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共犯自白

共找到 97 筆結果（第 51-60 筆）

違反政府採購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276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兼代表人吳珮綺共同選任辯護人張耀天律師被告吳政宏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4號、第3005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審訴字第387號），因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第3款規定之情，不宜行簡易審判程序，爰撤銷裁定，改以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審簡字第1081號），判決如下：　　主　文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吳珮綺、吳政宏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珮綺為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之廣利環保有限公司（下稱廣利公司）負責人，與其弟即獨資在同址經營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下稱廣吉利企業社）之被告吳政宏，為避免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於民國112年5月18日公告辦理預算金額新臺幣（下同）5,066 ,942元之「112年度臺北水源特定區加強環境改善維護案」公開招標採購案（標案案號：112A03）因未達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流標，並使廣利公司或廣吉利企業社得標，竟共同基於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開標發生不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自112年5月18日至26日期間，由吳珮綺陸續指示廣利公司之無犯罪故意之員工，以吳珮綺決定之廣利公司、廣吉利企業社之投標金額後，分別製作以廣利公司、廣吉利企業社之投標文件，並寄送至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參與上開採購案之投標，使該採購案承辦人員誤信廣利公司、廣吉利企業社俱有真實投標意願且有競爭關係，並因連同另振勇環保有限公司共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已達法定開標門檻，而於112年5月30日14時30分開標，使上開採購案之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因認被告吳珮綺、吳政宏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非法之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嫌。被告廣利公司之代表人犯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3項之罪，應依同法第92條之規定，處以同法第87條第3 項之罰金刑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復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除被告自白外，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41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吳珮綺、吳政宏、廣利環保有限公司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92條等規定之罪嫌，係以被告吳珮綺、吳政宏2人不利於己之供述，及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112年8月30日水臺政字第11209001990號、112年10 月5日水臺政字第11209002330號函及所附送之「112年度臺北水源特定區加強環境改善維護案」採購案之公開招標公告、電子領標紀錄、廣利公司與廣吉利企業社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簽文、投標廠商投標文件、開標∕決標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被告吳珮綺、吳政宏2人雖均為自白犯行，但被告吳珮綺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吳珮綺擔任負責人之廣利公司、及同案被告吳政宏擔任負責人之廣吉利企業社當時都是投標意願，都是真的要投標，並無陪標、借牌等情形，被告吳珮綺對於法律規定不瞭解等語；被告吳政宏則陳：我與吳珮綺是姊弟，吳珮綺是廣利環保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我是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負責人，且分別取得甲級清除許可執照、乙級清除許可執照，要投標本件採購案前，有打電話詢問需何種級別的清除許可證，但因對方表示不清楚，所以與吳珮綺決定用這2間一起投標，以免資格不符，哪間公司得標就哪間做，所以就請姐姐吳珮綺處理填寫標單，我並不知道這樣做違法等語。五、經查：（一）被告吳珮綺、吳政宏為姊弟關係，被告吳珮綺為被告廣利環保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被告吳政宏為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之負責人，營業地點均為設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 號3樓。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於112年5月間辦理「112年臺北水源特定區加強環境改善維護案」之採購案，被告吳珮綺以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參與投標，被告吳政宏以廣吉利企業社參與投標，上開投標單、金額等均由被告吳珮綺指示公司員工下載後，依被告吳珮綺指示金額填載相關工作項目單價分析表、投標總價金後寄出，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於112年5月30日14時30 分進行開標，除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廣吉利企業社外，尚有振勇環保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進行投標，依序開啟證件封（資格標封），審查結果，因發現被告吳珮綺擔任負責人之廣利環保有限公司提出授權書負責人姓名欄誤繕負責人即被告吳珮綺之姓名為「吳佩綺」，即與印鑑「吳珮綺」不符，而認定為不合格標，詢問廣利環保公司授權人李中央，其表示無意見，並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規定繼續開標，開標後該2合格廠商標價均超過底價，並依同法第53 條規定洽該最低標廠商優先減價1次，振勇環保有限公司標價501萬607元為最低價，經該公司同意減價1次金額為4 96萬5603元，由振勇環保有限公司得標乙節，有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112年5月30日14時30分開標/ 決標紀錄、電子領標紀錄、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標單信封封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及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112年10月5日以水臺政字第11209002330號函附112年5月30日管理課簽文、1 12年度臺北水源特定區加強環境改善維護案投標廠商簽到表、授權書（廣利環保有限工司代表人吳珮綺〈該授權書誤載為「吳佩綺」〉授權李中央）、勞務採購底價表、底價封、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附卷可按，並為被告等人所不爭執，上情堪以認定。（二）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所定之詐術非法投標罪，係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作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須對參與投標廠商或相關承辦人員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參與投標廠商或相關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致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倘其行為不符此要件，自不得令負此刑責（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稱「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自政府機關之立場為觀察，須以「客觀上」使人認為係「詐術或相當於詐術」之手段，發生「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結果，才該當該罪之要件，如所使用之方式，根本不生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亦無該等結果可能發生之危險性存在，即與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所載要件不合，自難論以該條之罪責。（三）據被告2人於偵查中陳稱：被告2人分別經營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該2公司屬於家族企業，營業地址相同，辦公室人員會互相支援，屬於合作關係，會同時以該公司、企業社名義投標，因該標案投標文件有記載須要清除許可證，但並未明確說明甲級或乙級，因之前投標經驗，曾發生有資格不符問題，因此吳珮綺詢問招標機關後，承辦人員僅稱須要有清除許可證，並未明確說明級別，為免資格不符，遂以前開公司、企業社同時參與投標，經吳珮綺評估利潤後告知吳政宏投標金額並經吳政宏同意，確認金額，即指示公司員工書寫該欲參與投標之公司、企業社投標相關文件，2者投標詳細金額已不記得，但大約差1萬元左右，被告2人與另1間投標公司振勇環保有限公司負責人並不熟識，僅因加入公會，因同行才知有該間公司等語（第8543號偵查卷第68至71、85至87頁），則被告2人為姊弟關係，被告吳珮綺為廣利環保有限公司負責人，被告吳政宏則為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負責人，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及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之營業項目內均有J101080、J101030、J101040、J101090之廢棄物資源回收、清除、處理、清理業等項目，而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具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許可清除項目為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合計總量每月194.600公噸，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則具有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許可清除項目為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合計總量為每月80公噸，而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於112年5月間所辦理上述「112年度臺北水源特定區加強環境改善維護案」勞務採購案，標的分類為污水及垃圾處理、公共衛生及其他環保服務，廠商資格摘要及是否定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附加說明均記載「需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等情，有廣利環保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被告吳珮綺、吳政宏個人戶籍資料、同前開分署期日、發文字號函附11管理課112 年4月28日函、112年度臺北水源特定加強環境改善維護案（計畫說明）、112年5月18日公開招標公告、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廣吉利資源回收企業社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結果、新北市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標號：11 1069號）、新北市政府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新北市廢乙清字第0178號、108新北市廢甲清字第0127號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在卷可稽，可徵被告2人分別擔任上開有限公司、企業社之負責人，營業項目大致相同，但被告吳珮綺擔任負責人之有限公司係取得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被告吳政宏營運之企業社則具有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可處理清除廢棄物種類、數量均有差異，而本件勞務採購招標案，招標文件公開招標公告僅稱投標廠商需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但並未具體明示說明需甲級或為乙級等級別之情甚明堪，則被告 2人所稱以家族所經營上分別由被告2人擔任負責人之有限公司、企業社一同參與投標本件勞務公開招標案，確因該招標公告所列條件需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但並未明列級別，被告2人為免資格不符無法順利投標，才採取將具有不同甲級、乙級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有限公司、企業社同時參與投標之方式進行投標之情堪以採信。（四）現今社會家族間不同成員經營多間營業性質相類公司，彼此間或為競爭或合作關係，並在相同地點設立營業地點，一同使用相同人員之情，並無不法，且政府採購法並未限制具有家族關係之公司、行號不得同時參與同一標案之投標事宜。因此，被告2人為順利獲得本件標案，為免資格不符，而決定同時以具有不同級別廢棄處清除處理許可證之公司、企業社一併參與投標，顯是為順利取得本件標案之勞務業務機會，而非出於不法意圖，且投標金額被告吳珮綺事前詢問被告吳政宏，經吳政宏同意後始指示公司人員填寫相關文件，顯非被告吳珮綺1人單獨決議而指示員工填寫甚明，亦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具有合意不為競價、故意營造不同廠商競標之假象，而有共同基於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甚明；且本件被告吳珮綺所擔任負責人之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因公司人員將授權書負責人姓名「吳珮綺」誤載為「吳佩綺」，以致在資格審查時，即因簽名與印鑑章不符經負責開標人員認定資格不符不予開標，則被告吳珮綺授權指示公司人員簽寫授權代為簽名，則因員工之疏失以致，亦難認被告吳珮綺有何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使其他廠商陷於錯誤或採購機關陷於錯誤之欺罔手段甚明。（五）據上，被告2人雖同時以其擔任負責人之廣利環保有限公司、廣吉利企業社參與本件標案之投標，因本件標案之廠商資格需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但並未明確記載所需何種級別之許可文件，並因上開公司、企業社所分別領有不同級別之乙級、甲級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為順利得標而同時參與，且相關投標金額，由被告2人討論確認利潤後，始由被告吳珮綺指示公司員工製作該上述公司、企業社之投標文件，投標金額顯非被告吳珮綺1人決定，尚難因此即認被告2人客觀上有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方式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行為，被告2人主觀上亦查無有何共同基於以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使開標發生有礙公平競爭之不正確結果之情形。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證據，客觀上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而認被告2人對於本件勞務標案一之妨害投標犯行有共同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此外，公訴人亦未舉出其他積極證據以資證明被告2人客觀上有何施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式共犯與本件犯行，現存之證據既然不足為不利於被告2人、廣利環保有限公司之認定，即應為被告2人、廣利環保有限公司有利之認定，揆諸首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大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王星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書記官林志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DM-113-審訴-2276-20241231-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源富指定辯護人廖珮涵律師被告曾美錡指定辯護人洪秀峯律師被告余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竹田分監執行）指定辯護人潘欣愉律師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温黃蘭妹上四人指定辯護人李建宏律師被告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3號、112年度選偵字第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源富係民國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被告余誠則為許源富之助選人員。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均明知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竟共同基於交付賄賂而賄選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夥同不知情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並由被告曾美錡向屏東縣潮州鎮裕軒材料行購買禮盒後，加以包裝成外觀為紅色包裝、印有兔子花樣，內容物為三種不同口味之糕餅共12顆糕餅禮盒，共計25 盒糕餅禮盒。復於同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由被告許源富指示被告余誠向被告曾美錡領取上揭糕餅禮盒後，由被告余誠於同日16時27分許，前往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共和街共和新城大樓B棟及C棟1樓之中庭大門，以分送上揭糕餅禮盒之方式，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選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下稱被告唐秀琴等8人），並同時由被告曾美錡穿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站在該中庭大門前向選民拜票，以此方式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因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上開所為均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嫌，被告唐秀琴等8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11人（即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等3人及被告唐秀琴等8人）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於警詢、偵查中及羈押庭之供述、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許源富及余誠之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東港鎮共和里共和新城社區中庭、電梯監視器畫面、共和街監視器畫面、共和新城大樓平面圖暨Go ogle街景影像截圖、扣案禮盒1盒、禮盒之外觀、內容物照片及選民名冊3張等為據。四、訊據被告11人均否認有檢察官所指之本件犯行，其中：⑴被告許源富辯稱：余誠不是我的助選員，只是朋友，但他會打電話告知我旗子掉了（指競選旗幟）叫我去綁，偶爾聯繫。我不知道曾美錡找張貴枝製作糕餅，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糕餅禮盒。111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我沒有指示余誠去跟曾美錡領取糕餅禮盒，是曾美錡跟余誠自己聯繫。我在競選期間星期一、四偶爾會去共和新城大樓幫忙倒垃圾，但我那天在上班，所以曾美錡代替我去。我是事後余誠告知我才知道余誠幫曾美錡發放糕餅禮盒，我沒有買票、沒有參與等語。 ⑵被告曾美錡辯稱：當天許源富手機放在家裡，我用許源富手機打給余誠，請他找我拿禮盒分享給朋友吃，我不清楚余誠實際發給何人。余誠事後跟我說他發放沒有特定對象，就是把糕餅禮盒放在中庭那邊。我那天穿著競選背心不是特地去拜票，是去幫忙倒垃圾，穿背心只是希望增加我先生的能見度，我心態上是想跟大家分享，沒有想那麼多，我沒有交付賄賂的犯意等語。⑶被告余誠辯稱：我並無賄選，請求判決無罪，我之前會認罪，是因為我不懂等語。⑷被告唐秀琴等8人大致辯稱；其等沒有收賄的犯意，請求判決無罪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許源富係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即屏東縣東港鎮第22屆里長選舉，下稱本件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等情，業據被告許富源及曾美錡2 人供承在卷，並有本件選舉及戶籍等相關資料在卷可稽。又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透過不知情之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禮盒25盒，並於111年10月27日16時27分許，交由被告余誠發放上開禮盒予共和里里民（含被告唐秀琴等 8人），並身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路旁等情，業據被告曾美錡、余誠於偵查及原審供述明確，並據收取本件糕餅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王黃金女及蘇月琴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復與製作本件糕餅之證人張貴枝於警偵之證述大致相符，且有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許源富；扣押物品：VIVO手機1支、名冊3 張）、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曾美錡；扣押物品：三星手機1支）、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 1份（受執行人：被告余誠；扣押物品：OPPO A73手機1支、禮盒1盒）、許源富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余誠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電梯監視器畫面截圖、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禮盒外觀及內容物照片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㈡、本件爭點為：⒈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所為是否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⒉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茲析述如下：　⒈本件並無法證明被告曾美錡、余誠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 人之行為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有對價關係：　⑴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申言之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之基礎。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依法嚴以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之要件，亦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該罪之立法本旨始能彰顯而為大眾所接受。又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至於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一票」等助選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已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意思合致，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凡於競選期間，在民間舉辦活動之場合中致贈相當價值之物品且活動中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助選言論，不問物品發放之來源、活動舉行之動機是否確與選舉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在場之人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等情，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73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衡諸一般選舉實務，候選人或其團隊以各種方式討好選民，以求留下好印象，包括不求回報之付出，亦所在多有，自不能動輒以交付賄賂罪相繩，而應依罪刑法定具體檢視犯罪構成要件。　⑵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故就其立法意旨觀之，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並非絕對可由法院自由判斷該共犯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之證明力。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並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所稱共犯，應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包含聚合犯、對向犯）在內，此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再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購買毒品者指證販毒者；投票受賄者指證賄選者；貪污治罪條例之行賄者指證收賄者；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之來源及去向者；因均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其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應認須有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其陳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且須無瑕疵可指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一致，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⑶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有無對被告唐秀琴等8人表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客觀行為？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證稱：我在111年10月27日16時許倒完垃圾時，綽號「阿琴」之女子在一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外，發糕餅禮盒給我，她沒跟我說什麼。當天我沒有見到余誠，我從未跟余誠講話，禮盒也沒有放候選人競選文宣，我不知道許源富的太太是誰，沒有看過等語（見東警分偵字第 11133375500號卷《下稱警一卷》第233至245頁）；於偵查中證稱：「阿琴」在辦公室前面發禮盒給我們，沒有說發了要做什麼，就是單純發給大家，也沒有登記誰收誰沒收。禮盒裡面除了餅外，沒有放其他東西。我當時沒有想到這個是候選人給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候選人，因為禮盒沒有放候選人資訊等語（見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下稱選偵二卷》第377 至381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丟垃圾回家時，看到有人在辦公室前發禮盒，發的人「阿琴」（音同）說「這個給你、給你吃」，並沒有說禮盒是何人給的。禮盒上面沒有字，也沒有放選舉文宣，盒子花花綠綠的。我不知道余誠是誰，也不知道余誠支持哪個里長候選人，不知道發禮盒的是哪一個里長，我當時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證稱：我當時散步完，余誠喊住我，然後拿禮盒給我說要給我們吃甜（台），余誠沒有說要我們支持並投票給許源富，我不清楚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們鄰居常會有互相贈禮行為，我以為余誠是要給我吃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散步回來，「阿誠」拿禮盒來說阿姨，這給你吃甜的（台語），我跟他說謝謝，沒有說禮盒從哪來、也沒有說要投給誰。禮盒內除了餅外沒有其他東西，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等語（見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於原審證稱：當天余誠拿禮盒說給我們吃甜，沒有講其他話，也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跟他說謝謝，就一人拿一盒回去了。我當日沒有看到曾美錡穿著競選背心拜票，我也不知道糕餅禮盒來自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證稱：當天我是下去丟垃圾，丟完就看到很多禮盒放在一樓大廳外面石頭上，很多住戶去拿，我拿了最後一盒。我不認識余誠，他當時沒有請我支持或投票給許源富，我也沒看到他有穿競選背心、發放競選文宣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忘記是幾號了，那天丟完垃圾時，經過電梯那裡，現場有很多人，沒有人講說這是誰給的，只有講可以拿、可以吃，我就拿了，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盒子內只有餅，沒有其他東西，沒有候選人傳單，現場也沒有登記誰拿。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等語（見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於原審證稱：我是在電梯門口前拿到禮盒，我不知道是誰拿給我，我看前面的人拿就跟著拿了，我還以為是之前的里長送的。我不認識余誠，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禮盒內有3種顏色糕餅，外盒是花花的紅色，上面沒有字、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當時我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也不知道曾美錡是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證稱：我當天運動回來在中庭休息等垃圾車，有1個男子拿了一些禮盒進來說，阿桑，這些東西給你們吃。我不知道發糕餅的人是誰，他沒有穿著競選背心、沒有發文宣，也沒有跟我說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我收了禮盒之後只有跟他說謝謝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對方當時沒有叫我支持誰，我不會那麼傻，我不太知道這次里長候選人有誰，不知道許源富這次有選里長，我先生是雲林人，我們是外地來的等語（見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散步完在樓下乘涼時，有位住在裡面的年輕人拿了一盒禮盒給我，裡面有10個左右的糕餅，沒什麼價值，我看是年輕人的心意才收下。當天他沒有穿什麼背心，所以我不認為他是幫人送什麼東西的，後來才有人說收這個禮盒有問題、跟選舉有關，但我不瞭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 1至219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證稱：111年10月27日16時20分許，我要下樓倒垃圾時，與我住同一大樓的鄰居王程素娥將糕餅禮盒4、5盒拿給我，要我幫忙分發給行動不便的鄰居住戶，除了我自己收一份之外，我就幫忙分送給大樓內其他住戶。王程素娥告訴我是余誠拿來發的，應該是因為余誠也是共和大樓住戶，平時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發送當時，余誠或王程素娥並沒有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至於余誠與里長候選人許源富有何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 7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是有幫忙發禮盒，因為王程素娥請我幫忙，但我只是純粹幫忙而已等語（見選偵二卷第 231至235頁）；於原審證稱：當天我遇到王程素娥手上拿了 4、5盒禮盒要上樓回家，她便拿了一盒給我，說禮盒是余誠給的，要我拿給別人吃。當天不是余誠拿禮盒給我，我沒有想到是賄賂，眷村社區內常常有致贈點心的情形，我想說是相互請客。當時我有幫忙發禮盒，分送3、4盒給別人，但余誠和許源富的關係我不瞭解，我承認我有收和分送禮盒，但我當下沒有收賄的犯意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至219頁）。　⑥綜觀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及唐秀琴等5人於警偵及原審一致證稱收受本件糕餅禮盒時，交付者余誠沒有穿著競選服裝、未交付任何選舉文宣，亦未明示或暗示要其等支持特定候選人。再由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前開證述，可知其中部分糕餅禮盒係由被告唐秀琴所轉交，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並不知悉糕餅禮盒之來源為余誠，洪秀妹甚至誤認為現任里長所致贈。而扣案之禮盒上並未標明被告許源富參與選舉之文字、也無競選標語等情，此與一般賄選行為目的在交付賄賂給有投票權人，使其等投票給特定候選人，通常會表明來意係希望可以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情形不同。觀諸上開證人歷次陳述，僅可證明被告余誠有於起訴書所載時間在共和新城大樓向含被告唐秀琴等8人在內之住戶分送糕餅禮盒之事實。然審酌當日被告曾美錡雖身穿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馬路旁，此有街口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參（見調屏廉字第1117053906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78至79頁），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卻僅身著便服，其2人於發放禮盒時並無接觸，且經證人一致陳述未見被告曾美錡有拜票之行為，實難認上開證人得在被告余誠交付禮盒時，自行聯想到被告曾美錡、余誠係為求被告許源富當選共和里里長，共同基於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而為之，則被告曾美錡、余誠主觀上是否係基於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而交付糕餅禮盒予共和新城大樓住戶，已屬有疑。況縱件被告余誠所發放對象為共和新城大樓之住戶，但並未登記發放給何人，也無確認領取禮盒者是否支持何人當選，難認係刻意買票之舉。　⑦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證稱：那天住在C棟的阿弟仔提著禮盒來給我們，當時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表示要投給許源富，但我知道發禮盒是暗示要投給許源富，平時遇到他都會跟我說要支持許源富。對於他致贈禮盒的事，我沒有任何回應，但我不能吃甜食，就直接轉送給阿英等語（見警一卷第109至115頁，選偵二卷第139至141頁）。於原審則改稱：我在共和新城大樓外面拿到禮盒，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講什麼話，只有說給我吃，他當時沒有穿競選背心，我也沒有聽到他要我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 5至346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雖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稱：當天我跟劉潘麗珠散步時，「阿娥」告訴我們有東西可以領，過不久，余誠就拿了很多禮盒過來，一盒給我、一盒給劉潘麗珠，因為劉潘麗珠不吃甜的，就把她那盒送給我了。我不知道余誠與許源富的關係，但余誠幫許源富發放糕餅禮盒應該是要幫許源富拉票，當下他沒有講，但平常會叫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警一卷第157至163頁，選偵二卷第81 至83頁，原審卷一第213至214頁）。又證人即被告楊雲華雖於警詢證稱：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是當日18時許回家時遇到余誠，見他手拿禮盒便問是否要給我吃的，余誠告知我遊戲廳還有一盒，叫我自己去拿，我就帶回家。當時余誠有向我表示支持許源富，我就對他微笑而已，沒有任何表示等語（見警一卷第189至203頁），惟於原審改稱：對於起訴書所載許源富是里長候選人部分我知道，但許源富和曾美錡、余誠的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16時許負責發放禮盒。余誠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不清楚糕餅禮盒是許源富給的，裡面也沒有放置任何競選文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30至331頁）。則證人楊雲華就此部分之證述已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就被告余誠是否有於發放禮盒時請託投票支持許源富，並非無疑，且前開警詢所述與其餘證人證述相互齟齬，難可憑採。準此，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於警詢、偵查中所稱「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均屬個人臆測，不能排除兩者無關聯性之可能，何況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自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詢、偵查中屬於聽聞傳言或個人臆測所推斷之證言，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　⑧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余誠（甚或被告曾美錡、許源富）於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時，口頭上有吩咐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本件選舉投票給被告許源富，而約其等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⑷本件糕餅禮盒，客觀是否為不正利益？被告余誠發放禮盒之行為，是否無須說明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偵查中證稱：「阿琴」拿給我的糕餅禮盒，我都沒有吃，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不敢吃；原本要拿來吃早餐，但好像有一個發黴，味道怪怪的，我就丟掉了。「阿琴」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我們鄰居朋友會互相送禮，沒有想太多，我不知道是候選人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33至245頁，選偵二卷第37 7至38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叫我支持誰，余誠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眷村大家都送來送去。我沒有吃那個糕餅，我拿了之後去找我女兒，3天後我女兒回家吃了一口，跟我說腸胃不好，那個餅酸酸的，我就沒有吃都丟掉了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禮盒是誰給的，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但我不會因為收到糕餅禮盒影響選舉意願。我知道收賄是不對的，但我不知道這個禮盒是賄賂，我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糕餅禮盒給我只有說阿桑東西給你們吃，我收到禮盒不會影響我的投票意願，我不認識許源富跟余誠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平時共和新城大樓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我認為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我幫忙發禮盒沒有收到任何好處，許源富透過余誠發送禮盒的行為，不會影響我的選舉投票意向，因為我這次選舉本來就想要換人做做看，不管有沒有收到糕餅禮盒，都不會影響我的想法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70頁，選偵二卷第23 1至235頁）。　⑥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楊雲華於警詢均證稱：余誠發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沒有影響等語（見警一卷第11 4至115、201至203頁）　⑦依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等人之證述，可知共和新城大樓作為眷村社區，鄰居間禮尚往來、互相分送點心、食物實屬平常之事，尚難認被告余誠受被告曾美錡委託贈送本件糕餅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行為，已明顯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再參諸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之證述，可見被告曾美錡委託友人張貴枝自行製作之糕餅，顯然品質非佳，於分送後即有發黴、味道古怪、糕餅酸酸的、壞掉不可食用之情。又因糕點製作完成後，如未即時食用，超過一定期限便會腐壞，不易保存，且因每人喜好口味不同，難以投其所好，亦甚難變現，與一般賄選案件中常見使用之現金不同，鮮少作為賄選之對價；又縱使有意作為賄選對價，於大量製作前，往往會先確認需用數量，以避免不足或浪費。惟本件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係按照投票權之人數製作糕餅禮盒，亦無證據可認被告余誠在發放禮盒前，曾被指示或自行計算投票權人之數量，且依上開證人所述，亦未見被告余誠登記是何人收受本件糕餅禮盒，顯非依照投票權人數進行禮盒之發放甚明。基此，不能認定本件糕餅禮盒係作為賄選對價而使用。　⑧再者，被告曾美錡於偵查中自承其以1,000元購買製作糕餅之材料，包裝盒5個為1組，1組105元之成本製作本件糕餅（見警一卷第60至61頁，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卷《下稱選偵一卷》第285至292頁），而卷內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此部分陳述不實，基於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原則，堪認本件糕餅之實際價值非高，且有前述發黴、酸壞等情，實難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所交付之糕餅禮盒客觀上構成不正利益。而上開證人復於警詢、偵查中一致證稱，前開禮盒對於投票選舉並無影響，是難僅憑被告曾美錡託友人製作糕餅，遽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交付糕餅禮盒，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⑨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雖陳稱：就一般民眾角度來看，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給選民，多少會影響到其他人投票等語（見警一卷第114至115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於警詢陳稱：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對於選舉投票還是會有影響，還在考慮是否要投票給他等語（見警一卷第162頁）。惟查，證人劉潘麗珠雖稱有可能影響其他人投票，但卻自承對其選舉意向並無影響，所述自有矛盾，則其是以何為據認定有所影響，已有疑問，此部分陳述應屬個人臆測，殊難憑採；另證人温黃蘭妹固陳稱對其投票意向有所影響，惟被告余誠客觀上並未向共和新城大樓住戶表明該禮盒之來源，甚且並無計算、統計及登記所交付對象為何人，是證人温黃蘭妹前揭所述可能受到影響，亦僅屬其個人臆測，且與其餘證人所述有所齟齬，亦難逕以其臆測推認本件糕餅禮盒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⑸基上，由被告余誠發放本件糕餅禮盒時或發送禮盒之後，客觀上均未向共和新城大樓內有投票權人約定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何況本件糕餅禮盒難認係不正利益，自不足以影響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意願，難認有對價關係。　⒉被告唐秀琴等8人是否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本件糕餅禮盒？　　依上開收受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人歷次證述，可知被告余誠於分送禮盒時，均未提及支持特定候選人，亦未穿戴競選服裝或發放競選文宣，則前揭證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是否得以認知所收受之禮盒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實屬有疑。況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均已證稱其等於收受禮盒時，難以與賄選有所連結，並未聯想到所收受之禮盒與賄選有關，業如前述，自難認其等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知悉該物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而與被告余誠、曾美錡、許源富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意思合致，自難以其等有收受禮盒客觀行為，遽認其等主觀上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㈢、本件既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有要求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須一併表示投票支持之舉，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對選舉權人亦無此要求，且所發放之禮盒是否足以影響投票，亦有疑義，故不能排除被告曾美錡辯稱僅係單純分享之可能性，尚難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有交付賄賂之犯意。至被告余誠及被告温黃蘭妹雖概括承認犯罪，惟觀諸被告余誠、温黃蘭妹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始終供稱：余誠沒有說要大家投票支持許源富，核與上開證人所述一致，自不該當交付賄賂罪或收受賄賂罪的構成要件，不因概括承認而成立犯罪。㈣、檢察官於原審雖主張：被告余誠係被告許源富之樁腳，而選舉活動係長期延續之過程，在地選民也能認知到誰是誰的樁腳、誰是誰的支持者，實可透過團隊合作予以反映等語。然　　衡諸我國大、小選舉實多，政治性人物無論係有意參選者或其助選親友、「樁腳」，平常日勤聯誼、作公關、建人脈，選舉時套交情、求支持、要選票，實眾所皆知，且不以為意，甚或視為理所當然。是關於人際間之禮品致贈，究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自須細加分辨，然後正確認事用法，始符社會對於純正選舉之期待與國民對於法律之普遍認知及感情（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7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余誠所為交付糕餅禮盒之行為，仍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客觀之情狀以綜合判斷是否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而此部分之判斷，業經本院引用卷內證據論證、載敘如前，是實難僅憑被告余誠與被告許源富之關係，逕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所為與賄選有關，而認定其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因此，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均不能積極證明被告余誠、曾美錡及許源富等3人係為求許源富本件選舉當選共和里里長而交付賄賂，亦不能證明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 人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自無從認定被告11人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就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是否有共同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以及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有無收受賄賂、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均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則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11人犯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七、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暨被告唐秀琴等8 人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而判決被告11人無罪，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原審忽視有3位證人（選民）指證被告余誠有明示或暗示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且對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忽視被告許源富、曾美錡與余誠對發放禮盒之原由、聯繫過程、成本等說詞之顯不合理與矛盾：又忽視證人（選民）均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除距離案發日相隔甚久、記憶不清外，因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又存有一定交情（余誠與其他被告為同社區鄰居、余誠與許源富夫妻在本件之利益共同），其等證詞已具偏頗之高度可能，更存有遭受汙染之問題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⑴證人劉潘麗珠及温黃蘭妹於警偵關於「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純屬其2人臆測，另證人楊雲華此部分證述亦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縱使被告余誠「平日（時）」遇到被告劉潘麗珠及溫黃蘭妹會向其2人表示要支持被告許源富，亦難遽與本件糕餅禮盒作聯結，況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賄選犯行，則原判決以本件尚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偵屬於聽聞、個人臆測或前後不一之陳述，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經核並無不當。⑵證人即受被告曾美錡之託製作本件糕餅之張貴枝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其製作本件糕餅之材料成本（不含被告曾美錡另購之包裝禮盒）合計586元（即12斤的綠豆550元＋1包糖36元＝586元），分裝為30盒等語（見警一卷第353至354頁、聲羈更一卷第110頁），依此計算，倘不合包裝盒，每盒糕餅之材料成本大約只有19.5元（即材料成本586元÷30盒＝每盒19.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價值甚低，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尚難認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存有對價關係。再參以被告余誠與唐秀琴等8人同為本件共和新城之社區住戶，而該社區之住戶大都是榮眷，部分具有原住民身分，彼此認識而具有一定之情誼，本於相鄰關係，平時互相分享糕餅、點心等物，乃日常生活所常見之事，就被告唐秀琴等8人而言，亦難執此糕餅與本件選舉作聯結，而認其等有收受賄賂之犯意。至上訴意旨雖認被告曾美錡所稱「拿1,000元給證人張貴枝購買糕餅材料」之供述不實（按：證人張貴枝於偵訊證稱：被告曾美錡拿1,000 元給其購買糕餅材料，只花了586元，剩下的錢尚未還給被告曾美錡，但有打算還給她等語，見警一卷第354頁），惟檢察官迄今仍無法提出確切之證據以證明被告曾美錡或證人張貴枝關於「購買糕餅材料花了586元」之證述不實，是檢察官指摘原判決關於「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自屬無據。 ⑶另上訴意旨所指本件被告之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且作證時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彼此又有一定交情，認其等之證詞已有偏頗或遭受汙染之高度可能部分，則未見檢察官具體指出究竟是那位被告於原審作證時，有因距離案發時間已久而記憶不清，或有偏頗、遭受汙染之情形，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顯示原審於詰問證人余誠及唐秀琴時已採隔離方式進行交互詰問（見原審卷二第17頁以下），並無上訴意旨所稱未採取隔離訊問之情形，上訴意旨就此所指，已難採認。又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縱屬不成立，或其供述有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令人啟疑之情形，仍不得因此即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本件既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11人確有檢察官所指之投票行賄或收受賄賂等罪行，縱其等所辯不成立、前後不一或所辯之詞有令人啟疑之處，亦難據此反推其等有件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不待言。至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從而，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晨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溫黃蘭妹、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等八人部分不得上訴。其餘被告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4-12-30

KSHM-113-原選上訴-2-20241230-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石岩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200 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石岩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石岩為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善捷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善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自民國106年3月起，與共犯趙震豐（業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701號判決認趙震豐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10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復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2897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均明知自己並無資力及支付貨款之意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取信於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致附表所示之被害人陷於錯誤後，遂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親自指派員工或廠商將附表所示之貨物送至其等指定之上址善捷公司，並收受其等所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票號及發票人均為善捷公司之支票。嗣因其等所簽發交付之支票均於票期屆至後，經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前往銀行提示均跳票，且多次電聯其等均未能取得聯繫，而前往其等位於上址之公司亦已人去樓空，致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受有附表所示財物之損害，且至此始悉受騙。因認被告所為，各係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原法定判例要旨參照）。又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提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係以共犯證人趙震豐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即億愿冷氣工程有限公司代表人陳清吉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即金咖啡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程德安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即進旺音響有限公司代表人潘順詮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即數碼寶貝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韓秀茹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代理人即大奇冷凍空調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經理鄭夙妦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代理人即啟迪冷氣材料行業務黃瑞峯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即煒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邱國偉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代理人即奕尚企業有限公司之特別助理葉琬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代理人即益佳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饒偉裕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即郁杰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李美芬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金咖啡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主任江季樸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數碼寶貝科技有限公司店長黃郁臻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郁杰國際有限公司店長黃俊賢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郁杰國際有限公司員工程俊文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善捷公司董事鄧禮治於偵訊時之證述、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等與被告交易所使用之採購單、出貨單、簽收單、訂購單及所收受之支票影本、公司登記資料、網頁列印資料、現場照片及貨物照片、善捷公司之公司登記影印卷宗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曾在善捷公司擔任送貨司機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善捷公司原先登記的負責人是鄧禮治，但老闆實際上是鄧禮治跟另一位姓吳的老闆，善捷公司的人都稱為「吳董」，鄧禮治跟「吳董」之間怎麼分配我不清楚，後來登記負責人變成趙震豐，鄧禮治就不是老闆了，伊在善捷公司負責開車送家電，都是依照老闆指示，但只負責送貨，沒有負責送支票，伊並無參與詐欺取財犯行等語。五、本院之判斷：　㈠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告訴人，分別遭附表編號1至10犯罪行為人欄所示之人實行詐欺取財犯行：　　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告訴人，分別遭附表編號1至10犯罪行為人欄所示之人，以善捷公司之名義，而以附表編號1至10 所示之方式，實行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受有如附表編號1至1 0所示詐欺財物之財產損害等情，業據趙震豐於前案審判中供述明確（見訴701卷第449、451至455頁），並有善捷公司之經濟部公司登記查詢資料（見偵24197卷二第27頁）、臺北市政府107年1月31日府產業商字第107459123000號函暨所附善捷公司登記案卷2宗（見偵24197卷二第35至149頁）及附表編號1至10證據名稱及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證，故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不能證明被告與附表編號1至10犯罪行為人欄所示之人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除非係對向犯之雙方所為之自白，因已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各自成立犯罪外，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共犯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必其中一共犯之自白先有補強證據，而後始得以該自白為其他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殊不能僅以共犯兩者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36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共犯證人趙震豐於偵訊時固供稱：我有擔任善捷公司負責人，但是是人頭，當時是被告及劉天生找我的，他們跟我說這是合法的，沒有問題，還說要給我新臺幣（下同）10萬元，但陸續只有給我7千、8千元，我當時是於106年7月至11月間在木柵的善捷公司將身分證件交給被告及劉天生，被告跟我說他都有付錢給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告訴人，附表編號2所示之告訴人送貨到善捷公司時，我跟被告還有劉天生都在現場，被告及劉天生要我出面簽名，跟我說他們會付貨款，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商品都在被告那，打電話訂貨或詢價的都是女會計負責等語（見偵緝378卷第20至21、36至37、88 頁）。然趙震豐於偵查中初始僅供述為善捷公司之人頭負責人乙節（見偵緝378卷第20至21頁），並無參與其他犯行，而與附表編號1至10證據名稱及卷證出處欄所示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及證人所稱出面接洽訂貨者為附表編號1至10犯罪行為人欄所示之人有所不合，經檢察官再行訊問後，始供稱有依被告及劉天生指示出面簽名之情，參以趙震豐所述附表編號2所示之告訴人送貨至善捷公司之情狀，亦與告訴人程德安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江季樸於偵訊及前審審判中之證述有所歧異，加以趙震豐於偵訊時尚供稱：「我想知道我講林石岩、劉天生，是否判刑會不會比較輕」等語（見偵緝378卷第88頁），則趙震豐供述既前後不一，且已顯露欲供出其他共犯以獲減刑寬典之動機，故共犯證人趙震豐之供述是否為真，已有所疑。　⒊證人鄧禮治於偵訊時證稱：我是善捷公司掛名董事，有幫忙送貨，我最後1次送貨是106年底，送到景美夜市那，善捷公司之前老闆是我，現在是趙震豐，當時有在經營，但股東不合，股東中有一位是被告，被告有用我的名字辦一支電話，後來我跟被告意見不合，我就很少到善捷公司，我現在完全沒有經手善捷公司的事，善捷公司已經沒有在營業，因為善捷公司登記地址是我承租的，經由房東通知，我才知道被告、趙震豐、劉天生搬走了等語（見偵緝378卷第89頁）；於前案審判中證稱：我是掛名董事，以員工身分幫忙送貨，我只有送過1次，就是106年底送到景美夜市那次，印象中是被告要我送貨的，我跟被告沒有關係，被告說幫忙送過去就好，被告會去跟客戶收錢，我原來不認識趙震豐，是107年初被告通知我要把負責人變更為趙震豐時，我才見過趙震豐，我不認識劉天生，我只認識被告，被告每個月有給我1萬元，大概付了快8個月，被告是直接支付我現金等語（見訴701 卷第221至242頁）；於本院審判中先證稱：我是善捷公司的董事、負責人，被告是善捷公司的司機，不負責經營，就是單純送貨，我把善捷公司轉售給趙震豐後，就比較少進善捷公司，我跟被告有一同去辦過電話，被告確實有用我的名字辦電話，該支電話現在是我在使用，公司經營者是趙震豐，被告是我請的司機，我只記得回臺北時，有幫忙送貨，但是是誰叫我送，我忘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01至406頁），後改稱：我是善捷公司掛名董事，誰叫我掛名的我忘了，但應該不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406至407頁），又改稱：我認識被告，被告在善捷公司擔任司機，我是善捷公司負責人，不是被告叫我掛名董事的，應該是「吳董」，我今日當庭看到被告，就知道我當初要講的不是被告，我說錯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08至412頁）。　⒋證人鄧禮治於前案審判中固曾證述其係依被告指示掛名善捷公司董事乙節，惟證人鄧禮治證述先後反覆，甚且於本院審判中證述一再更易其詞，證人鄧禮治證述之憑信性已有所疑，加以縱依證人鄧禮治於前案審判中之上開證述，亦可知其係經本案共犯要求掛名，在地位上於趙震豐相類，實屬共犯之一，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難認證人鄧禮治於前案審判中之上開證述得以作為共犯證人趙震豐前開有瑕疵之偵訊供述之補強證據。況縱認共犯證人趙震豐於偵訊時之供述、共犯證人鄧禮治於前案審判中之證述，得以相互補強，亦僅得以推認，被告有先後要求鄧禮治、趙震豐掛名擔任善捷公司負責人之事實，惟對於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告訴人遭附表編號1至10犯罪行為人欄所示之人實行詐欺取財犯行部分，究竟被告有何行為分擔及犯意聯絡均有未明，而檢察官所提出其餘證據，經核亦均無法證明此部分要件事實。六、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附表編號1至10 所示之告訴人，分別遭附表編號1至10犯罪行為人欄所示之人，以善捷公司之名義，而以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方式，實行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受有如附表編號1至10所示詐欺財物之財產損害，惟不能證明被告與附表編號1至10犯罪行為人欄所示之人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陳柏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胡國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附表：編號被害人即告訴人犯罪時間詐欺方式詐欺財物詐欺財物之價值（新臺幣）未能兌現之支票號碼犯罪行為人證據名稱及卷證出處 1 億愿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106年7月17日日前之同年某時先訂購小額之貨物而予付款，嗣改以訂購高額之貨物，並改採以簽發票期短之支票為付款方式。冷氣室內機、洗衣機、電視、除濕機及掃地機器人等家電用品 177,500元 AE0000000 趙震豐及王姓之小姐 1.告訴人陳清吉於警詢、偵訊及前案審判中之證述（見發查卷第4頁；他卷第37至38頁；訴701卷第359至374頁）。 2.億愿冷氣公司之銷貨單（見他卷第8至11頁）。 3.趙震豐交付之支票及退票理由單（見他卷第12至17頁）。 161,100元 AE0000000 2 金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7月24日前之同年某時經由網路獲知告訴人販售咖啡機之資訊，以電話向告訴人訂購商品，並表示需盡速交貨，而以簽發支票之方式付款。全自動咖啡機6台 276,000元 AE0000000 趙震豐、善捷公司內年籍不詳之女性員工 1.告訴人程德安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3頁；偵24197卷一第139頁反面至第140頁正面）。 2.證人江季樸於偵訊及前案審判中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139頁反面至第140頁；訴701卷第244至253頁）。 3.趙震豐交付之支票、金咖啡股份有限公司之銷貨單（見偵24197卷一第5頁）。 4.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24197卷一第7頁）。 3 進旺音響有限公司 106年7月13日經由伴唱機代理商獲悉告訴人公司資訊後，以電話向告訴人訛稱有學校的客戶需要伴唱機，但因學校無法付現，且經告訴人徵信後無問題，而以簽發支票之方式付款。伴唱機6台及配件 253,500元 AE0000000 年籍不詳之女性（自稱善捷公司老闆娘兼會計） 1.告訴人潘順詮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92至93頁；偵24197卷一第145頁至第146頁正面）。 2.進旺音響有限公司之銷貨憑單（見偵24197卷一第95頁）。 3.趙震豐交付之支票及其退票理由單（見偵24197卷一第95頁）。 4.進旺音響有限公司收受之訂購單（見偵24197卷一第96頁正面）。 5.進旺音響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見偵24197卷一第96頁反面）。 6.產品保固服務書（見偵24197卷一第97至98頁）。 7.臺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見偵24197卷一第99頁）。 4 數碼寶貝科技有限公司 106年7月18日前之同年某時經由網路獲悉告訴人之公司資訊，以電話向告訴人訂購相機，且佯稱無法付現，經告訴人徵信無問題（先打電話給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松山分行支存經辦，確認該帳戶先前的交易紀錄皆正常），遂以簽發支票之方式付款。相機6台及鏡頭6顆 189,000元 AE0000000 趙震豐、善捷公司內之他名趙姓男子 1.告訴人韓秀茹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8至9頁；偵24197卷一第146頁）。 2.證人黃郁臻於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148頁）。 3.數碼寶貝科技有限公司之銷貨憑單（見偵24197卷一第11頁）。 4.數碼寶貝科技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見偵24197卷一第12頁）。 5.趙震豐交付之支票及其退票理由單（見偵24197卷一第13頁）。 6.數碼寶貝科技有限公司之報價單（見偵24197卷一第14頁）。 7.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24197卷一第94頁）。 5 大奇冷凍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06年7月10日先傳真詢價單與告訴人，向告訴人表示要訂購冷氣，因工地在基隆而無法付現，遂以簽發支票之方式付款。冷氣機30台 460,000元 AE0000000 趙震豐、善捷公司內年籍不詳之男性員工、翁姓業務 1.告訴代理人鄭夙妦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22頁；偵24197卷一第146頁反面至第147頁正面）。 2.大奇冷凍空調工程有限公司之報價單（見偵24197卷一第25頁）。 3.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出貨通知單及出貨包裹等照片（見偵24197卷一第26至27頁）。 4.趙震豐交付之支票及其退票理由單（見偵24197卷一第28頁；偵24197卷二第154頁）。 500,000元 AE0000000 6 啟迪冷氣材料行 106年6月8日經由告訴人合作之益宏公司獲悉告訴人公司資訊，藉以取信告訴人，向告訴人訂貨，並以簽發支票之方式付款。冷氣被覆銅管80箱及冷氣安裝鐵架50組等材料共三批貨。第一批及第二批貨以右列支票支付。 AE0000000 （金額僅241,300元）善捷公司之男性員工「許清祥」 1.告訴代理人黃瑞峯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17頁；偵緝378卷第39至40頁；偵24197卷一第147頁反面至第148頁）。 2.啟迪冷氣材料行之估價單及趙震豐交付之支票（見偵24197卷一第155頁）。 155,500元（第三批貨之價額）未發票 7 煒太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7月21日先傳真報價單給告訴人，嗣後向告訴人佯稱有配合之大樓建案需要咖啡機，遂向告訴人訂購，並簽發1週之現金支票付款。咖啡機5台 330,000元 AE0000000 趙震豐、善捷公司之黃姓女性員工 1.告訴人邱國偉於警詢、偵訊及前案審判中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67頁；偵24197卷一第157頁反面至第158頁正面；訴701卷第255至263頁）。 2.煒太股份有限公司收受之訂購單、出貨申請單（見偵24197卷一第69至70頁）。 3.趙震豐交付之支票（見偵24197卷一第71頁）。 8 奕尚企業有限公司 106年7月18日先以電話向告訴人訂購較低價之UVA3000淨水器一台，並如期匯款而取信於告訴人，嗣後又訂購高額貨物並答應月結或另外開票。淨水機及相關器材 211,190元未開票善捷公司之男性員工「王正偉」、年籍不詳之女性員工 1.告訴代理人葉琬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82至83頁；偵24197卷一第158頁）。 2.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24197卷一第84頁）。 3.奕尚企業有限公司之貨運單（見偵24197卷一第87頁）。 4.奕尚企業有限公司之訂單（見偵24197卷一第88至89頁；偵24197卷二第10至11頁）。 5.奕尚企業有限公司之統一發票及銷貨單（見偵24197卷一第90頁；偵24197卷二第12頁）。 6.奕尚企業有限公司應收帳款明細表（見偵24197卷一第91頁）。 7.奕尚企業有限公司於106年7月18日另一筆有收到款項之訂單相關資料（訂單、統一發票及銷貨單、快遞送貨單、收到18,400元款項之存摺明細影本、貨運簽收單）（見偵24197卷二第5至13頁）。 9 益佳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6月中旬某日先以電話向告訴人訂購低額之冷媒，並如期付款，嗣後改訂購高價貨物，並改以簽發支票之方式付款。冷媒90桶 225,750元 AE0000000 （金額僅120,100元）趙震豐、善捷公司之男性員工「許清祥」及年籍不詳之女性員工 1.告訴代理人饒偉裕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72至73頁；偵24197卷一第158頁反面至第159頁）。 2.送貨單（見偵24197卷一第77頁）。 3.益佳股份有限公司之客戶對帳單（見偵24197卷一第78頁）。 4.趙震豐交付之支票及其退票理由單（見偵24197卷一第79至80頁）。 5.告訴代理人饒偉裕於106年11月27日陳報狀檢附之5月24日及6月13日出貨證明各一份。 176,400元 10 郁杰國際有限公司 106年7月5日以電話向告訴人詢問商品及傳真詢價單，且經告訴人徵信無問題，訂購高額貨物，並以簽發支票之方式付款。 LED液晶電視（45吋、50吋、60吋各10台，總計共30台）。 565,000元 AE0000000 善捷公司之趙姓男性員工及年籍不詳之女性員工 1.告訴人李美芬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一第29頁；偵24197卷二第3頁）。 2.證人黃俊賢於偵訊及前案審判中之證述（見偵24197卷二第19頁；訴701卷第217至220頁）。 3.證人程俊文於偵訊時之證述（見偵24197卷二第29頁）。 4.郁杰國際有限公司收受之詢價單（見偵24197卷一第31頁）。 5.趙震豐交付之支票及其退票理由單（見偵24197卷一第33至34頁） 6.郁杰國際有限公司之託運清單（見偵24197卷一第35至36頁）。 7.郁杰國際有限公司之客戶簽收單（見偵24197卷一第37至66頁）。 404,000元 AE0000000

2024-12-30

TPDM-113-易-95-20241230-1

審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3411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國良上列被告因違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毒偵字第47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乙○○施用第一級毒品，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壹包（驗餘淨重零點參壹伍公克）沒收銷燬、已使用過針筒壹支沒收。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一、乙○○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3年8月14日下午 5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0巷00號住處，以針筒注射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嗣於同年月16日下午5時30分許，為警在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與永豐路口盤查，因而扣得其所有之注射針筒1支，於同日晚間7時15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 0號高明派出所接受尿液採驗時，自其身上掉落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315公克）而查獲。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　一、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 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303號裁定令入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2年8月28日執行完畢釋放，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撤緩毒偵緝字第184、185號、112年度毒偵緝字第839號、112年度毒偵字第40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則被告於前開觀察、勒戒完畢釋放後未逾3年，再犯本案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即應依法追訴處罰。二、證據能力：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之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經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三、實體部分：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又被告為警查獲後所採集之尿液送驗結果，確呈鴉片類陽性反應，有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113年8月29日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報告編號：UL/2024/00000000）、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委託辦理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扣押筆錄及現場照片各1份、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附卷可稽，足徵被告之前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　㈡論罪科刑：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被告於施用前、後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施用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⒉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 年度上訴字第201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確定，於109年10月 12日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存卷可參，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犯行，為累犯，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理應有所警惕並控管行為，竟再犯本案施用毒品犯行，顯然忽視法律禁令，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其本案之行為及罪責，縱加重其法定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 47條第1項加重其刑。　⒊爰審酌被告明知海洛因為列管之毒品，對於人體身心健康與社會秩序危害甚鉅，竟仍不顧禁令予以施用，所為實非可取，應予懲處，惟念施用毒品乃自戕己之身體健康，對社會造成之危害尚非直接鉅大；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並考量被告目前從事噴漆工作、今年剛結婚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㈢沒收銷燬及沒收：　⒈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315公克），經送鑑驗結果，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乙情，有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毒品證物檢驗報告1紙可按（詳偵卷第149頁），核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管制之第一級毒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再因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應概認屬毒品之部分，一併予以沒收銷燬。至採樣化驗部分，既已驗畢用罄而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銷燬，併此指明。　⒉扣案之已使用過針筒1支，係被告所有並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陳明確（詳毒偵字卷第134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3年8月14日下午5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0巷0 0號住處，以針筒注射方式，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因認被告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即揭櫫刑事訴訟程序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易言之，即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分別有最高法院29年上第3105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三、公訴意旨認定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委託辦理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各1紙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固坦承有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惟查：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 1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再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係由衛生福利部（改制前為行政院衛生署）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之1第4項規定：「第一項各類機關（構）尿液檢驗之方式、判定基準、作業程序、檢體保管，與第二項驗餘檢體之處理、領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衛生福利部定之。」之授權所訂定頒布，以作為判定尿液檢驗含有各類毒品（藥物）成分或其代謝物之判定基準。而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15條及第 18條，分別規定尿液中濫用藥物初篩檢驗及確認檢驗結果之「閾值」作為判定標準，其訂定係參考美國聯邦政府工作場所濫用藥物尿液篩檢相關規定，考量檢驗技術之可行性及結果判定之一致性所訂；故上開作業準則第16及19條明訂尿液檢體檢驗結果低於前述閾值，應判定為陰性。惟涉及司法案件有必要時，需以檢驗有無藥物存在作認定，依上開作業準則第20條規定，得採用「最低可定量濃度」為閾值；依上開作業準則第3條第14款，「最低可定量濃度」為尿液檢驗機構檢驗儀器可確認檢測物並定量檢測物之最低濃度，此亦有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97年10月2日管檢字第0970009 719號函可資參照，並為本院審理施用毒品案件職務上所知悉。準此，於個案中判斷尿液檢體是否為陽性而可確認含有特定毒品成分，其「閾值」標準，即判定檢體為陰性或陽性之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濃度（參照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3條第13款規定），基於法規範適用之可預測性及一體適用之公平性，於司法案件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原則上仍應依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15條及第18條之規定作為判定基準，以確保個案不因檢驗機構之不同而異其檢驗結果。至於上開作業準則第20條規定：「司法案件之濫用藥物尿液，必要時得採用最低可定量濃度為閾值，不受第15條、第 18條規定限制。」，針對司法案件既規定於「必要時」方可不受第15條、第18條所定一般閾值標準之限制，而得採用「最低可定量濃度」為其閾值，即應慎重檢視個案具體情節得改採異於一般閾值標準之「必要性」，以免確認事實存否之採證流於恣意而有失公平性。是以，於個案中自不得僅以「最低可定量濃度」為閾值之檢驗結果作為認定毒品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而應有其他證據資為補強，以綜合判斷是否符合該條所定得改採「最低可定量濃度」作為閾值之「必要性」。　㈢經查，本案被告於113年8月16日晚間6時15分許為警採集之尿液，經送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以GC/MS氣項層析／質譜儀法、LC/MS/MS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法確認檢驗結果，並未檢出安非他命，而甲基安非他命檢出濃度為293ng/mL，則依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1、2目規定：「初步檢驗結果在閾值以上或有疑義之尿液檢體，應再進行確認檢驗。確認檢驗結果在下列閾值以上者，應判定為陽性：一、安非他命類：⒈安非他命：500ng/mL。⒉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500ng/mL，且其代謝物安非他命之濃度在100ng/mL以上。」，前揭檢驗結果因未達上開所定之閾值標準，而經該中心判定檢驗結果為「安非他命陰性」、「甲基安非他命陰性」等情，有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113年8月29日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報告編號：UL/2024/00000000）、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委託辦理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見毒偵字卷第81、145頁）各1份在卷可稽，堪認被告之尿液檢驗結果依上開作業準則規定標準確應判定為「安非他命陰性」、「甲基安非他命陰性」無訛。而本案被告雖於警詢時供稱：我係於113年8月14日下午5時30分許，在住處內以針具注射施用安非他命等語（見毒偵字卷第13頁），惟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其尿液中可檢出濃度及最長時限，與施用劑量、施用頻率、施用方式、飲用水量之多寡、所用檢驗方法靈敏度、個人體質及代謝情況，採樣時間等因素有關，因個案而異，本案並未查獲被告持有甲基安非他命毒品，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內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且檢察事務官於詢問時，亦告知被告「若尿液、毒品檢驗呈現陽性反應，對所涉犯的施用毒品罪是否坦承本件施用、持有毒品犯行？」（見毒偵字卷第134頁），而對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之結果判定有所誤認。況本案公訴意旨亦未敘明本案有何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20條所指「必要時」之情形，自不得逕依「最低可定量濃度」為閾值之檢驗結果作為被告有施用第二級毒品之補強證據。從而，本案除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被告自白之真實性，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否認施用第二級甲基安非他命，則被告於本案有無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即非無疑。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即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不足認定被告涉有起訴書所載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即屬不能證明其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慈萱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附錄所犯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2-27

TYDM-113-審易-3411-202412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172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魏寧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85號、112年度訴字第294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354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不能證明被告魏寧犯罪，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證人張○○、黃○A於警詢、偵訊、審理時均證稱：是被告提供詐騙集團成員微信的聯絡方式，介紹張○○、黃○A加入詐騙集團負責車手領款工作，再由證人張○○、黃○A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前往被害人住處收取金飾，被告亦在事後抽得其2人部分之報酬，經互核證人張○○、黃○ A所證述就認識被告、同案被告高晨洋之過程、介紹工作之時間、地點、方式、依指示前往被害人甲○家中收取金飾等細節，均大致相符，復與張○○、黃○A於本案歷次警詢、偵查中所述一致，且證人2人均明確指證是被告介紹其2人車手工作，另證人張○○、黃○A2人於偵查及審理過程中均坦承犯罪，並無陷被告入罪之動機，渠等證述應足採信。再觀諸被告前案紀錄，被告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3月間，有多起參與詐騙集團犯罪組織共同詐欺被害人之案件，經法院為有罪判決，再者，被告另案於109年12月間，與謝昇翰、謝維嘉、微信暱稱「AB」等人以微信作為聯絡方式，指示謝昇翰當面交車手，且詐騙手法亦是假冒檢警人員詐騙被害人後，由車手與被害人面交詐騙款項，該案經被告自白，亦經法院為有罪判決，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87號判決可參。本案證人張○○於警詢時亦稱是被告所介紹的友人微信暱稱「AB」指示其前往案發地點領取包裹，審酌該案犯罪時間、犯罪情節、手法與本案具有高度相似性，可認被告於109 年12月間確實有參與詐騙組織負責招募車手，其對於詐欺集團之運作情形知之甚詳，被告於本案中亦同係介紹缺錢之友人即證人張○○、黃○A擔任詐欺集團之取款車手，此應足以佐證證人張○○、黃○A本案陳述之可信性。原審所認本案張○○、黃○A2名以上共犯之自白，縱所述內容一致，仍屬自白範疇，尚無其他補強證據，容與經驗法則未合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四、被告固坦承有找他人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惟堅詞否認犯有本案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款、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辯稱：我沒有吸收介紹本案之車手張○○、黃○A、黃○B加入詐欺集團，張○○、黃○A都是我前男友高晨洋帶來住的，他們是因為怕高晨洋才說是我等語。經查：　㈠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09年12月23日上午9時許，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人員以電話與人在新北市○○區住所之告訴人甲○ 通話，謊稱因告訴人甲○收受毒販財物，須將財產交付派去之人保管云云。使告訴人甲○聽後陷於錯誤，同意將自己所有金飾交付保管，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遂指示張○○及黃○A共同搭車前往，然後黃○A在車上把風，由張○○下車，於當日13時 8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向告訴人甲○取得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06萬1,800元，重量1,800公克之金飾後，再至新北市○○區○○○○路旁，由張○○、黃○A將上開金飾交付1名不詳女子；另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09年12月23日上午 10時30分許，假冒檢警人員以電話與陳淑平通話，謊稱告訴人陳淑平涉及綁架案，須將財產交付派去之人保管云云，使告訴人陳淑平陷於錯誤，依照詐欺集團指示，將內含現金42 萬元及陳淑平名下中華郵政、合作金庫銀行及玉山銀行帳戶提款卡（含密碼）之牛皮紙袋置於社區門口，並由詐欺集團不詳男子指示張○○及黃○A搭乘不知情之張家松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計程車前往，於109年12月23日14時44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前，領取上開牛皮紙袋，再由張○ ○持上開中華郵政提款卡，於同日15時13分至15分，在蘆洲郵局三重第15支局，以ATM共提領15萬元，持玉山銀行提款卡，於同日15時28分，在玉山銀行集賢分行以ATM提領5萬元，合計提領20萬元，所得款項共62萬元悉數交付予一名短髮女子，嗣該詐欺集團又要求告訴人甲○交付1千萬元，甲○女兒王寶銀知情後，始知告訴人甲○受騙，遂報警處理，並於同年月24日上午11時40分許，當場逮捕至新北市○○區向告訴人甲○取款之黃○B等事實，業經本院引用之第一審判決認定如前。　㈡證人黃○B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證述：是朋友王嘉豪介紹加入詐騙集團，受微信名稱「七星」之男子指使到○○收款，不認識被告魏寧、高晨洋、張○○、黃○A等語（110年度監他字第5號卷第26至31頁、110年度偵字第7354號卷第219至220頁），再參諸卷內證據，亦均無被告有招募黃○B加入詐欺集團之相關證據。　㈢證人張○○、黃○A固均證稱係經被告介紹而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證人張○○部分：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卷第56頁、1 11年度偵字第4276號卷第4頁背面、111年度訴字第285號卷第220至221頁；證人黃○A部分：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卷第33頁、110年度監他字第5號卷第194頁、111年度偵字第42 76號卷第62頁、111年度訴字第285號卷第193頁），然證人張○○、黃○A此部分證述均屬共犯之自白，應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警方調閱監視器所發現向張○○收取詐得款項之女子（110年度監他字第5號卷第36頁），經證人張○○證稱並非被告（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卷第51頁、111年度偵字第4276號卷第5頁），自無從作為補強證據之用，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可資佐憑。又張○○與高晨洋為高中同學，係因高晨洋告知有工作介紹而北上並住在高晨洋安排之處所，高晨洋有要張○○加入明仁會作其小弟，亦有拿工作機與張○○，之後黃○A問張○○那邊有無缺人，再由張○○介紹黃○A與高晨洋認識，高晨洋即叫黃○A自台中北上，並告知如有工作要認真做，黃○A北上後與張○○同住於高晨洋安排之處所等情，為證人張○○、黃○A證述明確（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卷第29、57 至58頁、111年度訴字第285號卷第191、213至215、226頁），惟證人張○○又稱：就我所知高晨洋並沒有在詐欺集團裡面，就是介紹被告給我認識而已（111年度偵字第4276號卷第5 頁、111年度訴字第285號卷第227頁）；證人黃○A更稱：是由被告直接明示有車手工作並詢問張○○有無意願從事，如有意願隔天就可以開始做，張○○當下即同意，高晨洋也在場，他知道這件事，而且是反對的；我覺得高晨洋不知道這份工作是什麼，因為他後來有問這個工作是誰介紹的，有誰在做這份工作，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不知道等語（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卷第33頁、111年度訴字第285號卷第193至194、20 9至210頁），證人張○○、黃○A均係因要由高晨洋安排工作而北上，高晨洋有意收張○○作為其小弟，2人亦均住於高晨洋安排之處所，卻從事與高晨洋完全無關，高晨洋完全不知情甚或反對張○○、黃○A從事之工作，此顯與常情有違，是被告辯稱：張○○、黃○A是因為害怕高晨洋才說是我介紹加入詐欺集團等語，尚非無據。　㈣綜上，本案除共犯張○○、黃○A對於被告不利之證述外，並無其餘補強證據足以擔保證人張○○、黃○A證詞之真實性，而證人張○○、黃○A之證詞復有前揭不合常情之處，是依卷內證據，難認被告有為本案之犯行。至被告雖自承曾參與其他詐欺犯行，並招攬其他人加入詐欺集團，此部分犯行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87號判決確定，然因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以被害人數分別計算，而詐欺集團對不同被害人之犯行，本可能分由不同成員為之，故即使被告曾招攬其他人加入同一詐欺集團從事對其他被害人之詐欺犯行，亦無從憑此認定張○○、黃○A、黃○B 係由被告招攬加入，而認被告與張○○、黃○A、黃○B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五、本院衡酌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加重詐欺犯行之有罪心證。原審審理結果，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是本件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永棟追加起訴，檢察官陳虹如提起上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劉嶽承　　　　　　　　　　　　　　　　　　　法　官黃翰義　　　　　　　　　　　　　　　　　　　法　官王耀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蘇佳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85號　　　　　　　　　　　　　　　　　　　112年度訴字第294號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魏寧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7354 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532 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魏寧無罪。　　理　由一、公訴及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高晨洋（通緝中）及魏寧2 人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共組詐欺集團，2人於民國109年 12月22日傍晚，在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吸收少年張○○ 及少年黃○A（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被告高晨洋及魏寧與張○○、黃○A以及之前吸收之少年黃 ○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等人，遂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先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09年12月23日上午9時許，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人員以電話與人在新北市○○區住所之告訴人甲○通話，謊稱：甲○收受毒販財物，須將財產交付派去之人保管云云。使告訴人甲○聽後陷於錯誤，同意將自己所有金飾交付保管。詐欺集團成員遂指示張○○及黃○A共同搭車前往，然後黃○A在車上把風，由張○○下車，於當日13時8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向告訴人甲○取得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306萬1,800元重量1,800公克之金飾後，再至新北市○○區○○○○路旁，由黃○A將上開金飾交付1名不詳女子，該女子再將1萬2千元報酬交付黃○A，然後由黃○A及張○○ 各分得6千元報酬。　㈡先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09年12月23日上午10時30分許，假冒檢警人員以電話與告訴人陳淑平通話，謊稱：陳淑平涉及綁架案，須將財產交付派去之人保管云云。使告訴人陳淑平聽後陷於錯誤，依照詐欺集團指示，將內含現金42萬元及陳淑平名下中華郵政、合作金庫銀行及玉山銀行帳戶（帳號均詳卷）提款卡（均含密碼）之牛皮紙袋置於社區門口，並由被告魏寧指揮張○○及黃○A（擔任把風）搭乘張家松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號計程車前往，於109年12月23日14時44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前，領取上開牛皮紙袋，再由張○○持上開中華郵政提款卡，於同日15時13分至15分，在蘆洲郵局三重第15支局，以ATM各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共15萬元）及持上開玉山銀行提款卡，於同日15時28分，在玉山銀行集賢分行以ATM提領5萬元，合計20萬元得逞，所得款項62萬元悉數交付予被告魏寧，張○○則獲得4千元報酬。　㈢嗣該詐欺集團食髓知味，又要求告訴人甲○交付1千萬元，甲○ 女兒王寶銀知情後，始知甲○受騙，遂報警處理，並於同年月24日上午11時40分，當場逮捕至新北市○○區向取款之黃○B ，並經追查，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高晨洋及魏寧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款、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嫌。又被告高晨洋及魏寧2人於行為時，為年齡滿20歲之成年人，利用行為時年齡未滿18歲之張○○、黃○A、黃○B等人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等語。二、程序事項　㈠按刑事案件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相牽連之案件，係指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列之：一人犯數罪者。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查檢察官於112年7月11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532號就被告魏寧與高晨洋、張○○、黃○A、黃○B共同詐欺告訴人陳淑平部分追加起訴，於112年7月19日繫屬於本院，核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且於本院辯論終結前追加起訴，是追加起訴程序合法，本院應併予審理。　㈡本院因依憑後開理由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故無庸再就本院援引如後所述之各項證據資料，贅論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參照），先予敘明。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縱所述內容一致，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之所謂補強證據，應求諸於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105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起訴書證據清單記載：㈠告訴人甲○之指訴；㈡證人王寶銀之證述；㈢證人少年黃○B之證述；㈣證人張○○之證述；㈤證人黃○A之證述；㈥被告魏寧之供述；㈦被告高晨洋之供述；又追加起訴書證據清單記載：㈠被告魏寧之供述；㈡告訴人陳淑平之指訴、監視器影像、提領畫面擷圖、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陳淑平郵局、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㈢證人黃○A於偵查中之證述；㈣證人張○○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執為論據。五、訊據被告魏寧固坦承同案被告高晨洋為前男友，認識張○○、黃○A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是高晨洋介紹張○○、黃○A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張○○、黃○A參與的詐騙犯行與自己無關等語。經查：　㈠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09年12月23日上午9時許，假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人員以電話與人在新北市○○區住所之告訴人甲○ 通話，謊稱：甲○收受毒販財物，須將財產交付派去之人保管云云。使告訴人甲○聽後陷於錯誤，同意將自己所有金飾交付保管。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遂指示張○○及黃○A共同搭車前往，然後黃○A在車上把風，由張○○下車，於當日13時8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向告訴人甲○取得重量1,8 00公克之金飾（價值約306萬1,800元）後，再至新北市○○區 ○○○○路旁，由張○○、黃○A將上開金飾交付1名不詳女子；另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09年12月23日上午10時30分許，假冒檢警人員以電話與陳淑平通話，謊稱：陳淑平涉及綁架案，須將財產交付派去之人保管云云。使陳淑平聽後陷於錯誤，依照詐欺集團指示，將內含現金42萬元及陳淑平名下中華郵政、合作金庫銀行及玉山銀行帳戶（帳號均詳卷）提款卡（均含密碼）之牛皮紙袋置於社區門口，並由詐欺集團不詳男子指示【追加起訴書認係被告魏寧指揮，容有所誤，詳如後述】張○○及黃○A搭乘不知情之張家松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 號計程車前往，於109年12月23日14時44分許，在新北市○○ 區○○路000巷00號前，領取上開牛皮紙袋，再由張○○持上開中華郵政提款卡，於同日15時13分至15分，在蘆洲郵局三重第15支局，以ATM共提領15萬元，持玉山銀行提款卡，於同日15時28分，在玉山銀行集賢分行以ATM提領5萬元，合計提領20萬元，所得款項62萬元悉數交付予一名短髮女子【追加起訴書認款項交付予被告魏寧，容有所誤，詳如後述】。嗣該詐欺集團食髓知味，又要求告訴人甲○交付1千萬元，甲○ 女兒王寶銀知情後，始知告訴人甲○受騙，遂報警處理，並於同年月24日上午11時40分許，當場逮捕至新北市○○區向取款之黃○B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甲○、王寶銀、陳淑平、張○○、黃○A、黃○B供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提領畫面擷圖、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陳淑平之郵局及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㈡按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又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或有無轉換為證人訊問，即令所述內容一致，因仍屬共犯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必一共犯之自白先有補強證據，而後始得以該自白作為其他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殊不能逕以數共犯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方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或作為另一共犯犯罪判斷之唯一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6 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檢察官訴追被告與同案被告高晨洋2人與張○○、黃○A及黃○B共同涉犯上開加重詐欺犯行，業據證人即詐欺共犯張○○自白坦承對告訴人甲○、陳淑平有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並於警詢、檢察官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和高晨洋是高中同學，伊和黃○A到台北找高晨洋，高晨洋提供臺北市○○區○○路00 0號2樓讓伊和黃○A借住，魏寧是高晨洋當時的女朋友，於10 9年12月22日晚間，伊和黃○A、高晨洋、魏寧共4人，在上開借住地點一起討論賺錢的工作，由魏寧介紹加入詐騙集團等語；核與證人即詐欺共犯黃○A於警詢、檢察官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張○○是伊的國中學長，高晨洋是張○○的高中夜校同學，高晨洋提供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讓伊和張○○借住，魏寧是高晨洋的女朋友，於109年12月22日晚間，伊和張○ ○、高晨洋、魏寧共4人，一起在上開借住的地方，由魏寧介紹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等語相符。惟依前揭說明，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縱所述內容一致，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仍均須有其他足以證明所陳述之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補強證據，始得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　⒉觀諸證人張○○之證述內容，⑴就告訴人甲○部分，證人張○○於1 10年3月5日警詢時證述：我受微信暱稱ab開頭的人指使前往 ○○領一袋金飾，我跟黃○A一同搭計程車前往，後來一名女子領走那袋金飾，並給我1萬2千元作為我跟黃○A的報酬等語（見111少連偵16卷第50至51頁）；於110年4月26日檢察官偵訊時改稱：是魏寧叫我到○○取金飾，報酬是後來我們去台北市○○路000號2樓找魏寧拿給我的等語（110監他5卷第194至1 94頁），再於110年10月30日警詢證述：1萬2千元的報酬不確定是魏寧還是高晨洋交代另一個不認識的人轉交給我的，之前稱魏寧交付報酬不屬實，因為高晨洋之後找我麻煩，所以才說謊等語（見111少連偵16卷第6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我跟高晨洋是高中同班同學，我到台北找高晨洋，住○○○路000號2樓，魏寧是高晨洋的女朋友，常常一起出入，魏寧說有領錢的工作，給我微信叫我跟人家聯絡，電話中指派工作的是男生，來○○拿金飾這次，事後有沒有拿到報酬，我忘記了，對方在電話中說魏寧會分錢，但我不知道魏寧有沒有分到等語（本院卷第211至240頁）。⑵就告訴人陳淑平部分，證人張○○於110年4月26日警詢時證述：是魏寧指使前往向告訴人陳淑平收牛皮紙袋，當天晚上魏寧就到我當時住○○○路000號，將4千元拿給我等語（見111偵4276卷第4至5 頁），於111年2月14日檢察官偵訊時改稱：魏寧留手機並會說有人與我聯繫，過幾天有個男生打給我並指示我去指定地點領錢，交錢當晚稍晚魏寧有拿4千元至當時我住處附近的某機車上，有個男生叫我自己去拿等語（見111偵4276卷第4 3頁）。是證人張○○就參與詐欺是受何人指示、何人交付報酬、收受報酬之方式等重要事項，證述顯然前後不一，而就被告有無分得報酬乙節，證人張○○並未親自見聞，僅係傳聞自不詳人士之陳述，其不利被告證述之真實性，有存疑可議之處。　⒊再者，檢察官指訴張○○將告訴人陳淑平受騙之款項62萬元悉數交給被告乙節，然查，證人張○○於警詢證述：跟我接頭的人是一名短髮的女性（不是魏寧），我將提款的62萬元都交給那個短髮女生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276號卷第5頁），復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我領錢後都會將錢交給一名短髮女生等語（見同上卷第43頁），是檢察官指訴告訴人陳淑平遭詐騙，被告參與向車手張○○收取款項之分工，顯然與卷證不符，尚乏依據，無從採信。　⒋檢察官雖舉證人黃○B之供述為證據，然證人黃○B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證述：是朋友王嘉豪介紹加入詐騙集團，受微信名稱「七星」之人指使到○○收1千萬元款項，還沒有領到錢就被警方緝獲，伊不認識被告魏寧、高晨洋、張○○、黃○A等語（見110監他5卷第26至29頁、110偵7354卷第219至220頁），是證人黃○B之證述僅能證明自己參與詐騙告訴人甲○，受「七星」指示前往向告訴人甲○收款時遭警逮捕之事實，不及於被告是否有參與公訴意旨所指犯行。　⒌檢察官復以被告之供述為證據，然被告在警詢及偵查中迄審理終結，均否認有參與檢察官所指訴之犯行，是自無從依被告否認之供述，得出被告有公訴及追加意旨所指共同加重詐欺犯行。而被告於檢察官偵訊雖供稱：之前曾介紹別人加入詐騙集團，高晨洋介紹張○○、黃○A加入詐騙集團時，伊有在場聽聞等語（110偵7354卷第94頁、第471頁），然現今詐欺集團分工細密，關於詐得款項之車手、收水等工作，未必均由同一批人負責，且不同被害人及不同時間之犯行，亦可能分由不同成員為之，故即使被告曾參與其他詐欺犯行，甚至在場聽聞高晨洋與張○○、黃○A談論要參與詐欺集團之對話，仍難以此補強上開證人所為指證之憑信性。另依據檢察官所提出其餘證據，均係證明張○○、黃○A、黃○B之犯罪抑或告訴人甲○、陳淑平遭詐得款項過程之事證，並無任何其他得以證明被告參與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證據，自難僅憑共犯之指述，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六、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本件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無從認定被告成立上開犯罪，檢察官復未能指出證明之方法，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認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永棟追加起訴，檢察官陳虹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佳齡　　　　　　　　　　　　　　　　　　法　官　周霙蘭　　　　　　　　　　　　　　　　　　法　官　鄭虹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冠伶

2024-12-26

TPHM-113-上訴-4172-202412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91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雅明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6號，中華民國113年7 月29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下稱被告）係臺灣地區人民，為賺取額外的生活費用，竟透過姓名年籍不詳之大陸地區女性友人介紹而認識王其文（業經檢察官另行通緝），詎被告明知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且明知大陸地區人民王其文與被告並無結婚之真意，竟以假結婚為由充當人頭配偶，協助王其文來臺工作，約定被告藉此得賺取王其文來臺工作薪水4分之1，被告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意、而與王其文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文書並進而行使該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民國105年3月7日前往大陸地區，與王其文於105年3月8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辦理公證結婚，而取得(2016)榕公證內民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被告於同年3月10日回臺後，先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申請以取得(105)南核字第057679號證明書後；再於同年12月6日執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等文件，至高雄○○○○○○ ○○○辦理結婚登記，使承辦戶籍登記之公務員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王其文2人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戶政管理之正確性。被告於10 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書、保證書等文件，以探親為由，填寫「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申辦王其文入境來臺之手續，經承辦人員為實質審查後核定王其文入境，使王其文於105年11月3日以探親為由來臺，隨後即失聯。因認被告涉犯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5條第1款之規定，而違反同條例第79條第2項之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刑法第216條、第214條之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二、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告之子張○晨於本院證述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依上開規定，本院製作必須公開之判決書，自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該少年身分之資訊，爰將其姓名部分遮隱。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自白、入出境資料查詢、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保證書、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結婚登記申請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犯行，辯稱：伊與王其文係真結婚，僅因先前王其文對伊家暴及索討金錢，伊怕有生命危險，所以才自首假結婚，其目的想讓王其文從此不能再入境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係臺灣地區人民，於105年3月7日前往大陸地區，與王其文於105年3月8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辦理公證結婚，而取得(2016)榕公證內民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被告於同年3月10日回臺後，先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向海基會申請以取得(105)南核字第057679號證明書後；再於同年12月6日執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等文件，至高雄○○○○○○○○○辦理結婚登記，使承辦戶籍登記之公務員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王其文2人結婚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被告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書、保證書等文件，以探親為由，填寫「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申辦王其文入境來臺之手續，經承辦人員為實質審查後核定王其文入境，使王其文於105年11 月3日以探親為由來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供承在卷(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7至29頁，原審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42、43頁)，復有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警卷第13、14頁）、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警卷第15頁）、保證書（警卷第16頁）、（2016）榕公證內民字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警卷第17至20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5 ）南榕字第057679號驗證證明書（警卷第21、22頁）、入出境資料查詢（警卷第23至27、29頁）、結婚登記申請書（警卷第31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及偵訊雖坦承其與王其文並無結婚之真意，方為上開行為等情(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7至29頁)，而有自白犯罪之情形，惟揆諸前揭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而卷附上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等相關書證，均僅能證明被告有以上開方式至高雄○○○○○○○○○ 辦理結婚登記，並以上開方式使大陸地區人民王其文進入臺灣地區之事實，然被告與王其文究竟有無結婚之真意，僅憑上開書證尚無從證明，是仍應調查其他證據，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自白之真實性，方得確認被告先前關於其承認與王其文無結婚真意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被告與王其文間是否並無結婚之真意？又究竟有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先前自白之真實性？茲析述理由如下：　⒈依被告警詢所述，其先前曾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及訴請離婚等情(警卷第6頁)，關於此節，被告確曾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及訴請離婚，分別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及112年度婚字第187號受理在案，有該等案件之卷證資料附卷可參。細究上開案件與本案之時間關係，被告係於111年10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與王其文上開被訴假結婚犯行，而在被告自首前，其先於111年6月3日於警詢指控自己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1年8月19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裁定王其文不得對被告實施家庭暴力，並應完成特定處遇計畫；隨後被告又於111年8月29日以其遭王其文殺害及王其文下落不明為由，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遞狀訴請與王其文離婚之事實，有被告警詢筆錄(調家護卷第11至13頁，警卷第3至7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通常保護令(調家護卷第57至61頁)、離婚起訴狀及其上收文日期戳章 (調婚卷第9至14頁)在卷可憑。衡諸常情，一般人向法院訴請離婚，通常係在有結婚真意之前提下而締結婚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因有法定離婚事由，而由一方向他方訴請離婚。再者，被告於111年6月3日於警詢指控自己在住處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亦足徵被告於原審時陳稱其與王其文有共同生活之事實，而與一般有結婚真意之夫妻通常會有共同生活之情形，實屬相合。是被告上開舉動，均與一般有結婚真意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嗣後因發生家庭暴力及法定離婚事由時，一方向法院申請保護令，及訴請與他方離婚之常情大致相符。易言之，本件被告與王其文於上開完成結婚登記時，是否果真無結婚及共同居住生活之真意，並非無疑。　⒉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陳稱伊曾遭王其文家暴2至3次，王其文威脅要離婚就要給錢，伊實在受不了，快崩潰了，伊雖然有申請保護令，但沒有用，王其文還是會接近伊，伊提出離婚訴訟，但有人說那要經過很長時間，伊覺得很害怕，所以才會報假結婚，其目的是想讓王其文不能再入境臺灣等語(原審訴字卷第60頁)。關於此節，被告確實係先於111年6月3日警詢指控自己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待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發保護令後，再於111年8月29日以遭王其文殺害及王其文下落不明為由，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遞狀訴請與王其文離婚，之後方於111年10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與王其文假結婚，有上開卷證資料可稽，足見被告上開所供其先後申請保護令、訴請離婚及自首假結婚之時間順序確屬實在。又被告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時曾經檢附自己身體之傷勢照片(調家護卷第55頁)，是被告所辯自己遭王其文傷害，因而想要以自首假結婚方式讓王其文不能再入境乙節，亦非全然無據。　⒊證人即被告之子張○晨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王其文不是伊之生父，在被告與王其文結婚之後，伊一開始並沒有叫王其文爸爸，是叫他叔叔，在慢慢接受他之後才叫他爸爸，伊從國小2年級開始就與王其文共同生活約6、7年，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剛升國三的時候，在此期間，王其文跟被告曾發生很多次爭執，而且會打被告，也會威脅伊，伊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伊國小3年級的時候，王其文與被告發生爭執，那時候還沒有搬家，是住在一間很破舊的小套房，有次王其文要離開家，被告想要出去問他什麼事情，王其文就拿鐵門夾被告的手，夾到差點斷掉，當時伊還拉著那個門，現在想到這件事都還很難過，另外有一次在伊已經升國中的時候，但還沒有手機，伊想打電話給被告，王其文就打伊的臉，當時伊想跟被告講說王其文罵伊、打伊，王其文就跟伊說等被告回來時候不要多講什麼，伊認為被告與王其文是真結婚，因為都住在一起等語（本院卷第72至81頁），核與被告所述其與王其文共同生活且曾遭王其文家暴等事實相符，益足徵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自白其係以假結婚方式使王其文入境臺灣等情，是否確屬實情，確屬可疑。　⒋又王其文未曾於本案偵查時到案說明，且已於112年8月11日出境之事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附卷可參（原審訴字卷第53頁），而卷附上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等相關書證，均僅能證明被告有辦理結婚登記及使王其文入境臺灣地區之客觀事實，尚無從證明被告與王其文主觀上無結婚之真意。從而，被告上開警詢及偵訊之自白，遍查全案卷證，並無補強證據可資佐證為真。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2024-12-26

KSHM-113-上訴-691-202412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471號上訴人即被告 JACKSON JARRED JOHN（中文名：傑瑞）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30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1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原判決撤銷。二、JACKSON JARRED JOHN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JACKSON JARRED JOHN（中文名傑瑞，下稱被告）、周賢榕（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與少年簡○傑（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交付管束），以Telegram通訊軟體加入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老闆」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由被告擔任車手頭，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加重詐欺之犯意聯絡，先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09年7月23日上午10時許，假冒中華電信服務人員致電乙○○，佯稱乙○○積欠電話費，再將電話轉接自稱「陳貴良警官」之詐欺集團成員，並向乙○○表示因其涉及刑案，要乙○○至臺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提領新台幣（下同）42萬元，並要求乙○○於提款時要全程開啟手機擴音，以便監控行蹤，再由周賢榕指揮少年簡○傑在旁監控乙○○舉動，嗣因乙○○ 攜帶到場提款用之印鑑章有誤，而需返回住處拿取正確印鑑章時，在其住處樓下發現少年簡○傑在旁監視而起疑，經乙○ ○撥打110、165報警，警方隨即到場，乙○○始未完成提款。嗣經警盤查少年簡○傑並扣得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 0000000號），並由該手機內FACEBOOK通訊內容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未遂及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l項後段參與犯罪組織等罪嫌等語。貳、程序及證據評價依據：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 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據上，所謂不能採為證據或判決基礎者，係指對於被告不利而作為有罪判決基礎之事證。準此，本件同案被告周賢榕、少年簡○傑、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於被告涉嫌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無從據為不利認定之基礎，惟本判決既屬無罪判決，即無上述限制。二、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判決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　　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爰不贅述其他證據之證據能力問題。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6條第2項）。其立法旨意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上揭所稱「其他必要之證據」即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印證，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相當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05 3號判決參照）。再共犯不利之陳述（自白）具有雙重面向，一方面為就自己犯罪事實供述之被告自白，另一方面為對他人犯罪事實供述之共犯自白，基於此等供述所含之虛偽蓋然性，尤其後者，更有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並分散風險利益之誘因，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其供述欲成為其他共犯被告有罪之證據者，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為之，尤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9 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110號判決參照）。即令複數共犯之自白，所述內容互為一致，其證據價值仍與自白無殊，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另一證據，殊不能以複數共犯所為供述一致，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29 號、第3574號判決意旨參照）。參、公訴所持證據與被告答辯：一、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述罪嫌，主要係以同案共犯周賢榕、少年簡○傑警詢、偵訊證述，告訴人乙○○警詢指訴，以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製作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張、扣案少年簡○傑手機及FACEBOOK通訊內容照片10張為證，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偵字第17731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8187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0年度審訴字第1277號判決，為其論據。二、訊據被告堅詞否認上開犯罪，略以：我並未參與犯罪，請求無罪判決等語。肆、本院之判斷：一、同案共犯證人簡○傑所述甚待補強：　㈠簡○傑警詢陳述略以：　1.其當日「12時許，接獲上手周賢榕以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 r指示，要我先到......137巷......待命，之後周賢榕告知我對象的特徵、穿著及普重機車車號......，要我在現場監控被害人出門情形並即時回報，......我都在被害人住處旁監控回報，一直到12時45分我發現警方到達現場，我回報給周賢榕後他要我離開，之後我沒走多遠，就......遭警方盤查」、過程中開銷都是周賢榕先給錢，而且預計拾取完款項後交給鄒○辰，並指證周賢榕、鄒○辰為指揮及下游收取款項之人，之前也都是周賢榕給報酬並告知款項取得後交給鄒○ 辰等語明確（110少連偵130卷65、67-68頁），核與附表對話顯示之情節相符；且關於周賢榕、鄒○辰參與或人別資訊，亦有簡○傑經扣押手機內之臉書Messenger紀錄、臉書帳號及指認紀錄在卷可參（110軍少連偵1卷72-75、110少連偵13 0卷75-77頁）。是其上開所述，堪信屬實。　2.簡○傑嗣後略以：如附表對話中周賢榕稱「不用密傑瑞」、「密我跟老闆」，是指不用再向被告回報，向指揮周賢榕跟飛機通訊軟體綽號「老闆」之人回報工作就好，並稱面交對象訊息是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暱稱「電話號碼」之被告而來（ 110少連偵130卷66頁）；經詢問後另稱「周賢榕是指揮我前往指示地點待命及面交完畢後將款項交給上手，鄒○辰是介紹我進入詐騙集團和向我收取款項及發放報酬給我的人，傑瑞是告知我面交對象特徵的人」等語（110少連偵130卷71頁），並對周賢榕、鄒○辰均有臉書帳號及照片指認（同上卷6 7、71頁）。自其上開證述而言，關於告知面交對象特徵之人，究竟為周賢榕或被告，即有不同。 3.據上，簡○傑警詢所陳述內容，其關於被害人特徵究竟為周賢榕或被告所告知，既然有所不同；但簡○傑對於周賢榕告知地點、指揮收錢相關細節、對話內容均能詳細說明，並有如附表之對話及其餘手機畫面截圖可資補強；至關於被告部分，除簡○傑自身前後有所衝突之描述外，至多僅被告於當日10時42分許來電一則，以及有附表對話中周賢容所稱「不用密傑瑞」一語，而無其他，則被告是否果如簡○傑所述，係提供被害對象特徵而參與犯罪，有待補強（並詳後述）。　㈡簡○傑偵訊陳述略以：　1.其明確指稱周賢榕共有3次要簡○傑取款，「他給我時間地點，要我去那邊等被害人，他會給我被害人的性別、穿著、特徵」，並有集團其他成員要被害人放在特定位置後，由簡○ 傑前往拿取，並將錢交給周賢榕後收取報酬等語（110軍少連偵1卷97頁），經核與其上開警詢首先陳述之情節相同，並有附表對話可佐，益徵該情節應屬可信。　2.又簡○傑嗣經訊問後，另稱「（有無看過暱稱傑瑞或老闆的人在發號施令或指派工作？）有，他們有時候會叫我做事，有時會叫其他人做事。傑瑞或老闆有叫我去跟另外2個被害人收過錢」，是鄒○辰介紹這份工作，「（對周賢榕說你是負責跟被害人收錢，但你收來的錢是交給傑瑞，不是交給他，有何意見？）周賢容叫我去的這3次，有一次是傑瑞沒有時間來跟我收錢，他請周賢榕...來跟我收錢」、「（對周賢榕說他沒有叫你去跟被害人取款，有何意見？）周賢榕跟我說我跟被害人拿到錢後要跟他說，他再跟傑瑞和老闆回報。周賢榕會先指示我到某個地方......之後傑瑞或老闆會再跟我說被害人的特徵」、「發薪給我的人是傑瑞，是傑瑞拿錢給周賢榕，周賢榕再發給我」等語（110軍少連偵1卷98-9 9頁）。從而，自簡○傑同次偵訊中，先指證周賢榕為上游告知被害人特徵、地點、取款方式及回水之人，迄檢察官以特定傑瑞、老闆及周賢榕陳述之封閉型問題訊問後，簡○傑才隨著檢察官問題、以及所聽聞周賢容之陳述，轉換為與檢察官問題、周賢榕陳述貼近之證詞，遂將被告之地位提升至與「老闆」同一地位，至此，被告反而成為周賢榕、簡○傑兩人之上游，是簡○傑所述前後大異其趣，亦與附表對話中周賢榕明確指揮、逕自發號指令指示簡○傑「不用密傑瑞」情形衝突。足見簡○傑後來指證被告之情節，已有重大瑕疵可指。二、同案共犯證人周賢榕所述亟待補強：　㈠周賢榕警詢陳述略以：　1.我認識簡○傑及鄒○辰，附表對話從「明天一樣時間遊戲找我」等對話，都「因為時間太久我都忘記意思」；至於「不用密傑瑞」等對話，內容是「只要跟我及簡○傑的上手回報，不需要跟另一個上手傑瑞回報現場監控情形」，後又稱「簡 ○傑是我介紹給傑瑞，再由傑瑞指揮簡○傑從事詐騙工作」、「約定若是簡○傑成功一次，我可以抽取新台幣2000元的介紹費，但至今我都沒有拿到報酬」、我沒有指揮簡○傑去作詐騙工作，關於簡○傑所稱開銷、見面等事情「我不知道」，也都沒有說過叫簡○傑交錢給鄒○辰，「簡○傑面交成功之後款項會交給傑瑞，再由傑瑞給他報酬.....，我會知道是因為傑瑞會拿介紹費...2000給我，我有問傑瑞」、「（你於上述筆錄稱，你沒有拿到介紹費因為簡○傑沒有成功，為何之後又改口稱有拿到介紹費？）我上面記錯了，我有拿到一次介紹費2000元，由傑瑞拿給我的」，簡○傑與被害人接觸時「我是透過手機確保簡○傑有沒有被警方抓走，但我不會向任何人回報」，「傑瑞是向簡○傑收水及注意他有沒有被抓走的上手」、「傑瑞負責向簡○傑收取面交所得之款項. ..鄒○辰在這次詐騙工作沒有擔任任何角色」等語（110少連偵130卷34-38頁）。　2.依據上開警詢內榕，周賢榕對於不利自己、且可供喚起記憶之附表對話，直指時間太久而忘記，而對其餘親身參與之案情前後迴避；但對不利被告附表的一句對話，卻明確指稱簡 ○傑上手是被告傑瑞，又對有無收取「介紹費」侃侃而談，但前後又不相一致。參諸附表對話，周賢榕很明顯是指揮簡 ○傑之人，則周賢榕是否推諉卸責、栽贓嫁禍，而有遂行分散風險利益之誘因，甚有合理懷疑存在。是其警詢對被告不利之陳述，有重大瑕疵，亟待補強。　㈡周賢榕偵訊陳述略以：　1.其於偵訊時再稱：「是簡○傑問我有無車手可以作，我就問傑瑞，傑瑞說有，後來他去問他的朋友，這件事我就沒有再干預了」，簡○傑取款後錢拿給傑瑞，傑瑞算是車手頭，本件我只負責介紹簡○傑給傑瑞認識，「不是我指揮他（簡○傑）的，是傑瑞的老闆指使他的」，錢應該是交給傑瑞等語（同上卷149-150頁）。　2.核其所述，一再強調是被告介紹，「我沒有再干預」、「不是我指揮」等語，並將簡○傑所有犯罪上下游之指揮、交錢對象全部指稱為傑瑞，與證人簡○傑警詢起始所述（周賢榕指揮、錢交給鄒○辰）全然不符，亦與附表對話情節所顯示嚴重衝突，其上開偵訊所陳，亦無異全數推由被告為上游，甚難採納。　㈢周賢榕於原審證稱：　1.簡○傑想作詐欺，於是將之介紹給傑瑞，後來簡○傑說當車手有成功，簡○傑沒有交錢給伊，「簡○傑有問我說是交給誰，我就說叫他去交給傑瑞，因為這個我是沒有去干預，我只有跟他說你賺到的錢你就拿2000給我就好，就當介紹就好」，附表對話「時間太久，我有點忘記為什麼會這樣問」，對話中說不用密傑瑞指的就是被告，伊並未負責監督簡○傑、簡○ 傑取款實際交給誰也不清楚等語（原審卷二39-47頁）。　2.據上，其所謂「介紹費」究竟為被告傑瑞給予、抑或簡○傑給予，並不一致；且周賢榕強調僅是介紹、不再干預等語「倘若」屬實，簡○傑就是逕自加入以被告傑瑞為上游之詐騙集團，那麼又何以需要詢問周賢榕錢要交給誰，又何以在附表對話中言聽計從，亦顯然可疑。凡此疑義，均有違周賢容自身所描述之情節，益徵周賢榕之證詞無足採信，無法與簡 ○傑之證詞相互補強。三、手機通話紀錄，周賢榕與簡○傑之臉書訊息對談，均無法與前述證詞相互補強：　㈠經查，卷內雖存有被告門號0000000000電話號碼於同日10時4 2分許撥打至簡○傑之紀錄，惟此情經被告所否認（110少連偵130卷13頁），且與簡○傑前揭警詢所稱「周賢榕12時許告知特定地點待命、告知被害人特徵」等時間、情節均明顯不符。又簡○傑雖稱：面交對象訊息是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暱稱「電話號碼」之被告而來等語，倘若無訛，佐以飛機通訊軟體既可加密、銷毀訊息，屬眾所周知事項，則被告既有飛機通訊軟體帳號可以通訊，又何以必須要用手機門號、提前於取款時間近兩個小時聯絡告知被害人特徵，同非無疑。再者，簡○傑對於上開通話內容，均無任何明確證述（例如通話內容告知何處、特徵為何、如何行動等），無從知悉被告是否確實告知被害人特徵、或其具體內容為何。是上開僅一次之通話紀錄，難以充分補強簡○傑、周賢榕不利於被告之陳述。　㈡附表對話無法認定被告具體參與犯罪情形：　1.依據附表對話，明顯可見周賢榕主動向簡○傑稱「明天記得」、「明天一樣遊戲找我」，並叮囑「自己小心，記住不要再用自己的」、罵稱「幹老闆訊息不用回嗎」、「老班剛打來屌我們」、「在一次自己知道」，後續不斷詢問現場狀況；簡○傑於過程中尚主動向周賢榕回報「哥哥，我出門了」，並在周賢榕罵稱上語後致歉，且不斷應周賢榕詢問回報現場。足見附表對話顯示之內容，與簡○傑最一開始警詢所稱之周賢榕為上游情節互相吻合，亦與簡○傑警詢初始供稱係「周賢榕告知我對象的特徵、穿著及普重機車車號......，要我在現場監控被害人出門情形並即時回報」等語相應。足見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可認告知特徵者為周賢榕，而非被告。　2.附表對話雖有「不用密傑瑞」等語，惟細繹其對話脈絡，是周賢榕主動稱「不用密傑瑞」，簡○傑詢問「密你就好了嗎？」，周賢榕再稱「密我跟老闆」。倘若被告確為先告知簡 ○傑關於被害人特徵之人，抑或公訴意旨所謂「車手頭」，如何可能僅單由周賢榕片面傳達上述訊息，即將被告排除在外。更足見被告傑瑞「縱然」與本案詐欺集團有關，亦非如檢察官所指車手頭之上游任務，而僅「可能」是如同簡○傑擔任車手任務般，就個別車手任務依指示而為，也正因此之故，周賢榕才可片面如上訊息內容指示，逕自將其排除在本案共犯範圍之外。　3.再詐欺集團之分工，依其具體規模、安排及個案情節，可能有相當不一致的情形。於本案證人簡○傑、周賢榕所描述而共通者，於本案集團可能有最上游之老闆、取款之簡○傑，倘若依據附表對話，傳達告知地點及指揮之人則明顯為周賢榕，而無其他。從而，被告所擔任的任務是否如檢察官所指「車手頭」既不清楚，周賢榕所稱「不用密傑瑞」一語，於事理上，被告有可能是如同簡○傑般下游等待面交者，也有可能是後續等待轉手收款者，也有可能是等待訊息回報者，亦有可能是純粹介紹者（周賢榕不願意讓傑瑞知道，免除介紹費），甚至有可能是其他方式到場者（如同被告在後述被判有罪案件所為親自取款行為），抑或意欲加入、但未能受本案犯罪組織所納而無法參與犯罪之人。但無論如何，憑證人簡○傑、周賢榕之證述、1個通話紀錄及附表對話紀錄，均無法相互補強，而得確信被告即係告知本案取款對象即被害人特徵之人（或其他具體犯罪行為），亦難以認定被告係檢察官所指「車手頭」之人。準此，被告雖然「有可能」與本案集團有關，但其任務及具體行為均屬不明，且因本案最後屬於未遂，被告仍有可能未及參與犯罪。於上開情形，既然均有合理可疑之處，即無從逕自論斷被告有參與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擔任車手頭，而與簡○傑、周賢榕共同犯罪之具體情節。　㈢綜上所述，本案不能僅憑上開無法相互補強之證據，認定被告確實係公訴意旨廣泛所指參與詐欺犯罪組織擔任「車手頭」，亦無法認定其有告知被害人特徵，而具體參與本案犯罪情節。四、本案無其他補強證據：　㈠公訴意旨以告訴人乙○○於警詢中之指訴為證據，待證事實為「全部犯罪事實」等語（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2），惟告訴人乙○○於警詢時，顯然僅有陳述其受詐欺、發覺有特定特徵之人即簡○傑監控、認為有異而報警之經過（110少連偵130 卷27-29頁），與被告有無或如何參與並無關聯，無從證明「全部犯罪事實」，亦難作為被告犯罪之補強事證。　㈡公訴意旨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製作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張、扣案少年簡○傑手機及FACEBOOK通訊內容照片 10張作為證據，經核關於通訊內容業經本院指駁如上，至多僅能證明同案被告周賢榕、少年簡○傑或案外人鄒○辰參與犯罪，無從作為補強被告犯罪之證據。　㈢公訴意旨持臺北地檢署109年偵字第17731號、桃園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18187號起訴書為證據，證明「被告除本案外，另曾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類似手法對他人實施詐欺行為」等語（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6）。然而，起訴書本身僅能證明「檢察官認定並訴追特定犯罪事實」之訴訟程序，不能證明「檢察官追訴之事實」為真。況且：　1.臺北地檢109年偵字第17731號起訴之案件，嗣經臺北地院以 109年度訴字第1204號判決有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1933號判決撤銷驅逐出境部分、其餘上訴駁回而確定，其經起訴（及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是被告於109年5月25日依據詐騙集團之指示，親身前往指定地點取走裝錢紙袋等過程，上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卷附上開書類可資參照。是關於被告參與之方式、手段或其他案情，均與本案經訴追之情形無所相似，難以推論被告本案客觀上參與犯罪。　2.桃園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187號起訴之案件，嗣經桃園地院以109年度訴字第1280號判決有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483號判決撤銷驅逐出境部分、其餘上訴駁回，再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4239號駁回被告上訴而確定，其經起訴（及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也是被告於113年5月 27日親身取走裝錢紙袋而犯罪（證據出處同前），亦難成為被告本案參與犯罪之證據。　㈣公訴意旨持臺北地院110年度審訴字第1277號判決為證據，證明「被告參與本案犯行之事實」等語（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 7），惟判決書本身僅係「承審法官認定該案之被告及犯罪事實」之判決文書，並且因判決確定對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發生既判力，對於其他社會事實不能產生形式確定力及實質確定力，形式上不能拘束另案認定，實質亦不能證明「法官認定該案被告以外之人犯罪」為真。從而，上開臺北地院11 0年度審訴字第1277號判決，既僅係判決「周賢榕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其所描述「傑瑞」部分，不能作為本案實質之補強證據。五、依據上開證據整體評價，自同案共犯證人簡○傑、周賢榕被查獲後歷次陳述之內容，已見其等陳述前後甚不一致，且有彼此衝突之情形，亦不能排除卸責被告，或迎合問題、貼近偵查機關轉述、邀彼等刑度寬典而為損人利己之意圖，而有重大瑕疵。又前開手機通話紀錄或附表對話內容，無法補強前述共犯證人不一致陳述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犯罪程度，且上開證據得據以推認被告（未）參與情節之可能性甚多，無法具體認定犯罪行為內容為「被告屬於告知特徵之人」之情節，遑論公訴意旨抽象所指參與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擔任「車手頭」。至其餘證據資料，均無從作為簡○傑、周賢榕所為不利被告供述之補強證據。綜上，檢察官所指本案被告參與犯罪之情節既仍有合理可疑，本於「罪證有疑、唯利被告」之裁判準則，應為被告無罪認定。伍、撤銷改判無罪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未遂及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l項後段參與犯罪組織罪，固非無見。惟原審就卷內事證為不同評價，容有未洽。被告否認犯罪並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銘裕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海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附表周賢榕簡○傑備註明天記得 109/07/22 北檢軍少連偵1卷72頁哥哥　你看一下飛機哥哥　你看一下飛機可以嗎我沒用飛機好（你移除了一則訊息）所以你明天不用下是嗎（比讚）（比讚）（比讚）明天一樣遊戲找我好哥哥　我出門了 109/07/23 北檢軍少連偵1卷72頁在哪板好（比讚）自己小心記住不要再用自己的知道了到現在有東西嗎沒在等好我在晃好（比讚）（比讚）回 109/07/23 北檢軍少連偵1卷73頁（比讚）目前狀況正常　還在等幹老闆訊息不用回嗎要老班剛打來屌我們我抱歉正在前往中抱歉哥好在車上在一次自己知道知道有東西嗎（比讚）有　在等等朋友嗎對在等朋友好（比讚）應該說是等電話跟朋友好目前還在待命是嗎是前剩多少錢差不多兩千五百在等朋友出來好這一個朋友拿考卷的多少還不知道　在等朋友出門好不用密結瑞傑 109/07/23 北檢軍少連偵1卷74頁密你就好了嗎？密我跟老闆好朋友去倉庫好目前在等好（比讚）有說多少嗎沒說好還在等嗎對好等到條子都來好離開跟上面說我很傻眼　我在吃東西（比讚）好撤

2024-12-24

TPHM-113-上訴-3471-20241224-1

易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455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漢城居臺中市○○區○○路0 段○○○○巷0弄0 號0 樓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893 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漢城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漢城（下稱被告）與林明城（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林明城，於民國113 年4月29日8 時24分許，抵達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 段與軍和路口之統一超商金西屯店後，即由被告先行下車進入店內，前往耳機貨架區查看後，步出店外，要求林明城入內竊取耳機，並將機車騎離上開超商至附近等待，林明城繼而進入店內，竊取由告訴人即該店店長蔡仲聞（下稱告訴人）所管領、放置於貨架上之價值新臺幣（下同）1, 980 元之重低音藍芽耳機2 個，得手後，即離開該店，步行前往被告停車處與被告會合，由被告搭載離開。嗣上開超商店員發現耳機短少後，經告訴人調閱監視錄影發現，並報警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 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意即被告或共犯之自白得藉補強證據而足認與事實確係相符，苟於認事之中未有充分之補強證據可互為援用，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亦另存有悖離事實之疑慮時，自不得遽為論斷被告之罪刑。而共犯縱經轉換為證人，且所述內容一致，仍屬共犯自白之範疇，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亦不能因其已轉換為證人，即謂得以該證詞（按仍屬自白之範疇）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足認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證據。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竊盜罪嫌，無非以：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②同案被告林明城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自白、③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④行竊過程之監視錄影翻拍畫面1 份、⑤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籍資料1 份，為其論罪之主要依據。四、訊據被告固坦認當時有與林明城同至統一超商金西屯店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與林明城共同竊盜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叫林明城進去偷，從頭到尾我都沒有看到耳機，我那天要帶林明城去上廁所等語。五、經查：㈠、被告騎乘機車搭載林明城，於113 年4 月29日8 時24分許，至統一超商金西屯店後，被告先進入店內，再步出店外；其後，林明城進入該店內竊取告訴人管領之重低音藍芽耳機2 個得手，再離開該店與被告會合，搭乘被告之機車離開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核與證人林明城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又告訴人管領之重低音藍芽耳機2 個遭竊乙節，亦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復有監視錄影翻拍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㈡、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明城於警詢時固供稱：我當天去超商上廁所，看到貨架上的藍芽耳機有喜歡，就將商品偷走了等語（偵28932 卷第76頁），惟並未供承係依被告指示竊取該藍芽耳機，難認被告就上揭藍芽耳機與林明城有竊盜之犯意聯絡。又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明城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訊以「是否為陳漢城叫你進去偷的？」「究竟是？還是不是？」雖均答以「是」（偵28932 卷第140 頁），惟觀其回答之全部內容，係：「（問：陳漢城進去超商做什麼？）陳漢城沒有拿什麼；（問：到了超商之後，是否陳漢城先進去，出來之後換你進去？）對；（問：陳漢城進去之後出來跟你講什麼？）沒有講什麼；（問：那為何陳漢城先進去？）就是一直利用我；（問：陳漢城一直利用你做什麼？）拿超商的耳機；（問：這件你去超商拿耳機的事情與陳漢城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問：是否為陳漢城叫你進去偷的？）是；（問：究竟是？還是不是？）是；（問：那你為何剛才說沒有關係？）（不語）；（問：你偷來的耳機給誰？）我自己要用的；（問：你自己要用的，為何是陳漢城叫你去偷？陳漢城究竟有無叫你去偷？）是有；（問：那偷耳機要幹嘛？）是藍芽耳機；（問：你偷這個耳機要做什麼？）我不會用；（問：你不會用那你給誰用？）給陳漢城用；（問：陳漢城有無跟你講說要偷哪一個嗎？）有；（問：陳漢城怎麼說？）他是一直利用我，沒有去拿，他會打我；（問：你當天拿到的藍芽耳機拿去哪裡了？）丟掉了；（問：你剛剛不是說拿給陳漢城用？為何又說丟掉了？到底為何？）我講的真的；（問：哪一個部分是真的？）我是拿給陳漢城；（問：本案涉犯竊盜罪嫌，是否承認？）我承認等語（偵28932 卷第140 至 141 頁），對於①被告是否與本案有關？②其是否依被告指示而竊盜本案藍芽耳機？證人即共同被告林明城於偵訊前後所述相異，容有瑕疵可指，亦難認被告與林明城就本案有何竊盜之犯意聯絡。況證人林明城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並沒有叫我去拿耳機，是我自己要去偷的；被告從頭到尾沒有看到藍芽耳機；耳機我偷完就丟在路邊等語（本院卷第237 至 247 頁），益證本案耳機係林明城自己決意竊取，並非依被告指示行竊，更可見被告就本案耳機並無與林明城有竊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㈢、本案除林明城上揭警、偵中之供述外，固有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監視錄影翻拍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籍資料可稽。而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至多祇能證明其管領之藍芽耳機遭竊；卷附之監視錄影翻拍畫面1 份，祇能證明同案被告林明城徒手竊取藍芽耳機；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籍資料1 份，僅能證明本案當日係由被告騎乘之事實；此與林明城之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互核，仍不能推論被告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意圖，亦不能推論被告與同案被告林明城間就此行為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易言之，前開補強證據之質量，即使與林明城之前揭偵查中供述相互核對，仍不足使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罪事實獲得確信。本案自不得僅憑林明城偵查中單一且有瑕疵之自白，而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六、綜上，檢察官就被告於前揭時、地與林明城共同竊盜所舉事證，尚難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應認被告被訴竊盜之犯行尚屬無法證明，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謝宏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建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何惠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2024-12-24

TCDM-113-易-2455-2024122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66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光華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郭博益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0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9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被告陳光華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將原判決理由四、所載「被告朱家昌」更正為「被告陳光華」及理由補述如後外，餘引用原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劉俊佑自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述本案手槍係其依被告指示，前往臺北市萬華區「阿德」之人住處取得，且劉俊佑於其所犯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判決確定後，仍於原審證述如上，堪認劉俊佑並無栽贓嫁禍他人，以規避自己責任之必要，是其應無構陷被告之可能。　㈡觀被告與劉俊佑之對話紀錄，被告於111年6月9日23時53分許傳送「我老大的意思就是」、「(螢幕翻拍照片)老大那藝術品阿德那裏我該怎做那嚜我帶柚子去找阿德把藝術品拿回來？」、同年6月10日0時4分許被告與劉俊佑有10分3秒長之語音通話、同年6月10日0時17分許傳送「順便跟你講」、同年6月24日10時46分許傳送「上來帶成功品」、「斷點」、同日23時38分許傳送圖釘定位為臺中市太平區129縣道000號，輔以劉俊佑證述：LINE對話紀錄裡面被告跟我講藝術品就是指槍枝、成功品就是爆裂物，我記得那時候就是要去拿取本案手槍，被告跟我講到要請我去阿德的住處拿槍，是通話中講的，被告不是打文字給我，被告說上來帶成功品，是因為當時我要跟被告去拿金融卡要找被告，他要我順便把成功品即爆裂物帶過去等語，顯見被告早於111年6月9日即指示證人劉俊佑拿取本案手槍及爆裂物，而被告於同年6月24日劉俊佑取得本案手槍及爆裂物之後，被告即傳送會合地點給劉俊佑，要求劉俊佑攜帶本案手槍及爆裂物與被告會合。再者，被告自承因劉俊佑在被員警緝獲前，有將本案手槍攜至其住處展示，而知悉劉俊佑持有手槍，然依常理，倘被告並未指示劉俊佑拿取本案手槍及爆裂物，殊難想像劉俊佑會無緣無故展示本案手槍及爆裂物給被告觀賞。綜上，原審遽為被告無罪諭知，尚嫌速斷，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殊不能逕以共犯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縱使共犯先經判決確定，並於判決確定後以證人之身分到庭陳述，惟其陳述之內容即使與先前所述內容相符，仍不啻其先前所為自白內容之延續，並非因該共犯業經判決確定，即可認其在後之陳述當然具有較強之證明力，而無須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0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證人劉俊佑於警詢時供稱：陳光華用LINE通話指示我去取手槍等語（偵6818卷第51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跟我講拿取本案手槍是用電話講的等語（原審卷第266至295頁），雖就被告係以語音通話方式交代取槍一情證述一致，然為被告所否認，復無其他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是此部分事實僅有共犯劉俊佑之單一證詞，尚難憑採，自不能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㈡就被告究竟指示劉俊佑僅拿取本案手槍或是本案手槍及爆裂物一節，證人劉俊佑先於警詢時供稱：陳光華一開始只交代我拿取手槍，是我到場後想說上開物品（指爆裂物等）都是證物應該有相關聯，所以一起攜帶等語；又於警詢時改稱：他打LINE跟我說，要我北上去他之前住的地方，拿手槍及爆裂物回來臺中交給他等語（偵6818卷第53頁、第76頁）；另於偵訊時證稱：陳光華叫我去阿德那邊拿手槍，我看到爆裂物我就順便一起拿走；是6月22日還是23日我開朋友的馬自達過去的等語（偵27873卷第200頁），其供述被告指示拿取本案手槍部分雖係一致，惟就是否包含爆裂物部分已有前後不一，仍難遽信。再者，證人劉俊佑於偵訊時證稱：LINE對話紀錄裡面被告跟我講藝術品就是指槍枝、成功品是指爆裂物等語（偵27873卷第382頁），而依卷附被告與證人劉俊佑之LINE對話紀錄（偵6818卷第155至347頁），被告傳訊息向證人劉俊佑說「上來帶成功品」之時間是111年6月24日2時4 6分許，此與證人劉俊佑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係於被抓前幾天受被告指示至臺北萬華「阿德」住處拿取本案手槍等語，亦有不符；況且，所謂「上來」依吾人生活經驗意指北上，而證人劉俊佑當時正身處北部汽車旅館，被告則位於臺中，證人劉俊佑如何「北上」帶成功品交給被告，則證人劉俊佑所述藝術品就是指槍枝、成功品是指爆裂物之內容，自難遽信，是被告雖於111年6月9日23時53分許傳送「我老大的意思就是」、「(螢幕翻拍照片)老大那藝術品阿德那裏我該怎做那嚜我帶柚子去找阿德把藝術品拿回來？」訊息予劉俊佑，自難以此遽認「藝術品」係指槍枝。是以，檢察官上訴所陳被告早於111年6月9日即指示證人劉俊佑拿取本案手槍及爆裂物部分，顯與事證不符，尚難憑採。　㈢至被告雖自承劉俊佑在被員警緝獲前，有將本案手槍攜至其住處展示，而知悉劉俊佑持有本案手槍，然此與證人劉俊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那時候從臺北下來，還沒到那裡之前就先被警察查獲，所以沒有在查獲前先跟被告見面，讓被告看到本案手槍等語（原審卷第286至287頁），則被告上開供述與證人劉俊佑所證不符，亦無其他事證可佐，尚難遽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以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所陳，亦難憑採。　㈣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均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審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尚無不符，並經本院補充說明理由如上。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涉有本案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姿吟提起上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姚勳昌　　　　　　　　　　　　　　　　　　　法　官　陳茂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提起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盧威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2-17

TCHM-113-上訴-1166-202412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00號上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宏志選任辯護人王品懿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88號、第2244號、第45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宏志與張○○（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另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22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7月確定）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所公告列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不得販賣，竟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提供毒品及決定要販賣毒品的對象，再由張○○出面與起訴書附表所示前來彰化縣○○市○○路○段000巷00號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人進行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毒品交易。員警接獲檢舉線報後，對張○○ 上開住處進行監控，於監控過程中，發現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購買毒品之人於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時間前去張○○之住處，行跡可疑，乃於民國112年1月10日分別對被告及張○○執行拘提及搜索，在上址扣得被告持有行動電話2支及本票3張（於被告所涉妨害自由案件中另案處理）；張○○持有之分裝夾鏈袋1包、電子磅秤1台、毒品吸食器1組、玻璃球吸食器2個、塑膠鏟管3支、iPhone行動電話1支、小米攝像頭1個等物（另於張○○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聲請宣告沒收)。因認被告共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21 次之罪嫌。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參照）。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另案被告張○○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及證人王○○、蔡○○、何○○、黃○○、何○○、謝○○、黃○○ 、黃○○、蕭○○、陳○○、許○○、陳○○之證述，並有被告住處外之監視影像擷取照片、路口車牌辨識照片及員警之統計表、被告之行動電話擷取畫面照片、陳沛瀠之郵局帳戶歷史交易明細在卷可稽，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辯稱：伊並沒有與張○○共同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王○○等人，亦無涉入幫助聯繫之情事，伊與張○○係朋友關係，伊因不敢讓家人知道伊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所以伊都去張○○住處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語。五、經查：　　　㈠關於證人張○○之證述如下：　⒈證人張○○於112年2月16日警詢證稱：我販賣毒品安非他命的來源是陳欣佑（即更名後之被告陳宏志），他會先到我家裡聯絡他的小弟，之後小弟再將安非他命送到我家，之後陳欣佑才會從我家出去把安非他命拿進來家裡給我，如果我當天身上有現金，我就會給陳欣佑，如果我當天身上沒有現金，陳欣佑就會在我家裡等，等到其他藥腳來購買安非他命，我販賣安非他命的錢就會拿去買點數抵押向陳欣估購買安非他命的錢。（問：所以你是替陳欣佑販賣毒品安非他命還是向陳欣佑購買毒品安非他命再販賣給其他藥腳？）我是替陳欣佑販賣毒品安非他命，因為我都沒有拿到錢。（問：你替陳欣佑販賣毒品安非他命，你有無獲得任何好處或酬勞？）都沒有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4505號卷〈下稱偵4505號卷〉二第42至44頁）。　⒉證人張○○於112年2月16日偵訊證稱：陳宏志買的遊戲幣是星城。是我自己用賣毒品的所得去匯的。毒品的來源都是陳宏志提供的。我把毒品賣掉後也不用給陳宏志錢，就是幫他買遊戲幣，他有時候一天就玩掉新臺幣1萬多元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1276號卷第168至169頁）。　⒊證人張○○於112年3月7日偵訊證稱：幫陳宏志買星城ONLINE的遊戲幣，是我拿販賣毒品的所得去買遊戲點數給他。我上次也有說過，陳宏志有問我為什麼要將買遊戲幣的單據留下來，因為我是為了要自保。如果我今天沒有被法院接續羈押，我回去後會趕快把相關單據提供给檢察官，之後我也願意配合，隨傳隨到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1788號卷〈下稱偵1788 號卷〉第369至370頁）。　⒋證人張○○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麻煩陳欣佑幫我調甲基安非他命，而不是我直接向陳欣佑買甲基安非他命，如果陳欣佑有幫我調到毒品，我再轉給藥腳，陳欣佑在幫我調毒品的過程中，他不知道我是要轉給我的藥腳，我之前是跟一個「阿豪」拿的（見原審卷第162至165頁）。我之前做過四份筆錄，都沒有咬陳宏志，該次應該是我被收押禁見了，我就說好，都照你們跟我說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58頁）。在我收押禁見的時候，我承受不了，因為家裡有小孩跟母親，我只是想說是否能讓我出來，所以說要我怎麼做我都願意等語（見原審卷第160頁）。　⒌至於證人張○○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我於警詢中沒有講一個叫陳欣佑的男子將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拿來給我，由我去賣給其他藥腳，當要販賣時要詢問陳欣佑，經過他同意才能賣等語（見原審卷第152頁）。我也沒有在警詢中說過如果當天身上有現金就會給陳欣佑，如果沒有現金，陳欣佑就會在我家等，等到其他藥腳來購買等語（見原審卷第153頁）。我絕對沒有講我是替陳欣佑賣甲基安非他命等語（見原審卷第 154頁）。警詢中我沒有說毒品來源都是來自陳宏志，我只是幫他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等語（見原審卷第158至159頁）。我於警詢不會去講我販賣毒品需要陳宏志的同意才能賣給藥腳，也沒有講曾經跟陳宏志說我不想販賣毒品，不過他聽了有點不高興，我就害怕，所以繼續替他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等語（見原審卷第159頁）。惟經檢察官聲請本院當庭勘驗相關警詢之錄音光碟，經本院勘驗結果，證人張○○ 於112年2 月16日（第4次）警詢確有上開陳述，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5至109頁），足認證人張○○於原審審理時所為其並未於警詢為上開證述之內容顯與事實不符，是以其於原審審理時關於其於警詢未為上開陳述之證述顯不實在，而不足採。　⒍綜合以上證人張○○原審審判前後之證述，可知其先後證述內容差異甚大，而證人張○○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原審審判前之所以提到被告，係因其遭到羈押，想出來照顧小孩與母親之因素，且依證人張○○於警詢證稱其取得甲基安非他命之情節，似乎被告係將甲基安非他命販賣與證人張○○，如該時證人張○○手邊有錢，即會當場支付毒品價金，如證人張○○手邊無現金支付毒品價金，則被告即會在證人張○○住處等證人張 ○○向購毒者收取價金後，再購買遊戲點數與被告使用，至於證人張○○究係替被告販賣毒品或係其向被告購買毒品後再販賣與其他藥腳，證人張○○均係以其有沒有拿到錢或酬勞為區別，而證稱其係替被告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顯與法律上區別替他人販賣毒品或先向他人購毒後自己再販賣毒品與他人之要件不符，是以自不得以證人張○○於警詢以其沒有拿到錢或酬勞即係替被告販毒之證述，即認定證人張○○於警詢證述之情節即係其確與被告共同販賣毒品。證人張○○就其是否與被告共同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購毒者既有前後證述並不一致且差異至鉅之情形，實難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判斷依據。　㈡證人陳○○於偵訊證稱：警方有提示我騎乘車號000-000號機車去彰化縣○○市○○路000巷00號巷子裡面的三合院給我看，那三次（按111年10月11日、同年11月13日、同年12月4日）都是我自己騎車的，前面2次我去那邊是去找佑哥進行毒品交易，第三次我去那邊是去找張○○進行毒品交易，我都是單純去買毒品，每次都是購買1千元的毒品等語（見偵1788號卷第178至179頁）。是以依證人陳○○之證述，就起訴書附表編號21所示證人陳○○於111年12月4日購買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部分，係由張○○為毒品交易，尚無從遽以認定係由被告與張○○ 共同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證人陳○○。檢察官雖聲請傳喚證人陳○○到庭證述，惟其並未到庭，且證人陳○○仍通緝中，而無從拘提到庭，附此敘明。　㈢按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即令複數共犯之自白，所述內容互為一致，其證據價值仍與自白無殊，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另一證據，殊不能以複數共犯所為供述一致，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574 號判決意旨參照）。況於販賣毒品之情況，因所涉罪質甚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又設有販賣毒品者若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當有為偵查機關誘導、或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其共犯自白之真實性自有合理之懷疑。是販賣毒品者關於其係與他人共犯之供述，更必須有堅實之補強證據佐證，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俾貫澈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及嚴格證明之基本原則。而證人張○○為本案公訴意旨所指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購毒者犯行之共犯，是其就其他共犯即被告有本案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購毒者之犯行之證述，須有補強證據以資證明與事實相符，否則其之證述恐有誤入他人於罪之情形。惟證人張○○就其是否與被告共同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購毒者前後證述並不一致，而難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判斷依據。再就證人張 ○○於原審審判前所指，收到的毒品款項幫被告購買遊戲點數以為交付乙情，惟依卷內之所有紀錄，整理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日期可知，證人張○○所有幫被告購買點數之紀錄，均發生在111年12月30日之後，即全數在本案所指犯行之時間之後，當完全不能作為證人張○○於審理前所證之補強證據或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亦屬明確。至於就起訴書所指之時間，被告之甲車有無出現在張○○住處附近乙節，經整理監視器時間對比如原判決附表三，可知僅有編號3、7至9、17、20（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1）部分有被告之甲車出現在證人張○○住處之情形，此佔整體起訴之各次僅屬少數，況即便有此情形，亦有各種可能情形，當不能以此即謂能佐證被告犯本件檢察官所指之共同販賣毒品罪。六、綜上所述，被告辯稱並未於公訴意旨所載時、地與張○○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購毒者等情，尚非全然無憑。而依舉證分配之法則，對於被告之成罪事項，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法院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本案依憑卷內現存證據資料，仍有相當程度之合理懷疑存在，無從僅憑證人張○○前後不一之證詞，又乏其他充足事證得以補強佐證，即率然推斷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列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原審因此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判決被告無罪。經核原判決對於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上開犯行，業已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且無違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自無違法不當之瑕疵可指。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證人張○○固於113年4月30日審判期日翻異前詞，為被告為有利之證述。然細觀其翻異情狀，是到達為求袒護被告而不擇手段、口不擇言的程度，由此反而可見該證人當日所為對被告有利之證言可信度甚低，應盡不予採信。㈡申言之，檢察官於上開涉案翻供期日，係以朗讀方式，覆誦證人前於警詢所親為之證述，並單純提問證人有無曾經於該次警詢過程中說過類似意旨的相關話語，惟證人對於自己親口所述並已白紙黑字紀錄於警詢筆錄之證詞，大量地以睜眼說瞎話的方式，回以：沒有說過這些話、警察自己擅載的等離譜回覆。嗣經檢察官進一步確認，證人仍將錯就錯，持續就顯然虛偽之事實為證述，如（見113年4月30日審判筆錄第6至7頁，證人就此部分所涉偽證罪嫌部分，另行偵辦）：「檢察官問：妳說妳剛剛講的那些話，講出來結果警察把它記成這個樣子？證人答：對」；「檢察官問：你任何類似的意思都沒有講，結果警察打上這兩行字是嗎？證人答：是」。㈢據上，證人於涉案翻供期日所為證詞，表面形式上固對被告有利，然實質上因證人該次全盤否認程度過於離奇，就客觀上至明之事，亦強行視而不見，顯見證人於該次期日之證述，均僅係出於為被告脫罪之強烈主觀目的所虛為。對於有如此瑕疵，甚至達到犯罪程度之證詞，自當悉數不宜採信，因而也不存在足生合理可疑之前後證詞矛盾，而在此前提下認定被告犯原起訴書所揭之罪嫌，並無冤枉，請撤銷原審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　㈡惟查：　　證人張○○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於警詢中沒有講一個叫陳欣佑的男子將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拿來給我，由我去賣給其他藥腳，當要販賣時要詢問陳欣佑，經過他同意才能賣。如果當天身上有現金就會給陳欣佑，如果沒有現金，陳欣佑就會在我家等，等到其他藥腳來購買及我是替陳欣佑賣甲基安非他命等語，經本院勘驗結果，證人張○○於警詢確有上開陳述，是以證人張○○於原審審理時所為其並未於警詢為上開證述之內容顯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採。惟證人張○○除上開證述內容顯與事實不符之外，就其是否與被告共同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購毒者既有前後證述不一致且差異至鉅之情形，實難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判斷依據。而證人張○○為本案公訴意旨所指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起訴書附表所示購毒者犯行之共犯，是其就其他共犯即被告有本案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附表一所示購毒者之犯行之證述，須有補強證據以資證明與事實相符，否則其之證述恐有誤入他人於罪之情形。惟證人張○○就其是否與被告共同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購毒者前後證述並不一致，而難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判斷依據，亦無其他足資作為證人張○○於原審審理前所證之補強證據以佐證被告犯本件檢察官所指之共同販賣毒品犯行，或認定被告共同販賣毒品犯行之積極證據，已如前述，是以檢察官仍以前開理由指摘原判決被告無罪為不當，提起上訴，即屬無據。本案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賴　妙　雲　　　　　　　　　　　　　　　　　法　官　陳　茂　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　朔　姿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抵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2-12

TCHM-113-上訴-1100-20241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