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李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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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4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隋黛娜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716號），本院受理後（114年度簡字第245號），原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114年度易字第130 號），嗣再經本院裁定改依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隋黛娜竊盜，處罰金新臺幣壹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被告隋黛娜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一時失慮，竊取由告訴人施慧盈所管領、放置在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臺大店）商品陳列架上，如附件所載、總價值為新臺幣（下同）88元之商品，所為固有不該，應予責難；惟念及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和解成立，已支付賠償金980元予告訴人等情，有和解書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卷第23頁），堪認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自述學歷為國中畢業、貧寒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5頁），現無工作、日常生活均賴身心障礙等補助金維生等語（見本院易卷第21頁），且患有情感性精神病、恐慌症合併懼曠症、乾燥症等多重身心疾病，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足憑（見本院易卷第25頁），並領有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等情（見偵卷第19頁），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竊得如附件所載之商品，因均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見偵卷第47頁），故依上揭規定，即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五、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足稽（見本院易卷第9至10頁），斟酌其此次因行事失慮，致罹刑典，所犯罪質惡性並非重大，且犯後已坦認犯行，可見悔意，堪認其經此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至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之1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八、本案經檢察官吳春麗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716號　　被　　　告　隋黛娜　女　0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隋黛娜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中午1 2時6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地下1樓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臺大店（下稱萊爾富北市臺大店）內，乘店長施慧盈不注意之際，徒手竊取貨架上之「白蘭氏雞精42G」1瓶、「大雷神巧克力風味餅乾」1包（共計新臺幣88元）置於隨身提袋內，得手後欲離去之際，為該店店員攔阻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二、案經施慧盈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　㈠被告隋黛娜之供述。　㈡告訴人施慧盈之指訴。　㈢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暨萊爾富北市臺大店內之監視器攝錄檔案及截圖。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至被告所竊得之前開商品，為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已發還告訴人乙節，據告訴人陳明在卷，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稽，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另聲請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附此敘明。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檢　察　官　吳春麗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　記　官　郭昭宜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31

TPDM-114-簡-843-20250331-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侵占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30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柏淞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553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簡字第3712號），認不宜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許柏淞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手機壹支（廠牌：APPLE，型號：IPHONE XS MAX 256G，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許柏淞於民國113年3月17日中午12時07分，在臺北市○○區○○○路0 段000號附近，拾獲黃絹雯遺落在車道上之手機1支（廠牌：APPL E，型號：IPHONE XS MAX 256G，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手機），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手機侵占入己。　　　理　由一、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許柏淞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拾獲告訴人黃絹雯遺落之本案手機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遺失物之犯行，辯稱：伊撿到該手機後，旋於下個路口，將手機放在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與雙園街交叉口附近的一個路邊凸起物旁邊，並未侵占入己，不知為何本案手機之定位地點會顯示在伊住處附近，有可能是因為伊拾獲該手機時，該手機與伊持用之手機二者相靠近，致互相感應影響云云。經查：㈠、被告於113年3月17日中午12時07分，在臺北市○○區○○○路0段0 00號附近，拾獲告訴人遺落在車道上之手機1支（廠牌：APP LE，型號：IPHONE XS MAX 256G，IMEI碼：00000000000000 0號）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易卷第20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證（見偵卷第13至14頁、調院偵卷第20頁）、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49至50頁）等件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被告於上開時、地拾獲告訴人遺落之本案手機後，於同日晚上7時許，告訴人接獲APPLE通知該手機於同日晚上7時26分之定位地點係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附近等情，有本案手機之定位通知電子郵件附卷足稽（見偵卷第51 頁），而上址係在被告住處即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 號0樓附近，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於案發當日自臺北市萬華區騎車至兒童新樂園，發現手機不見，有撥打數次電話至本案手機，當時電話有撥通，但均無人接聽；嗣於同日下午4時許，伊返家確認手機不在家裡，故伊判斷應係遺落在路上，遂開啟手機定位系統，並再次撥打電話至本案手機，惟該手機已遭人關機；後於同日晚上7時許，伊接獲APPLE寄發電子郵件通知本案手機於該日晚上7時26 分之定位地點係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附近，然伊前往上址尋找許久未果等語（見本院易卷第37頁）。再佐以被告於本院供稱：伊於案發當日跑完外送返家之時間大約是晚上6、7時等語（見本院簡字卷第22頁）。是由上各情勾稽以觀，被告於拾獲本案手機後，有將該手機帶回其住處，否則本案手機於同日晚上7時26分之定位地點不可能會顯示在被告住處附近。又被告拾獲本案手機後，未將該手機送至相關機關招領或通知警察處理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卷第11頁），故被告於拾獲本案手機後，將該手機侵占入己之事實，亦堪認定。㈢、被告雖辯稱：伊拾獲本案手機後，旋於下個路口，將該手機放在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與雙園街交叉口附近的一個路邊凸起物旁邊，並未侵占入己云云（見偵卷第11頁、調院偵卷第20頁、本院易卷第20頁），惟迄至本案辯論終結前，被告始終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以佐其說。又被告所述之上開地點附近，並無被告所指之「路邊凸起物」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調院偵卷第23、31頁），故被告上開辯解是否屬實，實難遽信。㈣、被告復辯稱：伊拾獲本案手機後，因該手機與伊自己持用之手機曾短暫相靠近，致二支手機互相感應影響，故告訴人於案發當日晚上7時26分接獲本案手機定位通知時，才會顯示本案手機之所在地點位在伊住處附近云云（見本院簡字卷第 22頁、易卷第20至21、42、45頁）。惟查：　⒈經本院當庭諭令被告及告訴人將各自持用之APPLE手機相互靠近之結果，被告持用手機之螢幕顯示「是否允許提供（被告手機）聯絡資訊予對方手機（即告訴人手機）」之訊息及「只限接收」、「分享」之功能鍵圖示，而告訴人持用手機之螢幕則顯示「輸入九宮格解鎖密碼」圖示等情，有本院審判筆錄、被告及告訴人持用手機螢幕畫面照片在卷足參（見本院易卷第48至49、59頁），顯見將二支APPLE相靠在一起時，並不會使該二支手機立即產生相互連結之效果，必須另待輸入解鎖密碼或按下允許傳送資訊或接受、分享之功能鍵。　⒉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所使用之本案手機係IPHONE XS末代機型，該手機並無二支手機相互靠近即會產生連結之功能，且本案手機有設定密碼鎖，必須輸入密碼才能解鎖螢幕畫面，進而與他支手機進行配對；又依據伊使用APPLE手機將近10年之經驗，均未曾遇過將二支APPLE放在一起後，使用手機定位功能尋找其中一支手機時，該手機之定位位置會顯示出現另一支手機所在地點之情形等語（見本院易卷第39至42、48頁）。則被告拾獲本案手機後，縱然該手機曾經短暫與被告所持用之手機，二支手機距離相靠近，但因本案手機有設定密碼鎖，若未輸入密碼，二支手機不可能相互配對連結。況被告辯稱其於拾獲本案手機後，於騎車通過下個路口時，即將該手機放在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 段與雙園街交叉口附近的一個路邊凸起物旁邊云云，倘若被告所辯屬實，告訴人於案發當日接獲APPLE手機定位通知時，本案手機之定位地點應該會顯示在「環河南路2段與雙園街交叉口」附近或其他地點，又豈會定位在被告住處附近？是被告前揭所辯，洵屬無據。㈤、又被告辯稱：本案手機有設定密碼鎖，且係較舊機型之手機，侵占本案手機對於伊而言並無任何益處，故伊不可能侵占本案手機云云。惟被告有將本案手機帶回其住處，且未送至相關機關招領或通知警察處理等情，業經本院依卷內證據認定如前，已足認被告有侵占本案手機之事實，故縱然被告於侵占本案手機後，發現無法解鎖或手機機型老舊，此充其量只是被告犯後如何處分贓物之問題而已，核與本案被告之行為是否成立犯罪，係屬二事。況本案手機具有財產上之相當價值，被告雖無法自行解鎖，但仍可透過其他管道或方式銷贓，或為丟棄、贈與他人等處分贓物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辯解，亦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所辯無可採信，其如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拾獲告訴人遺落之本案手機，應知悉該手機為他人遺失之物，然未思送至相關機關招領或通知警察處理，反起意侵占入己，所為實有不該，應予責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罪，且迄今未就其侵占本案手機乙事致告訴人所受損害，給付任何賠償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求得原諒，亦未見被告有何悔悟之意，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述學歷為大學畢業，案發時為牛樟芝原物料供應商及從事外送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10 至15萬元，無需扶養他人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易卷第49 頁），暨犯罪之手段、情節、素行、被告犯行致告訴人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沒收追徵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犯侵占遺失物罪之犯罪所得係侵占告訴人遺失之本案手機1支，已如前述，參以證人即告訴人證稱該手機之價值約為5萬元等語（見本院易卷第39頁），自應依上開規定，就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本案手機1支（廠牌：A PPLE，型號：IPHONE XS MAX 256G，IMEI碼：000000000000 000號），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規定，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春麗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25

TPDM-113-易-1430-20250325-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0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雅玲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 62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乙○○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曾委任執業律師即告訴人甲○○進行訴訟，嗣因故解除委任關係，因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詎被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之犯意，分別於民國112年2月14日、3月3日、4月26日、7月3日及7月13日，在其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社群網站臉書個人頁面，公開以其真實姓名為暱稱，張貼貼文內容以「王重品拿我 8萬，胡說八道欺負我」、「搶劫人民還用那種下流律師來欺負老百姓」、「甲○○太下流不配當律師」、「無恥的賊，拿錢為自己辦事」、「拿錢看我受辱，法官、律師勾結」、「勾結法官施志遠污辱我，並且叫法警趕我出去」、「有律師沒律師政府都要搶劫，這是甲○○的傑作」等語之文字(下稱本案言論)，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二、刑事訴訟法第308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右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 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是，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說明，本件經本院審理後，既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即無庸就卷附證據有無證據能力逐一說明，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時之供述、告訴人之刑事告訴狀、被告之臉書畫面截圖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間，在其臉書個人頁面發表本案言論，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公然侮辱等犯行。辯稱：我是對告訴人為合理評論等語。六、本院之判斷：㈠、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客觀行為，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刑事告訴狀、被告之臉書畫面截圖等件(見他字卷第3至5頁、第7至23頁)在卷足憑，上開事實，固堪認屬實。㈡、被告所發表之本案言論，有關事實陳述部分，其主觀上不具有真正惡意：　1.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310條第3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可資參照。又刑法第310條第1項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同條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又行為人就其發表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至少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應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倘行為人主觀上無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即不成立誹謗罪。詳言之，凡言論縱使侵害他人之名譽，原則上均為憲法言論自由所保障，即使其言論內容不實，也只在原告負責舉證行為人具有「明知不實而故意報導或批評，或過於輕率疏忽未善盡查證事實真偽」之「真正惡意」時，行為人誹謗性之言論才會受到法律制裁。本號解釋及憲法裁判實為減輕誹謗案被告之舉證責任，將原本單獨由被告應負擔之舉證責任，轉移至原告、被告皆須負起舉證責任。尤其值得一提者，甚至將舊實務向例所採取之「客觀真實原則」，轉換成「主觀真實」之「合理確信原則」，只要行為人能證明自己當時確實因為何種因素相信其所散布之事實為真即可，不需針對內容證明其為「絕對真實」。　2.經查，被告於112年2月14日在其臉書個人頁面表示：「甲○○ 太下流不配當律師，已經被我解除職務！」並上傳告訴人所出具之「解除委任契約聲明」，該契約記載：「本律師（甲 ○○律師）已與乙○○小姐合意解除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109年度新簡字第638號(下稱本案事件)，孝股之分割共有物案之委任關係，自民國111年6月21日起，本律師無權繼續代理乙○○小姐為上開案件之訴訟代理，特此聲明」(見他字卷第9、15頁，本院易卷第306頁)。於112年3月3日在其臉書個人頁面表示：「我是被害者，不是罪人，台灣搶我土地，集體霸凌，甲○○拿我8萬，胡說八道欺負我，縱容他的就是公會，害我的就是第一銀行和一貫道，沛然是很大事務所，搶劫人民還用那種下流律師來欺負老百姓，記得那一天，我買了一個便當，1 / 4 片鮪魚，那個便當拿我280塊，門口卻寫便當70元，台灣貪婪詐騙，胡說八道治國，實在傷透老百姓的愛國心啊！」(見他字卷第17頁)。於111年4月26日在其臉書個人頁面表示：「甲○○律師拿我8萬，勾結法官施志遠侮辱我，並且叫法警趕我出去，開庭本來就是為了陳冤，不能說話我花錢出庭做什麼！包庇甲○○的就是律師公會，法官做威做福，胡說八道，律師拿錢為自己謀福利，包庇的就是公會！台灣集體貪瀆，第一銀行，一貫道，陳建仁，王定宇都是賊，貪瀆做作禍國殃民啊！」並上傳告訴人於112年2 月20日所出具函覆台北律師公會之「答覆函」(茲因被告於1 12年2月12日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舉發告訴人違反倫理風紀，告訴人因此函覆台北律師公會之詢問；見他字卷第19頁，本院卷第340至341頁，下稱上開答覆函)。於111年7月3日在其臉書個人頁面表示：「所有的罪惡都是政府算計，有去沒去都沒用，有律師沒律師政府都要搶劫，這是甲○○的傑作，連律師都偽造文書，包庇的就是陳建仁和律師公會，鐵證如山，政府就是賊，集體包庇，侵佔我的祖產，算計我家破人散，無依無靠，生不如死啊！一開始就不必原諒，台灣政府到處勾結，找全世界進來搶劫，害我們的就是政府和親人，總部在25號6樓，說不定賊都搬走了！」；並亦上傳上開答覆函(見他字卷第21頁)。於111年7月13日在其臉書網頁表示：「拿我8萬，甲○○寫這個什麼爛東西，沛然，公會，陳建仁，陳家欽都包庇！」並亦上傳上開答覆函(見他字卷第23 頁)。　3.次查，上開答覆函全文內容為：「頃接貴會中華民國112年2 月20日北律文字第1120616號函，答覆如下：1.首先需說明者係，本件係一土地分割案，謝小姐來找本律師時，本律師就已經告知她這是一件土地分割案，謝小姐與其他共有人共有多筆土地，其中一位共有人欠債，資產管理公司便向台南地院聲請分割土地，但是開庭時，謝小姐不斷擾亂法庭秩序，承審法官施志遠口氣非常好請謝小姐冷靜，之後會讓她發言，但是謝小姐卻不斷大聲謾罵說每個人都在侵占她的土地，最後審判長無可奈何，才請法警將謝小姐趕出去。2.在審判進行中，本律師也有為謝小姐答辯並表示意見，但是謝小姐仍然不斷在法庭大聲吆喝，大聲表示本律師、法官、在場共有人都要侵占她土地，因為這些土地原本全部都是她的，你們憑什麼來分割，也打斷了其他人的發言權利，所以才造成了謝小姐被法警請出去的結果。而開完庭後，謝小姐也在法庭外大聲謾罵本律師，令本律師深感無奈。3.律師委任費 8萬元也是在謝小姐同意下所支付，並簽署委任契約，且解除委任契約聲明也是在謝小姐要求下開立，在開立解除委任契約聲明後，本律師也立刻將解除委任狀寄送至台南地院，完全沒有再參與訴訟的任何程序。4.最後強調，本律師根本不認識施志遠法官，也不認識建商，甚至謝小姐說是哪間建商本律師也不知道，本律師與其他共有人也不認識，謝小姐如此捏造『本律師與法官及建商勾結，侵占謝小姐土地』的事實，甚至還申訴本律師，本律師被申訴也是非常無奈，本律師從頭到尾只有『跟謝小姐約事務所開會』『到台南地方法院開庭』『在法庭上幫謝小姐陳述意見』，根本沒有謝小姐指控的跟法官以及建商勾結，況且本律師名下根本沒有任何土地亦或者房產，何來的侵占謝小姐的土地？本律師完全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捏造一個『完全子虛烏有的事情』，然後居然還可以將這個捏造的事情拿來申訴本律師針對謝小姐申訴本律師所描述的事實，根本全部都是謝小姐捏造出來的，本律師根本不知道謝小姐申訴本律師的用意是什麼，而申訴的事實及理由全部都是捏造的，本律師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回覆，因為根本從頭到尾都沒有謝小姐說的這些事情，懇請貴會詳查，並還本律師一個公道」(見本院易卷第340至341頁)。　4.依被告之本案言論脈絡觀之，其所陳關於「王重品拿我8萬」、「拿錢為自己辦事」、「拿錢看我受辱，法官、律師勾結」、「勾結法官施志遠污辱我，並且叫法警趕我出去」等言論，參照告訴人於「解除委任契約聲明」載明：「本律師（甲○○律師）已與乙○○小姐合意解除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109年度新簡字第638號，孝股之分割共有物案之委任關係」；於上開答覆函則陳明：「謝小姐仍然不斷在法庭大聲吆喝，大聲表示本律師、法官、在場共有人都要侵占她土地，因為這些土地原本全部都是她的，你們憑什麼來分割，也打斷了其他人的發言權利，所以才造成了謝小姐被法警請出去的結果。.......律師委任費8萬元也是在謝小姐同意下所支付」等語，而告訴人出具之上述文書，被告均同時上傳至其臉書個人頁面，是以被告與告訴人雙方之言論均為瀏覽被告之臉書個人頁面時所能輕易判讀。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中並證稱：「我有受被告委任擔任本案事件之訴訟代理人，因為被告覺得土地不應該分割，在法庭情緒蠻失控，所以法官才會要求法警把被告帶離法庭。被告認為被法警帶離法庭是因為我跟法官勾結，並認為是我叫法官把她帶離法庭，但其實根本不是。我有去被告家樓下拿律師費尾款5萬或6萬，律師費加起來是8萬元」等語(見本院易卷第479至481頁)。顯見被告所欲表達之事實部分，係其曾經支付告訴人新臺幣 8萬元之律師費用，以委託告訴人辦理本案事件，而於該案件審理過程中，其曾遭法院要求離開法庭等節。至被告於本案言論所為之推論，例如「法官、律師勾結」、「拿錢為自己辦事」等言詞，縱有悖於常情之處，然遍觀全文脈絡以及其所刊載告訴人之上開答覆函內容，毋寧為被告對於該事件之評論(詳如後述)，仍難認本案言論有惡意虛捏不實之情，被告主觀上應不具有真正惡意，殆無疑義。　5.綜上，本案言論有關事實陳述部分，既非憑空杜撰，尚難以認定被告具有「真正惡意」，符合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自難以誹謗罪責相繩。㈢、被告所發表之本案言論，有關意見表達部分，係屬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　1.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所謂「善意」，係指非專以貶損他人名譽為目的。行為人只要針對可受公評之事提出其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而非以毀損他人名譽為唯一目的，即可推定行為人係出於善意。所謂「可受公評之事」，即依該事實之性質，在客觀上係可接受公眾評論者。行為人只要對於可受公評之事，依個人之主觀價值判斷，表達自己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而無人身攻擊性之言論，縱用語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仍屬適當之言論。至於行為人之意見、評論或批判是否正確，則非所問。　　2.經查，被告之本案言論所陳「王重品拿我8萬，胡說八道欺負我」、「搶劫人民還那種下流律師來欺負老百姓」、「甲 ○○太下流不配當律師」、「無恥的賊，拿錢為自己辦事」、「拿錢看我受辱，法官、律師勾結」、「勾結法官施志遠污辱我，並且叫法警趕我出去」、「有律師沒律師政府都要搶劫，這是甲○○的傑作」等語，參照上開答覆函所載：「在審判進行中，本律師也有為謝小姐答辯並表示意見，但是謝小姐仍然不斷在法庭大聲吆喝，大聲表示本律師、法官、在場共有人都要侵占她土地，因為這些土地原本全部都是她的，你們憑什麼來分割，也打斷了其他人的發言權利，所以才造成了謝小姐被法警請出去的結果。而開完庭後，謝小姐也在法庭外大聲謾罵本律師，令本律師深感無奈」之內容，以及證人甲○○於審理中證稱：「我出庭前有跟被告解釋分割共有物就是土地要分割或變價拍賣，但被告不斷表示土地應該全部要給她自己。被告一直強調其他人要搶她土地，她應該全部獨得這塊土地」等語(見本院易卷第479至481頁)，並佐以被告於113年9月23日提出之繼承系統表、地籍圖、支出明細表、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補發)、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3年7月8日函、台南縣永康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土地謄本、臺南市政府政風處102年7月11日函、總統府公共事務室102年7月16日書函、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102年7月30日函、臺南市政府102年9月2日書函、臺南市政府地政局102年11月8日書函、乙○○之權利人總歸戶清冊、監察院102年11月21日函、臺南市政府政風處103年5月30日書函、乙○○於台南市永康區之不動產權利變動情形整理表、法務部廉政署113年9月13日書函、天主教耕莘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土地買賣契約、臺南市政府110年12月23日函、臺南市政府109年7月9日府部管字第1090747361號令、提存通知書、甲○○律師112年2月22日答覆函影本、台北律師公會11 2年1月4日函、台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案件簽結理由書、台北律師公會112年5月30日函等件可參(見本院易卷第61至224 頁)，可知被告主觀上係認定其在臺南土地之地籍資料曾遭他人竄改，其因而四處向政府機關陳情、檢舉，是其認為本案事件法院本不該進行審理，而應該調查是何人竄改地籍資料，並認為告訴人於本案事件未盡力向法院爭取其所主張之「權利」，方在法庭有上述舉止反應，至屬明確。是以，本案言論所陳要屬被告基於上開認知，所提出之主觀意見及評論，顯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為目的。而法院審理案件、律師執行業務，性質上均屬「可受公評之事」。基此，被告善意發表言論，對可受公評之事，依其個人之主觀價值判斷，表達自己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縱用語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仍屬適法之言論，至於被告之意見、評論或批判是否正確，則非所問。況且，被告在其臉書網頁亦刊載有上開答覆函之內容，而告訴人之答覆內容，在邏輯、經驗上確實較為合理，則本案言論在客觀上，殊無可能被誤解為純粹字面上之「法官、律師相互勾結」、「勾結法官污辱被告」之意，該等言論內容自應以被告之「意見表達」而予以評價，較為合理，附此敘明。 3.綜上所述，本案言論屬刑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之免責事項，自無從對被告以加重誹謗罪責相繩。　㈣、本案無從證明本案言論足以損害告訴人之社會名譽，且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之免責事項，被告應無構成刑法第30 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之餘地：　1.按「系爭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是以抽象語言表達對他人之貶抑性評價。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雖另會造成其心理或精神上不悅（此屬後述名譽感情部分），然就社會名譽而言，不論被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團體，其社會評價實未必會因此就受到實際損害。況一人之社會名譽也可能包括名過其實之虛名部分，此等虛名部分縱因表意人之故意貶損，亦難謂其社會名譽會受有實際損害。又此等負面評價性質之侮辱性言論，縱令是無端針對被害人，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判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加害人之侮辱性言論，並支持或提高對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此即社會輿論之正面作用及影響，也是一個多元、開放的言論市場對於侮辱性言論之制約機制。是一人對他人之公然侮辱言論是否足以損害其真實之社會名譽，仍須依其表意脈絡個案認定之。如侮辱性言論僅影響他人社會名譽中之虛名，或對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即未必須逕自動用刑法予以處罰。然如一人之侮辱性言論已足以對他人之真實社會名譽造成損害，立法者為保障人民之社會名譽，以系爭規定處罰此等公然侮辱言論，於此範圍內，其立法目的自屬正當。」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刑法第311條的不罰事由，在同為「妨害名譽」言論類型的公然侮辱罪，當亦有其適用餘地。且未指摘或傳述不實事實之侮辱罪，其言論即屬意見表達或對人之「評論」，對於名譽權之侵害相對較小，更應受到言論自由之保障，從而侮辱罪限定以「公然」為要件，且其法定刑輕於誹謗罪，足見係立法者於基本權衝突時，選擇以較嚴格之方式限制侮辱罪之成立，以避免過度限制言論自由。是法院在認定屬於意見表達之「對於名譽權有侵害之虞之言論」是否為刑法第309條之「侮辱言論」時，即應審慎為之，避免因保護名譽權而過度侵害言論自由。　2.本案言論為被告依照其個人之主觀價值判斷，表達自己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適法言論，且被告在其臉書網頁亦刊載有上開答覆函之內容，此為瀏覽被告個人臉書頁面時所能輕易判讀，而告訴人之上開答覆函內容，在邏輯、經驗上顯較為合理等節，均已詳述如上。從而，本案言論對於告訴人名譽所生之影響，仍可以透過言論市場消除之。易言之，被告之本案言論，在言論市場，亦非無可能對自己之名譽產生負面影響，而未必能夠損及他人之名譽。基此，本案無從證明告訴人之名譽因此受到損害，至為明確。 3.再者，刑法第311條之不罰事由，在同為「妨害名譽」言論類型的公然侮辱罪，亦有其適用餘地，而本案言論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之免責事由，已論述如上，本案無從認定被告行為得論以公然侮辱罪，至屬明確。七、綜上所述，就公訴意旨所稱被告所涉之加重誹謗、公然侮辱等罪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依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本院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以示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岫璁提公訴，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思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慧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4

TPDM-113-易-1100-20250324-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76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連莊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254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連莊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連莊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財產之重要表徵，具有一身專屬性質，申設金融機構帳戶亦無特殊條件限制，任何人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設多數帳戶供己使用，應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被害人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以前開結果之發生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22日，在臺中市某統一超商，將其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寄送至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指定之地點(即新北市○○區○○街000○000號之統一超商勇福門市)，再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提款密碼，以此方式將本案帳戶提供予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使用。嗣該人或所轉交之人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向附表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致附表所示被害人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帳戶內，旋遭他人提領一空，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上開款項之去向。二、案經告訴人乙○○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院下列所引認定犯罪事實而經調查採用之被告連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就此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二、其餘所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依事實欄所示方式，交付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予「王業臻」使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我因為要去跟他們辦貸款，他們跟我說可以整合債務，我是真的被騙，我跟對方並不認識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12月22日，在臺中市某統一超商，將本案帳戶之金融卡，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與其素未謀面之「王業臻」使用，再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提款密碼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中、偵訊時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供述在卷（見偵卷第9至13頁、第114至115頁，本院訴卷第31頁、第59頁），並有被告與「何中偉」、「王業臻」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47至96頁、第119至155頁）。又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取得本案帳戶之上開資料後，即依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對附表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本案帳戶，嗣經他人提領或轉帳一空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第3 9至40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中證述綦詳(見偵卷第21至22頁），另有告訴人所提出對話紀錄截圖、轉帳交易明細截圖（見偵卷第41至43頁）、本案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卷第163頁）等件在卷可稽。是以，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關於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乙節，析述如下：　⒈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金融帳戶係針對個人社會信用而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且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一般民眾皆可以申請開戶，此乃眾所周知之事，況近年來不法份子利用人頭帳戶實行財產犯罪案件，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躲避追查，層出不窮，業已廣為媒體、政府機構多方宣導，提醒一般民眾勿因一時失慮而誤蹈法網，輕易交付自己名義申辦之金融帳戶予他人，反成為協助他人犯罪之工具，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開戶，反而收集金融帳戶為不明用途使用或流通，衡情對於取得該帳戶極可能與財產犯罪之需要密切相關，而該取得他人帳戶之人，可能係遂行不法所有意圖而用以詐騙他人，當有合理之預見，行為人乃竟恣意交付自己所申辦之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即有縱若他人持以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⒉查被告自陳其學歷為高職畢業，從事系統櫃組裝將近5年，不認識「王業臻」（見本院訴卷第60、61頁)，且其於本案行為時年已38歲，可見其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衡情對於金融帳戶之使用與風險，具有正常程度之瞭解，本可預見無故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者用以規避追查之需要密切相關，極可能遭他人遂行不法所有意圖而用以詐騙他人，乃竟恣意將本案帳戶之資料交付予素未謀面之「王業臻」使用，則其雖未確信本案帳戶必定遭他人作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然顯有縱若有人持以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而容任其發生之意思。　⒊再參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檢察官問：為何這次要提供提款卡，不覺得有異？)我有想過，但我有問他，他說只是要押著，我就相信對方，當下也沒有多想」等語(見偵卷第115頁 )；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則供稱：「我該帳戶本來就沒有錢，對方跟我說寄一張沒有常用的卡片，見面簽約的時候再還我，我的想法只是見面簽好約就會還我，沒有想到那是詐騙」等語(見本院卷第31頁)。佐以被告於「王業臻」指示其寄送提款卡後，曾以LINE通訊軟體向「王業臻」表示：「那先不用好了」、「因為很少要記卡片過去的」、「那不是見面就可以了、還要先寄卡片」、「因為我會怕呀」、「我不敢記 (應為『寄』)是因為我沒看過」、「不會用我的卡去用其它的事吧！」等語(見偵卷第64至67頁)。且本案帳戶之交易明細顯示，被告將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予「王業臻」前，該帳戶內之存款餘額僅為新臺幣17元（見偵卷第163頁），足徵被告不僅對「王業臻」毫無信賴基礎，僅願意提供幾無存款餘額之本案帳戶供「王業臻」使用，對「王業臻」具有高度戒心，則被告實已預見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王業臻」，可能遭人用以欺騙他人之不法行為之用，然被告卻不顧本案帳戶可能遭他人持以實施詐欺、洗錢犯罪之風險，執意將之提供予「王業臻」，嗣本案帳戶果遭他人用以詐欺取財、洗錢之用，堪認被告顯有容任他人以本案帳戶實施詐欺、洗錢犯罪之意思，而具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被告辯稱其無幫助詐欺或洗錢之犯意等語，無從採信。　㈢至於被告辯稱對方說寄一張沒有常用卡片，見面簽約時會歸還，沒有想到那是詐騙等語。然而：　⒈關於「人頭帳戶」之提供者，如同係因遭詐欺集團虛偽之徵才、借貸、交易、退稅（費）、交友、徵婚等不一而足之緣由而交付，倘全無其金融帳戶將淪為詐欺犯罪之認知，或為單純之被害人；惟如知悉其提供之帳戶可能作為他人詐欺工具使用，且不致違背其本意，則仍具有幫助詐欺集團之故意，即同時兼具被害人身分及幫助犯詐欺取財、洗錢等不確定故意行為之可能（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即使被告係因其所稱上開事由，遭「王業臻」以虛偽之貸款緣由而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然此與前揭綜合本案各種主、客觀因素及被告個人情況所認被告實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提供本案帳戶供「王業臻」使用乙節，尚屬不相違背，自無從憑此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⒉又被告就其上開所辯，雖提出其與「何中偉」、「王業臻」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為憑（見偵卷第47至96頁、第11 9至155頁），然該等對話紀錄既有上開所述之異常情形，自難憑該等對話紀錄，而認被告就提供本案帳戶，僅為單純之被害人。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適用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但修正後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係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核屬個案之科刑規範，已實質限制同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宣告刑範圍，致影響法院之刑罰裁量權行使，從而變動一般洗錢罪於修法前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本案被告之前置不法行為所涉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詳後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惟其宣告刑仍應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依上說明，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修正後新法之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被告行為時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其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本案被告犯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然被告於偵查時、審理中均未自白犯罪，經比較行為時及裁判時法，均不符減刑規定，應認行為時之法律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較有利於被告；至本案另適用之刑法第30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因不問新舊法均同減之，於結論尚無影響。依上開說明，應認本案應整體適用對被告有利之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第16條第2項規定。　㈡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提供本案帳戶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正犯使用，係對於本案詐欺正犯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資以助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㈢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之幫助行為，供詐欺正犯詐騙如附表所列之被害人所用，使其陷於錯誤將受騙款項匯入本案帳戶，致受有如附表所示金額之損害，堪認被告係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一般洗錢罪之一罪。　㈣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偵查時、審理中均未自白幫助洗錢犯行(見偵卷第13頁、第116頁，本院訴卷第38頁)，無從依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輕率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不認識之人使用，淪為他人財產犯罪及洗錢之工具，非但助長社會詐欺之風氣，使無辜之人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亦造成執法機關難以追查實行詐欺之人之真實身分，且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遭掩飾、隱匿而增加被害人求償上之困難，兼衡其前科之素行，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遭詐騙人數1人及其被詐騙金額、被告於偵查時、本院準審理中均否認犯行，未與本案之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失，暨其於本院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擔任系統櫃組裝人員、月收入約新臺幣4萬元、離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得易科罰金之罪以所犯最重本刑為「5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為限，本案被告所為係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其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屬得易科罰金之法定刑，是其所犯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易科罰金，惟仍得依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請求易服社會勞動，附此敘明。三、沒收部分：被告雖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付不認識之人，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惟其並未因此獲取利益，此據被告於警詢中供述明確(見偵卷第13頁)，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被告有因交付帳戶資料而取得任何不法利益，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自無庸依刑法第38條之1等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又被告並非提領本案被害人遭詐騙款項之人，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曾獲致本案被害人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故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第2項諭知沒收，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思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慧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時間、方式匯款時間詐騙帳戶詐騙金額（新臺幣）1乙○○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於112年12月25日14時19分前某時，假冒統一便利商店客服人員名義與乙○○聯繫，並以簽訂金流協議處理賣貨便問題，須依指示匯款為由誆騙乙○○，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112年12月25日14時19分許本案帳戶9萬9,987元112年12月25日14時22分許2萬9,980元112年12月25日14時29分許3萬1,018元

2025-03-24

TPDM-113-訴-1376-2025032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57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冠廷選任辯護人鄭世脩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08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1204號、110年度偵字第1501 號、110年度偵字第31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陳冠廷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李奕暄與被告並無任何恩怨情仇，證人李奕暄經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多次訊問，均坦承交待其本身涉案情節及被告係如何參與本件詐欺犯行，證人李奕暄於警詢時指認暱稱「牛奶」之人即為暱稱「陳國生」之人的專屬司機及助手，特徵為高約170公分、瘦、有戴眼鏡、駕駛黑色BMW…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11頁)，又證人李奕暄於民國109年11月3日警詢時明確指認：「我依『陳國生』或『牛奶』的指示，收到車手的提領贓款後，我會帶著這些錢到『金國花檳榔攤』裡面的客廳，這些錢我會親手交給『牛奶』，讓他來作點清的動作，清點無誤後『牛奶』會指示我拿他的黑色皮製手提公事包，把錢都裝進去並叫我待命」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27頁)。證人李奕暄亦證稱：「『牛奶』當天(19日)早上希望我頂替車手的工作，並給我5張提款卡及3 本存摺，先叫我離開萬華，到其他地方去試車(測試帳戶可否使用)，我確認帳戶皆正常後，會拍『試車』的交易明細給他，接下來就是待命，這些指示跟回報都是在TELEGRAM群組內交談，大約11時5分的時候，他又叫我到附近的ATM去領錢，接下來的11時20分的時候，他又叫我再持同一張提款卡到 ATM去領錢，下午陸陸續續也依其指示去ATM提領現金，一直到晚上6點左右，我因擔任車手遭海山分局依現行犯查獲」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28頁)。證人李奕暄復證稱：「『牛奶』會先在群組問我在哪邊，並派人來跟我收錢， 12點我回報我的位置是在板橋星聚點KTV附近，等到收水來，他是停在錢櫃KTV前，我就走到他車子副駕駛座，把錢交給他，然後就各自解散，下午4點的時候，『牛奶』同樣問我在哪，我回報我在中正路全家對面一個郵局(板橋港尾郵局板橋19支局），大約就是在399巷那邊，然後同樣是那個高高瘦瘦的收水，開同一台車來跟我收錢，他大概停在全家旁邊，我一樣是步行到他副駕駛座旁把錢交給他，然後也是各自離開。晚上被警方查獲前，我本來也是向『牛奶』回報我的位置是在貴族世家前，我要走回車上等的路上就被警方抓了，我的車當時是停在好樂迪埔墘店前的停車格」等語(見109 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28至29頁)。證人李奕暄再證稱：「就是我前面講的，『牛奶』指示我把我提領的錢交給開000-00 00(有具體車號可查)高高瘦瘦的收水」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30頁)。證人李奕暄另於109年11月4日警詢時證稱：「受『牛奶』及自稱『陳國生』等2名男子指揮。也是交給『牛奶』及『陳國生』。基本上都是『牛奶』指揮我，『陳國生』是『牛奶』的老闆，但『陳國生』有時也會跳過『牛奶』指揮我去領取包裹」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74頁)。證人李奕暄復證稱：「在領取包裹期間還有擔任收水(新北市泰山區文程路、明志路口的統一超商奕真門市、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85巷統一超商前進門市)，收水期間我還會到萬華艋舺大道285號或是前往新莊區公園路232號內的水泥矮房跟『陳國生』、『牛奶』碰面把錢交給他們，另外在109年10月16日、17、19日有擔任車手(新北市板橋區的超商或銀行ATM」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75頁)。是證人李奕暄對於其所屬之詐欺集團上層「牛奶」及「陳國生」二者係不同之 2名男子，業已明確區別，又證人李奕暄就其如何受「牛奶」即被告指示並前往提領詐欺款項以及交付詐欺款項等細節亦已指述明確，並無任何原判決所述不實情事，並且證人李奕暄於109年12月3日偵查中明確指稱：「『牛奶』會透過通訊軟體群組跟我說要去哪邊領及收件資料，領到包裹後我再將包裹拿去萬華區艋舺大道的『金國花檳榔攤』交給『牛奶』，『牛奶』跟『陳國生』是不同的人，都是男的。另外『牛奶』還會將提款卡、存摺送去指定地點(即泰山區文成路的統一超商或蘆洲區中正路的統一超商)交給綽號『智障』的人，我都固定交給他」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0602號卷第2頁)，其又於109年12月4日警詢時證稱：「詐欺上游『牛奶』TELEGRAM以暱稱『咬錢虎2.0』指使我前往該處領錢，『咬錢虎2.0』的名字叫陳冠廷」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501號卷第64頁、第69頁 )。且又於110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時供稱：「『牛奶』、『咬錢虎』是同一人，是陳冠廷，這人看過不止一次，我看到他時，陳冠廷都在陳國生旁邊」等語。準此，證人李奕暄係親身見聞詐騙集團上一層即被告之人，被告即為詐騙集團上層「牛奶」，證人李奕暄係親自受被告指揮，而非憑空想像「牛奶」、「咬錢虎」之暱稱。再者，被告亦坦承其係「牛奶」者，亦坦承「牛奶」與「陳國生」係二個不同男子。按「咬錢虎」此一無專屬性之暱稱，係上層詐騙集團之「牛奶」與「陳國生」二個不同男子共同用來指揮下層之工作稱號，從而證人李奕暄才能如此清楚的說明「牛奶」與「陳國生」之不同，同時也說明了「牛奶」與「陳國生」有於詐騙行為期間共同使用「咬錢虎」此一稱號。是證人李奕暄自始至終並無原判決所述任何不實之情形，原判決徒以短短數語言即認證人李奕暄於歷年偵查審判中所有具體、時間、地點、情節之證詞真實性有所問題，此部分容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處。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新凱亦係親自見聞並受被告指揮向證人李奕暄收錢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人。「牛奶」即係本案被告，已然確定，證人黃新凱又係對「牛奶」即被告所駕駛 BMW3車輛印象深刻，足見證人黃新凱並無原判決所述僅係依憑其對於「咬錢虎」此一「名字（暱稱）」之認知，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事實明顯與事實不符，且與論理法則有違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上揭所稱「其他必要之證據」即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印證，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相當確信者，始足當之。故簡言之，「補強證據」即係補強自白之證據，以補強證據之存在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之真實。原則上應符合下述3要件，即：(1)應具有證據能力。「證據」既具有作為嚴格證明資料之能力或資格，所謂「補強證據」自應具「證據能力」或稱「證據資格」，此亦經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所闡明。相對地，與「彈劾證據」，主要用來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目的在動搖證言的憑信性，減低證人在審判時證言之證明力，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可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自有不同。(2)補強證據與自白間應不具同一性或重複性。否則僅屬與自白相同之證明力薄弱的「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3)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且對於待證事實認定具有實質價值。至是否具有上開關聯性或其實質價值如何，則須委由法院經過合法調查並評價後，始能認定該補強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以及其強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即令共犯自白其本身不利之犯罪事實，已先有補強證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事實之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以其他證據資為補強。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他被告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　㈡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奕暄固於警詢時證稱：「陳國生」於詐騙集團中負責指揮，「牛奶」是「陳國生」的專屬司機及助手，特徵為高約170公分、身材較瘦、有戴眼鏡、駕駛黑色BMW 汽車，汽車車尾標誌周圍有紅邊，但我不記得車號；我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期間，基本上都是「牛奶」指揮我領取包裹，「陳國生」是「牛奶」的老闆，「陳國生」有時候也會跳過「牛奶」指揮我去領取包裹；我除了領取包裹外，也曾擔任收水的工作，我曾經與「陳國生」、「牛奶」碰面，並且當面把錢交給他們；「牛奶」曾經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以暱稱「咬錢虎2.0」，指使我去領錢等語（分見109年度偵字第31024號卷第11頁、第27至29頁、第74至75頁；110年度偵字第1501號卷第64頁）；於偵查中證稱：「牛奶」會透過通訊軟體群組跟我說要去哪裡領取資料，領到包裹後，我再將包裹拿去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之「金國花檳榔攤」交給「牛奶」，「牛奶」跟「陳國生」是不同人，都是男的，另外「牛奶」還會叫我將提款卡及存摺送去指定地點，交給綽號「智障」的人等語（見109年度他字第12788號卷第100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在庭的被告即為通訊軟體TELEGRAM 上暱稱「咬錢虎」之人，當時被告命令我去領取包裹，領完包裹後就交給被告，共同正犯陳俊德即為「陳國生」，被告曾經拿手機給我看，跟我說這是他的通訊軟體TELEGRAM上帳號，暱稱就是「咬錢虎」，被告的LINE帳號是「牛奶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79至483頁）。惟其既參與本案犯行，為本案之共犯，則其於警詢時、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上開證述均屬共犯之自白，揆諸上開說明，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唯一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始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㈢證人即共同被告黃新凱雖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大約是從109年10月初加入詐欺集團中，「牛奶」即被告招募我加入，我加入之後都是接受被告指示從事領取包裹或收水工作，被告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暱稱為「咬錢虎」，被告並擔任共同正犯陳俊德的司機，並指揮我和共同被告李奕暄收取贓款及領取包裹等語（分見110年度少連偵字第221號卷一第 61至65頁；110年偵字第1501號卷第417至41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改口證稱：我對於在庭的被告是否為「牛奶」或「咬錢虎」，已經沒有印象了，我不確定有沒有看過被告，我之所以知道「牛奶」、「咬錢虎」即為被告，是因為詐欺集團成員告訴我的，我現在已經認不出來在庭的被告是何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93至298頁），其前後證述，顯有不同，檢察官復未提出證人黃新凱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或其他證據以補強證人黃新凱先前所為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之可信性，則證人黃新凱上開指證被告即為詐欺集團成員「牛奶」、「咬錢虎」一節是否屬實，即有疑問，是本院自難執證人黃新凱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而為證人李奕暄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㈣觀之共同被告李奕暄持用手機內與暱稱「牛奶奶」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其中對話內容大多談論有關於擔任司機或接送他人等事項，此有上揭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在卷足憑（分見 110年度偵字第1501號卷第79至96頁；110年度偵字第3121號卷第41至45頁），上揭對話內容未見有指揮他人領取詐騙款項，抑或有關於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等情，遑論進而認定被告亦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節。　㈤綜上勾稽以觀，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奕暄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內容，雖屬不利被告之證詞，惟其證述內容既屬共犯之自白，揆諸上開說明，自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唯一證據，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本案既欠缺其他補強證據，自無從認定被告確有參與本案犯行。㈥綜上所述，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原判決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之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吳昀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2025-03-19

TPHM-113-上訴-5057-20250319-1

交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24號上訴人即被告潘孝韋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 月18日所為113年度交簡字第133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撤緩偵字第106 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潘孝韋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潘孝韋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見本院交簡上卷第34、62頁），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之原審判決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論述駁回上訴及宣告緩刑之理由於後。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犯後深感悔意，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現已知錯，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被告亦願支付公益金，請求給予緩刑宣告，以勵自新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㈠、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所稱「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係指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遽予宣告法定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參照）。　⒉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將增加用路人無端風險，亦有危及自身安全之虞，且交通事故動輒造成死傷，其潛在危害不言可喻，況屢經政府對此大力宣導，被告實難諉為不知，故此類犯行在客觀上實無值得憫恕之處。參酌被告自述其於民國 112年10月22日深夜1時至3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某酒吧與朋友飲用啤酒4、5罐後，於同日凌晨5時許，欲返回桃園居處時，未待代駕司機抵達現場，即逕自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停車場駛出並臨停在黃網線上，嗣為警攔檢盤查而查獲酒後駕車等語（見速偵卷第10 至12、59頁）。則被告之居所地與飲酒處所既非在同一地點，兩處間隔相當距離，本即有賴交通工具返家之必要，且其明知不論行車距離長短，均不應於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上路，然被告於上開時、地，甫飲酒結束後未滿2小時，未待代駕司機抵達，即為貪圖一時之便，逕自駕駛上開自小客車駛出停車場，並臨停在黃網線上；再衡以被告為警攔查時所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0.57毫克，且本案倘如被告所述，其既已聯繫代駕司機，自應在現場等待即可，實無不得已、必須於飲酒後，逕自駕駛汽車駛出停車場之事由。則被告就依憑其個人自由意識所能完全自主決定控制之飲酒後不開車、開車前不飲酒一事，因心存僥倖心理而故意犯罪，是本件綜合被告之客觀犯行及主觀惡性，均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自難認本案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㈡、本案原審判決並無量刑過重之情事：　⒈被告上訴意旨雖認原審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1萬元係過重，請求本院從輕量刑云云。惟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均同此見解）。準此，除非原審判決所宣告之量刑逾越法定刑度，或有過重或失輕之不當，否則不應任意指摘原審之量刑違誤，進而撤銷其判決。　⒉原審業以被告罪證明確，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4 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幸未肇事造成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實害，復考量被告為警查獲時，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7毫克，及其於警詢中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1萬元，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足見原審就量刑輕重之準據，已論敘綦詳，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經核尚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故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重，難認有據。㈢、綜上，被告提起本案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宣告緩刑部分：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該緩刑制度係附隨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乃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弊端而設。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交簡上卷第55至56頁）。本院經審理並衡酌全案情節，認被告所為固非可取，但考量被告自陳其學歷為高中肄業，於案發時從事車床工作、月收入 35,000元、尚需扶養1名未成年幼子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交簡上卷第62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可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刑事程序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㈢、再審酌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雖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但為使被告確切知悉其所為仍屬對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2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又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筠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2025-03-18

TPDM-113-交簡上-124-20250318-1

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上訴人即被告鄭泓林選任辯護人朱龍祥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6 日所為113年度簡字第503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3099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認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鄭泓林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鄭泓林與陳瑋馨原為非同居之男女朋友，於民國111年8月5日晚上11時許，在鄭泓林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雙方因陳瑋馨拿取鄭泓林手機一事發生爭執，鄭泓林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朝陳瑋馨右側臉部揮拳，並將陳瑋馨壓制在地板上，致陳瑋馨受有右臉部瘀傷2×2公分、右肩瘀傷1×1公分之傷害。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鄭泓林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因告訴人陳瑋馨拿取被告手機一事發生爭執，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伊沒有動手揮拳打告訴人之右臉及身體等處，告訴人所受傷勢係屬舊傷或其自殘、自傷所造成，均與伊無關云云。經查：㈠、被告與告訴人原為非同居之男女朋友，於111年8月5日晚上11 時許，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雙方因告訴人拿取被告手機一事發生爭執，嗣告訴人於同年月7日至醫院驗傷，經醫師檢查發現其受有右臉部瘀傷2×2公分、右肩瘀傷1×1公分之傷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簡上卷第39至40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證、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下稱雙和醫院驗傷診斷書）、告訴人受傷情形照片等件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被告於原審原坦承認罪，嗣提起上訴後，於本院改口否認犯行，並以前詞置辯。惟：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偵查時及本院審理中均證稱：伊拿被告手機查看，因被告不願意，欲取回手機，於衝突過程中，被告對伊大吼說：「已經忍你很久了」，接著就徒手朝伊右臉揮拳，並用身體及手將伊壓制在地板上；伊遭被告壓制時係臉部朝上，可看到被告的臉，且被告係以類似伏地挺身之動作壓在伊身上等語（見偵卷第15、112頁，本院簡上卷第95、97、102至103頁）。參以告訴人於偵查時、本院審理中作證前，均經檢察官、審判長告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後具結等情，有偵訊筆錄、本院審理筆錄、證人結文在卷足稽（見偵卷第111、117頁、本院簡上卷第 93、121頁），而偽證罪及誣告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相較於傷害罪之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偽證罪及誣告罪均係屬較重之罪，又考量告訴人身為女性，對於大部分女性而言，臉部容貌完整、無受傷缺損係屬重要之事，衡情告訴人應無於本案作證時故為虛偽證述，或為誣指被告傷害而自行事後加工、捏造虛假傷勢，使自己臉部容貌受傷、蒙受皮肉痛苦，並自招刑度較重之偽證罪或誣告罪責追訴風險之可能，故告訴人上開證述堪為可信。再參以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告訴人搶伊手機，伊試圖取回手機時，因告訴人衝撞，故伊才動手打告訴人，告訴人也有動手反擊等語（見本院訴卷二第51 頁），是堪認於本案衝突過程中，被告確有以徒手朝告訴人右側臉部揮拳，並將告訴人壓制在地板上之事實。　⒉告訴人於案發後，經醫師驗傷檢查發現其受有右臉部瘀傷2×2 公分、右肩瘀傷1×1公分之傷害等情，有雙和醫院驗傷診斷書）、告訴人受傷情形照片附卷足憑（見偵卷第19至23頁）。本院審酌上開驗傷診斷書係由醫師於本案衝突發生後，經檢查告訴人之身體、檢驗傷勢情況後所製作之文書，可信度極高，且告訴人右臉部及右肩所受瘀傷，核與其所述因遭被告徒手朝右臉揮拳攻擊、將其壓制仰躺在地板上所受之傷勢部位相同，又告訴人指證其受傷經過情形之證詞堪可採信，且其所受前揭瘀傷，並非於案發後，為誣指被告而自殘、自傷所造成，業如前述，再佐以證人即被告之女鄭雅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未曾看到告訴人臉上有舊傷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109頁）。是告訴人所受前揭傷勢，應係於本案衝突過程中，因遭被告以徒手朝其右側臉部揮拳，並將其壓制在地板上所致成傷，應堪認定。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如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及原判決撤銷之理由：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基於同一傷害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先後接連以徒手朝告訴人右側臉部揮拳，並將其壓制在地板上，而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係侵害告訴人同一法益，依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評價為事實上一罪之接續犯，而僅論以一罪。㈡、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⒈按簡易判決處刑，除限制刑罰效果應為輕微之「虛刑」（即原則上不拘束被告之人身自由，或給予緩刑宣告，或易以罰金、社會勞動）外，更限制不得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諭知，以貫徹刑事簡易程序制度設計之本旨。而無罪判決，係指經法院為實體之審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之實體判決而言。除單純一罪或數罪併罰案件以判決主文宣示者外，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因在訴訟上只有一個訴權，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其一部判決效力及於全部，法院如認一部成立犯罪，其他被訴部分不能證明犯罪時，僅能為單一主文之有罪判決，其不能證明犯罪之部分，則於判決理由內，說明因係被訴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故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而就實際上言，此仍屬已受法院為實體審理之無罪判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倘其中一部分犯罪不能適用簡易程序者，全案應依通常程序辦理之，乃訴權不可分、程序不可分之法理所當然。從而，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除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外，其認案件有前述不能適用簡易程序之情形者，自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始符法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1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檢察官起訴及原審判決均認告訴人因遭被告以徒手揮拳、壓制在地之攻擊行為，除受有右臉部瘀傷2×2公分、右肩瘀傷1×1公分之傷害外，「另受有右前臂瘀傷、左前臂瘀傷、右手背瘀傷、右小腿瘀傷及血腫、左小腿瘀傷、左大腿內側瘀傷之傷害」，惟本院就此部分認應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詳如後述），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案即有不能適用簡易程序之情形，原審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實有未洽，被告執此為由上訴，為有理由，是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之撤銷改判，並自為第一審判決。　⒉被告就本案所為傷害犯行，經檢察官以「通常程序起訴」後，由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2782號案件受理繫屬，後改分為112年度訴字第169號案件，嗣雖經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 69號）以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為由，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規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113年度簡字第503號為簡易判決處刑，惟被告對該簡易判決提起上訴，並於本院簡上訴訟程序中，始終否認犯罪，自難認被告於原審確已就本案自白犯罪。從而，原審改依簡易判決處刑之程序，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所定「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不符，容有未洽。　⒊被告於原審並無自白犯罪之認罪真意，且就原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並改口否認犯行，足見被告犯後並未悔悟，亦未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犯後態度難謂良好。準此，本案量刑基礎既已有變更，原審未及審酌此犯罪後態度而為科刑，亦非妥適。　⒋再按，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此即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之原則。惟其所稱：「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係指第二審法院依同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規定，認為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之第二審上訴有理由，或其上訴雖無理由，但原判不當或違法，而將第一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第二審判決者而言，不包括同法第369條第2項所定：「第二審法院因原審判決未諭知管轄錯誤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如第二審法院有第一審管轄權，應為第一審之判決」之情形。因於後者，第二審法院所為之判決，係基於其管轄權所為之「第一審判決」，而非「第二審判決」，不生與原無管轄權之下級審錯誤判決比較輕重之問題，自與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無涉，此乃當然之法理。又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同法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除第361條外之規定。是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經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不得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之情形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 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原簡易判決，逕依通常程序審判，所為之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最高法院91年台非字第21號判例意旨參照）。地方法院合議庭於此情形所為之判決，既屬「第一審」判決，而非「第二審」判決，即與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2項所定自為「第一審判決」之性質相同，縱原簡易判決係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上訴者，仍無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故本案雖係被告上訴，但原審判決適用法律既有前述不當情形而應予撤銷，並由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判，暨自為「第一審判決」，揆諸前開說明，本案即無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之餘地，而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⒌綜上，原審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實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有違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是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之撤銷改判，並自為第一審判決，且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而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時為男女朋友，雙方因告訴人拿取被告手機查看一事致生衝突，詎被告未能克制自身情緒，率以徒手朝告訴人右側臉部揮拳、將告訴人壓制在地，致告訴人受有右臉部瘀傷2×2公分、右肩瘀傷1×1公分之傷害，所為實有不該，應予責難；復考量被告提起上訴後，改口否認犯行，辯稱其於原審實無自白認罪之真意云云，且迄今未能主動、積極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損害或求得原諒，亦未見被告有何悔悟之意，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述學歷為專科畢業，尚需扶養3個小孩及分擔父母生活費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115 頁），暨犯罪之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前揭時、地，基於傷害之犯意，以上述犯罪手段對告訴人為攻擊行為，除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右臉部、右肩之淤傷外，另受有右前臂瘀傷、左前臂瘀傷、右手背瘀傷、右小腿瘀傷及血腫、左小腿瘀傷、左大腿內側瘀傷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就本案所為之傷害犯行，除使告訴人受有前述有罪部分之右臉部、右肩瘀傷外，另受有右前臂瘀傷、左前臂瘀傷、右手背瘀傷、右小腿瘀傷及血腫、左小腿瘀傷、左大腿內側瘀傷之傷害等語，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證、承辦警員職務報告、現場回報紀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現場照片、告訴人之雙和醫院驗傷診斷書、告訴人受傷情形照片、被告之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被告受傷情形照片等件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發生衝突，惟否認有何傷害犯行，並辯稱：告訴人四肢傷勢係屬舊傷或其自殘、自傷所造成，均與伊無關等語。經查：㈠、被告於上開時、地，因告訴人拿取被告手機一事，而與告訴人發生爭執，於衝突過程中，被告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朝告訴人右側臉部揮拳，並將告訴人壓制在地板上，致告訴人受有右臉部瘀傷2×2公分、右肩瘀傷1×1公分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依憑前述卷證認定，而為有罪之論斷如前。㈡、告訴人於案發後，依雙和醫院驗傷診斷書及告訴人受傷情形照片（見偵卷第19至25頁），雖可見告訴人受有右前臂瘀傷、左前臂瘀傷、右手背瘀傷、右小腿瘀傷及血腫、左小腿瘀傷、左大腿內側瘀傷之傷害，惟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將伊壓制在地板上時，伊有用腳踢被告，所以大小腿才會受傷；伊手臂所受傷勢，應該是遭被告壓制時受傷，或有可能係伊以徒手反擊、毆打被告之過程中，用手打被告打到瘀傷；嗣伊掙脫被告之壓制或被告自行鬆手後，伊有打被告一拳，並將被告的眼睛打到流血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95、97、103頁）。則告訴人四肢所受傷勢，究係因遭被告壓制在地時所傷？抑或是告訴人於反擊時，因以徒手毆打、腳踢被告而致成傷，實非無疑，即難遽認係因被告之行為所致。㈢、再參以證人鄭雅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聽見爭執聲而進入被告房間時，有看到告訴人正在打被告，且伊於案發前曾看過告訴人四肢有舊傷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107至109頁）。益徵被告辯稱告訴人所受右前臂瘀傷、左前臂瘀傷、右手背瘀傷、右小腿瘀傷及血腫、左小腿瘀傷、左大腿內側瘀傷，可能係告訴人於案發前原有舊傷，或於本案衝突中，因告訴人以徒手毆打、腳踢被告之反擊行為所自行造成等語，尚非全然無稽。五、依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直接及間接證據，因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就本案所為之傷害犯行，除使告訴人受有前述有罪部分所認定之傷害外，尚受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其他四肢傷勢，依罪疑惟輕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惟倘被告就此部分成立犯罪，因與上開有罪部分具有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規定，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雅方提起公訴，並由檢察官吳春麗、凃永欽、林秀濤、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18

TPDM-113-簡上-106-20250318-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傷害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1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怡美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0 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鄭怡美犯傷害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鄭怡美與李孟訓為鄰居，兩人分別居住在臺北市○○區○○街000號3 樓、1樓。於民國112年8月20日上午11時30分許，李孟訓以鄭怡美自上址3樓往樓下倒下不明液體為由，至3樓欲與鄭怡美理論，待鄭怡美將3樓住處大門打開後，李孟訓未得鄭怡美允許，即逕自穿過開啟之大門而進入鄭怡美住處前陽台，並企圖欲再強行進入鄭怡美住處之客廳，旋遭鄭怡美阻止，雙方因而在鄭怡美住處前陽台互相推擠拉扯，致生衝突；於衝突過程中，鄭怡美對於李孟訓未經允許，無故侵入其住宅之現在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自己之權利，本得採取其他適當方法以排除此侵害，然卻基於傷害、毀損之犯意，以徒手毆打、抓拉李孟訓之胸部、腹部、下體等身體部位，及以徒手撕扯、抓拉李孟訓之運動短褲，已逾越當時必要程度而防衛過當，致李孟訓受有前胸壁擦挫傷、左側肩部擦挫傷、腹壁擦挫傷、雙側大腿擦挫傷、會陰部挫傷之傷害，且造成運動短褲破裂損壞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李孟訓。　　理　由一、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鄭怡美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因告訴人李孟訓未得允許而無故侵入其住宅致生衝突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毀損之犯行，辯稱：伊沒有傷害、毀損之犯意，只是要阻擋告訴人進入屋內云云。經查：㈠、被告與告訴人為鄰居，兩人分別居住在臺北市○○區○○街000號 3樓、1樓。於112年8月20日上午11時30分許，告訴人以被告自上址3樓往樓下倒下不明液體為由，至3樓欲與被告理論，待被告將3樓住處大門打開後，告訴人未得被告允許，即逕自穿過開啟之大門而進入被告住處前陽台，並企圖欲再強行進入被告住處之客廳，旋遭被告阻止，雙方因而在被告住處前陽台互相推擠拉扯，致生衝突；嗣警員余易展獲報到場處理，發現告訴人所穿之運動短褲破裂損壞不堪使用，且下體（即陰莖、陰囊等生殖器）外露；又告訴人於案發後同日下午1時許至醫院驗傷，經醫師檢查發現其受有前胸壁擦挫傷、左側肩部擦挫傷、腹壁擦挫傷、雙側大腿擦挫傷、會陰部挫傷之傷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證、證人即被告母親鄭吳桂英、證人即警員余易展之證述、告訴人於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告訴人運動短褲破損照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警員密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等件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關於告訴人係未經被告允許即無故侵入被告住宅之部分：　⒈被告於警詢中、偵查時、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供稱：伊住家大門共有二道，靠外側之第一道大門是沒有貓眼（防盜窺視孔眼）的銅門，第二道為鏤空之不鏽鋼門；案發當天早上，伊因聽聞有人敲門聲，以為是母親出門買菜回來，伊要幫忙提菜，乃將二道大門均打開，但卻發現是告訴人在敲門，並指稱伊從樓上往下傾倒不明液體，要入內查看云云，未得伊允許，即逕自穿過開啟之大門，進入伊住處前陽台，並企圖欲再進入客廳，伊不同意，遂以身體擋在前陽台與客廳間之紗門外，與告訴人發生推擠拉扯衝突；又於案發前，伊與告訴人間即因1樓房屋違建拆除乙事而有糾紛，倘若伊知道案發當天是告訴人在敲門，伊根本不會開門讓告訴人進入等語（見偵卷第8至10、92頁，本院易卷第22、66至67頁），並有被告住家二道大門、前陽台及紗門之照片附卷足憑（見偵卷第97、99、103、105頁，本院審易卷第31頁、易卷第 109頁），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案發前，被告以1樓房屋係違建為由，對伊提告要求拆屋還地，嗣於某日（按：據被告供稱係112年7月31日，見本院易卷第 70頁），伊跟隨被告搭乘捷運至被告上班之公司門口，想與被告討論有關拆屋還地之事等語（見本院易卷第70至71頁）。堪認被告與告訴人於本案案發前，即因告訴人所有之1樓房屋涉及違建、無權占有土地等爭議而有嫌隙，告訴人甚至曾尾隨、跟蹤被告至上班處所。再佐以案發當時因被告母親出門買菜，故僅有被告一人在屋內，而被告住家大門因無防盜窺視孔眼，故必須將二道大門均打開後，被告才能看到站在屋外敲門者係何人等情，已如前述，則被告與告訴人既有夙怨，衡情，被告應無可能在無他人陪同之情況下，任由告訴人進入被告住處。是由上各情勾稽以觀，本案案發當天上午11時30分許，告訴人未得被告允許，即逕自穿過開啟之大門而進入被告住處前陽台，並於企圖欲再強行進入被告住處客廳時，因遭被告阻止，雙方遂在被告住處前陽台互相推擠拉扯，致生衝突等情，應堪認定。　⒉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偵查時及本院審理中雖均證稱：伊因遭被告自樓上往下傾倒之不明液體滴濺，遂上3樓，欲找被告理論；被告打開其住處大門後，向伊表示該液體是洗衣服的水、是乾淨的水，並叫伊進去看，伊乃進入被告住處，並非未得被告同意即擅自侵入住宅；嗣被告以伊腳上有水為由，要求伊在前陽台等待水乾再進去，但於伊等待時，被告聽聞其母親返家之聲音後，不知為何，即徒手抓伊下體，並一邊呼喊救命；伊實在是不知道被告為何會無緣無故攻擊伊下體云云（見偵卷第16、90頁，本院易卷第68至69、71至72 頁）。惟被告與告訴人間素有嫌隙，已如前述，衡諸一般常情，被告應無可能任由與其有夙怨糾紛之告訴人進入屋內。再者，倘若告訴人確有徵得被告同意而進入屋內，何以被告會突然無緣無故攻擊告訴人下體？甚至大聲呼喊？此舉除引起鄰居及他人之注意，而使被告涉嫌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公諸於眾外，對於被告而言，實無任何益處。是告訴人前揭證述，顯然不合邏輯且違背常理，自難採信。㈢、關於告訴人受有本案傷勢情形及其運動短褲破裂損壞，均係因被告之行為所致部分：　⒈本案衝突發生後，警員余易展獲報到場處理，發現告訴人所穿之運動短褲破裂損壞不堪使用，且下體即陰莖、陰囊等生殖器外露；又告訴人於案發後，經慈濟醫院醫師檢查發現其受有前胸壁擦挫傷、左側肩部擦挫傷、腹壁擦挫傷、雙側大腿擦挫傷、會陰部挫傷之傷害等情，已如前述。　⒉本院審酌上開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係由醫師於本案衝突發生後，經檢查告訴人身體、檢驗傷勢情況後所製作之文書，可信度極高，且告訴人所受傷勢及運動短褲破損狀況，核與其指訴因遭被告以徒手毆打、抓拉胸部、腹部、下體等身體部位，及以徒手撕扯、抓拉運動短褲之情節相同。又男性生殖器係屬重要部位，如遭受外力攻擊，將使該男性承受莫大劇烈之疼痛感，此為稍具通常性知識者均知悉之事，故告訴人不可能對自己之生殖器為自傷行為。則告訴人於案發時所穿之運動短褲，於警員到場時既有破裂損壞之情形，且其下體生殖器外露，後經慈濟醫院醫師檢視發現其受有會陰部挫傷與前述傷勢，是綜上足認造成告訴人之運動短褲破損及其受有上揭傷害之原因，應係於本案衝突過程中，因遭被告以徒手毆打、抓拉告訴人之胸部、腹部、下體等身體部位，及以徒手撕扯、抓拉告訴人之運動短褲之行為所致。㈣、關於被告傷害告訴人身體、損壞告訴人運動短褲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但被告防衛行為過當之部分：　⒈按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3 條定有明文。又刑法上之防衛行為，只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已足，防衛過當，指防衛行為超越必要之程度而言，防衛行為是否超越必要之程度，須就實施之情節而為判斷，即應就不法侵害者之攻擊方法與其緩急情勢，由客觀上審察防衛權利者之反擊行為，是否出於必要以定之，並非以有效終止不法侵害為要件，自難僅以該不法侵害經防衛權利者實行正當防衛行為後並未終結，遽謂必然無防衛過當情事；對於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行為是否過當，須就侵害行為之如何實施，防衛之行為是否超越其必要之程度而定，不專以侵害行為之大小及輕重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 2104號、48年台上字第1475號、112年度台上字第68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23條前段規定正當防衛，不罰之違法阻卻事由，係以行為人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本乎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意思，在客觀上有時間之急迫性，並具備實施反擊予以排除侵害之必要性，且其因而所受法益之被害，亦符合相當性之情形，予以實施防衛行為（反擊）者，始稱相當。倘若行為人所實施之反擊，就實施之時間以言，雖符合急迫性之條件，然於客觀上若不具備實施反擊之必要性，或實施之方法（或手段），有失權益均衡之相當性，又該當某一犯罪構成要件者，即該當防衛過剩行為，構成阻卻責任之事由，而為行為阻卻責任應予審認之範疇，仍具備行為之違法可罰性，自亦應依法課予應負之刑責，此與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不具違法可罰性者，究有不同，不容混為一談。又實施正當防衛之行為人，原對其為防衛現在被不法侵害之權利，實施之防衛行為（反擊），已有所認識，質言之，行為人對其所實施之反擊行為，係本於故意之行為，並非欠缺或疏虞注意之過失行為，有以致之。因之，若其實施之防衛行為，悖乎行為動機之必要性與實施方法（手段）之相當性，構成防衛過剩行為時，其應成立之該當犯罪行為亦屬故意犯，並非過失犯（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4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謂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乃指未得該住宅之支配或管理權人之明示或默示認許，且無正當理由而擅行侵入者而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0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告訴人以其遭被告自樓上往下傾倒之不明液體滴濺為由，至3樓被告住處敲門，待被告打開大門後，未得被告允許，即逕自穿過開啟之大門而進入被告住處前陽台，並於企圖欲再強行進入被告住處客廳時，因遭被告阻止，雙方遂在被告住處前陽台互相推擠拉扯，致生衝突等情，業經本院依卷內證據認定如前。則告訴人進入被告住處既未得被告之允許，且縱然告訴人確有遭被告以不明液體滴濺之事實，告訴人大可在被告住家門口與被告理論即可，並無未得被告之同意，即擅自強行進入屋內（包含被告住處前陽台）之正當理由。是告訴人乃「無故侵入被告之住宅」，應堪認定，並堪認被告主觀上係為防衛自己居家安寧之權利，不遭告訴人任意入侵之侵害，而以徒手毆打、抓拉告訴人之胸部、腹部、下體等身體部位，及以徒手撕扯、抓拉告訴人之運動短褲之行為，以阻擋告訴人進入被告住處。從而，被告為上開行為時，客觀上確存有來自告訴人之「現在不法之侵害」，是被告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　⒊然被告所為之上開防衛行為是否超越必要之程度，並非以有效終止不法侵害為要件，自難僅以告訴人無故侵入被告住宅之行為，經被告實行防衛行為後並未終結，即可遽謂被告所為之防衛行為，必然無防衛過當之情事。而查，告訴人無故侵入被告住宅時，其手上未持有任何足以攻擊他人之工具或兇器，且本案衝突發生之地點即被告住處之前陽台，該處係緊連被告住家之大門及客廳，於本案案發時，被告雖正遭告訴人無故侵入其住宅之現在不法侵害，但被告為使告訴人離開其住宅，大可與告訴人保持適當距離，不與被告為直接之肢體接觸、互相推擠拉扯之行為，而採取盡速離開其住處，並對外大聲呼叫，以尋求或引起樓上、樓下鄰居之注意與協助，或轉身返回客廳或房間撥打電話報警等舉措，並非只有徒手毆打、攻擊告訴人，此一方法而已。易言之，被告於本案案發時，應可採取其他適當、平和之防衛方式，以達到排除告訴人無故入侵被告住宅、防衛自身居家安寧權利之目的。但被告卻捨其他更適當、平和之防衛手段而不為，率以徒手毆打、抓拉告訴人之胸部、腹部、下體等身體部位，及以徒手撕扯、抓拉告訴人之運動短褲之行為，致告訴人受有上開身體之傷害及運動短褲破裂損壞不堪使用之損害。被告採取此等侵略性甚高之手段，以行防衛之事，實難認為具有反擊之必要性，且其所實施之方法、手段，亦有失權益均衡之相當性，而屬「防衛過當」行為，自不得阻卻行為違法，僅得減免罪責。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如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54條之損壞他人物品罪。㈡、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 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㈢、被告主觀上雖係基於正當防衛之意思而為本案犯行，然其所為已逾越當時必要之程度而屬防衛過當，業如前述，爰衡酌當時情狀及被告行為過當之程度，依刑法第23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遭告訴人無故侵入其住宅之現在不法之侵害，未能妥適採取更適當之方式以防衛自己之權利，率以逾越必要程度之手段，致告訴人受有前揭身體傷害及運動短褲破損之損害，所為尚非可取，而應責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且迄今未就其行為致告訴人所受損害給付任何賠償或達成和解；兼衡被告自述學歷為大學畢業、在銀行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3、4萬元，需扶養母親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易卷第92頁），及除本案外，無其他犯罪前科之素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卷第47頁），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與被告於本案衝突過程中亦受有傷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規定，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易萱提起公訴，並由檢察官劉文婷、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18

TPDM-113-易-1415-20250318-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58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瓊芬選任辯護人趙立偉律師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05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瓊芬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瓊芬與告訴人蘇青宏分別為居住在同棟公寓（地址詳卷，下稱本案公寓）之2樓、1樓鄰居，平時相處不睦。被告基於公然侮辱、傷害及強制之犯意，於民國 112年11月28日16時36分許，在本案公寓1樓大門口之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處所，以「垃圾走開啦」、「跟神經病一樣」、「神經病」等語（下稱本案言論）辱罵告訴人，足以貶損告訴人人格，被告並先持書包揮打告訴人身上，告訴人見狀往門外跑去，被告追逐在後，繼續持書包揮打告訴人背部，待雙方返回本案公寓後，告訴人跟著被告身後欲上樓，被告竟持書包及鑰匙再次毆打告訴人，並用手推告訴人肩膀，造成告訴人摔下樓梯，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使用公用樓梯上樓之權利，並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擦傷、頭部、頸部、背部、雙膝及右足多處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第304 條第1項之強制等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復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可資參考。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再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531號判決參照）。況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並經最高法院著有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可資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傷害等犯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中及偵查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中及偵查時之指訴、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112年11月28日診斷證明書（下稱本案診斷證明書）、「0000000告訴人所報傷害、妨害自由、公然侮辱監視器畫面」之影像光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8月1日勘驗報告、被告提供之監視器擷圖等件為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為本案言論，且有以手上書包揮向告訴人各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等犯行，並辯稱：其向告訴人為本案言論，係避免被告糾纏，以手上書包揮向告訴人，但不確定有無打到，其上樓過程中，未以鑰匙或拳頭朝告訴人毆打，或伺機推倒告訴人，告訴人沒有因此摔下樓，況其也不知告訴人受有診斷證明書所示傷害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一）被告與告訴人相處不睦，才為本案言論，僅為抒發過往不滿的情緒；又依本院勘驗筆錄所示，雙方當天衝突起因，乃告訴人在大門阻擋被告，不禮貌地向被告說走開，加上想起告訴人長期濫訴，還霸佔地下室，上鎖阻止其他住戶使用等不愉快經驗，被告回話「垃圾走開」，又見告訴人腳踹其子，引起被告後續以書包揮打，告訴人尾隨被告上樓，還以言語挑釁被告，其才回稱告訴人「神經病」，被告僅在發洩情緒，非有意貶抑告訴人人格，難認有公然侮辱之犯行；（二）告訴人所提之驗傷單，僅可證明伊受有此一傷勢，然成傷原因不明，縱被告以手持書包揮向告訴人背部，但此舉不可能成傷，又被告持書包追趕告訴人至門外，僅因見告訴人腳踹其子，其面對此一不法侵害，始採取防衛之舉，難謂不當；又告訴人指雙方在樓梯間推擠，甚至遭到被告毆打、推擠，而摔下樓，但此均為告訴人單方之指訴，別無其他證據可佐，難認實在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鄰居關係，一直相處不睦；被告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為「垃圾走開啦」、「跟神經病一樣」、「神經病」等本案言論，並手持書包揮向告訴人，告訴人見狀往門外跑去，被告追逐在後，待雙方返回本案公寓後，告訴人還欲跟隨被告身後上樓；告訴人到院檢查，發現伊受有左手肘擦傷、頭部、頸部、背部、雙膝及右足多處挫傷等傷害等情，被告對上情均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指證相符，並有前開非供述證據為憑，堪認上情屬實。　㈡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部分：　⒈被告於本案中對告訴人為「垃圾走開啦」、「跟神經病一樣」、「神經病」等言詞，然否認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從而，理應究明者，厥為「本案言論是否為貶損告訴人名譽，而屬侮辱性言論」、「被告行為時，係在本案公寓大門口內，是否該當『公然』之要件」，茲論述如下：　⑴被告向告訴人所述，不該當侮辱性言論：　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 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闡釋甚明（見該判決主文第一項、理由第38 至47段、第53、54段、第56至58段參照）。　②被告先向告訴人發表「垃圾走開啦」之語，依循此一文句之情境及脈絡以觀，被告與告訴人雖為鄰居關係，但告訴人前指伊因被告在本案公寓地下室排風口張貼廣告紙，而登門理論，被告也曾手持掃帚毆打伊之頭部，因而使伊受有傷害，遂提出傷害告訴，經檢察官調查證據後，認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告訴人亦代理母親蘇林盞，指被告未經蘇林盞同意，無故侵入本案公寓地下室，提出侵入住宅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其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各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136號不起訴處分書、112年度偵字第2136號不起訴處分書及卷附前案紀錄表等件可憑（見偵卷第63頁至第67頁，本院易字卷第11頁），告訴人於本案中又對提出公然侮辱、傷害及強制等告訴，對於迄今無犯罪前科之被告而言，告訴人反覆提告，無疑使被告對告訴人之印象不佳，雙方相處不睦，並無使人感到意外。從而，被告對於告訴人所作、所為，迄至案發時累積許多不滿、負面情緒，自可想像。　③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中證稱：伊於案發時，原打算回到該處1 樓店面，見面先稱被告「小芬」，被告竟回稱「垃圾」，問伊怎麼擋在這裡，之前伊有向被告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因罪證不足為不起訴處分無誤，但伊不知被告何以會這樣稱呼自己，被告斥稱伊「跟神經病一樣」、「神經病」，是被告在 1樓發生衝突時所述，被告追打伊至門外，等雙方又回到該處後，被告向伊斥稱，伊對此感到受辱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第72頁、第74頁至第75頁）。反觀被告乃稱：其會罵告訴人，是知道伊將會上來糾纏，希望告訴人讓開，雙方先前有不愉快的訴訟經驗，其遭到告訴人在1樓鐵門後，裝置監視器拍攝，才有一連串的爭執存在，當天係見告訴人擋路，其才會生氣而出此等言語，非有意侮辱告訴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4頁）。另見本院勘驗筆錄所示，被告見到告訴人在 1樓大門內側擋住不動，遂向告訴人稱「垃圾走開啦!」；告訴人稱：「你為什麼不放過我啊！」，被告稱告訴人何以要擋在該處，攜其子繞過告訴人，告訴人要被告不要踩腳，告訴人之後轉身抬腳，踢向被告之子，被告才以書包揮打告訴人身上，還追趕跑出門外的告訴人（見本院易字卷第69頁至第70頁）。再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之勘驗筆錄所示，被告稱告訴人「跟神經病一樣」，是不滿告訴人擋在大門口，告訴人稱被告沒有說借過，一路尾隨被告並與之理論，被告回稱告訴人「神經病」，見告訴人於過程中發出「嚕嚕嚕」的聲音，還斥被告講話不清楚（見偵卷第87頁）。綜以雙方上開供詞及前揭勘驗筆錄內容相互對照，益徵被告不解告訴人擋在走道中央之動機，加上雙方宿怨，才向告訴人口出「垃圾走開啦」、「跟神經病一樣」等語，嗣被告及其子上樓返家，告訴人緊隨其等身後，持續以「妳有跟我說借過嗎？」追問被告，常人若遇此情狀，感到恐慌與緊張，乃係一般反應，遑論被告與告訴人素來不睦，雙方至興訟制裁之程度，又不樂見告訴人刻意擋住去路，被告才口出「垃圾走開啦！」，衝突一觸即發，告訴人仍對被告一行緊隨、追問不休，使被告累積情緒，呈現忿忿不平，進而口出本案言論，揆諸上開規定與判決意旨，當屬情緒抒發，難謂告訴人指被告故意出言，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指訴有據。　⑵本案公寓樓梯間難該當「公然」之要件：　①按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亦屬之。公寓樓梯間雖僅供住戶出入通行，然就公寓整體言，樓梯間亦為公寓之一部分，而與公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故侵入公寓樓梯間，難謂無同時妨害居住安全之情形，自應與侵入住宅同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4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大樓式或公寓式住宅之地下室，乃附屬在大樓或公寓，為該種住宅居住人生活起居場所之一部分，與住宅之關係密不可分，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704號判決意旨可參。　②被告在本案公寓樓梯間發表本案言論，樓梯間對於被告與告訴人等公寓住戶而言，雖就民法所有權之歸屬，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然誠屬各住戶日常出入必經之通道，亦與各住戶確保居住安全、安寧等息息相關，例如：現今大樓式或公寓式住宅，出於安全考量，於各層樓梯間安裝監視設備，已非少見，足見樓梯間與各住戶間密不可分，屬不可或缺之一部分，自應與住宅空間同視。職是，本案公寓樓梯間，與一般公共場所、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等相較，樓梯間應視為住宅之延伸，與一般公共場所、道路等，常人欠缺對該處居住安全與安寧之期待，自難以同等視之。準此，被告在本案公寓樓梯間表示前述言論，究非一般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開場所，是難謂該當「公然」要件。　⑶綜上，被告非故意貶損他人名譽而表示本案言論，且在本案公寓樓梯間為之，不構成「公然」之要件，從而，告訴人所指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犯行，難認有據，自難以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㈢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部分：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中證稱：雙方衝突後隔沒多久，伊就去醫院驗傷了，剛遭被告推下樓時，不知道自己受有那麼多的傷，是在醫院檢查時才知道，伊之手腳挫傷是摔下樓時才發生，被告手持書包揮打伊脖子部分，此處傷勢較不明顯，被告以手推伊下樓時，係手握鑰匙，握拳攻擊伊之脖子，本院勘驗「被證5」光碟時，可以明顯看出螢幕右下方處有出現伊之手及上半身身影，那就是伊摔下樓的影像；當天遭到被告推下樓之後，發現比較明顯的傷痕，就是左手手肘的關節很痛，有擦傷、撞傷的感覺，不至於行動不便，只是會痛，所以就去驗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3頁、第76頁），被告坦認以書包揮打，但否認在樓梯間以手推告訴人下樓，或握拳攻擊告訴人之情。另卷附之診斷證明書所示，告訴人於本案中確受有左手手肘擦傷、頭部、頸部、背部、雙膝及右足多處挫傷（見偵卷第19頁），被告對告訴人受傷不爭執，僅辯稱此與其所為無涉，是理應釐清者，乃為「本案診斷證明所示告訴人身體傷害結果，是否係被告所為？」茲論述如下：　⑴本案診斷證明謹記載告訴人身體受傷之結果，自無從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①被告固坦認有持書包打到告訴人頸部，然告訴人自陳：書包拍打身體，外觀較不明顯等語，堪認被告以手持書包揮打告訴人身上之行為，與本案診斷證明所載，應無關聯。　②告訴人指被告以手推伊而摔下樓一情，佐以本案診斷證明書所載，乃指被告此舉造成「手肘擦傷、頭部、背部、雙膝、右足多處挫傷」等傷害結果。　③告訴人稱被告用手握住鑰匙，呈現拳頭姿勢攻擊頸部等語，乃在對應本案診斷證明書所示伊「頸部挫傷」之傷害結果為是。　④然本院就「0000000告訴人所報傷害、妨害自由、公然侮辱監視器畫面」影像光碟，勘驗檔案名稱「1」之影像檔。該處鏡頭，係自本案公寓地下室鐵門內朝向大門拍攝，樓梯空間屬鏡頭死角，告訴人緊隨被告步入樓梯後，屬鏡頭無法拍攝之範圍，完全無法查得雙方肢體互動，僅能聽聞口角爭執聲音推測，乃屬當然。至偵查中勘驗筆錄內容所示，發現告訴人有揚言：「你推我！」、「你怎麼推我！」，被告回稱：「我自衛」、「你為什麼絆我小孩！」之對話過程（見偵卷第91頁），至多僅能證明雙方有肢體碰觸，不能證明告訴人指稱被告有推伊下樓，甚至用手握住鑰匙呈拳頭姿勢攻擊告訴人之犯行為真。另由偵查中之勘驗筆錄所示，檔案名稱「 2」、「3」等影像檔，監視器均架設在本案公寓外之街道，本無法錄得雙方步入樓梯後之活動，同難以該等畫面證明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之傷害犯行。　⑤本院於告訴人接受交互詰問過程中，僅從「被證5」光碟中隱約見到告訴人些微身影，同無法見得雙方發生肢體衝突之情（見本院易字卷第73頁），更無法由卷存監視器之其餘畫面影像，探究告訴人如何遭被告推下之過程。基此，難以僅憑告訴人之些微身影，遽然斷定本案診斷證明書所示之傷勢，乃係被告所為。　⑥此外，卷內無其他足以認定被告為傷害行為之積極證據。是以，本於「罪疑為輕，利歸被告」之原則，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部分：　⒈告訴人指稱：伊跟隨被告上樓時，遭到被告以手推、拳擊方式摔下樓受傷，還妨害伊登樓用梯，堪認被告以強暴方式妨害伊行使自身權利云云，然依本案之證據資料，實無法證明告訴人所受傷害乃被告造成，已如前述。又被告就有無以其他強暴、脅迫之方式，妨害告訴人上樓登梯之強制犯行，對於此節，徵以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中所證：伊偶爾居住在本案公寓地下室，且為1樓住戶，本可任意使用公設，伊自始沒有走入被告住處，但被告為不讓伊登上2樓，還在1、2樓之樓梯間，以拳頭、鑰匙妨害伊行使權利；雙方在本案公寓之大門內發生口角衝突後，告訴人本想要追究，想到自己在頂樓有衣服沒有收，才有登樓之舉，後來去醫院驗傷，才沒有去收衣服；伊從2樓樓梯間窗口爬進、爬出，通常是在利用1樓增建鐵皮屋頂，站在上面，查看自家是否漏水，每年都有1、2次，但當天要去找被告理論，要被告交代推伊下樓之原因；被告2樓陽台有外推，該處是落地窗，告訴人站在1 樓增建鐵皮屋頂，可落地窗看入屋內，當時除被告及其子外，沒有其他人，伊見無法與被告進一步理論，逕自離去並前往醫院驗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3頁至第77頁），被告堅稱自己沒有在樓梯間手推、拳擊告訴人，也沒有手握鑰匙攻擊告訴人，還提及告訴人知悉家人之作息，案發時也知悉其夫不在屋內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8頁），綜以告訴人指訴、被告供詞比對，可見「被告是否具強制罪之主觀犯意」、「告訴人權利行使是否遭到被告妨害」等節，乃有釐清之必要，茲分析如下：　⑴被告僅欲儘速返回2樓住家，無意攔阻告訴人行使權利：　①按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以行為人有強暴、脅迫之行為，而足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為犯罪構成要件，倘行為人並無強暴、脅迫行為，縱對被害人有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權利之行使，亦不得遽以強制罪相繩；且按強制罪之成立，除行為人在客觀上具有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事實外，行為人主觀上亦必須具有強制故意。　②由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中之證述以觀，足見伊上樓之目的，乃在前往頂樓收衣服。但告訴人於審理中亦稱：當天係要返回一樓商店，才與被告在一樓大門口巧遇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5頁），告訴人是否確有上樓收衣服之意，猶有未明，但足以認定告訴人指自己遭被告妨害之權利，乃是日上樓登梯一事，應屬明確。　③被告於警詢中供稱：被害人欲上樓時，指稱自己遭其以手握鑰匙揮打頸部，致伊摔下樓，還使伊頸部及身上有多處擦挫傷，事實上，告訴人當時緊跟著被告，還欲碰撞其子；其子走在被告後方、告訴人前方之位置，被告為了不要讓告訴人碰撞到小孩，才伸手阻止告訴人，防止伊繼續靠近等語（見偵卷第8頁）。再對照偵查中勘驗筆錄內容，被告斥告訴人何以跟蹤其上樓，但告訴人回稱被告推伊，被告則稱自己係基於自衛（見偵卷第91頁），足徵被告辯解非虛。準此，被告見其子在身側，告訴人緊隨在後而來，雙方前有口角衝突及肢體推擠，為排除告訴人在身後緊隨，達成儘速脫身返家之目的，被告所為一切，自無意攔阻告訴人上樓，較為可信。　⑵告訴人上樓之權利，未遭到被告妨害：　　由被告提供之被證4監視器擷圖（見偵卷第71頁）以觀，本案公寓之樓梯走道狹窄，告訴人為成年男性、體型適中，該樓梯走道僅容告訴人一人通行，若嘗試二人併肩通行，特別如本案被告之女性，雙方難免感到不自在。再以被告與其子在告訴人前方，其面對與告訴人間之最初衝突及向來積怨，打算先行通過樓梯返回2樓住處，一時不讓告訴人先行，尚無不合理之處。又徵以本院於審理中就「被證5」監視器影像光碟，其中「錄製內容0000-00-00 慢動作-跳窗」影像檔、「錄製內容0000-00-00 慢動作-跳窗回來」影像檔等部分，畫面顯示被告偕同子女進入2樓住宅後，告訴人在2樓樓梯間窗口爬進爬出，最終自行步入樓梯下樓等情（見本院易字卷第77頁）。對此，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中證稱：伊當時手腳併用，爬進爬出2樓樓梯間窗戶，應是想要去追問被告打完人就跑進去家裡，伊想找被告理論，但無法達成目的，所以就走了；被告陽台外推且有落地窗，如果踩在1樓增建的鐵皮上，可以看到被告外推落地窗，因被告進去住家，從住家落地窗應可看到我，就能找伊理論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 77頁）。從告訴人上開證詞，足見「伊於當天與被告在樓梯間發生衝突後，一意想找被告理論，將登樓收衣服一事拋諸腦後，見伊爬進2樓樓梯間窗口，企圖行走在1樓增建處的屋頂上，透過被告住家落地窗，再與被告理論，最終無功而返，才手腳並用，攀爬出樓梯間窗口」之說法，尚無瑕疵，然無法據以推認，被告所為係基於強制犯意為之，更難認告訴人登樓用梯的權利，受到有何妨礙之情形。　⑶綜上，被告既無從認定對告訴人有何強暴、脅迫之舉，又其意在排除告訴人緊隨其等上樓，無意妨害伊行使登樓用梯之權利，是難認告訴人指被告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犯行為真。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堪可採信，且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事證，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上開犯行，揆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明婉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傅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林怡雯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2025-03-12

TPDM-113-易-1358-20250312-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奕翔林家弘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少連偵字第1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奕翔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林家弘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　實一、張岑愷（現由本院通緝中）因與郭信良有糾紛，且誤以為其係「西街BAR」之老闆（址在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郭信良為該店之前任經營者，於本案案發時已改由鄭亦凱接手經營），遂於民國112年2月21日深夜0時許，以追討欠款為由，邀約王奕翔、林家弘、趙偉至（現由本院囑託拘提中）及少年李Ｏ緯（姓名詳卷，00年00月生；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3年度少護字第528號裁定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楊Ｏ瑞（姓名詳卷，00年00月生；業經新北地院以113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交付保護管束，並命為勞動服務）、游Ｏ翰（姓名詳卷，00年0月生；業經新北地院以113年度少護字第529號裁定交付保護管束）（上開 3名少年下合稱為少年李Ｏ緯等3人）前往「西街BAR」砸店尋仇。二、張岑愷、王奕翔、林家弘、趙偉至均係成年人，基於與少年李Ｏ緯等3人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聯絡，由少年李Ｏ緯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張岑愷，由趙偉至騎乘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搭載林家弘，由少年楊Ｏ瑞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少年游Ｏ翰，王奕翔自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112年2月21日深夜0時30分許，陸續抵達「西街BAR 」後，一行人即朝店內喧鬧、叫囂，趙偉至、少年游Ｏ翰則在場助勢。三、張岑愷、王奕翔、林家弘與少年李Ｏ緯、楊Ｏ瑞，復承前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而基於恐嚇、毀損之犯意聯絡，由張岑愷對當時在「西街BAR」店內之人即鄭亦凱、客人、服務生等人恫嚇稱：「郭信良欠錢不還，你們店家也不用開了」等語，使鄭亦凱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再由王奕翔持滅火器揮砸，由張岑愷、林家弘各持石頭丟擲，及由少年李○緯持甩棍、楊○瑞持鐵棒，一同朝「西街BAR 」之玻璃大門敲擊，導致該玻璃大門2片均破裂損壞，即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並造成「西街BAR」店內及周邊民眾恐慌，而足生危害於公眾安寧與社會安全。　　理　由一、得心證之理由：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王奕翔於本院審理中、被告林家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訴卷第148、37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鄭亦凱於警詢中之指證情節大致相符，且有證人即少年李Ｏ緯等3人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共同被告張岑愷、趙偉至於警詢中之證述，及「西街BAR」與路口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參，堪認被告王奕翔、林家弘（下合稱為被告2人）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如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第354條之損壞他人物品罪。㈡、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81年台非字第233號判例意旨參照）。是被告2人就本案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恐嚇危害安全、損壞他人物品之犯行，與張岑愷、少年李○緯、楊○瑞之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趙偉至、少年游Ｏ翰就本案所涉聚眾妨害秩序之犯行，均係在場助勢，附此敘明。㈢、被告2人就本案所為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恐嚇危害安全、損壞他人物品之犯行，行為有部分重疊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其等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㈣、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2人於本案行為時均係成年人，而少年李Ｏ緯等3人於行為時均為 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之個人戶籍資料附卷足稽（見少連偵卷第83、89、105頁），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經審判長當庭告知前揭加重其刑之規定後，其等就本案係與少年李Ｏ緯等3人共同實施前揭犯罪事實乙節均供稱全部認罪等語（見本院訴卷第378頁），自均應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與告訴人原均不相識，復無任何債務或夙怨等糾紛，僅因張岑愷邀約，即與張岑愷、趙偉至及少年李Ｏ緯等3人一同前往「西街BAR」砸店、叫囂，且分持滅火器、石頭砸破該店之玻璃大門，而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妨害秩序、恐嚇、損壞他人物品，除使告訴人莫名遭受無妄之災外，並破壞社會公共秩序，且足生危害於公眾安寧與社會安全，所為實有不該，均應予責難；復考量被告2人終均坦承認罪之犯後態度，且被告林家弘已支付賠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予告訴人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訴卷第291頁）；兼衡被告王奕翔自述其學歷為國中畢業，在工地擔任臨時工、日薪1,700元，每月須拿錢補貼家中生活費之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卷第37 8頁）；被告林家弘則供稱學歷為國中肄業，從事粗工工作、月收入4萬元，需扶養父親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訴卷第378至379頁），暨被告2人之犯罪目的、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規定，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易萱提起公訴，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第1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11

TPDM-113-訴-93-20250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