投票權的行使。本案檢察官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有交付賄賂及約定為一定投票行為行使的客觀行為，也未能證明被告有賄選的主觀犯意。至於大陸方接待的來賓致詞時要講什麼，被告沒有辦法管，這與被告無關，況且多名團員均證稱晚宴期間只有閒話家常，並未提到選舉事宜。另外反滲透法所謂「境外敵對勢力」及「滲透來源」，構成要件並不明確，容有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被告開庭時有攜帶107年金門酒廠的通水紀念酒過來，這上面寫著兩岸一家親、共飲一江水等字，如果連我們的政府單位或酒廠都有這樣寫，檢察官以說兩岸一家親、支持兩岸交流就是支持泛藍陣營、就是對有投票權人行賄，我們覺得甚有疑義，更是變相剝奪人民言論自由。最後我們提出被告同年度更靠近大選期間承辦其他大陸旅遊參訪團，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書，該處分書並經高檢署維持，被告相同帶團參訪行為業經認定並未違反選罷法及反滲透法等罪嫌，本案請考量上情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六、基礎事實　　被告為中華兩岸活動交流總會現任理事長、高雄市民宿協會活動組長，案發時並為炤榮旅行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000 年0月間，先與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達成舉辦里長交流活動之共識，邀集附表所示里長，由各里長另行邀集親友、里民後，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日，偕同附表所示共74名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抵達大陸地區後，行程包含參觀鳥巢、水立方、天壇、故宮博物院、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頤和園、恭王府等景點，及參加大陸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112年9月20日晚間在北京天壇福宴餐廳之歡迎晚宴，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李勁松、張麗梅等人均有出席並上臺致詞。團員本次支出團費每人各約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不等，被告委由賓士旅行社協助訂購機票及代收機票費用，並從機票中賺取價差利潤等情，業據被告於調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並據證人葛有力、張簡裕芳、彭士洪、林辛福、黃昭翔、洪進成、林德松、張鵑、梁源泰、莊惠民、王家樑、張慈惠、黃德財、鄭淑美、張玉琴、林秀英、陳情、張詠富、吳清炎、吳淑釧、許美惠、姚貴華、林素女、盧本善、傅婌惠、王美麗、陳麗卿、何睿杰、王怡心於調詢及偵查中證述綦詳，復有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活動手冊、指認照片、FB網蒐本案出團照片、本案參訪團歡迎晚宴餐敘照片、東花市街道參訪交流照片暨網路新聞、北京東城參訪網路新聞、本案參訪團團員基本資料、付款明細、電子票據、機票訂購收據、雄獅旅行社開立之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班機行程名單、被告及本案參訪團員入出境紀錄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七、然本案團員並未認知赴大陸地區旅遊參訪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有關，亦未認知此旅遊參訪機會為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從而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等情，均據其等證述如下：　㈠證人葛有力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認知就是旅行團。餐敘過程中沒有討論任何議題，主要就是歡迎我們去參訪社區，當時才9月份，還不確定何人參選，再加上我長期都是比較支持綠營，所以不會去跟大陸人士討論政治。餐敘上也沒有任何人討論政治，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們與大陸人士的接觸只有在歡迎晚宴上有碰面而已，其他行程我們都是自己走自己的，除了地陪外，沒有任何大陸人士參與。我覺得本次團費沒有比較便宜，我認為費用都與市場行情相當，因為現在市面上也都有1萬、2萬出頭的北京行程。被告也沒有跟我說落地招待的事。被告講過很多次，不論是出團前或行程中，都不要談論政治，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就我的認知，當時還沒有開始選舉，也沒有選舉氛圍。我們與大陸地區人員交流並不是為了落地招待的補助，會去參訪純粹就是基於兩岸的長照及社區發展去交流，並不是要去接受他們任何的統戰議題或政治問題等語（選他二卷第239頁至第255頁、第277頁至第283 頁）。　㈡證人林德松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在行程前曾向我們強調我們就是去玩的，不要講到政治的話題。餐會上沒有提到藍白合，那時候應該也還沒發展這個議題，也沒有提及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與我提到臺灣選舉事宜。團費我是刷卡到被告提供的旅行社帳戶，我支付了我與同行女友的團費及機票各1萬9,500元，共3萬9,000 元。我不會覺得團費低廉，因為沒有吃很好，之前6、7年還更便宜，才1萬5,000元。我聽過去大陸的團費也差不多是這樣。被告有跟我說類似社區交流，沒有詳細說要做什麼交流，就是看一下他們長照服務、老人院。其實是我們自己貪玩，因為6、7年沒有出去玩了。被告沒有跟我們說有落地招待，他只有跟我們說團費多少，而且我們有出錢，為何說是落地招待，我並不知道對方有招待我們。我從6、7年前要去中國，就會說不要提到政治問題，而且團員裡藍、綠都有，怕會有爭執。在本次整個旅遊過程，絕對沒有人明示或暗示我們本次選舉，要支持或不支持哪個候選人、政黨。我整趟旅遊都沒有接受到任何有關選舉的事等語（選他二卷第161頁至第170頁、第187頁至第192頁）。　㈢證人黃昭翔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記得大陸臺辦餐敘聊天大多是詢問我們基層里長工作內容、以前對大陸的觀感及目前對大陸的印象，李勁松也有請我們團員陸續發言分享心得並一一敬酒，最多只有聽到李勁松、張麗梅說希望可以多交流、兩岸一家親等言論，但沒有提及臺灣的選舉、藍白合或政黨輪替等議題，也沒有感受到大陸方面有營造支持特定陣營、候選人的氣氛。我沒有私下跟大陸臺辦或官員聊天。在整個交流的過程中我沒有感受到大陸方面企圖影響選舉，我不覺得大陸官方希望我們回臺後可以改變特定的選舉支持傾向。被告有叮囑我們不要討論政治，說是純粹的交流，大陸方不會特別提政治，我們也不要提。被告沒有跟我講落地招待的事等語（選他二卷第87頁至第104頁、第119頁至第126 頁）。　㈣證人洪進成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對歡迎晚宴的場景完全沒有印象，合照也沒有入鏡，我確定自己沒有參加晚宴，當時我應該在酒店休息。我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大多時間腸胃不適，沒有與大陸人員私下聊天接觸，也沒有談論臺灣選舉相關議題。被告不曾跟我提過因為里長參訪可享落地招待一事，實際上參訪團成員也不限里長身分才可參加。我的出發點純粹是要出去玩。我沒有覺得本次團費不合理等語（選他二卷第129頁至第138頁、第153頁至第158頁）。　㈤證人林辛福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歡迎晚宴上沒有提及藍白合、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他們只有說希望日後兩岸關係更密切，交流更頻繁。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找我聊臺灣選舉議題。我不覺得團費便宜，甚至還覺得1萬9,000元有點偏貴。被告沒有跟我說里長同團才有落地招待，他有嚴格要求團員不要談到政治，在遊覽車上就有向團員強調不可以談論政治，不管是批評國內政治或是談論大陸政治都不可以等語（選他二卷第 55頁至第70頁、第79頁至第83頁）。　㈥證人張簡裕芳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不確定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聊天過程中，有無提到臺灣選舉相關議題，但我本人並沒有聽到或參與此類討論，我也幾乎不會和大陸臺辦人員聊天。我沒有聽到大陸人員提及選舉議題，也沒有印象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提過落地招待，我沒有覺得本團費用有比一般旅行團便宜等語（選他二卷第195頁至第208頁、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25頁至第227頁、第403頁至第410頁）。　㈦證人梁源泰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及立委候選人邱議瑩聯合總部的後援會副會長。歡迎晚宴上，我印象中都沒有提到有關臺灣選舉的內容，沒有提到有關兩岸水果、兩岸一家親、九二共識、藍白合、反對郭台銘、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的內容。在北京參訪旅遊中沒有大陸臺辦表示關心臺灣選舉話題或任何關於希望政黨輪替的指示，我從北京參訪旅遊回來後，沒有參與或動員選民支持非綠陣營特定候選人的行為，但我有參與及動員社區志工參加賴清德及邱議瑩的造勢活動及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本案我只知道要出去玩而已。被告或陸方人士都沒有向團員暗示要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等語（選他一卷第147頁至第157頁、第171頁至第174頁）。　㈧證人莊惠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單純想帶家人去北京旅遊，並且看一下北京的發展，而且以我們繳交2萬元的團費，吃、住都不是五星級，本來差不多就是2萬元團費的價格等級。歡迎晚宴中，真的沒有大陸臺辦或官員談論選舉議題，更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說有落地招待，也沒有暗示我們必須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等語（選他一卷第177頁至第185頁、第191頁至第194頁）。　㈨證人王家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是張簡裕芳邀我的，問我要不要去北京，我們之前住同一社區所以認識。張簡裕芳跟我說1萬9,500元就是旅遊團費，包含食宿交通。歡迎晚宴上都沒有談到臺灣選舉相關話題。整趟旅遊我只有跟接待我們的男性導遊說過幾次話，但都沒有提到臺灣選舉的話題，都是我向他詢問關於後續的行程居多。我參加類似場合都是以觀光為目的，後來我還參加11月11日至11月17日的湖北團，團費也是1萬9,500元。我不會覺得團費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等語（選他一卷第197頁至第209頁、第239頁至第243頁）。　㈩證人張慈惠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約100年間加入民進黨，成為民進黨黨員迄今。我於112年12月10日有受高雄市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梁源泰邀請，赴高雄市旗山體育館參加總統選候人賴清德的選舉造勢活動；另我於112年1 2月16日有看到立委候選人邱議瑩的宣傳車，主動赴高雄市大樹區九大路的空地參加立委候選人邱議瑩的選舉造勢活動。本案至北京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跟我聊到臺灣選舉相關議題。印象中大陸人士致詞大概只有2、3分鐘，時間很短，他們講什麼我也沒在聽。沒有人提到任何政治或選舉議題，我對於政治言論相當敏感，如果有提到我一定會記得。沒有人叫我們回臺灣宣傳大陸或支持特定候選人等語（選他一卷第247頁至第252頁、第 279頁至第283頁）。　證人黃德財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跟太太鄭淑美是受鄭世琦（我太太的大哥）邀請參加本次旅遊，鄭世琦應該是受葛有力邀請。我沒有聽到歡迎晚宴有大陸臺辦或官員談論臺灣選舉議題，都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也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與我聊臺灣選舉相關議題。我就是去旅遊的。沒有人跟我提到落地招待的事，也沒有人跟我講團費會比較便宜。我報名前還有自己上網查詢價格，覺得價格合理就報名，並未覺得特別便宜等語（選他一卷第287頁至第294頁、第301頁至第303頁）。　證人鄭淑美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印象中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沒有大陸人士來找我私下聊天。葛有力有向我表示這次北京旅遊是以參訪團名義去玩，要參加大陸方舉辦的1、2場社區觀摩及座談會，所以價格比較便宜，但葛有力沒有提到落地招待。其實當初決定參加時我們沒有想那麼多，葛有力之前也會約我們參加便宜的旅遊行程等語（選他一卷第305頁至第312頁、第331頁至第333 頁）。　證人許美惠於調詢時證稱：是被告邀約我的，被告向我表示橋頭地檢署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的成員劉玉華也有參加，問我有無意願加入，我因為團費便宜，就答應參加。但被告有提醒我們，該團成員政治立場有藍有綠，到大陸不要談政治。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說可享落地招待。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39頁至第46頁）。　證人王美麗於調詢時證稱：是我早餐店清潔工劉姓女同事邀我參加本次旅遊，她沒有跟我說收費低廉或落地招待。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195頁至第201頁）。　證人姚貴華於調詢時證稱：我是以我太太劉玉華在橋頭地檢署擔任志工團眷屬的名義，參加本次北京旅遊的交流團，該志工團的志工參加本次旅遊的人數約10多人。我們參加的目的就是去玩。我跟被告、里長或社區幹部都不認識，這次參訪是我太太幫我報名，說以橋頭地檢署志工團眷屬身分參加，團費比較便宜。我們的桌次是安排在餐廳的最後面，且沒有大陸人員同桌，我不清楚坐主桌的大陸官員在餐敘聊天過程中，有無關心臺灣選舉及談論相關議題。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並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55頁至第62頁）。　證人傅婌惠於調詢時證稱：我榮民服務處的志工同事潘淑娟給我一張旅行社的北京旅遊行程，上面有寫旅遊期間、行程、團費約1萬9,000餘元等，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大陸玩，我就和我姊姊傅凰珠一起參加本案旅遊。過程中沒有大陸人跟我同桌，我也不清楚天壇福宴晚宴有無大陸人參與交流，沒有大陸人來我們這桌致詞或敬酒，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大陸人參與，我坐離主桌很遠。我沒有聽到有關兩岸關係或臺灣選情相關話題。旅遊期間我都沒有跟任何大陸人接觸，也沒有聽到有人談論臺灣政治議題，我們就只是去旅遊而已。潘淑娟沒有強調收費低廉，也沒有說是以參訪名義出遊，我也不知道有所謂落地招待。我認為我付的團費1萬9,000餘元就是包含該次的所有開銷。我去韓國玩5天的團費也大概才1萬9,00 0元，所以我認為我繳的是正常價格的團費，不覺得收費有比較低廉。我根本不知道本次北京旅遊是所謂大陸參訪團等語（選偵一卷第111頁至第119頁）。　證人張詠富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胞妹張玉琴向我表示，她的黃姓友人邀約她一起去北京旅遊7日，費用不到2萬元，問我要不要一起跟團出去玩，因為我沒有去過北京，就同意參加。我和我太太林秀英、張玉琴及張玉琴配偶林辛福一起報名參加。歡迎晚宴上致詞我都沒有在聽，也沒有發言。我是自己花錢出去玩，晚宴就吃我的晚飯，沒有在聽他們講什麼。張玉琴沒有跟我說里長同行或落地招待，她是說可能是因為旅遊淡季，所以團費會比較便宜。我不覺得人家有招待我，我就是花我自己的錢去。全程沒有聽到討論選舉議題，我們單純去玩等語（選他一卷第435頁至第446頁、第473頁至第477頁）。　證人林秀英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經由張玉琴邀約參加，她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行程表給我，我與先生張詠富一起參團。我不太記得歡迎晚宴上臺辦官員說過什麼，我目的是為了去旅遊，也都是跟先生、小姑張玉琴聊天，不會注意臺辦官員說了什麼。我覺得本次團費跟促銷旅遊團價格相當，並沒有低於市場行情。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參加本次旅行團，我覺得對於我投票給誰並沒有影響作用，我覺得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跟我沒什麼關係。我11月時也有參加被告舉辦的湖北旅遊行程，金額好像2萬左右。我今年去上海也是1萬多元，我看土耳其的團也是3萬多元而已，所以我覺的本案團費是一般行情，我們參加的不是什麼高檔團，飯店也住的很一般等語（選他一卷第371頁至第381頁、第393頁至第395頁）。　證人林素女於調詢時證稱：我知道有大陸人在歡迎晚宴上臺發言，但我在專心用餐，不知道他們發言的內容。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在參訪過程未曾與大陸人交談過。我是受友人鍾宗鵬邀約參加此次交流團，我之前就一直想去北京旅遊，經鍾宗鵬邀請後就跟我先生曹俊容一起報名參加。邀約過程沒有強調收費低廉或可享落地招待等語（選偵一卷第75頁至第80頁）。　證人吳清炎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在出團之前就有傳訊息提醒大家，本次旅遊就是單純觀光，不要談論選舉及兩岸議題。餐敘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有查到差不多的行程，價格也差不多，而且這次的食宿也沒有很好，所以我認為是符合一般大陸旅遊行情，另外我們坐纜車、坐船、進頤和園內搭船都是我們自費。被告從來沒有向我說有落地招待優惠措施等語（選他一卷第481頁至第492頁、第 525頁至第532頁）。　證人吳淑釧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就我認知，我們只是一般旅遊團隊。歡迎晚宴我只記得當時臺上發言大都是談論炎黃子孫，傳承中華文化，兩岸一家親等等，當時9月份離選舉還很遠，並沒有提到政治或選舉的議題。沒有大陸人士私下來找我聊天。被告沒有向我說有落地招待優惠措施。當時也沒有特別想團費是否太低廉，想說因為9月多是開學，是旅遊淡季等語（選他一卷第505頁至第513頁、第525頁至第532 頁）。　證人張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是我國中同學，向我表示要帶里長到大陸交流，剛好有名額，問我有沒有意願參加，因為我沒去過北京，就答應他。他跟我說1萬9,500元團費包含機票、住宿、交通及三餐費用，並未提及有所謂落地招待。歡迎晚宴上張麗梅有上臺，致詞內容大概是歡迎我們來訪，表達兩岸一家親，希望兩岸同胞能夠互相學習、交流。我沒有聽到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時有關心臺灣選舉或談論選舉相關議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在行程中沒有跟任何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接觸。我認為團費1萬9,500元並沒有很便宜，因為我疫情前常參加大陸旅遊，之前的旅遊團費都很便宜，現在疫情開放後的團費，相較疫情之前貴了很多，但因為我沒有去過北京，所以想說去走走看看等語（選他一卷第115頁至第124頁、第141頁至第144頁）。　證人陳情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是張簡裕芳邀請我及我先生王家樑參加。我沒有聽到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中談論臺灣選舉相關議題，而且我當天的桌次在最後面，聽不太到致詞內容。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被告在出團前就有叮嚀我們，本次出團是單純旅遊，不談政治。我從北京參訪返國後，並沒有參與支持特定候選人的行為等語（選他一卷第399頁至第410頁、第429頁至第432 頁）。　證人盧本善於調詢時證稱：我認識被告，他是我中正理工學院的學弟。當時是被告邀請，說有一個里長的北京參訪團，詢問我是否有意願參加，由於我老家在北京，疫情期間都不曾回去，所以想說回去看看。晚宴期間我都是與臺灣團員一桌，因為被告耳提面命不要聊政治議題，所以都沒有聊到相關話題，而大陸臺辦官員來敬酒的時候都是說一些歡迎詞，並沒有聊選舉或政治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91頁至第99頁）。　證人張玉琴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先生林辛福幫我報名參加，因為疫情的緣故，我已經很久沒有出國旅遊，所以才會答應參加去北京的參訪團。歡迎晚宴我記得有聽到歡迎到大陸交流、兩岸一家親這些話，但沒有提到臺灣選舉。座談交流時，我只知道有臺辦的人員，但我不知道是誰，因為我是去玩的，沒有注意聽到他們在講什麼。完全沒有大陸官員提到要下架民進黨，大陸官員也沒有要求我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我就是純粹去旅行，不會覺得團費低於市價，我有看過廣告，大約也是這樣的價錢。我的認知這不是落地招待，我們都有自己付錢等語（選他一卷第335頁至第343頁、第365 頁至第367頁）。　　　　　　八、觀諸前開證人證述，絕大多數團員未感本案團費明顯低廉，反證稱費用尚屬合理，與自己在網路上搜尋之其他行程或自身過往旅遊經驗相當；甚或證稱感覺團費偏貴，因吃、住品質未盡理想；而證稱團費確實有較便宜者，歸因亦屬多端，如認出團期間係開學季、旅遊淡季或自認係以地檢署志工團眷屬報名而獲優待，然縱觀各該證述內容均一致稱未曾聽聞或知悉落地招待一事。由上開證述首先可知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實涉及旅客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本無從以部分甚或極少數團員之個人意見，遽認被告本案提供顯低於市價之不正利益。而檢察官雖提出坊間其他旅行團廣告資料，然所載旅遊日數、地點及行程規劃，與本案均不盡相同，自難執此逕認本案團費有顯低於市價之情。其次，被告未向團員提及本案有落地招待，更三令五申本次純粹為旅遊交流行程，不涉政治，不得談論選舉議題，團員亦基此認定本次出團純為旅遊參訪行程，自己繳付之團費已包含機票、當地食、宿，至各該景點更自付交通票券費用，並未認知其間牽涉陸方資金之補助；且僅將晚宴致詞之臺辦人士發言理解為客套辭令，並未特別留意、在乎致詞內容，本案團員不分政治立場均證稱未於旅遊或參訪過程聽聞大陸人士提及臺灣選舉議題，證人梁源泰、張慈惠更均證稱：於返國後依本有之政治傾向，前往參與民進黨總統及立委候選人之造勢活動等語，實可佐憑本案有投票權之上開證人，主觀上欠缺對於赴大陸旅遊落地後相關費用負擔利益之名目及支付者之認識。其等於受赴大陸參訪之通知或要約時，亦未認知此次旅遊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且未認知此「旅遊機會提供」為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需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從而亦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再者，本案附表所示團員，除少部分由被告親自邀請外，多透過親友告知而呼朋引伴參加，不識被告者所在多有，多名團員偵查中經告知本案性質可能是里長參訪團或落地招待，表達驚訝、錯愕之意，亦足證本案旅遊欠缺與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九、被告於組團前、參訪中及返臺後，均未有向各該團員表達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或企圖影響投票意向之舉，反經多名不同政治立場之團員證稱被告叮囑全程不談政治等語。且被告另於112年10月12日至同年月00日間，招攬張簡裕芳、劉晉祥、陳文旗、周黃俊宇、侯景耀、丁艷芬、熊賢、蔡清美、樊春才及郭蔚蘭等34人，以本案相同模式前往北京市通州區旅遊參訪，參訪團成員每人支付約2萬元。該次行為經檢察官以證人即團員熊賢、樊春才、郭蔚蘭、蔡清美、丁艷芬、侯景耀、陳文旗、周黃俊宇於調詢中，及證人張簡裕芳於偵查中均稱：旅遊期間並無提及選舉投票或支持特定政黨、下架特定政黨、支持藍白合之言論等語，而證人熊賢、樊春才、蔡清美一致指證被告有交待團員途中不要講到政治話題等情，而認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與大陸地區臺辦人員共同宣傳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或以招待旅遊之不正利益對有投票權人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或接受陸方資助從事我國選舉活動等情事，其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節，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選偵字第83 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觀諸被告112年10月12日至同年月17日之出團行為，其行為模式、情節均與本案相類，且行為時間較諸本案更晚，更接近大選白熱化期間，然該案證人亦均證稱：於旅遊期間並未提及任何關涉選舉之政治議題，被告亦提醒團員不要提及政治話題等語，與本案證人證述之情節相合，當可佐憑被告本案所辯並非子虛，是依卷附既存事證亦難認被告有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或主觀犯意，自無從以前開罪嫌相繩於被告。十、綜上，本案檢察官對於所指被告涉犯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等罪嫌，舉證容有未足，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媛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吳佳頴法官徐莉喬法官林于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鄧思辰　　　附表：編號姓名備註 1 王懋昌中華兩岸活動交流協會理事長 2 葛有力鹽埕區育仁里里長 (鹽埕區里長聯誼會主席) 3 林德松鹽埕區河濱里里長 4 黃昭翔鹽埕區新樂里里長 5 洪進成鼓山區惠安里里長 6 林辛福三民區本安里里長 7 張簡裕芳鳳山區鎮東里里長 8 梁源泰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9 莊惠民六合夜市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10 王家樑鳳山區鎮東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1 張慈惠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2 鄭世琦鹽埕區志工 13 陳秀妹鹽埕區志工 14 黃德財鹽埕區志工 15 鄭淑美鹽埕區志工 16 鍾亞夫鹽埕區志工 17 萬騰鹽埕區志工 18 朱淑惠鼓山區志工 19 團氏芳枝鼓山區志工 20 陳氏金草鼓山區志工 21 翁少白鼓山區志工 22 王淑鏗鼓山區志工 23 許美惠岡山區志工 24 林美薇岡山區志工 25 劉美玉岡山區志工 26 王美麗岡山區志工 27 劉玉華岡山區志工 28 姚貴華岡山區志工 29 邱坤炎岡山區志工 30 李建國岡山區志工 31 張曉偉岡山區志工 32 甯光宗岡山區志工 33 林素華苓雅區志工 34 傅凰珠苓雅區志工 35 傅婌惠苓雅區志工 36 邱鳳淇苓雅區志工 37 黃瑞興苓雅區志工 38 于欽智苓雅區志工 39 王偉勳苓雅區志工 40 張詠富三民區志工 41 林秀英三民區志工 42 鐘宗鵬三民區志工 43 熊淑敏三民區志工 44 曹俊容三民區志工 45 林素女三民區志工 46 吳清炎三民區志工 47 吳淑釧三民區志工 48 張鵑三民區志工 49 陳情鳳山區志工 50 吳志明鳳山區志工 51 張蕙清鳳山區志工 52 張蕙英鳳山區志工 53 盧本善鳳山區志工 54 朱寀慈鳳山區志工 55 蔡鳳珠鳳山區志工 56 潘神安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7 蔡月桂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8 陳美霞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9 陳承登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0 蔡石能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1 蔡吳玉英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2 翁武志新興區志工 63 翁慧慧新興區志工 64 李宛芝新興區志工 65 黃垓翰新興區志工 66 莊子樂新興區志工 67 蘇媖媖鹽埕區里民 68 梅玉娥鹽埕區里民 69 潘淑娟苓雅區里民 70 張玉琴三民區里民 71 郭采寧苓雅區里民 72 莊翁麗花新興區里民 73 劉英華岡山區顧問 74 許明義鼓山區鄰長〈卷證索引〉 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61號卷（卷一）選他一卷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61號卷（卷二）選他二卷 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61號卷（卷三）選他三卷 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25號卷選偵一卷 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9號卷選偵二卷 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97號卷選偵三卷 7 本院113年度國選訴字第1號卷國選訴卷

2024-10-18

KSDM-113-國選訴-1-20241018-1

自更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自更一字第1號自訴人康世儒自訴代理人湛址傑律師被告方進興選任辯護人姚智瀚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以112年度自字第1號判決自訴不受理後，自訴人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選上訴字第5號判決撤銷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方進興無罪。　　理　由壹、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方進興與自訴人康世儒同為苗栗縣竹南鎮第19屆鎮長候選人，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17日以臉書公開貼文方式，散布內容不實之圖文，宣稱自訴人任職竹南鎮第14、15屆鎮長時政見跳票，全文為：「康先生你整天，就只會抹黑造謠嗎？～除了騙還是騙～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十年前的承諾，康先生忘了嗎？還是以為鄉親們都淡忘了...選前說得好，選後做不到！16年前做不到，選舉時再亂開選舉支票！1號方進興進興盡力，真心為竹南鄉親努力在做事，不怕對手抹黑造謠，鄉親要睜大眼睛，用智慧的頭腦去選擇，不要被整天胡言亂語，一直做不到沒能力的騙去！#竹南正在進步#竹南值得驕傲#竹南鎮長候選人1號方進興懇請支持。」圖文內容依序為：「選前說的好，選後做不到！」、「康世儒的芭樂政見」、「16年前做不到！1、第三公墓配合遷葬者進入納骨塔後免收管理費。2、第二、三、四公墓皆得免費入納骨塔，遷入者得全數退費。康世儒承諾公墓遷葬後退還管理費。在兩屆任期內，都沒兌現選前政見！再開競選支票！第二座納骨塔超收費用保證當選後退費，康先生還要繼續欺騙善良的鄉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十年前的承諾，康先生忘了嗎？還是以為鄉親們都淡忘了...」、「康先生每逢選舉就信口雌黃，以致誠信已蕩然無存～」、「看清楚康世儒的競選語言，讓我們把全文（最小）的字放大看清楚，先濫開空頭支票，然後做不到的再推給上級嗎？」。承上，被告用以輔佐上開文字之圖片為一紙惡意塗銷、變造之交議案件通知單（發文字號：苗竹鎮代表會第0000 000000號），發文者為「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公文類型為「交議案件通知單」、受文者為「苗栗縣竹南鎮公所」、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5年12月12日」，主旨：「為回饋鄉親請核准原埋葬於本鎮第二、三、四公墓者皆得免費進入本鎮納骨堂，遷入者得全數退費。」說明：「請公所修訂本鎮普覺堂收費標準以回饋鎮民」，議決：「請公所研議辦理」，正本收文者為「苗栗縣竹南鎮公所」。詎被告惡意將上開公文塗改，首先將發文者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之「鎮民代表會」、受文者：苗栗縣竹南鎮公所之「受文者：」塗銷，使公文全文僅留下「苗栗縣竹南鎮公所」及「正本：苗栗縣竹南鎮公所」，企圖誤導一般民眾誤認該公文之發文單位為竹南鎮公所。復以，被告更將發文日期以紅線明顯標記，該日期時任苗栗縣竹南鎮長即為自訴人，藉此惡意誤導竹南鎮選民，使選民誤認該紙公文係自訴人任職期間帶領之竹南鎮公所發函、許諾之公文。更甚者，被告更將議決內容「請公所研議辦理」以粗紅線醒目標記，並自行加註：「選前說的好，選後做不到！」、「康世儒的芭樂政見」等文字，其惡意塗銷公文、加註文字之行為，足以使選民產生信賴，誤認自訴人於任職期間曾批示過該公文而未兌現承諾，嚴重貶損自訴人之公共信用、名譽，尤其在111年11月17日選前一週於網路上公開發表該不實消息，使自訴人難以在短時間內澄清。被告利用一般民眾不諳公文格式，進而以塗銷、掩蓋、渲染等粗暴手法變造公文，使選民對正確事實誤解甚深，亦對自訴人之選情負面影響甚鉅，種種犯行令人髮指。綜上所述，被告明知自訴人於任職鎮長期間並未提及「補助、退還遷葬費」之政見，竟仍基於加重誹謗犯意，變造竹南鎮民代表會交議通知單，並惡意附上圖文掩蓋事實、指摘自訴人以公文批示遷葬費退費及補助而最後未實現該政見，復以網際網路公開該不實圖文，藉以誤導選民及網路上之不特定第三人，截至111年12月21日為止，共有474人點讚，信賴該篇不實貼文，甚至有59次分享，被告利用網路傳播迅速之特性，多次、反覆侵害自訴人之名譽及信用，造成自訴人選情嚴重受挫，最後以4千多票之差敗北，被告之犯行明顯阻礙自訴人第19屆竹南鎮長競選等語。依刑事自訴理由㈠狀記載：被告惡意以不實圖文指摘自訴人政見跳票，並散布於網際網路，使自訴人於111年度竹南鎮長選舉有不當選之危險，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人不當選罪嫌、刑法第146條妨害投票正確罪嫌、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嫌（見本院112年度自字第1號卷〈下稱本院自卷〉一第9頁）、第2 11條變造公文書罪嫌（見本院自卷一第24頁）。另依刑事自訴理由㈢狀補充記載：被告進而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人不當選罪嫌、第98條妨害他人選舉罪嫌、第107條妨害選舉罷免進行罪嫌，及刑法第142條妨害投票自由罪嫌、第146條妨害投票正確罪嫌（見本院自卷一第173、175頁）等語。貳、自訴人得提起本件自訴：一、自訴人自訴被告所犯之罪名如何，固應以自訴狀所指之犯罪事實為斷，但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性之範圍即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全部犯罪事實，仍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受自訴人所主張罪名之拘束（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19號判決意旨）。而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3項所定：「犯罪事實之一部提起自訴者，他部雖不得自訴亦以得提起自訴論。但不得提起自訴部分係較重之罪……者，不在此限。」係就單一性案件，一部得自訴他部不得自訴，應如何決定全部得否自訴之程序事項，所為之規範。即自訴案件，依自訴狀記載之犯罪事實，從形式上觀察，假定各部分事實俱成立犯罪且具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不可分關係，如其中不得自訴之罪之法定刑重於得自訴之罪，則全部不得自訴，反之，如得自訴之罪重於不得自訴之罪，則全部得自訴；而得自訴之罪與不得自訴之罪，應先依刑法第35條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比較其輕重，再適用上開規定，以決定案件得否自訴。又依程序事項優先原則及不合法之起訴僅生形式訴訟關係之法理，如認該單一性案件不得提起自訴，自應就全部予以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如認得自訴，則應就自訴效力所及之各部分事實為實體上之判決。二、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之被害人，係指因犯罪而直接被害者而言。申言之，係指從所訴事實形式上觀察如果屬實，在實體法上足認其為直接遭受損害之人而言（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6 56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法院對於自訴之案件所指摘之罪名能否成立，於實質審究前，僅能依自訴人所提起自訴事實為形式觀察自訴人是否為犯罪直接遭受損害之人，據以認定自訴人提起自訴之程序是否合法。再按刑法第211條之偽造公文書罪，並非單純保護國家法益之罪。其所保護者，不僅為公文書之正確性及公信力，亦兼有保護個人法益之作用。是以偽造公文書罪，若個人之權益因而直接受侵害者，該被侵害之個人仍非不得提起自訴。第一審法院自應就其所自訴之事實為形式上之觀察，設若其所自訴之犯罪事實存在，而其個人權益確因上述犯罪而直接受害者，即難認其無提起自訴之資格（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156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變造公文書罪，並非單純保護國家法益之罪。其所保護者，不僅為公文書之正確性及公信力，亦兼有保護個人法益之作用。是自訴人就行使變造公文書罪提起自訴，若就其所自訴之事實為形式上之觀察，其個人之法益因而直接受侵害，仍非不得提起自訴。查從自訴人自訴事實形式上觀察，果若自訴人主張被告變造竹南鎮民代表會交議通知單之公文書，並張貼公開於臉書上而指摘自訴人以公文批示遷葬費退費及補助最後未實現該政見，以誤導選民及網路上之不特定第三人等語若可採信，則自訴人之名譽將遭被告行使變造公文書之行為受有貶損，難謂自訴人之權益未因此受有損害，而非直接被害人。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為刑法第55條所明定，此即學理上所稱之想像競合犯。於牽連犯未廢除前，想像競合犯之傳統定義須其一行為與所犯數罪名完全合致；惟刑法修正廢除牽連犯後，為避免過度評價，自有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之必要。亦即，行為人所犯數罪名間，僅須有一部行為重疊或合致，即足當之。依自訴人上開自訴之事實，關於被告所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人不當選罪嫌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嫌、同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變造公文書罪嫌，倘俱成罪，即係以一行使變造公文書之行為觸犯上開3罪，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經比較其輕重後，應依情節較重之刑法216條、第211條行使變造公文書罪論處，本院不受自訴人主張上開罪名係數罪關係之拘束。是以，自訴人自訴被告涉犯裁判上一罪之重罪即刑法21 6條、第211條行使變造公文書罪嫌，其為直接受害者，自得自訴，則關於自訴人自訴被告涉犯裁判上一罪之輕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人不當選罪嫌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嫌（自訴人本即為直接受害者）部分，亦得一併提起自訴。參、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肆、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伍、自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111年11月17日臉書公開貼文（下稱本案臉書貼文）、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 95年12月12日苗竹鎮代會字第0000000000號交議案件通知單（下稱12月12日交議單）為論據。訊據被告坦承有張貼本案臉書貼文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行使變造公文書、意圖使人不當選及加重誹謗等之犯意，辯稱：本案臉書貼文的「選前說的好，選後做不到！」等語正好把12月12日交議單的受文者擋到，未變更內容，且本案臉書貼文的目的是讓選民知道各候選人間政見的可行性，未影響自訴人名譽等語（見本院113年度自更一字第1號卷第56至60、129至130、134至136 頁）。經查：一、自訴人及被告均為苗栗縣竹南鎮第19屆鎮長選舉候選人，被告以22,889票經公告為當選人乙節，有臺灣省苗栗縣竹南鎮第19屆鎮長選舉選舉公報、苗栗縣選舉委員會111年12月2日以苗縣選一字第1113150205號公告在卷可稽（見本院自卷一第441頁；本院民事庭111年度選字第18號卷第57頁）。又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某時許，在臉書即Facebook社群網站以閱讀權限設為公開（即地球圖示）之方式，張貼本案臉書貼文，全文為：「康先生你整天，就只會抹黑造謠嗎？～除了騙還是騙～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十年前的承諾，康先生忘了嗎？還是以為鄉親們都淡忘了...選前說得好，選後做不到！1 6年前做不到，選舉時再亂開選舉支票！1號方進興進興盡力，真心為竹南鄉親努力在做事，不怕對手抹黑造謠，鄉親要睜大眼睛，用智慧的頭腦去選擇，不要被整天胡言亂語，一直做不到沒能力的騙去！#竹南正在進步#竹南值得驕傲#竹南鎮長候選人1號方進興懇請支持。」圖文內容依序為：「選前說的好，選後做不到！」、「康世儒的芭樂政見」、「 16年前做不到！1、第三公墓配合遷葬者進入納骨塔後免收管理費。2、第二、三、四公墓皆得免費入納骨塔，遷入者得全數退費。康世儒承諾公墓遷葬後退還管理費。在兩屆任期內，都沒兌現選前政見！再開競選支票！第二座納骨塔超收費用保證當選後退費，康先生還要繼續欺騙善良的鄉親..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十年前的承諾，康先生忘了嗎？還是以為鄉親們都淡忘了...」、「康先生每逢選舉就信口雌黃，以致誠信已蕩然無存～」、「看清楚康世儒的競選語言，讓我們把全文（最小）的字放大看清楚，先濫開空頭支票，然後做不到的再推給上級嗎？」等語，並刊登12月12日交議單主旨「爲回饋鄉親請准原埋葬於本鎮第二、三、四公墓者，皆得免費遷入本鎮納骨堂，遷入者得全數退費」等文字，有本案臉書貼文在卷可稽（見本院自卷一第33至39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二、對照本案臉書貼文中被告刊登之12月12日交議單及該交議單全文影本（見本院自卷一第35、41頁），可見係因文宣編排之故，致「選前說的好，選後做不到！」等語遮擋交議單上「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交易案件通知單」、「受文者」等文字，被告所刊登之交議單内容實未有任何變更，自與行使變造公文書之構成要件有間，而難以該罪對被告相繩。再者，觀諸被告所刊登交議單之說明欄及議決欄已載明「請公所修訂本鎮普覺堂收費標準以回饋鎮民」、「請公所研議辦理」等文字，一般具備正常智識之人由此當可知悉該交議單之發文者不可能為鎮公所，而難認有自訴人指稱被告企圖誤導民眾誤認該交議單之發文者為鎮公所之情事。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為保護個人之法益，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而制定。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而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之刑責相繩，是該條第三項前段僅在減輕被告證明其言論即指摘或傳述之事項為真實之舉證責任，惟行為人仍須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為言論即指摘或傳述之事項為真實，否則仍有可能構成誹謗罪刑責。而「證據資料」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事項之依據，此所指「證據資料」應係真正，或雖非真正，但其提出並非因惡意前提下，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正者而言；行為人若「明知」其所指摘或陳述之事顯與事實不符者，或對於所指摘或陳述之事，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有所質疑，而有可供查證之管道，竟「重大輕率」未加查證，即使誹謗他人亦在所不惜，而仍任意指摘或傳述，自應構成誹謗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之罪，所謂「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均以散布、傳播虛構具體事實為構成要件，自亦有上開說明之適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79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苗栗縣○○鎮○○○○於00○00○00○○○○鎮○○○○0000000000號交議案件通知單建請苗栗縣竹南鎮公所研議：「第三公墓配合遷葬者得免收管理費」，承辦人員即民政課課員林宏仁於95年11 月28日在上擬如：「本案於鎮長91年就任後即提案代表會第三公墓配合遷葬者免收管理費退費，但經代表會否決，92年再提案亦同，請鈞長核示處理」，民政課代理課長賴朝陽於同日擬如：「似宜以原決議辦理」，財政課課長羅學文於同日擬如：「依本所目前財務狀況，實難辦理，本案建請慎重研議」，最終由竹南鎮長即自訴人指示：「擬訂日期召開民政小組會議，並邀請代表會全體代表出席予以研議」。嗣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再提出12月12日交議單予苗栗縣竹南鎮公所，請鎮公所研議「請核准原埋葬於本鎮第二、三、四公墓者，皆得免費遷入本鎮納骨堂，遷入者得全數退費」事宜，課員林宏仁於95年12月13日在上擬如：「納骨堂公共造產法規規範如遷入者得全數退費，勢必造成無法管運，請鈞長研議可行性方案」，代理課長賴朝陽於95年12月14日擬如：「勢必造成財政窘境，不符使用者付費原則」，敬會財政課課長、主計室主任後，自訴人於95年12月21日指示「再度召開民政小組會議再議」乙節，有上開在卷可稽（見本院自卷一第95至97頁）。可見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曾數度請求苗栗縣竹南鎮公所研議配合遷入納骨塔者應予退費或免費事宜，經鎮公所認爲礙於財政經費礙難辦理，自訴人仍指示承辦人員研議，且該議題早於91、92年間即經提出並遭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否決，足認該議題業經一再提出且難以推行。　㈡證人林宏仁於審理中具結證稱：伊自91年5月1日起服務於竹南鎮公所，在民政課管理納骨塔業務，自訴人曾以鎮長身分叫伊提案，因納骨塔是在第三公墓原地興建，自訴人好像有承諾如果當選會辦理退費新臺幣（下同）6千元，但退還收進來的錢勢必會造成虧損；自訴人雖然叫伊提案，但是要經竹南鎮代會同意，送到代表會就被打回來了；後來大埔里的民眾在講自訴人選舉時一再承諾要退還6千元，到現在還沒有拿到錢；被告於111年選舉期間有就95年11月17日、95年1 2月12日交議單的內容向伊確認，伊就照實述說等語（見本院自卷二第146至148頁）。　㈢證人邱進旺於審理中具結證稱：95年11月17日交議單之議題是伊擔任竹南鎮代表時提的，當時伊是第1次當選，大埔里鄉親建議伊說，鎮長上次有說第三公墓先遷葬者要退6千元管理費，那還沒退，可以請伊幫忙處理嗎；後來伊聽到自訴人說可以提這個議題，他就提案；至於自訴人何時承諾大埔里鄉親的，伊並不知道，大埔里鄉親只說自訴人有跟他們講好；被告於選舉前有來向伊確認自訴人說要退費這件事，伊不是很清楚實際狀況，所以都是林文華在對被告講，伊在旁邊聽等語（見本院自卷二第164至168頁）。　㈣證人陳碧華於審理中具結證稱：伊自91年擔任竹南鎮代表，曾附議95年11月17日交議單，因為有在坊間常聽說第三公墓遷葬至納骨塔者要收6千元管理費，但第一公墓遷葬至納骨塔者就免費，伊覺得這樣並不公平，所以當其他代表提出這個議題，伊就附議；因年代太久，伊不記得自訴人是否有就退費這件事有任何主張，但隱約在坊間有聽過這樣的話題，伊也不記得是誰說的等語（見本院自卷二第171至172頁）。　㈤證人林文華於審理中具結證稱：伊自91年擔任竹南鎮代表，關於95年12月12日交議單，是自訴人來鎮代會泡茶聊天時提到公墓墓主向他陳情，希望由鎮代表提案，後來是伊跟副主席林樹文提案的；之後自訴人來鎮代會報告，說審計處不予同意，沒有說其他理由，此事就不了了之；被告選舉前有來跟伊聊天，說找不到審計處不予同意的資料，所以伊建議被告去找95年11月17日、95年12月12日交議單等語（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庭112年度選上字第14號卷〈下稱中高分院民選上卷〉一第370至374頁）。　㈥準此，足認自訴人對於公墓遷入納骨堂者退費事宜之議題，相當在意且重視，並與其競選政見似有牽連。被告經查訪相關人員及查閱資料後得知上情，而於本案臉書貼文質疑自訴人於擔任鎮長期間明知已窒礙難行，仍於選舉時再度提出「已繳交第二座費用者，超收部分，康世儒上任鎮長，保證退費」之類似政見，有自訴人選舉文宣在卷可稽（見中高分院民選上卷一第101頁），故被告之質疑內容尚非無憑，而難認其有傳播不實文字、圖片之行為。是縱使本案臉書貼文之表達方式較爲誇大煽動，亦難認被告有意圖使人不當選、加重誹謗、妨害他人選舉、妨害選舉罷免進行之主觀犯意。四、刑法第146條第1項之規定，旨在確保投票之正確結果，避免投票所得之結果，與真實之結果不相符合，用以保護國家辦理選舉之正確性，此與刑法第142條旨在保障選舉權之自由行使不同，是以必須對選務人員施以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或選務人員本身以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始為刑法第146條規範之對象。至當選人對選舉權人或其他候選人實施詐術，則不在其列（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自訴人雖指稱被告張貼本案臉書貼文係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惟自訴人所指被告傳播不實事項之行為，施用詐欺之對象均為選舉權人，依上開說明，顯與刑法第146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不相當。再者，刑法第 146條第1項所稱之投票結果，係指具有選舉權者形式上為合法投票之表現，即凡選舉權人形式合法投票之表現，即為投票結果。至於選舉權人何以願意投給某候選人，甚或投廢票，其原因、動機多端，究竟如何決定其投票圈選取向，則非本條所欲探究之對象。選舉權人之投票或不投票取向，無論基於何種原因，只要本於其自由意志之選擇，即不能謂其投票結果有所謂不正確之情形。縱使選舉權人係誤認某候選人為其所認定之理想候選人，而將選票投給該候選人；或誤認某候選人為其所不認同之人，而將選票另投他人或故意投廢票；甚或選舉權人本欲投給某候選人，惟因投票時辨識錯誤，致誤投他人；或在選票上所為之圈選方式不合於規定，致經判定為無效票，亦即就該選舉權人而言，其意思表示之動機或內容固有錯誤，然此係其內心之思維，依法無從於投票後或開票後為其意思表示錯誤之主張，且於祕密投票之情形，亦無法舉證證明，自難謂係刑法第146條第1項所稱之不正確投票結果。準此，所謂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係規範投票之外觀，不含選舉權人主觀上對候選人認同之判斷。至於候選人言論攻擊其他候選人；或散布某種不利其他候選人之消息；或製造某種有利於己之情勢，致使選舉權人因而判斷錯誤而為一定之圈選或不圈選，相關行為人或違反其他法規而應予處罰，或應負政治責任而得予譴責，然並不能認其係使投票發生形式上不正確之結果，自不該當於刑法第146 條第1項之犯罪構成要件。　陸、綜上所述，自訴意旨所舉證據，經調查結果，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自訴意旨所指行使變造公文書、意圖使人不當選及加重誹謗等罪嫌，揆諸前揭說明，因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陳雅菡　　　　　　　　　　　　　　　　　　法　官　魏正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靜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2024-10-17

MLDM-113-自更一-1-20241017-1

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6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趙周照美選任辯護人張清雄律師郭小如律師陳宥廷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選偵字第24號、113年度選偵字第39號、113年度選偵字第42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趙周照美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褫奪公權貳年。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肆仟元沒收。未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一、趙周照美為使投入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期為民國113 年1月13日，下稱本件選舉)之郭倍宏(為高雄第6選區之候選人)能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接續為下列犯行：㈠於112年9月29日(即起訴書所載農曆8月15日)，在邱琴所經營位於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上之飲料店，交付賄賂即現金新臺幣(下同)500元給邱琴，再於112年10月21日所舉辦之「重陽節敬老聯歡之郭倍宏造勢活動」(下稱重陽節造勢活動)後之某日，在邱琴所經營之飲料店，拿印有郭倍宏照片之競選文宣品即口罩1包給邱琴，要求邱琴支持郭倍宏，約定對本件選舉有投票權之邱琴投票支持郭倍宏。㈡於重陽節造勢活動後之某日上午某時，在高雄市○○區○○巷00○ 0號趙許寶鳳住處，要求趙許寶鳳（所涉妨害投票案件，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支持郭倍宏，並交付賄賂即現金50 0元及印有郭倍宏照片之競選文宣品即口罩1包給趙許寶鳳，約定對本件選舉有投票權之趙許寶鳳投票支持郭倍宏。㈢於重陽節造勢活動後之某日上午10時許，在高雄市○○區○○巷0 00號王林菊住處，向王林菊（所涉妨害投票案件，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表示：「拜託，麵嬸仔，請投給候選人郭倍宏，要投給第1號的」等語，並交付賄賂即現金500元，約定對本件選舉有投票權之王林菊投票支持郭倍宏。　㈣於重陽節造勢活動後之某日，在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前，要求黃花（所涉妨害投票案件，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支持郭倍宏，並交付賄賂即現金500元及印有郭倍宏照片之競選文宣品即面紙1包(起訴書誤載為口罩，應予更正)給黃花，約定對本件選舉有投票權之黃花投票支持郭倍宏。㈤於重陽節造勢活動數日後之某日，在高雄市○○區○○巷00號之1 趙埕權住處前，要求趙埕權（所涉妨害投票案件，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支持郭倍宏，並交付賄賂即現金500元，約定對本件選舉有投票權之趙埕權投票支持郭倍宏。㈥於112年10月21日起至11月間之某日，在高雄市○○區○○巷00號之3前，向白月笑（所涉妨害投票案件，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要求其一家三口投票支持郭倍宏，並交付賄賂即現金1,500元予白月笑，以每人每票500元之方式，向對本件選舉有投票權之白月笑及兒子趙清基及媳婦許慧貞（共3人），約定投票支持郭倍宏，惟白月笑事後未將行賄意思傳達於趙清基及許慧貞，此部分則僅止於預備階段。㈦於重陽節造勢活動後之11月某日，適趙慶忠與趙清朴在高雄市前金區生旺巷口喝酒，趙周照美經過即向該二人表示：「 500元支持郭倍宏，進來巷子裡面一點的地方拿錢，我要進去拿錢」等語後，由趙清朴前去向趙周照美取得2張500元鈔票後，再由趙清朴轉交其中1張500元鈔票給趙慶忠，趙周照美即以此方式要求趙慶忠與趙清朴支持郭倍宏，約定對本件選舉有投票權之趙慶忠與趙清朴（趙慶忠與趙清朴所涉妨害投票案件，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投票支持郭倍宏。二、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一、證據能力部分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趙周照美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第77、9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 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上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調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他卷第351至353頁，偵一卷第21至23頁，選訴卷第71至7 9頁)，核與證人即收賄者白月笑、趙埕權、黃花、王林菊、趙許寶鳳、趙慶忠、檢舉人E112021於調詢或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他卷第7至13、29至33、39至43、49至59、63 至67、77至80、85至88、93至96、103至107、115至119、12 7至131、177至181、187至192頁)，復有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編印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限閱卷第7、8頁）、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下稱高雄市調處)113年1月4日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被告)、扣押物品目錄表、113年度檢管字第303號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照片（他卷第319至32 0、323頁，警二卷第39至40頁，偵三卷第77至78頁）、高雄市調處113年1月4日扣押筆錄(受執行人:黃花)、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警一卷第27至29、33頁，他卷第59頁) 、本院113年度院總管字第920號扣押物品清單（選訴卷第31 頁）、被告/第三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通知書及收據(趙許寶鳳、白月笑、趙慶忠、趙埕權、王林菊、黃花，查扣卷第5 至16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檢管字第1131號收受贓證物品清單(偵二卷第287頁)、檢舉人E112021提供之112 年10月21日重陽節敬老聯歡會照片、大同二路與生旺巷口騎樓處趙清朴及趙慶忠喝酒照片(他卷第15至21、99頁)在卷可佐，並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足證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及罪數　⒈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本件立法委員選舉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第1款規定之中央公職人員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自屬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77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嗣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應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行賄，部分尚在預備行求賄賂階段，亦僅論以行賄一罪(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61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就事實欄一、㈥部分，本件被告已將1,500元交付有投票權人之白月笑，以使白月笑及其同戶內親屬2人(即兒子趙清基、媳婦許慧貞)投票予以支持，白月笑則允為投票權之一定之行使，惟尚未轉達被告行求或交付賄賂之意思予同戶內親屬 2人，依上揭說明，被告就白月笑同戶內親屬2人部分所為，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段。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白月笑同戶內親屬2人部分所為，已達交付賄賂之程度，容有誤會。　⒊核被告本件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至其交付賄賂前之預備行求賄賂、行求賄賂之前階段行為，應為交付之後階段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⒋被告係基於一個行為決意，在特定單一選區，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目的，接續在相近之時間，以相同之模式向同選舉區上開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侵害同一法益，於刑法評價上應屬接續犯，僅論以一交付賄賂罪。　㈡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就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在偵查中自白犯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為00年0月生，於本案行為時為年滿80歲之人，考量刑罰對其之預防再犯效果，爰依刑法第18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上開減刑之事由，依法遞減之。　㈢量刑　　爰審酌被告無視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足以導致不公平之選舉結果，破壞選舉之公平與公正風氣甚鉅，且金錢介入選舉將嚴重戕害民主政治之根基，被告所為前開犯行，破壞選舉之公平及公正性，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酌以被告交付賄賂對象人數非多、賄賂金額非鉅、手段平和之犯罪情節，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素行；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選訴卷第110至111頁)，及檢察官與辯護人就量刑之意見(選訴卷第11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㈣緩刑　　查被告並無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被告因一時未及深慮致罹刑章，並念及被告深表悔意，經此偵查、審理程序，應已獲深刻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以啟自新。惟審酌被告本案犯罪之緣由暨所為係侵害國家法益，並為使其記取本次教訓、明瞭正確之法律知識、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之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應履行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事項，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藉以預防其再犯，期使被告於保護管束期間確切明瞭其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培養正確法治觀念，並深自惕勵。又被告如違反本院上開命其履行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附此敘明。　　㈤褫奪公權　　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 3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 條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為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褫奪公權期間為1年以上10年以下之規定。而被告既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並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1年4月，自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宣告之，併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規定，及本案犯罪情節，宣告褫奪公權暨期間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沒收：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只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惟若其賄賂已交付予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同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故犯投票行賄罪者，其已交付之賄賂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於其對向共犯所犯投票受賄罪罪刑項下宣告沒收、追徵，而無庸再依首揭規定重複宣告沒收。次按若對向共犯（即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則收受賄賂之對向共犯既毋庸經法院審判，其所收受之賄賂，即無從由法院依刑法第143條第2項（修法後應為同法第38 條之1）之規定宣告沒收、追徵。至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 雖規定：檢察官依同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告者為限，「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惟其特別限制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必須「屬於被告者」，始「得」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係採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而與前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其範圍並不相同。且該法條用語既曰「得」，而非曰「應」，則檢察官是否依該條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仍有裁量權。若檢察官未依上述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或不合於上述單獨聲請沒收規定之要件而未獲准宣告沒收，則法院自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將犯投票行賄罪者所交付之賄賂，於投票行賄罪之本案中，予以宣告沒收，始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39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證人白月笑、趙埕權、黃花、王林菊、趙許寶鳳、趙慶忠均已將其等所收受之賄款主動繳回，並扣於本案(分別為1,5 00元*1人+500元*5人，共計4,000元)，有上開被告/第三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通知書及收據(查扣卷第5至16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檢管字第1131號收受贓證物品清單( 偵二卷第287頁)在卷可考，且其等所犯妨害投票部分，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選偵字第39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偵二卷第219至232頁），然檢察官並未就其等所收受之賄賂向法院聲請單獨宣告沒收，則依前開說明，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於本案宣告沒收。而被告向趙清朴、邱琴交付之賄賂各500元(合計1,000元)，未據扣案，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手機，係被告所有，但並未使用於本案，業據被告供承在卷（選訴卷第76頁），且卷內尚乏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相關，爰不宣告沒收。　㈣至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則非被告所有，固均供本案犯罪之用或預備犯罪之用，惟上開之物，或為日常生活之物，或因選舉活動業已終結而失其價值，是否沒收均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均不予以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烈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陳芸珮　　　　　　　　　法官張瀞文　　　　　　　　　法官王冠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莊琇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附表：編號物品名稱及數量說明 1 活動手札5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2 郭倍宏競選文宣品1份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3 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支被告所有，未使用於本案犯行 4 郭倍宏面紙1包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2024-10-17

KSDM-113-選訴-6-20241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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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61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林思蘋被告高芳春選任辯護人羅泳姗律師羅閎逸律師林銘翔律師被告黃玉玫曾麗姿共同選任辯護人林銘翔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選上更二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選偵字第7、13、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高芳春係民國110年3月13 日舉行之臺中市外埔區大東里(下稱大東里)里長補選之登記第2號候選人；被告黃玉玫、曾麗姿為大東里里長補選之有投票權人。高芳春為求順利當選，與黃玉玫、曾麗姿共同基於以行求、交付賄賂使他人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高芳春於補選前某二日夜晚，分二次交付每袋價格約新臺幣 (下同)141元(內含洗碗精6瓶、原子筆15支及面紙10包)之禮品（下稱禮品）各7袋、5袋予黃玉玫，再由黃玉玫騎乘機車搭載曾麗姿分別發送予大東里之鄰長。於黃玉玫、曾麗姿發送過程遭黃證銘拒絕後，高芳春擔心賄選犯行遭人檢舉，遂請黃玉玫收回已交付之禮品，因認高芳春、黃玉玫、曾麗姿（下稱高芳春等3人）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第99條第2項、第1 項之預備行求賄賂罪嫌等語。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高芳春等3人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高芳春等3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高芳春等3人均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　㈠依高芳春於調查員詢問(下稱調詢)歷次供述，其僅稱禮品係答謝大東里部分鄰長，嗣後覺得不妥，始決定贈送全部鄰長等語，此與曾麗姿、黃玉玫、大東里鄰長林居財、吳劉員、鄭嘉熟於調詢、偵訊之證詞，係屬一致，應屬可信。而林居財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禮品之洗碗精不全係送給我個人等語，與其於調詢、偵訊時之證詞，並不一致。原判決採信林居財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而為高芳春等3人有利之認定，而未說明不採用林居財調詢、偵訊所為不利於高芳春等3 人證詞之理由，有理由欠備之違法。　㈡就禮品回收原因，黃玉玫、曾麗姿於調詢、偵訊時證述：只送鄰長可能會被檢舉賄選，因為價值太高，所以要收回等語，足認高芳春贈送禮品對象原本僅有鄰長。而證人即大東里鄰長王賴美雲之夫王招英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禮品要分送里民一節，與黃玉玫、曾麗姿之供述及林居財、鄭嘉熟調詢、偵訊中之證言，均有不符，原判決以禮品係分送里民為由，未採信黃玉玫、曾麗姿於調詢、偵訊時證述禮品只送鄰長之證言，逕採王招英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言，為高芳春等3 人有利之認定，而未說明不採黃玉玫、曾麗姿於調詢、偵訊時證述不利於高芳春證詞之理由，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依高芳春所辯，其發放洗碗精每戶1瓶、鄰長每人6瓶一節，與高芳春委由黃玉玫、曾麗姿贈送禮品予鄰長一事，可以同時存在，不能以高芳春有贈送里民每人1瓶洗碗精，即謂無贈送鄰長6瓶洗碗精之事。且大東里合計有33鄰，並非每位鄰長都支持高芳春，原判決說明：高芳春委由黃玉玫轉送禮品予鄰長，鄰長可依所收受之數量及使用習慣，並非全數贈予鄰長，致未特別交待黃玉玫轉告上情等語，有違經驗法則。　㈣高芳春贈送禮品予鄰長，係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且鄭嘉熟、林居財、吳劉員均知悉贈送禮品之意涵，應具有對價關係。又村里長之選舉因選區甚小，彼此間人情影響力甚大，而影響鄰長即足以影響里民。可見禮品價值雖僅141元(依進貨價格則為156元)，與選舉競選期間發放文宣品之情形，有所不同，客觀上顯有動搖投票權人投票意向之可能，不能僅以收受者之主觀認知為基準。原判決以證人黃寶鳳、林居財、葉育銓、周榮村、吳劉員於第一審、原審審理中之證述，逕認禮品不足以動搖其等投票之意向，而對高芳春等3人為有利之認定，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有違。四、惟按：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㈠原判決經綜合調查證據所得及全案辯論意旨，認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高芳春等3人有被訴犯行，已詳為說明：林居財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黃玉玫拿禮品過來，要我交給里民；王招英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請鄰長分發給鄰裡面沒有收到的人；大東里鄰長葉育銓於上訴審審理時證述：發放文宣品是里民1人1份，文宣品是印有候選人的洗碗精；大東里鄰長周榮村於上訴審審理時證述：高芳春是說有里民沒有收到，讓我們1戶分1瓶洗碗精給他們等語，可見關於高芳春委託黃玉玫、曾麗姿轉交禮品予鄰長之目的，係以里民為對象，或由鄰長轉贈里民。又禮品是否會影響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一節，吳劉員於原審審理時；葉育銓、周榮村於上訴審審理時均證述，禮品不會影響其等（或里民）投票意向等語；參諸禮品價值不高、外觀結合選舉文宣，難認足以影響投票權人之投票意願。至於鄭嘉熟、林居財於偵查中所為認罪之表示，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不足以推翻上開有利於高芳春等3人之事證。再者，黃玉玫、曾麗姿交付禮品後回收之緣由，係顧慮部分鄰長不願配合發放，若有里民前往領取而未取得，反招民怨，會影響對高芳春之信賴與觀感，而非考量疑似賄選行為已遭他人檢舉或曝光。綜上，高芳春等3人否認投票行賄犯行所辯各節，尚非全然無據等旨。　㈡至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高芳春於調詢中之歷次供述、曾麗姿、黃玉玫、林居財及吳劉員於調詢、偵訊、鄭嘉熟於偵訊時之證詞，贈送禮品係尋求大東里鄰長支持，亦係行賄等節，業據原判決說明：鄭嘉熟、林居財、吳劉員、黃寶鳳於檢察官偵訊時固證述，黃玉玫送來禮品，並沒有說明是要分送給里民，然吳劉員於偵查中已證述：黃玉玫送來時，有說高芳春要我處理等語，可知高芳春於競選期間確有將洗碗精、原子筆等物品依照每人1份請鄰長轉送里民之情事，至高芳春未特別要求黃玉玫轉告鄰長協助之原因，或係因鄰長可依禮品之數量及平日使用習慣，得知禮品尚非供一人使用，是黃玉玫、曾麗姿交付禮品時，未明白告知收受者精確之處理方式，仍與交付賄賂以影響投票意向之情況有別。原判決已依據卷內資料，詳為說明其證據取捨之理由，且所為論述說明，並未明顯悖於事理常情。檢察上訴意旨指稱：原判決採證認事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欠備之違法等語，係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難認有據。　　至於原判決雖未進一步證明王招英與林居財證言相符各節，以及與葉育銓、周榮村關於高芳春贈送洗碗精予里民證言之關聯性。然原判決已說明林居財、王招英所證：黃玉玫、曾麗姿分送禮品目的係轉送里民等語，參酌葉育銓、周榮村所證：里民1人1份之證言，而予以採信。檢察官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就此有理由欠備之違法云云，亦有誤會。　　再者，原判決已參酌禮品贈送人主觀之認知及作為、受領人主觀上之意向、客觀上禮品之價值與選舉文宣結合狀態、贈送對象等情狀，據以判斷禮品之客觀價值不足以動搖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願。檢察官上訴意旨猶任意指摘：里長之選舉區域不大，選民之投票意向易受影響，禮品141元，仍足以動搖選民投票意願云云，係以個人主觀之看法，指摘原判決違法，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徒就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漫事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本件檢察官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林婷立法　官洪于智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杜佳樺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3861-20241017-1

選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清東　　　　　　　　　　選任辯護人朱坤茂律師被告蔡東穎選任辯護人施清火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選偵字第37、53、54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鄭清東、蔡東穎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一）被告鄭清東前為彰化縣00鎮00里人，業已在大陸地區00市 00鎮經營百事威房市有限公司多年，故被告鄭清東對於大陸地區之共產黨政權（下稱中共政權）係我國敵對之境外勢力，中共政權設有（國）臺辦及統戰部等對臺工作機關，並關心且欲滲透臺灣選舉，是中國政府及其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均屬反滲透法第2條所規定之滲透來源知之甚詳。被告鄭清東與被告蔡東穎（原名蔡家東，LINE暱稱仍沿用「蔡家東」）為20年以上之好友關係，被告蔡東穎曾於民國83年擔任3屆彰化縣00鎮00里里長，之後中斷，直至108年又當選彰化縣00鎮00里里長並連任迄今，為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立法委員選舉（下稱本屆總統、副總統暨立法委員選舉）之有投票權人，渠2人均知本屆總統、副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係於113年1月13 日舉行，且被告鄭清東明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不得行求、交付不正利益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行使。仍為達與大陸「統戰辦黃主任」之不詳年籍姓名成年人等共同影響我國總統大選選民投票意願之目的，受「統戰辦黃主任」之委託、指示及資助，與「統戰辦黃主任」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不正利益，約定投票予特定候選人之犯意聯絡，推由其不知情之公司員工詹侑翰與「統戰辦黃主任」聯繫，接受「統戰辦黃主任」之指示，免費招待選民前往中國旅遊，且限定團員身分，需以00鎮具有政治影響力之里長，及該人之親友，且具有本屆總統副總統選舉之投票權人為賄選行賄對象，假藉招待旅遊，於112年11月18日至2 3日，透過有收賄犯意之被告蔡東穎招攬如附表所示具有本屆總統、副總統暨立法委員選舉權之投票權人共18人（不含鄭清東本人）組團赴大陸地區東莞旅遊，並由被告鄭清東支付全部旅遊費用（受招待人如附表所示，共計18人，每人約新臺幣《下同》2萬元；每人原應收取之機票錢為人民幣2,000元，嗣後鄭清東全額負擔。），總計招待出遊之不正利益為360,000元，以此方式對附表所示之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不正利益。嗣於該團出發前即成立 LINE「東莞旅遊」群組，被告鄭清東並於112年11月11日傳送訊息予被告蔡東穎：「煩請傳至群組投侯柯配的票，謝謝」，被告蔡東穎則允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並回覆「我們這裡面的人都是投票給侯友宜的」等語，並依鄭清東指示，將上開投票網址於112年11月11日上傳至上開LIN E「東莞旅遊」群組，且交代群組成員「里長代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名片要準備好」。而以此方式，於出發前揭露及暗示對於上開參與本次旅遊之里長及其家屬等約定於總統選舉時支持候選人侯友宜。（二）隨後被告鄭清東於112年11月18日上午7時28分，在LINE「東莞旅遊」群組上，向附表所有團員預告當天晚宴有「東莞市黃江鎮副鎮長蕭（起訴書誤載為肖）岱彤」跟大家聚餐。而112年11月18日當晚，在被告鄭清東所經營之御寶酒店內，除該副鎮長蕭岱彤外，另有黃江鎮副書記林沛堅等中共政權官方人員陪同用餐，行程中於112年11月20日上午出遊時，被告鄭清東在遊覽車上持麥克風向所有團員表示：其本身為警察退休，侯友宜是警察出身，請支持侯友宜；另於同日晚上8時許，被告鄭清東於晚宴敬酒時，向團員再度表示上開話語，而公開表達及要求團員於本屆總統、副總統暨立法委員選舉中，要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而約為投票權之一定行使。被告蔡東穎、陳惠絹（另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則在場舉杯表示沒問題，而允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渠2人均知悉本次免費旅遊係用以向具有投票權人行賄之不正利益，竟仍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而予以收受。（三）因認被告鄭清東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之受滲透來源指示對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之投票行賄罪嫌；被告蔡東穎係涉犯刑法第143條投票受賄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 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參照）。再者，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 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另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之賄選罪，乃刑法第144條投票行賄罪之特別法，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為構成要件。又因收受賄賂之有投票權人，刑法第143條亦設有投票受賄罪之處罰規定，二者乃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以彼此之間相互對立之意思，業經合致而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860號判決要旨亦可資參照）。三、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上揭罪嫌，係以證人陳惠絹、高麗娜、陳建興、柯淑娟、林麗嬌、葉忠候、柯雪月、周秋霞、楊永成、林文櫻、何吉盛、尤堃宏、楊繪薺、葉懷襄、蔡昀彤、王麗君、張敬堂、阮林美真、鄭皓仁、詹侑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詹侑翰與被告鄭清東微信對話、被告鄭清東與「洋洋」之微信對話紀錄、被告鄭清東與「蔡家東( 即蔡東穎)里長」之LINE對話紀錄、鄭清東與「Tina Yeh桂珠」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鄭清東與「東莞旅遊11/18-11/2 3」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職務報告暨附件、被告鄭清東等人之入出境紀錄、112年11 月18日至23日東莞旅遊照片6張、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公務電話紀錄及旅客入出境紀錄批次查詢、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被告鄭清東提出之電子收據、匯款單據、營業執照、掛名法定代表人協議等作為其主要之論據。四、訊據被告鄭清東堅詞否認有何投票行賄之犯行，辯稱：我和蔡東穎是小時候就認識的朋友，我在大陸經營房地產多年，我有一個商業城想要招商，問蔡東穎有沒有興趣來大陸看看，可以邀幾個朋友由我招待，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沒想到蔡東穎找了那麼多人來，但我已經開口說要招待了，也不好意思反悔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鄭清東邀00鄉親前往東莞旅遊，並未限制具有政治影響力之里長及該人之親友始得參加，亦未受中共對臺工作機關之指示、資助或自行為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賄選，檢察官之舉證不足證明被告鄭清東有何起訴書所載之犯行。蔡東穎亦堅詞否認有何收賄之犯行，辯稱：我和鄭清東是小時候就認識的朋友，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大陸看看，可以找幾個朋友，我有次去鎮公所開會，剛好就問來開會的其他里長們，最後就成團出遊了，跟總統選舉沒有關係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本案被告蔡東穎等人與被告鄭清東至東莞旅遊時，總統候選人尚未確定，還在民意調查階段，當時「侯柯配」、「柯侯配」一直爭論不休，直至112年11月24日才確定為「侯趙配」並辦理候選人登記，被告鄭清東傳送訊息請支持「候柯配」，顯係針對當時的民調而為，並非針對總統選舉正式投票時之請求，且被告蔡東穎未曾許以一定之投票行為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鄭清東為大陸地區東莞百事威房住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百事威公司）法定代表人陳嘉惠之配偶，東莞市星光佰瑞商場及御寶花園酒店實際控制人為百事威公司，其自警察退休後，亦有實際參與上開公司經營；侯友宜於112年1 1月24日登記為113年總統副總統選舉（第16任）總統候選人；被告蔡東穎00鎮00里里長；被告鄭清東於112年10月間以電話聯絡被告蔡東穎可找一些人一同至大陸地區東莞旅遊，被告蔡東穎則於112年10月27日至同年11月18日前間邀約附表編號2至18所示之人，參與由被告鄭清東主辦之112年11月18日至23日大陸地區東莞旅遊活動，參加者除自行負擔在臺灣到桃園國際機場之費用外，其餘機票、食宿均由鄭清東出資等節，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且據證人高麗娜、陳建興、柯淑娟、林麗嬌、葉忠侯、柯雪月、周秋霞、楊永成、林文櫻、何吉盛、尤堃宏、楊繪薺、葉懷襄、蔡昀彤、王麗君、張敬堂、阮林美真、鄭皓仁、詹侑翰於警詢、偵查中，及證人陳惠絹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和警分偵字第110001185號卷【下稱和警卷】第85至94、87至100、109至120、125至128、12 9至142、143至157、159至170、171至181、187至200、20 1至203頁鹿警分偵字第1130001633號卷【下稱鹿警卷】第 27至35、37至51、53至64、69至79、95至104、107至117 、123至137、143至151頁，113年度選偵字第53卷【下稱選偵53卷】第99至105、129至137頁，112年度選他字第13 4號卷【下稱選他卷】卷一第9至13、289至297、333至339 、377至385頁，選他卷卷二第109至113、129至132、175 至179、221至225、399至404頁，選他卷卷三第77至86、9 1至94、245至249、271至273、305至315、323至333、381 至387、397至399頁），且有LINE「東莞旅遊11/18-11/23 」群組之對話紀錄擷圖、被告鄭清東等人之入出境紀錄、行程表、112年11月18日至23日東莞旅遊照片、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電子發票、東莞農村商業銀行電子回單、東莞百事威房住開發有限公司費用報銷單、東莞市永信商旅服務有限公司對賬單、東莞百事威房住開發有限公司營業執照、東莞市星光佰瑞商場及御寶花園酒店有限公司營業執照及掛名法定代表人協議（見鹿警卷第195至2 14、221至224、225至233、279至281頁，選他卷卷一第17 、19、143至153頁，113年度選偵字第37卷【下稱選偵37 卷】第61、63、99至101、103、105、109、111頁，選偵5 3卷第55至57、61、63至70頁），及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 12月15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583號公告（見本院卷第309 頁）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二）被告鄭清東是否有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行為： 1.被告鄭清東有無於晚宴或遊覽車上對附表所示之人為請託支持侯友宜之言論：（1）證人陳惠絹雖於警詢時指稱：大概在112年10月27日00里里長葉清欽補選後就任當天，在所有里長合照結束的時候，00里里長陳建興提起00里里長蔡東穎有在找大家去大陸廣州免費旅遊的事情，之後蔡東穎就打電話跟我確認幾個人去，並叫我傳台胞證及護照等資料給他，並加入出遊的群組。我不清楚該團旅遊有無人數或身分之限制，一開始陳建興跟我提起的時候就說是免費旅遊。後來機場接送的費用大約2,000元左右我交給蔡東穎。在大陸東莞市旅遊只有支付給當地司機及導遊小費，大約人民幣50元。本次東莞旅遊，所有人的旅遊費用都是由鄭清東全程招待並陪同。我是直到出發當天到機場由蔡東穎向大家介紹鄭清東是本次旅遊招待者，我才知道的。11月18日東莞彰化台商鄉親在東莞御寶酒店設有晚宴，出席的人有黃江鎮副鎮長蕭岱彤跟黃江鎮書記林沛堅，我有加他們微信好友，其他我不知道，應該都是台商。只有說歡迎台灣同胞來到東莞。鄭清東沒有向我們介紹大陸統戰辦黃主任，統戰辦黃主任也沒有接待我們。我印象中鄭清東112年11月20日19時許在韶關經律論酒店餐廳用餐時，有公開跟我們這一團參加人員說本次總統大選他支持候選人侯友宜，因為他本身也是警察退休，希望大家也能夠支持侯友宜，其他沒有再多說了。蔡東穎沒有對我告知要支持侯柯配或是支持侯友宜。我本來以為是企業參訪交流，但後來到了東莞才知道不是企業參訪交流，也才知道是鄭清東免費全程招待並陪同，又聽鄭清東跟我們說要支持侯友宜，應該是鄭清東想利用本次的旅遊，要我們一起支持侯友宜等語（見和警卷第87至100頁）。復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陳建興跟我說蔡東穎在邀約去廣州玩，是免費的，我112年11月3日有加入蔡東穎成立的「東菀旅遊11/18-11/23」LINE群組，蔡東穎於112年11月11日，在群组上傳侯柯配、柯侯配的民調網址，叫我們支持侯柯配，他沒有說是鄭清東請我們支持。印象中在112年11月20日晚上7點溫泉飯店那一個晚餐，鄭清東說他是警察出身，要我們支持侯友宜，鄭清東是走過來站著敬酒時，對我這一桌全部的人說，大家坐著舉杯跟鄭清東說沒問題。另外印象中在大概第三天，從御寶飯店退房要去溫泉飯店的路上，鄭清東在遊覽車上，坐在椅子上拿麥克風，全文是講怎樣，我沒有注意聽，他有講支持侯友宜，我覺得這次鄭清東免費招待跟他要我們支持侯友宜，是有關係的，但我已經去了，也沒有辦法等語（見選他卷卷三第78至80頁）。（2）惟證人陳惠絹於本院審理中具結改證稱：確實有參加鄭清東招待至東莞旅遊的團，但在旅遊期間，鄭清東沒有跟我們說總統大選會支持侯友宜，在車上或吃飯期間，鄭清東也沒有拜託大家投票支持侯友宜，我認為這次旅遊跟鄭清東要求我們支持侯友宜沒有關係。我在警詢時，我有跟警察說我曾經得到癌症，記憶力不好，我印象中沒有談到政治，當下我有說要依其他的里長所述，且當時問我們時已經距離去旅遊回來有一段時間了，很多事情我是不記得了，我擔心這團跟別團搞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27頁）。另其餘證人高麗娜於警詢、陳建興、柯淑娟、林麗嬌、葉忠候、柯雪月、周秋霞、楊永成、林文櫻、何吉盛、尤堃宏、楊繪薺、葉懷襄、蔡昀彤、王麗君、張敬堂、阮林美真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沒有在11月18日、20日之晚宴或遊覽車上聽到，或忘記有無聽到鄭清東要大家支持侯友宜的言論。（3）證人王麗君於偵查中雖證稱：被告鄭清東有提到他之前是警察，所以比較支持警察，但沒有特別說要支持何特定候選人，也沒在公開場合說要支持誰等語（見選他卷三第30 9頁），此頂多可認被告鄭清東曾表示其個人係支持侯友宜，難以此認定被告鄭清東有對附表所示之人行求投票支持侯友宜。（4）上揭證人陳惠絹之證述前後不一，又警詢時的影音檔案，因警員製作警詢筆錄當時，係以攝影機側錄，因事後該攝影機硬碟故障送修中，尚無檔案可提供等節，有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75頁），無法證明證人陳惠絹於警詢之證述特別可信。又雖證人陳惠絹亦曾在偵查中具結證述前開內容，惟其他同團之成員均未聽到鄭清東有何請託支持侯友宜的言論，尚難僅憑證人陳惠絹於偵查中之證述而斷然認定被告鄭清東確實有發表請託支持侯友宜之言論。 2.被告鄭清東傳送民調投票網址連結予被告蔡東穎，指示其轉傳至群組，是否已屬有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行為：（1）被告鄭清東有於112年11月11日晚上7時許傳送「https:// www.surveycake.com/s/Aobby」民調投票網址連結予被告蔡東穎，並表示「煩請轉傳至群組投侯柯配的票，謝謝」，蔡東穎於同日20時36分許回覆「我們這裡面的人都是投票給侯友宜的」等語，並於同日晚上9時15分許將該民調投票網址傳送至東莞旅遊群組等情，有被告鄭清東與蔡東穎LINE對話紀錄擷圖、「東菀旅遊11/18-11/23」LINE群組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佐（見鹿警卷第188、199頁），且為被告2人所供承，此部分事實堪為認定。（2）惟112年11月11日時，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尚未開始進行登記，登記期間係為112年11月20日起至11月24日止，有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1月16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448號公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05頁），當時國民黨還在討論是否與民眾黨的柯文哲合作參選總統副總統，如果合作，是由侯友宜作為總統候選人還是由柯文哲作為總統候選人，因此才有「侯柯配」、「柯侯配」之爭議，並進行相關民意調查，嗣最後兩黨合作破局，最後於111年11月24 日由侯友宜與趙少康登記為國民黨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等情，有相關新聞報導附卷可參（見本院卷卷一第311至3 14頁），是被告鄭清東傳送民調網址請被告蔡東穎轉傳至群組支持「侯柯配」，應是指請投票支持侯友宜作為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作為副總統候選人登記參選。且被告蔡東穎轉傳送該聯結至「東菀旅遊11/18-11/23」LINE群組時，並未提及要大家支持「侯友宜」或「候柯配」，僅有交代要準備好名片之行前事項。故難認被告鄭清東此一行為，係向附表所示之人約定總統選舉要支持候選人侯友宜。　 3.綜上，依檢察官之舉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鄭清東有約使有投票權人即附表所示之人投票支持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之行為，進而無法以被告鄭清東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遽認屬投票行賄而交付之不正利益。（三）被告鄭清東有無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而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　　1.公訴意旨雖以於112年11月18日晚宴上有東莞市黃江鎮副鎮長蕭岱彤、副書記林沛堅出席，及被告鄭清東曾向其員工詹侑翰表示追加之機票爭取看看、詹侑翰並回報與「統戰辦黃主任」聯繫之結果等情，並以112年11月18日晚宴照片、附表所示之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被告鄭清東與詹侑翰微信對話紀錄為佐，而認被告鄭清東有接受中共政權之委託、指示、資助為總統副總統選舉行賄等語。　　2.經查，詹侑翰於112年11月4日有以微信傳送訊息向被告鄭清東詢問阮林美真不在原本的名單上，是否要新增，鄭清東回覆「後來追加的，可以就上，不方便就不要勉強」，嗣於11月7日係詹侑翰主動向被告鄭清東表示「統戰辦黃主任請我先訂票，怕到時沒機票」，復於11月9日被告傳送訊息稱「柯淑娟是00里里長太太，要求要參加，爭取看看」詹侑翰回覆「好、我問問」等情，有被告鄭清東與詹侑翰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可參（微信上暱稱為「詹佑翰」，見鹿警卷第159、160、161頁），可知被告鄭清東係請詹侑翰協助整理參與名單及訂機票，是詹侑翰主動說統戰辦黃主任請其先訂票；又被告鄭清東雖有提到爭取看看等語，但並未具體說明係向何人爭取，詹侑翰僅回覆同意詢問，亦未表示要向何人詢問，難據以直接認定是要向統戰辦黃主任爭取。　　3.另詹侑翰於警詢亦證稱：我有向被告鄭清東催討確定到訪的名單，我好提供給旅行社代訂機票及向黃江鎮人民政府申報到訪的旅客名單及預計行程，我11月9日回覆「好，我問問」是指我要向黃江鎮政府說要新增一位團員，統戰辦黃主任是當時和我聯繫的黃姓承辦人，因為客氣我都稱他黃主任等語；偵查中亦結證稱：我沒有統戰部的任何資料，我是先打黃江鎮政府的總機，我跟總機的人說我們公司有團體要來住酒店，問需要報備嗎，總機就幫我轉到這位黃先生，因為他接起電話，就說他是統戰辦，黃先生說臺灣團體來需要報備，是因為我在訂機票時旅行社有提醒我是團體又是臺灣人，有無跟政府提過，所以我才會打電話去報備；「怕到時沒有機票」是我自己講的，統戰辦黃主任只是叫我先訂票；被告鄭清東知道我需要去報備，所以旅客名單如果有增減，我必須去更新，但我實際上沒有跟黃主任說，我只是更新名單而已，黃主任是一個窗口，我只是跟他聯絡，沒有跟他有任何的微信紀錄等語（見選偵37卷第47、49、119至122頁）。　　4.故從詹侑翰警詢、偵查中之證述亦可知，「黃主任」只是詹侑翰對其接洽之承辦人客氣之稱呼，而詹侑翰會與該承辦人接洽係為報備到訪之名單，復查無其他對話紀錄或證據可證明確實有「統戰辦主任」之人有具體委託、指示或資助被告鄭清東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無從以被告鄭清東與詹侑翰之微信對話紀錄即認定有統戰辦主任指示被告鄭清東介入本次總統選舉。復被告鄭清東客觀上雖確有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惟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難認被告鄭清東有對附表之人約定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業如前述。是既不構成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之罪，則自無反滲透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四）復公訴意旨認被告蔡東穎係在112年11月20日晚宴上，於被告鄭清東要求大家支持侯友宜時，有與陳惠絹舉杯表示沒問題，而允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等語。惟被告鄭清東有無在112年11月20日晚宴上發表請託支持侯友宜的言論，已有疑義，業如前述。被告蔡東穎亦否認有何舉杯表示同意允諾投票之行為，卷內除證人陳惠絹於偵查中之證述外，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蔡東穎有該行為，無法僅憑證人陳惠絹之單一指述，而認被告蔡東穎有允諾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是縱被告蔡東穎有接受被告鄭清東招待至東莞旅遊，難認被告蔡東穎即有公訴意旨指稱有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而收受不正利益。六、綜上所述，雖本案附表所示之人受被告鄭清東招待至東莞旅遊的時間在總統大選前，時機甚為敏感，惟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鄭清東具有對總統選舉投票權之人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之意，亦不足以證明被告蔡東穎有收受賄賂而同意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依法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廖梅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紀佳良法官熊霈淳法官李欣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書記官吳育嫻附表編號姓名身分 1 蔡東穎 00鎮00里里長 2 楊永成里長周秋霞之夫 3 何吉盛 00鎮00里里長 4 張敬堂里長王麗君之夫 5 陳建興 00鎮00里里長 6 葉忠候 00鎮00里里長葉清欽之子 7 尤堃宏 00鎮00里里長 8 高麗婸 00鎮00社區發展協會代表 9 陳惠絹 00鎮00里里長 10 王麗君 00鎮00里里長 11 葉懷襄里長蔡東穎之妻 12 林麗嬌 00鎮00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3 阮林美真 00鎮鎮長林庚任之姊 14 柯雪月 00鎮00里里長 15 周秋霞 00鎮00里里長 16 柯淑娟里長陳建興之妻 17 蔡昀彤里長蔡東穎之女 18 楊繪薺里長尤堃宏之妻

2024-10-16

CHDM-113-選訴-2-20241016-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永華選任辯護人曾泰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張永華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張永華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106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餘犯罪事實、論罪、沒收等部分，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逕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素行良好，年歲已大，為原住民，不懂法律，犯罪情節實有可原，且與一般原住民堂而皇之行賄有程度上差異；被告身體欠佳，母親需人照顧，倘入監服刑，恐影響家庭，難免悲劇，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請宣告緩刑，以勵自新等語。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 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3年，審酌本件為鄉民代表選舉之層級，賄選之對象為4人，其中高秀英為被告之表姨，田美娟與吳輝龍為夫妻，交付之賄賂金額非高，總金額為6千元，賄選之情節、對象、規模及影響層面非鉅；而被告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有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2年度原選上字第3 號民事判決可按(原審卷第259-266、311-318頁)；按(民事) 當選無效，乃係以對行賄行為本身加諸制裁為(直接、間接) 目的所課予的不利益，與刑罰目的、機能應具有共通性，足以相應減少刑罰必要性，且民事當選無效乃係法律、社會容認的制裁，與私的制裁顯有不同，不構成侵權行為，對被告亦無容認代替救濟之餘地，故當選無效制裁於一定程度上，應得援用作為有利量刑因子。參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雖否認犯行，但坦承有交付金錢之客觀事實，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已經知錯，對司法資源之節省亦有助益；兼衡其罹有心肌梗塞、糖尿病等疾病，母親有永久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有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診斷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目前無收入，其生活、經濟、家庭、智識程度(原審卷第3 8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88、110頁)等一切情狀，如處以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重刑，容有情輕法重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未依本案具體犯罪情節，審酌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且不及審酌被告上訴後自白犯行之犯後態度，容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為求順利當選，無視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權益甚鉅，所為破壞選舉之公正、公平、純潔及清廉選風。 2.本件係鄉民代表之基層選舉，選區非大，賄選對象為4人，高秀英為被告之親戚，田美娟、吳輝龍為夫妻，賄選之金額非高，屬小規模零星賄選，賄選之手段、情節尚非嚴重。 3.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 2年度原選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4.前於111年間因傷害案件經判處拘役20日，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無其他犯罪紀錄，大致能遵守社會規範，無重大偏離。 5.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但坦承客觀事實，於本院則自白不諱，坦承犯錯，態度尚可，應知悔悟，此部分量刑因子可往有利被告之方向移動。 6.被告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身體健康、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等狀況(見原審卷第382頁、本院卷第110頁、第1 19、121頁)。 7.兼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四、附條件緩刑： (一)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應由法院就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判決參照)。法院對符合刑法第74條規定之被告，依其犯罪情節及犯後之態度，足信無再犯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予宣告緩刑：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身罹疾病必須長期醫療，顯不適於受刑之執行；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以下稱緩刑要點)第2點第1項第5、9、10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之消極要件。　2.被告於本院自白犯罪，態度良好；被告罹有前述疾病，須長期醫療；其母有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如被告受刑之執行，家庭生活恐陷困境；本件未及深慮，致罹刑章，參酌前述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節，以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依被告之素行，足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遵守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促其自我約制，應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 3.另為使被告遵守法紀，提高遵法意識，避免再犯，認緩刑有附加條件之必要，參酌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五、褫奪公權： (一)「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刑法第37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40號、81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參照)。惟就褫奪公權期間，選罷法未有規定，依刑法第11條前段之規定，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所定「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期間。又法院依法必須同時宣告褫奪公權，並於1年以上10年以下之期間範圍內宣告之，此部分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因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攸關人民權益。是以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長短，自應視行為人所犯之犯罪性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之關聯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57號判決參照)。亦即，應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狀等，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而為褫奪公權期間之宣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判決參照)。 (二)查違反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依法應褫奪公權，除剝奪其再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外，亦限制其服公職之權利，影響其權益非輕，審酌被告交付賄賂之價值、賄選規模非大等犯罪手段及情節非重，以及其犯後態度、素行品行、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另所宣告之附條件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之規定，並不及於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規定，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偵查起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3-20241015-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愛花選任辯護人林育萱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劉添順選任辯護人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第 33號、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何愛花、劉添順 (以下合稱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添順雖供稱其擔任12年村長期間，除民國110年因為疫情外，其餘每年都會以自己名義送月餅給鄰長及村幹事以歡慶中秋節，然證人江金蓮明確證稱其配偶擔任鄰長達8年，但被告劉添順並非每年均有贈送月餅，足認被告劉添順所述贈送月餅禮盒予各鄰鄰長及村幹事具有例行性一節，並非屬實。　　 (二)被告何愛花否認有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黃阿里，惟證人黃阿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證稱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的月餅禮盒，其於警詢時經警方告知涉犯妨害投票罪嫌而接受調查，衡諸趨吉避凶及不甘受罰之人性，本可完全否認有收受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然並未如此，反係在後續偵查及審理中，均具結證稱有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足認此部分之證述屬實。反觀，被告何愛花雖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一次購買30盒月餅禮盒，扣除被告劉添順所稱贈送予8 位鄰長及1位村幹事各1盒外，剩餘21盒之去向，被告何愛花卻供稱：伊拿去送給高春梅、高春花、杜春美等人，其他人已經忘記，剩餘5、6盒就放在家裡，給客人食用，無法明確交代月餅禮盒去向。然被告何愛花亦供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倘被告何愛花所述屬實，何以對於其常年送禮之對象究竟為何人竟會忘記，足認被告何愛花所述係刻意含糊其詞，並非屬實。　　 (三)證人黃阿勇於警詢及偵查中均明確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雖事後在原審法院111年度選字第7號被告劉添順當選無效事件（下稱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虛偽證稱月餅禮盒並非被告何愛花贈送，而係一名慈濟功德會的師姐林月華所贈，然此部分偽證犯行業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64號提起公訴，經黃阿勇於該案審理中坦承偽證犯行不諱，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下稱另案偽證案件)判決判處罪刑，足認證人黃阿勇於本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方為屬實，亦證被告何愛花辯稱其並未送月餅禮盒予黃阿勇部分，亦不實在。 (四)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確實有贈送月餅禮盒予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依據證人高春花、高春梅、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係首次贈送月餅禮盒，先前未曾有過，堪認被告何愛花辯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亦不可採。　　 (五)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係基於選舉目的： 1.被告2人於案發時贈送月餅禮盒之行為，均不具有例行性，參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中均證稱渠等認識被告2人，但沒有親戚關係，甚至證人高春花及高春梅於警詢時明確表示對於被告何愛花突如其來的送禮行為感到嚇一跳或莫名其妙，足認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並非係基於一定情誼之人際互動或社交禮儀。申言之，倘被告2人歷年均有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習慣，而無其他意圖，渠等對於本案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動機、目的自可清楚交代，實無法想見，被告何愛花竟於警詢時供稱：伊送禮的部分是以自己名義去送，而被告劉添順以什麼名義致贈我不清楚，要問他才清楚。 2.另依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贈送月餅禮盒當下提及「幫忙」或「拜託幫忙」等文字，且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稱其主觀上認知「幫忙」或「拜託幫忙」係與選舉相關，足認被告2人辯稱渠等贈送月餅禮盒僅係為了聯繫友人情誼，並非屬實。 3.佐以被告何愛花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預訂月餅禮盒30盒，事後與被告劉添順將30盒月餅禮盒載回家後，其於111年9月 1日在家中打開1盒月餅禮盒拍照等情；被告劉添順於111年9 月2日登記參選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及被告2人於111年9月10日中秋節前夕，於密接時間對外發送月餅禮盒予前述具有投票權之人，以及考量當時被告劉添順係欲自村長一職進一步挑戰鄉民代表選舉，須尋求更多支持方能當選之動機，足認被告2人購買月餅禮盒贈送予他人之行為確實係基於選舉之目的。 (六)本案證人證述雖有審理與偵查不一致之情形，然諸多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詞有迴護被告何愛花說詞之情形(如：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而與渠等先前之證述內容歧異；證述內容過於牽強(如：證人林愛菊關於「拜託」一詞之說明) 及明知會涉犯偽證罪嫌仍積極翻供者(如：證人黃阿勇)，是法院應就證人之證述何部分可採、何部分不可採，予以具體說明，原判決概括以證人證述先後歧異，逕認其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不具憑信性，難認適法。又被告2人於密集接近之時間分送月餅禮盒予他人，堪認動機共同且單一，是證人之證述彼此應可相互參酌及補強。 (七)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2人為夫妻，被告劉添順為111年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登記候選人(下稱本件選舉)，於111年9月上旬中秋節前某日，向羅進順、劉桂香經營之順昌西點麵包店訂購月餅30盒，每盒單價新臺幣(下同)300元，每盒內有8顆月餅( 下稱系爭禮盒)，價金由被告劉添順支付。被告劉添順有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編號⑤、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江金蓮、温英妹、徐惠美；其中江金蓮、温英妹是被告劉添順請被告何愛花贈送，徐惠美是由被告劉添順自行交付。而被告何愛花有於原判決附表1編號①至③、⑤至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以下合稱高春花等7人)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4-245頁)，並據證人高春花等7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無訛，且有本件選舉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 (本院卷第173頁)、得票數(原審卷一第21頁、本院卷第175 頁)、系爭禮盒照片(警卷第17、19頁)可佐，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所謂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86 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投票行求、交付賄賂之犯意？茲說明如下：　1.高春花、高春梅部分：　　⑴證人高春花、高春梅(下稱高春花等2人)為姐妹，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高春花為被告何愛花表哥之兒媳，高春花等 2人與其母親均常搭被告何愛花之計程車，時間應該有超過5年等情，業據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14、15、34頁)，被告何愛花亦稱高春花等2人為其姪女，從小就認識，與我有親戚關係等語(警卷第11頁)，可知證人高春花等2人不僅為被告何愛花所駕計程車之常客，彼此間亦為鄰居、遠親，具有相當程度之親誼關係。　　⑵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雖均證稱被告2人未曾在年節送過禮盒或月餅，惟證人高春花證稱：其與何愛花會彼此互相贈送或交換蔬菜、水果，高春梅也一樣等情 (原審卷二第17頁)，證人高春梅證稱：何愛花有時送一些吃的、會過來看有什麼需要(原審卷二第34頁)，何愛花本來就很大方，她有東西都會亂送，都會送朋友這樣，送吃的也是有等語(原審卷二第46、47頁)，參酌高春花等2人與被告何愛花間有長期客戶及親誼關係，平日互贈物品或於中秋節贈送應景之系爭禮盒，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中送禮以拉近情感、鞏固客源及禮尚往來之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⑶況就被告何愛花贈送高春花等2人系爭禮盒之經過，證人高春梅證稱：000年0月0日下午4、5時左右，何愛花一個人，騎摩托車，說「你們要不要吃月餅？」，我說「好啊！」，何愛花本來要給我媽劉秋妹，我說「我媽不能吃，她有病」，何愛花就送我跟我姊姊，後來何愛花就直接走了，也沒有講什麼，沒有提到劉添順要選舉的事情等語(原審卷二第37-40頁)，可知被告何愛花原本是要贈送給劉秋妹，因高春梅稱劉秋妹不能吃後，依當時情況才臨時改送在場之高春梅，復未有何明示或暗示與選舉相關之言語舉止，則依當時情境，能否使高春梅認知係與投票行賄有關，並非無疑。　　⑷基上，依被告何愛花與證人高春花等2人之關係、平日有互贈物品之情、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年節送禮之一般社會習俗等節以觀，被告何愛花所辯係因聯繫親友、顧客情誼而贈送系爭禮盒等情，並非無據，尚難單憑贈送系爭禮盒時點，適落在被告劉添順登記參選之後，即率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否則豈非謂登記參選者於選舉期間與其親朋好友皆不能互動交際及禮尚往來，如此解釋操作，不僅悖離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亦過於機械蒼白。　2.林愛菊部分：　　⑴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收賄者指證行賄者，該對向共犯（正犯）之單一供述證據，或因為可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為得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其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固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所述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科刑之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所稱之補強證據，係獨立於投票收賄者所為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擔保其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或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且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必須與投票收賄者所為之相關陳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而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其陳述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再者，不論同一投票收賄者前後共為幾次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其陳述是否出於自由意思，供述態度如何，供述內容是否詳盡或無瑕疵等，因仍屬其陳述之範疇，而非其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尚不足作為其陳述係與事實相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固證稱被告何愛花以前未曾送過禮盒或禮品，此次贈送系爭禮盒應該與參選鄉民代表有關，且贈送系爭禮盒時有說拜託幫忙，應該是幫忙投被告劉添順一票等語，從其所述「應該」與參選有關一語，可知應係其主觀推測之詞；且其復稱不知道被告劉添順有出來選舉(偵卷第72、73頁)，沒有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有關 (偵卷第73頁)，則其既不知被告劉添順參選一事，又豈會推測系爭禮盒與被告劉添順參選鄉民代表有關？足見其所述不無矛盾，難以憑信。嗣其於原審改稱：被告何愛花交付系爭禮盒時，就說拜託幫忙而已，沒有跟我拜票，沒有講幫忙投劉添順一票，與選舉應該沒有關連，那時剛好是中秋節等語(原審卷二第52頁)，證詞前後反覆不一，已有瑕疵可指。　　⑶又證人林愛菊自承其夫陳萬生與被告何愛花為遠親關係(原審卷第50頁)，被告劉添順則稱我認識林愛菊，林愛菊亡夫是何愛花的親戚，我與林愛菊的關係良好，我記得何愛花曾送過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亡夫等語(警卷第46、48頁)，則被告何愛花辯稱為聯繫親友而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等語，與一般社會禮俗難認相違，且被告何愛花曾送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之夫，於其夫亡故後改送林愛菊，尚難認有不合情理之處。　　⑷檢察官於原審主張證人林愛菊係明知系爭禮盒為賄選之對價，仍應允而收受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89頁)，惟林愛菊所涉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偵卷第195頁)，則證人林愛菊是否基於收賄之意思而收受何愛花交付之系爭禮盒、是否為獲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作出虛偽供述，均不無疑問，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警、偵訊證詞之憑信性，在其證詞前後不一而有重大瑕疵之情況下，依前揭說明，即無從逕以其警、偵訊之單一供述遽認被告2人有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　3.江金蓮部分：　　　 ⑴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為明利村第2鄰鄰長，任期2任8年等情，業據證人江金蓮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述明確，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江金蓮於警、偵訊時證稱：被告劉添順任職明利村村長期間，偶爾會送禮盒或其他禮品，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是說村長給鄰長的慰勞之意，不知是否與選舉有關，只知道被告劉添順都送鄰長等語(警卷第171頁、偵卷第90 頁)，於原審證稱：被告2人偶爾有送月餅，不一定每年都有，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只有說中秋節快樂、月餅給鄰長，那時候不知道被告劉添順選舉的事等語(原審卷三第38-40頁)，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稱：劉添順擔任村長，我擔任鄰長的期間，劉添順過年沒有送禮，中秋節有送月餅，好像每年送一次，我當了8年鄰長，不太記得是否送了8次，有時候有送，有時候沒有，110、109年中秋節記得有送月餅等語(詳見原審卷二第313-321頁)，可知被告劉添順因擔任村長，往年在中秋節時有贈送月餅予鄰長許進龍之情，本次贈送系爭禮盒時亦表明係中秋節贈與鄰長，並未明示或暗示與投票之目的有關，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江金蓮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之認識。　 ⑶又依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之證述，被告劉添順於任職村長期間，雖不一定每年固定贈送月餅禮盒，然此可能與被告劉添順當年之經費、贈送人數等節有關，難認須每年固定贈送始可謂合於中秋節送禮之習俗。　　⑷況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一職，於中秋節贈送月餅予鄰長，與一般人際關係、社交禮儀難認有違，縱非固定每年均有贈送，難認有異於常情之處。且被告2人先前時有贈送，時未贈送，適足證明被告2人於「本次選舉前」即有贈送予鄰長中秋節禮物之情，並非本次選舉才「突然」贈送，因此，以被告2人先前非每年贈送中秋節禮物，率推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應係未全面觀察被告2人與許進龍等人歷年互動關係所致，應無足採。　　⑸基上，被告劉添順與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間有村長、鄰長地方基層人員工作關係、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以往亦有中秋節送禮等節觀之，尚合於一般社會禮俗，被告劉添順辯稱係因逢年過節贈送禮盒給鄰長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以系爭禮盒行賄使投票予被告劉添順之犯意。　　4.杜春美部分：　　⑴證人杜春美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為認識很久的朋友，杜春美曾搭過很多次何愛花開的計程車，業據證人杜春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被告何愛花亦稱杜春美是我結拜姐妹，每年都會送她月餅等語(警卷第10頁)，足認被告何愛花與杜春美間亦有相當之情誼。　　⑵證人杜春美於警詢時雖稱被告劉添順於擔任村長期間沒有送過月餅禮盒等語，但並未否認被告何愛花曾經贈送過月餅禮盒，且其於偵查中證稱：2、3年前何愛花曾送過我月餅，我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收下這盒月餅不會影響我投票支持的對象(偵卷102頁)，於原審證稱：我與何愛花以前有互相送過東西，彼此平常會互送蔬菜、水果等食物(原審卷二第60頁)，則以其與被告何愛花間客戶、朋友關係，平日亦曾互贈物品之交往情況，被告何愛花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實無可厚非，難謂與一般人際關係、禮尚往來及年節送禮之習俗有違。　　⑶又被告何愛花贈送杜春美系爭禮盒時，杜春美並不在家，由杜春美家中44歲之智障女兒收受，而何愛花當時什麼都沒有說等情，亦據證人杜春美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顯無系爭禮盒與選舉支持被告劉添順有關之言語動作，證人杜春美亦證稱不知道是否與劉添順參選有關，沒想那麼多，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等語(警卷第191頁、偵卷第 102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贈送時適逢中秋節，證人杜春美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杜春美對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有何認識。　5.温英妹部分：　　⑴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為鄰居，温英妹與被告劉添順均當過教會長老，被告何愛花當過教會執事，彼此認識很久；被告劉添順在8年村長任期期間中秋節都會送月餅，被告何愛花每年都有送月餅等情(警卷第209頁、原審卷二第117 頁)，業據證人温英妹證述明確(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 頁、原審卷二第115頁)，則以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鄰居、教會關係及歷年均有送中秋節月餅之例，實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及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⑵況證人温英妹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一致證稱：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沒有提到選舉之事，我認為與選舉無關等語(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109頁、原審卷二第116 、117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適逢中秋節，參以被告2人每年中秋節均有贈送月餅之情，實未使人聯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賄選相關，難以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一事推認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6.徐惠美部分：　　　　　　　⑴證人徐惠美之夫許金連於111年間擔任明利村第8鄰鄰長，徐惠美與被告何愛花為教會認識的朋友，很要好，與劉添順亦認識很久等情，已據證人徐惠美、許金連於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偵卷第137頁、原審卷三第43、52、53頁)，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徐惠美於警詢時先稱：村長說系爭禮盒是鄉長送給鄰長的中秋節禮盒，說只有鄰長有，是鄉公所送的，沒講到選舉等語(警卷第152、153頁)，嗣改稱：當時村長確實有送月餅，但是沒有提到選舉的事情，我忘記村長當時有沒有跟我說禮品是鄉公所送給鄰長的等語(警卷第153頁)，對於系爭禮盒究竟是鄉公所或被告劉添順所贈送，已有所混淆；其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劉添順拿系爭禮盒到我家，沒有說什麼，我收下月餅是因為朋友關係，跟選舉無關，當時沒有想到可能與選舉有關等語(偵卷第85頁)，參以證人許金連證稱：徐惠美說系爭禮盒是劉添順要送給鄰長的，不是因為要競選才送，應該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我，送來的時候，劉添順也沒有說什麼話(偵卷第137頁)，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系爭禮盒(原審卷三第53頁)等語，對照證人徐惠美於警詢之初亦曾提及系爭禮盒是送給鄰長，可推認證人徐惠美應是告知許金連系爭禮盒為贈送鄰長，只是誤認為鄉公所所贈，益徵被告劉添順確未明確提及或暗示與其參選有關，以致徐惠美反而誤以為是鄉公所贈送。　　⑶又被告劉添順往年確有於中秋節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即鄰長許進龍之情，已據證人江金蓮、許進龍證述明確，而證人許金連既是於111年才擔任鄰長，則被告劉添順於111年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予第一次擔任鄰長之許金連，且表明送給鄰長，核與其與許金連之關係、一般年節送禮習俗及社會價值並無悖離之處，況被告劉添順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有關，證人徐惠美、許金連亦未聯想到與選舉相關，難認被告劉添順或證人徐惠美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賂賄之認識，不足認被告2人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四)本件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　1.黃阿里部分：　　⑴證人黃阿里於警詢時證稱系爭禮盒是由被告何愛花送到家門口由我兒子朝志宏收受，我看到時，僅剩下2、3個月餅，是鄰居跟我說何愛花有送月餅到我家，我兒子收的等語 (見警卷第13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系爭禮盒是何愛花拿到家裡給我們的，當時我不在家，是我的小孩收的；小孩跟我說是何愛花送來的等語(偵卷第78頁)；於原審證稱：我不知道誰把月餅送到我家，我在上班，是我小孩朝志宏收到的，我看到的時候月餅放在桌上，只剩3個月餅；朝志宏告訴我是何愛花送的等語(原審卷二第95-105頁) 。由上可知，證人黃阿里並未目睹被告何愛花致贈系爭禮盒之過程，只看到剩下2、3個月餅，且係聽聞鄰居或朝志宏轉述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經過，此部分證述為傳聞證據，信用性本較為薄弱，加上與證人朝志宏所述又不具整合性(詳下述)，本院自不得執此信用性有瑕疵的證述，率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　　⑵證人朝志宏於原審證稱：我和母親黃阿里住在一起，去年中秋節前，我沒有從何愛花手中拿到過中秋月餅禮盒，我看到的是一張衛生紙上面放一顆月餅，我不知道怎麼來的，剛下班看到就直接吃了，黃阿里沒有問過我月餅來源，是我問黃阿里這月餅誰送來的，我沒有看到順昌西點麵包店這個盒子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7-113頁)，與證人黃阿里所稱是證人朝志宏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月餅禮盒等節，明顯扞格。　　⑶又被告2人均否認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復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證人黃阿里或朝志宏所述屬實，自難憑證人黃阿里之有瑕疵證述逕認被告何愛花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欲行賄之事實。　2.黃阿勇部分：　　　　⑴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固均證稱111年9月5日有接受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事實，惟於原審改稱：去年選舉之前，被告2人沒有跟我拜票過，選舉前我沒有從何愛花那邊收到系爭禮盒，製作警詢、偵訊筆錄時因為緊張，想不起來，回去兩天後才想得出來，月餅是有一個慈濟功德會的菩薩林月華，直接拿去我家給我，我是慈濟的志工，幫林月華做環保，保特瓶、紙箱收一收，放在我住的地方，大概半個月林月華來收一次。我打電話給林月華說是不是你送月餅，林月華說是。本來我是說我沒有，警察一直問，到後面就說你看他們幾個都已經承認了，已經回去了，所以我才說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0-129頁) ，證詞前後反覆不一，非無瑕疵。　　⑵被告劉添順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證人林月華具結證稱：去年(即111年)中秋節我有送黃阿勇一盒月餅到黃阿勇家，裡面有6個月餅，因為黃阿勇有1個比較大的集中環保點，我向慈濟申請了30盒，所以送他等語(見另案當選無效事件原審卷第132-134頁)。參酌證人黃阿勇於警詢時證稱何愛花所贈送月餅外觀為圓形共有6顆1盒(警卷第239頁) ，與證人林月華所述月餅數量相符，而系爭禮盒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及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4頁)，並據證人江金蓮、杜春美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系爭禮盒裡面有8個月餅等情明確(警卷第172、191頁)，核與系爭禮盒照片相符(警卷第21頁)，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贈送6顆1盒之月餅等情，與系爭禮盒內月餅數量為8顆之事實不符，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送系爭禮盒一事是否無訛，尚非無疑。　　⑶證人黃阿勇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以其於112年2月9日上午9時50分許，在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之準備程序中，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供前具結為虛偽證述：其係自慈濟師姐林月華處收受月餅1盒，月餅應該不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而為虛偽證述，認黃阿勇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提起公訴，黃阿勇於原審表示認罪，經原審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判處證人黃阿勇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2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確定(下稱另案偽證判決)，業經本院調閱另案偽證案件卷宗查核無訛。惟證人黃阿勇於該案中雖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陳述，然觀其該案所提刑事準備書狀記載：其於警詢、偵訊所述何愛花贈送月餅一事，當下並非記憶深刻，加上智識程度不高，面對訊問心情緊張，乃未及深慮證述收受何愛花贈送月餅，事後回想並向林月華確認，始確定該月餅是林月華贈送，因而於另案當選無效事件明確證述釐清當時真實情節，惟先前證述內容已該當刑法偽證罪之構成要件，其願意坦承面對等語(見另案偽證案件原審卷第81頁)，可知證人黃阿勇仍辯稱警、偵訊時所述之月餅係林月華而非何愛花所贈送，則其於該案為認罪之表示，不無可能係為獲取較輕之刑及緩刑之利益而為，尚難以其另案偽證判決確定即認證人黃阿勇於原審之證述為偽證而不可採信。　　　⑷此外，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有贈送黃阿勇系爭禮盒之事實，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以系爭禮盒向證人黃阿勇行求投票支持被告劉添順等情，難認有據。 (五)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與投票予被告劉添順間客觀上是否足認為投票賄賂之對價？　1.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嚴加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或受賄，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依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而國人於中秋節前，無論是雇主與員工、客戶、親朋好友相互間，致贈月餅、禮盒等物，以慶祝佳節、聯繫感情、拉近親誼關係等，實屬常見，與一般社會價值、人際交往及禮尚往來之習俗無違。本件被告 2人於中秋節前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就贈送之時機而言，與國人中秋節贈送物品之禮俗相符，而一般人於此時節收到系爭禮盒，容易聯想到與中秋節送禮有關，客觀上合於民眾正常社會活動與正當交誼，難認與本件選舉有何關聯性；且觀諸系爭禮盒照片，為尋常之月餅禮盒(警卷第19、2 1頁)，其1盒單價300元，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被告2人所不爭執，斟酌現時社會大眾觀念、人民生活水準及被告2 人贈送之時機等，系爭禮盒是否足以動搖高春花等人之投票意向，並非無疑，佐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均證稱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並不影響其投票意願等語，尚難認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客觀上已足使有投票權之高春花等7人投票予被告劉添順而成立對價關係。　2.至於證人林愛菊於偵查中雖稱可能因為收了系爭禮盒而決定投他們家推出的人選等語，然亦稱：(問：你認為這盒中秋月餅與選舉有關嗎？)沒想那麼多，人家送我，我就收了；沒有因為有投票權而收受禮品之意思(偵卷第73頁)，於原審則改稱系爭禮盒與選舉無關等語，前後所述矛盾不一，自難憑其有瑕疵之指述逕認證人林愛菊收受系爭禮盒已足以動搖其投票意向。　3.再酌以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被告何愛花為其配偶，並從事計程車生意，以被告2人之社會地位、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與被告何愛花有遠親、客戶關係，與杜春美、温英妹為教友或鄰居關係，證人江金蓮、徐惠美之夫均為明利村鄰長等關係，被告2人於中秋節前之時點贈送系爭禮盒，實與彼等關係、一般社會生活及禮尚往來等情相合，無顯不合理之處，客觀上難認為選舉行賄之對價。　4.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的時間固尚稱密集集中，然被告2人贈送標的為中秋節月餅，加上月餅有一定保存期限，被告2人自須於中秋節前儘速密集分送，又被告2人贈送對象均為原有互動往來之親朋故友，或有村長鄰長合作關係，應得劃歸為正常(當)交際禮儀範疇，縱將上開數證人證述內容相互參照對應，亦尚難推認出被告2人有以系爭禮盒作為買票行賄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及上訴意旨所述事證，均不足以認被告2人係基於選舉目的而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亦不足認被告2人有致贈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原審認被告2人犯罪不能證明，已詳述所依憑之證據及心證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所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1-20241015-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198號原告林國龍被告賴清德副總統上列當事人間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本件移送至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20條規定：「（第1項）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6個月以上且曾設籍15年以上之選舉人，年滿40歲，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第2 項）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第2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下列人員不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三、具有外國國籍者。」第28條規定：「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05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0條規定者。……三、依前條第1項、第3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者。…… 」第105條規定：「當選人有第28條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選舉罷免機關、檢察官或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於其任期屆滿前，向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第110條規定：「選舉、罷免訴訟，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高等法院管轄。」又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條定有明文。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準此，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行政法院對無受理訴訟權限之案件，應依職權裁定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二、原告起訴主張：總統大選得票不過半，違反憲法總綱第1條、民有、民治、民享，違反民主共和、破壞國體，不能當選，美國要過半，要過270張選舉人票，俄羅斯不過半，要第二輪投票，賴清德得票只有500多萬票，大約只得28％、不過半、不能當選，臺灣選舉人數大約1,950萬票，過半要約100 0萬票，原告發起投廢票、不去投運動約8年，幾乎每天做宣傳，不去投廢票大約有600多萬票，憲法增修條文違反憲法本文，本文無效。並聲明判決：賴清德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當選無效等語。三、經核原告前揭起訴意旨，係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05 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依同法第110條規定，應專屬於中央政府所在地之高等法院管轄，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原告向本院提出本件訴訟，自有違誤，本院就此審判權之爭執，業已徵詢原告表示意見(本院卷第75頁)，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至有受理權限之管轄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審判長法官鍾啟煌法官李毓華法官蔡如惠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書記官　陳湘文

2024-10-09

TPBA-113-訴-198-20241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