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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罪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257號抗告人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衍志抗告人葉文祥上二抗告人共同代理人李衍志律師洪士棻律師陳明富律師上列抗告人等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2年度聲再字第18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壹、葉文祥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以發現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者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判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為由，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所憑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因與上揭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法院即應認聲請再審為無理由，依同法第434 條第1項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故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者，必其聲請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 款至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情形，始得為之。此與非常上訴程序旨在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者，並不相同。如對於確定裁判認有違背法令之情形者，應依非常上訴程序尋求救濟。是關於原確定判決理由不備、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等部分，均屬原確定判決是否違背法令之範疇，與得為再審之理由無一相符，合先敘明。二、本件抗告人葉文祥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罪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04年度矚上重訴字第1、2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經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70號判決，就葉文祥部分係以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聲請意旨略以：㈠、葉文祥時任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強冠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於向上游廠商採購之油品原料，乃可加工精製供人食用之純香豬油，於製作完成後，以「全統香豬油」等名稱售予消費者食用，伊主觀上並不認識所購入者竟係不得供人食用之劣質飼料油或動物混合油，採購原料油之過程，悉授權強冠公司之副總經理戴啟川與地下油行業者郭盈志、永成油脂有限公司及永成物料有限公司（下合稱永成公司）負責人蔡鎮州等人接洽，伊並未參與，亦不知情，伊絕無採購不可供人食用之飼料油或動物混合油，以摻偽或假冒方式製造食用豬油販賣之意圖，亦無詐欺之犯意，此除有葉文祥之陳述、證人即戴啟川、吳照惠、吳燕禎、黃武緯等人偵訊之供述為證外，復有卷內電話監聽錄音譯文可佐。㈡、葉文祥與郭盈志並無犯意聯絡，吳燕禎、黃武緯等人所為不利於伊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有諸多矛盾，乃原確定判決竟引為不利於葉文祥之認定，顯有違誤。㈢、葉文祥純係受郭盈志、蔡鎮州等人所詐騙，己身同為受害者，此有郭盈志與施閔毓間之電話監聽錄音譯文、郭盈志於偵查中之自白等足以證明。㈣、原確定判決無視證人葉明謀證述其販售給強冠公司之原料豬油價格範圍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0幾到30多塊」、將不需再經精製程序之純製豬油與必須再經精製程序之加工豬油之價格混為一談，另比對永成公司出售飼料用豬油之單價自23.8095至27.1428元，出售給強冠公司之原料豬油單價則自28.90714至33.47元，其間高低價差高達5至6元。衡諸一般商場行情，強冠公司若非受騙，焉可能以如此高單價購買油品。再衡諸強冠公司購買日本豬油價格42.68元（包含關稅及運費成本），與強冠公司採購國內豬油價格相比，並無明顯過高，且該日本豬油屬少量採購僅用於特定產品，原確定判決將二種不同原料混為一談，以強冠公司進口特定原料之平均價格作為不利葉文祥之認定，非無可議。而證人葉明謀就油品價格之證述，以及郭盈志與案外人吳長勳通話時，亦提到民國103年7、8月間原豬油國際盤行情下降，葉文祥因而調降103年7月購買原豬油單價為27元，乃當時之正常行情價，與其他食用油大廠介於30至34元間之價格相仿，足見強冠公司向郭盈志購油之價格大部分訂為30.94元，並未明顯過低。孰料原確定判決僅引用部分證詞，認定葉文祥與戴啟川以26至30元之價格，明知不可能購得以正常原料與方式炸煮之原料豬油，而必然僅能購得不可供人食用之劣質油，其事實認定，允有欠妥。㈤、原確定判決採信郭盈志、蔡鎮州前後不一之證詞，認定葉文祥乃本案之正犯，其事實認定，同屬錯誤。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03 年度訴字第567號刑事判決（蔡鎮州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0年度重上更二字第55號刑事判決（蔡鎮州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原審105年度矚上重訴字第1、2、3號刑事判決（正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義公司〉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與本案相互比對後，可發現葉文祥係受永成公司蔡鎮州矇騙，並無採購不可供人食用之飼料油或動物混合油，以摻偽或假冒方式製造食用豬油販賣之主觀犯意。㈦、葉文祥向張天曜洽借治富企業行及禾鈜企業社（下合稱治富等企業行）發票，與戴啟川向郭盈志購油係屬兩事，又葉文祥不知永成公司無進項證明，亦不知蔡鎮州另設三間商行用豬油發票與正義公司交易，葉文祥於交易之初主動索取豬油進項證明，蔡鎮州回覆發票數量不足，無法開發票。強冠公司始另以治富等企業行取得發票，原確定判決不察，遽為不利於葉文祥之認定，殊有不當。㈧、原確定判決曲解卷附電話監聽錄音譯文之原意，遽為不利於葉文祥之認定，亦有未洽。㈨、原確定判決不察，混淆純製豬脂（熬製豬脂）與加工豬脂（精製豬脂），認定戴啟川指定向郭盈志購買之油品等級遠不及可供人食用之「香豬油」及「中油」，戴啟川明知郭盈志所交付油品應屬劣質油，並非無疑云云。三、原裁定則以：㈠、原確定判決已敘明，依蔡鎮州、沈有達之證述、原確定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所示交易之銷貨單上「品名／規格」欄位均載明「飼料油：一級豬油」、發票、強冠公司傳票、交易明細資料等，認定葉文祥明知永成公司所販賣者為飼料油，仍予購入；另依吳燕禎、黃武緯等之證述，可知其等曾向葉文祥反應，應對郭盈志之油品為稽核，惟未獲置理，再依葉文祥、戴啟川等人之供述、吳燕禎、黃武緯之證述、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下稱食研所） 103年11月28日函文就碘價檢驗數據之說明暨證人魏仕廷、陳景川等人之證述，葉文祥已可充分懷疑係劣質油或攙有豬油以外其他動物成分。又上開人等之證述及食研所函文、傅信嘉、張嘉凱、施閔毓、吳照惠等人之證述、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3年12月9 日、104年4月9日函文就GC圖之參考價值說明；復綜合戴啟川與郭盈志、郭盈志與施閔毓或其他人之對話監聽錄音譯文，與強冠公司自定檢驗標準與各該收貨之實際檢驗情形，強冠公司之原物料異常處理單、進出廠油脂化驗紀錄表、吳燕禎提出的手寫化驗紀錄、手寫資料、各該特採申請單上均有載明異常情形及特採原因，經葉文祥簽名確認等事證。足認葉文祥明知郭盈志所交付之油品品質低劣且有攙混情形，非可供人食用，仍予收購，製造食用油銷售；而吳燕禎、黃武緯於建言未獲置理之情況下，亦明知上開油品有不可供人食用之情形，仍配合葉文祥作為，與葉文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依相關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本於法院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並就葉文祥否認犯罪及所辯各節何以不足採取，或均無從為有利於葉文祥之認定，因而為上開判決結果，經核原確定判決已依據卷內資料，並就認定葉文祥犯罪及證據取捨與其等之辯解何以不可採信等理由，詳加指駁及剖析論述其取捨之理由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本件聲請意旨所舉卷內戴啟川、吳照惠、吳燕禎、黃武緯、郭盈志、施閔毓等人之證述，卷附電話監聽錄音譯文等證據，均經原確定判決詳為調查論斷，顯非聲請再審所指之新事實、新證據，係就原確定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實再事爭執，而屬其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並持相異評價，而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均難謂係合法之再審事由。㈡、強冠公司本案相關採購事宜，縱使葉文祥就強冠公司一定範圍之採購已授權戴啟川處理，然自附表二所示各該未及100萬元之採購，係由葉文祥親自與蔡鎮州接洽乙節，亦為葉文祥所不爭執，且經原確定判決認定屬實，堪認強冠公司授權機制並非全如聲請意旨所稱相關採購事宜悉由戴啟川為之，葉文祥仍非不得自行接洽；況是否親自接洽、事前或事後簽名等節，與葉文祥主觀上是否知情，無必然相關聯，自堪認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實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之認定。㈢、永成公司之10張銷貨單，與另案正義公司或其餘銷貨單、確認單比對結果，縱有記載方式不同之情形，然此亦經蔡鎮州證稱：不一定會記載飼料用油，跟大統簽合約，上面也是寫魚油，有時候是飼料油，（表格上）品名、規格是基本格式，對照不對照對我們來講不是很重要，是沒有系統的打（字）法，「一級」豬油之「一級」只是一個形容詞，我們都是賣豬油；因本案已遭羈押，相關文件都被扣走了，無法查證等語，有其104年2月3日偵訊筆錄、104年4月28日審判筆錄在卷可考，顯見永成公司對於相關品名、規格之記載方式甚為隨興，而無一定之要求；況蔡鎮州確於案發後遭受羈押禁見，相關證物均遭扣案，蔡鎮州得否即時抽出相關憑證，恐非無疑；則蔡鎮州為掩飾不法而故意將未記載「飼料油」之憑證先行抽出等語，並無相關證據支持，顯屬臆測，自亦無從據為有利於葉文祥之認定。㈣、葉文祥所辯伊對本案相關採購事宜均不知情，絕無採購不可供人食用之飼料油或動物混合油，以摻偽或假冒方式製造食用豬油販賣之意圖，亦無詐欺之犯意一節之其餘聲請意旨，均係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事爭執，依其主觀、片面自我主張，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確定判決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㈤、葉文祥主觀上對於本案採購均屬劣質油品均有認識，而仍予以購入等節，為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無訛；至本案強冠公司向郭盈志、蔡鎮州等人收購油品之價格如附表一、二所示，顯然低於市價之4、50元，且採購價格均由葉文祥親自決定等節，亦經原確定判決綜合卷內相關證據審認無訛。則聲請意旨所執業經原審調查審認之相關證據，即郭盈志及蔡鎮州之供述、電話監聽錄音譯文、葉明謀之證述、99年12月17日及102年8月28日之買賣確認單、銷貨單等證據，主張為伊同為被害人一節之新證據，自均無理由。㈥、嘉義地院103年度訴字第567號刑事判決（蔡鎮州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臺南高分院110年度重上更二字第55號刑事判決（蔡鎮州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原審105年度矚上重訴字第1、2、3號刑事判決（正義公司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等，固然均在本案原確定判決之後始確定。然而，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調查證據所得心證而為判斷之結果，不受其他個案認定事實之拘束，則依前揭說明，上開各該判決已非得據以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聲請意旨執為本案之新證據，亦無理由。㈦、郭盈志與施閔毓間之電話監聽錄音對話內容，雖可認定係由郭盈志指示施閔毓混摻魚油以便售予強冠公司，與葉文祥無涉；另舉郭盈志於103年9月3日、9日、10日所陳述：均係與戴啟川接洽，戴啟川不知相關油品來源，只要檢驗後符合要求就會收我的油，因為我有摻其他油，所以還是有騙強冠公司，我認罪，一開始有騙他（戴啟川）說油是我親自炸的等語，無視於本案卷內尚有其餘郭盈志不利於葉文祥之陳述；且郭盈志於103年9月3日、9日、10日偵訊期日亦稱：知道油品來源進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做飼料油，如果是食品豬油，價格要 4、50元，我只有賣26元；只要大公司都會進一些劣質的油再來精製；戴啟川知道、也跟我說過我的油不純，戴啟川有特別交代過不可以摻雜回鍋油、植物油等語而不利於葉文祥，是聲請意旨切割郭盈志與施閔毓間之電話監聽錄音對話內容，僅執其中片段陳述，率謂郭盈志之陳述為不可採云云，自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之認定。㈧、葉明謀證稱：其係以30 至34元價格售予強冠公司、103年7、8月間原豬油市場行情下降，甚至有降到30元以下等語一節。茲查原確定判決依葉明謀所證「賣給強冠公司油的原料，是從冷凍肉品廠分解豬肉剩下的肥豬肉、豬脂肪，還有市場的攤商送來豬脂肪，以及一些中盤商送來的貨」、「從冷凍屠宰場榨出來的豬油成本高的時候40幾元」、「有告訴葉文祥，我的成本是40元」等語，認定以正常豬屠體組織、脂肪炸煮原料豬油，其成本價必然在每公斤40元以上，且葉明謀有將此情告知葉文祥，但葉文祥仍指示戴啟川出面以每公斤26至30元之低價向郭盈志購油，顯見葉明祥明知不可能購得以正常原料與方式炸煮之原料豬油，而必然僅能購得不可供人食用之劣質油之事實，均經原確定判決論述甚明。聲請意旨以自己之說詞，對原確定判決明白論斷任意指摘，自無所憑，尚難以動搖原確定判決就此部分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指摘，自難謂為適法之再審理由。㈨、聲請意旨主張蔡鎮州在其後之臺南高分院另案審理中，變更其說詞為強冠公司知悉本案之油品為飼料油等語，並未舉出該等陳述之相關筆錄以實其說一節。揆諸經蔡鎮州於103年2月3日偵查中證稱「強冠公司知悉本案之油品為飼料油」等語，核與彼於臺南高分院另案審理中之證詞並無扞格，自無聲請意旨所稱變更證詞之情形。此部分聲請意旨所稱，顯屬誤會。㈩、原確定判決依吳照惠、蔡鎮州證述、葉文祥於第一審104年3月25日審理中所自承「永成公司有在賣飼料油，蔡鎮州開飼料發票我不要，他本身營業項目沒有食用油發票」等語，認定強冠公司向永成公司購買飼料油，未向永成公司索取發票，而另向治富等企業行取得發票；並就葉文祥前後不一之辯解，與事實不符，採認蔡鎮州所證「強冠公司的人說不用開發票，是他們不索取發票」等語可信，而此刻意不拿發票、另外購買假發票之行為，顯然違反交易常情，且徒增成本，足見葉文祥明知永成公司之蔡鎮州所出售之油品係飼料油而刻意隱匿。、治富等企業行之發票除用於向郭盈志購買本案劣質油品外，另亦做為強冠公司向永成公司蔡鎮州購買劣質油品之進項憑證，均經原確定判決所是認，堪認葉文祥向治富等企業行洽借發票使用，早有前例，而其多次借用之目的，無需相同，於實施本案時，為掩飾購買飼料油之事實，再次借用治富等企業行之發票，並無違反事理常情。是葉文祥先前向張天曜洽借治富等企業行發票之事實，與購入本案各該油品之事實，縱然無涉，惟亦無礙於前揭原確定判決所為葉文祥有以治富等企業行之發票掩飾不法之認定；則聲請意旨以二者間無涉，遽認即與詐欺無關等語，亦無足採。、原確定判決依卷附郭盈志與戴啟川103年4月28日（原確定判決誤載為18日）、7月3日、 4日、10日、11日、25日、8月12日之電話監聽錄音譯文，參以戴啟川既知郭盈志所交付之油品品質不佳，來源可疑，僅可作為飼料油，且依檢驗數據可知有攙混之情形，猶與葉文祥商議後購買，價格又與飼料油相同，因認戴啟川、葉文祥明知郭盈志出售之油品品質低劣，非可供食用仍予購買。至 103年5月1日之監聽譯文內容顯示，因郭盈志所交付之油品未通過檢驗，遂指示施閔毓載回，戴啟川對於檢驗未過未加質疑，更為詳細解說及同意郭盈志再送樣品，足認戴啟川僅在意郭盈志之油品能否通過檢驗，而非有無攙混或是否來路不明。再依葉文祥之供述、郭盈志、吳燕禎、生產部經理王琮彬之證述可知，劣質油品固可經過後續製程予以改善而符合檢驗標準，惟若不設收貨標準全盤接收，則製成率會過低而不敷成本，故縱明知郭盈志交付之油品不純且品質低劣，仍會要求其符合收貨標準，此觀諸戴啟川向郭盈志稱送來之油品須與樣品相同，未符合收貨標準者減價採購等語可悉，益徵強冠公司要求郭盈志之油品需符合檢驗標準，係基於成本考量，而非不知郭盈志之油品品質低劣等旨，經核亦與經驗或論理法則無違。、聲請意旨所舉各該相關電話監聽錄音譯文，俱經原確定判決詳為調查審認，並載明其取捨及各該辯解均不可採之理由，而就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葉文祥主張此部分電話監聽錄音譯文，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之判決確定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新證據，自非足採。遑論，原確定判決關於各該電話監聽錄音譯文內戴啟川對檢驗標準之要求，多涉及油品製成率及製作成本問題，與郭盈志交付之油品品質無涉，亦即相關對話已顯現戴啟川僅在意油品能否通過檢驗數據，並不在意實際品質。縱使原確定判決就103年7月3日之譯文，關於該段時間，葉文祥明知油品品質不佳仍允予購買，及103年7月10日、 11日所討論者為全部油品，與同年5月1日之電話監聽錄音譯文顯示郭盈志主動將油載回等內容解讀有誤；然去除該等部分，亦不影響原確定判決事實之認定。聲請意旨率以原確定判決關於此部分電話監聽錄音譯文之解讀有誤，據為本件聲請再審之論據，尚非可採。至聲請意旨所指103年7月25日監聽譯文遭曲解部分，經查此部分之電話監聽錄音內容中關於戴啟川與郭盈志於議價過程中，透露關於本案油品之相關資訊，提及（戴啟川的出價）「跟飼料廠一樣」、「（若無法接受）…有飼料廠你先出一點」、「（不要一直送驗，公司會覺得有問題）…我想跟你進也沒辦法」等內容，原確定判決因而認定戴啟川明知係以飼料油價格向郭盈志購買，據以認定戴啟川之主觀犯意，佐以本件油品之購入價格確實明顯低於市場價格等旨，並無聲請意旨所指原確定判決對此部分電話監聽錄音內容之解讀有曲解之情形。、聲請意旨所指關於103年8月12日之電話監聽錄音譯文部分，原確定判決混淆熬製豬脂與精製豬脂等節，此為葉文祥自行解讀之結果；原確定判決乃係依郭盈志、戴啟川2人間之對話，客觀說明其等就強冠公司購買豬油之性質及分類，並認定戴啟川向郭盈志購買之豬油，為顯然劣於香豬油及中油，而須經過再提煉之原豬油，並無聲請意旨前揭所指混淆熬製豬脂與精製豬脂之情形；至強冠公司購入原豬油，會經提煉後再行銷售等節固然屬實，原確定判決以葉文祥係購入原豬油，而認油品應屬劣質油乙節，其論述縱然較為簡略，然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並無違誤。、綜上所述，葉文祥所舉聲請再審之理由，均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經核俱有卷內相關訴訟資料可資覆按，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間，並無違誤或不當。四、綜上，本件抗告意旨，以自己之說詞，漫指原裁定不當，無非執其在原審聲請再審之同一陳詞，就原裁定已詳為論駁之事項，再事爭辯，及對於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意，漫指原裁定違法。揆諸首揭說明，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貳、強冠公司部分：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5條定有明文。是以對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得否抗告，端視該案件是否為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而定。本件原確定判決就抗告人強冠公司部分，係依行為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5項論罪，科以同條第1項之罰金刑。該罪係專科罰金，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 款所列之案件，又無該條項但書所列得提起上訴之情形，既經第二審判決，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則強冠公司本件解除禁止處分（實為返還扣押物）之聲請，經原審予以裁定駁回後，自不得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且此不得抗告之規定乃上開法律之明文，要不因原裁定末尾附記誤載抗告期間即認得抗告。是強冠公司對於依法不得抗告之案件而提起，自屬抗告不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前段、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抗-257-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71號上訴人范祐嘉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1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5 8、10646、14917、156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范祐嘉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幫助犯洗錢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申辦貸款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帳戶使用權予放貸方，且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金融存款帳戶之專屬性甚高，攸關個人財產權益，其申設並無特殊限制，若非犯罪行為人用以掩飾或隱匿其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而遮斷資金流動軌跡，躲避偵查機關循線追查，並無隱匿真實身分而藉詞蒐取金融帳戶供匯入、提領款項之必要。原判決已敘明係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原判決附表所示被害人等之證言暨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上訴人幫助洗錢犯行。復載敘如何依上訴人之智識、工作、社會閱歷，及其供稱自知信用不足，連信用卡都辦不成，無法辦理信用貸款，猶在未確認申辦貸款對象，且無擔保之情形下，逕依指示申辦網路銀行帳戶並交付帳戶使用權予身分不明之人等情事，推理其預見該帳戶可能作為他人收受或層轉詐欺取財等特定犯罪所得使用，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結果，仍容認其發生而具相關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另就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其為辦理貸款、美化帳戶，全無犯罪認識之供詞及所辯，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均不足採；所提出與「貸款陳專員」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卷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證明單等上訴人之報案資料等其他證據，如何不足作為有利之證明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指駁。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附事證可憑。本件原審既係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事實判斷，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或證據調查職責未盡等違法，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仍謂其無犯罪故意，且卷內並無其具有犯罪預見之證明，本件因事發甚久，許多事情已難記憶，不應將不利益歸於上訴人而為有罪之認定等語。經核均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以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重為事實之爭執，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關於幫助犯洗錢罪部分之上訴，自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所犯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詐欺取財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條第1項但書所列得例外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形（原審及第一審均為有罪之判決），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而為實體之審理，此輕罪部分之上訴同非合法，亦應從程序上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方慈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671-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895號上訴人邱子桓選任辯護人黃重鋼律師謝和軒律師魏士軒律師上訴人王律勳選任辯護人黃重鋼律師謝和軒律師林詠嵐律師上訴人吳佳錡郭明寶蘇詠崎陳翰陞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2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9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77、9026、9852、128 85、19796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4、21841 、22040、23823、23949、23950、26274、26815、26973號，112 年度少連偵字第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邱子桓、王律勳、郭明寶、蘇詠崎、陳翰陞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法，自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因上訴人邱子桓、王律勳、郭明寶、蘇詠崎、陳翰陞（以下除各別記載姓名外，合稱上訴人5人）及檢察官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因而撤銷第一審分別對邱子桓所犯如其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1、14、15、17、20、25、30及附表二編號2，王律勳如附表一編號3、5至7、11、13至17、19、20、24、25、 27、29至31、34至36，郭明寶如附表一編號1，陳翰陞如附表一編號1至25、27至32、35、36所示之刑，此等不當量刑部分之判決，分別改處如上開附表一、二各編號「本院（按：原審法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另維持第一審關於上訴人5人如附表一、二其餘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此部分上訴人5人及檢察官各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如何審酌量刑及均不予合併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三、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刑之量定或宣告緩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而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又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審酌上訴人5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部分尚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或行為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然並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對於社會治安及被害人財產安全具相當之危害性，縱有非屬核心成員是依本案犯罪情狀，本件均無刑法第59 條縱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顯可憫恕或情輕法重情形，乃不予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等之刑等情。復於理由五、（一）、（四）、（五）、（六），六分別敘明就邱子桓、王律勳、郭明寶、陳翰陞，或以第一審未及審酌詐騙金額多寡、或參與分工之態樣與層級、或是否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適用、或是否有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之適用等情，而以其等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犯罪期間、參與分工之態樣與層級、所詐騙之金額及次數、犯後態度、與被害人之調解、和解及賠償情形，並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上開其等如原判決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及於理由七就上訴人5人其餘量刑部分，分別載明第一審之量刑已審酌其等相關犯罪情節及手段、主觀惡性、參與分工內容、犯罪所得數額、犯罪期間長短、犯後態度、前科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皆無濫用裁量權、違反比例或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或不當情形，因而均予維持等旨。經核原判決分別維持第一審之量刑或撤銷改判所為量刑審酌事項及結果，均係綜合各上訴人於本件參與分擔之犯罪情節輕重、是否坦認犯行、如何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和解及賠償情形之犯後態度等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職權，要無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情形，而屬其適法裁量權行使之範疇，自難執以指摘原審量刑有何證據調查職責未盡，或證據上理由矛盾、判決理由不備等違法。且同案之共同正犯，因涉案情節或量刑審酌條件仍屬有別，尚不得比附援引其他共犯如何之量刑，執為原判決量刑違法之論據。本件上訴人5人上訴意旨分別所指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或量刑過重，或各共犯間量刑失衡，而有不符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各情，均仍執原判決已審酌之量刑情狀重為爭執，洵非屬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宣告緩刑與否，亦屬事實審法院依職權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原審斟酌本案情狀認不宜宣告郭明寶緩刑，既不違背法令，郭明寶亦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另原判決已敘明王律勳供稱其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就附表一編號3、5 至7、11、13、14、16、17、19、20、24、27、29 　　、31、34至36部分，已分別賠償被害人2萬元至8萬元不等之金額，於無法區辨其各罪之具體犯罪所得之情形下，分別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至其餘其所犯各罪因未自動繳交本案犯罪所得，自均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刑等旨。核其論斷，乃原審依憑王律勳供述其犯罪所得之金額僅50萬元，而作對其有利之認定，並於估算認定本案相關各罪有無未扣案犯罪所得與其金額多寡及已否和解賠償暨是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裁量判斷，仍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同無違法可指。四、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上級審救濟之方法，基於尊重當事人設定上訴與攻防之範圍，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已容許上訴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而對於犯罪事實、罪名表示不予爭執者，上訴審對於當事人未請求上級審救濟之犯罪事實部分，未贅為審理調查，本無違法可指。原判決已說明邱子桓承認犯罪並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對於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適用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爭執，原審辯護人亦為相同之表示。則原判決僅針對邱子桓提起第二審上訴請求救濟關於量刑之事項，說明論斷所憑，並無不合。邱子桓提起第三審上訴，於法律審始對於未經原審審查之事項，重為爭辯，泛言指摘原判決就邱子桓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與主持犯罪組織罪雖論以想像競合部分，並未審究首犯加重詐欺取財罪時間為何，容有調查未盡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並非依據卷內資料，指摘原判決所為量刑有何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自不符合第三審上訴之法律上程式。五、綜合前旨及上訴人5人其餘枝節指摘，均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邱子桓謂：原判決就詐騙金額較低之罪與詐騙金額較高之罪判處相同之刑，顯然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等語；王律勳謂：原判決僅就其部分犯罪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刑，其餘部分則未為減刑，顯然違法等語；郭明寶謂：原審漏未審酌其已達成和解，且其參與犯罪僅為面交，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給予緩刑，亦有違法等語；蘇詠崎謂：其於本案參與情節輕微，時間較短，原審量刑過重等語；陳翰陞謂：其所犯之罪已和解與未和解之刑度相差甚微，且原判決量刑過重，又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均屬違法等語。經核皆係憑持己見，對於事實審法院刑罰裁量之適法職權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或未經原審判決之部分，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等之上訴，均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至蘇詠崎於法律審之本院始提出於原審宣判後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之事由，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及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云云，均無從審酌，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附此敘明。貳、吳佳錡部分一、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二、本件上訴人吳佳錡不服原審判決撤銷第一審如附表一編號28 、30，此等不當量刑部分之判決，分別改處如上開附表一各編號「本院（按：原審法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另維持第一審關於吳佳錡如附表一其餘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此部分其及檢察官各在第二審上訴之量刑判決，於民國114年1月 8日提起上訴，並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895-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公共危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上訴人陳俊曜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3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陳俊曜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對上訴人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如何審酌量刑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三、上訴意旨略稱：其因一時不慎，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因畏懼刑責而逃逸，事發後非常懊悔，盡力謀取被害人等之諒解，無奈被害人等不願接受，其因需照顧家庭生計，有母親及2名幼子賴其扶養，不能入監執行，希望改判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刑云云。四、刑之量定，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原判決已說明第一審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訴人之犯罪情節、犯罪後坦承犯行，惟尚未與被害人等和解，兼衡上訴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等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因而維持第一審對於上訴人之量刑等旨，經核難認有何不當。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以其個人家庭經濟狀況為由，指摘原審量刑過苛，要屬違法等語。無非係憑持己見，對於事實審法院刑罰裁量之適法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既上訴人本件之上訴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其所請改判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刑一節，即無從准許，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1012-20250326-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49號再抗告人呂宗瑾上列再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12日駁回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334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抗告駁回。理由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又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7款及第53條分別規定甚明。又執行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倘其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二、本件原裁定以再抗告人呂宗瑾所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判處得易科罰金、不得易科罰金暨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與併科罰金確定，屬不同判決確定之宣告刑，經再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合於裁判確定前所犯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要件，有相關裁判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經管轄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向第一審就其附件所示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併科罰金，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第一審於發函請再抗告人對於檢察官前揭聲請表示意見並經審核後，認其聲請為正當，審酌再抗告人之意見、犯罪行為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罪質，及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再抗告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等一切情狀，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年8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7萬元，併科罰金部分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所定法律之外部性界限，及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尚無明顯過重而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及逾越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於法並無不合。因認再抗告人提起抗告，指摘第一審裁定所定應執行刑過重，並無理由，而駁回其抗告。三、經核原裁定並無違誤，再抗告意旨泛言原裁定未詳細斟酌再抗告人行為態樣、手段、動機，所定應執行刑過苛，違背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請求重新酌定較輕之應執行刑等語，經核係未依卷證資料，徒就原審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徒執己見，漫事指摘。應認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抗-549-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證券交易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967號上訴人葉秋芳送達代收人陳姿伃選任辯護人王捷拓律師王國棟律師洪昌宏律師上訴人劉志忠選任辯護人許盟志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459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8954號，10 8年度偵字第172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葉秋芳、劉志忠有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二、三所載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葉秋芳有罪及諭知劉志忠無罪之不當判決，改判論處葉秋芳、劉志忠共同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刑。已載敘認定各該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等否認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葉秋芳部分： ⒈⒈其於原審爭執卷附微信翻拍畫面（包含同案被告彭兆樟〈經原審判處罪刑，上訴於本院後撤回〉與證人即其配偶張瑞春等對話內容），認無證據能力。原判決竟認其及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或同意有證據能力，已與卷內證據不符。又彭兆樟之證述內容充滿主觀臆測，前後所述不一，具有瑕疵，且與其妻張瑞春之微信對話截圖，對葉秋芳而言，為供述證據，亦為彭兆樟自白之延伸，不具補強彭兆樟自白之證據適格。況依證人張瑞春、韓之華於偵查中及彭兆樟於原審之證述，可知上述對話截圖之內容並非事實，亦與本案無關。原判決以不具證據能力之上開微信對話截圖，作為彭兆樟指訴葉秋芳之補強證據，有違證據法則。 ⒉原判決認定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聯公司）如事實欄三、㈠～㈣所示A、B、C、E、F、G、H等7筆進貨、銷貨交易（下合稱系爭7筆交易)均係虛偽不實，然以本件交易A、B、 C事件中，吉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創公司）開立之形式發票早於光聯公司採購下單之時間，與交易常情有違，因認上開交易事件係配合虛偽三角貿易紙上作業做出之單流。然依商業規則，「Proforma Invoice（形式發票）」早於正式下單採購之時間，為國際貿易中必然發生之結果。原判決未說明形式發票之開立時間早於訂單成立時間，如何屬違背交易常情之依據，有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⒊依證人即光聯公司之倉儲管理師黃雅燕於第一審之證述，可知光聯公司若遇貨品係由海外供應商直接交給客戶之情形，倉儲管理師將確認客戶是否已於Invoice及Packing等收貨文件用印，及供應商是否已出貨後，光聯公司才會收貨、製作收料單及入庫單。此有利上訴人等之證據，原判決未予說明不足採信之理由，逕認E、F、G交易收料單及入庫單晚於光聯公司開立予吉創公司之發票及出貨單，違背交易常情，顯未詳加釐清卷內重要證據並敘明取捨論斷之理由，有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⒋就交易H部分，原審比對卷附吉創公司民國103年9月12日Purc hase Order（採購訂單）、光聯公司103年9月12日之合約/ 訂單確認書、請購單、103年9月15日採購單後，其理由卻謂：光聯公司於103年9月12日收到吉創公司採購如附表（下稱附表）1之2編號H所示商品之訂單後，於同日就向悠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悠克公司）採購如附表1之1編號H所示商品以轉賣予吉創公司，有違交易常情。然該部分認定與卷存證據不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 ⒌依證人楊瑞源（即偉億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偉億公司〉在大陸之業務負責人）、王進祥（案發時悠克公司之負責人）及劉志忠之證述，可知光聯公司就系爭7筆交易均是真實交易，且有實際物流。就B、C交易部分，自應傳訊偉億公司財務人員，以查明是否真有實際物流。而原判決理由亦未引用屹拓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屹拓公司）相關人員之證詞，尚難得知屹拓公司認定A交易，是否為真實交易。原審未予調查、說明，皆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 ⒍卷內確有系爭7筆交易為三角貿易且有實際運送物流之事證，縱部分單據填載不符，法院應調查是否為員工誤載，或供應商、客戶變更條件，或有人指示刻意填載不一致？以上均攸關葉秋芳有無本件虛偽交易之犯行，原審未命檢察官舉證及葉秋芳提出證據以釐清，亦未依職權確實調查各交易出貨、運送、進倉、信用狀開立及付款等情，逕認系爭7筆交易均為虛偽，妨害其防禦權，有違訴訟照料義務，亦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⒎原判決以彭兆樟證稱其與葉秋芳雙方於103年4月前，以電話聯絡談及本件虛假交易等語，認其等為本件申報及公告不實罪之共同正犯。然觀之系爭7筆交易以虛進、虛銷之方式，涉及多方交易，須眾多公司人員之配合，絕非以電話討論即得以完成。又劉志忠始終證稱系爭7筆交易均為真實交易，且未證稱：葉秋芳有以電話與彭兆樟談及假交易，或王昱勝有以電話與彭兆樟聯絡增加營業額等情，與彭兆樟所述不符，此攸關犯罪構成要件重要事實之認定，原審未命相關人員就此矛盾之疑點，予對質、釐清之機會，調查訴訟程序於法有違。自不能以劉志忠之證述，作為彭兆樟不利葉秋芳證言之補強證據。況彭兆樟甚至直指劉志忠不知情、未參與本件虛假交易。實難想像何以彭兆樟及葉秋芳1通電話，即能達成假交易之謀議，遑論事後如何執行之細節。且原判決未說明上訴人等於何時、何地，如何為本件犯行之謀議，遽認其等為共同正犯，不符合經驗法則，並有認定事實未依憑證據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⒏光聯公司自102年6月18日至104年4月29日與吉創公司往來交易共76筆，另光聯公司與屹拓公司除本件交易A外，尚有觸碰面板等產品交易28次，均可徵光聯公司與吉創公司及屹拓公司間，存在真實交易。光聯公司及吉創公司既有眾多交易往來，且彭兆樟亦證稱其以電話與葉秋芳達成假交易之共識，則彭兆樟、葉秋芳如何僅選取其中系爭7筆交易為假交易？原判決未予說明，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⒐原判決事實僅認定相關「進項傳票」、「銷項傳票」屬於會計憑證，未明確說明係計入何項「帳冊」或「報表」，使財務報告發生不實之結果；又對於附表1之1及附表1之2所示之「Proforma Invoice」、「Commercial Invoice」、「Invo ice」、「光聯公司應付票據異動憑證」、「光聯公司銀行存款收支憑證」並未認定是否屬於商業會計法所稱之會計憑證；此等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構成要件事實，未予釐清、具體認定記載，有理由不備。 ⒑主管機關無視國際會計準則，以附表1之1及1之2所示系爭7筆交易之毛利率過低，命光聯公司以淨額法更正該部分之財務報告。光聯公司係依據主管機關口頭指導，自行發布重大訊息，更（補）正財務報告。葉秋芳並無為拉抬公司營收、美化財務報表，而為本件之虛偽三角貿易犯行，自不構成「掩飾營收趨勢」或「影響公司之法規遵循」等質性指標。是本件光聯公司財務報表之記載，不具處罰之重大性。原審認定已達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決定之重大性程度，違反商業會計準則，且認定「重大性」之適用有所爭議，未依職權送請公正會計機構鑑定，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⒒原判決並未記載附表1之2編號E、H所示之「103年7月9日、AD 00-000000000」及「104年10月7日、AD00-000000000」2紙傳票之卷證出處，經查閱卷內證據資料亦無該2紙傳票可佐，即無證據可認該部分傳票記載有何不實。原判決認定該部分犯罪，即非適法。 ⒓附表1之2編號G入帳金額欄係記載新臺幣（下同）3,714萬7,2 00元（第一審判決誤為3,325萬6,749元），乃原判決竟仍以 3,325萬6,749元為計算虛增營業收入之基礎，認光聯公司10 3年第3季營業收入虛增1億2,350萬263元、103年度營業收入虛增1億8,940萬8,162元，就認定重大性程度之量性指標上，即有理由矛盾。又附表1之1編號F、G、H之入帳金額欄，分別載3,709萬9,562元（起訴書誤繕為3,708萬7,200元）、 3,690萬2,666元（起訴書誤繕為3,686萬5,800元）、3,624 萬1,983元（起訴書誤繕為3,587萬1,750元），乃原判決理由竟謂悠克公司分別兌領回流之資金3,708萬7,200元、3,68 6萬5,800元及3,584萬1,750元，亦未說明認定起訴書誤繕之依據，有理由矛盾、不備之違法。 ⒔光聯公司與吉創公司之系爭7筆交易，未涉及利益衝突、關係人交易或未揭露必要事項情形，且均依該2公司所簽立之合作契約書及既往合作方式進行，獲取之利潤亦符合當時科技業之交易常情，未違商業判斷法則。原審未調查當時產業時空背景及釐清卷內證人之證述，逕以系爭7筆交易僅收取1% 之利潤不合理，作為認定葉秋芳與彭兆樟進行系爭7筆交易，違反交易常情之認定，有調查職責未盡、不適用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失。 ⒕被告否認犯罪或對其所涉犯嫌有所辯解，應屬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法院應予尊重，不得僅以其否認犯罪，或所辯內容與法院認定之事實不符，即予負面之評價。乃原判決理由以葉秋芳自始否認犯行之態度，作為審酌量刑之依據，顯將刑事被告自由陳述、辨明、辯解（辯護）權之合法行使權利，作為審酌量刑之標準，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有違。又光聯公司之代理人已於原審說明葉秋芳對於光聯公司之貢獻，此為第一審判決未審酌事項，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原判決未予審酌、說明，適用法則均有不當。㈡劉志忠部分： ⒈⒈原判決以其於101年10月6日偵查時，就虛增光聯公司營業成本、收入為自白，且其自白之前，檢察官尚與其及辯護人討論時間，足認係在獲取充分資訊下為上開供述、自白，如其確有誤認，在場之辯護人又豈能不發一語，任令其自白簽名云云。然辯護人於偵查中陪同訊問之目的，係確保被告不受不正訊問之程序上權利，且因偵查不公開，辯護人無法閱卷，根本不知道其被訴之犯罪事實為何，至被告是否認罪及認罪之緣由，顯非辯護人所能置喙。又增加營業額，與虛假交易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況其不知該等交易為虛假交易，故其上開自白與事實並不相符。 ⒉依證人楊麗香（即光聯公司採購經理）、林珂如（即光聯公司財務處處長）、葉秋芳於調詢或第一審之證述，及卷附光聯公司核決權限表，可知劉志忠雖擔任副總經理，然光聯公司授予之一般具訂單之例行性原物料請購採購案金額額度為 100萬元，系爭7筆交易之金額均超過其權限。又依彭兆樟、王昱勝及韓之華之證述，可知劉志忠僅負責執行總經理決策事項，無決策或參與決策之權。乃原判決論其為本件共同正犯，顯與經驗法則不符。 ⒊王昱勝於調詢中稱曾向葉秋芳或向葉秋芳及劉志忠請示系爭7 筆交易，然嗣後明確稱係依葉秋芳之決定行事，所述已有瑕疵。而依悠克公司時任負責人王進祥之證述，可知悠克公司係彭兆樟個人接洽，劉志忠並未參與。原判決亦認彭兆樟對於系爭7筆交易中，分別扮演供應商、客戶角色，各為貨品之源頭、最後收受者，對於實際有無物流，應知之甚明，則彭兆樟當知悉何人參與本件犯行。又彭兆樟明白證稱：系爭 7筆假交易都是葉秋芳總經理要求的、劉志忠沒有權力去決定這個事情等語，自應予以採信。又原判決未審酌上情，就彭兆樟之證述，分別為不同評價，不採信有利劉志忠之證據，反以王昱勝瑕疵之供述，作為對劉志忠論罪科刑之依據，違反證據法則。 ⒋證交法第14條第3項規定：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而其僅為光聯公司之董事，並非董事長，雖亦為副總經理，惟光聯公司係總經理制，其當非證交法第14條所指之「經理人」，且其亦非會計主管，當無在財務報告上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內容無虛偽或隱匿聲明之職務。又證交法第14 條第3項既已明定上揭應在財務報告簽名或蓋章之行為負責人，當為公司法之特別規定，則原判決以公司法第8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亦為公司負責人之規定，率認其同為本案之行為負責人，適用法則顯有不當。另原判決一面以其為行為負責人，而無刑法第30條幫助犯之適用，一面又以其是否具有決核權限與本案無關，亦有理由矛盾之違誤。四、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3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非謂被告可以無所顧忌、任意爭辯。易言之，祇要訊問者於訊問之際，能恪遵法律規定，嚴守程序正義，客觀上無任何逼迫或其他不正方法，即難指為違法。至於被告係基於某種因素或訴訟策略考量而坦承犯行，因其內在想法難顯露於外而為旁人所知悉，要不能因此即認被告自白欠缺任意性。被告之自白茍係出於任意性，並與事實相符者，即得為證據。依卷證記載，劉志忠確於107年10月6日偵查中供證關於光聯公司因缺業績，而彭兆樟亦因所經營之吉創公司與光聯公司有簽合作契約書，積極推廣，於是談到增加營業額之事，葉秋芳表示同意，並與其談到如未加成說不過去，乃由葉秋芳決定以進貨金額加上1%出售，至於做在何月由葉秋芳決定等之陳述，為其及辯護人在原審所不爭（原審卷六第97、98頁），亦未提出該等不利於己之陳述，係遭檢察官以不正方法取供而得，該項自白既非出於訊問者非法取供，即無礙於任意性判斷，原審乃認其自白具任意性，並與彭兆樟所證光聯公司為本案假交易之動機緣由，係葉秋芳要求付1%之利潤，並決定業績做在何時等情節相符，而據為劉志忠有所載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之證據，並無不合，要無違反證據法則可言。劉志忠上訴意旨以其於偵查中係因擔心被羈押，始為認罪，且自白與事實不符等詞，據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法，顯非依卷內資料指摘，要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五、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又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憑其指證非屬虛構，達於通常一般人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即已充足。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等上揭違反證交法犯行，係綜合其等之部分供述、同案被告彭兆樟、證人（光聯公司負責系爭7筆交易之業務人員）王昱勝、（光聯公司採購經理）楊麗香等人不利上訴人等之證述，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詳敘憑為判斷彭兆樟指證葉秋芳因光聯公司於103年間之業績不如預期，為拉抬業績，乃要求付1%之利潤，交由彭兆樟安排本案相關交易即附表1之1及1 之2所載之供應商、客戶，且系爭7筆交易均只有金流、訂單流，並無真實物流之虛偽三角貿易等證詞，與事實相符，而光聯公司為依證交法公開發行股票之上櫃公司，葉秋芳於案發時即103年間擔任光聯公司副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劉志忠則係光聯公司副總經理兼董事，負責協助總經理綜理光聯公司業務，其2人均係光聯公司之負責人，明知系爭7筆交易僅有金流（資金循環使用)、訂單流而無實際物流之虛偽不實交易，接續記入光聯公司帳冊，上開虛偽不實交易並列入光聯公司之103年度第2季、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及103年度合併、個體財務報告，使光聯公司各該季度及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營業收入虛增，連帶影響資產負債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之內容，自103年4月起至同年9月止虛增銷貨收入金額分別占103年度第2季、第3季及103年度營業收入之8.92%、1 9.68%、8.40%，經不知情之會計師完成查核、核閱後，依證交法規定，持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完成申報，及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而公告，因財務報告具有延續性質，致使光聯公司依證交法第36條申報及公告之上開財務報告內容，發生重大不實之結果，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對於市場之判斷等旨，上訴人等所為該當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綦詳，劉志忠對本案假交易之進行，知情參與，並有犯意聯絡，為共同正犯，復依調查所得，說明彭兆樟於偵查、第一審就本案係與葉秋芳共同為假交易之基本、主要事實，前後相互一致，雖其就當時商議經過之細節證述有些微不同，仍無礙其此部分供述之真確性，併對於葉秋芳辯稱系爭7筆交易均有真實物流，其無為虛偽交易而虛增營業額之必要及目的，欠缺美化財報之動機，及劉志忠所辯係單純配合公司内部簽核流程及營運所需，在採購流程中署名簽核，無參與本案犯罪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詞，均委無可採等各情，敘明其審酌之依據及判斷之理由。另本於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對證人彭兆樟於偵查及原審中所證，及證人楊瑞源、劉藝純於原審證述有關物流部分，確定都有交易等旨說詞，何以均不足為有利上訴人等之認定，併於理由內論敘明白，記明其取捨判斷之理由。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既非僅以共犯彭兆樟之供證為論罪之唯一證據，且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論斷，自非法所不許，無所指欠缺補強證據之違法。又：　㈠原判決認定系爭7筆交易之進、銷貨交易之資金，具有循環性，其中交易A、B、C部分各係源自光聯公司之同一筆信用狀貸款，而交易E、F、G、H之款項則各係源自悠克公司之同一筆匯款。又交易A部分，吉創公司之PACKING LIST（出貨單）之Delivery term欄內係記載「CIF TW」，意指本次交易是在臺灣交貨，並非自境外直接運送到屹拓公司，與屹拓公司103年4月17日採購訂單之REMARK欄內註記「FOB TW」，意指光聯公司出貨予屹拓公司之貨物起運地是臺灣，並非境外直接交易；交易B部分，吉創公司之出貨單之Delivery term 欄內係記載「CIP SHENZHEN(深圳)」，光聯公司PURCHASE O RDER（採購單）之TERMS欄內卻記載「CIF URTC（指光聯公司）」，且光聯公司採購單載之SHIP TO（送貨地）為○○市○ ○區○○○○○○○路0號（即光聯公司三廠廠址），意指本次交易是在臺灣光聯公司上開廠址交貨，並非自境外直接運送到偉億公司；交易C部分，光聯公司採購單之送貨地欄內是記載○ ○市○○區○○○○○○○路0號（即光聯公司三廠），惟吉創公司之商業發票及出貨單之內容，其送貨地欄卻記載「NO.12 CHIE N KUOROAD,TAICHUNG ECONOMIC PROCESSING ZONE（T.E.P. Z.）TANTZU,TAICHUNG TAIWAN.（即光聯公司一廠），均意指本次交易吉創公司出貨是將貨物運送至光聯公司之廠址，並非自境外直接運送到偉億公司；另交易H部分，吉創公司採購訂單之Delivery Term欄內係記載「CIF HK」，與光聯公司發票Price Term卻記載「FOB HK」不符，且光聯公司10 3年9月15日採購單所示，其送貨地址係記載光聯公司位於○○ 市○○區○○○○○○○路0號廠址，而非直接出貨予吉創公司，是本件交易悠克公司顯非直接出貨運送到吉創公司；凡此與葉秋芳所辯係境外直接交貨之三角貿易顯有不符。因認系爭7筆交易單據有異常，復無運送貨物之外部貨運憑證可供佐證，足見係配合虛偽三角貿易紙上作業做出之單流（見原判決第 30頁第14行至第35頁第17行）。況原判決認形式發票之開立早於訂單成立前，及光聯公司於103年9月12日收到吉創公司採購商品之訂單後，於同日就向悠克公司採購部分，均與一般交易常情不符，此等部分之認定縱然有誤，然去除此部分之理由，皆不影響原判決謂該等交易單據有異常，復無運送貨物之外部貨運憑證之認定。又附表1之2編號E、H所示之「 103年7月9日、AD00-000000000」及「104年10月7日、AD00- 000000000」2紙傳票，係分別於108年度偵字第17260號卷第 250頁及告發書卷第267頁，上開附表編號E、H書證（卷證出處）欄漏未記載該2傳票之出處，固有瑕疵，然不影響判決結果，應予補正。　㈡上訴人等就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部分，應適用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特別規定，且其等此部分之低度行為，為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原判決固未說明上訴人等究係計入何項「帳冊」或「報表」，使財務報告發生不實之結果，然此部分係屬細節，且為不另論罪之低度犯罪行為，既不影響判決本旨，僅屬理由簡略，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另事實欄有記載如附表1之1 及附表1之2書證欄所示之採購單及商業發票等文件，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原判決並未認定上訴人等為共謀共同正犯，對於其等究於何時、如何與其他成員謀議等節，即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未予說明，無理由不備之違法。㈣附表1之1編號F、G、H之入帳金額欄，原判決以卷附之光聯公司該部分之進項傳票（見108偵字第17260號卷第288、346、 366頁），分別更正此部分起訴書所誤繕之金額，並無不合。㈤原判決依憑上開事證，就如何認定上訴人明知系爭7筆交易僅有金流（資金循環使用)、訂單流而無實際物流之虛偽不實交易，接續記入光聯公司帳冊，上開虛偽不實交易並列入光聯公司之103年度第2季、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及103年度合併、個體財務報告等旨，理由內已析論明白，符合論理法則且不違背社會經驗之合理判斷，依確認之事實，論以前揭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洵無違誤，無上訴意旨所指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六、證據之分類，依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連性，固可分為「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前者，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後者，因係「物證」而非屬供述證據，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倘以其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則屬於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　　原判決採彭兆樟於107年10月6日偵查中及109年10月8日第一審之證言採為葉秋芳斷罪證據之一部，而彭兆樟於該次偵查中證稱：「（問：你於104年11月17日，傳給你太太的微信信息為何意？）去年光聯公司曾虛開L/C，洗錢作業績，我們也配合並付1%給對方，Y是指葉秋芳，應該記得，而H是指韓之華，他應該不知道，上面這段都是真實的，因為光聯公司一直要強制執行我們的房子，我跟我太太都生氣，才會發這段我認為的事實給我太太讓她知道來龍去脈」等語（見原判決第17、18頁；107年度偵字第28954號卷一第223、225頁）。原判決以具物證適格之彭兆樟與其妻張瑞春（GAMY）之 WECHAT聊天紀錄截圖（原判決第20、21頁），作為補強彭兆樟上開證言之證據，顯非以該聊天紀錄截圖之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自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葉秋芳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在原審已明示同意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111年10月11日調振法字第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附件（即含上揭WECHAT聊天紀錄截圖）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三第135至217、269、270頁），經合法調查後，採為認定葉秋芳犯罪事實之部分論據，尚無不合，亦無所指採證違法之情形。七、證交法之公告及申報不實罪，係規範行為人記載並散布虛偽或隱匿訊息之行為，而提供投資大眾正確、公開之資訊環境，使得從中決定投資買賣證券之策略，以維護有價證券市場之誠信，其所保護者係市場上一般不特定多數投資人之財產法益。因此該罪是否成立當以客觀上作為一個理性投資人通常會認為必須揭露，否則勢將影響其判斷者，作為基準，學界及實務上遂發展出「重大性」原則，亦即應以相關資訊之主要內容或重大事項之虛偽或隱匿，足以生損害於理性投資人為限，始予論科。又上揭「重大性」判斷標準，雖法無明文，然可參考相關學說及外國立法例所謂之「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作為區分之依據。至於相關「量性」及「質性」指標，僅係評價是否具有「重大性」較為具體之方法、工具，指標本身自與刑法處罰要件有間，故關於「重大性」之判斷，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事證，藉由「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資以參考為綜合判斷。量性或質性指標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乃因「質性指標」具有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　　原判決已說明：光聯公司將虛偽不實之系爭7筆交易，接續記入該公司帳冊，並列入該公司之103年度第2季、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及103年度合併、個體財務報告，使光聯公司各該季度及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營業收入虛增，連帶影響資產負債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之內容，自103年4月起至同年9月止虛增銷貨收入金額分別占103年度第2季、第3季及10 3年度營業收入之8.92%、19.68%、8.40%，經不知情之會計師完成查核、核閱後，依證交法規定，持向櫃買中心完成申報，及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而公告，衡之銷貨收入係投資人憑以衡量判斷公司銷貨、營業情形之重要內容，而上開虛增銷貨收入對各期財報之影響，已超過量性指標即總銷貨收入之0.5％至1％，足以讓投資人誤認光聯公司有一定銷貨收入、營運活絡，而誤判光聯公司營運狀況，自具有重大性，及將如附表1之1、附表1之2之虛偽交易記入該公司前揭歷次財務報告，亦符合「掩飾營收趨勢」、「影響公司之法規遵循」等質性指標，顯然已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對於市場之判斷（見原判決第45頁第11行至第50頁第4行）。均堪認本案光聯公司所申報及公告之財務報告內容虛偽情事，已具備前述量性、質性指標之重大性，足以生損害於理性投資人，實甚明確。八、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者，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又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發行人，謂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或募集有價證券之發起人。另同法第179條第1 項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從文義以觀，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自非代罰之性質，應指實際行為之負責人而言，參照公司法第8條所稱公司負責人，第1項規定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2項規定經理人或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可見上揭規定所指執行職務，係指基於經理人等身分，執行與其公司業務有關之事務而言。又證交法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第1項）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序、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計法第4章、第6章及第7章之規定。（第2項）第1項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第3項）」再按同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及第4項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除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一、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第1項第1款）第1項之公司，應編製年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東；其應記載事項、編製原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第4項）」依上開規定，上揭財務報告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並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且公告申報之年度財務報告，亦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由此可見，財務報告之編製、申報、公告，既有上揭程序規範，自須有編製、申報、公告上揭財務報告業務之人，依該法定程序為之。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劉志忠雖非發行人，然於本件案發期間擔任光聯公司董事，且有參與編製、申告或公告該公司10 3年度財務報告之行為，就其所為光聯公司上開財報申報及公告不實之犯行，論以共同犯證交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 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於法並無不合。九、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連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僅在延滯訴訟，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自無違法可言。　　原判決綜合檢察官起訴及上訴人等抗辯之案內各項證據資料，已載明上訴人等確有所載違反證交法犯行之論證，而稽之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審判長已依聲請以劉志忠、彭兆樟為證人身分傳喚到庭，經予葉秋芳及其選任辯護人詰問、對質之機會（見原審卷五第262至272、394至414頁），並就卷內各項證據均以提示及告以要旨，而葉秋芳及其選任辯護人亦未聲請法院就各交易出貨、運送、進倉、信用狀開立、付款、產業時空背景及交易毛利率、利潤等情而為調查（見原審卷六第150、151頁），原審因以事證明確，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無所指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葉秋芳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有此部分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十、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之內予以裁量，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而量刑是否濫用裁量之權，應就個案量刑審酌事由之整體為綜合觀察，不得僅擷取一隅遽為評斷。再刑法第57條第10款明定「犯罪後之態度」，為量刑輕重事由之一，係指行為人犯罪後對犯罪之看法，包括是否悔悟或有無彌補犯罪損害之措施等情形，以探知其對刑罰之適應性。是以被告於緘默權保障下坦認犯行，不唯節約司法資源，更為其人格重建之表徵，自得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利益，以鼓勵改過遷善。至於被告保持緘默或否認犯罪，屬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倘以此認為被告犯罪後毫無悔意、態度不佳，資為量刑畸重之憑據，而明顯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固為法所不許，然若僅係未如同對坦承犯行者給予量刑有利評價，仍屬合理之差別待遇，適足彰顯平等原則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徒因判決書記載「事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用語文字，即遽謂係剝奪被告之緘默權而為裁量之濫用。　　原判決已以葉秋芳上揭所犯，重為量刑審酌，說明審酌葉秋芳係光聯公司本案假交易之主要決策者，與劉志忠、彭兆樟共同以本案虛偽交易拉抬光聯公司營業額，使光聯公司103 年間之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且掩飾光聯公司營收虧損之趨勢及程度，使投資人無法獲得正確資訊，有害證券交易市場之公平與穩定，行為甚屬不該，應嚴予非難，及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暨與其他共犯各自之參與程度及分工情形，自始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而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已綜合各項量刑事由而為整體評價，復未憑葉秋芳否認犯罪之態度，即資為量刑畸重之依據，更已考慮共犯個別參與犯罪之情節，其所為刑之量定，既在法定刑的範圍內，又無濫用自由裁量權限的情形，核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情形存在，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十一、綜合前意旨及其餘上訴意旨枝節指摘，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祇是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以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等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3-台上-967-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71號上訴人張明松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256、1259、1260、1261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4863、5645、22134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 年度偵字第15562、172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張明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民國114年1月16日提起上訴，並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1271-20250326-1

台抗

最高法院

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83號再抗告人謝志宏上列再抗告人因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駁回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5 6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抗告駁回。理由一、按數罪併罰之定執行刑，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所為一新刑罰之宣告，並非給予受刑人不當利益，法院於審酌個案具體情節，裁量定應執行之刑時，除應嚴格遵守刑法第51條所定方法為規範量刑之外部性界限外，其所定之執行刑，祇須不得較重於曾定之執行刑加計其餘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又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情形，並不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無違法或不當。　　二、本件第一審裁定以再抗告人謝志宏所犯如其附表編號（下稱編號）1至16所示罪刑，合於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定應執行刑之規定，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於其中所處徒刑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下同）4年2月。再抗告人不服第一審裁定，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經原審審酌再抗告人陳述之意見後，以再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罪質、行為手段（分別為詐欺、洗錢犯罪，且均以佯裝販售商品之手法詐騙，除編號1、5、 6、8、11、14外，其餘均以網路對公眾為之）、造成之財產損害（經諭知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合計約新臺幣80餘萬元）、犯罪時間間隔、犯後態度（均坦承）等整體犯罪情狀，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並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理性刑罰政策，考量定應執行刑時，所生刑罰邊際效應遞減及合併刑罰痛苦程度遞增，且觀諸再抗告人多次為相類犯行，對被害人財產損失與社會信任影響非微，另本案相關裁判於定刑時已扣減相當程度而定應執行刑（即編號2至8所示各罪曾定執行刑1年10月、編號9至11所示各罪曾定執行刑2年)，認為本次對其定應執行刑之扣減不應再予過多刑度之減除，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並考量再抗告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情狀，因認第一審所為定刑，核未逾越法律裁量之內部界限或外部界限，亦無濫用裁量權而有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等法律內部抽象價值界限，而使再抗告人受有更不利益之情事，且除上開曾定之執行刑外，其餘編號1、12 至16所示各罪之刑期加總已達4年6月，比例上已屬從輕，應無不當，因認再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而駁回其抗告。經核尚無違法或不當。三、再抗告意旨略以：再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數罪，犯罪時間相近，本應合併審理，係因警方查證進度不同，始分別起訴、審理，致再抗告人喪失於同一訴訟程序定執行刑之機會，而第一審所定之執行刑，達全部刑期總和之0.5，懇請考慮再抗告人係因未能在同一訴訟程序定執行刑，而扣減相當之刑罰，再給予較輕之刑期，即刑期總和之0.4，再抗告人已經真心悔過，希望能早點回歸社會，補償被害人云云。惟檢察官就受刑人所犯數罪，究係採一併提起公訴或分別提起公訴，要與法院最終仍必須斟酌一切情狀而量定其應執行刑之結果無關，不得謂因此有損及受刑人權益的情形。再抗告意旨仍係以自我之說詞，置原裁定已明白論敘之事項於不顧，漫事指摘，難認有理由，其請求本院從輕裁定其執行刑，亦屬無據，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劉方慈法　官汪梅芬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2025-03-20

TPSM-114-台抗-583-20250320-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12號上訴人許永濬選任辯護人黃柏嘉律師王秉信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 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5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5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上訴人許永濬經第一審判決論處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追徵後，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刑及沒收之部分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上訴人之刑及沒收部分，改判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及沒收，已詳敘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三、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雖規定過苛條款，允由法院依個案情形，就應沒收之物，得不予宣告沒收或酌減之。然此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形，衡以公平正義及犯罪預防之目的，為裁量權之行使，非許當事人逕憑己意，指稱法院不給此寬典，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係不經正常需與iOS系統伺服器支付金錢之交易流程，取得遊戲之鑽石，正常遊戲之虛擬貨幣鑽石比值為新臺幣（下同）1元可換1.5顆鑽石，業經證人即台灣伽瑪移動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害人公司）之市場經理林書正證述明確。而上訴人詐領之鑽石係存放其手機線上遊戲「靈境殺戮」帳號內，該帳號雖經被害人公司停用，然於停用前，上訴人已有將所詐領之鑽石移轉，上訴人未及移轉之鑽石，故可認等同詐領之鑽石實際發還被害人公司，然在上訴人移轉鑽石之情形，應認其移轉鑽石所得利益為其犯罪所得。上訴人移轉鑽石之數量，詳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24 「移轉鑽石數量」欄所示，以林書正證稱1元可購1.5顆鑽石計算，上訴人本應支付460萬7,385顆鑽石之費用即307萬1,5 90元，卻未支付，此部分利益即屬其犯罪所得，扣除依調解筆錄給付被害人公司之90萬元後，剩餘犯罪所得217萬1,590 元，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所為論敘，於法無違，且原審既認本件犯罪所得宣告沒收、追徵，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之過苛情形，而未適用過苛條款，此屬原審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以其係學生，尚無謀生能力，母為家管，父罹患特發性肺纖維化，無法工作，家庭經濟拮据，為賠償被害人公司，而以90萬元調解，已超過家庭負荷能力，仍努力湊得，原審未審究其負擔能力、最低限度生活所需及實際所得利益，令其背負沉重負擔，所宣告之沒收，有違反比例原則及過苛情形，且未說明不適用過苛條款之理由，有理由欠備之違誤云云。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劉興浪（主辦）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劉方慈法　官汪梅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2025-03-20

TPSM-114-台上-712-20250320-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59號抗告人楊文榮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10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4年度聲字第149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楊文榮因犯如其附表編號（下稱編號） 1至5所示共5罪，合於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規定，乃依檢察官之聲請，審酌抗告人所犯上述各罪均為毒品相關犯罪，其中編號3、4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編號5所示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犯罪時間間隔不遠，犯罪類型、行為態樣相同或相似，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惟與編號1、2 所示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戕害自身身心之罪質尚有不同，行為態樣、手段迥異，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內部界限（編號1、2、4、5前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6月，與編號3所示宣告刑有期徒刑15年2月，合計為有期徒刑32年8月，已逾30年，上限為有期徒刑30年）及附表所示各罪宣告刑總和上限之外部界限（各刑中最長期有期徒刑16年以上、各刑之合併刑期有期徒刑44年〈原裁定誤為45年6月〉，已逾30年，上限為有期徒刑30年），並參酌抗告人對本件定執行刑具狀表示之意見等情，爰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或不當。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犯編號3、4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編號5所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時間銜接，手法近似，僅因查獲期間不同，而分別起訴、判決，致犯行受重複非難評價，較之合併判決顯然較高，原裁定未予審酌抗告人所犯各罪罪質、時間差距、侵害法益等情狀，難謂妥適，且抗告人犯罪所得非鉅，年事已高，應量定較輕之刑，請求撤銷原裁定，另為適法裁定云云。惟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受刑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要與檢察官就受刑人所犯數罪，究係一併提起公訴或分別起訴者無關，不能謂分別起訴、判決，即有重複評價之情形，抗告意旨核係以自我之說詞，置原裁定已明白論敘之事項於不顧，漫事指摘，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劉方慈法　官汪梅芬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2025-03-20

TPSM-114-台抗-559-20250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