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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316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源東輔佐人即被告之子鄭宇崴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42 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鄭源東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之妨害公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上述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鄭源東於民國113年5月6日上午11時許至中午12時許止，在桃園市大溪區瑞安路某工地內飲用酒類後，明知飲酒後已達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程度，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下午4時許，自桃園市○○區○○○○00○0號住處騎乘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路。嗣於同日下午5 時許，行經桃園市大溪區瑞安路1段557巷口前，為警攔查，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89毫克，俟警員王柏原告知必需將其移送，請其配合，鄭源東即逕自欲發動機車離去，經警員王柏原示意鄭源東趴下、坐下，鄭源東猶不予理會，警員王柏原乃將鄭源東拉扯在地欲行逮捕，詎鄭源東明知警員王柏原係到場執行警察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對依法執行職務之鄭源東辱稱「幹你娘」、「你現在給我銬，幹你娘機掰哩」等語，並不斷掙扎抗拒逮捕而站起，警員王柏原乃呼喊路人協助，而由警員王柏原與路人2人將鄭源東壓制在地進行上銬，鄭源東乃基於妨害公務執行之犯意，出腳、膝襲擊警員王柏原身體，致警員王柏原受有腹壁擦挫傷、右前臂擦挫傷、右手無名指擦挫傷等傷害（其中被訴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撤回告訴，詳後述）。二、案經王柏原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認該供述證據具證據能力。至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一、上揭犯罪事實，訊據被告鄭源東於本院審理時坦白承認，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柏原於偵查中之供述之情節相符，並有員警王柏原於交通警察大隊大溪分隊製作之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酒駕當事人酒精測定紀錄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各1份、警員密錄器內之截圖照片13張、檢察事務官所製作之密錄器光碟勘驗筆錄 1份、密錄器光碟1張、警員傷勢照片、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述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罪、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妨害公務罪、侮辱公務員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㈠、按中華民國111年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40條規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㈡、觀諸密錄器事件始末，可見被告經測得酒測值超標後，警員猶好言相勸敦促其配合，然被告不予理會欲逕自發動機車離去，警員始使用強制力將其拉扯在地，以阻止其離去進行逮捕，而被告於此逮捕過程中口出「幹你娘」、「你現在給我銬，幹你娘機掰哩」等語，目的自係在阻止警員逮捕行為，其主觀上顯有妨害公務之犯意甚明。又被告上揭辱駡警員之行為，除造成執勤警員之心理壓力外，因該等穢語導致警員不悅而引發之口角爭執，亦延滯警員執行職務之時間，對於本件公務之執行造成相當程度之干擾，已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無訛。申言之，本案係被告不顧警員相勸而欲自行離去所導致，使警員不得不使用強制力進行壓制，過程中員警已多次再勸「不要逼我(台語)」、「你差不多一點(台語)」，被告仍拒不配合，因而升高衝突，警員已盡可能採最小侵害手段為之，被告猶以上開言語謾罵，難認屬合理質疑或批評公權力之言論，而已逸脫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㈢、核被告鄭源東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公共危險罪、同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妨害公務罪、同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被告所為之酒駕公共危險罪、侮辱公務員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駕車之危害及酒後不應駕車之觀念，已透過學校教育、政令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介紹傳達各界周知多年，詎其仍無視於自己與其他不特定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為圖方便而犯本案犯行，罔顧公眾之交通安全，所為應予非難；又明知警員王柏原係到場執行警察職務之公務員，竟以前揭手段妨害警員公務之執行，法治觀念薄弱，於執行取締酒駕交通勤務之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先以上揭言詞辱駡警員，與以上述舉動對前述員警施以強暴，妨害勤務之執行，及造成執行職務之員警受有身體傷害，法治觀念薄弱，所為誠屬不該；及兼衡其前已有多次酒後駕車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素行已屬不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及其犯後已於審理中坦認犯行，尚非全無悔意，並審酌其本案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所行駛之道路、酒測濃度數值為每公升0.89毫克，告訴人受有傷害之程度，所生之危害程度，及其事後已於審理中已就傷害部分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2097 號調解筆錄各1份在卷可參，及其自陳業農、國中畢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再就其所犯公共危險、妨害公務所處有期徒刑部分依法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對執行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三、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即被訴傷害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前述時、地，在妨害公務同時，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出腳膝襲擊警員王柏原，致警員王柏原受有腹壁擦挫傷、右前臂擦挫傷、右手無名指擦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㈢、本件被告此部分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告訴人王柏原並已於本院審理中具狀聲請撤回本件傷害部分之告訴，有告訴人所提之刑事撤回告訴狀與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2097號調解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又因本件起訴書認被告所犯傷害罪，與上述已起訴且認定有罪之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妨害公務罪2罪間，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之關係，故依上揭規定及說明，應就被告被訴傷害部分，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孫瑋彤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紅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欣怡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23

TYDM-113-交易-316-20250123-1

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450號原告林柏辰訴訟代理人陳建維律師被告馬裴祐被告陳柏均李曜宏張菱蓁李學龍上三人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柏彰律師被告蘇聖凱蘇浚維（原名：蘇智璿）葉子豪張乃文陳瑜趙覲趙佳涵黃嘉成黃玉芳上一人訴訟代理人江宜蔚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重附民字第1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捌仟捌佰玖拾肆元，及被告甲○○、戊○○自民國一一一年八月五日起、其餘被告自民國一一一年九月四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三十，餘由被告連帶負擔。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陸仟貳佰玖拾捌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捌仟捌佰玖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　　被告丙○○、己○○、卯○○、寅○○（原名：○○○，下均稱寅○○）、癸○○、丁○○、庚○、子○○、壬○○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貳、實體部分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丙○○、己○○、乙○○、卯○○、癸○○、丁○○、丑○、壬○○（下合稱丙○○等8人），民國110年6月7日4時37分許於新北市○○ 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茄苳門市內，因誤認伊為仇家，丙○○ 等8人遂持西瓜刀、球棒等凶器或以徒手毆擊伊之身體，並以人數優勢阻擋伊逃離現場之方式使攻擊伊之行為得以持續（下稱系爭行為），致使伊因此受有右手腕部完全截斷、左前臂深度撕裂傷合併橈側曲腕肌、掌長肌、尺側曲腕肌、屈指淺肌、屈拇長肌、屈指深肌、正中神經、尺神經、尺動脈完全截斷，肱橈肌部份截斷、左手中指、左手肘、左上臂、背部、右臀多處撕裂傷等傷勢，經醫師施予右手斷腕、左前臂肌腱、血管、神經重接手術後合併神經病變及關節肌腱活動受限與失去正常功能之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因而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8,426元、醫療用品費用6,35 8元、營養補給品8,130元、就醫之計程車資4,160元、看護費用226,000元、不能工作之損失361,504元、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6,290,541元之財產上損害及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共計8,975,119元。　㈡又乙○○、卯○○、丁○○、丑○、壬○○於系爭行為時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甲○○、戊○○、寅○○、庚○、子○○、辛○○各為渠等之法定代理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2項、第185條、第187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伊所受之損害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975,119元，及其中被告丙○ ○、己○○、乙○○、卯○○、寅○○、癸○○、丁○○、庚○、丑○、子○ ○、壬○○、辛○○自111年9月4日起，被告甲○○、戊○○自111年8 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辯解：　㈠被告己○○辯稱：口罩非伊所發放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被告乙○○辯稱：伊跟其他人不認識，伊也不知道其他人到場是要去尋仇。伊並無持棍棒毆打原告之犯意與犯行，伊只是跟著其他人到場。依證據資料僅有原告及其他共犯之片面指述，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得認定伊有重傷害之犯意與犯行。況原告及其他共犯之指述與事實不符，伊對原告並無任何侵權行為，是原告請求顯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壬○○、辛○○辯稱：壬○○並沒有一同在場，沒有在場，就沒有確保人數優勢的問題。壬○○於原告遭受系爭行為之過程中僅站在旁邊，從未出手攻擊原告，故壬○○對原告並無損害行為，對原告之系爭傷害亦不具有因果關係，辛○○亦無連帶責任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被告丑○、子○○辯稱：丑○雖然當天有到超商外面，但丑○只是被人叫去，不知道要尋仇，丑○沒有拿刀或棍棒，也沒有影響對方逃跑。卷內沒有丑○實質傷害原告之證明，對原告請求賠償之金額不合理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㈤其餘被告均未提出答辯狀，亦未到庭表示意見。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規定造意人，乃教唆為侵權行為之造意，其與刑法不同者，不以故意為必要，亦得有過失之教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18 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共同侵權行為可分為共同加害行為、共同危險行為、造意及幫助等三種。共同加害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因多數人之行為相關連而構成違法行為。該共同行為人均須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共同行為人之行為須具有共同關連性。數人對於違法行為有通謀或共同認識時，行為人間具既具有共同之意思連絡或相互間有所認識，由自己與他人之共同行為，在社會觀念上形成一體之共同加害行為，侵害他人之權利，因此參與各行為之個人，對於全部損害均應負賠償責任，此為主觀之共同關聯性。又數人所為違法行為致生同一損害，縱然行為人間無意思聯絡，仍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此為客觀之共同關聯性。是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共同侵權行為，於行為人相互之間固不以意思聯絡為必要，但行為人仍須有侵權之行為，且其行為與損害之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應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798號判決意旨）。　2.原告主張被告丙○○、己○○於上開時、地，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重傷之犯意聯絡，被告乙○○則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普通傷害之犯意，以上開分工方式，揮砍及毆打等係爭行為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業經被告丙○○、己○○、乙○○於本院刑事庭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刑案卷一第第 66頁、第93頁、第190頁、312頁；卷三第258頁、第352頁、第355頁、第361頁），並有本案超商及超商路口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21張、車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號車主、車輛使用人年籍資料及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被告丙○○等人騎乘機車前往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 9張、新北市三重區五金行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5張、監視器畫面之車牌比對資料、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0 年7月8日北市衛醫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9月10日院三醫勤字第1100046362號函檢附原告病詢說明表（見少連偵80卷一第145至147頁；少連偵 80卷二第69至83、105至126頁；少連偵120卷三第85至97頁；少連偵80卷四第253至257、267至275、277頁；少連偵80 卷五第179至181頁）、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1年3月16日院三醫勤字第1110013062號函、111年4月11日院三醫字第11 10019243號函檢附告訴人病歷資料、本院刑事庭111年2月24 日勘驗筆錄暨勘驗擷圖、本院刑事庭111年4月28日勘驗筆錄暨勘驗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110年12月20日新北警汐刑字第1104265793號函檢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110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刑案卷一第425至 431頁；卷二第48至58頁、第63至80頁、第125頁、第137至3 33頁、第428至429頁、第430至432頁、第437至441頁；卷三第183至189頁）。又被告丙○○、己○○、卯○○、寅○○、癸○○、丁○○均已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予以爭執，視同已為自認，可認原告主張遭被告共同毆打致其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應可採信。此外，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亦認定被告丙○○、己○○ 、乙○○共同對於原告為重傷害、傷害犯行，被告丙○○、己○○ 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3955號判決（下稱系爭高院判決），認定犯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重傷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5年8月，嗣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970號判決（下稱系爭最高判決）駁回被告己○○之上訴確定；被告乙○○則經本院刑事庭以110年度訴字第453號判決，認定其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嗣經系爭高院判決及系爭最高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此有上開判決書可憑，而與本院為相同之認定，且經本院核閱無誤，堪信原告之上開主張為真。　3.至於被告乙○○固辯稱其僅有普通傷害罪之意思，而就原告所受之重傷害結果不共負侵權行為責任等語。然查，被告乙○○ 有持球棒追趕原告，雖其未持球棒揮擊到原告之身體，然其已對原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並於眾人不斷叫囂及高喊「砍下去啦」等語，及於原告之右手掌遭砍並往門口逃離之後，仍持續與眾人朝原告奔跑並追出店外等舉，此有本院刑事庭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可佐（見刑案卷二第52至57頁），縱使被告乙○○所持球棒未直接致原告成傷，然數人所為違法行為致生同一損害，縱行為人間無意思聯絡，仍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此為客觀之共同關聯性。是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故被告乙○○主觀上縱使未與其他被告間具有重傷害犯意之聯絡，但仍對原告有持球棒追趕原告之共同侵權行為，致使原告迫於多數被告人數之優勢下而逃逸，終致系爭傷害結果，可認其行為與原告所受之系爭傷害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甚明，則被告乙○○徒以其行為並無直接致原告成傷或無重傷害之犯意聯絡等語，與民事共同侵權行為之要件不符，不足採信。　4.被告壬○○、丑○部分：　⑴被告壬○○經甘杏永之結集，於110年6月7日凌晨1至3時許聚集在新北市三重區忠孝碼頭，由被告丙○○、己○○率上開受邀前來聚集之同夥前往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尋找仇家。其等來到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附近徘徊尋找仇家之際，徐偉翔看見原告在新北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茄苳門市內，誤認原告即係仇家躲藏在統一超商茄苳門市內，旋即去電通知被告丙○○，被告丙○○即率眾聚集在統一超商茄苳門市外之公共場所，被告壬○○並有持棒棍在超商外助勢等情，業據證人甘杏永於少年法庭訊問時證述：我認識壬○○，他在本案發生過程中有去忠孝碼頭，我有把球棒叫壬○○幫我拿，他就拿在手上。我進入超商後，因為現場太混亂了，我沒有辦法記得壬○○ 有無進入超商或追打原告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0年度少調字第1834號卷【下稱新北地院1834 卷】第139至141頁）；參以被告壬○○於少年法庭中自承：當時在三重忠孝碼頭聚集的人，有分到口罩，但我沒有掛在手臂上，口罩我先拿著，口罩掛在手臂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識別敵我，避免認錯人。聚集的人是打算等一下去跟人吵架，我想說過去看一下，我就跟著車隊走，到場我沒有進去超商等語（見新北地院1834卷第375至379頁），可認被告壬○○確有攜帶球棒到場（即超商外）；而被告壬○○犯刑法第277條第2 項傷害致使重傷罪名、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等罪，經該院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876號裁定被告壬○○交付保護管束，並命為勞動服務，且經本院核閱新北地院1834卷無訛，亦堪認定。　⑵徐偉翔召集被告丑○於110年6月7日凌晨1至3時許至新北市三重區忠孝碼頭附近集結，被告丙○○等人發放西瓜刀、鋁棒及綁在手臂或配戴面部供作識別之口罩後，共同基於聚眾施暴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丙○○、己○○及同案被告彭柏笙率被告丑 ○等人，分別駕駛普通重型機車15輛、自用小客車1輛，前往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尋找仇家，又其等於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附近徘徊尋找仇家之際，徐偉翔見原告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統一超商茄苳門市內認疑有躲藏，旋即電知被告丙 ○○，被告丙○○即率眾聚集在該統一超商茄苳門市外之公共場所，由被告己○○及彭柏笙進入超商誤認原告於前案紛爭在場後，於同日凌晨4時45分許，被告丙○○等人徒手，或彭柏笙、卯○○、乙○○等人持鋁棒，先後衝進上址統一超商茄苳門市內追逐原告，被告丑○則在前開超商茄苳門市外助勢等情，業據徐偉翔於本院刑事庭之準備程序中陳稱：案發當天一開始我會去忠孝碼頭是丙○○找我去的，他說要去砸公司，我會找其他人一起去是去助勢。現場我有看到球棒跟刀，丙○○叫我找人，所以我就打給丑○，說要去吵架，乙○○跟簡展加是丑○帶過來的，我跟乙○○不認識。後來我們跟著丙○○朋友的車到汐止茄苳路等語（見新北地院110年度少調字第1530號卷【下稱新北地院1530卷】二第429至430頁），且被告丑○ 於新北地院少年法庭訊問時自承：案發當天徐翔（係指徐偉翔，下同）說要去跑山，叫我們去忠孝碼頭集合，現場有發放刀械、球棒，後來我有著去，但我沒有拿兇器。之後我騎摩托車與徐翔一起到超商現場，我記得當時我在超商外面，好像在店內監視器畫面的最左邊，沒有在鏡頭裡面等語（見新北地院1530卷一第199頁、第202至203頁），復有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及照片可佐（見新北地院1530卷一第63至105頁），堪認被告丑○亦有與眾人一同到超商外一事為真。而被告丑○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名、同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重傷罪名，經新北地院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1039號裁定認定被告丑○交付保護管束，經本院核閱新北地院1530卷無訛，亦堪認定。　⑶被告壬○○、丑○雖均辯稱其等未直接出手對原告之身體造成重傷害結果，或其等未進入超商內等語。然被告壬○○已明知於忠孝碼頭聚集眾多之人，更有多人攜帶兇器到場，仍執意與甘杏永等人一同到超商，並持棒球棍在超商外助勢；被告丑 ○亦已明知眾人攜帶兇器，不論係為與對方吵架或其他原因，目的均係為尋仇，其仍執意與眾人一同到超商外助勢；其等或持武器或未持武器在場之行為，足使在場人因人數並有持械之優勢，群情益發鼎沸亢奮，助長在場被告馬斐祐一方之聲勢，積極對實施毆打原告與以精神上之助力，仍視為共同行為人，亦應共負侵權行為責任，自不得徒憑其等未直接傷害原告或實際阻擋原告逃脫路線之情，而得脫免本件共所負之共同侵權行為之責。　5.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共同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7條、第193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數額為1,728,714元：　1.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同免其責任；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80條本文、第274條、第27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權人賠償金額如超過依法應分擔額（同法第280條）者，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但其同意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發生絕對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因系爭傷害所因而支出之醫療費用78,426元、醫療用品費用6,358元、營養補給品8,130元、計程車車資4,160元、看護費用226,000元、不能工作之損失361,504元，為到庭之被告所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0至161頁、第452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均有理由。　3.勞動力減損部分：　　原告因系爭行為受有系爭傷害而減損其勞動能力，前經本院送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鑑定，經該院於113年10月28日就鑑定意見回復略以：「參酌貴庭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及林先生到院詳細問診、身體診察等結果，於援用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之評估方式後，林先生的全人障害之比例為46%。倘進一步參考『美國加州永久失能評估準則』之評估方式，考量其受傷部位、職業屬性及事故時之年齡等參數，進行調整後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 56%。」，有該院回復意見表可查（見本院卷二第372頁），可認原告之勞動力減損之比例應為56%。至於被告乙○○雖稱對臺大醫院之鑑定意見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404頁），然卻空言指摘該鑑定評估內容僅限於目前遺存且已達穩定之勞動能力喪失或減少百分比，未具體指摘該鑑定意見有何瑕疵，則其所辯自無可採。從而，本院考量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以原告之勞動力減損比例56%做為計算基準，並以原告所主張每月薪資25,280元即每年薪資損失303,360元，每年之勞動力減損之損害為169,882元（計算式：25,280×12×5 6%=169,882，元以下四捨五入）為計算，自系爭傷害發生不能工作之翌日即111年8月16日起，至原告滿65歲退休前1日即158年7月22日止，共計46年11個月8天期間，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原告1次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應為4,164,316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4,164,316元，計算方式為：169,882×24.00000000 +(169,882×0.00000000)×(24.00000000-00.00000000)=4,16 4,316.00000000。其中24.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4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4.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47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340/3 65=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勞動能力減少之薪資損失4,164,316元，應屬有據。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4.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其他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 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系爭行為受有系爭傷害，歷經手術、多次回診治療及復健，衡情必遭受相當程度之精神上痛苦，又原告名下無汽車、股票及不動產；被告己○○到庭稱：高中肄業，入監前從事餐飲業，月薪25,000元左右。被告壬○○稱：國中肄業，入監前在電機科就學。被告子○○稱：高職畢業，目前從事服飾倉管，月薪 26,000元，及兩造之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稽（見限制閱覽卷），衡以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能力，並被告等人故意共同致系爭傷害之情節及原告因此所受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就被告前揭共同侵權行為，所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額，以10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難認有據，不能准許。　5.被告應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原告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與其餘被告以457萬元達成和解（見本院卷二第134頁），且為兩造所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 51頁），並有和解筆錄在卷可考，揆諸前揭說明，其餘應負連帶責任之被告，於上開共同被告共457萬元和解金額之範圍內，亦同免其責任，則原告未扣除上開已與其餘共同被告達成和解之金額部分，與法不合，自不足採。是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1,278,894元（算式：醫療費用78,426元+醫療用品費用6,358元+營養補給品8,130元+計程車車資4,160元+看護費用226,000元+不能工作之損失361,504元+勞動力減少之薪資損失4,164,316元+慰撫金1,000,000=5,848,894－4,570, 000=1,278,894），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查兩造就侵權行損害賠償並未約定履行期，原告就本件損害賠償額之給付，請求除被告乙○○、戊○○、甲○○應給付自111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被告則均自111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法有據。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7 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278,894元，及除被告戊○○、甲○○應給付自111年8 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被告則自111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 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依該條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林哲安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2025-01-23

SLDV-111-重訴-450-20250123-8

簡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57號聲請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金村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偵字第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金村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陳金村於民國113年7月26日16時57分許，在臺南市○○區○○街 00號「龍聖宮」廣場內，因故與蔡豐隆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蔡豐隆，致蔡豐隆受有下巴挫傷、左肩膀挫傷、左下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破損等傷害。二、案經蔡豐隆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蔡豐隆之陳述相符，復有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安田牙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現場照片各1份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二）爰審酌被告之年紀、素行（前無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犯罪時所受之刺激、坦承犯行之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未與被害人和解、被害人所受傷害之位置及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涵予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俊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罪）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23

TNDM-114-簡-357-20250123-1

聲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64號聲請人即告訴人萬為農代理人洪國華律師鄧湘全律師被告游育祺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344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23號），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6123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344號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有重大違誤，被告游育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茲分別敘述如下：　㈠被告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間7時3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北往南車道，迴轉至同路段環河路18號前（即南往北車道）時，適有聲請人即告訴人萬為農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行駛在同路段前方，因而先迴轉至環河路18號前，嗣聲請人臨時停車後，自駕駛座下車沿B車左側走向後車廂時，當場遭A車推撞聲請人右大腿，致聲請人受有右大腿挫傷之傷害，聲請人立即拍打A車引擎蓋，然被告明知上情，仍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方式，反逕自駕駛A車逃逸離去。　㈡聲請人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上，業已記明係「右大腿挫傷」，原偵查檢察官竟未再詳查即懷疑聲請人是否受傷，已有未洽。況縱使驗傷當下，並無明顯傷勢，但許多擦傷的瘀青是在一段時間後才慢慢呈現出瘀傷，否則醫生豈可能僅憑當事人之主訴，輕率記載病歷或是開藥，亦即診斷證明書之證明屬常態事實，若非有強力可推翻常態事實之證據，當以該客觀記載為據。再者，醫院回函僅表示「無明顯傷勢」，並非「無傷勢」，原偵查檢察官嚴重超譯函覆內容文字，更與事實不符，其所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難認妥適。　㈢又聲請人當時並非無緣無故去拍打被告車輛引擎蓋，按一般常理而言，明知前方有人在車身處，根本不會以如此近之距離擦身而過，一位正常駕駛必會保持與行人及前車一定之距離才會駕車而過，是被告稱未感覺有撞到對方，且不知對方為何拍打等語，完全不合常理。另案發當時，聲請人報警後，警察打電話給被告，詢問被告車輛是否有行車紀錄器，被告向警察說明自己車輛有行車紀錄器，隔天卻向警察謊稱錄影畫面已滅失，若被告覺得被拍打車身而感到恐怖，被告絕對會向警方表示其對聲請人行為感到恐怖，結果卻無任何相關表示，原偵查檢察官未予查明，亦未傳訊問被告要交出行車紀錄器的警察，以釐清被告是否明知車輛撞聲請人之情事而意圖湮滅證據，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所為事實認定正確性實有欠缺。　㈣原偵查檢察官以聲請人當下尚能走動，而推論聲請人並無傷勢，然除非傷勢過重，才有可能因此而無法行走，是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確有違誤。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以被告涉犯傷害、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等罪嫌，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檢察官於113年8月13日以113年偵字1612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10月28 日以其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34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在案，處分書於113年10月30日送達聲請人住所，由聲請人之受僱人即該址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員收受，嗣聲請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同年11月6日委任律師就被告所涉上開傷害罪嫌提出理由狀，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檢察署偵查卷證核閱無誤，並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送達證書、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本院收狀戳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頁），是就被告所涉傷害罪嫌部分，聲請人之聲請程序合於首揭規定，先予敘明。三、經查：　㈠被告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間7時34分許，駕駛A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北往南車道，欲迴轉至同路段環河路18號前（即南往北車道）時，適有聲請人駕駛B車行駛在同路段前方，因而先迴轉至環河路18號前，嗣聲請人臨時在路邊停車後，被告亦駕駛A車緩慢行駛在B車後方，並迴轉至同路段環河路北往北車道，被告於遭聲請人拍打A車車身後，隨即駛離等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字卷第7至9頁、第103 至105頁），核與證人即聲請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內容（見偵字卷第11至13頁、第115至117頁）大致相符，且有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3年7月9日勘驗筆錄、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6 張在卷足徵（見偵字卷第59至63頁、第104頁），堪可認定。　㈡又經檢察官於113年7月9日當庭播放現場監視器光碟，可見B 車迴轉至新北市○○區○○○路0號前（即南往北車道），並停在路口路邊後，A車亦緩慢跟在B車後方，二車位置均在環河路與碧潭橋路口慢速車道上路邊；畫面顯示時間19：34：36A 車亮起倒車燈，緩緩向後方倒退，接著繞過B車，車頭朝中線車道前進，在此同時，B車副駕駛座車門打開，在A車往左前方緩緩前進時，聲請人在該A車右前方移動，但只看得到其頭部，接著在A車往中線車道前進時，聲請人似乎有用手接觸A車，並一直朝A車方向看著；畫面顯示時間19：34：51 聲請人打開B車門進入駕駛座內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在卷足徵（見偵字卷第104頁）。依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僅得見A車繞過B車朝中線道前進，未錄得車輛撞擊第三人或其他物品時之衝擊、彈跳反應等，故實難憑此認認被告確有駕駛 A車推撞聲請人。　㈢又按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之傷害罪，性質上為結果犯，意指行為人為傷害行為，必須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有傷害結果之發生為必要，才能成立犯罪；倘如行為人縱有為傷害行為，但並沒有發生傷害之結果，僅屬傷害未遂，然刑法上，並未處罰傷害之未遂犯，依上開規定及原則，尚不構成犯罪；又刑法傷害罪章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之身體法益，所謂身體法益，固包括身體之完整性、生理機能之健全等，惟仍須以被害人因行為人之加害行為受有身體上或健康上之傷害，始足構成傷害罪。本案聲請人固於案發後旋即前往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就診，並經醫生開立受有「右大腿挫傷」之診斷證明書（見偵字卷第15頁），然經原偵查檢察官調閱該當日病歷後，見其上記載有所疑義，遂函請耕莘醫院說明疑義及當日聲請人主訴之傷勢是否有客觀之外傷，經該院函覆：聲請人於113年2月12日至急診，主訴右大腿被車撞傷，理學檢查無明顯外傷但主訴被撞部位疼痛等語，有耕莘醫院113年6月24日耕醫病歷字第1130003794 號函在卷足參（見偵字卷第95頁），因普通傷害罪屬結果犯，且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如只是單純疼痛，對身體之完整或生理機能無何損害者，尚非屬刑法上之傷害，已如前述，則聲請人當日檢傷並無明顯外傷，診斷證明所載之「挫傷」究係因其主訴疼痛或確有損害身體機能乙節，實非無疑。況遍查全證卷證，亦未見聲請人上開大腿挫傷之照片，實難聲請人單一指述遽認其當日確有遭被告駕車撞及而受有傷害。是本案既未能證明聲請人受有傷害之結果，縱認被告確曾於上開時間、地點，駕車碰撞聲請人，亦不得對被告課以刑法上之普通傷害罪責。　㈣刑事訴訟法雖以被告為法院調查證據之對象，被告之陳述，固得為證據資料，惟刑事訴訟程序上，為保障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及尊重被告陳述之自由，規定被告有緘默權，即被告除有積極的陳述自由外，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亦有消極的不陳述自由，不能強令其自負清白之責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677號判決亦同此旨），是被告縱未提供或曾表示欲提供其行車紀錄器供檢警調查，亦無從強令其提出上開證據，否則與與前揭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相違。再者，倘被告曾表示欲提供其行車紀錄器，嗣拒未提供，實難憑此認被告必有為聲請人所指述之傷害犯行，是原偵查檢察官未傳喚承辦員警，以釐清被告是否曾於事發隔日欲提供行車紀錄器，而有意圖湮滅證據之虞，自無不當。四、綜上所述，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認檢察官就聲請人所指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業已調查明確，且於上開處分書中就被告所涉罪名罪嫌不足之理由，經核尚無違誤，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案並無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官詳為調查或斟酌之情，原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不當，為無理由，揆諸前開說明，應予駁回。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乃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2025-01-23

TPDM-113-聲自-264-20250123-1

豐簡

豐原簡易庭

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豐簡字第19號聲請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慶容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73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慶容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二、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有明文。被告與告訴人陳靖瑋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從而被告對告訴人所為傷害之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規範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僅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㈢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前曾同住一處之叔姪關係，被告僅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即徒手毆打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左眼疼痛、左側顏面疼痛、頭部疼痛、頸部挫傷等傷害，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參酌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造成告訴人所受傷害之程度，暨其所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 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判決書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提出上訴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林冠宇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紀俊源附件：

2025-01-22

FYEM-114-豐簡-19-2025012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24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志昌訴訟參與人黃祖國代理人袁瑋謙律師許名志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18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乙○○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乙○○、甲○○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乙○○負責駕駛垃圾壓縮車清運垃圾，甲○○負責將垃圾搬運至大型垃圾壓縮車上。乙○○、甲○○與同為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之丙○○，於民國110年8月13日上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草、垃圾完畢後，由乙○○駕駛編號93-598垃圾壓縮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因甲○○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故乙○○ 於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處，供甲○○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而乙○○本應注意垃圾壓縮車之車斗不得在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以外之處所任意開啟，且應注意開啟車斗後，應將車斗固定拴鎖，並注意車後作業人員之狀態，由隨車人員下車指揮，避免打傷作業人員，且依乙○○所受教育訓練及日常生活經驗，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乙○○仍疏未注意，率然在上開地點，將系爭車輛車斗打開並傾卸車斗內雜草、垃圾，並在無隨車人員下車指揮之情況下，明知甲○○並非隨車人員，僅聽聞甲○○喊聲「好」，於未確認甲○○所在位置，即貿然將車斗降下。而甲○○此時依所受教育訓練及日常生活經驗，亦疏未注意於壓縮車作業時，應站立在車側安全位置，且不得以手推擠垃圾或靠近有遭捲入危險之位置，僅因乙○○開啟系爭車輛車斗後，車斗無法完全與車體結合，即將身體探入車斗內欲排除車斗內之障礙物，因此遭降下之車斗夾傷，受有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幾經治療，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二、案經甲○○訴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乙○○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一第61頁、第234至235頁、第380至385頁；本院卷二第10至1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二、本判決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並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間、地點，操作系爭車輛車斗時，夾傷告訴人甲○○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沒有受過教育訓練，我在勞檢處詢問時回答有做過教育訓練，是上面長官施壓，我不知道要去焚化爐的傾卸平台打開車斗，所以我沒有過失，當時也沒有人幫伊指揮，我看不到後面的作業，但我聽到有人說好，我就操作車斗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同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然告訴人並非隨車人員，而被告於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將系爭車輛車斗打開並傾卸車斗內雜草、垃圾，供告訴人尋找手機後，在告訴人身體仍在車斗內之情況下，將系爭車輛車斗降下，致告訴人遭降下之車斗夾傷，受有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幾經治療，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述（見他字卷第55頁至第57頁、第65頁）、證人丙○○於勞動檢查員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他字卷第77至79頁、第59至61頁；本院卷一第304至310頁），並有臺北市勞動檢查處111年2月18日北市勞檢一字第1116 012620號函所附勞動災害檢查報告表、系爭車輛照片、案發過程錄影畫面截圖（見他字卷第27頁至第36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2月22日北市環清士字第1113001006號函所附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見他字卷第37至40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0年9月28日、110年10月2 1日、110年11月25日、110年12月9日、111年3月17日、112 年1月10日、112年1月16日乙種診斷證明書（見他字卷第9至 12頁；本院卷一第81至93頁、第99至101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11年5月6日、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3 0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11日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103至113頁）、臺大醫院職業病評估報告書（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27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回復意見表（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頁、第403頁、第483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於113年7月16日新醫醫字第1130000435號函暨附件門診病歷資料(見本院卷一第429至470頁)在卷可稽，亦經原審勘驗案發過程錄影檔案光碟確認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2頁、第39至44頁）；此外，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當天我跟丙○○一起出任務，後來我們到島頭公園要做雜草清運，被告就開垃圾車過來，要把雜草運到車内，清運完畢後，被告就把車開走，我們要做現場拍照，發現手機不見了，就請被告開車回來，被告回來後，被告就把車斗升高，把垃圾往外推到地上，之後被告就把車斗放下來跟車體閉合，但無法完全閉合，我就發現右側有枝樹枝卡在車斗跟車體中間，我跟被告說請他把車斗升起，有卡到樹枝了，車斗升到一定高度後，我喊「好」，我側伸進去，我身體進去要排除樹枝，結果突然車斗就降下來，壓到我身體等語（見他字卷第55至56頁），核與證人丙○○於偵訊時證稱：當時告訴人在清樹枝，因為樹枝卡住了導致車斗無法閉合，所以告訴人請被告把車斗打開，當時我在旁邊看，我不知道告訴人跟被告怎麼說的，但我有聽到說「好」一聲等語大致相符（見他字卷第59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被告就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應負過失責任：　⒈按傾卸式卡車於開啟後車斗時，應將其二旁車側固定栓鎖，以免升降車斗傾倒廢棄物時，打傷作業人員；清運垃圾進入焚化廠內傾卸平台倒車時，須由隨車人員下車指揮，傾倒垃圾時，隨車人員於打開車斗後，應站立車側安全位置，臺北市政府環保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5條第9款前段、第2 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見他字卷第93頁、第94頁）。又依照證人即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科科長簡育本於偵訊時證稱：依照環保局規範的作業常態，要尋找遺失物，應該要到焚化爐的作業平台，在外面找會危險，只有在傾卸平台才會打開車斗，在外面我們不允許傾倒垃圾等語（見他字卷第63至65頁），及證人丙○○於勞動檢查員詢問時證述：要找東西要去焚化廠的傾卸平台搜尋，我知道搜尋流程，領班也有宣導等語（見他字卷第79頁），與被告於勞動檢查員詢問時所自陳：我知道如果壓縮車內有貴重物品，會把車開到焚化廠平台傾倒，這是學長告知我的等語（見他字卷第 82頁），由此可知，因垃圾壓縮車之車斗升降具有將站立於車後之人打傷、壓傷之危險性，故臺北市政府環保局除規定開啟車斗，應注意將車斗固定栓鎖，並由隨車人員加以指揮，以避免危險事故之發生外，其作業常態上亦禁止垃圾壓縮車於焚化廠傾卸平台以外之處所開啟車斗，而被告身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當應注意遵守上開規範及作業常態。　⒉又依照被告及證人丙○○上述於勞動檢查員詢問時之陳述內容，及卷附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安通報及職安相關規定宣導確認單（見偵字卷第39頁、第41頁、第49頁）所示，被告、告訴人、證人丙○○於110年6月10日、同年月29日、同年月 30日，均有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處，接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為值勤作業SOP、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宣導，可見被告於本案發生前亦已知悉上開規定。再者，被告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亦供稱：系爭車輛我已經開了1年多，以前車斗下降速度沒有那麼快，但後來某個零件出問題後，車斗下降速度就變快了等語（見他字卷第61至62頁；原審卷第33頁），足認被告非首次駕駛、操作系爭車輛，對於系爭車輛車斗升降速度有所認識，並無不能注意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作業流程，妥善操作、使用系爭車輛之情況。　⒊況按過失所特有之規範性要素之注意義務，乃客觀之義務，其義務之有無應就法令、規則、契約、習慣、法理及一般日常生活經驗等予以觀察（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424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衡諸日常生活經驗，垃圾壓縮車車斗升降之操作，對於在場之旁人本具有相當危險性，在無他人指揮或協助確認車斗周圍情形下，垃圾壓縮車操作人員應於啟動車斗升降前確保車斗周圍保持淨空，以防在車斗升降過程中他人不慎車斗碰觸或夾住而成傷，此乃存在於日常生活領域之準則，只需具備一般社會生活經驗之人即可知曉，並應負有注意之義務。經查，被告於偵訊、原審審理時供稱：告訴人及丙○○為我同事，我也沒有固定的隨車隊員，我如果坐在駕駛座時，是看不到後面的情況，雖然有行車紀錄器，但若車斗升起，角度就往上抬，看不到後面的情況，因為平常我們是到焚化廠才會開啟車斗，焚化廠的平台是沒有人的，所以沒有這樣的疑慮，我在關閉車斗時，也沒有看到有人跟我指揮說可以了，只有聽到一聲「好」，但我不知道是誰說的，事先我也沒有跟告訴人或證人丙○○約定好以「好」作為可以降下車斗的指令等語（見他字卷第61頁；原審卷第 36頁），更可見被告明知告訴人並非其隨車人員，且被告在系爭車輛內準備操作車斗升降之當下確實不知悉後方告訴人、證人丙○○所在位置，亦未與告訴人、證人丙○○協調以何種方式代表得降下車斗之指令之情況下，僅聽聞告訴人喊聲「好」，即貿然將系爭車輛車斗降下，因而夾傷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被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結果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無疑。　⒋又按以密封壓縮車作業時，作業人員應隨時注意，不得用手推擠垃圾或靠近有捲入危險之位置，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4條第2款亦有明文（見他字卷第92頁）。告訴人雖於偵訊時否認曾接受過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相關職業安全及作業流程之教育訓練等語(見他字卷第57頁) ，然依照前揭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安通報及職安相關規定宣導確認單所示，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同年月29日、同年月30日，確實有接受上開工作守則及作業流程之安全訓練，已如前述；且依日常生活經驗，其當應知悉不得在系爭車輛車斗升起時，靠近有遭車斗捲入風險之位置，以免妨礙車斗升降作業或意外危險發生。然告訴人未注意及此，貿然將身體探入系爭車輛車斗內，致生本件夾傷事故，是告訴人就本件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　　㈢告訴人因被告過失行為所受上開傷勢為普通傷害之程度：　⒈按刑法第10條第4項關於重傷之定義，其第1款至第5款係以列舉方式規定生理機能之「毀敗」或「嚴重減損」，第6款則係以概括方式規定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亦屬重傷，作為前5款例示規定之補充。則第1款至第5款所規定生理機能之毀敗或嚴重減損，性質上係屬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而第6款所謂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其影響於身體與健康之程度，評價上亦必須與前5款例示規定之毀敗或嚴重減損情形相當。故重傷之結果，必須同時符合重大性與不治或難治之要件，如受傷嚴重，但未達於不治或難治之程度，或傷害雖屬不治或難治，但於人之身體或健康並無重大影響者，均非重傷。而傷害之重大與否，以其身心機能是否完全喪失（失能）或效能有無嚴重減損致影響其原本日常生活功能（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 DLs〉）為斷。至於「不治」或「難治」，則應從醫療觀點，依據該醫療領域當時醫療常規之治療可能性，預估重傷是否永遠或長期持續存在。因此，原則上該重傷結果必須於最後審理事實之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依然存在，且無法確定回復其基本機能之治癒時間或根本無法治癒，始足當之。如已治癒或可預估治癒期間以排除其重傷結果時，即非重傷。以心理健康之傷害為例，其傷害是否重大，除須符合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精神疾病之定義外，尚須其所罹之精神疾病已達上開重大不治或難治之重傷要件，始能論以重傷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刑法第10條第4 項定有明文。依此，重傷害即指前開條項第6款之概括共同條款所定義之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第1 至5款則俱為重傷害於視能、聽能、肢體機能、語能、生殖機能之具體類型與例示，即以「重大」、「不治或難治」為重傷結果之共同要素。刑法是保護法益的手段，其規範背後必須有其保護的價值，因此，解釋適用刑罰法律，亦應以其保護之法益為核心。傷害之「重大」與否，本質上屬評價性概念，自應導向於傷害致重傷罪保護之法益予以評價。又本罪除與普通傷害罪同以人之身體與健康為其保護法益，保護人之身體完整性，以及生理機能、心理或精神狀態之健全外，另以傷害結果於質、量之嚴重性為其構成要件之加重結果，並為生命法益之前置性保護規定，則生命之延續可能與其應有狀態，亦在其保護範圍。而人之生命、身體與健康，係個人存在且賴以發展之生物基礎，並為其他基本權利所依附，且係參與社會生活得以實現其人格之前提，是於傷害結果是否已該當重傷之解釋，自不得單執傷害於所致身體、健康之毀敗或減損程度於醫學上之意義而為論斷，卻就所致被害人個人社會生活之特別影響完全置諸不論。從而，傷害是否重大，自應審酌受傷之部位或器官對於人之身體或健康所具之重要性、傷害已否嚴重影響、妨害人體之生理機能、心理健康、是否導致被害人生命應有狀態之重大缺損或對生命之延續肇致高度危險而為判斷，甚且，傷害結果是否造成被害人社會生活之重大改變，亦非不得予以綜合評價在內。至「不治或難治」，則係從醫療觀點，審酌所受重大傷害是否得在相當時間內排除，或難以排除，即傷害不僅應屬重大，且對於身體或健康之影響並應具長期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告訴人因本件事故受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幾經治療，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已如前述。再者，經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就本件告訴人所受傷勢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鑑定，該院函覆之鑑定意見為「㈠有關身體傷勢部分之鑑定如下：黃先生（按即告訴人）於110年8月13日因被垃圾車後蓋壓傷右側胸部及背部，被送至新光醫院急診室進行救治，當時診斷包含：1.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併右側氣血胸、 2.右側第二〜六肋骨骨折、3.右側肩胛骨骨折、4.右側胸壁擦挫傷及四肢擦挫傷。黃先生當下於急診室被施行緊急氣切，並放置三條胸管引流。同日於新光醫院接受右側開胸手術，接受右側支氣管撕裂傷修補。手術後經多日觀察及治療，於110年08月26日出院。然而，因黃先生右側主支氣管受傷因素，造成氣管狹窄及瘜肉產生，黃先生多次接受支氣管鏡檢查、氣管氣球擴張、氣管瘜肉清除等手術（依據病歷記載，最後一次接受支氣管擴張手術日期為111年12月02日）；此外，黃先生必須反覆接受呼吸功能檢查、長期使用支氣管擴張藥物、定期於新光醫院及本院回診等，對於黃先生之生活品質及呼吸功能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依據黃先生原始傷勢而言，其中⒈右側第二〜六肋骨骨折、⒉右側肩胛骨骨折、⒊ 右側胸壁擦挫傷及四肢擦挫傷等幾項傷勢，多半可於受傷後三〜六個月左右痊癒，後遺症較輕微，常見後遺症包含胸壁慢性神經痛、骨折部位不適、胸廓形變等。但黃先生之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造成之後遺症，通常較難完全復原，需視當下受傷之嚴重程度而定，因氣管受傷後常造成管腔狹窄、瘜肉增生等後遺症，需反覆長期接受擴張、支架、瘜肉清除等治療，雖未達重大不治之程度，但仍可診斷為難治呼吸道傷害。㈡有關創傷壓力症候群之鑑定如下：黃先生，高中肄業，曾從事印刷店、電路板製作、連結車駕駛。104年考取清潔隊員工後，擔任清潔隊員至110年事故為止。事故前個性外向，無精神科病史及家族病史，無酗酒或物質濫用情形。黃先生110年8月13日於工作時被垃圾車後蓋壓傷右側胸部及背部，至新光醫院治療，接受氣切、胸管引流、及右側開胸手術。事件發生後，黃先生因情緒低落、恐懼、失眠、夜間害怕發抖，於110年9月起至新光醫院精神科就診，並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111年5月，黃先生至本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及精神部評估，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認定為職業病。新光醫院精神科於112年1月10日開立診斷證明：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仍有部分症狀。依據新光醫院精神科112年3月7 日病歷及本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112年6月16日之病歷，黃先生約於同年3月時開始工作，至同年6月時尚有工作，其工作内容包括：接電話、文書處裡、簡單環境清潔，工作上可以適應。綜合新光醫院及本院之病歷，黃先生直接經歷創傷事件，並有與創傷事件相關之：侵入性症狀、逃避行為、情緒及認知之負面改變、警醒性及反應性之顯著改變，且上述症狀持續超過1個月並造成苦惱及功能減損，此外亦已排除其他可能之身體病況。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5)，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至於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本件所受傷害之因果關係，依據本院病歷中111年8月19日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所述，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並考量暴露之證據、醫學文獻之佐證、其他致病因等面向後，評估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其職業暴露（即本件所受傷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至於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程度，按刑法第10 條第4項第6款所謂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乃指傷害重大，且不能治療或難以治療者(最高法院89 年度台上字第6733號判決意旨參照）。111年9月30日，黃先生於本院環境及職業暨醫學部門診之總體功能評估（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ng Scale,GAF)分數為65分，對應之功能等級為：已有輕微症狀，並且造成社會或職業功能的些許損害，但大致功能還算良好。新光醫院精神科於112 年1月10日開立診斷證明稱，黃先生仍有部分症狀，112年6 月16日於本院環境及職業暨醫學部門診之紀錄載明，黃先生可適應並維持新就任之文書工作已3個月。綜上所述，黃先生在精神科門診持續追蹤治療至少1年3個月後仍有可觀之症狀，雖非不治，以寬鬆之標準認定時，可謂難治。而其心智功能受損之復原程度方面，考量其病歷中最後呈現之内容，雖黃先生可能未恢復至創傷事件前之水準，其工作表現及總體功能評估，於臨床觀點上而言，其心智功能受損程度已非屬重大。」等情，有該院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回復意見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頁）；經本院就告訴人所受之呼吸道傷害及創傷壓力症候群再次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確認上開傷勢之程度究為「重大難治」，抑或「難治」之程度，該院函覆表示，經檢視各項病歷資料及影像學證據，黃先生（按即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呼吸道傷害，經治療後仍可維持日常生活能力，惟需不定期返診處理，故判定為「難治」之傷害。需請貴院提供新光醫院精神科迄今之就診紀錄，方能評估鑑定黃先生之壓力創傷症候群目前治療之情形及是否仍屬「難治」之程度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23頁）；故本院再次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告訴人因本案所受壓力創傷症候群目前治療情形為何以及是否仍屬「難治」之程度進行鑑定，該院函覆表示略以：「 ……參考黃先生（按即告訴人於新光醫院精神科後續就診資料，黃先生開始至新光醫院精神科就診初期，並未規律就診，治療藥物亦多有調整。於111年9月開始，黃先生較為規律就診，固定使用alprazolam 睡前 0.5mg及escitalopram 睡前 10mg；於111年9月30日，黃先生於本院環境及職業暨醫學部門診之總體功能評估（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 ng Scale，GAF)分數為65分，對應之功能等級為：已有輕微症狀，並且造成社會或職業功能的些許損害，但大致功能還算良好。其後因黃先生嗜睡反應，黃先生於112年3月開始僅使用escitalopram 睡前10mg，可從事並適應文書工作；其後，黃先生可適應期害怕之垃圾車，僅偶而出現害怕之情緒，於113年1月可以逐漸回歸其過去之工作内容。迄113年7月 2日，黃先生仍維持同一處方。綜上所述，黃先生在精神科門診持續追蹤治療至少將近3年後，其症狀持續有明顯改善，可回歸過去之工作，症狀程度已屬輕微。本次鑑定時，黃先生工作能力已有明顯回復，創傷後壓力症狀亦有明顯改善，雖未能完全回復至創傷事件前之水準，根據臨床觀點總體功能評估，黃先生心智功能受損程度非屬重大。以其藥物種類減少且用藥劑量不高，其創傷後壓力症並非不治；若以其治療良久（超過勞保失能認定之兩年治療必要期間）症狀始獲得明顯改善，則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可謂難治；若以其最後症狀改善明顯而言，則黃先生之創傷後壓力症並非難治」等情，亦有該院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回復意見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483頁），是依上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鑑定意見及函覆意見可知，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傷勢分為兩類，其一為呼吸道傷害之傷害，另外為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而有關呼吸道傷害部分，因氣管受傷後常造成管腔狹窄、瘜肉增生等後遺症，需反覆長期接受擴張、支架、瘜肉清除等治療，但該呼吸道傷害經治療後「仍可維持日常生活能力」，惟需不定期返診處理，故判定為「難治」之傷害，而非「重大難治」之傷害；有關創傷壓力症候群部分，因告訴人在精神科門診持續追蹤治療至少將近3年後，其症狀持續有明顯改善，可回歸過去之工作，症狀程度已屬輕微，傷後壓力症狀亦有明顯改善，雖未能完全回復至創傷事件前之水準，根據臨床觀點總體功能評估，告訴人心智功能受損程度非屬重大。以其藥物種類減少且用藥劑量不高，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非不治；若以其治療良久（超過勞保失能認定之兩年治療必要期間）症狀始獲得明顯改善，則告訴人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可謂「難治」，尚未達到「重大難治」之程度，基於上述說明，本院認為告訴人因被告本案之過失行為所受之呼吸道傷害及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僅有符合「難治」之要件，並未同時符合「重大性」之要件，尚難認符合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而僅屬普通傷害而未達重傷害程度。　㈣另按刑法上之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而言，至於被害人是否與有過失，充其量僅為被告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就其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得主張之抗辯事由，仍無從免除被告所應承擔之注意義務，且刑法上過失傷害罪係在處罰行為人因個人之過失而致他人受傷之行為，只以加害人之過失行為致被害人發生受傷之結果即為已足，縱使告訴人就本件夾傷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至多僅係量刑時之參酌事由或於民事損害賠償時過失比例認定之問題，仍無解於被告應負之過失傷害刑事責任之成立，是本件夾傷事故之發生，告訴人雖與有過失，業如前述，仍無解於被告過失傷害刑責之成立。又告訴人因本件夾傷事故受有上開傷勢，被告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告過失行為致告訴人受傷乙情，應堪認定。　　㈤至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辯稱我沒有受過教育訓練，我在勞檢處詢問時回答有做過教育訓練，是上面長官施壓，我不知道要去焚化爐的傾卸平台打開車斗，所以我沒有過失云云，而證人丙○○附和被告前開辯詞，於偵訊時證稱：垃圾車操作有無守則我不知道，環保局沒有教育車斗打開或關起來時要注意什麼，也沒有教育過車斗若要下降，一定要有人在旁指揮等語（見他字卷第59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在環保局任職期間，沒有對我做清潔車車斗的相關教育訓練，是甲○○受傷害，才開始教育訓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頁）。然查，被告上開辯解及證人丙○○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不僅與其等先接受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檢查處進行訪談時所製作之談話紀錄不合外（見他字卷第77至79頁、第81至83頁），亦與前述宣導確認單記載內容不符（見偵字卷第39頁、第41頁、第49頁），且依前述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勞動災害檢查報告表之記載，當次職業災害調查之對象為事業單位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而非被告或證人丙○○，則被告或證人丙○○是否會因其等所稱「會被開單」之原因，而為不實之陳述，顯有所疑，當難以其等於偵訊或本院審理時所為與客觀事證不符之陳述或證述，認定被告於本案案發前並不知悉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作業流程。是被告上開所辯及證人丙○○上開有利被告之證詞，均不足採。　㈥檢察官上訴主張本件案發時並非「一般垃圾清運流程」，而係告訴人為找尋其個人物品，排除車斗障礙物，是應不適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4條等規範，尚難認告訴人有何違反上開工作守則情事。再者，本件包含被告在內相關人員均表示未受過車斗相關教育訓練，而原審判決援引之「宣導簽認單」，僅要求清潔隊員簽名敷衍了事，亦難據之認為相關人員已受有車斗相關教育訓練，應認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等語。然查：　⒈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1條規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保障本局工作者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四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條之規定，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同工作守則第3條則明文：「本守則適用對象包括本局工作場所之工作者（含非受僱勞工），均應確實遵守本守則所訂之各項規定。」是依上開工作守則第1條、第3條所揭諸之規範目的及對象可知，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範內容，適用對象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全體人員或工作者，規範目的是在防止發生一切與環境保護局所辦業務有關之職業災害發生。經查，案發當天告訴人與證人丙 ○○，於110年8月13日上午，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草、垃圾完畢後，後由被告駕駛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因告訴人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故被告方駕駛系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處，供告訴人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等情，業據告訴人及證人丙○○分別證述在卷（見他字卷第55至60頁），由此可知，案發當天告訴人、證人丙○○及被告會出現在島頭公園均係在執行垃圾清運業務，至於告訴人發生遺落手機乙事，是在當天垃圾清運過程中之偶發事件，故被告將原已駛離之系爭車輛，再次駕返島頭公園時，縱係因告訴人之個人要求而將系爭車輛原已裝載之垃圾或雜草為傾倒，然告訴人於其所提出之書狀中一再強調當日找尋手機，係為拍照回報工作狀況，亦屬執行職務之一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59至360頁），更可認為告訴人或被告於案發當日負責處理之清運垃圾業務尚未執行完畢，而當屬渠等於案發當日所進行廢棄物清運作業之一環，自仍有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範適用。準此，告訴人因其個人要求被告將系爭車輛駕返島頭公園，並將車內垃圾當場為傾倒，使其便於找尋個人物品，以便達成公務使用之目的，仍屬違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違規行為，更不得以其為偶發事件或有公務使用目的而排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適用。是檢察官上訴主張本案案發時並非「一般垃圾清運流程」，而係告訴人為找尋其個人物品，排除車斗障礙物，不適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24條等規範，尚難認告訴人有何違反上開工作守則情事等語，並不足採。況且，本院認定告訴人與有過失之判斷基準，除告訴人違反上開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外，尚有未盡日常生活經驗之注意義務部分，故檢察官上開主張無從動搖本院所為告訴人亦有與有過失之認定。　⒉至於檢察官上訴另主張本件包含被告在內相關人員均表示未受過車斗相關教育訓練，而原審判決援引之「宣導簽認單」，僅要求清潔隊員簽名敷衍了事，亦難據之認為相關人員已受有車斗相關教育訓練，應認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等語。惟查，被告、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同年月29日、同年月30 日，均有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處，接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為值勤作業SOP、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宣導等情，事證已如前述，至於被告、告訴人於本案偵查及歷次審判階段各自否認有接受環保局進行相關教育訓練，尚無排出因其等有各自為求有利於己之訴訟目的之考量，而為一致陳述之可能性，尚難認被告及告訴人否認有接受環保局進行相關教育訓練之陳述為事實。況且，檢察官並未舉證卷內由原審判決援引之被告及告訴人均有簽名其上之「宣導簽認單」，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偽造或唆使員工造假之不實文件，自無從僅憑上開臆測之詞，否認前開「宣導簽認單」所代表意涵之真實性，尚無法以此推論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之情形存在。是檢察官前開主張，難認可採。　㈦另檢察官及告訴人上訴主張本案告訴人所受之傷勢已達重傷害程度，請求變更法條為過失致重傷害罪等語。惟查，告訴人因被告本案之過失行為所受之呼吸道傷害及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僅有符合「難治」之要件，並未同時符合「重大性」之要件，尚難認符合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而僅屬普通傷害而未達重傷害程度，已如前述，則檢察官上訴意旨及告訴人主張本案應為過失致重傷害，即難憑採。　　㈧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有提出被告及證人丙○○之自白書、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宣導簽認單之宣導照片比對表、告訴人事發當日所拍攝清潔中照片、Line群組照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訴字第635號行政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 2 年國字第11號事件於112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筆錄、「社子班公務官群」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9至35 頁、第75至78頁、第167頁、第177至187頁、第323至347頁、第363至367頁），用以證明其並未受環保局進行相關教育訓練，主張其於本案中並無與有過失之情形等語，然上開資料經本院審酌後，均不足動搖本院依前開事證所為認定之結果，尚無從為有利告訴人之認定。　㈨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過失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量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審認定告訴人因被告行為所致之傷勢為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合併右側氣血胸、右側第二至第六肋骨骨折、右側胸部挫傷、多處擦挫傷（四肢及軀幹）等傷害，然告訴人經治療後，就右側主支氣管撕裂傷部分現仍有氣管狹窄及瘜肉增生等後遺症，並引發創傷壓力症候群之精神傷害，故原審未及審酌告訴人因經後續治療後仍有上開身體及精神傷害之情形，而有告訴人因本件過失案件所受傷勢評價不足之處，難認量刑妥適。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即屬有據。　⒉至於檢察官上訴主張本案應成立過失致重傷害罪以及告訴人並無與有過失等情，並不可採，已如前述。　　　⒊據上，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夾傷事故係因被告未遵守前述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作業流程，在焚化廠傾卸平台以外之處所開啟系爭車輛之車斗，且未注意車後之告訴人動態，貿然將車斗降下所致之違反義務之程度，致告訴人所受前揭傷害，所為誠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考量被告犯後承認本案客觀事實，但否認主觀上有過失情事存在，且與告訴人因對於和解金額差距過大而未能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復審酌本件事故發生告訴人亦與有過失之情形，兼衡被告並無前科之素行、過失之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告訴人與有過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二專畢業、目前從事清潔工作、月薪約新臺幣四萬元、已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及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一第389頁；本院卷二第18頁）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睦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提起上訴，檢察官黃逸帆、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22

TPHM-112-上易-24-20250122-2

金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羽姍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349、350號、112年度偵字第9829、10669、115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戊○○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已預見將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作為掩飾或隱匿他人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用，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7月初某日，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提款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付予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將金融帳戶提供該人所屬詐欺集團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該不詳人士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並掩飾其等因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後，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甲○○、庚○○、丁○○、丙○○、己○○等五人（下合稱告訴人甲○○ 等五人【註：起訴書雖記載『等六人』，惟起訴書附表僅有記載上開五人】）實施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告訴人甲 ○○等五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後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等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一般洗錢罪等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甲○○ 等五人於警詢時之證述、本案中信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甲○○等五人提出之轉帳單據、通訊對話紀錄等資料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等犯行，辯稱：我不是主動交付本案中信帳戶之資料給對方，是對方強行拿走的等語（本院卷第264、345頁）。五、經查，本案中信帳戶係以被告之名義申辦，以及不詳人士分別向告訴人甲○○等五人實施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告訴人甲○○等五人陷於錯誤，分別轉匯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款項至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匯入帳戶，復經不詳人士轉帳至本案中信帳戶等節，為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所不爭執，且經證人即告訴人甲○○等五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1073 5號卷第33至36頁、偵10917號卷第9至11、23至31頁、偵115 54號卷第21至24頁、偵10669號卷第15至27頁），並有本案中信帳戶及如起訴書附表所示第一層匯入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甲○○等五人之報案資料（包含陳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暨其等提出之轉帳單據、通訊對話紀錄等資料在卷可佐（偵10735號卷第11至17、37至38、4 7至49、67、70至89頁、偵10917號卷第13至17、51至59、63 至65、71至82、89至153頁、偵11554號卷第27至53、57至78 、83、92頁、偵9829號卷第19至51、61至81頁、偵10669號卷第355436、41至43、47、119至150頁），是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六、公訴意旨固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為據，主張本案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在111年7月初某日，將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交付給不詳人士，進而對不詳人士分別向告訴人甲○○等五人實施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成立幫助犯。惟查： (一)被告就其於111年7、8月間持有、使用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之相關狀況，分別於本案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如下： 1、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於111年6、7月左右，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借貸廣告，內容大約是有賺錢的機會，該廣告上面有一個LINE好友，我點了之後就加入暱稱「貸款專員李先生」好友，我跟他說我想要進一步了解工作內容，他便叫我南下高雄，他親自跟我講解，111年7月4日下午我到高雄，對方說要介紹投資方法給我，叫我將印鑑、存摺及金融卡交給他；我剛到高雄時，對方騙取我身上印鑑、存摺、金融卡及手機，便說要帶我去見他們主管，並把我的眼睛矇上，我一個女生，毫無反抗之力；我的手機內有網路銀行，該帳號是設定指紋辨識，我被矇住的時候，對方有用我的手不知道觸碰什麼，我猜是這時候被他們解鎖了；我沒有主動提供本案中信帳戶予他人使用，是詐騙集團未經過我同意強迫我交出來；111年8月9日詐欺集團放我走；我們在現場如果想逃跑的話，都會被詐欺集團成員施以私刑，所以不敢跑走等語（偵9829號卷第13至17頁）。 2、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本案中信帳戶於111年7月間被詐騙，當時我在做網拍，我看到借貸網的網站，我本來只是想了解看看有無合夥的股東，結果對方說可不可以方便讓他看我的存摺，我就拿出來讓他看，我要收起來，他又要看我的網路銀行資料，我有給他看，結果他說等一下、先不要收起來，他就問我網拍在做什麼，他又說要先諮詢他的合夥人是否同意，他請我把手機及存摺先放在車上，當時手機及存摺放在駕駛座的扶手上，我就問什麼時候可以知道答案，他叫我不要急，我說等一下我要工作，他就說「你很囉嗦」、跟我們走就對了，他們就帶我去高雄旗山並把我軟禁，他把手機、提款卡、存摺都拿走，他帶我到一間平房，他們有電擊棒，門有被反鎖，當時房子裡面有5、6個人被軟禁，他們會買三餐給我們吃，我被軟禁的時間長達一個月，後來某天他們說「你可以走了」，他們就開車載我去旗山、美濃的交界，我就跟朋友求救，趕快回雲林；我在被軟禁的期間沒有出去領錢或辦理匯款；我有告訴對方本案中信帳戶的提款密碼等語（偵緝349號卷第29至32頁）。 (二)基此，觀諸上開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被告於111年7 月間，究係在與不詳人士聯繫後任意性地主動交付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抑或係因與不詳人士聯繫而攜帶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等資料前往高雄市某處與不詳人士碰面後，遭不詳人士強行取得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似非完全無疑。 (三)而查，另案被告彭郁錡等人，因涉嫌自111年4月某日起至同年8月23日，以高雄市○○區○○段00○0地號上之「家興山莊」工寮作為管控人頭帳戶提供者之據點（下稱另案工寮），待透過於網路刊登虛偽不實之高薪徵才廣告、借貸廣告或經由他人仲介等方式吸引應徵者、貸款者上鉤並接應或載送至另案工寮後，即以軟硬兼施並軟禁於特定處所或車輛之方式，要求該等對象交付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自然人憑證、金融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含密碼）、印章、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且管控該等對象之自由行動，復將該等資料轉交給他人用以實施詐欺犯行，暨於另案工寮內，透過言語、使用電擊棒或辣椒水等物品恫嚇、傷害前揭經接應或載送至另案工寮之部分對象（包含另案告訴人乙○○）等行為，而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係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恐嚇危害安全罪、普通傷害罪、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罪嫌，以該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8號等案件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乙節，有該等案件之（追加）起訴書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7至198頁），是依該等案件（下合稱系爭橋頭另案）之（追加）起訴內容，其中有關取得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之時間、地點、方式及過程等事項，核均與上開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情節高度相符，當可徵被告之該等供述並非全然無稽；參以，證人即系爭橋頭另案之告訴人乙○○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我認識本案被告戊○○，我是跟她一起被關在工寮的時候才認識的，這那之前我沒有看過她，我不清楚戊○○是怎麼進去該工寮的，戊○○同樣也是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那裡，她在山上的時候，跟我們遇到的情形一模一樣，我是在111 年6月底被關到該工寮，她是比我後面才進到該工寮，她上來的時候就真的是蠻驚慌的，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我在該工寮內看到戊○○的時候，她就是在工寮裡面走動，依我在該工寮內看到戊○○的身體、精神狀況，看起來她沒有被毆打或者虐待的感覺，就是精神憔悴而己，沒有看到有什麼明顯的傷痕等語（本院卷第224至251頁），明確證述其有見聞被告出現並待在另案工寮內乙情，益徵上開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應屬有據，堪信被告亦為系爭橋頭另案所指因金融帳戶資料而經不詳人士接應或載送至另案工寮之對象無訛。 (四)是以，被告既為系爭橋頭另案所指因金融帳戶資料而經不詳人士接應或載送至另案工寮之對象，且細觀系爭橋頭另案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業已載明另案被告用以取得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之方式包含刊登高額薪資徵才、借貸等虛偽不實廣告，且會將該等對象接應或載送至另案工寮，再透過「軟硬兼施並軟禁於特定處所或車輛之方式」要求該等對象提供金融帳戶之存摺、金融卡（含密碼）、網路銀行帳號及密碼等資料，並管控該等對象之自由行動等節，則就被告於偵查中所稱其並未同意不詳人士取得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暨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辯稱，其係在某部車內與不詳人士碰面且討論到其金融帳戶內資金狀況等事宜後，因不詳人士向其出示電擊棒、辣椒水等武器並矇上其眼鏡、將其載至高雄市某處軟禁之情況下，始遭不詳人士取得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等情（本院卷第71至73、113至116、262 至266頁），恐難遽謂無從採憑，是本案可否率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任意性地主動交付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給不詳人士使用，殊有可疑。 (五)甚者，觀諸系爭橋頭另案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除有載明前揭有關取得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之時間、地點、方式及過程等事項外，就因金融帳戶資料而經不詳人士接應或載送至另案工寮之對象，亦有記載「因某對象不願配合提供金融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而遭以徒手或腳踹、使用電擊棒毆打傷害身體，藉此逼迫該對象提供該等金融帳戶資料」等內容（參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08 號等起訴書之犯罪事實二、㈤部分，本院卷第142至144頁），堪認系爭橋頭另案之相關犯罪嫌疑人就經接應或載送至另案工寮之對象，確有會以恐嚇、傷害等不法方式強行取得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之相當可能，益徵本案被告辯稱不詳人士係於透過恐嚇等不法手段、未經其任意性同意之情況下強行取得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乙節，實存有合理之可能性，且衡諸保全自身安全、避免自身遭受實際侵害為人之常性，是縱被告於經載送至另案工寮並待在其內之期間，並無遭不詳人士毆打傷害身體之情形，亦無從據以排除本案被告上開所辯之合理可能性，遑論據以逕認被告係為賺取約定對價等利益而自願前往並待在另案工寮內及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具任意性地主動交付、提供本案中信帳戶之資料給不詳人士等節。 (六)又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曾因寄出存摺、金融卡（含密碼）等資料給他人而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以及本案被告在與不詳人士聯繫後，有依指示辦理本案中信帳戶之約定轉入帳戶服務等情，固據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所是認（本院卷第263、265、345頁），然依上開情事，至多僅足認被告知悉不合常情地將金融卡（含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交給他人，極可能使其提供之金融帳戶遭用於收受、提領或轉帳詐欺所得款項，以及被告有依不詳人士之指示辦理本案中信帳戶之約定轉入帳戶服務，並有意透過本案中信帳戶進行與不詳人士有關之金流往來等節，但上開被告辦理本案中信帳戶之約定轉入帳戶服務一事，既有可能係發生在不詳人士實際取得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前，且被告於依不詳人士之指示而辦理本案中信帳戶之約定轉入帳戶服務後，亦有可能因警覺有異等原因而改變想法不欲透過本案中信帳戶實際進行與不詳人士有關之金流往來，參以前揭系爭橋頭另案所指向他人取得金融帳戶資料之方式及過程，亦即以軟硬兼施並軟禁於特定處所或車輛之方式，甚至採行徒手或腳踹、使用電擊棒毆打傷害身體等不法手段，則依上開被告之前案紀錄、被告辦理本案中信帳戶之約定轉入帳戶服務等情事，實不足以完全排除不詳人士係在透過恐嚇等不法手段、未經被告任意性同意之情況下強行取得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此一合理可能性，若憑此即謂本案被告係出於任意性地主動交付本案中信帳戶之該等資料給不詳人士，並具有「容任」不詳人士將本案中信帳戶用於實施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不法犯行而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不確定故意，容嫌速斷。 (七)另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雖主張本案被告就其前往高雄市○○○○○○○○○○○路○○○號密碼之經過，前後供述不一，進而認本案被告所辯顯不可採。經查，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就其本案之所以前往高雄市與不詳人士碰面之原因，固先後供稱「借貸廣告、工作內容」、「借貸網站、諮詢合夥股東」「徵求網路拍賣批發商」、「從事網路拍賣工作」、「網路拍賣諮詢款項、貸款」等內容，而就不詳人士如何取得本案中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一事，亦先後供稱「可能係遭對方操控其手指來觸碰解鎖」、「遭對方使用武器要求解鎖網路銀行應用程式」、「經對方要求查看網路銀行之資料時，用指紋解鎖登入網路銀行應用程式；在對方拿出電擊棒、辣椒水等武器後，用輸入密碼的方式登入網路銀行」等內容（參本院卷第71至73、113至116、262 至265頁），惟人之陳述內容，本即易受於見聞事實發生時所處角色（參與者、旁觀者）、注意能力或關切重點、事發過程之客觀情狀、個人記憶力、個人對事物之解讀及描述方式、是否僅側重提問內容而為陳述等因素所影響，參以目前我國社會確存有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不符一般商業習慣之各種理由來要求他人交付、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情形，且對同一對象未必會僅使用單一理由、說法，是綜觀前揭被告之歷次供述內容，就其本案為何前往高雄市○○○○○○○○○○○○○○ ○○○○○○○○○○路○○○號及密碼等事項，固非完全一致，然基本事實部分並未存有明顯不符常情、差異甚大之前後矛盾或歧異，復與系爭橋頭另案所指有關取得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之方式及過程等事項甚為相符，故縱被告就該等事項之歷次供述內容略有不同或未臻周詳，亦無從據以率認本案被告所辯全然不可採憑。八、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本案事證，僅能證明本案中信帳戶係以被告之名義申辦，以及不詳人士分別向告訴人甲○○ 等五人實施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告訴人甲○○等五人陷於錯誤，分別轉匯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款項至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匯入帳戶，復經不詳人士轉帳至本案中信帳戶等節，然不足以證明不詳人士之所以得使用本案中信帳戶來實施該等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乃係因被告出於任意性地主動交付本案中信帳戶之存摺、金融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詳人士，以及被告具有容任不詳人士使用本案中信帳戶來實施該等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之幫助不確定故意等情，是尚未能使本院就被告所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一般洗錢罪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本案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九、末以，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058號移送併辦，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 709號移送併辦等部分，雖均認與本案提起公訴部分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請求本院併案審理，惟本案提起公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前揭移送併辦部分，自皆無從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而併予審理，故均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夫提起公訴，檢察官廖易翔、黃薇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得上訴。

2025-01-22

ULDM-113-金訴-22-20250122-2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秩序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98號上訴人洪坤澤林明諺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79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4842、501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洪坤澤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洪坤澤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後，僅檢察官明示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洪坤澤量刑部分不服而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論處洪坤澤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載敘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審漏未審酌其因義憤為友，有可憫恕及情輕法重之情，未就其本案犯情，具體檢視刑法第57條各款，是否相較其他案件而屬輕微，認無刑法第59條減刑適用，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且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㈡本案無波及不特定人及致大眾生命、身體、健康構成危害之可能，不符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之構成要件，應僅成立普通傷害罪，原判決論以刑法第150條之罪，於法有違。四、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就洪坤澤所犯前揭之罪，已記明如何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並說明所為妨害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惟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因告訴人蔡信輝未到庭致雙方無法達成和解，　　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涉案情節、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各情，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而維持第一審所示刑之量定，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自不得僅摭拾量刑未詳予記敘或擷取其中片段，執以指摘原判決量刑違法。又應否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洪坤澤之犯罪情狀，認無可憫恕之事由，未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縱未說明理由，並不違法。至於他案被告因所犯情節或量刑審酌條件有別，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自不得比附援引他案被告之量刑執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論據。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量刑違法，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圍，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原判決依憑卷證，已記明洪坤澤於原審並未上訴，僅檢察官明示就第一審判決洪坤澤之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見原審卷第41至44、135、145頁），原判決據此僅就洪坤澤量刑之部分審理，亦即未就罪名、犯罪事實等其他部分為判決，並無不合。乃洪坤澤於提起第三審上訴，否認妨害秩序犯行，主張應僅構成普通傷害罪，而爭執犯罪事實及罪名之認定說明，顯係對於前揭未經原審判決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依上開說明，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六、綜合前旨及洪坤澤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或單純就原審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或未經原審判決之部分，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殊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其關於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部分之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23日生效）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已增列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洪坤澤所犯之傷害罪係於前揭規定施行後(113年1月22日)繫屬於第一審法院，則上開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既從程序上駁回，與之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刑法第 277條第1項傷害部分之上訴，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未合於同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要件，自亦無從為實體上之審判，應併從程序上駁回。貳、林明諺部分：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 條後段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林明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113年9月25日提起上訴，並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洪兆隆法　官何俏美法　官高文崇法　官汪梅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珈潔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298-20250122-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致死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288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梁鈞傑選任辯護人陳亮佑律師張雅婷律師上訴人即被告王宣尹選任辯護人蔡明叡律師(法扶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施杰宇選任辯護人魏釷沛律師上訴人即被告羅烜華選任辯護人王紹安律師訴訟參與人陳惠娟（被害人之母，年籍資料詳卷）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陳建源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傷害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年度原訴字第171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2468、42469、424 70、49261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梁鈞傑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貳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王宣尹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壹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施杰宇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年肆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羅烜華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事　實一、緣王宣尹引薦陳柏翰將其所申辦之金融帳戶，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代價出售予梁鈞傑，嗣因上開金融帳戶之使用問題發生糾紛，梁鈞傑、王宣尹為了誘使陳柏翰出面，將前揭收購帳戶之款項退還，竟議定以押人及眾人猛力圍毆等妨害自由、傷害不法暴力犯罪計畫，施杰宇、少年林○聿（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柳孟男（綽號「阿南」或「小白」）、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齊」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劉家豪、羅烜華、徐峻傑、陳昱霖、少年吳○家（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等人明知上情，仍共同參與該犯罪計畫，其等主觀上雖無致陳柏翰於死之意，然其等皆係思慮正常之人，於客觀上均能預見合眾人之力猛力圍毆陳柏翰，極可能因場面混亂無法控制攻擊之方式、力道及部位，導致身體嚴重受創，並因此等傷害導致死亡之危險，竟均疏未注意及此，仍依上開犯罪計畫，而共同基於傷害及妨害自由之犯意聯絡，由王宣尹於民國111年10 月4日20時30分許前某時，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傳送訊息向陳柏翰佯稱心情不好，邀陳柏翰至其位在桃園市○○區○○ ○路0段000巷000號12樓住處聊天，陳柏翰不疑有他，於同日 20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赴約，王宣尹即依上開犯罪計畫謀議，透過iMessage發送訊息，將此情告知梁鈞傑，梁鈞傑獲悉後，即與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小齊」分別駕駛及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對面之「溫州公園」，梁鈞傑即透過iMessage，指示王宣尹將陳柏翰帶往「溫州公園」，於同日21時36分許，陳柏翰與王宣尹甫抵達「溫州公園」外側人行道處，陳柏翰即遭梁鈞傑以徒手勾手方式，命其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王宣尹則趁隙逕自離去，斯時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小齊」均同在該處助勢，而共同以此挾眾人之勢之強暴方式，剝奪陳柏翰之行動自由，由「小齊」於同日21時4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林○聿、梁鈞傑及陳柏翰，施杰宇則搭乘柳孟男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一同前往桃園市○○區○○路000號一帶某處（下稱大園施暴現場），期間，梁鈞傑即致電劉家豪告知上情，而均同在劉家豪所經營址設桃園市○鎮區○○路0段00號「正信洗車場」之羅烜華、徐峻傑、陳昱霖及吳○家等人均知悉上情後，即依上開犯罪計畫謀議，分別駕駛及搭乘車牌號碼000- 0000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00 0-0000號租賃用小客車，自「正信洗車場」出發前往大園施暴現場，其等於同日22時許陸續抵達該處會合，梁鈞傑、施杰宇、羅烜華、林○聿、柳孟男、「小齊」及劉家豪、羅烜華、徐峻傑、陳昱霖、吳○家等人，即依前揭犯罪計畫謀議，挾在場眾人之勢，控制剝奪陳柏翰之行動自由，使其無法逃離，而任由梁鈞傑、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劉家豪及「小齊」等人，分別以金屬製棍棒、木棍、徒手、徒腳等猛力圍毆方式，攻擊踹踢陳柏翰之頭部、軀幹及四肢等處，時間長達1小時餘，陳柏翰因而受有全身多處大面積挫傷、瘀傷等傷害，此際在場眾人客觀上均可預見陳柏翰遭受如此長時間之毆打、身體多處負傷而虛弱不堪，倘未將其即時送醫或為必要之處置，將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竟均疏未預見上情，僅於施暴行為結束後，由梁鈞傑、羅烜華警告陳柏翰不得報警及就醫，即由梁鈞傑於翌⑸日0時5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施杰宇、陳柏翰返回「溫州公園」，梁鈞傑將當下性命垂危之陳柏翰攙扶下車後，即與施杰宇將陳柏翰棄置在該處逕自離去，陳柏翰在未能即時獲致有效救助之情形下，終因梁鈞傑等人之圍毆猛力攻擊行為所受傷害引發顱內出血、橫紋肌溶解症及皮下多量出血而死亡。嗣因陳永金於當日上午5時41分許，在「溫州公園」發現倒臥在該處之陳柏翰，旋即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附表所示供上開犯罪所用之物（林○聿共犯部分，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少訴字第3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年，本院少年法庭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14 號維持原審判決，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890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柳孟男、劉家豪、徐峻傑、陳昱霖共犯部分均經檢察官另案偵辦，吳○家由共犯部分由原審少年法庭另行調查）。二、案經陳柏翰之母陳惠娟告訴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北市整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偵查後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下列援引為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㈠就被告下列不利於己之供述，其等並未爭執陳述之任意性，且又有其他事證足以補犯強其陳述確屬真實可信，自有證據能力。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等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該些傳聞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要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㈢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逐一提示而為合法調查，自亦得作為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㈣至辯護人否認證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部分，因本院並未援引為犯罪事實之認定，自毋庸論述有無證據能力。　二、上開共同傷害致死及妨害自由之犯罪事實，業據梁鈞傑、施杰宇自白不諱（見本院卷㈠第326、330頁，卷㈡第68頁）。本件係王宣尹於上開時、地，邀約被害人陳柏翰見面，其後將陳柏翰帶至「溫州公園」，由梁鈞傑、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小齊」等人將陳柏翰強押帶離等事實，亦分據共犯王宣尹、林○聿於偵查中、原審審理時具結陳述在卷，並有王宣尹與陳柏翰之訊息對話截圖、現場監視器影像暨截圖可按（見111年度偵字第42468號卷第83至89、90至93、103至1 25頁，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75號卷第13至35頁）。而梁鈞傑、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小齊」等人將陳柏翰強押帶往大園施暴現場途中，梁鈞傑即致電劉家豪告知上情，均同在劉家豪所經營「正信洗車場」之羅烜華、徐峻傑、陳昱霖及吳○家等人均知悉後，即分別駕車前往大園施暴現場會合，分別以金屬製棍棒、木棍、徒手、徒腳等猛力圍毆方式，攻擊踹踢陳柏翰等情，亦分據共犯羅烜華於偵查及原審時具結陳述：當時我跟劉家豪、徐峻傑、陳昱霖、吳○家在正信洗車場，梁鈞傑打給劉家豪，劉家豪開擴音，我們都有在場聽到梁鈞傑講的話，他說「我抓到欠我錢的人，我在處理，你們要不要過來？」所謂「處理」，可能就是修理、打對方，他電話中的意思就是叫我們去現場幫忙助勢，我們想說也無聊，劉家豪問說要不要一起過去，我們就說好，就5個人一起到場；我到大園現場時，就看到一群人圍著被害人，加上我大概11、12人，我有看到梁鈞傑、施杰宇、林○聿及1、 2名不認識的男子都拿鐵棒打被害人，我看被害人的頭有流血，所以他可能有被打頭過；他們幾個人是輪流動手打，一直到我離開，差不多經過1小時多等語屬實，並有現場錄音及譯文可按（見111年度警聲搜字第1182號卷第191至192頁）。而上開大園現場施暴行為結束後，由梁鈞傑、羅烜華警告陳柏翰不得報警及就醫，即由梁鈞傑與施杰宇於翌⑸日0時 59分許，駕車將陳柏翰載回棄置在「溫州公園」處離去，經陳永金於當日上午5時41分許，在「溫州公園」發現倒臥在該處之陳柏翰，旋即報警處理等情，亦據陳永金於偵查中具結陳述屬實，並有刑案現場照片可按（見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75號卷第79至201頁）。而陳柏翰受有右側額部瘀傷、右眉弓外側瘀傷、右耳裂傷、右耳前瘀傷、左側額部擦挫傷、左顳部擦傷、左眼眶下方擦傷、左顏面部擦傷、左上嘴唇瘀傷、右側額顱頂枕部頭皮之皮下組織大面積出血、右側顳肌出血、顱內左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左側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後頸部類似圓形灼傷、四肢、背部、臀部、胸部外側均有多處大面積挫傷、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皮下多量血液聚積、肌肉組織挫傷出血、肌肉纖維斷裂壞死、右肺臟下葉局部挫傷出血等多處大面積挫傷、瘀傷、肌肉組織出血、壓砸傷、斷裂、壞死、腎組織腎小管內有大量肌球蛋白沉積、多處雙重條紋瘀傷，終致死亡之事實，業據檢察官督同檢驗員相驗屬實，製有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附卷可稽，並經解剖鑑定指出：死者因為外傷、肌肉組織嚴重損傷而造成橫紋肌溶解症，且其身上多處雙重條紋瘀傷之外傷型態，符合以棍棒毆打所造成，其生前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因為遭人毆打，在頭部、胸背部、臀部、四肢多處大面積挫傷及瘀傷，顱內有出血，皮下組織有多量出血的血液聚積，肌肉組織外傷出血、肌肉纖維斷裂、壞死，導致被害人因顱內出血、橫紋肌溶解症、皮下多量出血而死亡，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111）醫鑑字第1111102479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查（見111年度相字第1614號卷第235至245、383至396頁），並有附表編號1扣案之球棒可按，其上血跡經比對結果，與陳柏翰之DNA-STR型別相同，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4日刑生字第1117027378號鑑定書可按，俱符合本件是合眾人之力挾勢以金屬製、木製棍棒、徒手、徒腳猛力圍毆攻擊陳柏翰之事實。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傷害致死罪，係對於犯普通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參酌同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死亡結果之發生而不預見為要件，此所謂「能預見」，係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此所謂「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並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765號判決意旨參照）。梁鈞傑、施杰宇行時是思慮正常之成年人，於客觀上均能預見合眾人之力猛力圍毆陳柏翰，極可能因倚恃群體暴力威脅情緒或激情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以致場面混亂無法控制攻擊之方式、力道及部位，將導致陳柏翰身體嚴重受創，並因此等嚴重傷害導致死亡之危險，更遑論其等始終在場分擔下手實施猛力圍毆之傷害行為，對於共同以前揭手段猛力圍毆，陳柏翰遭多人長達1小時間以器具、徒手輪番持續猛力毆擊，造嚴重之傷勢，未將其即時送醫或為必要之處置，將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客觀上更有預見可能性，而其等違反此項注意義務致衍生死亡之結果，陳柏翰之死亡結果與梁鈞傑、施杰宇實際下手之共同圍毆傷害行為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依上說明，自應負共同傷害致死罪責。是梁鈞傑、施杰宇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事實已經證明，應依法論科。三、王宣尹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然依其先前陳述，矢口否認有上開共犯之情，辯稱：我未親自參與傷害、剝奪行動自由等行為，我僅係把陳柏翰約出來，讓與梁鈞傑處理帳務問題，梁鈞傑等人的押人及眾人猛力圍毆等不法暴力犯罪計畫與我無關，我無法預見陳柏翰死亡之結果等語。訊據羅烜華坦承傷害、妨害自由等犯行，然否認傷害致死犯行，辯稱：我只在現場看，並未動手，當時只看到陳柏翰頭部流血、屁股被打等傷勢外，但生命體徵仍相當穩定，實無預見陳柏翰死亡之可能等語。然查： (一)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係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必其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實行犯罪行為者，亦均應認係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同一罪責。又查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實行之必要。 (二)王宣尹將陳柏翰帶至「溫州公園」後，梁鈞傑與協同之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小齊」等人，即將陳柏翰強押上車，並駕車前往大園施暴現場，經通知前來大園施暴現場之劉家豪、羅烜華、徐峻傑、陳昱霖及吳○家等人，在彼此會合後，即別以金屬製棍棒、木棍、徒手、徒腳等猛力圍毆方式，攻擊踹踢陳柏翰，已認定如前述。則上開共同實際參與之人，若非先議定好押人及眾人猛力圍毆等不法暴力犯罪計畫，豈能在前揭深夜時分聚集，又豈會在一見到陳柏翰出面，即以上述挾眾人之勢之不法強暴方式，出手強押剝奪陳柏翰之行動自由，使其無法逃離，遑論在大園施暴現場雙方會合後，即已準備好暴力犯罪毆擊之器械，且不由對方辨明分說，參與之人就立刻有如前述1小時之期間內，合力對陳柏翰為密集之持械、徒手、徒腳猛力攻擊等行為，其理甚明。此從卷附王宣尹與梁鈞傑間之對話中，梁鈞傑向王宣尹表示「人叫好了」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468號卷第119頁），更足以確知佐證。是以羅烜華既同係經通知而在場之人，依上說明，顯然對此押人及眾人猛力圍毆等不法暴力犯罪計畫有所謀議並共同參與，即令如其所陳，其在場後並未下手實施圍毆行為，然仍因其在場得以挾在場眾人之勢，控制剝奪陳柏翰之行動自由，使陳柏翰無法逃離，而任由梁鈞傑、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劉家豪及「小齊」等人，分別以金屬製棍棒、木棍、徒手、徒腳等猛力圍毆方式，其客觀上就此傷害、妨害自由之犯罪計畫已有行為分擔，參以羅烜華於偵查及原審自陳：他們幾個人是輪流動手打，一直到我離開，差不多經過1小時多，我離開時，被害人還留在現場，因為我不認識被害人，所以我只有過去旁邊叫囂、取笑他，我確實也有對他說「等下借我拍裸照，就把你放回去」、「你敢報警，我就PO你裸照」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9261號卷第63頁），並有前揭卷附現場錄音及譯文可按，足見羅烜華主觀上亦有將在場其他下手實施妨害自由、傷害之共犯行為，視為自己共犯行為之意，否則何需為上開對陳柏翰恫嚇之言語，以免其共同參與本案不法犯行遭陳柏翰事後對外舉發揭露。是依前揭共犯理論之說明，足徵羅烜華對於上開傷害、妨害自由犯行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其就此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三)本件是因王宣尹曾引薦陳柏翰將其所申辦之金融帳戶，以5 萬元之代價出售予梁鈞傑，嗣因上開金融帳戶之使用問題發生糾紛，為了要讓陳柏翰將前揭所收取之款項退還，才由王宣尹誘使陳柏翰出面，交由梁鈞傑處理等情，已據王宣尹於原審訊問時坦認：我和梁鈞傑有點口角，那時包括我自己及被害人的帳戶都有交給梁鈞傑，我就叫包括被害人在内所有的帳戶提供者去申辦帳戶遺失，後來我跟梁鈞傑誤會解開，這件事情造成梁鈞傑從事詐騙行為很大的損失，所以我就替他問其他帳戶的提供者願不願意繼續配合，除了被害人外，幾乎全部都願意，被害人覺得是梁鈞傑的問題，因他確實提供本子，我跟梁鈞傑和好後，梁鈞傑說他有很多損失，我說要幫忙他停損，讓他的損失降到最低，所以我就幫梁鈞傑約被害人出來等語明確（見原審聲羈卷第77至78頁）。此情亦與卷附王宣尹與梁鈞傑間之對話內容，梁鈞傑向王宣尹表示「陳柏翰的錢」、「你不用去要嗎」等語，王宣尹則覆以「陳柏翰的錢我想辦法弄回來給你不然人交給你能？」、「我人騙到了」、「陳柏翰在我這了」、「快 0.3的東西我不知道能綁他多久」等語，梁鈞傑復告稱「我過去了」、「人叫好了、「他媽的」、「你等等把他帶到公園」、「不要在你家」、「怕人家報警」、「你叫他陪你去公園」、「我一看到之後」、「就扁他」、「你直接跑就好」、「看到不要認我」等語，王宣尹進而提醒被告梁鈞傑「他車禍龍骨有受傷如果他反擊往痛處打」等語相符（見111年度偵字第4 2470號卷第116至120頁）。是以上開王宣尹與梁鈞傑內容，梁鈞傑前揭對其明白表示「人叫好了」、「我一看到之後」、「就扁他」等語，其顯然對於梁鈞傑將以眾人圍毆之傷害不法暴力犯罪對被害人施加壓力，以順利取回款項之犯罪計畫知之甚詳。又依王宣尹所述，陳柏翰並不認識其餘之共犯，則若非陳柏翰突然遭梁鈞傑挾眾人之勢之不法強暴方式，遭到剝奪行動自由而無法離去，豈會在深夜時分，不怕自身安危與梁鈞傑所挾之眾人離去。參以陳柏翰在場被強押離開後，王宣尹確如梁鈞傑上開所陳「你直接跑就好」、「看到不要認我」等語，更足認王宣尹就梁鈞傑上開妨害自由之不法暴力犯罪計畫自始知悉，否則以陳柏翰遭不法剝奪行動自由之不法犯罪狀態已經甚為顯然，王宣尹竟未出手制止，更未為任何報警、對外求援之舉，顯然就此知情並共同參與，其理甚明。是王宣尹辯稱不知道梁鈞傑等人的押人及眾人圍毆等不法暴力犯罪計畫等語，顯然與上開客觀實情不符，委無足取。是以王宣尹利用陳柏翰對其信賴關係，故在王宣尹藉詞心情不好，引誘陳柏翰至其家中聊天，更進而被帶往「溫州公園」，陳柏翰對此情均不疑有他，也正因王宣尹之行為，才能讓梁鈞傑協同之人遂行後續押人、暴力圍毆之妨害自由、傷害等犯罪，故王宣尹於本案犯罪計畫而言，顯係立於關鍵不可或缺之角色地位，其客觀上自有行為分擔，且王宣尹主觀上亦有共同參與之意，所以梁鈞傑為避免王宣尹事後遭追訴共犯不法，才會有如前述要王宣尹刻意規避之舉。依前揭共犯理論之說明，王宣尹對於上開傷害、妨害自由等犯行，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是王宣尹徒以未親自參與傷害、剝奪行動自由等行為為由否認共犯之情，自無足取。 (四)按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主觀上之犯意可言。從而共同正犯所引起之加重結果，應否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非以各共同正犯之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犯意之聯絡為斷。又在眾人共同實行基本傷害之故意行為時，因其行為之相互加成及累積，已巨幅提昇被害人死亡之加重結果發生之危險，若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在綜合行為當時之一切事實及證據，為客觀事後審查，若認其基本故意行為與加重結果具有常態之關連性者，其間即應認具有因果關係。再因群體鬥毆行為本身具有之混亂及危險，並有舉證上實際困難之特徵，則在有實證證明參與人確實下手實行傷害行為，且有共同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復其等行為與所造成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具有因果關係，不論各參與人如何下手、持何兇器、同時或分別為之，係事先召集、中途臨時加入或於行為後先行離開，只要各參與人在為故意傷害行為時，客觀上能預見被害人死亡加重結果之發生，其主觀上雖不欲發生此項加重結果，且未預見此項加重結果發生，仍應對各參與人所造成之加重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羅烜華、王宣尹有共同參與本案暴力圍毆之犯罪計畫，而與其他在大園施暴現場下手實施圍毆之人，有傷害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認定如前述。本件係合眾人圍毆之不法暴力犯罪，羅烜華、王宣尹均係成年人，客觀上自均可預見倚恃群體暴力情緒或激情之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危險性，極可能因場面混亂，以致參與圍毆之眾人情緒失控，無法控制攻擊之方式、力道及部位，導致陳柏翰身體嚴重受創，並因此等傷害導致死亡之危險。雖王宣尹並未實際參與毆打陳柏翰，亦未在場目睹施暴之經過，然依前揭卷附其與梁鈞傑間之對話內容，王宣尹對梁鈞傑稱「他車禍龍骨有受傷如果他反擊往痛處打」等語，可見其對於梁鈞傑挾眾人對陳柏翰施以圍毆，陳柏翰過程可能會反抗，導致圍毆群眾情失控，將無法控制攻擊之方式、力道及部位，以致眾人更猛力對陳柏翰猛力攻擊，此等挾眾人之勢猛力圍毆攻擊，實可能有致死之高度危險，其客觀上實可以預見。此從前揭卷附梁鈞傑在毆擊過程中與王宣尹之對話內容：（王宣尹）他人還好嗎？（梁鈞傑）他快掛了，（王宣尹）不要又完死掉等語，以及王宣尹與友人李清祐之對話內容，亦提及：我哥（即梁鈞傑）剛打來，好像很慘呢……打來問我人要不要帶走，帶他去看醫生……不覺得我哥會讓他活等語（以上見111年度偵字第42468號卷第98、99、122頁），俱已表明其對於梁鈞傑挾眾人之勢，對陳柏翰圍毆攻擊，且下手力道之猛，此舉有致死之結果，客觀上皆可預見。然王宣尹在主觀上疏未慮及此情，仍執意共同參與本案挾眾人之勢猛力圍毆之犯罪計畫，分擔將陳柏翰誘出之關鍵性行為角色，使梁鈞傑所挾之眾人得以將之帶離押往大園施暴現場，任由召集而來之眾人對陳柏翰施以猛力圍毆，造成陳柏翰有死亡之高度危險，且在圍毆過程中，已然知悉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竟仍未積極出面阻止，甚或求援以設法阻斷陳柏翰之死亡結果發生，依前揭說明，即應就該加重結果共同負擔傷害致死之罪責。而羅烜華在此眾人圍毆過程中始終在場目睹，對於共同以前揭手段毆擊陳柏翰，陳柏翰因遭多人長時間以多種工具輪番持續毆擊，且難以控制攻擊部位及力道之情形下，造成全身多處大面積挫傷、瘀傷等傷害，斯時已甚為虛弱不堪，倘未將其即時送醫或為必要之處置，將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客觀上更可以預見，此從羅烜華於偵查及原審訊問時坦承：「如果我是被害人當時被持鋁棒打，頭也有流血，我可以想到我會有生命危險」、「因為我這麼小隻」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9261號卷第64頁，原審卷二第334頁），益可以確知。是羅烜華分擔在場，得以挾在場眾人之勢，控制剝奪陳柏翰之行動自由，使陳柏翰無法逃離，而任由梁鈞傑、施杰宇、林○聿、柳孟男、劉家豪及「小齊」等人，分別以金屬製棍棒、木棍、徒手、徒腳等猛力圍毆方式，且對於陳柏翰死亡結果之發生，客觀上具有預見可能性及迴避結果可能性，且其在參與傷害過程所衍生之獨特危險，適足造成陳柏翰死亡傷重致死之結果而具有直接關聯性，卻在主觀上疏未慮及此情，執意繼續在場參與，未向其餘共犯表達脫離之意，亦未積極阻止，任由其他在場之共犯下手實施猛力圍毆攻擊行為，依前揭說明，亦應就該死亡之加重結果擔負傷害致死之罪責。是羅烜華、王宣尹以前詞辯稱以其等當時參與之情況，客觀上均未能預見陳柏翰死亡之加重結果，主張其等僅應負擔傷害罪責等語，均不足採。 (六)至羅烜華之辯護人以羅烜華僅在場1小時即離開為由，主張就其餘共犯之後之相續傷害犯行以及所生之結果，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然按複數行為人以共同正犯型態實施特定犯罪時，除自己行為外，亦同時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遂行自己之犯罪，從而共同正犯行為階段如已推進至「著手實施犯行之後」，脫離者為解消共同正犯關係，不僅須停止放棄自己之行為，向未脫離者表明脫離意思，使其瞭解認知該情外，更由於脫離前以共同正犯型態所實施之行為，係立於未脫離者得延續利用之以遂行自己犯罪之關係，存在著未脫離者得基於先前行為，以延續遂行自己犯罪之危險性，脫離者自須排除該危險，或阻止未脫離者利用該危險以續行犯罪行為時，始得解消共同正犯關係，不負共同正犯責任。易言之，複數行為人遂行犯罪時，較諸於單獨犯型態，由於複數行為人相互協力，心理上較容易受到鼓舞，在物理上實行行為亦更易於強化堅實，對於結果之發生具有較高危險性，脫離者個人如僅單獨表示撤回加工或參與，一般多認為難以除去該危險性，準此，立於共同正犯關係之行為，複數行為人間之各別行為既然具有相互補充、利用關係，於脫離之後仍殘存有物理因果關係時固毋待贅言，甚於殘存心理因果關係時，單憑脫離共同正犯關係之表示，應尚難足以迴避共同正犯責任，基於因果關係遮斷觀點，脫離者除須表明脫離共同正犯關係之意思，並使未脫離者認知明瞭該情外，更須除去自己先前所為對於犯罪實現之影響力，切斷自己先前所創造之因果關係（即須消滅犯行危險性，解消脫離者先前所創造出朝向犯罪實現之危險性或物理、心理因果關係效果，如進行充分說服，於心理面向上，解消未脫離共犯之攻擊意思，或撤去犯罪工具等，除去物理的因果性等），以解消共同正犯關係本身，始毋庸就犯罪最終結果（既遂）負責，否則先前所形成之共同正犯關係，並不會因脫離者單純脫離本身，即當然解消無存，應認未脫離者後續之犯罪行為仍係基於當初之共同犯意而為之，脫離者仍應就未脫離者後續所實施之犯罪終局結果負共同正犯責任（參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52 號刑事判決意旨）。羅烜華是共同參與本案暴力猛力圍毆之犯罪計畫，已認定如前述，則參與之人相互利用行為，以共同達成不法所有之犯罪目的，未逾越其合同意思之範圍，羅烜華僅單純離去現場，並未機即表明與其餘共犯解脫之意，更未為任何切斷本案暴力猛力圍毆之行為，依上說明，自無從解消共同正犯關係。 (七)綜上事證，羅烜華、王宣尹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事實已經證明，應依法論科。　　四、查上開行為後，刑法增訂第302條之1，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同年6月2日起生效，該條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修正後增訂之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將符合「三人以上犯之」、「攜帶兇器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加重處罰，使部分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罪科刑之情形，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之1條第1項論罪科刑，是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第302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核梁鈞傑、王宣尹、施杰宇、羅烜華上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就上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致死等犯行，與共同參與本案犯罪計畫之柳孟男、林○聿、吳○家、劉家豪、徐峻傑、陳昱霖、「小齊」之人間，有直接或間接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前揭對陳柏翰剝奪行動自由之期間，雖歷經不同地點，應認屬繼續犯。本件係以押人及眾人猛力圍毆等不法暴力犯罪計畫，以達使陳柏翰返還款項之目的，故所犯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罪與傷害致死罪間，可認方法、目的行為間有局部重疊，且行為人之犯罪目的單一，可評價為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致人於死罪論處。查，梁鈞傑、施杰宇、羅烜華於本案行為時均為成年人，而共犯林○聿於行為時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年籍可按。依施杰宇於偵查時所述：林○聿好像17歲，確定沒有滿18歲，以前國我是他學長，知道他是未成年人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4 69號卷第117頁），以及羅烜華於偵查時所述：林○聿看起來是高中生，我可以判斷他未滿18歲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 9261號卷第63頁），可見施杰宇、羅烜華均知悉林○聿係未滿18歲之少年。至梁鈞傑雖否認知悉林○聿之少年身分，辯稱其先認識施杰宇，再認識林○聿，其不知林○聿幾歲，以為林○聿跟施杰宇同年紀等語，然依羅烜華於前揭偵查中所述：梁鈞傑之前有帶施杰宇、林○聿一起來平鎮正信洗車廠聊天，所以我才認得，林○聿都是跟梁鈞傑一起等語，是以相較於羅烜華而言，梁鈞傑顯然與林○聿更為熟識，則以羅烜華與林○聿相處過程，與林○聿不熟識之羅烜華，單見林○聿之談吐、外表，即可以確知是未滿18歲之成年人，梁鈞傑當更無不知林○聿係少年之理，是梁鈞傑辯稱不知林○聿係少年等語，自不足採。是以梁鈞傑、施杰宇、羅烜華均係成年人，明知林○聿係未滿18歲之少年，卻仍與之共同實施犯罪，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除其中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餘依法加重其刑。至王宣尹並未實際召集、參與毆打過程，亦未在場目睹施暴之經過，對於上述共犯之少年身分資料，難認可得知悉，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起訴書已具體指出羅烜華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然本院審酌前案係過失傷害，與本案之犯罪型態、罪質、犯罪情節及立法處罰之目的均迥異，且本案係受邀參與，可認係偶發之犯罪，難認羅烜華具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本件梁鈞傑、王宣尹、施杰宇、羅烜華行為時均係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僅因細故起因即挾眾為上開不法暴力犯罪，更造成死亡之嚴重結果，難認其等所為有何犯罪特殊之原因、環境而有堪予憫恕，其等所為與本件所犯傷害致死罪之最輕本刑，以及梁鈞傑、施杰宇、羅烜華依上開規定加重所得之處斷刑，二者相較，亦無情輕法重之特殊事由，要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併予說明。五、原審認對梁鈞傑、王宣尹、施杰宇、羅烜華為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本件是議定以押人及眾人猛力圍毆等不法暴力犯罪計畫，參與之共犯自始均知悉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已說明如前，則原判決認定王宣尹僅應負傷害罪責，以及劉家豪、羅烜華、徐峻傑、陳昱霖及吳○家等人，是經梁鈞傑通知到大園施暴現場，才相續為妨害自由、傷害等犯行，此部分之事實認定，均難認允當。又梁鈞傑、施杰宇均知悉共犯林 ○聿之少年身分，已如前述，是原判決認梁鈞傑、施杰宇均不知林○聿之少年身分，而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此部分事實認定尚有未合，則梁鈞傑、施杰宇刑之裁量，亦難認為允當。檢察官循告訴人陳惠娟之請求提起上訴意旨略以：陳柏翰遭長時間傷害，頭部有受重擊而顱內出血等傷勢而亟需就醫之身體狀況，及遭棄置於夜間人煙稀少之溫州公園而難以遭人發現實施救助之客觀情狀，有容任死亡結果發生之殺人間接故意等語，指謫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按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或重傷害或普通傷害之故意，除綜合審酌行為人與被害人衝突起因、行為時所受刺激、使用之兇器、攻擊之部位、被害人受傷多寡及受傷部位是否為致命或致重傷之處等各項因素，尚須就行為人主觀犯罪認識與客觀犯罪事實，參酌社會上一般經驗法則為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9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起因係販賣人頭帳戶費用，金額僅5萬元並非鉅大，尚難認此等衝突起因，足以使參與之人萌生取陳柏翰生命之殺意犯罪動機。雖本件是挾眾人之勢，持械、徒手、徒腳猛力圍毆之攻擊方式，然此侵害行為究竟意欲為何，以及其實施之行為應如何評價，依上所述，自應斟酌客觀之事實加以綜合判斷，尚難以此即遽認必有殺人之故意。參以陳柏翰係隻身一人，若參與圍毆之共犯自始意在取陳柏翰生命，以當時客觀情狀，在大園施暴現場即足以達成目的，然依前揭卷附施暴現場之錄音，梁鈞傑對陳柏翰表示「你會不會報警？蛤？」、「你會報警就不要放你回去了，你想回去嗎？你會不會報警？」等語，在旁多位共犯亦附和：「不用問他會不會去報警，因為相信我他這種人肯定會啦」、「沒關係，不用這樣問他，你只要報警嘛對不對，我們一定還會再找到你一次，就這樣子」、「我不相信你他媽多會躲啦，你多會躲，你他嗎雞巴只是時間問題，抓不抓的到你都是時間問題而已啦」、「躲久一點啦」等語，可徵其等對於猛力毆擊行為，主觀上俱無令陳柏翰死亡之意欲，才會在讓陳柏翰離去時施加壓力，命其不得報警舉發。是綜合上開行為動機、下手情形、用力輕重、致傷結果、與行為後之情狀等綜合觀察，參與本件犯罪計畫之人均係出於傷害之犯意，難認有殺害陳柏翰之直接故意或縱陳柏翰死亡亦不違背本意之間接故意。檢察官上訴指謫羅烜華坦承部分犯罪，但未曾就其行為向告訴人表示歉意甚或提出補償方式，犯後態度難認良好，指謫羅烜華之量刑過低不當。然原審就羅烜華部分，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且就其刑之裁量，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就檢察官所指上開各情，均已納為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一併整體考量審酌，並無失出或恣意裁量情事，自難遽指原審刑之裁量有何違法或不當。是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均無理由。至檢察官上訴意旨指謫梁鈞傑、施杰宇刑之裁量不當，以及王宣尹就本件押人及眾人猛力圍毆等不法暴力犯罪計畫，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依上說明，為有理由。梁鈞傑、施杰宇提起上訴，以其等始終坦承犯行為由，指謫原審量刑過重，然其等所指各情，均已經原審納為量刑因子，且其等迄今未能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能獲得告訴人之宥恕，量刑因子並未變更，更何況原審對其等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則原審未依此而得之處斷刑為基準，對其等所為之宣告刑，自不符合罪刑相當，是梁鈞傑、施杰宇指謫原審量刑過重不當等語，並無理由。至王宣尹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以及羅烜華仍執前詞否認傷害致死犯行提起上訴，依上說明，均無理由。且原判決另有如前述認事用法不當之處，自無可維持，應予撤銷改判。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梁鈞傑為本案行為時，未能謹守自持，僅因作為詐欺使用之人頭帳戶糾紛，即與王宣尹、施杰宇、羅烜華等十數人為本案犯行；而王宣尹明知此情，卻利用陳柏翰之信任，誘騙陳柏翰出面，交與梁鈞傑所邀集之眾人處置，施杰宇、羅烜華亦無視法秩序規範，執意參與本案挾眾人之力圍毆，終致陳柏翰死亡之不可回復之嚴重損害，渠等行為所生損害至為重大，自應責罰相當，至梁鈞傑、施杰宇雖均坦承犯行，但仍對其餘共犯情節多所維護，難認出於真誠悔改之意，羅烜華僅坦承共犯傷害、妨害自由部分等犯行，並未能正視自身行為之錯誤，王宣尹則始終否認犯行，並無任何悔改之意，且於原審面對陳柏翰家屬時，以翻白眼、丟紙、雙手交叉置於胸前之姿回應（見原審卷二第495頁），犯罪後態度甚劣，再參其等行為時之年紀、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暨渠等犯罪動機、目的、參與程度、角色分工，以及陳柏翰於深夜遭受數人圍毆猛力攻擊，身體疼痛、心理恐懼、無助、絕望等犯罪手段、情節、所生死亡之嚴重損害、檢察官及陳柏翰家屬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編號1之球棒為梁鈞傑所有，且係供本案犯罪之用，業據其自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在其項下宣告沒收；其餘持以毆打陳柏翰之棍棒，均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為何人所有，現是否尚存復屬不明，亦非違禁物，對刑罰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助益甚微，對本案不法及罪責評價亦不生重大影響，是認無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2 、3、4之手機，分別為梁鈞傑、王宣尹、施杰宇所有用以聯繫本案犯罪所用，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分別在其項下宣告沒收。七、王宣尹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盧奕勲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珽顥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魏俊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靜姿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物品名稱數量備註 1 球棒 1支梁鈞傑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 2 手機（廠牌：APPLE，顏色：黑色，IMEI碼：000000000000000，含行動電話號碼：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梁鈞傑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 3 手機（廠牌：APPLE，型號：IPHONE 13，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行動電話號碼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王宣尹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 4 手機（廠牌：APPLE，顏色：黑色，IMEI碼：000000000000000，含行動電話號碼：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施杰宇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

2025-01-21

TPHM-112-原上訴-288-20250121-3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73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巽穎義務辯護人黃叙叡律師被告潘聰賢涂嘉祐共同選任辯護人鄭瑜亭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少連偵字第104號、110年度少連偵字第2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巽穎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潘聰賢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涂嘉祐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與己○○、庚○○、徐翌程(己○○、庚○○由本院另行審結。徐翌程裁定移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 、少年洪〇彣、林〇緯及不詳之人，共同基於妨害秩序、毁損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1月28日23時23分許，攜帶足供兇器使用之棍棒、石頭、菱形迫擊器、刀械，分別乘坐三輛自小客車前往性質上屬公共場所之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内，由劉巽穎、潘聰賢、庚○○、徐翌程、少年洪〇彣、林〇緯及不詳之人分別以徒手或持石頭、棍棒、菱形迫擊器、磚頭，攻擊甲○○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汽車)，並毆打乙○○、少年鐘〇維及丙○○，涂嘉祐則持棍棒與己○○在場助勢，造成系爭汽車玻璃碎裂、板金凹陷而不堪使用，並致乙○○、少年鐘〇維及丙○○受傷( 乙○○、少年鐘〇維及丙○○於審理中撤回對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之普通傷害告訴)。又劉巽穎、潘聰賢主觀上雖無致丙○○重傷之故意或預見，然客觀上均可預見多人分持棍棒、石頭等堅硬材質持續朝人體揮打，一旦稍有不慎、用力過猛，極可能傷及右肢及腦部，導致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以及對於身體及健康造成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結果發生，仍與己○○、庚○○、徐翌程與少年洪〇彣、林〇緯及不詳之人共同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地，分別持石頭、棍棒、磚頭接續朝丙○○多次毆打，致丙○○ 受有右側大腦創傷性顱内出血、右側尺骨財突骨折併半脫位、左側遠端肱骨骨折、左腕橈骨粉碎性骨折、左側脛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左側第11肋骨骨折併左側氣胸及雙側肺挫傷與血胸、肢體多處鈍挫傷、右側腓神經及左側腓腸神經損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右手手腕及右手五指伸張均有困難，已達嚴重減損右上肢機能之重傷害，且其所受腦傷致其罹患重度失智症，認知功能下降，導致不能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亦達對於身體及健康造成重大難治之重傷害。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經檢察官、被告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下合稱被告3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二第249頁。卷宗簡稱請見附表之卷別對照表，下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3人及辯護人答辯及辯護意旨：　　訊據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均坦承有為事實欄所載之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凶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劉巽穎、潘聰賢)、施強暴在場助勢犯行(涂嘉祐)，以及共同對告訴人甲○○所有系爭汽車為毀損犯行。惟劉巽穎、潘聰賢否認對丙○○有何傷害致重傷犯行，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並抗辯本案構成正當防衛阻卻違法事由。辯稱如下： 1、劉巽穎及其辯護人抗辯：丙○○之傷勢未達重傷之程度。即便達重傷害程度，劉巽穎僅有拿石頭砸車輛之玻璃，劉巽穎並無預見會發生重傷害結果之情形，自不構成傷害致重傷罪。又本案案發原因，係為解救2位遭告訴人乙○○等人持械追逐押上車之少年，而為本件犯行，係為排除正在發生之不法侵害，而有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性適用。 2、潘聰賢及其辯護人抗辯：丙○○之傷勢未達重傷之程度。即便達重傷害程度，惟從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潘聰賢僅毆打告訴人丙○○腿部2下，毆打之部位並非頭部等重要部位，亦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中和醫院)函覆所記載之重傷害部位，潘聰賢於毆打丙○○時，並無可預見會發生重傷害結果之情形，自不構成傷害致重傷罪。且本案亦有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性適用，理由如上。 3、涂嘉祐及其辯護人抗辯：本案有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性適用，理由如上。 (二)本件爭點：　　本件爭點在於：1、丙○○之傷勢是否構成重傷害?2、如丙○○ 之傷勢構成重傷害，劉巽穎及潘聰賢對丙○○之重傷結果，客觀上有無預見可能性? 3、被告3人抗辯本案具正當防衛阻卻違法適用，有無理由? (三)經查： 1、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與事實欄所載之人，於上開時、地，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及毀損之犯意聯絡，由劉巽穎、潘聰賢與其他事實欄所載之人，分別持石頭、棍棒、菱形迫擊器、刀械攻擊甲○○所使用之系爭汽車，並毆打乙○○、少年鐘〇維及丙○○（按：此部分雖經其等撤回傷害告訴，惟其等遭毆打，仍屬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妨害秩序之犯行），涂嘉祐則持棍棒在場助勢，造成系爭汽車玻璃碎裂、板金凹陷而不堪使用，並造成乙○○、少年鐘〇維受傷，以及致丙○○受有上開右側大腦創傷性顱内出血、右側尺骨財突骨折併半脫位、左側遠端肱骨骨折、左腕橈骨粉碎性骨折、左側脛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左側第11肋骨骨折併左側氣胸及雙側肺挫傷與血胸、肢體多處鈍挫傷、右側腓神經及左側腓腸神經損傷傷勢之事實，業據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坦承不諱(審訴卷第9 5頁，本院卷二第248頁、第273頁)，並有證人丙○○、乙○○及少年鐘〇維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警一卷第327-330頁，偵一卷第239-253頁，警一卷第109-111頁，景二卷第7-10頁)、現場照片(警一卷第137-167頁)、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偵一卷第157-223頁)以及丙○○之診斷證明(警一卷第333 頁，偵一卷第465頁)可佐，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2、丙○○之傷勢已構成嚴重減損右肢之機能，以及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程度： (1)按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第6款定有明文。 (2)查丙○○所受前揭「右前臂骨折及神經損傷」，經本院函詢丙 ○○就診之中和醫院，經該院於112年8月7日以高醫學附法字第1120105423號函覆:「病人丙○○因右前臂骨折及神經損傷，導致其右腕及右手五指伸張困難、肌力不足，損傷神經為 posterior interosseous nerve(右）；且病人因同時有顱内出血、四肢多重粉碎骨折合併創傷後症候群，導致其復健進度緩慢，骨折雖已癒合，但凡右肘、右腕、左肘、左腕及左膝其活動範圍都存留缺損，無法復原，其綜合症狀讓其生活自理與工作能力都無法回復正常水準，符合重傷害之定義」。經本院再次函詢確認，中和醫院於112年8月9日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4260號函覆以「丙○○先生右前臂有神經損傷（posterior interosseous nerve)導致其手腕及手指伸張都有困難，符合右上肢重傷害之定義」，有中和醫院函覆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95頁、第787頁)。是以，丙○○因本案所受之右前臂所受骨折及神經損傷，致其右手手腕及右手五指伸張均有困難，且已無法復原，足認丙○○之右手上肢之手掌及手指已失其功能，應屬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之重傷害，自堪認定。被告仍以前詞抗辯依據中和醫院函覆不足認定丙 ○○之右手傷勢達重傷害程度云云，難認可採。 (3)丙○○因本案另受「右側大腦創傷性顱内出血」之傷勢，經中和醫院110年7月9日高醫附法字第1100103470號函覆以：丙○ ○抵達中和醫院時全身多處挫擦傷，經診視後發現顱内出血、肺挫傷併血胸、多處骨折之傷勢，病人傷後有焦慮恐懼及失眠等症狀，另仍有思考反應緩慢及記憶力退化，待排認知功能測驗，未來仍需追蹤及治療，有中和醫院該函可參(偵一卷第467-469頁)。又丙○○於111年11月2日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以丙○○之精神鑑定報告顯示，其因腦部受傷顱内出血，目前仍有行動不便，情緒憂鬱及焦慮，社交退縮及認知功能明顯退化現象，如語言功能表達退化、與外界反應互動貧乏、判斷力與理解能力缺損等狀態，其日常自我照顧功能與社會生活功能目前皆需倚賴他人完全照料，臨床診斷為失智症，嚴重度已達重度標準，經鑑定因腦傷導致重度失智症，認知功能下降，導致不能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宣告丙○○為受監護處分之人，有高少家法院111年度輔宣字第56號聲請監護宣告事件裁定及確定裁定證明書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579-583頁)。且依據中和醫院112年12月5日開立診斷證明，仍記載丙○○經診斷為重度失智症、創傷性顱內蜘蛛網膜下出血病史(2021年1月29日) ，醫囑欄並載明「該員因上述病情自民國110年起至本院就診，目前仍於本院就診並持續追蹤與治療」，有中和醫院11 2年12月5日診斷證明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575頁)。足徵丙○ ○所受傷害已達身體、健康重大難治之程度，應屬刑法第10 條第4項第6款之重傷害甚明。劉巽穎、潘聰賢仍以丙○○案發後能接受警詢云云，泛稱其所受上開腦部傷勢未達重傷害程度，顯非可採。 (4)依上，足認丙○○之傷勢已構成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第6 款之嚴重減損右肢機能，以及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難治之重傷害。 3、劉巽穎、潘聰賢對於丙○○上開重傷害結果，具客觀預見可能性： (1)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重傷結果；依同法第17條規定，且應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但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所引起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就加重結果(重傷)部分，固毋需負責。惟所謂不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係指結果之發生出於偶然，為行為人所不能預見而言；若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情形，可認傷害行為與所生重傷之結果間具因果聯絡之關係，即屬有預見之可能(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0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在群體鬥毆事件中真正下手實行傷害致人於重傷害或死亡，或重傷害致人於死亡之情形下，其本身實行行為原係引發並導致最終死亡或重傷害結果最核心之危險行為，在眾人共同實行基本傷害或重傷害之故意行為時，因其行為之相互加成及累積，已巨幅提昇被害人死亡或重傷害之加重結果發生之危險，若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在綜合行為當時之一切事實及證據，為客觀事後審查，若認其基本故意行為與加重結果具有常態之關聯性者，其間即應認具有因果關係。再因群體鬥毆行為本身具有之混亂及危險，並有舉證上實際困難之特徵，則在有實證證明參與人確實下手實行傷害（或重傷害）行為，且有共同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復其等行為與所造成被害人之死亡或重傷害結果具有因果關係，不論各參與人如何下手、持何兇器、同時或分別為之，係事先召集、中途臨時加入或於行為後先行離開，只要各參與人在為故意傷害（或重傷害）行為時，客觀上能預見被害人死亡或重傷害加重結果之發生，其主觀上雖不欲發生此項加重結果，且未預見此項加重結果發生，仍應對各參與人所造成之加重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劉巽穎、潘聰賢對於丙○○均有傷害之犯意聯絡，因而導致丙 ○○所受上揭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第6款之重傷害結果，且此結果在其等可預見之範圍內而應同負其責：　①劉巽穎及潘聰賢就其等對丙○○具傷害犯意，並分別持石頭、棍棒共同傷害丙○○導致其受有「右前臂骨折及神經損傷」及「右側大腦創傷性顱內出血」傷勢均不爭執。而依據前述，丙○○所受上開傷勢，致其右手手腕及右手五指伸張均有困難及罹患重度失智症而達重傷害程度，可見劉巽穎、潘聰賢及丙○○之重傷害結果與劉巽穎、潘聰賢之傷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先堪認定。　②劉巽穎及潘聰賢主觀上雖僅有教訓丙○○之普通傷害犯意聯絡，惟劉巽穎及潘聰賢於案發當時均為成年且智識正常之人，劉巽穎及潘聰賢在客觀上自可預見現場已聚集眾多人士，其中更有人持棍棒、石頭、磚塊、菱形破擊器等器械朝丙○○及其他告訴人等人揮打，有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可佐(偵一卷第141-159頁、第202-217頁)，現場喧囂且混亂，實難以控制攻擊部位及力道，極可能傷及丙○○右肢及頭部，導致嚴重減損一肢及造成其身體健康受有重大難治之程度之重傷害結果發生。劉巽穎及潘聰賢在客觀上可預見此一加重結果發生之情形下，竟疏未注意及此，仍與事實欄所載之人，分別持磚頭、棍棒等器械朝丙○○及其他告訴人揮擊，使丙○○因此受有超越其等原普通傷害犯意聯絡範圍之嚴重減損一肢及造成其身體健康受有重大難治之程度之重傷害結果。無論劉巽穎、潘聰賢在場係攻擊丙○○或其他告訴人、各自所為是否致丙○○受傷，然其等均有互相利用其他共同正犯群毆丙○○之行為，以達共同傷害丙○○之同一目的，其等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仍應在傷害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引致丙○○重傷之結果共同負責，無分別何部分之傷，孰為下手之人為必要。故劉巽穎及潘聰賢應對因犯普通傷害罪致生丙○○之重傷害結果負責甚明。劉巽穎、潘聰賢及辯護人仍以其等並未攻擊丙○○重要部分，且對於丙 ○○加重傷害結果無客觀預見可能為辯，顯不可採。 4、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抗辯本案符合正當防衛阻卻違法事由為無理由： (1)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因之正當防衛，必對現在之不法侵害，始能成立，所謂現在，乃別於過去與將來而言，此為正當防衛行為之「時間性」要件。過去與現在，以侵害行為已否終了為準，將來與現在，則以侵害行為已否著手為斷，故若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成立正當防衛之可言(最高法院1 13年度台上字第376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雖均抗辯其等為本案犯行，係為解救遭乙○○等人帶走之少年劉侑昌及另名少年云云，固援引卷內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為據(本院卷一第263頁)。惟查：　①經勘驗現場監視錄影光碟，勘驗結果固顯示：於畫面時間23 時13分25秒至23時15分43秒，有2名男生(下稱F男、G男，即被告指稱之2名少年)各騎著一部機車於路旁停下，另有5名男子從一輛汽車下車，又另出現5名男子，共同走向F男及G 男並將2人包圍，隨後一台車出現，G男遭推擠，隨後向畫面上方奔跑，4名男子人追趕於G男身後，另一群人走向F男前方並推擠、互相鬥毆，隨後一台白色自小客車從畫面下方出現，部分人搭上白色小客車離去，剩下部分人則與F男走向畫面下方，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器截圖畫面在卷可考 (本院卷一第306-307頁、第311頁、第313-315頁)。是以，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抗辯有2名少年於案發日遭追趕一情，固非全然無憑。　②然而，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之本案行為，必須針對現在之不法侵害，始能成立正當防衛阻卻違法事由。惟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為本案行為時，並未見上述F男及G男在場，且於事發時，系爭車輛車窗遭擊碎而可直接目視車內情形，亦未見F男及G男在系爭車輛內等情，均有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可參(偵一卷第207-211頁)，實難認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本案犯行，係對於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之。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及辯護人抗辯其等符合正當防衛云云，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之犯行均可認定，俱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一)按兇器，乃指一般社會觀念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之「器械」而言，故磚頭、石頭乃自然界之物質，尚難謂為通常之器械，自難謂為兇器。惟如聚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查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及毀損之犯意，在上址之公共場所，由劉巽穎及其他下手實施之人分別攜帶棍棒、菱形迫擊器及刀械實施強暴，涂嘉祐持棍棒在場助勢，共同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上開棍棒，菱形迫擊器及刀械均為質地堅硬之器械，均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客觀上具有危險性，屬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兇器無疑。至劉巽穎攜帶至現場之石頭，依據上揭說明，雖非兇器，然劉巽穎仍與利用其他人攜帶至現場之上開兇器工具，提升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劉巽穎亦應該當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又劉巽穎、潘聰賢雖無重傷害之主觀預見，然丙○○之重傷害結果與劉巽穎及潘聰賢之傷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死亡結果於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是以，經核劉巽穎、潘聰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 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同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涂嘉祐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助勢罪及同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關於丙○○部分，檢察官原起訴劉巽穎、潘聰賢共同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然嗣經到庭實行公訴檢察官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見本院卷一第443-444頁），爰依公訴檢察官更正後之法條為判決，自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檢察官原雖對涂嘉祐關於丙○ ○部分，嗣亦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然涂嘉祐對丙○○僅具傷害故意，但對於重傷害結果不具客觀預見可能性，此部分理由詳如下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欄說明，先予敘明)。至劉巽穎、潘聰賢之辯護人雖為其等辯護稱：丙○○撤回對其等傷害告訴，檢察官於丙○○撤回告訴後始變更法條，變更起訴法條應非有效云云。然丙○○撤回傷害告訴，僅係單純撤回其告訴而已，並不影響檢察官就其起訴事實已為起訴之效力，本案仍得變更起訴法條。 (三)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重傷害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乃係基本之故意犯罪（傷害罪）與加重結果（致重傷）之結合犯罪。而傷害罪之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定。倘若此一重傷加重結果之發生，係傷害罪之其他共同正犯於客觀上所能預見者，即應論以「共同」傷害致重傷罪。而此所稱之「共同」係針對基本之故意犯罪（傷害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關係而言，要非指對加重結果亦有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蓋因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無主觀之犯意可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12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係以多數人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之犯罪，屬於必要共犯之聚合犯，並依參與者所參與行為或程度之不同，區分列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行為態樣，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輕重不等之刑罰。其與一般任意共犯之區別，在於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其間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是應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行之行為各自負責。故各參與行為態樣不同之犯罪行為人間，即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當亦無適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餘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664 號判決意旨參照）。惟就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於同一行為態樣間，自有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是以，劉巽穎及潘聰賢就丙○○犯傷害致重傷部分，關於基本之故意犯罪（傷害罪）部分，與事實欄所載之人；劉巽穎及潘聰賢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部分，與事實欄所載之下手實施強暴之人；涂嘉祐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助勢罪部分，與事實欄所載在場助勢之己○○；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就甲○○毀損部分，與事實欄所載之人，均各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劉巽穎及潘聰賢所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致重傷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均係於同一連貫之衝突過程中所為前開侵害丙○○、甲 ○○及社會法益之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並考量刑罰公平原則，應認劉巽穎、潘聰賢各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之傷害致重傷罪處斷。涂嘉祐所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助勢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依據相同理由，亦應從一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助勢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 (五)刑之加重事由 1、劉巽穎應依據累犯規定加重：　　查劉巽穎前因傷害案件經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於109年11月 10日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是以，劉巽穎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之110年1月28日，故意再犯本案。故檢察官依據劉巽穎之前案紀錄表，主張劉巽穎本案所為構成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之累犯，審酌該前案紀錄表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71頁），堪認檢察官對劉巽穎構成累犯之事實已有所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據方法。檢察官並就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乙節，於本院審理時稱：劉巽穎前案為傷害案件，本案亦為傷害致重傷案件，犯罪罪質相同，認被告惡性重大，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卷二第276頁），堪認檢察官就劉巽穎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事項亦已盡主張及說明之責任。本院審酌劉巽穎前已因傷害案件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再犯本案傷害致重傷犯行，顯未因前案刑罰之教訓知所警惕，足認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復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而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就劉巽穎所犯傷害致重傷之犯行，加重其刑。 2、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前段之罪，應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　　刑法第150條第2項雖採相對加重立法，但立法說明已指出是否有加重之必要，應考量對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是否大幅增加、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否有所提升等項為斷，法院自應審酌個案犯罪情節、聚集人數、兇器種類、因群眾失控導致犯罪規模擴大或加劇法益侵害，暨波及無辜第三人而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審諸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與事實欄所載之人攜帶至現場供行使之兇器，固非槍械或爆裂物、易燃性、腐蝕性液體等危險性極高之物，然棍棒、刀械、菱形迫擊器均屬便於攜帶之物，且團體中之眾人於妨害秩序時均能輕易持之使用，是眾人失控時，因持有該等兇器而導致對社會秩序之妨害程度提升之可能性亦較高，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法定刑尚不足以妥適評價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之罪責，自應加重其刑。惟劉巽穎、潘聰賢本案犯行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罪，自無從再適用輕罪之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罪，惟此既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均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附此敘明。 3、本案不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　　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係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固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案發時為成年人，同案被告洪〇彣、林〇緯案發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惟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均否認知道洪〇彣、林〇緯為少年。且於警詢時經警提示劉巽穎、涂嘉祐之姓名詢問洪〇彣、林〇緯（警詢並未提示潘聰賢之姓名），林〇緯證稱:當日我是去找朋友「正經」，我搭「正經」的車一起去，劉巽穎、涂嘉祐我不認識等語( 警一卷第81-82頁)，洪〇彣證稱：不認識劉巽穎，認識涂嘉祐等語(警一卷第28頁)，洪〇彣、林〇緯於上開警詢過程亦均未提及潘聰賢。依據其等證詞，可見林〇緯與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互不相識，難認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知悉或可預見林〇緯為少年。洪〇彣亦證稱不認識劉巽穎，且未特別認識潘聰賢，亦難認劉巽穎、潘聰賢知悉或可預見洪〇彣為少年。至洪〇彣雖證稱其認識涂嘉祐(警一卷第28頁)，惟亦僅係認識而已，並無證據證明涂嘉祐知悉或能預見洪〇彣為少年。故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本案犯行，均不依上開規定予以加重。 4、本案不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後段規定加重其刑：　　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下稱系爭規定）定有明文。此係對直接侵害之對象為兒童、少年之特殊性質，予以加重處罰之規定，必也行為人所犯者為侵害個人法益之罪，或侵害國家或社會法益兼具個人法益（重層性法益）之罪，始有其適用。稽之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列於妨害秩序罪章，旨在維護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故應歸屬關於社會法益之犯罪，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縱使兒童、少年為本罪施強暴脅迫之對象，僅屬間接受害，而非直接被害人，即與系爭規定之規範意旨不符，殊難援為加重刑罰之依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實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之對象雖為未滿18歲之少年鐘〇維，即便成立刑法第150條之罪，亦無適用系爭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 (六)量刑 1、首就犯行情狀而言，審酌劉巽穎、潘聰賢之犯行係持石頭、棍棒共同毆打丙○○、其他告訴人及毀損系爭汽車，並導致丙 ○○受有前述重傷害之加重結果，復原之期遙遙不可及，亦造成丙○○生計出現困難，此經丙○○告訴代理人陳稱在卷(本院卷二第286頁)，可見劉巽穎、潘聰賢行為手段及所生損害均非輕。涂嘉祐之犯行，則係基於共同妨害秩序及毀損犯意，持棍棒在場助勢，依據監視器畫面顯示，涂嘉祐持棍棒僅至系爭汽車周圍幾分鐘，即離開現場未再返回（理由詳如下述），可見涂嘉祐在場助勢之時間非長，助勢程度亦不高，可認其行為手段及所生所損害均較輕。爰以此定行為人責任。 2、再就行為人情狀而言，審酌劉巽穎除上開構成累犯之傷害前科以外，另有妨害秩序、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毀棄損壞、公共危險前科；潘聰賢有違反組織犯罪條例、毀棄損壞、妨害自由前科；涂嘉祐有詐欺、妨害自由前科，有其等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81-187頁、第211 -219頁、第221-），其等素行均非佳。惟審酌劉巽穎、潘聰賢僅就傷害致重傷部分否認，然其餘部分均坦承；涂嘉祐就其所犯部分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參以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及己○○與丙○○於111年9月21日成立調解，並於111 年12月30日依約給付丙○○之和解金尾款新臺幣100萬元完畢；亦與其他告訴人乙○○、少年鐘〇維達成和解，乙○○並請求從輕量刑，有上開調解筆錄、丙○○告訴代理人出具書狀、與乙○○之和解書、匯款單、乙○○出具書狀及少年鐘〇維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89-299頁、第93-95頁、第99頁、第253頁)。另斟酌丙○○之告訴代理人雖曾具狀請就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之犯行，從輕量刑，有該書狀可參(本院卷一第289-299頁)，惟丙○○告訴代理人嗣表示：丙○○之傷勢過重，影響生計，請本院依法審酌(本院卷二第286頁)。復兼及劉巽穎、潘聰賢及涂嘉祐於本院審理中各述之智識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本院卷二第272頁)，併考量劉巽穎、潘聰賢部分另符合刑法第150條第2項加重事由。爰對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本案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三項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貳、不另為公訴不受理部分(即涂嘉祐、劉巽穎、潘聰賢被訴共同傷害告訴人乙○○、少年鐘〇維，以及涂嘉祐被訴對丙○○傷害致重傷罪嫌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以：被告涂嘉祐、被告劉巽穎、被告潘聰賢與庚 ○○、徐翌程、己○○、少年洪〇彣、林〇緯及不詳之人，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110年1月28日23時23分許，攜帶足供兇器使用之棍棒、菱形迫擊器、刀械，分別乘坐三輛自小客車前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内，由庚○○、徐翌程、被告劉巽穎、被告潘聰賢、少年洪〇彣、林〇緯及不詳之人分別以徒手或持棍棒、菱形迫擊器、石頭、磚頭，毆打告訴人乙○○、告訴人即少年鐘〇維，致告訴人乙○○受有頭部鈍傷、左手掌撕裂傷、左屁股鈍挫傷等傷害；告訴人即少年鐘〇維受有頭部、四肢、背部、左臂多處鈍挫傷等傷害。又被告涂嘉祐主觀上雖無致告訴人丙○○重傷之故意或預見，然客觀上均可預見多人分持棍棒、石頭等堅硬材質持續朝人體揮打，一旦稍有不慎、用力過猛，極可能傷及右肢及腦部，導致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以及對於身體及健康造成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結果發生，仍與被告劉巽穎、被告潘聰賢與己○○、庚○○、徐翌程共同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劉巽穎、被告潘聰賢與己○○、庚○○、徐翌程分別持石頭、棍棒、磚頭之接續朝告訴人丙○○多次毆打，致告訴人丙○○受有右手手腕及右手五指伸張困難，已達嚴重減損右上肢機能重傷害之傷勢，另致告訴人丙○○腦傷導致重度失智症，認知功能下降，導致不能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已達對於身體及健康造成重大難治之重傷害。被告劉巽穎、被告潘聰賢、被告涂嘉祐對告訴人乙○○及少年鐘〇維，共同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涂嘉祐對告訴人丙○○，涉犯刑法第2 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嫌。二、被告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就告訴人乙○○及少年鐘〇維共同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部分：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而此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 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案檢察官認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對乙○○及少年鐘〇維共同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乙○○及少年鐘〇維於審理中，均撤回對劉巽穎、潘聰賢、涂嘉祐之傷害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99頁、第105頁、第253頁)，是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因此部分與上揭論罪科刑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助勢罪部分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三、涂嘉祐就丙○○涉犯傷害致重傷罪嫌部分： (一)按檢察官起訴所援引之法條，雖為非告訴乃論之罪，倘法院審理結果認為應變更起訴法條為告訴乃論之罪，而告訴人亦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撤回其告訴，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檢察官以殺人未遂起訴，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未經合法告訴，則於判決理由欄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即可，而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最高法院47年度台非字第41號、71年度台上字第6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訴意旨雖認涂嘉祐對丙○○涉犯傷害致重傷罪嫌。惟查：涂嘉祐雖不爭執與劉巽穎、潘聰賢共同傷害丙○○並致丙○○受有「右前臂骨折及神經損傷」及「右側大腦創傷性顱內出血」傷勢，涂嘉祐並自陳：我下車後有看到一團亂在那邊打等語 (偵一卷第351頁)。然而，觀諸涂嘉祐係於案發日110年1月2 8日23時23分許(為監視器畫面時間，下同)駕車到場，並停在系爭車輛前方，此時尚未發生群毆或砸車行為，有監視器截圖可參(偵一卷第199-201頁)；同日23時24分10秒至16秒，涂嘉祐朝系爭車輛位置走去；同日23時24分35秒，現場有人開始砸系爭汽車，同日23時24分48秒持續砸車；涂嘉祐於同日23時24分49秒(檢察官勘驗筆錄誤載為24:24:29)已朝其停放車輛位置往回走，直至離開畫面，未再回到現場；約於同日23時25分開始，現場有人有拿石塊或磚頭打鐘〇維；於同日23時26分17秒，丙○○從副駕駛座被拉下來；於同日23分 26分25秒至29秒，潘聰賢持棍棒打丙○○的腳，丙○○倒地，然後被多人打等情，有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及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參（偵一卷第203-204頁、第208頁、第206-209 頁、第211頁、第153-155頁）。可見涂嘉祐在場時，其僅見聞有諸多人士在場、部分人士手持棍棒等器械，以及部分人士砸車之行為後，涂嘉祐即離開現場，故涂嘉祐無從見聞後續丙○○及其他告訴人被毆打之情事，是涂嘉祐對丙○○可能受傷害程度本無從掌握，自難認涂嘉祐客觀能預見丙○○可能發生重傷害結果。 (三)依上，本案尚無證據足認涂嘉祐客觀上亦能預見丙○○上開重傷害加重結果發生。依據上揭事證，應認涂嘉祐對丙○○僅成立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惟丙○○對涂嘉祐撤回本案傷害罪告訴，有該撤回告訴狀可參(本院卷一第289頁)，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既已敘明此部分之判決理由如上，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自無適用同法第30 0條之餘地。又因此部分與上揭論罪科刑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助勢罪部分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丁○○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榮　　　　　　　　　　　　　　　　　　　　　　　　　　　法　　官　謝昀哲　　　　　　　　　　　　　　　　　　　　　　　　　　　法　　官　林家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蕭竣升附錄本案論罪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附表：卷別對照表卷宗名稱簡稱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1070474300號卷宗警一卷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1072116800號卷宗警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104號卷宗偵一卷本院111年度審訴字第427號卷宗審訴卷本院111年度訴字第673號卷一本院卷一本院111年度訴字第673號卷二本院卷二

2025-01-20

KSDM-111-訴-673-2025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