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聶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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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號上訴人即被告戴康旭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81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2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戴康旭(下稱被告)於本院陳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4、122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之犯罪事實、論罪（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之罪名等。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等，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有和解誠意，希望於和解賠償告訴人陳柏宏後，從輕量刑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宜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實際履行之狀況，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被告上訴後，自本院113年3月22日行準備程序後，即一再表明願與告訴人和解（本院卷第62頁）、期間於113年8月22 日審理時另表明：「10月份可以拿出新臺幣（下同）10萬元，剩下部分再給我一點時間」(本院卷第130頁)，惟迄113年 10月8日表示：「我…是想說跟其他被告各賠償5萬元，…我到 10月31日宣判前都沒有辦法賠償他」(本院卷第141頁)。是從被告與告訴人的溝通過程、約定賠償方案，及案發迄今已 3年餘，被告仍未成立和解來看，難認被告有盡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其犯罪後態度，與已達成和解賠償者顯有不同，就量刑部分應難對被告為有利評價。　㈢按和解乃係以犯罪為契機所生民事紛爭之解決合意，且可終止因犯罪所帶來之混亂狀態，於量刑上多得作為有利量刑因子，反面來說，未達成和解，且難認係因告訴人要求金額過高（或明顯不合理）所致，不僅難認有回復違法狀態、撫慰被害感情，更不足以減少（降低）違法狀態、有責性或特別預防必要性，於責任刑框架中，自難往較輕刑度區間偏移。考量告訴人所受傷害（本院卷第29頁），告訴人求償20萬元（本院卷第135頁），應尚難認為明顯過高或顯著不合理，惟自案發迄今已歷3年餘，被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相較於有達成和解賠償而言，難認有違法狀態已回復、被害感情已被撫慰，違法狀態、有責性或特別預防必要性更難認降低。因此，被告徒以「希望和解」為由，請求減輕其刑，應難認為有理由。　㈣依原審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於本案係立於首謀鳩集之角色，於犯罪結構中處於較為支配、倡議的地位（本院卷第29頁），相較於其他共犯（均量處有期徒刑7月，本院卷第22頁），原審量處有期徒刑8月，不僅對應「共犯量刑均衡」原則，更是對其不法侵害行為給予相應責任刑罰，適切發揮刑罰嚇阻犯罪、回復社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及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足見，原審量刑不僅無悖共犯量刑均衡原則，亦與行為責任原則無違，被告上訴請求量處較輕刑度，應難認為有理由。四、綜上所述，原審量刑，尚難認為不當，被告上訴仍執前詞求予輕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林碧玲　　　　　　　　　　　　　　　法　官　張健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雅君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01

HLHM-113-上訴-12-20241101-2

原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上訴字第6號上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 BR000-A109105A(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選任辯護人陳家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1 年度原侵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89號、第15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1至3(即不得易科罰金部分)之定應執行刑撤銷。二、上開撤銷部分，BR000-A109105A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三、其他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BR000-A109105A( 下稱被告)犯罪事實一㈠㈡㈢即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之量刑(含定執行刑)部分提起上訴，其他均不在上訴範圍(本院卷第17 、101、102、133、134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犯罪事實一㈠㈡㈢部分之量刑(含定執行刑)，不及於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公訴不受理等其他部分，至於審查原量刑部分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上訴意旨略以： (一)檢察官上訴部分：被告除原審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外，自民國109年11月間本案偵辦時起至原審最後一次審理時已逾3 年，均矢口否認犯行，其有充分時間可以面對錯誤、坦承犯行，亦未在告訴人甲女到庭證述、表示意見時勇於承認錯誤使甲女知悉，犯後態度非佳。甲女自幼與被告一同生活，卻因被告之家暴行為必須安置在外，被迫與母親及其他手足分離，返家後被告竟性侵甲女，又迫使甲女離家，甲女於原審亦稱希望可以與母親及手足一起生活等語，因被告之惡行，甲女難以返家，經此嚴重創傷後，根本無法接受被告，可知被告對甲女影響甚大，所犯加重強制性交罪之法定最低刑度為7年，原審就被告3次犯行均量處7年4月，量刑過輕，且應執行刑僅8年，未能充分反應被告之惡性及其罪責，而有裁量不當之違法，請將原判決撤銷，量處較重之刑度及較高之應執行刑。 (二)被告上訴部分：被告與告訴人甲女雖無親屬關係，但先前關係尚屬融洽，甲女稱被告為爸爸，自有印象以來家中即有被告記憶之存在，甲女其實很希望能與母親、手足一起生活，然因本案造成甲女與家庭間的疙瘩，若得以行修復式司法，對甲女未來與母親及其他家庭成員間之關係可能有所助益，應有修復之可能性與必要性。被告與甲女之母同居多年，一同養育7歲、13歲、15歲3名未成年子女，雖因本案導致家庭關係丕變，被告仍看重家人間情感，在審判期間仍積極努力工作賺錢，希可減輕家庭負擔，彌補對甲女之傷害。請審酌被告坦承不諱並深感懊悔，犯後態度良好，願盡其所能彌補甲女之損害及傷痛，請從輕量刑等語。三、本院之判斷： (一)處斷刑及宣告刑部分：　　　1.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⑴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01號判決意旨參照)。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與告訴人甲女、甲女之母共同生活多年(從甲女嬰兒時期起即同居，見原審卷一第98頁)，與甲女之母另育有3名子女，甲女並稱呼被告為爸爸(見偵字第389號卷第19頁) ，被告不知疼愛、保護甲女，竟為逞私欲，對甲女為3次加重強制性交犯行，實無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顯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迄今未獲得甲女原諒，亦未為任何賠償，參酌刑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立法意旨、本件侵害法益之嚴重性、被告之素行、主觀之惡性，兼衡刑法第 57條各款事項(含客觀犯行)、刑法第59條之立法修正理由 (應嚴定其適用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尚難認有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2.量刑之輕重，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4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於量刑時已經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卷內有利及不利被告之犯情因子及一般情狀因子加以裁量，核無逾越法定刑度之範圍、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或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事。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審酌悔悟態度，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自白之時間點、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並不得以被告緘默，作為認定態度不良之依據；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宜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實際履行之狀況，不得僅以是否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之約定為唯一依據，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定有明文。　3.本案自偵查至原審最後1次審理期日前，被告均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制性交犯行，待原審進行數次審理程序，交互詰問相關被害人、證人後，始自白犯行，並表達向甲女道歉之意 (原審卷二第185頁)，其既願意坦承犯行，就自白背景而言，難以否定其無一定程度的反省心，惟其自白之時點略遲，無法回復前已耗費之司法有限資源，且此為量刑之一般情狀因子，尚無須特別偏重此部分量刑因子而認被告應量處較高或較低之宣告刑。　4.甲女前於103年2月間即因被告不當管教而安置於機構，於10 7年6月結束，嗣於108年2月至109年9月間發生原判決犯罪事實一㈠㈡㈢之加重強制性交犯行，於109年11月2日經主管機關進行緊急保護安置(見他字第985號卷附臺東縣家暴中心第一類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調查報告、原審卷一第100頁被告筆錄、第381頁證人甲女之母筆錄)，且被告於109年3月間對甲女等人實施家庭暴力，經原審法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94號通常保護令(見偵字第389號卷附彌封卷第95頁)，可知甲女成長過程因被告施暴之故，長期無法回歸家庭與母親共同生活，發生本案後亦不得不再度離家，惟甲女此部分損害已經原審斟酌為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見原判決第5頁第17行)，如再過度強調，似有偏重單一量刑因子而未整體評價全部有利與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之疑義。　5.被告於原審雖表示希望當面向甲女道歉(原審卷二第182-185 頁)，但案發後至原審113年3月15日最後1次審理已經過3年多，被告一再飾詞否認犯行，對甲女明確表達希望被告不要在家裡、希望回到媽媽跟弟弟身邊，不想跟被告一起生活等情(原審卷二第112頁)，均未有何具體回應或作為；上訴後於本院雖請求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彌補對甲女之傷害(本院卷第103、107頁)，經甲女表示不願意進行修復式程序，亦不願與被告和解、見面(本院卷第111頁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無從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規定轉介進行修復，然參酌甲女年齡、成長經驗、本件創傷非輕及被告自偵、審以來實際無何具體作為等情以觀，甲女之反應實在情理之中。又決定責任刑範圍指標為該當犯罪行為本身，犯行後事由乃是犯罪終了後事由，原則上對於責任刑（幅度）應無何直接關係。但處罰犯罪行為根據既建構在該行為違法侵害法益，或紊亂法秩序，行為人犯行後之行為、態度，如有助於回復被侵害之法益，或被攪亂之法秩序，儘管已是事後之舉，仍應得認為足以減少過去犯罪行為之違法或責任程度，或與減少違法、責任有同等之價值。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自白認罪，並表示努力請求甲女原諒(本院卷第138頁、第140頁），但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之應訴態度、於原審審理時有多次機會得致力於（儘可能）修復本案所生損害，仍心存僥倖，飾詞否認犯行，進一步傷害甲女，延至本院審理時始坦認犯行（姑不論是否基於減輕刑責的打算動機），自白時點已明顯遲後，不僅不足以反映被告的反省悔悟之心，且因未有何損害填補行為（本院卷第139頁，此點並不可歸責於甲女），更難認足以減少過去犯罪行為之違法或責任程度，或與減少違法、責任有同等之價值，其犯行後態度對於量刑作用力應認甚為有限。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坦承犯行深表懊悔、願進行修復程序及彌補甲女等語，實不足予過高之評價，難以撼動原審之量刑基礎。　6.況原審於量刑時，已綜合被告對甲女加重強制性交之動機、手段、過程及所造之損害等犯情因子，及被告之智識程度、工作、收入、身體狀況、與甲女、甲女之母長期共同生活、另育有3子之家庭關係等一般情狀因子而為裁量，所處刑度位於處斷刑範圍內之低度區間，已兼顧量刑公平性與個案妥適性，自難指為違法或不當，且迄今量刑基礎並未變更，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均經原判決加以審酌，並無漏未評價或評價不當、錯誤之情，自不宜過度強調部分之量刑因子，遽認應量處較原審更輕或更重之刑。　7.基上，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犯罪事實一㈠㈡㈢部分各罪之宣告刑過輕，被告上訴意旨則認量刑過重云云，均非可採，應予駁回。 (二)定執行刑部分：　　　1.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 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具體而言，於併合處罰，其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自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5點及立法理由可資參照。　2.原審於定執行刑時，審酌被告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示各罪之行為態樣、各罪關係及所呈現被告之人格特性、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程度、所生危險、犯後態度，暨預防需求等綜合因素，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8年，固非無見。惟被告所犯3罪之犯罪時間分別為108年2月、9月、109年9月，時間並非密接，且侵犯甲女之性自主決定權，甲女受創甚深，被害情感強烈(參本院卷第129頁甲女書狀)，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可認3罪間之獨立性偏高，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低，依前揭說明，應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原判決未充分評價上情，所定執行刑尚嫌過輕。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審定執行刑過輕，為有理由，被告以前詞請求從輕定其應執行刑，尚屬無據，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一㈠㈡㈢定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3.茲審酌被告有贓物、違反自來水法、妨害家庭、侵占、竊盜等前科，素行非佳，遵法意識偏低；所犯3罪之被害人同為甲女，犯罪時間分別為108年2月、9月、109年9月，有相當間隔，地點均在住處，犯罪目的、罪質相同，手法略異，均侵犯甲女之性自主決定權，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低；並權衡所犯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反應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年齡、罹患疾病、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未來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情狀，綜合斟酌加重強制性交罪之規範目的，基於責罰相當、平等、比例等原則，在刑罰之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範圍內，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永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信旭　　　　　　　　　　　　　　　法　官顏維助　　　　　　　　　　　　　　　法　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以藥劑犯之。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八、攜帶兇器犯之。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01

HLHM-113-原侵上訴-6-2024110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35號上訴人即被告黃姵妤選任辯護人李美慧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151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99號、第4017號、第4 378號、第4984號、第53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黃姵妤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黃姵妤(下稱被告)明示僅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他部分均不上訴(本院卷第66、132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沒收等其他部分。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承認犯罪，原審未適用民國112年6 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應有未當，請求從輕量刑。被告願盡最大努力以每月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方式分期賠償被害人，且被告未有犯罪前科，未婚，扶養1名年僅3歲之子女，倘入監服刑，年幼之未成年子女即失所教養，恐未收教化之效，先受與社會隔絕之害，經此偵審教訓，被告已知警惕，請求予以緩刑宣告等語。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被告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前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條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條文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移至同法第 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比較修正前後規定，以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即偵查『或』審判中有自白，即得依本條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否認犯行，於本院自白犯行(本院卷第67、135頁)，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故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二)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依法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院自白犯行，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原審未及審酌，被告上訴請求依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素行尚佳。　　　　　　2.1次提供3個金融帳戶資料予詐騙成員(本案被害人被騙款項匯入其中2個帳戶)，助長詐欺犯罪猖獗，造成被害人求償困難，但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犯罪手段之強度較低；自述為辦理貸款之犯罪動機、目的，獲有犯罪所得2萬4 031元之金額。　3.本件被害人數為5人、被詐騙及洗錢金額合計約270萬餘元( 不含後述五、退回併辦部分)，犯罪所生危害非輕。　　　　4.上訴後於本院坦承犯行，已依修正前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且其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上訴後始自白犯行，自白之時點較遲，而其資力非佳，上訴後表示願意每月賠償被害人共1萬元(本院卷第67頁)，並與被害人張鴻輝成立調解，內容為賠償張鴻輝18萬元，給付方法為自113年9 月起，於每月底以前各給付2千元，有原審法院113年度東司簡調字第156號調解筆錄可按(本院卷第123頁)，依其所述賠償方案及調解筆錄內容，對被害人損害回復程度實屬有限，且未能與其他被害人達成和解，其犯罪後態度尚難給予過高之評價。　　　　5.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未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在賣伴手禮，月薪約3萬5千元等工作、家庭、生活及經濟( 原審卷第99頁、本院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　6.爰綜合本件犯情因子及一般情狀因子，量處被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一)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係指法院需審酌刑罰目的並考量行為人與行為之所有情況，基於一般預防功能與再社會化作用等因素為綜合評價，所為之裁量決定，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目的，且受法律秩序理念所規範，不得違反比例、平等原則。又「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不宣告緩刑為宜：（一）犯最輕本刑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二）犯罪行為嚴重侵害個人法益、影響社會治安或國家利益。（三）斟酌被告性格、素行、生活經歷、犯罪情狀及犯後之態度，足認有再犯之虞或難收緩刑之效。」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7點定有明文。 (二)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本件所犯固非最輕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惟參酌本案之犯罪情狀(1次提供 3個金融帳戶)、性質、類型(助長詐欺犯罪猖獗)、被害人多達5人，所受損害非輕等情，已難謂其犯罪行為非嚴重侵害個人法益；被告犯罪後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罪，上訴後雖自白並表示願意賠償，並與被害人張鴻輝成立調解，但損害回復程度不高，難認已經給付合理賠償，亦未能與其他被害人達成和解，獲得宥恕；參酌被告之刑期不長，尚得易服社會勞動，自述小孩之父為軍人，有穩定薪水可以共同扶養照顧小孩(參本院卷第67、137頁)，對其家庭影響非鉅，故綜合被告犯罪情狀、素行、經歷、犯罪後應訴態度、賠償修復努力度、刑罰預防功能等情，難認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尚非可採。　　五、退回併辦部分： (一)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239號移送併辦意旨略以：被告於112年4月19日前之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國泰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予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魏俊杰」、「曹德民」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月8日前之某時，對被害人丙○○施行詐騙，致董碧珠於112年4月19日受騙匯款188萬元至國泰帳戶，旋遭轉出一空，與原審判決被告有罪之犯罪事實，係於同一時地提供同一帳戶予他人，而造成數被害人遭詐騙之結果，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屬裁判上一罪，為起訴效力所及而移送併案審理等語(見本院卷第57-59頁)。 (二)按上訴係對下級審法院判決聲明不服而請求上級審法院救濟之方法，是否不服暨其不服之範圍，自以當事人之意思為準。倘僅被告明示祇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對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亦即檢察官並無請求第二審法院變更第一審判決之意思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立法意旨，關於量刑之一部上訴案件，已立法制約第二審法院就事實重為實體形成之權限。故第二審法院在僅由被告單方開啟並設定攻防範圍之第二審程序，應僅就量刑事項具有審查權責，不得擴張審理範圍至當事人俱未聲明不服之犯罪事實部分，縱令檢察官於被告上訴第二審後，另行主張有與起訴事實具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事實而移送第二審法院併辦，亦不得併予審理，以尊重當事人一部上訴之權利行使，始與法律增訂一部上訴之立法意旨相適合，避免被告受突襲性裁判，或因恐開啟不利於己之第二審程序，以致猶豫是否撤回上訴，而不當干預其訴訟基本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85號）。本案被告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依上開說明，縱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與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亦不得併予審理，故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妍荻提起公訴，檢察官聶眾、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信旭　　　　　　　　　　　　　　　法　官顏維助　　　　　　　　　　　　　　　法　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1-01

HLHM-113-金上訴-35-2024110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竊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0號　　　　　　　　　　　　　　　　　　 113年度上易字第41號上訴人即被告楊宗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黃子寧律師上列上訴人因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45號、第175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157至161號；追加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8105號、113年度偵字第1267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二㈡、犯罪事實一㈣量刑（宣告刑）部分暨定應執行刑（包含得易科及不得易科罰金者）部分均撤銷。楊宗諺犯踰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冷氣機（含室外機）六台、液晶電視機十二台、監視器四組（包含主機）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撤銷量刑（宣告刑）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㈣部分），楊宗諺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餘關於量刑之上訴均駁回。　　犯罪事實一、楊宗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竊盜犯意，於民國11 2年6月中旬，行經花蓮縣○○鄉○○村○○000號莊景嵂所有，已停止營業之○○民宿前時，見未有人在內且窗戶未鎖，竟踰越該民宿鐵窗進入屋內，徒手竊取莊景嵂所有並安裝在民宿房間內之冷氣機6台（含室外機）得逞；兩日後某時許，承前加重竊盜犯意，以同一方式進入民宿內，接續徒手竊取莊景嵂所有並安裝在民宿房間內之液晶電視機12台、監視器4組（包含主機，起訴書漏載，應予補充）得逞後離去。二、案經莊景嵂訴由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案上訴人即被告楊宗諺（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明示僅對原判決犯罪事實二㈡及其餘各罪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26、163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犯罪事實二㈡及其餘各罪關於量刑部分。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6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㈡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莊景嵂於警詢時所為指訴相符（吉警偵字第1110030029號卷第16至18頁），並有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現場勘察紀錄表、○○民宿遭竊現場照片暨花蓮縣警察局112年9月11日花警鑑字第1120048272號函所檢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關於在○○民宿被竊現場1樓、2樓房間內採取之菸蒂及檳榔渣鑑定書（經鑑定與被告DNA型別相符）各1份（前揭警卷第9至15、19至26頁）在卷可稽，足徵被告之自白確係出於其自由意志所為，應可信實。二、論罪科刑及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關於上開犯罪事實論罪科刑及撤銷改判部分：　⒈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謂「越」，指踰越或超越，祇要踰越或超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之行為使該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喪失防閑作用，即該當上開規定之要件。查被告打開○○民宿窗戶，由窗戶越入該民宿（該時民宿已停業，無人居住）內行竊，該窗戶用以分隔民宿建築物內外，具有防盜防閑之功能，被告所為自屬踰越窗戶竊盜犯行。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犯行係犯普通竊盜罪，容有未洽，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無礙於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⒉核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窗戶竊盜罪。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問：為何第一次沒有〈全部〉拿走，要隔兩天？）贓物很大台，我沒有辦法一次搬走。（問：所以就分兩次搬？）是。（問：你如何到達○○民宿？）騎機車到。（問：你的意思是機車無法一次載走，所以分兩次載？）也算啦！…（問：第二次你用什麼載電視機、監視器？）我也是騎機車，用機車拖。機車後座有拖車，我第一次沒帶那個拖車，第二次有帶。」等語（本院卷第16 8、169頁），可知被告係因所騎乘的是機車，加上贓物甚多，體積又大，無法一次竊取搬運，始分2次進行竊盜，亦即在2天後，又騎著機車後置拖車前往○○民宿，以同一方式進入該民宿，搬運第一次未及竊取之電視機及監視器等物。是被告上開竊盜行為，係在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兩次竊盜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割，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應論以接續犯一罪即足。　⒊被告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本院102年度聲字第21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5月確定，並於109年10月29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1年10月2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59至89頁），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犯罪事實與此部分犯罪事實均為竊盜案件，且於執行完畢後數月，即再犯本案竊盜罪，可徵被告主觀惡性非低、刑罰反應力未足，如加重其法定最低度刑，尚不至於使「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及刑法第47 條第1項，加重其法定最高及最低度刑。　⒋依上所析，就被告所犯原判決犯罪事實二㈡部分，論以接續犯包括一罪，較為合理。原審就此認應成立踰越窗戶竊盜罪2 罪，並予分論並罰，尚難認為允洽，此部分被告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⒌爰以行為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己力正當賺取財物，竟貪圖私慾，以犯罪事實所載之手段，竊取他人財物，不僅侵害他人之財產權，更影響社會治安；雖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但尚未對告訴人賠償，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失；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竊取之手段、所生危害、竊取財物之價值非微，及其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學歷、工作、家庭經濟（原審卷第195至19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⒍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犯罪所得之沒收，目的係著重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而犯罪所得之認定，係以「犯罪前後行為人整體財產水準的增減」作為標準，應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時」所得之利益，其後該利益之減損或滅失，並不影響應沒收之範圍（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3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意旨參照），是如被告將違法行為所得之物變價為其他財物，如變價所得超過原利得，則逾原利得之變價額部分，自屬變得之財物；如變價所得低於原利得（即如賤價出售），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獲有原利得之既存利益，並不因就已取得之原利得為低價變價之自損行為而受有影響，仍應以原利得為其應沒收之不法利得，以防僥倖保留或另有不法利得。被告於原審審理中雖供稱，本次犯行所竊得冷氣機（含室外機）6台、液晶電視機12台、監視器4組（包含主機，起訴書漏載，應予補充），業經變賣獲得新台幣（下同）12,000元，然其變賣之金額與該等財物價值相去甚遠，要難逕以被告所稱之變價所得作為其本次犯罪所得，仍應宣告沒收被告所竊得之原物。是被告所竊得之冷氣機（含室外機）6台、液晶電視機12台、監視器4組（包含主機），均屬於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依前揭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關於原判決犯罪事實一㈣量刑（宣告刑）撤銷改判部分：　　　關於被告與告訴人林聖翔已達成調解，並給付1萬元予告訴人林聖翔，告訴人林聖翔亦表示其餘請求拋棄，有調解筆錄 1紙附卷可佐（原審卷第255頁、本院卷第19頁），原審於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時，對此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漏未審酌，被告就此部分量刑之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此部分宣告刑撤銷，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關於一併撤銷原審就得易科罰金數罪及不得易科罰金數罪所定應執行刑部分：　　查原判決犯罪事實一㈣部分之宣告刑既經本院撤銷改判，則原審就得易科罰金之數罪所定應執行刑，基礎業已鬆動；又被告在○○民宿所犯之加重竊盜罪，業經本院撤銷改判為接續犯之包括一罪，並量處有期徒刑10月，原判決關於不得易科罰金之數罪所為定刑基礎同時鬆動，因各罪宣告刑與所定執行刑有連動相隨關係，爰將上開兩部分之定執行刑一併撤銷。又因被告另犯他案竊盜罪，現仍於本院審理中（113年度上易字第63號），是其定刑基礎日後應有所變動，爰不就被告本案所犯各罪定應執行刑，待另案確定後，由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並此敘明。三、其餘量刑上訴駁回部分　　被告並對其他5罪之量刑提起上訴，請求考量被告並非不和解賠償，而是其他告訴人、被害人未出席和解，不能歸責於被告，且被告竊得財物價值甚微，多為數千元而已，目前已有正當工作，尚有年邁母親需扶養，女友亦懷孕，請從輕量刑云云。然查此部分業經原審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而予以妥適量刑，並無量刑事實誤認，漏未評價或評價錯誤之情，量刑亦多落在低度刑區間，被告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被告上訴後，檢察官聶眾、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林碧玲　　　　　　　　　　　　　　　法　官張健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雅君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01

HLHM-113-上易-40-20241101-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02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聶眾被告龔文俊林誠觀共同選任辯護人黃明展律師張厚元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原選上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0、114、119、1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均論處被告龔文俊、林誠觀（下稱被告2人）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刑及為相關沒收宣告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2人無罪。已詳敘所憑依據及理由。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龔文俊贈送之豬頭及受傷的豬隻是有價值之物，足以影響一般人之投票意向： ⒈受賄者之投票意向是否受影響，非全然取決於賄賂物品之「市場價格」或「交易價格」，仍應一併考量該受賄者之經濟社會地位、生活習性、價值觀念及個人條件，判斷該賄賂物品對其是否具「使用價值」，是否足以改變其投票意向。　⒉依證人即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雅勝公司）總經理許嘉麟之證詞，龔文俊提出之花蓮縣肉品運銷合作社（下稱花肉社）報價單記載豬頭為新臺幣（下同）零元，係因雅勝公司於民國111年疫情時人手不足，無法替蓮貞牧場處理豬頭所致，實際上豬頭正常批發以秤重計價。另依證人范清貴、證人即玉里洛合谷（福音）部落（下稱福音部落）副頭目劉信和之證述，1顆豬頭市價4百元至5百元左右。況小吃店或滷味攤須向他人購買豬頭，依一般社會大眾通念，市面上販售的豬頭均有相當價額。足認龔文俊贈送劉信和之豬頭，屬有市場價格及使用價值之物。 ⒊龔文俊縱因企業經營成本、交易問題，主觀認定豬頭無價值。惟物品之使用價值，仍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為判斷，非以龔文俊之主觀認定之價值為據，且只要是候選人所贈送之物對社會大眾而言有相當價值，會影響投票意願，即應構成賄賂。 ⒋由證人王素蕙之證詞及龔文俊之供述可知，龔文俊只會將不良於行及外傷死亡還可食用之豬隻送人。因細菌、病毒感染或受傷發炎之豬隻，則直接安樂死後燒掉。龔文俊贈送之豬隻僅係受傷，並非染疫或有衛生上疑慮，食用價值與在市場買的豬肉無異。而劉信和從事資源回收業，每月收入僅1萬2 千元，復有能力宰殺、處理受贈之豬隻、豬頭，分享部落親友、鄰居。依其職業、社經地位及生活習性，龔文俊贈送之豬頭、豬隻均具使用價值。　⒌花蓮地區於110年、111年間均有未達75公斤之豬隻入場屠宰並販賣，況龔文俊用以行求、交付之豬隻縱無法入場屠宰或依○○市○○路進行販售，亦不影響其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行求、交付賄賂罪之要件。 ⒍無法以客觀市價判斷之物，並非即無價值。斃傷豬絕非政見發表、選舉造勢等場合中所發送，供加深選民對於候選人印象或拉抬聲勢之文宣贈品可比擬，客觀上確有加深、動搖投票權人投票意向，符合「不正利益」之要件。 ⒎原判決認龔文俊贈送之豬隻及豬頭價值輕微或無價值，而不足以影響劉信和及證人即玉里瑟冷部落頭目陳修福（下或稱劉信和等2人）之投票意願，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又龔文俊贈送豬隻予劉信和等2人，非作為「祭典」或「婚事」之用。詎原判決竟臆測：龔文俊贈送未經處理過之斃傷豬，不無可能被認為不禮貌、不尊重、輕視該人選票價值而引人反感，被告2人以斃傷豬作為賄賂而賄選之可能性不高，以及劉信和拿到豬頭及腳受傷之豬後，係與親朋好友一同宰殺、分享，與一般行、受賄者遮掩不欲人知之情有異，倘若親朋好友懷疑或得知龔文俊以原須廢棄之物作為行賄劉信和或族人之對價，是否易引人嘲笑，或以為龔文俊不重視劉信和或族人，致引起反感而得不償失，尚難單以劉信和之經濟狀況遽認此等物品足以動搖劉信和之投票意向等情。不但違反經驗法則，並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違誤。　㈡被告2人具有行賄之主觀犯意，且交付賄賂行為與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具有對價關係：　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賄選罪，客觀上以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為要件。是否屬於對價關係，應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如具有相當對價關係，其係以假借餽贈、走路工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均非所問。又此等法律禁止之行為，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金錢多寡，因選舉種類、局勢、收賄者影響力等節而有不同，亦無所謂市價或行情之絕對標準。　⒉劉信和於111年7月3日21時44分對龔文俊表示：「剛好阿忠在這邊聊，問我說你的鎮長是誰，我說都然是『豬』阿。」、「我跟你講，『豬（阿美族語）』，我們這邊沒問題啦，安啦。」提及「豬」與鎮長選舉之關係，足證劉信和收受豬頭及豬隻後，以電話表態支持龔文俊，益徵龔文俊之贈與行為與劉信和之投票權行使具有對價關係。且劉信和於偵查中曾表示拿了人家的東西如果沒有投他會覺得很內疚，覺得心裡怪怪的等語。另由劉信和之證詞，可知劉信和斯時擔任福音部落副頭目，負責該部落除婦女業務以外活動，並擔任活動主席，具有一定人脈及影響力，並非一般普通選民。被告2人卻於龔文俊宣布參選後贈送有使用價值之物予劉信和，若非存有藉以換取劉信和投票支持，並協助於部落內拉票之意思，孰能置信？被告2人於贈送豬頭、豬隻給劉信和時，縱未明言請劉信和於鎮長選舉中投票支持龔文俊，仍具有對劉信和行求賄賂、約使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故意，且與劉信和達成默示之意思合致，客觀上更已足以動搖或鞏固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而干擾、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行為。劉信和於第一審改稱：其覺得被告2人給其豬頭、豬隻與選舉無關等語，與偵查中之證詞不符。且第一審勘驗劉信和之偵訊錄影光碟結果，劉信和係自行陳述收受物品是否與選舉有關及收受豬頭之價格，並無劉信和所指遭檢察官逼問或要求照著提問回答之情況，足認劉信和於第一審異於偵查中之證述，應係顧忌與被告2人間之情誼或其他因素，與事實不符。劉信和於偵查中之證述，較為可採。原判決竟認劉信和於警察人員詢問（下稱警詢）、偵查中所稱龔文俊給其豬頭或豬隻與選舉有關一節，或稱「應該是吧」、「我認為」、「我知道」等語，顯然為劉信和個人意見或主觀臆測之詞。不但違反證據、論理法則，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⒊原判決雖依憑證人王素蕙、林阜廣、莊仁按、林聖雄、林世政、姜學文（下稱王素蕙等7人）之證詞，認定龔文俊在選舉前即經常性地將斃傷豬隻贈送他人，且贈送時點非在選舉活動期間，受贈之人亦未限定為玉里鎮鎮民，期間更長達數年之久等情。然王素蕙等7人均為龔文俊親友，且贈送之時間均為在111年前。而龔文俊與劉信和並無特別交情，龔文俊先前亦未曾贈送豬頭、豬隻給劉信和，卻於宣布參加玉里鎮鎮長選舉後，特地透過林誠觀告知劉信和可向其拿取豬頭、豬隻，顯與龔文俊先前將斃傷豬餽贈予熟識友人、公益團體，有所不同。且龔文俊贈送之物品除豬隻外，尚包括完整豬頭，原判決將豬頭與斃病豬混淆，認定事實有誤。況縱認龔文俊平日確有將傷殘豬隻贈送親友，然此與選舉賄賂罪尚非不能並存。龔文俊在選舉前，為求選民投票支持，而贈送傷殘豬隻予選民，依社會通念，已足以影響選民之投票意願時，仍應成立賄選罪。又龔文俊決定參選後，擇定先前未曾（或甚久前曾）送過豬隻且具社會影響力之劉信和、陳修福，依序贈送豬頭及重達78公斤之腳受傷豬隻、重達120公斤因閹割失血死亡之豬隻及重達90公斤之腳受傷豬隻。龔文俊並對陳修福表示：「很漂亮，都是肉」。依其贈送之時間、對象及物品，確與選舉有關。被告2人顯非基於幫助弱勢、惜物愛物之主觀意圖，而係藉贈送上開物品行賄劉信和等2 人支持龔文俊。再者，觀之被告2人於111年5月20日18時45 分之通訊監察譯文，龔文俊在得知贈送成功後，即向林誠觀表示：「因為現在疫情嚴重，我們比較不能跑，但是如果你需要我過去就聯絡電話，需要你那地方能夠更擴展下去，好不好？」可見被告2人具有行賄之主觀犯意，且所為已影響劉信和之投票意願（陳修福則因擔心惹上選舉官司而設法婉拒），足認被告2人之交付賄賂行為與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具有對價關係。　⒋黃秋妹雖證述龔文俊要贈送斃傷豬予其等語。惟觀之龔文俊與黃秋妹於111年6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黃秋妹：「那個里長說他後天才有空。」龔文俊：「他有要嗎？」黃秋妹：「對。」龔文俊：「好在妳有打電話，不然我想說妳沒那個就要問林誠觀他們那邊的……」），足見龔文俊係基於選舉之目的，欲將豬隻贈送某不知名里長（此部分不在起訴範圍），而非龔文俊要贈送黃秋妹斃傷豬。黃秋妹上述證詞不實。原判決援引黃秋妹之證詞，認龔文俊所為與平時處理斃傷豬之模式並無不同，非基於選舉之目的而為，有違論理法則。 ⒌證人劉昌宇於原審法院民事庭當選無效訴訟審理時雖證稱：這些受傷豬都是自我掩埋或就地焚化，沒有食用價值，有些人會拿來飼養蒼蠅，授粉果樹之用等語。惟劉昌宇並不清楚本案案情、所送豬隻為何，且所述與卷內資料顯示傷殘豬隻多送給親友食用一情不符。原判決援引劉昌宇之證詞，有違經驗、論理法則。　⒍選民在得知有賄賂可取而主動聯絡候選人索取，尚非不可想像。又豬頭或傷殘活豬之保存及處理（宰殺）均需一定之準備及條件，劉信和準備後再向被告2人等拿取豬頭或傷殘活豬，與常情相符。另龔文俊經營養豬場，豬頭係慣常產出之物，不存在無法提供之情況。況劉信和證稱：「被告龔文俊那邊有猪頭和猪隻可以拿都是被告林誠觀跟我說的，猪頭是在我去拿的前1個月跟我說，猪隻則是在去年（即111年）林誠觀跟我說的，不過何時說的我忘記了……」足見係被告2人提出賄賂之要求後，雙方達成期約，劉信和再向被告2人拿取，與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之構成要件相符。此外，劉信和與龔文俊並非熟識，若非林誠觀是龔文俊樁腳，劉信和知悉龔文俊要參選，林誠觀承龔文俊之命先向劉信和行求賄賂，劉信和豈會主動向龔文俊索取有相當價值之豬頭2顆。且觀之上述龔文俊與林誠觀於111年5月20日18時45分之通訊監察譯文，益見龔文俊藉由林誠觀引介，以贈送豬隻、豬頭之方式博取原住民部落對其選情之支持。原判決竟以：龔文俊並未預期會有選民要拿豬頭，亦未預留以供選民拿取，於得知副頭目要豬頭後，係表示須待詢問後才能確定有無，顯非一定可以贈送，此與一般候選人有意賄選時，應會事先預備用以賄賂之物，以便隨時提供選民、討其歡心者有異。龔文俊既事先不知亦不確定有選民要拿取或尚有無豬頭可供贈送，以此不確定之方式對選民進行賄選，效益不大，且倘若無法提供，對主動提出要求之選民而言，可能覺得未被重視而產生反效果等情，認定劉信和未聯想到選舉之事，有違經驗、論理法則。　⒎細觀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三之㈢、㈣之通訊監察譯文（龔文俊：「是，後來副頭目那個有拿到嗎？」林誠觀：「有有有。」龔文俊：「有齁，那豬頭應該一些大腸還是什麼給你。」、龔文俊：「你之前有在講」林誠觀：「今天叫他們去抓看看」），可見龔文俊知悉豬頭交付之對象係劉信和，且先前林誠觀即曾告知龔文俊要送豬隻予劉信和，林誠觀始會叫劉信和去拿取豬隻。又由林誠觀之證詞，可知林誠觀在得知有人要受傷豬隻後，即會通知龔文俊，再由龔文俊交代員工交付給該特定人，龔文俊事前即知悉豬隻流向。再者，活豬之載運及宰殺均需要一定之工具及準備，龔文俊先行詢問林誠觀「不知道你要不要」，與常情無違。詎原判決竟認：龔文俊於警詢時所為其不知道林誠觀會轉送豬隻給哪些人，且把腳受傷的豬隻送給原住民當禮物，是不尊重的行為，反而會引起反效果，其無意贈送腳受傷的豬隻以尋求原住民部落選票支持之供述，與附表三之㈣之通訊監察譯文顯示，龔文俊是詢問林誠觀要不要，並非問是否有人要豬隻等語相合。龔文俊所辯附表二編號2豬隻之贈送對象為林誠觀一節，似非無據。龔文俊是否欲透過林誠觀以附表二編號2之物向劉信和行賄，亦屬有疑等情。不但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並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違誤。　⒏陳修福於偵查、第一審證稱：龔文俊在本案前最後一次找其處理豬的事情，大概是在110年1月或109年12月間。此次龔文俊要其帶回去自己殺，其不需要豬，就叫王天送去處理。龔文俊在電話中說：「催一下」，是要其幫忙他選舉的事，他知道其係部落頭目所以請其幫忙催票。其於調查人員詢問（下稱調詢）時所述猜測龔文俊想要選舉，所以有意用處理生病豬隻的名義來拉攏其和部落族人，其當時怕這樣違法，擔心選舉牽扯到其，才沒有收豬隻部分是實在的等語。足見龔文俊餽贈豬隻予陳修福時，已談及選舉之事。陳修福未收受該弊傷豬，係因擔心有賄選疑慮。又陳修福有豐富從政及選舉經驗，依其自身經驗指稱龔文俊贈送豬隻與選舉有關，係基於自身體會及經驗而為之判斷，足資認定被告2人有賄選犯意。再者，依證人王天送於偵查、第一審之證述，先前 7、8次龔文俊都是直接聯繫王天送前往拿取病豬，卻於此次選舉前多次聯繫陳修福前往拿取豬隻，益徵龔文俊係以比較好之豬隻行賄陳修福，其行賄對象為陳修福無疑。詎原判決竟認：陳修福於調詢、偵查中所述猜測跟選舉有關一節，為個人主觀臆測之詞。復認：龔文俊是否可能以斃傷豬隻對陳修福行賄、是否足以改變陳修福之投票意向，均屬有疑。陳修福證述龔文俊是託其聯絡可收傷殘豬隻之人一節，尚非無稽，難憑陳修福於調詢、偵查中所為其猜測龔文俊想要選舉，有意用處理生病豬隻的名義來拉攏其和部落族人之證述，逕認龔文俊有以附表二編號3至5之豬隻對陳修福行賄之意思等情。不但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等語。　四、惟查：　㈠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是否屬於對價關係，應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　㈡原判決已經審酌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資料，認定不能證明被告2人有起訴意旨所指對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之犯行。並對如何為下列認定，均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亦未違反經驗、論理法則：　⒈被告2人是否基於行賄之犯意而行求或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劉信和等2人，尚屬有疑：　⑴由劉信和警詢、偵查及第一審之證詞，可知劉信和於警詢、偵查中就收受附表二編號1、2之物是否與選舉有關一節，所述反覆不一，且於第一審明確否認與選舉有關，而劉信和於警詢、偵查中所稱龔文俊給其豬頭或豬隻與選舉有關一節，或稱「應該是吧」、「我認為」、「我知道」，顯為劉信和個人意見或主觀臆測之詞，並非被告2人曾與劉信和談及或明示、暗示收受附表二編號1、2之物後應支持、投票予龔文俊，或有何具體互動使劉信和為上開判斷，自難依憑劉信和於警詢、偵查中前後不一及臆測之詞，或主觀認為如果沒有投給龔文俊，會覺得心裡怪怪的，逕認被告2人有以附表二編號1、2之物行賄劉信和之犯意。參以附表三之㈠至㈢之通訊監察譯文中，林誠觀對龔文俊稱：「老大，還有一件事，副頭目要2個豬頭。」龔文俊表示：「我要叫他留」、「我先問一下，他們最近都（語意不詳）學院拿去」可知，龔文俊並未預期會有選民要拿豬頭，亦未預留以供選民拿取，須待詢問後才能確定有無，與一般候選人事先預備賄賂之物，討選民歡心者有異。且以此方式賄選，效益不大。又龔文俊於翌日詢問林誠觀後來劉信和是否有拿到豬頭，可見龔文俊之後並未積極聯繫劉信和，藉機拜票以鞏固選票，且林誠觀亦未言及交付豬頭予劉信和時，有何提醒於選舉時支持龔文俊等情，難謂被告2人有以交付附表二編號1之物而約使劉信和投票予龔文俊之情。至附表三之㈢通訊監察譯文中，被告2人雖談及需林誠觀「更擴展下去」，然應非指以豬隻行賄之方式擴展選票，自難以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推認被告2人有以附表二之物行賄之犯意聯絡。再者，龔文俊於警詢時所為不知林誠觀會轉送給哪些人，其無意以贈送腳受傷的豬隻尋求原住民部落選票支持之供述，與附表三之㈣之通訊監察譯文顯示，龔文俊是詢問林誠觀要不要，並非問是否有人要豬隻相合。對照附表三之㈢之通訊監察譯文中，龔文俊表示「應該一些大腸還是什麼給你」。附表二編號2豬隻之贈送對象似為林誠觀，則龔文俊是否欲透過林誠觀以附表二編號 2之物向劉信和行賄，亦屬有疑。　⑵觀之陳修福於調詢、偵查及第一審之證詞，陳修福於調詢、偵查中所述猜測與選舉有關一節，為其主觀之臆測，並非龔文俊有何明示或暗示之舉止。又陳修福關於龔文俊於111年6 月13日與其通話前，是否有聯繫陳修福處理豬隻之證詞，雖非一致。然參照附表四之㈠之通訊監察譯文中，龔文俊告知陳修福是否要腳痛之豬時，陳修福不假思索表示今天年輕人都上班，陳修福於第一審證述先前龔文俊即曾聯繫陳修福處理豬隻，應非事後廻護龔文俊之詞。另陳修福自述曾擔任玉里鎮民代表、花蓮縣議員，經濟狀況小康。龔文俊為蓮貞牧場實際經營人，有諸多健康豬隻可宰殺，以陳修福之社經地位，龔文俊是否可能以斃傷豬隻對陳修福行賄、是否足以改變陳修福之投票意向，均屬有疑。況龔文俊於111年6月13日通訊監察譯文中詢問陳修福是否要傷病豬隻未果後，衡情應無甘冒引人反感之嫌，一再以附表二編號4、5之斃傷豬欲行賄陳修福之理。是陳修福證述龔文俊是託其聯絡可收傷殘豬隻之人一節，尚非無稽，難憑陳修福於調詢、偵查中所為猜測龔文俊想要選舉，有意用處理生病豬隻的名義來拉攏其與部落族人之證述，逕認龔文俊有以附表二編號3至5之豬隻對陳修福行賄之意思。再者，由王天送於偵查、第一審之證言，可知龔文俊在非選舉活動期間亦曾詢問過王天送是否需要傷殘豬隻，且王天送係基於若能食用不吃可惜的心態才收受豬隻。　⑶由王素蕙等7人之證詞，參以龔文俊與黃秋妹於111年6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及附表四之㈢、㈣龔文俊對陳修福稱：「你看看在跟我聯絡，不然我要找別人」、「我已經找人處理了」，足知蓮貞牧場內斃傷豬隻之處理方式，向來都是以贈送他人或焚燒方式為之，且已持續多年。龔文俊於選舉前即經常性地將斃傷豬隻贈送他人，且贈送時點非選舉活動期間，距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仍有相當時間，受贈人亦未限定為玉里鎮鎮民，期間更長達數年之久，受贈人或食用，或飼狗，或養蒼蠅等用途不一，則龔文俊於111年5、6月間贈送豬頭、傷殘豬隻予劉信和，及於111年6、7月間欲贈送傷殘及因閹割失血死亡之豬隻予陳修福，與其平時處理斃傷豬隻之模式並無不同，尚難僅因時間與選舉投票日相近，即推認被告2人係基於選舉目的為之。　⑷由劉昌宇、王素蕙、許嘉麟之證述、卷附花蓮縣政府112年11 月20日函，及附表四之㈢通訊監察譯文中，龔文俊對陳修福稱：「你看看如果有確定要，要趕快跟我講，因為牠腳痛不會吃，會一直瘦下去」，可知斃傷豬容易腐敗，處理耗費成本且有時效性，倘贈與有需要之人，實屬互利之行為。龔文俊將斃傷豬贈與願意收受之人，實難排除係基於賄選以外之動機、目的而為。　⑸依雅勝公司與花肉社購買分切過後豬肉品之明細表可知，110 年間豬頭之價格僅1公斤30元，至111年12月間豬頭已不計價，足證分切後豬頭2顆，於疫情期間應無價值或價值甚微，自不能與非疫情期間豬頭之市場價值相比。又依（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所提供之屠宰場衛生標準作業程序書第4.1.1.5條規定，僅「活體毛豬」才能送驗收後進行屠宰，若豬隻於豬場内死亡，根本不能送屠宰也就不能販賣。另依農委會毛豬111年6月至12月行情查詢，亦可知進入肉品市場之規格豬為95公斤以上，則龔文俊贈與劉信和或欲贈與陳修福之重量未達規格之附表二編號2、3之斃傷豬隻，與市場上一般豬肉價值顯然有別，無從以市售豬肉價格計算斃傷豬隻之價值。斃傷豬及附表二編號1之豬頭於111年間，均不具市場交易價值或價值甚微。被告2人所稱斃傷豬隻不能送屠宰場，且不予汰除可能會形成疫病破口，對蓮貞牧場而言屬無價值之物，應非無稽。　⑹綜上所述，由前揭通訊監察譯文及劉信和等2人之證詞，可知被告2人並未事先達成以附表二編號1、2之物行賄之犯意聯絡，且被告2人提供附表二之物時，均未明示或暗示約使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又附表二之物於本件行為時之交易價值極低，容易腐敗，處理上具有時效性，龔文俊如未及時送人反需支出處理成本，如送予劉信和等人，不僅節省成本且物盡其用，而龔文俊常年以往均有將斃傷豬送予他人之作法，具有慣常性，並非因本次選舉而突然為之，實不能排除被告 2人係基於賄選以外之原因、目的而贈送如附表二之物，主觀上是否有行賄劉信和或陳修福之犯意，尚非無疑。　⒉被告2人贈送附表二之物，與投票予龔文俊間，不具對價關係：　⑴豬頭及斃傷豬於111年間均不具有市場上交易價值，受贈人之用途不一，除供人食用外，或餵狗或餵蒼蠅，能否左右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已值懷疑。而龔文俊在本件選舉之前，亦曾無償贈送斃傷豬，且為常態性作法，則其再以相同性質之物贈送而未約明投票權之行使，是否可使有投票權人認識為賄賂，亦非無疑。　⑵未經宰殺、處理之斃傷豬份量極重，如贈送時未加以分切、包裝，亦未有專人送至受贈人處表達為候選人致贈之情，使選民知悉及易於取得食用，已與一般常見送禮或賄選拜票之過程相異。況受贈人須自行到場拿取、找人搬運、分切、處理，所費時間及勞力不少，其價值甚多係來自受贈人之加工所致。而斃傷豬不得販售，豬場須加以處理等情，為一般民眾所週知，受贈人應可得知所收受之斃傷豬本應為廢棄物，加以收受搬運反幫贈與人節省處理成本，此參花蓮縣肉品市場105年6月會議紀錄記載廢棄物處理費用成本增加、105年7 月1日起代處理全隻廢棄毛豬費用每頭700元整，以符合支出成本即明。受贈人可謂亦施惠於龔文俊，則贈送斃傷豬隻是否足以動搖證人劉信和等2人之投票意向，即有可議。　⑶豬隻在原住民祭典或婚事具有重要意義，所用豬隻一定要健康四肢完整的豬隻。而龔文俊既經營養豬場，且豬隻有配合之廠商可以分割，卻僅贈送未經處理過之斃傷豬作為賄賂而賄選之可能性亦不高。　⑷范清貴於警詢雖陳述：豬頭1個約5公斤左右，價格約250元等語，但並未就疫情期間豬頭之價值或蓮貞牧場處理豬頭方式加以說明，已難憑范清貴上開陳述逕認龔文俊贈送附表二編號1之豬頭有賄選之對價關係。況依許嘉麟所述，111年疫情期間，豬頭是請蓮貞牧場載回或請化製廠處理，並無價值。劉信和雖證稱龔文俊給其的豬頭1顆市場上約4、5百元等語，但劉信和係主動向林誠觀索討，龔文俊並未有所準備，龔文俊與劉信和間是否有以之作為賄選對價之意思合致，即非無疑。　⑸一般人雖須支付相當對價才能在餐飲店、小吃店等處購得豬頭皮、豬舌頭等食物，惟此與店家須反應人力、物力成本及利潤等有關，而劉信和係自行前往收取附表二編號1、2之物後加以處理才能烹煮食用，所費工夫不少，若未經此程序，龔文俊之豬頭恐怕只能丟棄，可認其食用價值大部分來自劉信和之加工，尚難以一般市面上所見已處理或已烹煮之豬頭皮等物之售價推認附表二編號1、2之物與投票予龔文俊間具有對價關係。且劉信和處理後所派生價值，亦不能認即係龔文俊賄選之對價。　⑹劉信和雖從事資源回收業，月收入約1萬2千元，經濟狀況非佳，客觀上附表二編號1、2之物對劉信和或可認為具有相當之功能性及效益性之使用價值，惟劉信和為福音部落副頭目，其拿到附表二編號1、2之物後係與親朋好友一同宰殺、分享，與一般行、受賄者遮掩不欲人知之情有異，尚難單以劉信和之經濟狀況遽認附表二編號1、2之物足以動搖劉信和之投票意向。　⑺陳修福自述曾擔任玉里鎮民代表、花蓮縣議員，經濟狀況小康，擔任瑟冷部落頭目5年，前曾擔任25年民意代表，與龔文俊為議員同事關係。依陳修福之生活狀況、經濟條件及社經地位，以斃傷豬行賄陳修福能否改變其投票意向，亦明顯有疑。況陳修福證述龔文俊是託其聯絡可收傷殘豬隻之人，自難逕認附表二編號3至5之物係龔文俊用以行賄陳修福之賄賂。　⑻本件綜觀被告2人贈送附表二之物之過程、劉信和等2人之社經地位、生活條件等節，尚不足認被告2人有以附表二之物為賄賂，用以左右劉信和等2人投票意向之對價關係。　⒊劉信和等2人是否認知被告2人欲贈送附表二之物行賄使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意，亦屬有疑：　　⑴劉信和於警詢、偵查中就收受附表二編號1、2之物是否與選舉有關，所述反覆不一，已難憑採。陳修福於調詢、偵查中所述猜測跟選舉有關等語，亦為其個人之猜測。自難憑劉信和等2人主觀臆測之詞，逕認被告2人有以附表二之物為賄賂之犯意。況劉信和等2人於第一審明確否認贈送附表二之物與選舉有關，自難憑其等於警（調）詢、偵查中前後不一或推測之詞，逕認劉信和已經認知被告2人係以附表二編號1、 2之物行賄，陳修福亦已認知龔文俊係以附表二編號3至5之物行賄。　⑵劉信和雖證稱：與龔文俊不熟，沒有龔文俊電話，之前未跟林誠觀要過豬頭，是林誠觀到其家閒聊，提到龔文俊在養豬，會有豬頭，其才請林誠觀跟龔文俊要豬頭等語，然未言及與支持龔文俊有關，依林誠觀是劉信和遠親表弟關係，林誠觀在與劉信和閒聊時提及龔文俊有豬頭一事，與2人之親誼及互動之常情並無不合，且倘與投票予龔文俊有關，衡情林誠觀應無不對劉信和暗示之理。況依附表三之通訊監察譯文，並非龔文俊主動表示欲贈送劉信和附表二編號1、2之物，亦未事先預留，尚難因過往龔文俊未曾贈送劉信和上開物品，即推認劉信和已認知龔文俊以之作為賄賂。另劉信和於11 1年7月3日附表三之㈥之通訊監察譯文中，雖向龔文俊表示：「豬（阿美族語），我們這邊沒問題」，然依其前後對話脈胳，可知劉信和係暱稱龔文俊為「豬」，即難以此簡短之言詞推認劉信和係向龔文俊表示收受豬隻後投票予龔文俊沒有問題之意。　⑶陳修福於111年6月13日附表四之㈠之通訊監察譯文中，雖有與龔文俊談及選情，然陳修福在明示拒絕收受豬隻後，龔文俊才談及選舉，更表示現在沒有職務，送下去會出狀況等語，並未談及或暗示欲以附表二編號3至5之物贈送拉攏選民等情，且陳修福過去有多次參選經驗，龔文俊於電話中與陳修福談及選情，並非不合情理，尚難僅因2人談完贈送豬隻一事後，接續在電話中談及選情，即認龔文俊係以附表二編號3 至5之物行賄陳修福。　⑷基上，依劉信和等2人之證述及附表三、四之通訊監察譯文，亦難認劉信和等2人已有被告2人以附表二之物行賄而約使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之認知。　　 ⒋此外，檢察官所舉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並不能證明被告2人有賄選之事實；農委會畜產行情資訊網拍照片所顯示110年毛豬交易價格花蓮縣為每公斤市價約87元等情，顯係市場正常交易之豬肉價格，難與被告2人行為時附表二之物有異常狀況（疫情期間、斃傷豬）無交易價值相比擬，不足以推認被告2人有以附表二之物為對價而行賄劉信和等2 人之主觀犯意。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法院形成被告 2人確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犯行之有罪心證，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　㈢證人證述前後不符或有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之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原判決就劉信和等2人前後不一致之證言，本於採證職權之行使，予以取捨，為證明力之判斷，並無上訴意旨所指有違反證據、經驗、論理法則之違誤情形。又劉信和於偵查中縱未遭不正訊問，要難執此即認劉信和於偵查中之證詞較其於警詢、第一審之證言為可採。另陳修福於第一審雖曾一度證稱：附表四之㈠通訊監察譯文所載「催一下」，係指幫忙催票；然其後又稱：「催一下」之意思，應以其於調詢時所述是要找殺豬的人，與選舉無關，才是正確等語。原判決雖未就第一審勘驗劉信和偵訊光碟之結果及陳修福第一審所為「催一下」係指幫忙催票之證詞為說明，均於判決不生影響，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㈣原判決理由欄六、㈢、1、⑵之②及㈣之3、6關於倘若龔文俊無法提供豬頭，對主動提出要求之選民而言，可能覺得未被重視而產生反效果；龔文俊贈送未經處理過之斃傷豬，不無可能被認為不禮貌、不尊重、輕視該人選票價值而引人反感；及若親朋好友懷疑或得知龔文俊以原須廢棄之物作為行賄劉信和或族人，致引起反感而得不償失部分之論述，縱欠允洽。惟除去此部分理由，仍應認龔文俊是否欲透過林誠觀以附表二編號1之豬頭向劉信和行賄，及附表二編號1、2之豬頭、腳受傷豬是否足以動搖劉信和投票意向，均屬有疑。自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得執為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㈤原判決已就豬頭、斃傷豬分別說明於111年疫情期間如何不具市場交易價值或價值甚微，及贈送此等物品與投票予龔文俊間，如何不具有對價關係，並無上訴意旨所指混淆豬頭、斃傷豬之誤認事實情形。且原判決已敘明依陳修福之生活狀況、經濟條件及社經地位，以斃傷豬行賄陳修福能否改變其投票意向，明顯有疑。尚難因龔文俊於111年7月12日附表四之㈡通訊監察譯文中，曾對陳修福表示：「……可能失血過多剛死掉，你要不要抱去殺？很漂亮，都是肉。」即認龔文俊欲藉該斃傷豬行賄陳修福。又原判決並未引用黃秋妹之證詞，認定龔文俊所為與平時處理斃傷豬隻之模式並無不同，非基於選舉之目的而為。此部分上訴意旨，核係未依卷內資料所為指摘。另綜觀原判決附表三之㈣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尚難僅憑龔文俊對林誠觀表示：「你之前有在講」，遽行推論先前林誠觀已告知龔文俊要送豬隻予劉信和。原判決採信龔文俊所為當時尚不知林誠觀會轉送豬隻給哪些人之供述，未違反經驗、論理法則。至王天送雖證稱：先前是龔文俊叫其過去拿腳受傷的豬等語。惟陳修福於第一審證稱：龔文俊先前曾聯繫其處理腳痛的豬隻，他聯絡王天送比較多次，他找不到王天送才會跟其聯絡等詞。原判決復已詳敘認定陳修福此部分證詞為可採信之理由。況王天送前揭證詞，與龔文俊先前是否曾聯繫陳修福處理腳痛的豬隻，並無必然關係，亦不能據此逕行推論龔文俊係以贈送豬隻行賄陳修福。上訴意旨執此指摘，俱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㈥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核係就原審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原判決已說明及於判決無影響之事項，依憑己見，持不同之評價而為指摘，皆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李英勇法　官鄧振球法　官林庚棟法　官林怡秀法　官楊智勝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修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2024-10-30

TPSM-113-台上-3027-2024103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號上訴人即被告彭偉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字第194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050號、112年度偵字第69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一、上訴人即被告彭偉（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38、151頁），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事後已與告訴人即被害人乙○○（下稱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簽立和解書陳報法院在案，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三、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原審以行為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多項犯罪前科，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參，素行難謂良好，顯未因上開科刑記取教訓，復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竊取告訴人所管領財物（農用搬運車1輛），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認犯行，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為高中畢業、須扶養其○、未成年子女O名、目前從事承包○○○○○業務、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至5萬元、經濟狀況勉持（原審卷第3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經核原判決將被告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再斟酌刑法第57條其餘各款事由，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五、雖被告事後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以此為由提起上訴，惟以：　㈠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宜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實際履行之狀況，不得僅以是否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之約定為唯一依據，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分析立法理由略為：行為人犯罪後，實際賠償被害人所受損害，可認為犯罪後態度良好者，宜從輕量刑。㈡被告於犯罪後，固有與告訴人簽立和解書(本院卷第25頁)，然查： ⒈告訴人表示：有人拿和解書給我簽，我就簽了，我不用被告賠我錢，我的東西拿回來就好（本院卷第81頁），可見被告於犯罪後，尚難認有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依上開量刑要點及立法理由，既難認被告有實際賠償被害人所受損害，應不得單憑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約定為唯一依據，率對被告為有利評價。 ⒉本案農用搬運車（含車牌）係經警局先後於111年6月5日、7 月16日查獲，並將失竊物品直接發還告訴人乙節，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稽（警卷第290頁至第292頁），並據告訴人陳稱在卷（警卷第114頁至第132頁）。可見，被告對於本案竊取物品的發還或賠償，並無何任何貢獻及努力，準此，豈能將本案失竊物品幸被警局查獲發還，認係被告的「功勞」，而率對其為有利的評價。 ⒊被告等人於竊取本案農用搬運車後，隨以7萬元銷贓，業據證人蔡偉倫證稱在卷（警卷第134頁至第146頁），足見，被告等人於竊取本案農用搬運車後，進一步銷贓，致追回本案農用搬運車更顯困難，雖最終經警局查獲並直接發還告訴人，然尚不因此解免被告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同時亦不因本案農用搬運車幸被查獲，而認告訴人損害回復與被告行為間有何因果關係，而可據此減輕其刑。 ⒋綜上，被告與告訴人固有簽立和解書，然考量本案農用搬運車取回原委、經過，被告並無何貢獻、作用，及被告並無實際賠償告訴人，本案和解書應難作為有利量刑因子，被告以與告訴人和解為由，上訴請求減輕其刑，應難認為有理由。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　　　　　　　　　法官林碧玲法官張健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書記官陳雅君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17

HLHM-113-上易-26-20241017-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425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聶眾被告葛珣選任辯護人林國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7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2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葛珣為新**洗衣廠（下稱洗衣廠）之經理人，告訴人A女原為該公司實際經理人，嗣引入被告資金後，改任該公司員工。被告明知A女並無意願與其從事猥褻行為，竟於民國110年4月5日14時40分許，藉口商議公司業務，要求A女進入其使用並停放於洗衣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後座，待A 女進入後立即鎖上車門，並稱伊很喜歡A女，一定要親伊等語後強吻A女，並無視A女之不斷阻擋，以舌頭舔舐A女嘴唇，又向A女稱本案車輛車窗是反光的，車外看不到裡面，叫A 女乖一點，又稱伊兒子是律師，隨便告A女之父親一條就可以關很久、難道你不替你父母親想想，當我的人就好了等語，企圖令A女放棄抵抗，並將手伸入A女衣服內抓其乳頭，以上開強暴、脅迫及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為親吻、舔舐A女嘴部及抓、摸胸部等猥褻行為。嗣因洗衣廠員工於14時45分以手機網路LINE通訊軟體與A女聯繫工廠業務，被告始停止猥褻行為並允許A女離開該車，事後A女因此身心受創，又因被告不斷騷擾而不堪受辱，發生急性壓力反應而有自殺傾向，自同年4月12日起前往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治療，並於治療期間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嫌等情。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形成心證之理由。三、公訴意旨指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A女之指訴、證人葛祖福之證述、A女之慈濟醫院病歷資料（含光碟）1份、國軍花蓮總醫院函附A女病歷資料1份、洗衣廠內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公訴意旨所指時間與A女進入本案車輛後座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猥褻犯行，辯稱：當天因為洗衣廠的機器運作很吵，沒辦法談事情，本案車輛放在門口作為大家談事情的地方，我沒有在車上強吻A女、摸A女的胸部等語。四、原判決對於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已逐一剖析論斷，參互審酌，並依據調查證據之結果，詳為載敘綜合本案全部卷證，仍無法形成被告強制猥褻犯行的心證，說明如下：㈠A女於偵訊及原審之證述，雖就案發當日經過、發生時間、地點、方式、現場情況等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事實之主要情節，甚至被告於案發時所說之脅迫言語等節固能具體描述，惟此為A女片面就被害經過所為陳述，且關於被告有無拉A女的手摸其生殖器乙節，A女之指述，有前後不一矛盾之情，自不能單憑A女之單一有瑕指述，遽認被告犯有本案犯行。　㈡再者A女及其家人與被告間有資金債務糾葛，此有A女之母於偵查中證述，暨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民事裁定書在卷，足見無論是A女或其父母，均與被告間之財產上利害糾葛至鉅。A女手機中其與「鍋爐-○○○」（下稱鍋爐業者）於案發當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顯示，A女是於110年4月5日14時45分主動撥打語音電話給鍋爐業者，通話時間約1分48秒，可認是A女自行以手機LINE撥打語音電話給該名客戶，則A女所述案發時在車內剛好鍋爐業者來電才能藉接電話而下車云云，與客觀事實相悖，所為指訴已不無瑕疵。又A女於案發後並未立即報警，嗣於110年4月14日始自行至警局報案，且依據A女慈濟醫院110年4月12日身心科門診病歷記載：「睡眠困擾超過1個月（sufferd from …sle ep for more than one month）、工作壓力」，未見A女主訴遭性侵害一事，待同年月14日報警後並再次於15日急診時，才強調本案，其急診就醫時指訴被告本件犯行與報警提告被告之目的間具有明顯關連，依其智識、工作、生活及社會經驗等觀察，案發後應無不及時反應、報警或於4月12日就診時告知遭性侵害導致失眠、身心壓力等情，此分別有A女警詢筆錄、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病歷資料可按。另A女就案發當日早上在洗衣廠內被告靠近身體之舉，提供監視器畫面供參，因A女已取走監視器硬碟，經第一審法院請A女提出後，A女才提出硬碟及監視器主機，惟均無法讀取檔案，遂返還予A女，此亦有扣押物品清單、受領書等附卷可證。綜上，從A女指訴之動機、證詞之瑕疵及事發後A女之反應、態度等節綜合以觀，足認A女有關被告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之證詞之信用性薄弱，已難遽信。　㈢證人葛祖福於偵查中雖證述常常看到被告和A女、A女之母到車上談事情，然案發時被告與A女至車上談事情之舉難認有何特別異常之處，又葛祖福明顯與被告間有勞資爭議，並被迫離職，顯對被告有所不滿，其所言看到被告性騷擾A女一事，已難認公正客觀，況其並未目睹案發時狀況，自難憑其證詞而推認A女所述屬實；證人徐佳鈴既已於110年3月23日離職，豈會再於離職後逾10餘日之案發當日上午，無故觀看洗衣廠之監視器畫面及恰好看到被告對A女之親密舉動影像？且其既已於3月23日離職，公司豈會再授權其觀看公司攝錄畫面，是其所述案發當日因看到監視器覺得奇怪而於下午詢問A女云云，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其證詞不無附和A女或挾怨報復被告之可能性，尚不足以擔保A女證詞之信用性，且依本案洗衣廠內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雖可認被告對A女談話時有過於貼近、親密，客觀上易使人不快之舉，然未見有徐佳鈴所證述以生殖器完全貼在A女背後、下體一直貼著A女等情，且非案發地點之本案相關照片，尚難以之推認被告有為本件犯行。　　㈣佐以A女於110年4月19日出院後，於同月28日將其母之公司股份（價值新臺幣400萬元）轉讓自己名下，遭A女之母控告偽造文書罪嫌，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可稽，足見A女於出院後，在家庭、工作上仍有相當多一般人難以想像之壓力事件，則A女於案發後雖有相關病歷紀錄，非無可能是本案以外之其他事件肇致。另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主要係以A女自述、自填量表及自行就醫之病歷為判斷基礎，而A女之指述已有信用性薄弱之情，亦未見排除A女案發前、後在家庭、工作、財務上諸多壓力事件對A女之影響，自不足僅憑上開鑑定報告擔保A女證述之憑信性。　㈤綜上，並逐一說明論斷何以判決被告無罪之理由，於法尚無不合，核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第一審判決已被撤銷關於論處被告罪刑之理由重為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明白論斷於不顧，仍謂：原審未傳喚或函詢醫師，逕認A女於12日就診時未告知醫師本案情形，就葛祖福之證詞，未詳予調查釐清，及未將硬碟送鑑定機構鑑定或還原，或曉諭檢察官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遽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要屬違法等語。經核係憑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原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適法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就相同證據為不同評價，任意指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執為指摘，皆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6

TPSM-113-台上-3425-2024101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賴韋豪陳偉翔　　　　　　　　　　　　　　　　　　　　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林忠熙律師被告詹煜鎬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3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0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被告賴韋豪緩刑貳年。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明示就被告詹煜鎬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頁) ，被告賴韋豪、陳偉翔(以下合稱被告賴韋豪等2人)均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3、145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詹煜鎬無罪、被告賴韋豪等2人量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認定被告賴韋豪等2人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罪名)等其他部分。至於審查原判決就被告賴韋豪等2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均引用原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部分(即被告詹煜鎬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詹煜鎬與告訴人林宜忠前為捷順運輸公司之同事，告訴人與被告賴韋豪等2人民國111年9月20日22 時3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段00巷00號，因工作糾紛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共同徒手推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頸部擦傷、前胸壁擦挫傷、右上臂擦挫傷、左前臂擦傷等傷害(下稱本件衝突)。被告詹煜鎬於本件衝突後，竟基於恐嚇之犯意，出言恐嚇告訴人稱：「要在停放公司車的地方堵你」(下稱系爭言語)等語，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因認被告詹煜鎬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詹煜鎬涉犯恐嚇罪嫌，係以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之證述、監視器影像截圖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詹煜鎬固坦承本件衝突時其有在場跟告訴人講工作摩擦之事，惟堅詞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沒有說系爭言語等語。經查：　1.被告詹煜鎬於告訴人與被告賴韋豪等2人發生本件衝突時有在場與告訴人談工作摩擦之事，為被告詹煜鎬所是認(原審卷第50頁、本院卷第9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宜忠於警詢、偵訊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警卷第43-45頁、偵卷第77-81 頁、原審卷第90-97頁)，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警卷第6 5-67頁)，此部分事實可堪認定。　2.按告訴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是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告訴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3.證人即告訴人林宜忠於警詢時證稱：我被賴韋豪、詹煜鎬、陳偉翔及林志偉毆打傷害；賴韋豪等4人與我在111年9月17 日在公司上下貨時，因對我疊貨造成彼等出入取貨不順而產生口角，今日(20日)賴韋豪等4人前來找我，提到17日的糾紛，爭吵中賴韋豪、陳偉翔出手打我，毆打完畢後，詹煜鎬說他在宜蘭吃得開，賴韋豪及詹煜鎬便恐嚇我系爭言語等語 (警卷第43頁背面)；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只有賴韋豪、陳偉翔出手打我，詹煜鎬沒有出手；是詹煜鎬恐嚇我系爭言語等語(偵卷第45頁)；於原審證稱：詹煜鎬說系爭言語，就是要修理我；本件衝突前之大前年過年，他們也有堵過我1次，當時雖然沒有動手，可是侮辱性極強等語(原審卷第94頁) ，可知告訴人於警詢之初先稱被告詹煜鎬有共同參與毆打行為，並與賴韋豪2人出言恐嚇，嗣則改稱被告詹煜鎬並未出手毆打，且僅詹煜鎬出言恐嚇，前後供述顯不具有一致性，非無瑕疵可指，且不無渲染誇大之情；況依告訴人所陳，本件衝突發生前，其與被告詹煜鎬等人即曾因工作問題發生嫌隙，則從彼等關係非佳之背景觀察，告訴人指述之憑信性，尚難給予過高之評價。　4.告訴人之指述亦欠缺補強證據擔保其證詞之信用性：　　⑴共同被告賴韋豪等2人於警詢、偵訊時均稱：其等與被告詹煜鎬均未對告訴人說系爭言語(警卷第13、25頁、偵卷第2 5頁)。　　⑵在場目擊本件衝突之證人王文棋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聽到在場人有對告訴人說系爭言語等類似的話等語(警卷第5 9頁)；於偵訊時亦證稱：我沒有聽到誰說系爭言語等語( 偵卷第51頁)。　　⑶原審勘驗卷內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僅有畫面而無聲音，僅得看出被告詹煜鎬於告訴人與被告賴韋豪等2人發生爭執時，亦同在現場，時而趨前與告訴人爭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稽(原審卷第88-89 、109-124頁)，自難憑上開無聲音之影像推論被告詹煜鎬有對告訴人為系爭言語。　　⑷是依上述證詞及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影像，均無從補強告訴人指述之信用性，難認被告詹煜鎬有對告訴人為系爭言語之事實。　5.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詹煜鎬既在場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其口出系爭言語與常情並無違背，告訴人之指訴，前後一致，並無明顯瑕疵可指，且告訴人於偵查中明確證述被告詹煜鎬未動手，顯見告訴人並無誣指被告詹煜鎬之意，亦無甘冒偽證之風險，誣指被告詹煜鎬之動機等語。然又縱認告訴人關於被告詹煜鎬有口出系爭言語部分，前後指訴一致，然此僅屬告訴人同一指訴的累積重現，非屬告訴人供述以外之「別一證據」(不具補強證據適格性)，無從單憑此擔保印證告訴人供述的真實性，且告訴人與被告詹煜鎬間前因工作問題已有不睦，難謂毫無挾怨報復之動機，且觀其歷次指訴內容，亦不無渲染之疑，自不能僅因被告詹煜鎬有在場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即逕認告訴人之指述全屬可信。 (四)綜上所述，本件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指述之真實性，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原審為被告詹煜鎬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請求撤銷改判被告詹煜鎬有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被告賴韋豪2人上訴部分： (一)按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及違反比例原則、責罰相當等量刑原則，即不得任指為違法。　　　 (二)原審於量刑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賴韋豪等2 人不思以理性、平和之態度處事而為本件犯行，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情緒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均有所不足；酌以被告賴韋豪等2人均未曾受有任何刑之宣告，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雖曾與告訴人進行調解，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共識而未能成立，有調解結果報告書在卷可佐；考量被告賴韋豪等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告訴人所受傷勢，兼衡被告賴韋豪等2人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各40日、45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已綜合審酌本案有利與不利被告賴韋豪等2人之各個量刑因子，於法定刑度之範圍內予以科刑，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等原則，或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事。　　 (三)被告賴韋豪等2人於原審雖有意與告訴人調解，但因雙方對本案認知差距過大，和解金額懸殊，而未能成立調解(見原審卷第63頁調解事件報告書)，於本院審理期間，被告賴韋豪等2人表示願意各賠償告訴人6萬元(本院卷第151頁)，被告賴韋豪並已如數給付，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轉帳明細可按，且查原審量處被告賴韋豪等2人「刑種」，均為拘役，量處刑度各為拘役40日、45日，均落在低度刑區間，加上，原審業已審酌二造因無法逹成共識而未成立調解，顯有考量其2人與告訴人之溝通過程，並未以其2人與告訴人未逹成民事和解為唯一依據，認被告賴韋豪等2人犯罪後態度不佳，而作為不利量刑因子。是被告賴韋豪於本院審理期間，雖經告訴人同意賠償給付6萬元，然相較於其2人所犯罪質、情節，告訴人所生損害，及原審對於未逹成和解之評價、量刑結果等，應認已量處責任刑的低度下限，稍嫌寬縱，應不得單憑給付賠償6萬元，於宣告刑層次，再減輕其刑，以免破壞行為責任主義。 (四)又刑之宣告，除須審酌犯情因子(包含但不限於犯罪所生害) ，以畫定責任刑框架外，另須考量一般情狀因子，再於責任刑框架內加以調整修正，據以諭知適當宣告刑。被告賴韋豪等2人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惟原審量刑時並未以之為不利之量刑因子，而被告賴韋豪等2人犯罪事證明確，經原審判處罪刑後，始於本院自白犯行，自白之時點略遲，無法回復前已耗費之司法有限資源，且此乃一般情狀因子，不僅無法翻轉犯情因子所畫定之責任框架，亦不宜過度偏重此節而認被告賴韋豪等2人應量處較原審更輕之刑。　　 (五)基上，原判決量刑基礎並無動搖，所處之刑亦無不當，被告賴韋豪等2人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四、緩刑宣告部分： (一)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緩刑制度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改過自新而設，可救濟自由刑之弊端。法院對符合刑法第74條規定之被告，依其犯罪情節及犯後之態度，足信無再犯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予宣告緩刑：初犯、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 點第1項第1、5款定有明文。　　 (二)被告賴韋豪未曾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好，本件為初犯，可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上訴後於本院坦承犯行，且已賠償告訴人6萬元，足認案發後已有悔意，並欲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難認全無自覺或反省其犯行之情，併審酌檢察官表示之意見(本院卷第151頁)，可認被告賴韋豪經此賠償及科刑教訓，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被告陳偉翔固未曾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上訴後於本院亦坦承犯行，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6萬元(本院卷第15 1頁)，惟告訴人提供匯款帳戶後，被告陳偉翔並未給付，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可按，難認確有彌補告訴人損害之真意，且考量其於偵查、原審均否認犯行，於原審判處罪刑後始於本院坦承犯行，是否出於企求僥倖獲判較輕刑期之心態，尚非無疑，並審酌本件侵害告訴人個人身體法益，本件犯行所顯示違反法秩序之法敵對意識明顯，及其生活經歷、犯罪情狀、犯後態度等節，難認無再犯之虞，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不予宣告緩刑。被告陳偉翔及辯護人請求為緩刑宣告，尚非可採。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0-15

HLHM-113-上易-27-20241015-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愛花選任辯護人林育萱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劉添順選任辯護人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第 33號、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何愛花、劉添順 (以下合稱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添順雖供稱其擔任12年村長期間，除民國110年因為疫情外，其餘每年都會以自己名義送月餅給鄰長及村幹事以歡慶中秋節，然證人江金蓮明確證稱其配偶擔任鄰長達8年，但被告劉添順並非每年均有贈送月餅，足認被告劉添順所述贈送月餅禮盒予各鄰鄰長及村幹事具有例行性一節，並非屬實。　　 (二)被告何愛花否認有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黃阿里，惟證人黃阿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證稱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的月餅禮盒，其於警詢時經警方告知涉犯妨害投票罪嫌而接受調查，衡諸趨吉避凶及不甘受罰之人性，本可完全否認有收受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然並未如此，反係在後續偵查及審理中，均具結證稱有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足認此部分之證述屬實。反觀，被告何愛花雖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一次購買30盒月餅禮盒，扣除被告劉添順所稱贈送予8 位鄰長及1位村幹事各1盒外，剩餘21盒之去向，被告何愛花卻供稱：伊拿去送給高春梅、高春花、杜春美等人，其他人已經忘記，剩餘5、6盒就放在家裡，給客人食用，無法明確交代月餅禮盒去向。然被告何愛花亦供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倘被告何愛花所述屬實，何以對於其常年送禮之對象究竟為何人竟會忘記，足認被告何愛花所述係刻意含糊其詞，並非屬實。　　 (三)證人黃阿勇於警詢及偵查中均明確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雖事後在原審法院111年度選字第7號被告劉添順當選無效事件（下稱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虛偽證稱月餅禮盒並非被告何愛花贈送，而係一名慈濟功德會的師姐林月華所贈，然此部分偽證犯行業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64號提起公訴，經黃阿勇於該案審理中坦承偽證犯行不諱，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下稱另案偽證案件)判決判處罪刑，足認證人黃阿勇於本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方為屬實，亦證被告何愛花辯稱其並未送月餅禮盒予黃阿勇部分，亦不實在。 (四)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確實有贈送月餅禮盒予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依據證人高春花、高春梅、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係首次贈送月餅禮盒，先前未曾有過，堪認被告何愛花辯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亦不可採。　　 (五)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係基於選舉目的： 1.被告2人於案發時贈送月餅禮盒之行為，均不具有例行性，參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中均證稱渠等認識被告2人，但沒有親戚關係，甚至證人高春花及高春梅於警詢時明確表示對於被告何愛花突如其來的送禮行為感到嚇一跳或莫名其妙，足認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並非係基於一定情誼之人際互動或社交禮儀。申言之，倘被告2人歷年均有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習慣，而無其他意圖，渠等對於本案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動機、目的自可清楚交代，實無法想見，被告何愛花竟於警詢時供稱：伊送禮的部分是以自己名義去送，而被告劉添順以什麼名義致贈我不清楚，要問他才清楚。 2.另依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贈送月餅禮盒當下提及「幫忙」或「拜託幫忙」等文字，且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稱其主觀上認知「幫忙」或「拜託幫忙」係與選舉相關，足認被告2人辯稱渠等贈送月餅禮盒僅係為了聯繫友人情誼，並非屬實。 3.佐以被告何愛花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預訂月餅禮盒30盒，事後與被告劉添順將30盒月餅禮盒載回家後，其於111年9月 1日在家中打開1盒月餅禮盒拍照等情；被告劉添順於111年9 月2日登記參選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及被告2人於111年9月10日中秋節前夕，於密接時間對外發送月餅禮盒予前述具有投票權之人，以及考量當時被告劉添順係欲自村長一職進一步挑戰鄉民代表選舉，須尋求更多支持方能當選之動機，足認被告2人購買月餅禮盒贈送予他人之行為確實係基於選舉之目的。 (六)本案證人證述雖有審理與偵查不一致之情形，然諸多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詞有迴護被告何愛花說詞之情形(如：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而與渠等先前之證述內容歧異；證述內容過於牽強(如：證人林愛菊關於「拜託」一詞之說明) 及明知會涉犯偽證罪嫌仍積極翻供者(如：證人黃阿勇)，是法院應就證人之證述何部分可採、何部分不可採，予以具體說明，原判決概括以證人證述先後歧異，逕認其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不具憑信性，難認適法。又被告2人於密集接近之時間分送月餅禮盒予他人，堪認動機共同且單一，是證人之證述彼此應可相互參酌及補強。 (七)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2人為夫妻，被告劉添順為111年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登記候選人(下稱本件選舉)，於111年9月上旬中秋節前某日，向羅進順、劉桂香經營之順昌西點麵包店訂購月餅30盒，每盒單價新臺幣(下同)300元，每盒內有8顆月餅( 下稱系爭禮盒)，價金由被告劉添順支付。被告劉添順有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編號⑤、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江金蓮、温英妹、徐惠美；其中江金蓮、温英妹是被告劉添順請被告何愛花贈送，徐惠美是由被告劉添順自行交付。而被告何愛花有於原判決附表1編號①至③、⑤至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以下合稱高春花等7人)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4-245頁)，並據證人高春花等7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無訛，且有本件選舉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 (本院卷第173頁)、得票數(原審卷一第21頁、本院卷第175 頁)、系爭禮盒照片(警卷第17、19頁)可佐，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所謂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86 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投票行求、交付賄賂之犯意？茲說明如下：　1.高春花、高春梅部分：　　⑴證人高春花、高春梅(下稱高春花等2人)為姐妹，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高春花為被告何愛花表哥之兒媳，高春花等 2人與其母親均常搭被告何愛花之計程車，時間應該有超過5年等情，業據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14、15、34頁)，被告何愛花亦稱高春花等2人為其姪女，從小就認識，與我有親戚關係等語(警卷第11頁)，可知證人高春花等2人不僅為被告何愛花所駕計程車之常客，彼此間亦為鄰居、遠親，具有相當程度之親誼關係。　　⑵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雖均證稱被告2人未曾在年節送過禮盒或月餅，惟證人高春花證稱：其與何愛花會彼此互相贈送或交換蔬菜、水果，高春梅也一樣等情 (原審卷二第17頁)，證人高春梅證稱：何愛花有時送一些吃的、會過來看有什麼需要(原審卷二第34頁)，何愛花本來就很大方，她有東西都會亂送，都會送朋友這樣，送吃的也是有等語(原審卷二第46、47頁)，參酌高春花等2人與被告何愛花間有長期客戶及親誼關係，平日互贈物品或於中秋節贈送應景之系爭禮盒，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中送禮以拉近情感、鞏固客源及禮尚往來之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⑶況就被告何愛花贈送高春花等2人系爭禮盒之經過，證人高春梅證稱：000年0月0日下午4、5時左右，何愛花一個人，騎摩托車，說「你們要不要吃月餅？」，我說「好啊！」，何愛花本來要給我媽劉秋妹，我說「我媽不能吃，她有病」，何愛花就送我跟我姊姊，後來何愛花就直接走了，也沒有講什麼，沒有提到劉添順要選舉的事情等語(原審卷二第37-40頁)，可知被告何愛花原本是要贈送給劉秋妹，因高春梅稱劉秋妹不能吃後，依當時情況才臨時改送在場之高春梅，復未有何明示或暗示與選舉相關之言語舉止，則依當時情境，能否使高春梅認知係與投票行賄有關，並非無疑。　　⑷基上，依被告何愛花與證人高春花等2人之關係、平日有互贈物品之情、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年節送禮之一般社會習俗等節以觀，被告何愛花所辯係因聯繫親友、顧客情誼而贈送系爭禮盒等情，並非無據，尚難單憑贈送系爭禮盒時點，適落在被告劉添順登記參選之後，即率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否則豈非謂登記參選者於選舉期間與其親朋好友皆不能互動交際及禮尚往來，如此解釋操作，不僅悖離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亦過於機械蒼白。　2.林愛菊部分：　　⑴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收賄者指證行賄者，該對向共犯（正犯）之單一供述證據，或因為可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為得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其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固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所述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科刑之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所稱之補強證據，係獨立於投票收賄者所為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擔保其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或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且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必須與投票收賄者所為之相關陳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而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其陳述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再者，不論同一投票收賄者前後共為幾次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其陳述是否出於自由意思，供述態度如何，供述內容是否詳盡或無瑕疵等，因仍屬其陳述之範疇，而非其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尚不足作為其陳述係與事實相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固證稱被告何愛花以前未曾送過禮盒或禮品，此次贈送系爭禮盒應該與參選鄉民代表有關，且贈送系爭禮盒時有說拜託幫忙，應該是幫忙投被告劉添順一票等語，從其所述「應該」與參選有關一語，可知應係其主觀推測之詞；且其復稱不知道被告劉添順有出來選舉(偵卷第72、73頁)，沒有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有關 (偵卷第73頁)，則其既不知被告劉添順參選一事，又豈會推測系爭禮盒與被告劉添順參選鄉民代表有關？足見其所述不無矛盾，難以憑信。嗣其於原審改稱：被告何愛花交付系爭禮盒時，就說拜託幫忙而已，沒有跟我拜票，沒有講幫忙投劉添順一票，與選舉應該沒有關連，那時剛好是中秋節等語(原審卷二第52頁)，證詞前後反覆不一，已有瑕疵可指。　　⑶又證人林愛菊自承其夫陳萬生與被告何愛花為遠親關係(原審卷第50頁)，被告劉添順則稱我認識林愛菊，林愛菊亡夫是何愛花的親戚，我與林愛菊的關係良好，我記得何愛花曾送過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亡夫等語(警卷第46、48頁)，則被告何愛花辯稱為聯繫親友而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等語，與一般社會禮俗難認相違，且被告何愛花曾送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之夫，於其夫亡故後改送林愛菊，尚難認有不合情理之處。　　⑷檢察官於原審主張證人林愛菊係明知系爭禮盒為賄選之對價，仍應允而收受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89頁)，惟林愛菊所涉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偵卷第195頁)，則證人林愛菊是否基於收賄之意思而收受何愛花交付之系爭禮盒、是否為獲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作出虛偽供述，均不無疑問，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警、偵訊證詞之憑信性，在其證詞前後不一而有重大瑕疵之情況下，依前揭說明，即無從逕以其警、偵訊之單一供述遽認被告2人有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　3.江金蓮部分：　　　 ⑴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為明利村第2鄰鄰長，任期2任8年等情，業據證人江金蓮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述明確，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江金蓮於警、偵訊時證稱：被告劉添順任職明利村村長期間，偶爾會送禮盒或其他禮品，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是說村長給鄰長的慰勞之意，不知是否與選舉有關，只知道被告劉添順都送鄰長等語(警卷第171頁、偵卷第90 頁)，於原審證稱：被告2人偶爾有送月餅，不一定每年都有，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只有說中秋節快樂、月餅給鄰長，那時候不知道被告劉添順選舉的事等語(原審卷三第38-40頁)，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稱：劉添順擔任村長，我擔任鄰長的期間，劉添順過年沒有送禮，中秋節有送月餅，好像每年送一次，我當了8年鄰長，不太記得是否送了8次，有時候有送，有時候沒有，110、109年中秋節記得有送月餅等語(詳見原審卷二第313-321頁)，可知被告劉添順因擔任村長，往年在中秋節時有贈送月餅予鄰長許進龍之情，本次贈送系爭禮盒時亦表明係中秋節贈與鄰長，並未明示或暗示與投票之目的有關，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江金蓮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之認識。　 ⑶又依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之證述，被告劉添順於任職村長期間，雖不一定每年固定贈送月餅禮盒，然此可能與被告劉添順當年之經費、贈送人數等節有關，難認須每年固定贈送始可謂合於中秋節送禮之習俗。　　⑷況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一職，於中秋節贈送月餅予鄰長，與一般人際關係、社交禮儀難認有違，縱非固定每年均有贈送，難認有異於常情之處。且被告2人先前時有贈送，時未贈送，適足證明被告2人於「本次選舉前」即有贈送予鄰長中秋節禮物之情，並非本次選舉才「突然」贈送，因此，以被告2人先前非每年贈送中秋節禮物，率推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應係未全面觀察被告2人與許進龍等人歷年互動關係所致，應無足採。　　⑸基上，被告劉添順與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間有村長、鄰長地方基層人員工作關係、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以往亦有中秋節送禮等節觀之，尚合於一般社會禮俗，被告劉添順辯稱係因逢年過節贈送禮盒給鄰長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以系爭禮盒行賄使投票予被告劉添順之犯意。　　4.杜春美部分：　　⑴證人杜春美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為認識很久的朋友，杜春美曾搭過很多次何愛花開的計程車，業據證人杜春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被告何愛花亦稱杜春美是我結拜姐妹，每年都會送她月餅等語(警卷第10頁)，足認被告何愛花與杜春美間亦有相當之情誼。　　⑵證人杜春美於警詢時雖稱被告劉添順於擔任村長期間沒有送過月餅禮盒等語，但並未否認被告何愛花曾經贈送過月餅禮盒，且其於偵查中證稱：2、3年前何愛花曾送過我月餅，我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收下這盒月餅不會影響我投票支持的對象(偵卷102頁)，於原審證稱：我與何愛花以前有互相送過東西，彼此平常會互送蔬菜、水果等食物(原審卷二第60頁)，則以其與被告何愛花間客戶、朋友關係，平日亦曾互贈物品之交往情況，被告何愛花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實無可厚非，難謂與一般人際關係、禮尚往來及年節送禮之習俗有違。　　⑶又被告何愛花贈送杜春美系爭禮盒時，杜春美並不在家，由杜春美家中44歲之智障女兒收受，而何愛花當時什麼都沒有說等情，亦據證人杜春美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顯無系爭禮盒與選舉支持被告劉添順有關之言語動作，證人杜春美亦證稱不知道是否與劉添順參選有關，沒想那麼多，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等語(警卷第191頁、偵卷第 102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贈送時適逢中秋節，證人杜春美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杜春美對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有何認識。　5.温英妹部分：　　⑴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為鄰居，温英妹與被告劉添順均當過教會長老，被告何愛花當過教會執事，彼此認識很久；被告劉添順在8年村長任期期間中秋節都會送月餅，被告何愛花每年都有送月餅等情(警卷第209頁、原審卷二第117 頁)，業據證人温英妹證述明確(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 頁、原審卷二第115頁)，則以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鄰居、教會關係及歷年均有送中秋節月餅之例，實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及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⑵況證人温英妹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一致證稱：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沒有提到選舉之事，我認為與選舉無關等語(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109頁、原審卷二第116 、117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適逢中秋節，參以被告2人每年中秋節均有贈送月餅之情，實未使人聯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賄選相關，難以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一事推認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6.徐惠美部分：　　　　　　　⑴證人徐惠美之夫許金連於111年間擔任明利村第8鄰鄰長，徐惠美與被告何愛花為教會認識的朋友，很要好，與劉添順亦認識很久等情，已據證人徐惠美、許金連於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偵卷第137頁、原審卷三第43、52、53頁)，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徐惠美於警詢時先稱：村長說系爭禮盒是鄉長送給鄰長的中秋節禮盒，說只有鄰長有，是鄉公所送的，沒講到選舉等語(警卷第152、153頁)，嗣改稱：當時村長確實有送月餅，但是沒有提到選舉的事情，我忘記村長當時有沒有跟我說禮品是鄉公所送給鄰長的等語(警卷第153頁)，對於系爭禮盒究竟是鄉公所或被告劉添順所贈送，已有所混淆；其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劉添順拿系爭禮盒到我家，沒有說什麼，我收下月餅是因為朋友關係，跟選舉無關，當時沒有想到可能與選舉有關等語(偵卷第85頁)，參以證人許金連證稱：徐惠美說系爭禮盒是劉添順要送給鄰長的，不是因為要競選才送，應該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我，送來的時候，劉添順也沒有說什麼話(偵卷第137頁)，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系爭禮盒(原審卷三第53頁)等語，對照證人徐惠美於警詢之初亦曾提及系爭禮盒是送給鄰長，可推認證人徐惠美應是告知許金連系爭禮盒為贈送鄰長，只是誤認為鄉公所所贈，益徵被告劉添順確未明確提及或暗示與其參選有關，以致徐惠美反而誤以為是鄉公所贈送。　　⑶又被告劉添順往年確有於中秋節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即鄰長許進龍之情，已據證人江金蓮、許進龍證述明確，而證人許金連既是於111年才擔任鄰長，則被告劉添順於111年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予第一次擔任鄰長之許金連，且表明送給鄰長，核與其與許金連之關係、一般年節送禮習俗及社會價值並無悖離之處，況被告劉添順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有關，證人徐惠美、許金連亦未聯想到與選舉相關，難認被告劉添順或證人徐惠美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賂賄之認識，不足認被告2人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四)本件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　1.黃阿里部分：　　⑴證人黃阿里於警詢時證稱系爭禮盒是由被告何愛花送到家門口由我兒子朝志宏收受，我看到時，僅剩下2、3個月餅，是鄰居跟我說何愛花有送月餅到我家，我兒子收的等語 (見警卷第13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系爭禮盒是何愛花拿到家裡給我們的，當時我不在家，是我的小孩收的；小孩跟我說是何愛花送來的等語(偵卷第78頁)；於原審證稱：我不知道誰把月餅送到我家，我在上班，是我小孩朝志宏收到的，我看到的時候月餅放在桌上，只剩3個月餅；朝志宏告訴我是何愛花送的等語(原審卷二第95-105頁) 。由上可知，證人黃阿里並未目睹被告何愛花致贈系爭禮盒之過程，只看到剩下2、3個月餅，且係聽聞鄰居或朝志宏轉述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經過，此部分證述為傳聞證據，信用性本較為薄弱，加上與證人朝志宏所述又不具整合性(詳下述)，本院自不得執此信用性有瑕疵的證述，率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　　⑵證人朝志宏於原審證稱：我和母親黃阿里住在一起，去年中秋節前，我沒有從何愛花手中拿到過中秋月餅禮盒，我看到的是一張衛生紙上面放一顆月餅，我不知道怎麼來的，剛下班看到就直接吃了，黃阿里沒有問過我月餅來源，是我問黃阿里這月餅誰送來的，我沒有看到順昌西點麵包店這個盒子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7-113頁)，與證人黃阿里所稱是證人朝志宏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月餅禮盒等節，明顯扞格。　　⑶又被告2人均否認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復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證人黃阿里或朝志宏所述屬實，自難憑證人黃阿里之有瑕疵證述逕認被告何愛花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欲行賄之事實。　2.黃阿勇部分：　　　　⑴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固均證稱111年9月5日有接受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事實，惟於原審改稱：去年選舉之前，被告2人沒有跟我拜票過，選舉前我沒有從何愛花那邊收到系爭禮盒，製作警詢、偵訊筆錄時因為緊張，想不起來，回去兩天後才想得出來，月餅是有一個慈濟功德會的菩薩林月華，直接拿去我家給我，我是慈濟的志工，幫林月華做環保，保特瓶、紙箱收一收，放在我住的地方，大概半個月林月華來收一次。我打電話給林月華說是不是你送月餅，林月華說是。本來我是說我沒有，警察一直問，到後面就說你看他們幾個都已經承認了，已經回去了，所以我才說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0-129頁) ，證詞前後反覆不一，非無瑕疵。　　⑵被告劉添順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證人林月華具結證稱：去年(即111年)中秋節我有送黃阿勇一盒月餅到黃阿勇家，裡面有6個月餅，因為黃阿勇有1個比較大的集中環保點，我向慈濟申請了30盒，所以送他等語(見另案當選無效事件原審卷第132-134頁)。參酌證人黃阿勇於警詢時證稱何愛花所贈送月餅外觀為圓形共有6顆1盒(警卷第239頁) ，與證人林月華所述月餅數量相符，而系爭禮盒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及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4頁)，並據證人江金蓮、杜春美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系爭禮盒裡面有8個月餅等情明確(警卷第172、191頁)，核與系爭禮盒照片相符(警卷第21頁)，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贈送6顆1盒之月餅等情，與系爭禮盒內月餅數量為8顆之事實不符，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送系爭禮盒一事是否無訛，尚非無疑。　　⑶證人黃阿勇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以其於112年2月9日上午9時50分許，在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之準備程序中，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供前具結為虛偽證述：其係自慈濟師姐林月華處收受月餅1盒，月餅應該不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而為虛偽證述，認黃阿勇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提起公訴，黃阿勇於原審表示認罪，經原審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判處證人黃阿勇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2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確定(下稱另案偽證判決)，業經本院調閱另案偽證案件卷宗查核無訛。惟證人黃阿勇於該案中雖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陳述，然觀其該案所提刑事準備書狀記載：其於警詢、偵訊所述何愛花贈送月餅一事，當下並非記憶深刻，加上智識程度不高，面對訊問心情緊張，乃未及深慮證述收受何愛花贈送月餅，事後回想並向林月華確認，始確定該月餅是林月華贈送，因而於另案當選無效事件明確證述釐清當時真實情節，惟先前證述內容已該當刑法偽證罪之構成要件，其願意坦承面對等語(見另案偽證案件原審卷第81頁)，可知證人黃阿勇仍辯稱警、偵訊時所述之月餅係林月華而非何愛花所贈送，則其於該案為認罪之表示，不無可能係為獲取較輕之刑及緩刑之利益而為，尚難以其另案偽證判決確定即認證人黃阿勇於原審之證述為偽證而不可採信。　　　⑷此外，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有贈送黃阿勇系爭禮盒之事實，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以系爭禮盒向證人黃阿勇行求投票支持被告劉添順等情，難認有據。 (五)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與投票予被告劉添順間客觀上是否足認為投票賄賂之對價？　1.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嚴加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或受賄，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依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而國人於中秋節前，無論是雇主與員工、客戶、親朋好友相互間，致贈月餅、禮盒等物，以慶祝佳節、聯繫感情、拉近親誼關係等，實屬常見，與一般社會價值、人際交往及禮尚往來之習俗無違。本件被告 2人於中秋節前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就贈送之時機而言，與國人中秋節贈送物品之禮俗相符，而一般人於此時節收到系爭禮盒，容易聯想到與中秋節送禮有關，客觀上合於民眾正常社會活動與正當交誼，難認與本件選舉有何關聯性；且觀諸系爭禮盒照片，為尋常之月餅禮盒(警卷第19、2 1頁)，其1盒單價300元，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被告2人所不爭執，斟酌現時社會大眾觀念、人民生活水準及被告2 人贈送之時機等，系爭禮盒是否足以動搖高春花等人之投票意向，並非無疑，佐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均證稱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並不影響其投票意願等語，尚難認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客觀上已足使有投票權之高春花等7人投票予被告劉添順而成立對價關係。　2.至於證人林愛菊於偵查中雖稱可能因為收了系爭禮盒而決定投他們家推出的人選等語，然亦稱：(問：你認為這盒中秋月餅與選舉有關嗎？)沒想那麼多，人家送我，我就收了；沒有因為有投票權而收受禮品之意思(偵卷第73頁)，於原審則改稱系爭禮盒與選舉無關等語，前後所述矛盾不一，自難憑其有瑕疵之指述逕認證人林愛菊收受系爭禮盒已足以動搖其投票意向。　3.再酌以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被告何愛花為其配偶，並從事計程車生意，以被告2人之社會地位、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與被告何愛花有遠親、客戶關係，與杜春美、温英妹為教友或鄰居關係，證人江金蓮、徐惠美之夫均為明利村鄰長等關係，被告2人於中秋節前之時點贈送系爭禮盒，實與彼等關係、一般社會生活及禮尚往來等情相合，無顯不合理之處，客觀上難認為選舉行賄之對價。　4.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的時間固尚稱密集集中，然被告2人贈送標的為中秋節月餅，加上月餅有一定保存期限，被告2人自須於中秋節前儘速密集分送，又被告2人贈送對象均為原有互動往來之親朋故友，或有村長鄰長合作關係，應得劃歸為正常(當)交際禮儀範疇，縱將上開數證人證述內容相互參照對應，亦尚難推認出被告2人有以系爭禮盒作為買票行賄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及上訴意旨所述事證，均不足以認被告2人係基於選舉目的而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亦不足認被告2人有致贈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原審認被告2人犯罪不能證明，已詳述所依憑之證據及心證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所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1-20241015-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永華選任辯護人曾泰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張永華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張永華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106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餘犯罪事實、論罪、沒收等部分，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逕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素行良好，年歲已大，為原住民，不懂法律，犯罪情節實有可原，且與一般原住民堂而皇之行賄有程度上差異；被告身體欠佳，母親需人照顧，倘入監服刑，恐影響家庭，難免悲劇，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請宣告緩刑，以勵自新等語。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 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3年，審酌本件為鄉民代表選舉之層級，賄選之對象為4人，其中高秀英為被告之表姨，田美娟與吳輝龍為夫妻，交付之賄賂金額非高，總金額為6千元，賄選之情節、對象、規模及影響層面非鉅；而被告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有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2年度原選上字第3 號民事判決可按(原審卷第259-266、311-318頁)；按(民事) 當選無效，乃係以對行賄行為本身加諸制裁為(直接、間接) 目的所課予的不利益，與刑罰目的、機能應具有共通性，足以相應減少刑罰必要性，且民事當選無效乃係法律、社會容認的制裁，與私的制裁顯有不同，不構成侵權行為，對被告亦無容認代替救濟之餘地，故當選無效制裁於一定程度上，應得援用作為有利量刑因子。參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雖否認犯行，但坦承有交付金錢之客觀事實，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已經知錯，對司法資源之節省亦有助益；兼衡其罹有心肌梗塞、糖尿病等疾病，母親有永久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有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診斷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目前無收入，其生活、經濟、家庭、智識程度(原審卷第3 8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88、110頁)等一切情狀，如處以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重刑，容有情輕法重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未依本案具體犯罪情節，審酌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且不及審酌被告上訴後自白犯行之犯後態度，容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為求順利當選，無視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權益甚鉅，所為破壞選舉之公正、公平、純潔及清廉選風。 2.本件係鄉民代表之基層選舉，選區非大，賄選對象為4人，高秀英為被告之親戚，田美娟、吳輝龍為夫妻，賄選之金額非高，屬小規模零星賄選，賄選之手段、情節尚非嚴重。 3.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 2年度原選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4.前於111年間因傷害案件經判處拘役20日，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無其他犯罪紀錄，大致能遵守社會規範，無重大偏離。 5.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但坦承客觀事實，於本院則自白不諱，坦承犯錯，態度尚可，應知悔悟，此部分量刑因子可往有利被告之方向移動。 6.被告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身體健康、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等狀況(見原審卷第382頁、本院卷第110頁、第1 19、121頁)。 7.兼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四、附條件緩刑： (一)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應由法院就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判決參照)。法院對符合刑法第74條規定之被告，依其犯罪情節及犯後之態度，足信無再犯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予宣告緩刑：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身罹疾病必須長期醫療，顯不適於受刑之執行；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以下稱緩刑要點)第2點第1項第5、9、10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之消極要件。　2.被告於本院自白犯罪，態度良好；被告罹有前述疾病，須長期醫療；其母有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如被告受刑之執行，家庭生活恐陷困境；本件未及深慮，致罹刑章，參酌前述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節，以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依被告之素行，足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遵守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促其自我約制，應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 3.另為使被告遵守法紀，提高遵法意識，避免再犯，認緩刑有附加條件之必要，參酌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五、褫奪公權： (一)「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刑法第37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40號、81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參照)。惟就褫奪公權期間，選罷法未有規定，依刑法第11條前段之規定，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所定「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期間。又法院依法必須同時宣告褫奪公權，並於1年以上10年以下之期間範圍內宣告之，此部分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因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攸關人民權益。是以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長短，自應視行為人所犯之犯罪性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之關聯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57號判決參照)。亦即，應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狀等，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而為褫奪公權期間之宣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判決參照)。 (二)查違反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依法應褫奪公權，除剝奪其再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外，亦限制其服公職之權利，影響其權益非輕，審酌被告交付賄賂之價值、賄選規模非大等犯罪手段及情節非重，以及其犯後態度、素行品行、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另所宣告之附條件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之規定，並不及於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規定，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偵查起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3-20241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