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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568號上訴人即自訴人李京倫自訴代理人陳妍伊律師被告洪秀柱年籍、住居所均詳卷上列上訴人即自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自字第71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自訴狀所載。二、上訴意旨略以：「一、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刻意袒護洪秀柱的投共賣臺行為，對本人提出的『洪秀柱親口在眾多媒體前說過，撤告就等於默認（收買臺灣軍政高層的犯罪行為）』的證據視而不見，不敢做任何回應。高檢署在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9號處分書中，對於本人在偵查過程中提出的新證據，亦即『撤告等於默認（收買臺灣軍政高層的犯罪行為）』之證據，既不敢調查，也不敢回應，就強行駁回本人的聲請再議。北院法官在113年度聲自字第204號刑事裁定中，駁回本人的聲請准予自訴。法官在他們自己的裁定中寫得清清楚楚，他們明知，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卻對高檢署從不調查和斟酌『洪秀柱說撤告等於默認犯罪』的行為，不僅視而不見，還為洪秀柱投共賣臺的行徑強行辯護。二、本案中的北檢、高檢檢察官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均為洪秀柱之投共賣臺行為曲意辯護。洪秀柱自己多次號召臺灣人民支持『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第一要義，就是接受共產黨領導。大家知道共產黨的目標，不僅是要推翻中華民國政府，而且還要屠殺、奴役臺灣人民，而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臺灣人，他們的任務自然就包括為共產黨收買臺灣的軍政、司法人員。洪秀柱正是這樣的人，我們合理懷疑這些檢察官和法官都是洪秀柱的同路人。北檢檢察官在113年度偵字第21633號不起訴處分書中，竟然提也不敢提洪秀柱向臺灣人民宣揚接受中國式現代化，也就是接受共產黨領導，也就是要推翻中華民國政府，要求臺灣人民接受中共的奴役。洪秀柱的行為是明顯的投共賣臺犯罪行為，檢察官竟然睜眼說瞎話，對本人提出的洪秀柱這一犯罪證據，既不調查也不回應，就武斷地宣稱沒有犯罪的積極證據，所以被她的誣告罪不成立。北院法官更荒謬絕倫，在113年度聲自字第204號裁定中，竟辯稱洪秀柱號召支持中國式現代化（也就是尊崇共產黨領導，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屠殺與奴役臺灣人民），只是其政治主張，與本案無關，忽略了其中一個最簡單的邏輯：一個主張接受共產黨領導的人，一個主張消滅中華民國政府的人，一個主張屠殺與奴役臺灣人民的人，她難道不會幫中共收買臺灣的軍政高層和司法人員嗎？綜上所述，這些檢察官與法官既不敢調查與回應洪秀柱公開說過『撤告等於默認犯罪』的證據，而且對洪秀柱宣揚中國式現代化的犯罪證據，不是刻意不提，就是曲解辯護，蓄意為洪秀柱保駕護航，妄想讓她逃脫中華民國神聖法律的審判。希望法官撤銷原判決，受理本人的自訴」云云。三、按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或依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而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項規定於自訴程序亦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23條第1項、第334條、第343條、第30 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國89年2月9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23 條第1項之理由明揭：「為避免利用自訴程序干擾檢察官之偵查犯罪，或利用告訴，再改提自訴，以恫嚇被告，同一案件既經檢察官依法開始偵查，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權益當可獲保障，爰修正第1項檢察官『依第228條規定開始偵查』，並增列但書，明定告訴乃論之罪之除外規定。」足見其修正之立法目的，在強調公訴優先原則，對非告訴乃論罪之自訴權之行使，設下更嚴格之限制，旨在限制自訴，防杜同一案件重複起訴之雙重危險，避免利用自訴程序干擾檢察官之偵查犯罪，且同一案件既經檢察官依法開始偵查，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權益已可獲保障，由檢察官依法處理即為已足，無另使用自訴制度之必要。同一案件於檢察官開始偵查後，嗣縱因認有犯罪嫌疑而提起公訴，或認犯罪嫌疑不足等情而處分不起訴，抑或依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辦理他案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而簽請報結，均屬檢察官開始偵查後之狀態，對於上開規定就自訴之提起所設之限制，不生影響，故法院自得依同法第323條第1項、第334條之規定判決自訴不受理。又刑事訴訟法第343條自訴程序，並無準用同法第260條之規定，即偵查終結後，無從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對已經不起訴處分之同一案件，再行提起自訴（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5號、112年台上字第29 74號判決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自訴人就被告涉犯誣告罪嫌，於113年11月7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本件自訴前，業已就同一事實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6月2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16 33號為不起訴之處分。嗣自訴人提起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26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9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自訴人再具狀委任律師向臺北地院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經臺北地院於113年9月30日以 113年度聲自字第204號裁定駁回該聲請，此有自訴人113年1 1月7日刑事自訴狀、前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臺北地院裁定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3、17～42頁、本院卷第77～79頁），可見自訴人係就同一案件提起告訴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又再行自訴，其自訴即非適法，且無從補正。況自訴人先前已就本案提出聲請許可提起自訴，經臺北地院以113年度聲自字第204 號裁定駁回在案，足證本件自訴人就同一案件再行提起自訴顯非合法，是原判決據以諭知自訴不受理，於法並無不合。　㈡至自訴人113年12月18日刑事聲明上訴狀，或為指摘前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及臺北地院裁定書有所不當，或稱臺北地檢署、高檢署檢察官及臺北地院法官迴護被告云云，均與本件原審諭知自訴不受理之程序判斷無涉。是自訴人所提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2025-02-20

TPHM-114-上訴-568-20250220-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97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汪祥龍代理人陳宏彬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02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601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刑罰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汪祥龍（下稱聲請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402 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判處有罪確定，原確定判決雖認定聲請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惟聲請人發現下列新證據，均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聲請人應受無罪之諭知，茲析述如下：（一）證人即時任正泰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稱正泰旅行社）之外務人員楊宗翰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3張（即聲證3，下稱本案對話紀錄）未據其提出原始檔案，迄今無法知悉本案對話紀錄所述金額之幣值、時間及前後順序究竟為何，本案對話紀錄之真實性顯屬有疑，且聲請人早在民國105年4月、6月間，就因請楊宗翰幫忙從國外匯兌金額回臺灣而提供金融卡帳號予楊宗翰，此有聲請人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聲請人富邦帳戶）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即聲證4）為證，故聲請人並非因本案才提供金融卡帳號；又聲請人前於龍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騰旅行社）任協理，主要負責海外旅遊業務，於105年4月、5月間曾與中國當地旅行社「張家界中世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稱張家界旅行社）合作，承作張家界旅遊之旅行團等情，有張家界中世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最終確認書）優質五日（高爾夫團）（即聲證5）、龍騰旅行社製作之行程表（即聲證6）為證，且上開旅行團確係存在而非聲請人臨訟捏造，亦有上載「張家界中世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覃鑫」之名片（即聲證7）、聲請人與案外人張家界旅行社董事長覃鑫（下稱覃鑫）間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擷圖（即聲證8）可憑，嗣覃鑫於105年5月、6月間屢次向聲請人催款（見聲請人與覃鑫間之通訊軟體微信105年5月31日至105年6月26日對話紀錄擷圖，即聲證9），同時間聲請人亦有向其他業務催款、希望團費可以匯回，以利向張家界旅行社清償，才會發生聲請人於105年6月14日收到楊宗翰匯款新臺幣（下同）16 0萬元，其餘款項請其到公司交付現金乙事，因而有本案對話紀錄中「那就轉帳200萬，其餘500多萬給你現金」之記載，是本案對話紀錄恐係楊宗翰將其先前與聲請人間與本案無關之對話剪貼、美工而成，該等經偽造、變造之證據應無證據能力。（二）聲請人自證人即正泰旅行社負責人之女兒洪曼菲處收受之兩筆匯款200萬元，係5團（每團34人）赴日本東京旅遊之馬來西亞旅行團所收取之團費（不含來回機票錢），並非詐欺集團之不法款項，此觀案外人馬來西亞「大眾旅行社」業務陳淑文（暱稱「沙巴大眾陳淑文（滿滿）」）與聲請人間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即聲證10）內容提及「迪士尼票、品川王子飯店」等語即明，而上載「大眾旅行社、陳淑文」之名片（即聲證11）係聲請人透過日本友人取得（見聲請人與暱稱「kazu Kumagai」之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即聲證12），非憑空杜撰，且聲請人曾於105年6月24日前往馬來西亞與大眾旅行社人員見面以確定上開旅行團行程乙節，亦有聲請人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8月3日止入出境紀錄（即聲證13）為證，足見聲請人所述400萬元為海外團費匯回一事確係為真。況洪曼菲與其母姬紅英長期經營旅行社並從事換錢業務，甚至配合詐欺集團洗錢，有新聞報導（即聲證14）可憑，且洪曼菲所支配之正泰旅行社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正泰國泰銀行帳戶）於105年8月15日當日除匯款200萬元予聲請人外，尚有多筆轉帳支出（如：300萬 25元、101萬元等）之紀錄（見正泰國泰銀行帳戶自105年 8月1日起至105年8月20日止交易明細，即聲證15），故原確定判決不應僅憑上開匯款紀錄、楊宗翰前後矛盾之證詞及其加工之本案對話紀錄，逕認聲請人收受之200萬元為告訴人施秀媛受詐欺金額之一部。綜上所述，上開聲證3 至聲證15顯然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請求裁定開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以，得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其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即「新穎性」或「未判斷資料性」）；然此所稱之新事實、新證據，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或相當可能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改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即「確實性」或「合理相信性」），始足當之。又受判決人提出者為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該等事實、證據在判決確定前已業由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或提出，在審判程序中詳為調查之提示、辯論，則原審法院就該等業經調查斟酌之事實、證據，無論最終在確定判決中已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之理由，終究並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3項規定所指「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該等事實、證據仍非上開所謂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863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聲請再審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取捨證據對證據證明力闡釋持相異之評價，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聲請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一）原確定判決業已依憑聲請人、告訴人施秀媛、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富旅行社）資深副總即證人蔣佩倫、山富旅行社業務即證人莊智超、證人洪曼菲、證人楊宗翰之證（供）述，及彰化銀行溪湖分行匯出匯款交易憑證、匯豐銀行港幣帳戶商務戶口結單、正泰國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聲請人富邦帳戶交易明細、本案對話紀錄等各項證據，綜合認定聲請人有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其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等情，另對聲請人之辯詞，亦已詳加說明不採理由後加以指駁，核此乃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係屬其職權之適當行使，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等違法不當情事。（二）聲請人雖提出本案對話紀錄（聲證3）、聲請人富邦帳戶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聲證4）、張家界旅行社（最終確認書）優質五日（高爾夫團）（聲證5）、龍騰旅行社製作之行程表（聲證6）、上載「張家界中世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覃鑫」之名片（聲證7）、聲請人覃鑫間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擷圖（聲證8）、聲請人與覃鑫間之通訊軟體微信1 05年5月31日至105年6月26日對話紀錄擷圖（聲證9）、聲請人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8月3日止入出境紀錄（聲證 13）、新聞報導（聲證14）、正泰國泰銀行帳戶自105年8 月1日起至105年8月20日止交易明細（聲證15），欲證明其在本案之前的105年5月、6月間，有請楊宗翰幫忙把張家界旅行團部分團費匯回臺灣，楊宗翰卻將渠等先前之對話錯置到本案使用，以致原確定判決誤認聲請人收受之兩筆匯款200萬元係告訴人施秀媛受詐欺之款項，原確定判決所採之本案對話紀錄應無證據能力；實際上聲請人確有為馬來西亞旅行團安排至日本東京旅遊，該400萬元確為海外匯回之團費等節，然前開證據均係原確定判決在確定前已存在於卷內，並經法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及供為適當辯論之既存證據，此參111年10月26日本院原確定判決審判程序筆錄（見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02號卷第44 3頁至第460頁）即明，且原確定判決已就本案對話紀錄之證據能力詳予說明：本案對話紀錄雖未完整顯示對話日期，惟依證人楊宗翰之證述，並參酌楊宗翰向聲請人提及金額時之前後對話過程語意連貫，無答非所問、語意突兀不相關等現象，足認本案對話紀錄並無遭偽造、變造之情，本案對話紀錄可採為判斷之依據等旨（參原確定判決理由欄「壹、二」部份，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34頁），亦在理由欄「貳、一、㈦、⒈、⒉、⑴、⑵、⒊」部份敘明依聲請人歷次供述及證人蔣佩倫、證人莊智超、證人洪曼菲、證人楊宗翰所為證述，可知縱聲請人確有與山富旅行社聯繫馬來西亞旅客於105年8月11日出團5日之行程，但團費收取之相對人應係龍騰旅行社，且該團費372萬5,050元早在告訴人施秀媛於105年8月12日遭詐欺而匯入第一筆港幣款項前，即已付清予山富旅行社，尚無從確認該筆團費是否係由被告個人名義先行代墊，數額亦與洪曼菲匯予聲請人之總額400萬元，及聲請人嗣後提領總額385萬元均不符，故聲請人所辯其收受兩筆200萬元匯款係團費云云實難憑採（見本院卷第40頁至第42頁），是聲請人此部分所指顯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俱非屬「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提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要件不符。　（三）至案外人陳淑文與聲請人間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聲證10）、上載「大眾旅行社、陳淑文」之名片（聲證11）、聲請人與暱稱「kazu Kumagai」之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 對話紀錄擷圖（聲證12），固均未曾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時列為提示調查之資料，亦未據原確定判決在其理由中敘及，惟上開證據等至多僅能證明聲請人於案發後，有和日本友人（暱稱「kazu Kumagai」之人）聯繫而取得案外人陳淑文任職旅行社之名片，及聲請人曾於105年8月10日至10 5年8月14日間頻繁以通訊軟體微信與案外人陳淑文聯繫出團至日本相關事宜，並不影響原確定判決就聲請人有於10 5年8月15日、105年8月19日自其富邦帳戶提領180萬元、2 05萬元之認定，是聲請人所提上揭所謂「新證據」（聲證 10、聲證11、聲證12），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客觀上均難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亦均無從據以認聲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自均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前揭「新證據」，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客觀上均無法使本院產生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合理相信，其餘所辯更僅係就原確定判決認事採證、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判斷之適法行使，徒憑己意再為爭執，或對法院依職權之證據取捨持相異評價，是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再審要件。從而，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既經駁回，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其刑罰之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王心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2025-02-19

TPHM-113-聲再-497-20250219-1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證券交易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林正清選任辯護人蕭仰歸律師被告王台齡林仁佑（原名林鼎凱）被告陳立祥前三人共同選任辯護人簡大鈞律師上列被告因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均自民國114年2月26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理　由一、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涉有證券交易法等罪嫌，經本院審理後分別判處被告林正清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6年8月；又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被告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 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各處有期徒刑6年、6年6 月、6年2月在案，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有逃亡之虞，有限制渠等出境、出海之必要，於 112年10月26日裁定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均自112年10月26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復裁定自113年6 月26日起均延長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限制出境、出海8月，合先敘明。二、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又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三、茲前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即將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發函請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及其等辯護人於114年2月14日前具狀就是否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乙情陳述意見，惟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及其等辯護人迄至本院裁定時均未具狀表示意見，而被告陳立祥及其辯護人具狀表示：被告陳立祥遭限制出境、出海已久，遭限制出境、出海前，被告陳立祥均有短期入出境之商業需要，且入出境紀錄均正常，懇請鈞院賜准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俾被告陳立祥得以開始進行正常生活與商業活動安排等語。本院認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涉有證券交易法等罪嫌，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雖均否認有何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惟經本院審理後分別判處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前揭一、所述之罪刑在案，堪認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涉違反前揭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面臨重罪刑責加身，且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又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曾經分別擔任新泰伸公司實際負責人、董事長、總經理、財務長，均有相當之資力及商業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有逃亡之虞。為保全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被判有罪確定之刑罰執行程序，並考量限制出境、出海造成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目前人身自由不便之程度，尚屬輕微，與限制所欲達成保全審判、執行程序順利進行之公益目的相權衡，並非不合比例之限制手段，本院認有限制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被告林正清、王台齡、林仁佑、陳立祥均自114年2月26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2項、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2025-02-19

TPHM-110-金上重訴-2-20250219-5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32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張仲顏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執聲字第14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張仲顏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張仲顏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 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款、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刑法第50條規定為：「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對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列情形，除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得併合處罰。是依上開規定，於裁判確定前所犯數罪兼有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時，是否依刑法第51條定應執行刑，繫乎受刑人請求與否，而非不問受刑人利益與意願，一律併合處罰。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於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者，本於同為定刑裁定應為相同處理之原則，法院於裁定定應執行之刑時，自仍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法理之考量，亦即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否則即與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內部界限有違（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 192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數罪併罰中有已執行完畢之部分，嗣後與他罪合併定應執行刑者，僅係確定後由檢察官換發執行指揮書執行應執行刑，其前已執行之有期徒刑部分如何扣除之問題，非謂即不符數罪併罰要件（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32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受刑人張仲顏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其中附表編號1、2之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欄、編號1之備註欄有漏載，應予更正），且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即民國111 年12月29日）前所犯，並以本院為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又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得易科罰金，與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不得易科罰金，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不得併合處罰，惟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有定刑聲請切結書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合於刑法第50條第2 項規定，是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而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　㈡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11罪，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 6年度訴字第242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嗣經本院 108年度上訴字第3300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70～371頁），則參照前揭說明，本院就附表所示各罪再定應執行刑時，自應受上開判決所定應執行刑，加計其他判決宣告刑之內部界限所拘束。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對本件聲請定刑之意見，其表示：受刑人多次之聚賭與行賄，雖修法後之規定係一罪一罰，但仍不失連續犯之性質，且受刑人已於偵查中供出收賄之公務人員，允宜從輕量刑，以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受刑人於偵查中遭羈押禁見4個月已知所警惕而斷絕萌生違法之念等語（本院卷第377頁），並參酌所犯2罪宣告刑總和上限、各刑中最長期，酌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編號1均為圖利聚眾賭博罪、編號2均為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及第1項之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暨其動機、行為態樣、侵害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及審酌其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11罪，先前經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且考量各罪之法律目的、受刑人違反之嚴重性，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又受刑人雖請求所犯賭博部分應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行賄部分應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云云（本院卷第377頁）。惟本件檢察官於徵得受刑人同意後，即向本院聲請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圖利聚眾賭博罪及附表編號2所示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且受刑人於陳述意見狀內亦無表示欲撤回前揭同意之旨（本院卷第377～378 頁），尚無就附表編號1及2所示各罪分別定應執行刑之理。另受刑人雖稱其僅有11次賭博行為卻遭受22次行賄之罪責，已對其甚屬不公而有偏重不當之違誤云云（本院卷第378頁），乃係針對附表編號2判決之爭執，而此業經該案確定判決審酌。　㈣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者，若因與不得易科罰金之他罪併合處罰而結果不得易科罰金，原得易科罰金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記載（司法院釋字第144號、第679號解釋意旨參照）。準此，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2與編號1所示之罪，雖係分屬不得易科罰金與得易科罰金，惟經合併處罰結果，本院於定其應執行刑時，自無庸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記載。至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受刑人業已執行完畢，將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予以扣除，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附表：受刑人張仲顏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編號 1 2 罪名賭博貪污治罪條例宣告刑有期徒刑4月（共11次）有期徒刑6月（共22次）犯罪日期 104/10/09-105/01/07 104年8月至12月間至10 5年7月30日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新北地檢105年度偵字第29525號等新北地檢105年度偵字第29525號等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案號 108年度上訴字第3300號 108年度上訴字第3300號判決日期 111/12/29 111/12/29 確定判決法院臺灣高院最高法院案號 108年度上訴字第3300號 112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判決確定日期 111/12/29 113/04/03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是否備註 1.經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 2.新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2413號（已執畢）新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990號

2025-02-18

TPHM-114-聲-232-202502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45號上訴人即被告邵凡瑄（原名毛凡瑄）指定辯護人蔡睿元律師（義務辯護）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1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0714號、第52 136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19784號、第20484號、第266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邵凡瑄量刑部分撤銷。上揭撤銷部分，邵凡瑄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經查，本件原判決判處上訴人即被告邵凡瑄涉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幫助洗錢既遂、未遂罪，茲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其及指定辯護人業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明確表明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情（見本院卷第 176頁至第177頁），揆諸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則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上訴之判斷：（一）原審判決審酌被告交付其永豐商業銀行帳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下稱本案帳戶資料）、行動電話SIM卡予他人使用，幫助詐欺集團成員用以作為詐欺犯罪之匯款工具，助長不法份子之訛詐歪風，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詐騙集團成員之真實身分及金錢流向，所為應予非難，且其否認犯行，又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與素行及於原審審理時自述國中畢業、案發期間無業、離婚、家中有5 名子女需其扶養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以1千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固屬有據。（二）然查：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得資為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係105年12月洗錢防制法修正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三條第六項（應為第8款之誤載，原文為「按以上各款的規定所科處的刑罰，不得超過對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所定刑罰的最高限度。」）增訂第三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者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 年，而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後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審判決後，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已於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另適用之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均未據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至本院審判中終知自白洗錢犯行，是除得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外，被告若適用上開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即應依法減輕其刑，且刑法第30條第2項及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分屬得減、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遞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但若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即無從據此減刑，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5日以上4年11月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特此敘明。　　2.基此，被告雖於偵查、原審均否認犯行，但於本院審判中已自白洗錢犯罪，是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此情為原審所未及審酌之部分，是原審略有疏漏。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知坦認全部犯行，則被告之量刑基礎實有變更，此等情事亦為原審所未及審酌，稍有未恰。　　　（三）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辯稱：被告坦認被訴犯罪事實，已有悔意，希望能依據刑法第30條第2項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等規定遞減其刑等語，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被告之宣告刑，予以撤銷改判。（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現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對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漠視該危害發生之可能性，僅因貪圖自身私利，便任意提供其所有之本案帳戶資料及行動電話SIM卡予他人使用，導致無從追查詐欺集團成員之真實身份及被害人受騙匯款之實際流向，以製造金流斷點之行為，已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幕後犯罪人得以逍遙法外，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甚鉅，更使受害人均受有財產上損害而難於追償，所為應予非難，復念被告犯後直至本院審理時終知坦認全數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素行，暨考量被告於本院所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有5名子女，4名已成年，需照顧1名未成年小孩、目前無業，沒有收入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併科之罰金，就併科罰金部分，亦諭知以1千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五）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 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桃交簡字第9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該案於112年7月18日確定，嗣於113年9月1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頁至第77頁），是被告並未符刑法第74 條第1項所定緩刑要件，無法予以緩刑之宣告，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姚承志提起公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塗又臻移送併辦，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一）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二）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5-02-18

TPHM-113-上訴-5645-20250218-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59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彭芷薇共同選任辯護人李浩霆律師劉政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 年度原易字第5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彭芷薇（下合稱被告等人）被訴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詳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理由略以：被告等人於案發時日，攜帶球棒及高爾夫球桿（下稱本案棍棒）至告訴人所承租址設桃園市○○區 ○○路000號0樓套房（下稱本案套房），衡情於被告等人多勢眾，並攜帶球棒及高爾夫球桿等工具之情境下，將嚴重干擾告訴人鄭靜渝對於簽立本案面額新臺幣200萬之本票（下稱本案本票）與否之意思形成及決定的自由，然原審法院逕認被告等6人並無強制之主觀犯意，其認事用法顯有違誤等語。三、經查：（一）由原審勘驗現場手機錄影畫面之結果詳細以觀（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字第57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19頁至第133頁），可見陳珍妮等人在本案套房內，告訴人不發一語，一直不願意簽立本票，而告訴人之母親鄭紫瑄則多次數落告訴人及要求告訴人簽立本票，並表示該筆款項係作為告訴人子女扶養費之用，且偶與在場之被告等人有聊天式之交談，期間雖其他在場之人亦有催促告訴人簽立本案本票之言語，但告訴人仍不為所動，直至其母鄭紫瑄聲稱要代替告訴人簽立本案本票，告訴人始自行在本案本票上簽名。其次，始終未見有人在房內持棍棒之物揮舞，亦無聽聞叫囂辱罵之人聲或物品敲打之聲響等情甚明。進而，衡諸社會通念及常情，足認縱使被告等人中有數人與告訴人一同處在告訴人所住之本案套房內甚久，告訴人事實上仍就簽立本案本票與否一事，擁有極高之自主決定權，此由不論被告等人為何種表示，告訴人在過程中仍不願意簽立本案本票一事即知，而告訴人最終之所以簽立本案本票，顯係因告訴人顧慮其母親鄭紫瑄所持續施加之親情攻勢及壓力所致。再佐以證人張紹明亦曾在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證稱：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4人不斷地叫我與告訴人簽本票，因為我們都不簽，所以譚文茹打電話給告訴人的媽媽，叫她媽媽（即鄭紫瑄）來現場，沒多久鄭紫瑄與友人到現場，用這種方式讓鄭紫瑄一起「脅迫」告訴人簽本票；我說的「脅迫」是指鄭紫瑄也跟著質疑告訴人為何不簽本票，我認為這是一種親情勒索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0號影卷第163頁）。是以，本案尚難僅因被告等人或有在場，或帶空白本票到場，或有提出簽立本案本票之提議、要求，或在旁附和等情狀，即遽以強制罪之刑事責任相繩。（二）其次，由上揭原審勘驗前揭手機錄影畫面之結果，即可悉被告等人與告訴人共處在本案套房內之期間，渠等並沒有任何叫囂、揮棍棒、持棍子敲打之情形，且陳珍妮、彭邱聖既僅坦認：係陳珍妮攜帶本案棍棒至現場，並拿下車，嗣由彭邱聖接手拿至樓梯間放置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02 頁至第203頁），又公訴意旨亦表明陳珍妮僅有將本案棍棒放置在樓梯間等情甚明（見本院卷第10頁），是被告等人僅將陳珍妮攜帶之本案棍棒放置在樓梯間乙節，衡情並不會干擾告訴人對於簽立本案本票與否之意思形成及決定的自由才是。四、綜上，本案現存證據尚不足使法院確信被告等人有對告訴人為強制犯行，自無從逕以強制罪責相繩，故原判決為被告等人均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是檢察官之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韋誠提起公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江亮宇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心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字第57號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陳珍妮　　　　　　彭芷薇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范瑋峻律師　　　　　　劉迦安律師被　　　告　彭邱彬　　　　　　譚文茹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劉政杰律師　　　　　　李浩霆律師被　　　告　鍾俊宇　　　　　　彭邱聖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劉政杰律師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2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彭芷薇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 (一)被告陳珍妮因疑告訴人鄭靜渝與其當時之配偶張紹明有婚外情，在得知張紹明位於告訴人住處時，即以電話先後邀集被告彭邱彬、譚文茹（與彭邱彬為夫妻）、鍾俊宇、彭邱聖（即告訴人之前夫）、彭芷薇，於民國110年5月16日凌晨4時50 分許，由被告陳珍妮攜帶球棒、高爾夫球桿至告訴人承租位在桃園市○○區○○○000號0樓套房外，與被告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會合，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彭芷薇均明知於凌晨時分，攜帶棍棒聚集多人與他人談判，將使人意思自由遭受壓迫，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聯絡，先由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逕自進入通往該套房之樓梯間內，被告陳珍妮將前開球棒、高爾夫球桿暫放樓梯間後，即在該套房門外叫囂，張紹明因避免干擾鄰居休息而開門，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芷薇旋即進入該套房內，被告彭邱聖則返回車上等待。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進入該套房後，見告訴人及張紹明在內，乃令告訴人及張紹明簽立面額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本票，惟遭告訴人及張紹明所拒，被告陳珍妮竟徒手推擠告訴人，使告訴人頭部撞擊牆壁，致告訴人受有頭皮鈍傷併暈眩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並禁止告訴人及張紹明以手機報警。繼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芷薇挾人數優勢，且將前開棍棒攜入房內、不停以言語命告訴人簽立本票，否則絕不離去，又再以電話聯絡告訴人之母親鄭紫瑄到該套房內，脅以告訴人涉嫌婚外情一事，使鄭紫瑄為避免名譽受損，而共同促使告訴人簽立本票，以此脅迫方式加重告訴人心理壓力，時間達4小時，終迫使告訴人慮及居住安寧、家人及自身名譽受損，因而簽發面額200萬元之本票（下稱本案本票）。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彭芷薇6人即以上開方式使告訴人行無義務之事，並妨害告訴人之深夜休息、居住安寧及報警求助等權利之行使。因認被告6人共同涉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有前揭強制犯行，係以被告6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證人鄭紫瑄於偵查中及證人張紹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監視器畫面及截圖、被告彭邱聖提供之攝影畫面光碟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錄、本票、和解書翻拍照片、天成醫療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翻拍照片、張紹明之通話記錄影本為其主要論據。二、本院之判斷：　　 (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復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考。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 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或告發人之告發，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不得僅憑其片面指述，遽入人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782號判決參照）。 (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為構成要件，其保護之法益是意志形成及行動的自由，亦即保護人的意志形成，不受不當或過度的干擾。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法，必須以其「手段、目的關係的社會可非難性」為標準，而所謂「手段、目的關係」須以整體的考量，並非手段或目的其一合法，或其內在之關聯性合法，該行為即合法。必須強暴、脅迫等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間之關聯具可非難性，亦即就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始具違法性。倘綜合行為人之目的與手段關係，認行為人之強制行為甚為輕微，此強制行為仍不具社會倫理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9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強制罪的不法構成要件是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所謂脅迫，是以惡害通知而使人心生畏懼。不過解釋上必須注意的是，在不法的概念上，是否任何惡害的通知都構成此處所謂的強制？人在生活當中，本來就不能主張拒絕一切的惡害；因此，並非任何的惡害通知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都可以構成強制罪。我國刑法雖然不見有如德國刑法第240條明文規定構成强制罪的違法性條款，但是法理上應該做相同的解釋。此外，一般認爲强制罪所要保護的是意志形成以及意志行動的自由，但是必須指出，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人的意志流動永遠是自由的；對於所謂意志形成自由的保護，絶對不是保護意志不被扭曲，而是涉及人在意志形成的過程中可以接受多少干擾的問題。承此，我們必須知道，人活在世界上，一來在事實上就是活在一個意志不斷接受干擾的世界，二來在理念上，人的存在價值本來就是在一個有干擾的世界中去形成一個有價值的意志。尊重如此的人的形象，法律不能也不應該去保護一個人的意志完全不受干擾，而只能保護一個人在意志形成過程中不受過度的、不當的干擾。因此如果强制行爲要被評定不法而加以入罪化，就不能不強調强制行爲（手段）本身的可非難性。如果行爲人所採取的手段本身本來即爲法律所許可，那麽此一手段的採取或以此手段爲惡害來通知相對人，都不應該構成强制罪（參照黃榮堅，悲情姊妹花，《月旦法學雜誌》，1996年2月，第10期，48頁）。 (三)訊據被告6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 1、被告陳珍妮辯稱：我否認。我沒有限制鄭靜渝的自由，也沒有打她，我當天都沒有動到鄭靜渝，我只是大聲地講話，且張紹明當時是我的老公，我到那邊是去抓姦，而我帶去的本票是整本空白的，我當時有要張紹明簽本票，是要小孩子的扶養費，但張紹明沒有簽，因為張紹明說我們又沒有離婚所以他不簽；至於本案本票是譚文茹、彭邱彬說要幫彭邱聖爭取小孩的扶養費跟教育費，鄭靜渝的媽媽才叫她簽，本案本票的部分跟我沒有關係；又球棒和高爾夫球桿是從我車上拿下來的，因為5月7日我抓到他們在我跟張紹明的房間發生性行為，張紹明全身裸體沒有穿，鄭靜渝只有穿1件上衣，我跟張紹明發生爭執，我說如果再發生1次我就要告知鄭靜渝的老公、媽媽、全家所有人，張紹明說我敢透露1個字他會打死我，我怕張紹明真的會打我，所以我才帶球棒及高爾夫球桿；此外，會找其他人去也是因為張紹明有威脅我如果把這件事都告訴同家的人他會打我，不准我把這件事情洩漏，他一直威脅我，又不離婚，所以我要讓其他人都知道張紹明就是跟鄭靜渝在一起等語。被告彭芷薇辯稱：我否認。我是很後面應該7點多才去，因為陳珍妮打電話叫我去現場幫她接小孩，我上去沒看到小孩，陳珍妮說小孩在樓下，我下樓遇到彭邱聖，彭邱聖就帶我到對面，小孩在車上睡覺，我把小孩接走就離開了等語。辯護人范瑋峻、劉迦安律師為該被告2人辯護略稱：被告陳珍妮並無推擠告訴人頭部撞擊牆壁，被告等人雖有帶球棒到場，但並未使用，且告訴人係因鄭紫瑄之勸說才簽本票；而被告彭芷薇是因為被告陳珍妮請她去接送小孩才到現場，均請為無罪判決等語。 2、被告彭邱彬辯稱：我否認。彭邱聖是我弟弟；我沒有強迫鄭靜渝簽立本案本票，那天會去現場是因為彭邱聖通知我；而棍棒是陳珍妮帶去的，但那些棍棒沒有帶到房間裡，是放在外面的樓梯；至於本案本票是要給彭邱聖小孩的扶養費，一開始在現場是陳珍妮要跟張紹明拿她小朋友的扶養費，彭邱聖小孩的扶養費則是我向鄭靜渝提出的，因彭邱聖到現場無法接受事實，就請我上去等語。被告譚文茹辯稱：我否認。我沒有脅迫鄭靜渝簽立本案本票，那天會去現場是彭邱聖找彭邱彬，然後我們一起去，我當天有到房間裡面，但鄭靜渝身上為何有傷我不清楚。辯護人劉政杰、李浩霆律師為該被告2人辯護略以：被告彭邱彬、譚文茹於當日進入現場後，自始未使用何強制力迫使告訴人為何等無義務之事，告訴人是在她媽媽強烈要求下才自己簽本票，與被告2人無關，均請為無罪判決等語。 3、被告鍾俊宇辯稱：我否認。我沒有強迫鄭靜渝，也沒有限制她的自由，我也不知道她為何受傷，我在現場沒有看到陳珍妮有打鄭靜渝；而當天拍攝影片的人是我，是用彭邱彬和譚文茹的手機，因為當時我的手機快沒電；我本來在彭邱彬家聊天，因為雙方都認識，我不太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所以才一同前往等語。被告彭邱聖辯稱：我否認。我沒有脅迫鄭靜渝簽本票，我沒有到房間去，我當時有上到樓梯間，但後來就離開把車子開去停車場停車，之後我人就在車上；而鄭靜渝當時已經是我的前妻，我離婚的時候不知道他跟張紹明有外遇這件事情，當天是陳珍妮告訴我她的丈夫跟我前妻在現場，她請我過去，但我沒有進去，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面對，我就請哥哥彭邱彬去瞭解狀況，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場狀況；至於鄭靜渝簽的本票是我想要給小孩的扶養費，我跟鄭靜渝離婚的時候，雖然在調解筆錄上有記載給2個小孩的扶養費及給付金額，但因為離婚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她和張紹明在我們婚內有外遇的事情，所以當下在調解的時候就想說各退一步，後來發現這個事情，才想要把扶養費再加高一點等語。辯護人劉政杰律師為該被告2人辯護略謂：被告彭邱聖當天並沒有上去，是請他哥哥代為處理所有事情；且其他被告是基於家庭上的因素才衝上去瞭解情況，所以跟強制罪的構成要件不相符；而被告鍾俊宇於當日進入現場後，自始未使用何強制力迫使告訴人為何等無義務之事，告訴人是在她媽媽強烈要求下才自己簽本票，故與被告2人無關，均請為無罪判決等語。 (四)經查： 1、告訴人前自為民事訴訟之原告，以被告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彭邱聖5人為民事訴訟之被告，就本案本票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請求返還該本票之訴，並對簽發本票之過程，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均經本院以111 年度訴字第190號民事判決，將原告之訴駁回確定，有該事件之民事判決書及本院調該民事事件全卷附卷可稽，先予敘明。 2、經本院勘驗現場手機錄影畫面，場景為套房房間內，畫面中可見被告等人在場，告訴人則不發一語，一直不願意簽立本票，而告訴人之母親鄭紫瑄多次數落告訴人及要求告訴人簽本票，並表示該筆款項係作為告訴人子女扶養費之用，且偶與在場之被告等人有聊天式之交談，期間雖其他在場之人亦有催促告訴人簽本票之言語，但告訴人仍不為所動，直至鄭紫瑄聲稱要代替告訴人簽立本票，告訴人始自行簽發本案本票；此外，被告陳珍妮於現場指責張紹明愧對其母女，且質問張紹明被其抓姦後又不離婚等情，此有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附卷可參（原易卷第119-133頁），並節錄上開內容如附表所示。又本院勘驗前揭手機錄影畫面，並未見有人在房內持棍棒之物揮舞，亦無聽聞叫囂辱罵之人聲或物品敲打之聲響。 (1)是依現場手機錄影畫面之客觀證據所示，衡以社會通念及常情判斷，足認縱使被告等人在告訴人住處之套房內，告訴人實就本案本票之簽立與否，仍擁有相當高之自主決定權，其最終所以簽發本案本票，顯係因其母親所加之親情攻勢及壓力下所致，再佐以證人張紹明於前開民事訴訟程序中亦證稱：陳珍妮、彭邱彬、譚文茹、鍾俊宇4人不斷地叫我與鄭靜渝簽本票，因為我們都不簽，所以譚文茹打電話給鄭靜渝的媽媽，叫她媽媽來現場，沒多久她母親與母親的友人到現場，用這種方式讓她母親一起脅迫鄭靜渝簽本票；我說的「脅迫」是指她母親也跟著質疑鄭靜渝為何不簽本票，我認為這是一種親情勒索等語（111訴190卷第163頁）。故本案尚難僅因被告等人或有在場，或帶本票到場，或有提出簽發本票提議、要求，或在旁附和等情狀，即遽以強制罪之刑事責任相繩。 (2)張紹明於事發當時為有婦之夫，凌晨時分與配偶以外之女性即告訴人，2人獨處在套房內，此情為告訴人所自承（原易卷第198頁），則被告陳珍妮辯稱其係為抓姦，始通知其他被告等人前往告訴人之住處，所辯尚非無稽；而被告陳珍妮當時為張紹明之妻，被告彭邱聖斯時為告訴人之前夫，被告彭邱彬、譚文茹是被告彭邱聖之兄、嫂，被告鍾俊宇係被告彭邱彬、譚文茹之友人，被告彭芷薇為與被告陳珍妮經營早餐店之同事，此均為被告等人供承在卷。亦即被告陳珍妮為處理其與張紹明、告訴人間所涉及之婚姻問題，所邀集到場協助之人，並未逸脫一般通念可預期之當事人及親友範圍；此外，被告陳珍妮為尋找其至凌晨未歸之夫張紹明（無證據顯示其等2人有分居協議），故於凌晨時前往告訴人住處，毋寧是非無緣由；又本院勘驗告訴人住處之樓梯間監視器錄影畫面，雖被告陳珍妮於告訴人住處之房門打開前，曾經揚言：要不要開門？再給你們3分鐘，1分鐘，開，不開我就用大聲公在這裡鬧等語，惟被告陳珍妮既確認其夫與告訴人在同一套房內，為有效主張配偶權而出此下策，於權益衡量及法體系之價值判斷上，是否即當然可認為被告陳珍妮具備刑罰之可非難性？尚非無疑。況被告陳珍妮此揚言行為之目的，意在使告訴人開門，且依前述勘驗內容可知，本案本票（作為告訴人子女之扶養費）與被告陳珍妮又屬無關，是更無從因此認為該揚言行為與本案本票之簽立間，有何手段與目的之關聯性，公訴意旨就此認係該當迫使告訴人簽發本票強制行為之一部分，顯屬誤會。 3、本院既認定告訴人簽發本案本票之原因如前，已足對被告6 人為無罪之諭知，惟為求判決之嚴謹，另補充其餘公訴意旨不採之理由： (1)公訴意旨雖指被告彭芷薇為共同正犯，惟告訴人於前揭民事訴訟中，唯獨未將被告彭芷薇列為民事訴訟之被告，此節已可見被告彭芷薇於本案中，關於本案本票之簽立一事，顯無影響力，亦堪認被告彭芷薇前開所辯尚非無足採，依無罪推定原則，應對被告彭芷薇為有利之認定。 (2)告訴人指稱被告陳珍妮於當日有毆打其頭部，並提出診斷證明書，惟此為被告陳珍妮否認，而診斷證明書記載就診日期為110年5月19日，距事發當日已有3日之久，則告訴人所受傷勢究竟是否係被告陳珍妮所為？是否係本案事發當時所造成？均非無疑問。況告訴人簽立本票之原因既經本院認定係其母之因素如前，故此告訴人指述及診斷證明書，均不足作為被告陳珍妮為不利認定之依據。 (1)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鄭紫瑄於審理時，固提出診斷明書1紙，並證稱其患有重度憂鬱症，案發當時看到一堆人一直在叫囂講三字經，彭邱彬還拿著木棍在那邊揮，一直在旁邊用棍子在敲打，他們一直逼我女兒簽本票，當時我很慌張、害怕，我跟我女兒說妳簽那個本票就當作是小孩的扶養費，每個月分期付款還他們就好了等語。惟本院勘驗前揭手機錄影畫面，並未發現有如證人所述之叫囂、揮棍棒、持棍子敲打之情形，證人此部分證詞已難憑採；又證人亦自承其去被告彭邱彬家烤肉而認識被告6人中之5人，且去過好幾次，也看過被告陳珍妮好幾次，而證人與被告彭邱彬又為通常傳統上之親家關係，其在現場是否真會感到害怕、恐慌？寧非無疑；尤其證人於手機錄影畫面中所示，尚且會與被告等人聊天，神色自若，此情更與其證述情節不符，故證人不利被告等人之證詞，顯有偏袒告訴人之情形，不足採信。 (2)被告陳珍妮固坦承攜帶球棒和高爾夫球桿至現場，惟本院既已認定告訴人簽發本案本票係因鄭紫瑄之要求所致，自無再因被告陳珍妮攜帶球棒和高爾夫球桿之行為，而入之於罪之餘地。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及卷存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6人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李韋誠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李信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附表：說話者與說話對象內容告訴人之母親鄭紫瑄坐在告訴人旁，對告訴人說這個是給你女兒慢慢慢慢長大用的欸，你就算沒有簽這個你還是一樣要負責你女兒每個月的生活不是嗎？（原易卷第120頁）那你為什麼不想離了婚再來幹嘛再幹嘛呢？你懂嗎？你做了第二次，我就有權利要求你賠償第二次阿。說真的，而且他的賠償他不是獅子大開口，那是給你小孩日後的生活費，你還在考慮什麼？你還要監護權，監個屁阿，你有能力嗎？小孩子兩百萬是養不大的阿，你知道嗎？而且人家讓你分期付款，他又沒有強迫你什麼時候要還，就算你第一筆還完了，你再慢慢…就當每個月付生活費給小孩也不過分阿，這有什麼過分勒？然後簽一簽人家要離婚，人家也願意跟你離婚，然後離了婚你們倆還是要在一塊，你們倆個永遠都不要來找我，也永遠不要讓我看到了。這個沒有那麼難啦。（原易卷第120頁）這個就是你自己做錯事的代價。我不就跟你講嗎，我都在這裡你怕什麼啦？那你就趕快簽，不然就我幫你簽。快一點啦，你要不要簽？你不簽我簽啦。從小到大做錯事情，我哪一次像現在這樣子…(聽不清楚)，我每一次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因為我管不動你，我知道我管不動你，你知道我每次都只能自己在那邊傷心難過，你到底還要我傷心到什麼時候阿，我的人生已經很短了吶，我沒有像他們一樣這麼年輕還可以活很久欸，你可不可以讓我活的短暫幾十年的快樂啊？阿公阿嬤還要我養。（原易卷第125頁）趕快寫一寫，寫清楚來就好了，把作業寫一寫，快一點。寫日期，蓋個章，沒有很困難，快一點，名字用簽的。（原易卷第131頁）被告陳珍妮對張紹明說你的女兒從四點跟我到現在，你現在多久沒看到你女兒了？你這樣子對他，對我們，對嗎？離婚給我拖那麼久，我跟你講過了再被我抓到一次就是離婚，我不會給你好過，你說喔好，我沒做過的事…（原易卷第127頁）我們要去吃飯了，要吃早餐了，4點跟我到現在，你還要怎樣？你傷害我傷害不夠？你讓我抓這個場景抓幾次？你要我抓幾次？離婚就離婚嘛，我不是不肯，上禮拜五是不是跟你講說我在事務所等你，我人都到現場了，你還跟我講說不要等我我不會去，你在幹嘛？你都給他帶到家裡睡覺了吶(手指告訴人)，我在戶政事務所等你，不是約好12點嗎？要離婚當下就跟你講那我們離婚，監護權給我，一切不追究，你不離，叫我不要等你了，你讓我像個白癡一樣，中午12點抱著小孩，大家等你，要離婚，你在拖什麼？我還要跟你在一起嗎？（原易卷第129-130頁）

2025-02-18

TPHM-113-原上易-59-2025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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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74號上訴人即被告王念祖選任辯護人包漢銘律師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 91號、第217號、113年度原易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886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85號、第 2079號、第2909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王念祖、何文德（業經原審判決有期徒刑8月確定）與劉冠廷（業經原審判決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確定）、江浡維（業經原審判決有期徒刑6 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王念祖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何文德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劉冠廷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江浡維，先至臺灣鐵路公司(下稱臺鐵)漢本車站貨場、臺鐵漢本車站，自民國112年12月1日22時至翌日 (2)日凌晨4時26分許，共同持客觀上得做為兇器使用之電纜剪、撬棒、美工刀，至臺鐵新觀音隧道南口(臺鐵鐵路蘇新起K35+425處)，共同竊取臺鐵所有之60平方電纜線72公尺( 計價值62,784元)得逞。二、案經潘坤茂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業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念祖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64至66頁、第75至77頁、第142至14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開車至臺鐵漢本車站、臺鐵漢本車站貨場乙情，惟矢口否認有竊取臺鐵新觀音隧道南口電纜線之犯行，辯稱：因為要送江浡維之女友過去，且到臺鐵漢本車站時已經凌晨1、2點，因為一個女孩子在我車上，我就去別人車上睡，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等情；其辯護人為其辯稱：原審判決所引用王念祖之警詢、偵訊中供述、花蓮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勘查紀錄及被告持用SAMSUNGA505行動電話L INE通話內容，而認定王念祖係主嫌，與事實有違，被告是否為全盤策畫的主嫌，證人供述不一，仍有所疑，請鈞院依罪疑唯輕原則，加以審酌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於原審羈押訊問時供述：我曾經指示劉冠廷去本案行竊現場附近勘查。劉冠廷、江浡維講到說要在觀音隧道裡面行竊電纜線，但因為我對現場不熟悉，所以我要劉冠廷到現場勘察等語(見原審原易卷第75頁)。其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承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罪名。這個案件我們四個人（按指王念祖、劉冠廷、江浡維、何文德）都有參與。證人陳冬麟撿到的手機是我的手機。我在法院坦承犯行所言實在等語(見原審原易卷第110、113、122頁)，足見被告於原審自白其有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　⒉下列證據得以佐證被告前揭自白與事實相符，茲分述如下：　⑴證人即共同被告劉冠廷於警詢時供稱：大約在案發前2、3天約晚上8時許，在王念祖的家裡（地址為宜蘭縣○○鄉○○路000 巷000弄000號），當時在王念祖家裡有王念祖、游錦文、田英傑及何文德跟我，我們在討論臺鐵新觀音隧道南口現場勘查，勘查隧道口有沒有電線可以剪，剪了要變賣。這次竊案由王念祖指使。成員有江浡維、何文德、游錦文、田英傑及綽號「魔鬼」都是聽命於「陳小平」，但是王念祖可以向「陳小平」調動所有人等語(見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卷，下稱警卷，第62至63、65頁)，劉冠廷復以證人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證稱：「（問：你於112年12月2日凌晨，在台鐵新觀音隧道南口，竊取台鐵所有電纜線之共犯有哪些人？）我及王念祖、何文德、游錦文、田英傑、江浡維。（問：上開竊案，你們的行為分工各為何？）策劃的人是王念祖，他先帶我去勘查現場，還有他的手機拍照及錄影，該手機還掉落在隧道內，其他人會來都是王念祖找來的，當天我們算是分2次前往竊取，第一次前往是要去測電，電纜線有無電，當時有我跟何文德、江浡維、游錦文、田英傑，田英傑負責測電，我、何文德、游錦文、江浡維一起將溝蓋翻起來，這次何文德持電纜剪有剪2、3條電纜線，該次完成後，不知道是誰說先回去集合的地方，去跟王念祖會合。第二次後，王念祖、何文德、江浡維、游錦文他們下車，他們先跨越鐵路沿著走到觀音隧道南口，王念祖在停車處負責把風，當時我在車上吃宵夜，田英傑也在車上睡著了，我吃完宵夜後，王念祖叫我過去幫忙，當時我去時，他們已經剪了4、5 條電纜線，大家一起拉出來，之後1人拉一條拖到鎖橋處，本來想要在該處將電纜線弄上車，當時已經4、5點多，天快亮了，何文德找我去，說要多剪幾條，剪了2、3條後，我說電纜線摸起來怪怪的，就發現是何文德剪錯了，何文德就說我們趕快離關，也就來不及將電纜線搬上車，我後來回來看到，他們已經將偷來的電纜線丟下鐵橋下。（問：該次竊案有使用哪些工具？）電纜剪、撬棒、三用電表、美工刀，美工刀是將電纜線削皮，再用三用電表測電用的。撬棒是要將水溝蓋撬開。（問：電纜剪、撬棒，三用電表、美工刀是何人所有？）電纜剪是何文德拿出來的，撬棒是王念祖準備的，三用電表是田英傑。美工刀我不知道是何人所有。（問：你們本來有無規劃好要如何分贓？）這我不知道，原則上每個人都會分到錢，規劃者也是王念祖。（問：警方於本案竊案現場扣得之三星手機，113年3月13日於鐵路警察局，警察有提示給你指認？）是，警察有給我指認。（問：上開扣案手機，究竟是何人所有？）是王念祖。」等語（見113年度他字第93號卷，下稱他卷，第123、124頁），足見王念祖係本案之規畫者，並先與劉冠廷前往台鐵新觀音隧道南口勘查現場，於共犯劉冠廷、江浡維、何文德為本案竊盜行為時，被告提供撬棒為犯罪工具，並負責把風。　⑵共同被告江浡維以證人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時結證稱：王念祖於12月1日，有用LINE及電話打給我，問我要不要去和平工作賺錢，我有跟他說好，我有猜到要去新觀音隧道南口竊取電纜線，因為之前王念祖有給我看這個隧道的配電線的圖，那邊能剪、那邊不能剪他都知悉，當時就有說要去該處竊取電纜線。當天晚上何文德也有打電話給我，說會叫劉冠廷來我家載我，當天也是由王念祖聯繫何文德、劉冠廷、阿文、田英傑這些人前往和平會合。劉冠廷之前有跟王念祖去現場看過，所以劉冠廷知道電纜線在哪裡，當天現場是劉冠廷帶我們過去，王念祖人及車子也在附近。王念祖有跟我說分到的錢會扣除一半，剩下一半的錢分給我們實際下手的人平分，他說他自己會在私下給我多一點。當天第一次上去時，我、劉冠廷、何文德、阿文、田英傑翻溝槽蓋，還有測量電表，第二次我們再上去時，何文德、劉冠廷負責剪電纜線，我、游錦文負責拉線及將電纜線丟置鐵橋處，田英傑這時在車上睡覺，王念祖說到時候會有人過去載電纜線，所以叫我們將電纜線丟置鐵橋處。當天我們使用撬棒、電纜剪、三用電表、美工刀行竊等語(見他卷第138背面頁、第139頁），足認王念祖為本案之策畫者，並負責分贓，處於主導之地位。　⑶證人陳冬麟於警詢時證述：因為在112年11月24日0時左右南澳站通報我們道班說，當天的最後末班車554次莒光通報於新觀音隧道蘇新起27-28K處通過時有聽到摩擦聲音之異常聲，當時我們原本就有編排到蘇新起24K施工，接到通報後，我們道班領班帶領我及其他三人就出勤先前往查看狀況，我們由新觀音隧道北口蘇新起24K+100進入開始巡查，巡查到蘇新起24K+490處，就在鐵軌與線溝槽之間發現乙支手機，當時我們發現後，就由我下去撿拾手機，之後我們就再繼續往前巡查至27-28K處，直到無異樣就返回隧道口工作等語( 見他卷第31至32頁)。證人黃琮信警詢時證述：上述的時間可能陳冬麟沒有注意，正確的時間大約是0時50分、有二班列車行經新觀音隧道24K+500東正線時，司機員聽到聲音很大，所以就通報車站，車站通知我們，並依上述申請進入隧道、我們從24K+100新觀音隧道入口進去到24K+490時，陳冬麟當時是坐在機器腳踏車的左側，就發現有一支手機在軌道與線槽蓋的中間空曠處所，陳冬麟就直接下去將手機撿起來等語(見他卷第36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潘坤茂於警詢時證述：在112年12月2日早上4時26分許，因漢本站通知號誌故障，故前往查看，才在鐵路蘇新起34K+425處發現電纜線被剪。數量預估為60平方電纜，大約72公尺，損失金額約62,7 84元整。遭竊的電纜線是設置在鐵路沿線旁的水泥線槽內及配電箱內，它的用途是鐵路隧道照明使用之電源線及控制線等語(見他卷第26至27、28至29頁)，三者證詞核與劉冠廷前揭證述，其持王念祖的手機拍照及錄影勘查現場，而該手機還掉落在隧道內等情相符，益足徵王念祖確有與劉冠廷先前往勘查現場，並提供其手機拍照、錄影之用。　⑷此外，復有花蓮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勘察紀錄、被告持用之SAMSUNG-A505GN行動電話LINE通話內容譯文(見偵885 號卷第69至89頁)、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112年 12月8日偵查報告及所附現場照片、監視器擷取畫面、刑案現場測繪圖、通聯記錄及網路歷程(見他卷第63背面至101頁 )、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王念祖之113年3月19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書、數位勘察紀錄(見偵2079號卷第8至41背面頁)。由上述證人之證述及數位勘查紀錄內容可知，被告不僅與其他被告有共同計畫偷竊電纜線，且亦有與其他共同被告到案發現場之事實。　㈢綜上，被告於原審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足認被告不僅係本案策畫者，亦係負責分贓之人，於共犯劉冠廷、江浡維、何文德行竊時，則負責把風，被告前揭辯解，核與前揭證據不足，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又被告與劉冠廷、江浡維、何文德等人就前揭加重竊盜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認定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並說明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反以結夥攜帶兇器之方式侵害告訴人管領之財產權益，所為非是，並兼衡被告遲至原審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為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被告於本案居於主導、指揮地位，暨其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失及社會整體防衛機制之破壞程度，再佐以其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狀況之生活態樣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月。並說明被告與共犯劉冠廷、江浡維、何文德共同行竊所用之電纜剪、撬棒、美工刀皆未扣案，亦缺乏證據證明係屬被告等4人所有之物，另本案扣案物則缺乏證據證明為被告等4人供犯罪所用之物，爰均不併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屬妥適。被告否認犯罪提起上訴，業經本院詳列證據並析列理由論駁如上，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智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2025-02-14

TPHM-113-上易-1874-2025021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致重傷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378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品逸選任辯護人陳仲豪律師呂浥頡律師被告陳建銘選任辯護人林富貴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致重傷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67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3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陳建銘於民國110年11月4日下午10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營業小客車與江品逸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基隆市○○區○○路000號前發生行車糾紛，詎江品逸因不滿陳建銘之駕駛行為，於上開不特定多數人均得共見共聞之處，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之言論辱罵陳建銘，足以貶損陳建銘之社會評價（江品逸所犯公然侮辱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陳建銘因不滿遭辱罵，遂基於強制之犯意，駕車猛按喇叭追逐江品逸至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34巷口前，於江品逸停等紅燈之際，超越前方停止線前之小客車，闖紅燈後於通過路口處停車，將江品逸攔下，並下車質問江品逸，妨害江品逸繼續騎乘機車行駛之權利（陳建銘所犯強制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雙方爭執過程中，陳建銘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毆打江品逸之頭部，致江品逸受有左眼眶處擦挫傷之傷害。江品逸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毆打陳建銘，致陳建銘受有左前胸、左手肘紅腫、右手第二至四指挫傷等傷害。二、案經陳建銘、江品逸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被告陳建銘部分：　　　檢察官於本院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陳建銘傷害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97、98頁），故本院就被告陳建銘部分之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陳建銘犯傷害罪部分。　　㈡被告江品逸部分：　　　上訴人即被告江品逸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江品逸傷害部分提起上訴，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頁），故本院就被告江品逸部分之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關於被告江品逸犯傷害罪部分。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陳建銘、江品逸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02、408、409、413 、41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三、被告陳建銘部分：　　被告陳建銘對於上開傷害之犯罪事實於偵查、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查卷第9-12頁、第67-70頁、原審卷二第14頁、本院卷第99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江品逸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可佐（見偵查卷第13-15頁、第17-18頁、第59-60頁、第68-70頁、原審卷一第101-103頁、第159-165頁、第285-287頁、第305-310頁、第463-467頁、原審卷二第5-18頁）。此外，並有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下稱基隆醫院）驗傷診斷書（見偵查卷第19頁）、路口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及畫面擷取照片（見偵查卷第25頁至第31頁、卷末光碟片存放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偵查卷第71-75頁）、GOOGLE地圖及街景圖列印資料（見原審卷一第35-42頁、第213頁）、基隆醫院111年3月1日基醫醫行字第1110001381 號函暨檢附之江品逸急診病歷資料（見原審卷一第49-60頁）、基隆長庚醫院111年2月25日長庚院基字第1110250035號函暨檢附之江品逸病歷資料（見原審卷一第61-88頁）、原審勘驗筆錄暨路口監視器擷取畫面與陳建銘行車紀錄器擷取畫面（見原審卷一第102頁、第105-146頁、第163-164頁、第203-209頁）、江品逸之健保WebIR個人就醫紀錄查詢資料（見原審卷一第179-180頁、第217頁）、江品逸陳報之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影本（見原審卷一第183-185頁）、基隆長庚醫院111年4月18日長庚院基字第1110350074號函及111年8月4日長庚院基字第1110750158號函（見原審卷一第189頁、第237-238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112年8月24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3793號函暨所附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見原審卷一第343頁、第347頁）、原審112年10月17日勘驗筆錄（見原審卷一第464-466頁）等件在卷可佐。互參上開證據，堪認被告陳建銘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屬可信。綜上，本案被告陳建銘部分事證已臻明確，被告陳建銘傷害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關於傷害致重傷部分，詳後述）。四、被告江品逸部分：　㈠訊據被告江品逸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伊是被打，伊安全帽被打下來後，陳建銘又繼續攻擊伊，往伊眼睛打，連續打4、5拳，伊覺得閃光、頭暈目眩，肢體衝突結束後，陳建銘準備要上車時，伊打電話報警。陳建銘趁伊停等紅燈時，闖紅燈把伊攔下來，陳建銘停車完，往伊這裡走過來，指著伊破口大罵，伊驚魂未定，基於安全意識，才指回去說他什麼意思會不會開車，伊用意在警告他不要靠近，伊沒有拉他的手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江品逸辯護稱：依監視畫面所示，告訴人陳建銘突然用手攻擊被告江品逸，繼之再以腳踢、手打被告江品逸，被告江品逸安全帽掉落地上，持續往馬路上退，告訴人陳建銘向前再以手攻擊，可見被告江品逸完全無攻擊行為，反而因阻擋告訴人陳建銘之行為而退縮，雙方並無互毆之情形，告訴人陳建銘所受傷害有可能係攻擊被告江品逸時導致，因而被告江品逸有無傷害行為實有所疑。退步言之，縱認雙方有肢體上之接觸，亦屬被告江品逸為阻擋或推開告訴人陳建銘攻擊及壓迫所為之正當防衛行為，難認被告江品逸之防衛行為有何違法性等語。　㈡經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陳建銘於警詢中稱：我本來要右轉，江品逸從旁邊騎過來突然罵我，之後我沒右轉新民路，跟著他到前面紅綠燈（安一路34巷口），下車問他，本來我要走了，轉頭他又罵我，我看他伸手要推我，我就跟他打起來…因為都在互相毆打，所以我也不知道打到他哪裡。對方是用拳頭毆打我，…我的左側手臂被抓傷，手指也有傷等語（見偵查卷第1 1頁）；於偵查中稱：江品逸罵我三字經，我回頭去追江品逸，江品逸在等紅綠燈，我們兩人都下車相互理論，我問他為何要罵我，他作勢要攻擊我，最後雙方互毆等語（見偵查卷第68頁）；於原審審理中稱：見到面我們互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06頁、原審卷二第15頁）。告訴人陳建銘前後所述相符。　　　⒉原審依聲請勘驗現場路口監視器畫面檔案（檔名：民間監視器1，該影片為固定鏡頭、黑白模糊畫面，本件檔案係由他人持其他錄影設備播放檔案過程所錄製，影片中出現之聲音係播放過程中在場人的聲音，非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的聲音。…監視器畫面左上角顯示時間，日期均為2021-11-04星期四。檔案長度：3分38秒。影片時間：2021/11/04　21:58:0 4—22:01:43）。其內容：　　⑴影片時間約21時58分44秒許，雙方開始出現推擠，影片模糊但可看見告訴人陳建銘揮動右手與被告江品逸有身體上拉扯。　　⑵影片時間21時58分47秒、48秒許，告訴人陳建銘轉身欲朝車子停放位置方向走去，右手舉起（依畫面所示，似有後甩的動作）疑似被被告江品逸拉住右手阻止其離開，告訴人陳建銘回頭轉向被告江品逸，被告江品逸右手係舉起之狀態並放下右手，兩人持續交談爭執等情。　　上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02頁、第121-146頁、第163-164頁、第203-209頁、第465頁）。而勘驗內容之客觀情狀，亦與告訴人陳建銘前開所證情節大致相符。　　⒊觀諸現場影像內容，於上開時、地（影片時間約44秒許開始）雙方開始有推擠等肢體拉扯動作後，告訴人陳建銘原已轉身走向其所駕駛之營業小客車方向，惟突然右手有舉起（似乎往後甩）的動作，同時被告江品逸右手亦呈現舉起又往下垂放之情狀，之後告訴人陳建銘有多次要離去，又回頭面向被告江品逸，雙方有肢體動作等情，已如前述。固可見其等肢體衝突過程中，告訴人陳建銘之攻擊較為猛烈，惟雙方實亦有互毆之情形。　⒋況且，就告訴人陳建銘所受傷勢觀之，其當日受有左前胸、左手肘紅腫、右手第二至四指挫傷等傷害，於110年11月4日下午10時23分許，至基隆醫院急診，經診治後於同日離院一情，亦有基隆醫院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佐（見偵查卷第21頁、第23頁）。此部分亦與告訴人陳建銘所述情節及原審上開勘驗現場錄影畫面結果，互核相符。且觀諸上開傷勢，亦與上開現場錄影畫面所呈現肢體衝突下可能形成之身體傷害吻合，足為告訴人陳建銘上開證述之佐證。　⒌此外，並有GOOGLE地圖及街景圖列印資料（見原審卷一第35- 42頁、第213頁）、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取畫面與陳建銘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取畫面（見原審卷一第105-120頁）等件，在卷可佐。足認告訴人陳建銘不利被告江品逸之證述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⒍被告江品逸雖主張正當防衛乙情，然本院認定被告江品逸與陳建銘係互毆，已如前述，自難認被告江品逸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其所辯不足採信。　　㈢從而，本案被告江品逸上開傷害犯行，亦事證明確，洵堪認定。五、論罪：　　核被告陳建銘、江品逸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六、原審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審理中就被告陳建銘傷害告訴人江品逸部分，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傷害致重傷罪嫌（見原審卷二第15頁）。告訴人江品逸主張其左眼遭被告陳建銘當天攻擊，造成其左眼視力無法回復，基隆長庚醫院判斷結果視力是0.063等語（見本院卷第100頁）。查被告陳建銘與告訴人江品逸於上開時、地，因行車糾紛而有肢體衝突，雙方互毆致分別受有上開傷害，而告訴人江品逸事後左眼視力下降有無達嚴重減損機能之重傷程度，縱屬重傷之結果，然此結果是否與上述被告陳建銘之傷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或者謂該結果客觀上是否歸責於被告陳建銘之行為，仍有探究之必要。　㈠按所謂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090號、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87年度台上字第341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6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54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陳建銘於上開時、地，毆打告訴人江品逸之頭部，致告訴人江品逸受有左眼眶處擦挫傷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查：　⒈告訴人江品逸於警詢中稱：那時候我頭還戴著安全帽，他徒手打我的頭3、4下，我問他有何證據，他就開始打我。我的眼角被打傷，有點腫脹等語（見偵查卷第14頁）；於偵查中稱：被告陳建銘的駕駛行為激怒我，引發我情緒反應，我才會罵被告陳建銘。之後，被告陳建銘趁我停等紅燈時闖紅燈攔住我的車，他還下車不讓我離開，找我理論。被告陳建銘用食指指著我額頭咄咄逼人，我就跟他對罵。我認為應該找警察來處理，結果被告陳建銘趁我在報警時毆打我，往我眼睛處打了4、5拳。我被打完除了頭暈目眩外，左眼視力一片空白等語（見偵查卷第69頁）。告訴人江品逸於警詢之初陳述，上開時、地，被告陳建銘對其徒手毆打頭部3、4下，並未表示有頭暈目眩之情形；嗣於偵查中則稱毆打其眼睛4、5 拳，左眼視力空白等語。觀諸告訴人江品逸受傷部位及所受傷勢，其於110年11月4日前往基隆醫院急診，醫師診斷結果為：S00.81XA頭部其他部位擦傷之初期照護、W50.0XXA意外被人打、撞之初期照護...（依據驗傷照片及身體受傷部位標示位置，均為左眼眶外、左眉、左側太陽穴間之位置受傷）等情，有基隆醫院111年3月1日基醫醫行字第1110001381 號函檢附之急診病歷、急診醫囑紀錄單、急診護理紀錄單及照片等件可佐（見原審卷一第49-60頁），而觀其外傷之狀況，並非甚為嚴重。　⒉又告訴人江品逸陳報其於107年5月21日之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影本，表示其於該次視力檢查，左眼視力為1.0 、右眼視力為0.8一情，固有該檢查紀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83-185頁）；且基隆長庚醫院111年4月18日長庚院基字第1110350074號函雖查覆（略以）：依病歷記載，江君最近乙次本院眼科門診日期為111年3月26日，當天視力為右眼裸視1.0，左眼裸視0.063，該君107年5月健檢紀錄較差之眼視力為0.8，較好眼視力為1.0，若中間無其他損傷或病況致左眼視力下降，目前左眼之狀況可能為110年11月4日之傷勢所致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9頁）；另於111年8月4日以長庚院基字第1110750158號函覆（略以）：依病歷記載，江君左眼有瘀血，故應有鈍傷，其左眼視力較之前健檢資料更差，目前排除其他損傷造成，故應為鈍傷造成之損傷；江君左眼有弱視，其左眼視力原本就較弱，但比107年5月健檢資料之視力更差，且有排過腦部核磁共振掃描，排除腦部問題之可能，其眼球構造，眼底視網膜無明顯異常，故排除其他疾病之可能；江君左眼之視力距損傷時間已超過半年，期間服用維他命B，點降眼壓藥，服用類固醇，並無明顯視力恢復之變化，故視力恢復的可能性較小等情（見原審卷一第237頁）。互參基隆長庚醫院上開函文，似認為告訴人江品逸目前左眼視力恢復可能性低。　⒊然原審依聲請就告訴人江品逸左眼視力與本案關聯部分送請臺大醫院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以）：依據本院眼科檢查，目前江品逸先生之左眼在結構上未有顯著鈍力造成之損傷。左眼之前所受之外傷部分經於各醫療院所治療後，目前應已復原。然而江先生未能通過本院測盲檢查，故左眼目前之視力無法判定，有關視力減退情形或其可能原因均無以回覆等語，有該院111年8月24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3793號函檢送之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343頁、第347頁）。是告訴人江品逸左眼受傷部分，均已復原，而其視力究否減退之情形則屬可疑。再者，上開基隆長庚醫院各次函文觀察告訴人江品逸左眼視力下降之前後時點均為107年5月21日勞工健康檢查之該次檢測，與其在111年3月26日於基隆長庚醫院門診時檢測視力之結果互為比對，惟告訴人江品逸於107年5月21日之健康檢查距離本案事發之110年11月4日已逾3年之遙（況且，基隆長庚醫院上開函文亦敘明告訴人江品逸左眼有弱視，視力原本就較弱；其間，亦曾於本案事故前之110年7月10日因交通意外於基隆醫院急診之紀錄），是以能否以該107年間健康檢查之時點所取得之視力檢測結果作為比對視力下降與否之基礎點，恐失其客觀性。從而，告訴人江品逸屆至前述111年3月26日門診時，即令有視力難以恢復之結果，惟此結果係以距離本案事發前3年餘之視力檢查參照核比，比對基準時點歷時已相隔甚久，此種比較結果尚無從證明與被告陳建銘之傷害行為，與該結果有確切的直接因果關係。可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上述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不必然皆發生此結果，難認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⒋據上，告訴人江品逸目前左眼視力縱有下降而恢復可能性小之情形，惟所謂視力減退下降之比照時點，有前述歷時甚久而較乏客觀性之情形，已如前述。且依卷存證據資料觀之，此結果是否為被告陳建銘上開傷害行為所造成，仍有疑義。是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陳建銘之認定。因而告訴人江品逸雖因被告陳建銘傷害行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述之傷害，被告陳建銘之傷害行為雖可能為告訴人江品逸上開視力減退結果之「條件之一」，而僅為視力減退之助因，惟依卷證所示，難認該傷害行為係此結果之直接肇因。既難認視力減退結果與被告陳建銘前述造成告訴人江品逸上開傷害之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以傷害致重傷罪對被告陳建銘相繩，惟此部分與前揭被告陳建銘前揭傷害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原審判決就此部分雖未明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等字樣，然已實質說明為何被告陳建銘不構成傷害致重傷罪，仍應認原判決就此部分係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⒌至於檢察官聲請本院送鑑定以釐清告訴人江品逸是否受有重傷害乙節，因本院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回覆：本院不克受理等語，有臺大醫院113年5月10日校附醫秘字第11309020 69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7頁）；本院再囑託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該院回覆：「依據貴院檢附長庚醫院及基隆醫院之檢查報告及函文回覆，已明確陳述江○逸傷不能調查者勢及身體狀況，本院眼科認為無再繼續鑑定之必要」等語，有臺北榮民總醫院113年7月26日北總眼字第1130003153號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97頁）；本院復囑託基隆長庚醫院鑑定，該院回覆：…四、因無法確認江品逸視力下降原因，故無法明確判斷恢復可能性及是否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之程度等語，有基隆長庚醫院113年9月11日長庚院基字第1130 850200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13頁），綜上，檢察官聲請調查為無法調查之事項，爰不再調查，且檢察官亦於最後一次審理程序表明無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414頁），附此敘明。　　七、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江品逸於110年11月16日至長庚醫院求診，經醫師診斷為左眼鈍傷併發視網膜剝離、黃斑部水腫、脈絡膜出血、眼壓高、角膜內皮細胞損傷等傷害。基隆長庚醫院111年4月18日函所附病歷記載：江君最近乙次本院眼科門診日期為111年3月26日，當天視力為右眼裸視1.0 ，左眼裸視0.063，該君107年5月健檢紀錄較差之眼視力為0 .8，較好眼視力為1.0，若中間無其他損傷或病況致左眼視力下降，目前左眼之狀況可能為110年11月4日之傷勢所致等語；另於111年8月4日以長庚院基字第1110750158號函覆：依病歷記載，江君左眼有瘀血，故應有鈍傷，其左眼視力較之前健檢資料更差，目前排除其他損傷造成，故應為鈍傷造成之損傷；江君左眼有弱視，其左眼視力原本就較弱，但比 107年5月健檢資料之視力更差，且有排過腦部核磁共振掃描，排除腦部問題之可能，其眼球構造，眼底視網膜無明顯異常，故排除其他疾病之可能；江君左眼之視力距損傷時間已超過半年，期間服用維他命B，點降眼壓藥，服用類固醇，並無明顯視力恢復之變化，故視力恢復之可能性較小。由長庚醫院上開函覆結果，可證告訴人江品逸左眼視力裸視0.06 3之結果係被告陳建銘傷害之行為所造成。原審雖送臺大醫院鑑定認為：「依據本院眼科檢查，目前江品逸先生之左眼在結構上未有顯著鈍力造成之損傷。左眼之前所受之外傷部分經於各醫療院所治療後，目前應已復原。然而江先生未能通過本院測盲檢查，故左眼目前之視力無法判定，有關視力減退情形或其可能原因均無以回覆」，告訴人眼球直接遭受攻擊所造成視力減損部分仍未復原，既然無法判定之情形下，自不能忽視長庚醫院上開函文之專業上意見，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與卷證資料不相符。是被告陳建銘之傷害行為與告訴人江品逸左眼視力減損之間，顯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告訴人江品逸左眼之視力明顯嚴重減損，被告陳建銘仍有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傷害致重傷罪嫌。原審判決對於明顯之客觀證據，未予詳酌，認事用法有誤等語。　㈡被告江品逸上訴意旨略以：由原審法院111年3月11日準備程序所勘驗之監視器畫面，於11月4日21時59分10秒，陳建銘突然以手攻擊江品逸，繼之再以腳踢、手打江品逸，江品逸之安全帽落地後亦持續往馬路上退，而陳建銘向前再以手攻擊江品逸，江品逸再以手阻擋陳建銘之攻擊，有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可證，案發時被告江品逸持續遭陳建銘之攻擊，並無原審判決所稱雙方互毆之情形。又勘驗之照片中並未見被告江品逸有靠近或攻擊陳建銘之行為，反而在過程中陳建銘多次逼近並出手攻擊被告江品逸，被告江品逸至多僅係向後退避及阻擋，自無可能致陳建銘受有左前胸、左手肘紅腫之傷勢。退步言之，縱認雙方有肢體上之接觸，亦屬被告江品逸為阻擋或推開陳建銘攻擊及壓迫所為之正當防衛行為，難認上訴之防衛行為有何違法性，原審判決僅以當時有發生衝突且陳建銘提出驗傷報告，遽認被告江品逸有致陳建銘挫傷之傷害，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罪疑有利於被告原則等語。　㈢原審以被告陳建銘、江品逸均罪證明確，認定被告陳建銘、江品逸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並審酌被告陳建銘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育有5名子女，幼子尚未成年，需扶養父親，勉強維持之家庭經濟生活環境；被告江品逸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尚未生育子女，需扶養母親，勉強維持之家庭經濟生活環境。其等互不相識，竟不思以和平方式處理行車糾紛，雙方於車輛往來頻繁之道路旁互毆而生肢體衝突，顯見其等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及被告陳建銘尊重他人權利行使之法治觀念均待加強，其等之肢體衝突對案發路段之交通順暢及用路安全已有干擾，殊非可取，兼衡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攻擊對方行為之程度、尚未達成和解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陳建銘有期徒刑8月，被告江品逸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認事用法及量刑均屬妥適。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陳建銘係犯傷害致重傷罪等情，及被告江品逸上訴主張其未傷害告訴人陳建銘等情，業經本院詳列證據並析列理由論駁如上，檢察官及被告江品逸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智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陳建銘傷害致重傷部分，被告陳建銘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被告陳建銘、江品逸傷害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2025-02-14

TPHM-113-上訴-1378-20250214-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45號上訴人即被告廖佳恩選任辯護人李孟聰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1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案上訴人即被告廖佳恩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其他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99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僅得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罪數，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先予敘明。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本案犯行固予非難，然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且被告入獄前有正當工作，曾為工地工作員，自食其力並可照顧家庭，且原判決於量刑理由中並未考量被告家境清寒，經濟狀況全由家中母親支持，被告所為係為協助母親改善家中經濟，其情尚可憐憫，倘依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之法定刑度處罰，堪認有情輕法重之失衡現象，且原審量處之刑度亦屬過苛，請撤銷原判決，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另為從輕適法判決云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經查，原審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式取得財物或報酬，竟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遂行提領被害人等遭詐款項並交付上游之行為，致被害人等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實應非難，惟念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等所受損害之程度，兼衡被告之素行（本案犯行前於109年間曾有1次因犯加重詐欺罪經法院判決科刑確定之紀錄）、其於原審審理時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以及被告迄今未與被害人等達成調解或賠償其等損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1月、1年1月、 1年2月，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顯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情事，且原審業已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經核並無違誤。是被告上訴意旨泛稱原審量處之刑度過苛，請撤銷原判決另為從輕適法判決云云，均無可採。　㈡末按刑法第59條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稱其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行，犯後態度良好，入獄前有正當工作，且被告家境清寒，其所為係為協助母親改善家中經濟云云，但被告於行為時正值青壯，既具備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且有從事臨時工之工作經驗，應思以其他合法營生手段，竟參與詐欺集團擔任提領車手之工作，為遂行詐欺行為之重要工作之一，且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等犯行，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犯罪情節並無何顯可憫恕之特殊原因或情狀存在，衡其前開犯行動機、目的、手段等節，實無所謂情輕法重之狀況可言，尚難認在客觀上有何足引起一般人同情而確可憫恕之情，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要屬無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原上訴-345-20250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52號上訴人即被告余恒宇選任辯護人張瓊勻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5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952、221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原判決判處上訴人即被告余恒宇（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2罪），茲被告提起上訴，並表明僅針對量刑上訴，對於其他部分均不上訴（本院卷第123頁）。是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均非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經新舊法比較結果後，應適用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又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規定於112年6月14日及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規定均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規定並列入量刑審酌，原判決未予論及並予減刑，似有遺漏。　㈡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亦無犯罪所得，且被告多次表達欲與告訴人等和解之意願，足見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又告訴人陳玟臻雖遭詐騙新臺幣（下同）93萬6, 980元，被告亦願意盡力賠償，惟被告分別於113年8月22日及10月24日以籌措金錢賠償為由向原審法院聲請具保停押，皆遭原審法院駁回，以致迄今仍無法達成和解，是被告未能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非可全部歸責於被告。請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有高度和解意願，無犯罪所得之犯罪情節，且因經濟窘迫、缺乏知識而為本案犯行等情，依刑法第57條、第 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宣告緩刑云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案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論罪：　⒈按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即從舊從輕原則。而如何就行為人行為前後予以適用最有利之法律，其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如身分加減）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相關規定而為整體性之比較結果，以一體適用方式，依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7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判決參照）。又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者，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體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於同年8月 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案被告所涉洗錢財物未達1億元，且所涉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之 4第1項第1、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所規定之法定刑為最重本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依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2月，依同條第3項規定所宣告之刑度最高不得超過有期徒刑7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為有期徒刑5年。復參酌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就其犯行坦承不諱（偵字第11952號卷第143～147、 167～170、369～371頁、原審訴字卷第68、74頁、本院卷第12 3頁），且被告自承其於本案尚未受有犯罪所得（原審訴字卷第68頁），則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被告均得依前開自白減刑規定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高度刑較低，依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本案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罪，被告上訴泛稱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云云，為無理由。　㈡次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經查：　⒈原審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賺取生活所需，竟圖輕鬆獲取財物而冒用公務員名義，領取告訴人等因受本案詐欺集團詐欺而交付之信用卡，並持部分信用卡盜刷款項購買手機，再將該等信用卡及盜刷購得之手機轉交集團上層之車手工作，對社會治安造成危害亦侵害他人之財產權，被告所為自屬非是；惟念及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非劣，復考量其參與犯行部分係次要、末端角色，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尚屬有別，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等所受之財產損害，及其之前科素行、自陳高中畢業、之前從事冷氣安裝、月收入4萬至5萬元、須扶養祖父母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原審訴字卷第75頁）及未能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6月、1年2月，復衡以被告本件先後2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8月，顯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情事。　⒉又原審考量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足見原審已有將洗錢防制法之自白減刑規定列為本案量刑審酌事由，況本案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自白規定已詳述如上，是被告上訴意旨所稱本案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減輕其刑、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規定、原判決未予論及並予減刑云云，均無可採。　㈢再按刑法第59條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雖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犯行，然均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損失，又被告於行為時正值青壯，既具備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且有從事冷氣安裝行業之工作經驗，應思以其他合法營生手段，竟為求獲取報酬，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所屬人員指示，從事本案犯行，造成告訴人等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犯罪情節並無何顯可憫恕之特殊原因或情狀存在，況原判決業已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是本案亦無情輕法重情形，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自難准許。　㈣末按刑法第74條所規定之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法院有自由裁量之職權。關於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本院審酌被告冒用公務員名義，領取被害人2人受詐騙而交付之信用卡，並持部分信用卡盜刷款項，金額非少，將該等信用卡及盜刷購得之手機轉交集團上層，且未賠償被害人，則依此犯罪之情節及犯後態度，若未執行相應刑罰，難使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依上開情節，本院認本案宣告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云云，礙難允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君彌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上訴-6052-20250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