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張功勳

共找到 20 筆結果（第 1-10 筆）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75號上訴人林宏燊選任辯護人謝政翰律師林宗諺律師上訴人馬聖恩原審辯護人兼選任辯護人黃柏嘉律師王秉信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83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2560號，111年度偵字第6146、6147、30984號，112年度偵字第1537號），提起上訴（其中馬聖恩部分由其原審辯護人為其利益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宏燊、馬聖恩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林宏燊、馬聖恩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林宏燊、馬聖恩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有調查必要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若僅係枝節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林宏燊於原審主張共犯謝涓鈴（已判刑確定）在另案運輸毒品進口案件，其郵寄之地址為○○ 市○○區某日租套房，與本案情況類似，而聲請調查○○市○○區 ○○路0段00○○0號的國外包裹及申報進口人資訊，以證明謝涓鈴實為本案毒品包裹（按內夾藏有第二級毒品大麻，自美國寄送來臺，下稱本案包裹）之貨主，並彈劾謝涓鈴不利於己之證詞。惟原判決已敘明林宏燊雖辯稱：謝涓鈴曾利用他人之「EZWAY」進口毒品轉售，並曾自美國成功運輸毒品進口臺灣，地址與本案收件地址相同。但此適足以證明林宏燊因與謝涓鈴熟識，得知謝涓鈴利用上開方式順利運輸毒品進口，因而透過謝涓鈴向謝松霖借用綁有「EZWAY」軟體之手機，循同一模式進口本案大麻包裹，林宏燊此部分所辯，無從對其為有利之認定，其聲請調查民國110年7月至8月間寄送至○○市○○區○○路0段00○○0號之國外包裹及其申報進口之人，實與本案無關，無調查之必要等旨。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原審不為其他無益之調查，自不能指為違法。林宏燊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審未為上開調查，有應調查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依上述說明，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林宏燊、馬聖恩不利於己之供述（林宏燊坦承馬聖恩在○○市○○區○○路統一超商龍馬門市領取本案包裹時亦在現場，因形跡可疑為警盤查等事實；馬聖恩坦承本案包裹自美國運輸來臺，指定收件人為謝松霖，收件地址係○○市○○區○○路0段00○○0號，聯絡電話：0000000000，由報關行人員於110年8月16日辦理進口通關，經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下稱臺北關〉人員拆封查驗察覺有異，報警處理，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警員遂喬裝快遞人員，撥打上開電話通知取件，謝涓鈴即以新臺幣〈下同〉 3萬元委託黃武同〈業經判刑確定〉代領，復經黃武同以2千元委由伊出面，黃武同並駕車搭載伊前往○○市○○區○○街00號0 樓〈下稱萬安街址〉拿取謝松霖之駕照，再前往統一超商龍馬門市，由伊下車領取本案包裹，為警當場逮捕，黃武同則駕車逃逸等事實），佐以謝涓鈴、黃武同、謝松霖等不利於林宏燊、馬聖恩之證詞，及卷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採證及本案包裹照片、現場照片、臺北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筆錄、進口報單、發票、謝松霖駕照、送貨紀錄單、警員職務報告、電話申登人查詢資料、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基地臺位置，暨扣案大麻1包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林宏燊、馬聖恩有上開犯行，並說明其2人否認犯行，林宏燊辯稱：係向謝涓鈴購買大麻，謝涓鈴則進口本案包裹，委託黃武同領取後直接交付伊，伊是依謝涓鈴指定之時間地點前往統一超商龍馬門市附近，若伊為本案包裹之貨主，既已委託他人代領，焉有親自前往現場之可能云云；馬聖恩辯稱：伊之智識程度不高，從事時薪160元之清潔工作，勉強維持生活，因黃武同提供2千元之誘惑，被利用為犯罪工具，且案發前1日始接獲黃武同通知領取包裹，並未告知包裹之內容物，縱對價顯不相當而有違法疑慮，但無運輸毒品之犯意聯絡云云，如何均不足採信。說明運輸毒品為檢警嚴厲查緝之重大犯罪，貨主為避免暴露身分，透過虛構或借用名義、轉託他人代領包裹之方式製造斷點，使第一線取貨人員遭查獲時無法指認上手。林宏燊除借用謝松霖名義外，並透過謝涓鈴覓得黃武同代領包裹，由謝涓鈴與取貨者聯繫作為斷點，此即黃武同、馬聖恩未指認林宏燊之原因。又因貨主與第一線取貨人員無信賴基礎，為免貨物遭侵吞、調包，因此林宏燊到場暗中監控，與常情無違。且正因係由與林宏燊互不相識之黃武同、馬聖恩出面領取包裹，林宏燊始有在旁暗中監控，而無庸出面，得以路人角色自居。林宏燊雖稱係向謝涓鈴購買大麻，依謝涓鈴指示，前往統一超商龍馬門市云云，然此與謝涓鈴證述之情節不符，且本案包裹內裝有大量大麻，與林宏燊欲購買之大麻 20公克，數量懸殊，在謝涓鈴未到現場之情況下，焉有委諸不甚熟識之黃武同當場拆分之理。況當時為日間，地點在市區便利商店附近，亦過於冒險。且林宏燊與謝涓鈴熟識，逕前往萬安街址造訪謝涓鈴，以取得所需毒品，反較合理。再者，馬聖恩於警詢證稱：黃武同叫我領完包裹後放在便利商店旁邊的變電箱上面，誰會拿走我不知道等語。可見林宏燊前往統一超商龍馬門市，除監控包裹領取外，更有接貨之目的。雖謝涓鈴曾利用他人之「EZWAY」進口毒品轉售，並曾自美國成功運輸大麻進口臺灣，此適足證明林宏燊因與謝涓鈴熟識，得知謝涓鈴曾利用上開方式運輸毒品進口，因而透過謝涓鈴向謝松霖借用綁有「EZWAY」軟體之手機，循同一模式進口本案包裹。關於馬聖恩部分，黃武同於原審供稱：是依謝涓鈴指示去現場領包裹，謝涓鈴講好給我3萬元報酬等語。馬聖恩亦坦承：黃武同叫我去領包裹，說會給我2千元等語。可知黃武同、馬聖恩係分別以3萬元、2千元之對價代領本案包裹，其報酬顯不相當，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自有涉及不法之認識。何況馬聖恩於警詢供承：上車後我有問黃武同包裹內是何物，為何要我去領取，他說不清楚包裹內是什麼東西，叫我領完放到便利超商旁邊的變電箱上，他說只要簽收就可以收到2千元，我知道不合理，有問他裡面是不是毒品，他說不確定是不是毒品等語；於偵訊供稱：我有問黃武同包裹裡面是不是毒品，他說不知道。我猜測包裹可能有危險性，但想賺錢帶媽媽去吃好吃的等語；復於偵查及第一審供稱：當天黃武同先載我去萬安街址門外地墊下面拿謝松霖的駕照，回到車上，我們在永和地區繞了一陣子，才去領包裹，印象中黃武同有叫我刪除手機的相關對話紀錄等語。足見馬聖恩僅需出面以他人名義領取包裹，領完放置在變電箱上，即可取得2千元顯不相當之報酬，不論黃武同是否告知包裹內藏有毒品，馬聖恩應知本案包裹內有毒品，其空言否認，顯係卸責之詞，無從採信。所為論斷，並未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亦無理由欠備或欠缺補強證據，或不依證據認定事實。林宏燊上訴意旨仍執陳詞，謂謝涓鈴之證詞有明顯瑕疵，且本案包裹之收件聯繫電話0000000000的通話紀錄基地臺位置，係在萬安街址附近，可見持有及使用上開電話之人應為實際居住於該址之謝松霖，伊僅係向謝涓鈴購買大麻，可能係謝涓鈴要求黃武同等人收取本案包裹後，直接交付毒品予伊，以減少其被查緝之風險。倘本案包裹為伊進口，何以當時並無伊與黃武同等人聯繫之相關跡證？且黃武同於馬聖恩遭警方逮捕後，其第一時間是向謝涓鈴回報現場情況，而非向伊回報。何況謝涓鈴自承曾進口大麻包裹，寄送地址為新北市三重區某日租套房，與本案犯罪手法相同，足證謝涓鈴實為本案包裹之貨主云云；馬聖恩上訴意旨謂黃武同未曾告知本案包裹内為何物，卷内亦無任何證據足以認定伊知悉其内為毒品，原判決僅以報酬不相當即推論伊知悉本案包裹内藏有毒品，有判決不依證據之違誤。至於伊與黃武同前往領取包裹時，雖先至萬安街址拿取謝松霖駕照，但仍不足推論伊有犯罪之故意云云。分別指摘原判決認定渠2 人觸犯上開罪名為不當，係對原審適法的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俱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林宏燊、馬聖恩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其等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何俏美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575-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5號上訴人黃喜松選任辯護人李泰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123號，111年度偵字第16 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黃喜松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有調查必要，且有調查可能性之證據而言。若法院認為待證事實依據卷內相關證據已臻明瞭，別無再調查其他證據之必要者，縱未再調查其他證據或傳訊相關證人，亦不能遽指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並未聲請調查證據，有原審民國113年6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稽。且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均答稱：無等語，有113年8月22 日原審審判筆錄在卷可憑。則原審綜合卷內證據，以上訴人雖非○○縣○○鎮○○路OO-O號「關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山汽車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按登記負責人為上訴人之女友黃○英），但係該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山汽車公司受交通部公路總局臺東區監理站委託辦理車輛檢驗業務，上訴人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事證已明，不再為其他無益之調查，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謂其僅係關山汽車公司之行政管理，又無驗車執照，更未從事驗車業務。原判決未傳訊黃○英或調閱相關委託之文書，即認定伊係受委託從事公務，於法不合，有重要事證漏未調查之違法云云。依上述說明，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以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共同正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同正犯之利益，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同正犯犯罪事實之認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應求諸於該共同正犯自白以外其他與犯罪有關之證據，且所謂補強證據，並不以證明全部事實為必要。本件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供述（對於其係關山汽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潘福榮、鄭百山為公司員工，公司有受監理站委託辦理車輛檢驗業務，暨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檢驗日期，潘福榮、鄭百山有在公司之電腦設備檢驗紀錄表「檢驗結果」欄為不實勾選，及將不實資料上傳至公路監理系統等事實不爭執），佐以潘福榮、鄭百山、徐駿騰（前揭3人業經判刑確定）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車輛檢驗紀錄表及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勘驗報告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上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未曾對潘福榮及鄭百山說：「大型車輛可以讓它過就讓它過，不要一板一眼。」、「泵浦車不要太嚴格，能放水就放水。」等語；且關山鎮僅關山汽車公司一家檢驗廠，並無同業競爭壓力，況伊在宜蘭、花蓮、臺東有13家租車行，又經營民宿業，高雄、屏東地區亦有數個驗車修理場，不可能對潘福榮及鄭百山作違法指示，潘福榮及鄭百山所述前後不符，不可盡信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說明潘福榮及鄭百山若非受上訴人一再指示，當無自行冒著被查辦及撤銷執照之風險，為不實檢驗。且其2人在偵查之初即坦承犯行，而偽造文書罪並無供出共犯得以減輕其刑之規定，實無坦承犯行，再攀咬上訴人之必要。另上訴人於多角化事業經營版圖下，除追求業績外，為減少被客訴、籠絡客群做人情，而作出放水指示，亦有合理動機。至於證人張清吉之本職並不負責關山汽車公司之檢驗車輛業務，而係在上訴人經營之關山會館擔任管理職務，由於其亦具有檢驗員證照，故偶爾在潘福榮、鄭百山其中1 人請假時前往代班，但即使前往代班，亦不負責前段人工檢驗之業務，僅處理後段由儀器判定部分之業務，故甚少參與上訴人及潘福榮、鄭百山之會議，則其證稱未聽到上訴人有要求放水之指示等語，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且上訴人要求放水之指示，與本案原判決附表檢驗車輛之行使不實準公文書之結果，在客觀上有因果關係，上訴人與潘福榮、鄭百山間有共同之犯意聯絡。所為論斷，並未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又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潘福榮、鄭百山係共同正犯，而潘福榮、鄭百山於第一審均係自白犯行，且依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其2人之自白與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之供述（均證稱係將車牌拆下〈或由他人〉後，以樣板車送檢驗等事實）相符。換言之，潘福榮、鄭百山二人之自白，有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之證詞作為補強證據。潘福榮、鄭百山2人之自白既有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其2人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則原審以其潘福榮、鄭百山之證詞作為上訴人犯行之補強證據，難認有違補強法則。再者，雖不同車輛有不同之引擎號碼。惟鄭百山於第一審證稱：驗車時有關車輛之外觀、引擎號碼、車牌號碼必須用人工看是否符合，不是透過機器去判別等語。而如上述，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均證稱係將車牌拆下後，以樣板車送檢驗。則在檢驗者有意放水之情形下，自能輕易蒙混過關。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斷於不顧，仍執陳詞，謂潘福榮、鄭百山已分別證稱：上訴人並未為不法之指示；鄭百山更證稱：係其錯誤之聯想等語。可見伊與潘福榮、鄭百山不可能有犯意聯絡。又不同之車輛有不同之引擎號碼，若潘福榮與鄭百山有核實受檢車輛之引擎號碼，自可分辨係不同之車輛，其2人怠於檢查引擎號碼，卻將過錯歸罪係伊指示要便民，然伊自始未曾為不法之指示，本件欠缺潘福榮、鄭百山自白以外之補強證據，指摘原判決僅憑潘福榮、鄭百山之自白認定其觸犯上開罪名，違反證據法則云云。係對原審適法的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再為爭辯，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何俏美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615-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秩序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47號上訴人陳國豪洪忠鋒共同選任辯護人陳旻源律師上訴人陳朝源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70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9、1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以上訴人陳朝源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後，檢察官及陳朝源均提起第二審上訴，並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陳朝源部分之量刑，改判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5項所示之刑；另認定上訴人陳國豪、洪忠鋒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陳國豪、洪忠鋒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陳國豪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刑、洪忠鋒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已載述量刑審酌之依據及裁量的理由，暨依調查證據結果，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陳國豪、洪忠鋒不利己之供述（陳國豪、洪忠鋒均坦承案發當時在場，洪忠鋒並對於其當時手持空氣槍等情不爭執），佐以證人陳品豪、蔡堉恩、岩本和真（業經判刑確定）、少年盧〇義、林〇愉(後2人均民國00年0月生，名字皆詳卷，所涉非行均由少年法庭審理)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診斷證明書、第一審勘驗筆錄，暨扣案木棒球棍1支、鋁棒球棍1支、木棍2支、空氣槍1支、辣椒水1支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陳國豪、洪忠鋒有上開犯行，並說明陳國豪否認犯行，辯稱：案發當天係受洪忠鋒之邀約而前往沙鹿探視洪忠鋒的小孩，途經案發現場，見有廟會、陣頭活動，便停車觀看，洪忠鋒喊「打起來」、「打起來」，其便下車站在馬路旁觀看云云；洪忠鋒否認犯行，辯稱：其與陳國豪、于克強（未經起訴）原本要前往沙鹿區看小孩，臨時看到廟會活動而在案發現場，未久看到陳朝源等人駕車抵達，且陳朝源等人下車與人互毆，其便下車喝止，其雖有在場，但並無傷人云云，如何不足採信。暨陳國豪、洪忠鋒與陳朝源、岩本和真、盧〇義、林〇愉等人先在陳國豪所經營之允陽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允陽公司）會合後，攜帶空氣槍、棍棒等兇器，分乘2部車前往現場，其等顯係預謀犯案。抵達現場後，陳國豪指稱陳品豪「就是這個，給他死」，陳朝源等人隨即分持兇器攻擊陳品豪，再酌以陳品豪證稱其與陳國豪間有詐賭涉訟之紛爭，多年來屢遭陳國豪出言恫嚇，則陳國豪謀議對陳品豪實施強暴行為，糾集洪忠鋒、陳朝源、岩本和真、盧〇義、林〇愉等人趁陳品豪參加廟會活動之際，無視案發地點為公共場所，且有眾多信徒在場，仍分持兇器攻擊陳品豪，並無端波及在場之蔡堉恩，陳國豪等人之行為顯已外溢而波及他人，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恐懼不安之感受，其等人主觀上均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自堪認定。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佐證補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核與證據法則無違。再者，陳品豪於警詢、偵訊時雖供稱：與陳國豪間有債務糾紛，陳國豪經營賭場，但因詐賭，我有去法院告他，最近最高法院才判決，導致陳國豪名下的財產被扣押，他被判賠新臺幣（下同）1,200多萬元，可能因此心生不滿報復我等語。然似無其所稱判賠1, 200多萬元之判決，惟陳國豪確有共同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提供○○市○○區○○路0段700 號2樓（下稱環中路賭場），作為其與其餘共犯經營供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之場所，且陳品豪有於106年2月8日晚間至翌日凌晨1時許，前往環中路賭場賭博，並因此賭輸陳國豪約900萬元，嗣陳品豪僅給付陳國豪40萬元賭債，其餘部分均未清償等事實，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998號判決論處陳國豪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6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660萬元及手錶1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於陳國豪被訴因屢次向陳品豪催討賭債，陳品豪仍遲未清償，陳國豪與數名不詳人士共同向陳品豪恫稱：若不處理賭債，要陳品豪及其子出門躲好等語，致陳品豪心生畏懼，因認陳國豪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部分，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為原審法院判決上訴駁回，有該院110年度上易字第789號判決可稽。則原判決事實欄認定陳國豪因與陳品豪間曾有賭債糾紛，心有不滿，竟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首謀犯意及傷害犯意聯絡等情，及於理由欄說明陳品豪證稱其與陳國豪間有詐賭涉訟之紛爭，多年來屢遭陳國豪出言恫嚇，陳國豪應是因此訟爭而心有不滿，企圖以強暴方式迫使陳品豪解決債務紛爭等旨。難認與上揭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說明有所出入，至於陳品豪於警詢、偵訊提及陳國豪被法院判賠1,200多萬元部分，原判決並未採用作為判決內容。再者，陳國豪、洪忠鋒與岩本和真、盧〇義、林〇愉等人既於出發前先在陳國豪所經營之允陽公司會合後，攜帶空氣槍、棍棒等兇器，分乘2部車前往現場，而預謀犯案，且案發現場之監視器有其錄影之角度範圍，何況原判決已綜合卷內證據，認定陳國豪確有稱「就是這個，給他死」等語。因此，無從因陳國豪未與陳朝源或林〇愉、盧〇義共同出現，即推論陳國豪未稱「就是這個，給他死」等語。另第一審勘驗筆錄已載明洪忠鋒當時左手平舉指向對方，右手則拿著類似手槍之物品，以上情況亦經洪忠鋒當庭確認無誤，可見洪忠鋒確有於現場持兇器施強暴之行為。陳國豪、洪忠鋒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述於不顧，陳國豪仍執陳詞，謂伊與陳品豪間並無詐賭之金錢糾紛，陳品豪亦未對伊提起民事訴訟，陳品豪與伊，是否確有詐賭涉訟之紛爭，即非無疑。另依第一審之勘驗筆錄，伊既未與陳朝源或林〇愉、盧〇義共同出現，不可能朝陳品豪稱「就是這個，給他死」等語，原判決僅以陳品豪有瑕疵之單一指訴，遽認伊觸犯上開罪名；洪忠鋒謂其無對陳品豪攻擊之強暴行為，原判決逕以陳品豪有瑕疵之指訴，認定伊有對陳品豪攻擊施暴，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分別指摘原判決認定其2人觸犯上開罪名為不當，無非對原審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均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係指如不問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情節，是否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所指因素，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並非前後所犯之罪的罪質不同，即不適用累犯規定。換言之，法官認定被告符合累犯規定後，仍得就個案行使裁量權，檢視是否加重其刑，與被告前後所犯各罪之罪質是否相同，並無必然之關連。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若檢察官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自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指明陳國豪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9年度上易字第426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9年6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其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雖與本案不同，然均屬故意犯罪，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之犯罪情節、其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其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而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等旨。原審審理時，審判長提示陳國豪之前案紀錄表，並告以要旨，陳國豪表示無意見等語。檢察官則主張陳國豪有前開前案執行完畢之紀錄，其於5年內再犯本案，符合累犯規定，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有原審法院113年10月30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憑。是檢察官已就上訴人構成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亦已踐行調查、辯論程序，則原判決敘明陳國豪前因上揭前案犯行，經法院判刑確定，並執行完畢，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其前案與本案犯罪，均屬故意犯罪，且前案為妨害自由與本案妨害秩序均係對被害人實施暴力犯行，顯見前案有期徒刑執行並無顯著成效，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適用累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不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而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已說明裁量加重其刑之理由，於法尚無不合。陳國豪上訴意旨置原判決適法之說明於不顧，以其前案係犯妨害自由罪，與本案所犯之罪名、罪質及保護法益均有不同，且檢察官未能證明伊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原審亦未予以調查，竟予加重其刑，有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暨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云云。依上說明，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量刑輕重，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或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相關之一切情狀，依卷存事證就陳朝源之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裁量權，就其所犯上開罪名量處有期徒刑8月。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漏未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或濫用裁量權、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另原審以陳朝源所為不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要件，因而未依該規定酌減其刑。且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並無說明理由之必要。陳朝源上訴意旨以其所為未發生重大危害，犯後已有悔悟，於偵審中坦承犯行，又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良好，家中有甫出生之未成年子女待照顧，情堪憫恕，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且未敘明刑法第57條所列之一切情狀而為量刑，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係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及對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綜合前旨及陳國豪、洪忠鋒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陳國豪、洪忠鋒及陳朝源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何俏美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747-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0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顯鑫被告甘慶平選任辯護人彭瑞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3878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甘慶平明知彩虹菸含有第三級毒品成分，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 21日下午4時許，在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373號其居處，以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之價格，販賣彩虹菸2包予李建勳。嗣警方於同年3月6日執行搜索，在上開居處扣得彩虹菸包裝袋3個、菸草1袋、彩虹菸菸蒂8個、被告所使用之IPHON E8手機1支、IPHONE8 PLUS手機1支，在趙偉翔（按為被告友人，有被告上開居處之鑰匙）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後車廂扣得彩虹菸50包(每包有18支)、趙偉翔所使用之IPHONE XS手機1支(門號0901321444)、IPHONE7手機1支等物，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云云。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判處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詳敘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上揭犯行，亦詳加指駁及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三、證據之取捨，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㈠李建勳、趙偉翔有於112年2月21日，一同自○○縣○○市○○○路000號被告居處走出來之事實，有卷附蒐證照片可按。然被告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供稱與趙偉翔係朋友，李建勳則是趙偉翔之友人，趙偉翔有其居處鑰匙可以進出，趙偉翔會帶李建勳到其居處施用彩虹菸等語。與趙偉翔於第一審所證：被告平常會讓我和朋友去他的居處施用彩虹菸，我有這間房子的鑰匙等語相符。被告上址居處平常既可供趙偉翔自行進出，趙偉翔亦可攜帶友人出入，甚至讓趙偉翔攜帶之友人在其內施用彩虹菸，而被告又否認上開日期在場，尚難僅憑趙偉翔、李建勳有於上開期日，自被告居處進出之事實，即推論被告當時亦在該居處內，或據以認定趙偉翔帶同李建勳前往被告居處之目的，即是向被告購買彩虹菸。㈡李建勳雖於偵訊證稱：是透過趙偉翔介紹開始向被告買彩虹菸，每次向被告買的時侯，趙偉翔都在場，112年2月21日16時許，我到被告居處是以1萬2,000元向其購買2包彩虹菸，我在該處從當日下午4 點多抽到隔天凌晨5 、6時才出來等語；於第一審證稱：112 年2月21日下午是趙偉翔陪我去被告居處向其購買彩虹菸，蒐證照片中穿EDWIN橘色外套、面對鏡頭的人是我，毒品大部分是被告從2樓拿下來給我，被告賣給我的彩虹菸是1包6, 000元，錢我有付給被告等語。固證稱趙偉翔當天帶同其前往被告居處之目的是向被告購買彩虹菸。然販賣毒品案件，購毒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購毒者之指證外，其他足以證明其關於毒品交易供述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必須與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足使一般人對其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者，始足當之。李建勳既為購毒者，與起訴事實所指涉之販毒者即被告，彼此間係立於對向關係，尚難僅憑其單一陳述，即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即使李建勳證述之基本事實前後一致，尚難以其前後證述一致，據以為其陳述之補強證據。㈢趙偉翔於第一審雖證稱：有於112年2月21日陪同李建勳前往被告居處，向被告購買彩虹菸，當天李建勳向被告購買彩虹菸時我在場，當時被告就在上開居處等語。然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此之「共犯」，固包括共同正犯，亦包括聚合犯及對向犯等必要共犯，故對向犯僅其中一方自白，縱該方有數名共同正犯，且所自白內容一致，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仍應有該等共犯自白以外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作為補強證據，始符補強證據之要求。依李建勳、趙偉翔上開所陳內容，本件是經由趙偉翔居間介紹李建勳向被告購買彩虹菸，則李建勳、趙偉翔同屬於買受人之一方，其等利害關係相同，且與被指為販毒者之被告，係立於對向關係。再者，本件警方前往被告居處搜索時，趙偉翔亦在場，並在趙偉翔所駕駛之車內扣得彩虹菸50包（總淨重869.70公克）。以趙偉翔遭查扣之彩虹菸數量，當可供販賣之用，趙偉翔亦因此被訴販賣第三級毒品、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等罪，且於其被訴之案件中直陳被告是其販賣彩虹菸之來源，則趙偉翔之陳述，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自不得以趙偉翔之陳述與李建勳之陳述互為補強，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㈣前揭蒐證照片，僅能證明李建勳、趙偉翔有於該期日，一同自被告居處出來之事實，不能據此證明被告於該期日在場，並販賣彩虹菸予李建勳之事實。至於卷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現場照片，係員警於112年3月6 日，至被告居處搜索扣押之結果，不僅難認與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有何關聯。再者，上開搜索結果，僅在被告居處扣得彩虹菸草1包（含袋重2.8公克）、彩虹菸蒂8根、彩虹菸包裝袋3個、手機等物。在被告居處扣得之彩虹菸數量，認為是被告供己施用較合於情理，無法佐證李建勳於偵查中所述，向被告購買2包36支之彩虹菸數量，甚至如其在第一審所述，當天先向被告買了兩包，抽完先回家，回家路上接到電話，又回去再買2包，總共抽了4包彩虹菸。㈤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時，聲請調閱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及李建勳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2年2月21 日之雙向通聯紀錄，欲證明被告在李建勳、趙偉翔於上開交易時間在場。然依卷附被告持用之上開門號行動電話雙向通聯紀錄，被告於112年2月21日下午1時25分前，始有受話、發話、收發簡訊等紀錄，且基地台位置為○○縣○○市○○里○○街 22~36號8樓頂及閣樓，離被告上址居處，依Google地圖顯示僅100餘公尺，步行僅需2分鐘。然自下午1時25分後，即無任何受話、發話、收發簡訊等紀錄，直至當日下午7時35分起，始有基地台位置為○○縣○○市○○里○○街22~36號8樓頂及閣樓受話之紀錄。若如李建勳、趙偉翔上開所證，當日聯繫後，於下午4時一同前往被告居處交易，被告始終在場，何以當日下午1時25分至當日下午7時35分期間，被告之行動電話並無任何基地台位址在其住所之通訊紀錄？則被告辯稱當天下午1時25分收到客戶簡訊後出門施工，直到當天下午7時35 分返家撥打電話予女友，本件交易當時，其不在居處內等語，並非全然不可信。至卷附李建勳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2年2月21日之雙向通聯紀錄，固可認其於112 年2月21日16時47分許發話之基地台位置，係○○縣○○市○○里○ ○○路000號，該處之位置距離被告居處僅100餘公尺，步行僅需2分鐘，然此僅能證明李建勳於上開時間確在被告居處內，但斯時被告是否在場，仍有前述可疑之處，是尚難僅憑李建勳當時有在被告居處之事實，認定被告亦同時在場，更遑論有何販賣彩虹菸之事實。㈥李建勳上開所陳於112年2月21 日下午4點多交易後，即在被告居處抽彩虹菸，直到隔天凌晨5 、6時才出來等語，顯與前揭卷附蒐證照片所示，李建勳於當天下午騎乘機車離開被告居處，以及原審就此向偵查單位函詢結果，暨就該蒐證影音光碟勘驗結果，員警蒐證時間為當日下午3時至6時，於當日下午5時，李建勳與趙偉翔從被告居處出來，將被告居處鐵捲門拉下，之後在門口交談，李建勳即騎車離去等情，顯然不符。此外，依上開蒐證影像勘驗結果，李建勳、趙偉翔自被告居處走出後，即將鐵捲門拉下。若被告當時在居處內，並與李建勳交易彩虹菸，而依被告所述，該處同時供其作為監視器之營業處所使用，當天是上班日，被告當會開啟營業處所大門，何需李建勳、趙偉翔將其居處鐵捲門拉下？依上說明，實難憑李建勳及同為購毒方之趙偉翔的證詞互為補強，而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所為論斷，於法無違。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斷於不顧，仍執前詞，以李建勳之證詞與趙偉翔之證詞相符，被告居處於112年3月6日為警搜索，當場扣得彩虹菸菸草1袋、彩虹菸菸蒂8個等物，且被告於偵查中自承：我本身有在抽彩虹菸，也會找有在抽彩虹菸的傳播小姐來跟我們一起抽等語，可見被告非毫無接觸毒品之人，甚至會邀約他人至其居處一同抽彩虹菸，足徵李建勳之證詞具可信度。又卷附蒐證照片攝得李建勳與趙偉翔出現在被告居處前，被告亦自承李建勳到其居處是與趙偉翔一同前來等語，益徵112年2月21日下午李建勳與趙偉翔一同前往被告居處時，被告確實在居處内，始能知悉趙偉翔有帶李建勳前往該處。原判決以李建勳與趙偉翔之證詞不足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有違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無非對原判決適法之取捨證據，再為爭辯，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2025-02-20

TPSM-114-台上-100-20250220-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號上訴人曾文俊選任辯護人許盟志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76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41、290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曾文俊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公務員侵占公有財物共3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規定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即學說上所謂身分公務員。其所謂「依法令」係指依法律與命令而言，此之命令包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之法規命令與第159條之行政規則在內。故此類公務員之任用方式，或依考試，或經選舉、聘用、派用、僱用，均所不論，且不以參加公教人員保險者為限；亦不論係專職或兼職、長期性或臨時性、職位高低，只須有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至所謂「法定」職務權限，亦包含依法律與以行政命令所定之職務在內。依法律者，如組織條例、組織通則；以行政命令者，如組織規程、處務規程、業務管理規則、機關其他之內部行政規章等固無庸論，即機關長官基於內部事務分配而為之職務命令，亦屬之。原判決說明上訴人自民國90年8月8日起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原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中區工程處，於107年2月12日改制為上開名稱，下稱中分局）以契約僱用之約僱道路養護工，受中分局指揮監督擔任道路養護工作及其他交辦事項，並於94年間經中分局大甲工務段（下稱大甲段）時任段長張福錦指派擔任大甲段庫房管理人，管理庫房業務，實際負責大甲段車輛機具及財產、材料之收料、發料、舊（剩餘）料繳回等清點數量及通知料帳人員並填列材料登記卡、庫房、料棚物料堆置暨環境整理，以及轄區道路養護工作、其他臨時交辦任務等職務，業經上訴人坦認屬實，並經證人殷偉程、黃淑萍證述在卷，復有法務部廉政署人事資料調閱單、大甲段工作職掌表、中分局112年10 月24日函檢附之勞工工作規則、上訴人與中分局簽立之90年 8月8日、107年2月12日不定期勞動契約、107年2月12日擬任人員切結書等在卷可稽。依上揭不定期勞動契約所載，上訴人擔任約僱道路養護工，受僱期間受中分局指揮監督擔任上述工作，且於大甲段93、94年間成立後，即由時任大甲段段長指派管理庫房業務，並列入大甲段工作職掌表，此業務職掌性質既係機關長官基於內部事務分配而發布之職務命令，庫房管理業務即屬其法定職務內容。上訴人既係中分局以契約僱用之約僱人員，並經機關長官指派擔任庫房管理業務，自不同於單純從事肉體性、機械性等非關公權力之執行人員，屬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不因中分局勞工工作規則及上述不定期勞動契約記載上訴人係參加勞工保險，相關服務守則、工時及休假、報酬、退休及資遣、福利、終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比照勞動基準法而有不同。經核原判決上揭論敘，於法尚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謂伊所簽訂之契約，屬政府機關與私人簽訂之民事勞動契約，係依勞動基準法受僱，並非公務人員任用法進用之公務員，且為約僱道路養護工，所擔任之工作，非公務員職務列等表之工作，亦非編制内人員，無法定職務權限，工作内容僅為單純提供機械性、肉體性勞務。原判決認定伊為身分公務員，顯有違誤云云，無非對原判決適法之論斷，重為爭論，及對公務員之定義有所誤解，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己之供述（於法務部廉政署詢問及偵查中坦承認犯行，於第一審及原審僅坦承有利用廠商結束維護工程之施作，向大甲段繳回所領出但實際上未使用之護欄板、H型鋼柱及H型鋼墊塊等材料，及修護後更換之廢料，未將清點之數量回報料帳人員黃淑萍進行登錄，而聯繫進偉有限公司〈下稱進偉公司〉實際負責人陳慶成指派司機前往大甲段載運，於犯罪事實欄二、㈠至㈢所載時間，共3次將屬大甲段所有之材料變賣予進偉公司，嗣遭大甲段段長饒書安發覺後，方聯繫陳慶成於109 年4月25日、27日將同年月16日變賣至進偉公司之護欄板、H 型鋼柱、H型鋼墊塊、廢料等物載回大甲段；復透過黃閎睿向駿南有限公司〈下稱駿南公司〉購入如犯罪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護欄板、H型鋼柱等材料返還大甲段等事實），佐以證人殷偉程、黃淑萍、吳松旺、陳慶成、饒書安、黃閎睿、大甲段約僱管理員許文燿、大甲段前段長陳聰欽、郭啟明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中分局辦理「國道3號香山至彰化段一般維護工程」之工程採購契約、工程採購契約節本、施工說明書節本、中分局108年6月26日、109年6月12日函分別檢附國道3號香山至彰化段一般維護工程估驗單及估驗詳細表、聖騏營造有限公司（下稱聖騏公司）進料至大甲段庫房之進貨數量、日期資料表、東茂錤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東茂錤公司）進料至大甲段庫房之進貨數量、日期資料表、法務部廉政署偵查報告、通訊監察譯文、殷偉程、黃淑萍製作之107年至109年鋼板護欄數量清點表、上訴人所寫盤點護欄板、鋼柱、墊片數量手稿、黃淑萍手機內擷取上訴人傳送之手寫自白書翻拍照片、黃淑萍與饒書安於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之對話紀錄、黃淑萍、黃閎睿、楊思瑀、饒書安分別與上訴人於LINE之對話紀錄、吳松旺與饒書安於LINE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上訴人之自白書、繳回之護欄板、鋼柱、 H型鋼墊塊照片、護欄板、H型鋼柱、H型鋼墊塊組合照片、上訴人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雙向通聯紀錄、大甲段會客單、訪客登記簿、大甲段大門、料棚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法務部廉政署111年1月11日現勘紀錄及照片、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清單照片、大甲段材料料棚材料外運事件報告、上訴人繳回所侵占材料之109年4月25日會勘照片、駿南公司報價單、請款單及統一發票、出貨及訂貨單、大甲幼獅郵局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檢附匯入匯款備查簿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上開犯行，並說明倘公務員所侵占者為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則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罪，若侵占者為其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則依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論處，亦即分別依所侵占之客體為公用、公有或非公用私有之器材、財物而異其處罰。上訴人雖否認犯行，辯稱：不知護欄板、H型鋼柱等材料是大甲段的財產，聖騏公司、東茂錤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黃閎睿跟我說那是他們的材料，所以放在承包商材料區，我以為這些材料是廠商的，且未參與採購案契約之簽訂，不知所侵占之護欄板、 H型鋼柱等材料屬大甲段的財產云云，如何不足採信，暨上訴人屬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廠商依「國道3號香山至彰化段一般維護工程」工程採購契約購入放置在大甲段料棚承包商材料區之護欄板、H 型鋼柱等工程材料，屬公用公有財物，上訴人有利用廠商結束維護工程之施作，向大甲段繳回所領出但實際上未使用之護欄板、H型鋼柱及H型鋼墊塊等材料，及修護後更換之廢料時，未將清點之數量回報料帳人員黃淑萍進行登錄，而聯繫進偉公司實際負責人陳慶成指派司機前往大甲段載運，於犯罪事實欄二、㈠至㈢所示時間，共3次將屬大甲段所有之材料侵占入己並變賣予進偉公司，暨殷偉程、黃淑萍於第一審雖證稱上訴人不會參與中分局與廠商簽訂採購案契約，黃淑萍並證稱上訴人看不到中分局與廠商所簽訂之契約內容等語，如何無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均詳為論述、指駁。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佐證補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核與證據法則無違。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述於不顧，仍謂其非身分公務員，主觀上以為盗賣之材料為廠商所有，非屬大甲段所有，且不論是廠商所有，或廠商購入之材料，依文義均屬於廠商之材料，另本件欠缺補強證據。退萬步言，伊所犯應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3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罪，而非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係對原審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下同）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必須所犯係同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而同時具備情節輕微暨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始可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所謂所得財物，係指實際所得之財物而言。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於犯罪事實欄二、㈠至㈢所示時間，分別將其職務上保管之公有財物即護欄板等物，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通知進偉公司指派司機載走變賣，其侵占公有財物犯行即已成立，其因侵占直接取得之物即為護欄板、H型鋼柱、H型鋼墊塊、廢纜線、廢螺栓等財物。且上訴人當時載走的都是新材料，業據上訴人供述明確，至其嗣後各次變賣所得8萬元、4萬元、4萬元，係變賣所得之對價而已。而上訴人侵占公有財物，其犯罪所得財物是否在5萬元以下，應以被侵占之財物本身價值為準，而非以變賣所得之對價為準。基此，其在犯罪事實欄二、㈠至㈢所示侵占公有財物犯行，各次侵占財物之價格分別為419,300元、209,700元、307,490 元，均非在5萬元以下，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所為論斷，於法無違。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伊既因變賣公有財物，而構成侵占公有財物罪，自應以所獲之不法所得為準。犯罪事實欄二、㈡㈢所示部分，伊既均以4萬元之代價出售予進偉公司，可見伊之所得各為4萬元，原判決未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云云。係對上開規定有所誤解，其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仍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憑持己見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2025-02-20

TPSM-114-台上-12-20250220-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691號上訴人孫慶昌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9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0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孫慶昌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幫助犯洗錢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第三審為法律審，除有特別規定外，不為事實之調查，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的事實為判決基礎，以判斷其適用法律有無違誤，不及於被告在事實審所未主張之事實及證據，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查上訴人於原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依其向原審提出之上訴狀，並未聲請調查證據。乃於法律審之本院，方聲請傳喚證人林美霞及其友人即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志」之人（下稱「阿志」），並提出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存摺，以供調查。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以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己之供述（於第一審坦承犯行），佐以證人即告訴人吳○良、孫○雄、張○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上訴人之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查詢網路帳號歷史資料、查詢存簿變更資料及提款密碼錯誤紀錄、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以下稱中國信託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存摺及金融卡掛失查詢資料、存款交易明細、IP登入時間查詢單、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1年度金訴字第443號判決與原判決附表「證據及卷證出處欄」所示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幫助洗錢犯行，說明上訴人雖否認幫助洗錢犯行，辯稱：因母親病逝，經林美霞告知可透過其向民間融資借貸及勞保年資貸款，乃不疑有他，將郵局帳戶提款卡交付林美霞，不知其將郵局帳戶提款卡交給他人不法使用，伊於郵局帳戶提款卡遭林美霞取走後第3天一直無法聯絡她，曾撥打165反詐騙電話求助，卻因時值農曆年假郵局無法作業，亦無法掛失，之後即被通知郵局帳戶遭非法使用，伊主觀上並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或其於偵訊時辯稱郵局帳戶提款卡、身分證及自然人憑證等物係遭一起工作的友人「阿志」取走云云，如何均不足採信。復敘明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443號判決可知，上訴人於本案犯行前，曾將自己申辦之電信門號或中國信託帳戶帳戶資料交付他人，而被訴幫助他人犯詐欺得利或詐欺取財犯嫌，僅因上訴人於交付帳戶資料時無法預見所交付之帳戶資料將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而為其無罪之諭知。上訴人既有此前案經驗，仍將其申設之郵局及中國信託帳戶交給不熟識之友人，主觀上有縱發生洗錢之犯罪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佐證補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核與證據法則無違。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述於不顧，仍執其在原審之相同辯詞，謂其係被人誘騙，主觀上並無幫助洗錢的犯意云云，指摘原判決認定其犯幫助洗錢罪為不當。無非對原審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訴人對於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幫助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幫助詐欺取財罪部分，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應一併駁回。六、上訴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 31日分別修正公布，其中113年7月31日之修正，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有關洗錢防制法之法律變更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包括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為本院徵詢之一致見解。上訴人僅於第一審自白洗錢犯行，在偵查及原審均未自白洗錢犯行。經綜合比較上訴人行為時、中間時以及裁判時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以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有利於上訴人。原審雖未及就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為比較適用，然其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前之洗錢防制法，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2025-02-20

TPSM-113-台上-3691-20250220-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65號上訴人李真旺（原名李德衡）選任辯護人蔡長林律師許景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49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9488號，110年度偵字第66 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李真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追徵，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有調查必要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若僅係枝節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22日雖具狀請求原審透過電話（0065-OOOOOOOO）向新加坡公證人李志律師查詢，以證明其提出之上證一、二、四至七等文件之內容均為真實，有刑事上訴理由㈠暨聲請調査證據狀在卷可憑。惟於原審準備程序，上訴人未再請求調查上開證據，且原審審判期日審判長詢問尚有何關於論罪之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均答稱：沒有等語，有原審113年6 月26日審判筆錄在卷可稽。則原審以此部分事證已明，不再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並依卷內證據說明上訴人提出之花旗銀行新加坡分行（下稱新加坡花旗銀行）111年12月9日信函及新加坡公證人李志於111年12月12日出具的公證證書均係虛偽不實之文件，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審未為上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有應調查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依上述說明，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以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供述（坦承有提供sanjiv電子信箱給陳志華〈業經判決無罪確定〉，另邱勝洲〈已歿〉與陳桂松〈業經判決無罪確定〉、陳志華兄弟、張俊賢〈業經判決無罪確定〉所約定申辦的Ba nk Guarantee〈下稱BG，意指銀行代表申請人提供的擔保，以涵蓋對第三方的付款義務〉流程，邱勝洲〈由告訴人郭諾函、佘偉慎夫妻提供資金〉應將款項匯入新加坡花旗銀行指定的帳戶，惟於付款前夕，其以時值香港反送中事件，匯款有風險等理由，透過陳桂松等人要求邱勝洲改以現金支付相關費用，暨有收取告訴人交付的現金新臺幣〈未註明幣別時即指新臺幣〉810萬元等情），佐以證人郭諾函、佘偉慎、陳桂松、陳志華、張俊賢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告訴人提出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1至14所示之文件、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花旗銀行） 109年10月14日(109)政查字第0000000000號函（即附表二編號15）、110年9月23日(110)政查字第0000000000號函（即附表二編號17）、112年7月27日(112)政查字第0000000000 號函、「新加坡花旗銀行款項交付證明」（即附表二編號16 ）、「台灣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石油公司）切結書」及「開立MT760鎖定通知函」（即附表二編號19、20）、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易字第176號判決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字第16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60號判決書、第一審勘驗陳志華手機內的電子信箱之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上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雖否認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惟附表二編號6至14以新加坡花旗銀行名義出具的文件，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發函詢問真偽，台灣花旗銀行將上開文件轉交新加坡花旗銀行鑑定，已確認均非該銀行所出具。另陳志華聯繫上訴人後，所取得附表二編號16 所示之新加坡花旗銀行信函（款項交付證明），台灣花旗銀行將上開文件轉交新加坡花旗銀行鑑定，亦確認非該銀行所出具，係偽造之文件。陳志華、陳桂松及張俊賢均因上訴人的介紹而開始接觸銀行BG業務，因邱勝洲欲申辦BG，而與上訴人合作承辦本件BG業務。上訴人在本案過程中均藏身幕後，掌控全局，申辦流程均由上訴人於幕後指示，告訴人交付第一期啟動費5萬美金給邱勝洲時，陳志華、邱勝洲等人交給告訴人的相關文件均由上訴人審核製作，邱勝洲應給付銀行的款項，由匯款改為給付現金，亦出於上訴人之指示，且上訴人是最終收取810萬元款項之人。至於上訴人於第一審提出之新加坡花旗銀行111年7月25日寄給台灣石油公司的確認信(CONFIRMATION LETTER)，未經合法機構認證，且格式與經判定為偽造的附表二編號16所示新加坡花旗銀行出具的款項交付證明相同。上訴人於第一審雖又提出新加坡花旗銀行111年12月9日出具的確認信（按其原文為CONFIRMATION L ETTERD）、經新加坡公證人於111年12月12日公證的文件、新加坡花旗銀行於109年12月15日出具的確認信（CONFIRMAT ION LETTER）及經新加坡公證人公證的文件，暨新加坡花旗銀行111年12月5日信函。然台灣花旗銀行函覆稱：文件上所載之Esplanade分行早於102年1月停止營業，上開文件非由新加坡花旗銀行所開立。且上訴人自96年間起，即多次涉嫌仲介、交付偽造的新加坡花旗銀行出具的BG或相類的擔保函、相關的資金證明，詐騙被害人鉅額款項，經檢警偵查或法院審理如附表一所示，有各該不起訴處分書及判決書附卷可查，上訴人雖均否認犯行，然遲至各該案件偵查或訴訟過程中，已知其取得的新加坡花旗銀行名義出具的BG、資金證明或相關文件均係偽造的文書。另上訴人於原審提出的相關新加坡花旗銀行信函及經新加坡公證人公證的文件，與在第一審相同，均僅提出彩色影印之文件，並非文件的原本。其次，所提出之新加坡花旗銀行出具的信函，其外觀、形式、出具的分行、主管署名，均與屢次經鑑定為偽造的新加坡花旗銀行信函相同，且開立的時間均在新加坡花旗銀行Esplanad e分行停止營業後，顯見也是虛偽不實的文件。至於上訴人提出邱勝洲與案外人通全亨工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通全亨公司）簽訂的查詢確認書（進行商業合作），其上竟無簽訂日期，公證人公證日期為107年4月19日，遠早於本案，且邱勝洲的歷次筆錄均未提到與通全亨公司進行商業合作，上訴人又供稱不認識邱勝洲，為了怕麻煩不直接接觸邱勝洲，則邱勝洲焉有可能透過上訴人與通全亨公司訂立上開商業合作確認書。謝旻憲於原審雖證稱：通全亨公司已承接邱勝洲所申辦新加坡花旗銀行的BG擔保等語，並當庭提出由新加坡花旗銀行（Esplanade分行）於112年10月3日出具的證明函（內容為：新加坡花旗銀行已經將台灣石油公司的資金移轉到通全亨公司）。然謝旻憲所提出之上開證明函，其形式、外觀、簽發銀行、署名，都與前開經鑑定為偽造之新加坡花旗銀行信函相同，且新加坡花旗銀行Esplanade Branch分行已於102年1月停止營業，不可能出具上開證明信函，何況，通全亨公司之登記資本額僅有12萬元，是否確實有承接本案邱勝洲之BG，更值懷疑等旨。所為論斷，並未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另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係與另名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嗣為論敘方便，將該不詳男子稱為甲男，與其理由說明上訴人與甲男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並無矛盾。再者，對於上訴人所提出之新加坡花旗銀行相關確認書、確認函、擔保函、證明函等已分別說明何以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理由，亦無理由欠備情事。此外，原判決既維持第一審判決認陳志華、陳桂松、張俊賢均不構成犯罪，則未認定渠3人與上訴人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無違誤。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述於不顧，以原判決未說明其所提出之新加坡花旗銀行相關確認書、確認函、擔保函、證明函等何以不足為有利於伊之理由，原判決既認伊在本案過程中均藏身幕後，掌控全局，却對實際執行本案申辦過程之邱勝洲、陳桂松、陳志華、張俊賢等，未論以共同正犯，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無非對原審適法的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俱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訴人對於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詐欺取財罪部分，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應一併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965-20250109-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聲請發還扣押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385號抗告人邱明順孫傳芝共同代理人吳金棟律師被告周瑞慶被告千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兼代表人黃佳明被告億圓富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兼代表人陳若慧上列抗告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駁回其聲請發還扣押物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78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壹、被告億圓富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億圓富公司）及陳若慧部分：一、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邱明順、孫傳芝（合稱抗告人等2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等2人請求對被告億圓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周瑞慶、子公司千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鼎公司）及巨富景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富公司）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1號、109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2號案件（下稱另案）扣押之款項，發還投資金額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予邱明順、100萬元予孫傳芝等語（另聲請書狀固記載千鼎公司、黃佳明、周瑞慶為被告，然其等並非原審法院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案件〈下稱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之被告）。惟民國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固屬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但為與刑法第38條之1揭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立法意旨相契合，依目的性限縮解釋，認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法院應於判決主文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另因犯罪所得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其應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並應於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執行之，非謂部分被害人得無視全體被害人之權益，逕執上開銀行法規定，於判決確定前，先行就扣押物聲請單獨發還予該被害人，且非可任意向任一法院恣意請求發還扣押物，倘聲請發還之扣押物係另案偵審之扣押物，非本案扣押物時，受理聲請之本案法院自無從裁定准許發還。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雖經宣判，但尚未確定。抗告人等2人固請求發還上開扣押金額，但銀行法第136條之1係關於法院就違反該法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所為規範，並非賦予個別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判決確定前聲請發還被告之犯罪所得或扣押物的權限。況抗告人等2人所指周瑞慶、千鼎公司、巨富公司扣押之款項，係另案扣押物，非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扣押物，無從准許發還。因認抗告人等2人之聲請為無理由，而予駁回。經核法於尚無不合。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稱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應目的性限縮解釋，認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法院應於判決主文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有違上開規定之立法宗旨，且若要待判決確定始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似非銀行法107年1月31日修正之初衷。再者，抗告人等2 人係遭周瑞慶等個別實行詐騙而投資，其詐騙既係針對各被害人，原裁定稱犯罪所得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其應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等旨，似乏法律依據云云。三、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之標的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有悖於沒收規定修正之前揭立法目的。從而，事實審法院既已查明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之部分，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被害人、賠償數額尚屬欠明，即認無需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俾與刑法第38條之1所揭示之立法意旨相契合。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17條前段雖有明文。惟犯罪所得之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其應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而言。檢察官依法實施保全扣押被告財產之處分，經執行扣押結果，雖扣得部分財產，但不足以返還所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損害。部分被害人雖於審判中聲請發還扣押物，惟因本案另有其他被害人存在，其他被害人遭違法吸金之款項亦在其中，自無從於裁判確定前，先行就扣押物單獨發還予該聲請之被害人。以上為犯銀行法之罪的被告，有犯罪所得，該案並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即潛在被害人），是否須先行確定其等之求償數額，並予扣除後，始就餘額為沒收、追徵之宣告的法律問題，本院經徵詢後所持之見解。抗告意旨，仍執己見，以前揭不為本院所採之見解，指摘原裁定不當，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貳、被告周瑞慶、千鼎公司及黃佳明部分：抗告係不服裁定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裁定之案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抗告，若就未經裁定部分，提起抗告，其抗告自難認合法。抗告人等2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其抗告狀雖將周瑞慶、千鼎公司及黃佳明列為被告。然此部分既非原裁定之當事人，自非本案所應審究之範圍，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3-台抗-2385-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000號上訴人許富鈞選任辯護人李慶榮律師林宜儒律師上訴人許志溪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558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119、4670、103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許富鈞、許志溪（合稱許富鈞2人或其2人）有如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許富鈞 2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刑，並分別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其2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及卷內證據，依憑許富鈞2人不利於己之供述（均坦承告訴人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告訴人公司〉經營收購廢鋼材料業務，收購之廢鋼材均使用子公司億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億昌公司〉之地磅電腦設備進行磅重以定收購金額。許志溪於民國108年2月18日起受雇於告訴人公司，並經指派在億昌公司擔任門口警衛，同年2月25日清晨由其輪值擔任早班警衛，許富鈞於同日6時7分許駕車搭載另2名不詳男子抵達億昌公司，許富鈞並與該2名不詳男子一同進入地磅室安裝1條電子感應線。嗣同日上午7時50分許，在地磅室操控地磅電腦儀器負責過磅業務之員工何秀珍上班時，發覺地磅室之擺設遭人移動，乃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並聯絡地磅維修廠商人員林候儀到場檢測，當場發現外接電子感應線等情），佐以證人何秀珍、吳佳玲、楊建璋、李育宜、何坤霖、鑑定證人林候儀等不利於許富鈞2人之證詞，及卷附告訴人公司之應徵人員（許志溪）資料表、108年1、2月份出勤明細表、同年2月25日地磅室遭入侵裝置不明器一案說明暨照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108年6月5日函暨檢附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擷圖及現場照片、同年9月16日函檢附涉案車輛與案發前後路線照片、同年11月25日函、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110年12月15日函、第一審勘驗億昌公司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108年2月25日原料進廠磅單資料、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4170、10338號、11 0年度偵字第5387號不起訴處分書、許志溪所持行動電話門號與許富鈞所持行動電話門號之通聯紀錄、唯卡樂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唯卡樂公司）113年2月19日函及所檢送之鑑定報告，暨扣案電子感應線1條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許富鈞2人有上開犯行，並就其2人否認犯行，許富鈞辯稱：我覺得很委屈，是主謀何坤霖叫我去億昌公司，且到地磅室現場安裝的人不是我，我只在旁邊看云云；許志溪辯稱：未與許富鈞串通，案發前打電話給許富鈞是要叫他起床尿尿，案發時剛好肚子不舒服在廁所，很冤枉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說明依林候儀之證詞可知億昌公司之地磅系統係由荷重感應器、重量顯示器及電腦主機所組成，構成整體之地磅電腦設備，而扣案電子感應線係遭外人加裝在荷重感應器及重量顯示器間之線路，具有遠端遙控以不實改變磅重數字之功能，可使持有遙控器之廠商於出售廢鋼材予告訴人公司進行過磅之際，遙控增加磅重數字而以少報多，進而詐領虛報重量部分之款項。而依第一審勘驗億昌公司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扣案電子感應線係由許富鈞與另一男子（下稱B男）一同在現場安裝。許富鈞所辯只有在旁邊看，沒有安裝云云，與客觀事證不符。且依勘驗結果所示，許富鈞另取出一物指向地磅顯示器並按壓後，地磅顯示器顯示之數字即從0變動為其他數字，之後許富鈞持手機走出地磅室外至警衛室前通話， B男則在室內電腦桌前持手機通話。參以林候儀之證詞，可知許富鈞所按壓之物即為扣案電子感應線之遙控器，其走出室外即在與室內之B男一同測試遙控器及電子感應線之功能是否正常。渠等已確認測試成功後始離開現場，本案雖未扣得遙控器，而無法查得具體設定增加之重量，惟扣案電子感應線之功能經許富鈞現場測試正常且已干擾地磅電腦設備，自堪認定。且唯卡樂公司就電子感應線鑑定結果，認係針對地磅感測器設計的干擾電路，明顯具有干擾地磅電腦設備之功能。該電子感應線係透過無線遙控器來控制其干擾功能的啟閉與干擾程度。佐以第一審勘驗筆錄，許富鈞確持有遙控器測試按壓，不能以未能扣得遙控器，即謂無從認定電子感應線之功能。另刑法第26條所謂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而言。許富鈞2人所裝設之電子感應線已測試有效，只要配合遙控器即有操作之功能，僅因員工及時發現而免受損失，此為偶然未能有效完成詐騙，難謂無危險，並非不能未遂。許富鈞雖供稱本案主謀係何坤霖云云，惟何坤霖業經檢察官偵查後以罪嫌不足而獲不起訴處分，有上揭不起訴處分書可參，是尚難單憑許富鈞片面指述逕認何坤霖為本案主謀。至於許志溪部分，其於案發當日清晨4時許至上午8時許之短短4小時內，與許富鈞有高達8次通話及1通簡訊之通聯，且許志溪於6 時5分許見晚班警衛交班離開後，隨即於1分鐘內（6時6分許）去電許富鈞，再於1分鐘內（6時7分許）見許富鈞駕車抵達億昌公司，嗣於6時26分許，許富鈞駕車離開後，旋於1分鐘內（6時27分許）許志溪再度去電許富鈞，足見許志溪於案發前後之關鍵時刻，均與許富鈞有密切通聯互動，堪認許志溪係利用其擔任早班警衛之機會，負責通風報信而與許富鈞裡應外合，使許富鈞及另2名不詳男子得以避開其他警衛順利入內犯案。再參以許富鈞駕車抵達億昌公司後，直接將車輛停放在公司門口警衛室前；其嗣後在地磅室外以遙控器測試電子感應線功能時，也是直接走到警衛室前等情，有第一審勘驗筆錄可參，衡情倘非與擔任警衛之許志溪有所串通，許富鈞顯無可能如此明目張膽將作案車輛停放在警衛室前，亦無不加躲藏直接站在警衛室前進行遙控器測試之可能。許富鈞雖稱：與許志溪並無串通，害怕被許志溪發現，所以才開別人的車到場云云。惟其倘若害怕遭門口警衛發現，衡情應不要將車停在警衛室前，而與駕駛何人的車到場無關，許富鈞上開所述純屬迴護之詞，不足為有利許志溪之認定。所謂「打電話叫人起床尿尿」不過是許富鈞2人事後互相勾串彌縫之說詞，不足為何以如此密集通聯的合理解釋。所為論斷，並未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亦無理由欠備或矛盾情事。另林候儀於第一審僅證稱：在地磅電腦設備的荷重感應器及重量顯示器間之線路，加裝扣案電子感應線，地磅會稍微不穩定，重量有點飄忽，不穩定，會影響顯示器的磅數等語，並未證稱加裝扣案電子感應線後未能顯示一定之磅重數字。再者，本件雖未扣得遙控器，惟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依憑其勘驗地磅室內監視器影像，許富鈞於加裝電子感應線後，拿起一物品朝向地磅顯示器並按壓，地磅顯示之數字回復為0，之後又變動為其他數字等情，因認加裝電子感應線後係以遙控器控制，自非無據。許富鈞上訴意旨仍執陳詞，謂林候儀已證稱加裝扣案電子感應線後磅重數字飄移不定，未能顯示一定之磅重數字等語。則億昌公司地磅室之業務人員在顯示器數字不斷變動之情形下，實無法得知確切之磅重結果，無從以不實之磅重數字欺騙過磅的業務人員，亦不可能藉由遙控增加磅重數字以少報多，原判決之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顯有矛盾。再者，扣案之電子感應線，應使用遙控器始能運作，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事實並未記載伊是否持有遙控器，惟其理由卻說明伊持有遙控器，有事實認定與理由矛盾之違法。此外，勘驗筆錄記載「似有按壓動作」，並非明確，本件為不能未遂云云；許志溪上訴意旨以其僅與許富鈞認識，係無端受牽連，遭其利用，未與其勾結，本件並無證據足以認定其有共同參與云云，分別指摘原判決認定其2 人觸犯上開罪名有所違誤。係對原審適法的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或對證人證詞任意解讀，俱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綜合前旨及許富鈞2人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其2人對於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無故干擾他人電腦設備罪及變更度量衡定程罪部分，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應一併駁回。五、原審判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其中除第19、20、22、 24條、第39條第2至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然許富鈞2人所犯係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並未獲取財物，亦未複合其他加重詐欺手段，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不合。另其2人未曾自首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情形，無該條例第46條、第47條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不生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問題，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5000-20250109-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380號抗告人吳佳翰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2年度聲再字第40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 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吳佳翰對原審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40 3號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以發現新證據為由，提出甲男（年籍詳卷）與抗告人於通訊軟體iMessage（下稱iMessage）的對話紀錄，及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為新證據聲請再審。主張依甲男與抗告人於iMessage之對話紀錄，抗告人於民國109年9月13日向甲男稱：「我已經去做完筆錄了，你講我幹小ㄛ？關我屌事。」甲男並未回覆。可知原確定判決案件（下稱本案）之改造手槍（下稱本案改造槍枝）如確係抗告人交付甲男，抗告人不可能質問甲男，且如甲男所述屬實，其於抗告人傳送訊息質問時，大可直言本案改造槍枝確係由抗告人交付。然甲男竟未回應，實與一般常理有悖，可見，甲男所為不利於抗告人之指述殊非無疑，並聲請勘驗本案改造槍枝上之指紋，及送請相關單位鑑定指紋及DNA。另以㈠依甲男與其女友盧郁瑜於109年8月16日下午3時48分於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之對話紀錄及甲男於第一審之證述可知，甲男於同年8月16日去薇閣汽車旅館前告知盧郁瑜要去找抗告人之時間為8月16日下午3時48分，亦即在此之前，甲男尚未出發，此與甲男於第一審證稱於109年8月16日下午3時40分左右，在薇閣汽車旅館取得本案改造槍枝之供詞相互矛盾，原確定判決竟以此矛盾之證詞相互勾稽印證，實有違誤。㈡依甲男與盧郁瑜之LINE的對話紀錄，甲男取得槍枝發現有問題僅向盧郁瑜抱怨。然消費者發現購買之物有瑕疵，應向廠商或出貨人質疑，而不會向親友抱怨。甲男取得槍枝發現有問題，卻未曾向抗告人反應，是否有欺瞞盧郁瑜或刻意營造與抗告人取得槍枝之假象，亦不無可能，原確定判決之認定有違經驗法則。另甲男於遭警逮捕前刻意留下其擁有槍枝及槍枝為抗告人提供之內容，難謂與常情相合，尤以甲男所稱：「當初就講好直接拿一支走的」這句話，盧郁瑜既然早知甲男取槍抵債之事，僅回以：「當初講好了」即可，然甲男卻大費周章刻意安排，亦違情理。㈢盧郁瑜於偵查中證稱：8月間於抗告人住處見過本案改造槍枝；在第一審證稱：109年8月26日前幾天晚上見過槍枝，109年8月16日前甲男沒有槍枝等語。然甲男被舉報槍枝是在8月16日以前，復於8月26日遭警逮捕，可見盧郁瑜前後供詞矛盾，確有再傳喚盧郁瑜以釐清疑點的必要。㈣抗告人為本案之檢舉人，且前案曾繳納新臺幣（下同）數十萬元罰金，經濟狀況良好，不會因積欠甲男幾千元即將槍枝抵押給甲男。綜合原確定判決已存在之證據及上開新證據，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聲請再審等語。惟：㈠依甲男與抗告人於iMessage之對話紀錄，抗告人於109年9月13日向甲男稱：「我已經去做完筆錄了，你講我幹小ㄛ？關我屌事」，甲男並未回覆。上開對話內容並無提及槍枝之事，且其日期係在本案事發後，語意不明，甲男既無回覆，無法證明何事，難認與抗告人所犯持有本案改造槍枝相關，自無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難謂符合聲請再審之新證據要件。㈡抗告人雖提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惟此係抗告人因另案遭檢察官起訴販賣槍彈而經法院判決無罪，與抗告人是否該當本案犯行，並無關聯，亦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㈢抗告人固曾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聲字第50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而於108 年12月1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可認抗告人稱曾因前案繳納數十萬元罰金乙節非虛。然抗告人於109年8月4日第1次檢舉時供稱：我不願意具名檢舉，希望警方以秘密證人檢舉之方式處理，並確實保密我的身分，如果警方查到不法槍械能頒發獎金給我等語，且員警偵查報告亦載明本案檢舉人與甲男係朋友關係，並無仇隙，僅要求查獲槍械及子彈要求頒發獎金等旨。再觀諸抗告人與甲男之對話內容，甲男曾於109年6 月9日傳送：「哥幾時能拿3千給我不能再拖了」予抗告人，抗告人則回覆：「抱歉等等」，甲男又表示：「要繳交了真的不能再拖了都在等我手上的錢」。可見抗告人曾於10 9年6月間遭甲男追債，為圖獲得查獲槍彈之檢舉獎金而於10 9年8月4日檢舉本案，其於109年8月前之經濟狀況非佳，難謂無以槍枝抵債之可能。㈣其餘聲請再審意旨所指，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調查斟酌之證據資料再行爭辯，或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任意指摘，另盧郁瑜已於偵查、第一審到庭證述明確，以上均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之新事實及新證據。㈤聲請意旨聲請勘驗本案改造槍枝上之指紋，及送請相關單位鑑定指紋、DNA部分。抗告人前曾以相同證據方法，就同一事實之原因，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業經原審就其所述之原因事實認再審無理由而裁定駁回在案，有原審法院112年度聲再字第247號裁定在卷可稽，其再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亦非合法。㈥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或不合法，而予駁回。已詳述所憑依據及理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三、抗告意旨仍執陳詞，以其主觀上自認符合再審要件之說詞，就原裁定已論駁之事項，再事爭辯，或徒執己見，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據以請求撤銷原裁定，而准其聲請再審。揆諸首揭說明，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3-台抗-2380-20250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