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資訊隱私權

共找到 123 筆結果（第 81-90 筆）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82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135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叄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丙○○於民國111年10月、11月間，因對乙○○提告妨害電腦使用（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03號為不起訴處分），而於警局指認時見乙○○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以記憶而蒐集之，竟意圖損害乙○○之利益，基於非法利用個人資料、公然侮辱之犯意，於111年11月10日9時23分許，以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Emily X Li」公開張貼「自殺聲明　如果哪天我出事了，就是乙○○逼的！！！」並主題標籤（即hashtag）乙○○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姓名、學歷等資訊以及「淫亂」、「淫魔」、「偷窺狂」等字，以此方式貶損乙○○之名譽並非法利用乙○○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復接續前揭非法利用個人資料之犯意，以其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並多次使用乙○○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欲登入如附表所示之網路帳戶（惟因多次登入失敗，遭鎖住無法登入），經反覆測試方式測得乙○○之手機號碼個人資料而蒐集之，再於111年11 月18日至20日，撥打乙○○之手機號碼或傳送訊息予乙○○，以此方式非法利用乙○○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嗣經乙 ○○發覺個人資料遭盜用，報警處理，始知上情。二、案經乙○○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規定。本案下述所引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提示各該審判外陳述之內容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復經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之客觀情狀，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或係違法取得之情形，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應有證據能力。另本院後述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經本院依法當庭提示令被告辨認或告以要旨並依法調查外，復無證據足證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亦均得作為本案證據。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臉書張貼上開告訴人個人資料及前揭字句，並多次測試告訴人網路帳戶而取得其手機號碼，進而聯繫告訴人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利用個人資料、公然侮辱之犯行，並辯稱：是告訴人監控、干擾我的電腦，使我的電腦異常、還出現很多未曾瀏覽過相關網頁的情趣用品、購買機車等廣告，還以網路干擾我的手機，害我沒工作，導致我身心痛苦、甚至萌生結束一切之意念，因而張貼前揭文字，這是我最後的求救，欲喚起他人注意、呼籲不要隨意將個資提供給告訴人，如果我將來自殺，還有留線索供檢警偵辦，所為合於刑法第311條第1款之「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4款之「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事由，並無意圖損害告訴人或侮辱告訴人之意；以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生日測試而取得告訴人之手機號碼，並使告訴人帳戶遭鎖住，但尚未登入進去，目的是要讓告訴人不要再煩我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10月、11月間，因對告訴人提告妨害電腦使用（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03號為不起訴處分），於警局指認時見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記憶之，於111年11月10日9時23分許，以社群軟體FACEBOOK （下稱臉書）暱稱「Emily X Li」公開張貼「自殺聲明　如果哪天我出事了，就是乙○○逼的！！！」並主題標籤（即ha shtag）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姓名、學歷等資訊以及「淫亂」、「淫魔」、「偷窺狂」等字；復接續以其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並多次使用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欲登入如附表所示之網路帳戶（惟因多次登入失敗，遭鎖住無法登入），經反覆測試方式測得告訴人之手機號碼後，再以111年11月18日至20日，撥打告訴人之手機號碼或傳送訊息予告訴人等情，此據被告所坦認無誤（偵字卷第35至38、91頁、本院訴字卷第26至 27、29、124頁），核與告訴人指訴情節大致相符（偵字卷第7至11、25至28、90頁），並有臉書暱稱「Empty X Li」之臉書貼文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擷圖共1份（偵字卷第52 頁）、永豐金證券登入紀錄擷圖（偵字卷第29頁）、告訴人提出之電子郵件通知擷圖（偵字卷第44至49、59頁）、告訴人提出之簡訊、通話記錄擷圖（偵字卷第30至33、42至43、 46至48、57頁）、通聯調閱查詢單（偵字卷第61至63頁）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3號不起訴處分書（訴字卷第107至108頁）在卷可稽，此等情事首堪認定。又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僅坦承有以告訴人個人資料登入永豐金證券、MOMO購物網、凱基證券等語（本院訴字卷第29頁），惟其於警詢中明確自承其有操作登入永豐金證券、MOMO購物網、玉山證券、兆豐網路銀行、集保e手掌握、國泰綜合證券等語（偵字卷第36至37頁）；於偵查中亦坦承有操作登入玉山證券等語（偵字卷第91頁），考量告訴人之玉山證券、兆豐網路銀行、集保e手掌握、國泰綜合證券網路帳戶遭人企圖登入未果之期間（111年11月15至同年月18日），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自承操作登入告訴人前揭網路帳戶之時間重疊，且均與股票操作之帳戶相關，堪認告訴人之玉山證券、兆豐網路銀行、集保e手掌握、國泰綜合證券之網路帳戶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遭人操作登入均係被告所為，足以認定。　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謂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蒐集」，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3、4、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規定甚明。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第19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且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亦有明文。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 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規定處罰。至該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113年度台上字第44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個資法第41條所謂「足生損害於他人」，係指行為人之行為，客觀上足以致他人產生損害即為已足。而維護人性之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之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查：　⒈告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學歷及得以聯絡告訴人之手機號碼等資訊，依前所述，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並無疑義。　⒉再被告係於警局指認時見得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後加以記憶而蒐集之，以及多次使用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欲登入如附表所示之網路帳戶，經反覆測試方式而測得告訴人之手機號碼等情，均有如前述，可知告訴人並未同意被告蒐集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號碼等個人資料，且被告獲取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號碼，又非基於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亦查無本案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 條第1項所載之合法特定目的之情形，核屬違法蒐集。又被告既係違法蒐集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後，後續公開張貼前揭貼文並主題標籤（即hashtag）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另撥打電話及傳送訊息予告訴人而利用該些個人資料之行為，自無庸再論是否合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或有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所定特定目的外利用之情形，是被告此部分所為當屬非公務機關違法蒐集、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無訛。　⒊再者，有關於被告另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及學歷等個人資料部分（查無積極證據證明為非法蒐集而取得）。被告雖辯稱係基於「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之目的而利用云云。然查，被告未能提出告訴人確有「干擾」其電磁產品運作之相關證據，且其對告訴人提告妨害電腦使用罪嫌，復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12年度偵字第203號不起訴處分乙節，有前揭不起訴處分在卷足憑（本院訴字卷第107至108頁），無從認定被告所辯情節為真實。而投資大眾報名參加相關投資說明而提供個人資料予他人，既依其等自由意願自行交付，自無違法或權益遭受侵害之處，則被告將告訴人之姓名、生日及學歷等個人資料公開張貼於臉書之利用行為，難認具有增進公共利益或防止他人權益重大危害之情形，又查無合於同條但書其他各款之合法特定目的，是被告所為當屬非公務機關違法蒐集、利用他人個人資料。被告辯稱基於增進公共利益或防制他人權益受危害而為利用云云，實難認有據。　⒋有關告訴人之姓名、生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學歷、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應如何流通使用、是否公開、其公開方式或對象等，均屬受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範疇，本案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蒐集、利用，致使他人得以知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並撥打電話及傳送簡訊予告訴人，主觀上雖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然被告為00年00月出生，於案發時已滿36歲，且其自陳碩士畢業，具有工作經驗（本院訴字卷第31頁、審訴字卷第67頁），已有相當之學識及社會經驗，其對於公開於網路上張貼而揭露告訴人前揭個人資料予公眾，將使不特定多數人無端知悉告訴人相關個人資料，或告訴人無端接獲不相識者之來電及訊息，可能因此侵害告訴人受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實難諉為不知，卻仍執意以前揭方式公開告訴人前揭個人資料，復使用非法蒐集之聯絡方式多次騷擾、聯繫告訴人，被告主觀上具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甚明，且其所為客觀上足生損害於告訴人。被告辯稱其無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委無足取。　㈢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臉書公開張貼前揭貼文並主題標籤（即hashtag ）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姓名、學歷等資訊以及「淫亂」、「淫魔」、「偷窺狂」等字乙情，業如前述，上開文字顯然足使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而具有公然之性質甚明。又該則貼文另主題標籤（即hashtag）「淫亂」、「淫魔」、「偷窺狂」等字，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該等言詞之認知，係指好淫而悖於禮法之人、習於窺視偷看他人之徒，該等字眼蔑視他人之人格，貶抑人格尊嚴，被告將該等字眼與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張貼於同一則貼文內，使見聞者得以連結被告意旨告訴人為「淫亂」、「淫魔」、「偷窺狂」之徒；且被告以主題標籤（即hashtag）標示出告訴人個人資料及前開侮辱字眼，將使不特定人於搜尋相關事項者易於發現該則貼文，藉此使該則貼文獲得更多曝光機會，而被告亦坦承使用主題標籤之目的在使他人更容易搜尋到該則貼文等語（本院訴字卷第27頁），堪認被告公開張貼該則貼文且使用主題標籤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及前揭貶抑字眼，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對告訴人之名譽權侵害難謂輕微，該內容復無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評價之情形，堪認被告上開行為，係於多數人共見共聞之狀況下，以上開言語侮辱告訴人，依其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之名譽，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揆諸上開說明，確屬公然侮辱無訛。又被告如認告訴人侵害其權益，本應循法律途徑解決，其以辱罵告訴人方式表達其自認為遭受告訴人迫害而萌生自戕意念，難認係屬於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者，被告執此為辯，亦難認有據。　㈣至於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蘇愛葉、陳幸莉，以證明被告之情緒崩潰等精神狀態，以及傳喚證人「凱瑞」，以證明其與告訴人認識、有互動；另請求調查告訴人身分背景，以證明告訴人確有干擾被告等語（本院審訴字卷第79至81頁、訴字卷第28、127頁）。但查，被告並未具體說明係以如何之方式調查告訴人身分背景，且告訴人縱然有資訊背景，不足以當然證明其有妨害被告之電腦使用犯嫌，亦與本案並無關聯；又被告是否情緒潰堤、與告訴人是否原有認識，亦不足以阻卻本案構成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公然侮辱犯行，難認有調查之必要，爰均不予調查，併予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不足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又被告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階段行為，應為其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所吸收，而不另論罪。被告先公開張貼貼文並主題標籤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後又以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測得聯絡方式並致電、傳訊聯繫告訴人等數舉動，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公然侮辱罪、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㈡被告另有以告訴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欲登入如附表編號4 至7所示之網路帳戶，以及致電、傳訊予告訴人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情，均有如前述，檢察官雖僅就如附表編號1至3 所示之網路帳戶部分起訴，惟該未起訴部分與已起訴部分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判。　㈢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鑑定醫師參酌被告之個人史、疾病史，並施以身體及神經學檢查、心理衡鑑、精神狀態檢查後，鑑定結果為妄想症（被害妄想型），復依被告自述犯行動機是想透過PO文留下紀錄，鎖住對方帳號是希望讓告訴人不要再來監控自己，被告強調因感到被告訴人監控、干擾，自己卻無力制止，所以十分痛苦無助，才不得不為犯行，臨床實務上，受妄想明顯影響的個案，即便明知為不法行為，然在妄想系統內的判斷與控制能力常受到精神病症狀嚴重干擾，特別是控制能力造成顯著減損，此從被告在不同情境下，包括先前在維品診所和鑑定醫院就診時、本院訊問時、接受心理衡鑑時與鑑定會談中，只要論及與告訴人相關的情節時，其情緒明顯激動，可見一斑，因此推定被告於行為時，因罹患「妄想症」，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減低之程度等情，此有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3年10 月9日亞精神字第1131009028號函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本院訴字卷第75至105頁）。經審酌前開鑑定報告既係由具司法精神醫學專科醫師證書之醫師依精神鑑定之流程，參佐被告之醫療紀錄、病歷，瞭解被告之個案史及案發過程等資料，藉由與被告對談、被告對於案發經過之陳述、案發時之客觀情狀等因素，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為綜合研判，洵值採取。基此，本院認被告於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顯著降低，爰依刑法第19 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隱私權，竟以前揭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兼及公然侮辱告訴人，使告訴人之隱私權、名譽遭受侵害，所為實不可取，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復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暨其並無前科之前案紀錄，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訴字卷第3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按有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或按其情形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刑法第87條第2項、第92條第1項著有明文。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否認犯行，似有欠缺病識感，或抗拒就醫與服藥，症狀依舊顯著，然在本案曝光後，被告未再對告訴人有類似犯行等情，亦據前揭精神鑑定報告書陳述在卷。而被告於本案偵審程序過程中，並未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是本院認尚無對被告施以監護或保護管束等保安處分之必要，末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歐蕙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王國耀　　　　　　　　　　　　　　　　　　　　法　官呂子平　　　　　　　　　　　　　　　　　　　　法　官林翠珊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劉德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登入網路帳戶登入時間 1 永豐金證券 111年11月16日至同年月18日 2 MOMO購物網 111年11月15日至同年月17日 3 玉山證券 111年11月17日 4 兆豐網路銀行 111年11月15日至同年月16日 5 凱基證券 111年11月17日 6 集保e手掌握 111年11月16日至同年月18日 7 國泰綜合證券 111年11月16日至同年月17日（以下空白）

2024-12-11

PCDM-112-訴-1382-2024121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808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柏騰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5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一、蘇柏騰原係天鷹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派駐伯朗咖啡南京一店（臺北市○○○路○段000號，下稱伯朗咖啡店）之保全人員（已於民國109年3月5日起離職）。蘇柏騰因與伯朗咖啡店人員郭東媚、劉家如、莊雅琪、張祐瑋等4人（下稱郭東媚等4人）相處不睦，且明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連絡電話、職業、住址及個人照片等，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個人資料，蘇柏騰未得郭東媚等4人之同意，意圖損害郭東媚等4人之利益及散布於眾，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加重誹謗之犯意，以不詳方式非法蒐集取得郭東媚、劉家如、張祐瑋之國民身分證、連絡電話、職業、住址、個人照片及劉家如、莊雅琪在工作地點拍攝之照片等資料後，分別於下列時間，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之 0號00樓其住處內，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並以暱稱「朱偉屏」登入社群媒體Facebook（下稱臉書），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於111年7月4日上傳含有郭東媚姓名、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之個人資料至名稱為「霸凌者郭東媚(襄理)」之臉書公開相簿，以此方式貶損郭東媚之名譽及非法利用郭東媚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郭東媚對於隱私之合理期待；復於111年8月28日，在其臉書個人公開頁面上，發表「我很慶幸我從頭到尾都沒信任過郭東妹這個人因為沒有給她傷害我的機會...達成她傷害我的目的...這種資深員工很愛沒事找事惹事生非我以為只有男身女心很不正常沒想到女身女心也差不多阿...」等文字之不實事項，以此方式指摘與公共利益無關且足以貶損郭東媚名譽及社會評價之事。 (二)於111年7月4日上傳含有莊雅琪照片、職業及任職地點之照片等個人資料至名稱為「霸凌者莊雅琪(初襄)」之臉書公開相簿，以此方式貶損莊雅琪之名譽及非法利用莊雅琪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莊雅琪對於隱私之合理期待；復於111年2 月16日、6月7日，在其臉書個人公開頁面上，發表「有人要把我逼死我好害怕我一個人承受著一堆人的"惡意""小動作"...#自已都很內向膽小了跟屁蟲還去霸凌別人 #妳好可笑喔莊雅琪 #捉襟見肘之女」、「有些人為了"證明什麼"而選擇去霸凌他人捉襟見肘+假文靜+冷暴力之女的莊雅琪... 」等文字之不實事項，以此方式指摘與公共利益無關且足以貶損莊雅琪名譽及社會評價之事。 (三)於111年7月4日、9月25日先後上傳含有劉家如姓名、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及劉家如在工作地點拍攝之照片等個人資料至名稱為「霸凌者劉家如(工讀生) 」之臉書公開相簿，以此方式貶損劉家如之名譽及非法利用劉家如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劉家如對於隱私之合理期待；復於111年3月16日，在其臉書個人公開頁面上，發表「.. .突然想到我會被集體霸凌可能其中之一是因為有人覺得* 晚班保全*過得很爽他/她見不得別人過得比他好+比他爽( 就像影片中說的那樣) 有一次我就親耳聽到工讀生*劉家如* 在跟別人問我工作上的事...又喜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的因為保全只有一個人相當好欺負呢有人丟石塊丟鐵塊我丟木頭應該還好吧?應該不過份吧?」等文字之不實事項，足以貶損劉家如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以此方式指摘與公共利益無關且足以貶損劉家如名譽及社會評價之事。 (四)於111年1月7日上傳含有張祐瑋住址、電話及學歷之臉書擷圖等個人資料至臉書公開相簿，又於111年9月25日，上傳含有張祐瑋姓名、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等個人資料至臉書公開相簿，以上開方式非法利用張祐瑋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張祐瑋對於隱私之合理期待；復於111年3月16日，在其臉書個人公開頁面上，發表「我有時候會懷疑張幼萎這麼喜歡挑釁別人羞辱別人是否是因為他的性向造成他成長過程中被人百般羞辱...」等文字之不實事項，足以貶損張祐瑋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以此方式指摘與公共利益無關且足以貶損莊雅琪名譽及社會評價之事。嗣郭東媚等4人於111年9月23日22時30 分許，經同事告知上網瀏覽「朱偉屏」臉書頁面，始悉上情。二、案經郭東媚等4人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之說明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伯朗咖啡店之保全人員，並於上開時、地，以暱稱「朱偉屏」登入社群媒體臉書，上傳郭東媚等4 人之個人資料在其臉書個人公開頁面上，且在其臉書個人公開頁面上發表上開文字等事實，並承認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本院卷第178頁），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㈠事實欄一㈠部分，我沒有虛構，是我自己親身經歷，我講的「女身女心」就是指郭東媚，我沒有什麼意思，因為郭東媚傷害我的部分，我覺得不正常；㈡事實欄一㈡部分，不是我虛構的，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莊雅琪平常跟一個好閨密很要好，形影不離，他們在我面前走過來走過去，為何他們不能稍微分開點，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我有影片可以證明莊雅琪在那邊摔叉子，摔很大聲，因為當時只有我坐在那邊，我就覺得她是在針對我的意思；㈢事實欄一㈢部分，這不是我虛構的，這是我親身經歷，工讀生不可以管我，我親耳聽到劉家如在他們圈子裡面講說「我好像有變比較敵對」；㈣事實欄一㈣部分，內容不是我虛構的，我寫這些內容是因為我去分析張祐瑋罷凌我的行為，就是我們有分配鐵櫃，張祐瑋的圍兜兜繩子常常都垂下來到我的櫃子，還有拿我東西使用都沒有告訴我，我有跟主管反應，主管就叫我再找看看等語。經查： (一)被告係伯朗咖啡店之保全人員，郭東媚等4人均為伯朗咖啡店人員，被告以不詳方式取得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後，分別於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時間，以暱稱「朱偉屏」登入社群媒體臉書，上傳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在其臉書公開相簿上，並於其臉書公開頁面發表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之文字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郭東媚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及證人即告訴人劉家如、莊雅琪、張祐瑋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情節互核相符，並有「朱偉屏」之臉書貼文、相簿及照片擷圖、郭東媚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111年8月28日臉書貼文（偵14979卷第31至32、55至57頁）、莊雅琪之個人照片、111 年2月16日、111年6月7日臉書貼文（偵14979卷第33至34、6 7至71頁）、劉家如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個人照片、111年 3月16日臉書貼文（偵14979卷第34至38、59至65頁）、張祐瑋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含有個資之臉書個人首頁擷圖、11 1年6月8日臉書貼文（偵14979卷P38至39、43、47至51頁）、「朱偉屏」之臉書簡介（偵14979卷第46頁）、天鷹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離職/留停手續單翻拍照片（偵14979卷第 75頁）、天鷹保全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0日函附保全人員基本資料（偵14979卷第79至81頁）、刑案照片黏貼紀錄表（偵14979卷第83至8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關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1.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條第1款定有明文。亦即，祇需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資料，即為該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又依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個人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 ①法律明文規定、②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③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④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⑤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⑥經當事人同意、⑦有利於當事人權益等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是以，取得他人之個人資料後，如須利用，仍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除非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例外，始得為取得目的外之利用，否則即屬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而侵害被害人對隱私之合理期待。　2.欲判斷一個人是否受憲法保護的隱私合理期待，通常有雙重要求，即一個人必須有「隱私的主觀期待」及該隱私的期待必須是「客觀上一個社會普遍承認為合理」，前者為被害者主觀心理反應，即以被害者之意思是否保留其活動之控制加以認定，後者被定性為客觀事項，以社會相當性為判斷基準。　　3.被告以不詳方式取得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後，分別於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時間，❶上傳含有郭東媚姓名、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之個人資料至名稱為「霸凌者郭東媚(襄理)」之臉書公開相簿；❷上傳含有莊雅琪之姓名、職稱及其在任職地點拍攝之照片等個人資料至名稱為「霸凌者莊雅琪(初襄)」之臉書公開相簿；❸上傳含有劉家如姓名、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及及其在任職地點拍攝之照片等個人資料至名稱為「霸凌者劉家如(工讀生)」之臉書公開相簿；❹上傳含有張祐瑋住址、電話及學歷之臉書擷圖及含有張祐瑋姓名、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等個人資料至臉書公開相簿。可知被告所使用之資料，有郭東媚、劉家如、張祐瑋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照片及住址（郭東媚、劉家如之國民身分證上統一編號遭遮蔽），被告雖未傳送莊雅琪之身分證，然其在該臉書相簿上註記「霸凌者莊雅琪(初襄)」，並傳送莊雅琪在工作地點拍攝之照片，已足以區別與其他人容貌外型之不同而可識別為莊雅琪個人，是被告傳送使用上開資料無法個別分離，均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為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核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傳送使用上開資料至臉書公開相簿，揭露郭東媚等4人上開個人資料，自屬對個人資料之處理、利用行為。又被告所傳送使用之資料有關郭東媚、劉家如、張祐瑋之姓名、身分證、照片、住址，及莊雅琪之姓名、職稱及其在工作地點拍攝之照片等內容，固均係被告任職天鷹保全公司派駐伯朗咖啡店時以不詳方式所取得之個人資料，然郭東媚等4人就上開資料，有關揭露之方式、範圍、對象，係對其等極為重要而具有隱私之主觀期待，且該期待亦係客觀上一個社會普遍承認為合理的（具有社會相當性），自係可保有個人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並非被告得以恣意侵害。是以，被告蒐集郭東媚等4人上開個人資料後，未經其等同意，即將上開資料無端傳送至臉書相簿，顯非在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合法使用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已侵害郭東媚等4人對於上開個人資料之隱私合理期待，難認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之例外情形。是以，被告上開行為已足使不特定之人，得藉此得知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致郭東媚等4人個人生活之私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不當利用之風險，自屬違法侵害郭東媚等4人之隱私權，而足生損害於郭東媚等4人。 4.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於違法使用郭東媚等4人上開個人資訊之行為，將足以導致郭東媚等4人隱私受有損害之事實，應甚為明瞭，足認被告所為確有損害郭東媚等4人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至堪認定。被告雖於偵查中供稱：郭東媚等4人對我不友善，我所為係為求自保，提醒其他人如果遇到郭東媚等4人，要避開他們，不要因此受傷等語（偵415 38卷第15頁），然本件並無任何事證可證明郭東媚等4人確有被告指摘之集體霸凌等事實（詳後述），縱認被告在伯朗咖啡店擔任保全工作期間與郭東媚等4人之相處有所不快，僅係被告個人感受，實無任意將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傳送至公開臉書相簿之理，顯非合法使用郭東媚等4人之個人資料。是被告上開偵查中辯解，自難主張免責。 (三)關於加重誹謗部分 1.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表意人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 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行為人就所指摘之事項，事先經合理查證而取得相當事證，主觀上相信所查證之事實為真（主觀真實），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　2.查職場霸凌，係指員工在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遭個人或集體以持續性言語、文字、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等行為；或遭主管人員藉由權力濫用而對員工為持續性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其處於具有敵意、羞辱、被孤立或不友善之職場環境，因而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工作之進行而言（參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第2點）。依據❶郭東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在臉書上說這些言論全部不實，我沒有以公報私，也沒有傷害被告，亦沒有跟他有爭執、衝突；。被告說「男身女心很不正常，沒想到女身女心也差不多」，一個在講我同事，另一個在講我，可能他覺得同性戀不正常，身為正常性向的我也不正常。被告貼的這些文章，對我辱罵及誹謗，因為沒有這些事情，我跟被告也不會有交集（本院卷第139至1 46頁）；❷莊雅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在臉書上說我霸凌他，但是完全沒有這件事情，被告還有說一些我沒有做過的事情，是在誹謗我，我沒有跟被告有過節或糾紛，我甚至對他沒有印象，我在工作上也沒有很注意被告，因為他只是一個保全而已，就是下班時稍微有看過。（被告問：你有在我面前摔東西，是什麼意思？）我不是對被告摔東西，只是當時可能餐具濕濕的，我們都會擦，可能就會丟回原本的位置，那時候丟餐具可能會比較大聲，丟回餐具的盒子裡面，因為還有其他餐具在裡面，所以聲音可能比較大聲，但我完全沒有要對被告丟東西，我也不是用摔的；我不知道為何被告會覺得我對他有「冷暴力」或感覺到被霸凌的事情；（被告於臉書中提到「自己都很內向膽小的，整天跟屁蟲，還去霸凌別人」，是何意思？）我也不知道被告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被告說你有一次在摔東西、摔叉子摔得很大聲，因為當時只有他坐在那邊，他覺得你是在針對他的意思？）我沒有這種想法，當時現場我沒有注意到被告這個人（本院卷第146至150頁）；❸劉家如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只知道被告是保全而已；我沒有跟別人討論過被告工作的事情，也沒有跟別人反應過保全怎麼樣（就是他很爽，工作很爽），我沒有做過被告臉書上文章所載這些事情，我沒有去霸凌別人，或者跟著別人一起霸凌被告，被告張貼這些文字，造成個人觀感不舒服；我平常不會與被告有互動或講話，也沒有與被告發生過衝突或是爭執；我完全沒有跟同事聊到關於被告的事，我不曉得他是從哪裡聽到，因為我確實沒有講過如此的話，就是我沒有跟任何同事討論過關於保全的事情；我也沒有因使用櫃子跟被告有衝突，我的櫃子沒有去弄到他的（本院卷第150至153頁)；❹張祐瑋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工作上或私底下不會與被告有互動，也沒有糾紛；（你有在你的櫃子上故意把圍裙的繩子露出來、紅色的繩子故意露出來嗎？）我想那不會是故意的。那個繩子露出來沒有要針對被告，被告沒有當面跟我反應過櫃子一直會露出紅色的繩子，被告有留紙條給我，紙條內容「裡面繩子綁好」；我跟被告沒有因為這樣發生糾紛；被告行為，對我個人的名譽有損害，這是莫須有，因為被告所說的與事實完全相反；（被告問：有一次你圍裙的繩子垂的超長的，長到第二格也被你用到，我覺得是妨害到使用，你怎麼可以說你不是故意的，就很明顯是故意的。對此部分你是否有要說明？）我怎麼可能是故意的，就是沒有收好，不會是故意的（本院卷第153至157 頁）各等語。是郭東媚等4人均證述其等平日在工作地點與被告並無交集或糾紛，亦無被告指稱霸凌被告等情形。且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郭東媚說他們有新進員工，叫我把我的櫃子讓出來給新進員工，她那天很情緒化；劉家如有時候會講一些不好聽的話，但她沒有指名道姓，不確定是否在講我；有一天我巡邏回來，莊雅琪摔鐵碗、鐵筷，摔得很大聲；張祐瑋的置物櫃在我的上方，他的圍裙綁帶沒有收好，會垂到我的櫃子前面，我有跟他講，但他沒有處理；他們就是用這種很隱諱的方式霸凌我等語（偵41538卷第13頁反面至15頁），依上開關於霸凌要件之說明，顯見被告於偵查中自承郭東媚要求其將櫃子讓給新進員工使用；劉家如沒有指名道姓的講一些不好聽的話；莊雅琪曾在其巡邏經過時，摔鐵碗、鐵筷；張祐瑋的置物櫃圍裙綁帶垂到其櫃子前面等情，尚難認郭東媚等4人係個別或集體持續對被告以言語、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被告故意為威脅、冷落、孤立（排擠）或侮辱（欺負）等行為，故被告指摘郭東媚、劉家如、莊雅琪均係「霸凌者」、「這種資深員工很愛沒事找事惹事生非我以為只有男身女心很不正常沒想到女身女心也差不多阿」（以上指涉郭東媚部分）、「有人要把我逼死我好害怕我一個人承受著一堆人的"惡意""小動作"...#自已都很內向膽小了跟屁蟲還去霸凌別人 #妳好可笑喔莊雅琪 #捉襟見肘之女」、「有些人為了"證明什麼"而選擇去霸凌他人捉襟見肘+假文靜+冷暴力之女的莊雅琪」（以上指涉莊雅琪部分）、「...突然想到我會被集體霸凌可能其中之一是因為有人覺得*晚班保全*過得很爽他/她見不得別人過得比他好+比他爽(就像影片中說的那樣) 有一次我就親耳聽到工讀生*劉家如*在跟別人問我工作上的事... 又喜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的」（以上指涉劉家如部分）、「我有時候會懷疑張幼萎這麼喜歡挑釁別人羞辱別人是否是因為他的性向造成他成長過程中被人百般羞辱」（以上指涉張祐瑋部分）各情，俱與實情未盡相符，而被告於偵查、本院提出相關照片、網頁等資料（偵41538卷第19至123頁及被告上訴理由狀卷），僅係被告表示其對相關事物之不滿及評論意見，自難據以證明郭東媚等4人確有被告指摘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霸凌等事實；此外，卷內亦無任何事證可證明郭東媚等4人確有被告指摘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霸凌者」、❶ 「這種資深員工很愛沒事找事惹事生非我以為只有男身女心很不正常沒想到女身女心也差不多阿」、❷「有人要把我逼死我好害怕我一個人承受著一堆人的"惡意""小動作".. .#自已都很內向膽小了跟屁蟲還去霸凌別人 #妳好可笑喔莊雅琪 #捉襟見肘之女」、「有些人為了"證明什麼"而選擇去霸凌他人捉襟見肘+假文靜+冷暴力之女的莊雅琪」、❸「她見不得別人過得比他好+比他爽(就像影片中說的那樣) 有一次我就親耳聽到工讀生*劉家如*在跟別人問我工作上的事.. .又喜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的」、❹「我有時候會懷疑張幼萎這麼喜歡挑釁別人羞辱別人是否是因為他的性向造成他成長過程中被人百般羞辱」等事實，自難認被告所傳送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文字內容與事實相符。並參以被告警詢時供稱：我不是針對郭東媚等4人，我是針對他們所做的事情發表我的看法，我跟他們公司反應，他們都不處理，我才在住處使用網路發表文章敘述這些事等語（偵14979卷第7至11頁），顯難認被告於傳送上開文字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又被告除指述郭東媚、莊雅琪、劉家如係霸凌者、其遭到集體霸凌，張祐瑋喜歡挑釁、羞辱別人外，亦無端指摘郭東媚「我以為只有男身女心很不正常沒想到女身女心也差不多阿」，並影射他人之性向，且被告傳送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文字至臉書公開相簿及公開頁面，使其臉書好友均得見聞，被告顯係意圖散布於眾，對其臉書好友傳送散布不實內容，至堪認定。準此，本件被告既無經合理查證可得相信郭東媚4人確有被告指摘之霸凌、集體霸凌、惹事生非、喜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的、喜歡挑釁別人羞辱別人等事實，即將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文字傳送至臉書公開相簿及公開頁面，自足以毀損郭東媚等4人之名譽、社會評價，依上開說明，難認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綜上，被告所傳送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文字，難認與客觀事實相符，被告顯係基於散布於眾之意圖，而以文字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而有加重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堪以認定。　3.被告上訴及本院審理時固辯稱：其係對攸關公益之職場霸凌行為，基於親身經歷所發表自身感受及提出自己對於郭東媚等4人職場霸凌行為之懷疑及評論，難認其係出於惡意而加重誹謗一節。惟郭東媚等4人非公眾人物，言行舉止並無受社會大眾公開檢視之必要，況縱認被告指述郭東媚要求其將櫃子讓給新進員工使用；劉家如沒有指名道姓的講一些不好聽的話；莊雅琪曾在其巡邏經過時，摔鐵碗、鐵筷；張祐瑋的置物櫃圍裙綁帶垂到其櫃子前面等情為真，尚難認郭東媚等4人係個別或集體對被告為霸凌行為，而被告提出相關照片、網頁等資料，亦難據以證明郭東媚等4人確有被告指摘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霸凌等事實，俱如前述。從而，被告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指摘郭東媚4人霸凌、集體霸凌、惹事生非、喜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的、喜歡挑釁別人、羞辱別人等各情，難認與事實相符，且與公共議題或社會大眾之公共利益無關，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規定，被告自難主張免責。被告前揭所辯各節，與卷附客觀事證勾稽佐證之事實不符，並非足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有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加重誹謗等犯行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為，均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4罪）及刑法第310條第 2項加重誹謗罪（4罪）。其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規定蒐集、處理個人資料之低度行為，應為非法利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就事實欄一㈡、㈢、㈣接續傳送上傳各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或接續發表誹謗文字，各係遂行單一犯罪決意之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均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均屬接續犯。 (三)被告就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為，均具有行為階段之重疊關係，屬犯罪行為之局部同一，被告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加重誹謗罪，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四)被告就上開4次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侵害不同郭東媚等4人之法益，應予分論併罰。　　　　　三、上訴之判斷：　 (一)原審經詳細調查後，以被告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尚犯加重誹謗）等罪之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因與郭東媚等4人在職場上有工作及相處上糾紛，認為自己遭罷凌，未思理性、和平溝通，竟上傳足以識別郭東媚等4人身分之個人資料及照片至社群軟體公開相簿，並以文字誹謗該等告訴人，侵害其等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影響公眾對於告訴人等之評價，所為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於原審坦承犯行，然迄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無業、無需扶養之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素行，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就被告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之犯行，分別量處3月、3月、3月、3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尚稱妥適。 (二)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既已審酌上開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就被告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為犯行，分別量處前開之有期徒刑及定應執行刑，均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亦無量刑過重之情。被告上訴意旨所執其遭職場長期霸凌，向上反應未果，實屬求助無門，迫於無奈只能透過臉書發聲，相較於被告所受霸凌之苦，對告訴人等之損害甚微，原判決未慮及上情，所為量刑基礎即有違誤等節，惟被告指述郭東媚要求其將櫃子讓給新進員工使用；劉家如沒有指名道姓的講一些不好聽的話；莊雅琪曾在其巡邏經過時，摔鐵碗、鐵筷；張祐瑋的置物櫃圍裙綁帶垂到其櫃子前面等情，尚難認郭東媚等4人係個別或集體對被告為霸凌行為，且依被告所提之相關照片、網頁等資料，亦難證明郭東媚等4人確有被告指摘如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霸凌等事實，有如前述，從而被告上訴指稱其遭職場長期霸凌，相較於被告所受霸凌之苦，對告訴人等之損害甚微云云，自難憑採，並無上訴意旨所稱量刑基礎違誤之違法可言；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及其於原審坦承犯行，未與郭東媚等4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等事由，業經原審審酌如上，並無漏未審酌以致量刑過重之情。是以，原判決既已依刑法第57 條規定之科刑標準等一切情狀為全盤觀察，所為量刑與罪刑相當、比例原則無違。從而，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基礎有所違誤，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請求改判較輕之刑等節，並非有據。　　 (三)綜上，被告上訴否認有事實欄一㈠至㈣所載之加重誹謗等犯行，且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筱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2024-12-11

TPHM-113-上訴-4808-20241211-1

花原交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花原交簡字第122號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俊和選任辯護人柏仙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7 年度偵字第1772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107年度花原交簡字第403號），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3年度花原交易字第4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鄭俊和犯修正前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後段之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方之零點零伍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鄭俊和明知飲酒後將導致注意能力減低、反應能力變慢，如駕車行駛於道路上，隨時有致他人於死、傷之危險，竟於民國107年3月20日0時至6時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15 時至18時許，應予更正），在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三棧89之1 往東約30公尺處某網咖店內飲用米酒2瓶後，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未待體內酒精成分退卻，自上開飲酒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 6時2分許，行經花蓮縣○○鄉○○村○○路000號北側，因酒後騎車搖晃不穩而擦撞劉文賢熄火停放在路邊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貨車（車內無人受傷）後倒地，經送往國軍花蓮總醫院急救並於同日6時48分許抽血檢驗，測得其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為百分之0.275（血液中酒精濃度275mg/dL；換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375毫克），而悉上情。案經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二、程序部分：　　被告鄭俊和之辯護人辯稱略以：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1 號已於111年2月25日宣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35條第5項（現為第6項）抵觸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第22條保障身體及資訊隱私權，並諭知於修法前之過渡階段，交通勤務警察就駕駛人肇事而無法實施吐氣酒測，認有實施酒測檢定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必要性與合理性時，應報請檢察官而核發鑑定許可書使得為之。本案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依據遭宣告違憲之國軍花蓮總醫院實施血液採樣鑑定，無法律依據，且本件血液採樣未取得檢察官核發之鑑定書，故本件強制抽血所取得酒精測定紀錄表（應指抽血檢驗報告即卷附國軍花蓮總醫院特殊生化報告單）應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查：　㈠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意旨略以：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第22條保障身體權及資訊隱私權之意旨，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又本判決公告前，已依上開規定實施相關採證程序而尚未終結之各種案件，仍依現行規定辦理。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法。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期間屆滿前或完成修法前之過渡階段，交通勤務警察就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測，認有對其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以檢定其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時，其強制取證程序之實施，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始得為之。情況急迫時，交通勤務警察得將其先行移由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並應於實施後24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3日內撤銷之；受測試檢定者，得於受檢測後10日內，聲請該管法院撤銷等語。係就交通勤務警察等人員採取抽血等強制取證程序所依憑之系爭規定，是否合於憲法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無牴觸憲法相關條文保障基本權利之意旨；於判決公告前已依系爭規定實施相關採證程序而尚未終結案件之處理方法、相關機關日後修法方向；判決公告後至2年期間屆滿前或完成修法前過渡階段之強制取證程序實施方法等節，所為之闡述解釋。而刑事訴訟之「證據禁止原則」（指禁止特定證據之蒐集、取得、提出或採用之法則），係在限制或禁止犯罪偵查機關為求發現實體真實而不擇手段之行為，用以排除國家違法取得之證據，所規範之對象為國家，而非私人，依此而論，私人不法取得之證據，原則上並無禁止使用之問題。從而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禁止規定，係禁止國家訴追機關違反取證規定而違法取證之行為，所規範之對象為國家，而非私人。醫院執行抽血檢測之醫護人員，雖係在病患昏迷而未能表達同意與否之情形下，以侵入身體之器具自其身體組織採取血液檢體，惟係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於診察病人後，基於正當治療之目的及因應醫療需要，依其專業能力所為之必要措施及處置，為業務上之正當行為，並非國家機關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基於公權力之行使所實施之刑事偵查程序強制取證措施（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被告飲用米酒2瓶後，騎乘上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6時2分許，行經花蓮縣○○鄉○○村○○路000號北側，因酒後騎車搖晃不穩而擦撞前揭熄火停放在路邊之自用小貨車後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腦震盪、右鎖骨幹骨折、右遠端橈骨骨折、右脛骨幹及外踝開放性骨折、右側骨盆腸骨骨折、頸部挫傷等傷害，經送往國軍花蓮總醫院急救，國軍花蓮總醫院醫師因被告入院急診時，多處外傷無法正確言語表達，依專業判斷需測量血中酒精濃度，以評估被告狀況為外傷造成或其他因素造成無法清晰表達發生狀況，而對被告實施抽血檢驗血液中酒精濃度值，並於同日6時48分許抽血檢驗，測得其血液中酒精濃度275mg/dL等節，業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379頁），並有卷附國軍花蓮總醫院特殊生化報告單、診斷證明書、107年7月25日醫花勤字第1070002717號函及所附病況說明書、道路交事故現場圖等資料在卷可佐（見警卷第19頁、第 23頁、第35至55頁、第61頁，本院卷第41至4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又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固於107年7月23日出具職務報告，記載略以：職到達交通事故現場鄭俊和由消防局救護車送往國軍花蓮總醫院救護，因傷勢嚴重頭、頸部外傷併腦震盪及身體多處骨折，需做開刀手術並轉至加護病房，故無法實施酒測，並委託國軍花蓮總醫院實施血液採樣之鑑定等語。然經本院向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函調本件警方委託國軍花蓮總醫院實施血液採樣鑑定之委託書，經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函覆並無本案前揭委託書，國軍花蓮總醫院並函覆亦查無本案被告交通事故之檢測委託書，復檢附107年3月份國軍花蓮總醫院受警方委託車禍就醫抽血檢驗酒精濃度向花蓮縣警察局申請撥付檢驗費名冊，亦未見被告等節，有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113年4月1日新警刑字第1130004795號函及所附國軍花蓮總醫院113年3月26日醫花醫勤字第1130002958號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43至345頁），故綜合國軍花蓮總醫院並未向警申請撥付檢驗費及前述國軍花蓮總醫院醫師係依被告病況及專業判斷而實施抽血檢驗酒精濃度等情節觀之，足認國軍花蓮總醫院醫師實施本案抽血檢驗時，確非受員警委託所為之採證行為，乃醫療行為之一部分。　㈣據此，國軍花蓮總醫院係因被告到院時無法正確言語表達，為明瞭、診斷其無法清晰表達之原因，因而進行酒精濃度之抽血檢驗。該院執行抽血檢測之醫護人員，雖係在病患即被告未能正常表達同意與否之情形下，以侵入身體之器具自其身體組織採取血液檢體，惟依上說明，係醫師基於醫療之需要及目的，對被告進行抽血檢驗後，依科學儀器分析產生之數值資料而自動列印呈現之檢驗報告，並非醫師及醫院相關從業人員私人「不法」取得；自形式上觀之，該報告對於檢驗項目名稱、檢驗結果值與檢體名稱等均有明確記載，並無明顯重大瑕疵或闕漏，而無顯然不可信之情形，承辦員警乃將該院對被告抽血檢驗得悉酒精濃度數值逾法定標準而與本案有關之檢驗報告附卷，併送予檢察機關作為證據。本案發生於憲法法庭前揭判決公告日之前，該檢驗報告復非交通勤務警察依系爭規定，將被告強制移由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測試檢定所取得，而與系爭強制抽血取證規定之合法要件及因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所生之系爭規定適用問題，均屬無涉。該檢驗報告亦非承辦員警出於惡意、恣意，或刻意規避系爭規定或其他法定程序而獲得。自該證據產生之來源、形成之過程與取得之方法以觀，並無國家訴追機關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蒐集、取得或提出之情形，即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尚無違法取證之疑義。其所取得者並非法定禁止使用之證據，而無應排除作為證據之情事，自難謂該檢驗報告無證據能力。　㈤綜上，辯護人爭執前引國軍花蓮總醫院特殊生化報告單無證據能力，自非可採。三、實體部分：　㈠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被告前揭飲用酒類後騎乘上開重型機車上路，且因行經花蓮縣○○鄉○○村○○路000號北側，因酒後騎車搖晃不穩而擦撞路邊停放車輛而發生交通事故，經送往國軍花蓮總醫院急救並抽血檢驗，測得其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已逾百分之0.05，而達百分之0.275等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7至11頁，偵字卷第6頁，本院卷第379頁），並有卷附國軍花蓮總醫院特殊生化報告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籍及證號查詢資料表、交通事故照片等資料在卷可佐（見警卷第19頁、第23至27頁、第35至55頁、第57至59頁、第61頁、第63至65 頁，本院卷第41至4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行足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應法論科。　㈡論罪科刑：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先於108 年5月31日修正，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本次修正系增訂該條第3項規定，惟並未修正被告本案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刑法第185條之3 第1項規定復於111年1月24日修正，並於同年1月30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法定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項之法定刑則提高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嗣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再於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本次修正系增訂該項第3款規定，並將原第3款移列為第4款，且配合第3款之增訂酌作文字修正，惟並未修正被告本案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綜合上述比較結果，自以1 11年1月24日修正前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後段之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方之0.05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無經法院判處罪刑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尚可；⒉飲酒後騎乘機車過程發生交通事故，未發生人身傷害之結果；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⒋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之車輛種類、行駛之道路種類、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275（換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375毫克），及其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為餐廳員工、需扶養父母親、貧寒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8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林俊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曹智恒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紫庭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111年1月24日修正前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2024-12-11

HLDM-113-花原交簡-122-20241211-1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3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秋鳳選任辯護人洪土倫律師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68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丁○○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丁○○與丙○○前為夫妻關係（2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裁判離婚，於民國106年2月13日確定），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丁○○明知他人姓名、生日、電話、地址等均屬得直接或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之個人資料，並應知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所定之各款情形，始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竟意圖散布於眾及損害丙○○之利益，基於散布文字誹謗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犯意，先於107年7月30日某時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透過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使用社群軟體F 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林透透」，在其已將個人動態瀏覽權限設定為公開之個人臉書網頁發表「丙○○真的有病（不另為無罪，詳後述）、000-0000、住在高雄市楠梓區德明路821-8樓、有看到他的人跟他說記得要吃藥」等內容之貼文；復接續於同年9月13日，承前犯意，使用臉書帳號「林透透」，在其個人動態瀏覽權限設定為公開之個人臉書網頁發表「有病請你去看醫生不要想到就來亂公開你的人、丙○○ 67-9-4電話000-0000、住在楠梓區德民路821-8樓米蘭大道、棄養孩子還在擾我的生活夠了你」等內容，以上揭方式非法利用丙○○之個人資料，並以此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方式，散布文字誹謗丙○○，足以貶損丙○○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而生損害於丙○○之名譽。嗣經丙○○於113年4月18日20時許，經由網友轉告，始知上述貼文之存在，乃報警處理，而查獲全情。二、案經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開所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檢察官　　、被告丁○○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290號卷【下稱審訴卷】第59頁），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應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503號卷【下稱訴卷】第29、62、6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情節相符（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1667100號卷【下稱警卷】第9至11頁、訴卷第46、49至50頁），並有被告臉書帳號翻拍照片（見警卷第13頁）、被告於107年7月30日、同年9月13日在臉書發表之貼文截圖（見警卷15至27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自白與事實相符，並有證據補強，自堪採為論科之依據。　㈡辯護人雖為被告之利益辯以：被告公布告訴人個人資料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係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法「財產上利益」，即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處罰要件「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不合，被告主觀上應無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不法意圖云云，惟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關於違反同法相關規定而蒐集、處理或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客觀行為，在主觀要件上可區分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與「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兩種型態。前者僅指財產上之利益，至於後者，既以造成他人損害為目的，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不同，自不以損害財產上之利益為限，尚包括人格權等非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3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個人臉書發表如事實欄所載文字內容，包含告訴人之姓名、電話、地址、生日等，顯屬就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為「利用」無訛，告訴人就上開資料，有關揭露之方式、範圍、對象，本仍保有個人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並非被告一旦蒐集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後，即得恣意利用。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同意被告在臉書上公布我的個人資料等語（見訴卷第46頁），可見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即將上開資料以公開方式張貼於其使用之臉書帳號貼文，並指明告訴人棄養渠等所生之子女，且擾亂被告之生活，並稱告訴人「真的有病」、「有病請你去看醫生」，顯非處理與告訴人間之糾紛之正當方式，亦非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已逾越其蒐集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難認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 項但書各款所定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之例外情形。而細譯事實欄所載臉書貼文內容，主要是傳達告訴人棄養子女，且擾亂被告生活等負面事件，使瀏覽該臉書貼文之人知悉此事，對告訴人產生負面之印象，進而貶損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審酌被告既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竟仍決意為上開行為，其主觀上具有損害告訴人非財產上利益（名譽權）之不法意圖甚明，辯護人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　㈢辯護人復為被告之利益辯以：告訴人散布被告經營之飲料店的不實優惠廣告誤導消費者，在告訴人未將上開不實廣告去除前，被告隨時、隨地均必須承受突如其來之營業損失，應可堪認係屬現在不法侵害，而侵害尚屬繼續之狀態，被告應得主張正當防衛云云，惟查，被告於107年7月30日、同年9 月30日在其個人臉書公開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時，並未明確提及是告訴人張貼被告經營之飲料店的不實優惠之廣告，要見聞該廣告之人去向告訴人購買飲料乙事，顯與被告所述是為了要讓看到該不實優惠廣告之人去找告訴人購買廣告上所指之優惠飲料乙節（見警卷第4至5頁）不符，可見被告於臉書上公開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純屬被告為發洩對告訴人之不滿情緒，與刑法上正當防衛要件不符，自不能據以解免被告之罪責。是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㈣辯護人再為被告之利益辯以：被告於107年9月13日在臉書所發表之內容，應可認是就事論事原則，並對告訴人之言行為適當合理之評論云云，惟按刑法第310條第1項所定誹謗罪及同條第2項所定加重誹謗罪，係就意圖散布於眾，而以言詞或文字、圖畫，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行為所為處罰，涉及對憲法言論自由之限制。而誹謗罪或加重誹謗罪之成立，除言論表達行為須符合上開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外，尚須不具刑法第311條所定阻卻違法事由，且不符刑法第310條第3項所設言論真實性抗辯要件規定（即「即真正惡意原則」），始足當之。其中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評論，不罰」，係關於事實之意見表達或評論所設阻卻違法事由，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免責條款；其前提須「以善意發表言論」，且所謂「適當之評論」，係指其評論不偏激而中肯，未逾越必要之範圍程度者而言，至其標準仍應就社會共同之理念，以客觀之尺度資以決之，若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評論不適當者仍難免於不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1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臉書張貼之貼文內容指謫告訴人棄養小孩，且擾亂被告之生活，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判斷，均足以使告訴人受到社會負面評價，而毀損其名譽。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所生之女林〇萍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告訴人與被告離婚後，沒有給付生活費給我和姊姊，被告有一直跟告訴人要，但告訴人說因為他見不到小孩，所以就不要付扶養費等語（見訴卷第42至 43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離婚後因為被告都不讓我看小孩，我很火大，我就請我母親每個月匯新臺幣100 元給被告而已，到後面我不知道匯幾次我就不想匯了，因為沒意義，被告不讓我看小孩，那我為什麼還要給被告錢等語（見訴卷第54頁），足認被告於臉書貼文中所指告訴人棄養小孩乙事為真實，惟告訴人並非公眾人物，被告於臉書貼文中所指之告訴人棄養子女及擾亂其生活等事情縱屬真實，實僅屬涉及私人道德之個人生活領域範疇，難認與一般公共事務之公共利益有關，亦非可受公評之事項，告訴人並無忍受他人指摘其個人生活領域之義務，故被告本案所為，實已逾越表現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無從援引刑法第310條第3項本文、第311條第3款阻卻違法事由之適用。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108 年12月25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080014064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惟此次修正之目的，係將原本必須援引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而提高一定倍數後之罰金數額，直接明定於刑法分則之個別條文中，犯罪構成要件及法定刑之實質內容均未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先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05年11月8日裁判准其2人離婚，並於106年2月13日裁判確定乙節，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5年度婚字第320號、105年度家婚聲字第16號、105年度家親聲字第331號判決、判決確定證明書等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71至83、81頁），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對告訴人所為本案犯行，雖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刑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等罪。被告於107年7月30日、同年9月13日接續於其臉書網頁貼文中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其犯罪時間、地點尚屬密接、手法相同、所侵害之法益相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離，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以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公訴意旨認應分論併罰，容有未洽。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而行為人倘若除對於具體之事實有所指摘外，復同時有與該誹謗事件毫無語意關連之抽象謾罵時，或可同時該當侮辱及誹謗之構成要件，然倘行為人係在指摘具體事實時，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該誹謗事件「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縱該意見或評論所使用之詞語足以貶損他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仍屬同一誹謗事件之範疇，不另成立公然侮辱罪，被告於109年9月13日之臉書貼文中，雖亦發表「有病請你去看醫生」等文字，然此顯係對於被告所為上開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具體事實（即誹謗事實），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上開誹謗事實有關聯之意見或評論，揆諸上開說明，不另成立公然侮辱罪，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因不滿告訴人張貼被告經營之飲料店的不實優惠廣告，致其受有損害，竟未思理性解決問題，反而輕率、恣意在其臉書貼文公開揭露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散布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文字，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實欠缺尊重他人人格及名譽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另酌以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目的，及其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等情；兼衡被告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前案記錄之素行；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狀況（涉及被告隱私，不予揭露，見訴卷第6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不另為無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107年7月30日某時許，在其臉書貼文中另發表「丙○○真的有病」等內容。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㈡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述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被告臉書貼文截圖等為其主要之論據。　㈢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前揭時、地，在其個人臉書網頁發表「丙○○真的有病」等文字之事實，並願就被訴罪名認罪，然法院依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仍應獨立評價犯罪構成要件之該當與否，不受被告認罪之拘束。經查：　⒈按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之成立，必須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具體事實，倘僅抽象的公然為謾罵或嘲弄，並未指摘具體事實，則屬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範疇（最高法院著有86年度台上字第692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法第309條所稱「侮辱」及第310條所稱「誹謗」之區別，前者係未指定具體事實，僅為抽象謾罵；後者係對具體之事實，有所指摘，而損及他人名譽者。查，被告於107年7月30日某時許，在其臉書貼文中發表「丙○○真的有病」等內容，並未指謫具體事實，應屬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之範疇，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係涉犯刑法第31 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容有未洽。　⒉然，縱認被告於臉書貼文中發表「丙○○真的有病」等文字屬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之範疇，惟按言論自由與名譽權均受憲法保障，於言論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利益之情形，立法者固得權衡他人權益及公共利益之類型及重要性，與表意人之故意過失、言論類型及內容、表意脈絡及後果等相關情形，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要件下，對言論採取適當之管制。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稱之「侮辱」，因涉及一人對他人之抽象評價，無從確認真偽，是應與誹謗罪有不同之認定標準，為免本罪所保護之法益有無受損難以判斷，進而難以確定刑罰權之範圍，本罪所保障之名譽範圍，僅及於社會名譽與名譽人格，不含名譽感情，在考量某言行是否構成侮辱行為時，需先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目的等，依外在客觀情狀，綜合判斷表意人是否意在侮辱被害人，及其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是否已逾越社會上理性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損及前開法益，不問受害人主觀內心感受。經由綜合權衡言論之價值與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屬刑法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因為告訴人在其經營之飲料店門口的電線桿張貼200多張關於被告經營之飲料店買一送三優惠之不實廣告，導致我損失不少，環保局還打電話來說要開罰單，我當時因為氣頭上，才會在臉書張貼上開內容之貼文等語（見訴卷第67頁），參諸證人林〇萍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有一天出門買午餐的時候看到路上的電線桿有張貼關於我家飲料店的不實廣告，我有拿回去給被告看，被告認為字跡是告訴人的，有打電話去跟告訴人確認，告訴人有承認是他所為，被告因此於臉書張貼本案貼文，我也有跟告訴人說不要這樣做，會影響家裡的生意，但告訴人認為這是大人之間的事情，小孩不要管等語（見訴卷第32至33、36至37、40至 42頁），證述告訴人有在被告經營之飲料店附近電線桿張貼不實優惠廣告乙事，堪認被告前開所述尚非無稽；再觀之被告臉書網頁107年9月13日貼文中有張貼一張廣告紙，內容為「舞茶風大發店大放送全品項買3送1... 」，於留言處，可見被告發表「亂貼電線桿剛剛才去報案」，帳號「劉小千」之人覆以：「又來一次，太扯了」等情，堪認被告經營之飲料店於107年9月13日時非第一次遭張貼不實優惠廣告，是被告供稱因告訴人張貼被告經營之飲料店之不實優惠廣告，其一時氣憤，始於107年7月30日臉書貼文中發表「丙○○ 真的有病」等文字一節，即非無據，實難遽認被告主觀上有何貶抑告訴人名譽之故意。　⒋被告所為負面言語，雖可能造成告訴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上開言論冒犯及影響程度甚為輕微，未逾越社會上理性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欠缺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主觀意思，尚難逕以前開話語客觀上足使告訴人不快、難堪而侵害其名譽感情，即以上揭罪名相繩。從而，參考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被告尚難逕以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㈣綜上所述，依檢察官起訴所憑事證，尚不足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毀謗犯行，此部分本應均為無罪之諭知，惟因與前開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媖　　　　　　　　　　　　　　　　　　法　官　林怡姿　　　　　　　　　　　　　　　　　　法　官　吳俞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孟葳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11

KSDM-113-訴-503-20241211-1

原重上

臺灣高等法院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1號上訴人戴錦銓鍾德美共同訴訟代理人江振義律師陳重言律師翁英琇律師被上訴人陳俊傑李振祥吳偉任謝國獻上一人訴訟代理人張志全律師林兆薇律師被上訴人許政鎧張晉嘉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一、按第二審不得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戴錦銓、鍾德美（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上訴人）於原審各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上訴人吳偉任、謝國獻、陳俊傑、李振祥、許政鎧、張晉嘉（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被上訴人，後5人合稱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戴錦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本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 萬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戴錦銓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鍾德美並追加請求謝國獻等5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規定，應予准許。二、陳俊傑、李振祥、吳偉任、許政鎧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貳、實體方面：一、上訴人主張：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國際公司）為長榮集團旗下公司，於民國107、108年間負責統籌協調集團內企業整體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而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合稱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於上開期間，戴錦銓為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謝國獻則為訴外人即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三子張國政之連襟。詎謝國獻為迫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不為行使或為一定行使，以達不法獲取長榮集團經營權之目的，竟與其餘被上訴人共同為下列侵權行為：㈠被上訴人共同侵害戴錦銓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1）：　　謝國獻委託訴外人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路，將載有戴錦銓姓名、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車禍事件、3.痛毆、4. 打斷牙、5.弄瞎」等文字之文件（下稱A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戴錦銓，許政鎧遂於同月10日將A文件交付李振祥，嗣再交付予張晉嘉，張晉嘉即依李振祥指示，於同月24日下午4時許，駕車搭載陳俊傑、吳偉任在長榮國際公司等候，待戴錦銓駕車出現後尾隨在後，見戴錦銓駕車駛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大廈」（下稱○○大廈）地下停車場。張晉嘉、陳俊傑、吳偉任為達成恐嚇任務，推由吳偉任於同日晚間6時15分許前往上開停車場，利用社區警衛必然因此發現有異，對住戶公告週知之方式，將此加害身體、自由之事通知戴錦銓，使其心生畏懼。嗣吳偉任果遭社區警衛發現並上前盤問，吳偉任因此離去，社區警衛則於 ○○大廈停車場布告欄張貼「108年1月24日晚上18：15發覺不明人士從2號門進入地下停車場…」公告，使戴錦銓知悉上情而心生恐懼。被上訴人上開行為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㈡謝國獻等5人共同侵害鍾德美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2）：　　謝國獻委託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 ○○路，將載有鍾德美姓名、電話、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痛毆、3.拍裸照、4.淋汽油、5.看密信」等文字之文件及欲恐嚇鍾德美之密信（下合稱B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鍾德美，經許政鎧將B文件交付李振祥後，李振祥即於同月28日帶領張晉嘉、陳俊傑及訴外人甲○○（當時未成年）前往鍾德美位於桃園市○○區住處，欲交付B文件，但未遇見鍾德美。翌日（29日）上午7時許，李振祥再與張晉嘉、陳俊傑及甲○○在新北市○ ○區某早餐店，由李振祥撥打鍾德美電話，向其恫嚇稱：「有人託我放話，我知道你每天搭公車上班，會派2組人2部車跟蹤你」、「知悉你曾於107年12月間前往中國北京出差之航班」、「你2日內要辭去上開二基金會董事長及執行長之職務」、「你不得親自或委託他人以長榮國際公司股東身分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你不得參與或委由他人以長榮國際股東名義表決議案」、「你若不配合將至你家放火、對你及其家人不利」等語，使鍾德美心生畏懼。謝國獻等5 人上開行為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2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等語。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各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附條件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就原審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上訴人並於本院追加聲明：⒈ 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謝國獻辯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為公眾人物，且將上訴人於公眾場合被拍攝之肖像攫取使用，並未侵害上訴人之肖像權。又原審判准之賠償金額已逾其他類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之數額，上訴人請求金額顯有過高等語。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㈡張晉嘉則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請求賠償金額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陳俊傑、許政鎧、李振祥、吳偉任經合法通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 之事實，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執，李振祥、吳偉任及許政鎧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對此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又被上訴人因上開行為各經本院刑事庭以112 年度原上訴字第65號刑事判決、原法院刑事庭以111年度簡字第2795號刑事簡易判決、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判決，判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侵入建築物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並分別科刑確定，亦有上開刑事判決足參（原審卷第265至302頁、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二第121 至179頁），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原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38 號刑事案件全卷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於擬恐嚇戴錦銓使用之A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且為交付A文件而駕車跟蹤戴錦銓並尾隨進入○○大廈，遭大廈警衛發覺而於布告欄張貼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使戴錦銓知悉而心生恐懼，堪認已共同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又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於擬恐嚇鍾德美使用之B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至其住處欲交付B文件未果後，再致電向其出言恫嚇，亦足認已共同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則上訴人主張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為可採。　㈢再按肖像，為個人外部形象之呈現，彰顯特徵，屬個人資料之一種，且與人之尊嚴關係密切，具重要人格利益。肖像權，係個人對自己肖像之權利，關於是否製作、公開，及在何種範圍、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或由何人製作、公開及使用該肖像，有自主決定權，為人格權之一種（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判決要旨參照）。肖像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時，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惟所謂侵害肖像權，應係指肖像有被他人未經同意而使用，不當使用，而生貶損其人格之情形，且須侵害情節重大時，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查A、B文件雖分別含有上訴人之個人照片，然該等照片為上訴人出席公務會議、媒體採訪、社交餐宴等公開場合且經同意後拍攝之照片，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0 9年7月3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可稽（原審卷第120至121、123 至124頁），且被上訴人擬使用A、B文件恐嚇上訴人，並無將該等文件或照片向第三人散布或公開展示之意圖，尚難認有侵害上訴人肖像權而情節重大之情事，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洵非有據。　㈣復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上訴人主張本件事發時長榮國際公司負責統籌長榮集團旗下各企業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而戴錦銓當時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2 人均有權代表張榮發基金會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至謝國獻則為長榮集團成員之親屬，於事發後之108 年3月19日至111年3月間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監察人等情，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本院卷第256至259、349至350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行為1、2，有欲影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行使之意圖，應屬非虛。本院審酌文件A、B固不法利用上訴人之個人資料，惟被上訴人為行為 1、2過程，A文件並未為戴錦銓所知悉，戴錦銓係因大廈警衛張貼有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而受惡害通知，鍾德美亦未收到B文件而閱覽其內容，係接獲電話被告以恫嚇言詞，衡諸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態樣、上訴人權利受侵害之程度，及上訴人均六十餘歲，現於長榮集團擔任要職，戴錦銓為碩士畢業，年收入約1,200萬元，鍾德美為大學畢業，年收入約250 萬元，謝國獻為大學畢業等情，各經上訴人、謝國獻陳述在卷（本院卷第427、432頁），暨參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各自財產狀況（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戴錦銓、鍾德美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均各以30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 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分別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附表B欄所示之日（各該送達日如附表A欄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均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併予駁回。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第463條、第38 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劉又菁法官吳素勤法官林伊倫附表：被上訴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日（A）遲延利息起算日（B）送達證書所在卷頁（C）陳俊傑 109年12月10日 109年12月11日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一第21頁李振祥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同上卷第17頁吳偉任 109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 109年12月22日同上卷第23頁謝國獻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同上卷第13頁許政鎧 109年12月9日 109年12月10日同上卷第15頁張晉嘉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同上卷第19頁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2024-12-10

TPHV-113-原重上-1-20241210-1

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8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孫昌明選任辯護人林之翔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邱羿順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3906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孫昌明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緩刑二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二年內，接受法治教育五場次。邱羿順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犯罪事實緣孫昌明、邱羿順因不詳原因於民國111年3至4月間之某時許，在不詳處所自薛國慶處取得李OO所簽發、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5萬元之支票各2張，共計面額30萬元。孫昌明、邱羿順於民國111年4月4日15時至16時31分許間，前往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地址詳卷）之李OO、劉OO住處前，向李OO索討上開30萬之票據債務，然李OO拒絕承認該債務，孫昌明、邱羿順知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並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所定各款情形時，始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竟仍為損害李OO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恐嚇及強制等犯意聯絡，由孫昌明以腳阻擋在李OO、劉OO住處鐵捲門下方之強暴方式，致李 OO、劉OO無法關閉鐵捲門，而共同妨害李OO、劉OO自由關閉鐵捲門之權利；孫昌明、邱羿順於阻擋鐵捲門關閉之同時，復共同對在場之李OO、劉OO以「明天會在你家門口烤肉，並會請其他人三天兩頭來敲門」等加害居住安寧自由之事恫嚇李OO、劉OO，致李 OO、劉OO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且孫昌明、邱羿順同時亦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聞共見之上址住處門前，以四鄰皆得聽聞之音量，大聲吼叫、指摘包含李OO欠錢不還、李OO之姓名、身分證字號之英文字及前3碼、李OO住處地址、戶籍地之縣及村、票據上所記載李OO名下之銀行帳戶帳號等個人資料，足以生損害於李 OO之資訊隱私權。嗣於同（4）日21時許，孫昌明、邱羿順即承前恐嚇之同一犯意聯絡，召集不詳之人前往李OO、劉OO上址住處前，以烤肉、站崗並聚眾在上址處處前烤肉持續15分鐘許之方式，恫嚇李OO、劉OO，致李OO、劉OO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經李OO、劉OO報警後，於同日21時15分許，員警到場後，孫昌明、邱羿順及其等所召集之眾人始離開現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孫昌明、邱羿順（下稱被告2人）於本院訊問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223、236頁）且互核一致，並經證人薛國慶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李OO、劉OO 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見警卷第5至9、21至25頁，核交字卷第9至11、87至89頁，偵卷第67至72頁）。此外，復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告訴人李OO、劉OO指認被告2人）、刑案現場照片（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支票外觀翻拍照片）（見警卷第1至3、13至19、29至35、53至73頁）等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及刑之酌科（一）所謂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戶籍地」、「財務情況」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被告2人大聲指摘告訴人李OO之姓名、身分證字號之英文字及前3碼、住處地址、戶籍地之縣及村、票據上所記載告訴人李OO名下之銀行帳戶帳號等資料，核屬「一般個人資料」至明。（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 86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司法院釋字第585號、第603 號解釋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未經告訴人李OO同意使用上開個人資料，為被告2人於本院訊問中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15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李OO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核交字卷第10頁，偵卷第69頁）。而告訴人李OO就該等個人資料，有關揭露之方式、範圍、對象，保有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尚非被告2人蒐集該等個人資料後，即得為任意之利用。被告2人蒐集告訴人李O O之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李OO同意，且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利用告訴人李OO之個人資料，致告訴人李OO 之個人資料遭揭露於鄰里，已侵害告訴人李OO之資訊隱私權。（三）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4條之強制、同法第305 條之恐嚇等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四）被告2人於111年4月4日15時至16時31分許間，在告訴人上址住處前，向告訴人李OO、劉OO恫稱：「明天會在你家門口烤肉，並會請其他人三天兩頭來敲門」等語，與被告2 人於同日21時許，召集不詳之人前往告訴人上址住處前站崗、烤肉之行為間，兩者皆係出於被告2人同一恐嚇之犯罪計畫，並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對同一被害人為之，且侵害之法益有所重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恐嚇行為。又被告2人為索討票據債務，繼而先後為強制、恐嚇及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其等行為時、地並未間斷，且行為具有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通念，評價為一行為始符罪刑公平原則，從而，被告2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五）被告2人就上開所為，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2人僅因告訴人李OO拒絕承認票據債務，未思以理性、和平之態度解決，而接續以強暴手段妨害告訴人李OO、劉OO關閉鐵捲門、恫嚇告訴人李OO、劉OO，復以外洩告訴人李OO個人資料以侵害其隱私權之手段向告訴人李OO索討票據債務，被告2人所為實屬不該；2.然被告2人犯後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李OO、劉OO調解成立，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9頁），足認被告2人犯後態度非差；3.併審酌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角色分工、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其等素行及其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學歷、婚姻、工作、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37至23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緩刑之宣告（一）被告孫昌明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孫昌明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李OO、劉OO調解成立，並取得告訴人李OO、劉OO之諒解，已如前述，足認被告孫昌明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併參酌告訴人李OO、劉OO同意給予緩刑（見本院卷第93頁）及檢察官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8頁），本院認前開對被告孫昌明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為確保被告孫昌明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完成如主文所示之法治教育課程5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被告於緩刑期間徹底悔過。倘被告孫昌明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二）被告邱羿順雖亦請求宣告緩刑，然被告邱羿順前業經本院 110年度原重訴字第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緩刑4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1年度原上訴字第22號判決駁回上訴，並於111年6月27日而告確定，緩刑期間為111 年6月27日至115年6月26日乙情，有被告邱羿順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而未合於刑法第74條第 1項所定宣告緩刑之要件，是本件無從給予被告邱羿順緩刑之諭知，併此敘明。貳、不另為公訴不受理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孫昌明、邱羿順於111年4月4日15時至1 6時31分許間之某時許，見告訴人李OO、劉OO之上址住處前鐵捲門未關，竟共同基於侵入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意圖散佈於眾而誹謗之犯意聯絡，未得告訴人李OO、劉OO之同意，擅自侵入上址車庫內，向告訴人李OO索討上開票據債務，並在告訴人李OO、劉OO上址住處前，以四鄰皆得聽聞之音量，大聲吼叫、指摘包含告訴人李OO欠錢不還、李OO之姓名、身分證字號之英文字及前3碼、李OO住處地址、戶籍地之縣及村、票據上所記載李OO名下之銀行帳戶帳號等個人資料，足以毀損告訴人李OO之名譽。因認被告孫昌明、邱羿順就該部分共同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附連圍繞土地、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等罪嫌。二、經查，檢察官認被告2人共同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附連圍繞土地、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等罪嫌，依同法第308條第1項、第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李OO、劉OO於112年10月25日均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見本院卷第73頁）可參，依前開說明，就本案被告2人所共同涉犯之前揭侵入住宅附連圍繞土地、誹謗等罪嫌，爰均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揭有罪部分，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310條之2、第4 54條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珮綾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戴國安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第1項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前段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06

HLDM-113-訴-58-20241206-1

金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易字第46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立偉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2 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立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之手機壹台沒收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陳立偉於民國112年2月間某時許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飛機）暱稱為「金鐘國」、「GOGO」、「拓海」及暱稱「弟弟」之成年人所屬之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由陳立偉擔任取簿手，負責拿取被害人所交付之金融帳戶資料，並約定每次可取得新臺幣（下同）1,50 0元為報酬。陳立偉與「金鐘國」、「GOGO」、「拓海」、「弟弟」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先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12日16時29分許，透過電話向鐘○○佯稱：因購物網站設定錯誤，導致被重複扣款，且提款卡功能異常，需提供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本案郵局帳戶)之密碼及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並交付提款卡云云，致鐘○○陷於錯誤，而於112年3月12日16時29 分後某時許，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本案郵局帳戶之金融卡放置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家樂福(下稱家樂福楠梓店)2 樓49置物櫃內(下稱本案置物櫃)，復由陳立偉依「金鐘國」指示，於112年3月13日15時50分許，前往本案置物櫃欲拿取本案郵局帳戶之提款卡，惟因詐欺集團成員給予的置物櫃密碼錯誤，致使陳立偉無法打開本案置物櫃取得上開提款卡而未遂，嗣陳立偉於家樂福楠梓店之機車棚內，向詐欺集團成員回報上情時，經警當場查獲，並扣得其手機及其內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而查悉上情。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扣案手機及其內之對話紀錄，均無證據能力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手機部分為非法扣押，不能作為證據，卷附對話紀錄內容也不能作為證據等語(見本院卷第437 頁)。是被告既已抗辯本案警員係在無令狀且被告非自願之情形下，違法取得本案扣案手機及其內所存之對話紀錄截圖，本案自應就員警取得本案手機即其內對話紀錄內容之過程之合法性予以審查，以資認定上開手機及其內留存之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有無證據能力。 (二)為預防犯罪，維持治安，以保護社會安全，並使警察執行臨檢勤務有所依循，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第3款規定：「三、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參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35號解釋意旨，臨檢乃警察對人或場所涉及現在或過去某些不當或違法行為產生合理懷疑時，為維持公共秩序及防止危害發生，在公共場所或指定之場所攔阻、盤查人民之一種執行勤務方式。是此臨檢勤務，以「具合理懷疑」為發動之門檻，且以查明被臨檢人之身分為原則，亦即警察機關雖有在公共場所對人民實施臨檢之權限，但以「查明被臨檢人之身分」為臨檢之目的，只有當有明顯事實足認被臨檢人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方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警察人員倘欲基於司法警察（官）之身分蒐集犯罪事證，對於在場人員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住宅或場所為搜索、扣押處分，仍應遵循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及扣押之規定，並依其具體情形，由法院予以事先或事後之審查。其若屬非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則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本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原則，判斷其證據能力之有無。以免警察逕以臨檢之名，行搜索、扣押之實，而對於基本人權有所戕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3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取證過程之認定，係法院據以判斷證據能力有無之相關事實，而屬程序上事項，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涉，是其判斷所憑之基礎事實，應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當時我人坐在家樂福外計程車等候亭前方，有兩名員警就直接過來取走我的手機，並將我拘束後帶回警局，再於警局要求我提供開機密碼以解鎖手機等語(見審金易卷第71頁、本院卷第164頁)。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陳明其係於家樂福楠梓店外，遭員警以強制力取走其手機。 (四)證人即本案承辦員警李泓德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係自願將其手機交予員警扣押等語(見本院卷第311頁)，惟其對本案查獲過程證稱：當時我們等被告拿完置物櫃的物品後，才過去盤問被告，我們現場請被告將拿到的東西打開，才發現裡面是金融卡，我非常確定被告有拿到卡片等語(見本院卷第305-307頁)，而經本院勘驗卷附家樂福楠梓店之監視影像，該影像卻顯示被告於本案發生時，並未成功開啟本案置物櫃而取得提款卡(見本院卷第69、75-83頁)，是員警李泓德所陳之查獲經過，顯與卷內事證有明顯出入，且經本院詢以上情，員警李泓德亦陳稱：這部分可能我的記憶跟事實有點落差等語(見本院卷第309頁)，則員警李泓德於上開證述時，是否可清晰回憶事發經過，即有高度可疑，而無從以其證述作為認定本案扣押過程之事證基礎。又本院雖另傳訊本案另一名承辦員警王彥翔到庭證述本案查獲經過，惟員警王彥翔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並非係我主責之案件，且本案並非案情特殊之案件，我作證時距離案發時也過了很久，我已經不記得查獲之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431-435頁)，是員警王彥翔前開所述，亦不足資為認定本案查獲過程之事證基礎。 (五)另自扣案手機之扣押筆錄觀之，員警雖於扣押之執行處所記載「高雄市○○區○○○路000號(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下稱楠梓分局】之所在地)」並於扣押筆錄勾選「依刑事訴訟法第143條後段，就所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之物予以扣押」，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而由卷附警詢筆錄影像，亦可見員警於楠梓分局製作警詢筆錄前，業已扣得被告之手機，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58、173頁)。是上開扣押筆錄之記載亦與警詢筆錄影像所呈現之情節有所出入，則上開扣押筆錄之記載是否屬實，亦有可疑，而難執為認定本案扣押過程之事證基礎。又被告之警詢、偵訊筆錄雖均記載其陳稱其係自行交付手機於員警等語(見警卷第3頁、偵卷第51頁)，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爭執上開筆錄記載內容與其陳述情節不符，而經本院勘驗警詢、偵訊之錄影內容，可見被告於警詢中，並未明確言及該手機係其主動交付於警方，另被告於偵訊中之陳述，則因雜訊過大而無法聽聞其陳述內容，此有本院勘驗筆錄、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判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8-163 、441頁)，且由上開警詢影像，可見被告於警詢中，詢問員警「我手機被扣，可不可以將SIM卡取回？」等語，惟遭員警明確拒絕(詳如本院卷第158-159頁勘驗筆錄第三點所示) ，顯見被告於遭員警扣押其手機、SIM卡之後，仍試圖向員警取回上開手機之SIM卡，則上開筆錄記載被告係自願交付其手機、SIM卡供員警扣案之情，是否與事實相符，確非無疑。另本院雖向家樂福楠梓店函調案發現場之監視影像，又向楠梓分局函調現場處理員警之密錄器影像，惟上開影像於本院函詢時均業已無存(見本院卷第359、361頁)，綜合上情觀之，除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之陳述外，卷內別無其他同等可信之事證可資佐證本案手機之扣押情形究竟為何，自應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情節，認定本案手機係員警於家樂福楠梓店外，未經被告同意而即予扣押為當。 (六)員警李泓德雖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其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 條之規定對被告進行盤查，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相關規定要求被告交出其手機等語(見本院卷第312頁)，惟員警盤查之目的，應僅限於查驗被告之身分，而不得涉及對刑事案件之相關強制處分，苟員警查驗被告身分之作為業已完成，且依當時情境，並無明顯事實可認被告有攜帶刀械或武器等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或違禁物時，自無適用上述檢查被告身體及所攜帶之物等程序規定之餘地。惟由卷內監視影像以觀，被告於案發當時，身上並無攜帶刀械或武器等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或可疑為違禁物之物品，且員警所扣得之被告手機，客觀上亦非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更非違禁物，是員警命被告交付、扣得被告手機之舉措，自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所定要件不符，而無從援引上開規範為其依據。而由員警李泓德所陳，可見其於案發當時取走被告手機之目的，係在調查被告是否涉有詐欺犯行(見本院卷第311頁)，是員警上開舉止，顯已屬刑事案件之偵辦作為，自應依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檢視其作為是否於法有據。 (七)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命其提出或交付；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3項、第13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規定：「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顯係以所扣押者為「得為證據之物」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之情形，係屬扣押令狀原則之例外，亦即扣押物如符合上開情形之一，自得實施非附隨於搜索之無令狀扣押，毋庸經法官裁定，即得予以扣押（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18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於無令狀扣押之情形，如扣押物非屬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所定之例外免予令狀之情形，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2規定，檢視其是否符合逕行扣押之法定無令狀扣押之要件，以論定該等扣押是否適法。 (八)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當時我在家樂福楠梓店外用手機連絡詐欺集團成員，員警就直接過來將我手上的手機取走等語 (見本院卷第314頁)，是依被告所陳，其於案發當時係遭員警逕行取走其正在使用之手機，而未經員警搜索其身體或其他物件，是本案員警所為，應屬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處分。另由本案情節以觀，被告於遭員警扣押其手機前，固有於家樂福楠梓店內試圖開啟本案置物櫃之舉止，惟其未能開啟本案置物櫃即離開現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員警於扣押被告手機時，應尚未能確知該置物櫃內所放置之物品具體為何，且員警李泓德亦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當時我們看到被告準備離開現場時，就趕緊在現場盤查被告，提款卡應該是家樂福的員工協助我們拿出來的，但當時我們還沒有辦法確定被告是否是那張提款卡的所有人，也不確定那張提款卡是否係被害人受騙而交付，因此我們認為被告當時還不是犯罪嫌疑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11-312頁)。顯見員警於案發當時，亦未認被告已有明確涉及刑事犯罪之嫌，則上開手機於遭員警扣押時，該物品與刑事案件之關聯性應尚未顯現，自難認屬「得為證據之物」，另由本件扣押經過，亦難認員警確已得被告同意而扣押上開手機，已如前述，是員警取走上開手機之舉，亦不符合「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之情形，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所定之例外免予令狀扣押之要件不符。而由現場情形以觀，既難認定員警於現場有何情況急迫而須立即扣押被告手機之情狀存在，且員警於扣押上開手機後，亦未於實施後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予以審核，是員警所為之上開扣押被告手機之舉，均與法定扣押要件未合，應屬違法。又手機與其內儲存之電磁紀錄，於法律上雖屬不同之客體，惟於現行科技下，手機係電磁紀錄之載體，須先行扣押手機，方可查閱、扣押存儲於其內之電磁紀錄，是手機與電磁紀錄間，應具高度依存關係，苟手機之取得程序具違法之瑕疵，應認電磁紀錄之取得，亦同受上開違法取證之效力所及，是員警取得、扣押被告手機內所儲存之電磁紀錄，亦受其違法取得手機之效力所及，而亦屬違法之取證作為。 (九)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明確。又依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宜允斟酌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及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考量手機已為現代人通訊之重要載體，是手機內儲存之訊息，均屬個人資訊隱私之核心領域，本案員警違法扣押被告手機以查看其內所儲存之電磁紀錄之舉，已對被告之資訊隱私權之核心造成高度之侵害，其對被告權利領域之侵害情節非輕，且員警於未判斷被告已有犯罪嫌疑之情形下，貿然於未經被告同意或主動提出之情形下，取得其手機並予以扣押，則員警此部分違法取證之態樣，已非單純之程序上疏漏，而已達於扣押之實體要件欠備之程度，違反法定取證規範之情節亦非輕微，且由員警李泓德所陳，亦可認員警於執行本件扣押時，主觀上業已知悉被告於案發當時尚無明顯犯罪嫌疑，仍違背法定程序而為本件扣押行為，則其對於自身所為已違背法定程序，應具相當之主觀上認知，而本案係屬未遂犯，被害人並無實際受有損害，是本件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尚屬輕微，衡酌本案員警之違法取證程度非輕，其證據價值及犯罪訴追之公益則非甚鉅，為促使員警不致再為違法取證之侵害權益之舉，應排除此部分違法取得之證據為宜，是本案員警所扣得之被告手機及其內留存之對話紀錄，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無證據能力。二、被告之警詢筆錄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證據使用　　 (一)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陳稱：當時員警在路邊就直接將我的手機扣走，並強押我上車後，將我帶至楠梓分局應訊等語(見本院卷第164頁)，然由被告之歷次陳述以觀，可見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當時我坐在家樂福楠梓店外的機車上面，警察來盤查我，我自行配合調查等語(見偵卷第119頁)，嗣於本院1 12年12月13日之準備程序中，又改稱：當時我在家樂福楠梓店等待詐欺集團的回覆時，警察到我身邊請我上警車等語( 見本院卷第43頁)，直至113年2月5日準備程序時，方改稱：當時有兩名警察朝我走過來，拿走我的手機，把我押至車上等語(見本院卷第71頁)，顯見被告於偵、審之歷次陳述，對其本案經警方帶返分局之相關過程所為陳述，明顯有前後不一之情，而難憑採。且員警李泓德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我們係以盤查之程序進行，因為尚未確認被告是否有犯罪嫌疑，就未於現場逮捕被告，僅係在現場盤問他之後帶回派出所暸解，過程也沒有上手銬等語(見本院卷第306-313頁) ，而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對員警李泓德之上開陳述並未為任何質疑之詢問，反僅堅稱員警未對其踐行權利告知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是被告所稱其於現場遭員警當場以強制力壓制帶返警局之情，既有供述前後不一之矛盾，更與員警陳述情節顯然不符，自難逕以被告前後有疑之片面陳述，即遽認員警確有對被告施以強制力而將其帶返警局之舉措。 (二)按被告之自白，須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甚明。此項證據能力之限制，係以被告之自白必須出於其自由意志之發動，用以確保自白之真實性，故被告之自由意志，如與上揭不正方法具有「因果關係」而受影響時，不問施用不正方法之人是否為有訊問權人或其他第三人，亦不論被施用不正方法之人是否即為被告，且亦不以當場施用此等不正方法為必要，舉凡足以影響被告自由意志所為之自白，均應認為不具自白任意性，方符憲法所揭示「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46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詢問其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並得令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依上開方法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由上觀之，警察職權行使法授權警察得施用強制力將人民帶返勤務處所之目的，應僅限於查驗該人之身分，且須以警察無從以詢問身分資料、命出示身分證件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查驗人民之身分時，方得為之，且警察非遇人民抗拒，亦不得使用強制力將其帶返勤務處所，是於本案情形，員警將被告帶返派出所之目的，既已涉及詢問被告具體之涉及犯罪情形，而非僅止於查驗其身分，且依卷內現有事證，亦未見有何無從於案發現場當場查驗被告身分之情形，是員警自不得援引警察職權行使法之上開規定將被告帶返警局詢問。 (四)查本案被告於警詢中，未經逮捕程序，且員警亦無從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上開規定將被告帶返警局詢問，是其將被告帶返分局應訊，確有程序上之瑕疵，固堪認定，惟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過程均明確陳稱：我在警詢時，員警沒有任何脅迫我的意思，警詢陳述的任意性我不爭執，我都是基於自由意志而為陳述等語(見本院卷第164-165、439頁)，而經本院勘驗被告之警詢過程，均可見員警於警詢過程中，全程語氣、語調均屬和緩，亦未有迫使或誘導被告進行任何回應、陳述之舉止，顯見員警於詢問被告時，並未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等不正方式對被告進行訊問，堪認被告於警詢陳述之自由意志，未因上開程序瑕疵而受影響，其於該段期間本於自由意志所為之陳述，自可作為證據使用。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除上開部分被告有爭執之證據能力外，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明：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44、158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陳立偉於本院審理中，固坦承其知悉「金鐘國」等人係 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且其於本案所為，係為詐欺集團成員擔任拿取他人帳戶資料之「取簿手」角色等事實，惟仍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已經不願繼續參與詐騙集團，我純粹是為了賺取詐欺集團提供的報酬，但我沒有要為詐欺集團拿取他人帳戶資料的意思，我只是做個樣子，向詐欺集團騙取取簿手之報酬，我並無參與其等犯行之意思云云。 (二)被害人鐘○○因遭詐欺集團成員以上開方式詐騙，而於112年3 月12日16時29分後某時許，將本案郵局帳戶之提款卡放置於本案置物櫃內，被告則依詐欺集團成員「金鐘國」指示，於 112年3月13日15時50分許，前往本案置物櫃欲拿取本案郵局帳戶之提款卡，惟其後被告未取出上開提款卡即離開本案置物櫃等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明確，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暱稱「客服」之詐騙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個人資料頁面擷圖（見警卷第23頁）、被害人鐘○○與暱稱「客服」之人之對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21-23頁）、被告試圖開啟本案置物櫃過程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警卷第25頁）、本院113 年2月5日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1份（見本院卷第69、75-83頁）、本案置物櫃周邊環境及本案帳戶之金融卡照片（見警卷第23-24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然查：　1.被告於警詢中原供稱：我於112年2月間，在網路臉書上的社團「偏門工作」上找到詐騙集團徵求「快遞員」，就是到指定地點拿取包裹後，將之送到指定地點的工作。我參加的詐騙集團有4個成員，我曾經有見過另一位綽號「弟弟」的車手，另外還有暱稱「金鐘國」、「GOGO」、「拓海」之人，「金鐘國」和「GOGO」兩人會告知領包裹地點跟送達地點，我負責領取內裝有提款卡的包裹，「金鐘國」會用無卡存款發薪水給我，取到一個包裹就是1500元，我先前總共為詐欺集團領了3次包裹，案發當日我依照「金鐘國」指示，到現場要拿取包裹時，他事先有告知我包裹內是提款卡，我被抓之後，「金鐘國」就將帳號刪除了等語(見警卷第1-7頁)，而於偵查中，被告原供稱：我從112年2月開始做，先後去臺北、臺中、彰化等地為詐欺集團領包裹，我在詐欺集團擔任「快遞員」，就是到指定地點領包裹並送往指定地點的工作，我在案發當天有去家樂福楠梓店拿取提款卡，但因為密碼錯誤，所以我沒有將提款卡取出等語(見偵卷第47-49頁)，惟於嗣後即改稱：我當時雖然有去現場按密碼，但其實我已經沒有要做了，我只是要讓詐欺集團看到我有去做，然後把我的報酬拿給我等語(見偵卷第51頁)，其後復於本院審理中以前開情詞置辯，是依被告歷次所陳，可見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其未能順利拿取本案提款卡之緣由所為陳述已有顯然前後矛盾之情，且如被告確係單純欲向詐欺集團訛取報酬而假裝無法提領本案提款卡，則其於遭查獲後，理應當即向員警、檢察官言及上情，惟被告於遭警查獲後，於警詢至偵查之初，均未言及此節，甚而明確陳稱其僅係因輸入密碼錯誤而未能取出提款卡，遲至偵查後段及本院審理中，方改口稱其係「故意」未取出提款卡，則上開情節顯可疑為被告為圖卸責，而臨訟編撰之詞，其信憑性已有高度可疑。　2.又自被告拿取本案提款卡之經過以觀，可見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先後3次以手旋轉置物櫃之密碼鎖，於未能順利開啟該置物櫃後，再以手機拍攝該密碼鎖並傳送予詐欺集團成員，方步行離開現場，此有卷附監視影像、本院勘驗筆錄及影像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9、75-83頁)，由上開經過以觀，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並非僅僅到場假意開啟置物櫃，反而有先後多次試圖開啟置物櫃未果之情事，且依被告所陳，其於每次開啟置物櫃失敗後，均立刻以手機向詐欺集團成員匯報(見本院卷第70-71頁)，顯見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全然配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而行動，假如被告確無為詐欺集團成員拿取提款卡之意，其當可於案發現場作勢開啟本案置物櫃即離去，然被告非但先後3度嘗試開啟本案置物櫃，更鉅細靡遺地向詐欺集團匯報其開啟置物櫃之過程，顯見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主觀上當有為詐欺集團拿取上開提款卡之真意，至為灼然。　3.依卷附被告相關前案資料(見本院卷第105-124頁)，可見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已參與詐欺集團長約1月，更為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多次金融帳戶資料，此節亦與被告於偵查中所陳情節相符(見偵卷第47-49頁)，足見被告並非偶然參與詐欺犯行，而已參與詐欺集團達於相當之期間，更有多次與集團成員相互合作遂行犯罪之紀錄，又被告所擔任之「快遞員」( 即負責收取人頭帳戶資料並轉交予上層成員之角色，俗稱「取簿手」，以下均以取簿手稱之)，係可直接接觸詐騙集團之人頭帳戶資料之成員，雖係為依上層成員指示而行動之基層成員，然渠等所為仍與詐欺集團是否可確實取得人頭帳戶資料具重要關聯，是取簿手與上層成員間仍須具備一定程度之信賴關係，而依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陳，其係因身障而致經濟困難，方長期參與詐欺集團之犯行，甚而向集團成員商討借款事宜(見偵卷第49頁、審金易卷第47頁)，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時應無可透過正當經濟活動營生之能力，而須仰賴詐欺集團之非法金流以謀生，而依被告所陳，其為詐欺集團拿取本案提款卡之報酬僅為1500元(見偵卷第49頁)，於我國當前之經濟現況，該等款項應僅足供通常人數日之生活所需，難以想見被告僅為1500元之報酬，即冒可能完全破壞與詐欺集團上層成員之信賴關係之風險而向詐欺集團訛取上開款項，益徵被告上開所陳，顯與通常事理相悖，全然無足採信。　4.被告於警詢中陳稱：之前有一次我幫詐騙集團領的包裹出了問題，因此我沒有拿到薪水，我因為要還高利貸錢，有在飛機群組內向詐欺集團索要我的薪水等語(見警卷第6頁)，由上開情節以觀，可見被告先前已有因未能順利拿取包裹，而經詐欺集團拒絕給付其報酬之情形，則被告所稱縱其未能順利拿取包裹，仍可獲取詐欺集團所提供之報酬之情節，顯與其與詐欺集團間之互動情節相異。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詐欺集團成員有我家的資料，他們也知道我家住哪裡，我怕他們來找我麻煩，才配合它們指示繼續做等語(見審金易卷第48頁)，是依被告所陳，可見被告主觀上對其如未依循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而行動，即極有可能遭集團成員報復、滋擾一事有所認知，則被告既稱其係害怕上開風險而依集團成員指示行動，亦稱集團成員對其生活狀況均有掌握，其理應不致貿然採取對詐欺集團不利益之舉措，而使自身暴露於可能遭集團成員施以非法報復之風險之下，是被告前開所辯，顯與其此部分所陳情節相互矛盾，而顯為其臨訟杜撰以圖卸責之詞，至為明確。　5.被告雖另於本院審理中辯稱：當時在員警拘捕我之前，我是坐在家樂福門口側邊的機車停車棚內停放的機車上面，我正在跟詐騙集團周旋說我不想繼續做這些事情，如果我當下確實是要為詐騙集團收取帳戶，我應該會立刻離開現場，不可能還留在現場讓員警來抓我，這件事情可以推論我並無為詐欺集團拿取提款卡之犯意等語(見本院卷第300、314頁)。然縱令確係從事犯罪行為之人，在行為人不知悉其犯行業已遭檢、警當場掌握之情形下，仍可能因等候共犯指示，或暫於原處待命等考量而滯留於犯罪現場，自無由僅憑其於犯行後留置於現場之相關舉止，即推論其主觀上並無參與犯行之意，而依被告所陳，其於案發當日留置於現場之緣由，係為向詐欺集團成員回報、討論後續處理事宜，且其留置於現場之時間僅約5分鐘左右(見本院卷第71、314頁)，另其於遭員警查獲時，業已準備離開家樂福楠梓店(見本院卷第164頁)。而員警李泓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我們看到被告準備離開現場時，就趕緊尾隨其後前往盤查被告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10頁)，堪認被告僅係為向詐騙集團回報本案狀況，而短暫留置於現場，方遭跟隨於其後之員警當場查獲。且依卷內事證以觀，被告於遭員警拘捕前，對其犯行已遭員警掌握一事並無認知，足認被告並非係為向員警投案或自承為犯罪人，方刻意留置於現場，自無由僅憑被告偶然留置於現場之舉措，即推認被告確無與詐欺集團共犯之真意，是被告此部分所辯，無足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按共同正犯間就其等犯意聯絡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行為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仍可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自承其係依「金鐘國」之指示，拿取本案被害人所交付之郵局帳戶提款卡，是被告已親身參與為詐欺集團取得上開被害人因受詐欺而交付之財物之犯行過程，而分擔詐欺取財犯行之一部，且依被告於警詢時所陳，其拿取提款卡之報酬計算方式，係以收取之包裹件數計算，而如收取帳戶資料失敗，其報酬亦可能因而受到影響(見警卷第5-6頁)，顯見本案詐欺集團向被害人詐取帳戶資料之犯行是否成遂，與被告可受取之報酬數額及是否可確實獲取報酬一事均息息相關，堪認被告主觀上應係本於為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之犯行，自應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共同正犯論擬。 (二)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本案詐騙集團有4個成員，我先前曾經配合交付包裹予同集團之車手綽號「弟弟」，另有綽號「金鐘國」、「GOGO」以及「拓海」之人等語(見警卷第4-5頁) ，復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之前有見過同集團的另一名車手，我認為該人與綽號「金鐘國」之人係不同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0頁)，顯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應已達於3人以上，且被告對上情亦有所認知，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雖已對被害人施以詐術，並使被害人因而依指示將其郵局帳戶提款卡放置於本案置物櫃內而著手於詐欺取財犯行，惟因被告未能將上開提款卡自置物櫃內取出，而使詐欺集團尚無法建立對上開提款卡之實質管領權限，而未達於既遂，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金鐘國」、「 GOGO」、「拓海」、「弟弟」之人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對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應以共同正犯論處。 (三)被告雖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然尚未生犯罪結果，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四)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為集團成員擔任收取提款卡等帳戶資料之角色，其雖未直接參與詐欺組織之運作，亦未向被害人遂行詐術，而於分工上屬較為外緣之角色，而被告本案參與詐欺之物品雖僅為不具通常交易價值之提款卡，然其動機應係為使詐欺集團藉此遂行其餘犯罪所用，情節仍屬非輕，惟其犯行未能成遂即遭發覺，所生損害尚屬輕微，綜合上開情節考量，本院認對其行為責任之評價應以低度刑為適當。　3.次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本案行為前，甫因詐欺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審簡字第623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而其於本案行為前，又多次參與詐欺集團之犯行，而於本院審理中分別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22頁)，其多次以向他人詐取財物、參與詐欺集團以謀取報酬等手段獲取不法利益，品行惡劣，且被告於犯後仍執詞爭辯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毫無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兼及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之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本院卷第441頁)，綜合以上行為人屬性之相關事由，爰對被告本案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 (一)被告於偵查中自承其本案拿取提款卡之報酬為1,500元，且其業已拿取上開報酬等語明確(見偵卷第49頁)，堪認此部分應屬被告之犯罪所得，又此部分犯罪所得既未扣案，復查無對之宣告沒收有何過苛之情，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係採義務沒收主義，祇要合於前述規定，法院即應為相關沒收之諭知。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以扣案之手機(型號：OPPO RENO 10XZOOM，IMEI：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將置物櫃密碼鎖拍照回傳予詐欺集團成員乙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認明確 (見本院卷第70頁)，是上開手機係被告用以與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之物，應堪認定，核屬其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所用之物，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關於著手時點之判斷，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出於開始遂行犯罪行為之意念，客觀上已達於實現構成要件之前置階段，而使保護法益處於遭受侵害之高度危險情狀時，方足當之，就洗錢行為之著手，以「人頭帳戶」之案型而言，須待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實際管領權，並指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與犯罪行為人無關之「人頭帳戶」時，方屬開始共同犯罪計畫中，關於去化特定犯罪所得資金之不法原因聯結行為，就其資金流動軌跡而言，在後續之因果歷程中，亦可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此時方可認其已著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19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上開所為亦構成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犯行，然由本案情節以觀，本案被告尚未取得被害人之郵局帳戶提款卡時，即遭查獲，是本案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應尚未建立對本案郵局帳戶之實質支配權能，且依卷內現有事證，亦無證據可認已有任何詐欺贓款匯入本案郵局帳戶內，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已著手於洗錢行為，而無由以洗錢罪嫌相繩，是依檢察官所舉之事證，尚難認被告此部分行為亦該當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洗錢未遂犯行，然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前開經本院判處罪刑之部分，具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梁詠鈞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許琇淳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06

CTDM-112-金易-46-20241206-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570號上訴人劉正雄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8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1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以上訴人劉正雄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㈢至㈤部分，係對第一審判決論處之罪刑全部上訴，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明確，乃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載之事實、論罪及沒收，維持第一審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㈢、㈣部分分別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及第一審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㈤部分，論處上訴人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已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㈢部分，僅係為查緝通緝犯，而將偕志明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林志誠確認情資有無錯誤，檢察官未舉證上訴人有何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上訴人所為自不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原判決逕論以該條之罪，自屬違法。㈡上訴人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㈣部分，係輾轉受賴昱愷或其家人囑託查詢賴昱愷個人資料，自無侵害賴昱愷之資訊隱私權，亦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論以該條之罪，亦屬違法。㈢上訴人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㈤部分，雖有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消息之舉動，然其目的係為瞭解張皓閔案件之偵辦進度，故此部分所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文書、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在時、地上具有緊密之重疊、結合關係，應屬一行為，僅得論以一罪，與本案情節相似之案件亦有論以一罪者，原判決論以數罪併罰，即屬違法。㈣上訴人任職警察期間工作表現優良屢獲功獎，亦無犯罪前科，且現有穩定工作，為家中經濟支柱，復罹有心肌橋、肝細胞癌、肝硬化等疾病，所為6次犯行，均無涉對價或收受利益，且超過檢方原欲清查範圍，上訴人仍坦誠不諱，所生危害非鉅，原判決未予緩刑，同有違法。三、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固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然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以外個人資料之利用，除有同法第16條各款所列之例外情形，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者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係將偕志明之戶籍地址、先前登記之現居地址等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機關、單位保有之個人資料傳送予已非司法警察、並無查緝通緝犯職責之林志誠（即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㈢部分），及將賴昱愷所涉案件之被害人、證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傳送予王振宇，以利賴昱愷及其家人掌握案件偵辦進度（即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㈣部分），所為自已侵害偕志明以及賴昱愷所涉案件之被害人、證人之資訊隱私權等人格權，而有損害其等利益之意圖。原判決就上訴人如何具有損害他人之意圖部分，雖未詳予說明，稍有微疵，然不影響事實之認定及判決之本旨，尚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以上訴人將偕志明之個人資料外洩係為查緝通緝犯，及上訴人將賴昱愷之個人資料外洩並無侵害賴昱愷之資訊隱私權云云置辯，無視於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將偕志明之個人資料外洩予並無查緝通緝犯職責之林志誠，已逾越確認情資之範疇；另上訴人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㈣部分，所訴究之行為不法內涵係上訴人將賴昱愷所涉案件之被害人、證人之個人資料外洩而為不法利用等旨（見原判決第8頁），仍執前詞，重為爭執，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按觸犯數罪名，然因具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關係，原得評價為牽連犯而以一罪處斷之二犯罪行為間，於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上之一行為，而依想像競合犯規定論以一罪？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客觀構成要件行為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固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符，可依想像競合犯論擬，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仍應分論併罰。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之記載，已說明上訴人就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一、㈤部分所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等旨（見第一審判決第8至9頁），且依原判決之事實認定，上訴人係先於民國112年5月17日下午1時51分許及52 分許，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偵查隊辦公室，登入警政「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網站，並在「查詢原因」欄位輸入不實之「偵辦刑事案件-竊盜案」內容，以查詢張皓閔之犯罪偵辦情形後，繼於同日下午2時46分許至4時43分許，在臺灣省○○縣○○鎮之「尚豪SPA舒壓會館」內，將其另向下屬黃宇綸索要之李嘉樂檢舉張皓閔販賣毒品之警詢筆錄及所附卷證資料交予張皓閔，上開二行為之時間、地點可分，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非同一，並無局部之重疊可言，原判決予以分論併罰，自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徒以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引之他案論處罪數情形，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揭說明，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按是否宣告緩刑，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未濫用其職權，縱未宣告緩刑，亦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斟酌上訴人並無前案紀錄、擔任警察期間之獎勵事蹟、育有2名在學子女、罹患心肌橋及肝細胞癌之身心健康狀況等有利於上訴人之量刑情狀，並說明上訴人身為第一線執法員警，擔任員警多年，業已升任小隊長，竟多次非法利用民眾個人資料，對國家公權力、法秩序造成傷害甚鉅等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如何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因而未為緩刑之諭知，業已斟酌本案犯罪情狀及上訴人個人之一般情狀，難認有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自不能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無視於原判決此部分之論述，徒憑己見，仍執前詞，任意指摘原判決未諭知緩刑為違法，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七、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案件，就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第二審駁回上訴或撤銷並自為有罪之判決者，不　　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部分（即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1、2、6部分），係維持第一審判決，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揆諸前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猶對此部分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亦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5

TPSM-113-台上-4570-20241205-1

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4號公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瀞瑩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35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乙○○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丙○○為前配偶關係，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基於無故取得他人之電磁紀錄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接續於民國11 1年9月22日凌晨1時37分至112年1月11日上午10時13分期間內某時，在不詳地點，藉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晚上6時許，交付iPhone行動電話(下稱「本案行動電話」)1支與未成年兒子使用之機會，未經告訴人之同意，無故利用本案行動電話內AIR DROP軟體，將本案行動電話內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起訴書誤載為「玉山商業銀行」)帳戶交易紀錄截圖及交友軟體紀錄截圖等電磁紀錄傳輸至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內，而取得告訴人個人財務資料及交友資料，復與友人甲○○對話過程中傳送告訴人上開財務及交友資料予甲○○，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嫌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磁紀錄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等語。二、證據能力因當事人無爭執，故不予說明。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以行動電話傳送上述告訴人之財務及交友資料予甲○○。惟矢口否認有何被訴犯行。辯稱：是因為甲○○ 的配偶與告訴人間有薪資糾紛，並且我要請甲○○幫我注意我與告訴人所生兒子之照顧事宜，我才會傳送上述告訴人之財務及交友資料予甲○○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1年9月22日凌晨1時37分起至112年1月11日上午10 時13分許止，在不詳地點，分次傳送上述告訴人之財務及交友個人資料予甲○○之事實，除經被告於審理時自述明確外( 本院卷第235頁)，並經證人甲○○於審理時證述詳實(本院卷第226頁)，復有卷附上述告訴人之財務及交友資料截圖在卷可考(偵卷第37、39、153頁)，首堪認定。　　 (二)妨害電腦使用部分：　　刑法第359條規定「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該罪之客體必須是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例如隨身碟)之電磁紀錄，而智慧型行動電話與電腦固然有部分功能相似，但智慧型行動電話屬於電信設備，其主要功能在於通信，而電腦則是計算、演算，二者不能等同視之，否則非但逾越文義範圍，且與刑法第266條第2項所定「電信設備」乙詞，有產生混淆之虞。查，上述告訴人之財務資料，為告訴人自行以Line 軟體傳送與被告，有Line截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5頁)，故非被告「無故」取得，核與刑法第359條規定「無故取得」之要件不合致。另，上述告訴人之交友資料，係被告自本案行動電話截圖傳送至自己使用之行動電話乙情，業經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陳稱：我有點入本案行動電話交友軟體中查看，並將告訴人交友資料截圖後，傳送至自己使用的行動電話 (偵卷第136至137頁、本院卷第236頁)；及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以：本案行動電話與我使用的另一支行動電話有同步功能，所以我用另一支行動電話使用交友軟體時，被告持用中的本案行動電話也會同步顯示(本院卷第216頁)各等語大致相符。因之，被告截圖取得之上述告訴人交友資料，係源自本案行動電話之電磁紀錄，並非「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是與刑法第359條規定之客體要件不符合。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1、行為人客觀上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原則上就已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同此)，行為人即應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7條、第48條之行政處罰責任，倘若行為人對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有認識時，此時即具備主觀故意，如行為人同時復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即具備意圖犯之意圖，此時行為之不法程度即由行政不法提昇至刑事不法，行為人應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刑事責任。申言之，行為人客觀上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係行為人之行政處罰及刑事責任共通要件，然而「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為行為人應受行政處罰或刑事責任之區別標準。從而行為人對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主觀認識，屬於主觀構成要件中之「故意」，但行為人心中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則屬於主觀構成要件中之「意圖」，二者有別。因之，「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為入罪之要件，自不能以屬於故意範圍之「行為人對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主觀認識」取代之，否則形同架空上開意圖要件。又「損害他人之利益」部分，雖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惟仍須為法律所保障之權利或利益，再參諸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2項規定：「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足見上開所稱他人利益，應指財產權以外之「人格權」，而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即屬人格權保障之具體法律規定，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他人利益」之範圍大致相當，適可作為參考判準，但不包括一般之反射利益或其他非法所保護之抽象利益(例如造成他人心理不快)。 2、承上，本案判斷之爭點，乃在被告傳送告訴人上開財務及交友個人資料予證人甲○○，被告有無損害他人「名譽」法益之意圖(按：至於身體、健康、自由、信用、貞操，或其他人格法益顯與本案無涉，不予說明。「隱私」法益，則屬於主觀故意之認識範圍，業見前述，不能列入意圖作考量)。而「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因此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其評價是否貶損為斷。準此，查封不動產之強制執行行為，既具有公示性，客觀上即足使被查封人被指為債信不良，其原所建立之聲望必有減損，信譽勢必因此低落。」(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8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告訴人於110年間離婚乙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與被告於審理時為相一致之供述(本院卷第2 14、235頁)，告訴人於離婚後使用交友軟體認識異性友人，屬於正常之社會互動及交流，故被告傳送告訴人上開交友資料予證人甲○○，並無損於被告品德、聲望之社會評價。此外，告訴人與證人甲○○之配偶間，雖曾有薪資糾紛，但僅因工作時數計算有分歧，並非被告無資力支付薪水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謂：甲○○的配偶之前是我公司的工程技師，我曾經因為加班時數計算有誤而與甲○○的配偶產生誤會(本院卷第221頁)；及證人甲○○於審理時證陳：告訴人和我的配偶當初是因為加班時數計算有出入，而不是告訴人沒有錢付薪水，並且我及我配偶，與告訴人間沒有債務關係( 本院卷第230至231頁)各等語歷歷，因而告訴人並非有錢但故意積欠員工薪資，被告傳送告訴人上開財務資料予證人甲 ○○，自不會減損告訴人之信譽。四、綜上所述，全案卷證無法證明被告有「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以便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7條、第48條之行政責任區別，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王榮賓　　　　　　　　　　　　　　　　　　法　官何啓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張子涵

2024-12-04

CYDM-113-訴-294-20241204-1

清上

懲戒法院

懲戒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上字第15號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劉振陽彰化縣警察局警員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內政部代表人劉世芳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3年8月8日113年度清字第23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劉振陽經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內政部以其於任職期間因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且有懲戒之必要，移送本院第一審（下稱原審）審理，經本院113年度清字第23號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休職，期間6月(下稱原判決)。上訴人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二、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三、原判決認定略以： (一)上訴人自民國110年5月間起至111年11月間止，在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下稱北斗分局）三條派出所擔任警員，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具有刑事案件偵查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其為確認A女之婚姻狀態，並希望透過其親屬居間協助挽回感情，即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個人資料及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接續於110年6月16日至111年8月31日間，多次使用公務電腦或警用行動電腦登入警政知識聯網等系統後，查詢蒐集 A女及其胞姐B女與姐夫C男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A女、B 女及C男，並於其中數筆個人資料之查詢過程中，在系統之「用途」欄輸入「舉發交通違規」或「警勤區訪查」等不實查詢事由，而使該等電磁紀錄留存在查詢系統之主機記憶體，足以生損害於內政部警政署對警政知識聯網等系統管理之正確性，其所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之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違失行為，詳如原判決附表所示計42次。 (二)上訴人上開違法事實所犯刑事案件，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8號刑事判決，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3年（緩刑所附條件從略）確定在案。原審依職權調取前揭刑案全卷電子卷證資料審閱，並綜合調查證據及斟酌一切事證結果，以上開事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於刑事案件警詢、偵查、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A女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且有北斗分局111年10月28日北警分偵字第0000000 000號函、同分局同年11月9日北警分偵字第0000000000號函各1份、被害人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10年5月至111年 9月上訴人查詢紀錄分析各2份、電腦資料查詢紀錄簿、彰化縣警察局111年12月28日彰警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各1份附於刑事案卷可稽。因認事證明確，上訴人違失行為堪以認定。 (三)上訴人所為，除違反刑事法律外，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 條所定公務員應誠信、謹慎，不得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及第7條後段所定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之旨，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失行為。經審酌其違法行為之情節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上訴人如前所示之懲戒處分。四、上訴意旨略以： (一)希望法官能依論理及經驗法則體恤民生疾苦，考量司法平等改判，並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l0條規定，重新裁量懲戒之處分，觀諸與本案相類似判決（即懲戒法院l12年度清字第27 號判決）兩案之動機、目的相同，刑事判決亦雷同，均無累犯及洩漏盜賣個資以從事不法，亦無與他人共犯取得不正利益，足生損害公眾及他人，二案判決結果卻大不相同（違反比例原則）。又相對於公務員故意酒駕累犯亦以降級改敘居多，甚少判到休職。犯錯當然要受到該有之處分，但同樣動機、目的、手段犯錯卻判決相異，與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務相同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不合。 (二)上訴人單純因遇人不淑，發現論及婚嫁前女友A女劈腿，及因第三者桃園市陳男介入，後續陳男打電話來多次嗆聲恐嚇上訴人不許與A女往來互動而產生糾紛爭吵，第三者再慫恿A 女聯合預謀設計有心陷害上訴人，上訴人因私人感情糾紛一時衝動思慮不周，瀏覽前女友婚姻狀態及為了挽回感情請求其胞姊及姊夫協助而非因公查詢瀏覽個資，其胞姊及姊夫已理解上訴人原委而和解。上訴人居偏鄉，思維做人較憨厚直率，並無工作上故意或怠惰重大過失犯錯，從警期間兢兢業業、忠於職守，有惻隱之心、熱心公義、見義勇為、扶助轄區弱勢，多次登上新聞及受表揚，且人品端正並無菸酒檳榔等不良嗜好，純粹單親爸爸為了給子女健全家庭，感情問題思慮不周情急衝動犯錯，上訴人亟需這份工作維持生活與償還房貸養育老小，如休職家裡經濟勢必雪上加霜負擔沉重，因父母高齡無工作，母親復中風且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領有中度身障手冊，且需扶養領有輕度殘障手冊自閉症幼兒，又為了與前任女友論及婚嫁而買房，需負擔房貸每月新臺幣25,000元，生活上困苦。 (三)聲請調查證據：l12年l0月26日考績會上訴人已列席陳訴意見，上級機關多人決議不送懲戒；待證事實為：因感情問題糾紛，一時失慮不周偷查、無洩漏盜賣之惡意，亦非情節重大造成損害，犯後坦承態度良好。 (四)上訴人深感懊悔不已，已痛下決心絕不再犯，請明察予以自新機會，從輕做成上訴人降級改敘之懲戒處分，降低權益上所受損害。 (五)證據資料：乙上證l：因扶助轄區弱勢民眾獲嘉獎1次。乙上證2：熱心公益助人之網路新聞截圖。乙上證3：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108年新警督字第0號獎狀。乙上證4：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乙上證5：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2份。乙上證6：房貸繳款證明。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公務員之懲戒，其目的不在對其特定違背義務的「行為」，予以報復性的懲罰（即不在譴責其行為）；而是對公務員違背義務的行為，所徵顯的整體人格，予以整體評價，檢視其是否未來不再適合擔任公務員，或者雖尚未達此程度者，但須給予規訓督促其履行義務，而給予相當之懲戒措施。又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及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背法令。再「懲戒處分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處分輕重之標準：(1)、行為之動機。(2)、行為之目的。(3)、行為時所受之刺激。(4)、行為之手段。(5)、行為人之生活狀況。(6)、行為人之品行。(7)、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8)、行為所生損害或影響。(9)、行為後之態度。」為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明定。所謂「應審酌一切情狀」，係指除該條所列舉之上述情狀外，其餘對於被付懲戒人有利與不利之情狀，亦應予以全盤斟酌考量而言。 (二)本件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自可作為本院判斷之基礎。再者，原審依憑本案卷附全部證據資料（含上訴人之答辯狀及證據），並依職權調取相關刑事案件全部電子卷證，詳加審酌，考量上訴人身為警察人員，未能誠信、謹慎，竟因感情因素而有本件損害機關形象、政府信譽，侵犯被害人資訊隱私權之違失行為，以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因而判處上訴人休職6月之懲戒處分。本院經查原審為懲戒種類之酌定時，業經審酌刑事卷內上訴人於警詢、偵查、法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陳述及各項證據資料，以及本院一審卷所附警察人員人事簡歷表、公務人員履歷表（含其學經歷、考績、獎懲等之詳細紀錄），核已通盤考量上訴人行為之動機、目的、行為時所受之刺激、其行為之手段、生活狀況、品行、違反義務之程度、其行為所生損害或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而對其違失行為，所徵顯的整體人格，予以整體評價，而處以休職，期間6月之懲戒處分。故原判決所為核屬懲戒法庭第一審對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其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及責懲相當原則之情事。上訴意旨專憑己見，指摘原判決懲戒處分過重，違反比例原則，委無足取。又其他個案之事實不同，其公務員人格圖像互異，無從比附援引，上訴意旨援引本院l12年度清字第27號判決，指摘原判決處分過重，亦不足取。 (三)本院懲戒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5條第1 項規定，應以本院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一審判決後，原則上不得聲請調查證據而資為第二審上訴之理由。上訴意旨聲請調查其服務機關112年度考績會之紀錄，不應准許。六、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並作成降級改敘之判決等情，為無理由，且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第7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輝煌法官黃梅月法官張祺祥法官黃國忠法官許金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書記官賴怡孜

2024-11-28

TPPP-113-清上-15-20241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