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許琇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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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異議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37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鄭吉祥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定其應執行刑案件，對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113年11月15日橋檢春崗113執聲他 1221字第1139056203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鄭吉祥(下稱受刑人)前因強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民國105年11月24 日以105年度訴字第443、66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年8月確定，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6年執緝字1984號案件指揮執行(下稱前案)，嗣受刑人因另犯如附表所示之罪，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1256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6 年確定，並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執更字第26號案件指揮執行(下稱後案)，受刑人因認前、後2案接續執行，對其已生長期自由剝奪之不利益，而有責罰不相當之情事，遂向橋頭地檢署聲請就上開前案、後案合併定應執行刑，惟經該署以113年11月15日橋檢春崗113執聲他1221字第1139056203號函否准其請求，爰向本院聲明異議，請求就上開2案准予合併更定應執行刑等語。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此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又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係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檢察官得聲請合併定刑之數罪，應以刑法第50條第1項所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為限，是如於裁判確定後所犯之他罪，自不在刑法第50條所定得合併定刑之列。三、查受刑人前於105年4月間，因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05年11月24日以105年度訴字第 443、667號判處有期徒刑7年8月，該案嗣於106年3月8日，因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撤回上訴而確定，此有該案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又受刑人於10 6年4月至同年11月12日間，因另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分別經附表所示各該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各該罪刑確定，並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1256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確定，嗣受刑人於113年10月23日，向橋頭地檢署聲請就上開前、後案合併更定應執行刑，經該署檢察官以上開前、後案與法定得合併定執行刑之要件不符為由，以113年11月15日橋檢春崗113執聲他1221字第1139056203號函否准其請求等情，亦有橋頭地檢署113年11月15日橋檢春崗113執聲他1221字第 1139056203號函影本、受刑人向橋頭地檢署提出之聲請書影本可參，並據本院核閱橋頭地檢署109年度執更字第26號、1 12年度執聲他字第563號等案卷無訛，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四、經本院核閱前、後案之內容，可見受刑人之前案係於106年3 月8日確定，而本院108年度聲字第1256號裁定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時間為「106年4月至同年11月間」，足認附表所示各罪均在抗告人上開強盜案件判決確定之後所犯，核與刑法第50條第1項所稱「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規定不符。衡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其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透過重新裁量之刑罰填補受到侵害之社會規範秩序，而非絕對執行累計宣告刑，以免處罰過苛，俾符罪責相當之要求，為一種特別量刑過程，是如受刑人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如未在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之基準日前所犯之罪，自不得享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恤刑優惠。據此，受刑人之前案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所處之有期徒刑7年8月，自無從與後案裁定如附表所示15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而應依法接續執行，是檢察官否准受刑人上開將前、後案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請求，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受刑人仍執前對檢察官此部分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許琇淳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　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8月、8月。 106年11月2日、 106年11月12日本院107年度審訴字第 80、83號 107年4月18日同左 107年5月8日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 2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不詳時間至 106年7月16日本院107年度簡字第595號 107年4月26日同左 107年5月22日 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不詳時間至 106年7月16日本院107年度審易字第423號 107年6月4日同左 107年6月26日 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7月、3年10月、3年8月、3年8月。 106年6月10日、106年7月21日、106年7月29日、106年9月14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5號 107年4月27日同左 107年10月24日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 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8月、3年10月、7年8月、7年8月。 106年4月間、 106年7月2日、 106年7月9日、 106年7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1343號 107年12月28日同左 108年1月22日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10月。 6 藥事法有期徒刑5月、4月。 106年7月12日、106年7月15日本院107年度訴字第218號 107年9月27日同左 107年12月22日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 7 竊盜有期徒刑11月。 106年7月15日本院107年度易字第203號 108年1月29日同左 108年2月26日

2025-01-03

CTDM-113-聲-1437-20250103-1

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傷害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50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威郡選任辯護人張弘康律師陳禛律師被告徐宏仁選任辯護人陳婉瑜律師郭泓志律師被告陳冠文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69 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曾威郡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電擊棒壹支沒收之。徐宏仁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手機壹台、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本票貳紙均沒收。葉瀚翔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簡晨兆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謝典修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李貞霖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陳冠文無罪。　　犯罪事實一、徐宏仁、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下稱徐宏仁等5 人)與葉瀚鴻前因「烘爐地渡假村開發案」而有投資糾紛，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因認渠等遭葉翰鴻詐取款項，遂委託徐宏仁協助向葉瀚鴻辦理退股、催討返還投資款及其等因參與上開投資所交付之帳戶資料、本票等事宜，徐宏仁尋得曾威郡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飛鷹幫大哥」 (下稱「飛鷹幫大哥」)之成年男子及數名真實年籍不詳，自稱「飛鷹幫成員」之成年人協助處理。曾威郡、徐宏仁、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下合稱曾威郡等6人)即共同與「飛鷹幫大哥」及上開自稱「飛鷹幫成員」之數名成年人基於剝奪行動自由、傷害之犯意聯絡，由徐宏仁先於民國 111年3月16日19時15分，依曾威郡指示，將曾威郡所有之電擊棒1支攜帶至曾威郡、徐宏仁所合租，位在高雄市○○區○○ 路○○巷00號之倉庫(下稱本案倉庫)內，徐宏仁再於111年3月 17日19時59分許，佯以介紹友人投資為由，邀約葉瀚鴻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家樂福楠梓店（下稱家樂福楠梓店）大門碰面，並通知葉瀚翔，再由葉瀚翔通知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前往本案倉庫。徐宏仁於111年3月17日22時40分前某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曾威郡前往家樂福楠梓店，引導葉瀚鴻所駕駛並搭載其友人李銘樺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前往本案倉庫，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亦陸續前往本案倉庫。二、於111年3月17日22時40分許(公訴意旨誤載為23時許)，在葉瀚鴻、李銘樺甫進入本案倉庫之際，「飛鷹幫大哥」及自稱「飛鷹幫成員」之數名成年人即將倉庫鐵門拉下，使葉瀚鴻、李銘樺於同日22時40分至翌(18)日2時37分間，無法自由離開倉庫，以此方式非法剝奪葉瀚鴻、李銘樺行動自由數小時。三、「飛鷹幫大哥」及上開自稱「飛鷹幫成員」之數名成年人再於上開倉庫內，要求葉瀚鴻返還徐宏仁等5人所簽署之本票、投資款及帳戶資料，經葉瀚鴻拒絕後，「飛鷹幫大哥」及上開自稱「飛鷹幫成員」之數名成年人遂接續持電擊棒電擊葉瀚鴻，並持不詳棒狀器械毆打葉瀚鴻，造成葉瀚鴻受有頭部、臉部挫傷、右側上臂、肩膀、胸部挫傷、右下背擦傷之傷害，以此方式迫使葉瀚鴻簽署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10 0萬元、150萬元本票各1紙，並要求葉瀚鴻將其配戴之金項鍊1只、本案小客車之鑰匙、行照及裝有上開物品之LEXUS手提包1只交出，葉瀚鴻遂依其指示，簽署100萬元、150萬元面額之本票各1紙，並提出上開物品予「飛鷹幫大哥」，以此強暴方式使葉瀚鴻行無義務之事。而曾威郡等6人則於「飛鷹幫大哥」及上開自稱「飛鷹幫成員」之數名成年人為上開行為時在旁圍觀，並為上開人等助勢。四、嗣不知情之陳冠文(被訴妨害自由、傷害部分，另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於111年3月18日2時許，應曾威郡之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HZ-9589號車）抵達上開倉庫，並依曾威郡指示駕駛BHZ-9589號車搭載李銘樺，曾威郡則駕駛本案小客車搭載葉瀚鴻，於111年3 月1 8日2時37分許，先讓葉瀚鴻、李銘樺在高雄市○○區○○路0號前下車，曾威郡再將本案小客車棄置在高雄市○○區○○路000 號之1房屋旁路邊。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即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經被告曾威郡之辯護人及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辯護人(辯護人於嗣後解除與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之委任關係，下同)於本院審理中均爭執該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116頁)，復查無傳聞例外之情形，依前開規定，對被告曾威郡等6人上開犯罪事實，均應認上開陳述無證據能力。惟告訴人2人之警詢筆錄所載報案時間等相關形式上內容，既非屬告訴人2人之審判外陳述，仍可作為證據，另告訴人2人上開警詢陳述仍得作為本院據以彈劾檢察官所舉之對被告曾威郡等6人相關不利事證之基礎，先予說明。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除被告曾威郡等6人所爭執之告訴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外，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被告曾威郡之辯護人及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曾威郡等6 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辯護人所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6、357-358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院審理中，均矢口否認有何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傷害之犯行，並分別以下開情詞置辯：　1.被告曾威郡辯稱：當時我是應被告徐宏仁之邀，與告訴人葉瀚鴻協商其先前與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債務糾紛，我們從頭到尾都在與告訴人葉瀚鴻溝通、協調，告訴人葉瀚鴻後來也自行同意簽立本票以解決上開債務糾紛，現場並無所謂「飛鷹幫大哥」及「小弟」在場，也無人限制告訴人2人之行動自由，更無人毆打告訴人葉瀚鴻或強制其做任何事情等語。　2.被告徐宏仁辯稱：案發當時我與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等人因受告訴人葉瀚鴻詐取投資款項，經討論後，才決定由我出面邀約告訴人葉瀚鴻處理上開糾紛，當天我有另外商請我的好友即被告曾威郡到場協助調處，在倉庫的討論過程中，雙方都是好好坐著談，我沒有看到有人持電擊棒或棍棒毆打告訴人葉瀚鴻，後來是告訴人葉瀚鴻自己承認他詐欺我們的錢，才自願簽立本票，我們均無人限制告訴人葉瀚鴻的行動自由、毆打告訴人葉瀚鴻或強制其做任何事情等語。　3.被告葉瀚翔辯稱：案發當日是被告徐宏仁開車載我到本案倉庫，當日我有聯絡被告謝典修、簡晨兆、李貞霖來與告訴人葉瀚鴻討論返還投資款的事情，當天均無人與告訴人2人發生任何衝突等語。　4.被告簡晨兆辯稱：案發當日我收到被告葉瀚翔的聯絡，就與被告謝典修一起開車去本案倉庫與告訴人葉瀚鴻討論退還投資款之事情，我當天晚上都與告訴人李銘樺待在小房間內，我不清楚告訴人葉瀚鴻與其他被告的討論情形，我也沒有參與傷害或拘禁告訴人葉瀚鴻等語。　5.被告謝典修辯稱：案發當日被告葉瀚翔聯絡我，向我稱可以向告訴人葉瀚鴻討回先前投資的款項，我就與被告簡晨兆一起開車去本案倉庫，當時我沒注意到現場有無他人毆打告訴人葉瀚鴻，也沒有人逼迫告訴人葉瀚鴻做什麼事，我有看到告訴人葉瀚鴻拿出本票跟金項鍊，但不知是被何人取走，後來我跟被告簡晨兆先離開現場，我不清楚告訴人葉瀚鴻與其他被告後來有做什麼等語。　6.被告李貞霖辯稱：案發當晚，被告葉瀚翔打電話通知我有約到告訴人葉瀚鴻處理先前投資案的款項，我就騎車到本案倉庫，當時沒有人毆打或傷害告訴人葉瀚鴻，也沒有人威脅、恐嚇其任何事情，我沒有印象告訴人葉瀚鴻的身上有佩戴金項鍊，我們都沒有傷害或拘禁告訴人葉瀚鴻之舉等語。 (二)本案不爭執事實　1.被告徐宏仁等5人於本案行為前，因受告訴人葉瀚鴻之邀，而參與「烘爐地渡假村開發案」。嗣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因認渠等遭告訴人葉翰鴻以上開投資為名目詐取款項，而向告訴人葉瀚鴻要求返還其等所交付之投資款項、帳戶資料及本票未果，遂委託被告徐宏仁協助向告訴人葉瀚鴻辦理退股、催討返還投資款及其等因參與上開投資所交付之帳戶資料、本票等事宜。被告徐宏仁再委由被告曾威郡協助處理上開事宜。　2.被告曾威郡於111年3月16日，指示被告徐宏仁將其所有之電擊棒1支攜帶至本案倉庫內，被告徐宏仁再於同日某時許，佯以介紹友人投資為由，邀約告訴人葉瀚鴻在家樂福楠梓店大門碰面，並通知被告葉瀚翔，再由被告葉瀚翔通知被告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前往本案倉庫。　3.被告徐宏仁於111年3月17日22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曾威郡前往家樂福楠梓店，引導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前往本案倉庫，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亦陸續前往本案倉庫。　4.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111年3月17日2 2時40分至111年3月18日2時37分間，均待在本案倉庫內。告訴人葉瀚鴻在本案倉庫內簽立100萬元、150萬元面額之本票各1紙，並將本案小客車之車鑰匙、行照等物留置於本案倉庫內。　5.嗣於111年3月18日2時許，同案被告陳冠文抵達本案倉庫，於同日2時37分許，被告曾威郡駕駛本案小客車搭載告訴人葉瀚鴻、同案被告陳冠文則依被告曾威郡指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搭載告訴人李銘樺前往高雄市○○區○○路0號前，使告訴人2人於上開地點下車。　6.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111年3月18日7時41分許，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龍華派出所報案，告訴人葉瀚鴻並於 111年3月18日某時，至高雄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急診就醫，經該院診斷受有頭部、臉部挫傷、右側上臂、肩膀、胸部挫傷、右下背擦傷等傷勢。　7.上開相關事實，均為被告曾威郡等6人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葉瀚鴻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告訴人李銘樺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警卷第107頁）、告訴人葉翰鴻受傷照片5張（見警卷第109 頁）、聯合醫院112年10月2日高市聯醫醫務字第1127102070 0號函、113年1月3日高市聯醫醫務字第11370012400號函（見本院卷一第81、175頁）、本案小客車及現場照片2張（見警卷第111頁）、本院搜索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對被告曾威郡、徐宏仁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本票及電擊棒之照片（見警卷第143、145-151、155-157、1 63-167頁）、被告徐宏仁與告訴人葉瀚鴻之對話紀錄截圖( 見警卷第193-195頁)、被告曾威郡與被告徐宏仁之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第197頁)、被告葉瀚翔與被告謝典修、李貞霖、徐宏仁、簡晨兆之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第227-232頁)、被告曾威郡扣案手機之內存照片、影像截圖、本院勘驗筆錄 (見本院卷二第185-193頁)、被告徐宏仁扣案手機之內存照片、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95-222頁)、被告徐宏仁前往被告曾威郡住處領取電擊棒之大樓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簽收簿照片各1張（見警卷第199頁）、被告徐宏仁、謝典修、簡晨兆、葉瀚翔參與告訴人葉瀚鴻之投資事宜之協議書、借據、本票、對話紀錄、轉帳紀錄等資料(見警卷第201-2 25頁、審訴卷第243-253頁)、被告李貞霖參與告訴人葉瀚鴻之投資事宜之轉帳紀錄、分紅協議(見審訴卷第235-238頁) 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證詞均堪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　1.證人即告訴人葉瀚鴻於偵查中證稱：111年3月17日當晚，我與告訴人李銘樺跟著被告徐宏仁進入本案倉庫内之後，倉庫內已有另一名自稱「飛鷹幫大哥」之男子及另一名女子，該男子向我稱今天要我到場的原因，主要是要談有關被告等人所積欠我的債務，此時被告徐宏仁等5人及一些分持開山刀、球棒、電擊棒等物之不詳人員突然進來倉庫內，倉庫的鐵門也被拉下，該名自稱「飛鷹幫大哥」的男子與被告徐宏仁等5人要求我將他們之前簽發的本票還給他們，因為我不肯，那名男子遂與在場的小弟持球棒、電擊棒攻擊我，還有拿刀揮舞威嚇我，但沒有砍我，被告徐宏仁等5人就在旁邊一直笑。後來我實在受不了，就答應要將本票還給被告徐宏仁他們。因為我當時沒有攜帶他們簽發的本票到場，「飛鷹幫大哥」就要我簽2張金額分別是100萬元及150萬元的本票，我就簽發本票並交給「飛鷹幫大哥」身旁的小弟，我感覺「飛鷹幫大哥」就是要來賺取協助處理債務的費用，同時也要再向我拿錢。接著「飛鷹幫大哥」就要求我將身上的金項鍊與本案小客車留下，我當時就將金項鍊放在桌上，我不知道後來被誰拿去了，汽車鑰匙則是交給現場的一個小弟。他並要求我在111年3月18日13時前，將250萬元及被告徐宏仁等人之前簽發的本票交給被告徐宏仁。之後就指示2個小弟分別開我的車與一輛白色賓士車載我跟告訴人李銘樺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丟下。後來我跟告訴人李銘樺是叫uber出租車回家等語(見偵卷第57-59頁)。　2.證人葉瀚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被告徐宏仁說有一個人想要了解烘爐地投資案，邀約我至楠梓家樂福附近，我遂邀請告訴人李銘樺陪我一起過去，我們抵達楠梓家樂福後，被告徐宏仁說要去「老闆」的家中談，就引導我與告訴人李銘樺前往本案倉庫，當時到場時，現場已有被告徐宏仁及其他4-5個人在場，當我們進入倉庫後，就陸續有人從鐵門外面與倉庫後面出來，他們並將鐵門關下，過程中有很多人對我咆哮，我有遭2-3個人拿球棒毆打我的手、再用電擊棒電我，但我忘記是誰打我，又電到哪個位置，有人拿棍子、刀子等物站在旁邊，過程中對方要求我脫衣服，之後對方要求我簽本票，並將車子留下，整個過程告訴人李銘樺都在現場，但他也不敢幫我說話(見本院卷第400-424頁)。我在案發前大約一週就見過被告曾威郡，當時是被告徐宏仁帶他來找我泡茶聊天，我所說的飛鷹幫大哥並非是被告曾威郡，指示現場小弟下手打我的人是飛鷹幫大哥，他與案發當時載我離開本案倉庫的2個人都是不同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22-423 頁)。　3.證人即告訴人李銘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1年3月17日當天我到告訴人葉瀚鴻家，他向我稱有人想瞭解他們那時候在做的投資，就叫我陪他一起去，詳細過程都是告訴人葉瀚鴻與對方聯繫，我並不清楚，當時抵達本案倉庫後，就已經有人在裡面，我們走進去後鐵門就被關下來，一開始先討論投資的事情，但突然有很多人現身，並稱告訴人葉瀚鴻是詐騙，我記得本案在庭的幾位被告也有在其中，但我只認識被告葉瀚翔，當時有個坐在主位的人稱他是被告訴人葉瀚鴻詐騙的被害人找來處理的人，他並不在本案被告裡面，他有開口罵告訴人葉瀚鴻並恐嚇他，其他人雖然有在場，但並沒有跟著一起罵告訴人葉瀚鴻，過程中因為他們沒有問到滿意的答案，就有人拿電擊棒電擊他腰部附近的位置，還有用類似甩棍的棒子打告訴人葉瀚鴻，但打人的人也不在本案被告中，那時他們也有要求告訴人葉瀚鴻寫本票，那時候告訴人葉瀚鴻的車鑰匙被拿走，我記得是交給被告曾威郡，告訴人葉瀚鴻另外有掛一條金項鍊，那條項鍊也被拿走，但我忘記交給何人，當告訴人葉瀚鴻不配合時，有些人就在旁邊罵他而幫忙助勢，在告訴人葉瀚鴻簽完本票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達成協議，他們就載我們離開，那時候告訴人葉瀚鴻的車鑰匙被拿走，是他們另外開車載我們到一個地方，把我們放在路邊。整個過程我除了有大約10幾分鐘被帶到小房間裡面討論外，都在告訴人葉瀚鴻身邊等語(見本院卷第425-448頁)。　4.由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歷次證述情節以觀，可見告訴人 2人對於案發當日告訴人葉瀚鴻因被告徐宏仁邀約商討投資款項事宜而前往本案倉庫，於進入本案倉庫後，即因被告徐宏仁等人將倉庫鐵門關閉而遭剝奪其行動自由，期間告訴人葉瀚鴻並因與被告徐宏仁等人商討投資款項事宜而生口角糾紛，而遭暱稱「飛鷹幫大哥」之人及其「小弟」以棍棒毆打，並以電擊棒電擊，其後「飛鷹幫大哥」迫使告訴人葉瀚鴻簽立本票2紙，並將其金項鍊、車鑰匙等物取走等情事所為陳述情節均核相符，如非親身經歷，實難想見告訴人2人對本案發生之經過、情節所為之描述得以如此高度相符，且告訴人2人均明確言及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確有遭在場之人以電擊棒電擊其身體之事，考量電擊棒並非日常生活常見之物品，如告訴人葉瀚鴻遭傷害之情節係告訴人2人係刻意虛構，實無刻意虛構上開情節之必要，況由被告葉瀚翔、徐宏仁手機所存之對話紀錄截圖，可見本案告訴人李銘樺亦為投資告訴人葉瀚鴻事業之人，且被告葉瀚翔於案發前猶有意邀集告訴人李銘樺共同向告訴人葉瀚鴻索討投資款項(見警卷第230頁、本院卷二第196頁)，其並非本案被告於案發當日欲針對之對象，而僅係於案發當日因陪同告訴人葉瀚鴻赴約方偶然到場，顯見告訴人李銘樺與本案被告徐宏仁等5 人於案發前之利害關係應屬相近，且應無明顯仇怨，更難想見告訴人李銘樺有何刻意設詞誣陷被告曾威郡等6人之理，且告訴人2人前開所陳情節，均與卷內既存之客觀事證相符，且其等所陳情節亦與通常事理無違(均詳後述，以下就各具體事實分述之)，是告訴人2人對本案事發經過所為陳述，均應具相當之信憑性，而堪採認。　5.被告曾威郡之選任辯護人雖為其具狀陳稱：告訴人葉瀚鴻與被告徐宏仁等5人係民事糾紛之債權債務關係，且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更與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案中屬對立之告訴人、被告關係，渠等證詞應有可疑，而不得逕為互相補強。且由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歷次陳述，可見：(1)告訴人葉瀚鴻於警詢中對本案下手毆打其之人之陳述情節前後不一，更與告訴人李銘樺所陳情節前後矛盾、(2)告訴人葉瀚鴻對其是否有因遭毆打而哀嚎一事與告訴人李銘樺所為陳述情節亦有出入，是告訴人2人歷次所為陳述情節差異甚大，是渠等所言不足採信等語；被告徐宏仁之選任辯護人則為其陳稱：告訴人葉瀚鴻自陳其曾擔任員警，是其於本案發生時，理應不會有記憶不清之情，然告訴人葉瀚鴻於警詢中原證稱本案現場有12至15人，但於本院審理中改稱現場僅約4至5人，差異甚大，是其證詞應有疑慮等語，然查： (1)證人（包括告訴人、被害人）之證詞，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嚴謹程度等不同，亦可能導致證人對於細節之供述未能將實情全貌完整展現，或前後所述有所出入，然此乃常人均無法避免之現象。而本案事發突然，且告訴人2人於事發過程中，均處於遭人控制、支配之足使渠等高度恐懼、不安之情境下，且本案涉案人員眾多，本難以苛求告訴人2人對案發經過之所有細節均可鉅細靡遺地回應、敘述，故告訴人前後對案發部分細節有所歧異之原因，未必係出於虛偽所致，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細節不符或陳述有誤，即認其全部證述均不可採信。 (2)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2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其等遭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拘禁於本案倉庫內，復因告訴人葉瀚鴻與「飛鷹幫大哥」及被告曾威郡等6人就本案投資所衍生之債務糾紛談判未果，而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以棍棒毆打、電擊棒電擊等方式傷害後，迫使其簽立本票及留置金項鍊、本案小客車以供擔保之過程所為敘述均完全相符，其中更有多處非可輕易虛構、勾串之特殊情狀，且與本案卷存客觀事證均屬相符，堪認渠等對本案事發過程之證述應具高度之信憑性，已如前述。而本案當前可判明身分之被告即高達7人之多，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證稱現場另有其餘不詳人員參與，且渠等與該等身分不詳之人員均不相識，則由本案現場狀況觀之，本難期待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對本案所有參與者之具體人數、各參與者之真實身分、各人間之行為分工均可明確記憶、描述，且由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所陳，本案實際下手實施傷害、強制行為之人均未到案，亦無可資特定渠等真實身分之相關資料，則難以期待渠等僅憑案發當晚一面之緣之短暫記憶，即可清晰特定該人之身分，是縱使渠等對本案下手實施者之指訴情節有些許出入，仍不得以此推論渠等所為全部證述情節均不足採信。且衡酌常情，如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確係刻意誣指被告曾威郡等6人，渠等當可直接指陳被告曾威郡等6人即為實際下手實施犯行之人，當無刻意再行虛構不存在之「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為實際下手者之必要，益徵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上開所言，應有相當之信憑性。 (3)又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告訴人葉瀚鴻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對告訴人葉瀚鴻下手實施傷害過程所為陳述均前後一致，而告訴人葉瀚鴻於遭傷害時是否有哀號，僅為本案犯行過程極為細微之事項，本難期待告訴人2人對上開細節於本院審理中仍可清楚記憶，且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均明確證稱案發當時，於本案倉庫內有多人嘻笑、咆嘯、恐嚇之聲，更有播放大音量之音樂(見本院卷一第410、424、439頁)，則由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所陳，本案現場應處於高度嘈雜之環境，則亦難排除告訴人李銘樺因受現場聲音干擾而未聽聞告訴人葉瀚鴻哀號之可能，自無由僅憑此等細節之些許出入，即認渠等所言均不可採。 (4)綜上所述，被告曾威郡、徐宏仁之選任辯護人所陳之上開情節，均僅就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所陳情節之枝節、細微事項漫為指摘，而不足動搖渠等陳述之信憑性，是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對本案所為證詞，自得執為認定本案事發經過之證據基礎，先予說明。 (四)告訴人葉瀚鴻遭傷害(犯罪事實三)部分　　　1.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明確陳稱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在本案倉庫內，因與被告徐宏仁等人商討投資款項事宜而生口角糾紛，而遭暱稱「飛鷹幫大哥」之人及多名自稱「飛鷹幫成員」之人以棍棒毆打，並以電擊棒電擊等情，業如前述。再由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警詢筆錄所載報案時間，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111 年3月18日7時41分，即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龍華派出所報案(見警卷第61頁)，而由員警拍攝之告訴人葉瀚鴻之傷勢照片，可見其於當時臉部有大面積紅腫、胸口、手臂均有條狀傷痕、腰側則有多處點狀傷痕，此有其傷勢照片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09頁)。告訴人葉瀚鴻亦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卷內這些傷勢照片應該是我在警局拍攝的，我在做警詢筆錄時就有受這些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03頁)。而自本案情節以觀，告訴人葉瀚鴻遭被告曾威郡、陳冠文載送離開本案倉庫之時間為111年3月18日2時37分，距離其前往報案之時間僅相隔約5小時，時間極為密接，且由告訴人葉瀚鴻之診斷證明書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111年3月18日至高雄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急診就醫，經該院診斷受有頭部、臉部挫傷、右側上臂、肩膀、胸部挫傷、右下背擦傷等傷勢，均與上開傷勢照片所呈現之受傷部位、傷勢狀況相符。再經本院函詢聯合醫院，該院函覆以：傷患葉瀚鴻當日所受之傷勢為新傷，受傷時間難以預估；傷患之手臂與傷口為鈍傷，與長形棒狀物之壓痕相似，加以傷患之描述，疑似為球棒或長形棒狀器械敲擊所致。病人臉部之鈍傷多處且不規則，器械或徒手毆打均有可能；右後背之傷口有多處圓形點狀痕跡，難以判斷成因，據傷患描述，疑似電擊棒電擊所致(見本院卷一第81、175頁)。綜合上開資料，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所受有之傷勢外觀，均與其與告訴人李銘樺上開所述其遭傷害之手法、器械高度吻合，且其經確認、診斷受有上開傷勢之時間，亦與本案案發時間高度接近，益徵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前開所陳之情節，確與事實相符，而堪採認。　2.另由上開聯合醫院函文，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診斷時，其傷勢係為「新傷」，且被告曾威郡、徐宏仁、李貞霖均明確陳稱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抵達本案倉庫時，其頭、臉部等身體外露部位並未受傷；被告葉瀚翔、謝典修、簡晨兆則供稱渠等均未注意到告訴人葉瀚鴻有無受傷等語明確 (見本院卷一第97、104、151頁)，而自告訴人葉瀚鴻之傷勢照片，可見其於案發當日身著短袖上衣，其手臂外露部分有明顯紅色條狀傷痕、臉上亦有明顯之紅色擦傷、大面積紅腫等傷勢(見警卷第109頁)，如告訴人葉瀚鴻於抵達本案倉庫前即受有上開傷勢，則被告等人斷無可能全無人查知上情，顯見告訴人葉瀚鴻所受上開傷勢，應係於其進入本案倉庫內方產生，至為明確。　3.綜上各節觀之，告訴人葉瀚鴻之傷勢應係於進入本案倉庫後，在其於111年3月18日7時41分至龍華派出所報案前所產生，其中除111年3月18日2時37分至7時41分間約5小時之短暫空檔外，其餘時間告訴人葉瀚鴻均身處於本案倉庫內，而告訴人葉瀚鴻所受之傷勢，均可疑係受棍棒、電擊棒等器械所造成，且其中之電擊棒，既非日常生活常見之物，又洽為被告徐宏仁、曾威郡為供本案談判而刻意帶至本案倉庫內之物品，綜合上情，告訴人葉瀚鴻可能之成傷時間、受傷之身體部位、傷痕型態均與其陳述遭傷害之時間、手法、器械高度雷同，是上開間接事實堪可佐證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所陳述之案發經過確與事實相符，告訴人葉瀚鴻確係於本案倉庫內，遭他人以棍棒、電擊棒等器械施以毆打、電擊而成傷，應堪認定。　4.被告曾威郡等6人雖於本院審理中均辯稱案發當時除渠等6人及同案被告陳冠文外，別無他人到場等語，惟查： (1)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陳稱案發當日除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其後到場之同案被告陳冠文外，尚有自稱「飛鷹幫大哥」及多名自稱「飛鷹幫成員」之人在場，已如前述，且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更明確證稱本案實際下手對告訴人葉瀚鴻實施傷害之人，係為「飛鷹幫大哥」及多名自稱「飛鷹幫成員」之人，衡酌常情，如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係刻意設詞誣陷本案被告，則渠等大可直接指稱與其有明確債務糾紛之本案被告為實際下手實施之人，而難想見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有何刻意虛構不存在之「飛鷹幫大哥」為實際下手者之必要。且被告簡晨兆亦於警詢中供稱：當時在本案倉庫與告訴人葉瀚鴻談判期間，被告徐宏仁還有叫其他人到場，但是那些人我都不認識，人數我也忘記了，之後他們來的這些人也是一直詢問告訴人葉瀚鴻要如何處理本票、現金的錢，但葉瀚鴻也都沒給明確答案，之後現場有1名男子就叫告訴人葉瀚鴻簽2張本票，但我不認識那名男子等語(見警卷第38頁)，顯見被告簡晨兆於警詢中，亦明確指稱案發當時，在本案倉庫內除被告7人外，尚有身分不明之他人在場，且該人方為實際要求告訴人葉瀚鴻簽立本票之人等語明確，此節核與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前開所陳情節相符，而堪採認。 (2)又被告簡晨兆雖於本院審理中改稱：當時現場只有我們7人，我所說的「徐宏仁的朋友」係指在場的7位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3頁)，然除被告陳冠文外，其餘被告6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確供稱本案被告中最早抵達現場之人係被告曾威郡、徐宏仁(見本院卷二第175頁)，且被告簡晨兆、謝典修、葉瀚翔本係相識之友人，而係同乘一車抵達現場，至被告陳冠文則係於111年3月18日2時後方抵達現場，且其對本案所有過程均未參與(詳後述陳冠文部分)，是依被告簡晨兆於警詢時所陳，本案理應存在「被告簡晨兆不認識，且係於本案談判期間，經被告徐宏仁通知到場，要求告訴人葉瀚鴻處理本票、現金事宜之複數人」，然本案被告中，除未實際參與本案犯行之同案被告陳冠文及被告李貞霖外，其餘各人之到場時間均早於被告簡晨兆，顯見被告簡晨兆於警詢時指陳之人，應非於本案被告7人之中，至為明確，是被告簡晨兆於本院審理中所辯，應僅為臨訟杜撰之詞，無足採信。 (3)再由被告曾威郡手機內之監視影像，可見本案倉庫於被告曾威郡、徐宏仁抵達前，該倉庫之鐵門業已開啟至可供人輕易通行之高度，其內亦有明顯之亮光，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影像截圖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86-191頁)，且本案其餘被告之到場時間，均晚於被告曾威郡、徐宏仁，已如前述，而依被告曾威郡於警詢中所陳，本案鐵皮屋係存放其與被告徐宏仁之水電工具及水管冷氣料件等物品之場所(見警卷第4頁)，是該等倉庫內顯有存放具相當財產價值之物品，而難想見被告曾威郡、徐宏仁於外出而無人在場時，猶刻意將倉庫鐵門敞開，並將倉庫內燈光悉數點亮之必要，足徵本案倉庫於被告曾威郡、徐宏仁到場前，確已有被告7人以外之人在場，是被告曾威郡等6人前開所辯，顯與卷內事證未合，而難憑採。　5.綜上所述，案發當時於本案倉庫內，除被告7人外，應尚存有「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且告訴人葉瀚鴻於上開時間，確係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以犯罪事實三所載方式電擊、毆擊而成傷等情，均堪認定。 (五)告訴人葉瀚鴻遭強制而簽立本票2紙及交付金項鍊、本案小客車(犯罪事實三)部分　1.告訴人葉瀚鴻於上開時間，在本案倉庫內簽立100萬元、150 萬元面額之本票各1紙，以抵償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投資款項，並將其駕駛之本案小客車之車鑰匙、行照、手提包等物留置於現場等情，均為被告曾威郡等6人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認定如前。又依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所陳，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在本案倉庫內，因不同意返還被告徐宏仁等5 人之投資款項，而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分持球棒、電擊棒等物毆擊、電擊後，方迫於情勢而同意簽立本票以抵償上開投資款項，上開人等並將告訴人葉瀚鴻配戴之金項鍊、本案小客車取走以擔保上開本票金額，已如前述，惟此部分情節均為被告曾威郡等6人所否認，並分別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此部分應審究者為：(1)告訴人葉瀚鴻是否係出於自願而簽立本票以抵償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投資款項、抑或係因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施以強暴後，方受迫為之？(2)告訴人葉瀚鴻是否有交付其金項鍊、本案小客車予「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以供擔保上開本票金額之兌付？(3)如有，其交付上開物品之舉，又是否係因受「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之強暴而被迫所為？以下分述之。　2.告訴人葉瀚鴻遭強暴而簽立本票2紙部分 (1)首自告訴人葉瀚鴻與被告徐宏仁等5人於本案行為前之債務糾紛觀之，被告徐宏仁等5人於本案發生前，因受告訴人葉瀚鴻之邀約，而參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JIN洲」之人所發起之「烘爐地渡假村開發案」投資計畫(下稱本案投資)，被告徐宏仁等5人並先後投入多筆資金，且簽立本票、借據以作為出資款項之擔保，嗣因上開投資計畫遲未啟動，被告徐宏仁等5人遂心生疑竇，而欲向告訴人葉瀚鴻取回投資款項，惟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4人旋遭告訴人葉瀚鴻封鎖通訊管道並避不見面，渠等4人因而委請被告徐宏仁以「偏門手段」取回投資款項，並願支付被告徐宏仁約當投資款項3成之高額報酬乙情，業據被告徐宏仁、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5人於警詢時供述明確，且有被告徐宏仁扣案手機之內存照片、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96-221頁)、被告徐宏仁、謝典修、簡晨兆、葉瀚翔參與告訴人葉瀚鴻之投資事宜之協議書、借據、本票、對話紀錄、轉帳紀錄等資料(見警卷第201-225頁、審訴卷第24 3-253頁)、被告李貞霖參與告訴人葉瀚鴻之投資事宜之轉帳紀錄、分紅協議(見審訴卷第235-238頁)等件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徐宏仁等5人於本案行為前，已因上開投資糾紛而欲向告訴人葉瀚鴻索要投資款項無果，且其中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4人更因聯繫管道遭告訴人葉瀚鴻封鎖而求助無門，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本案行為前，對本案投資款項之返還處理極為消極，甚且有刻意斷絕與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4人聯繫之舉，此等情事均再再彰顯告訴人葉瀚鴻於本案行為前，主觀上應無絲毫返還本案投資款項予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積極意願。 (2)另告訴人葉瀚鴻於本院審理中，經被告曾威郡之辯護人問及本案投資糾紛之相關事項時，仍陳稱本案投資標的之「烘爐地土地」尚在申請使用執照，故尚未產生紅利等語(見本院卷第408頁)，且由卷附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6948號不起訴處分書以觀，亦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另案偵查中，亦始終堅稱本案投資均持續進行，而僅係單純交易糾紛，非屬詐術行為等語（見偵卷第159-160頁），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本案行為前、後，均堅認本案投資仍持續進行，而無意願退還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投資款項。 (3)再由本案事發之經過觀之，被告徐宏仁於案發當日，係佯以友人欲投資本案投資事業之名目邀約告訴人葉瀚鴻至本案倉庫會面，已如前述，是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本非為處理本案投資糾紛所生退款事宜，而係遭被告徐宏仁以虛構事由誘騙方前往本案倉庫，且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確供稱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初始，並無將本案投資款項返還予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意願(見本院卷二第169-17 1頁)，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本案發生時，其主觀上非但全無將投資款項返還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意，甚而刻意規避與被告徐宏仁等5人會面以洽談返還投資款項事宜，是除非存有足以扭曲告訴人葉瀚鴻意志之強烈情境或事件，否則實難想見在此等情境下，告訴人葉瀚鴻有何「自願」簽署本票以抵償本案投資款項之可能。 (4)而由卷內相關事證，既可推認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在本案倉庫內，於談論本案投資糾紛時，因與在場者未能達成共識，而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以球棒、電擊棒等物毆擊、電擊之情，已如前述，顯見本案發生時之當下，告訴人葉瀚鴻與被告徐宏仁等5人應處於高度衝突且完全欠缺互信基礎之情境，且其主觀意願亦因身處遭被告等人及「飛鷹幫大哥」、「飛鷹幫成員」所控制之情境而高度受迫，由上開客觀情狀以觀，應可合理推認告訴人葉瀚鴻在此等情境下，係因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施以上開強暴手段後，方受迫簽立上開本票以抵償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投資款項，是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所稱渠等係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以上開方式施以強暴方同意簽立本票乙情，尚與常情無違，而堪採認。 (5)被告徐宏仁等5人雖堅稱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係因遭渠等提起詐欺告訴，為恐其上游成員遭追訴方同意簽立本票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69-173頁)，然由卷附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6948號不起訴處分書，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遭另案告訴人古旻晟提起詐欺告訴後，仍堅稱其所參與之「烘爐地渡假村」投資案非屬詐欺(見偵卷第159-1 60頁)，難認其會僅因遭被告徐宏仁等5人以前開言詞勸說，即會自承其投資內容係屬詐欺，而自願同意退回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投資款項。況依告訴人葉瀚鴻於本院審理中所陳，其於本案投資中，僅為負責募集、收取投資款項之角色，而非本案投資之直接執行者，亦非終局取得被告徐宏仁等5人所交付之投資款之人(見本院卷一第407頁)，而由本案本票記載觀之，可見該等票據係以告訴人葉瀚鴻作為發票人(見警卷第143頁)，則依告訴人葉瀚鴻所陳，其既非本案投資款之實質受益者，實難想見其會同意由其全額代償本案投資款項予被告徐宏仁等5人，益徵被告徐宏仁等5人上開所陳，僅屬臨訟杜撰之詞，無足採信。　3.告訴人葉瀚鴻遭強取金項鍊、本案小客車部分 (1)首就告訴人葉瀚鴻遭強取金項鍊部分，由卷附告訴人葉瀚鴻之生活照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日常生活中，確有配戴金項鍊之習慣(見警卷第141頁)，而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均已明確陳稱於案發當日，告訴人葉瀚鴻所配戴之金項鍊確有遭現場之人強取，已如前述。而被告曾威郡於警詢中供稱：當時告訴人葉瀚鴻有將他包包內的東西倒出來放在桌上，那條金項鍊也有在桌上等語(見警卷第10頁)。被告徐宏仁亦於偵訊時供稱：我有看到告訴人葉瀚鴻將金項鍊放在桌上等語( 見偵卷第141頁)。被告葉瀚翔亦於警詢中供稱：當時告訴人葉瀚鴻說他身上的現金不夠，所以要押金項鍊給我們等語( 見警卷第30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我有看到告訴人葉瀚鴻拿金項鍊放在桌上，我不知道為何他會將項鍊拿出來，但我沒有要求他將金項鍊拿來抵押等語(見偵卷第142頁)。被告謝典修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印象中有看到告訴人葉瀚鴻的金項鍊，但不知道被何人取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9頁)。 (2)綜合上述陳述情節，可見被告曾威郡、徐宏仁、葉瀚翔、謝典修等人均明確陳稱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確有將其配戴之金項鍊留置於本案倉庫桌上之舉措，此節核與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前開所述情節相符，堪認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確有佩戴金項鍊至本案倉庫，並於案發過程中，該金項鍊確有經取下而放置在倉庫內桌上之情。衡酌金項鍊係告訴人葉瀚鴻所隨身配掛之飾品，而於案發當時之情境觀之，並無沐浴更衣、劇烈運動等需使告訴人葉瀚鴻暫時解下飾品之情境，告訴人葉瀚鴻當無刻意將該項鍊取下而放置於桌上之必要，考量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甫因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強暴而簽立面額高達250萬元本票，而金項鍊係以貴金屬製成，客觀上係具備相當交易價值之財物，且除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外，被告葉瀚翔亦明確陳稱告訴人葉瀚鴻係將該金項鍊用以「質押」，益徵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前開所稱告訴人葉瀚鴻遭「飛鷹幫大哥」以上開強暴手段迫使交付本案金項鍊一事，核與常情無違，而堪採認。 (3)次就告訴人葉瀚鴻遭強取本案小客車部分，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均已明確陳稱本案小客車之鑰匙、行照等物係遭「飛鷹幫大哥」強取後交給他人等語，已如前述，被告李貞霖亦於本院審理中陳稱：被告曾威郡有把車鑰匙拿走等語明確( 見本院卷一第98頁)，是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及被告李貞霖均已明確言及被告曾威郡確於案發當日，將本案小客車之鑰匙取走，且由卷附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可見，被告曾威郡於本案發生後，確已取得告訴人葉瀚鴻之LEXUS汽車手提包1個、本案小客車之行照及車鑰匙之持有，此有上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可參(見警卷第163-169頁)。且由本案事發經過以觀，可見被告曾威郡於111年3月18日2時3 7分許，單獨駕駛本案小客車搭載告訴人葉瀚鴻，先讓告訴人葉瀚鴻在高雄市○○區○○路0號前下車，再將本案小客車棄置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1房屋旁路邊等情，已如前述，而依被告曾威郡於本院審理中所陳，本案小客車係採免鑰匙啟動之KEYLESS系統(見本院卷一第386頁)，該系統之運作機制，係由車輛之感應系統感應內含晶片之鑰匙接近一定範圍內，方可開啟車門、發動車輛，且於車輛運行中，如經系統感應晶片鑰匙遠離車輛，則車輛即會發出提醒駕駛人之警示音，部分車輛甚而可能會由系統介入強制熄火以避免車輛遭竊，而依被告曾威郡所述，其於案發當日駕駛本案小客車搭載告訴人葉瀚鴻至高雄市○○區○○路0號前，並使告訴人葉瀚鴻下車後，猶獨自駕駛該車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之1房屋旁路邊棄置，期間該車均可正常駕駛，且警報系統亦無動作 (見本院卷二第176-177頁)，足見被告曾威郡於案發當晚，確已取得本案小客車之鑰匙，至為明確。 (4)自告訴人葉瀚鴻交付本案小客車之背景情況以觀，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案發當晚係同乘本案小客車抵達本案倉庫，是本案小客車應為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晚離開本案倉庫並返家之唯一交通手段，實難想見告訴人葉瀚鴻有何刻意將本案車輛之鑰匙留置於現場，再任令他人駕車將其棄置於路旁後，自行搭乘計程車返家之理，且由上開事證，已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甫因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施以傷害、強暴而簽立面額高達250萬元本票，而本案小客車係屬進口品牌之車輛，客觀上亦係具備相當交易價值之財物，是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所稱告訴人葉瀚鴻係遭「飛鷹幫大哥」以上開強暴手段迫使交付本案小客車之情，核與常情無違，而堪採認。 (5)被告曾威郡雖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辯稱：案發當時告訴人葉瀚鴻稱其不熟路，請我載他回去，我才駕駛告訴人葉瀚鴻將其載到路邊讓其搭車回去，當時告訴人葉瀚鴻離開後，我發現有一個手提包，我以為裡面只有行照，沒有車鑰匙，才將上開提包收著，後來我發現其內還有車鑰匙，我才將車鑰匙、行照等物交給警方等語(見警卷第11頁、本院卷第151、38 5-387頁)，然被告曾威郡於案發當日載運告訴人葉瀚鴻離去時，應已取得本案小客車鑰匙之持有，已如前述，是被告曾威郡稱其係事後發現告訴人葉瀚鴻將車鑰匙遺留於現場云云，顯與上開情節有違，無足憑採。且於當代網路社會，透過網路導航軟體確認駕車路徑，已屬通常駕駛人均會具備之普遍能力，且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我們不熟本案倉庫附近的路線，但用GOOGLE導航的話應該有辦法離開現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2、446頁)，顯見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均非不熟悉導航軟體操作之人，更無刻意委由被告曾威郡駕車搭載其等離開之必要，足徵被告曾威郡前開所言，明顯與常理相悖，而無足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4.綜上所述，告訴人葉瀚鴻於上開時間，確係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以犯罪事實三所載方式電擊、毆擊等手段施以強暴後，方受迫而當場簽立本票2紙、並交付其金項鍊、本案小客車予「飛鷹幫大哥」以供擔保等情，均堪認定。　　 (六)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遭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犯罪事實二)部分　1.查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111年3月17日22時40分至111年3 月18日2時37分間，均與被告曾威郡等6人一同留置在本案倉庫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均明確陳稱渠等係遭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關閉倉庫鐵門以阻隔其出入本案倉庫之通道後，以多人將其等包圍而拘束其等之人身自由等語明確。且被告曾威郡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於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進入後，確有將本案倉庫之鐵門關閉，僅留些許讓空氣流通之縫隙之舉措(見本院卷一第380-381頁)，且由卷附本案倉庫周邊街景以觀，可見本案倉庫對外之出入口，僅有鐵門及旁側之小門(見審訴卷第211頁)，是於鐵門關閉時，倉庫對外之進出空間將遭阻斷，而使身處於倉庫內之人難以離開該倉庫。是由上開情節觀之，本案倉庫於案發時，對外之進出空間應處於遭阻斷之狀態，首堪認定。　2.而由本院前開認定之事實，可見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日，先後於本案倉庫內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以棍棒及電擊棒毆打、電擊，復經「飛鷹幫大哥」迫使簽立本票而負擔高達250萬元之債務，並將其隨身之金項鍊、本案小客車等高價值物品留置於現場以供擔保，則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時，理應因遭多人攻擊、強迫，而處於高度驚嚇、害怕之情緒狀態，而告訴人李銘樺雖非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飛鷹幫成員」之主要攻擊對象，然其既為陪同告訴人葉瀚鴻到場之友人，更當場目睹告訴人葉瀚鴻突遭他人以暴力對待而深受驚嚇(見本院卷一第438 頁)，實難想見其等於此等情境下，有何自願留置於現場長達4小時之久之可能，足徵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確係違背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意願，而以非法手段剝奪其等之人身自由之舉，至為明確。　　　　3.被告曾威郡之辯護人雖為其具狀辯以：本案被告簡晨兆、陳冠文均於警詢中供稱渠等到場時，本案倉庫鐵門係開啟狀態，而未關閉等語，且告訴人李銘樺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與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時，均無口出欲離開本案倉庫之語句，且本案除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陳述外，別無其他積極事證可認被告曾威郡等6人確有剝奪告訴人2人之行動自由之舉措，自難遽入被告曾威郡於罪等語。然查： (1)被告曾威郡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告訴人葉瀚鴻他們到本案倉庫之後不久，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他們也到了，我們進入本案倉庫後一下子，才將倉庫鐵門關上，當時鐵門是全關的狀態，只留一點縫隙讓空氣流通等語明確( 見本院卷一第381-382頁)，是被告曾威郡於本院審理中，已明確供稱本案倉庫鐵門於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等人進入後，確呈關閉狀態，已如前述，是被告曾威郡選任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已與被告曾威郡所陳有明顯出入之情，而難憑採。 (2)且由本案情節以觀，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既已明確陳稱渠等遭關閉倉庫鐵門而剝奪人身自由之時點係在被告曾威郡等 6人均到場後，則被告簡晨兆到場時，鐵門是開啟或關閉之狀態，均與本案犯罪事實無涉，至同案被告陳冠文雖稱其到場時倉庫鐵門係開啟狀態，惟被告徐宏仁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被告陳冠文到場時，是我們幫他開門，當時倉庫鐵門應該是半開的狀態，可能開到膝蓋上面一點點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8-379頁)，是依被告徐宏仁所陳，被告陳冠文到場前，本案倉庫鐵門仍為關閉之狀態，而僅由其短暫開啟使被告陳冠文進入，應堪認定，則被告陳冠文上開所陳，亦不足採為對被告曾威郡等6人有利之認定。 (3)按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罪之成立，僅以行為人違反被害人之意願，以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剝奪其人身自由即足當之，被害人縱因迫於情勢而未明確表達其不願受拘束之意願，惟由相關客觀情狀，本於社會通念，如已得推認被害人並無遭限制人身自由之意願，行為人猶執意違反被害人上開可得推知之意願而拘束其人身自由者，亦應成立本罪。查告訴人李銘樺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與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時，因恐遭被告曾威郡等6人與「飛鷹幫大哥」及「飛鷹幫成員」攻擊，而不敢陳稱欲離開本案倉庫等語(見本院卷第437頁)，惟由本案客觀情境，已足推認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斷無可能自願留置於現場遭受被告曾威郡等6人與「飛鷹幫大哥」及「飛鷹幫成員」之傷害、強制犯行，已如前述，則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案行為時，主觀上應明確認知渠等將倉庫鐵門關閉，而使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留置於本案倉庫內之舉止係非法剝奪告訴人2人人身自由之舉，至為灼然，是無論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是否有明確表述渠等欲離開現場之積極意願，均不影響被告曾威郡等6人之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犯行之成立，被告曾威郡之選任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亦難執為對被告曾威郡有利之認定。 (七)被告曾威郡等6人與「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均屬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制犯行之共同正犯。　1.按所謂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行為人全體均行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故而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祇須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換言之，共同正犯所稱「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不應僅自形式上觀察，是否實行屬於構成要件之行為，而更應自「功能性犯罪支配理論」觀之，亦即雖行為人形式上並未實行本罪構成要件該當之行為，惟其於犯罪行為中有實行目的之角色分配，所為有助益於本罪之完成，並有將其他行為人之犯行當作自己之行為看待並支配，而共同分擔罪責，即屬共同行為實行之範圍，均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4 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曾威郡等6人確有參與「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對告訴人2人之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制之行為。 (1)首就被告曾威郡、徐宏仁部分而言，就傷害部分，被告曾威郡於本案發生前，先行指示被告徐宏仁至其位於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七街之住所拿取電擊棒1支，被告徐宏仁則依其指示前往拿取後，將上開電擊棒於案發時帶至本案倉庫內等事實，業據被告曾威郡、徐宏仁供認明確，並有渠等之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第197頁)、被告徐宏仁領取電擊棒之監視影像翻拍照片、簽收資料(見警卷第199頁)等件足參。被告徐宏仁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告訴人葉瀚鴻說他是洪門的幫派份子，有認識很多大哥，我因為擔心個人安全，才請被告曾威郡幫我找防身工具，因此被告曾威郡才指示我將電擊棒帶到現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0、376頁)。衡酌電擊棒係為可對人體施以電擊而成傷之器械，且被告曾威郡、徐宏仁又係為處理本案投資糾紛，方將上開電擊棒帶至本案倉庫內，渠等當可清楚預見該物品極可能遭他人持用以傷害告訴人葉瀚鴻，猶刻意預備得用以傷害告訴人葉瀚鴻之器械，渠等與實際下手實施傷害之「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間，對上開傷害部分犯行，當有共同對告訴人葉瀚鴻遂行傷害之行為分擔。 (2)次就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強制部分，本案倉庫係被告徐宏仁、曾威郡所合租之倉庫，而屬渠等具有實質管領權限之處所，且由本案情節以觀，於案發當日，係由被告徐宏仁以不實說詞誘使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出面，並由被告曾威郡、徐宏仁駕車引導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前往本案倉庫，顯見被告曾威郡、徐宏仁於案發當日均已實際參與將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引誘至本案倉庫之部分行為，如非被告徐宏仁、曾威郡提供本案倉庫，又以上開言詞設詞勸誘，則本案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對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犯行即無法順利完成，是渠等所為對整體非法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以言，應屬不可或缺之貢獻，另就強制部分而言，由卷附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可見，告訴人葉瀚鴻受迫交付之本案小客車係由被告曾威郡管領，而其受迫簽立之本票則由被告徐宏仁收執(見警卷第155-157、163-167頁)，堪認「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於案發當日迫使告訴人葉瀚鴻簽立本票及交付其車輛後，旋將上開物品分別交由被告曾威郡、徐宏仁收執，是渠等當應已實質參與上開強制犯行之一部，而有共同對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實施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強制之行為分擔甚明。 (3)再就被告葉瀚翔、謝典修、簡晨兆、李貞霖部分，依卷內現有事證，固僅得推認渠等於案發當日，係受被告徐宏仁之通知方到場，而未有參與被告曾威郡、徐宏仁上開事先預備之行為，然告訴人葉瀚鴻於偵查中，已明確證稱被告徐宏仁、葉瀚翔、謝典修、簡晨兆、李貞霖確有於其遭強制、傷害時在場目睹並加以助勢等語明確(見偵卷第57-58頁)，且被告葉瀚翔、謝典修、簡晨兆、李貞霖於案發當日，均有於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遭被告曾威郡、徐宏仁引導至本案倉庫後，陸續進入本案倉庫內，且均有與告訴人葉瀚鴻「談判」退還投資款項，並有當場見聞告訴人葉瀚鴻簽立本票之過程等情，業據上開被告6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而由本院上開認定之事實情節以觀，告訴人葉瀚鴻於案發當晚簽立本票之過程，乃係受「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以前開方式傷害、強暴後，方受迫而簽立本票並交付金項鍊、本案小客車以供擔保，是被告曾威郡、徐宏仁、葉瀚翔、謝典修、簡晨兆、李貞霖既於上開過程均全程在場，渠等當應全程目睹、參與告訴人葉瀚鴻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制之過程，惟由卷內事證可見，被告曾威郡等6人非但於告訴人葉瀚鴻遭傷害、強制簽立本票及提供擔保品時均未有何出言阻止之舉，反於旁側助長「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對告訴人葉瀚鴻從事上開犯行之氣焰，並因而取得告訴人葉瀚鴻簽立之本票及上開擔保物，堪認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案行為時，均有全程參與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遭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及告訴人葉瀚鴻遭傷害、強制之過程，且有共同在場為「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助勢之舉。 (4)告訴人葉瀚鴻於偵查中證稱其與「飛鷹幫大哥」全不相識，亦無仇怨等語明確(見偵卷第58頁)，另依本院前開認定之事實，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案發當日遭「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加以剝奪行動自由，以及告訴人葉瀚鴻遭上開人等傷害、強制之緣由，均係為處理告訴人葉瀚鴻與被告徐宏仁等5人間之本案投資糾紛，已如前述。而被告徐宏仁既係本案投資糾紛之當事人，於本院審理中更自承其係受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委託，代渠等5人向告訴人葉瀚鴻處理本件投資糾紛(見本院卷一第361- 362頁)，被告曾威郡亦自陳其係經被告徐宏仁委請到場協助處理上開債務糾紛之人(見本院卷第392-393頁)，而被告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於警詢中，均明確供稱渠等因未能順利向告訴人葉瀚鴻討回投資款項，遂委由被告曾威郡、徐宏仁協助管道處理，並約定以渠等投資款項之3成作為報酬，其中被告謝典修更提及其知悉被告徐宏仁、曾威郡會以「偏門」之方式處理等語明確(見警卷第34、42、51、6 0頁)。由上開事實觀之，「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既與告訴人葉瀚鴻全無仇怨，且上開所為之實質目的，係為被告徐宏仁等5人得以順利取回渠等之投資款項，則應可合理推認「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係被告徐宏仁為被告徐宏仁等5人所委請到場處理本案投資糾紛之人，且被告曾威郡等6人參與本案犯行時，渠等之主觀目的亦係為向告訴人葉瀚鴻討要上開投資款項，當應係本於為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之上開傷害、強制及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是渠等與「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間，對上開犯行應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均應以共同正犯論擬。　　 (八)檢察官雖認被告曾威郡方為本案對告訴人葉瀚鴻下手實施傷害、強制之人，惟告訴人葉瀚鴻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進入倉庫時，其內已有1男1女，該名男子自稱為飛鷹幫成員，該人要求我將被告徐宏仁等5人簽立的本票還給他們，我拒絕後，該人就指示在場的小弟持球棒、電擊棒攻擊我等語(見偵卷第5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案發前大約一週就見過被告曾威郡，當時是被告徐宏仁帶他來找我泡茶聊天，我所說的飛鷹幫大哥並非被告曾威郡，指示現場小弟下手打我的人是飛鷹幫大哥，他與被告曾威郡是不同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2-423頁)。告訴人李銘樺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天有位坐在主位的人對告訴人葉瀚鴻加以打、罵，我不知道該人的姓名，但他不是今天在場的7位被告，當時打人的人也不在本案被告中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428頁)。綜合上開情節以觀，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指陳「飛鷹幫大哥」方為實際指揮現場之不詳「飛鷹幫成員」數人對告訴人葉瀚鴻施以傷害、強制之人，而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警詢證述既已經本院排除其證據能力，卷內亦別無任何事證可推認被告曾威郡方為下手實施上開犯行之人，是檢察官此部分所認，即屬無據，自應更正本件犯罪事實如前。　 (九)綜上所述，被告曾威郡等6人前開所辯，均僅為臨訟杜撰之詞，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曾威郡等6人前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 1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曾威郡等6人本案行為後，關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處罰，業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後增訂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 7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被告曾威郡等6人本案所為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雖合致於上開增訂之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攜帶兇器犯之」等要件，惟上開罪名於被告曾威郡等6人行為時既無規範，自無適用上開規定對渠等論處之餘地，先予說明。 (二)核被告曾威郡、徐宏仁、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於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於犯罪事實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又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與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均以強暴或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至其所保護之法益，固均為被害人之自由，惟前者重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由，後者重在保護個人之意思自由；故行為人在妨害自由行為繼續中，如對被害人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此強制行為自屬包含於妨害行動自由之同一意念之中，縱其所為，合於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情形，仍應視為拘禁或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逕依第302條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 4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6193號、90 年度台上字第5409號判決要旨參照）。是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與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於剝奪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行動自由之期間，雖亦以強暴手段迫使告訴人葉瀚鴻簽立本票、交付其金項鍊、本案小客車等，使其行上開無義務之事之強制行為(即犯罪事實三所示部分)，惟依上開說明，此部分仍屬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不另論以強制罪。被告曾威郡等6人與「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數人間，就上開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傷害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犯罪事實三所參與之傷害行為，其目的係在迫使告訴人葉瀚鴻同意簽立本票以抵償被告徐宏仁等5 人之投資債務，是被告曾威郡等6人上開所為之傷害犯行，均係其等強制犯行之手段，而上開傷害、強制犯行均係在渠等對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剝奪行動自由之期間內所為，且渠等先後對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制之犯行目的均係在處理渠等與告訴人葉瀚鴻間之投資糾紛，堪認上開犯行均係本於同一目的所為，且其上開行為之時間、空間亦屬接近而不易區分，犯行之實施亦各具一部重合性，而應以想像競合犯論處。故被告曾威郡等6人對告訴人2人所為2個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犯行，以及其等對告訴人葉瀚鴻所為之傷害犯行，均應以想像競合犯論處，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傷害罪論處即足。檢察官認上開非法剝奪行動自由、傷害犯行應以數罪論擬，容有不當，附此說明。 (四)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行為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曾威郡等6人不思以正途處理債務糾紛，竟聚集多人剝奪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行動自由，並對告訴人葉瀚鴻施以強制、傷害等手段以迫使其交付財物，其等所為對告訴人2人之人身自由、告訴人葉瀚鴻之身體完整、意志自由所生損害均非輕微，復考量告訴人葉瀚鴻因本案行為所受有之傷勢均為擦、挫傷，尚非嚴重而需相當期間治療之傷勢，以及本案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飛鷹幫成員」於對外隔絕之物理空間內，以電擊棒、棍棒等器械對告訴人葉瀚鴻下手實施傷害之行為情狀，再就行為分工而言，考量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案中，均非實際下手實施傷害、強制等犯行之人，而被告徐宏仁受被告葉瀚翔、謝典修、簡晨兆、李貞霖等人之託以非法手段處理債務糾紛，更與被告曾威郡共同提供本案倉庫、電擊棒等，且主動誘使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前往本案倉庫，並自「飛鷹幫大哥」處取得告訴人葉瀚鴻所簽署之本票，其於本案共犯之參與情節最深，被告曾威郡則係受被告徐宏仁之託而參與本案犯行，且有提供場所、電擊棒等物，以及自「飛鷹幫大哥」處取得告訴人葉瀚鴻之本案小客車之參與情形，其對本案犯行之參與亦達相當之程度，另被告葉瀚翔、謝典修、簡晨兆、李貞霖則係委託被告徐宏仁處理債務之人，渠等於本案中，於當場僅有助勢行為，而未有親自下手或參與上開犯行之情，堪認渠等參與情節均屬輕微，綜合上開行為情狀之考量，分別對被告曾威郡等6人量定與其行為責任相符之刑。　3.次就行為人情狀以言，考量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犯後均飾詞掩匿犯行，且迄今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調解，全無悔改之意，犯後態度惡劣，又被告徐宏仁、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於本案行為前，均無因案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此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3 7、43、45、47頁)，品行尚佳，至被告曾威郡於本案行為前，有因毀損案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被告葉瀚翔則有公共危險案件之前案紀錄，此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35-36、39、41頁)，品行普通，然考量被告葉瀚翔前案所犯之罪質與本案尚有殊異，爰不酌為調整其行為人責任之因子，復考量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院審理中所陳述之家庭生活狀況及智識程度(涉及被告曾威郡等6人個人隱私，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本院卷第179 頁)，綜合以上行為情狀及行為人屬性之相關事由，爰對被告曾威郡等6人本案犯行，分別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電擊棒1支，係被告曾威郡所有之物，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認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91頁)，而上開電擊棒亦係本案被告6人、「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持用以傷害告訴人葉瀚鴻所用之物，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應於被告曾威郡所犯罪名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手機1台(型號：IPHONE11，IMEI：0 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被告徐宏仁所有，供其於本案發生時，與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聯繫，誘使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進入本案倉庫內所用之物乙情，有卷附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183-187 頁)、對話紀錄截圖可參(見警卷第195頁)，堪認上開物品確係被告徐宏仁遂行本案非法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另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手機一台(型號：IPHONE12，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雖係被告曾威郡所有之物，惟經檢視其手機內容，均未見得該手機有何與本案犯行實施具直接關聯之相關憑證，尚無由對之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四)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基於責任共同原則，固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但因其等組織分工及有無不法所得，未必盡同，特別是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彼此間犯罪所得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追繳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參與者承擔刑罰，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個人責任原則以及罪責相當原則。此與司法院院字第2024號解釋側重在填補損害而應負連帶返還之責任並不相同。故共同犯罪所得財物之追繳、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財物為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本票2張，為被告徐宏仁所保有之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對被告徐宏仁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可參(見警卷第155-157頁)，而上開本票係本案被告6人、「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對告訴人葉瀚鴻為本件犯行所取得之財產憑證，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上開物品應係本案被告曾威郡等6人之犯罪所得，惟此部分所得於經查扣時，既均仍為被告徐宏仁所保有，而尚未分配予其餘共犯，自應僅對被告徐宏仁宣告沒收此部分犯罪所得即足，爰於被告徐宏仁所犯罪名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 (五)未扣案之金項鍊1條，固係本案被告曾威郡等6人、「飛鷹幫大哥」及不詳之「飛鷹幫成員」對告訴人葉瀚鴻為本件犯行所取得之財物，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上開物品應係本案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飛鷹幫成員」之犯罪所得，惟告訴人葉瀚鴻於偵訊中雖陳稱該金項鍊係遭「飛鷹幫大哥」要求其留下，然未能明確指出該項鍊係在場之何人所取走(見偵卷第59頁)，此部分所得亦未經查扣，卷內亦無事證可認該部分所得係為本案被告曾威郡等6人所保有，爰均不予對之宣告沒收。 (六)扣案之本案小客車鑰匙、行照、黑色LEXUS汽車手提包，固係被告曾威郡等6人本案之犯罪所得，惟該部分物品均已返還於告訴人葉瀚鴻，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 71頁)，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對之宣告沒收。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曾威郡等6人因與告訴人葉瀚鴻有投資糾紛，於111年3月17日23時許，在本案倉庫內，為迫使告訴人葉瀚鴻償還被告徐宏仁、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等人之投資款項，竟共同基於恐嚇、強制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曾威郡向告訴人葉瀚鴻恫稱：「你馬上要出事了」等語，並持球棒脅迫告訴人葉瀚鴻脫衣跳舞，拍攝影片後，向告訴人葉瀚鴻恫稱：「要將影片放到網路上」等語，於告訴人葉瀚鴻屈從而依被告曾威郡指示簽立本票後，被告曾威郡復向告訴人葉瀚鴻恫稱：「須於111年3月18日13時許返還本票及現金250萬元，始願意歸還告訴人葉瀚鴻所簽署本票、車鑰匙、金項鍊及脫衣跳舞影片，否則要將脫衣跳舞影片公開，已在告訴人葉瀚鴻車輛裝GPS，別想逃跑」等語，致告訴人葉瀚鴻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並以此強暴、脅迫方式使告訴人葉瀚鴻行無義務之事，因認被告曾威郡等6人均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被害人或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堅詞否認上情，辯稱渠等均無於上開時間，在本案倉庫內迫使告訴人葉瀚鴻脫衣跳舞、拍攝影片，或以上開話語脅迫、恫嚇告訴人葉瀚鴻之舉。經查：　1.首就檢察官指稱被告曾威郡先後向告訴人葉瀚鴻恫稱：「你馬上要出事了」、「要將影片放到網路上」、「已在告訴人葉瀚鴻車輛裝GPS，別想逃跑」等語部分，告訴人葉瀚鴻雖於警詢中陳稱其於案發當時，確於本案倉庫內遭被告曾威郡與「天鷹幫大哥」等人以上開言詞加以恫嚇(見警卷第61-63 、66頁)，惟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歷次陳述，均未再提及其遭被告曾威郡等6人以上開言詞加以恐嚇之事，而遍觀全卷，告訴人李銘樺及被告曾威郡等6人所為之歷次陳述，均無任何一語提及告訴人葉瀚鴻遭被告曾威郡以上開言詞恐嚇一事，卷內亦全無任何客觀事證得以佐證告訴人葉瀚鴻所言上情屬實，況上開警詢筆錄既屬傳聞證據，且經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本院審理中具體爭執其證據能力，而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已如前述，是依卷內現有資料，全無任何適格之證據可認檢察官所指之上情屬實，是檢察官此部分所指，顯無足採，先予說明。　2.次就告訴人葉瀚鴻遭被告曾威郡等6人脅迫脫衣跳舞，並遭被告曾威郡等6人攝錄影像後，要脅其須於111年3月18日13 時許返還本票及現金250萬元，始願意歸還告訴人葉瀚鴻所簽署本票、車鑰匙、金項鍊及脫衣跳舞影片，否則要將脫衣跳舞影片公開部分，告訴人葉瀚鴻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證稱上情(見偵卷第57頁、本院卷一第400-425頁)。告訴人李銘樺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有印象看到有人脅迫告訴人葉瀚鴻跳脫衣舞，當時他因為怕再被毆打，就有照做，我有看到有不只一個人拿手機拍，他們也有跟告訴人葉瀚鴻說隔天要籌錢出來還他們，如果沒有還的話會把影片上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2-433頁)，惟告訴人2人之上開陳述非但與被告曾威郡等6人之陳述情節大相逕庭，且除告訴人2人之上開證述外，卷內即別無其餘事證可佐證告訴人2人上開所陳情節為真，而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該局函覆以：扣案手機依規定業已入贓物庫無電磁紀錄可提供，經檢視扣案手機内無告訴人葉瀚鴻之脫衣舞影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曾威郡之手機內存之照片、影像，亦未見告訴人葉瀚鴻之脫衣舞影像，此有本院113年11月27日審判筆錄可參，是依卷內現存事證，除告訴人2人之單一陳述外，別無其他事證可佐證被告曾威郡等6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此部分犯行，自難僅憑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片面陳述，即遽入被告曾威郡等6人於罪。　3.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事證，尚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曾威郡等6人確有涉犯公訴意旨所指之此部分強制、恐嚇之犯行，本應就此部分對被告曾威郡、徐宏仁、葉瀚翔、簡晨兆、謝典修、李貞霖為無罪之諭知，惟檢察官既認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判處罪刑之犯罪事實二所載非法剝奪行動自由部分，係屬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冠文於111年3月18日1時10分許，駕駛BHZ-9589號車前往本案倉庫，其明知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遭曾威郡等人剝奪行動自由、恐嚇、傷害、強制，竟共同基於剝奪行動自由、恐嚇、傷害、強制之犯意聯絡，在一旁助勢，並依被告曾威郡指示駕駛BHZ-9589號車搭載告訴人李銘樺，於111年3月18日2時37分許，讓告訴人李銘樺在高雄市○○區○○路0號前下車，因認被告陳冠文涉犯刑法第302條第 1項之私行拘禁罪嫌(恐嚇、強制罪嫌均為私行拘禁罪嫌所吸收，不另論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三、被告陳冠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堅詞否認有何剝奪行動自由、恐嚇、傷害、強制之犯行，辯稱：當天晚上我下班時，因為要與被告曾威郡洽談店面管路修繕事宜，方到本案倉庫，我抵達時，有看到被告曾威郡等人與告訴人2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談，但沒有看到有人恐嚇或傷害告訴人2人，後來被告曾威郡說告訴人2人要離開，就請我搭載告訴人李銘樺離開現場，我沒有在場助勢，也對現場發生的事情不清楚，我並無對告訴人2人有何剝奪行動自由、恐嚇、傷害、強制之犯行等語。四、被告陳冠文於111年3月18日1時10分後某時許抵達本案倉庫，並依被告曾威郡指示，駕駛BHZ-9589號車搭載告訴人李銘樺，於同日2時37分許，讓告訴人李銘樺在高雄市○○區○○路0 號前下車等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已如前述，惟此部分事實尚難推認被告陳冠文確有於被告曾威郡等6人對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為前開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制行為時，確有在場助勢之舉，更無由推認被告陳冠文確有參與被告曾威郡等6人之上開行為，而需再依卷內事證詳為審究。五、首就檢察官指稱被告陳冠文於被告曾威郡等6人對告訴人2人為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制之犯行時在場助勢部分，證人即告訴人李銘樺雖於警詢中指稱：當時被告曾威郡有持鋁棒打告訴人葉瀚鴻之胸口及手臂，編號6之人(即被告陳冠文) 有在一旁助勢，後來我們離開倉庫時，是由被告陳冠文開白色賓士休旅車將我載至橋頭區成功路放我下車等語(見警卷第86頁)，惟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我記得被告陳冠文當天很晚才到場，應該是在告訴人葉翰鴻跳完脫衣舞後才來等語，因為他是很後面才出現，我沒有特別記他的長相，警詢時我是憑印象指認他的等語(見本院卷第439、441-446頁)，則依證人李銘樺所陳，其於案發時與被告陳冠文既不相識，亦未能明確陳述被告陳冠文抵達現場之具體時間，更無法陳述被告陳冠文於案發現場之具體作為情形，且本案現場人員眾多，更有多名參與人員之身分未明，則告訴人李銘樺於警詢時，是否可正確指認在場參與者之身分，應有高度可疑，則僅憑告訴人李銘樺之上開片面陳述，是否可作為認定被告陳冠文有上開犯行之證據，已有高度可疑。且遍觀告訴人葉瀚鴻之歷次陳述，其均未提及被告陳冠文於案發當日之參與情形，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對被告陳冠文沒有印象等語( 見本院卷第419-420頁)。而由本案情節觀之，告訴人葉瀚鴻係為本案主要遭受傷害、強制之對象，則如被告陳冠文確有參與上開犯行，則實難想見告訴人葉瀚鴻會對其參與情形毫無印象，且由卷內事證觀之，本案所有在場之同案被告均未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任何陳述提及被告陳冠文之參與情形，則檢察官徒憑告訴人李銘樺於警詢中片面有疑之陳述，即推認被告陳冠文確有於案發時在場助勢之行為，其推論過程顯屬輕率，自難僅憑上開事證，即推認被告陳冠文確有檢察官所指之犯嫌。六、被告陳冠文於偵查中供稱：我當時到本案倉庫的時候，已經是半夜2時左右，我當時是去找被告曾威郡處理事情的，我沒有看到告訴人葉瀚鴻簽本票的過程，也沒看到有人脅迫或毆打他等語(見偵卷第138頁)，而由被告陳冠文所駕駛之BHZ -9589號車之ETAG資料顯示，該車輛於111年3月18日1時10分許，方行經國道1號鼎金系統交流道至楠梓交流道(鳳楠路方向)路段，而本案倉庫係位於高雄市橋頭區，距離上開路段仍有相當之行車距離，是被告陳冠文稱其抵達之時間係為11 1年3月18日2時前後，尚非無據，而本案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進入本案倉庫之時間為111年3月17日22時40分，是被告陳冠文抵達本案倉庫時，距離告訴人2人進入本案倉庫之時間已相隔約3小時有餘，堪認被告陳冠文到場時，被告曾威郡等6人已花費相當時間與告訴人葉瀚鴻「處理」本案投資糾紛，且被告陳冠文停留於本案倉庫內之時間，更僅約37分鐘，顯見被告陳冠文於案發當日應僅短暫停留於本案倉庫內，則被告陳冠文稱其全未參與對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之私行拘禁、傷害、強制、恐嚇等犯行，並非全然無憑，而依卷內現有事證，均乏事證可認被告陳冠文確有參與上開犯行，本於罪疑惟利被告原則，自無由逕對被告陳冠文以上開罪嫌相繩。七、又被告陳冠文於案發當日2時37分許，固有依被告曾威郡之指示，駕駛BHZ-9589號車搭載告訴人李銘樺前往高雄市○○區 ○○路0號路旁之舉，已如前述。惟由本案情形以言，本案私行拘禁之手段係被告曾威郡等6人及「飛鷹幫大哥」與不詳之「飛鷹幫成員」將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拘束於本案倉庫內，以迫使告訴人葉瀚鴻同意抵償被告徐宏仁等5人之投資債務，而於被告曾威郡等6人同意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離開時，渠等業以取得告訴人葉瀚鴻簽立之本票及其所提供之擔保品，而已完全實現上開犯行。是被告曾威郡、陳冠文搭載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離開倉庫之舉措，應係被告曾威郡等人於達成其等犯行之目的後，為使告訴人葉瀚鴻、李銘樺離開本案倉庫所採行之手段，而難認此部分行為亦屬本案私行拘禁行為之一部，是被告陳冠文協助被告曾威郡將告訴人李銘樺載離本案倉庫之舉措，應非屬對本案私行拘禁犯行之行為分擔，而無由認定被告陳冠文確有參與被告曾威郡等6 人之私行拘禁犯行。八、另由本案情節以觀，被告陳冠文既非本案投資糾紛之相關人員，其與告訴人葉瀚鴻亦非相識，且依卷內現有事證，均無由認定其係受被告徐宏仁等5人所委請處理本案債務糾紛之人，而難認被告陳冠文有何基於為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犯行之主觀意念，自無從認定被告陳冠文與被告曾威郡等 6人有何犯意聯絡之可言。綜合上開情節，檢察官所舉之事證，均不足為被告陳冠文確有參與本案私行拘禁、傷害、強制、恐嚇犯行之積極證明，亦未達有罪之確信，即難逕對被告陳冠文為不利之認定，被告陳冠文被訴私行拘禁、傷害、強制、恐嚇罪尚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對被告陳冠文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正中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許琇淳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扣案物品一覽表編號品項數量所有人備註 1 電擊棒 1支曾威郡 2 手機 1台徐宏仁 APPLE牌IPHONE11型號手機，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一張，IMEI：000000000000000。 3 手機 1台曾威郡 APPLE牌IPHONE12型號手機，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一張。 4 本票 2紙徐宏仁由告訴人葉瀚鴻簽署，面額分別為100萬元、150萬元。

2025-01-03

CTDM-112-訴-250-20250103-1

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08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天祥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97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天祥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電腦主機壹臺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黃天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16日18時5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高雄市○○區○○路000號大樓(本案大樓 )，並以不詳之方式，侵入何通所承租，位於該大樓8樓B號房住處內，徒手竊取何通所有之電腦主機1台(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得手後騎乘機車逃逸。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黃天祥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黃天祥於本院審理中，對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何通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大樓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他卷第17-27頁)、遭竊房間之現場照片(見他卷第29-31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所謂侵入住宅，乃違反居住權人之意思或推定之意思，而以有害於居住平穩之態樣擅入他人住宅之行為。是行為人未受邀或未獲允准而入他人住宅範圍內，即為無故侵入住宅。查被告與告訴人既不相識，亦未獲告訴人允准而進入其住宅內為本案竊盜犯行，其行為當與「侵入住宅」之加重要件相符，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 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 (二)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部分，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竊取之電腦主機，為具有一定價值之物品，是其犯行所侵害之財產價值非屬甚微，又被告係於日間侵入他人住宅而竊取財物，對他人之住宅安寧危害甚深，其犯行手段於刑法第321條所例示之各款中，應屬較嚴重之態樣，然考量被告之整體犯行過程仍屬平和，且無證據可認被告犯行另有致生告訴人其餘財產損害(無證據可認定告訴人之住處門鎖係為被告所破壞)，爰考量上開犯行情狀，對其本案犯行，酌定與其行為責任相符之刑。　3.次就行為人情狀部分，考量被告犯後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又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已有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有其前案紀錄表可參，品行不佳(見本院卷第67-73頁)，兼及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之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本院卷第82頁)，綜合考量以上犯行情節及行為人屬性之事由，爰對被告本案侵入住宅竊盜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部分　　被告於本案犯行所竊得之電腦主機1臺，應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迄未將上開物品返還予告訴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琇淳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CTDM-113-易-408-20241231-1

簡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2號上訴人即被告林佳和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民國113年9 月2日113年度簡字第1816號所為第一審簡易判決（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43號），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一、本案經原審判決後，由被告林佳和提起上訴，而被告雖於本院審判程序經合法傳喚未到庭，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明示僅對原審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原審所為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其上訴範圍（見本院卷第44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 8條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敘明。二、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又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於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者，準用上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371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準備程序經本院面告應到庭之期日，並以傳票傳喚，仍未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判程序期日到庭，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法院前案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本院審判程序筆錄等件可參（見本院卷第48、63-69、71、73-77頁），依上開說明，本院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先予說明。貳、原審所認定之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一、犯罪事實　　被告林佳和想以包裹遺失申請理賠之方式詐領款項，乃向告訴人仕朋商行即呂其倡加盟之萊爾富便利超商陸橋門市應徵店員，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到職，隨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使用其向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申辦之蝦皮購物商城（下稱蝦皮商城）帳號，喬裝買家身分購物及賣家身分出貨，於112年1月2日4時許，前往高雄市○○區○○路000○0號萊爾富便利超商荔枝門市，寄送如附表所示買家莊金助、陳小姐、莊園找找、莊黃春等人之包裹至萊爾富便利超商陸橋門市，再利用其於萊爾富便利超商陸橋門市到班之機會，於112年1月4日0時26分許，將該等包裹夾帶外出，進而以包裹遺失為由，向蝦皮商城申請理賠，蝦皮商城因此陷於錯誤，賠付如附件所示之款項，合計新臺幣（下同）15萬9970元至被告之蝦皮錢包。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參、上訴論斷之理由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犯後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原審未及審酌上情，量刑過重，請斟酌上情，對被告改量處拘役45日之刑等語。二、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量刑部分，法律賦予審判者自由裁量權，雖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但其內涵、表現，端賴法官於個案審判時，依個案事由加以審酌，倘無裁量濫用情事，自難謂其有何不當之處。三、被告雖陳稱其於犯後除於112年1月21日賠償告訴人6萬元之金額外，就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其餘9萬9970元損失，均業已悉數賠償予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然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陳稱：被告於犯後有跟我聯繫要分期賠償款項，但之後被告也沒有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並提出其要求被告分期償還款項，惟未獲被告允諾之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又被告雖稱其業已賠償告訴人9萬9970元之款項，惟經本院諭知其應於審判期日前提出上開賠償資料，被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任何可資佐證其確有賠償告訴人之確實憑據，自難認被告確已賠償告訴人9萬9970元之款項，先予說明。四、原審認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喬裝蝦皮商城買家及賣家之身分購物出貨，並藉任職便利商店店員機會遂行詐欺犯行，致被害人蝦皮商城賠款後向告訴人求償，告訴人因此受有15萬9,970元之財物損失，更戕害人與人間之互信基礎；惟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僅給付6萬元之賠償金，其犯罪所生之損害未獲完全填補，兼及考量被告於警詢時所述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偵二卷第53頁)」等一切情狀，對其犯行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基準。經核原審於量處宣告刑時，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酌定其宣告刑，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輕重之情事，且未逾越法定範圍，而由卷內現有事證，既難認本案確有被告上訴理由所稱之其於犯後已將9萬9970元之款項悉數賠償予告訴人之情事，已如前述，則本案宣告刑之量刑之基礎情事於本院審理中尚無更易，依前揭說明，難謂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失當之處，本院自應予以尊重，被告仍執前開事由指摘原審判決量刑不當而提起上訴並請求撤銷原判，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岳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陳君杰　　　　　　　　　　　　　　　　法　官陳姿樺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琇淳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買家訂單編號寄件編號申報價格 1. 莊金助 0000000UCADH45 3D2F00000000 1萬8000元 2. 陳小姐 0000000UG93QM4 3D2F00000000 1萬8000元 3. 陳小姐 0000000V9F2BKE 3D2F00000000 1萬8000元 4. 陳小姐 0000000VBW8K67 3D2F00000000 1萬8000元 5. 陳小姐 0000000VETSRYW 3D2F00000000 1萬8000元 6. 陳小姐 0000000UJ2EQGK 3D2F00000000 1萬8000元 7. 莊金助 0000000U99XV8G 3D2F00000000 1萬8000元 8. 莊園找找 0000000TVE3UAH 3D2F00000000 1萬7970元 9. 莊黃春 0000000U5E3P4T 3D2F00000000 1萬6000元

2024-12-31

CTDM-113-簡上-192-20241231-1

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07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洛淇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436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經本院合法傳喚，而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民國113年12月18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程序報到單、審判程序筆錄、本院審判程序傳票送達證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19、27-28、29、31-3 5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為無罪諭知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方緒坤係夫妻，二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項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於1 12年8月11日7時許，在高雄市○○區○○○街00號住處，因故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胸腹部挫傷併擦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嫌。三、按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行為不罰，係指欠缺刑法或其他刑事特別法之犯罪成立要件、具有法律特別明文規定之不罰事由，以及法律未規定處以刑罰之行為於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43號判決意旨參照）。職是以言，如行為人之行為客觀上不該當於犯罪之要件，或具有阻卻違法性或阻卻責任性事由之情形，自應依上開規定，對其為無罪之諭知。四、被告甲○○於本院審理中，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方緒伸因故發生肢體衝突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時告訴人用電線勒住我的脖子，我為了掙脫才用手抓他，但我當時是抓到告訴人的褲子，而非胸口，我認為本案傷勢應該是衝突過程中告訴人自己抓傷的，跟我無關等語。五、告訴人於公訴意旨所載時、地，與被告因故發生肢體衝突，嗣告訴人於112年8月11日12時32分前往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就診，並經該院診斷受有胸腹部挫傷併擦傷等傷害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明確，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所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之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警卷第15頁)，受傷照片2張(見警卷第17頁 )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六、被告雖辯稱告訴人所受之上開傷勢係告訴人自己造成之傷害等語，然告訴人於警詢中明確指稱該處傷勢係遭被告所抓傷 (見警卷第11-13頁)，且由卷附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均可見告訴人受傷之位置、型態係胸腹部挫傷併擦傷，是上開傷勢之態樣、受傷位置，均與告訴人所陳情節相符，而堪採認。且由常理以言，胸、腹部均位於身體內側，除非雙手刻意向身體側屈伸，否則通常較難以自身雙手觸及上開身體部位，而依被告及告訴人所陳，本案雙方於衝突過程中係互有肢體拉扯之狀態，則告訴人之雙手於衝突當下應係向被告身體伸出而處於外展之狀態，於此等情境下，實難想見其雙手得以觸及自身之胸、腹部而成傷，是被告前開所辯，顯與常理有違，而難憑採。告訴人所受之胸腹部挫傷併擦傷之傷勢，確係遭被告徒手抓傷所致，應堪認定。七、被告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而得阻卻其行為之違法 (一)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亦即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防衛之意思，客觀上存有緊急防衛情狀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所施之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為要件。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違反法秩序行為。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係指不法侵害依其情節迫在眉睫、已經開始、正在繼續而尚未結束而言。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至於「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係指防衛行為必須對避免法益受侵害屬必要之手段，因正當防衛是為了避免攻擊行為可能造成的法益侵害或權利受損，因此防衛手段必須是足以排除、制止或終結侵害行為之方式為之。判斷防衛行為是否具有必要性，應就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輕重、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參酌侵害或攻擊當時，防衛者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衝突過程之認定　1.告訴人雖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天早上因被告懷疑我有外遇，我們遂發生口角，過程中被告先用手臂勒住我脖子並大吼大叫，直到小孩們被吵醒後，我才趕緊掙脫，並前去安撫小孩們，被告突然又抓住我們的女兒到窗邊並打開窗戶，我雖然不知道她要做什麼，但還是趕緊把窗戶關起來並安撫女兒，被告帶著我的手機轉身下樓，並拿起我的汽車鑰匙及公事包，帶著大兒子上車，打算離開家裡，我隨後也開啟另一邊車門把小兒子放上嬰兒座椅，剛好看到我的公事包就放在後座腳踏墊上，便打算趕緊取回，被告見狀便又跑向我，要再搶走我的公事包，因為我上半身沒穿衣服，所以在過程中胸腹部被她多處抓傷，連短褲也被被告扯破，我又再次掙脫她跑回家中反鎖家門，隨後被告就拿起門口的磚塊作勢要砸門，後來警方才到場處理等語(見警卷第11-13頁)。然被告則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當天一開始我與告訴人在我們住處的 2樓廁所內發生衝突，告訴人先拿吹風機的電線勒住我的脖子，還把我的頭塞進廁所的馬桶裡，說要跟我同歸於盡，他還把我的手機藏在浴室輕鋼架上，後來我穿好衣服準備要出門，走到車庫時，告訴人又衝過來，在車庫內把我踩在地上，並把我的包包搶走等語(見警卷第7-9頁、第19-21頁)。由上開陳述以觀，可見告訴人與被告對案發衝突之過程所為陳述明顯相互矛盾，且均指稱對方係主動攻擊之人，是本案案發時之具體衝突過程，不得僅以告訴人與被告之陳述為斷，而應再依卷內事證，審究本案具體衝突情節為何，資為論斷。　2.查被告於案發後，在112年8月13日至高雄榮民總醫院驗傷診斷，並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對告訴人聲請核發保護令，經該院受理後，先核發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518號暫時保護令，再以112年度家護字第2221號案件審理後，核發通常保護令(下稱另案保護令)，此業經本院核閱上開卷證無訛。而由被告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觀之(見審易卷第73 頁)，上開診斷書記載被告主訴之事發時間及另案保護令記載之事發時間雖為本案後1日之112年8月12日，然被告於歷次陳述中，均陳稱上開傷勢之發生時間應為本案衝突中所致，且由另案保護令之訪視報告(見彌封袋內)，亦記載被告上開傷勢之受傷時間係本案事發時之112年8月11日7時，而被告、告訴人於本案偵、審及另案保護令審理中，均始終未提及其等於本案衝突後「隔日」另有其他肢體衝突之情，堪認上開診斷證明書及另案保護令所記載之時間應屬誤載，被告上開傷勢確為本案衝突所產生，應堪認定。　3.由被告與告訴人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觀之，可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受有頸部紅腫3x5公分、右小腿瘀青4x4公分、左足踝擦挫傷2x2公分等傷勢，而告訴人除經被告抓傷之胸腹部挫傷併擦傷外，均無其他明顯傷勢，是被告上開所陳其遭告訴人勒頸、壓制於地面等過程，均與其診斷證明書所呈之傷勢位置、型態相符，而告訴人雖陳稱其有於住處廁所內遭被告勒頸，然其傷勢診斷中並無關於頸部傷勢之記載，而綜合告訴人於警詢時所陳情節及其傷勢照片，告訴人遭被告抓傷時，應係處於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僅穿著衛生棉褲之狀態，而告訴人與被告於其住處車庫發生衝突時，渠等2人均係處於準備駕車出門之狀態，業經告訴人與被告分別陳述明確，告訴人既為具通常智識程度之人，實難想見其會在上半身赤裸，而僅穿著衛生棉褲之狀態準備駕車出門，是告訴人對本案衝突過程所陳，顯與卷內事證多有矛盾之處，而難採認；至被告所陳情節，則與客觀事證較為相符，亦與社會常情、事理邏輯無明顯矛盾之處，本於罪疑惟利被告之原則，自應以被告所陳之衝突情節較為可採，而應酌採為判斷本案行為時，被告是否具有客觀防衛情狀之事實基礎。　4.綜合上述，被告主張其於上開住處的2樓廁所內與告訴人發生衝突，並遭告訴人持吹風機的電線勒頸一事，核與卷內事政相符，應堪採認。而由被告與告訴人之陳述情節，均可見案發當日被告與告訴人先後於其住處2樓、其住處之車庫發生肢體衝突，然由告訴人之衣著狀況，本院認告訴人遭被告抓傷之時點，應係其等於2樓廁所內發生肢體衝突之過程，是被告所陳其於上開場所遭告訴人勒住頸部，為掙脫而以手抓傷告訴人之衝突過程，自應酌採為本案是否存在客觀防衛情狀之判斷基礎，先予說明。 (三)由上開本院所認定之情節以觀，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因於其住處廁所內與告訴人爆發口角衝突，而遭告訴人以電線勒住其頸部，已如前述，則被告於攻擊告訴人時，其生命、身體確已遭告訴人施以現在不法之侵害，且依被告所陳，其係為掙脫告訴人之勒頸，方以徒手抓傷告訴人，顯見被告行為當時，告訴人對被告所為之上開不法侵害於被告行為時仍未終結，應堪認定，被告對上開不法侵害，自得採行必要之防衛手段以資防衛自身之生命、身體免遭告訴人之侵擾、攻擊等侵害。 (四)再就被告採行之防衛手段以觀，被告以徒手抓擊告訴人胸腹部之舉，確係防止告訴人繼續勒住其頸部之有效舉措，而屬維護其生命、身體安全之適當、有效之手段。且就必要性以言，依卷內現有事證，被告除有徒手抓傷告訴人胸、腹部及將其衛生棉褲抓破之舉措外，尚難認被告有其他攻擊告訴人身體之行為，考量頸部為人體之脆弱部位，如遭他人以強力勒住，極易引發生命、身體之高度危害，而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僅有以徒手抓傷告訴人，而未有持器械或工具對告訴人進行傷害，且依卷內現有事證，亦難認被告於告訴人鬆手後，有再接續對告訴人進行傷害行為，是相較於被告之生命、身體可能遭致之重大危害而言，被告抓傷告訴人之行為於案發當時，對告訴人之身體應已屬最小侵害之手段，而被告既係以徒手方式防衛自身身體法益免遭告訴人侵害，縱其於防衛之過程造成告訴人之身體因而受傷，然告訴人所受之傷勢亦均僅為輕微之擦、挫傷，綜合被告之防衛手段、所生損害以觀，與其所防衛之法益侵害尚無顯不相當之情形，而未逾越社會相當性之限度，而與比例原則無違。 (五)綜上以觀，縱認被告本案以徒手抓傷告訴人之行為確致告訴人成傷，然上開行為仍屬對告訴人侵害其生命、身體之防衛手段，而該手段既屬有效、必要之防衛手段，且該手段所保全之被告利益與被告對告訴人之身體法益侵害間，亦無明顯不相當之情事，被告亦係本於防衛自身法益之意思而為上開行為，自與正當防衛之要件相合，是縱令被告上開行為該當於傷害罪之構成要件，其仍得援用正當防衛以阻卻不法，依刑法第23條前段規定，其行為即屬不罰，自無由對被告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相繩。　　八、綜上所述，被告固有對告訴人為起訴意旨所載之傷害行為，惟上開傷害行為既係被告為防衛自身生命、身體免遭告訴人繼續侵害所為之正當防衛手段，其手段亦具必要性，並無違反比例原則，自得援引上開阻卻違法事由以阻卻其行為之不法性，而應屬法所不罰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2024-12-31

CTDM-113-易-407-20241231-1

金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48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琡閔選任辯護人蕭宇凱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88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琡閔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琡閔可預見將其銀行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為他人作為供匯入詐欺犯行所得財物之用，竟仍不違背其本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楊俊傑」之成年詐騙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民國111年6月22日12時 13分前某時許，將其臺灣銀行岡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臺銀帳戶）之帳號提供予「楊俊傑」與其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取財之用。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號後，即於111年6月3日10時許，以通訊軟體Messeng er予告訴人宋元，佯稱：有貨物託運，需支付款項予船運公司指定之帳戶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其指示於111年6 月22日12時1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486,925元至被告之臺銀帳戶內，被告隨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該等款項提領其中148萬元，並花用完畢，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洗錢等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三、檢察官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宋元於警詢中之證述、告訴人提供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本案臺銀帳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1紙、自動櫃員機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臺灣銀行岡山分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2張、玉山銀行新臺幣匯款申請書、被告提供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3 份為其論據。四、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固坦承於上開時間，將其臺銀帳戶之帳號提供予「楊俊傑」供作匯入款項之用，並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提領如附表所示款項等事實，惟辯稱：11 0年11月時，我在網路上認識自稱為伊拉克軍醫的「楊俊傑醫師」，一開始對方稱其有包裹要寄送至臺灣，但因被海關扣留需要支付費用，我信以為真，而先依對方指示支付100 多萬元之款項後，因遲未收到包裹，對方又遲未還款，我遂向對方催討款項，嗣自稱「楊俊傑」友人「保羅」之人稱其同意返還我部分款項，但又稱「楊俊傑」遭伊拉克政府拘留，要求我將部分款項轉匯至其指定之帳戶以納付贖金，我信以為真而應允後，即提供我的臺銀帳戶帳號給對方，並因而收到本案1,486,925元款項匯入我的臺銀帳戶內，但因當時我先生醫療費用有急需，我即未依「保羅」之指示轉匯款項，而將其中148萬元款項領出作為己用，我在提供帳戶及收受款項時，並未認知到對方係詐欺集團成員等語。五、被告於110年11月間某日，於臉書上結識暱稱「楊俊傑」之人，其後於110年11月間至111年6月22日12時13分前某時許，將其臺銀帳戶之帳號提供予他人。嗣該人取得上開帳號後，即於111年6月3日10時許，以公訴意旨所示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其指示於111年6月22日12時13分許，匯款1, 486,925元至本案臺銀帳戶內，被告隨後於附表所示時間，提領其中148萬元，並將之花用完畢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宋元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提出之玉山銀行新臺幣匯款申請書（見警卷第34頁）、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 對話紀錄擷圖1份（見警卷第37頁）、本案臺銀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11-15頁）、被告提款之自動櫃員機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見本院卷第17-19頁）、被告臨櫃領款之岡山分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2張（見警卷第20頁）、被吿提供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41 -46、57-90、97-115頁）、本院勘驗筆錄一份（見審金訴卷第29頁）、被告與「楊俊傑醫師」之Facebook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85-111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然上開事實雖可推認被告客觀上確將本案臺銀帳戶之帳號提供予他人，並自行提領告訴人受騙匯入之款項花用，仍不得據以推認被告於上開行為時之行為動機、目的，無由遽認被告於提供其本案臺銀帳戶或提領款項時，確具有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遂行詐欺、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而需依卷內現有事證再為審究。六、被告被訴共同詐欺取財部分 (一)按共同正犯之成立，需參與犯罪之各行為人間，或存有為自己犯罪之犯意聯絡，或有分擔部分構成要件行為之行為分擔為必要，而我國刑法不處罰事後共犯，苟行為人與實行犯罪之人事前並無共謀，亦無參與犯行實施，則縱令其於犯後協助參與正犯之處分贓物或其他行為，無論是否成立其他罪名，要難與實行犯罪者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在人頭帳戶申辦者於提供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後，再自行將詐欺集團所詐得之款項自行提領花用之情形，如該人於提供帳戶之初，即有意利用詐欺集團向被害人詐取財物後，再伺機領取該等財物時，應有為自己犯罪之主觀意思，而與詐欺集團成員存在共同遂行詐欺取財行為之犯意聯絡，當得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論處詐欺取財之共同正犯，然如人頭帳戶申辦者係因受詐欺集團以話術誘使，陷於錯誤而提供帳戶，嗣於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後，方另行起意私自取走帳戶內款項時，因人頭帳戶申辦者於提供帳戶之時並不具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之主觀意思，客觀上亦無分擔詐欺取財犯行之一部，且於其起意將款項占為己有時，詐欺集團既已成功使被害人將財物匯入人頭帳戶內而取得財物之支配權，則詐欺取財犯行應已完成，是人頭帳戶申辦者之事後取款行為，當無與詐欺集團同論以詐欺取財之共同正犯之可能，而應另行檢視其是否構成其他犯罪，資為論斷。 (二)由被告提出之其與「楊俊傑醫師」之臉書MESSENGER對話、其與暱稱「PRIME EVOLUTION」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觀之(詳參偵卷第41-46、57-90、97-115頁、本院卷第85- 111頁），可見其與「楊俊傑醫師」對話紀錄的介面，均有清楚顯示對話紀錄的日期及發送時間，該對話雖有部分缺漏，然其對話過程，語意均大致連貫，尚無明顯增補或刪減的情形，亦無明顯改竄之跡象，此節均顯與詐欺集團成員於事後故意偽造短暫、不實對話以規避刑責之情節不同，至被告與暱稱「PRIME EVOLUTION」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其語意脈絡亦大致通順，且經本院勘驗被告手機所留存之紀錄後，確認該等對話截圖與其手機內留存之紀錄確屬相符 (見審金訴卷第29頁)，至該對話截圖中，雖有部分對話顯示之發送時間為111年12月13日(見偵卷第87-90頁、審金訴卷第29頁)，惟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上開對話係被告於事後將其與「楊俊傑」之對話內容加以擷取後留存之對話，是上開發送時間實應為被告留存該等對話之時間，而難僅憑此節即認上開對話係為被告所杜撰，是被告提出之上開對話紀錄，應為其於本案發生時，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之實際對話內容，首堪認定。 (三)由被告與「楊俊傑醫師」之臉書MESSENGER對話可見，被告於110年11月10日，於臉書上與暱稱「楊俊傑」之人開始攀談，於110年11月10日至111年2月2日間，該人向被告自稱為於伊拉克服務之軍醫，並傳送多張照片予被告以取信被告，且該人於對話中，對被告之生活起居亦多語出關心，被告亦會主動向該人分享其生活近況，亦會於每日問候、關懷該人 (見本院卷第85-111頁)，堪認被告與該人間確已具有相當之親誼關係，而形成一定之信賴基礎。再對照上開對話紀錄及被告與暱稱「PRIME EVOLUTION」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見「楊俊傑」於111年12月20日至同月27日間，陸續向被告稱「我親愛的妹妹，為什麼會有延遲？我很擔心，我的包裹不安全，讓我們找到一種可支付的方式，讓一切都能獲得解決」、「這是我第一次以包裹的方式寄錢，那個公司向我保證會將款項安全的送到妳的手中，那是一間可靠的公司」、「我已經在執行任務，不能聯繫公司了，妳是唯一可以聯繫公司的人，妳可以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們，向他們詢問此事」(見本院卷第95-101頁)等語，被告一開始回稱「我現在借不到錢幫你」、「我無能為力」等語(見本院卷第95 頁)，惟經「楊俊傑」反覆要求被告協助其「寄送包裹」後，被告方回稱「目前不是說要大筆關稅費嗎，我還沒籌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01頁)，可見「楊俊傑」確於上開時間，以協助包裹寄送為由，要求被告先行「墊付關稅」，以此詐術向被告詐取款項，而由被告與「PRIME EVOLUTION」之對話紀錄，可見「PRIME EVOLUTION」陸續以包裹遭海關扣押、結清稅款後方可收受包裹」等語句，要求被告支付共計15 0萬元之「稅款」，於被告向該人表示其因資力不足而無法全額支付時，該人先假意向被告稱僅需匯入部分款項即可取回包裹，待被告匯入款項後，又繼續向被告假稱「結清稅款後方可收受包裹」、「海關拒絕釋放您的包裹，他要求您再支付50萬元之餘額」等語句，誘使被告持續投入款項，並提供虛擬電子錢包地址供被告匯入款項之用(見偵卷第41-46、 57-87頁)，而就被告提出之虛擬貨幣電子錢包交易紀錄、比特幣兌換匯率可見，被告陸續於110年11月29日轉入價值169 ,874元之比特幣、110年12月6日轉入價值527,021元之比特幣、111年1月26日轉入價值94,440元之比特幣至該人提供之虛擬錢包內(見偵卷第91-97頁)，而由上開對話，亦可見被告陸續於111年2月8日交付14萬元、111年3月2日交付8萬元、111年3月24日交付18萬元予「PRIME EVOLUTION」(見偵卷第73-74、78-79、81-82頁)，是被告於上開期間內，確已陸續交付共計約1,191,295元之款項予詐欺集團成員，而被告之配偶陳清峯之帳戶(由被告實際使用)於上開時段亦有多筆大額款項提領之紀錄，此有被告配偶陳清峯之玉山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土地銀行帳戶資料、國泰人壽公司對該公司於 110年11月8日匯款至陳清峯玉山銀行帳戶之說明函文等件在卷可參(見偵卷第47頁、審金易卷第49-53、55-6、61-65、7 7頁)，足徵被告所陳其於110年11月至111年3月間，因受「楊俊傑」、「PRIME EVOLUTION」等詐欺集團所誘，陸續交付約100多萬元之款項予詐欺集團成員乙情，核與卷內事證相符，而堪採認。 (四)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供稱：111年3月時，「楊俊傑」突然失聯，後來一名自稱為「楊俊傑」友人「保羅」之人向我稱「楊俊傑」因遭伊拉克軍隊拘捕，需要我協助提供帳戶轉匯保釋金，「保羅」並同意其中部分款項可以先償還我先前為「楊俊傑」支付之包裹費用，然而款項匯入後，「保羅」卻向我稱要將款項悉數轉出，不得自行留存，當時因先生重病而有緊急醫療支出，且我對「楊俊傑」遲未還款又出爾反爾心生不滿，就將款項自行領出使用，「保羅」發現款項遭我使用後，威脅要我將款項返還給他們，否則就要對我不利，我因害怕被他們查到，就將手機內與他們的對話都刪除了等語 (見本院卷第441-442頁)。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明確陳稱其於交付本案臺銀帳戶時，主觀上尚未認知「楊俊傑」及「保羅」係為詐欺集團成員，而於收受款項後，因「楊俊傑」遲未清償先前代付之款項而心生不滿，方起意將上開款項提領作為己用之相關經過，衡酌被告如係將款項轉交予詐欺集團成員，應無必要刻意謊稱該等款項係遭自己花用完畢，而令自己蒙受可能遭追訴、沒收或追徵該等款項之理，且卷內亦無被告提領款項後，確有將上開款項轉交予他人之確實憑據，是被告稱其將款項自行花用而未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之情，應堪採認。 (五)自本案情節以觀，告訴人因受詐欺集團所騙而匯入本案臺銀帳戶內之1,486,925元款項，其中148萬元均為被告自行提領、花用，詐欺集團成員均未分得分毫，衡酌詐欺集團遂行詐欺之主要目的即在取得告訴人之財物，斷無可能任令人頭帳戶提供者取得所有款項，自身則毫無所獲之理，是被告自行自其帳戶內領款之舉，顯非基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授意，而逸脫於其與詐欺集團之意思聯絡範圍，是除非確認被告提供臺銀帳戶供作詐欺集團匯入款項時，已預見其提供帳戶之對象係為詐欺集團，仍為取得款項而假意提供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否則難以認定被告確有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意聯絡。 (六)於當代網路詐欺犯罪中，主導詐欺犯罪之人於遂行詐欺犯行之過程中，雖因欲隱匿真實身分，而常有利用人頭帳戶以匯入、操縱帳戶所有人提領款項後再層層轉交款項之舉措，然其最終且唯一目的，仍係在「確保主導者能最終取得財物並規避檢警機關對金流之追查」，是詐欺犯行中，首重者即為提供人頭帳戶並收取款項之人，應處於同案共犯之高度控制之下，方會依指示提款、繳回款項，而因當前查緝詐欺犯罪日嚴，人頭帳戶取得不易，詐欺集團利用詐術、哄騙之方式誘使他人交付人頭帳戶並為其等提領、轉交款項之事已非罕見，而於詐欺集團先行向他人詐取款項後，繼而誘騙該人提供人頭帳戶或成為取款車手之情形，因該人業已遭詐騙集團誘騙而受有損害，僅係因一時陷於集團之話術而未能察覺，故詐欺集團與該人應僅存在透過詐欺集團之話術所形成之虛假信賴關係，且詐騙集團與該人間實質上已屬利害對立之關係，是詐欺集團如非確保該人確已深陷於詐欺集團之話術，斷無可能輕易誘使該人提供其帳戶，並誘使其為詐欺集團收受、交付贓款，否則該人如驚覺被騙，即可能逕行報警以證清白並配合警方誘捕集團成員，並使詐欺集團所匯入之款項無法提領，均顯著提高犯行遭查緝或失敗之風險。 (七)自本案情節以觀，被告於110年11月至111年3月間，已因陷於「楊俊傑」等人之詐術而陸續交付共計約1,191,295元之款項，已如前述，是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應係遭詐騙集團以話術誘騙而交付款項之人，其身分與詐欺集團已屬利害對立之狀態，而綜合上開情節，可見被告遭「楊俊傑」誘騙交付款項及遭其誘使提供本案臺銀帳戶之話術均屬相同，堪認「楊俊傑」等詐欺集團成員係利用被告深陷於詐欺集團話術之情境，誘導被告由單純交付款項之人轉化為人頭帳戶提供者及領款者之角色。則渠等應有相當確信被告仍陷於「楊俊傑」之話術，方會利用被告之帳戶作為人頭帳戶使用，如被告於對話過程中顯現對「楊俊傑」話術之猜疑、不信任等疑慮，實難想見詐欺集團仍會冒著遭被告察覺之風險，再將本案鉅額款項匯入被告之帳戶內。考量被告先前無任何涉及詐欺取財之相關犯罪紀錄，其於本案過程中，更已先遭詐欺集團詐取大額款項，則被告既無與詐欺集團交涉之經驗，難以想見其得以在已察覺「楊俊傑」等人係詐欺集團成員之情況下，仍佯裝不知情而順利取信於詐欺集團成員，再利用此等情境提供其臺銀帳戶供作詐欺集團成員匯入款項，是依憑卷內現有事證，難認被告確於提供本案臺銀帳戶時，即有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意聯絡，而難以上開罪嫌相繩。七、被告被訴共同洗錢部分 (一)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是該法第2條所定之洗錢行為規範雖有更易，惟本院認被告本案所為，依其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規定，尚不構成洗錢行為(詳後述)，則縱令洗錢行為之要件於被告行為後有所更易，亦不得援為論定被告罪責之憑據，先予說明。 (二)按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旨在規範特定重大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經由各種金融機關或其他交易管道，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以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連性，俾便於隱匿其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以逃避追訴、處罰。洗錢防制法之制定背景主要係針對預防鉅額贓款，經由洗錢行為轉變為合法來源，造成資金流向中斷，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不法前行為之犯罪行為人；故其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對特定重大犯罪之追訴及處罰，此觀該法第一條明定：「為防制洗錢，追查重大犯罪，特制定本法」，而對不法之前行為其所侵害之一般法益，因已有該當各行為之構成要件加以保護，自非該法之立法目的甚明。又洗錢行為除利用不知情之合法管道（如金融機關）所為之典型行為外，固尚有其他掩飾、藏匿犯特定重大犯罪所得財產或利益之行為，但仍須有旨在避免追訴、處罰而使其所得財物或利益之來源合法化，或改變該財物或利益之本質之犯意，始克相當；若僅係行為人對犯特定重大犯罪所得之財產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即非該法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3款雖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而未如同條第1款設有「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主觀要件，惟其規範內涵，仍係在避免特定犯罪所得因透過行為人之整合行為，流通至合法交易內，使其形式上轉變為合法來源，藉此使行為人規避追訴、處罰，是該款之主觀要件，仍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掩飾或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犯罪之關聯性之意思為必要，如行為人主觀上不具備此等意思，自難認其已具備洗錢之主觀犯意。 (三)自本案情節以觀，被告固於111年6月22日至同月24日間，將本案告訴人匯入其臺銀帳戶內之款項自行提領花用，惟帳戶名義人自行提領、使用其戶內款項，既與通常金融交易習慣無違，該款項之流向亦會於金融交易資料顯現，而對犯罪所得之去向尚不生隱匿或掩飾之效，則被告自行提領、花用其戶內款項，對檢、警追查前置犯罪之不法金流，尚不生明確影響，且由本案情節觀之，被告於提領上開款項時，其主觀上係為供己花用，而非係受詐欺集團指示而轉交、隱匿上開款項，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為詐欺集團掩飾、藏匿此部分犯罪所得，或為避免詐欺集團遭追訴、處罰而使其所得財物之來源合法化之洗錢故意，是被告本案所為與洗錢罪之構成要件顯不相當，自無由對被告上開所為逕以洗錢罪嫌相繩。八、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就被告涉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嫌所舉證據，其所為訴訟上之證明，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致使本院無法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本件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九、職權告發　 (一)按基於不告不理之控訴原則，法院審判之對象及標的，係以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限，不及於未經起訴之被告或其他犯罪事實。是法院審理結果所認定之事實，限於與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始得逕行變更起訴法條。此所謂法院得變更起訴法條，係指在不擴張及減縮單一法益及同一被害客體之原訴之原則下，法院得就有罪判決，於不妨害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性之範圍內，得自由認定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81號刑事判決)。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陳稱：「保羅」在匯款進來時，有告知我一部分的錢是要轉出去的等語(見本院卷第446 頁)，是被告主觀上應可知悉本案告訴人匯入之款項中，至少有部分款項非屬「楊俊傑」承諾返還予其之款項，仍將之占為己有，而可能另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惟本案起訴之事實係被告與「楊俊傑」等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提供臺銀帳戶之帳號予「楊俊傑」與其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取財之用，待告訴人因受騙而陷於錯誤，並將1,486,925元款項匯入被告之臺銀帳戶內，再由被告將之領出並花用完畢，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等語。則被告上開所涉之侵占犯行，與起訴書認定之詐欺取財、洗錢等行為，除被告提領款項之行為事實相同外，其犯意之形成時點、具體犯意內容、被害對象、罪質均屬互異，其間所涉及之攻防方法、證據資料亦有殊異，二者之基本社會事實自欠缺同一性，難認此部分事實亦在檢察官起訴之範圍內，是縱認被告自承其所為構成侵占罪嫌，本院亦無從逕行變更起訴法條，另論處被告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行，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先予說明。 (二)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供稱之情節，其於111年6月22日至同月24日間，已知悉帳戶內款項係屬他人匯入之款項，仍未經他人同意而將款項作為己用，則被告另可能涉犯刑法第335 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依職權予以告發，由檢察官另行偵辦。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盈辰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琇淳附表：編號時間提領金額（新臺幣）提領地點 1 111年6月22日22時57分 10萬高雄市○○區○○路00號臺灣銀行岡山分行自動提款機 2 111年6月22日23時3分 5萬 3 111年6月23日23時59分 10萬 4 111年6月24日0時0分 5千 5 111年6月24日0時2分 5萬 6 111年6月24日0時5分 5千 7 111年6月24日15時47分 117萬高雄市○○區○○路00號臺灣銀行岡山分行臨櫃提領

2024-12-31

CTDM-112-金訴-148-20241231-1

簡上附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72號原告呂其倡被告林佳和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113年度簡上字第192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移送本院民事庭。　　理　由一、按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 504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經查，本件被告被訴詐欺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核其案情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首揭法律規定，將本件移送本院民事庭。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2024-12-31

CTDM-113-簡上附民-172-20241231-1

交簡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27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趙逸峰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民國113 年7月11日113年度交簡字第772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1529號），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　　本案經原審判決後，由檢察官提起上訴，而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已明示僅對原審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原審所為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其上訴範圍（見本院卷第159-160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敘明。貳、原審所認定之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一、被告趙逸峰於民國112年6月12日9時4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0號租賃小客車，沿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由南往北方向行駛，行經鳳仁路與仁心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雨，日間自然光，柏油路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良好，更無其他不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即貿然前行，適該路段同向前方有告訴人許雅雯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告訴人邱美霞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告訴人林來發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告訴人方淑君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告訴人楊靖絜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告訴人童麗琴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均在該路口前停等紅燈，因遭被告駕駛上開租賃小客車自後方撞擊均人車倒地，並致告訴人許雅雯受有右肘挫傷、右小腿挫傷等傷害，告訴人邱美霞受有硬腦膜下出血及蜘蛛膜下出血、枕骨骨折、左鎖骨骨折、右側第1、2肋骨及左側第1肋骨骨折、頭皮4公分撕裂傷等傷害，告訴人林來發受有小腿挫傷、踝部挫傷之傷害，告訴人方淑君受有右足挫傷、頸部挫傷、雙膝擦傷、左肘擦傷等傷害，告訴人楊靖絜受有左手及左髖及膝部擦挫傷之傷害，告訴人童麗琴受有左肩胛骨閉鎖骨折、左踝撕裂傷、右腕遠端橈骨閉鎖性骨折、右大腳趾近端趾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三、被告以單一過失行為，同時造成告訴人6人受傷，係一行為觸犯6個過失傷害罪，為同種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即邱美霞部分）之過失傷害罪處斷。四、被告於肇事後，偵查機關未發覺前，主動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乙情，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 紙在卷可參，則被告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參、上訴論斷之理由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案發後，並未積極與告訴人邱美霞、童麗琴達成和解，且未賠償告訴人等所受之損害，且被告對告訴人等亦未主動關心，足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存心閃避其應負之責任，毫無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量刑等語。二、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量刑部分，法律賦予審判者自由裁量權，雖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但其內涵、表現，端賴法官於個案審判時，依個案事由加以審酌，倘無裁量濫用情事，自難謂其有何不當之處。三、原審認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並就被告之犯罪情狀，審酌「被告因上揭過失行為，導致告訴人6人受有前揭傷害，並考量被告所違反之注意義務之情節與程度，造成告訴人6人受傷之結果及傷勢程度非輕（詳警卷第11、21、31、39、47 、57頁診斷證明書，且其中告訴人邱美霞受有硬腦膜下出血及蜘蛛膜下出血、枕骨骨折、左鎖骨骨折、右側第1、2肋骨及左側第1肋骨骨折、頭皮4公分撕裂傷，所受傷勢相對較重，另告訴人童麗琴受有撕裂傷及多處骨折等傷勢，亦非輕微）」，另就被告之一般情狀，審酌「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前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現因毒品案件入監受刑中），犯後坦承犯行，但被告迄今仍未能與告訴人6人達成調解、和解，致告訴人6人所受損害尚未能獲得彌補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對其犯行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基準，經核原審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酌定其宣告刑，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輕重之情事，且未逾越法定範圍，且檢察官上訴理由所稱之犯後態度、被告與告訴人邱美霞、童麗琴未能達成和解等相關情狀，均已為原審量刑時所審酌甚詳，依前揭說明，難謂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失當之處，本院自應予以尊重，檢察官仍執前開事由指摘原審判決量刑不當而提起上訴並請求撤銷原判，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琇淳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27

CTDM-113-交簡上-127-20241227-1

簡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70號 113年度簡上字第188號上訴人即被告柯丁貴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民國113年7 月17日113年度簡字第1802號、民國113年8月14日113年度簡字第 1996號所為第一審簡易判決（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9888號、113年度偵字第1148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合併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又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於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者，準用上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371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即被告柯丁貴於審判程序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本院審判程序筆錄可參（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88號卷第107-109、113 -116、117-165、167、169-171頁、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7 0號卷第103-105、165、167-169頁），依上開說明，本院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先予說明。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另當事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時，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而被告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之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三、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若未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為上訴，法院亦未予闡明確認，縱上訴理由僅敘及第一審判決之「刑」或「沒收」部分如何違法、不當，尚難遽認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為一部上訴，仍應認上訴人係對於判決之全部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自應就第一審判決之全部加以審理，否則即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37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審判決後，被告於法定期間內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而觀諸被告於「聲明異議狀(應即為其上訴理由狀，下同)」中雖對本院113年度簡字第1802號判決表明「對於扣徵犯罪所得1萬元提出抗告(應為上訴，下同)」、「對刑期不提抗告」（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70號卷第7頁），另對本院113年度簡字第1996號判決表明「對本判決刑期無議(按：應為無意見)，但對犯罪所得部分不服」（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88號卷第7頁）等語句，惟是否僅針對上開判決之沒收部分上訴，則未見明示，又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業如前述，致使本院無從闡明確認，揆諸前揭說明，縱被告上訴理由僅敘及第一審判決之「沒收」部分如何不當，尚難遽認已明示僅就判決之沒收為一部上訴，仍應認其係對判決之全部提起上訴。從而，本院自應就原審判決之全部範圍予以審理，合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認定被告柯丁貴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2罪)，而分別對被告科處罪刑及諭知沒收、追徵，其認事、用法、量刑、沒收及追徵均無不當之處，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一、二）。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就113年度簡上字第170號部分，被告主張略以：本案告訴人宋科明所有之窗型冷氣，現今之新品市價僅約新臺幣(下同) 1萬餘元，且告訴人宋科明之冷氣係二手品，其價值應未達1 500元，而上開冷氣經被告變賣後，僅得約500元，是上開冷氣之價值應非1萬元，原審就此部分犯罪所得認定有誤等語。 (二)次就113年度簡上字第188號部分，被告主張略以：本案告訴人林建宏所有之冷氣，現今之新品市價僅約2萬餘元，且告訴人林建宏之冷氣係二手品，且該物既經告訴人林建宏放置於空地上，應係其預備替換之物品，該物價值應僅約1000元，是上開冷氣之價值應非2萬元，原審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扣徵」(應為追徵)認定有誤等語。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被告雖主張其於本案犯行所竊得之冷氣機2台僅分別變賣得款500元、1000元等語，惟被告既未能提出任何其確實變賣上開物品得款之相關資料，則自難僅憑被告空言陳述，即遽認被告確已變賣上開物品，而僅對其變賣之價金諭知沒收，是本院113年度簡字第1802號、113年度簡字第1996號判決均對被告諭知沒收上開冷氣機之原物，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徵時，追徵其價額，經核並無違誤，被告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 (三)按追徵價額係無法執行沒收時之替代手段，以對應受沒收執行人之其他財產剝奪相當價額為執行方法，是追徵之具體價額，應屬檢察官於刑事執行程序時所應決定之事項，而非法院審理時應裁判之對象，更毋庸於判決主文內加以記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4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院113 年度簡字第1802號判決主文為：「未扣案之冷氣壹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徵時，追徵其價額」；113年度簡字第1996號判決主文則為：「未扣案之冷氣機壹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徵時，追徵其價額」，而均未記載應追徵之數額為若干，且依照前開說明，追徵之價額本屬檢察官於執行程序中予以決定之事項，本院上開判決既均未實質審認應追徵之數額為若干，自無被告上訴理由所陳之「追徵價額認定不當」之可言，是被告此部分上訴理由，應純屬對訴訟程序之誤解，而無理由。 (四)綜合上述，被告以前開情詞提起上訴，經核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陳君杰　　　　　　　　　　　　　　　　法　官陳姿樺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琇淳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一：本院113年度簡字第1996號刑事簡易判決附件二：本院113年度簡字第1802號刑事簡易判決

2024-12-27

CTDM-113-簡上-188-20241227-1

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3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明聰選任辯護人蔡陸弟律師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6712號），本院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簡字第1 25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陳明聰無罪。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陳明聰於民國112年11月1 日6時52分許，在高雄市○○區○○街00號對面，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告訴人劉祐安所有、栽植在該處之沙漠玫瑰1株(下稱本案盆栽)，得手後隨即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刑事訴訟上之證明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而為認定犯罪事實所憑，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竊盜罪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為其主要論據。四、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堅詞否認有何此部分竊盜犯行，辯稱：其非本案現場監視器畫面中攝得之竊嫌，其未為此部分竊盜行為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所有之本案盆栽於公訴意旨所載時、地，遭不詳男子徒手竊取之事，業據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明確，並有本案盆栽遭竊之監視影像畫面(見警卷第9-11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上開事實雖可推認本案盆栽確遭他人竊取，仍不得據此推認竊取上開盆栽之人確為被告，仍須再依卷內事證詳為審究。 (二)按對於犯罪嫌疑人之指認，乃犯罪後，經由被害人、共犯或目擊之第三人，指證並確認犯罪嫌疑人之證據方法，其指認陳述，本質仍屬指認人之供述，證據能力有無，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定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5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指認應係以親身經歷事件之證人，提供憑其與生俱有之感官知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認知之事實，作為證據，倘證人欠缺實際親身經歷之基礎，所作事實判斷，則僅屬於證人之意見或推測之詞，不得以之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積極證據，此觀之刑事訴訟法第160條規定即明。 (三)觀諸證人即告訴人於112年11月6日之警詢筆錄可見，告訴人雖於警詢中證稱其於112年11月6日發現其所有之沙漠玫瑰盆栽遭不明人士竊取等語(見警卷第7至8頁)，然依其陳述情節，可知告訴人於事發後，僅發現該盆栽遭不詳人員竊取，而未於現場目擊行竊者為何人。而告訴人雖於113年1月22日之警詢筆錄，於閱覽本案事發過程之監視影像後，指稱影像中行竊之人即為被告等語，惟告訴人既未親身見聞本案沙漠玫瑰遭竊之過程，而僅係以被告先前曾至其住處拿取沙漠玫瑰為由而推測上開行竊之人係為被告(詳後述)，是告訴人此部分陳述應僅為告訴人對該監視影像之意見或推測之詞，而不具備證言之適格性，尚不得以之作為認定被告成立犯罪之事實基礎，先予說明。 (四)自本案盆栽遭竊過程之監視器影像觀之，可見該影像攝得一位身材中等、髮型為平頭、頭部後方及頭部上方均有頭髮，且頭上之頭髮略為花白之中老年男子於公訴意旨所載時、地竊取本案沙漠玫瑰盆栽，此有卷附監視影像、本院勘驗筆錄及影像截圖可參(見警卷第9-11頁、本院卷第37頁)，惟該人臉部於雙眼以下均遭口罩遮掩，面部容貌無法辨識，身型亦為一般中、老年之男子常見體型，而影像內亦無其他可資特定、辨識該男子身分之具體資訊，則徒憑上開監視器畫面，已難認定上開影像所攝得之竊嫌確係被告。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容貌，可見被告之頭頂為禿頭狀態，後頭部亦僅下半部尚有頭髮，其頭髮亦呈花白狀態，此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當庭拍攝之被告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頁、第45-48頁 )，而由被告提出之照片可見，被告於104年9月28日、106年 2月27日、109年9月12日所拍攝之照片中，其頭頂均呈禿頭狀態(見本院卷第59-63頁)，而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呈現之髮型相符，堪認被告於本案發生時，確已呈現禿頂狀態，衡酌中老年男性之禿頭，係屬頭皮毛囊細胞萎縮、退化所生之生理現象，尚非透過髮型設計、理髮等方式可輕易改變之髮型狀態，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其頭頂之髮型既呈禿頭狀態，則其外貌特徵已與監視影像所攝得之竊嫌明顯不符，卷內亦別無事證可認該竊嫌確為被告，自難僅憑上開監視影像，即認被告確為本案下手行竊之人。 (五)又被告於113年6月3日所換發之國民身分證，其證件照片雖顯示被告之後頭部仍有頭髮覆蓋(見本院卷第49頁)，惟由被告提出之其於100年1月12日所換發之國民身分證可見，上開 113年6月3日之國民身分證證件照片與100年1月12日之國民身分證證件照片完全相同，顯見上開國民身分證之被告影像，應係於100年1月12日前即已拍攝，是上開照片之拍攝時間距離本案發生時已達12年之遙，自不得以上開照片所呈現之被告之髮量樣貌，資為認定被告於本案發生時之毛髮生長狀態，而無從逕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六)按被告之前科或另案事實，縱屬與本案被訴犯罪類型同種或類似之犯罪，然倘以之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恐會產生以欠缺實證之人格評價或犯罪傾向，錯誤推論本案犯罪事實之危險，故除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具有顯著之特殊性、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類似性者，或同種前科、類似事實與本案犯罪事實間具有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等特殊情形，例外可以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輔以其他積極證據，推論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者外，原則上應認為此等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欠缺法律上關聯性，而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告訴人雖於警詢中陳稱：因為被告先前曾到我家竊取沙漠玫瑰，這次被告拔走的，也是跟上次一樣的沙漠玫瑰，因此我認定監視器影像所攝得之行為人應係被告等語(見警卷第47-8頁、本院卷第85頁)，而被告於本案發生前，確於111年5月5日間，因徒手拿取告訴人之母親陳鳳琴所有之沙漠玫瑰而涉及竊盜案件，而經檢察官偵辦後為不起訴處分乙情，雖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0051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12頁)，惟本案竊嫌之手法既僅為單純徒手拿取盆栽，而不具與其他竊盜犯嫌區別之獨特性，自無法以之確認本案竊嫌與上開另案是否為同一人，尚不得僅憑上情，遽認本案竊嫌即為被告，是告訴人僅憑被告先前之類似舉止，即推論本案竊嫌亦為被告，其推論所憑事實基礎顯屬薄弱，而無得採為對被告不利之判斷。五、檢察官雖聲請傳訊告訴人及其母親陳鳳琴到庭證述，以確認本案監視影像所攝得之人確為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83頁)，然檢察官亦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告訴人及陳鳳琴於本案發生時，並無在場目睹案發過程(見本院卷第83頁)，則告訴人及陳鳳琴對本案之經過，均欠缺實際親身經歷之基礎，揆諸前揭說明，渠等所作之意見判斷均不具證言之適格，而難認有調查之必要，況本案監視影像所攝得之行為人之外貌特徵，已與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所呈現之外貌特徵明顯相異，已如前述，而告訴人與陳鳳琴之主觀意見陳述，均不足以推翻前開對被告有利之客觀事證，當無贅為調查之必要。又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之妻陳黃阿選、證人即被告之女陳玉倩到庭證述影像中之人並非被告等語，然陳黃阿選、陳玉倩既均非實際目睹本案事發經過之人，渠等所為陳述亦不具證言之適格，況本案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已顯不足證明被告有何竊盜之犯嫌，已如前述，當無再為贅行調查此等對被告有利之事證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駁回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為被告有此部分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明，或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2024-12-27

CTDM-113-易-213-20241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