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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殺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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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99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鴻偉代理人李勝雄律師（法律扶助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因殺人案件，對於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594 號，中華民國98年5 月14日第三審確定判決(本院最後事實審案號：本院97年度重上更㈦字第63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89年度偵字第863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之精神鑑定，指出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下稱聲請人）有「安非他命、海洛因濫用」，然對於聲請人之腦部功能因濫用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所受之傷害，係以何科學儀器或方法進行鑑定，均未說明，顯然不足以證明聲請人有正常控制及辨識能力。而依據臺大醫院（90）校附醫秘字第22534號函，聲請人曾服用「Inderal」及「Rivotril」藥物，稽之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藥物資訊網臺大醫院用藥諮詢，「Inderal」之副作用包括「精神異常」、「心智混亂」，「Rivotril」之副作用亦包括「行為有問題(攻擊性、精神亢奮）」。可資證明聲請人服用之藥物及濫用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足以造成精神障礙或身體器官(例如：大腦)之傷害，對於聲請人精神狀態足以造成障礙，從而影響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或使其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降低而顯著低於一般人，而影響其是否符合犯罪罪責之成立要件。上開函文、用藥諮詢及鑑定，均於原確定判決前即存在而未經發現、不及調查審酌，且未就證據價值加以判斷，具有新規性，並合理相信足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㈡原確定判決以聲請人於案發初時即民國89年11月28日在臺灣臺北看守所(現改制為於法務部○○○○○○○○，下稱臺北看守所) 與其母親會面時之對話為適用刑法57條之依據，捨棄卷內聲請人嗣後直至本案判決確定，已悛悔之各項證據，有悖經驗、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　⒈本案於89年4月26日發生後，聲請人即遭羈押，於同年9月29 日寫信予被害人家屬表示懺悔道歉，並表示日後願全力彌補被害人家屬，雖聲請人於89年11月28日在臺北看守所向母親稱：「妳們先不要跟對方和解，到時賠了錢，又賠了兒子」等語，滋生聲請人是否真心悔改之疑義，實有斷章取義之嫌，自不得採為對聲請人不利之認定。　　⒉聲請人89年11月28日口出此言，乃係因遭3位目擊證人指證其開車撞擊被害人是預謀殺人，與聲請人之自白不符，致聲請人因遭檢察官求處死刑，在激動下，始為上開語詞，事出有因；佐以聲請人為上開言詞之前、後：⑴89年9月27日承認錯誤；⑵89年9月30日要求家人儘量補償被害人家屬；⑶89年10 月4日寫信給被害人家屬，不知有沒有收到，知道要繼續地寫；⑷89年10月24日向其姑姑請求稱：我爸現在手頭很緊，大姑幫我一下，還要請律師；⑸89年12月20日與律師接見時稱：我實在悔不當初，如有機會回歸社會，會努力賺錢補償被害人家屬，也會做冥婚迎娶的動作；⑹89年12月26日與律師接見時稱：被害人家屬已先收新臺幣200萬元賠償金，和解則還在談。可見聲請人自白後即一再要求家人設法賠償被害人家屬，可知上開「先不要和解」等語，只是聲請人一時氣話，尚難逕認其毫無悔意，原確定判決一再以前述89年11 月28日聲請人與家人接見對話內容，認定聲請人從無悔意，而捨棄直至判決確定時聲請人已悛悔之各項證據，即有與卷內證據相矛盾，且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之違法。　⒊本案更二審、更三審法院分別傳喚證人即臺北看守所宗教師邱見利、更生保護會宗教師蘇燦煌到庭作證，其等均為聲請人確有悔悟之證詞，應以此判斷聲請人犯罪後態度。　㈢臺北看守所舍房主任藍主恩，主管監督戒護在押聲請人，對於聲請人自有長久客觀之觀察，且較諸邱見利、蘇燦煌，應更有客觀之可信性，且並非不能調查或無法調查，原確定判決疏未就聲請人有無教化可能性事實為調查認定，即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㈣綜上所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二、經查：　㈠聲請意旨一㈠部分　⒈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　　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　　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方法，　　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　　斷，若前後2 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　　相互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　　聲請再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269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聲請人前已持憑與此部分聲請意旨所載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07年度聲再字第484號裁定，認無再審理由，駁回其聲請。詎聲請人猶以相同事由，再度聲請本件再審，此部分聲請，顯屬違背法定之程式，自非合法，且無可補正。　㈡聲請意旨一㈡、㈢部分　⒈再審係為排除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違誤所設之非常救濟制度，其固有發現真實、追求正義之目的，但究係對確定判決而設，是其制度之設計必須調合法安定性與實體正義之平衡。而法官就犯罪成立，乃至量刑之事實或證據，均有可能發生認定錯誤之情形，就涉及犯罪事實以外之量刑事實，因僅涉及國家刑罰權如何行使之事項，不及於犯罪行為本身之評價，若准予全部開啟再審，將過度動搖法安定性，故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發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須達到適合改判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之再審目的者，始符合得開始再審之要件。其中「無罪」及「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係針對「罪」之有無或變輕（指較原判決所認罪名之法定刑為輕之相異罪名），涉及影響犯罪事實真確與否；至與犯罪事實無關者，則僅以應受「免訴」或「免刑」判決之再審目的為限。又所謂應受「免刑」之依據，係指法律於相關犯罪法定刑之規定外，另設有「免除其刑」或「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者而言，若僅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科刑輕重之標準，則不與焉，此參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自明(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671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50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同法第421條所稱「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係指重要證據業已提出，或已發現而未予調查，或雖調查但未就調查之結果予以判斷並定取捨而言；其已提出之證據而被捨棄不採用，若未於理由內敘明其捨棄之理由者，亦應認為漏未審酌；換言之，本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見解，在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3項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後，雖與該項規定之再審新證據之規範文字不同，然其要件相仿、涵義相同，應為相同之解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56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127號及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聲請人前已持憑與此部分聲請意旨所載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再字第4號裁定，認為無理由，駁回其聲請。詎聲請人猶以相同事由，再度聲請本件再審，此部分聲請，顯屬違背法定之程式，自非合法，且無可補正。況本件聲請人固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或未予調查其已悛悔之各項證據，惟此等關於犯罪後態度之事實，顯然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亦與法院客觀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可能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無關，僅涉及法院依據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科刑標準而據以量處「宣告刑」輕重之問題，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或同法第421條等再審要件規定有間。三、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應予駁回。　　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 9條之2定有明文。其中所稱顯無必要者，指如依聲請意旨，從形式上觀察，聲請顯有理由而應裁定開始再審者；或顯無理由而應予駁回，例如提出之事實、證據，一望即知係在原確定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法院審酌後捨棄不採，而不具備新規性之實質要件，並無疑義者；或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例如聲請已逾法定期間、非屬有權聲請再審之人、對尚未確定之判決為聲請、以撤回或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等，因程序違背規定已明，而無需再予釐清，且無從命補正，當然無庸依上開規定通知到場聽取意見之必要，庶免徒然浪費有限之司法資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且無可補正，而應逕予駁回，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2025-03-04

TPHM-113-聲再-499-20250304-2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訴訟參與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24號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1號聲請人黃瑞祥蔡鳳茹上二人共同代理人鄭婷瑄律師（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律師）聲請人陳建龍劉珍岑上二人共同代理人郭子茜律師（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律師）被告許濸雄選任辯護人洪國欽律師鄭健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本院114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1號），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黃瑞祥、蔡鳳茹、陳建龍、劉珍岑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許濸雄（下稱被告）因涉犯殺人等罪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上訴至第二審中，而被告所涉之罪，係屬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 1款所列得為訴訟參與之案件。本件聲請人黃瑞祥、蔡鳳茹為被害死者黃晙綮之父、母，陳建龍、劉珍岑為被害死者陳毓珊之父、母，依法為得聲請訴訟參與之人，為瞭解訴訟程序之經過及卷證資料之內容，並適時向法院陳述意見，以維護訴訟權益，爰依法聲請參與訴訟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上開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聲請；法院於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並斟酌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認為適當者，應為准許訴訟參與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2項及第4 55條之40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被告涉犯殺人等罪嫌之案件，由原審即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判決後，檢察官及被告均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理中。茲經本院徵詢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並斟酌案件情節、訴訟進行之程度、聲請人為被害人之父、母及其利益等情事後，認為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訴訟參與制度之目的，且無不適當之情形，故認本件聲請人聲請訴訟參與，均為有理由，俱應予准許。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王佳穎

2025-03-04

KSHM-114-聲-124-20250304-1

刑補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刑事補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補償決定書 114年度刑補字第2號補償請求人即被告陳添國上列請求人因殺人案件（本院102年度重訴字第44號），請求刑事補償，本院決定如下：　　主　文請求駁回。　　理　由一、請求意旨如附件。二、依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受理之案件，必須符合刑事補償法第1條、第2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始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補償。又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認為請求無理由者，應以決定駁回之，刑事補償法第1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再按依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受理之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補償：一、因行為不罰或犯罪嫌疑不足而經不起訴處分或撤回起訴、受駁回起訴裁定或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或收容。二、依再審、非常上訴或重新審理程序裁判無罪、撤銷保安處分或駁回保安處分聲請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三、因無付保護處分之原因而經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鑑定留置或收容。四、因無付保護處分之原因而依重新審理程序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前，曾受鑑定留置、收容或感化教育之執行。五、羈押、鑑定留置或收容期間，或刑罰之執行逾有罪確定裁判所定之刑。六、羈押、鑑定留置或收容期間、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逾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確定判決所定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期間。七、非依法律受羈押、鑑定留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又依前條法律受理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亦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補償：一、因行為不罰或犯罪嫌疑不足以外之事由而經不起訴處分或撤回起訴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或收容，如有證據足認為無該事由即應認行為不罰或犯罪嫌疑不足。二、免訴或不受理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或收容，如有證據足認為如無該判決免訴或不受理之事由即應為無罪判決。三、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免訴或不受理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如有證據足認為無該判決免訴或不受理之事由即應為無罪判決。四、因同一案件重行起訴或曾經判決確定而經不起訴處分、免訴或不受理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或收容，且該同一案件業經判決有罪確定。五、因同一案件重行起訴或曾經判決確定，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免訴或不受理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留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且該同一案件業經判決有罪確定。六、因死亡或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事由而經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鑑定留置或收容，如有證據足認為無該事由即應認無付保護處分之原因，刑事補償法第1條、第2條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請求人前因殺人案件，經本院以102年度重訴字第44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3年，並於民國103年10月20日確定，其嗣後多次聲請再審，亦均經本院駁回確定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請求人前開案件既係受有罪判決確定，未經任何程序予以撤銷，顯與前揭規定未合，是本件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補償法第17條第1項中段，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114年3月4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蔡旻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決定書聲請覆審，應於收受決定書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經由本院向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提出。　　　　　　　　　　　　　　　　　　書記官　徐家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3-04

TYDM-114-刑補-2-20250304-1

國審強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7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進財指定辯護人張紋綺公設辯護人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982 號、第2403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進財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柒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　㈠被告陳進財因殺人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 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並有羈押之必要，而於民國113年1 0月7日裁定自該日起羈押3月；嗣於113年12月26日訊問時，被告僅坦承傷害致死，惟否認殺人犯行，考量前揭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亦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應予停止羈押之事由，裁定自114年1月7日起延長羈押2月；先予敘明。　㈡茲本院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於114年2月27日訊問被告後，被告否認殺人犯行，其犯罪嫌疑重大，佐以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當庭表示之意見，前述羈押被告之原因仍然存在，本案目前因進行量刑前調查報告，故待鑑定報告回覆後方能排定選任及審理程序，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為確保國家刑事審判程序之進行，經權衡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予以羈押處分，應屬適當，且無從以其他手段替代而有羈押之必要，是被告前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未消滅，又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應予停止羈押之事由。爰裁定被告之羈押期間自114年3月7日起延長2月。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洪甯雅　　　　　　　　　　　　　　　　　　　法　官　吳玟儒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葉潔如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2025-03-03

TPDM-113-國審強處-7-20250303-2

台上

最高法院

殺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838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董怡臻上訴人即被告林凱傑選任辯護人王志超律師郭峻容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0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875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8834、595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即被告林凱傑（下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殺人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被告殺人罪刑（處有期徒刑15年）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被告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行為人雖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惟是否因此　致使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則由事實審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倘其取捨判斷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雖服用毒品咖啡包，惟如何依其是日下午仍能與被害人林平心（死者）、石芳筠（林平心之女友）正常應答；行兇過程中，亦能理解林平心指責其過於親近石芳筠，並加以否認，且見石芳筠欲以手機報警，即出手摔掉手機阻止報案；案發後，猶能提供林平心租屋處地址給119報案專線人員、認知林平心有性命危險、檢查林平心之呼吸情形、至門口導引據報到場之警員；參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函覆內容，亦認被告行為時可以理解事情之前因後果而加以反應，並未因施用毒品陷入心智缺陷之狀態，亦無精神病症狀或其他明顯情緒障礙之情形，至被告雖有輕度智能障礙，亦未達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之程度等情，認定被告當時仍具一般人辨別事理及控制行為之能力，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適用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並就石芳筠證稱被告當時意識可能是不清楚等語，如何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亦於理由內詳為論述。核其論斷，尚與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無違，復屬事實審法院依憑卷內證據所為判斷之適法職權行使，於法尚無違誤。且查被告於與119報案專線人員對話時，不僅能說出案發現場地址，亦可正確描述林平心之受傷部位、狀況，而對於到場警員之詢問，亦能切題回答，益徵原審上開認定無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又原判決既已依調查證據所得，綜合卷內事證，認定被告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明確，並無不明瞭之處，且敘明所憑之依據及說明其理由，則就顯不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其他證據，如被告性格違常傾向量尺之評量結果、施用卡西酮類藥物對人體之影響、與119報案專線人員對話時有情緒激動之情等，縱未再予調查或逐一論列，亦無礙於判決本旨之認定，即與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不備理由之情形有別。況原審於審判期日，審判長訊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就科刑資料有無其他之證明方法？」被告及其原審選任之辯護人皆未聲請檢測被告之尿液是否含有N,N-二基戊烯、硝西泮、奈妥眠等毒品成分，以查明被告行為時辨識違法或控制行為之能力有無受上開毒品成分之影響。因被告未聲請調查，且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就該部分進行調查，要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可言。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原判決未斟酌對其有利之證據，逕認其無刑法第19條第 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有採證偏頗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另原審未檢驗其尿液是否有前述毒品成分，以查明其辨識及控制能力有無受該等毒品影響，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犯罪行為人應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未發覺犯罪事實或犯罪人之前自首犯罪，且接受裁判，兩項要件兼備，始得依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即屬之。原判決已敘明警方依據案發現場之打鬥痕跡及詢問石芳筠之結果，已合理懷疑被告係犯罪嫌疑人後，被告始坦承有與林平心打架。因認被告不符合自首之要件等旨，經核於法尚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明白論斷於不顧，仍執陳詞，泛言其符合自首之要件云云，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屬法院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況原判決已詳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之理由，尤無違法可言。被告上訴意旨此部分指摘，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又刑法第 57條已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且「應審酌一切情狀」，並列舉科刑時尤應注意之10款情狀。是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微調並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依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其違反義務之程度暨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犯罪情狀，劃定其責任刑之上限為無期徒刑或最嚴重之有期徒刑；再何以依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而援引被告家庭及成長環境中之負面因素對被告健全社會價值觀及遵法精神之不利影響，減輕被告之可責性，其責任刑之上限應減為最嚴重之有期徒刑。又被告犯後雖坦承犯行，並表達賠償林平心家屬之意願，惟為林平心家屬拒絕，而未能減輕或彌補其等所受之損害，難以其犯後態度尚佳，再下修前述責任刑上限，因認第一審量處有期徒刑15年，尚屬妥適，而予以維持之理由，自屬裁量權之行使，難以指為違法。又量刑之一般情狀事由，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涉，採自由證明法則為已足。易言之，在證據調查程序上，不受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而法院之心證上，亦無須達確信之程度，僅須達到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之程度為已足。原判決係依憑被告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實施精神鑑定時之供述、該院鑑定報告書、被告學籍資料（包括成績紀錄、個人綜合表現紀錄表、出勤獎懲紀錄表）、曾有多次傷害之前案紀錄，佐以本件被告與林平心發生糾紛及扭打之起因及過程等情，認定被告家庭及成長環境之負面因素對其健全社會價值及遵法精神之不利影響，與其在本案之犯罪心理機轉及行為模式有高度關聯，並以被告家庭及成長環境為量刑之審酌事項，自無違法可指。又被告在較具結構之情境下，配合度良好且較可控制自身情緒衝動，也有足夠之自我揭露開放度，為未來協助被告行為改變之有利因素等情，有前開精神鑑定報告書可憑。則原判決執此認被告有社會復歸之能力，並非無據，亦無理由矛盾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泛謂原判決量刑過輕，且未說明何以被告家庭及成長環境之負面因素，得為減輕其可責性之依據及理由。另原判決認被告有社會復歸之能力，未來不致再因難以控制衝動易怒情緒，而重蹈剝奪他人性命之覆轍，亦有說理矛盾之違誤云云，要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周盈文　　　　　　　　　　　　　　　　　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2025-02-27

TPSM-114-台上-838-20250227-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45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仁傑上列聲請人因竊盜案件，對於本院103年度上易字第343號，中華民國103年6月3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審易字第232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2 年度偵字第1696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仁傑(下稱聲請人)為就本院10 3年度上易字343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理由如下：　㈠聲請人於海洋音樂祭結束回家時，就將告訴人劉軒榮之筆記型電腦（下稱本案筆電）交予母親詹秀勤，請其送去警局，然後去板橋上班居住。　㈡本案筆電於遺失時是蓋著，且沒有變壓器，全然是有人遺失，且聲請人僅打開檢查其資料，未做其他使用，該筆電於返還當時也還有電，如何可稱我竊盜。　㈢請求調取本案之實體卷宗，因為電子卷的第一審卷第70頁並無原確定判決第6頁所載「剛才不是還在」之內容。　㈣案發後協助開立遺失物清單之五分埔派出所警員（已經改任）及松山派出所之陳建業警員均可證明聲請人沒有竊盜的事實。　㈤縱認成立竊盜罪，但聲請人於原第一審判決時沒有前科，且已與告訴人和解，卻遭判處3個月有期徒刑，且未判處緩刑，其量刑有違罪責相當性。　㈥聲請人目前任職律師，覺得聲請人10年前如果當時懂法律，根本就可清楚證明無罪，聲請人深知此案為冤枉，聲請人打算再找出告訴人劉軒榮，且陳建業願意作證，可證聲請人無竊盜事實。　㈦另除黃慧夫醫師再審改判無罪（107年度再字第7號）外，日本有1個殺人案件在判決確定後50年，始因再審改判無罪，台灣的劉正富遭控鬥歐致死案件，亦經再更二審改判無罪，可供本院參酌。　　　　　二、按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前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同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者，限於法院以再審無理由而駁回之裁定，不包括以再審不合法而駁回之裁定。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抗字第197號、102年度台抗字第75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所稱證據，係指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倘僅泛言有法定再審事由，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均應認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615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前項本文所稱「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逾法定期間、以撤回或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等情形，或再審原因已明，顯有理由而應逕為開始再審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聲請再審原則上應踐行訊問程序，徵詢當事人之意見以供裁斷，惟基於司法資源之有限性，避免程序濫用（即「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或欠缺實益（即「顯有理由」），於顯無必要時，得例外不予開啟徵詢程序。則此法文所指「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應係指聲請之不合法或無理由具有「顯然性」，亦即自形式觀察即得認其再審聲請係「不合法」或「無理由」，而屬重大明白者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1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聲請人關於聲請意旨㈠、㈦部分，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再字第 581號裁定，認聲請人之再審聲請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等情，有本院上開裁定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9至229頁）。是聲請人復以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　㈡聲請人關於聲請意旨㈡部分，業經本院先後以103年度聲再字第311號、113年度聲再字第581號等裁定，或認聲請人之再審聲請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或以聲請人再以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而裁定駁回等情，有本院上開各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至141頁、第219至229頁）。是聲請人復以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　㈢聲請人關於聲請意旨㈢部分，業經本院先後以112年度聲再字第398號、113年度聲再字第581號等裁定，以聲請人再以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而裁定駁回等情，有本院上開各裁定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7至第173頁、第219至229頁）。是聲請人復以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　㈣聲請人關於聲請意旨㈣部分，業經本院先後以111年度聲再字第33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2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231號、 113年度聲再字第581號等裁定，或認聲請人之再審聲請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或以聲請人再以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而裁定駁回等情，有本院上開各裁定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至151頁、第153至157頁、第159至1 65頁、第219至229頁）。是聲請人復以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　㈤聲請人關於聲請意旨㈤部分，業經本院先後以111年度聲再字第33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2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398號、 113年度聲再字第581號等裁定，或認聲請人之再審聲請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或以聲請人再以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而裁定駁回等情，有本院上開各裁定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3至151頁、第153至157頁、第167至1 73頁、第219至229頁）。是聲請人復以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　㈥聲請人關於聲請意旨㈥部分，業經本院先後以113年度聲再字第62號、113年度聲再字第581號等裁定，認聲請人之再審聲請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等情，有本院上開各裁定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07至217頁、第219至229頁）。是聲請人復以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　　　　㈦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有上開不合法之情形，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自形式觀察，既有上述顯然不符法律程式而不合法，且毋須命補正，揆諸前揭說明，當屬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所稱「顯無必要者」之情形，自無踐行該條所規定之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附此敘明。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2025-02-27

TPHM-114-聲再-45-20250227-1

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重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李祈緯選任辯護人李英豪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重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98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丙○○與林Ｏ彣於民國111年5月起相識後交往為情侶，並同居在林Ｏ彣向陳Ｏ興所承租之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3樓（下稱「廣州一街租處」），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林Ｏ彣因有感於與丙○○個性不合時常爭吵，於111年8月4日向丙○○提出分手，丙○○於同日負氣將私人物品搬離廣州一街租處後，心有不甘，藉故於111年8月6日晚間留宿廣州一街租處，並於111年8月6日晚間至111年8月7 日凌晨與林Ｏ彣再度發生爭吵，見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凌晨3 時許服用其所提供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Quetiapine有嗜睡之副作用），及其前因情緒及睡眠問題至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唐子俊診所」就診時所處方及自費購買之安寶寧錠（Alpragin，含有第四級毒品Alpraz olam阿普唑他成分，亦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具有催眠鎮靜、肌肉鬆弛作用，為中效苯二氮平類藥物【BZD】）、可那平錠（Rivopam，含有第四級毒品Clonazepam氯硝西泮成分，亦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具有抗癲癇、鎮靜作用，為長效苯二氮平類藥物）等具有安眠藥效之藥物數顆（尚無證據證明丙 ○○知悉或可預見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含有前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第四級毒品，或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管制之第四級管制藥品成分），將在臥室內沉睡至少8至12小時無法轉醒，因怨恨上情，竟基於殺人之犯意，謀劃以在密室內燒炭使林Ｏ彣吸入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遂於111年8月7日下午2 時30分許，騎乘機車至其所開設之高雄市○○區○○○路00○0號「ANGUS LAB斯研室」無菜單料理餐廳，自餐廳後門入內取出木炭2包後，於同日下午2時49分許折返廣州一街租處，將前揭木炭2包放入鋼盆後點火引燃木炭，並將置有燃燒木炭之炭盆放置在臥室內靠近林Ｏ彣沈睡之床側，並緊閉臥室門窗、將浴巾摺成條狀堵塞門縫下方，避免一氧化碳氣體漏溢，使臥室內充滿一氧化碳，致林Ｏ彣因藥力昏睡無法轉醒逃離之情況下因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死亡時間應在 111年8月7日下午2時49分至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間之某時）。丙○○則於確認林Ｏ彣已因一氧化碳中毒後，將所餘木炭不多之炭盆移至臥室內靠近廁所側，並開啟臥室落地門自陽臺進入客廳，再服用前述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 ne成分藥物，及安寶寧錠、可那平錠數顆後，躺臥在客廳靠近落地窗側，故佈疑陣製造謀為同死之假象，旋即因藥力發作而昏睡。嗣林Ｏ彣之直銷上線乙○○因聯絡不上林Ｏ彣，至廣州一街租處按鈴仍未獲回應，遂報警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警員甲○○、陳Ｏ楷會同消防人員及陳Ｏ興一同前往廣州一街租處，經於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破門入內後，發現丙○○仰躺在上址客廳靠近陽臺落地窗處，林Ｏ彣則陳屍在臥室內床上，始查知上情。並扣得現場遺留之丙 ○○所有之行動電話（下簡稱手機）1支、林Ｏ彣所有之行動電話1支及內有Quetiapine成分之白色粉末2包。二、案經林Ｏ彣之父丁○○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上訴人即被告丙○○（下稱被告）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接受警詢的時間有1小時29分，但警詢錄音只有34分鐘，且其製作警詢筆錄前曾遭員警脅迫要照著稿念，可見被告警詢筆錄有不正取供之情形云云。經查：　　⒈按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 0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111年8月11日之警詢筆錄光碟，因設備問題，員警僅提供錄得部分被告陳述內容之光碟予本院之情，業據證人即製作筆錄之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陳述在卷（參原審院二卷第226至227頁），且有被告警詢光碟在卷可稽；經本院勘驗此部分之錄音錄影光碟（參本院一卷第510 至524頁），該次錄音錄影之畫面、聲音尚稱清晰、連續，無人為變造之情形，且筆錄記載內容為被告詢問筆錄第 1頁至第6頁第10行間（即警卷第3至8頁第10行）之問答，經核該次警詢錄音錄影之內容，核與上開頁數之被告警詢筆錄之記載大致相符，依首揭說明，該部分已無錄音錄影與筆錄內容不符而不得做為證據之情形。　　⒊另證人即製作筆錄之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警詢過程若有警員進來看，應該也是增加問題，讓筆錄做的更完整，警察本來就可以決定要問被告什麼問題，不可能刪掉被告的回答，且增加提問是在筆錄做完之前，該次警詢筆錄也有列印出來讓被告詳細看過全文才簽名，簽名後筆錄就不可能再做調整（原審院卷二第231至234頁）等語。且本院勘驗過程中，均未見有何被告遭脅迫而回答之情形，而觀之該勘驗內容，被告之回答不僅十分口語化，且針對員警之問題一問一答，並無制式照稿念而常見之一字一句逐字朗讀之情況，且紬繹被告該次供述，遍及被告與死者關係、交往始末、爭吵內容及決定燒炭的原因、燒炭、移動炭盆過程、服用藥物來源、己身就診經歷等細節，若非被告本人親身經歷、自行陳述，實難想像警察得以在第一次製作警詢筆錄之前已鉅細靡遺地知悉案情，甚至事先擬定被告回答之內容。況被告於警詢中一再聲稱要與死者林Ｏ彣一起死，並認為死者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是真的有想死的意思，顯然被告並未坦承犯行，而係朝謀為同死而非殺人之辯解，與同日偵訊筆錄、出院後於111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之辯解內容大致相符，倘員警真脅迫其照稿演出，何不直接要求被告坦承殺人犯行並記明筆錄即可？益見被告上開所辯，並不可採。是本案除未見警員有何被告所指威脅、恐嚇、逼迫行為外，更未見被告有何被迫為不實供述之情，此觀之被告自該次警詢筆錄後，歷經同日偵訊、法院訊問、111年11月9日檢察官偵訊、迄至起訴後原審 112年3月20日準備程序時，被告及辯護人亦未對被告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有何爭執（原審院卷一第84頁），堪認被告所指遭不正詢問被迫自白云云，即與事實不符，其主張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云云，當不可取。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又爭執：其當時昏迷後住院治療，不能接受訊問，但員警卻在其神智不清之情況下，未使用通知書即將其帶往警局製作筆錄，故被告警詢之陳述顯然非出於己意，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查：　　⒈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固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然非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僅得以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而不得使用其他諸如口頭通知等方式通知其到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因死者林Ｏ彣在其租屋處死亡，故前往警局協助調查一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參本院一卷第512頁），顯見被告並未反對且願到場陳述，依上開說明，自無司法警察一定得以通知書之方式才能詢問被告之理，故被告前揭所辯，即不可取。　　⒉再者，被告於111年8月8日送至高醫救治後，警員等待至11 1年8月11日被告比較清醒、比較OK，已經要離開加護病房，待送至精神病房治療時，李Ｏ峰跟被告講事情要坦然面對，跟警察去把事情說清楚，被告答應，經主治醫生同意，由李Ｏ峰幫被告向醫院請假讓被告出去做筆錄，李Ｏ峰也覺得被告可以去回答問題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告之父親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院卷二第239、240、242 至244、250頁），核與證人即警員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高醫主治醫師同意被告可以出院，所以帶被告回來做筆錄，被告當時精神狀態正常，回答都流暢，意識清楚，也都正常回答（原審院卷二第207至210頁）等情相符。再觀諸本院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被告答以：「（員警問：那你目前精神狀況怎麼樣？）可以。」、「（員警問：可以是尚可，還是良好，還是怎麼樣？）尚可。」、「（員警問：好，可以接受製作筆錄嗎？）可以。」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512頁），且觀被告警詢內容，不僅可以對員警之詢問逐一回答，且就案發前與死者林Ｏ彣吵架之內容、當天如何燒炭，何以放置毛巾在臥房內門底下以避免煙跑出去，使房內是密閉狀態等細節均陳述甚詳，已難見有何神智不清、胡言亂語而答非所問之情形，當具有完全之陳述能力；復經本院送請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鑑定被告111年8月11日之精神狀況，經該醫院覆以：李員（即被告）在問訊中能針對問題切題回答，並無顯著答非所問或胡言亂語之情形等語，有高醫113年5月16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10775號函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參本院二卷第79頁），核與本院前揭之認定相符，是被告辯稱：其警詢陳述有神智不清、非出於己意之情形云云，亦不可採。其請求傳喚精神科主治醫師楊品珍到庭作證其身心狀況是否適合接受檢警詢問，即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復辯稱：員警未見被告警詢時之身心狀況應指定辯護人，亦無視於被告父親請求選任辯護人之要求，復不讓被告父親擔任輔佐人，程序上顯有瑕疵，故無證據能力云云。然查：　　⒈本案被告於警詢時之身心狀態並無不適合接受詢問，而有完全之陳述能力一節，已經本院論述如前，自無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而應有得為輔佐人之人陪同在場之情形，故被告上開所指，即不可採；至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1項得陳明為被告輔佐人之規定，乃起訴後始得適用，是縱有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證稱：警員原本讓其陪同被告做筆錄，後遭其他偵查隊長官要求離開而未能全程陪同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38頁），因證人李Ｏ峰於警詢時並不能擔任輔佐人，故其要求陪同並無其他法律上之依據（原審院卷二第25 2頁），本院亦難以被告、證人李Ｏ峰上開所指，即因此認為警詢時有何違法之處。　　⒉又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到場後李Ｏ峰有詢問是否可以請律師，警員說不用，只是讓被告陳述犯罪的事實，又遭偵查隊長官要求離開，李Ｏ峰就去買餐點送去辦公室讓被告吃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38至239頁）。然證人即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問：有告知被告可以請辯護人到場嗎？）有。」、「（問：當時被告怎麼回答？有無請辯護人？）他說不用。」等語（原審院卷二第 210頁），觀諸本院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員警對嫌疑人（即被告）告知權利事項」、「（員警問：剛剛跟你講的權利有清楚嗎？）清楚。」、「（員警問：有沒有要請辯護人到場？）不用。」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511至512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經檢察官詢問被告是否請律師，被告亦為否定回答（本院一卷第525頁）。足見被告當時經警員告知罪名及包含選任辯護人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之權利後，已選擇不選任辯護人到場，故證人李Ｏ峰證稱：員警不准請律師云云，即屬有疑；況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復證稱：退休前在警察工作擔任將近30年刑事小隊長，對警局做筆錄流程很清楚，認為警詢時以犯罪嫌疑人身分當然可以請律師，會詢問警員是基於尊重同事的意思，被拒絕後沒有就此與警員爭執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42頁、第250至251 頁），是證人李Ｏ峰既明知毋須徵得警員同意即可為被告委任辯護人，大可逕自選任律師到場，然其卻捨此不為，且無論被告或證人李Ｏ峰於同日羈押庭時均未見就警詢上開過程有何異議或質疑（本院一卷第630至636頁），是被告上開所指，亦難認可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另辯稱：製作筆錄與詢問之員警為同一人，且未全程錄音、錄影，有違刑事訴訟法第43條之1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惟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縱如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有製作筆錄與詢問之員警為同一人，且未全程錄音、錄影之情形，然考量筆錄製作過程中，詢問或製作之員警是否均為同一人，對上開警詢筆錄之取得並不生太大影響，且員警並非刻意以此方式取得筆錄，而被告之陳述具有任意性一節，亦經本院詳述如前，上開所述情節對被告防禦權之影響尚屬輕微，而被告所犯乃殺人之重罪，侵害之法益甚鉅，本院經權衡被告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認被告上開警詢筆錄仍有證據能力，惟為同時保障被告之權益，該筆錄證據能力之有無，當以本院前揭勘驗之範圍為限，即本院勘驗之內容（參本院一卷第510至524頁），有證據能力。二、被告111年8月11日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　　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於111年8月11日之偵訊筆錄，錄音部分並不完整、有明顯消音之情形，沒錄到被告聲音無法比對是否與筆錄相符，故無證據能力云云。然本院勘驗被告 111年8月11日該次之偵訊筆錄，錄影的部分尚稱清晰連續，錄音之部分雖有品質不佳，斷斷續續之情況，但仍可就聽清楚之部分製作偵訊筆錄，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憑（參本院一卷第525至540頁），審酌本院製作之勘驗筆錄長達25頁，可見檢察官訊問被告之大多數問答均有攝錄在內，核與偵訊筆錄之記載大致相符，並無被告及辯護人所稱刻意消音而無法比對是否與筆錄相符之情形，惟為確保被告陳述之真意，被告該次陳述，亦以本院勘驗之內容為主（即本院一卷第52 5至540頁之記載）。三、被告111年8月11日羈押訊問筆錄之證據能力：　　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於該次羈押訊問時，並未坦承犯行，該筆錄記載有誤，無證據能力。經本院勘驗被告111 年8月11日羈押訊問光碟，在4分11秒至5分31秒間之問答間，「法官問：…這個事實的部分你承認嗎，然後涉犯殺人罪的部分你承認嗎？承認齁，坦承犯行，那你承認你涉犯殺人罪，但是你覺得你不會去串供？」、「被告答：我不會，因為我還要回高醫治療。」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參本院一卷第632頁），是該次對答雖未錄得被告積極出言坦承犯行之聲音，然亦未見被告就法官稱其已坦承殺人犯行一事出言否認，參之被告當時之辯護人隨後於12分33秒時，為被告辯護：「…被告已坦承犯行，應無串供、滅證之虞」等語（參本院一卷第633頁），可見上開筆錄之記載，並非毫無所憑；然被告有無自白犯行，關係到被告是否坦承涉犯殺人之重罪，為保障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因認該羈押訊問筆錄有關被告坦承犯行之記載，因無法與錄音比對，認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被告認定有罪證據之一環，然其餘被告於該次羈押訊問時之陳述，仍應認有證據能力，並以本院勘驗之內容為準（本院一卷第630至636頁）。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定有明文。查證人乙○○於警詢、及111年8月9日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依前揭規定，屬於傳聞證據，因證人乙○○於法院審理時已經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其證述之內容與上開警詢及未經具結之偵查中供述，並無重大差異，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爭執證人乙 ○○上揭陳述之證據能力，是證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因無不可替代性，欠缺必要性，應認無證據能力。五、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於111年8月8日即昏迷送醫，不可能在勘查採證同意書、扣押物品目錄表上捺印，故該文件無證據能力云云。然依高醫111年4月20日高醫附法字第11 20102319號函詢說明（參原審一卷第175頁）：被告於111年 8月8日14時30分經救護車送至本院急診…抵院當時為清醒狀態，雖可配合指令但身體虛弱無力，於急診治療期間曾短暫陷入混亂狀態，身上並無明顯外傷等語，並有被告於高醫之急診一般病歷資料在卷可查（參原審院一卷第205至219頁），顯見被告當時之意識處於清醒狀態，自無被告及辯護人所指昏迷不醒人事之情形，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惟被告自承扣案IPHONE手機為其所有，且經本院勘驗手機內之對話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存卷可參（本院二卷第251、345至365頁），此部分之證明事項，以上開證據為證即為已足。六、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除前開所述外，本判決後述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而被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七、另本院所引其餘如照片、截圖等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又證人於法院審理時在法官前之證述，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自有證據能力。八、除上所述外，被告及其辯護人其餘爭執證據能力之部分，因本院未以之引用為本院論罪之基礎，即不再贅述其證據能力，附此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解如下：　㈠死者林Ｏ彣因負債而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早有尋死念頭，此觀之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且經林Ｏ彣父母拋棄繼承一事可明，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被告是受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怎麼會說是被告殺害林Ｏ彣？　㈡死者林Ｏ彣早上醒來後，與被告討論一起自殺，由被告外出拿木炭回來引燃木炭一起自殺，並服用唐子俊診所開立的藥物入睡，其不清楚為何最後會出現在客廳，可能是無意識夢遊所致。　㈢死者林Ｏ彣於案發時已經患有新冠肺炎（COVID-19），並經診斷患有「矽肺症」、「慢性肝炎纖維化」、「輕度脂肪肝惡化」等病症，可見林Ｏ彣之死亡與燒炭一氧化碳中毒無關，故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一開始的死亡原因才會寫「未確定」，故本案被告之行為與林Ｏ彣之死亡無因果關係。　㈣被告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檢驗為23％，表示暴露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其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減半再減半後，仍得出如此高濃度的一氧化碳劑量，可見被告一開始是在房間內謀為同死，且鑑定人於審理時亦陳述被告想一起自殺，而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如果被告不是與死者謀為同死，豈可能有上開症狀。　㈤員警甲○○、陳Ｏ楷就何人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現場人數以及案發房間並無毛巾塞在門縫之供述，前後矛盾，又與密錄器之影像不符，顯有虛偽陳述之情事，原審以之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顯有不當。　㈥本案是殺人案件的現場，為何證人乙○○還有其他人可以穿梭其中，並拿走死者林Ｏ彣的手機？且證人乙○○所述找狗的情節，均與員警密錄器不符，參以檢察官於111年10月21日在證人乙○○、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顯然有串證之虞，故嗣後證人乙○○ 、胡Ｏ寧、甲○○、陳Ｏ楷等人於偵查、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均受影響而屬虛偽之陳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　㈦死者林Ｏ彣確實有輕生念頭，然林Ｏ彣之手機於當日遭證人乙○ ○取走，不能排除有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請將林Ｏ彣之手機送請還原內容之鑑定。　㈧鈞院雖有將被告送請高醫鑑定其案發時之精神狀況，然鑑定人僅能依據事發後之情形去臆測案發當時被告之精神狀況，已難認為該鑑定與真實相符，且被告在唐子俊診所服用之藥物多達8種，嗣因死者林Ｏ彣建議後停藥產生戒斷症狀而有昏沉之現象，原鑑定報告未綜合被告上開服用藥物之過程及全部事證因而做出不合真實之鑑定，顯有速斷，請重新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二、本院認定被告有罪所憑之心證及理由：　㈠被告與死者林Ｏ彣於111年5月起相識後交往為情侶，並同居在死者向房東陳Ｏ興所承租之廣州一街租屋處，嗣死者林Ｏ彣於 111年8月4日向被告提出分手，被告於同日將私人物品搬離廣州一街租屋處後，於111年8月6日晚間又再留宿於該廣州一街租屋處之事實，業據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人陳Ｏ興於警詢證述在卷（參原審卷二第46至52頁，警卷第24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查（參警卷第153至15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堪可認定；而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凌晨，有服用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Quetiapine有嗜睡之副作用），及被告在「唐子俊診所」就診時所處方及自費購買之安寶寧錠（Alpragin，具有催眠鎮靜、肌肉鬆弛作用，為中效苯二氮平類藥物【BZD 】）、可那平錠（Rivopam ，具有抗癲癇、鎮靜作用，為長效苯二氮平類藥物）等具有安眠藥效之藥物數顆等情，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下稱法醫研究所） 111年醫鑑字第1111102000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二卷第13至33頁）、被告健保個人就醫紀錄（相驗一卷第 125至126頁）、Quetiapine、Alprazolam、Clonazepam藥物使用須知網頁資料各1份（偵卷第69至71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8月23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4687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警卷第67頁）、唐子俊診所112年3月22日唐字第1120322號函及所附仿單3張（原審院卷一第113至119頁）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確認。　㈡被告於111年8月7日下午2 時30分許，騎乘機車至其所開設之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ANGUS LAB 斯研室」無菜單料理餐廳，自餐廳後門入內取出木炭2包後，於同日下午2時49分許折返廣州一街租處，將前揭木炭2包放入鋼盆後點火引燃木炭，並將置有燃燒木炭之炭盆放置在臥室內靠近死者林Ｏ彣沈睡之床側，並緊閉臥室門窗後，亦有服用前述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及安寶寧錠、可那平錠數顆之事實，有路口監視器畫面（警卷第61至6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查報告暨現場示意圖（警卷第74 至77頁）、現場照片（警卷第87至108頁）、法醫研究所111 年10月18日法醫毒字第1116107424號毒物化學鑑定書（相驗二卷第49至51頁）附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堪以認定；而死者林Ｏ彣之直銷上線乙○ ○因聯絡不上死者，至廣州一街租處按鈴仍未獲回應，遂報警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警員甲○○、陳Ｏ楷會同消防人員及房東陳Ｏ興一同前往廣州一街租處，經於 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破門入內，發現被告仰躺在上址客廳靠近陽臺落地窗處，死者林Ｏ彣則陳屍在臥室內床上等情，亦據證人乙○○、甲○○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院卷二第22至26、34至37、42至43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查報告暨現場示意圖（警卷第74至77頁）、現場照片（警卷第87至94頁）、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之筆錄暨擷圖在卷可按（參本院第637至637、656至66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可認定。　㈢而死者林Ｏ彣經相驗及解剖後，根據毒物化學報告：⑴死者血液檢體檢出COHb81％（一般中毒濃度為15-35％，致死濃度約4 8％以上）。⑵死者檢體檢出Quetiapine（抗精神病藥），血液濃度為0.093μg/mL（一般血液治療濃度為0.195-0.632μg/ mL；文獻有急性中毒致死案例，血液平均濃度為18μg/mL）；Alprazolam（抗焦慮劑）及其代謝產物Hydroxyalprazola m，Alprazolam血液濃度為0.033μg/mL（一般血液致死濃度為0.122-0.39μg/mL）；Clonazepam（抗癲癇劑）之代謝物7 -Aminoclonazepam，血液濃度為0.025μg/mL（Clonazepam一般血液治療濃度為0.007-0.075μg/mL），研判非直接致死因素。死亡原因研判：甲、一氧化碳中毒。乙、室內燒炭。因死者體內有檢出含Quetiapine、Alprazolam及Clonazepam，死亡方式暫歸類為「未確定」，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一卷第95至105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 11年相甲字第8026號、111年相甲字第82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警卷第31頁、相驗二卷第113頁）、法醫研究所111年醫鑑字第1111102000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二卷第13 至33頁）在卷可憑；是被告於死者服用藥物昏睡在臥室床上時，將其取回之木炭置於炭盆內點火燃燒後放在臥室內，同時緊閉該房間門窗，使臥室内充斥一氧化碳，造成死者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二者間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應堪認定。　㈣對此，被告及其辯護人固辯稱：死者林Ｏ彣於案發時已經患有新冠肺炎（COVID-19），並經診斷患有「矽肺症」、「慢性肝炎纖維化」、「輕度脂肪肝惡化」等病症，可見林Ｏ彣之死亡與燒炭一氧化碳中毒無關，故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一開始的死亡原因才會寫「未確定」，故本案被告之行為與林Ｏ彣之死亡無因果關係云云。惟查，本院函詢法醫研究所，經該所覆以：死者（林Ｏ彣）死於室內燒炭，一氧化碳中毒（血液COHb 81.0％），死者有無COVID-19確診與死因無關，死者另有輕微矽肺症、肝臟慢性肝炎併輕度纖維化、輕度脂肪變性，非死者之致死原因，死者肝臟慢性肝炎併輕度纖維化、輕度脂肪變性症狀輕微，研判對新陳代謝速率影響不大，本案死亡原因暫歸類為未確定，是因為需待後續司法調查釐清死者生前是否有輕生念頭，及體內所含藥物是否自行服用等語明確（參本院二卷第53頁，本院三卷第111至112頁），參之血中一氧化碳濃度如超過30％，可能有死亡風險一情，亦有高醫113年3月22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0662號函說明甚詳（本院二卷第53頁），本案死者血中一氧化碳濃度高達 81％，依上說明，已超過死亡之風險甚多，堪認林Ｏ彣確實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甚為明確；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即不可採，其主張本案無因果關係，頂多成立過失致死罪，同不足取。　㈤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早有尋死念頭，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被告是受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並無殺人犯意云云。惟查：　　⒈本案在現場查無任何死者遺留之遺書，且經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之行動電話，死者林Ｏ彣於LINE通訊軟體中，於111 年7月29日至111年8月7日間，有與之對話者有：「遠寧（胡Ｏ寧）」、「曹蘭的妹妹曹（愛心）熙（即乙○○）」、「果凍凍（文宜）」、「渣渣（即被告）」，內容大多係談論生活及工作上的事情一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之截圖在卷可按（參本院二卷第250至251、255至343頁），是由死者林Ｏ彣陳屍之廣州一街租處現場內，抑或死者林Ｏ彣手機通訊軟體內與證人胡Ｏ寧、乙○○，甚至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內容，均未見遺留遺書或有何尋短之言語或跡象。　　⒉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死者林Ｏ彣一起賣衣服10 幾年，服飾店結束後，林Ｏ彣就與其一起經營傳直銷即在康園國際賣保健食品，其為林Ｏ彣之上線，因此每天都會通話3到4次，死者雖然有負債新臺幣（下同）6、700萬元，但做傳銷時期收入突破6位數，死者想要利用傳銷還債，雖因負債導致生活比較緊一點，但仍能支付租金，也很注重生活。死者個性很樂觀、孝順，並未因負債憂鬱或有自殺意念，生前沒有任何憂鬱傾向或疾病，也沒有服用安眠藥物，只有一次吃了被告給的安眠藥物，結果睡到不醒人事，一整天都找不到人，很晚才回電話。最後一次即8 月7日凌晨0時2分有和林Ｏ彣以通訊軟體LINE通電話30分鐘，內容都是閒聊和講工作的事，因為公司剛好8月8日有做活動，林Ｏ彣很重視這次活動，認為做活動可以獲得不少收入，所以跟其討論如何行銷，很積極的想要賺錢，還手寫計畫表傳給其觀看。另外林Ｏ彣於8月7日下午1時30分既定行程應該要出席一個會議，事前死者也說會參加，還有提醒他的下屬，但最後林Ｏ彣沒有到會議現場。林Ｏ彣雖然和被告於8月4日分手，但兩人相識不長，感覺林Ｏ彣沒有很傷心，且林Ｏ彣於8月5日下班後打電話給其說要講一件很恐怖的事，林Ｏ彣當天下班返回廣州一街租處沒多久，被告就來按門鈴，林Ｏ彣懷疑被告是不是在樓下等待很久等語（原審院卷二第44至46頁、第49至55頁、第61至62頁、第64頁），且證人胡Ｏ寧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死者林Ｏ彣、乙○○都是其傳直銷的上線，8月7日下午1點半林Ｏ彣原本應該來公司開會，但林Ｏ彣沒有來，打電話傳簡訊都沒回應，因前一天（8月6日）晚上林Ｏ彣還有與其討論工作的事，林Ｏ彣還提醒說翌日下午1點半公司開會有活動要到場，後來才從公司負責人處得知林Ｏ彣已經死亡，林Ｏ彣生前雖有負債，但很樂觀、積極，沒有表現出厭世或輕生的念頭，事後其有與被告通電話，被告向其表示與林Ｏ彣吵架，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其便質疑說「大批（林Ｏ彣）怎麼會講這種話，他不像是會講這種話的人」，被告回答不知道為何林Ｏ彣會這樣說，可能是吵架被激到了，後來被告又說林Ｏ彣因睡不好有吃藥，其便質疑被告是否在燒炭時林Ｏ彣已經睡著了等語（原審院二卷第71、75至82 頁）。　　⒊參之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之手機LINE通話內容，林Ｏ彣於凌晨0時16分傳一張手寫36、60、170組數等內容之筆記紙照片予證人乙○○，並於凌晨0時17分傳訊「170會不會太誇張（大笑表情符號）」，再於凌晨0時37分第二次傳一張手寫36、60、84、96組數等內容之筆記紙照片予證人乙○○，並於凌晨0時42分傳訊：「好我先做限動」，有本院勘驗截圖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315頁），核與證人乙○○上開所述死者林Ｏ彣很重視隔日（8月7日）下午之活動，也打算參加之情相符；另勘驗胡Ｏ寧、死者林Ｏ彣之手機LINE通話內容，林Ｏ彣於前一日（8月6日）晚上9點43分還有張貼「請夥伴們盡快去大群登記8/14嘉年華」之訊息，並要證人胡Ｏ寧去留言，復提醒胡Ｏ寧「明天1：30（要開會）」，亦核與證人胡Ｏ寧上開所證述死者林Ｏ彣前一天還有與其討論工作的事，並提醒翌日下午1點半公司開會有活動要到場等情吻合，則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6日晚上至111年8 月7日凌晨間，猶與證人乙○○、胡Ｏ寧討論工作，且熬夜計畫「購物節」活動組數、張貼訊息要大家登記、留言，及提醒翌日尚有會議待參加各情，倘若林Ｏ彣如被告所稱早已不堪經濟壓力負荷而業有逃避自殺之意念，理應意興闌珊、寥寥數語即推託、打發證人乙○○、胡Ｏ寧，豈會與之興致勃勃地傳訊息討論，復提醒翌日下午開會，及張貼一週後之嘉年華訊息？是依前情，實未見死者林Ｏ彣於111年 8月7日凌晨時有何輕生之意念。　　⒋更何況死者林Ｏ彣是否確於111年8月6日晚上至111年8月7日凌晨間，有口出「要死一起死」之言，實際上僅有被告一人之供述，別無其他證據可佐，能否盡信已有疑問；且被告於警詢時陳稱：「（員警問：為何林Ｏ彣要口出，要死就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此話何意？是他自己想講，還是你誘導他講？還是他很常講這句話？為什麼要突然講這句話？）因為我們就在吵架，…然後就說…。」「（員警問：他是怎麼跟你吵架？所以他是怎樣？一時情緒…的… ？）情緒上來了。」、「（員警問：情緒上來才講的話？他平常會這樣子嗎？第一次講？）嗯。」等語（本院一卷第515頁），於偵查中復陳稱：「（檢察官問：可是我覺得死者那一句，要死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依照你的說法，這是吵架的氣話，你怎麼會認為，他想死，要你幫忙？）當時我的情緒也被他逼到一個高點…然後再加上我已經很久沒有使用藥物了，所以那個情緒來的時候…所以我就沒辦法控制，我就把那件事情一直往心裡去。」等語（本院一卷第535頁），顯見死者林Ｏ彣平常不是會說出「要死一起死」話語的性格，縱如被告所辯林Ｏ彣有上述「要死一起死」之發言，被告實際上也知道死者應該是吵架氣到、激到，一時脫口而出的氣話而已，當無真的要尋短或同歸於盡之意，此節亦與證人乙○○、胡Ｏ寧所述，死者林Ｏ彣平常未見有何輕生之念頭相符。　　⒌再佐以被告於111年8月11日警詢時陳稱：「（員警問：為何林Ｏ彣要燒炭？）因為我們吵架，他說要死一起死。」、「（員警問：吵架啦齁，然後勒？他怎麼說？）他就說要死就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員警問：然後勒？）所以禮拜天（8月7日）下午兩點我才會去店裡拿木炭。」、「（員警問：當時我的念頭就是想跟他一起去死一死，是這個意思嗎？）對。」、「（員警問：自殺有很多種阿，可以兩人一起手牽手從騎樓跳下來，為什麼一定要燒炭？）因為我弟也是自殺，也是燒炭自殺死的。」、「（員警問：你在哪一刻去做這個決定？）7號睡醒。」、「（員警問：8月7號早上幾點？）10點多吧。」、「（員警問：當下，自己做的決定？對。」、「（員警問：阿那個時候林Ｏ彣在幹嘛？）睡覺。」、「（員警問：林Ｏ彣 …當時林Ｏ彣還在熟睡嗎？）被告點頭。」、「（員警問：為何自殺啦，不用雙方做討論，而你擅自一個人自做決定？請回答？）因為當他講出我們要死一起死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好了。」、「（員警問：那你實施的時候你還沒有跟他做過確認嘛？）沒有，他在睡覺。」、「（員警問：好，那是誰呀，去把那個木炭跟鐵盆取出來，阿用…怎麼樣把它點燃的？）是我」、「（員警問：你是把木炭放到鐵盆裡？）對。」、「（員警問：然後呢？）用報紙加油（沙拉油）」、「（員警問：阿用什麼點燃？）打火機。」、「（員警問：那你們臥房內啦，門底下的毛巾是誰去塞住的？）我放的。」、「（員警問：阿你為什麼要把那個…毛巾塞在臥房內的門底下？）不想要讓煙跑出去。」、「（員警問：要讓裡面是密閉的嗎？）對。」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本院一卷第514至524頁）；復於 111年8月11日偵查中供稱：「（檢察官問：你在8月6號的晚上跟8月7號的凌晨，你給他吃了多少有多少份量的藥？）就是按照我處方簽上面…。」、「（檢察官問：有安眠藥跟什麼？）有安眠藥跟放鬆的，就是他是處方簽一整份的。」、「（檢察官問：這種藥會讓他從8月7號凌晨3點一直睡到8月7號下午3點？）安眠藥睡到8到12小時。」、「（檢察官問：可是我覺得死者那一句，要死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依照你的說法，這是吵架的氣話，你怎麼會認為，他想死，要你幫忙？）當時我的情緒也被他逼到一個高點，就是…」、「（檢察官問：我的情緒，整個被他激…被他弄到，被他燃到高點，然後呢？）所以我就沒辦法控制，我就把那件事情一直往心裡去。」、「（檢察官問：你卻不服用唐醫師開給你的藥。也不去求診，尋求幫忙，有這種事嗎？）當時我就覺得，就已經是離開的時候了。」、「（檢察官問：我當時就決定要跟他一起離開？）因為看他每個月這樣，我都幫不上忙…。」、「（檢察官問：你如你如何能夠確定，你在8月7號2點下午2點齁，去你的店裡拿燒炭器材，折回事發現場後，死者會接受你幫他安排的自殺？）我不知道，因為他是前一天就已經跟我講，他一直跟我講說要死一起死。」、「（檢察官問：我的重點是，你都沒有想到他會醒過來，會反悔嗎？會抗拒嗎？）當下沒有想到。」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查（本院一卷第529、535、538頁），是由被告上開供述，可知被告係因聽聞死者林Ｏ彣於8月7日凌晨提及「要死一起死」，並因服用被告提供之藥物後即陷入沉睡，直至8月7日下午被告取回木炭而燒炭之時，期間林Ｏ彣均未曾轉醒，被告係自行決定要以燒炭方式「與死者一起自殺」，而在死者林Ｏ彣因藥效沉睡之情況下，未曾與林Ｏ彣確認，即自行動手燒炭使之身亡；在在顯示未經同意即擅自決定要「以燒炭之方式讓死者死亡」並「由被告實行」，而趁著死者服用藥物陷於長時間昏睡無知無覺之際，未曾與死者確認，即以燒炭之方式使死者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之情，已彰彰甚明。故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早有尋死念頭，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云云，即不可採。　㈥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早上還有醒來，由被告與死者林Ｏ彣在中午共同討論後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一起自殺，而受死者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云云。然此部分之辯解，已經與被告前揭警詢、偵查中之供述相異，亦與證人乙○○、胡Ｏ寧上開證述，及死者林Ｏ彣手機內呈現之討論工作、計畫活動、發限時動態、提醒明日下午開會活動、及張貼一週後嘉年華之訊息等客觀情形有別，所辯能否盡信，顯有疑問；何況，死者經解剖後，發現其消化道：胃內含40毫升棕色液體（相驗二卷第18頁），胃內顯無剩餘食物殘留，可推知死者林Ｏ彣死亡時距離前一次進食已有相當時間，被告亦供稱死者林Ｏ彣最後一次用餐是前一天（111年8月6日）晚上約6至7時，食用被告烹煮之咖哩飯及雞湯等語（原審院卷一第83頁），則死者林Ｏ彣最後一次進食距離被告供稱燒炭之111年8月7日下午3時許，將近20小時之久，以年輕男性而言，理應飢腸轆轆，亟待進食補充體力。倘若死者林Ｏ彣確如被告所言於111年8月7日上午10時、 11時醒來，迄至燒炭之下午3時之間亦有4、5個小時之空檔，有充分備餐、外出購買餐點及進食之時間，再不濟也可以零食充飢，何以死者林Ｏ彣期間均未食用任何餐點？更遑論自8月7日凌晨後，即未見死者林Ｏ彣有何傳訊息、打電話或在屋內活動之跡象？此均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所辯死者於 111年8月7日凌晨3時服用藥物後，於111年8月7日上午10時、11時轉醒，中午一起決定燒炭自殺後，死者再度服藥陷入沉睡云云，顯屬臨訟圖卸之詞，難令可採。　㈦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死者林Ｏ彣因負債而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早有尋死念頭，此觀之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且經林Ｏ彣父母拋棄繼承一事可以證明云云。惟查，本案死者林Ｏ彣有負債之事實，固據證人乙○○、胡Ｏ寧證述如前，並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在卷可按（參本院一卷第543頁）。然上開債務大多是積欠私人，並非銀行或地下錢莊一節，亦據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參原審院二卷第61至62 頁），且與本院依辯護人之請求查詢死者林Ｏ彣財產所得，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往來明細資料等情大致相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資料、台北富邦商業銀行112年11月23日函文附卷可查（參本院一卷第565至578頁），是死者林Ｏ彣固有負債，然其積欠債務之時日距案發時已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期間，如有輕生念頭，理應平日即有端倪，也不會經過這麼久，才突然說今天想要自殺；然無論是依證人乙○○、胡Ｏ寧之證述，以及死者林Ｏ彣與證人乙○○、胡Ｏ寧，甚至是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參本院二卷第251至365頁之勘驗筆錄及截圖），均未曾見過死者林Ｏ彣有何厭世之言語或舉動。再參之死者林Ｏ彣於案發前數月，在公司之業績獎金經常達10餘萬元以上，有康園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20日函及獎金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一卷第581至583頁），足見死者林Ｏ彣在公司之業績已步上軌道，且有一定之收入，並無如其剛加入康園公司之初賺不到錢的困境，核與死者林Ｏ彣之L INE訊息中，與證人乙○○、胡Ｏ寧興致勃勃傳訊息討論工作，復提醒胡Ｏ寧翌日下午開會，及張貼一週後之嘉年華訊息等情相符，是死者於案發前尚積極、熱衷忙碌於工作中，又豈可能突然萌生堅強死志之動機？且如果死者要自殺，應該是事業之初，其收入、獎金均未穩定之時，較有可能，又豈會在業績正要穩定向上之時，突放棄一切尋短自盡？此實令人難以想像；佐以被告亦供述與死者交往期間，死者沒有嘗試過自殺，平常只有嘴巴碎念說「好累喔」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93頁），益徵死者林Ｏ彣並無於案發時突生堅強死意之可能；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所辯，除被告自己之供述外，別無其他合理之事證足以佐之，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基於使死者身亡之主觀犯意，客觀上為燒炭致死者身亡之行為，其所為乃屬殺人無疑，自無成立刑法第275 條第1項受他人囑託而殺之的餘地。　㈧被告及其辯護人亦辯稱：其與死者林Ｏ彣決定一同自殺，由其點燃木炭後就服用唐子俊診所開立的藥物入睡，其不清楚為何最後會出現在客廳，可能是無意識夢遊所致，惟查：　　⒈本案被告既未得死者林Ｏ彣之囑託而殺之，乃為殺人行為，業經認定如前，縱其確有與死者同死之意，充其量僅屬殺人行為後之自殺行為（此部分亦難以採信，詳後述），其所為既非刑法第275條第1項受他人囑託而殺之，自無刑法第275條第4項減輕規定之適用，亦不能以其事後有疑似自殺之行為，即反推自始無殺害林Ｏ彣之犯意，合先敘明。　　⒉觀諸案發現場即廣州一街租處為連棟舊式公寓，為陽臺進出格局，入門後為陽臺，陽臺有前後2扇落地門，分別通往客廳及臥室。而警員、消防人員偕同證人乙○○破門而入時，2扇落地門均為關閉但未上鎖狀態，臥室房門緊閉但亦未上鎖，被告仰躺在客廳內靠近通往陽臺之落地門後方地板，而死者仰躺在臥室床鋪上靠近落地門側，臥室床鋪靠近落地門側地板有一曾有高溫物體置放所致污漬痕跡，另警消進入時炭盆則置於床鋪另一側靠近浴室地板，移開後地上有淡淡燒焦痕跡但不明顯，此有警員職務報告（警卷第3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察報告（警卷第71至108頁）、現場蒐證照片及密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7至61頁）、本院勘驗密錄器之勘驗筆錄、截圖（本院一卷第637至665頁）在卷可憑。是由廣州一街租處上開格局，臥室有兩處出入口，其一為通往陽臺之落地門，其二則為臥室通往客廳之門扇。是被告將引燃的炭盆放置至臥室後，離開臥室前往客廳之方式，並不僅有開啟臥室房門而已，尚可經由落地門通往陽臺再前往客廳。　　⒊被告於警察及消防人員破門而入時，僅穿著內褲躺在客廳靠近陽臺之落地窗旁，其頭部躺在高腳架置物架下，左腳伸直，右腳小腿因角度關係無法判斷係屈起或伸入客廳矮桌下方，有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48、85頁），是其躺臥之位置並非空地，而必須躺下後將頭部伸入置物架下，也可能要將右腳小腿伸入矮桌下，才能擺出這樣的姿勢，是以其躺臥之不正常姿勢而言，實與毫無意識時不支倒地之情況有異。此從證人即警員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一進去後發現有男子倒臥在客廳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4頁）、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一進去就發現地上躺了一個人，頭塞在櫃子（架子）下面，直接躺在門口，直直的躺著，要走過去必須要跨過被告等語（原審院卷二第43 、66、67頁），在在可見被告所躺臥處，乃一進入客廳首先必然發現的位置，不但能立刻被進屋察看者第一時間發現，還便於立刻將被告送醫治療。則被告是否「無意識」地躺成這樣一個彆扭而需將頭部、腳部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的姿勢，且第一時間會被發現、救助送醫的位置，實有可疑。　　⒋至被告雖辯稱其可能因夢遊而躺臥該處云云。然經原審函詢唐子俊診所，經該診所以112年3月22日唐字第1120322 號函覆稱：病患治療期間，根據病歷紀錄，並無出現夢遊（原審院卷一第113頁）；另本院將被告送請高醫鑑定其案發時之精神狀況，經該院覆以：李員（即被告）自陳過去服用史蒂諾斯以外其他藥物未出現夢遊症狀，是否有夢遊現象，需靠身邊其他人觀察或自己發現睡眠期間曾有無記憶之行為發生，無法由醫療判斷等語（參本院二卷第77 頁），是被告先前在唐子俊診所就診時，均未曾提及有夢遊症狀，何以至本院送請高醫鑑定時，卻突然向鑑定人陳稱以前服用史蒂諾斯時有夢遊症狀？其所述即有可疑，難以盡信；且是否有夢遊現象，需靠身邊其他人觀察或自己發現睡眠期間曾有無記憶之行為發生，無法由醫療判斷，亦如前述，本案並無其他人證可以證明被告平常即有夢遊現象，而除被告事後在鑑定人處所為之供述外，亦無被告平常即向他人談論或向醫師尋求診療之紀錄佐證，則被告是否確因服用藥物或情緒等病情而「夢遊」至該處躺臥，顯有疑問。　　⒌再者，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先將炭盆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洗完澡後，將浴巾放在臥室內向來放置浴巾處所之「電視櫃」，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當時炭盆內的木炭燒沒多久，還很有得燒，也沒有將浴巾塞在房門下面，直接躺在已在床沉睡的死者旁邊準備自殺，當時還牽著死者的手，後來被送到醫院時才發現左背有燙傷云云（原審院卷一第81頁、原審院卷二第281至283、295頁）。縱使不論被告上開所述引燃炭盆內木炭後服藥並在瀰漫一氧化碳的臥室內浴室洗澡乙事是否合理。然由消防人員進入臥室時欲掀被察看死者狀況之照片觀之，死者躺臥在床鋪右側，被子蓋到頸部、胸口，看不出旁邊有人掀被起床的痕跡（警卷第50頁，本院一卷第658頁）。且被告既將炭盆移至床鋪左側靠近浴室處，倘被告確曾躺臥在床鋪左側，則其「無意識」起身時應僅有行走間「腿部」遭炭盆邊緣燙傷之虞，而非背部，此觀之卷附現場照片，炭盆係矮小放置於床鋪左側下方之情可明（警卷第50頁編號8照片、第52頁編號12照片、警卷第89頁編號17照片），乃被告卻供稱其移動炭盆時未受傷，但後續送醫時發現「左背」皮膚燙傷壞死（原審院卷一第93頁、原審院卷二第285頁），實則根據高醫病歷所示，被告於111年8月8日下午2時30 分經救護車送至高醫時，經檢查身上無明顯外傷（原審院卷一第175頁），且於同日照會整形外科，亦認No remark able burn wound（無明顯燒燙傷）（原審院卷一第227頁），其後固於111年9月5日因左背（靠近左肩處）皮膚壞死而為清創手術（原審院卷一第317至321頁），然根據先前出院診斷係認左肩膀傷口疑為壓創所致（Left shoulde r wound,suspected pressure sore related）（原審院卷一第319至321頁、第367頁），依上所述均難認被告確有其所述「無意識」起身時，「肩膀」遭炭盆燙傷之情。　　⒍又經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之結果，警消破門後，先於客廳落地窗門邊地上發現被告，嗣因乙○○稱尚有一人，故警方前往死者房間，發現房間門是緊閉之狀態一節，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考（本院一卷第637、657頁），是依現場之客觀情狀，縱如被告所辯，其可能是夢遊所致，然其竟然能於夢遊之時，自房間走進客廳後，還知道要把門關好以防止死者房間內之一氧化碳漫延至客廳而避免自己死亡，此堅強之求生本能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所辯「夢遊」云云，顯然與常理不合，難以採信。綜合上情，堪認被告應係基於自己之意思前往客廳靠近陽臺之落地窗旁，並將頭、腳以彆扭之方式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之情，應可認定。　㈨被告另辯稱：其沒有把毛巾塞在房間下方門縫，員警甲○○、陳Ｏ楷有偽造證據虛偽陳述之情形云云。然本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先將炭盆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洗完澡後，將浴巾放在臥室內向來放置浴巾處所之「電視櫃」，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等語（參原審院二卷第282至283頁），姑不論被告上開所述引燃炭盆內木炭後服藥並在瀰漫一氧化碳的臥室內浴室洗澡乙事並不合理一節，已如前述，以案發現場狀況而言，浴室內本有懸掛毛巾的架子且時有空位可供擺放（警卷第89頁編號18照片），有何必要於洗完澡後，將浴巾放置在「電視櫃」？參以證人甲○○於原審、本院審理時證稱：推門進入臥室時感覺到門後有阻力，但進門時沒看到毛巾，是先看到死者後，在房間四周走動檢視跡證時才看到毛巾塞在門縫下，其就將之踢到旁邊，密錄器影像14時24分40秒時，其有用手推門，有推到東西的感覺，其頭探過去看到底推到何物，從正面是看不到物品，其用腳把它踢出去，門就關到底，有「窟竉」的聲音就代表門可以關到底，因密錄器配置在防彈背心上面夾層，主要是錄腰部以上，自己的腳及對方的腳除非站很遠否則錄不到等語（參本院三卷第29至30 、37至38頁），核與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員警問：那你們臥房內，門底下的毛巾是誰去塞住的？）我放的。」、「（員警問：你為什麼要把那個…毛巾塞在臥房內的門底下？）不想要讓煙跑出去。」、「（員警問：要讓裡面是密閉的嗎？）對。」等語相符（參本院一卷第523頁），足徵把毛巾塞在房間下方門縫應為被告無訛；況本案員警僅係偶然接受報案前往案發地點查看之公務員，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怨，有何必要憑空捏造一條毛巾去誣陷被告之理？且將毛巾塞在門縫底下，亦符合在房間內燒炭自殺者之行徑，故該毛巾究係證明自殺或他殺，尚屬未定之天，自難單獨作為本案認定殺人之主要事證，員警又如何在破門之電光火石之間，即想到可以偽造一條毛巾塞在門縫去證明被告殺人？此實令人難以想像。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不僅與事理不合，且與被告先前所述歧異，難以採信。佐以被告所稱其係經由房間夢遊進客廳之辯詞，已經本院不予採信，均如上述，從而，被告應係於燒炭後緊閉門窗、將浴巾摺起塞入門縫，並先將炭盆置於死者躺臥床側地面，確保死者得以就近吸入大量一氧化碳後，始再將炭盆移至浴室側，後再由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而非自房間門通往客廳），再故佈疑陣地躺在客廳靠落地窗處，服用藥物後昏睡等情，已甚明確。　㈩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檢驗為2 3％，表示暴露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其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減半再減半後，仍得出如此高濃度的一氧化碳劑量，可見被告一開始是在房間內謀為同死，且鑑定人於審理時亦陳述被告想一起自殺，而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如果被告不是與死者謀為同死，豈可能有上開症狀云云。惟查：　　⒈按所謂普通殺人罪與加工自殺罪間，關於行為人所為者，均乃實行終結性命之殺人行為，僅因被害人求死與否，而異其主觀犯意評價與所論罪名而已。本案死者林Ｏ彣並無求死之行為與意念，已如前述，顯見被告並無受囑託或得死者林Ｏ彣承諾而成立加工自殺罪之可能，所為自屬殺人罪之範疇，自不因其係殺人後自殺或故佈疑陣而得反推其無殺人之意圖，先予敘明。　　⒉又被告引燃炭盆後，先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嗣後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顯見被告有在瀰漫一氧化碳之密閉空間內待上一陣子之時間後，方自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故其體內驗得一氧化碳濃度為23％，乃屬當然，此觀之被告之數值與死者林Ｏ彣（COHb濃度數值為81％）相差甚遠，即可見一斑，且因被告尚可自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並以將頭、腳以彆扭之方式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足見被告當時意識清楚，行動自如，縱其體內有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殘留，亦難認當時有與林Ｏ彣同死之意，否則，為何不待在房間反而經由陽臺前往客廳？更遑論被告從未受死者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所為自屬殺人之行為無訛，其所辯體內二氧化碳之濃度，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難以採取。　　⒊至鑑定人戊○○於本院審理時雖曾陳述被告看起來有想要自殺的行為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35頁）；然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主觀覺得被告當時是真的想要自殺，但這個跟鑑定的問題應該是無關，這也只是我主觀的判斷，客觀的證據我不知道，可能還是要法院這邊才能夠去支持，我只是主觀的判斷依當時受傷的程度，個案醒來也是會覺得自己為什麼還沒有離開，依據這個覺得個案有自殺的意圖，但另外被害人有沒有自殺的意圖這個當然我們就沒辦法知道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43、147頁），顯見上開言詞是鑑定人戊○○主觀上之判斷，並非針對法院委託之鑑定事項而為陳述，且其亦稱尚須客觀上的證據支持，縱認被告之後曾有自殺之意念，然此亦與其殺害林Ｏ彣之殺人行為無關，自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顯見是要與死者一起自殺云云。上開情形經高醫於112年4月20日以高醫附法字第 1120102319號函覆略以：若一定時間內未更動姿勢的話，有機會一直壓迫同一部位肌肉，導致肌肉受傷，進而橫紋肌溶解；橫紋肌溶解的定義為肌肉受傷後崩解、導致肌肉細胞內容物被釋放到血液中，而該內容物有機會造成其他器官損傷，如腎臟。被告於8月8日急診初始抽血檢驗報告肌酸激酶（Creatine-phospho-kinase,CPK）乙項結果為9 779 IU/L，遠超過其檢驗正常範圍（檢驗標準值，男性為 00-000 IU/L，女性為00-000 IU/L），可判斷肌肉受損引致，後續追蹤指數最高為17988 IU/L，且同時合併腎臟功能肌酸酐（Creatinine，檢驗正常範圍為男性0.72-1.25 mg/dL，女性0.57-1.11 mg/dL）稍稍異常（患者檢驗報告為1.01 mg/dL，之後追蹤有改善到0.7-0.9 mg/dL）。故緣此可認為有橫紋肌溶解之現象等語（原審院卷一第174 頁），足見被告之肌肉雖有因一定時間內未更動姿勢而受傷且有橫紋肌溶解之現象，然其腎臟功能肌酸酐僅稍稍異常（被告之檢驗報告為1.01 mg/dL，檢驗正常範圍為男性 0.72-1.25 mg/dL），未見有何急性腎功能衰竭或其他併發症導致死亡之危險性，自難以此逕認被告所述為可採。況被告口口聲聲說要與死者林Ｏ彣一起燒炭自殺，而不是吃藥躺平藉由橫紋肌溶解來尋死，又豈能以被告事後自行前往客廳躺平壓迫肌肉之情形，去認為被告確有與死者謀為同死之行為？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與事理不合，難以採信。　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本案是殺人案件的現場，為何證人乙○○還有其他人可以穿梭其中，並拿走死者林Ｏ彣的手機？不能排除有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請將林Ｏ彣之手機送請還原內容之鑑定云云。惟查：　　⒈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在案發前一天下午傳訊息給死者林Ｏ彣，發現死者林Ｏ彣都沒有回應，隔一天中午去本案租屋處敲門都沒人回應，去被告的店裡也發現沒有營業，所以才報警，但因警察、鎖匠、房東都沒辦法開門，才請消防局撬開大門，一進門就發現被告躺在客廳門口，房間門是關起來的，其進去房間的時候，消防局的人就說死者沒救了等語（參原審院二卷第42至43頁）；證人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接獲報案就與陳Ｏ楷前往現場，報案人（乙○○）稱找不到她弟弟（死者），經房東同意後就破門而入，乙○○等人可以在場的原因是因為要找尋其所稱的家屬（死者）做指認，因為我們不認識她弟弟（死者）是誰，因乙○○告知與死者是親屬關係，就先協助乙○○處理這份報案等語（參本院二卷第16、17、36頁）；衡以在本案破門之前，包含警消在內等門外之人對於屋內之情況均不了解，裡面究屬刑案、自殺現場或僅係碰巧外出不在家等情況均有可能，本案既係證人乙○○報案說找不到弟弟（死者），故員警讓證人乙○○等人進入找尋弟弟（死者），尚屬事理之常，參酌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員警於數分鐘後，確實有要求屋內乙○○等人離開，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參本院一卷第639頁），益證員警並無故意違法之情，本案人命關天，此處理過程之微小細節，並不足以影響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　　⒉又證人乙○○於案發時，固曾有拿取死者林Ｏ彣手機之舉動，嗣該手機由警方扣案一節，業據本院勘驗在卷，有本院勘驗筆錄、扣案林Ｏ彣之手機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637至 640頁）；對此，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拿手機的原因是因為想查看誰使用林Ｏ彣的手機，但因其沒有林Ｏ彣手機的密碼，所以又交還給警方等語（參本院三卷第52 至53頁）；被告及其辯護人固然質疑死者之手機遭證人乙 ○○動手腳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云云，然本院審酌本案破門前，屋外之人包含乙○○等人均不知屋內之真實情況，及至員警、乙○○發現死者林Ｏ彣陳屍於床上，至證人乙○○拿取手機之間，亦只不過1、2分鐘之短短時間而已，證人乙 ○○如何在發現死者後，在短短數分鐘內隨即想到可以刪除死者想輕生之對話來誣陷被告？此實令人難以想像，蓋如警方事後在房間、公司內找到遺書，或死者曾向父母、公司同事道別、或甚至留存相關訊息於被告之對話內，證人乙○○此舉豈不作繭自縛？亦會讓自己吃上刑事官司，是依常理判斷，證人乙○○當無為此不確定而又損人不利己之事之可能；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難以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請求還原死者林Ｏ彣之手機內容云云。然經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案發前之手機LINE對話內容，經核與證人乙○○、胡Ｏ寧於原審提出之對話紀錄相符，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告訴人刑事陳報狀所附之截圖二、三在卷可證（參本院二卷第287、315頁，原審院卷二第152至154 頁），已難認死者林Ｏ彣之手機有何明顯遭刪除對話而需還原之情形；且被告一再聲稱死者有尋死念頭，然經本院勘驗被告之手機中，其與死者林Ｏ彣（「寶（愛心）」）之對話，當中死者僅與被告談論工作及生活上的事，並未曾透露有何輕生、厭世等念頭之對話，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按（本院二卷第251、349至365頁），是被告於案發前與死者既係同居之親密伴侶，死者如有輕生、厭世等念頭，理應向被告抱怨或訴苦以尋求慰藉，然在被告手機內之對話竟然都看不到這樣的蛛絲馬跡，自難讓本院認死者有輕生訊息遭刪除而需還原之必要；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即無所憑，所請還原手機之調查證據聲請，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員警甲○○、陳Ｏ楷、乙○○就現場人數、案發情況、找狗等情節，前後矛盾，亦與密錄器之影像不符，參以檢察官於111年1 0月21日在證人乙○○、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顯然有串證之虞，故嗣後證人乙○○、胡Ｏ寧、甲○ ○、陳Ｏ楷等人於偵查、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均受影響而屬虛偽之陳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云云。然查：　　⒈證人供述之證據，前後縱有差異，事實審法院依憑證人前後之供述證據，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論罪之證據，自屬合法。本案被告及其辯護人固爭執甲○○、陳Ｏ楷、乙○○之證述有前後矛盾，且與密錄器不符之情形云云。然有關被告將毛巾塞在門下一事，已經本院說明如前，證人所述並無與事實違背之處；至於在場人數，何人先進入房間等枝微末節之事項，與本案之主要事實無關，且案發時在場之人必定專注在死者周遭，故對於在場人數、進場順序等細節並不甚在意，縱然所陳與客觀情狀有所不符，依上說明，亦難以之逕認證人所述全屬不實；又被告所指找狗等情節，亦非本案之主要事實，且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會說現場沒有狗是指主臥室的部分沒有看到，乙○○在其交接班要回去時詢問有沒有看到狗，因當時沒看到所以這樣回答，後來狗是在其他房間儲藏室找到等語（參本院三卷第32至 35頁）；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當下先看過死者，出來之後想到狗在哪裡，才在員警要離開坐電梯時詢問有沒有看到狗，後來我自己在廚房旁那間找到狗提出來等語（參本院三卷第58至60頁）；參以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檢察官問：所以你們一開始燒炭的時候，貴賓狗，死者養的貴賓狗也在房間裡面？）沒有，牠在另一個房間，因為那天早上牠吐在床上，所以我把牠移去另外一個房間。」、「（檢察官問：我們一直到做完筆錄，排定複驗後，乙○○才提到，那條狗，被你塞在一個籃子裡，放在廚房的角落？）更衣室，那個是牠的外出籃。」（參本院一卷第536、537頁），足見有關狗是否存在及其所在位置等情，證人甲○○、乙○○所證述之內容與被告間並無太大之差異，被告以此非本案主要事實之細節事項質疑證人之憑信性，本即未恰，且其所質疑者不僅與被告先前偵查中所述齲齬，亦難認與事實相合，所辯自不足採。　　⒉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檢察官於111年10月21日在證人乙 ○○、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違反偵查不公開，且有與證人勾串之虞云云。惟證人乙○○早於111年8月8日、9日即於警詢、偵查中作證，所證述之主要內容與其嗣後於法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且依辯護人所提供之資料（本院一卷第413至419頁），證人胡Ｏ寧亦係在證述完與被告之通話情節後，檢察官方有稱要偵辦被告殺人罪之情形，均難認證人乙○○、胡Ｏ寧有何受影響而與之勾串虛偽陳述之情形，而證人乙○○、胡Ｏ寧上開所證述之內容不僅信而有徵，且有相關之事證足以佐證，亦經本院論述如前，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以此指摘證人所述不實，即不可採；況依辯護人所提供之資料（本院一卷第41 9至425頁），檢察官雖說要偵辦被告殺人罪嫌，然其亦有陳述何以懷疑被告是殺人而非與死者林Ｏ彣一起謀為同死之理由及所憑之依據，並非無端陷人於罪而刻意捏造事實，亦未見有何要求證人乙○○、胡Ｏ寧必須依照其所指之事實而為虛偽陳述之情，本案依據證人乙○○、胡Ｏ寧、甲○○ 之證述，被告先前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前述之照片、高醫、法醫研究所函文、鑑定報告等書證，佐以現場之客觀情狀判斷，因認被告係殺害死者林Ｏ彣而非受囑託或得死者林Ｏ彣承諾而成立加工自殺罪或過失致死罪一節，均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述，並不足以推翻本院依確切證據所為之事實認定，自難以之為被告有利之憑斷。　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被告犯殺人罪之犯行，已堪認定。　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本案除上開已經本院論斷無庸調查之證據外，被告其及辯護人尚請求傳喚證人林惠萍、陳Ｏ楷、胡Ｏ寧到庭作證，然傳喚證人林Ｏ萍、陳Ｏ楷以證明死者債務及案發現場之情形等節，已有如上所述之其他證據可以替代，經本院勾稽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自無傳喚之必要；另證人胡Ｏ寧部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證述在卷，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亦無調查之必要；至其餘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調查之部分，本院並未引用該部分為認定有罪之依據，且因本案待證事實已臻明瞭，已無再調查之必要，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請，即難准許，均應予駁回。三、論罪：　㈠按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與死者為同居情侶關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而被告所為殺人犯行，自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且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相關罰則規定，是以應依刑法關於殺人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故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又主張：被告因接受死者提議停藥，導致被告因戒斷症狀而有昏沉、精神不濟之情況，應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云云。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請高醫精神科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略以：李員（即被告）知道殺人是不對的，自陳當時燒炭目的是與林員一起自殺，而非殺人，當天並無幻聽或妄想等精神症狀…李員表示自己不會幫別人決定（生命），顯示李員能辨識「殺人行為」為違法…依照李員過去職業功能表現及智力測驗結果顯示其無心智障礙/缺陷，當時也無幻覺、妄想等喪失現實感之精神症狀，故難以符合「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語，有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本院二卷第77至78頁），可見被告於案發時，並無幻聽、幻想及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達到刑法第19條所稱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上開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鑑定人是依據事發後之情形去臆測案發當時被告之精神狀況，沒有考慮被告是否經精神治療後已復原之情形，且被告在唐子俊診所服用之藥物多達8種，嗣因死者林Ｏ彣建議後停藥產生戒斷症狀而有昏沉之現象，原鑑定報告未綜合被告上開服用藥物之過程及全部事證因而做出不合真實之鑑定，顯有速斷，請重新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云云。然鑑定人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有精神疾病之診斷不一定代表案發當下這個行為的一個動機、這個行為受什麼影響，有沒有受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影響；所以當然最主要的依據還是依案發當下這個行為的一個動機、這個行為受什麼影響，有沒有受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影響；印象當中過去的病歷記錄主要是憂鬱、情緒相關的問題，沒有紀錄到幻覺妄想。但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案發當下的想法、有沒有受到精神症狀的影響，如果思覺失調症也不代表他一定有符合刑法第19條，困難點在於他（被告）可能在情緒的當下會有一些衝動行為，但這個衝動的行為反應是否符合到依其辨識而行為能力下降，這個是只能說依我們醫生過去鑑定的經驗，通常我們視他的這個精神障礙有所謂幻覺妄想而導致的，才會認定有達到因為精神障礙而無法辨識行為的能力這個標準。如果是其他沒有幻覺妄想是因為情緒受到刺激等等的反應的衝動行為，通常我們不會判定認為他符合達到這個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減損，如果有停藥，也只是影響情緒，我們主觀認定的前提是有幻覺妄想所導致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33至138頁），顯見鑑定人已到庭詳述其判斷之理由及依據，本院審酌被告於燒炭前可自行騎車前往店內拿取木炭，並於返回租屋處點燃木炭後，關閉門窗使房間內呈現密閉空間，復將炭盆先放在靠近死者之一邊，之後再移動至另一邊，而正確執行使林Ｏ彣因一氧化碳死亡之決定，其案發時之行為不僅具有方向感之定向性（知道要去哪裡拿木炭，並正確騎車往返）、且有正確實行決策之執行力（緊閉門窗用燒炭方式使林Ｏ彣死亡）、行為復與動機有相當之關聯（偵查中稱記得前一天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情緒被林Ｏ彣逼到一個高點，就把這件事一直往心裡去），堪認被告於案發時，仍具有認知、判斷、辨識、支配及控制能力，當無幻覺、妄想之症狀，至為顯明；且此案發時之情狀，並不因被告事後經治療後之陳述而生變化至足以影響結論，故鑑定人認被告不符合無刑法第19條「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核屬可信，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並不可採，其請求重新鑑定云云，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殺人罪之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之各款事由及其他與被告或其行為有關之一切有利或不利等一切情狀如下，並予全盤考量而為綜合評價：　　⒈被告與被害人（死者）之關係：被告與死者為交往3月餘且同居在廣州一街租處之同居情侶關係，被告因死者於案發前3日之111年8月4日提議分手，負氣將私人物品搬離上開租屋處，於8月5日在廣州一街租處等候死者，並於111年8 月6日晚間藉故留宿廣州一街租處。　　⒉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被告為大學肄業，自行開設餐廳擔任廚師，家境小康（警卷第3頁）。其前於1 11年3月16日至5月30日期間因疑心不信任他人、擔心與交往對象分離、被他人否定會易怒及傷害他人、原生家族問題擔心睡著後失去親人、5年前燒炭自殺住院、3年前感情事不被認可開車撞另一半、淺眠、早醒等睡眠及情緒問題至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唐子俊診所」就診，並經處方及自費購買腦樂靜、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等有助情緒及睡眠之藥物（相驗一卷第261至277頁、原審院卷一第113 至119頁）。且被告曾於收到保護令後，猶於107年7月27 日騎乘機車撞擊曾經交往之對象而遭起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3985號起訴書，相驗一卷第201至2 04頁，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1697號判處拘役20日，緩刑2年並付保護管束確定，見外放被告前案卷）；亦曾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107年2月20日至曾經交往對象住處燒炭自殺未果，致自己一氧化碳中毒送醫，而經檢察官職權不起訴處分（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調偵字第723號，相驗一卷第209至210頁）。被告本案行為後於111年8月12日因憂鬱症、復發、重度、情緒低落、思考內容負面，認自殺風險高轉入高醫精神科病房，至111年8月29日出院（原審院卷一第175至176頁）。嗣於111年12月28日因企圖自殺服用藥物過量送至高醫急診，於翌日轉入精神科病房，至112年1月3日出院（原審院卷一第293頁、第551至553頁）。　　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被告原本即疑心不信任他人、擔心分離、不能接受被否定，故面臨死者提出分手時，一方面想要挽回（他卷第39頁），一方面心有怨恨未甘，見死者服用其提供之藥物後陷於昏睡無知無覺，即起意以燒炭方式使死者身亡，並付諸實行。　　⒋犯罪之手段：被告藉死者服用藥物陷於昏睡，知悉藥效將持續至少8至12小時之久，期間死者因藥力昏睡不會轉醒或反抗，決意以燒炭方式殺人後，即返回餐廳取回木炭放在炭盆內並引燃使之燃燒，並將炭盆置於死者臥房內靠近死者沉睡躺臥床側，再以毛巾塞入門縫、緊閉門窗，使死者於藥效沉睡無知無覺之際，遭原為枕邊人之被告以燒炭方式使之吸入大量燃燒不全之一氧化碳而中毒死亡。乃被告見死者中毒身亡後，為脫免、減輕罪責，更故佈疑陣，將炭盆移至臥室靠近廁所處地面後，即仰躺在客廳靠近陽臺處後服用藥物，佯作亦有謀為同死之假象。　　⒌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死者當時年僅30餘歲，即便背負著債務，仍有熱愛、投入的工作、友好相親的家人及工作伙伴，更有將來大好人生，卻因被告個人私慾及不甘而橫遭斷絕，僅因一時心軟讓甫分手之前男友留宿，豈知卻在服用藥物沉睡後，遭原本枕邊人以燒炭方式斷絕生機，更使死者父親在父親節及其生日之際，竟獲悉獨子慘遭殺害身亡之噩耗，遭受雙重打擊，其所受傷痛實在難以言喻（原審院卷二第301頁）。　　⒍犯罪後之態度：被告犯後不但故佈疑陣塑造謀為同死之假象，更一再否認犯行，藉詞係受死者囑託、兩人共同決意燒炭自殺並由被告實行，甚至於審理時尚強調其既然沒有離開人世而倖存，應該要為了自己和「死者」的生命繼續努力活下去（原審院卷二第303頁）等語（按：被告為了自己的生命努力活下去自屬當然），在在顯見被告絲毫未尊重他人之生命權，僅因細故即恣意剝奪他人生命之輕忽傲慢態度，是被告行為之惡性重大，犯後託詞否認，態度惡劣，毫無反省之意，亦迄未獲得死者家屬諒解或為和解賠償以稍加彌補其等損害。　　⒎綜合上情，因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倘僅處以10至15年有期徒刑之長期自由刑，尚屬過輕，不足以評價其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之損害；另考量被告現年僅32歲，而無期徒刑依法須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者，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須繼續執行監禁，令其與社會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是本院認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已足使被告與社會長期隔離，尚無剝奪其生命而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是本院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下，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以量處無期徒刑為適當。　　⒏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照刑法第275條第4項免除其刑，惟被告既非受死者囑託而殺之，應論以殺人而非刑法第27 5條第1項之罪業如前述，自無依第275條第4項免除其刑之適用。　　⒐褫奪公權部分：被告既經本院判處無期徒刑，爰依刑法第3 7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⒑不予沒收部分：扣案之被告及死者行動電話各1支、內有Qu etiapine成分之白色粉末2包，其中行動電話部分均與本案被告殺人之犯行無關，本案係認被告於死者服用Quetia pine、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後，見死者陷於沉睡，始萌生殺人犯意，則被告予死者服用Quetiapine藥物尚非殺人行為之著手，且Quetiapine亦非毒品或管制藥物，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⒒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應予維持；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殺人罪，及指摘原審判決有上開諸多違誤之處云云，均經本院認定為無理由，已如上述。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另辯稱：依目前大法官會議解釋，已經實質廢死，殺了8、9、10個人的罪犯，居然跟被告一樣判處無期徒刑，不符合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平等原則，請從輕量刑云云。惟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直接攸關受裁判人之利益，甚至與其相關人員（諸如被告之家屬、親屬，以及相對立之告訴人、被害人與其家屬、親屬等）同受重大影響。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如何具有客觀、一致及可預測性之標準，自應慎重其事。法院於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案原審就「被告與被害人（死者）之關係」、「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均予以詳加斟酌，已如上述，並在殺人罪法定刑可以選科之「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等3種主刑種類中，詳細說明：「倘僅處以10至15年有期徒刑之長期自由刑，尚屬過輕，不足以評價其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之損害，另考量被告現年僅32歲，而無期徒刑依法須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者，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須繼續執行監禁，令其與社會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認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已足使被告與社會長期隔離，尚無剝奪其生命而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等何以選科「無期徒刑」而非「死刑」或「有期徒刑」之理由，經核原審關於刑之酌定並無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比例、公平、罪刑相當原則，或有濫用量刑職權之情事，本院自不得率指為違法，又本案就量刑部分，與原審並無太大差異，尤有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仍一再誣指員警、證人捏造證據、做偽證，對自己不合常理之辯詞、行為（辯稱夢遊卻還記得把門關緊避免一氧化碳流入客廳，說要與死者一起燒炭自殺，卻又遠離房間自己跑去客廳落地窗前吞藥躺平），毫無反省、悛悔之意，故原審量處上開之刑，並無不當；至各別案件之犯罪情節不同，亦不能以其他案件遭判處無期徒刑之案例，而比附援引認為本案判處無期徒刑屬於不當。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　㈢綜上，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其在原審所辯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事實上爭執或泛稱量刑不當，經核均無理由，亦如上述，從而，本案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期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27

KSHM-112-上重訴-3-20250227-3

附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225號原告 NGUYEN VAN THANH（中文姓名：阮文青） TO THI TUYET（中文姓名：蘇氏雪）共同訴訟代理人黃小舫律師被告 KIM VAN DAT（中文姓名：金文達）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因事件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黃右萱法官黃逸寧法官張瑾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書記官賴佳慧

2025-02-27

CTDM-113-附民-225-20250227-1

重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KIM VAN DAT（中文姓名：金文達）義務辯護人李奇芳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8443 、25764號），本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KIM VAN DAT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肆年。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五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一、KIM VAN DAT（中文姓名：金文達，下以金文達稱之）與NGU YEN THI KHANH LINH（中文姓名：阮氏慶玲，下以阮氏慶玲稱之）原為未同居之男女朋友關係。金文達因不滿阮氏慶玲於民國112年8月13日提出分手，即萌生殺害阮氏慶玲之意，遂於同年月14日19時12分許，先至址設苗栗縣○○鎮○○路00號之「優立購百貨生活館」購買鍋寶玫瑰料理刀（下稱系爭兇刀）、御膳坊小理刀、鑫吉美白鐵多功能瓜刨等3把刀具（附表二編號2至4），並於同日向阮氏慶玲之友人吳文光詢問阮氏慶玲之住處位置，且對吳文光謊稱欲南下送阮氏慶玲生日禮物，故請吳文光向阮氏慶玲保密，勿透露金文達要前來高雄一事。二、金文達於112年8月15日11時44分許，攜帶包含系爭兇刀在內之前揭3把刀具搭乘火車抵達岡山火車站，同時不斷傳送訊息要求與阮氏慶玲碰面，惟未獲回覆，即於同日12時35分許，搭乘鄭國基所駕駛之計程車前往阮氏慶玲工作地點（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附近之舊嘉新水泥廠前（址設高雄市○○區○○○路0號），試圖攔堵阮氏慶玲，然未能遇見阮氏慶玲，訊息亦仍舊無回應，金文達遂於同日17時30分許再次回到岡山火車站。嗣於同日19時52分許，金文達又搭乘計程車至曾與阮氏慶玲一起前去、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號旁之和平公園，並持續嘗試聯繫阮氏慶玲請求碰面。阮氏慶玲最終應允見面，而於同日22時55 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抵達和平公園，再搭載金文達上路欲前往吳文光之住處。詎於同日22時58分許，2人共乘上開機車行經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466巷之際，金文達基於殺人之故意，從隨身背包（附表編號5）拿出系爭兇刀，自上開機車後座以往前環繞阮氏慶玲頸部之方式，持系爭兇刀朝阮氏慶玲之頸部割劃，阮氏慶玲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臉頰10公分切割傷（傷口受力方向由左往右、由上往下）、頸部11公分切割傷（傷口受力方向由下往上、由前往後）、甲狀軟骨6公分破洞、右側頸動脈遭切斷、聲帶開口裸露等傷害而導致大量出血，金文達見阮氏慶玲不省人事，亦以系爭兇刀自刎後倒地。三、嗣於同日（112年8月15日）23時6分許，潘君冠駕車經過前揭事發地點，見金文達、阮氏慶玲倒臥血泊中旋撥打電話請求救護，惟阮氏慶玲於同日23時35分抵達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前即已無呼吸、心跳，復於翌日（16日）0時18分急救無效而死亡。四、案經阮氏慶玲之父阮文青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下稱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準此，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　　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然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之外部情況俱無不當，復經檢察官、被告金文達及其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仍表示同意具有證據能力（重訴卷第322-323頁），嗣於審判程序業經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2年8月15日與被害人阮氏慶玲聯繫、見面，最終持系爭兇刀殺害被害人，而願意坦認犯殺人罪，惟辯稱：其並非預謀犯案，是因為112年8月12日當天有與被害人約好三天後要在高雄碰面，且被害人請託其幫忙買削水果使用之刀子，其才會在同年月14日購買包含系爭兇刀在內之3把刀具，並於同年月15日將之一併攜帶南下，待與被害人見面後要交給被害人云云。經查：　㈠下列事實有證人即發現案發而協助通報救護之人潘君冠、證人即計程車司機鄭國基、證人即計程車司機陳崑寶、證人吳文光之證詞，及被告之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害人之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證明書、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搜索暨扣押筆錄、岡山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員警職務報告、案發現場示意圖、現場暨蒐證照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岡山分局現場相片冊、岡山分局之被害人相驗暨複驗相片冊、被告手機相簿內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同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岡山分局扣押物品清單、被告於案發當日之行程時序表暨google地圖、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查訪紀錄表、「優立購百貨生活館」銷貨單、警方帶同被告前往「優立購百貨生活館」蒐證之google地圖暨照片可佐（警卷第 23、29、31-33、55-59、65-67、81-85、93-279、361-363 、389、393-394頁，相卷第145-157、273-285頁，偵一卷第 23-26、113-116、209-210、225、233-243、307-33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可認定：　⒈被害人於112年8月13日向被告提出分手，被告復於同年月14 日19時12分許，至「優立購百貨生活館」購買系爭兇刀、御膳坊小理刀、鑫吉美白鐵多功能瓜刨等3把刀具，並於同日詢問證人吳文光關於被害人之住處位置，且向證人吳文光表示欲南下送被害人生日禮物，請證人吳文光勿對被害人透露被告要前來高雄一事。　⒉被告於112年8月15日11時44分許，攜帶包含系爭兇刀在內之3 把刀具搭乘火車抵達岡山火車站，同時不斷傳送訊息要求與被害人碰面，惟未獲回覆，即於同日12時35分許，搭乘證人鄭國基所駕駛之計程車前往被害人工作地點附近之舊嘉新水泥廠，試圖攔堵被害人，然未能遇見被害人，訊息亦仍舊無回應，被告遂於同日17時30分許再次回到岡山火車站。嗣於同日19時52分許，被告又搭乘計程車至曾與被害人一起前去、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號旁之和平公園，並持續嘗試聯繫被害人請求碰面。被害人最終應允見面，而於同日22 時5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抵達和平公園，再搭載被告上路欲前往證人吳文光之住處。詎於同日22 時58分許，2人共乘上開機車行經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466巷之際，被告從隨身背包拿出系爭兇刀，自上開機車後座以往前環繞被害人頸部之方式，持系爭兇刀朝被害人之頸部割劃，被害人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臉頰10公分切割傷（傷口受力方向由左往右、由上往下）、頸部11公分切割傷（傷口受力方向由下往上、由前往後）、甲狀軟骨6公分破洞、右側頸動脈遭切斷、聲帶開口裸露等傷害而導致大量出血，被告見被害人不省人事，亦以系爭兇刀自刎後倒地。　⒊嗣於同日23時6分許，證人潘君冠駕車經過前揭事發地點，見被告、被害人倒臥血泊中旋撥打電話請求救護，惟被害人於同日23時35分抵達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前即已無呼吸、心跳，復於翌日（16日）0時18分急救無效而死亡。　　㈡就被告是否預謀殺害被害人乙節，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而：　⒈被告是自己決定於112年8月15日南下高雄找被害人，雙方並無相約見面　⑴證人吳文光證稱：112年8月14日被告有傳訊息來問起被害人，表示準備要給被害人慶生。嗣於翌日（15日）下午，被告又傳訊息給其詢問被害人有沒有去上班，其到公司後沒看到被害人，就傳訊息跟被害人說被告在找她，但被害人要其別理會被告，直接轉達被告說被害人有去上班即可，但事實上被害人當天是請假要出去玩等語（偵一卷第25、114頁）；證人即被害人之室友黃氏海復證稱：112年8月15日當天其與被害人一起放假，並在18時至20時間一同出門逛街乙情（警卷第36頁），均與附表一編號1至3之訊息紀錄互核相符，足認被害人112年8月15日之既定行程是與證人黃氏海相約出遊，而非與被告約定碰面。　⑵被告自承：其與被害人平常上班日是用facebook或通訊軟體打電話聯絡，也會刻意排休假一起出去玩；案發當天係其第 2次來高雄，第1次是112年7月來找被害人，再一同去屏東玩等語（偵一卷第52頁），復於審理中為精神鑑定時表示：其和被害人兩人工作時間不一定，大多是透過facebook聯絡，實體見面不多，因為被害人住公司宿舍，因此大多時間是被害人坐車到被告苗栗租屋處找其，其只有2次南下找被害人，一次是112年7月、一次是案發當天等情（重訴卷第169頁），然112年8月15日是週二上班日，被害人原須工作，係因與證人黃氏海講好要一同出遊才請假，業如前述，則被告關於其與被害人相約於112年8月15日在高雄見面之辯解，與2 人間相處約會之習慣不符，已難遽信。其次，證人黃氏海證稱：其於112年8月15日和被害人一起放假去逛街時，才聽被害人說她有男朋友，但已經分手，不過被害人心情似乎不受影響，還是有說有笑的等語（警卷第36頁）；併細譯上開證人吳文光之證詞、附表一編號3之訊息內容，被害人不僅故意不讀被告傳來之訊息、關掉通訊軟體之聊天訊號，且要求證人吳文光對被告撒謊自己有去上班，此外，被告於112年8 月14、15日撥打數通電話予被害人，被害人全部拒絕接聽，有被告手機中通話紀錄之截圖附卷可稽（警卷第369頁），可見被害人分手心意已決，不願被告知悉自己行蹤，不留挽回餘地，更遑論與被告相約見面。又觀諸附表一編號5之訊息內容，112年8月15日整日均係被告單方面哀求被害人與之見面，被告甚至必須向被害人更新自己之所在地點，實無任何跡象顯示被害人於之前有應允或承諾被告要在該日碰面。準此，被告應係自己決定於112年8月15日南下找被害人，兩人並無事前約定要於是日見面，附表一編號3訊息中被害人稱「他（指被告）自己要來，就自己照顧自己，還要找誰幫忙啊」，即為適證。　⑶證人即被告之仲介張碧純證稱：112年8月15日11時7分許，被告之老闆娘傳訊息表示被告沒去上班，請其去了解一下，其打電話給被告但無人回應，直到16時4分許，被告才回電說身體不舒服要請假等節（警卷第51頁）；另證人即被告之母蘆氏桃結證：112年8月15日被告未到公司，老闆打電話給仲介，仲介再打給其告知此事，其因此前去被告住處查看，但被告不在，嗣其聯繫上被告有問他「為何不去上班也不跟老闆、仲介說」等情（偵一卷第119頁），並有附表一編號6之訊息紀錄可憑，被告身為外籍移工，在臺工作之出勤狀況及表現至關重要，如被告、被害人早在112年8月12日即約好3 天後要在高雄聚首，被告理應事先告假，而非待老闆、仲介發現其曠職，再透過母親告誡後，才姍姍來遲地以隨便之理由搪塞請假。就此被告固主張其有請同事陳文勇幫忙向公司請假（重訴卷第171、324頁），惟參以被告與陳文勇間112 年8月15日18時許之訊息紀錄（偵一卷第294、349頁），陳文勇稱「你在哪裡?」、「你去阿玲家嗎?」、「你今晚會回來嗎?」、「我剛回到家就看到你媽媽在這裡」、「你媽媽說你要休息就親自告訴雇主或仲介」等語，對於被告當日去向、是否請假等事不甚清楚，自難採信被告有事先委託陳文勇幫忙請假之說詞。　⑷再者，被告陳稱：其第一次來高雄是在112年7月，在高雄都是被害人騎機車搭載其移動，案發當天是第二次來，但其與被害人沒有約見面之確切時間、地點，被害人說「到高雄就連絡她，她的工作沒關係」等語（重訴卷第250-251、323-3 24頁），雙方既明知被告對高雄人生地不熟，且無代步交通工具，卻未詳細約定碰面之時間地點，顯與常情有悖。又被告坦認：其搭乘鄭國基之計程車前往被害人公司附近之舊嘉新水泥廠，是為了要堵被害人乙情在案（重訴卷第324頁），其手機內亦有曾搜尋被害人公司之相關紀錄（警卷第361 頁）；而證人鄭國基尚證稱：其於112年8月15日中午在岡山火車站搭載被告去舊嘉新水泥廠，被告下車時有向其要名片，並說還要叫車，當天16時55分被告又打電話給其，其斯時剛好有客人，直到17時30分才到舊嘉新水泥廠搭載被告回岡山火車站，下車時被告要求加入其LINE帳號，表示這樣晚上叫車比較方便等語（警卷第56-59頁），自被告之舉措以觀，其至被害人工作地點守株待兔，並尋求計程車司機之聯絡方式以便叫車移動，足認被告根本沒有把握當天被害人會現身，兩人間實無事前相約見面之事實。　⑸末被告針對與被害人約定碰面之過程說詞前後不一，一下稱係用通訊軟體MESSENGER通話（警卷第9頁），嗣稱是用MESS ENGER訊息（偵一卷第48頁），後改稱係打電話（偵一卷第3 05頁）。又若被告、被害人確實相約於112年8月15日在高雄見面，被告何須於前一日向證人吳文光訛稱要給被害人生日驚喜而打探被害人住處，且要求證人吳文光「不要跟玲說」（詳如附表一編號3），益徵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碰面之約定，被告係自己決定要於是日南下找被害人甚明。　⒉包含系爭兇刀在內之3把刀具是被告自己決定要購買，並無被害人委託被告購買之情事　⑴關於包含系爭兇刀在內之3把刀具，被告於偵查初期陳稱：該等刀具是被害人於112年6月間表示有切菜、削水果之需求而委託其在當月購得，112年8月15日順便帶來高雄要交給被害人等語（警卷第12頁、偵一卷第48頁），檢察官就此詢問「 112年7月間也有南下與被害人見面，何以未將該等刀具帶給被害人?」，被告尚明確答以「112年7月我找被害人約會，忘了帶」（偵一卷第120頁）。然經檢警進一步查證，發現該等刀具之購買時間乃案發前一日（112年8月14日）19時12 分許，有「優立購百貨生活館」查訪紀錄表、銷貨單附卷可考（偵一卷第307-309頁），被告見狀即改稱：被害人是在1 12年8月12日與其相約要在15日見面之同時請其幫忙買刀，故其於112年8月14日前去購買該等刀具，翌日一併攜帶南下，之前是因為精神混亂才講錯等情（偵一卷第289、294、30 5頁），可見被告隨偵查進度更易其說詞，已有可疑。　⑵證人黃氏海復證稱：其與被害人同住宿舍時，有和其他室友合資買一把刀切菜、削水果，被害人平常也會買水果回來自己切，宿舍廚房內擺放之餐具是讓大家共同使用等節（偵一卷第20-21頁），參照該廚房之照片（偵一卷第17頁），碗盤、筷子、湯匙及剪刀等餐具確實一應俱全。又被告、被害人分隔兩地，見面頻率低，業如前述，而刀具小至超商、大至量販商場等地均有販售，且價值非高，殊難想像被害人有何必要特地委託被告在苗栗購買後再帶來高雄。　⑶再者，包含系爭兇刀在內之3把刀具在店內販售時本均有外包裝（偵一卷第317-319頁、證據卷第11頁），俟案發後警方到場處理之際，該等刀具皆已無外包裝（警卷第201-202、2 04-205頁），酌以該等刀具原來之用途俱是切割食物，基於衛生及安全考量，應不致在使用前開拆包裝，若係代人購買刀具之狀況下尤其為是，惟被告坦承係其將該等刀具之包裝全數拆除乙節在卷（偵一卷第48頁），又其與被害人間並無約定於112年8月15日見面一事，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證被告是自己決定於112年8月14日前去購買該等刀具，而非出於被害人之委託。　㈢證人蘆氏桃結證：其常聽被害人說，被告會威脅、恐嚇她，說要害她、殺她，故其才傳如警卷第283頁之訊息告誡被告別威脅被害人等語（偵一卷第118-119頁），被告之手機內亦存有其恫嚇被害人之MESSENGER訊息截圖（警卷第365頁、偵一卷第172-173頁），被告於案發日南下前甚至再次傳送恐嚇訊息予被害人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又比對被告、證人蘆氏桃間之訊息紀錄（警卷第285、289頁），被告購買刀具（112年8月14日19時12分）後之同日23時57分傳送訊息「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請讓兒子先向媽媽道歉」，復於坐火車南下（同年月15日11時22分抵達岡山）後之同日11時43分傳送訊息「媽媽，兒子對媽媽真的很抱歉，兒子還沒對媽媽盡養育之恩，而帶給媽媽負擔而已，媽媽，兒子真的很對不起你」、「完了，兒子已經沒有希望了，兒子已經無法再努力了」，是被告對被害人提出分手乙情深感憤恨，絕望之下不惜採取激烈手段之情溢於言表，因認其買刀後南下找被害人之舉措應有與被害人玉石俱焚之意。　㈣被告將包含系爭兇刀在內之3把刀具包裝全部拆封一事，業如前述，又以該等刀具之長度而言，3把刀均能完全放入被告於案發時所攜帶之背包內，然被告唯獨將系爭兇刀擺放在該背包深度較淺之側袋（其他2把刀則放入包內，合上包蓋），使刀柄外凸等情，經被告供承明確（偵一卷第51頁），且有相關照片附卷可查（警卷第201-202頁、偵一卷第43、209 -210頁）。再佐以本案情節係被害人騎乘機車搭載被告過程中，遭被告持刀自後往前環繞被害人頸部而割喉，且被告尚陳稱：其左手拿著塑膠袋，背包放在塑膠袋內，系爭兇刀放在該背包之側袋，因系爭兇刀比較長所以凸出來，其就可以直接用右手從塑膠袋內拿出系爭兇刀，伸到被害人脖子前，由左往右劃過被害人脖子等語（偵一卷第51頁），足徵被告係刻意將系爭兇刀以輕易、順手拿取之方式擺放，以便行兇。此外被告亦曾兩度坦認：112年8月15日當天其本來就有預想，如果被害人要分手，就要持刀攻擊被害人，也因此有在稍早傳訊息向媽媽、姊姊等家人道別；由於和被害人在112 年8月13日吵架，才會於同年月15日用刀割劃被害人頸部等情不諱（聲羈卷第28-29頁、偵一卷第123頁參照）。基此，被告購刀後南下高雄，央求被害人出來見面，再趁被害人無防備之際持刀殺害被害人，應為其犯罪計畫之全貌，被告係預謀殺人乙節，洵堪確認。　㈤至辯護人猶以：被告若有意以刀具殺人，不會一次購買除了系爭兇刀外，還有調理刀、去果皮之刨刀等3把刀；另被告犯案後有自刎之行為，若其意在殺害被害人，將被害人割喉後直接離開現場即可，無須自我了結，可見被告並非預謀殺害被害人等語為被告辯護（重訴卷第328頁）。惟不論是系爭兇刀，抑或是另外2把之調理刀、刨刀，均為刀刃前端尖銳、可傷害人體，具有危險性之刀具，此見該3把刀之照片即明（警卷第212-215頁），又被告在行為前已生與被害人玉石俱焚之意乙情，業經本院詳述如前，故被告準備之刀具數量為何、事發後是否自殘等節，均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㈥綜上，被告前揭所辯均無所憑取，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另辯護人曾請求將被告送精神鑑定，結果略以：綜合鑑定內容、心理測驗、精神狀態檢查、心理師心理衡鑑結果、檢警偵辦內容及相關證物等資料，被告於犯罪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並未受到精神或情緒症狀所影響，未出現符合「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程度僅有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等情，有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在卷可佐（重訴卷第153-185頁），辯護人嗣亦當庭表示不再主張刑法第19條之減刑事由（重訴卷第32 6頁），本院綜核上開鑑定意見及卷內事證，認被告並無可得適用刑法第19條減免其刑之情形，附此敘明。　㈢量刑部分　⒈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271 條第1項定有明文。然而，死刑作為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之一，終究為極刑，其適用範圍應限於特殊、例外之情形，而非一旦該當故意殺人罪，即得對之科處死刑。是所定死刑之最重本刑，應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且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者。於此範圍內，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就故意殺人罪之構成要件部分，應僅限於行為人係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始符合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基本要求，而得適用有關死刑之規範。如行為人僅係基於未必故意而殺人，縱使既遂，仍不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縱使是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亦不當然有死刑規定之適用，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即刑法57條第1至3款、7至9款之科刑標準），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又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法院於個案量刑時，尚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即刑法第57條第4至6 款、第10款之科刑標準），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爰審酌：　⑴被告僅因不滿女友即被害人欲與之分手，即購買3把刀具預謀殺人，復於被害人現身與其碰面之際，基於直接故意下手殺害被害人得逞，剝奪被害人之生命，亦造成被害人家屬心理上無法磨滅之痛苦，對社會治安產生不良影響，犯罪所生損害重大。其次，被告於本案所使用之兇器為料理刀，係趁被害人騎乘機車搭載其之機會，以自後座往前環繞被害人頸部之方式，持刀割劃被害人頸部，傷及被害人臉部、頸部，甚至切斷被害人頸動脈，割破被害人甲狀腺軟骨及聲帶，被害人因此大量出血而死亡，可見被告出手力道甚重、犯罪手段殘忍，已該當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 ⑵再考量被告於偵審程序始終坦承犯殺人罪，惟否認有「預謀」殺害被害人，而辯稱其與被害人本即約定於事發當日見面、受被害人之託購買刀具等情之犯後態度；及被告之母蘆氏桃日前出面代被告與被害人家屬以賠償新臺幣50萬元達成刑事部分之和解，且已給付完畢乙節，經告訴代理人供述明確；併參考告訴代理人、檢察官對於本案量刑之意見（重訴卷第327-328頁）。 ⑶又斟酌被告無刑事前科（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非視法律於無物而慣常犯罪之人，且年紀尚輕，應仍有再教化之可能，兼衡其之智識程度及經濟、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重訴卷第327頁），本院認尚無對被告宣告死刑，使其永久與社會隔離之必要，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為越南籍之外國人，且目前在我國並無合法居留身分，有勞動部廢止被告在臺聘僱許可之113年4月16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0 6141號函在卷可查（證據卷第23-25頁），再斟酌被告因感情糾紛即持刀刺殺被害人，犯罪情節非輕，因認不宜任令被告在我國境內繼續停留，爰依刑法第95條之規定，併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㈤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預謀殺人而購買3把刀具，再坐火車南下後不斷發送訊息請求被害人見面，最終伺機下手殺害被害人等節，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之手機、系爭兇刀，及盛裝系爭兇刀之附表二編號5背包，均為被告所有、用於本案犯罪之物，附表二編號3、4之刀具則係供犯罪預備之物，皆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附表二編號6、7暨8之扣案物，前者與本案無關，後者則為被害人所有，俱不予沒收之，併此陳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長夏、劉維哲、陳秉志、饒倬亞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秉志、林易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黃右萱　　　　　　　　　　　　　　　　　　　法　官　黃逸寧　　　　　　　　　　　　　　　　　　　法　官　張瑾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賴佳慧附表一：訊息紀錄編號對話人時間訊息內容備註 1 被告（簡稱金） V.S 吳文光（簡稱吳） 112年8月14日11時5分至11時15分許吳：有喔，弟弟。金：哥哥知道玲（即被害人）的住宿處嗎?我下去送她生日禮物。但哥哥不要跟玲說，想要給他一點驚喜。吳：玲住宿舍，哪有在外租房子。金：就是宿舍。吳：哈哈，哥哥不知道她公司租的女生宿舍在哪裡，只知道在岡山早市附近。公司禁止男生去，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金：好的。吳：岡山早市附近。金：是的，我知道在那附近。偵一卷第343頁。此部分訊息乃鑑識還原被告手機後所得，該等訊息時間係以「UTC+0」（UTC為「世界協調時間」簡稱）記載，而我國為「UTC+8」，左列「時間」欄業經換算為我國標準時間。 2 被告（簡稱金） V.S 吳文光（簡稱吳） 112年8月15日17時29分至20時36分許金：哥哥今天有去上班嗎? 吳：有的，我現在到公司。金：你有看到阿玲去上班嗎?我下來找玲但玲沒有來接我，吳：哥哥也不知道玲有沒有上班，哥哥現在才到公司。金：好的，哥哥走到公司飯堂，假如看到玲，請跟我說。吳：玲已經下去工廠了。金：好的。剛剛哥哥有遇見玲嗎? 吳：哥哥沒看到。金：好的。吳：你已經到岡山了嗎? 金：玲傳簡訊給哥哥說我下來嗎? 吳：沒有。你剛才跟哥哥說你來了。金：好的。我也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偵一卷第344頁。此部分訊息乃鑑識還原被告手機後所得，該等訊息時間係以「UTC+0」（UTC為「世界協調時間」簡稱）記載，而我國為「UTC+8」，左列「時間」欄業經換算為我國標準時間。 3 被害人（簡稱阮） V.S 吳文光（簡稱吳） 112年8月15日20時17分至35分許吳：ㄟ玲妹妹。（傳送圖片）阮：你跟他（即被告）說「我這麼晚去上班就不會遇到了」。他問我有沒有去上班。吳：他已經下來高雄了。阮：不管他。他叫我去幹嘛啊。吳：媽的，把我牽扯到你們的事情裡面我得到什麼好處。阮：我怎麼知道。吳：（傳送圖片）阮：他一直問我有沒有去上班。吳：妹妹關掉聊天訊號吧，訊號一直掛在線　　上就等於你沒有去上班。阮：在哪裡啊?在哪裡關掉訊號? 吳：（傳送圖片）阮：好了。吳：阿達這個傢伙已經南下來高雄了。阮：也許吧。我不讀留言。吳：可能他騙妳。妳就當作不知道他在哪裡。他又不是五歲小孩。阮：我投降。他自己要來，就自己照顧自己，還要找誰幫忙啊。吳：為何請假? 阮：累就在家裡玩。吳：可怕喔（意思是不把工作當一回事)。請假在家是要出去玩喔? 阮：哈哈有人約我，我才出去玩。吳：誰約妳啊? 阮：阿海姊。吳：太厲害了，阿海寵壞妳了。阮：哈哈。偵一卷第31-35頁、重訴卷第295-297頁 4 被告（簡稱金） V.S 被害人（簡稱阮） 112年8月13日7時37至56分金：好了好了，妹妹可以如償所願了。等著　　吧。偵一卷第279、292-293頁、證據卷第17頁。此部分訊息乃鑑識還原被告手機後所得，該等訊息時間係以「UTC+0」（UTC為「世界協調時間」簡稱）記載，而我國為「UTC+8」，左列「時間」欄業經換算為我國標準時間。 112年8月14日8時40分至112年8月15日11時20分金：妹妹應該要記得，所有事情都是由妹妹　　決定和選擇。阮：什麼? 阮：對了。金：妹妹都說對了，唉。 5 被告（簡稱金） V.S 被害人（簡稱阮） 112年8月15日19時16分至20時57分金：妹妹為什麼會這樣? 　　哥哥很心痛。　　為什麼妳有這種惡意? 　　妳出來一下下吧。　　之後妳回去都可以。　　妹妹沒去哪裡，都只在房間而已啦，求求妳出來跟哥哥見面一下吧。　　哥哥就在平和（指和平公園）那裡。妹妹出來跟哥哥見面一下下吧。　　哥哥手機快沒電了，哥哥傳位置圖給妳了。　　哥哥的手機電池指剩下2%而已，妹妹出來跟哥哥見面一下吧。　　妹妹出來跟哥哥見面一下吧。證據卷第19頁。此部分訊息乃鑑識還原被告手機後所得，該等訊息時間係以「UTC+0」（UTC為「世界協調時間」簡稱）記載，而我國為「UTC+8」，左列「時間」欄業經換算為我國標準時間。 6 被告（簡稱金） V.S 蘆氏桃（簡稱蘆） 113年8月15日12時31分至13時32分金：兒子不在家。蘆：兒子去哪裡? 　　兒子不去上班，還是要跟公司講一下。金：活著嗎?兒子不想再活了。蘆：兒子在這裡是去公司上班，不去也要跟老闆說一下，不是想要怎麼樣都可以。戀愛是兒子的事情，不要讓媽媽瘋起來。警卷第289-291頁（節錄） 112年8月15日17時27分蘆：（撥打電話）媽媽正在兒子的房間。金：兒子不在家。附表二：扣案物編號扣案物品項所有人 1 手機1部被告 2 鍋寶玫瑰料理刀1把（即系爭兇刀）被告 3 御膳坊小理刀1把被告 4 鑫吉美白鐵多功能瓜刨1把被告 5 黑色背包1個被告 6 金文達證件1包被告（已領回，警卷第89頁） 7 手機1部被害人 8 阮氏慶玲證件1包被害人（已經家屬領回，偵一卷第99頁）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025-02-27

CTDM-113-重訴-8-20250227-6

台上

最高法院

殺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62號上訴人黃紹綸選任辯護人李宣毅律師黃致豪律師林陟爾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 3年11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893、525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認定上訴人黃紹綸有如其附件A即第一審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基於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及殺人直接故意之犯意，無故侵入施○傑租房住處，俟施○傑返回住處後，持料理刀殺害施○傑死亡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及殺人罪，並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以殺人罪處斷，量處無期徒刑，並諭知褫奪公權終身，且諭知扣案料理刀2把均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憑據及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下稱第一審）就伊被訴刀刺施○傑致使身亡之犯行，就伊可能觸犯過失致人於死罪或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構成要件及其相關法令解釋，拒絕列為應向國民法官為審前說明之事項，且採用侵害伊信賴醫師或心理師秘匿特權之證據資料，復違反澄清義務與平等原則，就相同之待證事實，僅准許檢察官之證據調查聲請，卻否准伊所調查證據之聲請，殊有不當，原判決遽以程序瑕疵無礙結論為由，率認第一審之訴訟程序及裁判之論斷並無違法或不當，洵非允洽。又伊行兇之動機，原為挽回與施 ○傑間之感情，嗣因與施○傑口角爭執後，始意外失手致施○ 傑於死，足見伊並非早有殺人之計畫而實施犯罪。即令認伊所為觸犯殺人罪，然觀諸案發原因、受害人數及行兇手段等情，堪認伊所犯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應排除量處死刑之選項，則初步判定責任刑之最重科刑僅能選擇無期徒刑，再參以伊有主動引導警方確認案發現場以蒐集跡證，使偵查機關易於查明犯罪真相，節省司法資源，避免累及無辜之舉止，得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伊無任何犯罪前科，人格發展受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及憂鬱症之影響等情狀，自應量處有期徒刑。乃第一審率以伊未真心悔悟為由，未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減刑，遽量處遠逾較諸其他相類司法案例刑度之無期徒刑，實濫用刑罰裁量之權限，原判決未予糾正，猶予維持，自屬失當。此外，伊被訴法定最重本刑為死刑之殺人罪名，攸關伊生命基本權及由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具重大瑕疵之法律爭議，有開庭直接審理之必要，建請最高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但書及最高法院刑事案件行言詞辯論要點第1點之規定行言詞辯論云云。三、惟查：㈠、卷查第一審審判長依國民法官法第66條第1項第4款關於應向國民法官說明「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等事項之規定，臚列「本案被訴涉犯相關罪名的法律解釋」要項，向國民法官說明上訴人被訴侵入他人住宅及殺人罪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兼提及法律上無認識與有認識過失、加重結果犯之概念，有卷附審前說明書足憑（見第一審卷第4宗第159至172頁）。核第一審進行之訴訟程序，難謂於法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無視第一審完全忽略向國民法官說明其所辯係犯過失致人於死罪或傷害致人於死罪等法律解釋之違誤，顯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㈡、第一審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對上訴人實施量刑前評估及責任能力之調查鑑定，經上訴人聲請傳喚證人兼鑑定人即精神科專科醫師黃○斐作證，而上開鑑定報告書有關上訴人犯罪後之心理機轉事項說明，所參考上訴人羈押在看守所中之行狀考核表及就醫暨輔導紀錄，亦屬上訴人所請求調查者，俱有卷附刑事準備程序狀㈦可稽（見第一審第3宗第395及411至412頁）。縱如上訴人上訴意旨謂其具有信賴相關醫師或心理師之秘匿特權，亦姑不論黃○斐所為之鑑定證言，及上訴人羈押在看守所期間之行狀考核與就醫暨輔導紀錄，是否涉及各該醫師或心理師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上訴人秘密之事項，然既非不可認上訴人係允許黃○斐作證，及參酌其在押期間之行狀考核與就醫暨輔導紀錄，則原判決說明第一審認為當事人聲請傳喚黃○斐作證，及聲請調查上揭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依鑑定之事項，下或分別稱量刑前評估調查鑑定報告書、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認均有調查之必要性而裁定准予調查，詳如原判決所引用如其附件A即第一審判決附件附表一之一、㈠編號13、㈡編號42，二、㈠編號4、㈡編號5、7所示理由，並據為責任能力認定及科刑裁量之基礎，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82條關於證人為醫師或心理師就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規定之意旨，即難謂於法有違。上訴人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採用侵害其信賴醫師或心理師秘匿特權之證據資料，要屬誤會，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㈢、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為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而得以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俾得於審判期日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乃要求當事人及辯護人應慎選證據，且由第一審法院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認定之重要性，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等事項，於妥適調查其必要性後，決定是否准許調查，宜避免提出內容重複之累積證據，以證明特定事實等行為，否則就不具必要性之證據調查聲請，應裁定予以駁回，國民法官法第45條第2款、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第6 2條第6項後段及第7項，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6條第3 款暨第161條第2項、第3項第3款規定甚明。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有關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經上訴於第二審法院之證據調查事項規定，當事人及辯護人原則上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且個案縱有如同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第4款（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或第6款（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之情形；或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或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等非屬該條項所稱新證據之事由，仍須具有調查之必要性時，始得准許為證據調查。而關於證據有無調查必要性之審查，第二審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關於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之規定，參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之規定，宜考量調查當事人、辯護人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除諸如足認其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第二審法院以認定事實錯誤而撤銷第一審判決）、第306條（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307條（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等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得准許調查者外，倘認為無證據調查之必要性而未予調查，即難指摘為違法。卷查上訴人於第一審聲請調查其於案發前在「卓大夫診所」與「心寧診所」就醫之病歷暨診斷證明書、在「知心心理諮商所」與東海大學健康諮商中心接受心理諮商之會談暨摘要紀錄等資料，並聲請傳喚上訴人之母親方金娌、「卓大夫診所」之醫師卓○平、「知心心理諮商所」之心理師江○彥、曾任東海大學學生會之會長陳○宇，及曾參與東海大學學生權益部事務之駱○樑到庭作證，另請求於審判期日履勘犯罪現場等，以證明其罹患社交障礙之精神疾病，並無因感情遭拒之殺人動機，且其於案發當時之責任能力有所缺損，暨還原案發過程等事實，經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聲請證據調查所擬證明之事實，經一併囑託草屯療養院對上訴人實施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作成鑑定報告書供參，為免重複調查造成國民法官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遂依上揭規定之意旨，綜合相關事證判斷結果，認無調查之必要，而裁定予以駁回，已詳敘如原判決所引用如其附件A即第一審判決附件附表一之一、㈡編號36及附表三所示之理由。原判決秉諸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等規定，經審查第一審裁定駁回上訴人前揭證據調查之聲請，認稱妥適，核其論斷難謂於法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違誤，顯屬誤解，洵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㈣、證據取捨、事實認定及刑罰裁量，均屬事實審法院於法定範圍內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復已敘明取捨證據之心證理由，且科刑之輕重亦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⑴、依憑上訴人之供述，且就如其所引用附件A即第一審判決附表二「原證據項目」欄所示之證據資料，對應「證明事實」欄所載，諸如其預備扣案之料理刀，並測試該刀具之鋒利度，嗣僱請不知情鎖匠開啟施○傑住處門鎖，而無故侵入躲藏在其內廁所中，俟施○傑返家後，持上開料理刀插刺施○傑左上胸、左上肩、左後側及雙手等部位，致施○傑因大量出血性休克死亡等情，均予坦承肯認，核與證人即施○傑租住處之房東江○順、案發處附近住戶吳 ○宇、上訴人與施○傑參與直銷商之團隊成員黃○傑、施○傑在便利商店打工之店長陳○志，暨鎖匠楊○潔等人，所為有關案情之證述；證人兼鑑定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警務員吳季宜依現場跡證所證述調查鑑定還原案發過程之陳述，及證人兼鑑定人即法醫師饒宇東所證述經解剖鑑定施○ 傑屍體創傷暨死亡原因之陳述相符；佐以卷附上訴人分別與施○傑、黃○傑及相關友人間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之對話紀錄、相驗施○傑屍體之筆錄暨照片、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暨鑑定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等證據資料，並綜合考量上訴人犯罪之動機、所持兇器、攻擊部位、下手力道暨次數、傷勢致命程度、行兇所受刺激、案發當時情境、與被害人之關係，以及行為後之處置作為等情狀，認定上訴人主觀上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而有計畫性地實行謀殺施○傑之犯行，並據以指駁及說明上訴人否認被訴殺人罪名，辯稱其僅單純持刀恐嚇施○傑，不意失手致人於死云云，何以係卸責之詞而不足採信等旨甚詳。⑵、原判決根據第一審囑託草屯療養院，對上訴人實施精神鑑定所出具之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復參酌上訴人於案發前、後之行為反應舉止，顯見其是非判斷及行為控制之能力，並未因其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及憂鬱症而受減損，因認上訴人於行為當時，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等病理性原因，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全然喪失或較常人顯著減低，而無刑法第19條第1、2項關於責任能力喪失或受限者應予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在警察查悉其加害施○傑前，固主動供承而自首犯行，然上訴人於刀刺施○ 傑後，冷眼旁觀施○傑意識模糊瀕死，並未立即致電報警或救護，反更換血衣及清洗兇刀，坐令施○傑喪命；且上訴人無故侵入施○傑住處之舉止，業經現場監視器攝錄，復為鎖匠楊○潔及鄰人吳○宇所知悉，警方亦得迅速循線查獲上訴人到案而無所遁形，再參酌量刑前評估調查鑑定報告書關於上訴人犯罪後心理機轉略載：上訴人認為自己沒有前科，預估獲判量刑為徒刑10至15年之間等旨，因認上訴人思忖在犯罪未發覺前，自行投案申告，多得邀取減刑寬典而恃以犯罪，尚非出於真誠之悔悟，且係迫於情勢以自首，爰不依刑法第 6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⑷、原判決認為第一審所為量刑之判決，係參考其囑託草屯療養院對上訴人實施量刑前評估調查鑑定之報告書，綜衡本案之犯罪情狀、一般情狀、再犯罪風險及復歸社會更生之刑事處遇暨政策等面向，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詳細審酌相關情狀，說明上訴人所犯尚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不得量處死刑，惟其漠視應尊重生命之社會基本價值，以預謀兇殘手法剝奪施○傑之青春性命，造成被害家屬頓失至親逾恆之悲慟，若僅科處有期徒刑，責罰並不相當，因以量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等旨，認為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尚稱妥適，乃予維持。核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確有預謀殺害施○傑之犯行，已敘明其憑據及理由，並就上訴人之有利辯解及主張為何均不足以憑採，亦依卷證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揆其論斷尚無違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而依其所認定之事實，論上訴人以殺人罪，於法亦無不合，且所為之量刑復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界限，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上訴人上訴意旨無視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與說明，仍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陳詞，對於其有無殺人之故意、其責任能力有無缺損，及其是否出於真悔之心以自首等單純事實，再事爭辯，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殊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㈤、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明文規定，第三審法院之判決，除有必要而得命辯論者外，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又最高法院刑事案件行言詞辯論要點第1點關於行言詞辯論之案件，規定為「㈠案件涉重要法律爭議，合議庭認有必要者，應行言詞辯論。㈡原審宣告死刑之案件，除判決明顯違背法令，必須撤銷發回者外，應行言詞辯論」。本院以本案並無何重要之法律爭議，且原審並非宣告死刑之判決，因認尚無命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予說明。㈥、至上訴人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執己見泛稱：原審未依最嚴密正當法律程序之標準審理，忽視第一審法院以無關本案犯罪之事證，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認定事實偏誤，復剝奪其充分出證與答辯之機會，顯著影響審判公正性等違失，且原判決存有諸多忽視法律基本原則之重大瑕疵云云，漫為爭論，並予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關於殺人罪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殺人重罪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無故侵入他人住宅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 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同非合法，亦應從程序上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7

TPSM-114-台上-462-2025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