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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7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浩鳴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58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陳浩鳴之刑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浩鳴（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66、112頁），因此本院就僅就被告上訴之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皆供述係依詐騙集團不詳成員「吉娃娃」之指示向告訴人卓金枝收取款項，足認已對犯罪事實坦白陳述，偵查中已有自白，於審判中亦坦承犯罪，原審未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已有違誤；被告於案發時年僅22歲，涉世未深，透過社群軟體尋找工作卻誤入歧途，犯後即坦承犯行，現有正當工作，被告犯罪情節輕微，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被告於上訴後已賠償告訴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改判較輕之刑。三、本院判斷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另適用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未據修正）。茲就本案涉及法律修正之具體情節說明如下：　⒉關於法定刑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　⒊宣告刑有無限制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因認：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為不同之犯罪行為，洗錢罪之保護法益係建立在社會經濟秩序之維護與國家主權安定之確保，防止犯罪組織藉由將「黑錢」清洗成「乾淨的錢」，如此始可避免犯罪組織再度獲得滋養而危害社會秩序或金融秩序，也可剝奪或限制犯罪者運用犯罪收入之能力，以此減低或預防未來犯罪之風險。本法第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後，已明定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前置犯罪之刑事訴追利益，亦包含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法益，而認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應予脫鉤，並將第3項之限制刪除（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　⒋減刑規定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新法修正移列為第 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是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由「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及「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雙重要件。　⒌經查，本件被告之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一般詐欺罪，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是經整體比較，如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但不得宣告超過5年之刑，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適用，詳如後述）；如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亦不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之規定）。故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最高度刑雖與適用裁判時法之最高度刑相等，然其最低度刑較短，即屬較輕（刑法第35條第2項參照），裁判時法並無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是原審雖未及就本案為新舊法比較，逕以舊法（輕法）對被告論處，因於判決結果無影響，本院自無庸因此撤銷改判，附此敘明。　　㈡、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部分　　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中均坦承犯行（見原審院卷第57、85頁，本院卷第67頁），惟於警詢中僅有承認其擔任車手向告訴人取款之客觀事實（見警卷第4至6頁），並於偵查中供稱：依我認知，我收受款項是娛樂城的錢，娛樂城的錢與金控公司有何關係我不確定，應該金額較大才叫我去收取，我不知情，我否認詐欺、洗錢、偽造文書（見偵卷第39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表示：當時因為覺得自己是被騙去當車手所以才這樣講，對於檢察官訊問時自己是否認犯罪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67頁），自難認被告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事由。　⒉刑法第59條部分　　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所犯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其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處斷刑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是其法定最低度刑即為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之最低度刑為1000元（刑法第33條第3款前段、第5款參照）。查被告擔任取款車手，佯裝為金控公司員工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並於取款後將贓款放置於高鐵車廂，以此方式輾轉將贓款交予共犯，製造金流斷點，犯罪情節並非輕微，且難認其本件犯罪情節存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㈢、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其中被告犯後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進而賠償損失，為認定被告犯後態度之重要量刑因子。查被告提起上訴後，已與告訴人卓金枝以25萬元達成和解，並已履行完畢，此有調解筆錄、被告匯款之網路銀行交易結果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5、86、12 1至127頁），足見被告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已有不同，原判決未及審酌，尚有未合。從而，被告上訴請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固均無理由（按：檢察官於亦表示本件並不符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刑法第59條之要件，見本院卷第119頁），惟被告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㈣、本院之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為時正值青年，非無謀生能力，竟擔任詐欺犯罪之取款車手，佯裝為金控公司員工向被害人收取款項，所為除造成被害人之財物損失外，亦破壞人與人之信任關係，且因採取向被害人收取現金後藏放於公共場所供共犯取走之手段，更易製造金流斷點，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溯其他共犯，被告之行為自屬不當，並考量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其所經手之犯罪贓款為 15萬元，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賠償告訴人25萬元完畢，告訴人亦表示願宥恕被告，而請求從輕量刑併為緩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調解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85頁；本院審酌後認仍不宜宣告緩刑，詳如後述），暨被告之學經歷、職業、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11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併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標準。至告訴人雖表示請求為緩刑宣告，惟考量我國詐欺犯罪猖狂，此類犯罪造成法益侵害非微，國家預防、查緝、處罰所投入之司法資源甚鉅，基於刑罰之預防目的，不宜僅因被告犯後認罪或賠償即認已無刑罰之必要，爰未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四、至同案被告邱妤婕被訴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確定，自不另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幸眞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2024-12-24

KSHM-113-金上訴-773-20241224-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玉枝選任辯護人包喬凡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67號、112年度選偵字第71號、112年度選偵字第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張玉枝部分撤銷。張玉枝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肆年。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元沒收之。　　事　實張玉枝為張字豪之母，其為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辦之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第22屆村長候選人張字豪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於111年4月25日11時許，在陳金龍位於屏東縣牡丹鄉內某址之居所（地址詳卷）與陳金龍、古英士見面時，以每票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對價，交付2,000元予陳金龍，用以賄賂在場具有前揭選舉投票權之陳金龍及古英士，囑其等於前揭選舉時投票予張字豪，陳金龍許為投票權之行使，而收受之，古英士雖未置可否，惟知悉該等金錢係賄賂亦未表反對（古英士、陳金龍涉嫌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因古英士未收受賄賂，陳金龍部分係屬微罪，分別經檢察官以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第253條為不起訴處分）。俟張玉枝離去，陳金龍將其中1,000元交予古英士，古英士始表示拒絕受賄並交還而未收受。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及辯護人雖主張證人古英士、陳金龍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惟查證人古英士、陳金龍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均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述，且於原審中亦傳訊證人陳金龍到庭予被告行使對質詰問權（按：原審亦傳喚證人古英士，惟證人古英士當時已因身體狀況無法作證，後被告及辯護人即未再聲請傳喚證人古英士，見原審院二卷第83頁；證人古英士現已歿），被告及辯護人復未釋明上開證述有顯不可信之情況，是證人古英士、陳金龍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有證據能力。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其餘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5、227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上訴人即被告張玉枝（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247頁），核與證人陳金龍、古英士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見選偵卷一第36、50頁），有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1年8月18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1 42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07至130頁）、111年8月25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145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1年11月20日選一字第1113150277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35至164頁）、112年12月2日屏選一字第1113 150320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65至201頁）、陳金龍、古英士、張字豪之戶籍資料（見警卷第87、91頁，選卷一第51、 413、414頁）、陳金龍及古英士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03至207頁）、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選偵卷一第 119至125頁）、本院113年度選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209至217頁）在卷可憑，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自堪採為論罪之證據，本件罪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三、論罪㈠、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本案所涉之村長選舉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自屬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查本件被告交予陳金龍之賄賂為2,000元，其中1,000元之行賄對象為陳金龍本人，因獲陳金龍同意收受，已達交付賄賂之階段。所餘1,000元係陳金龍俟被告離去後，遞交給在場之古英士，然古英士未同意收受賄賂，是被告就對古英士之行賄行為應止於行求階段。㈡、又按選罷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又該罪之預備犯，或各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階段，均屬前後之各階段行為。倘以一行為向多數人行賄，其部分已達交付賄賂之階段，則其他階段行為，即為其所吸收，僅論以行賄一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5號判決意旨參照）。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陳金龍部分）、行求賄賂（古英士部分），參酌前揭所述，其行求之行為，應為交付賄賂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㈢、刑之減輕事由　⒈按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認即使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 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與候選人張字豪為母子關係，被告基於親情為本件犯罪，雖不足取，惟其動機尚非不能理解。被告並無前科，素行良好，堪認本次係因以錯誤方法企求其子順利當選致罹刑章，而被告賄賂之對象僅陳金龍、古英士2人，相較於張字豪該次得票數為709票，此有前開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2年12 月2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320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65至201 頁）可參，被告之行為實際所能影響之比例甚低，復衡被告為原住民，長期居住於部落，學歷僅國中畢業，較欠缺法治概念，於本院審理中已坦承犯行，業見悔意，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縱對被告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有情輕法重而堪憫恕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㈠、本件經原審審理後，依所認定之被告犯罪事實及罪名而為量刑，固非無見。惟查：⑴被告提起上訴後，業於本院坦承全部犯行，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相較，已有不同，原判決未及予以審酌，所為量刑即有未洽。⑵被告有上述情輕法重而堪憫恕之情形，業經本院論述如前，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同有未當。因此，被告據此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張玉枝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國家民主政治之基礎在於建立公平及公正之選舉，賄選行為破壞選舉應選賢與能之制度，對其他候選人造成不公平之競爭，貶低民主政治之價值，於地方選舉中，賄選更常造成藉此方法勝選者當選後酬庸樁腳、官商勾結等種種劣蹟，以致影響地方建設，被告心存僥倖交付金錢賄選，妨害選舉投票之公正、公平與純潔，影響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自應予譴責；惟念被告上訴本院後已坦承認錯，有表示悔悟之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告無其他犯罪前科，素行堪稱良好，所行求、交付賄賂之金額非鉅，對象僅有2人，相對於張字豪該次得票數709票，被告所造成之危害尚非嚴重，對選舉結果難認有重大影響；暨被告之教育程度僅國中畢業，現靠打零工維生，固定之收入僅有領取原住民保留地之休耕補助，經濟狀況並不富裕（見本院卷第247 至24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㈢、褫奪公權　　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 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經本院宣告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有期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爰宣告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㈣、沒收部分　　　　本案賄賂款項為被告出資共2,000元等情，業據認定在前，且未經於陳金龍、古英士案件中宣告沒收，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2,000元。㈤、緩刑　　　⒈再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綜合考量，並就審酌所得而為預測性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21頁）。本院審酌為人父母者期望子女出人頭地，本為天性，被告因其子張字豪競選村長，基於親情而為本件犯行，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已知悔悟，其子張字豪本雖如被告所願當選屏東縣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亦因為被告賄選之行為導致張字豪當選無效確定，此有本院113年度選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可參（見本院卷第209至217頁），是被告歷此程序，當知民主政治中有一定之程序須遵循，訴諸投機取巧之非法手段將得不償失，日後當能知所警惕；又被告為46年次，年近七旬，併參考檢察官於論告時稱：如認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酌減後諭知緩刑，希望考量被告經濟狀況、財產、收入、身體狀況等情況，給予部分公益捐、部分的勞務及法治教育，以符合民眾社會觀感並兼顧本案案情；辯護人稱：被告從小在部落生活，對於法治較不熟悉，請求優先以法治教育為緩刑條件等意見（見本院卷第250、251頁），認上開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5年，復斟酌被告之經濟狀況，命被告於判決確定後2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金額，以期達成一般預防之效；另命被告於判決確定後2年內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期許被告能習得正確之法治觀念而預防再犯，及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付保護管束。至義務勞動部分，考量被告年事略高，認上開之條件應已足以避免被告再犯，審酌後認毋庸命被告為義務勞動；又倘被告未履行前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宣告，均併予敘明。　　⒉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褫奪公權）及沒收之宣告，併此指明。　　　五、原審同案被告李羅心愛無罪及被告不另為無罪（對李羅心愛）之部分，因未據檢察官上訴，自不在本院審判範圍內，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 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24

KSHM-113-原選上訴-3-20241224-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065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高碧霞上訴人（被告）劉富榮選任辯護人楊靖儀律師上訴人（被告）傅中選任辯護人鄭植元律師被告許玉秀劉信宏李鎮衛上一人選任辯護人王勝彥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6634、8123、84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許玉秀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發回部分（許玉秀部分）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謂：被告許玉秀為屏東縣長治鄉（下稱長治鄉）鄉長，負責綜理長治鄉之行政業務及各課室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民國105年間許玉秀與上訴人劉富榮指示被告即長治鄉民政課長李鎮衛辦理「王爺奶奶回娘家」活動，另指示上訴人傅中製作活動計畫及概算表，由長治鄉公所於 105年1月4日以「長治鄉陣頭遶境活動」名義行文屏東縣政府申請補助。許玉秀與劉富榮為爭取更多補助，由劉富榮向屏東縣議員爭取議員建議款，另指示李鎮衛於105年1月21日以「長治鄉民俗技藝熱鬧迎新年活動」名義連同傅中製作之活動計畫及概算表，由李鎮衛代決公文後，交由劉富榮爭取補助款，經屏東縣政府同意補助「長治鄉陣頭遶境活動」新臺幣（下同）20萬元、「長治鄉民俗技藝熱鬧迎新年活動」 35萬8千元，共計55萬8千元，均係為辦理105年2月9日之「王爺奶奶回娘家」之用，許玉秀竟與李鎮衛、劉富榮、傅中、被告劉信宏（下稱被告等5人）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聯絡，由劉富榮、劉信宏、傅中分別向追加起訴書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廠商索取收據、發票，或由廠商依其等指示填寫或由劉富榮自行填寫，以不實之商品項目、數量或金額，浮報活動經費，李鎮衛再持之製作不實之長治鄉公所支出憑證黏存單，以該不實憑證資料向不知情之屏東縣政府辦理核銷請款，致使屏東縣政府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憑證資料所載金額屬實，而據以核撥款項，李鎮衛明知補助款核發後，應由廠商直接向出納人員領款，竟自行簽領款項55萬8 千元後，全數交由傅中處理，傅中、劉富榮要求廠商蓋印章虛偽完成領款程序，或將款項匯給廠商後，再分別要求廠商將款項匯入三山國王宮所申設之長治鄉農會帳戶或將現金交付給劉富榮，而附表所示之何長恩（超元手工藝社負責人）、蘇甚蓉（振億印刷所實際負責人）、蔣忠宏（勤富帽業商行業務）、許婉蓁（鑫悅行實際負責人）、曾鳳嬌（吳進錦營養早餐店實際負責人）、林佑成（鳴魁專業外燴實際負責人）均明知開立憑證須據實登載，不得交付空白或無實際交易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或開立無實際交易之統一發票，竟分別與被告等5人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進而行使之犯意聯絡，或交付空白收據，或依指示而分別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憑證給劉富榮、傅中、劉信宏，再交由李鎮衛據以辦理請款，被告等5人共計詐取屏東縣政府補助款131,764元，並足生損害於長治鄉公所及屏東縣政府。因認許玉秀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許玉秀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許玉秀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許玉秀無罪，固非無見。二、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以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稽之卷內事證，傅中因辦理長治鄉公所公共工程招標業務，涉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經第一審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訊問後，依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聲請，於105年9月1日裁定羈押；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傅中、許玉秀、劉富榮共同犯上開犯行，於105年12月28日以該署105年度偵字第6714、85 09、9531號起訴書就其等3人提起公訴（下稱工程收賄案）。該案於105年12月30日繫屬於第一審法院（案號：105年度訴字第313號），傅中並於該日依第一審受命法官之諭知繳納保證金後停止羈押。嗣同署檢察官以被告等5人共同涉犯前揭公訴意旨所載犯行（即本案），於106年10月3日以106 年度偵字第6634、8123、8427號追加起訴書追加起訴（案號：106年度訴字第625號）。而許玉秀、劉富榮上開工程收賄案部分，業經原審前審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為本院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羈押聲請書、第一審訊問筆錄、押票、上開起訴書暨追加起訴書、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原審109年度上訴字第416、417號判決、本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54、5655號判決可徵（見第一審聲羈字第161號卷第2 至4、13至18頁、第一審訴字第313號卷㈠第2至20、63、68頁、第一審訴字第625號卷㈠第13至42頁、本院第5654號卷㈠第1 7至129頁及卷㈡第539至549頁）。又傅中於原審供稱：其一開始被收押，許玉秀就去找其家人，交保後，劉富榮又託人來找。本件「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原係長治鄉公所民政課承辦，非其業務，其亦未曾處理過辦理活動之業務，但因民政課之劉照璋不願辦理，才由其承辦。在該活動行將結束之際，劉富榮表示要挪用部分之活動印刷經費改做布條，但因劉富榮並未買布條，以致其無法核銷「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經費，劉富榮遂指示其以本件不實之統一發票、收據等辦理核銷，相關討論有時會在劉富榮住處進行，許玉秀通常也都在等語（見原審重上更一卷㈠第512至514頁）；李鎮衛亦證稱：因辦理向屏東縣政府及議員爭取補助「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之時程緊迫，承辦人劉照璋不願承辦，且說有違法，鬧得沸沸揚揚，所以沒有人要承辦，其向許玉秀報告後，許玉秀決定由傅中協助承辦等語（見偵字第66 34號卷㈠第35至36頁、同偵字卷㈡第225頁）。另依傅中所提其於112年2月21日與劉富榮之對話錄音譯文，顯示傅中提及其因劉富榮先前給付250萬元，而獨自擔下工程收賄案之刑責，劉富榮則先表示其目前身上沒錢，但不會欠傅中款項，繼稱：「我沒有叫蔡志和去講，我從頭到尾是叫李新煌去講，李新煌去講了你爸爸很生氣，叫許玉秀去跪你爸爸，跪了二次，我跟你講，聽完了李新煌說250（萬元），什麼事情就到此，這個案件。……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那我一定會給你，一、二年我有拼到錢我就會給你。」傅中回稱：「因為我老婆意思是，現在又不是錢的問題，我老婆就一直跟我講說，她說你們不是就只有叫我擔到工程的，……，她一直問我說，你們當初不是就說叫你傅中工程的部分擔下來，不要講到他們夫妻就好了。那現在怎麼王爺奶奶的（即「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下同）」，劉富榮旋打斷稱：「我也沒想到王爺奶奶會演變成這個樣子，那你既然講了，你就說出你的意思出來，這個也不要等到結案，對不對」、「那你就看你的意思要怎樣，即使判二年、四年、六年，會改判的話要怎麼那個，我補償你呀，事實上這些事情都有講過了啦」，傅中就該250萬元部分則稱：「只是這一段我那時候就想說，這只有要擔工程的部分，我那時候也是就這樣子覺得呀，你講的蔡志和、李新煌的這一部分我都沒有意見，也是真的，只是那時候王爺奶奶的也還沒有起訴呀，我就想說幫你們擔應該只有擔工程的部分這樣子」，劉富榮便稱：「沒有關係呀，現在你要怎麼那個你可以提出來呀，對不對」，其後2人討論傅中經法院諭知沒收不法所得部分如何處理時，傅中再度強調：「你講的這些我是都聽的懂，反正我老婆就是一直問，現在幫你們擔了工程又還有多這個活動，她就一直問，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等情；而劉富榮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亦不爭執該對話及譯文之真正（見原審重上更一卷㈡第279至289之2頁、原審重上更一卷㈢第179至181頁）。上情如若無訛，傅中與劉富榮討論以不實憑證向屏東縣政府辦理核銷請款事宜時，許玉秀似亦在場，且傅中於提及原僅與許玉秀、劉富榮夫妻議妥幫其等2人扛下工程收賄案，並無本案時，劉富榮亦無任何異議。如此，能否謂許玉秀就劉富榮與傅中以不實憑證浮報活動經費，向屏東縣政府詐取補助款全無所悉？其指派傅中承辦本案活動補助款核銷事宜，及在李鎮衛提出之請款簽呈及支出憑證黏存單上核章並送交屏東縣政府申請補助，非屬本件詐取補助款之行為分擔？要非無研求之餘地。乃原審未詳加調查釐清，且就前揭證據資料何以不足為不利許玉秀之認定，亦未於理由內詳為說明，逕以尚難僅憑許玉秀與劉富榮有夫妻關係，即認其主觀上對於劉富榮於嗣後為核銷經費，將以不實之單據為之，已有認識或預見，而為許玉秀無罪之判決，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三、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　　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　　於許玉秀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傅中之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已稱：傅中的太太也接過2次要溝通的電話；傅中在本案中並未取得任何利益，其為本案犯行，是來自許玉秀及劉富榮之壓力等語（見原審重上更一卷㈠第512頁、原審重上更一卷㈡第132頁）。果爾，則傅中之太太於電話中所談之內容，及傅中究竟是受到許玉秀何種壓力而為本案犯行，似有助於釐清案情，為發現事實，應曉諭當事人聲請調查；另本案自第一審繫屬日起是否已逾8年，而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 條規定之適用；案經發回，應併注意及之，附此敘明。貳、上訴駁回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檢察官就李鎮衛上訴部分　㈠本件原判決以檢察官以李鎮衛有如前揭公訴意旨所載犯行，　　因認李鎮衛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李鎮衛被訴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 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嫌部分，業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李鎮衛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李鎮衛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李鎮衛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　㈡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斟酌卷內既有事證（含證人劉照璋之證詞），以李鎮衛身為長治鄉民政課之主管，對於主管課室奉派承辦業務之完成負最終責任，依其職務，苟有承辦之下屬因故不能或藉詞推託，致業務無法順利進行時，其最終均必須親自承接完成，而以一般理性、負責之單位主管而言，除非其奉派職務之執行於客觀上確有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外，原無僅憑傳言或個人好惡即隨同下屬任性拒絕之理，故而自難僅因劉照璋曾拒絕辦理該項業務，遽認李鎮衛仍奉命完成承辦業務之行為必有不法。又李鎮衛對於下層經辦人員即傅中負責收集、回報之單據發票，僅就形式審查單據之內容、數額，而未再逐一向廠商求證、調查其交易之真偽，要屬常理，原難據此即認其對於傅中提供之單據不實已有預見，況確實有舉辦長治鄉「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李鎮衛辯稱其依當日實際勘察該活動全程之結果，無從得知有何虛偽浮報情事，自非無據。至李鎮衛於補助款核撥後，以自己名義領出交予傅中處理款項支付、歸還墊款等作業，縱處理程序存有瑕疵，惟乃屬便宜行事，尚難憑此而為其不利之認定。從而，原審就檢察官所提出及卷內所存證據等訴訟資料，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李鎮衛有本件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犯行之事實，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李鎮衛無罪，於法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泛謂李鎮衛明知劉照璋質疑本件「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違法不願配合辦理，其接辦後又有諸多不合正常程序之處置，且並未墊付款項，亦未與任何廠商聯繫，竟要求長治鄉公所將補助款開立以其為受款人之支票，並於提領後交予傅中，亦不追查款項之流向，均足徵其主觀上有縱該款項遭不法詐領，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指摘原判決違法，係就原審調查、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及就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三、劉富榮、傅中上訴及檢察官就劉信宏上訴部分　㈠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劉富榮、傅中、劉信宏有共同為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分別論處劉富榮、劉信宏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劉富榮想像競合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劉信宏則想像競合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並就劉信宏部分為附條件緩刑之諭知；另論處傅中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想像競合犯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並就劉富榮部分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㈡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之規定，僅於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且第一審判決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者，始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本件檢察官既亦就第一審判決提起不利益於劉富榮之第二審上訴，自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適用之可言。劉富榮上訴意旨漫指其於第一審否認犯行，惟於原審已坦承犯行，且其經原判決認定之犯罪情節亦較第一審判決為輕，原判決卻量處與第一審判決相同之刑，有違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云云，尚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又刑之量定、是否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及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均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劉富榮、傅中、劉信宏關於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並說明劉信宏並非公務員，就其本案與具公務員身分之傅中共同實行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如何有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且雖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後，惟如何仍在客觀上顯可憫恕，有情輕法重之處，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遞減其刑；劉富榮雖亦非公務員，惟何以無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劉富榮、傅中第二審上訴意旨指摘第一審量刑過重云云，及檢察官第二審上訴意旨主張第一審就劉富榮、傅中、劉信宏均量刑過輕云云，如何認為無理由等旨，均核屬事實審法院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尚無逾越法定刑之範圍或顯然失當而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且查劉富榮雖不具公務員身分，然其於本案位居主導地位，其自身與其服務之宮廟復取得本案犯罪所得，而傅中身為公務員，本應善盡職守，據實向屏東縣政府核銷本件活動之補助款，竟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為本案犯行，殊值非難。則原判決就其等2人量處相同之宣告刑，自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無悖。至劉信宏縱非僅聯繫2處商家，且實際上致電聯繫鑫悅行實際負責人許婉蓁購買統一發票者為劉富榮，而原判決就此部分有所誤認，惟上情於原審科刑輕重及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劉信宏之刑度，尚無何重要或具體之影響，是該等瑕疵未影響原審刑之量定，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又刑法第59條所謂「最低度刑」，於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而減輕其刑時，係指減輕後之最低度處斷刑而言。原判決既認劉富榮無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當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此為邏輯所當然，則原判決就此未贅為無益之說明，自無判決理由不備之可言。再者，被告是否繳交犯罪所得，以獲取較輕之量刑，屬被告享有自主決定權之訴訟策略，且被告繳回犯罪所得，除法律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僅屬量刑因子之一，非必對其量刑有重要之影響。是法院未詢問被告願否繳回犯罪所得，自無違法可指。檢察官上訴意旨漫言原判決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劉信宏之刑度，於法未妥云云；劉富榮上訴意旨泛謂原判決未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刑，與該規定之意旨有違。又未詢問其願否繳回犯罪所得，且未說明何以其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理由，所為之量刑違反罪刑相當、平等及比例原則云云；傅中則主張其非主犯，又無不法所得，參與之情節亦較劉富榮為輕，且與許婉蓁聯繫者實為劉富榮，原判決卻就其與劉富榮量處同一刑度，有違罪刑相當、平等原則云云，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㈢緩刑宣告與否暨附加如何之負擔，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又刑法緩刑之規定，原僅設定2至5年之觀察期間，並無附負擔之規定，欠缺在緩刑期間內對受緩刑宣告人之具體觀察手段，為落實緩刑意旨，且基於個別預防、鼓勵被告自新及復歸社會之目的，94年2月2日刑法修正時，仿刑事訴訟法緩起訴附負擔之規定，於刑法第74條增訂第2項，導入緩刑期間內附負擔之機制，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依增訂緩刑附負擔規定之立法意旨，及緩刑所附之負擔，或係對於被害人關係之修復；或為賦予被告社會公益責任；或者係使被告回復身心正常之處遇；抑或為預防犯罪與保護被害人之相應舉措，足見緩刑所附之負擔並非刑罰之替代性措施。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判決諭知劉信宏緩刑所附加之負擔，其中諭知向公庫支付20萬元部分，如以易科罰金1千元、2千元、 3千元折算1日之比例，換算刑期為200日、100日、67日，另諭知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部分，比照社會勞動之比例折算為20日，二者合計猶不及宣告刑有期徒刑2年之一半，難認此緩刑附加條件符合比例原則云云，尚難憑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檢察官、劉富榮、傅中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所述，應認劉富榮、傅中關於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部分之上訴，以及檢察官就李鎮衛部分及劉信宏關於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劉富榮、傅中及檢察官就劉信宏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經第一審及原審均認有罪，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之上訴，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均應一併駁回。又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上訴人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但須其上訴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查本件僅有劉富榮、傅中、檢察官對原判決提起上訴，茲劉富榮、傅中之上訴及檢察官就劉信宏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其等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關於第三人（即參與人三山國王宮）之沒收判決部分，故無須併列原審該參與人為本判決之當事人，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5

TPSM-113-台上-5065-20241205-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森林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501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高碧霞上訴人即被告林俊雄被告鄭翠蓮選任辯護人劉嘉凱律師被告李進約選任辯護人蔡桓文律師被告陳俊榮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森林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上訴字第1 028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4234號， 108年度偵字第82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林俊雄故買其附表四、五、六所示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判決關於陳俊榮故買其附表六之一所示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發回部分【即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即被告林俊雄故買其附表（下稱附表）四、五、六所示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壹、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變更起訴法條（即森林法第50條第1 項之故買森林主產物贓物罪）論林俊雄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 條第3項、第1項第6款之媒介森林主產物贓物之有罪判決（即附表四編號1至34〈下稱四A）、五編號1至13、18至30〈下稱五A〉、六部分），以及附表四編號35至40〈下稱四B〉、五編號14至17〈下稱五B〉，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改判林俊雄故買其附表四、五、六所示之森林主產物贓物均無罪（至附表六之一部分，如後丙之貳所述）；固非無見。貳、惟：一、案經起訴繫屬於第一審法院，法院首應確定檢察官起訴請求之範圍；案經上訴於第二審後，法院亦應先行確定上訴之範圍，俾利檢察官、被告為訴訟之攻防，如認該等起訴或上訴之範圍從起訴書或上訴書上之記載文意來看，容有未明時，法院即有闡明之義務，俾使雙方均知悉審判之範圍，避免裁判突襲並兼顧雙方之訴訟利益，不得任意擴張原起訴或上訴之範圍。又倘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依其文意不能及於某部分之事實，除法院認該部分之事實與起訴經認定有罪之部分，具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規定應合一審判之不可分情形，得於審判中告知該部分為起訴效力所及而併予審判外，依刑事訴訟法第268條之規定，不得就未經起訴之該部分事實為審判。再，除有特別規定外，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 2款定有明文；所謂「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係指本不屬其應行裁判之範圍，竟予審判；亦即法院對未經起訴或上訴之事項，且為起訴或上訴效力所不及之事項，本無訴訟關係存在，法院竟就該未經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而言。二、依卷內資料，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下稱起訴事實）一㈢載明：林俊雄基於故買森林主產物贓物之犯意，於民國106 年6月21日先向被告鄭翠蓮購得屬贓物之牛樟木等木頭，於1 06年7月11日將前揭向鄭翠蓮購得之牛樟木等搬運至大貨車上載運至被告陳俊榮指定之地點，嗣經扣得附表四、六、六之一所示之物而查獲等旨，並未記載林俊雄向鄭翠蓮購買之木頭中包含起訴事實一㈣扣得之附表五部分（起訴書第2、3 頁），則檢察官究有否起訴林俊雄購買附表五所示森林主產物贓物？觀諸第一審之審判筆錄，審判長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檢察官係起稱：起訴概要詳如起訴書所載明，並「修正部分犯罪事實」，惟並未記載其修正者是否增加附表五之森林主產物贓物部分（見第一審卷二第85頁）；次依林俊雄於原審準備程序筆錄之記載，林俊雄表示其認為檢察官並未起訴伊購買附表五所示之森林主產物贓物（見原審卷二第 105頁、卷三第95頁）。則第一審逕將五A部分與四A、六部分論林俊雄以媒介森林主產物贓物罪，並未敘明其何以得就五A部分併予審理，是否係起訴效力所及？以及其何以就五B 部分為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不惟理由欠周詳且就五B部分不惟理由欠周詳且非無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再者，依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上訴書所載，檢察官並未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四B、五B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上訴（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書第1至4頁），則原審認定林俊雄此部分之罪證不足，撤銷第一審有罪判決後，似應僅就四A、六部分為無罪之諭知，而不必再就四B、五A、五B 部分為無罪判決。原審未究明附表五部分是否業經檢察官對林俊雄提起公訴，逕於判決中記載：「依照上列起訴事實整體意旨觀之」、「其故買之贓物客觀顯然是包含嗣後林俊雄轉賣被告陳俊榮、李進約之附表四、附表六、六之一（陳俊榮）及附表五（李進約）所示之木材」等旨（見原判決第24 至25頁），已與卷內資料不符，復未釐清檢察官有無對第一審關於林俊雄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四B、五B部分提起上訴，即就檢察官未起訴之五A部分、檢察官未起訴兼未上訴之五B部分，以及未上訴之四B部分均撤銷改判無罪，非無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併有與卷證資料不符之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叄、檢察官上訴就林俊雄經原審改判無罪之前揭部分固未指摘及此，然此部分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關於林俊雄此部分之無罪判決有撤銷之原因，而無可維持。又此部分林俊雄之第一審判決為有罪判決（此部分有罪判決含其附表四A、五A、六論以一罪；四B、五B不另為無罪諭知），原審將四、五、六全部改判無罪，此部分之起訴範圍及上訴範圍均有待釐清，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將此部分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判決。乙、撤銷【即陳俊榮故買附表六之一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壹、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陳俊榮之無罪判決，改判陳俊榮故買附表六之一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陳俊榮故買附表四、六之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詳後述丙之貳部分）；固非無見。貳、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之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是以倘上訴權人係對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有罪或無罪、免訴、不受理部分上訴，其有關係之「有罪部分」，始應視為亦已上訴。如果上級審係維持下級審無罪之判決，而下級審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情形，該無罪判決部分，既無可能與已受請求而未予判決之部分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自應認該已受請求未予判決之部分並非上訴效力所及之有關係部分而併予判決，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依原判決之認定，檢察官起訴陳俊榮故買附表四、六、六之一之森林主產物贓物等犯行，第一審僅認定陳俊榮故買附表四、六部分無罪，漏未就其附表六之一部分為審判，則在第一審尚未就附表六之一部分為補充判決前，檢察官就第一審陳俊榮無罪判決提起之上訴範圍，自僅限於陳俊榮故買附表四、六之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且原審就陳俊榮故買附表四、六之森林主產物贓物部分係維持第一審判決無罪之認定，並未因而使附表六之一部分成為前條所指之「有關係部分」，原判決就附表六之一部分併為審判，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叄、檢察官之上訴意旨指摘陳俊榮附表六之一部分並無第一審判決，此部分之上訴即不受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 9條所定之嚴格法律審之重大違背法令之限制而仍得就其上開違背法令部分提起第三審之上訴，非無理由，應就原判決關於陳俊榮上開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裁判之附表六之一部分予以撤銷。又此部分本不屬原審應行審判之範圍，經本院撤銷此部分後，本院無庸更為任何判決，即具有改判之性質，不必發回。至於此部分應由第一審另為補充判決，自不待言。丙、上訴駁回【即除甲、乙外之其他上訴】部分：壹、原判決關於維持林俊雄有罪部分及鄭翠蓮改判無罪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㈠原判決關於維持林俊雄有罪部分：　⒈原判決認定林俊雄有其事實欄一所載，於106年5月間至8月3 日前某時向不詳姓名之成年人購買附表一、三所載貴重木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林俊雄以搬運贓物使用車輛故買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刑（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438萬3140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之判決，駁回林俊雄及檢察官對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就此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⒉林俊雄及檢察官之上訴意旨，分述如下：　①林俊雄部分：其於偵查中已經表示附表一、三之貴重木中有3 根牛樟是其向證人吳同泰所購買，並非全部來自於鄭翠蓮，原判決認定「林俊雄於檢察官偵訊時供稱：扣案木頭包含其在105、106年間在臺東買的3支牛樟木原木，包含樹頭，是私有地種死的等語，然倘附表一、三之木材是莫拉克風災之漂流木，其顯然不可能不否認此木材為2年份之木材，而另指該批木材是其向吳同泰購買1年內之木材，事後才配合改稱附表一、三之貴重木是莫拉克那年向吳同泰購買」等節，是以錯誤的前提來推論林俊雄上開辯解不足採信。況林俊雄亦未配合吳同泰改稱是莫拉克風災那年購入牛樟木，原判決前揭論據，也未依憑證據。另員警跟監其於106年7月20日自鳥松貯木場（地址詳卷）載運2棵牛樟至旗山住處後方空地放置，但因民眾檢舉而遭查扣並責付，可見林俊雄確實有從鄭翠蓮之鳥松貯木場搬運木材到其旗山住處，原判決以倘附表一、三木材是當時查扣並責付之木材，則必有紅漆標記，惟附表一、三木材並無紅漆註記，因認該載運之木材與附表一、三之木材無關，並未說明其依據。再原判決復以監聽譯文之內容指其到處收購木材，惟不能證明譯文所指木材為本案附表一、三之木材，亦難執此為不利於林俊雄之認定。綜上，原判決僅憑林俊雄持有附表一、三之木材即認定其犯罪，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法。　②檢察官部分：林俊雄故買附表一、三所示之木材，種類為牛樟、櫸木、紅檜等貴重木，屬國家重要森林資源，數量均龐大且具規模，犯罪情節及法益侵害程度甚高，原判決就此部分，有未妥適量刑之違法。　⒊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已依憑附表一、三之貴重木之扣案資料、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附設木材加工技術服務中心（下稱屏科大木材中心）鑑定報告等證據調查之結果，以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認定林俊雄於106年8月3日前基於故買森林主產物貴重木贓物之犯意，向不詳姓名之人購買附表一、三之貴重木之得心證理由。另就林俊雄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各詞及其原審辯護人辯護各節，說明：⑴吳同泰所證其出賣牛樟木予林俊雄之時間以及數量與林俊雄所辯全然不符；⑵鄭翠蓮證稱：林俊雄之財力狀況不佳，是有賺才有吃等語。衡情林俊雄不可能未尋得買主即向鄭翠蓮一次購入附表一、三之貴重木而放置於住處並向他人借用倉庫空地放置；⑶林俊雄於107年10月31日偵訊中針對檢察官質疑其所指貴重木包含莫拉克風災之木材與鑑定報告不符時之反應，可以推認附表一、三所示之貴重木如果包含莫拉克風災之漂流木，則林俊雄不可能在檢察官質疑附表一、三之木材經鑑定之結果均係2年內之風倒木或漂流木時，竟未主張前述木材不全然是2年內木材，仍指其於1年內有向吳同泰購入樟木；⑷依林俊雄之通訊監察譯文可知其有極多不法木材來源及欲以其取得之木材充為從鄭翠蓮處取得之木材，交付給陳俊榮等旨，說明林俊雄所辯附表一、三之貴重木之來源合法，有一部分來自吳同泰，一部分來自鄭翠蓮各節，如何均不足採信，逐一予以指駁（見原判決第8至1 0頁第11列、第14頁第14列起至19頁）。經核原判決此部分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再：公平法院應嚴守程序正義以具體實現實質正義，惟不得過分偏重程序而有害於實質正義之實現，倘終審法院經權衡結果，事實審法院之瑕疵尚不足以稀釋或動搖原判決之結果，則該等瑕疵即屬無害於結果之瑕疵，此種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380條之規定，不得執為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依原判決之認定，林俊雄雖然於 106年7月間經員警跟監發覺其從鳥松貯木場載運木材前往其住所，因而在查獲其持有包含2根牛樟之木材一批，該木材既經責付林俊雄，則理應有紅漆標示，但附表一、三之木材並沒有紅漆等旨，說明林俊雄在106年7月間經查緝並責付之木材與附表一、三之木材無關，此有前開經責付予林俊雄之木材照片可資覆按，且已於原審審理時提示予檢察官、林俊雄及原審辯護人表示意見（見警一卷第246頁、原審卷七第7 7至78頁），但原審就該職務上已知「經責付之木材有紅漆標示」之事實，並未給予林俊雄陳述意見之機會，核與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1之規定未符，而有微疵。但原判決並非以上開情節作為其說明林俊雄遭扣得之附表一、三之木材並非來自於鄭翠蓮鳥松貯木場之唯一理由，已如前述。綜合原審就林俊雄知悉附表一、三之木材並無合法來源而顯然知悉為贓物之前述論斷，除去該瑕疵部分，亦應為同一認定，而於本案判決之本旨不生影響，自不得執此作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⒋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詳細說明，第一審經具體斟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所為量刑並無不當，因而維持第一審對林俊雄量定刑罰之論據，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原判決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　㈡關於鄭翠蓮被訴故買附表二之森林主產物贓物改判無罪部分：　⒈公訴意旨以鄭翠蓮基於故買森林主產物贓物犯意，於106年8 月3日前某時、地分別向林俊雄之父親及已成年名字不詳之「李先生」購買遭盜伐屬贓物之附表二之烏心石木及牛樟木，並藏放在鳥松貯木場，因指鄭翠蓮係犯森林法第50條第1 項之故買森林主產物罪嫌。經原審審理結果，認鄭翠蓮上開被訴部分罪證不足，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鄭翠蓮故買森林主產物贓物罪之有罪判決，改判鄭翠蓮無罪，已敘明其憑以認定鄭翠蓮罪證不足之理由。　 ⒉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略以：　①檢察官已於上訴補充理由書中擴張鄭翠蓮之起訴範圍至原判決附表四至六之一全部木材（增列紅檜、櫸木、樟木）。原判決認為上開擴張部分僅具促請法院注意之性質，與其認定陳俊榮被訴向林俊雄故買木材部分漏載樹種樟木（起訴書僅記載牛樟木，原判決增列「樟木」）之採認標準不一致，有理由矛盾之違誤。　　②本案查扣之所有木材，除附表六及六之一編號7、19、20、40 、41、50、53、80、82、99、174、193、221、232號木材外，依學者、實務專家所為鑑定結論，均非八八風災之漂流木，而是2-5年之風倒木、漂流木。原判決就此部分之木材是否為漂流木，不採信卷內鑑定報告及學者、實務專家之證言。並對上開鑑定報告及鑑定證人一致證稱扣案木材包含風倒木等語未予置理，且原判決既就林俊雄所持有之附表一、三之木材部分採認屏科大木材中心鑑定報告之部分內容，就鄭翠蓮其附表二及四至六被訴部分之木材部分則不採同一份報告之鑑定結果，判決理由矛盾，併有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　③鄭翠蓮所提出用以證明附表二及附表四至六所示木材來自其鳥松貯木場，係其向林安韞、李慶信、張偉智等人購得之八八風災之漂流木所提出之A契約並非原本，且遲至原審審理時才提出，其上出賣人究為顏師父或是林安韞、重量如何、買賣價金等均有不同記載，難認真實，原審未進行筆跡鑑定，僅自行比對林安韞所為之其他文件字跡，有違論理法則。　④依森林法第15條授權制訂之「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無論是八八風災發生時之98年7月14日之版本或八八風災發生後之99年5月20日版本，對漂流木自由撿拾規定也只能撿拾枝梢材、殘材及不具標售價值之木材，縱在八八風災後開放撿拾非枝梢材部分，也僅是撿拾時間提前以及撿拾期間開放，仍需符合自由撿拾條件之漂流木始可自由交易。鄭翠蓮所提A契約部分是2次交易共計「35噸」木材，與通訊監察譯文中鄭翠蓮提及該批木材「有200公噸」不符；鄭翠蓮所提B契約雖有李慶信之證述為據，然李慶信供稱，其賣出給鄭翠蓮之木材沒有大支、完整的木材，其出售木材都有發票等語以及鄭翠蓮與林俊雄之通訊監察譯文中之下列對話：「鄭翠蓮：李仔的木頭靜靜的…」；林俊雄：「妳把當時他和你簽的收據拿給我，我去幫妳處理」；鄭翠蓮：「當時就要我木頭給他，他錢才要給我」，亦可見鄭翠蓮與李慶信交易木頭，究何人為出賣人，何人為買受人仍屬不明，足認 B契約不足為鄭翠蓮前開附表木材來源之認定；又鄭翠蓮所提C契約雖經張偉智於審理中證稱：「我有於100年間出售牛樟漂流木給鄭翠蓮」等語，但上開證人與鄭翠蓮交情匪淺，實難認其證詞公允客觀，不足採信。再附表二之木材秤重合計近「40噸」，尚不包含鄭翠蓮出售予林俊雄再轉售給陳俊榮、李進約部分，縱令張偉智有出售「10噸」木材給鄭翠蓮，數量也僅佔牛樟木的一小部分，尚不足以認定鄭翠蓮附表二木材之全部來源。況依前述契約之記載，鄭翠蓮購入之木材合計「70.8公噸」，依CNS之標準，即每立方公尺牛樟木大約重867公斤計算，附表二牛樟木重量約43噸、附表四、五、六大約分別為1.8、21、100噸，合計約165.8噸，與契約合計之噸數差距亦大，可見鄭翠蓮所辯均虛偽不實。牛樟木於81年公布禁伐，則自81年之後伐運之牛樟木當無可能經由森林法、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等相關程序申請伐採、許可、查驗等程序，而有管理機關所核發之林產物採取許可證或搬運許可證、林產物明細表、搬運單等物，其合法來源有限。本案林俊雄預先蒐集他案木材證明資料造冊備用，以供警方調查，由鄭翠蓮與林俊雄之通訊監察譯文尚稱要購買其木材之買家自己想辦法證明木材之來源，可見鄭翠蓮知悉鳥松貯木場內之木材來源，實非來自於林安韞、顏敬、李慶信、張偉智等人。原判決以106年5月26日、106年6月1日、106年 6月3日、106年5月25日之4通聯譯文為有利於鄭翠蓮之認定，有割裂證據採證情形。附表四至六之一所示木材均來自鄭翠蓮之鳥松貯木場，於105年6月中旬至106年8月3日前之某時向不詳之人購入，此從上開貯木場98年11月28日航照圖顯示，該土地之北側、西側、西南側、東南側開始有少量之木材堆置，與李慶信稱其未出賣大支、完整木頭給鄭翠蓮不符，且與顏敬證稱借用其土地放置之木材只有1支，數量不符；99年9月22日之航照圖顯示該木材大量增加，與鄭翠蓮供稱其向張偉智購入木材之發票上載明「100年3月25日」等詞不符，可見上開木材之來源並不是張偉智；從各期航照圖顯示之木材增減、大小、移動情形，鄭翠蓮供稱其放置於上開場地之木材均是98、99年間向林安韞、李慶信、張偉智購入之八八風災之漂流木云云，均與航照圖不符。原判決徒以空照圖之垂直視角無法確認數量、圖檔非清晰、105年間之圖檔顏色灰暗，以及木材會隨時間經過而失重，未調查失重之比例如何，即採信鄭翠蓮之辯解，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採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誤。 ⒊惟：　①被訴事實之範圍，以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為準。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關於犯罪行為發生之時、地、犯罪手段、方法之記載等事項，檢察官在起訴之後固仍得更正，惟此更正應於辨別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範圍內為之，俾利於被告之防禦以及訴訟之順利進行，此與科刑判決於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變更檢察官所引之起訴法條，或裁判上一罪擴張至起訴效力所及之其他事實而為科刑之概念不同，不得不辨。本件起訴事實一㈡記載：「鄭翠蓮基於故買贓物之犯意，於106 年8月3日前之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詳代價分別向林俊雄父親及…購買屬贓物之附表二所示烏心石木及牛樟木…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查獲」等旨，故起訴之範圍應限於鄭翠蓮於前述時地購入之附表二之森林主產物。檢察官於案經第一審判決後始於原審審理期日之112年3月14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起訴事實為：「鄭翠蓮於98年10月間至99年間某時及103年起至106年8月3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詳代價向真實姓名…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查獲；如附表四、六、六之一及五所示之木材，則出售予林俊雄，林俊雄再轉售予陳俊榮及李進約」等旨，除時間分為2階段，且時間相隔甚遠，起訴故買之贓物復大幅擴張至已由他人持有之附表四、五、六、六之一之木材，顯然無從辨別其同一性，非可以更正之方式在第二審為擴張，此與陳俊榮經起訴之事實為：「向林俊雄於106年6月21日故買…扣得如附表四、附表六、六之一所示之物」，屬於犯罪客體同一，依卷證資料即可辨明之「樹種記載」錯誤而得以更正之情形不同，難率指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起訴範圍之論斷理由矛盾。　②依原判決理由欄有罪部分所引之屏科大木材中心之鑑定報告、鑑定人龍暐、證人楊旻憲之證詞，均僅在說明本案附表一、三木材經分別鑑定為牛樟、櫸木、紅檜等數種及其山價（見原判決第6至7頁），與原判決理由欄所引不得為不利於鄭翠蓮之證據說明（見原判決第50至52頁），並無歧異，尚無檢察官所指原判決就此部分有相同證據而在不同行為人間為不同取捨之理由矛盾情形。再原判決已說明附表二、四至六之木材參雜部分非漂流木等情，未必能為鄭翠蓮所察覺（見原判決第52頁第6至12列），尚無檢察官所指有忽略扣案木材部分經鑑定為風倒木之情，難率指原判決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③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再按犯罪之成立，除應具備各罪之特別要件外，尤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一般要件，而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2條定有明文。查森林法第52條之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森林主副產物贓物罪，並無處罰過失犯。而其處罰之故意犯，雖不以行為人「明知」所買賣之森林主副產物為贓物之確定故意為必要，然亦必須有認識其為贓物，始克相當。原判決已綜合鄭翠蓮、林俊雄於106年6月3日17時23分之通訊監察譯文中提及「7、8年一定會失重」、「張偉智那些全部也都是漂流木嘛」等語；以及林俊雄與魯如文於106年5月25日16時51分之通訊監察譯文中提及「你這是之前和我說的董娘那批？」、「沒有，就之前88水災那時候買的」等語（見原判決第45頁）、鄭翠蓮提出之A、B、C書面契約、同怡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之資料、農委會林務局98年9月14日林造字第098 1616823號函（其內容說明二略以：「…農委會業以98年9月1 1日農林務字第0981741528號函請各縣（市）政府再次公告漂流木自由撿拾清理，除有經林業主管機關於木材烙有梅花形查印，並以紅漆編號者外，依民法第802條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權。」）等證據調查及取捨之結果，認定鄭翠蓮買入之前揭森林主產物無法排除為莫拉克風災後遭沖刷至下游之漂流木之得心證理由。另就檢察官所指顏敬所證關於沒看過A 契約、李慶信所證沒看過B契約等詞、林俊雄有收集木材來源資料以隨時提出之習慣、鄭翠蓮向林俊雄表示只要給員警代表性的發票、要買方自己想辦法等通訊監察譯文、附表二、四、五、六之牛樟以CNS國家標準計達70.8公噸、歷年航照圖、屏科大木材中心鑑定報告、證人楊旻憲、鑑定人龍暐、吳國禎、張世國之證詞等，如何均無法為不利於鄭翠蓮認定之理由等旨（見原判決第39頁第15至20列、第42至57頁），經核其採證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④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本案檢察官固然於辯論時質疑A、B、C 契約為事後偽造，然於原審審判長提示該等買賣契約影本時稱：「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七第97頁），且於原審審判長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後，詢以：「有無其他證據請求調查」時，答稱：「沒有」等語（見原審卷七第107頁），尚難以原審未將A、B、C契約作筆跡鑑定即認原審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背法令情事。二、以上關於原判決林俊雄有罪部分，林俊雄之前揭上訴意旨係重執其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原審辯護人辯護各節，依憑己見，置原判決明白之說明於不顧，再事爭執；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則係就原審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任意指摘；關於鄭翠蓮改判無罪部分，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徒憑己意任意指摘，均非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其等就此部分之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應認其等關於此部分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俱予駁回。貳、原判決關於維持第一審就林俊雄故買附表六之一森林主產物贓物罪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陳俊榮故買附表四、六之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被告李進約故買附表五之森林主產物贓物無罪部分：一、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之情形外，對於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或判例為限。同條第2項則明定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及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判決主文未諭知無罪，但於理由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本質上仍為無罪判決，故前條第1項規定中所指之「無罪判決」，包含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另所指之「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或判例」，不包括違背與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及第393 條第1款規定有關之司法院解釋及原法定判例法律見解意旨。再法院組織法於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行，刪除原第57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判所依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本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判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本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本院一致之見解。故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違背判例」，應解釋為「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又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違背本院徵詢庭或提案庭依法院組織法所定大法庭相關程序徵詢一致或大法庭裁定之見解所為之判決，亦屬於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 款所定之判決違背判例。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二、檢察官對於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無罪之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應在上訴理由內具體敘明原判決究竟如何具備速審法第 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係屬法定要件，若其所敘述之上訴理由與前揭規定之要件不符，或係指摘原判決有該條第2項所列違背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及第393條第1款規定之違法情形者，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三、經查：　㈠公訴意旨以⒈林俊雄基於故買森林主產物贓物之犯意，於106 年6月21日前某時，購買附表六之一之森林主產物贓物；⒉陳俊榮於106年6月間故買附表四、六之森林主產物贓物；⒊李進約於106年8月3日故買附表五之森林主產物贓物，指陳俊榮、李進約及林俊雄此部分均犯森林法第50條第1項之故買森林主產物罪嫌等語。經原審審理結果，以不能證明林俊雄、陳俊榮、李進約被訴之上開部分犯罪，因而維持第一審就林俊雄關於其被訴故買附表六之一森林主產物贓物部分之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判決，以及李進約之無罪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另撤銷第一審關於陳俊榮此部分無罪之判決，仍改判陳俊榮此部分無罪。　㈡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本件第三審之上訴，雖以：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之事實為林俊雄向鄭翠蓮故買贓物後出賣予陳俊榮、李進約，與第一審判決認定林俊雄係媒介鄭翠蓮、陳俊榮、李進約故買贓物分屬不同犯罪態樣各節，主張此部分之上訴應不受速審法第9條之限制。然速審法第9條規定之立法目的，旨在使自訴人或檢察官更積極落實實質之舉證責任，以使被告所受刑事審判符合公正、合法、迅速之要求，並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基於前述立法目的，上開規定所指之「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之判決」，當無限定原判決與第一審判決關於被訴事實不成立犯罪之論述應全然相同，無論本案林俊雄是媒介或轉賣前述森林主產物，就此部分第一審及原審既均為無罪之論斷，即有速審法第9條之適用。又所指「維持」，亦未限定第二審判決主文須為「上訴駁回」之諭知，倘第二審撤銷第一審無罪判決，復自為無罪之判決，同屬檢察官未積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之結果，為合於公正、合法、迅速之要求，仍應合於速審法第9條規定，限於嚴格法律審之重大違背法令之情形始得提起第三審上訴。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所引本院53年台上字第2067號、45年台上字第1172號判例，有裁判全文可供查考，固屬前述修正後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所指未經停止適用之判決先例。但觀諸本院53年台上字第2067號判決先例要旨：「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職權，而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45年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先例要旨：「證據之證明力，雖得由法院以自由判斷，然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須不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均係就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及取捨原則所為之闡述，係有關證據範圍及法院行使採證、認事職權應依循之證據法則，屬刑事訴訟法第37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有關之判決先例，均非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所稱「判例」之範圍。　㈣除此之外，檢察官就此部分之上訴意旨僅指稱原判決有「認事用法有誤」等違背法令情形，並未說明究有何具備速審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揆之首揭說明，難謂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符合上開得為第三審上訴之法定要件。揆諸前揭說明意旨，其此部分之上訴亦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8

TPSM-112-台上-5501-2024112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76號上訴人即被告吳建德選任辯護人盧凱軍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 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4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吳建德於民國112年1月24日15時30分許，在高雄市○○區○○○ 路000巷00號之君毅正勤社區活動中心旁，因細故與章靖惟發生口角，吳建德竟基於傷害人之身體之犯意，將章靖惟壓倒在地，並以一手掐章靖惟頸部（未成傷），一手摳章靖惟之眼、鼻、嘴、耳等器官，致章靖惟受有臉部多處抓傷、下唇口腔粘膜撕裂傷等傷害。二、案經章靖惟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具結之證述之證據能力，此部分之證據未經本院引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即無庸就其有無證據能力加以論駁，合先敘明。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吳建德（下稱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章靖惟發生衝突，其有與告訴人拉扯，及章靖惟於衝突後受有臉部多處抓傷、下唇口腔黏膜撕裂傷等事實，惟矢口否認傷害犯行，辯稱：是告訴人把我按在地上，我臉朝下，我用左手撐地，右手往告訴人下巴上去，不知道告訴人受什麼傷，我是正當防衛云云。經查：㈠、被告於112年1月24日15時30分許，在高雄市○鎮區○○○路000巷 00號之君毅正勤社區活動中心旁，因拍攝告訴人之車牌，引起告訴人質問，被告與告訴人因而發生衝突。衝突時，被告確有與告訴人拉扯，手有握拳碰觸到告訴人之額頭、鼻樑等位置，並有以手拉告訴人之嘴巴，且本件衝突後，告訴人受有臉部多處抓傷、下唇口腔黏膜撕裂傷等傷勢各節，業經證人即告訴人章靖惟於原審中證述明確（見原審院二卷第71、 74頁），復有被告所提出其所拍攝之告訴人車牌等照片（見警卷第27頁）、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下稱阮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警卷第25頁）在卷可查，並經被告所坦認或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4、75、78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㈡、而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口角後，被告將章靖惟壓倒在地，並以一手掐章靖惟頸部，一手摳章靖惟之眼、鼻、嘴、耳等處，方致章靖惟受有前開臉部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章靖惟於原審審理中證稱：112年1月24日下午我跟被告發生爭執，就是被告用手機拍我的車牌，我質問他，衝突發生後，被告把我壓倒在地上，當時我怕被傷到眼睛，所以我是緊閉雙眼，因為被告對我臉部、頭部進行攻擊，我怕抓傷到眼睛，被告對我的頭部、眼睛、鼻子、嘴巴，有用抓的、掐的、摳的、用拳頭壓，後來徐建國把被告拉開我才能夠起來，過程中我掙扎想要起來起不來，那時候胸口在痛，後來我去阮綜合就診，口腔裡面縫合了13針等情明確（見原審院二卷第71至74頁），核與證人即現場目擊者徐建國於偵訊中具結證稱：當時被告拍章靖惟車牌，章靖惟問他為何拍他車牌，兩個人就吵起來，過了3、5分鐘，我回頭看他們，就看到被告把章靖惟壓制在地上，左手掐著他脖子，並用右手摳他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就一直在臉部挖，大概摳了20、30分鐘，章靖惟說他喘不過氣來跟我求救，我就上前把吳建德推開等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5頁）。而觀之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見警卷第25頁）及急診病歷記載（見偵卷第53至68 　　頁），告訴人係受有下唇口腔粘膜撕裂傷及臉部多處抓傷之傷勢，即額頭、鼻樑、臉頰、眉心、雙眼周圍共有9處之抓傷，另其口腔內之傷勢，係位於下側牙齦、長約5.5公分之撕裂傷，後經縫合13針，與告訴人及證人徐建國證述之情節相符，亦與一般人以手摳他人眼、鼻、嘴、耳等器官所可能會造成之傷勢吻合，且急診病歷所載告訴人急診檢傷時間為本件案發日16時7分，與本件案發時間即15時30分之時間相近，堪認其就醫過程尚屬緊密連接，無遲延就醫之不合常理情形，足認告訴人之指述除有證人徐建國之證述可資補強外，亦與卷內客觀證據所顯示之事實相符，被告確有傷害告訴人之犯行，應堪認定。㈢、被告雖主張其為正當防衛乙節，按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刑法第23條前段固有明文。惟依被告因受告訴人質問何以拍攝其車牌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即將告訴人按在地上毆打等情節，客觀上並未存在對被告之不法侵害，被告自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被告所辯稱：是告訴人把伊按在地上，伊臉朝下，本來看不到章靖惟，伊用左手撐地，有看到章靖惟下巴，所以以右手往章靖惟下巴上去，拉扯到章靖惟嘴巴，並握拳碰觸磨蹭到章靖惟鼻樑等情節（見原審院卷第38、39頁，本院卷74、75 頁)，業經證人徐建國於警詢中證稱：我看到章靖惟從頭到尾都是被吳建德壓在地上，是吳建德把章靖惟壓制在地上後，故意用手去挖章靖惟的嘴巴（見警卷第15頁），且被告亦未能提出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等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且，倘若依被告所供情節，被告當時遭章靖惟按在地上，且被告臉部朝下，看不到章靖惟之臉部，縱依被告所辯有以左手撐地，被告轉頭是否可以看到在其背後之章靖惟臉部全貌，已有疑問；縱使可以看到，依一般常情，被告右手往後反折之活動範圍有限，是否能碰觸到章靖惟之臉部並進而加以施力而造成上開傷勢，亦屬有疑，尤其被告遭按在地上，臉部朝下，右手往後伸展範圍有限，但壓制住被告之章靖惟的頭部可以活動自如，能輕易閃避被告向後伸展之右手，被告在此情形下，尚能精準地將右手伸進章靖惟口腔並拉扯成傷，甚至以拳頭碰觸磨蹭章靖惟鼻樑，實屬難以想像之事。從而，被告上開所辯，卷內已乏證據可憑，亦與一般常情有違，礙難採信為真。㈣、至原審中辯護人以證人徐建國所證關於被告傷害章靖惟的時間長達20至30分鐘乙節不合常情，及於本院審理中主張徐建國與告訴人交情匪淺，而認證人徐建國所述不足採信。然依一般常情，每個人對於時間經過之主觀感受有所不同，倘若證人關於案發時間經過之長短，因其主觀感受而有描述不甚精確之處，然就案發經過之陳述，與卷內客觀證據相符，尚不能以此即謂該證人證述之全部內容即不可信。而證人徐建國於偵查中具結作證，縱其與告訴人有一定之交情，然畢竟與被告與告訴人之糾紛無直接利害關係，衡情應不至於甘冒偽證之刑責而為不實證述，且證人徐建國所證關於被告以手攻擊章靖惟臉部，導致章靖惟嘴巴有流血等語，核與卷附診斷證明書及急診病歷資料所載章靖惟傷勢相符。再者，被告主張現場尚有張長文目擊，並於原審聲請傳喚作證，然證人張長文於原審審理證述：伊當時不在現場，沒有看到案發過程等語（見原審院二卷第76頁），是其所證亦不足據為有利被告之事實認定。另被告質疑現場有監視器，告訴人為何要待監視器畫面已無留存之際方提出告訴乙節，惟告訴乃論之罪，僅需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提出告訴即可（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參照），告訴人於案發即 112年1月24日後6個月內之112年4月6日至高雄市警察局前鎮分局復興路派出所提出告訴（見告訴人之調查筆錄，警卷第 11頁），屬其權利之合法行使，難以此指摘告訴人之證述不實。㈤、又被告聲請調查⒈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MESSENGER與徐建國之訊息與語音對話，及⒉對於被告、告訴人及徐建國測謊部分，就被告聲請調查⒈之證據之理由，其係表示：因為告訴人在桃園上班，告訴人接到傳票後，一定會跟徐建國再核對一次，因為他們第一次的說法就對我不利，所以他們一定會在通信時確認一次（見本院卷第78至80頁），然此部分顯然僅係基於被告之主觀臆測，被告並未釋明其主張告訴人與證人徐建國串證等事實有何客觀依據，難認與待證事實有重要之關係；就⒉部分，按測謊鑑定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403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因本件待證事實已臻明確，此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駁回調查⒈、⒉證據之聲請。㈥、綜上，被告上開犯行，事證已臻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㈡、被告於107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7 年度交簡字第329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08年2月14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第100頁），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檢察官雖未於起訴書內主張被告構成累犯等情，惟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請求依累犯論科並加重其刑（見原審院二卷第82頁、本院第120頁），另於原審中提出高雄檢察署案管系統查詢單為憑（見原審院二卷第95頁），被告對於其於108年2月14日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事實亦不爭執（見本院第120頁）。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前案之罪質與本案雖不相同，然均屬故意犯罪，足認被告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仍不知收斂其行徑，已徵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且具有特別惡性，核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稱加重最低本刑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情形，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四、上訴論斷㈠、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罪證明確，而審酌被告本身與章靖惟並無深仇大恨，僅因細故發生爭吵，竟徒手摳章靖惟之眼、鼻、嘴、耳等器官，致章靖惟受有臉部多處抓傷、下唇口腔粘膜撕裂傷等傷害，被告攻擊部位為被害人之臉部，且傷害手段不輕，侵害被害人身體法益而造成被害人身體上之痛苦，對被害人之心理亦影響甚鉅，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賠償，再考量被告除構成累犯之前科不予以重覆評價外，尚有暴力犯罪之素行，及考量被告之家庭、學歷、經濟條件及身體健康及犯後態度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⒈被告係遭告訴人壓制在地上及攻擊，始基於防衛自身身體安全，欲推開告訴人，所為均屬正當防衛，應依刑法第23條前段規定阻卻違法；⒉原判決認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容有誤會；⒊ 被告係因不能安全駕駛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本案為傷害罪，兩者之罪質、行為態樣、法益保護均不同，傷害罪之法定刑已足以評價被告之行為，不應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規定加重其刑；⒋被告罹有憂鬱症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如認被告有罪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從輕量刑。惟查：　⒈就⒈之部分，係被告將告訴人壓制在地上及攻擊，業經認定如前，被告所稱如果是被告壓制告訴人，其會往上拉扯告訴人，則告訴人口腔內的傷勢不會往下，以及因為是告訴人要咬伊的手，才會將手拿出來，故告訴人受傷的地方為牙齦及右邊的嘴皮等情，並無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必然性，且以前開證人證述已足認被告當時係朝告訴人之臉部隨意攻擊，自並非循一定之方向為之，無從以傷勢之位置認定當時反而係被告遭壓制在地。被告又稱如果伊壓制告訴人，即不可能去頂告訴人之鼻樑，惟若依被告所言，其被壓制在地且面朝下，卻能造成其背後之告訴人鼻樑處受傷，實不合理。況被告之辯解係建立在其係「頂」告訴人之鼻樑之基礎上，若被告已將告訴人壓制在地上，即無「頂」告訴人之必要，被告以此指摘原審認定事實不當，自無所據。　⒉就⒋之部分，按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本件原判決既已具體審酌上開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並考量被告之犯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月，經核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之理由甚詳，核無不合（按：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告訴人，檢察官亦請求維持原判決之刑度，見本院卷第121、123頁）。況原審業已審酌包括被告罹有憂鬱症之健康情形，僅係因此身體健康狀況涉及隱私，而未於原審判決書中記載（見原審判決書第6頁第6行），更難認原審量刑時有漏未審酌此一情狀之瑕疵。　⒊就⒊之部分，被告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規定，且有依該規定加重其刑之正當性，已如前述，且是否應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加重，應整體觀察行為人之犯罪情節、個人情狀及預防之必要，本不以前後所犯之罪罪質相同為必要；就⒉之部分，本院未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證述為證據，即不就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加以說明。上訴意旨以此認原審判決不當，亦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判決有上開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游淑玟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6

KSHM-113-上易-376-2024112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88號上訴人即被告吳巧薇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 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3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吳巧薇為高雄市鳳山區新泰街「南京綠鑽」大樓住戶，朱秩霆為管理公司派駐該社區之職員，陳脩夫則為「南京綠鑽」大樓保全人員。吳巧薇於民國112年3月8日16時40分許起，在「南京綠鑽」大樓管理室前，因其住處漏水而要求大樓之管理委員會支付賠償金未果，在該處吵鬧並損毀管理室之對講機、電話等物（毀損部分未經告訴），經陳脩夫制止無效，而通知朱秩霆到場協助處理。朱秩霆到場後，吳巧薇將管理室之電視機推倒，並與朱秩霆發生爭執，吳巧薇竟基於傷害之犯意，突伸出右手掐捏朱秩霆鼻子，致朱秩霆受有顏面挫傷併鼻子瘀青腫脹之傷害。朱秩霆見吳巧薇轉身欲離去現場時，立即將吳巧薇壓制在地，陳脩夫見狀立即協助朱秩霆，而吳巧薇遭壓制過程中另以「垃圾人」辱罵朱秩霆、陳脩夫，其自身則受有雙手腕扭傷、雙手肘挫傷及膝蓋擦傷之傷害（吳巧薇所犯公然侮辱及朱秩霆、陳脩夫所犯強制、傷害罪嫌，均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二、案經朱秩霆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55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吳巧薇（下稱被告）雖坦承於上揭時、地與告訴人朱秩霆發生口角衝突等事實，惟矢口否認對朱秩霆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沒有推朱秩霆，沒有捏其鼻子，我只是把其口罩脫掉而已云云。經查：㈠、被告為「南京綠鑽」大樓之住戶，朱秩霆為管理公司派駐該社區之職員，陳脩夫為大樓保全人員。被告因其住處漏水損害賠償等問題，於112年3月8日16時40分許起，在「南京綠鑽」大樓管理室前表達不滿，並將管理室桌面上之對講機、電話等物推落至地面（毀損部分未經告訴），經陳脩夫通知朱秩霆到場協助處理，被告又將管理室之電視機推倒，被告與朱秩霆交談中，被告確有朝朱秩霆之臉部出手，後被告轉身欲離去現場時，遭朱秩霆壓制在地，陳脩夫亦前來協助朱秩霆，被告於遭壓制過程中另以「垃圾人」辱罵朱秩霆、陳脩夫，其自身亦因受壓制而受有雙手腕扭傷、雙手肘挫傷及膝蓋擦傷之傷害等情，經證人即告訴人朱秩霆、證人陳脩夫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見警卷第15至19頁）、被告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見警卷第12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坦認，上開事實首堪認定。㈡、就被告是否有掐捏告訴人之鼻子乙節，證人即告訴人朱秩霆於原審到庭證稱：當日由管理員陳脩夫電話通知我被告在管理室破壞物品及財產，我因而前往查看，我到場後先整理環境，被告又進門大聲咆嘯，並對管理室潑灑漂白水，被告推倒電視後，我上前用言語制止被告，被告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對我的鼻子部位動手，我明確感受到我鼻部有被被告的手碰到，有捏到我的鼻子，被告力道很大，我的口罩有脫落等語明確（見原審院二卷第54至56頁），證人即管理員陳脩夫亦於原審中到庭證稱：當日是我值班，被告跑到管理室叫囂、破壞東西、潑漂白水，我打電話給主管即朱秩霆，朱秩霆到場後，被告又進行第二次破壞，被告破壞電視後，朱秩霆走到被告前面，被告就突然地用手往朱秩霆臉部攻擊，力道看起來蠻大的，朱秩霆鼻子有被抓傷等語（見原審院二卷第59 至66頁），經核證人朱秩霆及陳脩夫證述內容一致，可信度甚高。㈢、又原審勘驗案發當時管理室之監視器錄影，112年3月8日16時 51分12至22秒許，被告提一桶水進入管理室，朝管理室桌面上潑灑，潑完即走出管理室，約一分鐘後，被告又進入管理室大聲嚷嚷，並將管理室桌上東西一一掃落，被告當著朱秩霆的面將管理室桌上電視掃落，朱秩霆與被告開始有言語衝突，被告不斷重複「不然你現在要怎樣」（臺語），後被告突然用手大力往朱秩霆臉部中間推，朱秩霆上半身有稍微往後，朱秩霆用手勾住被告脖子，下一秒，被告即被朱秩霆撂倒在地，陳脩夫衝上前幫忙朱秩霆一同壓制被告，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10張在卷可佐（見原審院一卷第 105至113頁）。以被告對朱秩霆之臉部出手後，朱秩霆旋即有上半身往後之情形觀之，可知被告應有對朱秩霆之臉部施以一朝向朱秩霆方向之力道，而朱秩霆於112年3月8日赴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急診室診療，經診斷受有顏面挫傷併鼻子瘀青腫脹之傷勢，此有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3頁）。綜合上開證據，並考量被告朱秩霆就診時間為案發當日，時間密接，且所指述告訴人受攻擊部位為臉部、鼻部，此與告訴人經診斷之傷勢為「顏面挫傷併鼻子瘀青腫脹」亦相吻合，應可認告訴人上揭傷勢確係被告上揭徒手攻擊舉措所造成，是被告確有傷害朱秩霆之犯行，應堪認定。㈣、被告雖辯稱其僅要將朱秩霆口罩拉下，然證人即告訴人朱秩霆、證人及管理員陳脩夫均證稱被告當時手朝告訴人臉、鼻的動作力道很大等語（見原審院二卷第56、65頁），且如被告係要將朱秩霆之口罩拉下，衡情朱秩霆不會出現前開上半身稍微往後之情形，且證人陳脩夫亦證稱：當時就是一般講話戴著口罩，沒有必要拿下口罩，且兩個人講話都很大聲，並無聽不清楚之情況，並無必要脫口罩等語（見原審院二卷第65、66頁），故當時被告亦無聽不清楚說話，需要朱秩霆將口罩取下之情況，此亦與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承：我會去扯朱秩霆的口罩，是他當著我的面說你準備搬家吧，因為他用言語刺激我，他經常說「你就搬家」（見原審院二卷第70 頁）等情相符；被告朝朱秩霆之臉部伸手前，更已對朱秩霆不斷重複「不然你現在要怎樣」等語，顯示其當時已對朱秩霆極度不滿，情緒高張，是以被告確係徒手攻擊朱秩霆臉、鼻，有傷害之故意甚明，其辯稱僅事後卸責之詞，不足為採。㈤、被告又辯稱：驗傷單寫的不是很真實，我如果不小心捏到朱秩霆的鼻子不可能馬上就有瘀青，朱秩霆可能是本身鼻子就有過敏，我只有拿朱秩霆的口罩，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傷云云。然朱秩霆於上開衝突發生之當日即112年3月8日至醫院接受診療，考量被告係於該日16時53分許出手朝向朱秩霆之鼻子，朱秩霆壓制被告後即報警，並等待警方到場將被告護送就醫，被告經護送就醫之時間為同日17時20分許，此經證人朱秩霆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院二卷第56頁），並有高雄市警消單位護送社區疑似精神個案就醫通報單（見警卷第20 頁）可參，足見朱秩霆驗傷時距離衝突發生之際已有一定之時間，並非案發當下立即接受驗傷，即無被告所述「不可能馬上就有瘀青」之疑慮。又被告僅以自己只有拿朱秩霆之口罩，而認朱秩霆不可能受有傷害，並未能提出該診斷證明書何以不足採信或與事實不符之理由，徒以自己之辯詞循環論證，自不足取。而衡諸常情，鼻子過敏不會造成瘀青腫脹，更不會造成顏面挫傷之傷勢，被告所辯顯無足採。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曾因傷害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月、2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確定，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聲更一字第3號裁定定應執行刑3月確定，嗣於111年11月23日（原審誤載為「3日」，應予更正）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是被告本案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累犯要件。惟本案起訴意旨及公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均未主張被告有上開前科執行完畢、構成累犯之事實，本件僅被告否認犯罪而上訴，且公訴人於本院亦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見本院卷第163頁），依前揭說明，應不得逕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四、上訴論斷的理由：㈠、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事證明確，審酌被告不思理性解決糾紛，竟以上開方式傷害告訴人之身體，造成告訴人受有上揭傷勢，且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未於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亦未賠償其等之損失等情，兼衡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併考量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及其自述之教育程度、生活經濟狀況，暨被告長期於精神科就診，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躁期，並領有輕度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見警卷第20至22頁）等情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拘役3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之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會有判決書記載之行為是因為長期被「南京綠鑽」大樓之主委蘇冠豪等人干擾，朱秩霆等人共同設計要將被告強制遷離，而塑造被告之惡鄰形象，惟蘇冠豪沒有權力擔任大樓之委員，竟還命朱秩霆、陳脩夫等人找被告之麻煩，管理公司為取得大樓之標案，完全配合蘇冠豪等人，以被告有精神障礙誹謗、嘲笑、抹黑被告，且不給付被告漏水之賠償金3,500元，本次亦係被告遭朱秩霆講話激怒，將朱秩霆的口罩拿下，即被朱秩霆強押在地，陳脩夫亦上前壓制被告，造成被告受傷，事件起因即係蘇冠豪、朱秩霆、陳脩夫為了貪圖大樓公基金對被告之刁難。惟查，被告確有前開傷害之事實，均經認定如前，而本件係被告先至「南京綠鑽」大樓管理室破壞物品，並與朱秩霆發生言語衝突，被告不斷重複「不然你現在要怎樣」後，即突然出手攻擊朱秩霆，業如前述，客觀上並非朱秩霆挑釁或激怒被告，被告亦非對於不法侵害防衛；蘇冠豪等人與被告之互動情形如何，亦與本案並無關聯。至被告所提之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79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11至17頁）、南京綠鑽社區規約節本（見本院卷第19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司促字第11477號、107年度司促字第21093號支付命令（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110年度司票字第6278號民事裁定（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112年度易字第200號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33至41頁）及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其中判決書及LINE對話紀錄部分固可證明被告與「南京綠鑽」大樓之人相處素來不睦，然與被告有無傷害告訴人之犯行無關；其餘之社區規約節本、支付命令、民事裁定，則與待證事實毫無關聯，亦不能據以為有利被告之認定。㈢、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6

KSHM-113-上易-388-2024112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6號上訴人即被告李政庭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60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李政庭於民國112年8月8日10時許，在屏東縣○○鄉○○路OO巷與邱文輝因道路通行權發生爭執，李政庭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該公眾得出入及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處，公然以客家語對邱文輝出言辱罵：「野膦屎」（四縣腔：iaˊlinˋsii ˋ，即「野種」之意），足以貶損邱文輝之名譽人格。二、案經邱文輝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被告李政庭（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此有本院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51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57、58頁）、戶役政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結果（見本院卷第69頁）、刑事報到單（見本院卷第59頁）在卷可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43 、6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44頁），後於審判程序中未到庭，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邱文輝因道路通行權問題發生爭執，其於112年8月8日10時許，人在屏東縣○○鄉○○ 路OO巷之處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根本就沒有罵告訴人，沒有證據證明我犯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2、44頁）。經查：㈠、被告與告訴人因道路通行權問題發生爭執，被告於112年8月8 日10時許，在屏東縣○○鄉○○路OO巷之處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見警卷第9、10、1 1至13頁，偵卷第31至36頁，原審院卷第42頁，本院卷第44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邱文輝、證人利志鴻、證人即同案被告邱李梅英各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見警卷第5 至7、15、16、19至21頁，偵卷第31至36頁，原審院卷第41 、75至78頁）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擷取畫面（見警卷第37 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被告李政庭確有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客家語「野膦屎」辱罵告訴人邱文輝：　⒈證人即告訴人邱文輝於警詢時證稱：李政庭用客家話罵我「野膦屎」，意思為外面偷生的野種，我們雙方因為家裡前面道路路權關係產生口角，李政庭就用客家話罵我「野膦屎」來公然侮辱我等語（見警卷第15、16頁）；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因為屏東潮州地政要來鑑界通行權的問題，他們在噴漆，我就跟李政庭說請他噴好一點，李政庭就用客家話罵我「野膦屎」，我媽媽（邱李梅英）聽到後，就去質問李政庭為甚麼要罵我，「野膦屎」的意思是外面偷生的野種等語（見偵卷第31至36頁）。　⒉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邱李梅英於偵查中亦證稱：被告罵我兒子（邱文輝）「野膦屎」等語（見偵卷第31至36頁），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罵我的兒子（邱文輝）等語一致（見原審院卷第41頁），且因「野膦屎」之意思係辱罵他人為野種（詳如後述），邱李梅英聽聞因覺受辱，而動手拍打被告，被告遂以遭邱李梅英毆傷而對邱李梅英提出傷害告訴，此經邱李梅英於偵查中證稱：被告罵邱文輝「野膦屎」，我就拍他一下肩膀，用手掌拍他的右肩（見偵卷第35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自承：邱李梅英用力打我，我有到醫院驗傷…她衝出來打我（見偵卷第33、35頁）等情相符，亦有被告所提出之相片可資佐證（見偵卷第77、79、81頁）。查證人邱李梅英為OO年次之年長者，此有其年籍資料可參，如非邱李梅英受到刺激，當不至於無故衝出並以拍打方式攻擊被告，是邱李梅英於上開時、地確有推打被告之事實，亦得以補強告訴人及告訴人之母上開證述。　⒊再者，證人即當時在場之鄰居利志鴻於警詢時證稱：李政庭用客家話對邱文輝說「野膦屎」，第一次（112年8月8日）我是聽邱文輝說李政庭罵他「野膦屎」，第二次也是同日10 時許，書記官執行劃設通行權範圍離開後，我開車回到（屏東縣○○鄉）○○路OO巷，我就聽到李政庭對邱文輝說「野膦屎」、你擋什麼擋阿，「野膦屎」是野種意思等語（見警卷第 19至21頁）；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於112年8月8日上午有在屏東縣○○鄉○○路OO巷地段現場，李政庭有對邱文輝罵「野膦屎」，當天是法院來執行二米寬的通行權，執行官後來就走了，李政庭就在畫線，我開車過去，李政庭罵邱文輝「野膦屎」，所以邱李梅英（邱文輝之母）氣不過，才去拍李政庭，我車子開經過通行權的路，後來執行官還沒有回來的時候，李政庭就罵邱文輝，後來執行官回來後，我就問執行官我車子可不可以停在那邊，執行官說沒有執行到我停的土地，李政庭罵邱文輝「野膦屎」的時候是在執行官還沒有回到現場之前等語（見偵卷第31至36頁）；並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當天8月8日執行官來執行土地，邱文輝（先）跟我說李政庭罵他「野膦屎」，就是客家話私生子的意思，我回去（後），我停車停好下車時，就聽到李政庭有罵邱文輝「野膦屎」，我確實有聽到，我只強調我有聽到李政庭罵邱文輝「野膦屎」，我確實有親耳聽到，（問：我發現你從頭到尾講的幾乎都一樣，第一次是聽他們〈告訴人〉講，第二次你才聽到有罵，等於第一次是聽他們講說有推還有罵，第二次才親耳看到有罵？）是的，（問：中間你為何要離開？）因為第一次執行，我不能靠近，等執行官走了，我才過去開車回去我的停車位，我有租車位，（問：你第一次怎麼有機會聽他們〈告訴人〉講？）我開車回去聽他們（告訴人）講的，同一天8月8日上午9時多快要10時，我開車回去下車，聽李政庭罵邱文輝「野膦屎」，我確實有聽到等語（見原審院卷第75至78頁）。證人利志鴻上開證述內容，就被告辱罵告訴人邱文輝之時間、地點及言語意涵等細節均完整、明確、前後一致，所述邱李梅英出手打被告之前因後果亦與告訴人邱文輝及其母邱李梅英所述情節相符，且證人利志鴻僅為當時在場之鄰居，與被告及告訴人之紛爭並無直接利害關係，其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均經具結，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李政庭之動機與可能。　⒋被告於警詢時亦自承：我跟他兒子（邱文輝）在爭吵，對方（邱李梅英）聽到我罵他兒子（邱文輝），所以過來推我；「野膦屎」就1個口頭禪等語（見警卷第9、10、11至13頁），而坦承有對告訴人出言「野膦屎」之客觀事實。被告雖於偵訊及審理中改口否認犯罪，然綜合以觀，證人邱文輝、邱李梅英、利志鴻之證述內容互核相符，亦與被告於警詢中對自己不利之供述一致，足認渠等上開證述內容確與事實相符，被告確有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客家語「野膦屎」辱罵告訴人邱文輝之事實，實堪認定。㈢、被告以客家語「野膦屎」辱罵邱文輝確係該當刑法之公然侮辱：　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而言。刑法第309條所保護之名譽權，就社會名譽部分，如侮辱性言論僅影響他人社會名譽中之虛名，或對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尚非需動用刑法予以處罰，惟如一人之侮辱性言論已足以對他人之真實社會名譽造成損害，即得以系爭規定規範、制裁公然侮辱之言論；又就名譽人格部分，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侮辱性言論除可能妨礙其社會名譽外，亦可能同時貶抑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甚至侵及其名譽人格之核心，即被害人之人格尊嚴。上開平等主體地位所涉之人格法益，係指一人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往來，所應享有之相互尊重、平等對待之最低限度尊嚴保障。此固與個人對他人尊重之期待有關，然係以社會上理性一般人為準，來認定此等普遍存在之平等主體地位，與純以被冒犯者自身感受為準之名譽感情有別。且因個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不僅關係個人之人格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共同生活之和平、協調、順暢，而有其公益性。是故意貶損他人人格之公然侮辱言論，確有可能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而對他人之人格權造成重大損害，從而有以公然侮辱罪避免公然侮辱言論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之正當性（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野膦屎」之意思為雜種，係罵人的粗話，有屏東縣政府112 年12月6日屏府客民字第11270702300號函（見偵卷第69至71 頁）在卷可參；而雜種為罵人的話，係指野種，更有指涉他人係其母與配偶以外之人偷生、出生來源不明之意，以本件而言，即係影射告訴人之母親邱李梅英私生活混亂、性生活不單純之意，屬侮辱性言論甚明。而依一般人對於該些言語之認知，係蔑視他人之人格，貶抑其人格尊嚴，具有輕蔑、鄙視及使人難堪之涵意，依一般社會通念，足以貶損其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對告訴人之名譽權侵害甚重，該言語復無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評價之情形，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告訴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被告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且被告上開所言係屬抽象謾罵、無謂之人身攻擊，亦僅涉他人私徳，毫無攸關社會公共事務，亦非屬可受公評之事，被告上開言論，實已逾越表現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　⒊被告為該言論時，係於道路上之公眾場所，係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狀況，其以上開言語侮辱告訴人，依其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之名譽，對於告訴人名譽權之侵害，已然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足認被告之行為已侵害告訴人名譽法益，實已逾越一般人能合理忍受之程度與範圍，確屬公然侮辱無訛。　⒋綜上，被告上開所言並非屬於理性討論之際所使用之語言，核屬一般市井穢語，客觀上足以使受罵者感到難堪與屈辱，且被告僅因前開緣由即以上開言語辱罵告訴人，依當時之客觀情境及依一般社會通念，客觀上實為負面、具有貶意評價之字眼，明顯係貶損他人之字句，亦帶有人身攻擊意味，實已貶損告訴人之人性尊嚴，足使一般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感覺難堪，損害他人之名譽人格，當為侮辱之文字，自該當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㈣、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於警詢時自陳：我跟他兒子（邱文輝）在爭吵，對方（邱李梅英）聽到我罵他兒子（邱文輝），所以過來推我；「野膦屎」就1個口頭禪等語（見警卷第9、10、11至13頁）；於偵訊時改辯稱：（問：你有對邱文輝罵「野膦屎」？）沒有印象，那麼久了，忘記了等語（見偵卷第33至34頁）；於原審審理時又改辯稱：我沒有罵邱文輝，我警詢講的不是實話，我否認我自己當時警局講的話等語（見原審院卷第42頁），被告供詞反覆、前後矛盾不一，並與前開證人證述均不相符，已難信實。　⒉被告罵告訴人「野膦屎」此言論顯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與社會評價，屬侮辱性言論甚明，被告對此語之意思自係明知，卻仍對告訴人口出此言，其具侮辱之犯意，實甚顯然。被告雖稱其為此言論係因土地糾紛發生爭執，然被告與告訴人間縱有土地糾紛，亦無須以本案如此不堪之言詞辱罵告訴人，遑論上開言詞僅涉及私德，毫無攸關社會公共事務。是被告所辯，顯不足以作為其為本案言論正當化之理由。㈤、被告雖聲請勘驗其隨身碟內監視器影像檔案，惟被告自陳其隨身碟內之監視器影像檔案僅有錄影影像畫面，並無錄音之聲音。本案之爭點既係被告有無口出客家語「野膦屎」辱罵告訴人，上開隨身碟內之純影像畫面檔案，顯然無法證明上開待證事實，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之規定，即屬顯無調查之必要，爰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被告辯解不足採信，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犯公然侮辱罪之事證明確，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發生前即有賭博等案件之前科紀錄，素行不佳，僅因與告訴人邱文輝有道路通行權糾紛，未能克制、控管自己之情緒，對告訴人為本案侮辱性之言論，所為實不可取，衡酌被告所為本案言論極為粗鄙，且所指涉之意針對告訴人，並且波及告訴人之父母，其所造成名譽權之侵害程度與範圍非輕，被告始終矢口否認公然侮辱犯行，且不斷隨司法程序、訴訟進度任意迭次翻異其詞，毫無自省與悔意，未能正視自己所犯之錯誤，犯後態度實屬惡劣，並斟酌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揭諸本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及言論自由之意旨，認系爭規定所定之拘役刑宜限於侵害名譽權情節嚴重之公然侮辱行為，暨衡以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5000元，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先主張原審量刑過重，後改口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惟被告確有公然侮辱之犯行，業經認定如前，被告無視前開積極證據，主張本件無證據得以證明其犯罪云云，自無足採。且被告犯後並未與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其損失，亦否認犯行，原審量刑之基礎並未變動，況原審量處5000元之罰金刑，以公然侮辱罪之法定刑係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更難謂有何過重之情節。從而，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同案被告邱李梅英部分，業經原審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確定，自不另論列，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余晨勝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4-11-19

KSHM-113-上易-416-2024111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93號上訴人即被告郭大瑋選任辯護人張俊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 40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276號、112年度調偵字第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郭大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0年11月3日，在高雄市○○區○○○路00號住處，利用廖芸瑄急需貸款新臺幣（下同）2億7,000萬元購買位在臺北市文山區土地之際，向廖芸瑄佯稱其曾幫某船務公司爭取紓困金，經核准由財政部直接撥款50億元予該船務公司，該船務公司有意將剩餘紓困金委由郭大瑋放貸，可透過郭大瑋向該船務公司辦理貸款等語，廖芸瑄不疑有他，遂同意委由郭大瑋辦理土地融資貸款2億7,000萬元。嗣郭大瑋於111年1月25日，向廖芸瑄佯稱其貸款須支付27萬元打點該船務公司5個單位之人員等語，致廖芸瑄陷於錯誤，於111年1月25日13時許，在高雄市○○區○○○路00號，交付現金27萬元予郭大瑋。詎郭大瑋事後並未辦理貸款，廖芸瑄要求退還27萬元亦遭拒，廖芸瑄始悉受騙。二、案經廖芸瑄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判決所引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郭大瑋（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67 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均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判斷之依據。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111年1月25日收取27萬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當時是蕭炳煌請我幫忙貸款 2億多元，我跟廖芸瑄沒有接觸，27萬元是這筆貸款的服務費訂金，我有開發票給蕭炳煌，不論蕭炳煌最終有沒有成功獲得貸款，這27萬元都不用返還。經查：㈠、被告經由戴宗勤之介紹，認識蕭炳煌、廖芸瑄，被告於上揭時間、地點收受27萬元及簽署服務費收據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廖芸瑄、蕭炳煌、戴宗勤之證述均相符，並有服務費收據、名片在卷可稽（見警二卷第20至2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觀之被告於111年1月25日親自簽署之服務費收據記載「茲代收訖廖芸瑄女士貸款新台幣貳億柒仟萬元之服務費定金無誤。代收人郭大瑋」，該服務費應確係廖芸瑄所交付，被告辯稱其從未與廖芸瑄接觸云云，顯非實在。而就交付該27萬元之緣由及經過，證人廖芸瑄證稱：當時我要買位在臺北市文山區的土地，因有貸款需求，經由戴宗勤介紹認識被告，被告表示曾幫某船務公司爭取到疫情期間紓困金50億元，因為紓困金用不完，所以該船務公司同意由被告代為辦理貸款業務，一開始我跟被告說要貸款3億元，過1、2週後，被告跟我說核准貸款2億7,000萬元，但那時遇到要過年，被告說船務公司有5個單位要打點，叫我拿27萬元給他，並說如果有放款這27萬元就從服務費中扣掉，但如果貸款未過，被告說這27萬元會退還給我，我與被告討論貸款的過程及將27萬元交給被告時，戴宗勤、蕭炳煌都在場，過程中我們有要求要去看船務公司，但被告都不帶我們去看，且過程中被告沒有找代書或其他人處理辦理貸款的事情，等了3、4個月貸款一直沒辦好，我就要求被告返還27萬元，但被告拒絕返還等語（見警二卷第6至7頁；偵二卷第70頁；原審院卷第118至125 頁），核與證人蕭炳煌證稱：戴宗勤於110年11月3日有帶我和廖芸瑄到被告住處，當時廖芸瑄因為要貸款購買土地，所以要委託被告貸款，我有在場，被告說有替一家船務公司申請到紓困貸款50億元，這筆錢可以放款2億7,000萬元給廖芸瑄，之後被告說要打點船務公司的5個單位，還說若最後成功放款，這27萬元要給他吃紅，若未放款，則會把錢還給廖芸瑄，所以我們於111年1月25日去被告住處，廖芸瑄拿給我 27萬元，我轉交給被告；我們跟地主說有貸款到2億7,000萬元，就帶地主去見被告，地主看到就搖頭，跟我說被告是詐欺的，我們都被騙了；被告也都說不出船務公司名字，說要帶我們去船務公司也沒有，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船務公司的人等語（見警二卷第10至11頁；偵二卷第73至74頁；原審院卷第126至130頁），及證人戴宗勤證稱：廖芸瑄是我介紹給被告的，廖芸瑄向被告表示要借款2億7,000萬元時，我有在場，被告有說曾幫某船務公司爭取到財政部紓困貸款50億元，該船務公司有意將剩餘的紓困貸款委由被告辦理貸款業務，所以可透過被告向該船務公司貸款2億7,000萬元，於11 1年1月25日被告向廖芸瑄說要打點船務公司5個承辦單位人員，所以廖芸瑄就交付27萬元給被告，當時我也在場，服務費收據的內容是被告在場時我撰寫的，且由被告本人簽名，而我當時有說要不要寫清楚如果沒有辦好貸款要如何處理，被告就說如果資款沒有辦成會退還；又當時臺北的地主也有來被告公司，地主說怎麼會跟被告借款，被告前科一大疊，而且他是記者、報社社長，警察局都怕他；被告說不出來要打點哪5個單位，且至今說不出來船務公司在哪裡，還說這是機密等語一致（見警二卷第13至15頁；偵二卷第71至72頁；原審院卷第131至134頁），且上開證人所稱被告表示27萬元是要打點船務公司之承辦人員乙節，亦與該服務費收據書所載被告僅為「代收人」、係「代收」服務費定金等用語相符。況證人戴宗勤與證人廖芸瑄、蕭炳煌於辦理貸款時均為客戶關係而認識不久，彼此無任何糾紛（見警二卷第12至13 頁），且證人戴宗勤證述先認識被告才認識蕭炳煌等語（見原審院卷第136頁），被告亦供稱與證人戴宗勤沒有財務糾紛或仇恨等語（見警二卷第2頁），難認證人戴宗勤與被告有何仇恨或嫌隙，致其甘冒偽證罪之處罰而虛構誣陷被告之情況，是證人戴宗勤證述之可信性極高。而被告自述高中畢業，現為建設公司負責人等情（見原審院卷第308頁），具有通常之智識及工作經驗，應知悉服務費收據上文句之客觀意義，是被告在服務費收據代收人欄位上親自簽名，自係表示確實有因廖芸瑄欲貸款2億7000萬元，而代他人收受廖芸瑄於111年1月25日交付之款項，堪認證人廖芸瑄、戴宗勤、蕭炳煌一致證述被告於上揭時間、地點，以某船務公司有50 億元紓困金可向廖芸瑄放款2億7,000萬元之行為，應屬可信。而被告於事後未替廖芸瑄貸得2億7,000萬元，亦未返還該 27萬元，且未能說明原欲接洽之船務公司為何，甚至通盤否認有此事，難認被告於收取27萬元時已有可協助辦理貸款之能力及真意，足認被告確係以打點船務公司人員為由，向廖芸瑄詐取27萬元。㈢、被告辯稱：當時是蕭炳煌要借1,500萬元及800萬元共2,300萬元之民間借貸，我有協助蕭炳煌向代書張秀蓮處理貸款，是因為地主不提供土地抵押才沒有成功等語。惟證人戴宗勤證稱：蕭炳煌、廖芸瑄曾於110年初透過我的介紹，委託被告代辦民間貸款1,500萬，當時我在場，當時沒有完成借款，之後我又和廖芸瑄、蕭炳煌於110年11月3日到被告住處要委託被告貸款2億7,000萬元等語（見警二卷第13頁），及證人蕭炳煌證稱：我曾於110年初透過戴宗勤介紹和被告講過貸款1,500萬元，及於110年4、5月間和被告講過貸款800萬元，但沒有委託被告辦理，嗣於110年11月3日我和廖芸瑄、戴宗勤到被告住處要委託被告貸款2億7,000萬元等語（見警二卷第9頁），可知證人蕭炳煌先前確有與被告談及1,500萬元與800萬元共2,300萬元之民間借貸，佐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蕭炳煌於110年初委託我辦理1,500萬元及800萬元共2,300 萬元之民間借貸，我於110年2、3月間已經問好1,500萬元部分，800萬元部分則於110年4、5月間，蕭炳煌沒有拿到1,50 0萬元及800萬元借貸，是因為地主不拿土地設定等語（見警二卷第4至5頁），可知其2人間關於1,500萬元、800萬元之借貸，應係發生於110年初至該年年中，而本案廖芸瑄、戴宗勤、蕭炳煌與被告討論之借貸案，係發生於000年00月0日，與被告所供述討論1,500萬元及800萬元民間借貸之時點相差約半年，且被告遲至111年1月25日始收受27萬元，參酌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收的27萬元沒有返還廖芸瑄，因為該筆服務費已轉為訂金，我把訂金轉到蕭炳煌要借2,300萬元的借貸案等語（見警二卷第3至4頁），足見被告於最初警詢時亦供述除蕭炳煌要借款共2,300萬元外，另有因其他借貸之洽談，而收受27萬元之費用。是本案被告與廖芸瑄等人洽談之2億7,000萬元貸款，應與被告所辯1,500萬元及800萬元之借貸，為不同事實。㈣、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收的27萬元沒有返還廖芸瑄，因為該筆服務費已轉為訂金，我把訂金轉到蕭炳煌要借2,300萬元的借貸案等語（見警二卷第3至4頁），惟於原審準備程序供稱：這27萬元是我公司服務費的訂金，公司也要開銷，我當時都有跟他們講清楚，不論貸款有沒有辦成功，都不用返還，他們都有同意等語（見原審院卷第73至74頁），則被告就此27萬元費用之性質，究竟是作為辦理民間貸款之定金，抑或屬於公司管銷之服務費用，其前後說詞不一。且觀前揭服務費收據使用「服務費定金」一詞，而定金依一般認知係指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確保契約之履行而交付他方之金錢，其交付時點多係在雙方議約之際或契約成立之初，則證人廖芸瑄、戴宗勤、蕭炳煌一致證述於110年11月3日洽談貸款，而於111年1月25日交付27萬元「服務費定金」，其時序甚為合理。倘如被告前揭所述於110年2、3月間為蕭炳煌找好1,500 萬元資金，且係可歸責於蕭炳煌事由致貸款未果等情，則被告為何遲至覓妥金主且確定無法辦理貸款後數月，始向蕭炳煌收取27萬元服務費定金？是被告前揭所辯，應無可採。㈤、綜上，被告於廖芸瑄等人於110年11月3日前來洽談2億7,000 萬元之民間借貸時，明知自己並無可向某獲有50億元紓困金之船務公司洽商放貸予廖芸瑄之管道及真意，竟向廖芸瑄、戴宗勤、蕭炳煌傳述此一不實資訊，致廖芸瑄等人誤信被告有洽談此一民間借貸之能力，被告伺機傳達要打點該船務公司等不實內容，致廖芸瑄陷於錯誤，因而交付27萬元，受有財產上損害，顯見被告主觀上有詐取財物之不法意圖，及施客觀上有用詐術之行為甚明。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9年度易字第833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經本院以100年度上易字第72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06年3月17日執行完畢（嗣接續執行傷害、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之有期徒刑，於108年7月5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0年12月17日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被告雖主張其被判有罪之案件均由最高檢察署發回更查，然被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為本件犯行，應構成累犯。審酌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案件與本案罪質相同，被告於前案入監服刑後仍再犯本案，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檢察官亦主張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見原審院卷第 309頁、本院卷第174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就被告本案所犯之罪，裁量加重其刑。四、上訴論斷之理由：㈠、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確有協助蕭炳煌向林志揚代書接洽借貸1,500萬元，及向張秀蓮代書接洽貸款800萬元事宜，且有與蕭炳煌前往與金主洽談，係因蕭炳煌方之地主設定抵押擔保，故協議未成；被告所收取之27萬元是協助辦理貸款之費用，亦有開立27萬元之發票，並實際找臺北之土地銀行評估，並無詐欺；被告為蕭炳煌接洽1,500萬元貸款之時間為1 11年2、3月，協助接洽800萬元貸款時間為111年4、5月，故被告是收受27萬元訂金後方有協助上開2筆貸款事宜，原審認定上開貸款分別係110年2、3月間及110年4、5月間接洽有誤。㈡、本院查：　⒈被告於111年9月7日接受警詢，就警方詢問被告所主張蕭炳煌委託辦理民間貸款2,300萬元，其辦理完成之時間為何時，係供稱：110年年初約2、3月間我已經問好了1,500萬元部分，800萬元是在後面約1、2個月，時間我忘了（見警二卷第4 頁），被告上訴主張該1,500萬元、800萬元之貸款係111年之事，顯與先前之陳述迥異，並與前開證人證述矛盾，更與其於111年7月5日寄發予蕭炳煌、廖芸瑄之存證信函上所載「台端等二人前於民國110年12月間透過戴姓友人介紹，前來委託本人幫忙調借現金二次共計新台幣（下同）2,300萬元」等情不符，此有該存證信函可證（見偵二卷第79頁），被告於上訴後主張該2筆貸款係111年之事，意在混淆事實至明，實不足採，亦難認該2筆貸款之事與被告收受27萬元之事有何關聯，從而被告受託接洽1,500萬元、800萬元貸款後，有無實際與代書洽談，以及因何緣故致未能談成貸款之事，均不足以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⒉被告所主張有就該27萬元開立發票部分，被告所提出之發票（見警二卷第22頁）係「總晟國際建設開發有限公司」開立，買受人為簫炳煌（按：應係「蕭炳煌」之誤繕）、廖芸瑄，所載之日期為111年5月26日，品名為「服務費定金」，金額為27萬元。然該發票係被告於111年7月5日寄發前開存證信函予蕭炳煌、廖芸瑄時所附，亦即被告係於收受27萬元之數個月後，方以其擔任負責人之「總晟國際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名義開立，此經被告自承該發票並非當下開立等情明確（見偵二卷第74頁），並有總晟國際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可參（見偵一卷第49頁）。而告訴人廖芸瑄因交付27萬元後均無下文，已於111年6月間開始向被告催討，此經告訴人廖芸瑄於警詢中證稱：我於11 1年1月25日交付27萬元給被告，被告遲遲未能辦理貸款，我於今（111）年6月份時向他詢問，被告沒有要還給我27萬元預付款，要我直接去提告（見警二卷第6頁），故被告提出該等發票時，已遭告訴人廖芸瑄催討返還27萬元，被告提出事後自行開立之發票，難以為有利被告之證據；其發票上買受人為蕭炳煌及廖芸瑄二人，亦與被告所稱其從頭到尾均未與廖芸瑄接洽乙節矛盾，益證被告所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㈢、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事證明確，因而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圖牟不法利益，以上開不實資訊向告訴人廖芸瑄施用詐術，致其受有財產上損害不少，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並未賠償告訴人廖芸瑄所受損失，考量被告上開犯罪情節、手段、動機、所生損害，兼衡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暨如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 元折算1日之標準，並以：被告施用詐術向告訴人廖芸瑄詐得27萬元，為其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被訴對朱潤堂犯詐欺罪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自不另論列，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2

KSHM-113-上易-293-202411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86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逸傑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1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徐逸傑前於民國107年5月15日2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與告訴人陳雯儀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B車）發生交通事故。告訴人廖常宏為告訴人陳雯儀所投保汽車強制險之保險公司第一產物保險公司（下稱第一產險）之法務人員，許育華則為被告所投保汽車強制險之保險公司新安東京產物保險公司（下稱新安東京產險）之技術科車損定損員，告訴人廖常宏、許育華即分別處理B車後續理賠、修理費用評估等事宜。被告明知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並未在本件汽車之修理費用評估表上盜簽「許育華」簽名，亦明知車禍當日之行車紀錄器為被告本人所提供，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並未變造行車紀錄器之畫面將之提供予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簡易庭法官，竟意圖使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受刑事處分，於110年4月7日3時19分許，至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向檢察事務官申告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20條之偽造私文書、變造準私文書等罪嫌，經橋頭地檢檢察官調查後，於111年3月18日以 111年度偵字第3005號（下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案經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審核後，認無理由駁回，而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誣告犯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於前案偵查中之指訴、證人許育華於前案偵查中之證述、前案詢問筆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110年4月14日高市警湖分督字第11070835000號函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與告訴人陳雯儀所駕駛之B車發生交通事故，雙方因而涉有民事訴訟，及於000年 0月0日下午至橋頭地檢申告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涉嫌變造監視器畫面及於修理費用評估表上偽簽「許育華」署名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告訴人提出的行車紀錄器畫面建立時間、長度、檔案格式都跟我提出的不同，我才質疑告訴人造假；另修理費用評估單第3頁右下方有「許育華5/21」簽名的有兩份，但一份沒有告訴人陳雯儀之簽名（他一卷第43至47頁，下稱【第一份】），另一份有告訴人陳雯儀的簽名（他一卷第49至53頁，下稱【第二份】），所以我認為是被告訴人偽造的等語。經查：㈠、被告於107年5月15日21時許駕駛A車在高雄市○○區○○路00號與穎源路口，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慎追撞同向前方告訴人陳雯儀駕駛之B車，造成B車車體受損，第一產險依保險契約賠付告訴人陳雯儀新臺幣（下同）20萬7,263元後，乃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向橋頭地院岡山簡易庭提起民事訴訟，經橋頭地院岡山簡易庭於109年8月6日以109年度岡簡字第51號判決被告應給付第一產險18萬4,989元及自109年2 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 110年3月10日經橋頭地院合議庭以109年度簡上字第162號駁回上訴而確定等情，為被告坦承不諱（見他一卷第5至6頁），核與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證述相符（見他一卷第137至1 39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相片黏貼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09年6月10日高市車鑑字第109705 20300號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被告及告訴人陳雯儀駕照、第一產險110年6月4日一產服字第0001100080號函暨檢附之給付資料、汽車保險計算書、汽車任意險理賠處理報告書、修理費用評估、估價單、B 車修繕照片、橋頭地院109年度岡簡字第51號、109年度簡上字第162號民事判決可參（見他一卷第17至35、79至111頁、原審之審訴字卷第101至103頁、原審之訴字卷第77至99、10 3至105頁），應堪認定。又被告於110年4月7日14時57分許至橋頭地檢申告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偽造文書，有橋頭地檢申告案件報告書、被告詢問筆錄可參（見他一卷第3至6頁），嗣經橋頭地檢檢察官偵查後認罪嫌不足，以111年度偵字第3005號為不起訴處分，被告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認再議無理由，以111年度上聲議字第9 08號處分書駁回確定，有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可查（見他二卷第7至23頁），且為被告所坦承不諱，此部分事實應可先予認定。㈡、被告申告時所指經變造之行車紀錄器，雖與被告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影像有建立時間、長度、檔案格式不同，惟確係告訴人陳雯儀自被告所提供予警方之行車紀錄器翻拍而來；被告所指遭偽簽時所提出之汽車修理費用評估表2份（即第一份及第二份之汽車修理費用評估表），第3頁均有「許育華5/21」之相同簽名，第一份之第3頁並無陳雯儀之簽名，第二份之第3頁有陳雯儀之簽名，汎德汽車估價專用章蓋印之位置亦不相同，惟此係因保險理賠作業時係以不同時間點所留存之資料作業所致，客觀上許育華之簽名並無遭偽造各節，經證人即告訴人陳雯儀（見他一卷第138頁）、證人即告訴人廖常宏（見他一卷第138頁）、證人許育華（見他一卷第155頁）證述明確，並經原審勘驗明確（見原審之訴字卷第51、52頁），另有行車紀錄器0515.WMV檔案內容（見原審之審訴卷第121頁）、第一、二份汽車修理費用評估表（見他一卷第43至47頁、第49至53頁）可證，足認被告於前案提告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變造準偽造文書（行車紀錄器畫面）、偽造私文書（汽車修理費用評估表上偽造許育華簽名部分）等情，客觀上均非事實。惟就被告於提告時是否明知所訴虛偽一節： ⒈行車紀錄器部分　⑴被告於申告時就此部分係稱：廖常宏是在簡易庭的時候，開庭有拿9秒鐘的行車紀錄影片，但當時這個影片不是我本人的，我們的影片通常來講會不斷循環重複3到5分鐘，但是我看到已經變成9秒鐘，顯然已經被剪輯過，上面也沒看到車牌；當庭播放行車紀錄器的畫面，是9秒鐘的案發過程，沒有照到車牌，警察在案發現場拍照靜止的車牌畫面，他的9 秒鐘的裡面，播放時間是錯誤的等語。經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0515」光碟，影片全長為16秒，時間顯示為「2015/5/3 0 18：25：37」，檔案建立時間為107年5月20日，業經原審勘驗在案，有原審之勘驗筆錄及前開檔案建立資料可查（見原審之訴字卷第43至45、51、67頁）。　⑵就被告於民事案件中所見到之行車紀錄影片何來，證人即告訴人陳雯儀於偵查中證稱：行車紀錄器就是被告提供給警察的，我在警局做筆錄時有翻拍，當下沒有提供，是後來才跟廖常宏說可以提供給他，不是給橋頭地檢或法院等語（見他一卷第138頁），證人廖常宏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在民事訴訟當庭將告訴人陳雯儀提供給我的畫面，以手機出具給法官看，但被告否認，所以法院不採認等語（見他一卷第138頁），並經檢察事務官當庭播放告訴人陳雯儀手機內影片，影片內容為翻拍電腦內行車紀錄器畫面等情，有照片可查（見他一卷第141至145頁），堪認告訴人廖常宏（按：於該案為第一產險之訴訟代理人）確有於另案民事訴訟過程中，提出告訴人陳雯儀自行在警局翻攝A車之行車紀錄器畫面。　⑶而被告提供當天交通事故的行車紀錄器畫面後，員警即將之上傳高雄市警察局E化交通系統，但如果當事人提供的影片容量太大，因該系統有容量限制，無法直接上傳，會使用po tplayer將被告所提供的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取車禍碰撞畫面影像後，再上傳該系統，上傳時間為107年5月20日3時30分；行車紀錄器影像時間與案發時間不符，則係因行車紀錄器時間未校正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112年7月10 日高市警湖分偵字第11271926900號函暨檢附之職務報告、1 12年10月31日高市警湖分偵字第11273021200號函暨檢附之職務報告及E化系統建檔時間、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見原審之訴字卷第71至75、111、123至127頁），堪認員警上傳E化交通系統前可能會以特定剪輯軟體擷取重點片段，故與被告之原始檔案即可能有長度、格式之不同。　⑷承前所述，被告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檔案，經過員警剪輯片段、告訴人陳雯儀翻拍後，由告訴人陳雯儀轉交告訴人廖常宏在另案民事訴訟時向法官提出，被告質疑此證據資料之真偽、與其向警方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內容有所差異，尚合乎常情。被告誤以為警方並未進行E化作業，為其自承在卷（見原審之訴字卷第53頁），又無證據可認被告早已知悉告訴人陳雯儀有翻拍舉動，其依據告訴人廖常宏在民事訴訟案件中提出之影像內容之檔案長度、格式，與其個人出具給警方之檔案不同，懷疑該證據有問題，僅是提出合理懷疑資為其在訴訟上之抗辯，尚難認有誣告之主觀上意圖。 ⒉修理費用評估單部分　⑴被告前案提告時所提出之修理費用評估單2份，第一份修理費用評估單之第1頁中間偏右上蓋有汎德汽車估價專用章、第2 頁中間蓋有汎德汽車估價專用章、第3頁中間偏右蓋有汎德汽車估價專用章，右下角則有「許育華5/21」及「許育華」簽名，且兩者字跡不同；第二份修理費用評估單上開日期、賠案編號、製造商及車型、公里數、車牌、零件編號、數量及價格、工時、噴漆計算等，暨修理費用總計11萬7,652元之記載均完全相同，惟汎德汽車估價專用章係蓋印在第1頁中間偏下方、第2頁中間偏下方、第3頁左下方，被保險人或駕駛人親簽欄位之進場及完工欄位均有「陳雯儀」之簽名，右下角則僅有「許育華5/21」(與第一份修理費用評估單之「許育華5/21」字跡相同)，有修理費用評估單2份在卷可稽（見他一卷第43至53頁），是上二份修理費用評估單確實有些許部分內容不同。　⑵證人許育華於偵查中證稱：我是新安東京產險技術科車損定損員，被告與告訴人陳雯儀發生車禍是由我代表新安東京產險去會勘，會勘時並沒有遇到車主，兩邊保險公司誰先到就誰先會勘；修理費用評估單是我親簽，他一卷第47及53頁的資料是同一張，他一卷第47頁的資料是我第一次看完先簽名，後來把影本資料帶回公司備存，正本留在汎德公司，由汎德公司聯絡車主確認同意後再由車主簽章等語（見他一卷第 155至156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107年5月21日接到通知，到現場看財損及車損，初勘總金額是11萬多。法院所提示修理費用評估單右下角「許育華5/21」是我簽的，當天我到場會勘完就先簽，車廠才會通知對方保險公司來會勘，當時車主陳雯儀還沒有簽名，核勘內容告知車主，車主同意維修才會簽名。資料的原本留在汎德公司，汎德公司有將我所簽文件影印只有我自己簽名版本給我留存，回到公司我將受損照片跟估價單上傳到電腦系統，整份寄給經辦劉懷忠。因我在現場只能就外觀上評估，詳細故障情形必須要汽車保養廠正式維修，超過保額10萬元部分不需要經過我的評估同意，所以B車第二次進廠沒有特別通知我們公司，這次是汽車維修廠評估的。110年4月22日被告父母拿兩份修理費用評估單跑來公司鳳山營業據點找我跟理賠主管，兩份上都有我的簽名，有跟被告父母說我從頭到尾是簽一次，只是因為是影本的關係，兩份都有我的簽名，但一份有陳雯儀簽名另一份沒有，就如我剛剛跟法院解釋的那樣。但被告父母一直糾結於後續追加很多金額，我也告知說因保額只有10萬元，超過部分沒有勘核。但我只做到勘核車損，後續情形經辦劉懷忠有無跟被告或被告家人說明我就不清楚。會勘當天被告並沒有到場，我自己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被告等語（見原審之訴字卷第176至188頁），並有越區代處理作業單1紙可證（見原審之訴字卷第209頁）。　⑶自證人許育華上開證述，可知兩份修理費用評估單上之所以均有「許育華5/21」之字樣，但一份有「陳雯儀」之簽名，另一份則無，係因汎德公司留存者為嗣後經車主陳雯儀確認修繕並簽名之正本，新安東京產險公司內部留存者為許育華會勘後、第一產險尚未會勘、陳雯儀也尚未簽名之影本，及 B車二次進廠係因超過被告保額，毋庸再通知新安東京產險派員到場。然此些車禍保險理賠專業事項，本未必是一般民眾均能理解，更遑論證人許育華證稱：在出庭作證前未曾與被告直接接觸，僅是與被告父母碰面，當時被告雙親對於金額增加一事甚為在意，也不清楚經辦有無與被告父母說明清楚等語如前，被告父母在接收許育華、經辦劉懷忠所講述之內容後，本即可能受限於自身背景及智識而未能全盤理解，如再將偏差之內容轉述給被告，確有可能造成被告之誤解。況承前述兩份修理費用評估單確有如上述不一致之情形，被告基於此事實而有懷疑，縱然可能係誤信其父母之錯誤訊息，其主觀目的上應在於求判明是非曲直，尚非刻意虛捏事實。　⑷至被告雖於前案申告時及檢察官訊問時，均未提及係委由其父親向許育華確認等情，係至原審之準備程序時始提出此說法。然被告就此陳稱：因為我不願意讓我父親碰觸這些東西，怕如果講到是我爸爸查證的，檢察官或是檢察事務官就會傳我父親來問，這樣很麻煩等語（見原審之訴字卷第200頁）。是被告因自身訴訟糾紛不願再牽扯家人，第一時間未主動告知此情，尚無違背常情，更有證人許育華前開證述可證被告先前確係委由父母代為處理，可見其此部分所辯並非無稽，尚難僅以被告並未於偵查之第一時間即提出此抗辯，遽認被告主觀上有誣告犯意。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尚非不足採信，從而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誣告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據告訴人具狀聲請上訴，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因駕車追撞告訴人陳雯儀，而告訴人廖常宏因代位求償對被告提起民事訴訟，並於訴訟中提出告訴人陳雯儀在警局所翻拍被告所提供行車記錄器畫面、保險公司初估之修理費用評估單及汎德汽車保養廠估價單為憑，本屬單純之民事案件，告訴人所提出之行車紀錄畫面本即翻拍自被告之行車紀錄器，被告比對即知並非偽造、變造而來，又保險公司出具初估評價單及汽車保養廠提出修理費用評估單，均屬出險時正常之作業流程，而保險公司僅依據外觀受損情形做評估，保養廠則依實際應維修部分估價，金額自會有所出入。被告未待訴訟結果，即惡意影射而誣指告訴人涉嫌偽造文書，且被告在收到不起訴處分書後仍不罷手，繼續聲請再議，其主觀犯意甚明等語。然查，告訴人陳雯儀交予告訴人廖常宏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雖係翻拍被告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惟被告對於該檔案於經警局E化而調整、後再經告訴人陳雯儀翻拍而來等情，並無所悉，且告訴人陳雯儀所提出之行車記錄器畫面與被告所提出之檔案相比，確實有長度、建立時間、檔案格式等相異之處，均認定如前，被告於未經查證詳實之際，率而質疑告訴人陳雯儀、廖常宏變造行車紀錄器畫面，雖有失謹慎，然依常情，一般人於訴訟中，往往對於其主觀上認為不利於己之證據資料格外敏感多疑，且電腦檔案之格式、大小或長度、建立時間，均屬比對數個檔案是否相同時重要之資訊，被告因而有所誤會，尚與常情無違。就修理費用評估單是否遭告訴人偽造乙節，觀之被告提告時所提之2份修理費用評估單，其列印之部分固然均為相同，然第二份上有較多手寫之修正或註記，是對一般人而言，應較無法立即聯想該2份修理費用評估單有異係因為在作業過程不同之時間留存所致。被告於民事訴訟中見到該2 份有所不同之估價單，修理費用總計均為11萬7,652元，右下方復均有「許育華5/21」之簽名，被告因初次估價之金額為11萬7,652元，後經求償之金額為20萬7,263元，認為金額超出最初之估計甚多，從而質疑相關單據之真正，尚難認定被告有誣告之故意。且許育華於110年4月22日受被告之父母質疑時，亦僅書寫「後面追加係第一產物保險私自追加行為，本公司新安東京勘車損害人員並未同意追加」、「本人只確認107年5月21日初次勘核有正本於汎德駕駛人部分無簽名」（原審之審訴卷第163、175頁），雖其真意係指其為新安東京產險之人員，對於超過被告保額部分無同意追加與否之必要及事實，然被告及其家人已因修理費用增加而對於維修過程有所懷疑，因而將許育華所寫之內容解讀為追加後之金額係遭第一產險人員擅自惡意增加，從而更深信所告之事為真正，亦非不符常情。至被告於檢察官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後，仍提起再議，此僅係就其行使告訴權後依法所得享有之權利，且以被告聲請再議之意旨，主要仍指摘告訴人陳雯儀駕駛行為不當，可知被告聲請再議之理由，始終係不服第一產險對其求償，尚難以被告聲請再議，遽認被告有何誣告之犯意。從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正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提起上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唐照明法官林家聖法官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書記官黃瀚陞

2024-11-05

KSHM-113-上訴-486-2024110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毀棄損壞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7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林子耘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毀棄損壞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2年度易字第57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22號、112年度偵字第42 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一、甲○○因與其鄰居乙○○、乙○○之父許天屏等人素有嫌隙，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月19日0時47分許，至乙○○位於屏東縣○○市○○街00巷0號住處前，持紅色噴漆噴灑乙○○及許天屏所共有、設置於該處之監視器2支（下合稱本案監視器），造成本案監視器之鏡頭無法攝錄影像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乙○○。二、案經乙○○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有罪部分（即毀損罪部分）一、程序事項㈠、本案業據合法告訴　按刑事訴訟法第232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所謂犯罪之被害人，指因犯罪行為而直接受害之人而言；關於財產法益被侵害時，該財產之所有權人固為直接被害人，而對於該財產有事實上管領支配力之人，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致其管領支配力受有侵害者，亦屬犯罪之直接被害人，自得為告訴，此有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27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刑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毀損罪此等關於財產法益被侵害之犯罪，財產之所有權人及有事實上管領支配力之人，均為得為告訴之人。查本案監視器係由告訴人乙○○與其父許天屏所合資購買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院卷第163、164頁），並提出112年1月 2日鈺盛科技估價單為佐（抬頭名稱為「乙○○台照」，見原審院卷第111頁），且告訴人乙○○設籍並實際居住於屏東縣○ ○市○○街00巷0號（見乙○○112年1月19日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戶籍地址及現住地址欄，偵一卷第19頁），其對於其住宅裝設之監視器有管領支配力，告訴人乙○○於112年1月19日以該監視器遭毀損而提出告訴，其告訴自屬合法。至告訴代理人許天屏雖於原審審理中陳稱：監視器是我買的等語（見原審院卷第53頁），及證人即裝設監視器之鈺盛科技資訊社老闆楊博盛於原審中證述其銷售、裝設之過程，證稱係均係許天屏與其接洽、不清楚款項是告訴人家人共同或單獨負擔（見原審院卷第140、143頁），惟衡情家人共同出資購買家中用品，或合資購買家中用品後由其中一人與店家洽購，均屬常見，許天屏表示本案監視器為其所購買，當僅屬一般人於言語表達之簡略用法，尚無特定表示為其單獨所有之意，亦與前開認定乙○○係合法告訴之認定並無扞格，合先敘明。㈡、證據能力之說明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證人乙○○、丙○○於警詢中之陳述，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均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規定之例外情形，經被告於本院主張針對毀損罪之證據全部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95頁），依上開規定，證人乙○○、丙○○於警詢中之陳述，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均無證據能力。　⒉就證人楊博盛於原審之證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之陳述，非傳聞證據，且經本院合法調查，應有證據能力。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引用之證據，業經被告於原審之審判程序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院卷第39、40、54、138頁）。被告雖於本院爭執其證據能力，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係稱：針對毀損罪的部分，全部的證據能力都有問題，因為我已經有證據證明這些都是假的（見本院卷第69頁），已有混淆證據能力及證明力之情形，且被告於原審中受有辯護人之協助，其係於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明示同意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後，表示其意見同辯護人，後於審判程序中表示對於證據能力之意見同前所述（見原審院卷第54、138頁），此外，被告並未主張或釋明其先前之意思表示有何瑕疵，被告顯係因原審調查該等證據完畢後為不利其之認定，方於上訴後復行爭執證據能力，並無何撤回同意為適當之情形，基於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自不應准許被告撤回其同意之意思表示。本院復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之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二、實體部分㈠、認定事實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與告訴人乙○○為鄰居，及乙○○住處前之監視器遭噴紅色噴漆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之犯行，辯稱：將監視器噴灑紅色噴漆的人不是我，且監視器也沒有壞云云。經查：　⒈被告居住在屏東縣○○市○○街00號，與居住在屏東縣○○市○○街0 0巷0號之告訴人乙○○為鄰居關係，又告訴人乙○○之住處外裝有監視器2支等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告訴人乙○○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相符，並有蒐證照片附卷可憑（見偵一卷第43、44頁），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⒉112年1月19日0時47分許，本案監視器遭人以紅色噴漆噴灑後，畫面呈現黑屏，鏡頭無法攝錄影像等情，業經原審勘驗本案監視器於案發前及遭噴漆後所拍攝之錄影畫面，有勘驗結果及相關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查（見原審院卷第183至207頁），且證人楊博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告訴人的父親在112 年時有跟我購買監視器，是我去裝設的，我知道他們在112 年1月19日監視器有壞掉，當天我去看監視器有紅色的噴漆，我看完不建議維修，因為我們有問過廠商，前面是玻璃，磨掉噴漆的過程有可能造成鏡面模糊，就會看不清楚，我們建議更換，1月22日就直接換了新的等語（見原審院卷第140 、141、147、149頁），並有112年1月2日、112年1月20日鈺盛科技估價單及112年8月12日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347頁、原審院卷第59、61、111頁）。衡以證人楊博盛既經具結擔保陳述之真實性，且其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告訴人一家是只有監視器的事情才會接觸，沒有特別交情，平常沒有往來，我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原審院卷第146頁），其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為虛偽證述之理，堪認其所述應非虛妄，可知本案監視器遭噴漆後，錄影功能失效，鏡頭已喪失正常效用，且因監視器之攝影鏡頭屬精密零件，遭噴漆噴灑後，如欲以擦拭之方式去除，極可能無法完全拭去或可能因此造成鏡頭刮傷而難以修復，故必須更換新監視器，足見該人以紅色噴漆噴灑本案監視器後，使監視器鏡頭喪失攝錄影像之功能，自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甚明。　⒊本案監視器於案發前，所攝得該名持紅色噴漆噴灑本案監視器之人確為被告，說明如下：　⑴原審當庭勘驗本案監視器遭噴漆前所攝錄之影像，顯示該人一開始係自被告住處側門處鑽出（見原審院卷第183頁），隨即跑向馬路對面，過程中該人緊貼牆面逐步接近告訴人住處（見原審院卷第187頁），並於靠近本案監視器之前，以左手持白布遮掩臉部（見原審院卷第191、193頁），該人犯案後即走回被告住處附近（見原審院卷第223至229頁）。被告雖否認其為監視錄影畫面中之人，惟該人與被告之身形相似，業據被告於112年2月3日警詢時自承：我覺得該戶人家是找一個跟我很相似的人要陷害我等語在卷（見偵一卷第17 頁），且經比對112年1月19日監視錄影畫面之人與被告於11 2年1月6日之穿著，可見該人所穿著之黑色外套、前方刷白之牛仔長褲及夾腳拖（見原審院卷第191、223頁），與被告平日衣著樣式之特徵幾近相同（見原審院卷第217頁）；再者，該人一開始自被告住處側門處鑽出，應係自被告住處所步出，犯案後在被告住處附近徘徊，被告復供稱該處僅有其與母親同住，且其41年次、眼睛看不見之母親中風、走路有困難等語（見偵一卷第15頁），審酌被告母親係行動不便、 70餘歲且有視覺障礙之老年人，應非監視錄影畫面中所顯示該名能自被告住處側門底部鑽出後，先蹲在路邊，站起後隨即跑向馬路對面，再以緊貼牆面走路之身手尚稱矯健之人。綜合上述，堪認監視錄影畫面中為本案毀損犯行之人即為被告。　⑵被告雖辯稱：我當時左腳筋已經斷了，根本是在醫院等待開刀的病人等語（見原審院卷第52頁），並提出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核定書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佐（見偵一卷第85至103頁），而否認其為上開監視錄影畫面中之人。惟查，依被告之出勤紀錄顯示，被告於案發前僅有於112年1月14日休假1日，事由欄空白（見偵一卷第123頁），且其任職單位表示未發現被告有因腿疾而影響工作之情形，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112年4月7日屏警分督字第OOOOOOOOOOO號函暨所附被告自112年1月1日迄3月31日止之出勤紀錄、照片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115至309頁），是被告既能正常上班出勤，其腳傷有無嚴重到其所稱之程度，並非無疑；又依本案監視器於案發前1週餘之112年1月6日，攝得被告以步行之方式前往告訴人住處，再以手機拍攝本案監視器，過程中被告除以站姿拍攝外，還有蹲下、半蹲的姿勢（見原審院卷第211、213頁），甚且還返回其住處搬來一木椅，再爬上木椅並踮起腳尖拍攝（見原審院卷第215、217 、221頁），可知被告於112年1月6日時行動自如，並無明顯肢體障礙，且被告亦未提出在112年1月6日至案發日即112年 1月19日之期間內，其有發生何事故致受有何傷害之相關事證，被告上開所辯顯不足採。　⑶被告雖又辯稱：噴漆的人會從我家側門走出來是因為他原本就蹲在那邊，我家那邊門沒有鎖，我家是可讓人隨意進出等語（見原審院卷第52、169、170頁），然被告自承其住處數十年長期遭竊，且其聽力、視力障礙之母親住在該處1樓等情（見原審院卷第52、169、170頁），衡以被告身為警務人員，其在主張家中財物已一再遭竊，且其行動不便又患有聽力、視力障礙之高齡母親平日均住居於該處之情況下，豈有可能長期未鎖門，持續任由他人隨意進出其住處，如此不僅會發生財物損失之結果，甚且將使其母之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被告上開所辯違反常情甚明，自不足採。　⒋綜上所述，足徵被告所辯各節俱無足取，是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又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聲請傳訊證人楊博盛（見本院卷第70頁），惟查證人楊博盛業於原審中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被告再行聲請調查，自無調查之必要；至於被告主張其有政府密件可證明楊博盛報稅不實，然此與待證事實無關，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爰駁回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㈡、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三、上訴論斷㈠、原審認被告犯毀損罪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故與告訴人一家存有嫌隙，不思以正當、合法之方式妥善處理而為本案毀損犯行，所為實有不該，又於犯後飾詞圖卸其責，未能正視己非，悛悔改過，犯後態度顯然不佳，且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為任何賠償，兼衡被告無刑事前科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法、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害，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經濟狀況、家庭生活狀況及參酌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於原審陳述之意見（見原審院卷第53、175、1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㈡、被告上訴指摘本件毀損罪未經合法告訴，並否認此部分犯行。然就本件告訴人乙○○告訴合法乙節，業說明如前；被告雖提出其所稱許天屏於000年0月00日下午已擦好雙邊監視器之照片（見本院卷117、119頁），惟本件告訴人乙○○係於112 年1月19日發現家中之監視器遭噴紅漆，故於同日13時28分至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崇蘭派出所製作筆錄（見偵一卷第19頁），而對照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112年4月7 日屏警分督字第OOOOOOOOOOO號函及所附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警備隊112年1月19日之4人勤務分配表（見偵一卷第115、163頁），被告於112年1月19日正常出勤上班，若非噴漆之事確係被告所為，被告於該日下午時應仍對告訴人之監視器遭噴漆之事一無所悉，如何會在當日下午隨即檢視告訴人家中之監視器遭潑紅漆後之清理情形甚至拍照，顯非無疑，遑論該照片亦無顯示拍攝之日期、時間，實無法證明為000年0月00日下午所拍攝。另就被告主張000年0月00日下午許天屏擦拭監視器時有大喊「不能擦得太乾淨」，惟被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且監視器遭噴紅漆之情形，為監視器被毀損之證據，如許天屏不願將監視器一度遭噴漆之痕跡完全清除，其表示不要擦得太乾淨，亦與常情無違。被告又提出照片，主張許天屏於112年8月5日至112年8月12日才請鉅盛科技公司老闆第一次更換攝影機（見本院卷第125至131 頁），然本件之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於112年1月19日以噴漆方式毀損告訴人監視器鏡頭，並致該鏡頭之效用喪失，與告訴人事後有無或何時更換鏡頭，甚至於更換後又再度換新，均屬無關，自難以被告所提之證據為何有利被告之認定。另就被告所主張「證人楊博盛已承認並未維修亦未更換告訴人之監視器」乙節，此與證人楊博盛於原審中證述其未維修而係直接更換監視器之情節不符，被告亦無提出相關之證據可資證明，顯屬被告一己之認定，難以採信。至被告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認定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㈢、綜上所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貳、無罪部分（即公然侮辱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12年2月25日20時25分許，在屏東縣 ○○市○○街00巷0號前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場所，向告訴人丙○○辱稱「智障」、「啞巴的兒子」等足以貶損告訴人丙○○人格及社會評價之言詞內容，貶損告訴人丙○○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憲法法庭11 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之證述、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察報告及相關監視錄影為主要之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供承其有於上開時地，口出「智障」、「啞巴的兒子」等語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公然侮辱的意思，許天屏說馬路是他家的，我就覺得這是很智障的事情，丙○○在案發前就一直激怒我，案發當天用水噴我等語（見原審院卷第52、53頁）；後則於本院稱：是告訴人全家設局，且這些話我是對許天屏講的（見本院卷第108頁）。五、經查：㈠、被告於上揭時、地，對告訴人丙○○稱「智障」、「啞巴的兒子」等語之情，經原審於本院審理時坦認（見原審院卷第84 頁），核與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時之指證述相符，並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無訛（見原審院卷第82至108 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雖後改稱係對許天屏講話，然當時為丙○○持水管朝地面灑水，被告亦係因認丙○○灑水時妨礙到自己，方與丙○○起爭執，此經原審勘驗明確（見原審院卷第82、100至108頁），是被告當時對話之對象自係丙○○無誤，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㈡惟按刑法第309條所規定公然侮辱罪之成立，須以行為人主觀上出於侮辱他人之意思，而以客觀上足以貶低侮辱他人人格之言語加以指陳辱罵，始足當之；若行為人並無侮辱他人之主觀犯意，或其客觀上亦不足以貶低他人之人格或地位，縱其言語有所不當或致他人產生人格受辱之感覺，仍無從以該罪相繩。而個人意見表達之自由本為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核心領域，國家需維持言論自由的適度活動空間，不得對其造成過度之干預限制，惟若與人格名譽受侵害者發生衝突時，即必需妥慎區分不同的生活事實以進行細緻之權衡，於必要的範圍內始得予以限制，其限制更應考慮刑罰之殘酷性，非於最後手段時不應輕易動用之。是以關於負面語言之使用，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依其使用之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客觀因素，和使用語言個人之身分、思想、性格、職業、修養、處境、心情等主觀因素所構成的語境、脈絡等整體觀察，並非僅以被害人主觀感受或片言隻語為斷。以本案發生之緣由，係被告遛狗途經告訴人丙○○住處前方，告訴人丙 ○○走出其住處，並持水管噴水，被告在告訴人丙○○持水管噴水之過程中，數次向告訴人丙○○表示其腳部遭告訴人噴濕，並詢問告訴人丙○○為何可以用水噴濺其腳部，而告訴人丙○○ 則回以「這裡不是你家吧」等語及以身體作跳動之動作，其後被告方對告訴人丙○○說出「智障」、「啞巴的兒子」等語，此經原審勘驗明確（見原審院卷第82、89至108頁），足認被告僅係針對告訴人丙○○持水管噴水濺濕其腳部之舉動表達不滿之情緒抒發，究非出於惡意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而為，核其內容亦不足以對告訴人之客觀人格評價造成影響侵害。從而，依本案事發之前因後果、對話場景，與前後內容觀之，被告所為之用字或使告訴人感到不快或反感，然事出有因，且依社會上一般通念客觀觀察，究非出於惡意詆毀告訴人之人格評價所為，或針對毫無所據之事無端恣意謾罵，尚不足以對告訴人之客觀人格評價造成影響侵害，自難對被告以公然侮辱罪相繩。六、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所提出之證據仍存有合理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得僅憑推測或擬制之方法，即率為被告有罪之論斷，揆諸前開說明，就被告所涉此部分犯嫌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原判決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而判決被告此部分無罪，核無違誤。檢察官雖以被告於案發時為成年人，且係大學畢業，從事警務工作，認為被告知悉「智障」一詞係屬鄙穢用語，常用於貶抑或挑釁之場合，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人格等情，且被告確實係因不滿告訴人丙○○澆花時澆濕其腳而與告訴人發生爭執，當時對告訴人已心生氣憤不滿，方以「智障」等語辱罵告訴人，故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公然侮辱之犯意。然公然侮辱罪並非在處罰所有口出鄙穢用語之人，此已有前開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與告訴人家向來相處不睦，當日又因澆花之細故，引發對於所飼養犬隻有無至對方住處便溺之爭執，被告因而口出「智障」、「啞巴的兒子」等語，雖於道德上屬尖酸、刻薄、有失厚道之行為，然衡情仍屬在衝突過程中因衝動而傷及告訴人丙○○之名譽，核屬短暫之言語攻擊，損及者仍屬告訴人之名譽感情，客觀上尚難認已足以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侵害。是本件檢察官上訴所指，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有公然侮辱之犯行，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亞蒨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唐照明法官林家聖法官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4-11-05

KSHM-113-上易-267-20241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