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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38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向偉鈞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4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0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本案繫屬經過：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先於民國11 2年3月23日以111年度偵字第62108號、17075號起訴書，對被告向偉鈞（下稱被告）、向偉傑、林昱君提起公訴，犯罪事實為被告夥同向偉傑、林昱君及其他共犯邱振展、何銘、黃立偉等人以靈骨塔詐欺犯罪集團對該案被害人陳敏、陳樹基、王天祥、吳文伶等人為詐欺取財之行為，認其等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前段指揮犯罪組織及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 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嫌，該案於112年3月30日繫屬原審，並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45號案件審理（下稱前案）。嗣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被告涉嫌詐欺告訴人余麗華，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且與前案具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關係，於113年1月11日對被告追加起訴，並於113 年1月25日繫屬原審，由原審以113年度易字第141號案件審理（下稱本案）；後經原審於113年7月11日就本案為不受理判決乙情，有新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2108號、17 075號起訴書、112年度偵字第41031號追加起訴書、同署113 年1月25日新北檢貞發112偵41031字第1139011904號函上所蓋原審法院收文戳章、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他字第73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80至194頁、原審113年度易字第141號卷〈下稱易字卷〉第5至10頁、本院113 年度上易字第1638號卷第47至53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二、原判決意旨略以：　㈠參諸本案與前案之犯罪事實，前案公訴意旨認定被告之共犯為上開邱振展等人，涉及加重詐欺及組織犯罪，然本案中僅認定被告為自行對告訴人為詐欺行為，其他共犯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亦未認定被告為加重詐欺行為，且觀之本案追加起訴書所載證據清單，亦與前案顯有不同，故兩者就犯罪之時間、地點、行為態樣、共犯、被害人等均不相同，無從認為本案與前案之訴訟資料有何共通性存在。又原審早於 112年3月30日受理前案，並進行多次審理程序，已傳喚多名證人進行交互詰問完畢，並預計於113年7月18日審理程序進行辯論程序（預計於該次辯論終結），本案係於10個月後始繫屬原審，故就訴訟進行程度而言，前案亦即將審結，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可能，顯然已無法達到追加起訴利用前案之審理程序以達到訴訟經濟或證據共通之便目的。　㈡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否認犯行，且依公訴檢察官主張尚有其他證人需再行調查，此有原審審判筆錄附卷可參；而本案其他共犯王宥元、林新峰雖前經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1031 號均為不起訴處分，然均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3年7 月1日發回續行偵查，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上開共犯顯與前案中共犯均不相同，本案中檢察官亦未起訴被告可能涉及三人以上加重詐欺犯行，日後此部分顯仍須耗費相當時間加以審理釐清（況上開共犯與被告間是否為共犯，亦有待檢察官繼續偵查釐清）。而檢察官追加起訴本案，因犯罪事實及被害人等均不相同，並未見有何需防免與前案裁判歧異之考量，對於前案之迅速、妥善審結有所影響，亦有損於被告之權利，是參諸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6 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1 11年度台上字第3835號判決意旨，本案檢察官追加起訴與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爰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等語。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一、一人犯數罪者。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第265條規定「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可知刑事訴訟法第265條並未規定「本案與追加起訴之犯罪事實要相同」、「證據清單有共通性」、「符合訴訟經濟效益」，才可追加起訴，僅只是很單純規定一人犯數罪就可追加起訴，且此條文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益徵當時立法委員已經過深思熟慮，認為此種情況即可追加起訴，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3835號刑事判決意旨顯然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且憲法第80 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而前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108 年度台上字第3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835號刑事判決，並非屬於憲法第80條「法律」之範圍內，且本案亦經過四次開庭，且有證人交互詰問，卻以判決不受理結束本案，如此是否更不符合本案判決所稱之訴訟經濟，故原審判決參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以法律所無之限制判決本案不受理，尚有所誤會。　㈡再者，現今已有大法庭制度，如認為本案確實有上開爭議，惠請提交大法庭解釋，否則不同法官對於「是否要有訴訟經濟效益？」、「何種情況才算有訴訟效益？」，可能會有不同想法，此時檢察官無所適從，對於是否要追加起訴即產生困擾，而使刑事訴訟法第7條充滿不確定性，亦不符合法治國家明確性原則。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恰，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四、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一、一人犯數罪者；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判決意旨固謂法院得裁量認定檢方追加起訴是否不合制度本旨而予不受理判決，但並非得恣意裁量，主要應考慮三項因素：一、合併審理是否有助於訴訟經濟：依本訴及追加起訴證據方法之共通程度，審酌合併審理是否有助於同時調查多數被告或多數犯罪事實涉及之共通性證據，而避免分別起訴須重複調查相同證據所耗費之無謂時間人力等成本。二、合併審理是否有助於避免裁判歧異：即同一法院能因數案併審而就同一事實為相同認定，避免相異矛盾而戕害司法公信力。三、法院是否因合併審理而對追加起訴之被告產生不公平偏見之預斷風險，或有不當侵害被告訴訟權等情形：例如法院是否會因已進行之證據調查結果，或因藉由認定其他被告或其他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而對追加起訴之被告或其他犯罪事實產生不公平且難以弭平之偏見預斷，或有其他有害於被告訴訟防禦權、辯護依賴權等情形。法院應綜合上揭因素妥為權衡裁量，如認檢方追加起訴嚴重違反制度本旨，方得以追加起訴程序不合法為不受理判決。五、經查：　㈠觀諸前案起訴書、本案追加起訴書所載（見他字卷第180至19 4頁、原審易字卷第7至10頁），可認檢察官係主張被告就其所為之前案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及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係屬刑事訴訟法第 7條第1款所定「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依同法第265 條第1項規定，得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對被告追加起訴，經核與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等規定相符，是檢察官本案所為追加起訴，於形式上並未有何違法之處。　㈡依檢察官前案起訴及本案追加起訴意旨，被告於前案、本案均係利用靈骨塔塔位、殯葬產品之早期持有者轉售不易，急欲尋找買家出售之心態，由被告親自或夥同其他共犯致電靈骨塔塔位、殯葬產品之持有者（即被害人），再以虛構不實買家之詐術，訛騙該等持有者支付節稅費、手續費、保管費等不實費用以牟利，足見被告於前案及本案中之犯罪手法雷同，證據方法亦有共通之處，可見追加起訴確有助於在相同程序中同時調查共通證據，而免於訴訟資源之後續無端勞費，亦有助於法院對同一犯罪手法之犯罪事實為相同認定，以避免裁判兩歧之風險。　㈢再者，檢察官係於113年1月11日對被告為本案追加起訴，並於113年1月25日繫屬原審，原審於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2 3日進行準備程序並確認本案爭點及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後，於同年5月28日進行審判程序並就檢察官所聲請傳喚之證人行交互詰問程序，復於同年7月9日續行審判程序，且逐一提示本案卷存證據以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惟因檢察官於原審調查證據後，主張尚有證據聲請調查，故本案並未進行辯論程序，嗣原審隨即於同年7月13日就本案為不受理判決，此有原審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23日之準備程序筆錄、113年 5月28日、同年7月9日之審判筆錄、本案判決書附卷可參（見易字卷第66至72頁、第99至105頁、第135至166頁、第109 至202頁、第211至215頁）；佐以原審於本案判決中敘明前案預計於113年7月18日行審判程序，並於該次審判期日進行辯論程序，足見檢察官就本案追加起訴並繫屬原審時（即11 3年1月25日），距離原審擬進行言詞程序之審判期日（即11 3年7月18日）尚有將近半年之時間，是難認檢察官追加起訴本案時，前案之審理進度已近審結；且檢察官於原審就本案踐行調查證據後，雖另行聲請調查證據，然斯時原審就承審中之前案既尚未進行辯論程序，自仍得就本案追加起訴部分併予審認，況原審既已就本案進行審判程序，並踐行證人交互詰問等調查證據程序，則原審逕以妥速審結、避免損害被告權利為由，遽對本案為不受理判決，反而使本案之訴訟進行頓然中止，且尚須由原審法院其他法官重新審理本案，此等作為實有礙於原審所秉持之訴訟經濟理念，亦無益於被告之權利保障甚明。準此，檢察官於本案所為追加起訴，與刑事訴訟法追加起訴制度本質無違，亦難認有何違反妥速審結、有損於被告權利之情形可言。六、原審未詳審上情，認前案與本案之犯罪事實不同，訴訟資料毫無共通性，亦無避免裁判兩歧之考量；且以檢察官就本案追加起訴時，前案即將審結，即認已無合併審理之可能；又以併審本案有礙妥速審結、有損被告權利，故認本案追加起訴不合法而為不受理判決，難認允當。是以，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發回原審法院，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郭峻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翁子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31

TPHM-113-上易-1638-202503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毀損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568號上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銘賢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毀損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55號，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3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審判決意旨略以：被告曾銘賢（下稱被告）、同案被告黃　　印辰及楊定宇均知悉新竹市北區國光街18巷內周邊區域乃人車往來之公共場所，若聚眾鬥毆，將嚴重妨害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之維護，竟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及傷害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7月6日上午2時19分許，在上開巷內，徒手毆打告訴人許文燊（下稱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左側手部第五掌骨骨幹移位閉鎖性骨折、頭部其他部位挫傷、左側手部挫傷、左側踝部挫傷、右側上臂挫傷、左側手肘挫傷等傷害（被告此部分涉犯妨害秩序罪嫌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4年度竹簡字第117號為簡易判決）。被告另基於毀損之犯意，持酒瓶砸破告訴人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小客車前擋風玻璃，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部分，因告訴人撤回毀損告訴，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並未具狀撤回告訴，亦未當庭為撤回之意思表示，原判決所援引告訴人與書記官對話之公務電話紀錄表，應難等同於告訴人已以言詞向法院表示撤回告訴。且本件之法院組織為合議庭，被告未改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不宜由受命法官單獨為公訴不受理之裁判等語。三、經查：　㈠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決　　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　　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係不當　　而撤銷之者，得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又對於原審　　諭知管轄錯誤、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　　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或認為有理由而發回該案件之判決　　，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第372 　　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按地方法院審判案件，以法官一人獨任或三人合議行之；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除簡式審判程序、簡易程序及第37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款、第284條之1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程序係為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訴訟案件應以公判庭為中心，採直接審理主義及言詞審理主義，審判之法官原則上須在公判庭上直接聽取訴訟兩造當事人所為攻擊、防禦之言詞、舉止，以獲得心證，作成裁判。有關訴訟程序之瑕疵，於當事人未異議、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訴訟經濟之考量等情形下，或可藉由事後補正、追認及後續訴訟之接續進行，而受治癒或視同治癒，然非所有之瑕疵訴訟行為均可獲得治癒，對於法律規定應以合議審判之案件，誤由法官獨任審判，乃法院組織不合法之程序上重大瑕疵，非但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違法，亦足使被告應受法院依相關法律規定與程序公平審判之訴訟權保障受有侵害，不論當事人有無聲明異議，此重大瑕疵仍不能因上訴於上級法院審判而得獲補正或治癒。　　㈢本件被告所涉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雖屬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列得行獨任審判之罪，惟被告同案被訴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其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屬同法第284 條之1第1項所列得行獨任審判之罪，全案自應行合議審判，法院之組織始屬合法。該案既經原審法院分案，由該院刑事第一庭合議審判，基於法官法定原則，自不得恣意變更法院組織，將特定案件改分配於非法定之特定法官承審。原審就被告所涉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部分既未經合議庭裁定改分以變更法院組織，竟逕由受命法官一人獨任審判，即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款所定法院組織不合法之情況，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是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為兼顧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2條規定，不經言詞辯論，將原判決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裁判。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林柏泓法　官錢衍蓁法　官羅郁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易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2025-03-31

TPHM-114-上易-568-20250331-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上訴人吳健彰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1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967號，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604、5809、6 447、6797、6816、7695、84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針對上訴人吳健彰幫助犯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相競合犯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之量刑部分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幫助犯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之刑（仍競合犯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固非無見。二、惟查：㈠行為人同時為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下稱新洗錢法），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洗錢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修正為新洗錢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新洗錢法與舊洗錢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之情況下，其刑度之上、下限有異，且新洗錢法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關於論以一般洗錢罪「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法院審理結果，倘認不論依新、舊洗錢法均成立一般洗錢罪，則應依刑法第 2條第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為新舊法律選擇適用。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合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一般洗錢罪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故揆諸前揭說明，若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舊洗錢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此為本院最近之統一見解。查原判決以倘適用上訴人行為時之舊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上限為有期徒刑6年11月；倘適用現行之新洗錢法，處斷刑上限則為5年，而經比較之結果，認應適用新洗錢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其所持見解，即難謂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㈡上訴人於本件犯罪行為（112年5月18、19日）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0 00年0月00日生效。修正前該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該規定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修正後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稱現行法)。依上開行為時法，行為人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減輕其刑，而依中間時法、現行法，則都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減輕其刑。是依上述修法歷程觀之，上訴人如在偵查或審判中有一自白者，即有行為時法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依原判決所認上訴人於偵查時並未坦承犯行，嗣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始為認罪之表示，則原判決未依行為時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其適用法律亦有違失之處。三、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全然無理由，且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影響於量刑之調查及辯論暨科刑事實之認定，本院尚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075-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34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HONG CHENG LONG方成龍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63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4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審判決如附件所載。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處被告HONG CHENG LONG加重詐欺未遂並論罪科刑部分，固屬正確，惟另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依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規定，屬合議庭職權，原審以獨任法官進行審判，於法不合，判決仍屬違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361條第1項起上訴，請予撤銷改判，俾符法制等語。三、經查：　㈠按地方法院審判案件，以法官一人獨任或三人合議行之；而除簡式審判程序、簡易程序及下列各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一、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三、刑法第 283條之助勢聚眾鬥毆罪。四、刑法第320條、第321條之竊盜罪。五、刑法第349條第1項之贓物罪。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七、刑法第339條、第3 39條之4、第341條之詐欺罪及與之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5條之洗錢罪。八、洗錢防制法第15 條之1之無正當理由收集帳戶、帳號罪，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 1項、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故地方法院審判案件，如應行合議審判，應以法官三人合議行之，始屬適法，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又刑事訴訟程序係為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訴訟案件應以公判庭為中心，採直接審理主義及言詞審理主義，審判之法官原則上須在公判庭上直接聽取訴訟兩造當事人所為攻擊、防禦之言詞、舉止，以獲得心證，作成裁判。有關訴訟程序之瑕疵，於當事人未異議、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訴訟經濟之考量等情形下，或可藉由事後補正、追認及後續訴訟之接續進行，而受治癒或視同治癒，然非所有之瑕疵訴訟行為均可獲得治癒，對於法律規定應以合議審判之案件，誤由法官獨任審判，乃法院組織不合法之程序上重大瑕疵，非但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違法，亦足使被告應受法院依相關法律規定與程序公平審判之訴訟權保障受有侵害，不論當事人有無聲明異議，此重大瑕疵仍不能因上訴於上級法院審判而得獲補正或治癒。　㈡本件被告被訴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未遂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等罪嫌，公訴意旨就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於起訴書雖漏載所犯法條，惟已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明該犯罪事實，此部分仍屬起訴範圍，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本文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為法定刑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之罪，非屬前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所列得行獨任審判之案件，而為應行合議審判之案件，該案件之法院組織自應為法官三人合議行之。惟原審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所行之審判程序及於113年12月9日所為之第一審判決，均由法官一人獨任為之，未行合議審理，其法院組織不合法所為之審判，非但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顯然違法，抑且足使當事人應受法院依相關法律規定與程序公平審判之訴訟權受有侵害，侵害當事人之審級利益，應認屬訴訟行為嚴重違背程序之重大瑕疵。　㈢又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得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但書規定雖未規定法院組織不合法之情形，惟本院斟酌原審未依法行合議審理並予判決，使當事人未能獲合議審判之周延，嚴謹縝密審判之審級利益，有礙當事人受法院公平審判之訴訟權利，其法院組織不合法之訴訟程序重大瑕疵，顯難因上訴於本院而得以事後補正或治癒。再者，考量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之規範目的，即在於維護當事人之審級利益，蓋因原審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之判決，等同缺少一個審級之利益，故有發回原審審理之必要；對於應行合議案件誤由獨任法官一人審判，雖無明文規定第二審如何裁判，但其情形與第369條第1項但書所定「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之判決」等未經第一審實質審理而缺少一個審級之情形，實屬相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精神及規範目的，有將本案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裁判之必要。四、綜上，原審將應行合議審判而不得行獨任通常審判程序之案件誤由法官獨任審判，其訴訟程序存有重大瑕疵，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為維護當事人之審級利益，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　　　　　　　　　　　　　　　　　　　法　官劉兆菊　　　　　　　　　　　　　　　　　　　　法　官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蘇冠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件：原審判決

2025-03-27

TPHM-114-上訴-34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69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賴正聲上訴人即被告陳桂鳳選任辯護人黃雅旋律師江曉俊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809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995、996、997、 998、999號，112年度偵字第124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陳桂鳳有其事實欄一所載，於民國111年7月18日基於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壢分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均交付LINE通訊軟體暱稱「郭美英」之成年人，幫助「郭美英」詐欺如其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12人及掩飾其附表「匯款時間與金額」欄所示之詐欺所得去向及所在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被告幫助洗錢罪刑（競合犯幫助詐欺，處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固非無見。二、惟按科刑判決，需先認定事實，然後敘明其認定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倘該理由不備情事足以影響判決之本旨，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次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於113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又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 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刪除，於新舊法比較時應列入綜合比較之列，為本院近來統一之見解。而比較本件行為時法、中間時法，以及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等相關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因同條第3項之封鎖作用，其宣告刑受其前置之特定犯罪即普通詐欺罪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不得宣告超過有期徒刑5年之刑，是以不論有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減刑規定之適用，均同受前開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於歷次審判中從未自白，並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然得依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之規定減輕其刑，且不論依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被告處斷刑之最高度刑均為有期徒刑5年；然因修正後之最輕本刑已從修正前之有期徒刑2月，調高為有期徒刑6月，依刑法第30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後處斷刑之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3月，高於修正前處斷刑之最低度刑有期徒刑1月。綜合比較本件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修正後（現行法）之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仍應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原判決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論罪之結論，固屬的論，然依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之規定，行為人在偵查中或審判中自白者，始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於理由欄貳、二、㈠、4中僅載敘「本件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6條第2項規定」等旨，究基於何種事實？該適用之結果如何？暨原判決認定被告為幫助犯，則經裁量後究有無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之必要？原判決俱未於理由中敘明，此部分法律上之適用，影響判決之本旨，揆諸前揭說明意旨，非無理由不備之違誤。三、綜上，檢察官之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就有無前述減刑規定之適用部分有違背法令情事，以及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核均非全無理由，且因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法院確定之事實為基礎，原判決前揭違背法令影響於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669-20250327-1

金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更一字第10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哲瑋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74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952號），提起上訴暨移送併辦（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563號），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判决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1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劉○○犯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事　實一、劉○○於民國111年9月底至同年10月3日前，透過網路認識臉書暱稱「李瑋哲-貸款顧問」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下稱「李瑋哲」）後，復經「李瑋哲」介紹而認識LINE暱稱「顏永盛」，劉○○雖可預見提供自己金融帳戶、提領款項，再轉交現金予不明來歷之他人之舉，極有可能係為詐欺集團取得詐欺所得款項，並掩飾犯罪所得之實際去向、所在，製造金流斷點，而參與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竟基於縱其所提供之金融帳戶資料可能被詐欺集團利用，且代為提領款項後轉交與他人，可能將造成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結果之發生，其行為可能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運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111年10月3日前某時，參與由「李瑋哲」、「顏永盛」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詐欺集團結構性組織（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成員，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與「李瑋哲」、「顏永盛」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劉○○僅具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提供其名下○○○○銀行帳號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資料予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俟該詐騙集團成員向甲○○施用詐術，致甲○○陷於錯誤而匯款至本案帳戶後，劉○○再依「顏永盛」指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提領該帳戶內款項，並交付予集團內之某不詳成員，以此方式與該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向甲○○詐取財物得逞，並掩飾、隱匿此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因甲○○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循線查獲。二、案經甲○○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案審理範圍：　　本院審理範圍僅有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撤銷發回本院部分（即本院前審112年度金上訴字第1653號刑事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至被告劉○○（下稱被告）另提供其○○○○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詐騙被害人陳義東之父、章廣杰、陳添裕等人部分（即本院前審112年度金上訴字第165 3號刑事判決附表編號2至4部分），均業經最高法院上開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而確定，不在本案審理範圍。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準此，證人於警詢中之證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適用，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則本案證人於警詢中之證述，於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均不具證據能力。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經查，本件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劉○○（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9至92、108至10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認均有證據能力。　㈢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逐一提示而為合法調查，自均得作為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合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將本案華南銀行帳戶之帳號資料交給他人，並依指示提領匯入款項等客觀事實，且就加重詐欺、洗錢等犯行均為認罪之表示，然辯稱：我並未加入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云云。　㈡經查：　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以電話與被害人甲○○聯絡後，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被害人甲○○，致其陷於錯誤後，匯款至被告所有之本案帳戶，嗣遭被告提領等情，業據被害人甲○○指述在卷（見警卷第59至60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業如前述，復有被害人甲○○之報案紀錄（見警卷第61至65頁），及本案帳戶之交易明細（見警卷第11至13頁），與員警製作之車手提領交易明細一覽表（見警卷第7頁）、被告提領款項之監視器截圖畫面（見警卷第19至21頁）、提領款項當日行蹤之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見警卷第29頁）等資料在卷可憑。是被告申設之本案帳戶，確已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詐騙被害人甲○○工具之事實，已足認定。　⒉被告就加重詐欺、洗錢等犯行，於本院審理中已為認罪之表示，再徵之被告所述貸款之原因或稱因小孩生病而要辦貸款（見偵卷第14頁），或稱貸款整合而要辦理貸款（見原審卷第201頁），前後反覆且所辯無據，部分並與卷內證據不相符，足認被告先前辯稱係為貸款，為美化帳戶而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及依指示提款云云，已難採信。另被告在完全不知向「顏永盛」借貸究竟有付多少利息，甚至有無低於紓困貸款之利息之前，即先同意洗金流，亦難認合於常情。且被告與「顏永盛」從未謀面，即草率與「顏永盛」簽約，且自承受指示提款時，除臨櫃提款時編造理由誆騙行員（見警卷第5 頁）外，又不斷更換提款地點，有卷附GOOGLE地圖(見本院前審卷第167頁)可憑，復將所提領之款項交付予不詳人士，此情業據被告供稱明確(見併案警卷第6至7頁)，並有被告提款之監視器畫面在卷可憑(見警卷第19至28頁)，堪認被告主觀上有預見「顏永盛」、「李瑋哲」等人可能為詐欺集團成員，仍出於默許或毫不在乎之心態而甘願配合該詐欺集團，負責領取贓款及洗錢，而有犯罪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之上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洵堪採信。　⒊至其雖否認有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犯行，然查：　⑴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存戶之存摺、提款卡具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限本人交易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而同意提供自己帳戶供他人匯入或提領款項者，亦必係與該他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並無任意交付予他人使用之理。且我國金融機構眾多，一般人均可自由至銀行申辦帳戶以利匯入、提領款項，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如將款項隨意匯入他人帳戶內，將有遭帳戶所有人提領一空招致損失之風險，故若帳戶內之款項來源正當，實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請該人代為提領後交付與己之必要，是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託他人代為提領款項之情形，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即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之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況詐欺集團利用車手提領人頭金融機構帳戶款項，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是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均可知委由他人提領金融機構帳戶款項者，多係藉此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且掩飾該金融機構帳戶內資金去向及實際取得人之身分，以逃避追查。　⑵被告主觀上得預見「李瑋哲」、「顏永盛」等人可能為詐欺集團成員，仍出於默許或毫不在乎之心態而甘願配合該詐欺集團，負責領取贓款及洗錢，而有犯罪之不確定故意，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坦認。且依被告於警詢中所述：交款項給對方時，該人有跟「顏永盛」聯絡(見警卷第4頁)，足認被告亦知悉「顏永盛」與「取款之人」為不同人，復審酌現今詐欺集團多採取詳細之分工模式，成員間各司其職，具有一定之人員、組織規模，故本案共同參與為詐欺取財、洗錢之人，至少有被告、「李瑋哲」、「顏永盛」與「取款之人」等人，而達3人以上，洵堪認定。故被告主觀上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參與提供帳號、提款轉交詐騙所得，並藉此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等事實，已可認定。　⑶又本案與被告聯繫接觸之人，除「李瑋哲」、「顏永盛」外，另有「取款之人」，該集團有3人以上之成員。又附表被害人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施以詐術，因而匯款如附表所示款項至本案帳戶，可見被告所參與者係一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牟利性之組織。此一犯罪組織至少有「李瑋哲」、「顏永盛」及以電話對被害人等施用詐術之不詳成年人，以及負責提供帳戶及提領款項之被告及向被告「取款之人」，堪認其組織縝密，分工精細，自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從而，被告及共犯等所屬組織係一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無訛。被告受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從事提供帳戶、自帳戶中提領款項交付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犯行，即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定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在無合理信賴基礎下，對於不熟稔之他人利用其帳戶「洗金流」、以上述輾轉方式提領、交付金錢異於常情之作法，依其智識程度、社會經驗應能發覺，且已明顯起疑，對於收取贓款後提領轉交可能係擔任詐欺集團「車手」應有所預見，然被告未究明提領之款項性質，僅因缺錢即配合依指示取款後轉交，當認其主觀上應得預見所參與者極可能係以詐欺為目的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而具參與犯罪組織之不確定故意。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為提供帳戶收取款項再提領轉交之行為，主觀上具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所辯並未參與犯罪組織云云，顯然違背事理常情而無足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新舊法比較：　㈠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⑴先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僅新增該條第 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規定，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則未修正，是前揭修正與被告於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犯行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被告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㈡關於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自白減刑部分：　　被告行為後，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並於113年7月 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增訂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　㈢關於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被告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業經修正，並經總統於112 年5月24日以華總一義字00000000000號令公布，同年月26日施行。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為：「犯第 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則規定：「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該條第1項後段規定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顯較修正前規定嚴格，並未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 項規定。　　　㈣有關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係 105年12月洗錢防制法修正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第6項增訂第3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 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為詐欺取財罪者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宣告刑雖應受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但仍同為有期徒刑7年，此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 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下稱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 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於為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下稱中間法）、113年7月31日（下稱現行法）迭經修正公布，分別於112年6月16日、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法第6條、第1 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皆未達1億元，所犯洗錢罪之法定刑原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則為「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固以新法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惟被告於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洗錢防制法再度於113 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可見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係由「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再進一步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顯係將減輕其刑之規定嚴格化，限縮其適用之範圍，應以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6 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為有利。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三、論罪及刑之減輕與否部分：　㈠按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5598號判決參照）。再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111年10月3日前某時加入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且於參與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該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騙數名被害人（如本院前審判決附表所示），應就被告首次參與詐欺取財犯行本案詐騙被害人甲○○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㈢被告預見其所為係整體詐欺取財犯行分工之一環，縱未親自參與全部之詐欺取財及洗錢工作，亦未必知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對告訴人施以詐術之實際情況及內容，然其所為係為達成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目的，分工參與本件詐欺集團犯罪計劃之一部，堪認被告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應就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實行之行為共同負責。被告與「李瑋哲」、「顏永盛」、「取款之人」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數次提領款項後，再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上繳部分，係於密接時間為之，犯罪目的相同，僅論以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㈤另按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一般洗錢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洗錢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三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被告就上開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係為求詐得他人財物，犯罪目的單一，行為間亦有局部同一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㈥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3563號併辦意旨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為事實上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併予審理。　㈦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應依112年6月16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雖被告所為本件犯行均應從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但仍應於量刑時一併考量之。　㈧有關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等減刑規定之適用：　　查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時均否認犯行，並一再供稱其係因辦理貸款而受騙等語，已如前述，顯見被告並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自白本件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自無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等減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四、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　㈠原審以被告係誤信「李瑋哲」、「顏永盛」等人聲稱帳戶來美化金流等說詞，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認固非無見。然原審疏未考量被告之辯詞有諸多違反常情及與卷內證據不符之瑕疵，即遽予採信，是其所為認定即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部分有速斷之嫌，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具有勞動能力，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工作，竟基於不確定故意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提供帳戶資料以使詐騙集團成員收取詐得款項，並擔任提領、轉交款項之車手工作，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來源，且使詐騙集團其他成員隱身於後，妨礙檢警之查緝，造成告訴人之財物損失，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治安，其行為實應非難；參以被告犯後雖始終否認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但於本院坦承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犯後態度，且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迄今未為任何賠償，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兼衡被告尚無其他財產犯罪之前科，於本院前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 見本院前審卷第16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五、沒收　㈠犯罪所得部分：　　被告否認領有報酬或有何利益，且本案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已實際獲取犯罪所得而受有何不法利益，爰不予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㈡洗錢防制法沒收部分：　⒈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 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　⒉按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乃針對洗錢犯罪之行為客體所為沒收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原則，以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惟沒收係以強制剝奪人民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除須法律保留外，並應恪遵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是法院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以符憲法比例原則。　⒊查本件被告擔任車手提領並轉交贓款之工作，並非終局取得洗錢財物之詐欺集團核心成員，是認對被告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宣告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吳梓榕提起公訴、同署檢察官吳惠娟提起上訴、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邱朝智移送併辦，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葉耿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林臻嫺　　　　　　　　　　　　　　　　　　　法　官　曾子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双財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附表（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告訴人/ 被害人施用詐術之時間、方式告訴人(被害人)匯款時間、金額及匯入帳戶被告領款時間、地點、金額原審判決本院宣告刑告訴人甲○○ 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1日16時45分許，假冒告訴人之親戚，致電佯稱做生意需錢孔急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0月3日10時至11時許，透過2次網路轉帳，每次各匯5萬元，總計10萬元至被告之華南銀行帳戶內。 111年10月3日11時37分至11時44分，至中華郵政公司○○○○郵局(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1樓)，分5次，每次2萬元，自ATM共提領10萬元(不含手續費) 無罪原判決左列部分撤銷。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025-03-26

TNHM-114-金上更一-10-20250326-1

簡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84號聲請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廷韋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19019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 13年度簡字第28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於民國113年4月22 日以113年度易字第347號判決，檢察官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3年12月23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306號判決撤銷發回，因被告自白犯罪（114年度易更一字第1號），經本院裁定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許廷韋犯留滯住宅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認定被告許廷韋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中證據清單應增列「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與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二、應適用之法條：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2項後段之留滯住宅罪。被告與告訴人黎○○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被告對告訴人為本案留滯住宅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應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公訴意旨漏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尚有未洽，應予補充。　㈡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⑴被告經告訴人要求離去告訴人住宅，仍持續留滯未離去，影響告訴人生活安寧，所為實屬不該。⑵被告前因竊盜、偽造文書、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被告素行難認良好。⑶被告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之犯罪後態度。⑷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6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依刑法第41條第1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林宗毅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賴帝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簡易庭　法　官　錢毓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淑芳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06條第1項、第2項。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第1項、第2項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附件：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1份。 -------------------------------------------------------- 【附件】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19019號　　被　　　告　許廷韋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許廷韋係黎○○之外甥，許廷韋於民國112年11月15日7時許，至屏東縣○○鄉○○巷0號敲門，該屋目前之使用人賴○○開門讓其進入。同日10時許，該屋之所有人黎○○返回該屋，要求許廷韋離開其房屋，詎許廷韋竟基於受退去住宅之要求仍留滯之犯意，未予離開而留滯該處。黎○○即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二、案經黎○○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訊據被告許廷韋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黎○○及證人賴○○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證相符，並有警方職務報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刑案照片黏貼紀錄表、土地所有權狀各1份在卷可證，其犯嫌堪以認定。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2項之受退去住宅之要求仍留滯罪嫌。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02　　月　　16　　日　　　　　　　　　　　　　　檢　察　官　余彬誠　　　　　　　　　　　　　　檢　察　官　林宗毅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0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蘇柏諺附錄本案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2025-03-26

PTDM-114-簡-284-20250326-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上易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美榮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21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1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謂：被告謝美榮於民國110年9月21日18時14分許，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輕型機車，沿花蓮縣花蓮市明義街由西往東行經明義街口與中華路口時，應注意行經閃光紅燈號誌交岔路口時，支線道車輛應暫停禮讓幹線道車先行，當時並無不能注意情形，適有告訴人黃威滕騎乘車牌號碼00 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沿中華路由南往北經過此交岔路口，兩車發生擦撞，告訴人人車倒地，受有尾骨閉鎖性骨折、左前臂擦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原審以被告被訴過失傷害案件，該完全相同之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8374號提起公訴，並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171號為公訴不受理判決（下稱前案判決）確定，因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免訴判決，固非無見。惟查：　㈠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得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受理為程序判決，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指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判決確定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70號判決參照。　㈢查前案判決為公訴不受理判決（原審交易字第171號卷第39頁至第41頁），為程序判決，顯非實體上之判決，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為免訴判決，依上開說明，似難認為無誤。又為保障被告審級利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項但書規定，撤銷原判決，並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至於本件告訴是否逾期，案經發回，原審似宜一併注意及之。三、綜上，檢察官上訴為有理由，爰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法院。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張健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雅君

2025-03-25

HLHM-114-交上易-1-20250325-1

上重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6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柏諺選任辯護人程萬全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598號），提起上訴，案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陳柏諺處有期徒刑拾捌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柏諺（下稱被告）均提起上訴，檢察官之上訴書、被告之刑事上訴暨上訴理由㈠狀雖未載明僅就量刑提起上訴，然其等理由中均僅就量刑表達上訴之意旨，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均明示表達：僅就量刑提起上訴，就其餘之事實、罪名之部分均不爭執等情，有本院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8 、206、207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犯罪事實、罪名，則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貳、上訴意旨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殺人手段殘忍，犯罪後仍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悔意，迄今尚未取得被害人蔡紫萱（下稱被害人）家屬諒解，衡之被告犯行所生之損害及犯罪後態度，原審量刑顯然過輕，建請參酌告訴代理人之科刑意見，判處極刑等語。　　二、被告上訴意旨：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現已不爭執原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也誠心認錯，我當時與被害人發生爭吵，情緒都有，態度語氣都不好，事發後也很後悔，一心想死，後來被搖醒，因為後悔與懊惱充滿整個腦袋，就把這件事情說出來；我在案發後都在盡自己的力量彌補，抄寫佛經祈求菩薩保佑被害人，也先向父親借錢，希望賠償被害人家屬，父親只能先拿出新臺幣（下同）250萬元，不夠的部分我願意等出監後賺錢賠償，也願意用在監所的勞作金賠償，我知道自己多了一份對被害人的責任；我學會反省自己，也逐漸修正自己的錯誤與缺點。希望能依照自首規定予以減刑，並給我改過自新的機會等語。　㈡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確係自首，且有悔悟之心，請依刑法第62條賜予減刑：被告犯案後打電話給父親陳明裕告知自己殺人了想跳樓，而後電話中斷，陳明裕其後轉知錢淑銀，錢淑銀叫女兒陳韻翔先報案，陳韻翔打電話到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報案，並將被告的手機號碼告知員警林峻皓，林峻皓打給被告詢問，被告聲稱是在開玩笑，不用警方協助等情，業經陳明裕、錢淑銀、林峻皓證述明確，可知警方當時並不知道被告殺人之事；後員警林峻皓又再以自己手機打電話給被告，因被告手機已經無法接通，陳韻翔再打電話給警方，希望警方過去被告住處察看，警方就派巡邏員警史良程過去，史良程到場後敲門沒人回應，就請值班員警蔡宗達通知被告家人前來破門，錢淑銀趕到現場後，警員陳軒宏與被告之父母及鎖匠開門，見被告躺在床上，床上有很多藥物，陳軒宏打119叫救護車，而被告當時都沒有講話，陳軒宏有看到租賃契約就問被告租約何時到期，此時被告方主動表示說「我殺了人」，再說出被害人及其所在位置，是於被告說明前，警方不知道被告有殺人之犯行、不知道有被害人及被害人所在，可認被告確實符合自首之規定。然被告於林峻皓首次查詢時，並未表明有殺人，係因被告當時一心求死，不欲員警前來阻止，並非擔心警方追查，若被告當時並無悔悟之心，大可不必主動提及殺人、地址。至被告其後雖有辯解，然此實係不清楚自己行為之法律評價，被告對於自己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從未否認，原審以此認定被告並非悔悟，實有誤解。　㈢被告雖一時失慮而殺死被害人，然係因二人起口角時，被害人就金錢糾紛回應態度強硬，導致二人口角，請審酌刑法第 57條第2款「犯罪時所受之刺激」對被告從輕量刑。被告行為過程中並未使用兇器、或毆打被害人，相較其他案件，可認手段並非兇殘，依據刑法第57條第3款「犯罪之手段」，應可從輕量刑。被告於行為前有正當工作、並無前科、亦無暴力、酒精物質濫用，可認生活狀況、品行良好，依據刑法 57條第4款、第5款之規定，應可從輕量刑。被告雖曾考上大學，未讀完即去工作，僅有高中畢業學歷，依據刑法第57條第6款規定，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宜對被告從輕量刑。另被告犯罪後向警方自首，現已完全承認犯罪，也對被害人家屬致歉願意和解等，可認被告犯罪後態度良好，應可酌為減刑。　㈣另參酌我國已發生之刑案中，有犯罪行為人縱火燒死多人之案件，該案二審亦認定該案被告為自首而改判無期徒刑，最高法院並駁回檢察官上訴，該案被告因而判處無期徒刑定讞，在該案件中，雖被告否認殺人犯意，且犯罪所造成危害甚鉅，但法院仍認為被告之自首不在犯罪計畫、目的內，難認其屬於「狡黠陰暴」而自首之人，故仍依自首規定將該案被告之刑由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相較之下，犯罪實害較輕之被告，當可適用自首規定減刑。　㈤是請求撤銷原審判決，依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度為有期徒刑，至於量刑多少，被告都可接受，被告只希望可以早日出獄賺錢彌補被害人家屬等語。參、本院之判斷一、關於自首減刑部分　㈠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至明。是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者，即成立自首。其法律效果，在外國法例雖有列為量刑參考因子，我國係因襲傳統文化，將此由刑法第57條抽離，單獨制定第62條規定，成立法定減輕其刑要件，嗣鑑於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有出於內心悔悟者，有由於情勢所迫者，亦有預期邀獲必減寬典而恃以犯罪者，為使真誠悔悟者可獲減刑自新機會，而狡黠陰險之徒亦無所遁飾，以符公平，並參酌我國暫行新刑律、舊刑法及日本現行法例，於民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將自首由必減其刑，修正為得減其刑，此觀其立法理由自明。堪認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兼具奬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累及無辜。是以，立法者本側重鼓勵行為人自行揭露自己尚未被發覺之犯罪，而將自首列為法定減刑事由，至上開修法理由之說明僅得列為法院是否減輕其刑之部分衡酌因素，法院就符合自首要件者是否給予減刑寬典，仍應就行為人是否悔過投誠、有無因此節省司法資源等雙重立法目的予以綜合審酌，不可忽略或偏重一方，致有悖寬厚減刑之刑事政策（本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1號判決撤銷發回意旨參照）。　㈡關於自首事實之認定：　　經查，證人即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員警陳軒宏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聽到這個案件，是111年10月13日下午2時左右，當時被告父母打電話進來鳳鳴派出所所内電話，說被告有傳簡訊要尋短，我4點要巡邏，所以就先到被告的鶯歌租屋處前詢問警衛，之後被告之父母到場並請鎖匠來開門，鎖匠開門後我就進到房屋内，就看到被告睡在床上，當時我仔細看被告還有呼吸，床上很多藥物，我就立即通知所内值班打119 通知救護，我有看到被告房間有一個租賃契約，我問被告租約何時到期，他就說我殺人了，一開始我沒聽清楚他說什麼，我就問他你說什麼，他就很小聲說「我殺人了」，被告還有自己講出他所殺的人住的地址跟名字，我有問被告怎麼確定對方已經死了，被告回我說對方死透了，他有說我不敢自殺而已等語（見111偵22598卷二第478至482頁）。而員警陳軒宏於111年10月13日前往被告之鶯歌租屋處，從被告口中得知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且係以徒手掐死被害人一情後，即透過三峽分局勤務中心通報士林分局以查證被告所述是否屬實，後經士林分局派員前往被害人士林租屋處勘查，即發現被害人躺在租屋處床上業已明顯死亡、無生命跡象等情，有原審於112年3月29日準備程序就員警密錄器勘驗之勘驗筆錄附件（見原審重訴卷二第188-1至188-39頁）、原審112年5 月9日準備程序就員警密錄器之勘驗筆錄附件2（見原審重訴卷二第331頁至第342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出具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轄內被害人命案現場勘察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000號】1份（見111偵22598【卷五】第214至454頁）附卷足憑。是被告係在警方據報到達鶯歌租屋處，斯時警方尚不知被告有殺人行為，亦無從獲知任何情資足以查覺被告有以右手徒手掐扼被害人頸部至被害人死亡時，被告即主動向警員陳軒宏陳述殺害被害人之過程，並說出被害人之地址跟名字，而接受裁判，可認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發覺其本件犯行前，主動向員警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應合於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要件。　㈢被告之自首有助於偵查機關查明其犯罪事實及追訴其犯行：　　本院審酌被告既然符合自首之要件，又被告雖未能在警員林峻皓最初於當日下午2時許與其聯繫時，即坦承殺害被害人之犯行，惟在警員陳軒宏進入現場之際，仍有告知警員陳軒宏其殺人之事實，並將被害人之地址、姓名告知員警，以利員警後續之偵查；而以被害人係在獨自於臺北市士林區之租屋處遭被告殺害，員警則是在被告新北市鶯歌區之租屋處所發現被告試圖自殺，則如被告於當時未主動坦承犯罪，依常情則需有他人（如因鄰居或房東察覺有異）發現被害人死亡之事實並報案以後，警方才會知悉上述情形並開始追查，並尚須透過諸如調查被害人持有物品、調閱附件監視錄影器、訪查附近住戶等方式以特定犯罪嫌疑人身分，當需花費相當時日；至於被告雖有自殺行為，且先前傳送給父親之簡訊中有大略提到有名女子死亡之事，但如員警未特別深究，也未必能立刻察覺被告之殺人犯行。是以被告之自首行為仍有助於偵查機關易於查明事實真相，使本案得以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得以查獲被告之犯行，避免無端耗費大量偵查資源及株連無辜之人，且難認為在當時被告係屬於迫於情勢始坦承犯罪甚明。　㈣關於被告犯後面對偵查、追訴與審判之態度：　1.本案被告最初接獲員警電話時，並未坦承殺害被害人事實，至員警應被告父親要求前往其租屋處察看，被告始陳稱殺害被害人之情節，已如前述；就此被告則陳稱：當時有先傳一封簡訊給父親，因當時打算要跳樓，想說先聽一下父親聲音，在員警打電話來時，我已經在吞藥了，因為當時一心想去死，所以沒有想這麼多；後來警察來，覺得衝動犯錯很懊惱，才選擇說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15頁）；又被告在犯案後，雖有帶走被害人持用之行動電話，惟就此被告陳稱：因為我知道我要去死，她手機最後會被警察找到，會還到她爸媽那邊等語（見偵22598卷一第479至481頁），而經核被告在當日下午1時43分傳送給其父親之簡訊內容，確有主動告知其手機放置在頂樓以及被害人手機密碼（有被告之行動電話簡訊內容翻拍照片在卷可參，見偵22598號案卷一第25至2 7頁），可見被告所辯尚非虛妄之詞；再被告雖知悉被害人行動電話之開機密碼，惟本案經於偵查及原審調查證據結果，並未有查得明確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於犯案後有刪除被害人行動電話內對話紀錄等行為，亦未查得被告有其他湮滅罪證跡象〔可參照原審所傳喚鑑定證人李俊摑、吳思怡、謝其謹、楊承軒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10月31日數位鑑識報告（見偵22598卷四第17 至5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轄內命案現場勘察報告可資佐證（見偵22598卷五第214至454頁）〕，是從被告上開行為以觀，被告在犯後雖企圖以自殺逃避，但同時也表現出希望偵查機關早日查知此事之態度。　2.又雖然被告在向員警陳軒宏自首殺人行為後，接受急救時，曾有對員警推稱因被害人有輕生念頭，因被害人說想死，才會殺死被害人等語，惟有具體說明包含犯罪情節、被害人姓名、居所、被害人手機所在位置等便於員警追查之相關資訊〔此經證人陳軒宏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偵22598卷一卷第48 0、482頁），並有員警陳軒宏111年10月14日職務報告（見偵22598卷一第323至324頁）、原審112年3月29日準備程序就員警之密錄器之勘驗筆錄附件（見原審重訴卷二第188-1 至188-39頁）可資佐證〕，亦足證被告當時希望偵查機關儘快介入處理此案之意思。　3.再被告於偵查階段，亦有避重就輕之情形，稱原本只是想嚇嚇被害人，卻失手殺死被害人等語，惟仍坦承有因為金錢問題與被害人發生爭執，進而徒手勒死被害人之行為〔見被告1 11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見偵22598卷一第7至11頁）、同日偵訊筆錄（見偵22598卷一第465至497頁）、同日法院羈押訊問筆錄（見聲羈卷第23至26頁）、111年10月21日偵訊筆錄（見偵22598卷二第392至412頁）〕。　　4.至案件起訴後於111年11月30日移審至原審法院時，被告先陳稱：只是想嚇嚇被害人，如果我知道掐被害人會造成他危險，那天被害人也沒有怎麼掙扎，所以我不知道有危急到被害人的生命，被害人就這樣死掉了等語（見原審重訴卷一第 56頁）；之後被告有先說明其與被害人因為其索討先前給被害人的款項而發生爭執之經過，隨後被法官詢問有無發生肢體衝突，即供稱：「就是一段時間後就發生了...我們爭執口頭上爭執一段時間，然後就有我去掐他脖子的這個動作」等語（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3頁）；而當法官詢及被告出手掐被害人脖子到被害人死亡的具體情節，被告亦有逐一回覆當時之過程（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3至66頁），而因被告持續提及當時被害人並未有掙扎動作，法官即訊以：「是否你一出手的力道是否大到被害人無法反抗？是否你的意思是強調，當時因為被害人沒有強烈反抗，導致我不知道事情會變這麼嚴重，而強調自己是失手？」，被告答稱：「沒有，我認為是我的錯，但我當下的感覺確實是，就是我想像中的如果我被人家掐脖子，我應該會用盡我的力量去挣扎，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又經法官訊以：「檢察官起訴你本案行為，案發前就有殺人的想法，甚至有做好畏罪自殺藥物的準備，因而認為本件是殺人故意，你的意思是你否認有殺人犯意？」被告則答稱：「我承認我殺人，但是我真的到現在我也很恨我自己。」（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5、66頁）。可見被告在案件移審至原審法院之際，最初仍承認有因爭執導致出手勒死被害人之行為。　5.而雖然法官後續又訊以：「你所謂的承認殺人是指因為發生客觀的死亡結果，所以承認殺人，但是否認殺人的犯意，是嗎？」，答稱：「是，否則我那天就不會帶我的筆電過去，還帶我買的西瓜過去。」，訊以：「你的意思是否認殺人罪嫌，而主張自己是過失致死嗎？還是如何？」，答稱：「其實...第一個我本身完全不懂法律，我真的不知道承不承認過失致死的罪刑差別，今天是紫萱過世第49天，我每天都念經迴向給他，其實我求地藏王菩薩，帶紫萱離苦得樂，讓紫萱爸媽不要這麼悲傷，我在裡面都會積極的做房務，讓自己忙起來，其他我就在唸地藏王菩薩經及大悲咒，我也很怨我自己，原本這麼好的感情，我爸媽現在也很難過，我自己也很後悔。」等語（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6、67頁），故當時法官乃認為被告係否認殺人犯行（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9頁），惟從當時被告陳述之整體內容以觀，被告一開始除持續強調非預謀殺害被害人、不慎下手過重以外，原則仍承認有因爭執導致出手勒死被害人之情節，法院最後確認時，才有類似爭執犯意之說法，惟法院再確認其是否主張僅有過失時，被告則迴避直接回答此一問題，只重複表示難過、後悔，可見被告此時雖有如在偵查程序中的避重就輕行為，但尚未有明顯以不實說詞逃避自身罪責之情形。　6.至原審112年1月31日準備程序，被告卻回歸其在急救過程中對員警陳軒宏之說法，辯稱係因為被害人一心求死，始按照被害人要求殺死被害人云云，隨後於原審審理階段，均以該等不實說詞為自己開脫（見原審歷次準備與審判程序筆錄），直到原審認定被告罪證明確，依殺人罪對被告論罪科刑，案件於113年2月7日移審至本院後，被告才又坦承殺人犯行（見本院前審113年2月7日被告訊問筆錄，本院前審卷第77 至79頁）；案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迄今，被告則均維持認罪之陳述（見被告在本院前審及更審程序中歷次訊問、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之陳述內容）。　7.據上，從上開過程以觀，可見被告於殺害被害人後，因企圖輕生，故在員警來電時未坦承其犯行，但其後也傳訊向其父親傳達被害人死亡之事及被害人手機所在位置，待員警到場時除坦承殺人行為外，有告知員警被害人資訊以利後續偵查，但當時仍以被害人有求死意思為自己開脫；後於受警詢、檢察官偵訊時，除辯稱失手以外，尚知坦承殺人罪行，至原審審理階段，被告則開始編造「受被害人囑託而殺害被害人」之不實情節，直至上訴至本院後迄今，被告則均坦承全部犯行，不再企圖以不實說詞減輕自身罪責。從被告供述變遷過程，可見被告在犯後，一方面有表現出後悔、願意認罪之態度，另方面也表現出企圖粉飾降低自身罪責之心態，惟既然被告仍希望司法機關能查明此案，及在自殺未果後曾承認犯行，又於經原審論罪科刑後，尚知自白犯罪並誠實面對過錯，故仍不能僅以被告同時存有降低罪責之僥倖心理，認為被告毫無任何悔過之意思。　㈤綜上所述，被告在原審審理階段編造「受被害人囑託而殺害被害人」之不實情節，使原審必須調查被告所辯是否屬實，原審並因而傳喚證人即醫師陳嬿伊到庭說明被害人是否受憂鬱症影響有自殺之意，再傳喚證人即警員李俊摑、吳思怡、謝其瑾、張景程、歐陽泰儒、楊承軒等人，以釐清扣案之被告及被害人手機鑑識資料取證過程、現場跡證勘察情形，復傳喚證人即法醫師曾柏元確認被害人就相驗結果、現場有無激烈打鬥等狀況，耗費相當訴訟人力、時間與資源，至原判決認定被告殺人罪證明確，對被告論罪科刑，被告上訴至二審後，始行認罪，顯見被告所為導致原審審理過程延宕，耗費大量司法資源，且被告用被害人與父母之關係、被害人有憂鬱症為藉口，謊稱被害人有自殺之意思，對被害人家屬造成二度傷害，當有可議之處。惟被告先前在案發後自首及於偵查階段之自白，仍有助於偵查機關追訴其犯行，使偵查機關得以在較短時間釐清犯罪事實與被告罪責並據以追訴被告犯行，非僅迫於情勢而不得不坦承；又被告雖曾有逃避企圖減輕罪責之舉措，但於偵查、原審接押訊問、本院前審及更審程序中，仍多次表示承認殺人行為並願受處罰之意思，非全無悔悟之心及面對訴追處罰之意，是按上揭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規定之規範意旨，認為尚適宜依據自首減刑之規定予以減輕被告之刑度。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判決以被告經第一審判決認定有如其事實欄所載殺人犯行，因而論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固非無見。惟原判決依調查所得，固說明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發覺本件殺人犯行前，主動向警員陳軒宏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要件，但考量本案事發時間為「111年10月13日上午10、11時」許，警員接獲被告家屬來電表示被告有意尋短後，於「111年10月13 日下午2時」許與被告通話時，被告僅告知係開玩笑，無需協助，未主動提及殺人行為，直至當日下午4時許，在警員陳軒宏與被告家屬進入被告租屋處後，始向警方告知本件殺人犯行等過程，認為被告係本人自殺未果，因擔憂警方追查自殺原因而發現其殺人犯行，始為自首，難認有悔悟之心等旨，故被告雖已自首，然與鼓勵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之立法意旨不符，是經審酌後，仍不予減刑。惟本案被告既然符合自首之要件，且依前述說明，被告之自首行為仍有助於偵查機關易於查明事實真相，使本案得以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得以查獲被告之犯行，避免無端耗費大量偵查資源及株連無辜之人，至於被告犯後雖亦有逃避企圖減輕罪責之舉措，但並非全無悔悟之意思，均經論述如前，則原審僅以上述理由即不予減刑，與首揭自首減刑之立法意旨容有未合；又本案被告既然得適用自首規定予以減刑，則對被告量刑之基礎即有不同，則原審判處被告無期徒刑，併諭知褫奪公權終身，亦有不當，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科處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量刑之審酌　㈠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㈡按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 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刑法第64條第2項、第65條第2項、第66條、第67條定有明文，是本案被告所犯之殺人罪，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經依前揭自首減刑規定予以減刑後，處斷刑範圍則為「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又本案經原審囑託臺北馬偕醫院對被告進行刑法第57條第4、5、6款量刑前調查報告之鑑定，有臺北馬偕醫院刑法第57條第4、5、6款量刑前調查/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見原審重訴卷五第7頁至第6 1頁，下稱「本案量刑鑑定報告」），而參酌本案被告犯罪情狀，以及相關科刑資料與原審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等所為調查結果及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合分述如下：　1.被告犯罪之情狀　　⑴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於111年4月29日晚間，透過IG社群軟體私訊被害人而與被害人認識後，於111年10月3日晚間11時24分起，開始與被害人在IG社群軟體有較密切之聯絡，並多次出入被害人之士林租屋處獲得被害人之信賴，卻於111年10月13日上午10時至11時許，僅因欲向被害人取先前以LINE PAY匯款之9萬9,9 99元部分款項遭拒，即萌生殺意，徒手殺害被害人。又依原審調查證據之認定結果，雖不能認為被告事前預謀殺害被害人，然被告僅因金錢糾紛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不思理性溝通處理，即以最極端手段剝奪被害人之生命，其犯罪動機仍具有相當之惡性，殊值非難。　⑵犯罪之手段：　　被告係在被害人之士林租屋處內，以右手徒手掐扼住被害人頸部，同時左手持粉色玩偶遮掩被害人眼睛及臉部，終至被害人因遭被告掐扼頸而窒息死亡，而被害人遺體經送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後，檢視被害人之下顎及頸部皮下軟組織，發現皮下軟組織有新鮮出血、舌骨亦有骨折出血之狀況（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57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111相639卷二第454頁至第467頁），顯示被告當時以右手掐扼住被害人頸部之力道甚大，足見被告之殺意甚堅，行為手段殘忍。　⑶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之損害：　　被害人遭被告以右手徒手掐扼頸部而窒息死亡，其死前身體上遭受之重大痛苦及心理上面臨之恐懼絕望，非可想像；又被告僅因與被害人發生爭執，即恣意剝奪被害人之寶貴生命，未尊重被害人生存之權利，亦未考量被害人亦為其親友與家屬摯愛之人，其行為不僅斷絕被害人生命與未來生涯所有可能的發展機會，使正值青春年華之被害人生命驟然停止在 20多歲，且使被害人之父母痛失愛女，飽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足認被告之行為已造成重大且無可回復之損害。被害人家屬並對被告抱有強烈之處罰感情，其委任之告訴代理人到庭表示希望判處被告極刑之意思。　2.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　⑴被告之成長經歷、生活狀況：　　　　本案原審囑託之量刑鑑定報告認為，被告家境小康，居住環境與家庭成員單純，成長過程中並未有遭到虐待、傷害或家暴等不當對待，但因感受到父母經常爭執，父親管教較嚴厲，母親則是比較愛念，讓被告不喜歡家庭氣氛，開始工作後就與家人關係較疏離；被告過去曾有因壓力事件引發的適應障礙症狀，在相關壓力事件解決後，病狀就會有改善，而在遇到被害人後，被告否認再有自殺或殺人意念，並積極尋找工作並計畫進修取得建築師證照，推測其先前相關適應障礙症已經獲得大幅改善，但本案的發生及與被害人間的互動，仍顯示被告在面對感情時可能出現的衝動反應（見原審重訴卷五第44頁至第46頁、第55頁至第56頁）。又被告入看守所前曾從事土木工程師，當時月收入平均6萬6,500元，被告家中有父母、姐姐，被告係獨自在外租屋居住（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18頁），另被告有向銀行信用貸款24萬餘元之情事，有被告之元大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往來交易明細可參（見111偵22598卷三第327頁）。　⑵被告之品行：　①前科與反社會行為　　本案量刑鑑定認為，被告並無其他前科紀錄（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原審重訴卷五第559頁至第560頁），但被告自小學開始在學校就表現出對於權威與權範的抗拒，對於師長及規範表現出較同儕更多的對抗行為，而對於遵守規範也有自己的想法，不容易改變，雖然在家中對於父親的管教及權威仍會尊重並修正行為，但在成長之後，會以逃避互動的方式來抗拒家人的影響力，而在離家求學時就難以自制，無法遵守學校規範，因為缺曠課而遭到退學。被告進入職場後，雖然在自家公司的表現比較任性，但是於其他公司工作表現並未出現重大人際衝突與問題。本案發生前，被告並未有犯罪或是有嚴重暴力的行為。被告對於感情的認知可能影響其與異性親密關係的發展，被告的異性朋友都是來自網路認識，過去幾段對被告而言比較重要的感情都是透過網路認識，然而除了第一段與中國籍女友的互動發展比較正常並維持大約三年外，其他的關係都是短暫交往，彼此認知上的不同，而引發被告的情緒困擾，其中被告認識從事酒店業的林姓女子，就林姓女子認知兩人只是網友認識，出去過兩次，被告希望進一步交往遭到婉拒，被告卻因此耿耿於懷，並對於林姓女子前後態度的變化感到痛苦，同時並陷入低潮並有自殺或要殺害對方的想法（有本案量刑鑑定報告在卷可憑，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0、54至55頁）。　　②人格特質　　依據本案量刑鑑定對被告為心理衡鑑關於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第二版（MMPI-2）的評估，被告的性格呈現出一種較不成熟、自我中心、無法內化社會價值，且反傳統、反權威的性格傾向，大部分時間被告可以控制這樣的感覺，通常以間接的方式表達攻擊；但有時可能會因挫折忍受度低，以及內在憤怒或怨恨而表現出衝動行為，事後又會因為行為後果而感到罪惡和焦慮（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1頁）。　③人格障礙症　　根據本案量刑鑑定對被告所為心理衡鑑結果認為，雖被告不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DSM-5）傳統對人格障礙症的標準，但如以DSM-5的替代性人格障礙模式（Alternative DSM-5 M ode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AMPD）為評估，對被告的人格做分析，發現被告有表現出下列四個面向的障礙：（1 ）負面情感：情緒易變、對分離的不安感、敵意、堅持、憂鬱；（2）疏離：退縮、喜樂不能；（3）對抗：欺騙、自大；（4）去抑制：不負責任、衝動。雖然整體而言，被告並不具有符合臨床特徵的傳統人格障礙症，然而就新的AMPD模式對被告人格特質的描述，被告仍具有部分病理人格特質，而這些特質對於被告在經歷強烈情緒與精神上的痛苦時，對於自我與外在的界線會變得有些模糊（例如：先前與林姓女子的互動經驗，使其對自我身分的認同有所影響），同時表現出過度與衝突的目標導向（例如：繼續進修、自殺），同時對於自我行為對他人影響的覺察體驗以及尊重他人觀點、情緒與行為反應上均有所受限（例如：與林姓女子的互動中較難覺察對方的態度，與朋友、家人的關係仍多是以自我中心的表現為主）（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1頁至第53頁）。　　　　　④品行對可責性評價之影響　　本案量刑鑑定結果綜合上開因素後，認為：被告的人格特質雖然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多數時間仍能控制行為，以符合社會期待的方式去回應，於工作上可以維持表現，過去也沒有犯罪前科。然於本案中被告與被害人交往互動時間約一周，可發現被告在面臨感情問題上，似乎難以掌握住人我的界線，很容易投入感情，並會以自我中心的方式向對方表達愛意，對於覺察同理他人情感及行為反應上似有困難，加上與家人及朋友疏離，也不易聽從他人意見，缺乏變通及執著的適應方式使被告也難以自過往經驗學習和反思，當遇到挫折時，自我容易陷入其人格特質中具有病理特徵的影響，包括：負面情感（憤怒或憂鬱）、疏離（家庭及人際疏離，對人生長期不快樂）、對抗（自我中心）與去抑制（衝動）等影響，在案發過程中引發情緒出現的認知及行為反應而導致本案發生。故本案之發生無法排除與其人格特質中的病理特質有所關連（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5頁）。　⑶被告之智識程度：　　被告為大學肄業，依據本案量刑鑑定報告對被告為心理衡鑑關於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WAIS-IV）之評估，認為根據被告在標準化智力測量所得全量表智商（95%信賴區間為8 9-97，百分等級為32%）之分數來判斷，被告的表現在與同儕相比「中等（average）」的範圍。在「語文概念形成、語文推理能力、由環境所習得之知識」（語文理解指數為11 0，百分等級75%）能力相對較佳，表現位在同儕中上（High Average）的範圍。而圖形設計分測驗（量表分數為6，百分等級為9%）及符號尋找分測驗（量表分數為5，百分等級為5%）是其相對認知弱項，顯示被告視覺空間處理能力和視覺搜索速度相對較差。惟被告仍取得土木建築相關證照，其視覺空間處理能力和視覺搜索速度能力並未對其工作與生活造成影響。而語言表能力為同儕中上，對於溝通反應並優於一般水準（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3頁、第56頁）。據上，足認被告具有一般人水準之智識程度。　　　3.被告犯後態度與悔改更生之可能性等事項　⑴犯罪後之態度　　本案被告犯後有自首，雖本院認為被告因自首接受裁判，確有減省檢警偵查之時間，及追緝犯人之耗費，業已依法減輕其刑，然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承認有以右手徒手掐扼住被害人頸部致被害人死亡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犯殺人罪行，甚且以被害人有自殺念頭並囑託被告殺之等辯詞，將責任歸咎於被害人，甚至還指責係因被害人父母之部分行為，讓被害人感到痛苦始產生輕生意念，試圖合理化自己之犯罪行為，自非可取；又被告上訴至本院以後，即改稱願意坦承全部犯行，態度尚可；又被告雖供稱願意盡其最大能力賠償被害人父母，但被告僅提出先賠償250萬元條件，無法為被害人家屬接受，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被告迄今並未跟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可見被告犯後雖有彌補之意思，仍未以實際行動填補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　⑵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與處遇之評估　①又依本案量刑鑑定結果，在綜合考量被告之偏差與犯罪模式、社會支持與適應可能性、家庭支持程度、人際支持程度以後，認為被告同時存有家人仍願意接納被告，有工作、就學意願，對於宗教仍有興趣，具獨立生活能力之保護因子，以及被告性格特質、過往與家人及朋友疏離、抗拒尋求協助及自我揭露、自我覺察能力不足、缺乏有意義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活動，以網路作為唯一發展親密關係的方式、對於感情挫折調適能力不佳，及本件於殺害被害人後面臨法律責任時，將責任歸咎給被害人，並試圖以被害人囑託殺之辯稱來減輕自身罪責之風險因子（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6至60頁）。　②本案量刑鑑定報告並在整體考量被告過去無犯罪前科，未符合臨床反社會人格障礙或特質、也沒有犯罪或反社會性同儕的影響、沒有物質使用情況，主要風險因子在於不佳的教育表現（大學缺曠課肆業）、家庭或關係不佳（與家人疏離、親密關係可能有問題）、無益的休閒及娛樂（主要以網路及交友作為其休閒娛樂來源，偶而會去按摩及買春）及可能有犯罪或反社會認知（對林姓女子及護理師的前男友有暴力的想法）等情以後，作成以下處遇需求評估：建議處遇計畫可以針對鼓勵被告完成學校教育、建立正向關係及學習處理人際衝突、增強與真實社會連結的休閒娛樂及社會活動及減少反社會反權威的認知並學習正向替代性的想法。在心理治療的考慮上，目前被告具有足夠的認知與言語互動能力；但因為性格上具反權威、對人自我揭露會有防衛且可能有依賴和自主的矛盾衝突等特性，治療關係的建立難度相對較高，且對自己舊有行為模式的缺點似乎尚沒有清楚的省思，如此均可能影響到治療的進展。故治療時可以溫暖支持、不評價但有界限的態度，逐步建立可信賴的合作關係，然後嘗試針對以下議題進行探索及修正：直接但合宜的情感表達、衝動控制及親密關係等。除了上述處遇模式外，需要針對被告情緒控管，自我覺察情緒的能力、同理他人的能力及自我欺騙的問題給予介入並處理，並以親密關係暴力的處遇模式做為介入（見原審重訴卷五第60頁至第61頁）。　㈢本院綜合上開一切情狀，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其犯罪情節、手段，以及犯罪所生損害均屬重大，惟考量被告並非預謀殺害被害人，過程中亦未虐待或使用其他殘酷手段增添被害人所承受之痛苦，也未有破壞犯罪現場、湮滅罪證甚至企圖隱藏或毀壞被害人遺體之行為，則以被告犯案情節以觀，尚難認為被告之罪責業已屬於殺人罪行中情節最為嚴重之程度，故認為被告在經前開以自首減刑後5年至20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之處斷區間內，應落在科處有期徒刑之最重區間，但未達應判處最重之無期徒刑程度（即法定刑死刑減輕至無期徒刑）。又考量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節，認為被告卸責予被害人及編織其受被害人囑託而殺人之行為，均屬不該，然而綜觀被告前後供述之細節以及供述變遷之過程，仍可見被告有後悔之意思，且被告在經原審論罪科刑後，有較為坦然面對自己過錯之意思，被告復一再表達願賠償被害人家屬之意思，已如前述，復斟酌被告雖有對於感情挫折調適能力不佳、易歸責他人、逃避責任等諸多不利於其更生之因素，但也有家庭支持較為良好、仍具積極正向生活態度等有利於其將來更生復歸社會之因素，是認為可略為下修被告之責任刑程度，是於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下，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以量處有期徒刑18年10月為適當。　　四、不予宣告極刑之說明　　　㈠經核被告犯罪行為，尚難評價為「情節最嚴重之犯罪」　1.按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上開規定所處罰之犯罪行為涉及故意殺人，亦即侵害生命權之犯罪。立法者就違反「禁止殺人」誡命之犯罪行為，選擇死刑為其最重本刑，其目的在使行為人就其故意侵害他人生命之犯罪行為，承擔相對應之罪責，並期發揮刑罰之嚇阻功能，以減少犯罪，維持社會秩序。此等功能亦為我國多數人民之法感情所支持，進而為有關機關據以為立法目的。就被宣告死刑之刑事被告而言，雖然死刑並無特別預防功能，然於我國歷史及社會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上開規定有關以死刑為最重本刑之規定部分，其目的尚屬合憲。次就手段而言，以死刑為制裁手段，其效果不僅會剝奪被告之生命，從而根本終結被告之生物及法律人格，更會進而剝奪被告之其他權利，且均無法回復，其所致不利益之範圍及程度極為鉅大。是得適用死刑予以制裁之犯罪，應僅限於最嚴重之犯罪類型，亦即其所侵害法益之類型及程度，依審判當時之我國社會通念，堪認與被告受剝奪之生命法益至少相當，例如侵害他人生命法益之殺人既遂罪，始足認屬最嚴重之犯罪類型。而使縱認為立法者得選擇以死刑制裁故意殺人既遂行為，然死刑終究為極刑，其適用範圍仍應限於特殊、例外之情形，而非一旦該當故意殺人罪，即得對之科處死刑。是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最重本刑，應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且其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者。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判決理由第68至70段參照】。　　2.次按此一犯罪情節最嚴重情形，除限定在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以外，且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77至81段參照】。　3.在我國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合稱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6條第1、2項規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the mo st serious crimes，或譯為『最嚴重的罪行』，關於公政公約條文及一般性意見之中譯，以下引用法務部編印之中文版），不得科處死刑。又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Unit 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下稱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之第36號一般性意見，要求司法審判機關審慎運用死刑，僅在最特殊的情況下和在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之，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5點、第33點、第3 5點參照），亦即，死刑僅能運用在故意殺人犯罪當中屬情節最為嚴重者，此亦與前揭憲法裁判之意旨相同。　4.本案檢察官雖上訴請求本院撤銷原判決，改判處被告死刑，告訴代理人亦表示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之科刑意見，然本院審酌被告無端殺害被害人，就其惡性與所造成損害之重大程度，固然應予嚴厲非難。然而查被告並非基於預謀或事前計畫犯案，也非無端隨機殺人，而係起因於欲向被害人取回前開 LINE PAY匯款之9萬9,999元部分款項遭拒，被告因而心生怨懟，受激動情緒影響下強勢暴力回應而為本案犯行，然與事前預謀犯罪、隨機殺人等行為仍有不同，亦未見其有使用凌虐手段增加被害人痛苦等情形。是以本案被告所犯固為殺人重罪，惟核其節，尚與前揭「情節最重大之罪」有間，對被告行為之評價亦應為區隔。　㈡本案尚難認為被告全無悔改更生之可能：　　1.按前揭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之規定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於第37段揭示：「在所有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中，法院量刑必須考慮犯罪行為人（下稱行為人）個人情狀（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和犯行的個別情狀（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包括犯行的特定減輕因素（its specific attenuating elements）。...」之旨，已指明所犯之罪法定本刑有死刑案件之量刑，應審酌事項包括犯罪的具體情節與行為人之個人情狀。從而，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及內國法化之兩公約相關規定、立法意旨暨解釋判斷是否量處死刑時，應區分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及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例如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更生改善可能性等）。必先審查「犯罪情狀」究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行」（the most serious crime s），俾劃定是否屬得適用死刑規定之範疇，若認係情節最重大之罪行，尚須綜合考量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審酌有無可減輕或緩和罪責而保留其生存權之因素；若「犯罪情狀」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行」程度，基於行為責任原則，即無量處死刑之餘地。換言之，所犯是「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係法院得量處死刑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狀極度嚴重，即謂應一律科處死刑，以免完全侵蝕法院審酌行為人個別情狀之裁量空間（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3266號刑事判決參照）。　2.經查，被告前無犯罪紀錄，考量被告犯後具有自首、於警詢、偵查坦承犯行之態度，於本院前審及更審審理中坦承及認錯之態度，以及本案量刑鑑定報告認為，本案之發生無法排除與被告人格特質中的病理特質有所關連（即負面情感、疏離、對抗與去抑制等影響，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5頁），就被告「未來社會復歸」之具體建議，認為如為助於增加被告未來於在社會的適應性，可考慮以處理親密關係暴力的模式進行處遇（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8頁），另在「被告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部分，則建議處遇計畫可以針對鼓勵被告完成學校教育、建立正向關係及學習處理人際衝突、增強與真實社會連結的休閒娛樂及社會活動及減少反社會反權威的認知並學習正向替代性的想法（見原審重訴卷五第60頁）。在心理治療的考慮上，可以不評價但有界限的態度，逐步建立可信賴的合作關係，然後嘗試針對以下議題進行探索及修正：直接但合宜的情感表達、衝動控制及親密關係等；另建議需要針對被告情緒控管，自我覺察情緒的能力、同理他人的能力及自我欺騙的問題給予介入並處理，並以親密關係暴力的處遇模式介入（見原審重訴卷五第60頁至第61頁）。是尚難認為被告具有無法教化改善之絕對反社會性，除對被告犯行科處適當之刑罰外，如配合適當矯正處遇措施，使被告深刻反省，矯正偏差之價值觀念，仍非完全無於未來社會復歸之可能性，是由此一觀點考量，亦難認為死刑為適當之刑罰。　㈢據上，本院綜合考量與被告犯罪情節及其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並聽取告訴代理人為告訴人與被害人家屬所述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187至189頁），斟酌再三，認為對被告科處上開長期之有期徒刑，與其罪責尚屬相當，且能兼顧對被告重大犯罪之公正應報，以及被告之更生改善、復歸與社會安全之維護等刑罰目的。檢察官上訴意旨請求本院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舒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和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20

TPHM-113-上重更一-6-20250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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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60號上訴人張廷聿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11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1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7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張廷聿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對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告訴人即A女（民國96年生，姓名年籍均詳卷）為強制性交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論以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量處有期徒刑2年，固非無見。二、惟查：判決量刑所載之理由必須前後互相適合，始稱合法，苟其論述前後不相一致，且互有齟齬者，即有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原判決就上訴人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行，考量其並未以暴力方式傷害A女，主觀惡性尚非十分重大，且犯本案前，無任何前科紀錄，並與A女及其父母以新臺幣(下同)140萬元成立調解等情，顯已知悔悟，努力彌補其過錯，認倘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見原判決第6頁第10至17行），因而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但在指駁及說明上訴人所受宣告之刑，為何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而不予宣告緩刑時，卻又說明上訴人違犯本案前，無任何前科紀錄，其所為造成A女身心受創，雖以1 40萬元與A女及其父母成立調解，因履行期尚未屆至，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或其父母任何損害，且於警、偵及第一審均否認犯行，難認其已正視己身行為與法有違且知所警惕等語（見原判決第8頁第1至9行)。則原判決一方面既認為上訴人之惡性尚非十分重大，且於原審坦承犯行，並與A女及其父母成立調解，顯見已知悔悟，努力彌補過錯，據此認其所犯情輕法重而顯可憫恕，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另方面又以上開調解之履行期尚未屆至，迄未賠償A女及其父母任何損害，在原審之前並未坦承犯行等與前揭認為已知悔悟，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同一情狀，卻謂難認其已知違法而有悔意，並援此為上訴人不宜宣告緩刑之判斷，前後論斷已有扞格。究竟上訴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情狀為何？是否犯情可憫？有無真誠悔悟？已否彌補A女及其父母之損害？均有未明，此既攸關原審就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緩刑與否之審斷，自有究明釐清之必要，原審未加查明，逕予判決，難謂無調查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以上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刑法第59條與緩刑裁量事實之確認及法律適用之基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上訴人與A女及其父母於113年11月7日成立賠償140萬元之調解筆錄，係約定上訴人於113年12月31日前給付40萬元，餘款100萬元，則自114年1月起按月給付2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惟上訴人於113年11月11日(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宣判前）已給付其中40萬元，至於尾款100萬元，嗣於同年12月2 4日亦全部匯付，並接獲A女家人傳送「有收到你的真心悔過的態度，若再上訴我們就不堅持不緩刑的說法」訊息，有上訴人提出之匯款憑證及對話紀錄截圖可參，該等資料內容若為真實，則上訴人是否已獲A女及其父母之宥恕？此屬緩刑與否之裁量因素之一，案經發回，應併予查明，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2025-03-20

TPSM-114-台上-960-20250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