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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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稅捐稽徵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33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振宗選任辯護人許永欽律師魏妁瑩律師郭芝明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237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401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吳振宗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檢察官於本院陳述：僅針對量刑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 148頁），上訴人即被告吳振宗（下稱被告）於本院陳述：全部認罪，針對量刑及沒收部分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 126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並當庭填具就犯罪事實、罪名、罪數部分之刑事撤回上訴狀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罪數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二、上訴駁回之理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 46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查原審審理結果，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一）所示之背信犯行明確，而適用刑法第342條第1項規定，及原判決事實欄一（二）所示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明確，而適用刑法第216條、第215條、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2項、第41條、刑法第55條規定，並以此為量刑基礎，依行為人之責任，審酌⑴被告身為威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掌管公司財務並負責綜理公司營運事務，本應誠實執行職務，並追求威璐公司之最大利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損害威璐公司之利益，利用職務上機會，以前揭方式違背任務，致威璐公司受有新臺幣（下同）600餘萬元之損害，金額非微，足見被告此部分犯行造成威璐公司財產上之損害，辜負威璐公司股東之信任，⑵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賦之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對威璐公司造成之損害、未與蔡鳴峯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失，經告發代理人於原審陳稱：蔡鳴峯因為信任被告方與其共同成立威璐公司，14年來均信任被告從未查帳，107年因看見國稅局的帳才知道本案情況，被告利用威璐公司賺很多錢，再透過不同方式提走，造成威璐公司之損害等語，暨被告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已退休、須扶養太太及岳母、太太目前罹患帕金森氏症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及審酌被告身兼多家公司實際負責人，財力雄厚，本案背信金額達600餘萬元，若仍量處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顯屬過輕等一切情狀，認被告犯背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又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是原判決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另本院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審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兼具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目的，被告與告訴人就和解金額之洽談，於刑事案件審理中，法院本不得強勢介入或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被告於原審雖未與蔡鳴峯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所受損失，惟事後於本院審理中已與蔡鳴峯達成和解，尚難認其犯後態度不佳而應加重其刑。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未與蔡鳴峯達成和解、賠償及取得原諒，犯後態度難認有悔意，且背信金額甚高，及利用人頭逃漏稅捐，造成國家稅收損失等情，原判決未能反應上開量刑事由之結果，而有量刑過輕云云，及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其認罪並已和解，請從輕量刑云云，均係對原判決就刑之量定已詳予說明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蔡鳴峯達成和解，並支付750萬元等情（詳後述），則被告及檢察官之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撤銷改判（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之說明：　　　原審就被告之未扣案犯罪所得604萬8,000元宣告沒收，固非無見。惟查：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惟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係因過往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以供被害人求償，但因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卻未另行求償，反致行為人因之保有犯罪所得。是修正後刑法之沒收、追徵不法利得條文，係以杜絕避免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為預防目的，並達成調整回復財產秩序之作用，故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然因個案中，被告仍可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其他民事上之解決，而以之賠償、彌補被害人之損失，此種將來或已經實現給付之情狀，雖未「實際合法發還」，仍無礙比例原則之考量及前揭「過苛條款」之適用，是應考量個案中將來給付及分配之可能性，並衡量前述「過苛條款」之立法意旨，仍得以之調節而不沒收或追徵。行為人犯後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有無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攸關於法院判決諭知犯罪所得沒收與否之審酌，且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務必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查被告對於原判決事實欄一（一）、（二）所示犯行於本院均坦承認罪，未扣案之604 萬8,000元，固為被告為本案背信犯行之犯罪所得，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威璐公司監察人張興中達成和解，並將犯罪所得604萬8,000元返還威璐公司，有和解書、第一銀行取款憑條存根聯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93 至95頁），復與告發人蔡鳴峯達成和解，並給付蔡鳴峯75 0萬元，有和解書、第一銀行取款憑條存根聯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7至178、185頁），其犯罪所得已返還威璐公司且給付告發人蔡鳴峯之金額已逾應沒收之犯罪所得，蔡鳴峯亦表示不再追究被告，且同意被告請求本院從輕量刑，給予其緩刑自新的機會，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刑事陳報狀、和解書、第一銀行取款憑條存根聯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3至95、173至178、185頁），是被告犯罪後已返還犯罪所得予被害人，核與原審量酌是否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時之情狀已有不同，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犯罪所得宣告沒收、追徵之諭知，容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坦承認罪、已與威璐公司、蔡鳴峯達成和解，並已返還犯罪所得予威璐公司另給付蔡鳴峯750萬元，請求撤銷沒收之宣告等語，經審酌被告上開犯後態度，已知悔悟，暨履行和解條件完畢，已返還犯罪所得予被害人，其上訴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未扣案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被告既已返還犯罪所得予威璐公司，另給付告發人蔡鳴峯750萬元，逾其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是本院審酌上情，認威璐公司及該公司股東蔡鳴峯所受損害已藉此獲得彌補，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四、緩刑：　　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審酌其因一時輕忽，致罹刑典，且其犯後於本院終能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威璐公司及該公司股東蔡鳴峯達成和解，返還犯罪所得604萬8 ,000元並給付蔡鳴峯750萬元，蔡鳴峯亦表示不再追究被告，且同意被告請求本院從輕量刑，給予其緩刑自新的機會等情，業如前述，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致逃漏稅捐部分，亦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自動補報繳納，有104年度及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稅額自動補報補繳繳款書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81至83頁)，本院審酌上情，信認被告歷此偵、審訴訟程序及刑之宣告教訓，當知所警惕，殊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背信罪部分不得上訴。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42條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商業會計法第71條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稅捐稽徵法第41條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稅捐稽徵法第47條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

2025-03-27

TPHM-113-上訴-4333-20250327-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09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郭士元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55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25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士元（下稱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 3日下午6時1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三重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營業大客車（下稱本案公車），沿新北市板橋區新府路往新莊區方向行駛，行經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政府停車場出口前，本應注意前方車流狀況，且應保持安全間距，而依當時天候及視線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未注意及早減速煞車竟忽然緊急煞車，致車內乘客即告訴人吳濬瑋（下稱告訴人）無法站穩失去重心而摔倒，因而受有頭部鈍傷、右手部擦傷及左手部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284條前項之過失傷害罪嫌。貳、本案適用法律之說明：一、本案無庸論述證據能力：　　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同法第308條前段復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二、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 86號判例參照）；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 816號判例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另按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而在未究明前，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即難認為適法（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3099號判例參照）。此乃因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表㈠、㈡、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分隊道路交通事故黏貼紀錄表、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新北覆議0000000號鑑定覆議意見書、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為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認於上揭時、地駕駛本案公車搭載告訴人，於行進時因緊急煞車，致告訴人跌倒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那是突發狀況，當時告訴人因為緊急煞車跌倒，我認為我應該沒有過失；我承認有煞車，前方機車突然衝出來，也不能撞上去等語。經查：一、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下午6時18分許駕駛本案公車，沿新北市板橋區新府路往新莊區方向行駛，並搭載告訴人，行經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政府停車場出口前，因緊急煞車，致告訴人無法站穩失去重心而摔倒，因而受有頭部鈍傷、右手部擦傷及左手部挫傷等傷害之事實，為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供承在卷（見原審卷第27頁，本院卷第60頁），並經告訴人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3741號卷第7至8、27至28頁)，復有告訴人提出之刑事傷害附帶民事賠償起訴狀暨所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診斷證明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㈡、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現場及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參（見他3741號卷第1至4、9至1 2頁，偵42531號卷第8至14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二、本案之爭點為被告於駕駛過程中緊急煞車，並導致告訴人受傷之過程，被告有無何種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茲分論如下：（一）按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是被告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疏於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8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上所稱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有無此情形，應就各個事實，具體判斷，不能以行為人任某種職務，為概括之推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18號刑事判決參照）。次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參與交通之人，除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為一般之注意外，尚有依實際情況而異的特別注意義務。關於他人違規行為所導致的危險，若屬已可預見，且有充足的時間可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的結果時，即有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避免結果發生的義務，否則，仍無以免除其責任」（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5343號判決同此意旨）。是以，參照前述法令規定及司法實務判決意旨所示，如他人違規行為所導致的危險，屬不可預見，且無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的結果時，亦即無注意的可能時，即不應科以行為人過失的責任。衡酌本案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於駕駛時本應注意前方車流狀況，且應保持安全間距，而未注意及早減速煞車竟忽然緊急煞車，致告訴人跌倒受傷云云，惟謂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應指保持得對前車狀況為及時反應，而可避免擦撞之距離，於不同之速度與路況下，即有不同之安全距離，又因車前狀況隨時可能有不同變化，緊急煞車於必要情形下，實難避免；倘認被告駕駛本案公車前方，確有不明機車突然轉入被告行駛之車道，則被告應已與前車保持相當間距，並隨時注意車前狀況，方能於前車突然駛入被告行駛之車道時，亦隨之緊急煞車，而避免追撞該車。況查本案被告駕駛本案公車於客觀上緊急煞車雖有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惟被告確係因不明騎士騎乘機車突然駛入其車道，被告為避免追撞，隨即緊急煞車，此乃當為之職責，實難認被告對於如此突發狀況有任何預見之可能，且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的迴避措施，又以被告案發時並未超速，且已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並確實已煞停而未碰撞前方機車等情觀之，其緊急煞車恐係因反應時間過短導致於猝不及防，而產生不能注意、無法注意之情節，尚難認被告就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就「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義務，有何違反之過失。公訴意旨及卷內證據亦未指出被告有何其他應注意、能注意而疏未注意之過失情形，則實難僅以被告有煞車行為，即認其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二）衡酌現行公車載運實務上，公車載運人數本得高於座位數，當無法強求公車駕駛人需在全數乘客坐下之情形下始得起步駛離，又一般人搭乘公車，本應注意行進間抓握扶欄杆，小心移動，且應盡快坐好或站立穩妥，以避免因公車噸位之重、動力之大，稍微增、減速或轉向所產生之物理慣性，造成未緊握扶手或欄杆之乘客而因重心不穩而跌倒之意外事故。況告訴人於公車之行駛過程中，究竟要往何處站立、擬擇定何座位就坐、是否保持站立靜止之狀態，均非被告可完全預測或干預，被告於確認告訴人已手扶欄杆且站穩而起駛後，尚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及注意車前狀況而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實難苛責被告於此同時尚須持續隨時注意車上乘客之動態，更遑論可依告訴人站穩後卻持續移動腳步等狀況作何相對應之處置。觀諸告訴人固於偵查指稱：我認為我沒有過失，我上車嗶卡就摔倒了，我嗶卡當然不會抓緊扶手等語（見偵42531號卷第27頁），惟經本院勘驗本案公車內外之行車紀錄器，其結果：「 1.（畫面時間：2022/12/23，18時19分27秒〜28秒許）告訴人於18時19分27秒許，自公車後門上車抓住立桿，上車後，被告始關閉車門，後起駛發車。2.（畫面時間：2022 /l2/23，18時19分33秒〜34秒許）告訴人上車後，先選擇站立，約在18時19分33秒許，手拉公車上方橫桿站立妥適，似乎在感應票卡，此時公車續往前行，速度尚屬正常速度，且公車前並無車輛。3.（畫面時間：2022/12/23，18 時19分36秒〜37秒許）告訴人往公車後方行走，雙手並無扶住任何握把等物品，欲尋找座位，此時公車續往前行，前方均無車輛，且公車準備進入公車專用道。4.（畫面時間：2022/12/23，18時19分38秒〜39秒許）公車之右前方，出現一輛機車，與公車行進方向垂直，準備橫越公車所行駛之車道，司機見狀，遂緊急煞車，公車煞車當下時，適告訴人正往公車後方行走，雙手並無扶住任何握把等物品，身體隨即因煞車後之慣性，以背向飛越之方式朝車前方移動，此時可見車上乘客均一同向前傾斜，原來坐在左邊位置上之綠色外套女性乘客，亦向前翻滾，可見煞車力道確實強大。5.（畫面時間：2022/12/23，18時19分40秒許）公車前方之機車，停駐在公車前方之網格線上，公車此時亦剛好停住，惟告訴人因背向飛越之故，撞擊到公車司機後方之放置行李之架子，頭部後方撞擊到行李架之邊角及鐵柱上，綠色外套女性因向前翻滾而滾出座椅而起身。」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7頁），堪認告訴人自本案公車後門上車後即有以手抓住立桿，且被告待告訴人站立穩妥之狀態後始關閉車門並起駛發車離站，嗣告訴人換以手拉上方橫桿站立妥適，並完成刷卡後，即往後方行走欲尋找座位，然此時告訴人雙手並無扶住任何握把，適逢被告緊急煞車，因其未扶住任何握把以致背向飛越朝車前方移動，撞擊到公車司機後方之放置行李之架子，頭部後方撞擊到行李架之邊角及鐡柱等情，是被告駕駛本案公車於起駛前，告訴人已完全上車，且有手握扶桿之舉，被告應可信賴告訴人於當時縱未坐下，仍會抓穩車內支撐物而站立穩妥，而被告於告訴人完成刷卡站立妥適後離站行駛，亦未違反公車司機應負駕駛人起駛前應注意車內乘客坐好或站立穩妥始得起駛之注意義務，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於行駛期間必須注意遵守速限，且需隨時注意車外四周及其車前狀況，亦即其注意力應置於其駕駛行為，故難認被告於起駛前已注意乘客坐好或站立穩妥後，於駕駛本案公車於車輛行進間，尚能分心注意車內乘客之各種動向，衡酌告訴人完成刷卡後，於往後方行走欲尋找座位時，其雙手並無扶住任何握把之情狀，顯非被告可得預見，則實難認被告就此有何違反注意義務而有過失之情形。（三）至本案經送請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其肇事原因及過失責任歸屬，該會之鑑定意見固認：被告駕駛民營公車，由公車停靠站起駛至肇事地點，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有機車穿越道路而緊急煞車，乘客即告訴人未坐穩妥跌倒受傷，不明車號普通重型機車，由地下停車場駛入道路穿越道路左轉，未讓車道上行駛中車輛先行，三方同為肇事原因；再經送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鑑定覆議意見為：一、不明車號普通重型機車，由地下停車場駛入道路穿越道路左轉，未讓車道上行駛中車輛先行，為肇事主因。二、被告駕駛民營公車，由公車停靠站起駛至肇事地點，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有機車穿越道路而緊急煞車，公車乘客即告訴人未坐穩妥跌倒受傷，雙方同為肇事次因等情，有該會鑑定意見書、覆議意見書各1 份存卷可參（見偵42531號卷第22至23、37頁）。惟被告駕駛本案公車於上揭時、地行進間緊急煞車並無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行為，理由已詳前述，鑑定意見、覆議意見書對此部分均無任何引據及說明，甚者全然未說明被告何以能預見不明機車騎士突然違規駛入車道等情，即逕得出上開鑑定意見、覆議意見之結論，認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是該鑑定意見書僅有結論而缺乏論理，顯有未盡之處，亦與客觀事證不相合致，自無從採為不利於被告之事實認定，併予敘明。（四）綜上所述，本案以卷內現存證據資料觀察，尚難遽認被告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疏未注意，或可預見犯罪結果發生而確信不發生之過失，是無從逕以過失傷害罪相繩。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上開證據及指出之證明方法，並無法證明被告就緊急煞車致告訴人受傷應負過失責任，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本諸「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刑事證據法則，揆諸前揭說明，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伍、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開過失傷害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諸檢察官勘驗筆錄，告訴人係於 111年12月23日18時19分27秒自本案公車後門上車，被告持續直行，告訴人則向車尾行走欲找座位坐下，同日18時19分 38秒時行經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政府停車場出口前、劃有網狀線之路段時，不明駕駛騎乘之機車由停車場出口駛出欲穿越該路段，被告見狀驛然緊急剎車，且當時除告訴人不穩倒地外，亦可見另名坐在座位上之綠色外套女性乘客向前翻滾，足認剎車力道強大等情，並參以案發路段為停車場出口，且劃有禁止臨時停車以防止交通阻塞之網狀線，案發當時為 18時18分，正值上下班時間，被告身為公車司機，應可預見該路段車流較多、行經該路段時應減速並注來車後再通過，然被告卻未實注意而直至該不明機車駛至其目見所及範圍時，始驟然緊急剎車，故無法排除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違反注義務之情事，原審漏未審酌此部分情狀而遽為無罪判決，似有未臻妥適，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妥適之判決云云。惟此業據原審參酌上揭證據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並經本院勘驗行車紀錄器之錄影畫面，亦認被告駕駛本案公車於起駛前，已待告訴人抓穩車內支撐物而站立穩妥，被告係因不明騎士騎乘機車突然駛入其車道，被告為避免撞及該機車，隨即緊急煞車，係因反應時間過短導致於猝不及防，而產生不能注意、無法注意之情節，本院衡酌基於現代社會風險分配與責任界限劃定需求，被告既係擔任公車司機而駕駛大眾運輸工具，對於車內乘客之安全維護自當注意及之，是其不僅身負將個別乘客在兩地間妥為運送之責任，更須兼顧全體乘客之人身安危，則在面臨行車途中各種突發狀況之際，尤應適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迴避人車可能遭遇之碰撞或危險，是以被告於駕駛本案公車載運乘客時，如因遭逢其他汽（機）車駕駛人突然違規穿越車道、變換車道或急停猛煞等危險駕駛行為，自應及時控制煞車而迅速減緩車行速度，以謀求自己與車內乘客之最大利益，斷不能僅因少數乘客未及緊握扶手、拉環或站立不穩，以致未敢緊急煞車，反而置多數乘客之生命、身體安危於不顧。職此，司法機關在事後論斷身為公車司機之被告有無過失責任之際，應考量其駕駛大眾運輸工具載送乘客往來各地，依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本可預見具有一定程度之典型風險，除非被告在駕駛過程中另有明顯飆速、蛇行、併排競駛、酒醉駕車、聊天或其他注意力不集中之危險前行為，以致不得不以緊急煞車等方式規避損害，如果因此造成車內乘客之傷亡，被告自屬難辭其咎而應負過失責任；如若不然，被告倘於正常駕駛途中突因其他車輛或行人侵入車道，在猝不及防而產生不能注意、無法注意或不得已等情形下及時煞車，以保全大多數乘客之生命、身體不受侵害之情狀，此時應屬一般社會生活可容許之範圍，究不能率認其執行駕駛業務並迴避傷亡結果發生之舉措有何過失可言。被告已待告訴人抓穩車內支撐物站立穩妥始起駛，其於該車道正常之路權行駛行為，應可信賴參與交通之不明機車騎士能遵守交通規則，對於不可知之不明機車騎士突然駛入其車道之違規行為，尚難有足夠之反應時間而無法預見，其不能注意之情形至明，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犯行，除上開證據外，尚無其他積極之證據佐證，實難認被告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之情形，在經驗法則上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所為構成過失傷害罪責。原判決既已詳敘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認難謂被告所為應認構成過失傷害罪，經核並未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本件起訴書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業經本院逐一論證，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尚難遽以前揭推測之詞，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與證明犯罪所要求之嚴格證明程序，須達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尚不相當。檢察官上訴意旨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重為事實上之爭辯或對於法律見解容有誤會，並未提出補強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起訴之犯行，尚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信傑提起公訴，檢察官洪郁萱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HM-113-交上易-409-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33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邱俊皓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377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6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依檢察官於本院陳述：針對量刑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 44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罪數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二、維持原判決之理由：（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 46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查原審審理結果，以被告邱俊皓（下稱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之傷害犯行明確，而適用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並以此為量刑基礎，依行為人之責任，審酌被告為成年人，又係告訴人李其芬之友人，竟酒後毆打告訴人成傷，所為未實屬不該，惟審酌被告終能坦認犯行，然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取得其諒解之犯後態度，再衡以被告之犯罪動機、傷害手段、告訴人因而所受傷害，兼酌被告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工作經濟情形及素行等一切情狀，認被告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是原判決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另本院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審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兼具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目的，被告與告訴人就和解金額之洽談，於刑事案件審理中，法院本不得強勢介入或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況被告雖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或賠償其所受損失，惟告訴人仍可透過民事訴訟途徑獲取賠償，且因告訴人請求和解金額高達新台幣1000萬元（見本院卷第49頁）而無法達成共識，被告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損害或與之達成和解，尚難僅因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遽認其犯後態度不佳而應加重其刑之理由，且告訴人於原審中已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業經原審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46號裁定移送原審法院民事庭審理（見原審易字卷第143頁），其所受損害賠償部分，另由民事庭審理，附此敘明。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所為造成告訴人之傷勢難謂輕微，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取得原諒，原審量處有期徒刑4月，似屬過輕云云，係對原判決就刑之量定已詳予說明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德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昭慶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十七庭審判長法　官鄭水銓法　官孫沅孝法　官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27

TPHM-113-上易-2233-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591號上訴人即被告 TRUONG THAI HA（中文姓名：張泰河；越南籍）選任辯護人郭鴻儀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08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03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TRUONG THAI HA（下稱被告）於本院陳述：針對量刑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95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二、維持原判決之理由：（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 46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查原審審理結果，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犯行明確，而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刑法第28條、第55條前段規定，及審酌⑴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本案犯行，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⑵被告雖於原審供稱：我有提供警方拿到本案毒品包裹後要轉交的人，在中壢，不知道警方有無查獲這個人云云（見原審院卷第69頁），表示其有供出其販賣毒品犯行之上游，然被告亦稱：我提供的是對話裡面有收貨地址，但是對話已經被刪除了，警察有答應恢復該則訊息，再去找地址，警察沒有到監所詢問我跟訊息有關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69頁），另參被告所持用之手機，經警方數位勘查採證後，其內僅有查詢本案毒品包裹紀錄乙節，有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數位證物勘察採證報告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33至275頁），且依被告所述，並無提供具體特定之毒品上游人別或事證，故難認其有供出毒品並因而查獲其毒品來源之情，是無從援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⑶被告係為圖私利而犯本案，難認有何可憫恕之事由，且本案毒品重量非輕，經依前揭事由減輕其刑後，法定刑已大幅減輕，客觀上已無情輕法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均無再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並以此為量刑基礎，依行為人之責任，審酌被告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嚴刑峻令，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財物，貪圖利益而共同私運第二級毒品入境，除戕害他人身心健康，更助長毒品擴散，本案查扣之第二級毒品合計淨重達975.78公克，本應嚴懲，惟念被告犯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中均坦承犯行，本案毒品甫輸入我國境內即經查獲，幸未流入市面，兼衡被告擔任之分工角色及參與程度、素行、犯罪動機、目的，其尚未實際獲利，及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打零工、未婚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5年，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是原判決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另觀諸辯護人於本院陳稱：被告有提出上游越南人PHAM VAN DUNG范文勇（音譯），他是用IPHONE與被告聯繫的，目前上游在逃，尚未查到，范文勇目前在泰國，被告表示他的手機裡面有相關范文勇的聯絡方式，及越南的地址等語（見本院卷第98、99頁），惟被告於本院亦供稱：我跟他聯繫都是用MESSENGER，我知道他越南的地址，但是他現在泰國，泰國地址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10 0頁），是被告雖陳稱「PHAM VAN DUNG（范文勇）」之男子為其毒品來源，惟未提出其他佐證足以確認　　　其上游身分之年籍資料及相關住址，警方自無從依其所供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本案警方並未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核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上開規定予以減刑；本院衡酌毒品犯罪為萬國公罪，且為國際社會共同的挑戰，世界各國對於跨境毒品犯罪無不強力打擊，又毒品氾濫不僅戕害國民個人身心，並造成整體國力之實質衰減，復因毒品施用者為取得購買毒品所需之金錢，亦衍生家庭、社會治安問題，是我國依法嚴令禁止製造、運輸、販賣、轉讓、持有毒品等行為，以截堵毒品來源，拔除貽害之本，杜絕流入之途，故被告就共同運輸毒品至我國境內行為之違法性及對我國社會之危害性應有認識，卻仍欲跨國運輸毒品，助長毒品氾濫，是其所為本難輕縱，而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素行，原審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予以減輕其刑，已相當程度獲有法定減輕之寬典，是被告為貪圖利益，無視我國嚴厲禁絕毒品之法秩序要求，竟共同運輸毒品予他人，被告所為不僅助長毒品流通、氾濫，對國人之健康恐產生之危害至鉅，且可能衍生其他社會治安問題，本案運輸毒品重量亦非輕，顯難認其犯罪情節極為輕微，尚非屬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事由，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足可憫恕之情況，僅須於量刑時，依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事由而於法定刑度內予以審酌從輕量刑，即足以反應之，故當無情輕法重、罪責與處罰不相當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以被告因在台是逃逸移工，沒有穩定的收入，而且在逃沒有穩定的經費回到越南，始鋌而走險收受包裹，審酌被告有年長的父親，被告也沒有因而取得款項，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惟於本院審理期間，前述量刑之考量因素亦無實質變動，原審量刑依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其結論尚無不合，且原審已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處理辦法第10條第3項規定，執行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之目的地，以遣返當事人國籍所屬國家或地區為原則。故其上訴意旨之主張並無足採，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柏成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2025-03-27

TPHM-113-上訴-6591-20250327-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616號上訴人即被告莊文榮選任辯護人張義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7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23、23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莊文榮（下稱被告）於本院陳述：針對量刑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78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並當庭填具就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部分之刑事撤回上訴狀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二、維持原判決之理由：（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 46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查原審審理結果，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明確，而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5條第3項、刑法第28條規定，及審酌⑴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中均坦承本案犯行，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⑵本案扣案之彩虹菸高達2,72 9支，製造期間將近半年，規模龐大宛若大盤毒梟地位，對整體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戕害甚鉅，且正因人之生命有限，更不應將自身苦難化為災厄轉嫁社會及他人，實難認被告行為時有何情堪憫恕狀況，亦難認本案有何情輕法重情形，被告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並以此為量刑基礎，依行為人之責任，審酌被告未思毒品對整體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之危害，僅為一己之利，埋藏諸多治安、交通（毒駕）、社福健保隱憂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十分不該，應予非難，次審酌被告於本案中位於出資及指揮的上層分工，製造彩虹菸數量高達數千支，量大質重規模甚鉅等情，兼衡被告犯後態度、年齡、高職肄業暨商之智識程度、自陳家境勉持、婚姻家庭狀況、身體狀況及前曾遭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罪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8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000, 000元，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是原判決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是原審量刑並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至辯護人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惟衡酌毒品犯罪為當今各國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且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其中製造、運輸、販賣等行為情節尤重，更應嚴加非難，又長期使用毒品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並對身體健康有負面影響，製造毒品並流入市場後，不僅直接戕害施用毒品者身心健康，及對其家庭帶來負面影響，並有滋生其他犯罪的可能，對社會所生危害程度非輕，為藉以防制毒品氾濫，澈底根絕毒害之刑事政策考量及必要，如率予憫恕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的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製（販）毒者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為之，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的目的，審酌本案被告係位於出資及指揮的上層分工，製造彩虹菸數量高達數千支，量大質重規模甚鉅，且其亦於偵查中供承：本案製造彩虹菸後，有銷售出去，金額高達810萬等語（見偵5223卷396頁），共犯張俊堅亦曾供承：製造彩虹菸銷售金額高達上千萬元等語（見偵5223卷376頁），並有彩虹菸之帳冊可證（見偵5223卷133至134頁），是被告確實有未經檢察官起訴之其他違法販賣彩虹菸犯行，且未扣案之獲利依其及共犯所供甚至高達數百萬至千萬元，其行為惡性非微，在客觀上實無可取足憐之處，難認其等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顯可憫恕，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而本案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素行，原審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暨前開所列情狀，原審業予以審酌而為適當之量刑，尚無再予減輕其刑之事由，於本院審理期間，前述量刑之考量因素亦無實質變動，原審量刑依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其結論尚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云云，及辯論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邱健盛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7

TPHM-113-上訴-6616-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86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文豪選任辯護人林祐增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14、915、916、947號、113年度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6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17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文豪（下稱被告）與林德寶（業經原判決處罪刑在案，未上訴而確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與「倫」及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聯絡，先由詐騙集團所屬成員，以「假交友誘投資，真詐財」之方式，向被害人蔡予婕施用詐術，致被害人蔡予婕於112年3月10日13時4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2 筆，共計10萬元）至林德寶申請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銀行帳戶）。被告則陪同林德寶，共同依「倫」之指示，由林德寶於同日14時6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號超商，將前揭款項提領殆盡，2人再共同將所提領之贓款藏放在指定之地點，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等款項與上開犯罪行為之關聯性。因認被告共同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等語。貳、本案適用法律之說明：一、本案無庸論述證據能力：　　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同法第308條前段復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二、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94年度台上字第3329號、90年度台上字第1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末按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即令複數共犯之自白，所述內容互為一致，其證據價值仍與自白無殊，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另一證據，殊不能以複數共犯所為供述一致，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574號判決意旨參照）。參、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同案被告林德寶於偵查及原審中之證述、被告之供述、被害人蔡予婕之指述、本案中信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提款機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907、12322、1 4679號起訴書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涉犯上開犯行，辯稱：112年3月10日我沒有跟林德寶一起到場，沒有陪林德寶去領錢，也沒有幫他把錢交給詐欺集團；以前會承認，是因為單純要保住我們的友情，我們是一起在網路上看到這個資料，一起去聯繫，那個時候林德寶聯繫他的，我聯繫我的，但是我沒有加入，林德寶去領錢的事情我並不知道，我當時騙林德寶我有加入，但是實際上我給的是假的帳號，本案我沒參與，也沒有任何的錢匯入我的帳戶，我加入另一個詐欺集團的前案，我有認罪，本案我沒有參與，所以不認罪等語。辯護人辯稱：（一）被告固然在偵查中曾為對自己不利之陳述，然其後有將實際原委說出，在因被告本身最後沒有加入及受到「倫」之指示，被告不想讓林德寶覺得自己獨自抽身，故才做出不利於己之陳述，然此陳述與實情不符，不應作為不利於被告張文豪之唯一證據；（二）從林德寶於原審中之證述內容，與其於 112年9月19日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大致相符，雖然從歷次偵訊內容來看，略有些微不一致之處，然於偵查中當日，是在同庭與被告對質時所做出，因此該日作出之陳述應較為可信，也與原審中之證述相符，是從林德寶於原審中之證述內容，可知林德寶是受到「倫」的一對一指示，其沒有明確指出被告有在112年3月10日與之一同領款，被告沒有參與林德寶及「倫」之間的犯罪行為，更沒有就參與犯罪的工作範圍及收取報酬等任何事項與林德寶討論，難認渠等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三）從本案查緝經過，可知是因為林德寶有提供帳戶及提領行為，後續有一大堆被害人報案提告，數量相當多，倘若被告確有如林德寶一樣提供帳戶及提領，豈有可能毫無任何被害人與其有關，又從被告名下之帳戶資料，亦可見其帳戶沒有所謂任何不法款項進出，若被告有涉入，豈有可能沒有任何被害人報案及不法款項進出，是依經驗法則，足認被告沒有加入「倫」之詐欺集團，亦沒有與林德寶一同去收取款項，及置放款項；（四）就被告而言，本案證據層面上僅有林德寶不利之陳述，縱使其以證人身分具結，其仍有同案被告身份，該陳述僅僅是證據力薄弱之累積性證據，難免有推諉卸責，在沒有補強證據時，不能輕易作為不利之證據；（五）從本案證據資料來看，無所謂群組對話在卷，再由提領畫面，都可以看到只有林德寶一人提領，也沒有所謂事後提領、行車軌跡或基地台相關記錄在卷可資補強，在沒有任何補強證據的情況下，不能僅憑林德寶之指述，即得作為被告有罪之裁判基礎；另案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994號案件，雖然被告坦承有幫忙參與，然請審酌另案與本案之情節、時間及被害人並無任何之關聯性，不能依照前案預斷，而作為被告不利的情節等語。經查：（一）觀諸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德寶固於偵查證稱：112年2、3月間，我朋友張文豪介紹我有大陸貸款的名義可以借貸，並介紹綽號「倫」之人跟我加LINE、聯絡我，張文豪叫我依照「倫」之指示做事，「倫」說我的帳戶要有資金流動，他才可以去跟銀行申請貸款，後來會把錢匯給我，要我領出來再把錢放到他指定的地點，例如新莊家樂福的廁所，張文豪也有跟我從事一樣的提款行為，他當時和我一起去提款、交款，他就在旁邊等我，領完就去放錢，我跟張文豪、「倫」有一個群組，「倫」會在群組裡指示我們，張文豪也有提供帳戶，「倫」會說錢匯入的時間跟帳戶，我連續做6天，張文豪一開始陪我一起2天，之後換我自己做云云（見偵21709卷第81至83、85、154、156頁）；然林德寶嗣於同日偵查中改稱：是我記錯了，我是在IG看到，我去密「倫」，後來張文豪說他也想試試等語（見偵2170 9卷第156頁）；林德寶復於原審證稱：我在IG上看到貸款資料，之後我加「倫」的LINE跟他聯繫，對話是我跟他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他有說一些類似貸款的資料，我就依照他的指示去領款，並將領到的錢放在他指定的地點，我不清楚當時張文豪有沒有陪同我領款等語（見原審914卷第47至49頁）；又經檢察官於原審當庭提示林德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筆錄，林德寶改稱上開所述均實在，但不確定其有無與張文豪於112年3月10日一同到場領款（見原審91 4卷第49至50頁）；再經原審訊問時，林德寶證稱：我搞混了，不是張文豪讓我跟「倫」聯繫，是我在IG上看到的，張文豪沒有要我依照「倫」的指示做事，我跟「倫」、張文豪有一個群組，「倫」會指示我們分別行動，他是個別指示，張文豪有跟我約好一起去放錢，但「倫」沒有指示張文豪陪我一起去，張文豪有拿部分的錢去放，但時間點是否為112年3月10日我不確定等語（見原審914卷第50 至52頁），則就林德寶有無依照被告之指示，加入「倫」之LINE帳號或依照「倫」之指示做事，及被告有無於112 年3月10日與之一同到場領款及放款等節，其證述前後不一，其所證已屬有疑。縱使被告有陪同林德寶於112年3月 10日一起放款，然林德寶既證稱其並非依照「倫」之指示與被告一起行動，以被告原本即與林德寶為朋友，為證人林德寶所證述明確（見原審914卷第46至47頁），可認其等2人非完全不認識之詐欺集團成員，則被告陪同林德寶行動，尚難遽認係基於犯意聯絡而為。從而，被告縱有陪同林德寶到場放款之舉，是否即得逕認被告有與林德寶、「倫」間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亦非無疑。（二）至被告固於偵查供稱：我跟林德寶一起滑IG時看到賺錢的方式，不是我單純介紹給林德寶，我們就一起聯繫對方，加其LINE好友，並依照「倫」之指示做事，「倫」請我們提供卡號，有錢匯入，我們去幫忙提款放到指定地點，他會給我們報酬，好像是幾千元，我和林德寶是各自做事，我也有提供自己的帳戶，「倫」跟我、林德寶有一個群組，但我跟林德寶各自和「倫」有聊天室，「倫」會叫我們去查帳，我們是各自查自己的錢，並一起出門各自去不同地點提款，或是相互等對方，「倫」指示我們將錢放在指定地點，但我是陪林德寶去放錢，我沒有提款行為，我之前有涉及詐欺案件，我有點不放心所以沒有馬上照做，也沒有提供任何帳戶給「倫」，但林德寶有提供帳戶，「倫」指示我時，我隨便提供一個帳號，讓「倫」打不進錢，但我跟林德寶感情很好，我才沒跟林德寶說真相，112年3 月10日我不太記得有沒有跟林德寶一起去，我們有幾日一起出門，有幾日沒有等語（見偵21709卷第155至156頁）；復於原審則供稱：112年3月10日當天我沒有陪林德寶一起行動，我應該是在家裡睡覺，我偵查中稱有，是不想讓林德寶覺得我沒有跟他一起去做這件事，才會這樣陳述，實際上我們沒有一起做，我跟林德寶和「倫」有各自的群組，我們都是個別聯絡，沒有在同一個群組等語（見原審卷第67至68頁），被告前後供詞雖有所出入，然被告始終未明確坦承曾於112年3月10日依照「倫」之指示，與林德寶一同提領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內之款項，再一同將款項擺放至「倫」指定地點之事實，被告僅供稱有與林德寶分別接受「倫」之指示提款，但被告未實際提供帳戶供「倫」做詐欺使用，而追加起訴意旨既未起訴被告提供自身金融帳戶提領或供詐欺之用，尚難以被告上開供述，即得作為被告與林德寶共犯上開犯行之依據。（三）至於追加起訴書所舉之其他證據，僅能證明被害人蔡予婕遭詐欺後，匯款至本案中信銀行帳戶，由林德寶提領後將款項放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之地點等事實，而缺乏諸如林德寶與被告間、被告與「倫」間之對話紀錄，抑或是被告於112年3月10日與林德寶一同到場取款或放款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等補強證據，自難對被告逕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等罪相繩。（四）至被告於112年8月另犯詐欺取財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994號判決處罪刑在案，被告不服，僅就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嗣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5628 號判決就科刑部分撤銷改判），據被告於本院供稱：那個案子我有認罪，但與本案無關，不是同一個集團，本案我沒參與，實際上我給的是假的帳號等語（見本院卷第88、 90、91頁），並有上開另案判決書2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5至143頁），該案被告係於112年8月間與林俋丞共組電信詐欺機房行騙，核與起訴書所載其被訴於112年3月 10日加入「倫」所組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行騙之事實，時間、犯罪成員、詐欺手段均有不同，核與本案無必然之關聯性，卷內既乏積極證據可認另案與本案為同一詐欺集團所為之犯行，則不得以此作為不利被告之補強證據，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起訴被告涉有如追加起訴意旨所示之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嫌，所舉之事證，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僅有林德寶前後不一致之證述，且證述內容亦欠缺其他補強證據，尚不能證明被告就原判決林德寶犯行部分有何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在客觀上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追加起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被告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伍、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林德寶於偵查中之證述，其就被告有參與乙節自始至終均為一致之陳述，固林德寶後於原審中雖一度改稱：我不清楚當時張文豪有沒有陪同我領款等語，然復證稱：我跟「倫」、張文豪有一個群組，「倫」會指示我們分別行動，他是個別指示，張文豪有跟我約好一起去放錢，張文豪有拿部分的錢去放等語，衡情以林德寶於偵查中之證述距離案發當時時點較接近，應以當時之陳述較為可採；況被告於偵查亦自承：「『倫』會叫我們去查帳，我們是各自查自己的錢，我們是一起出門，但各自去不同地點提款，或是互相等對方，『倫』指示我們，錢一起放在指定地，但我是陪林德寶去放錢，我沒有為提款行為」、「我之前就有涉入詐欺案，我有點不放心，沒有馬上照做，我沒有提供任何帳戶給「倫」，但林德寶提供個人帳戶給「倫」，「倫」指示我時，我隨便給他一個帳號，所以「倫」的錢一直打不進來，我跟林德寶出去是去提領自己的錢，不是提領不法所得」等語，足徵被告與林德寶就「依『倫』之指示提款、擺放款項」乙事，確有共同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原審認事用法不當，爰請求撤銷原判決云云。惟此業據原審參酌上揭證據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參與本案犯行，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院衡酌檢察官仍未盡舉證之責任，所提出之上訴理由及各項證據，仍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認定被告犯行，且檢察官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補強證據佐證，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確有其所追加起訴之犯行，尚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世揚追加起訴，檢察官郭季青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HM-113-上訴-4686-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76號上訴人即被告林慶良選任辯護人石振勛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 4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2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林慶良知悉自己無「Foodpanda」外送員之身分，其與黃凱晟（年籍詳卷）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得利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1年5月24日晚上7時許，在臺北市○○ 區○○路0段00號「台灣大哥大台北木柵直營門市」（下稱台哥大木柵門市），由黃凱晟以不詳方式向客服人員林鈺庭佯稱林慶良為「Foodpanda」外送員云云，並提供內容虛假之「Foodpanda」APP截圖（無證據證明係由林慶良偽造），及由林慶良提供自己之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予林鈺庭，上傳至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列為附件，表明欲申辦台哥大公司與「Foodpanda」合作之企業客戶手機門號方案（下稱本案優惠方案），而可免預繳13至 15個月之月租費，並得以新臺幣（下同）0元購得當時最熱門之「IPHONE 13 Pro 128G」手機1支，致台哥大公司承辦人員林鈺庭陷於錯誤，誤以為林慶良具有「Foodpanda」外送員身分，乃同意其申辦本案優惠方案，並核給門號000000 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月租費為1,599元）及SIM卡1張、「IPHONE 13 Pro 128G」金色手機1支（下稱本案手機），及免預繳月租費之財產上利益。林慶良於取得本案手機後，隨即交予黃凱晟，並獲取現金31,015元（其中15,500元為林慶良就本案犯行分得之報酬）。後因林慶良未繳納任何月租費，台哥大公司始知受騙而查悉上情。二、案經台哥大公司委由風險管理部門專員華皇傑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院作為得心證依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經本院審理時逐項提示，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林慶良（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而並未爭執（僅爭執證明力，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項證據作成時之狀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其餘證據，均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無違法取得、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均與本案具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上開規定，認上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地，與黃凱晟一同至台哥大木柵門市申辦本案門號及獲取本案手機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詐欺取財、得利之犯行，辯稱：我因經濟狀況不佳，致遭黃凱晟欺瞞利用，誤信「辦手機可以換現金」，乃依黃凱晟指示申辦本案門號及獲取本案手機，但無詐欺取財、得利之犯意；我沒有申請是「Foodpanda 」的外送員身分，我不清楚為何他們會這樣記載，是黃凱晟幫我辦的，我後來手機賣給他；我聽說壹支手機4萬元，結果我去辦理的時候，他說沒有，要另外再申辦壹支才有3萬多元，我說這樣不對阿，我拿到31,015元整，我也是被騙才去辦手機，他叫我辦 2支手機給我3多萬元，覺得怪怪的不合理，我在半個小時之內辦了兩次手機，本件是後辦的云云。辯護人辯稱：依原審筆錄可知被告認為不正常的地方，是黃凱晟沒有按照承諾的條件來履行，被告因為缺錢不敢向黃凱晟表達不滿，只好收取31,015元；被告為中度精神障礙，國中畢業，知識程度不及於一般人，何況案發當時經濟狀況不佳，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而黃凱晟長年經營通訊行，對於3C商品有高於常人的專業知識，因此被告在原審承認以手機一個門號換取現金4 萬元扣除手續費還可以，黃凱晟說手機可以賣錢，被告確實是相信辦手機換現金是正常的交易行為，且被告確實有與「 777 換現金」及黃凱晟間的LINE對話紀錄，被告事後還有對黃凱晟提出刑事告訴的客觀事實，堪認被告相信黃凱晟，進而配合黃凱晟申辦手機云云。惟查：（一）被告知悉自己無「Foodpanda」外送員之身分，其與黃凱晟於111年5月24日某時，在台哥大木柵門市，由被告提供其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予林鈺庭，上傳至台哥大公司列為附件，表明欲申辦本案優惠方案，即可免預繳13 至15個月之月租費，並得以0元購得當時最熱門之「IPHON E 13 Pro 128G」手機1支，致台哥大公司、林鈺庭陷於錯誤，誤以為被告具有「Foodpanda」外送員身分，乃同意其申辦本案優惠方案，並核給本案門號（月租費為1,599 元）及SIM卡1張、本案手機1支，暨免預繳月租費之財產上利益；被告於取得本案手機後，隨即交予黃凱晟，並獲取現金31,015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訴卷第55至 56頁，本院卷第59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華皇傑之指證、證人林鈺庭之證述、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本案門號申辦紀錄等件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觀諸證人黃凱晟於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6194號案件（下稱另案）警詢及偵查證稱：我有在GOOGLE網站上刊登「辦門號搭配手機換現金」之廣告，被告因缺錢，故與我聯繫，嗣於111年5月24日晚上7時許，我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租賃小客車，載同被告至台哥大木柵門市申辦門號，並由我向門市客服人員告知欲申辦之門號方案，因為如果方案辦錯，就不會有優惠價格；被告總共申辦2個門號，包含1個續約門號、1個新辦門號，且將申辦門號所取得之2支IPHONE手機均交予我，我則支付扣除違約金等費用後之對價即現金31,015元予被告等語（見偵26194卷第10 至11、103至104頁）；嗣於原審證稱：偵26194卷第13至2 9、61至63頁係我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我暱稱為「【777】換現金」，且於111年5月24日委由我女友許巧瑩租用000-0000號小客車，由我開車載同被告前往台哥大木柵門市，並於被告辦妥門號後，向被告以現金31,015元收購2支手機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78至179、182至183頁），且參以證人許巧瑩於另案警詢證稱：我於111年5月24 日租用000-0000號小客車予男友黃凱晟使用；黃凱晟係從事帶客人至電信門市續約，再向客人收購手機之工作等語（見偵26194卷第31至32頁），並有證人許巧瑩於111年5 月24日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之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被告與黃凱晟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附卷足憑（見偵 26194卷第13至29、33、37至47、51至55、61至63頁），再佐以證人林鈺庭於原審證稱：客戶申辦本案優惠方案時，需在櫃檯當場操作手機、提供「Foodpanda」APP截圖，以表明申辦人為「Foodpanda」之外送員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70至171頁），被告於本院亦坦承在辦理本案手機門號時黃凱晟有幫其繳納積欠之電信費及提前解約之違約金約6000多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1頁），堪認被告因缺錢，適在網路上看到黃凱晟所刊登之「辦門號搭配手機換現金」廣告，故與黃凱晟聯繫，並於111年5月24日晚上7時許，由黃凱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載同被告至台哥大木柵門市，由黃凱晟向客服人員林鈺庭表明被告欲申辦本案優惠方案，並以不詳方式向林鈺庭佯稱被告為「Foodpanda」外送員云云，及提供內容虛假之「Foodp anda」APP截圖予林鈺庭（無證據證明該不實之「Foodpan da」APP截圖係由被告偽造），致台哥大公司、林鈺庭陷於錯誤，誤以為被告具有「Foodpanda」外送員身分，乃同意其申辦本案優惠方案，並核給本案門號（月租費為1, 599元）及SIM卡1張、本案手機1支，暨免預繳月租費之財產上利益；被告於取得本案手機後，隨即交予黃凱晟，由黃凱晟代為繳納其先前積欠之電信費及提前解約違約金後，獲取包括申辦另一手機之報酬共31,015元。（三）觀諸證人黃凱晟於原審中雖否認有陪同被告進入台哥大木柵門市，且代被告向客服人員表明欲申辦本案優惠方案，而證稱其只是在車上等待被告云云（見原審訴卷第180頁），惟此證述內容，核與證人黃凱晟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所述明顯不符（見偵26194卷第10至11、103至104頁），況黃凱晟涉嫌與被告共同犯本案犯行，故其是否為脫免罪責而為前開避重就輕之證述，實非無疑，自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證人黃凱晟於另案警詢證稱：我有陪同被告進入台哥大木柵門市，並由我向客服人員講明被告欲申辦之優惠方案為何；在門市內，因為有錄音，所以我用手機打字「是4年不是2年」等語（見偵26194卷第10至11頁），復佐以被告申辦本案門號優惠方案綁約期間為48個月，有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在卷足稽（見偵3325 1卷第83頁），益見本案陪同被告進入台哥大木柵門市申辦本案優惠方案之人應係黃凱晟。（四）本案雖無證據可認係由被告向台哥大木柵門市客服人員林鈺庭訛稱自己為「Foodpanda」之外送員，且提出內容虛假之「Foodpanda」APP截圖予林鈺庭，惟觀諸被告於原審供稱：當天在台哥大木柵門市申辦本案門號優惠方案時，黃凱晟坐在我旁邊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74頁），則被告於黃凱晟向林鈺庭表明被告欲申辦本案優惠方案，且提供內容虛假之「Foodpanda」APP截圖予林鈺庭之時，被告既係坐在黃凱晟旁邊，其對於黃凱晟向林鈺庭陳述申辦方案之內容、提供「Foodpanda」APP截圖予林鈺庭之行為，豈有不知之理。又衡酌一般人購買手機均須支付價金，且向電信公司申辦手機門號，須按月支付月租費及通話費予電信公司，如係向電信公司申辦優惠門號方案搭配手機，亦須符合該優惠方案所指定之條件等情，此為吾人均知悉之生活常識。參以被告於原審自承：我知道辦手機門號可以賺錢是不正常的事情，但當時因缺錢、無路可走，所以這樣做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93頁），復於本院亦自承：我聽說壹支手機4萬元，結果我去辦理的時候，他說沒有，要另外再申辦壹支才有3萬多元，我說這樣不對阿，我拿到31,015元整；其辦了手機後沒有繳錢是因為當初是以手機換現金，但後來通知我要繳費，我覺得不正常，在辦手機的時候黃凱晟有幫我繳了積欠的電信費及提前違約金6, 000多元，因為他要賺錢，我覺得很奇怪，第一次是我用自己的門號去辦，黃凱晟辦完之後我詢問他錢呢，他說還沒有，還要再辦一支，開車載我去木柵再辦本案的這一支手機，黃凱晟賺了5萬多元，他分給我3萬多元，兩支手機要8萬多元，本案這支賺了1萬5,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 9、101頁），則被告既不符合本案優惠方案之申辦資格，即被告不具有「Foodpanda」外送員之身分，且未支付任何購買手機之價款，其於申辦手機時亦未有繼續支付後續電信費用之意，僅在申辦本案優惠方案之申請書上簽名，即獲取本案手機1支，且享有可免預繳本案門號月租費之財產上利益，是被告於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得利之犯意，至為明灼。至被告辯稱其係被黃凱晟騙及恐嚇云云，惟其對黃凱晟提起詐欺、恐嚇告訴，業經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6194號不起訴處分，認黃凱晟向告訴人稱「不要講話、不要亂說話」等語，及以腳踢告訴人一下，並未表示任何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意，與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黃凱晟未足額給付4萬元亦屬民事上之糾葛，尚難憑此即認被告有何詐欺犯行，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則被告所辯，亦不足採。（五）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洵屬臨訟推諉卸責之詞，要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 2項之詐欺得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 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得利罪，唯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與黃凱晟以外之人共同犯案，公訴人起訴之法條，容有未洽，惟因其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諭知可能涉及之罪名（見本院卷第95頁），以利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為實質辯論，無礙被告及辯護人防禦及辯護權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並依法審理。被告與黃凱晟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詐欺取財罪處斷。三、上訴駁回：　　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罪證明確而適用刑法第339條第1 項、第2項、第55條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金錢，竟與黃凱晟基於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共同施用詐術，獲取本案手機1支及免預繳本案門號月租費之財產上利益，所為實有不該，應予責難，並參以被告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及其自述學歷為國中畢業、案發時從事水泥工、月收入約3至4萬元、無需扶養他人之經濟狀況，兼衡被告具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狀況（見偵33251卷第31頁），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被告與黃凱晟就本案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係獲得本案手機1支，惟被告供稱：我取得本案手機後，隨即交予黃凱晟，黃凱晟就我申辦本案門號及另一門號，共支付現金31,015元與我等語（見原審訴卷第52頁），是被告坦承就本案犯行係分得未扣案之現金15,500元，屬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與黃凱晟就本案共同詐欺得利犯行，被告雖獲得可免預繳本案門號月租費之財產上利益，惟此部分僅係被告可「暫免預納」月租費之期限利益，依被告與台哥大公司間之契約約定，被告仍負有依約支付月租費之債務，是原審經依比例原則斟酌後，認為此部分之財產上利益價值非鉅，倘若予以沒收追徵，國家就此所需耗費之司法資源與成本，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諭知沒收、追徵，核無認定事實錯誤、量刑瑕疵或違背法令之情形，其結論尚無不合。茲原判決已詳予審酌認定被告如事實欄所示共同犯詐欺取財、詐欺得利犯行所依憑之證據、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兼以被告犯罪情節、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是原審量刑並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而否認犯行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職權告發部分：　　黃凱晟（年籍詳卷，見原審訴卷第75至76、205頁）涉嫌與被告共同犯本案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行，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此既為本院因執行職務所知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4 1條規定，依職權告發，另由檢察官依法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維中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十七庭審判長法　官鄭水銓法　官孫沅孝法　官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0

TPHM-113-上訴-5676-20250320-1

原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家暴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上訴字第12號上訴人即被告 AE000-A112147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選任辯護人劉德弘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 年度原侵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2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編號3至6所示科刑部分暨定執行刑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其他上訴駁回。上開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AE000-A112147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被告）於本院陳述：僅針對刑度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78 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並當庭填具就犯罪事實、罪名、罪數部分之刑事撤回上訴狀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7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罪數（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二、上訴駁回之理由（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1、2所示科刑部分）：（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 46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查原審審理結果，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共2罪）犯行明確，而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項規定，及審酌⑴被告為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時為成年人，而代號AE000-A112147（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滿12歲之少年，故被告就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至2分之1，⑵被告為A女之姑丈，明知A女年幼，身心尚在發育中，對於性行為之認識程度及自主能力尚未臻至成熟，思慮亦未及成年人周詳，竟對A女為附表編號1、2所示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犯行，其本案所為各次犯行均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之情事，核無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特別情狀，自均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以此為量刑基礎，依行為人之責任，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亦為A女姑丈，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人倫，對A女為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對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學業及人格發展，被告所為應嚴正地予以非難，復參以被告犯後坦承有對A女乘機猥褻行為之犯後態度，兼衡其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患有慢性病毒性B型肝炎及肝硬化、無前科紀錄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就附表編號1、2所示均係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10月、10月，是原判決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又本院衡酌被告為A女之姑丈，竟罔顧人倫綱紀，無視A女尚屬年幼，性自主意識尚未發展完全，僅為滿足個人慾念，先後對A女為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對A女所造成之創傷及危害均非輕，惡性重大，縱其於原審及本院均坦承犯行，仍難認其犯罪之情狀有何可憫恕之處，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亦稱：A女沒有意願調解，並有提出附帶民事訴訟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倘被告之親屬確因被告入監執行而失所依靠，宜尋求親友或由社政機關予以扶助，尚不足據為對被告減輕其刑判決之依據，原審業予以審酌上情，就被告犯行所為量刑，已屬從輕，尚無再予減輕其刑之事由，且於本院審理期間，前述量刑之考量因素亦無實質變動，核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其結論尚無不合。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均係對原判決就刑之量定已詳予說明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撤銷原判決（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3至6所示科刑部分）及科刑理由之說明：（一）原審認被告如附表編號3至6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且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務必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查被告雖未能與A女達成和解，惟被告對於附表編號3至6所示犯行，於本院終能坦承認罪，並陳稱願意賠償新臺幣（下同）15萬元等語，是被告犯罪後態度核與原審量酌其刑時之情狀不同，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容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其坦承認罪，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經審酌被告上開犯後態度，已知悔悟，其此部分上訴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3至6所示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二）至被告及辯護人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始稱適法（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次數、情節或犯罪後之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3 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於本院終能坦承犯行而為認罪，並陳稱願意賠償15萬元，惟A女因被告本案犯行而身心受創，且A女沒有意願調解，並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業經告訴代理人陳稱明確（見本院卷第84頁 )，又衡酌被告所犯之罪，其立法目的、侵害法益之嚴重性、不可回復性以及本案犯罪情狀，對於A女身心之侵害甚深，其行為在客觀上仍無法引起一般人之同情，亦無情輕法重可言，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是被告及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難認可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亦為A女姑丈，無視A女尚屬年幼，性自主意識尚未發展完全，竟為逞個人私欲，罔顧人倫，對A女為附表編號3至6所示犯行，對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嚴重，亦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學業及人格發展，犯罪情節實屬重大，被告所為應嚴正地予以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於本院終能坦承認罪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A女所受侵害程度，及其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當時擔任鐵工、月收入約2萬元、已婚、與太太及4名小孩（已成年）同住，暨辯護人陳稱被告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其中兩個女兒有肌肉骨骼的障礙及第一類神經系統精神障礙，智商比較低，無法謀生，被告六口經濟狀況不好之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三）定應執行刑：　　　衡酌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犯行，其犯罪性質均為妨害性自主等罪之類型犯罪、行為次數、犯罪方法、過程態樣、侵害法益、犯罪時間之間隔、侵害之對象數量、各罪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等情，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及宣告刑刑罰效果的邊際遞減關係等，整體非難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其正值壯年、日後賦歸社會更生等，並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及以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為內涵之內部性界限，為適度反應被告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4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育瑄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以藥劑犯之。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八、攜帶兇器犯之。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24之1條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附表：編號犯罪事實原判決主文本院宣告刑 1 事實欄一 AE000-A112147A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上訴駁回。 2 事實欄二 AE000-A112147A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上訴駁回。 3 事實欄三 AE000-A112147A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科刑部分撤銷，不予記載）。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4 事實欄四 AE000-A112147A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科刑部分撤銷，不予記載）。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5 事實欄五 AE000-A112147A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科刑部分撤銷，不予記載）。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6 事實欄六 AE000-A112147A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科刑部分撤銷，不予記載）。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2025-03-20

TPHM-113-原侵上訴-12-20250320-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63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賴○○ 指定辯護人陳嬿婷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42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與告訴人A女（民國00年0月生）為父女（二人真實姓名均詳卷）、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被告明知A女係未滿14歲之女子，且性自主能力及判斷力均尚未成熟，竟分別基於對未滿 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期間，在其等住處以舌頭舔拭A女小陰唇及大陰唇內側之陰蒂等性器共12次而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2年上字第67號判例參照）。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參照）。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自不得僅以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況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告犯罪之心證，此乃因性交、猥褻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辨真假。而被告既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自須有積極證據為嚴格證明，此參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意旨即明。再衡諸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所為陳述之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至於被害人陳述前後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人可能？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祇足做為判斷被害人供述是否存有瑕疵之參考，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7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8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如附表所示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A女之指述、被告與A女對話錄音譯文、原審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54號判決（下稱另案判決）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對A女為舔拭女性性器之犯行，並辯稱：我只有做另案判決所記載的那一次行為，所以在電話中才會對A女辯解，時間也不是92年到97 年，應該是A女國中或大學的時候；我認知是另案判決A女20 歲以後的事情，至於20幾年前的事情，我不可能對答如流，而A女自己講她小時候幾歲，都是A女自己講的，但我針對的是另案判決發生的事情，內容確實都有等語。辯護人辯稱：除A女單一指訴證據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且A女之指訴就被告所為各次之時間、次數及細節均稱僅憑其印象，而無具體情節可資特定或區別，已非無瑕疵可指；關於另案判決之錄音檔案，被告於該錄音對話內容，未曾提及或自承有多次對A女舔拭陰部之行為，無從據以補強告訴人上開指訴等語。經查：（一）被告所為本件犯行，均未罹於追訴權時效：　　　公訴人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被告於92年至95年間涉犯　　　以舌頭舔拭A女小陰唇及大陰唇內側之陰蒂等性器共12次犯行，認係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罪嫌，經公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補充起訴被告犯行之時間，以告訴人偵訊筆錄所述如附表所示之時間為準。依A女為00年0月生，則其於92至93年間，為未滿7歲之人，並無與行為人為性交合意之意思能力，起訴書認被告該段期間所為犯行，應認涉犯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而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而依起訴書所載被告所為之犯行無從確認具體日期，依罪疑唯輕之法理，即應採認最有利被告之認定，被告被訴於94年間所為，應以A女94年8月滿7歲之後，被告被訴於9 5年所為，應以在95年7月1日刑法修正施行前，而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罪嫌。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先後於94年2月2 日、108年5月29日修正、刑法第83條亦先後於94年2月2日、108年12月31日修正，是本件應行新舊法比較者，洵為1 08年5月29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即現行法）與94年2月2日修正前之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108年12月31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3條（即現行法）與94年2月2日修正前之刑法第83條，衡以修正後刑法所定追訴權時效期間較長，亦即行為人被追訴之期限較久，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比較結果自以修正前刑法第80條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修正前之舊法，又依「擇用整體性原則」，關於追訴權時效之停止進行，及其期間、計算，亦應一體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 條、第83條等與追訴權時效相關之規定。又被告被訴犯罪事實所涉犯為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罪嫌，均為最重本刑10年以上之罪，依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1 項規定，追訴權時效均為20年，A女已於追訴權時效屆滿前之110年12月24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見111他411卷第3頁），並經該署分案由檢察官實施偵查，檢察官並於113年1月11日提起公訴，是被告所為本件犯行，均未罹於追訴權時效，先予敘明。（二）觀諸A女於偵查證稱：92年間我約5歲時發生猥褻行為約為 5次，93年大概是我國小一年級時猥褻行為大約3次，94年間是我小二的時候猥褻行為大約是2次，95年間是我小三大約是2、3次，96、97年間是上小四小五大約1、2次，時間不是都在夏天等語（見112他6945卷第33至34頁），於原審證稱：92年印象中不止一次，我現在回憶的方式是用我那時多大年紀的方式去回推，但我不記得幾月幾號發生了第幾次，93年大約是小學一年級時我印象大概3次左右，沒有辦法確定季節，因為我印象中那個時候是多大，有發生這件事情大概幾次，我只能這樣的方式回推，94年印象有3次、95年印象有2次，我印象中我年紀越大，發生的次數越低，於92年到97年間被告舔舐我下體的方式都一樣，都是由我撥開我的下體部位，被告舔舐我的陰蒂部位等語（見原審卷第171至185頁），可知A女固就其於92至95 年間曾遭被告舔舐陰蒂部位之舉乙情均有所指證，惟就被告所為各次之時間、次數及細節，均稱僅憑其印象，而無具體情節可資特定或區別，已非無瑕疵可指，檢察官指訴被告有於前揭時、地有對A女為性交之犯行，除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述外，當應舉出其他足資證明其指述與事實相符之補強證據，方得認定屬實。（三）次查，依A女提出其與被告之電話錄音檔案，經原審法院另案勘驗結果，被告固就A女對其提問為何要「舔我的尿尿的地方」回覆以其係好意要分享等語，惟被告之對話內容均未提及其舔A女陰部之時間或次數，僅就其有為「舔舐」之行為向A女解釋原因，有另案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另案原審卷第80至84頁）。而被告與A女之對話錄音檔案，經另案判決採認足以補強A女所述於97年間某日遭被告以舌頭舔拭性器之證述，並判處被告對A女犯對未滿14 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尚未確定，現由本院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2號審理中），而觀之被告於該錄音對話內容，既未曾就另案認定之該次犯行外，提及或自承尚有對A 女為舔舐陰部之行為，尚無從據以補強告訴人上揭於偵查及原審中之證述，亦難憑此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是依卷內證據，無從發現其他有關聯性之補強證據得以佐證告訴人前開於偵查及原審中之指述可信，實難僅憑告訴人前揭非無瑕疵可指之單一指證，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四）至被告聲請傳喚與其同住之母親周ＯＯ，欲證明被告於該段期間平時如何對待A女云云。惟周ＯＯ並未於上開時間被告與A女相處時隨時在場，待證事實與本案是否構成對未滿1 4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無涉，且與本院已認被告不成立犯罪，業如上述，核無傳喚證人調查必要，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就被告是否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在住處以舌頭舔舐A女小陰唇及大陰唇內側之陰蒂等性器，而為12次性交犯行，除A女之單一指述外，並無足夠之與犯罪事實具關聯性且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補強證據，且依卷內之證據尚難認有其他積極證據，足使本院以證明被告有上開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本於罪得出無合理懷疑之有罪確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五、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如附表所示期間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於111年4月30日偵訊、112年9月14日偵訊及113年5月13日原審中，就其遭被告侵害之時間、次數與細節之證述内容，大致相符，其指訴無何矛盾之處，且A女與被告素無嫌隙，並屬父女至親，當不至於以自毁名節方式編織上揭前後一致之情節；另原判決指摘A女所提錄音內容中，被告並未提及舔A 女陰部之時間與次數，而認該錄音不足佐證被告本案犯行，然該錄音內容顯示被告遭A女質問略以：「你一個爸爸去舔一個5歲還是幾歲？5、6、7歲，頂多10歲、11歲」等語，被告並未否認，僅一再解釋對A女所為係出於好意等語，已足佐證A女上揭有關遭被告性侵害之次數、期間均屬有據指訴，是原審未審酌上揭情狀而判決被告無罪，顯有違誤，請將原判決撤銷，另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云云。惟此業據原審參酌上揭證據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認被告無附表所示犯行，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院衡酌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如附表所示犯行，除A女單一指述之證據外，尚無其他積極且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佐證，被告雖於上開電話錄音中未為否認之表示，惟亦經被告辯稱　　其係坦認另案之犯行，並非本案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故檢察官所提之上開證據，在經驗法則上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所涉如附表所示犯行確為真實，亦缺乏其他適切之補強證據，足以充分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容有合理懷疑。原判決既已詳敘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經核並未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本件起訴書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已經本院逐一論證，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尚難遽以前揭推測之詞，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與證明犯罪所要求之嚴格證明程序，須達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尚不相當。檢察官上訴意旨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重為事實上之爭辯，並未提出具證據能力之其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確有如附表所示犯行，尚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玓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表：編號犯罪事實（時間、行為、次數）一賴○○於92年間，對A女以舌頭舔舐A女小陰唇及大陰唇內側之陰蒂等性器，共5次。二賴○○於93年間，對A女以舌頭舔舐A女小陰唇及大陰唇內側之陰蒂等性器，共3次。三賴○○於94年間，對A女以舌頭舔舐A女小陰唇及大陰唇內側之陰蒂等性器，共2次。四賴○○於95年間，對A女以舌頭舔舐A女小陰唇及大陰唇內側之陰蒂等性器，共2次。

2025-03-20

TPHM-113-侵上訴-263-2025032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39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尤鄭幼麵選任辯護人林清漢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0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2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尤鄭幼麵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尤鄭幼麵明知吳宗桓（未據起訴）於民國112年8月30日起至 113年8月29日止，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並無居住之事實，竟與吳宗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2年10月2 日持與吳宗桓間簽訂之住宅租賃契約書（下稱本案租賃契約）及吳宗桓簽立之租金補貼申請書，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辦理之租金補貼，佯以吳宗桓有承租本案房屋居住之事實，致承辦單位之人員陷於錯誤，嗣因吳宗桓於11 2年10月16日向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檢舉，稱其實際並未居住於本案房屋，尤鄭幼麵之詐欺犯行始未遂。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函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院作為得心證依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經本院審理時逐項提示，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尤鄭幼麵（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而並未爭執，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項證據作成時之狀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其餘證據，均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無違法取得、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均與本案具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上開規定，認上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與吳宗桓簽訂本案租賃契約，且有向桃園市政府申請租金補貼，然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有打電話叫吳宗桓趕快搬，他說他上班沒空；申請租金補貼，有經過吳宗桓同意，他租金沒有給我，所以租金補貼要匯到我的帳戶云云。辯護人辯稱：被告怕吳宗桓沒有錢，所以被告跟吳宗桓說用租金補貼，補助不足再由吳宗桓來墊，所以才更改用吳宗桓的名字，申請書、變更同意書都合於規定，也是經過同意的，被告的本意就是要租屋，經過政府的補貼，絕對沒有要騙政府的任何一毛錢，純粹是為了配合吳宗桓；退一步言，若鈞院認為有罪，請求從輕量刑云云。惟查：（一）被告與吳宗桓簽訂本案租賃契約，且有向桃園市政府申請租金補貼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是認（見偵卷第8至9、68 頁，原審易字卷第22頁，本院卷第331、336頁），核與證人吳宗桓所證內容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341至351頁），並有本案租賃契約、租金補貼申請書、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談話紀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1至38頁、原審審易字卷第37至5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關於吳宗桓承租後，並未實際居住於本案房屋乙節，業據證人吳宗桓於本院證稱：本案租賃契約、租金補貼申請書都是由我簽名的，被告說她的房子要租給我使用，租金是新臺幣（下同）5,000元，我心裡想5,000元我可以多個空間使用，因為我○○的住處堆滿東西，○○也堆滿東西，連我睡覺的地方都沒有，我想可以多出一個空間使用，第二個是那裡算是離○○市區蠻遠的，很偏僻的地方，我想被告是不是大概租不出去，5,000元蠻便宜的，基於我也有女兒，我就沒有反對，我就跟被告簽約，配合被告；當初我想等補助款下來，假設下來3,500元或2,000多元，其他差額我要補，我會付給被告，我每個月有工作收入，於原審所述屬實；撤銷是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發現這個案件沒在使用，所以說要撤銷，要我本人簽，被告一直找我，沒有說這件要撤銷；我有意思要向被告租來使用，9月份簽約那個月剛好我沒有工作，我有要求被告交鑰匙給我，被告沒有開車載我去看房子，也沒有給鑰匙，我主動要求讓我先搬東西去放，我的洗身用具還有書櫃，被告沒有回應、說晚點、沒有同意，我跟被告承租房屋，實際並無進去住過；我知道要申請補貼，但不曉得匯到被告的郵局帳戶，要改，被告再次約到另一家7-11，事後改的時候就叫我簽，我不知道，我還是照簽名，被告把租金補貼匯到被告的帳戶申請資料，送件之前跟之後我都不知道，事後一個多月我打電話去問才知道，租金補貼申請書的內容是按照被告的指示寫的，地址和簽名是我簽的，後面的租金補貼變更切結書不是我寫的，印章也不是我的，印章被盜刻等語（見本院卷第341至351頁），亦為被告所自承（見原審易字卷第22頁）；被告雖另辯以其一直叫吳宗桓趕快搬進去本案房屋云云，惟據證人吳宗桓所否認，證稱：被告沒有給我鑰匙等語（見本院卷第349頁）；又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亦表示：（問:如果租房子只是放東西而沒有住，可否申請補貼?）要有居住事實始可申請補貼，原則上不會去查核，除非有人檢舉才會調查，本案即為有人檢舉等語（見本院卷第352頁），並有吳宗桓舉報陳情信在卷可憑（見偵卷第42頁）。從而，被告與吳宗桓簽訂本案租賃契約後，吳宗桓並未實際居住於本案房屋，其僅係欲將本案房屋當作存放物品之處，亦未曾取得鑰匙進入該屋使用，被告以吳宗桓租用本案房屋居住之名義申請租金補貼，未經吳宗桓同意，即將租金補貼之匯款帳號，申請變更為被告的郵局帳戶，嗣因吳宗桓舉報陳情，該管公務員察覺本案有異，通知吳宗桓簽自願撤案放棄中央擴大租金補助切結書（見偵卷第47頁），未予核發租金補貼而未遂，應可認定。（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係推諉卸責之詞，委不足取。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與吳宗桓間有相互配合之舉，吳宗桓未承租上開房屋實際居住，而提供其租用房屋居住之名義欲詐領政府租金補助款，二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規定，減輕其刑。三、撤銷改判及科刑審酌：　　原審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請，或經公務員就程序上為形式審查，認要件齊備，即有義務依其聲明或申請登載，且屬不實者，始足構成；若所為聲明或申請，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該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為本院一向所持之見解。所謂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之區辨，政府機關對人民提出之聲明、申請，或囿於權責職掌，或因不具備資訊上之優勢，致法令僅賦予經辦公務員就聲明或申請事項之範圍、提出之時間與程式等形式上要件，加以審查之權限，一旦具備形式要件，即應依人民所請意旨登載，而無從就事項實質上之真偽、是否具備合目的性等予以判斷、確認者，係屬形式上審查；若尚須進行實質之調查，並據以就事項之真偽、當否，予以裁量、判斷後始為登載者，則屬實質審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2 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並未就被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部分提起公訴，而觀諸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 2年11月1日國署住字第1120116230號函所載：「說明：一、依據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12年10月25日桃住服字第00000 00000號函及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下稱本作業規定）第5點第3項規定：「申請本專案計畫租金補貼之房屋，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不符合者，主辦機關應予駁回：（三）租賃契約不得有虛偽不實情事。」二、. ..。三、經查陳情人吳宗桓為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申請戶（收件編號：0000000000)，由房東尤鄭幼麵代為申請，惟申請人吳宗桓112年10月16日向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檢舉尤鄭君冒名申請及簽訂租賃契約書，但申請人並無居住於該地，故申請之合法性尚有疑義，檢送檢舉信及相關資料請貴局依法偵辦並將結果副知本署。」（見偵6241 卷第25至26頁），是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公務員應實質審核本案上開租金補貼申請，而有准、駁之權限，核與刑法第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要件不合，原判決未詳予審究而逕予論罪，容有未洽，此部分亦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自無庸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吳宗桓係被害人，並非共同正犯云云，及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而否認犯行，或辯護人請求從輕量刑云云，均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取得財物，明知承租人吳宗桓並無實際居住之事實，卻向桃園市政府申請租金補貼，違背政府欲協助租屋族群的美意，所為誠屬非是，復衡酌其犯罪後不願面對自身行為錯誤之態度、行為時之年紀、素行、自陳之學歷、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亮宇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宜展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0

TPHM-113-上易-2139-20250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