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李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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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24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志昌訴訟參與人黃祖國代理人袁瑋謙律師許名志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18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乙○○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乙○○、甲○○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乙○○負責駕駛垃圾壓縮車清運垃圾，甲○○負責將垃圾搬運至大型垃圾壓縮車上。乙○○、甲○○與同為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之丙○○，於民國110年8月13日上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草、垃圾完畢後，由乙○○駕駛編號93-598垃圾壓縮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因甲○○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故乙○○ 於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處，供甲○○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而乙○○本應注意垃圾壓縮車之車斗不得在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以外之處所任意開啟，且應注意開啟車斗後，應將車斗固定拴鎖，並注意車後作業人員之狀態，由隨車人員下車指揮，避免打傷作業人員，且依乙○○所受教育訓練及日常生活經驗，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乙○○仍疏未注意，率然在上開地點，將系爭車輛車斗打開並傾卸車斗內雜草、垃圾，並在無隨車人員下車指揮之情況下，明知甲○○並非隨車人員，僅聽聞甲○○喊聲「好」，於未確認甲○○所在位置，即貿然將車斗降下。而甲○○此時依所受教育訓練及日常生活經驗，亦疏未注意於壓縮車作業時，應站立在車側安全位置，且不得以手推擠垃圾或靠近有遭捲入危險之位置，僅因乙○○開啟系爭車輛車斗後，車斗無法完全與車體結合，即將身體探入車斗內欲排除車斗內之障礙物，因此遭降下之車斗夾傷，受有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幾經治療，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二、案經甲○○訴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乙○○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一第61頁、第234至235頁、第380至385頁；本院卷二第10至1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二、本判決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並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間、地點，操作系爭車輛車斗時，夾傷告訴人甲○○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沒有受過教育訓練，我在勞檢處詢問時回答有做過教育訓練，是上面長官施壓，我不知道要去焚化爐的傾卸平台打開車斗，所以我沒有過失，當時也沒有人幫伊指揮，我看不到後面的作業，但我聽到有人說好，我就操作車斗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同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然告訴人並非隨車人員，而被告於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將系爭車輛車斗打開並傾卸車斗內雜草、垃圾，供告訴人尋找手機後，在告訴人身體仍在車斗內之情況下，將系爭車輛車斗降下，致告訴人遭降下之車斗夾傷，受有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幾經治療，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述（見他字卷第55頁至第57頁、第65頁）、證人丙○○於勞動檢查員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他字卷第77至79頁、第59至61頁；本院卷一第304至310頁），並有臺北市勞動檢查處111年2月18日北市勞檢一字第1116 012620號函所附勞動災害檢查報告表、系爭車輛照片、案發過程錄影畫面截圖（見他字卷第27頁至第36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2月22日北市環清士字第1113001006號函所附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見他字卷第37至40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0年9月28日、110年10月2 1日、110年11月25日、110年12月9日、111年3月17日、112 年1月10日、112年1月16日乙種診斷證明書（見他字卷第9至 12頁；本院卷一第81至93頁、第99至101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11年5月6日、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3 0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11日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103至113頁）、臺大醫院職業病評估報告書（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27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回復意見表（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頁、第403頁、第483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於113年7月16日新醫醫字第1130000435號函暨附件門診病歷資料(見本院卷一第429至470頁)在卷可稽，亦經原審勘驗案發過程錄影檔案光碟確認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2頁、第39至44頁）；此外，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當天我跟丙○○一起出任務，後來我們到島頭公園要做雜草清運，被告就開垃圾車過來，要把雜草運到車内，清運完畢後，被告就把車開走，我們要做現場拍照，發現手機不見了，就請被告開車回來，被告回來後，被告就把車斗升高，把垃圾往外推到地上，之後被告就把車斗放下來跟車體閉合，但無法完全閉合，我就發現右側有枝樹枝卡在車斗跟車體中間，我跟被告說請他把車斗升起，有卡到樹枝了，車斗升到一定高度後，我喊「好」，我側伸進去，我身體進去要排除樹枝，結果突然車斗就降下來，壓到我身體等語（見他字卷第55至56頁），核與證人丙○○於偵訊時證稱：當時告訴人在清樹枝，因為樹枝卡住了導致車斗無法閉合，所以告訴人請被告把車斗打開，當時我在旁邊看，我不知道告訴人跟被告怎麼說的，但我有聽到說「好」一聲等語大致相符（見他字卷第59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被告就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應負過失責任：　⒈按傾卸式卡車於開啟後車斗時，應將其二旁車側固定栓鎖，以免升降車斗傾倒廢棄物時，打傷作業人員；清運垃圾進入焚化廠內傾卸平台倒車時，須由隨車人員下車指揮，傾倒垃圾時，隨車人員於打開車斗後，應站立車側安全位置，臺北市政府環保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5條第9款前段、第2 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見他字卷第93頁、第94頁）。又依照證人即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科科長簡育本於偵訊時證稱：依照環保局規範的作業常態，要尋找遺失物，應該要到焚化爐的作業平台，在外面找會危險，只有在傾卸平台才會打開車斗，在外面我們不允許傾倒垃圾等語（見他字卷第63至65頁），及證人丙○○於勞動檢查員詢問時證述：要找東西要去焚化廠的傾卸平台搜尋，我知道搜尋流程，領班也有宣導等語（見他字卷第79頁），與被告於勞動檢查員詢問時所自陳：我知道如果壓縮車內有貴重物品，會把車開到焚化廠平台傾倒，這是學長告知我的等語（見他字卷第 82頁），由此可知，因垃圾壓縮車之車斗升降具有將站立於車後之人打傷、壓傷之危險性，故臺北市政府環保局除規定開啟車斗，應注意將車斗固定栓鎖，並由隨車人員加以指揮，以避免危險事故之發生外，其作業常態上亦禁止垃圾壓縮車於焚化廠傾卸平台以外之處所開啟車斗，而被告身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當應注意遵守上開規範及作業常態。　⒉又依照被告及證人丙○○上述於勞動檢查員詢問時之陳述內容，及卷附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安通報及職安相關規定宣導確認單（見偵字卷第39頁、第41頁、第49頁）所示，被告、告訴人、證人丙○○於110年6月10日、同年月29日、同年月 30日，均有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處，接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為值勤作業SOP、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宣導，可見被告於本案發生前亦已知悉上開規定。再者，被告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亦供稱：系爭車輛我已經開了1年多，以前車斗下降速度沒有那麼快，但後來某個零件出問題後，車斗下降速度就變快了等語（見他字卷第61至62頁；原審卷第33頁），足認被告非首次駕駛、操作系爭車輛，對於系爭車輛車斗升降速度有所認識，並無不能注意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作業流程，妥善操作、使用系爭車輛之情況。　⒊況按過失所特有之規範性要素之注意義務，乃客觀之義務，其義務之有無應就法令、規則、契約、習慣、法理及一般日常生活經驗等予以觀察（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424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衡諸日常生活經驗，垃圾壓縮車車斗升降之操作，對於在場之旁人本具有相當危險性，在無他人指揮或協助確認車斗周圍情形下，垃圾壓縮車操作人員應於啟動車斗升降前確保車斗周圍保持淨空，以防在車斗升降過程中他人不慎車斗碰觸或夾住而成傷，此乃存在於日常生活領域之準則，只需具備一般社會生活經驗之人即可知曉，並應負有注意之義務。經查，被告於偵訊、原審審理時供稱：告訴人及丙○○為我同事，我也沒有固定的隨車隊員，我如果坐在駕駛座時，是看不到後面的情況，雖然有行車紀錄器，但若車斗升起，角度就往上抬，看不到後面的情況，因為平常我們是到焚化廠才會開啟車斗，焚化廠的平台是沒有人的，所以沒有這樣的疑慮，我在關閉車斗時，也沒有看到有人跟我指揮說可以了，只有聽到一聲「好」，但我不知道是誰說的，事先我也沒有跟告訴人或證人丙○○約定好以「好」作為可以降下車斗的指令等語（見他字卷第61頁；原審卷第 36頁），更可見被告明知告訴人並非其隨車人員，且被告在系爭車輛內準備操作車斗升降之當下確實不知悉後方告訴人、證人丙○○所在位置，亦未與告訴人、證人丙○○協調以何種方式代表得降下車斗之指令之情況下，僅聽聞告訴人喊聲「好」，即貿然將系爭車輛車斗降下，因而夾傷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被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結果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無疑。　⒋又按以密封壓縮車作業時，作業人員應隨時注意，不得用手推擠垃圾或靠近有捲入危險之位置，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4條第2款亦有明文（見他字卷第92頁）。告訴人雖於偵訊時否認曾接受過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相關職業安全及作業流程之教育訓練等語(見他字卷第57頁) ，然依照前揭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安通報及職安相關規定宣導確認單所示，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同年月29日、同年月30日，確實有接受上開工作守則及作業流程之安全訓練，已如前述；且依日常生活經驗，其當應知悉不得在系爭車輛車斗升起時，靠近有遭車斗捲入風險之位置，以免妨礙車斗升降作業或意外危險發生。然告訴人未注意及此，貿然將身體探入系爭車輛車斗內，致生本件夾傷事故，是告訴人就本件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　　㈢告訴人因被告過失行為所受上開傷勢為普通傷害之程度：　⒈按刑法第10條第4項關於重傷之定義，其第1款至第5款係以列舉方式規定生理機能之「毀敗」或「嚴重減損」，第6款則係以概括方式規定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亦屬重傷，作為前5款例示規定之補充。則第1款至第5款所規定生理機能之毀敗或嚴重減損，性質上係屬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而第6款所謂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其影響於身體與健康之程度，評價上亦必須與前5款例示規定之毀敗或嚴重減損情形相當。故重傷之結果，必須同時符合重大性與不治或難治之要件，如受傷嚴重，但未達於不治或難治之程度，或傷害雖屬不治或難治，但於人之身體或健康並無重大影響者，均非重傷。而傷害之重大與否，以其身心機能是否完全喪失（失能）或效能有無嚴重減損致影響其原本日常生活功能（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 DLs〉）為斷。至於「不治」或「難治」，則應從醫療觀點，依據該醫療領域當時醫療常規之治療可能性，預估重傷是否永遠或長期持續存在。因此，原則上該重傷結果必須於最後審理事實之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依然存在，且無法確定回復其基本機能之治癒時間或根本無法治癒，始足當之。如已治癒或可預估治癒期間以排除其重傷結果時，即非重傷。以心理健康之傷害為例，其傷害是否重大，除須符合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精神疾病之定義外，尚須其所罹之精神疾病已達上開重大不治或難治之重傷要件，始能論以重傷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刑法第10條第4 項定有明文。依此，重傷害即指前開條項第6款之概括共同條款所定義之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第1 至5款則俱為重傷害於視能、聽能、肢體機能、語能、生殖機能之具體類型與例示，即以「重大」、「不治或難治」為重傷結果之共同要素。刑法是保護法益的手段，其規範背後必須有其保護的價值，因此，解釋適用刑罰法律，亦應以其保護之法益為核心。傷害之「重大」與否，本質上屬評價性概念，自應導向於傷害致重傷罪保護之法益予以評價。又本罪除與普通傷害罪同以人之身體與健康為其保護法益，保護人之身體完整性，以及生理機能、心理或精神狀態之健全外，另以傷害結果於質、量之嚴重性為其構成要件之加重結果，並為生命法益之前置性保護規定，則生命之延續可能與其應有狀態，亦在其保護範圍。而人之生命、身體與健康，係個人存在且賴以發展之生物基礎，並為其他基本權利所依附，且係參與社會生活得以實現其人格之前提，是於傷害結果是否已該當重傷之解釋，自不得單執傷害於所致身體、健康之毀敗或減損程度於醫學上之意義而為論斷，卻就所致被害人個人社會生活之特別影響完全置諸不論。從而，傷害是否重大，自應審酌受傷之部位或器官對於人之身體或健康所具之重要性、傷害已否嚴重影響、妨害人體之生理機能、心理健康、是否導致被害人生命應有狀態之重大缺損或對生命之延續肇致高度危險而為判斷，甚且，傷害結果是否造成被害人社會生活之重大改變，亦非不得予以綜合評價在內。至「不治或難治」，則係從醫療觀點，審酌所受重大傷害是否得在相當時間內排除，或難以排除，即傷害不僅應屬重大，且對於身體或健康之影響並應具長期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告訴人因本件事故受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幾經治療，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已如前述。再者，經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就本件告訴人所受傷勢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鑑定，該院函覆之鑑定意見為「㈠有關身體傷勢部分之鑑定如下：黃先生（按即告訴人）於110年8月13日因被垃圾車後蓋壓傷右側胸部及背部，被送至新光醫院急診室進行救治，當時診斷包含：1.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併右側氣血胸、 2.右側第二〜六肋骨骨折、3.右側肩胛骨骨折、4.右側胸壁擦挫傷及四肢擦挫傷。黃先生當下於急診室被施行緊急氣切，並放置三條胸管引流。同日於新光醫院接受右側開胸手術，接受右側支氣管撕裂傷修補。手術後經多日觀察及治療，於110年08月26日出院。然而，因黃先生右側主支氣管受傷因素，造成氣管狹窄及瘜肉產生，黃先生多次接受支氣管鏡檢查、氣管氣球擴張、氣管瘜肉清除等手術（依據病歷記載，最後一次接受支氣管擴張手術日期為111年12月02日）；此外，黃先生必須反覆接受呼吸功能檢查、長期使用支氣管擴張藥物、定期於新光醫院及本院回診等，對於黃先生之生活品質及呼吸功能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依據黃先生原始傷勢而言，其中⒈右側第二〜六肋骨骨折、⒉右側肩胛骨骨折、⒊ 右側胸壁擦挫傷及四肢擦挫傷等幾項傷勢，多半可於受傷後三〜六個月左右痊癒，後遺症較輕微，常見後遺症包含胸壁慢性神經痛、骨折部位不適、胸廓形變等。但黃先生之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造成之後遺症，通常較難完全復原，需視當下受傷之嚴重程度而定，因氣管受傷後常造成管腔狹窄、瘜肉增生等後遺症，需反覆長期接受擴張、支架、瘜肉清除等治療，雖未達重大不治之程度，但仍可診斷為難治呼吸道傷害。㈡有關創傷壓力症候群之鑑定如下：黃先生，高中肄業，曾從事印刷店、電路板製作、連結車駕駛。104年考取清潔隊員工後，擔任清潔隊員至110年事故為止。事故前個性外向，無精神科病史及家族病史，無酗酒或物質濫用情形。黃先生110年8月13日於工作時被垃圾車後蓋壓傷右側胸部及背部，至新光醫院治療，接受氣切、胸管引流、及右側開胸手術。事件發生後，黃先生因情緒低落、恐懼、失眠、夜間害怕發抖，於110年9月起至新光醫院精神科就診，並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111年5月，黃先生至本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及精神部評估，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認定為職業病。新光醫院精神科於112年1月10日開立診斷證明：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仍有部分症狀。依據新光醫院精神科112年3月7 日病歷及本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112年6月16日之病歷，黃先生約於同年3月時開始工作，至同年6月時尚有工作，其工作内容包括：接電話、文書處裡、簡單環境清潔，工作上可以適應。綜合新光醫院及本院之病歷，黃先生直接經歷創傷事件，並有與創傷事件相關之：侵入性症狀、逃避行為、情緒及認知之負面改變、警醒性及反應性之顯著改變，且上述症狀持續超過1個月並造成苦惱及功能減損，此外亦已排除其他可能之身體病況。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5)，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至於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本件所受傷害之因果關係，依據本院病歷中111年8月19日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所述，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並考量暴露之證據、醫學文獻之佐證、其他致病因等面向後，評估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其職業暴露（即本件所受傷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至於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程度，按刑法第10 條第4項第6款所謂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乃指傷害重大，且不能治療或難以治療者(最高法院89 年度台上字第6733號判決意旨參照）。111年9月30日，黃先生於本院環境及職業暨醫學部門診之總體功能評估（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ng Scale,GAF)分數為65分，對應之功能等級為：已有輕微症狀，並且造成社會或職業功能的些許損害，但大致功能還算良好。新光醫院精神科於112 年1月10日開立診斷證明稱，黃先生仍有部分症狀，112年6 月16日於本院環境及職業暨醫學部門診之紀錄載明，黃先生可適應並維持新就任之文書工作已3個月。綜上所述，黃先生在精神科門診持續追蹤治療至少1年3個月後仍有可觀之症狀，雖非不治，以寬鬆之標準認定時，可謂難治。而其心智功能受損之復原程度方面，考量其病歷中最後呈現之内容，雖黃先生可能未恢復至創傷事件前之水準，其工作表現及總體功能評估，於臨床觀點上而言，其心智功能受損程度已非屬重大。」等情，有該院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回復意見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頁）；經本院就告訴人所受之呼吸道傷害及創傷壓力症候群再次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確認上開傷勢之程度究為「重大難治」，抑或「難治」之程度，該院函覆表示，經檢視各項病歷資料及影像學證據，黃先生（按即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呼吸道傷害，經治療後仍可維持日常生活能力，惟需不定期返診處理，故判定為「難治」之傷害。需請貴院提供新光醫院精神科迄今之就診紀錄，方能評估鑑定黃先生之壓力創傷症候群目前治療之情形及是否仍屬「難治」之程度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23頁）；故本院再次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告訴人因本案所受壓力創傷症候群目前治療情形為何以及是否仍屬「難治」之程度進行鑑定，該院函覆表示略以：「 ……參考黃先生（按即告訴人於新光醫院精神科後續就診資料，黃先生開始至新光醫院精神科就診初期，並未規律就診，治療藥物亦多有調整。於111年9月開始，黃先生較為規律就診，固定使用alprazolam 睡前 0.5mg及escitalopram 睡前 10mg；於111年9月30日，黃先生於本院環境及職業暨醫學部門診之總體功能評估（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 ng Scale，GAF)分數為65分，對應之功能等級為：已有輕微症狀，並且造成社會或職業功能的些許損害，但大致功能還算良好。其後因黃先生嗜睡反應，黃先生於112年3月開始僅使用escitalopram 睡前10mg，可從事並適應文書工作；其後，黃先生可適應期害怕之垃圾車，僅偶而出現害怕之情緒，於113年1月可以逐漸回歸其過去之工作内容。迄113年7月 2日，黃先生仍維持同一處方。綜上所述，黃先生在精神科門診持續追蹤治療至少將近3年後，其症狀持續有明顯改善，可回歸過去之工作，症狀程度已屬輕微。本次鑑定時，黃先生工作能力已有明顯回復，創傷後壓力症狀亦有明顯改善，雖未能完全回復至創傷事件前之水準，根據臨床觀點總體功能評估，黃先生心智功能受損程度非屬重大。以其藥物種類減少且用藥劑量不高，其創傷後壓力症並非不治；若以其治療良久（超過勞保失能認定之兩年治療必要期間）症狀始獲得明顯改善，則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可謂難治；若以其最後症狀改善明顯而言，則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並非難治」等情，亦有該院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回復意見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483頁），是依上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鑑定意見及函覆意見可知，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傷勢分為兩類，其一為呼吸道傷害之傷害，另外為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而有關呼吸道傷害部分，因氣管受傷後常造成管腔狹窄、瘜肉增生等後遺症，需反覆長期接受擴張、支架、瘜肉清除等治療，但該呼吸道傷害經治療後「仍可維持日常生活能力」，惟需不定期返診處理，故判定為「難治」之傷害，而非「重大難治」之傷害；有關創傷壓力症候群部分，因告訴人在精神科門診持續追蹤治療至少將近3年後，其症狀持續有明顯改善，可回歸過去之工作，症狀程度已屬輕微，傷後壓力症狀亦有明顯改善，雖未能完全回復至創傷事件前之水準，根據臨床觀點總體功能評估，告訴人心智功能受損程度非屬重大。以其藥物種類減少且用藥劑量不高，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非不治；若以其治療良久（超過勞保失能認定之兩年治療必要期間）症狀始獲得明顯改善，則告訴人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可謂「難治」，尚未達到「重大難治」之程度，基於上述說明，本院認為告訴人因被告本案之過失行為所受之呼吸道傷害及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僅有符合「難治」之要件，並未同時符合「重大性」之要件，尚難認符合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而僅屬普通傷害而未達重傷害程度。　㈣另按刑法上之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而言，至於被害人是否與有過失，充其量僅為被告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就其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得主張之抗辯事由，仍無從免除被告所應承擔之注意義務，且刑法上過失傷害罪係在處罰行為人因個人之過失而致他人受傷之行為，只以加害人之過失行為致被害人發生受傷之結果即為已足，縱使告訴人就本件夾傷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至多僅係量刑時之參酌事由或於民事損害賠償時過失比例認定之問題，仍無解於被告應負之過失傷害刑事責任之成立，是本件夾傷事故之發生，告訴人雖與有過失，業如前述，仍無解於被告過失傷害刑責之成立。又告訴人因本件夾傷事故受有上開傷勢，被告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告過失行為致告訴人受傷乙情，應堪認定。　　㈤至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辯稱我沒有受過教育訓練，我在勞檢處詢問時回答有做過教育訓練，是上面長官施壓，我不知道要去焚化爐的傾卸平台打開車斗，所以我沒有過失云云，而證人丙○○附和被告前開辯詞，於偵訊時證稱：垃圾車操作有無守則我不知道，環保局沒有教育車斗打開或關起來時要注意什麼，也沒有教育過車斗若要下降，一定要有人在旁指揮等語（見他字卷第59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在環保局任職期間，沒有對我做清潔車車斗的相關教育訓練，是甲○○受傷害，才開始教育訓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頁）。然查，被告上開辯解及證人丙○○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不僅與其等先接受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檢查處進行訪談時所製作之談話紀錄不合外（見他字卷第77至79頁、第81至83頁），亦與前述宣導確認單記載內容不符（見偵字卷第39頁、第41頁、第49頁），且依前述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勞動災害檢查報告表之記載，當次職業災害調查之對象為事業單位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而非被告或證人丙○○，則被告或證人丙○○是否會因其等所稱「會被開單」之原因，而為不實之陳述，顯有所疑，當難以其等於偵訊或本院審理時所為與客觀事證不符之陳述或證述，認定被告於本案案發前並不知悉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作業流程。是被告上開所辯及證人丙○○上開有利被告之證詞，均不足採。　㈥檢察官上訴主張本件案發時並非「一般垃圾清運流程」，而係告訴人為找尋其個人物品，排除車斗障礙物，是應不適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4條等規範，尚難認告訴人有何違反上開工作守則情事。再者，本件包含被告在內相關人員均表示未受過車斗相關教育訓練，而原審判決援引之「宣導簽認單」，僅要求清潔隊員簽名敷衍了事，亦難據之認為相關人員已受有車斗相關教育訓練，應認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等語。然查：　⒈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1條規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保障本局工作者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四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條之規定，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同工作守則第3條則明文：「本守則適用對象包括本局工作場所之工作者（含非受僱勞工），均應確實遵守本守則所訂之各項規定。」是依上開工作守則第1條、第3條所揭諸之規範目的及對象可知，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範內容，適用對象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全體人員或工作者，規範目的是在防止發生一切與環境保護局所辦業務有關之職業災害發生。經查，案發當天告訴人與證人丙 ○○，於110年8月13日上午，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草、垃圾完畢後，後由被告駕駛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因告訴人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故被告方駕駛系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處，供告訴人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等情，業據告訴人及證人丙○○分別證述在卷（見他字卷第55至60頁），由此可知，案發當天告訴人、證人丙○○及被告會出現在島頭公園均係在執行垃圾清運業務，至於告訴人發生遺落手機乙事，是在當天垃圾清運過程中之偶發事件，故被告將原已駛離之系爭車輛，再次駕返島頭公園時，縱係因告訴人之個人要求而將系爭車輛原已裝載之垃圾或雜草為傾倒，然告訴人於其所提出之書狀中一再強調當日找尋手機，係為拍照回報工作狀況，亦屬執行職務之一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59至360頁），更可認為告訴人或被告於案發當日負責處理之清運垃圾業務尚未執行完畢，而當屬渠等於案發當日所進行廢棄物清運作業之一環，自仍有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範適用。準此，告訴人因其個人要求被告將系爭車輛駕返島頭公園，並將車內垃圾當場為傾倒，使其便於找尋個人物品，以便達成公務使用之目的，仍屬違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違規行為，更不得以其為偶發事件或有公務使用目的而排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適用。是檢察官上訴主張本案案發時並非「一般垃圾清運流程」，而係告訴人為找尋其個人物品，排除車斗障礙物，不適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4條等規範，尚難認告訴人有何違反上開工作守則情事等語，並不足採。況且，本院認定告訴人與有過失之判斷基準，除告訴人違反上開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外，尚有未盡日常生活經驗之注意義務部分，故檢察官上開主張無從動搖本院所為告訴人亦有與有過失之認定。　⒉至於檢察官上訴另主張本件包含被告在內相關人員均表示未受過車斗相關教育訓練，而原審判決援引之「宣導簽認單」，僅要求清潔隊員簽名敷衍了事，亦難據之認為相關人員已受有車斗相關教育訓練，應認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等語。惟查，被告、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同年月29日、同年月30 日，均有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處，接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為值勤作業SOP、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宣導等情，事證已如前述，至於被告、告訴人於本案偵查及歷次審判階段各自否認有接受環保局進行相關教育訓練，尚無排出因其等有各自為求有利於己之訴訟目的之考量，而為一致陳述之可能性，尚難認被告及告訴人否認有接受環保局進行相關教育訓練之陳述為事實。況且，檢察官並未舉證卷內由原審判決援引之被告及告訴人均有簽名其上之「宣導簽認單」，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偽造或唆使員工造假之不實文件，自無從僅憑上開臆測之詞，否認前開「宣導簽認單」所代表意涵之真實性，尚無法以此推論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之情形存在。是檢察官前開主張，難認可採。　㈦另檢察官及告訴人上訴主張本案告訴人所受之傷勢已達重傷害程度，請求變更法條為過失致重傷害罪等語。惟查，告訴人因被告本案之過失行為所受之呼吸道傷害及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僅有符合「難治」之要件，並未同時符合「重大性」之要件，尚難認符合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而僅屬普通傷害而未達重傷害程度，已如前述，則檢察官上訴意旨及告訴人主張本案應為過失致重傷害，即難憑採。　　㈧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有提出被告及證人丙○○之自白書、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宣導簽認單之宣導照片比對表、告訴人事發當日所拍攝清潔中照片、Line群組照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訴字第635號行政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 2 年國字第11號事件於112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筆錄、「社子班公務官群」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9至35 頁、第75至78頁、第167頁、第177至187頁、第323至347頁、第363至367頁），用以證明其並未受環保局進行相關教育訓練，主張其於本案中並無與有過失之情形等語，然上開資料經本院審酌後，均不足動搖本院依前開事證所為認定之結果，尚無從為有利告訴人之認定。　㈨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過失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量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審認定告訴人因被告行為所致之傷勢為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然告訴人經治療後，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故原審未及審酌告訴人因經後續治療後仍有上開身體及精神傷害之情形，而有告訴人因本件過失案件所受傷勢評價不足之處，難認量刑妥適。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即屬有據。　⒉至於檢察官上訴主張本案應成立過失致重傷害罪以及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等情，並不可採，已如前述。　　　⒊據上，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夾傷事故係因被告未遵守前述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作業流程，在焚化廠傾卸平台以外之處所開啟系爭車輛之車斗，且未注意車後之告訴人動態，貿然將車斗降下所致之違反義務之程度，致告訴人所受前揭傷害，所為誠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考量被告犯後承認本案客觀事實，但否認主觀上有過失情事存在，且與告訴人因對於和解金額差距過大而未能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復審酌本件事故發生告訴人亦與有過失之情形，兼衡被告並無前科之素行、過失之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告訴人與有過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二專畢業、目前從事清潔工作、月薪約新臺幣四萬元、已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及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一第389頁；本院卷二第18頁）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睦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提起上訴，檢察官黃逸帆、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22

TPHM-112-上易-24-20250122-2

原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松堯選任辯護人管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原交易字第3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4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謝松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情形，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謝松堯明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情形，不得駕駛，竟自民國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起同日晚上7時許止，在其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 ○00○0號住處內飲用酒類後，先搭乘其妹夫蘇雅敏所駕駛某車輛至新竹縣橫山鄉十分寮某處，其吐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猶自該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晚上8時20分許，途經新竹縣橫山鄉十分寮路口時，為警發現其行車搖晃不穩，遂於同日晚上8時30 分許，在新竹縣○○鄉○○00○0號對面為警盤檢，發現謝松堯全身散發酒氣，並於同日晚上10時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其測定值達每公升0.45毫克而查獲。二、案經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謝松堯及其辯護人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依卷內資料，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64至66頁、第107至11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二、本判決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並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案發當天是我爸生日，但我在山上並沒有喝酒，因為機車放在十分寮某處，所以坐我妹夫的車下山去牽機車，之後騎車途中有買保力達和維大力，後來還是因為身體有點累，我就停車在路邊休息，打給我女友，請她來接我，當時我是停車後才喝保力達 200mL，後續就看到警察來關心，我會認罪，是因為被關一天，之後在檢察官訊問時表示有喝鋁罐啤酒，是當時的律師要我這樣說，他說為了要讓酒精濃度合理化云云；被告辯護人則辯以：被告在第一次及第二次警詢均未坦承飲酒，然被告因為想儘早結束程序，所以才在檢察官偵訊中坦承飲酒。再者，即便被告於當日聚會有飲用300mL的金牌啤酒1瓶，但依據檢察官所提供台灣地區國人飲酒量與呼氣、血液、尿液、唾液酒精濃度間關連性之研究」內換算公式分別「0.1343 42毫克＝0.54×(飲用酒量330毫升×酒精濃度0.05×0.81÷體重5 0公斤)－0.01」、「0.108304毫克＝0.48×(飲用酒量330毫升× 酒精濃度0.05×0.81÷體重50公斤)－0.02」，均未超過法定標準，自無法排除被告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5毫克，為被告停靠路邊，飲用含酒精提神飲料後所致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6月4日下午8時20分許自新竹縣○○鄉○○○路○○○○○○ ○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晚間8時30分許，在新竹縣○○鄉○○00○0號對面為警盤查，於同日晚間10時 8分許，施以酒精吐氣濃度測試達每公升0.45毫克等情，並有證人即警員洪家燦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16 至122頁)，復有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字卷第8頁）、酒精測定紀錄表（見偵字卷第17頁）、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見偵字卷第24頁）、員警密錄器檔案譯文（見偵字卷第80頁至第88頁反面）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於111年6月5日警詢時供稱：我因為要幫父親慶生於000 年0月0日15時許，在我的戶籍地新竹縣○○鄉○○村0鄰○○00號之4的家裡跟父母親有一起飲酒，大約於同（4)日19時許乘坐我妹夫蘇雅敏的自小客車一起下山，我就去合興車站對面牽我的普重機車638-MGY後，並騎乘出十分寮路口等語(見偵字卷第14頁)；於111年6月5日偵訊時亦供稱：111年6月4日下午3點多在戶籍地開始喝啤酒，喝到晚上7點多，之後先坐妹夫的車下山，因為我的車子放在十分寮的停車場，妹夫送我到十分寮之後，我有騎車5至10分鐘到竹東外環道我就把機車放在旁邊等語(見偵字卷第32頁)，參以被告前已有三次酒後駕車而為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則被告對於飲酒後駕車會遭法院判處罪刑，應已知之甚詳，倘被告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至同日晚間7時許之期間並無任何飲用酒類之行為，而是被告為警查獲前才在路邊飲用酒類，被告大可直言以告，焉有謊稱其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至同日晚間7時許之期間有飲用酒類之必要，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於警詢及偵訊中所述都實在，均出於我自由意志所為陳述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6頁），在在顯示，被告上開於111年6 月5日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內容，苟非親身經歷，應無可能如此具體陳述不利己身之情節內容，顯見被告上開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上開酒精測定紀錄表亦可作為被告前開不利供述之補強證據。據此，應認被告確係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起同日晚上7時許止，在其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0號住處內飲用酒類後，先搭乘其妹夫蘇雅敏所駕駛某車輛至新竹縣橫山鄉十分寮某處，旋自該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　㈢按體內酒精量由開始飲酒時的0％，依飲酒量漸漸累積增加，在完成飲酒時體內酒精含量達到最高，隨後依代謝率逐漸代謝，至於體內酒精含量回推計算代謝率，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針對國人進行「駕駛人行為反應之研究—酒精對駕駛人生理影響之實驗分析」研究指出為每小時每公升0.0628毫克（引自陳高村著吐氣中酒精含量倒推計算過程一文），此為本院辦理同類案件於職務上知悉之事項。查本案被告為警攔查之時間為111年6月4日晚間8時30分許，而警方對其實施酒測之時間為111年6月4日晚間10時8分許，測得酒精濃度雖為每公升0.45毫克，然被告為警攔查至其進行酒精測定之時間，已相隔1小時38分鐘，依上開國人體內酒精含量之代謝率回溯計算，被告於警攔查之際，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55毫克【計算式：0.45+0.0628×(98÷60)=0.55，小數點 2位後4捨5入】，益徵被告於飲酒後騎車上路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 項第1款規範之標準。　㈣綜參上情，應認被告有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起同日晚上7 時許止，在其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0號住處內飲用酒類後，先搭乘其妹夫蘇雅敏所駕駛某車輛至新竹縣橫山鄉十分寮某處，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情形，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自該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機車上路無訛。　㈤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辯稱案發當天是我爸生日，但我在山上並沒有喝酒云云；被告辯護人另辯稱：被告在第一次及第二次警詢均未坦承飲酒，然被告因為想儘早結束程序，所以才在檢察官偵訊中坦承飲酒云云。然查，被告有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起同日晚上7時許止，在其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0號住處內飲用酒類，事證已如前述，則被告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並不足採。　⒉被告另辯稱我認罪，是因為被關一天，所以才在檢察官訊問時表示有喝鋁罐啤酒，是當時的律師要我這樣說，他說為了要讓酒精濃度合理化云云。惟查，被告於111年6月5日警詢及偵訊時坦承有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起同日晚上7時許止，在其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0號住處內飲用啤酒，斯時被告並無辯護人在場陪同應詢或應訊，而被告於111 年6月30日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被告方由辯護人陳瑜佩律師第一次在場為其辯護，且被告於該次檢察事務官詢問過程，被告雖供稱駕車前有喝1瓶鋁罐330cc啤酒，但辯稱我喝完2小時後才騎車，我認為2小時後酒精已經代謝了完畢，現場量到的酒測值，應該是我在車上喝的，當時我沒有開車等情，此有被告111年6月5日警詢筆錄、111年6月5日偵訊筆錄、111年6月3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可稽(見偵字卷第13至1 5頁、第31至32頁、第74頁至第75頁反面)，由此可知，被告於111年6月5日警詢及偵訊時坦承有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起同日晚上7時許止，在其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0 號住處內飲用啤酒之際，被告並無辯護人在場協助辯護或提供法律意見，自無被告所稱其於偵訊時會認罪及供稱有飲用啤酒，是受律師誤導之可能，顯見被告上開所辯，已與客觀事證未合，難認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當天我坐我妹夫的車下山去牽機車，之後騎車途中有買保力達和維大力，後來還是因為身體有點累，我就停車在路邊休息，打給我女友，請她來接我，當時我是停車後才喝保力達200mL云云。然查，被告於111年6月4日晚上8時4 0分許，在新竹縣○○鄉○○00○0號對面為警進行盤檢之過程中，被告一再否認有飲用酒類，且先向警方表示現場之保力達並非為其所有，之後才改口稱是停車後才飲酒等情，有員警密錄器檔案譯文在卷可按（見偵字卷第80頁至第88頁反面），足見被告上開所辯其係停車後才飲用保力達乙節，是否屬實，已值存疑。再者，關於被告於停車後在現場飲用保力達之飲用量，被告於警詢時固供稱：我當時是於警方關心我疑似不舒服的地點（新竹縣○○鄉○○0000號對面）飲用保力達加維大力，但是那時候先純飲保力達300mL大約三分之二也就是大約200mL等語(見偵字卷第11頁反面)，經警方質以現場發現之保力達瓶裝（300mL)約還有三分之二(即瓶剩200mL) 與被告所稱有飲用200mL有所出入，被告亦僅能辯稱：我先純飲約200mL，然後剩下的再套維大力，有套維大力的保力達我記得還是有喝一杯等語（見偵字卷第12頁），而無法合法解釋為何現場之瓶裝300mL之保力達，在被告飲用200mL後，為何該保力達瓶內仍剩餘200mL，是其所為停車後才飲用保力達200mL之辯詞之真實性，顯屬可疑，認無可採。況且，縱使被告前開所稱其係停車後才喝保力達200mL乙節為真，然參酌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刑事科學期刊第50期「台灣地區國人飲酒量與呼氣、血液、尿液、唾液酒精濃度間關連性之研究」文中所載有關飲酒量與呼氣酒精濃度間之關係，兩者具線性關係，其換算公式為：「空腹飲酒後之呼氣酒精濃度每公升毫克最大值＝0.54×(飲用酒量毫升×酒精濃度×0.81÷體重公斤)－0.01」、「食後飲酒後之呼氣酒精濃度每公升毫克最大值＝0.48×(飲用酒量毫升×酒精濃度×0.81÷體重公斤)－0. 02」等情(見本院卷第83至96頁)，依被告所稱其有飲用保力達200mL之飲用量，另考量被告身高約170公分，體型略胖、雙頰無凹陷，有被告於111年6月5日在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拍攝之照片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2頁反面)，是以有利被告而低於一般成年男子體重僅以50公斤及保力達酒精濃度以10%計算，從而，可得被告在案發地點飲用保力達200毫升之所得呼氣酒精最大值分別僅有每公升0.16496毫克（空腹飲酒後之呼氣酒精濃度每公升毫克最大值計算式：0.54×( 200×0.1×0.81÷50)－0.01＝0.16496），或每公升0.13552毫克（食後飲酒後之呼氣酒精濃度每公升毫克最大值計算式：0. 48×(200×0.1×0.81÷50)－0.02＝0.13552），是本案被告經警測得上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既為「每公升0.45毫克」，縱使扣除被告於盤查前隨即飲用之保力達200毫升所得呼氣酒精之上開最大值(即每公升0.16496毫克)，仍可認被告於飲酒後騎車上路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 計算式：0.45毫克－0.16496毫克＝0.28504毫克)，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範之標準。是被告上開所辯，尚不足採。　⒋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即便被告於當日聚會有飲用300mL的金牌啤酒1瓶，但依據檢察官所提供台灣地區國人飲酒量與呼氣、血液、尿液、唾液酒精濃度間關連性之研究」內換算公式分別「0.134342毫克＝0.54×(飲用酒量330毫升×酒精濃度0.0 5×0.81÷體重50公斤)－0.01」、「0.108304毫克＝0.48×(飲用酒量330毫升×酒精濃度0.05×0.81÷體重50公斤)－0.02」，均未超過法定標準，自無法排除被告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45毫克，為被告停靠路邊，飲用含酒精提神飲料後所致云云。然查，辯護人上開主張被告飲用保力達前之吐氣酒精濃度至多僅有0.134342毫克之計算依據，是以被告為警查獲前之當日家族聚餐，僅有飲用酒精濃度為5%之瓶裝330mL的金牌啤酒1瓶為前提要件，惟本案被告經警測得上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既為「每公升0.45毫克」，縱使扣除被告於盤查前隨即飲用之保力達200毫升所得呼氣酒精之上開最大值(即每公升0.16496毫克)，可認被告於飲酒後騎車上路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至少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即0.28504毫克；計算式：0.45毫克－0.16496毫克＝0.28504毫克)，業經本院論述如前，已與辯護人所稱被告因飲用330mL啤酒，故可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至多僅有0.134342毫克乙節，有所明顯差距，顯見被告於案發當日家族聚餐之過程中，其所飲用之啤酒或其他酒類數量，應非如其所稱僅有飲用瓶裝330mL之金牌啤酒1瓶。是被告辯護人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㈥至於卷內之被告提出之酒精代謝計算公式、被告與友人邱鈺晞間之對話截圖等證據資料(見偵字卷第50至51頁)，因上開酒精代謝計算公式僅為網頁資料截圖，並無標明文件來源之出處，已無從查核資料內容之正確性，至於被告與友人間之對話截圖，雖顯示被告於111年6月4日晚間8時14分許曾與友人有1分26秒之語音通話，然卷內並無該通對話之內容，無從得知被告與友人間之通話內容為何，即便被告曾於111年6 月4日晚間8時許，商請友人載他離去本案為警查獲現場乙節為真，仍無解被告確係於111年6月4日下午3時許起同日晚上 7時許止，在其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0號住處內飲用酒類後，先搭乘其妹夫蘇雅敏所駕駛某車輛至新竹縣橫山鄉十分寮某處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仍自該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之事實認定。是上開證據資料，尚不足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固於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增定第3款：「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且將原第3款挪移至第4款，並配合第1項第3款增訂酌作文字修正，惟並未修正被告本案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對被告而言即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　㈢又查，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9年度原交簡字第4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復經原審法院第二審合議庭以109年度原交簡上字第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年8 月1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6至37頁)，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再者，本院審酌被告已因上述構成累犯之公共危險前科，並經執行完畢，又再度為同樣類型、罪質之本案犯罪，顯見被告未悛悔改過，其無視法律之嚴厲禁制而再犯本件犯行，堪認被告具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適用上開累犯之規定加重，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而有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進而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爰就其所犯本案犯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不察，遽以被告於駕車時體內酒精濃度是否已達法定標準值以上，尚難認無任何合理之懷疑，而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尚有未洽。本件被告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犯行，業經本院詳予說明如前，是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即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除前開累犯前科不應再予量刑評價外，尚有其他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2件，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6頁），而被告對於政府近年來已大力宣導酒後駕車之危險性及違法性應有相當之認識，且其應知悉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有不良影響，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既漠視自己生命、身體之安危，亦罔顧公眾往來之安全，然其於飲用酒類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 0.25毫克，竟仍心存僥倖，執意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上，造成公眾行車往來之危險，對交通安全所生之危害非輕，殊值非難，另審酌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量，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情節輕重、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要扶養、自己在外租屋獨居之生活狀況、職業為保全業、月薪新臺幣4萬3,000元之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 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如應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品禎提起上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2025-01-15

TPHM-113-原交上易-14-2025011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19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芷璇選任辯護人沈孟賢律師王藝臻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94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7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院於審判程序詢明釐清檢察官上訴範圍，檢察官當庭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戊○○無罪部分提起全部上訴（見本院卷第112頁、第325頁），並有上訴書可按(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則本案上訴即本院審判範圍為原判決諭知被告戊○○無罪部分。至原判決諭知被告廖曼君有罪部分，未經檢察官及被告廖曼君上訴，則非本案審理範圍。二、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第一審以本案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戊 ○○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犯行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戊○○有罪之確信，爰為被告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無違誤，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被告戊○○無罪部分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三、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判決認定被告戊○○無罪，無非係認被告戊 ○○未將其所申辦及使用之帳戶交付給同案被告廖曼君，也未持同案被告廖曼君之台新商業銀行帳戶進行領款，而係以被告戊○○個人帳戶領款為憑。然被告戊○○既明知從事代購的李翊豪可以自行領取貨款，則被告戊○○實無必要替同案被告廖曼君為李翊豪領款至為顯然，所辯已與常情相悸。再者，倘如原判決所言，被告戊○○僅係基於朋友情誼而為幫忙，則亦無須於110年4月受同案被告廖曼君委託後，又於110年5月3 日申辦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見111年度偵字第 24878號卷第230頁)，益證同案被告廖曼君於警詢時證稱其係將被告戊○○台新帳戶也交給李翊豪，後來再由被告戊○○親持該帳戶將帳戶內之金錢提領出來等語較為可採(見111年度偵字第24878號卷第45頁)。原判決偏採被告戊○○及同案被告廖曼君2人於審判中昧於常情之辯解，對於卷存不利被告戊○ ○之證據如何不可信均欠缺理由說明，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經查：　㈠上訴意旨雖稱被告戊○○明知從事代購之李翊豪可以自行領取貨款，被告戊○○實無必要替同案被告廖曼君為李翊豪領款等語，然依卷內證據觀之，並未有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戊○○知悉同案被告廖曼君係為李翊豪提領款項，是前揭上訴意旨，難認有據。　㈡上訴意旨另稱同案被告廖曼君於111年度偵字第24878號另案警詢時證稱其係將被告戊○○台新帳戶也交給李翊豪，後來再由被告戊○○親持該帳戶將帳戶內之金錢提領出來等語較為可採，故原判決偏採被告戊○○於審判中昧於常情之辯解等語。然查，本案並無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878號卷證資料，且檢察官上訴亦未提出此部分證據資料，本院無從得悉同案被告廖曼君於該案警詢時之證述內容為何。況且，即便同案被告廖曼君於111年度偵字第24878號另案警詢時證稱其係將被告戊○○台新帳戶也交給李翊豪，後來再由被告戊○○親持該帳戶將帳戶內之金錢提領出來等語為真，同案被告廖曼君上開證述，亦與同案被告廖曼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適逢疫情期間，我有幫學長「李翊豪」做精品代購，因為我帶2名不滿3歲的小孩，不方便外出，我跟戊○○說精品代購是在賣包包、手錶之類的物品，「李翊豪」請我提供帳戶，幫他領取貨款，他說他的帳戶無法使用，所以我請戊○○提供帳戶的帳號。「李翊豪」會跟我說有多少貨款，我再跟戊○○說，讓客人匯款到她的戶頭，她領款後再把貨款帶到我的租屋處交給我，我再轉交給「李翊豪」。戊○○是我於 107年間在西餐廳上班的主管，後來我離職之後，我們還有保持聯繫，也有一起出去玩，所以戊○○知道我的租屋處。因為我跟其他人沒有什麼聯繫，當時我的前夫對我的其他朋友比較反感，但他知道戊○○，所以我才找戊○○幫忙。戊○○看我帶小孩不方便出門，她願意幫我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46 至152頁），足徵被告戊○○於本案所辯其是受朋友廖曼君委託，廖曼君說她幫朋友代購，廖曼君委請其領取精品代購的貨款，當時是疫情期間，廖曼君有兩個小朋友不方便去銀行，所以廖曼君跟其說她會讓代購的貨款匯到其名下帳戶，其提領後，就交給廖曼君等節，尚非全然無據，在此情況下，被告戊○○縱有提供戊○○台新帳戶之帳號給同案被告廖曼君，並幫忙提領後再交給被告廖曼君，然依同案被告廖曼君之前開證詞，被告戊○○僅知係精品代購之款項，難認其明知該等款項為詐騙所得，故本案尚無從僅因被告提供其名下台新帳戶資料供廖曼君收受款項，並自其名下台新帳戶為領款等作為，即遽認被告戊○○與同案被告廖曼君、「李翊豪」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前揭上訴理由，並不足採。四、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論告表示：依照被告戊○○所述，廖曼君從事代購精品，不方便領取現金，才會將代購精品相關款項匯入戊○○帳戶，再由戊○○提領，交給廖曼君，然本件提領款項高達200餘萬，這麼多款項放在家裡，事實上與一般交易不吻合，且網路銀行方便，為何需要被告戊○○去幫廖曼君提領這些現金，而被告戊○○為何沒有質疑等語（見本院卷第34 2頁）。然查，同案被告廖曼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戊○○是我先前上班的主管，因為我們之前會出去玩，我離職後，我們還有聯繫，戊○○也知道我之前的租屋處，因為當時我最熟悉的朋友就是戊○○，且我當時要帶小孩不方便，所以才請戊 ○○幫忙提領貨款等語(見原審卷第146、148、149、150頁)，參以被告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亦供稱：廖曼君是我以前工作的同事，認識大概五年，平常都有往來，偶爾會一起去吃飯，幫廖曼君帶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由此可知，被告戊○○與同案被告廖曼君係因工作關係而結識，且兩人在同案被告廖曼君離職後，仍有保持聯絡，繼續私下往來，已非一般單純同事關係，堪認被告戊○○與同案被告廖曼君間私人關係密切，具有相當程度交情之朋友情誼，在此情況下，被告戊○○基於好意而配合身為好友之同案被告廖曼君之要求，提供其名下台新帳戶資料供同案被告廖曼君收受款項，並自其名下台新帳戶為領款，以及被告戊○○未對同案被告廖曼君要求其代為提領高達200餘萬元之款項，提出質疑，核與常情無悖，尚無從以此為不利被告戊○○之認定。是上開論告意旨，亦不足採。五、綜上，檢察官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世揚追加起訴，檢察官李清友提起上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594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廖曼君　女　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號3樓　　　　　　　　　　居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2樓　　　　　　戊○○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0號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王藝臻律師　　　　　　　沈孟賢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1年度偵字第217 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廖曼君犯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戊○○無罪。　　犯罪事實一、廖曼君自民國110年6月25日前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李翊豪」（由檢察官另行通緝）所屬之詐騙集團，由廖曼君提供其所有台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廖曼君台新帳戶)資料予「李翊豪」，並擔任領取被害人遭詐騙而匯入上開帳戶內款項之車手，其另向不知情之友人戊○○要求提供戊○○所有台新商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戊○○台新帳戶），作為收取款項之用，並與「李翊豪」、「廖品媛」、「彭國峻Martin」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犯意聯絡，由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於 110年1月31日某時許，在Instagram以帳號「_betty17_」刊登DCG代理操盤投資虛擬貨幣廣告，甲○○（其遭詐騙而匯款至丁○○帳戶，丁○○所涉詐欺等犯行，由本院另行審結）閱悉後，分別轉達其父乙○○、母丙○○此事，致其等3人均陷於錯誤，由甲○○加通訊軟體LINE暱稱「廖品媛」、「彭國峻Ma rtin」為好友，並依「彭國峻Martin」之指示加入投資群組，連結至群組內之投資平臺網址「asiantrends.liyeu.com 」註冊會員進行投資。乙○○、丙○○則依該群組之指示，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轉帳附表一所示之金額至附表一所示帳戶，詐欺集團成員再將乙○○、丙○○匯入之款項，轉匯至附表二所示之第二層帳戶（即廖曼君台新帳戶、戊○○台新帳戶）內。廖曼君再依「李翊豪」之指示、戊○○則依廖曼君之指示，分別於附表二所示之提領時間、地點，自其等所有之帳戶內提領款項（提款時間、金額，詳如附表二），戊○○將提領之款項交與廖曼君，再由廖曼君將贓款交付給「李翊豪」所指定之人，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等款項與犯罪之關聯性。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即被告廖曼君部分）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廖曼君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9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9至70頁、第153至15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廖曼君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廖曼君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8頁、第145頁、第156至157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乙○○於警詢時證述（見士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1738號卷【下稱偵 21738卷】第42至45頁）、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證述（見偵21738卷第46至47頁）之情節相符，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洲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見偵21738卷第82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洲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21738卷第88至89頁）、林瓊如之110年6月25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偵21738卷第95頁）、乙○○之110年7月2日國泰世華銀行匯出匯款憑證（見偵21738卷第97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見偵21738卷第99頁、第113至118頁、第148頁）、被告廖曼君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偵217 38卷第14至1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偵21738卷第49至5 4頁）、許淯勝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偵21738卷第55頁）、廖曼君台新帳戶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見偵21738卷第56頁）、110年7月2 日取款憑條（見偵21738卷第57頁）、被告廖曼君於銀行提領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取照片（見偵21738卷第58至60頁）、士林地檢署111年度保管字第266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偵2 1738卷第170頁）、郭良育之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 號帳戶交易明細表（見偵21738卷第62頁）、戊○○台新帳戶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見偵21738卷第64至65頁）、被告戊○○於銀行提領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取照片（見偵2173 8卷第66至67頁）、被告戊○○之110年6月25日台新銀行取款憑條（見本院卷第33頁）、台新銀行110年7月2日取款憑條（見本院卷第34至35頁）等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廖曼君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得採信為真。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廖曼君上開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被告廖曼君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 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前揭法律修正後之規定，以歷次審判均自白始能減刑，要件較為嚴格，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 號判決意旨可參）。本案被告廖曼君於本院審理中，就一般洗錢犯行自白犯罪，偵查中則未坦承犯行，依上開規定，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廖曼君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故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依上開說明，應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2.另查被告廖曼君於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固經總統於112 年5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5431號令修正公布，同年 0月0日生效施行。然修正之刑法第339條之4僅係增列第1項第4款之加重處罰事由，對於被告廖曼君於本案所犯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處罰事由並無影響，自無須為新舊法比較，而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廖曼君上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三)被告廖曼君與「李翊豪」、「廖品媛」、「彭國峻Martin」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罪數：　1.被告廖曼君以一分工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行為，同時觸犯一般洗錢罪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雖其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被告廖曼君所犯上開2罪，均係為求詐得被害人等之財物，犯罪目的單一，行為間亦有局部同一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2.又加重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則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欺被害人之人數定之，就不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利主體，且犯罪時間或空間亦有相當差距，行為互殊，自應分論併罰。是被告廖曼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欺附表一所示之2名被害人之犯行，被害人不相同，所侵害財產法益有異，時空上並非無從區隔，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且非經立法預設其本質係具持續實行之複次作為特徵予以特別歸類，使成獨立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態樣，依社會通念難認係出於一次犯意之決定，又非屬一個行為之持續動作，自難認被告廖曼君成立接續犯包括一罪或想像競合犯；是被告廖曼君各次對不同被害人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廖曼君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貿然依「李翊豪」之指示擔任提款之車手工作，貪圖不勞而獲，價值觀念顯有偏差，且所為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舉，除增加檢警查緝難度，更造成被害人等之財物損失，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治安，其行為實應非難；參以被告廖曼君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之減刑事由，但未能賠償本案被害人等所受損害；佐以被告廖曼君曾犯相同案件，經本院判處有罪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5至18頁）；兼衡被告廖曼君之犯罪動機、手段、擔任提款車手之分工、造成被害人 2人分別受有新臺幣（下同）250萬元、290萬元之損害；暨被告廖曼君於本院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離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由我照顧，從事服飾業、月入3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廖曼君所犯係於相近之時日反覆實施，所侵害法益固非屬於同一人，然各次擔任車手之工作並無二致，犯罪類型之同質性較高，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較低，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處罰之刑度恐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與罪責程度，爰基於罪責相當之要求，在上開內、外部性界限範圍內，為適度反應被告廖曼君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人格特性及對其等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欄所示。四、沒收：　　被告廖曼君固自承因本案獲取8萬元之犯罪所得，然其稱該報酬係與另案（即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06號等案件）一併計算（見本院卷第158頁）。而被告廖曼君已賠償另案被害人等共7萬元，並經另案判決諭知沒收被告廖曼君之犯罪所得1萬元，有另案之判決書可憑（見本院卷第97至120頁），雖該和解結果並非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文義所指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情形，審酌該規定旨在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且所約定之賠償及另案沒收之金額已達本案犯罪所得之金額，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廖曼君犯罪利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對被告廖曼君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貳、無罪部分（即被告戊○○部分）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戊○○自110年6月25日前某日起，加入「李翊豪」所屬之詐騙集團，被告戊○○提供戊○○台新帳戶資料予「李翊豪」，並擔任領取被害人遭詐騙而匯入上開帳戶內款項之車手，其與被告廖曼君及「李翊豪」、「廖品媛」、「彭國峻Martin」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犯意聯絡，由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月31日某時，在Instagram以帳號「_betty17_」刊登DCG代理操盤投資虛擬貨幣廣告，甲○○ 閱悉後，分別轉達其父乙○○、母丙○○此事，致其等3人均陷於錯誤，由甲○○加LINE暱稱「廖品媛」、「彭國峻Martin」為好友，並依「彭國峻Martin」指示加入投資群組，連結至群組內之投資平臺網址「asiantrends.liyeu.com」註冊會員進行投資。乙○○、丙○○則依該群組之指示，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轉帳附表一所示之金額至附表一所示帳戶，詐欺集團成員再將乙○○、丙○○匯入之款項，轉匯至附表二所示之第二層帳戶（即廖曼君台新帳戶、戊○○台新帳戶）內。被告戊○○則依被告廖曼君之指示，於附表二所示之提領時間、地點，自其所有之帳戶內提領款項（提款時間、金額，詳附表二），再將贓款交付給「李翊豪」所指定之人，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等款項與犯罪之關聯性。因認被告戊○○共同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 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供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亦有明文。三、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戊○○涉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戊○○之供述、證人即共同被告廖曼君之證述、被害人乙○○、丙○○之證述、戊○○台新帳戶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表及被告戊○○於銀行提領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取照片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戊○○堅詞否認此部分之犯行，辯稱略以：我不知道帳戶內的款項是詐騙來的，因為我朋友廖曼君說她在幫朋友做精品代購，且她帶2個小孩不方便去銀行，委託我幫忙去銀行領她代購的款項，又該段期間是疫情期間，她不太會帶小孩一起出門，是因為廖曼君委託、拜託我，我才答應幫她的忙，把我的帳戶借給廖曼君，讓她客戶的錢匯入我的帳戶，我再幫廖曼君提款後拿去廖曼君的家給她，我未曾懷疑廖曼君的說法，我沒有收取任何報酬，就純粹是幫忙廖曼君，我沒有提領過廖曼君台新帳戶內的款項，我也不認識「李翊豪」等語；其選任辯護人為其辯稱略以：關於檢察官所提警詢及偵查筆錄，依照卷內資料只有廖曼君於111年7月26日於臺中市刑大偵六隊所做之調查筆錄，並無偵訊筆錄，另外關於警詢筆錄部分，也未提及廖曼君將其與戊○○台新帳戶同時交付給「李翊豪」，其實廖曼君有提到她不知道那是詐欺贓款，他朋友「李翊豪」說那是精品代購的金錢，因為那時她生活困苦、有2個小孩要扶養，所以「李翊豪」說要提供存摺帳戶要她幫忙提款，會有獲利，每個月「李翊豪」會提供1至2萬元左右補貼家用，總共8萬元，在警詢筆錄第3頁。另外於警方問廖曼君關於台新銀行帳戶提領379萬5,000元部分，廖曼君回答說是她本人提領，是「李翊豪」跟她說錢進去了叫她領出來，她領出來就交給「李翊豪」指派的人，沒有其他共犯，檢察官所指關於戊○○部分並無理由。另外依廖曼君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其於另案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06號等案之審判筆錄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戊○○確實是因為好友廖曼君告知其在從事精品代購，但是廖曼君要照顧2個年幼小孩無法分神，所以請被告戊○○協助到銀行提領貨款，被告戊○○知道廖曼君家中經濟狀況及上有媽媽下有2名未成年子女要照顧，有在做精品代購補貼家用，戊○○是廖曼君的好友，也認為廖曼君說詞尚屬合理，所以才會幫忙。客觀上於110年4、5月到8月，正逢新冠疫情嚴峻，當時成年人都會盡量減少外出，廖曼君表示因為疫情不方便帶小孩到外面領款，或小孩身體不適、小孩說需要上廁所等理由無法到銀行領款，也是人之常情可以體諒，戊○○才會幫忙。再者，被告戊○○有提供銀行帳戶號碼給廖曼君，但是沒有交出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其餘重要個人資料，無論是本案還是其他案件，被告戊○○從來沒有從廖曼君這裡收取任何報酬，被告戊○○要提領款項也只是基於朋友間幫忙，她不認識「李翊豪」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也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其對於詐騙事情是不知情的。被告戊○○是直到11 0年9月間，其銀行帳戶遭到凍結，她才知道自己提領的款項涉及詐騙。被告戊○○有正當工作，如被證6之在職證明書所載，她從105年就在餐廳工作，到現在將近7年，工作穩定收入也穩定，她不用透過非法提供帳戶的方式來賺取金錢。另外所有匯款到戊○○台新帳戶的金流部分，都可以透過銀行交易明細去確認，且被告戊○○領出來的款項也是全部交給廖曼君，無論是在本案的警詢、審理庭或是其他案件之警詢、偵查、審理庭之筆錄，廖曼君均是如此陳述，可以確認被告戊 ○○所涉及一般洗錢罪部分應無理由，因為可以確認提領款項來源以及去處。退步言之，被告戊○○因為幫忙朋友，所以才會涉及到各項詐欺案件。她會做無罪答辯是基於被告防禦權行使，並非犯後態度不良或是明明有罪要辯稱自己無罪的狀況等語。四、經查： (一)證人廖曼君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案發當時適逢疫情期間，我有幫學長「李翊豪」做精品代購，因為我帶2名不滿3歲的小孩，不方便外出，我跟戊○○說精品代購是在賣包包、手錶之類的物品，「李翊豪」請我提供帳戶，幫他領取貨款，他說他的帳戶無法使用，所以我請戊○○提供帳戶的帳號。「李翊豪」會跟我說有多少貨款，我再跟戊○○說，讓客人匯款到她的戶頭，她領款後再把貨款帶到我的租屋處交給我，我再轉交給「李翊豪」。戊○○是我於107年間在西餐廳上班的主管，後來我離職之後，我們還有保持聯繫，也有一起出去玩，所以戊○○知道我的租屋處。因為我跟其他人沒有什麼聯繫，當時我的前夫對我的其他朋友比較反感，但他知道戊○○ ，所以我才找戊○○幫忙。戊○○看我帶小孩不方便出門，她願意幫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46至152頁），就被告戊○○提供戊 ○○台新帳戶帳號之緣由及交款之過程，核與被告戊○○所辯相符，足徵被告戊○○縱有提供戊○○台新帳戶之帳號給被告廖曼君，並幫忙提領後再交給被告廖曼君屬實，然依證人廖曼君之前開證詞，被告戊○○僅知係精品代購之款項，難認其明知該等款項為詐騙所得，則被告戊○○辯稱其相信友人即被告廖曼君的說法，即係從事精品代購要收取貨款，因為疫情期間帶小孩不方便出門去銀行，所以請其提供帳戶之帳號幫忙領款等情，尚非全然無憑，則被告戊○○是否與被告廖曼君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亦屬有疑。 (二)以被告戊○○辯稱係因相信被告廖曼君之說法，基於朋友情誼而為幫忙之情節，誠非難以想像，自不能以吾等客觀常人智識經驗為基準，遽推論被告戊○○必具有相同警覺程度、對構成犯罪之事實必有預見或認知，遑論被告戊○○於本案根本未交付戊○○台新帳戶之提款卡、存摺及密碼，其戒心更低於交付帳戶資料之人。本院自難僅以被告戊○○提供其帳戶帳號與被告廖曼君，且再依被告廖曼君之指示提領匯入其帳戶內之款項後交與被告廖曼君等情，即率爾推論被告戊○○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之犯意。 (三)至追加起訴意旨所舉上開供述、非供述證據，僅能證明附表一所示之被害人等遭詐騙之事實，尚不能證明被告戊○○確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罪之主觀犯意，而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　　五、綜上，公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戊○○有提供其台新帳戶帳號與被告廖曼君，並依被告廖曼君之指示，提領款項後交與被告廖曼君之客觀行為，然對於被告戊○○主觀上是否具有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之犯罪故意，仍存有合理之懷疑，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戊○○有罪之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 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前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世揚追加起訴，檢察官林在培、李清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建忠　　　　　　　　　　　　　　　　　法　官　林哲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議模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一：編號被害人時間方式金額（新臺幣）匯入帳號 1 乙○○ (未提告) 110年7月2日 11時55分許臨櫃匯款 250萬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許淯勝) 2 丙○○ (未提告) 110年6月25日 14時5分許臨櫃匯款 290萬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郭良育) 附表二: 編號匯出帳號(第1層) 轉出時間及轉出金額（新臺幣）匯入帳戶(第2層) 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提領金額（新臺幣）提領人罪名及宣告刑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許淯勝) 110年7月2日12時15分許轉出200萬元、同日12時16分許轉出50萬元廖曼君台新帳戶 110年7月2日14時12分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台新商銀天母分行臨櫃提款 379萬5,000元廖曼君廖曼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郭良育) 110年6月25日14時24分許轉出27萬3,000元、同日14時30分許轉出145萬7,000元戊○○台新帳戶 110年6月25日15時8分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台新商銀天母分行臨櫃提款 273萬7,000元戊○○ 廖曼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025-01-15

TPHM-113-上訴-3519-2025011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47號上訴人即被告鄭文瑜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84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1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及沒收之部分，均撤銷。前項撤銷部分，鄭文瑜處有期徒刑壹年。偽造之「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印文及「王文瑜」署押各壹枚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以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　㈡本案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鄭文瑜(下稱被告)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下稱加重詐欺取財罪)、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並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判處被告加重詐欺取財罪刑。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審判程序詢明釐清其上訴範圍，被告當庭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3頁）。則本案審判範圍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審查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及沒收等部分及其裁量審酌事項是否妥適。是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告訴人饒雪如達成調解，並按期履行，犯後態度良好，且被告自110年5 月12日起迄今，均有正當工作，僅因一時失慮，為補貼家用，而誤觸法網，足見本案客觀上顯可憫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宣告緩刑以勵被告自新等語。三、本案刑之減輕事由之審酌：　　㈠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　　按被告行為後，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並經總統於 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令公布，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增訂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經查，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對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均坦承不諱 (見北檢113偵10161號卷第69頁；原審卷第64頁、第68頁、第69頁；本院卷第113頁、第119頁)，堪認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對於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業已自白。再者，被告有因本案取、交贓款，而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5,000元等情，業經被告供承在卷（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119頁），堪認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調解，且被告至少已給付第一期款項6,000元予告訴人等請，此有原審調解筆錄、原審法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5至46頁、第77頁)，足見被告賠償之金額已逾其犯罪所得，堪認被告已繳回犯罪所得，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有關洗錢防制法之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　　被告行為後，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 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關於自白減刑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而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自白洗錢犯行，且被告已繳回所得財物(詳後述)，認被告均符合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自白減刑規定，因舊法洗錢罪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新法洗錢罪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經整體比較結果，自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經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洗錢罪部分之犯行 (見北檢113偵10161號卷第69頁；原審卷第64頁、第68頁、第69頁；本院卷第113頁、第119頁)，堪認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對於洗錢之犯行業已自白。再者，被告有因本案取、交贓款，於本案之實際所得財物為5,000元，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調解，且被告至少已給付第一期款項6,000元予告訴人等請，事證已如前述，堪認被告已繳回所得財物，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原應就此部分犯行，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應就被告所犯從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故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即一般洗錢罪）得減刑部分，僅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輕其刑事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4405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有關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犯第3條、第6條之 1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所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見北檢113偵10161號卷第68至69頁；原審卷第64頁、第68頁、第69頁；本院卷第113頁、第119頁)，堪認被告已於偵查及歷次審判自白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被告原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依原審之論罪，被告所犯此部分罪名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被告之犯行係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是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輕部分，依上開相同說明，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此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㈣有關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經依法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又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詐欺集團犯罪已是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而依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被告為謀求個人私利配合本案詐欺集團之要求，於113年1月2日與告訴人碰面時，有交付收據給告訴人，並向告訴人收取現金 50萬元，為詐欺集團對於本件告訴人實施詐術騙取財物後，最終能取得犯罪所得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犯罪所生危害程度難認不重，並無犯罪情狀堪可憫恕之處，且被告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犯行，經依前述減輕事由予以減輕其刑後，法定最低刑度已為降低，實已無情輕法重之憾，故本案被告就其所涉犯行尚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至被告執前詞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可採。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予以量刑及對被告諭知未扣案洗錢之財物50萬元沒收；偽造之「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印文及「王文瑜」署名各壹枚均沒收，固非無見。然查：　⒈被告所犯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已自白，且已繳交其犯罪所得，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業經說明如前，原審漏未適用前開規定，並減輕被告之刑，所為量刑即無從維持。　⒉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時坦承洗錢犯行，且被告已繳回所得財物，於量刑時，應審酌本案犯行之輕罪部分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刑規定，惟原判決漏未予以說明，理由尚有未備。　⒊被告於113年1月2日向告訴人所收取之詐騙贓款50萬元，雖屬本案洗錢之財物，原審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固非無據，然考量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中僅為下層之取款車手，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對上開詐得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故如對被告沒收由其全部隱匿去向之50萬元款項，顯有過苛之虞，故原審諭知未扣案洗錢之財物50萬元沒收，容有未當。　　　　　⒋至於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非可採，業據說明如上。　⒌據上，被告上訴請求改量處較輕之刑及撤銷原審諭知沒收洗錢財物部分，為有理由，且原判決亦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諭知之刑及沒收等部分，予以撤銷改判或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具有勞動能力，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為獲取金錢配合詐欺集團指示，由被告在本案中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並以交付偽造收據之方式取信告訴人，而向告訴人收取其遭騙後所交付之贓款50萬元，嗣將贓款依上手共犯指示放置在指定地點，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順利取得告訴人受騙面交之款項，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致本案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害，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安全，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全部犯行，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調解，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可，另考量被告合於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所定減輕其刑事由，業如前述，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情節輕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目前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無重大疾病、無須扶養家人之生活狀況、職業為物流業、月薪約3萬2,000元左右之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㈢不予宣告被告緩刑之說明：　　被告雖上訴請求宣告緩刑以勵被告自新云云。惟查，被告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然考量詐欺犯罪已是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被告所為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及經濟社會之穩定，且被告另有同類型詐欺案件另案審理中，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 (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可見被告並非偶一誤觸法網，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被告上開所請，難認可採。　　㈣沒收部分：　⒈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 25條第1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⒉未扣案之收據1張，係被告自詐騙集團成員處以QRCODE方式所取得電子檔案，再以數位列印備妥復從中持偽造收據於113 年1月2日向告訴人為行使，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見北檢113偵字10161號卷第19頁、第68頁)，屬供被告與其餘共犯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然因未扣案之收據1 張已交付告訴人收執，而非被告或其餘共犯所有之物，故不予宣告沒收。至於，未扣案之收據1張上之「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印文及「王文瑜」署名各1枚，均屬偽造印文及署押，不問屬於被告與否，仍應依刑法第 219條之規定，皆宣告沒收。　⒊至於前述偽造收據1張，其上雖各有「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等偽造印文，然本案既未扣得與上揭「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證明上揭偽造之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尚難認另有偽造印章之存在，自無從逕就非必然存在之偽造印章宣告沒收之。　⒋被告有因本案取、交贓款50萬元，而獲得報酬5,000元等情，業經被告供承在卷（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119頁），堪認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調解，且被告至少已給付第一期款項6,000元予告訴人等請，已如前述，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已實際返還被害人，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⒌至被告於113年1月2日向告訴人所收取之詐騙贓款50萬元，經被告依上手共犯指示放置在指定地點，已輾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本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然考量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中僅為下層之取款車手，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對上開詐得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故如對被告沒收由其全部隱匿去向之50萬元款項，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且此部分撤銷即可，毋庸改判。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84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鄭文瑜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號選任辯護人　謝昀成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1 6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鄭文瑜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50萬元沒收；偽造之「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印文及「王文瑜」署名各壹枚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補充並更正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第16行「假冒心達公司人員『王文瑜』名義」補充並更正為「假冒心達公司人員『王文瑜』名義，並由鄭文瑜持蓋有偽造『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印文1枚及偽簽『王文瑜』署名1枚之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收據1紙向饒雪如行使之，」；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鄭文瑜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9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並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起訴書雖漏未論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惟因此部分之犯罪事實與業經起訴之犯罪事實為想像競合犯之一罪關係，本院自當併予審理。　㈡被告共同偽造「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印文及「王文瑜」署名各1枚於收據上，進而行使交付與告訴人饒雪如，其共同偽造印文、署名之行為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進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企鵝」、「法拉利」等人，及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前開所犯之數罪名，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因果歷程並未中斷，應僅認係一個犯罪行為。是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㈤被告就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自始坦白承認，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惟因其所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亦即被告就本件犯行係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是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說明。　　㈥爰審酌被告加入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分工角色，不僅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且影響社會治安，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表示悔意，又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有調解筆錄1份（見本院卷第45頁）在卷可查，堪認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於詐欺集團中並非擔任主導角色，暨其犯罪動機、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72頁）、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犯行部分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要件、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有收到新臺幣（下同）5,000元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68頁），足認被告之犯罪所得為5,000 元。又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已給付第1期款6,000元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紙（見本院卷第77頁）在卷可查，因被告賠償之金額已逾其犯罪所得，為免重複剝奪被告之犯罪所得而有過苛之虞，故不再為沒收、追徵犯罪所得。㈡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為50萬元，故依前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宣告沒收之。㈢偽造之收據1紙，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業已交付告訴人收執，顯非被告及詐欺集團成員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偽造之「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大印」、「黃淑芬」印文及「王文瑜」署名各1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諭知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春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倪霈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婕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0161號　　被　　　告　鄭文瑜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鄭文瑜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2日10時1 0分前某時，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企鵝」（即傅振育，另行偵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Telegram暱稱「法拉利」等人所屬3人以上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工作，負責向被害人收取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現金款項，以獲取每次收款新臺幣（下同）5,000元之報酬。鄭文瑜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月2日10時10分前某時起，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黃庭萱」帳號與饒雪如聯繫，並以透過心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心達公司）平台操作股票當沖獲利，須依指示交付現金款項及匯款為由誆騙饒雪如，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交付現金款項。再由鄭文瑜依「企鵝」指示，於113年1月2日10時10分許，在饒雪如位於臺北市文山區住處大廳內，假冒心達公司人員「王文瑜」名義，向饒雪如收取50萬元現金款項，並將收得款項放置在指定地點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拿取，藉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詐欺款項之去向，因而獲取5,000元之報酬。嗣因饒雪如驚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饒雪如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　據　名　稱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鄭文瑜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證明以下事實： ⑴被告於113年1月2日10時10分前某時，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工作，負責向被害人收取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現金款項，以獲取每次收款5,000元之報酬。 ⑵被告依「企鵝」指示，於113年1月2日10時10分許，在告訴人位於臺北市文山區住處大廳內，以心達公司人員「王文瑜」名義，向告訴人收取50萬元現金款項，並將收得款項放置在指定地點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拿取，因而獲取5,000元之報酬。 2 告訴人饒雪如於警詢之指訴證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上開時間，以前開方式誆騙告訴人，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3年1月2日10時10分許，在其位於臺北市文山區住處大廳內，將50萬元現金款項交付與假冒心達公司人員「王文瑜」名義向其收款之人之事實。 3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證明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收取50萬元款項之人即為被告之事實。 4 心達公司收據翻拍照片1張證明心達公司收據上記載日期為「113年1月2日」，金額為「伍拾萬元整」，經手人處並有「王文瑜」之署押之事實。 5 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份證明被告有於113年1月2日10時10分前後，出現在告訴人位於臺北市文山區之住處附近之事實。二、按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在於防範及制止因特定犯罪所得之不法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藉由洗錢行為（例如經由各種金融機構或其他移轉占有途徑），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以掩飾或切斷其財物、利益與犯罪之關聯性，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是所謂洗錢行為應就犯罪全部過程加以觀察，倘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掩飾或隱匿其特定犯罪所得或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與該特定犯罪之關聯性，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客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具體作為者，即屬相當。經查，被告鄭文瑜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係屬洗錢防制條例第3條第1款所稱之特定犯罪，而被告向告訴人饒雪如收取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款項後，將款項放置在指定地點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拿取之行為，確已製造金流之斷點，顯係為掩飾、隱匿前揭犯罪所得之財物，致檢警機關無從或難以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洗錢行為，應論以同法第14條第 1項之一般洗錢罪。三、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其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再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工作，負責向被害人收取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現金款項，再將款項放置在指定地點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拿取，以獲取報酬，縱被告未全程參與、分擔本案詐欺集團之犯行，然詐欺集團成員本有各自之分工，或係負責撥打電話從事詐騙，或係負責提領款項及轉帳匯款之車手，或係負責收取或轉交詐得金融帳戶提款卡之人，各成員就詐欺集團所實行之犯罪行為，均應共同負責。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而犯同法第1 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共同正犯論處。而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三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另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獲取之報酬，核屬其犯罪所得，倘於裁判前未能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黃靖雯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08

TPHM-113-上訴-5647-2025010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62號上訴人即被告王紹良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65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緝字第41 、238、2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王紹良知悉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得持有及施用，且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722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4月17 日執行完畢釋放，並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緝字第13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不知戒除毒癮，於上開觀察、勒戒執行完畢釋放3年內，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8月30日上午9時許，在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某友人住處內，以將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吸食器內燒烤後吸食所生煙霧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王紹良於同日晚間9時許，行經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前時，因其為毒品列管人口，且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而為警帶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萬盛派出所，並於同日晚間9時56分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嗎啡、可待因、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㈡復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3年1月30 日下午6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號玉成公園內某處，以將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吸食器內燒烤後吸食所生煙霧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王紹良於翌（31）日下午2時20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00號前，因另案通緝而為警緝獲，經其同意搜索，在王紹良身上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及蘋果廠牌iPhone X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SIM卡1張），復於同（31）日下午3時30分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嗎啡、可待因、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㈢另基於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3年3月26日上午10時3分許為警採尿前回溯96小時內之某時，在其位於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地址詳卷）之住處內，以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吸食器內燒烤後吸食所生煙霧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員警偵辦另案而於113年3月26日上午某時前往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2樓執行搜索，王紹良在場，經員警徵得其同意後，帶同其前往臺北市信義分局同得派出所，復於同（26）日上午10時3分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南港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並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㈠被告王紹良於本院審理期日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113年1月31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 3年1月30日18時左右，在臺北市○○區○○○路00號之玉成公園施用海洛因等語（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14頁）；於113 年1月31日偵訊時供稱：112年8月30日早上9點在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友人住處，將甲基安非他命、海洛因一起放入吸食器施用；我於113年1月30日18時許，在臺北市玉成公園將海洛因、安非他命，摻入香菸內點燃吸食施用，後為警攔查，發現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等語（見北檢113毒偵緝41號卷第39至40頁）；於原審審理時坦承：「(對於檢察官起訴書所指之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有何意見？)我承認犯罪。海洛因跟甲基安非他命是一起施用的。(對於檢察官起訴書所指之犯罪事實一、㈡部分，有何意見？)我承認犯罪，但我沒有將海洛因摻入香菸內，是跟甲基安非他命放在玻璃球內燒。(對於檢察官起訴書所指之犯罪事實一㈢部分，有何意見？ )我承認犯罪，施用的時間不記得了，是在住處用玻璃球燒烤方式施用。(對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我全部承認。」等語(見原審卷第50至51頁、第53頁)，並有附表一「證據」欄所示相關證據在卷可稽(詳見附表一編號1至3)，且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可佐。又被告於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為警所扣得如附表二所示混有棕色乾燥菸草之米白色粉末1袋，經送鑑定，為第一級海洛因（重量詳如附表二所示），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2月20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在卷可憑（見北檢113毒偵43 6號卷第123頁），堪認上開混有棕色乾燥菸草之米白色粉末 1袋確係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無訛。再者，被告先後於112年8 月30日晚間9時56分許、113年1月31日下午3時30分許、113 年3月26日上午10時3分許為警所採集之尿液，均經送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檢驗，檢驗結果分別呈嗎啡、可待因、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等情，亦有附表一「證據」欄所示相關證據在卷可按(詳見附表一編號1至3) ，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109年1月15日公布、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後，犯同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先將被告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修正後同條例第20條第1項至第2項、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前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722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2年4月17日執行完畢釋放，並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緝字第13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8頁、第43 頁)，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既經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出所後3年內之「112年8月30日上午9時許」、「113年1月 30日下午6時許」、「113年3月26日上午10時3分許為警採尿前回溯96小時內之某時」先後再犯本件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罪，自均應逕予依法追訴處罰。是檢察官提起本件公訴，於法並無不合。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至㈡部分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就事實欄一、㈢部分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又被告施用第一級毒品及施用第二級毒品前，分別持有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分別為施用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㈡被告就事實欄一、㈠至㈡所示犯行，被告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處斷。　　㈢被告所犯2次施用第一級毒品、1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等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刑之加重、減輕審酌部分：　⒈本件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亦未就上開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加以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參諸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本院即毋庸對被告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⒉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被告知悉毒品戕害身心健康，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後，猶不知戒除毒癮，再犯本案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罪，難認其犯罪情狀有何可憫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況施用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均為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尚無情輕法重之憾。至於被告所稱請法院體恤被告尚有年事已高且罹患慢性病之母親，而被告為家中獨子，須負擔家中經濟，經此事件後，被告已無繼續施用毒品，請求給予被告輕判之自新機會，讓被告陪伴母親等節，僅須就所犯罪名於法定刑度內，依刑法第57條規定予以審酌即可，本案並無法重情輕，判處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　㈡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犯行事證明確，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執行觀察、勒戒後，猶未戒除毒癮，再犯本案3次施用毒品犯行，足見其戒毒意志薄弱，所為均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其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油漆之工作、須扶養媽媽之家庭生活狀況，暨其各次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原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所犯前開各罪均為施用毒品罪，其犯罪之手段、態樣類似、犯罪時間尚屬接近，且所侵害之法益均屬社會法益等情，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2月。沒收部分：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屬查獲之第一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亦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整體視為毒品，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鑑驗耗損之毒品，既已因鑑驗用罄而滅失，無庸另為沒收銷燬之諭知。⒉扣案之蘋果廠牌iPhone X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SIM卡1張），與被告本案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均無直接關連，爰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判決關於被告犯行之量刑及定應執行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就被告所為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亦稱妥適，所為沒收銷燬扣案第一級毒品或不予沒收扣案行動電話之說明於法有據，原判決應予維持。至被告上訴以其尚有年事已高且罹患慢性病之母親，而其為家中獨子，須負擔家中經濟，經此事件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為由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並不足採。據上，被告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附表一：編號　犯罪事實證　　　據　　原判決主文 1 事實欄一、㈠所示部分 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1份（見北檢113毒偵2941號卷第15頁）。 ⒉勘察採證同意書1紙（見北檢113毒偵2941號卷第17頁）。 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偵辦毒品案件尿液檢體委驗單（尿液檢體編號：156058號）1紙（見北檢113毒偵2941號卷第23頁）。 ⒋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5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尿液檢體編號：156058號）1份（見北檢113毒偵2941號卷第19頁）。王紹良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2 事實欄一、㈡所示部分 ⒈自願受搜索同意書1紙（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17頁）。 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19至22頁、第23頁）。 ⒊查獲施用（持有）毒品案件經過情形紀錄表1紙（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29頁）。 ⒋自願受採尿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書各1紙（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31頁、第33頁）。 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2月20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1份（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123頁）。 ⒍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20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014號）1份（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125頁）。 ⒎查獲及扣案物品照片3張（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35至37頁）。王紹良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3 事實欄一、㈢所示部分 ⒈自願受採尿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書各1紙（見北檢113毒偵1268號卷第15頁、第17頁）。 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112號）1份（見北檢113毒偵1268號卷1268卷第19頁） ⒊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10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112號）1份（見北檢113毒偵1268號卷第21頁）王紹良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月。附表二：物品名稱及數量鑑驗結果證　　據混有棕色乾燥菸草之米白色粉末1袋（含包裝袋1個） ⒈毛重0.8080公克，淨重0.1920公克，取樣0.0019公克，餘重0.1901公克。 ⒉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2月20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見北檢113毒偵436號卷第123頁）。

2024-12-31

TPHM-113-上易-2062-202412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家暴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58號上訴人即被告甲○○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審易字第231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2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甲○○犯如附表編號1至2「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柒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禁止對乙○○實施家庭暴力。　　事　實一、甲○○與乙○○原係夫妻關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規定之家庭成員，然相處不睦，甲○○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甲○○於民國112年7月4日晚間1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 號3樓家中，因故與乙○○發生爭執，甲○○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壓制並毆打乙○○，導致乙○○受有左臉瘀腫、右頸瘀腫、雙肩瘀腫等傷害　㈡甲○○於112年8月29日下午4時許，在所經營位在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餐飲店內，又因故與乙○○發生口角，甲○○另基於傷害之犯意，復徒手壓制乙○○並毆打之，乙○○因而受有右上肢多處瘀腫之傷害。二、案經乙○○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案撤回告訴不合法：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係重在限制告訴乃論之罪撤回告訴之期間，亦即撤回告訴，必須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始得為之，逾此時期，即不得為之，以免肇致告訴人操縱訴訟程序及輕視裁判之流弊。是依上開說明，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撤回告訴必須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始為合法。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對告訴人乙○○傷害部分，經檢察官以刑法第277 條第1 項傷害罪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係屬告訴乃論之罪。而本件經原審於113年6月27日判決後，被告雖於113年7月10日提起上訴，並主張雙方業已和解，且告訴人同意撤回告訴等情，並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筆錄為證，此有被告刑事聲明上訴狀可稽(見本院卷第19至25頁)，本件告訴人雖於113年6月27日具狀就被告所涉傷害犯行撤回告訴，有告訴人所提出之刑事撤回告訴狀上所蓋原審法院收文章戳可考（見原審卷第163頁），惟被告所涉本件傷害犯行，已由原審於113年5 月2日辯論終結，並於113 年6 月27日下午2時14分宣判，有原審審判筆錄、宣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33至138頁、第143頁)，依前述規定，告訴人對被告撤回傷害告訴不合法，自不生撤回之效力。本院仍應就本案傷害犯行為實體判決，先予敘明。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被告雖爭執告訴人所述之證明力，然檢察官及被告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54至55頁、第113至11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並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㈠有關事實欄一、㈠所示部分：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112年7月4日當天，我跟告訴人只是在家爭吵，並未動手毆打告訴人，告訴人的傷勢可能是相互拉扯所造成云云。　⒈被告於112年7月4日晚間1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家中，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雙方並有肢體接觸等情，此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偵字卷第1 3頁；本院卷第11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字卷第10頁；原審卷第122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被告有於上揭時、地以徒手傷害告訴人之事實，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於112年7月4日晚上10時，在戶籍地新北市中和區家中，因為感情糾紛，徒手毆打我頭部及雙肩，造成我頭部及雙肩瘀腫等語（見偵字卷第13頁），且告訴人於雙方發生衝突後約2小時之112年7月5日凌晨0時11分前往永和耕莘醫院驗傷，確經專科醫師以物理檢傷方式查驗出告訴人受有左臉瘀腫、右頸瘀腫及雙肩瘀腫之傷勢，此有告訴人所提永和耕莘醫院112年7月5日受理家暴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19至21頁），而告訴人所受左臉瘀腫、右頸瘀腫及雙肩瘀腫等傷害，可與其前揭所述遭被告徒手毆打頭部及雙肩等節相互勾稽印證，已堪佐證告訴人前揭於警詢時之證述應係具有高度可信性無疑。況且，被告於偵訊時亦自陳：7月4日我認為我是壓制告訴人，沒有打傷她，因為告訴人對我丟東西等語（見偵字卷第59頁）；於原審審理時陳稱：我否認112年7月4日犯行，理由為那是我和告訴人互毆等語（見審易卷第136頁），均未否認其對告訴人出手乙情，應認資可補強告訴人之指述為可信。準此，被告於11 2年7月4日晚上10時徒手傷害告訴人成傷之犯行，堪以認定。是被告辯稱其並未動手毆打告訴人云云，並不可採。　⒊又告訴人雖附和被告之前開辯詞，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其與被告為相互拉扯，診斷證明書上其所受左臉瘀腫之傷勢，也不一定被告造成的云云（見本院卷第110至112頁 )。然查，告訴人上開於本院審理時所證其與被告於案發當時僅有雙方拉扯之說法，已與告訴人先前於警詢時之證詞迥異，此外，經本院質之其診斷證明書上所受左臉瘀腫為何人所造成乙節，告訴人先脫口稱是其與被告互毆所造成，旋即改稱是互相拉扯所造成，可見告訴人上開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是否信屬，非無存疑。況且，參以告訴人與被告業已離婚，但仍同住，共同扶養小孩，我也原諒被告，請減緩對被告之懲罰，此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 113頁），而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告訴人住我家，現在已經和好等語（見本院卷第91頁），顯見告訴人雖與被告離異，但雙方仍同住一處，共同扶養子女，與一般因家暴離異而不相往來之怨偶情形有別，堪認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關係仍屬密切，且考量告訴人已原諒被告之行為，則在此情況下，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而就案情避重就輕，對被告多所迴護，非無可能，故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所為有利被告之證詞，不足採信。　⒋至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曾辯稱本件犯行係起因於告訴人生氣亂丟東西，其才壓制告訴人，並與告訴人「互毆」而主張免責云云。然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足當之，侵害業已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208號、92年度台上字第3039號、92 年度台上字第3791號、96年度台上字第3526號判決要旨同此見解）。據此以論，縱告訴人先有丟擲物品發洩情緒之行為，然無證據足認係對被告現時不法之侵害。此外，即便被告所稱案發當時其與告訴人間為互毆乙節為真，因被告與告訴人2人實乃相互攻擊，並造成彼此身體受傷之結果，而屬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是被告尚從援以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免責。　㈡有關事實欄一、㈡所示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122頁、第136頁；本院卷第108頁、第116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述在卷（見偵字卷第13至14頁），復有告訴人所提之桃園聖保祿醫院112年8月30日受理家暴事件驗傷診斷書（見偵字卷第17至18頁）、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翻拍照片（見偵字卷第31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部分：　㈠按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告訴人與被告於案發當時為配偶關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傷害告訴人成傷，已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應依刑法傷害罪之規定論罪科刑。是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至㈡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共2罪)。　㈡被告所犯2次傷害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量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被告與告訴人於原審於113年5 月2日辯論終結後，已於113年 6月20日成立和解，告訴人同意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且告訴人亦於113年6月27日原審宣判之當天遞狀撤回告訴，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情，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筆錄、本院審理筆錄可稽 (見原審卷第163頁、第21至25頁、第113頁)，堪認本件傷害案件，業已和解，且被告亦獲得告訴人之諒解，屬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本件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原審未及審酌前情，量刑難認允洽。　⒉至於被告上訴否認本件事實欄一、㈠所示傷害犯行，並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云云，業經本院論駁及說明如前。　⒊另被告上訴主張本案已撤回告訴，亦非可採，業據說明如上。　⒋據上，被告上訴否認事實欄一、㈠所示傷害犯行及主張本案已撤回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而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所定執行刑部分，因原判決經撤銷而失所附麗，自應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於案發當時被告與告訴人係夫妻關係，本應理性溝通，尋求妥適之家庭運作模式，然被告僅因雙方發生口角衝突，一時情緒衝動無法克制，即恣意對告訴人施暴，致告訴人受傷，所為確有不該，且被告犯後就事實欄一、㈠所示部分始終否認犯行，就事實欄一、㈡所示部分已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另考量被告與告訴人於原審宣判前已成立和解，告訴人同意撤回對被告之告訴，然告訴人於原審宣判當天始遞狀撤回告訴，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表示願意原諒被告，已如前述，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情節輕重、本件告訴人因犯罪所受之傷勢、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經營早午餐店、月收入二、三十萬元、目前與告訴人、3位未成年子女同住之家庭及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7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2「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併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定應執行刑：　⒈按刑罰之科處，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考量人之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以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等比方式增加，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故透過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所犯傷害罪共2罪，犯罪時間間隔尚近，且犯罪類型、侵害法益種類、罪質均相同，各罪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而數罪對法益侵害並無特別加重之必要，倘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並參酌上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暨法律之外部性界限、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考量被告犯後於本院審理時認罪暨呈現之整體人格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本於罪責相當性之要求與公平、比例等原則，爰就附表編號 1至2「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依刑法第51條第6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緩刑部分：　　按刑法本於刑事政策之要求，設有緩刑制度，消極方面在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犯人不至於在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與技術，甚至因此失去名譽、職業、家庭而自暴自棄，滋生社會問題，積極方面則可保全偶發犯罪、輕微犯罪者之廉恥，期使渠等自新悔悟，且因緩刑附有緩刑期間，受緩刑宣告者如在緩刑期間內再犯罪，執行檢察官仍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而有藉此督促受緩刑宣告者自我檢束身心之功效。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而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其與告訴人於原審宣判前已成立和解，告訴人同意撤回對被告之告訴，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情，業如前述，堪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次罪刑之科處，自知所惕勉，信無再犯之虞，另考量被告與告訴人離異後，目前仍與告訴人同住，且雙方共同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則本院認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並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且依同條第2項第1款規定，命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禁止對乙○○實施家庭暴力。又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如違反上開應遵守事項情節重大者，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附表：編號　犯罪事實　　原判決主文　　　本院主文 1 事實欄一、㈠所示部分甲○○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甲○○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事實欄一、㈡所示部分甲○○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甲○○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024-12-31

TPHM-113-上易-1658-20241231-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6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高巍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交易字第17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以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　㈡本案原判決以被告甲○(下稱被告)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審理程序詢明釐清上訴範圍，檢察官當庭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之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56頁、第96頁）。則本案審判範圍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審查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及其裁量審酌事項是否妥適。是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駕駛營業用小客車過失碰撞告訴人乙○○，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之事實，業經原審認定明確。據告訴人所稱，其車禍後小腿骨斷裂，休養期間8個月無法工作，在經濟來源中斷之情況下，尚須扶養配偶、媽媽，造成家庭經濟嚴重打擊，堪認告訴人因被告所犯受有重大損害。惟原審未能充分衡量該情，其量刑過輕，尚難謂罪刑相當，究難認為允妥，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本案刑之減輕事由之審酌：　　被告於肇事後，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時，被告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員乙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附卷可憑（見偵字卷第107頁），且被告嗣並接受裁判，合於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量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本案之過失傷害犯行（見本院卷第1 00頁），且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新臺幣(下同)10萬元成立和解，被告已給付全數和解金予告訴人，而告訴人亦原諒被告，同意給被告自新機會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交附民字第130號和解筆錄、本院113年12月9日訊問筆錄及本院113 年12月11日審理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84頁、第89至90頁、第101至102頁)，堪認被告終能坦承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並能彌補告訴人之損失，犯後態度較原審判決時已有不同，原審未及審酌上情，難認量刑妥適。　⒉至於檢察官上訴主張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而休養期間長達8月，造成家中經濟來源嚴重打擊，受有重大損害，而原審未能充分衡量該情，而有量刑過輕等情。然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已坦承本件過失傷害犯行，犯後態度之情狀與原審有別，此為本院程序中新發生之事證，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履行賠償完畢，而告訴人亦原諒被告，同意給被告自新機會，已如前述，而上開事項均為檢察官上訴時未及考量之處，故本件被告之量刑基礎已有變更，是經本院審酌後，認檢察官前開上訴主張，尚難採取。　⒊據上，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輕，雖無理由，然原判決亦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之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營業用小客車行駛於市區道路，行經本案交岔路口時，竟未注意汽車左轉彎時，應行至交岔路口中心處左轉，亦未注意車前狀況，即貿然左轉彎，而不慎撞擊告訴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而肇生本件車禍，並致告訴人受有本件傷勢，所為誠屬不該，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已賠償完畢，且告訴人亦願意原諒被告，同意給被告自新機會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素行、被告過失之情節、告訴人因本案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身體裝支架而無法太勞累、離婚、尚有1名未成年子女要扶養、目前與子女同住之家庭及生活狀況、現擔任計程車司機、月收入約3萬元之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1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緩刑部分：　⒈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的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的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的問題。依現代刑法的觀念，在刑罰制裁的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的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的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的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的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的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的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的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的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的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的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的改善更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82 號判決參照）。　⒉被告雖於104年間因傷害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訴字第14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4年7月3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惟其於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衡酌被告本案犯行造成告訴人之損害，固值非難，然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給付全數和解金予告訴人，且告訴人亦願意原諒被告，同意給被告自新機會，已如前述，堪認被告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已反省己過，則本院衡酌全案情節，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並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尚無須遽予執行刑罰，以期其能有效回歸社會，故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呂俊儒提起上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交易字第17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號12樓　　　　　　　　　　居基隆市○○區○○路000巷00號5樓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甲○於民國112年7月5日晚間1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沿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前開路段與西園路2段372巷交岔路口，欲左轉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372巷時，本應注意汽車左轉彎時，應行至交岔路口中心處左轉，且應注意車前狀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有照明設備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並無不能注意情事，適乙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 段372巷由東向西直行駛至本案交岔路口並在該處停等，甲○竟疏未注意此一車前狀況，且未行至交岔路口中心處，即貿然左轉彎，致其所駕駛之本案小客車碰撞乙○○所騎乘之上開普通重型機車，致乙○○人車倒地，並受有右脛骨腓骨骨折、右內踝骨折等傷害。　　理　由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乙○○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時我是要在橋下迴轉，有橋墩擋住，我沒有辦法看得到被告云云。經查：（一）被告於112年7月5日晚間11時許，駕駛本案小客車沿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本案交岔路口，欲左轉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372巷時，適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372巷由東向西直行駛至本案交岔路口並在該處停等，被告左轉彎時，其所駕駛之本案小客車因而碰撞乙○○所騎乘之上開普通重型機車，致告訴人倒地，並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9號卷【下稱偵卷】第 7至11頁，本院113年度審交易字第17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13至15頁、第73至74頁），並有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2 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2 張、現場暨車損照片16張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5頁、第27 -1頁、第87頁、第27-2頁、第101至103頁、第93至95頁、第109頁、第29至37頁、第111至11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本案過失責任之認定：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又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因此，被告駕駛本案小客車行駛在道路上，依法即負有如上之注意義務。又依案發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設備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並無任何不能注意之情形，此有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可考（見偵卷第101頁），被告視線自屬清晰無礙，應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而參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一致證稱：當時我在西園路2段372巷的光復橋下涵洞準備左轉西園路 2段，我要左轉時有看見被告的車，所以我就停下來等對方先過，結果被告從西園路2段左轉進西園路2段372巷光復橋涵洞時，因為被告提早左轉的緣故，被告行駛到我的車道上，其左側車頭撞擊我的機車車頭，把我撞倒在地等語（見偵卷第13至15頁、第73至74頁），併參諸上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示本案小客車於事故後之位置，係斜停在告訴人所在車道前端（見偵卷第27-2頁）；復經本院勘驗案發時之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如附表所示，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頁、第 57頁），俱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吻合，可徵告訴人上開證詞並非子虛，而可採信。稽之上開事證，可認告訴人案發時已先行在本案交岔路口停等，然被告所駕駛之本案小客車行經本案交岔路口時欲左轉彎時，並未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即逕行左轉，並因此而侵入告訴人所在之車道，導致本案小客車之左前車頭撞擊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造成告訴人倒地受傷。且由此亦可認被告駕駛本案小客車行經本案交岔路口時，顯然未充分告訴人當時已在本案交岔路口停等此一車前狀況，即貿然左轉彎，在在可徵被告之駕駛行為確有過失。　　⒉被告雖辯稱其行進過程中轉彎時視線遭橋墩遮蔽而未能看見告訴人云云，惟縱認案發現場如被告所述其視線遭橋墩遮蔽而出現視線死角，被告自應更謹慎注意車前狀況，並藉由自身頭頸部位置之移動、加大左轉彎幅度等安全措施來避免，況被告倘若確實遵守上揭行駛至路口中心處再左轉之規定，被告自不可能全未注意到斯時已在該處停等之告訴人，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為有利之認定。（四）是以，被告因上開過失致釀事故，並導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所受之傷害間，自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實屬明確。（五）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二）本案事故發生後，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時，被告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員乙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附卷可憑（見偵卷第107頁），且被告嗣並接受裁判，其所為合於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上開時間，駕駛本案小客車行經本案交岔路口時，竟未注意汽車左轉彎時，應行至交岔路口中心處左轉，亦未注意車前狀況，即貿然左轉彎，而不慎撞擊告訴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所為非是；併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現為計程車司機、須扶養配偶及未成年的兒子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8頁），暨衡以被告之過失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呂俊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法　官　王星富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婕宜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勘驗標的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一、畫面時間23：00：18至23：00：22 　　告訴人身穿藍色上衣，於畫面上方處騎乘機車由下往上行進，騎至路口時告訴人車輛剎車燈亮起，告訴人於路口處放下左腳停下車輛。二、畫面時間23：00：22至23：00：27 　　被告駕駛黃色營業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於畫面上方處由右往左行進，行駛至上開路口時左轉彎，被告車輛侵入告訴人所在車道，本案小客車之左前車頭撞擊於路口停等之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造成告訴人與其機車均倒地。

2024-12-25

TPHM-113-交上易-362-20241225-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52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曦選任辯護人黃國誠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原訴字第1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0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丙○之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刑之部分，丙○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以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　㈡本案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丙○(下稱被告)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下稱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並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判處被告加重詐欺取財罪刑。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審判程序詢明釐清其上訴範圍，被告當庭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7頁、第323 頁）。則本案審判範圍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審查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及其裁量審酌事項是否妥適。是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㈢至於被告行為時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雖因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然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與加重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一般洗錢之輕罪即為加重詐欺取財之重罪所吸收，原審縱未及比較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新舊法部分，核不影響判決結果，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為審理，附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已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告訴人乙○○達成和解，並按期履行，犯後態度良好，足見本案客觀上顯可憫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再者，被告在偵查中，針對檢察官所訊問犯罪事實之重要事項均有如實回答，依照實務見解，不失為自白，應適用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減刑。此外，被告符合偵審自白之要件，而本案並無犯罪所得，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刑。又被告雖有另案詐欺案件遭法院判刑，現正上訴中，且被告目前是單親媽媽，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仍符合刑法第 74條及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請求宣告緩刑以勵被告自新等語。三、本案刑之減輕事由之審酌：　　㈠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　　按被告行為後，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並經總統於 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令公布，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增訂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經查，被告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對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121至122頁、第129頁；本院卷第137頁、第139頁、第323頁、第331頁) ，惟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在臉書上找工作，有個女生私訊我問我有無在找工作，他跟我說工作内容，跟我說是正常的，收據是我拿給乙○○的，我從派我工作的人那裡拿到這張收據，他在該大樓樓下附近交給我，說要拿給乙○○簽收，我不知道拿取的款項是詐騙集團所得，我以為是貨款，交錢給我新臺幣(下同)50萬元的乙○○，在我面前打電話給公司，確認點數有沒有進去，我不知道是什麼點數，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何這是詐騙等語(見北檢112偵39090號卷第118頁)，由此可知，被告明確否認其係替詐欺集團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並供稱其以為是收取貨款等情，顯見被告於偵查時並未坦承本案全部犯行，尚難認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有自白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減刑適用。是被告辯護人主張本件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適用，並不足採。　㈡有關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偵查、審判中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再次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112年7月31日修正前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經綜合比較上開行為時法及現行法可知，立法者持續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行為時法及現行法都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更為嚴格，是現行法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行為時法即113年7月 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經查，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對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121至122頁、第129頁；本院卷第137頁、第1 39頁、第323頁、第331頁)，惟被告偵查時否認本案全部犯行，已如前述，尚難認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有自白洗錢之犯行，自無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項之減刑適用。是被告主張本案有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之適用，亦不足採。　㈢有關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經依法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又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被告為謀求個人私利配合本案詐欺集團之要求，於112年7月 24日與告訴人碰面時，有向告訴人出示證件及交付收據給告訴人，並向告訴人收取現金50萬元，再將款項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餘共犯，被告別無其他涉案之情節，可見被告非屬核心角色，居於共犯結構之下層或末端，堪認其參與本案詐欺犯行之程度非深，惡性較輕；又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屬良好，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25萬元達成和解，被告亦有遵期給付分期付款之和解金予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330頁)，並有本院和解筆錄及轉帳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16 頁、第339頁），足見被告已盡力弭補其所造成之損害。準此，經衡酌本案犯罪情節、被告犯後態度、被害人所受補償、被告未婚獨自扶養2名各為6歲、3月之未成年子女等項綜合判斷，認對被告以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予以量刑，固非無見。然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25萬元達成和解，被告亦遵期支付分期款予告訴人等情，有本院和解筆錄及匯款資料截圖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第339頁)，堪認被告終能彌補告訴人損失，犯後態度較原審判決時顯有不同，本件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原審未及審酌前情，量刑難認允洽。此外，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認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原審未及審酌，就被告所為量刑即難以維持。　⒉至於被告上訴請求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113年7 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等規定酌減其刑，並非可採，業據說明如上。　⒊據上，被告上訴請求改量處較輕之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之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具有勞動能力，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為獲取金錢配合詐欺集團指示，由被告在本案中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並以出示偽造工作證及交付偽造收據等方式取信告訴人，而向告訴人收取其遭騙後所交付之贓款50萬元，嗣將贓款轉交上手共犯，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順利取得告訴人受騙面交之款項，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致本案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害，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安全，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全部犯行，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25萬元達成和解，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情節輕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目前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現有兩名未成年子女、目前與家人及子女同住之生活狀況、職業為音樂老師、月薪約2萬元左右之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33 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㈢不予宣告被告緩刑之說明：　　被告雖上訴主張被告雖有另案詐欺案件遭法院判刑，現正上訴中，且被告目前是單親媽媽，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仍符合刑法第74條及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請求宣告緩刑以勵被告自新云云。惟查，被告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然考量詐欺犯罪已是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被告所為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及經濟社會之穩定，且被告另有同類型詐欺案件另案審理中，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見本院卷第53頁)，可見被告並非偶一誤觸法網，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被告上開所請，難認可採。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逸帆、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原訴字第1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男　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市○○街00巷00號　　　　　　　　　　居雲林縣○○市○○路000號選任辯護人　柳柏帆律師被　　　告　丙　○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號3樓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090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如附表所示偽造之印文及署押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蔡建勳』、『法號夢遺』」補充更正為「『蔡建勳（暱稱：法號夢遺）』」、第3至4行「行使偽造私文書」補充更正為「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第8、13行「111年」均更正為「11 2年」、第10至11行「丙○則交付偽造之50萬元收據」補充更正為「丙○則向乙○○出示偽造之工作證，並交付偽造之50萬元收據」、第15行「甲○○則交付偽造之50萬元收據」補充更正為「甲○○則向乙○○出示偽造之工作證，並交付偽造之50萬元收據」、第16行「上有偽造之順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信宇印文」補充更正為「上有偽造之順富投資、順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信宇印文各1枚」；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 、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按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 月00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為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祗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上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 lActionTask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澈底打擊洗錢犯罪。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至於往昔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祗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申言之，洗錢之定義，在新法施行後，與修正前規定未盡相同，因此是否為洗錢行為，自應就犯罪全部過程加以觀察，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掩飾或隱匿其特定犯罪所得或變得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與該特定犯罪之關聯性，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客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具體作為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85、2 299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641、9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分別依指示將所收取之款項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則其等將現金交付後，將無從追查款項之流向，使該詐欺所得款項之去向不明，客觀上已製造該詐欺犯罪所得金流斷點，達成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妨礙該詐欺集團犯罪之偵查，自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行為甚明。㈡、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2條所定偽造、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2人分別使用之工作證，由形式上觀之，係用以證明其職位或專業之意，故應屬刑法規定之特種文書。再刑法第210條所謂之「私文書」，乃指私人制作，以文字或符號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具有存續性，且屬法律上有關事項之文書而言（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人所分別交付由共犯製作之現儲憑證收據各1份予告訴人，該等收據係私人間所製作之文書，用以表示順富投資公司收取告訴人現金之意，具有存續性，且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意思，應屬私文書。是本案被告2人分別向告訴人出示上開工作證及交付收據之行為，依前揭見解，自分別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甚明。起訴意旨雖漏未論列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名，惟業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罪名，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另本案既未扣得與上揭「順富投資」、「順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信宇」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證明上揭偽造之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尚難認另有偽造印章之存在，併此敘明。㈢、是核被告2人所為，分別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㈣、被告2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印文、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㈤、被告2人分別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上揭犯行，均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故其等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分別論以共同正犯。㈥、被告2人本案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所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㈦、按犯（洗錢防制法）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偵查中檢察官雖漏未訊問此部分致被告甲○○未及自白，惟其對於洗錢等構成要件事實於偵查階段均已供述詳實，且其既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行，即應寬認合於上開洗錢防制法規定之減刑事由。又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 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甲○○洗錢減輕其刑部分自得作為科刑審酌事項，先予敘明。㈧、被告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本案洗錢犯行部分，因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與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要件未合，自無從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本案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而分別假冒投資公司人員名義收取詐欺款項並轉交之行為情節及被害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均表示有意願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惟被害人於調解庭並未到庭，故尚未能和解賠償，及被告甲○○合於前開輕罪之減刑事宜之量刑有利因子，並參酌被告甲○○大學在學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有在校內打工，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000至4,000元，房租及生活來源主要仰賴家人協助；被告丙○大學就學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家教，月收入約2至3萬元，需扶養一名子女，目前懷孕中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至於被告丙○雖請求予其緩刑之宣告等語，惟被告丙○前因另犯詐欺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故不符合緩刑之要件，併予敘明。四、沒收部分㈠、按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如附表所示偽造之印文及署押，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至於如附表所示該收據，因已交付予告訴人而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甲○○取、交款後，因而獲得報酬5,000元，業經其供承在卷（見偵查卷第11頁），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而查被告甲○○雖於另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第6號判決諭知沒收扣押之所得10萬元，仍無礙於本案諭知沒收，惟執行沒收時應併予執行以免重複，附此敘明。另被告丙○供稱並未因本案犯行而獲得報酬等語，卷內亦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自無從諭知沒收。㈢、至被告2人收取之款項，既均轉交予詐欺集團，已無事實上之管領權，自難認屬被告所有，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0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16條、第210條、第 212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8條、第55條、第219條、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劭威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附表編號偽造之印文及署押 1 112年7月24日現儲憑證收據上偽造之「順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李佩軒」署押1枚（見偵查卷第59頁） 2 112年8月2日現儲憑證收據上偽造之「順富投資」、「順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信宇」印文各1枚（見偵查卷第60頁）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9090號　　被　　　告　甲○○　男　2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市○○街00巷00號　　　　　　　　　　　　居雲林縣○○市○○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柳柏帆律師　　被　　　告　丙○　　女　2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甲○○、丙○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蔡建勳」、「法號夢遺」、「丁普」等人共組詐欺集團，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6月14日，建置虛假之投資「順富」平台及軟體，於網路刊登廣告，嗣乙○○點選廣告後加入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LINE暱稱「林心怡」好友，遊說乙 ○○加入群組「股票集中贏」討論，並下載「順富」軟體，佯稱可儲值投資云云，致乙○○陷於錯誤，㈠於111年7月24日11 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之3，交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現金給丙○，丙○則交付偽造之50萬元收據（上有偽造之順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李佩軒署押）給乙○○，丙○再將50萬元現金交付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㈡於111年8月2日10時22分許，在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4樓之3，交付50萬元現金給甲○○，甲○○則交付偽造之50萬元收據（上有偽造之順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信宇印文）給乙○○，甲○○再將50萬元現金交付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二、案經乙○○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甲○○、丙○之供述被告2人坦承犯行。 2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之證述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欺之過程。 3 監視器畫面截圖被告2人向告訴人取款之過程。 4 告訴人提供之收據翻拍照片被告2人交付偽造之收據取信告訴人。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分別就上開犯行，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間，係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偽造之收據因已交付給告訴人，爰不聲請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印文，請依刑法第219條沒收。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謝承勳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9　　日　　　　　　　　　　　　　　　書　記　官　張家瑩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2-25

TPHM-113-原上訴-152-20241225-2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68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柏彰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1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柏彰於民國112年1月27日晚間6時30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友人林為廣行經基隆市○○區○○路00號前，適告訴人盧桂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該處時，恰方政凱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正欲切換車道，告訴人因而重心不穩，與本案車輛發生碰撞，並受有頭部鈍傷及左鎖骨骨折之傷害（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罪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詎被告於肇事致人受傷後，竟未對傷者施以必要之救護或向警察機關報案，亦未向在場員警表明其身分，即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置盧桂花於不顧，駕車逃逸。嗣後為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 條之4第1項前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曾經選為判例之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曾經選為判例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曾經選為判例之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盧桂花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證人林為廣於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蔡承峰於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忠二路派出所巡佐盧明晟於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吳敏仲於偵訊時證述、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照片黏貼紀錄表及基隆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追查管制表、檢察官勘驗筆錄、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112年2 月6日診斷證明書及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2月8日診斷證明書等件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本案車輛搭載友人林為廣行經基隆市○○區○○路00號前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傷而逃逸犯行，辯稱：是告訴人重心不穩撞到我駕駛的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後，我有下車並前往查看告訴人之受傷情形，當時交通警員也在場，我認為沒問題才駕車離開現場，沒有肇事逃逸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1月27日晚間6時30分許，駕駛本案車輛搭載友人林為廣，行經基隆市○○區○○路00號前，適告訴人騎乘上開機車行經該處，兩車同行之際，告訴人騎乘之機車與被告駕駛之本案車輛，因不明原因發生碰撞，告訴人倒地並受有頭部鈍傷及左鎖骨骨折等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盧桂花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在卷(見偵字卷第7至10頁、第99至100 頁)，並有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112年2月6日診斷證明書及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2月8日診斷證明書、事故現場照片、告訴人之傷勢照片、事故車輛之照片、路口監視器錄影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及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11至43頁、第47至5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7頁)，是被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傷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依據88年增訂刑法第185條之4之立法理由：「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及102年提高本罪法定刑之修法說明：「肇事者同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爰修正原條文，修正肇事逃逸刑度」等語觀之，本條立法之規範目的主要在於保障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即係為能即時救護被害人，減輕其死傷結果之發生。至「維護交通安全」，為本罪列入公共危險罪章之最終理想，自不宜於「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全」之主要目的外為過度擴張之解釋，例如，因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未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導致二次車禍死傷結果之發生，或已參與救護並協助被害人就醫，但隱匿其真名或正確聯絡方式、謊報他人姓名或中途遁走等，若遽認均係逃逸行為，即有牴觸刑法上之罪刑法定原則、不自證己罪原則、謙抑主義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慮（至是否因其未為適當防止設施導致二次交通事故發生，涉有過失致人於死傷；或謊報駕駛人身分，有無另犯偽造文書或誣告他人犯罪等罪嫌等，另當別論）。準此，駕駛人於發生事故後至少必須履行「停留現場」、「協助（包括委請他人）傷者就醫」義務。至表明駕駛人真正身分、報警處理、協助警方釐清交通事故責任、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及便利被害人之事後求償等，應非本罪處罰之主要目的，至多僅能認係不違反本罪規定所產生之附隨義務或反射利益，然究否構成「逃逸」行為，尚須視個案具體情形綜合其他因素而為判斷，非一有違反即認應成立「逃逸」行為。是駕駛人若已盡事故發生後停留現場並協助死傷者就醫之義務，原則上即足以達到制定本罪之主要立法目的，至有無完成其他不法內涵較低之作為，僅係交通事故發生後所衍生之刑事、民事或違反交通規則之行政處罰等責任問題，自不宜為條文「逃逸」文義範圍之目的性擴張解釋，對於駕駛人超出立法主要目的以外之義務違反，一律科以刑罰。尤僅因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隱瞞身分，可能致被害人或其家屬求償陷入困難，即認應科以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之重罪，更會陷入不宜以刑罰方式解決民事糾紛之窠臼，有違已具國內法性質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僅因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反面釋意，且非刑罰制定目的原係為阻嚇再犯及欲仿傚者和其他相似行為，具有最後手段性，而後始行撫慰、補償被害者之宗旨（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486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地點在單向四線車道的右側車道上，此有事故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 15頁、第35頁）。而證人即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蔡承峰於偵訊時證稱：我於112年1月27日晚間有在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該處疏導交通，並且在事故地點的對面開紅單，我在製單時突然聽到「碰」一聲，就有看到一台摩托車倒地，我開完紅單後，就去現場處理車禍事故。當時我在確認狀況時，有一名男子(按即被告)很熱心的詢問傷者是否需要協助，還要去幫忙收東西，我就請他不要破壞現場，在卸貨格中間車輛的駕駛人就下車，跟我表示：應該不是我撞的，因為我的車子沒有動，我跟他說：這裡原本就是卸貨格，不能停車，那位熱心男子就幫腔說：都是你的錯，本來就不能停在這裡。我覺得這個民眾熱心過了頭，跟一般常人反應不一樣，但該名熱心民眾當時沒有向我表明他的身份，我事後瞭解狀況，看監視器畫面，發現這個跟我接洽的熱心民眾就是把車子停在前方的駕駛人等語(見偵字卷第241至24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件車禍發生時，正在左側車道舉發違規車輀，聽到碰撞聲後，開完罰單趕過去，看到被告在扶倒地的女性，我說先不要動傷者，當下以為被告是騎樓路過的熱心民眾，我說卸貨格的車主不應該停在那邊，被告在旁附和我的說詞，被告在場有問要不要幫忙挪到旁邊，有詢問傷者有沒有怎麼樣，沒有向我表明是肇事者，後來忠二派出所的同仁到場，我簡單說明現場狀況，將現場交接派出所同仁之後離開，不知道被告何時離開等語綦詳（見原審卷第57至66 頁）；證人即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忠二派出所巡佐盧明晟於偵訊時證稱：我到場時看到機車倒地，傷者也就是告訴人盧桂花倒地，旁邊的卸貨用停車格有一台藍色自小客車，交通隊同仁蔡承峰本來在該處指揮交通，比我早去瞭解狀況，蔡承峰跟我說，他到場時有一名男子有去關心告訴人的傷勢，只是蔡承峰沒留下該名男子的年籍，而我到現場時也沒看到該名男子，我後來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告訴人可能是跟被告所駕駛的黑色車輛發生碰撞，剛好蔡承峰的手機有拍到被告駕駛的車輛，在比對監視器後，才確認被告的身分等語（見偵字卷第221至222頁），是依證人蔡承峰、盧明晟之上開證述可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被告有將本案車輛停靠在事發路段之前方右側車道，隨即下車查看告訴人傷勢情形，適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蔡承峰在左側車道舉發交通違規事件，見狀亦趨前處理，並與在場的被告有短暫接觸等情。　⒉再者，經原審勘驗案發路口監視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　　被告駕駛本案車輛及告訴人騎乘上開機車，行經基隆市○○區 ○○路00號前的右側車道，兩車同行之際，告訴人因不明原因倒地，被告所駕駛車輛之煞車燈亮起，緩慢將車輛停靠在前方右側車道，並自駕駛座下車，走向告訴人倒地之處，一名警員亦由左側車道走向告訴人，被告與警員一同停留在告訴人倒地之處等情，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5至77頁)，核與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之內容、相符( 見偵字卷第247至248頁)。是依原審、檢察官勘驗內容及對照證人蔡承峰前開證述可知，被告於本件車禍發生後，並未立刻駕車逃離現場，而係將車輛停靠路邊，下車查看告訴人情形，意圖協助告訴人起身時遭到場之交通警員阻止，堪以認定。準此，堪認被告於事故發生第一時間係停留在現場，未逃避與告訴人接觸，並非對告訴人生命身體安全毫不關心或置之不理，無漠視被害人生命、身體危難於不顧，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故意可言。公訴意旨認被告置告訴人於不顧，駕車逃逸乙節，與客觀事實不符，無法採信。　⒊另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罪嫌部分，檢察官認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尚無法排除告訴人係因方政凱之駕車舉措，重心不穩，而往左傾倒之可能，無法逕以被告與告訴人車輛有發生碰撞，驟爾認定被告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事，對被告為不起訴處分乙節，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見偵字卷第249至252頁) ，是被告認本件車禍之發生自己無過失，告訴人會由在場警察人員協助送醫，其離去不致引發無法減輕或避免傷害程度擴大之危險後，始駕車離開，要非無據。　⒋公訴意旨認被告未向在場員警表明其身分乙節，雖據證人蔡承峰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已如前述，且為被告坦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7頁)，是此部分事實雖堪認定。然關於肇事者之姓名、年籍資料、肇事責任歸屬、賠償等，乃車禍過失傷害案件之後續偵查處理事宜，肇事者留在車禍現場雖有助於上述事項之調查、釐清，但並非刑法第185條之4立法理由所揭示「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欲保護被害人能受即時、必要救護之「被害人生命、身體法益」所涵蓋。是被告有無向到場警員表明為肇事者，要屬自首要件，縱被告未表明身分逕行離去之行為確有增加警察機關後續調查之程序，惟被告上開行為仍與肇事逃逸罪立法目的及構成要件有間。本件被告於車禍發生後，並未立刻駕車逃離現場，除停留在現場外，有上前協助告訴人，並確認警方已到場處理，方離開現場，已如前述，則被告縱未在事故發生現場向處理警員表明為肇事者，亦難資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㈢至於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沒有（沒有跟告訴人盧桂花對談），因為該處無法停放車輛，是由我的朋友林為廣下車跟告訴人盧桂花對談，也是由林為廣攙扶他起來」等語（見偵字卷第106頁），與其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說法不一，足見前後供述不一。此外，證人林為廣於偵訊時證稱：我後來有跟告訴人盧桂花說：算了，我們自己處理就好，我大概停留在該處40分鐘，被告蘇柏彰在這過程先去送貨……被告蘇柏彰本來要回警察局，但聽到我這麼說，被告想說算了等語（見偵字卷第160頁），故證人蔡承峰於原審審理時所證有在現場看到被告幫忙撿東西，想要扶起倒地的人之內容，可能是將證人林為廣誤認為被告。而原審對於被告於偵查所述與證人林為廣證述相符部分何以不足採，並未說明其理由。原審均未詳加調查，即逕認定係被告本人下車扶起告訴人，尚嫌率斷。再被告未配合警方調查，即趁機駕車離去，不顧告訴人救護之結果，被告顯然具有肇事逃逸之犯意甚明，原審未加審酌此情，遽為被告有利之判定，實難謂適法允當等語。然查：　⒈被告固於偵訊時曾供稱：我當時行經該路段，有看到方政凱停在路邊的車輛，要左轉進入主線道，因為方政凱突然左切，導致告訴人盧桂花嚇到，因而往左偏，重心不穩，因而撞到我的車子，並非我的車輛去撞到告訴人盧桂花的機車。我有先把車停在旁邊，並請我的友人林為廣下車跟告訴人盧桂花對談，也是由林為廣攙扶他起來等語(見偵字卷第105至10 6頁)，似可認被告於偵訊時曾為其並未下車，亦未關切告訴人傷勢之不利於己之自白。惟按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與事實是否相符，苟無法證明其與事實相符，根本即失其證據之證明力，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曾經選為判例之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80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照原審及檢察官勘驗案發路口監視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所示，被告於本件車禍發生後，並未立刻駕車逃離現場，而係將車輛停靠路邊，並下車查看告訴人情形等情，事證已如前述，顯見被告確於本案車禍事故發生後，立即停靠路邊，並下車查看告訴人之傷勢狀況，則被告上開於偵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已與事實不符，不具真實性，自無從以此為不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⒉又證人林為廣於偵訊時雖證稱：我後來有跟告訴人盧桂花說：算了，我們自己處理就好，我大概停留在該處40分鐘，被告蘇柏彰在這過程先去送貨……被告蘇柏彰本來要回警察局，但聽到我這麼說，被告想說算了等語（見偵字卷第160頁），似可認證人林為廣為案發當時下車之人，並有跟告訴人進行對談接觸，而被告並未下車，即先行離去現場，而檢察官上訴意旨並以此證詞推論證人蔡承峰於原審審理時所證有在現場看到被告幫忙撿東西，想要扶起倒地的人之內容，可能是將證人林為廣誤認為被告等情。惟查，被告於本件車禍發生後，並未立刻駕車逃離現場，而係將車輛停靠路邊，並下車查看告訴人情形等情，事證已如前述，可徵證人林為廣前開所證係其下車查看告訴人，而被告並未下車即離去現場之證詞，已與客觀事證未合，難以遽採，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上訴意旨以證人林為廣之證詞內容而主張證人蔡承峰係誤認證人林為廣為被告之立論依據，即不足採。　⒊上訴意旨另主張被告未配合警方調查，即趁機駕車離去，不顧告訴人救護之結果，被告顯然具有肇事逃逸之犯意甚明等語。然查，本件被告於車禍發生後，並未立刻駕車逃離現場，除停留在現場外，有上前協助告訴人，並確認警方已到場處理，方離開現場，已如前述，顯見被告已履行「停留現場」、「協助（包括委請他人）傷者就醫」等義務，揆諸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4869號判決意旨，被告縱未在事故發生現場向處理警員表明為肇事者即駕車離去，仍難以刑法第18 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相繩。　　㈣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傷而逃逸犯行，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六、原審審理後，認檢察官指訴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嫌所提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揭陳詞而指原判決不當，僅係對原審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永棟提起上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交上訴-168-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473號上訴人即被告楊予葳選任辯護人王奕勝律師王文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82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909號），及移送併案審理(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9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楊予葳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二所示之事項。　　事　實一、楊予葳明知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係供個人使用之重要理財及交易工具，關係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並可預見提供自己之金融帳戶予陌生人士使用，常與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作為犯罪集團遂行詐欺犯罪之人頭戶，藉此躲避警方追查，並掩飾犯罪所得之來源及性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2月6日9時53分許，在松山火車站（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內，將其所申辦之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放置在該處置物櫃內，再將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密碼以LINE傳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宇博」之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提供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向附表所示之人施以附表一所示之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匯款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該款項與犯罪之關聯性。嗣附表所示之人察覺有異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二、案經彭俞穎、郭文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楊予葳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曾委由辯護人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本院卷第69頁)，惟於本院審理期日經詢明真意後，被告委由辯護人改稱就全部犯罪事實及量刑一併上訴(本院卷第115頁)，是本院審理範圍為原判決罪刑之全部。二、本件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檢察官及被告楊予葳及其辯護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具有證據能力。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上訴人即被告楊予葳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22、123頁），並據黃宗敏、彭俞穎、郭文鎮、莊曉娟於警詢中證述在卷（見偵字第12909號卷第29-30、 53-56、95-98頁，偵字第6588號卷第2至5頁），並有黃宗敏之轉帳截圖、通話紀錄、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彭俞穎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郭文鎮提供之交易紀錄、通聯紀錄、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本案帳戶之存摺存款明細表、莊曉娟之銀行資料、匯款紀錄在卷可參（見偵12909卷第2 7、31、35、47-49、59、63、101、105、111-113頁，偵字第6588號卷第6至13頁），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論罪：㈠、新舊法比較：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但修正後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同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係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核屬個案之科刑規範，已實質限制同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宣告刑範圍，致影響法院之刑罰裁量權行使，從而變動一般洗錢罪於修法前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本案被告之前置不法行為所涉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惟其宣告刑仍應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依上說明，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修正後新法之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 6月至5年。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被告行為時之11 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行為時法）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中間法）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裁判時法）「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本案被告犯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自白幫助洗錢犯行，然於偵查(含警詢)及原審並未自白，經比較行為時法（減輕其刑）、中間法及裁判時法（均不符減刑規定）結果，應認行為時之法律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 1月至5年，較有利於被告；至本案另適用之刑法第30條第2 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因不問新舊法均同減之，於結論尚無影響。依上開說明，應認本案應整體適用對被告有利之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規定。㈡、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提供本案帳戶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正犯使用，係對於本案詐欺正犯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資以助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㈢、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之幫助行為，供詐欺正犯詐騙附表各編號所列之被害人所用，使其等均陷於錯誤將受騙款項匯入本案帳戶，致分別受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金額之損害，堪認被告係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及數幫助一般洗錢罪，侵害不同之財產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一般洗錢罪之一罪。㈣、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922號移送併辦部分，被害人莊曉娟係受詐騙將款項匯入本案帳戶，併案意旨所指訴被告此部分幫助犯行，與檢察官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併予審究。　五、刑之減輕事由之審酌：㈠、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並未實際參與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為輕，為幫助犯，衡酌其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本案全部幫助洗錢犯行坦承不諱，應認被告就所犯幫助洗錢罪於審判中自白，爰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遞予減輕其刑。六、撤銷改判之理由：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幫助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本案被告犯行，同時幫助本案詐欺正犯詐欺附表一編號4所示被害人，並幫助該詐欺正犯就此部分犯罪所得為洗錢行為，係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且與起訴書所載犯行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未審究此部分併案犯行，認定事實即有違誤；又被告犯罪事實既有變動，且被告於本院已坦承犯行，並與附表二編號1-3所示被害人均達成調解（見本院卷第107頁），犯後態度亦有不同，並有前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之適用，原審量刑未及審酌，即無從維持。是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被告並就原判決「全部」上訴，已如前述，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正犯供犯罪之用之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便利詐欺正犯遂行詐欺犯行，並使詐欺正犯得以製造金流斷點，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致附表所示被害人求償無門，受有附表所示金額之損失，治安機關因此難以查緝犯罪，助長詐欺犯罪猖獗之所生危害程度，犯後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與附表二所示被害人等達成和解，並獲附表二被害人等陳明同意法院量處被告較輕之刑（見本院卷第108頁）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素行（並無前科，見卷附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陳明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作業員，要撫養母親，未婚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23頁）等一切情狀，改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㈢、沒收：　1.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對於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本條規定宣告沒收。又本條固係針對洗錢標的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然如有沒收過苛審核情形，因前揭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並未明文，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關於沒收之總則性規定。　2.被告將本案帳戶提款卡提供給詐欺正犯使用，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權限，惟此物品價值尚屬低微，復可隨時向金融機構停用，足徵縱予宣告沒收亦無以達成犯罪預防之效用，顯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亦非違　　3.就犯罪所得部分：卷內並無被告因提供帳戶而實際取得酬勞或其他利益之證據，難認被告因本案幫助犯行獲有不法利得，自無需就此部分諭知沒收或追徵。　4.就洗錢標的部分：被告係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而為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犯行，參與犯罪之程度顯較正犯為輕，且無從認定被告因本案實際獲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故難認被告終局保有洗錢標的之利益，且所為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是綜合本案情節，因認本案如仍對被告宣告沒收由其他詐欺正犯取得之財物（洗錢標的），難認無過苛之疑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洗錢標的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㈣、緩刑諭知：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並與附表二被害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堪認被告歷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並據附表二被害人等向本院陳明同意法院給予被告緩刑（見本院卷第108頁），檢察官亦於量刑辯論時對被告請求緩刑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4頁），因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另為督促被告遵守和解條件，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附表二所示其與被害人於調解筆錄之內容（見本院卷第107頁），支付其等和解賠償之款項。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若雯提起公訴，檢察官洪松標移送併辦，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靜姿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被害人實施詐術之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黃宗敏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6日16時42分許，致電黃宗敏，假冒不詳電商業者、中國信託銀行人員，向黃宗敏佯稱：誤設定為高級會員，須依指示操作以解除錯誤設定避免扣款云云，致其因而陷於錯誤，爰依指示匯款。 111年12月6日17時26分 20,088元本案帳戶 111年12月6日17時40分 38,123元 2 彭俞穎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6日18時47分許，致電彭俞穎，假冒足部護理業者、中國信託銀行人員，向彭俞穎佯稱：因系統遭駭客入侵，須依指示操作避免扣款云云，致其因而陷於錯誤，爰依指示匯款。 111年12月6日19時19分 10,109元本案帳戶 3 郭文鎮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6日17時43分許，致電郭文鎮，假冒不詳電商業者及銀行人員，向郭文鎮佯稱：須提供帳戶資料及手機號碼，並告知雲支付之驗證碼以解除設定云云，致其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告知上開資訊，而遭詐欺集團透過金融卡雲支付匯款至其他帳戶。 111年12月6日18時18分 30,000元本案帳戶 4 莊曉娟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6日18時17分許前某時，以解除錯誤扣款之方式詐騙莊曉娟，致其陷於錯誤，匯款2000元至本案帳戶。 111年12月6日18時17分許 2,000元本案帳戶附表二(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450號調解筆錄): 一、被告願給付原告黃宗敏新臺幣（下同）壹萬元。其給付方法　　：自民國113年12月10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伍仟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前述款項由被告按期匯入調解筆錄記載之帳戶。二、被告願於114年2月10日前給付原告彭俞穎伍仟元。前述款項　　由被告匯入調解筆錄記載之帳戶。三、被告願給付原告郭文鎮壹萬元。其給付方法：自114年3月10 　　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伍仟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　　，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前述款項由被告按期　　匯入調解筆錄記載之帳戶。

2024-12-18

TPHM-113-上訴-1473-20241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