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梁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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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致人於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43號上訴人陳志鴻上列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925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251號，113年度偵字第1110、14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關於傷害致人於死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陳志鴻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對上訴人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關於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如何審酌量刑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三、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於偵、審期間始終坦承犯行，節省司法資源，犯罪後態度良好，乃原審未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量刑過苛，實不利上訴人早日復歸社會、照顧家庭云云。四、惟查：刑之量定及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原判決已敘明第一審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上訴人犯罪手段、所生危害，兼衡上訴人犯罪後坦承犯行，暨其自陳教育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且無違公平正義情形，亦未違反比例、罪刑相當原則等旨，又上訴人尚未與告訴人等成立和（調）解，並未給付告訴人等任何賠償金等情，因認上訴人本案犯罪無情堪憫恕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而維持第一審對上訴人量刑部分判決之理由，屬其刑罰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容任意指摘有量刑過重之違法。五、上訴人上訴意旨皆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略謂：其於偵、審期間始終坦承犯行，犯罪後態度良好，乃原審未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量刑過重，不無違法等語。經核係憑持己見，對於事實審法院刑罰裁量之適法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貳、關於傷害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係撤銷第一審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為該條所明定。本件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等罪案件，關於傷害（犯罪時間為民國112年11月15日）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 項第2款之案件，又原審係維持第一審對上訴人論處傷害罪關於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量刑之上訴。依首開說明，本件無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情形，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猶提起上訴，此部分顯為法所不許，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943-20250326-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22號抗告人謝文景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5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5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明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並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得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其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然該事實、證據，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至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認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免刑之判決」之聲請再審事由，因有關「免除其刑」及「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法院客觀上均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之可能，均足以為法院諭知免刑判決之依據，是前揭再審規定所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如該判決聲請原因案件之聲請人所主張應適用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在內，始符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惟仍以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發現未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如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聲請人於判決確定後，供出其毒品來源之前手，且該前手經法院判處販賣毒品罪刑確定之新事證），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有受免除其刑判決之可能，始符合聲請再審之要件。　　　二、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謝文景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12年度上訴字第289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二所載，主張其係主動告知槍枝位置，之後並自動報繳全部槍彈，符合自首、自白相關規定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足認其有受減刑或免刑之判決等語。惟原判決綜合本案全卷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資料，憑以判斷認定抗告人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之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罪，併載敘抗告人何以未符合刑法自首要件之理由，乃審酌其犯罪後始終自白等一切情狀而量刑，且依證人即現場搜索員警李柏旻於原審之證述，亦足認抗告人係於警方發覺其犯罪事實後，再自白本案槍彈藏放之處，並不符合刑法自首減刑規定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所定自首要件。故抗告人以前詞聲請再審，所述無非徒以己意指為新事實、新證據，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6款所定要件不符，要難遽認合於聲請再審之法定事由，因認抗告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其再審聲請，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三、抗告意旨猶執陳詞，指稱：員警李柏旻持搜索票至其住處搜索時，並未查獲槍枝零件，亦即在抗告人告知員警前，其犯罪事實尚未被發覺，所為應符合自首並供出槍枝來源而查獲之減刑要件等詞，係置原裁定已為明白論駁的事項於不顧，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究竟有如何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對於原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再為爭論，並徒執己見，漫事指摘原判決違誤，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抗-522-20250326-1

台抗

最高法院

誣告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21號再抗告人張德明上列再抗告人因誣告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7日駁回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65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抗告駁回。理由一、按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再審程序係就已確定之判決發現事實上錯誤時所設之救濟方法，故應以實體確定判決為聲請再審之客體，方為適法。次按受理再審聲請之法院，應先審查再審之聲請是否具備合法條件；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必再審之聲請合法，始能進而審究其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是以，受判決人所犯案件倘係經第二審法院為實體上之判決確定者，其聲請再審應向第二審法院為之；若向第一審法院聲請再審，則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顯已違背上開規定，自應予駁回。二、本件再抗告人張德明因誣告案件，經第一審即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下稱苗栗地院）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以111年度訴字第28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嗣經再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為實體審理後，於112年1月12日以111年度上訴字第2788號判決駁回上訴，再抗告人復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認其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於112年6月8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069號判決從程序上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判決書在卷可稽。是本件再審案件之管轄法院應為第二審實體確定判決之原審法院，而非為第一審判決之苗栗地院。再抗告人向無管轄權之苗栗地院聲請再審，其聲請程序自難謂合法，且無從補正。原裁定因而維持苗栗地院所為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將再抗告人之抗告駁回，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三、再抗告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審維持第一審從程序上駁回其再審聲請之裁定有何違法、不當，僅泛稱本案已由原審法院以114年度聲再字第20號審理，並於114年2月 27日開庭，依法應送該股審理等語，係與本案聲請再審管轄法院歸屬之判斷無關事項。依首揭說明，核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抗-521-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證券交易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967號上訴人葉秋芳送達代收人陳姿伃選任辯護人王捷拓律師王國棟律師洪昌宏律師上訴人劉志忠選任辯護人許盟志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459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8954號，10 8年度偵字第172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葉秋芳、劉志忠有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二、三所載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葉秋芳有罪及諭知劉志忠無罪之不當判決，改判論處葉秋芳、劉志忠共同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刑。已載敘認定各該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等否認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葉秋芳部分： ⒈⒈其於原審爭執卷附微信翻拍畫面（包含同案被告彭兆樟〈經原審判處罪刑，上訴於本院後撤回〉與證人即其配偶張瑞春等對話內容），認無證據能力。原判決竟認其及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或同意有證據能力，已與卷內證據不符。又彭兆樟之證述內容充滿主觀臆測，前後所述不一，具有瑕疵，且與其妻張瑞春之微信對話截圖，對葉秋芳而言，為供述證據，亦為彭兆樟自白之延伸，不具補強彭兆樟自白之證據適格。況依證人張瑞春、韓之華於偵查中及彭兆樟於原審之證述，可知上述對話截圖之內容並非事實，亦與本案無關。原判決以不具證據能力之上開微信對話截圖，作為彭兆樟指訴葉秋芳之補強證據，有違證據法則。 ⒉原判決認定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聯公司）如事實欄三、㈠～㈣所示A、B、C、E、F、G、H等7筆進貨、銷貨交易（下合稱系爭7筆交易)均係虛偽不實，然以本件交易A、B、 C事件中，吉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創公司）開立之形式發票早於光聯公司採購下單之時間，與交易常情有違，因認上開交易事件係配合虛偽三角貿易紙上作業做出之單流。然依商業規則，「Proforma Invoice（形式發票）」早於正式下單採購之時間，為國際貿易中必然發生之結果。原判決未說明形式發票之開立時間早於訂單成立時間，如何屬違背交易常情之依據，有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⒊依證人即光聯公司之倉儲管理師黃雅燕於第一審之證述，可知光聯公司若遇貨品係由海外供應商直接交給客戶之情形，倉儲管理師將確認客戶是否已於Invoice及Packing等收貨文件用印，及供應商是否已出貨後，光聯公司才會收貨、製作收料單及入庫單。此有利上訴人等之證據，原判決未予說明不足採信之理由，逕認E、F、G交易收料單及入庫單晚於光聯公司開立予吉創公司之發票及出貨單，違背交易常情，顯未詳加釐清卷內重要證據並敘明取捨論斷之理由，有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⒋就交易H部分，原審比對卷附吉創公司民國103年9月12日Purc hase Order（採購訂單）、光聯公司103年9月12日之合約/ 訂單確認書、請購單、103年9月15日採購單後，其理由卻謂：光聯公司於103年9月12日收到吉創公司採購如附表（下稱附表）1之2編號H所示商品之訂單後，於同日就向悠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悠克公司）採購如附表1之1編號H所示商品以轉賣予吉創公司，有違交易常情。然該部分認定與卷存證據不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 ⒌依證人楊瑞源（即偉億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偉億公司〉在大陸之業務負責人）、王進祥（案發時悠克公司之負責人）及劉志忠之證述，可知光聯公司就系爭7筆交易均是真實交易，且有實際物流。就B、C交易部分，自應傳訊偉億公司財務人員，以查明是否真有實際物流。而原判決理由亦未引用屹拓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屹拓公司）相關人員之證詞，尚難得知屹拓公司認定A交易，是否為真實交易。原審未予調查、說明，皆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 ⒍卷內確有系爭7筆交易為三角貿易且有實際運送物流之事證，縱部分單據填載不符，法院應調查是否為員工誤載，或供應商、客戶變更條件，或有人指示刻意填載不一致？以上均攸關葉秋芳有無本件虛偽交易之犯行，原審未命檢察官舉證及葉秋芳提出證據以釐清，亦未依職權確實調查各交易出貨、運送、進倉、信用狀開立及付款等情，逕認系爭7筆交易均為虛偽，妨害其防禦權，有違訴訟照料義務，亦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⒎原判決以彭兆樟證稱其與葉秋芳雙方於103年4月前，以電話聯絡談及本件虛假交易等語，認其等為本件申報及公告不實罪之共同正犯。然觀之系爭7筆交易以虛進、虛銷之方式，涉及多方交易，須眾多公司人員之配合，絕非以電話討論即得以完成。又劉志忠始終證稱系爭7筆交易均為真實交易，且未證稱：葉秋芳有以電話與彭兆樟談及假交易，或王昱勝有以電話與彭兆樟聯絡增加營業額等情，與彭兆樟所述不符，此攸關犯罪構成要件重要事實之認定，原審未命相關人員就此矛盾之疑點，予對質、釐清之機會，調查訴訟程序於法有違。自不能以劉志忠之證述，作為彭兆樟不利葉秋芳證言之補強證據。況彭兆樟甚至直指劉志忠不知情、未參與本件虛假交易。實難想像何以彭兆樟及葉秋芳1通電話，即能達成假交易之謀議，遑論事後如何執行之細節。且原判決未說明上訴人等於何時、何地，如何為本件犯行之謀議，遽認其等為共同正犯，不符合經驗法則，並有認定事實未依憑證據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⒏光聯公司自102年6月18日至104年4月29日與吉創公司往來交易共76筆，另光聯公司與屹拓公司除本件交易A外，尚有觸碰面板等產品交易28次，均可徵光聯公司與吉創公司及屹拓公司間，存在真實交易。光聯公司及吉創公司既有眾多交易往來，且彭兆樟亦證稱其以電話與葉秋芳達成假交易之共識，則彭兆樟、葉秋芳如何僅選取其中系爭7筆交易為假交易？原判決未予說明，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⒐原判決事實僅認定相關「進項傳票」、「銷項傳票」屬於會計憑證，未明確說明係計入何項「帳冊」或「報表」，使財務報告發生不實之結果；又對於附表1之1及附表1之2所示之「Proforma Invoice」、「Commercial Invoice」、「Invo ice」、「光聯公司應付票據異動憑證」、「光聯公司銀行存款收支憑證」並未認定是否屬於商業會計法所稱之會計憑證；此等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構成要件事實，未予釐清、具體認定記載，有理由不備。 ⒑主管機關無視國際會計準則，以附表1之1及1之2所示系爭7筆交易之毛利率過低，命光聯公司以淨額法更正該部分之財務報告。光聯公司係依據主管機關口頭指導，自行發布重大訊息，更（補）正財務報告。葉秋芳並無為拉抬公司營收、美化財務報表，而為本件之虛偽三角貿易犯行，自不構成「掩飾營收趨勢」或「影響公司之法規遵循」等質性指標。是本件光聯公司財務報表之記載，不具處罰之重大性。原審認定已達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決定之重大性程度，違反商業會計準則，且認定「重大性」之適用有所爭議，未依職權送請公正會計機構鑑定，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⒒原判決並未記載附表1之2編號E、H所示之「103年7月9日、AD 00-000000000」及「104年10月7日、AD00-000000000」2紙傳票之卷證出處，經查閱卷內證據資料亦無該2紙傳票可佐，即無證據可認該部分傳票記載有何不實。原判決認定該部分犯罪，即非適法。 ⒓附表1之2編號G入帳金額欄係記載新臺幣（下同）3,714萬7,2 00元（第一審判決誤為3,325萬6,749元），乃原判決竟仍以 3,325萬6,749元為計算虛增營業收入之基礎，認光聯公司10 3年第3季營業收入虛增1億2,350萬263元、103年度營業收入虛增1億8,940萬8,162元，就認定重大性程度之量性指標上，即有理由矛盾。又附表1之1編號F、G、H之入帳金額欄，分別載3,709萬9,562元（起訴書誤繕為3,708萬7,200元）、 3,690萬2,666元（起訴書誤繕為3,686萬5,800元）、3,624 萬1,983元（起訴書誤繕為3,587萬1,750元），乃原判決理由竟謂悠克公司分別兌領回流之資金3,708萬7,200元、3,68 6萬5,800元及3,584萬1,750元，亦未說明認定起訴書誤繕之依據，有理由矛盾、不備之違法。 ⒔光聯公司與吉創公司之系爭7筆交易，未涉及利益衝突、關係人交易或未揭露必要事項情形，且均依該2公司所簽立之合作契約書及既往合作方式進行，獲取之利潤亦符合當時科技業之交易常情，未違商業判斷法則。原審未調查當時產業時空背景及釐清卷內證人之證述，逕以系爭7筆交易僅收取1% 之利潤不合理，作為認定葉秋芳與彭兆樟進行系爭7筆交易，違反交易常情之認定，有調查職責未盡、不適用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失。 ⒕被告否認犯罪或對其所涉犯嫌有所辯解，應屬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法院應予尊重，不得僅以其否認犯罪，或所辯內容與法院認定之事實不符，即予負面之評價。乃原判決理由以葉秋芳自始否認犯行之態度，作為審酌量刑之依據，顯將刑事被告自由陳述、辨明、辯解（辯護）權之合法行使權利，作為審酌量刑之標準，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有違。又光聯公司之代理人已於原審說明葉秋芳對於光聯公司之貢獻，此為第一審判決未審酌事項，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原判決未予審酌、說明，適用法則均有不當。㈡劉志忠部分： ⒈⒈原判決以其於101年10月6日偵查時，就虛增光聯公司營業成本、收入為自白，且其自白之前，檢察官尚與其及辯護人討論時間，足認係在獲取充分資訊下為上開供述、自白，如其確有誤認，在場之辯護人又豈能不發一語，任令其自白簽名云云。然辯護人於偵查中陪同訊問之目的，係確保被告不受不正訊問之程序上權利，且因偵查不公開，辯護人無法閱卷，根本不知道其被訴之犯罪事實為何，至被告是否認罪及認罪之緣由，顯非辯護人所能置喙。又增加營業額，與虛假交易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況其不知該等交易為虛假交易，故其上開自白與事實並不相符。 ⒉依證人楊麗香（即光聯公司採購經理）、林珂如（即光聯公司財務處處長）、葉秋芳於調詢或第一審之證述，及卷附光聯公司核決權限表，可知劉志忠雖擔任副總經理，然光聯公司授予之一般具訂單之例行性原物料請購採購案金額額度為 100萬元，系爭7筆交易之金額均超過其權限。又依彭兆樟、王昱勝及韓之華之證述，可知劉志忠僅負責執行總經理決策事項，無決策或參與決策之權。乃原判決論其為本件共同正犯，顯與經驗法則不符。 ⒊王昱勝於調詢中稱曾向葉秋芳或向葉秋芳及劉志忠請示系爭7 筆交易，然嗣後明確稱係依葉秋芳之決定行事，所述已有瑕疵。而依悠克公司時任負責人王進祥之證述，可知悠克公司係彭兆樟個人接洽，劉志忠並未參與。原判決亦認彭兆樟對於系爭7筆交易中，分別扮演供應商、客戶角色，各為貨品之源頭、最後收受者，對於實際有無物流，應知之甚明，則彭兆樟當知悉何人參與本件犯行。又彭兆樟明白證稱：系爭 7筆假交易都是葉秋芳總經理要求的、劉志忠沒有權力去決定這個事情等語，自應予以採信。又原判決未審酌上情，就彭兆樟之證述，分別為不同評價，不採信有利劉志忠之證據，反以王昱勝瑕疵之供述，作為對劉志忠論罪科刑之依據，違反證據法則。 ⒋證交法第14條第3項規定：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而其僅為光聯公司之董事，並非董事長，雖亦為副總經理，惟光聯公司係總經理制，其當非證交法第14條所指之「經理人」，且其亦非會計主管，當無在財務報告上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內容無虛偽或隱匿聲明之職務。又證交法第14 條第3項既已明定上揭應在財務報告簽名或蓋章之行為負責人，當為公司法之特別規定，則原判決以公司法第8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亦為公司負責人之規定，率認其同為本案之行為負責人，適用法則顯有不當。另原判決一面以其為行為負責人，而無刑法第30條幫助犯之適用，一面又以其是否具有決核權限與本案無關，亦有理由矛盾之違誤。四、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3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非謂被告可以無所顧忌、任意爭辯。易言之，祇要訊問者於訊問之際，能恪遵法律規定，嚴守程序正義，客觀上無任何逼迫或其他不正方法，即難指為違法。至於被告係基於某種因素或訴訟策略考量而坦承犯行，因其內在想法難顯露於外而為旁人所知悉，要不能因此即認被告自白欠缺任意性。被告之自白茍係出於任意性，並與事實相符者，即得為證據。依卷證記載，劉志忠確於107年10月6日偵查中供證關於光聯公司因缺業績，而彭兆樟亦因所經營之吉創公司與光聯公司有簽合作契約書，積極推廣，於是談到增加營業額之事，葉秋芳表示同意，並與其談到如未加成說不過去，乃由葉秋芳決定以進貨金額加上1%出售，至於做在何月由葉秋芳決定等之陳述，為其及辯護人在原審所不爭（原審卷六第97、98頁），亦未提出該等不利於己之陳述，係遭檢察官以不正方法取供而得，該項自白既非出於訊問者非法取供，即無礙於任意性判斷，原審乃認其自白具任意性，並與彭兆樟所證光聯公司為本案假交易之動機緣由，係葉秋芳要求付1%之利潤，並決定業績做在何時等情節相符，而據為劉志忠有所載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之證據，並無不合，要無違反證據法則可言。劉志忠上訴意旨以其於偵查中係因擔心被羈押，始為認罪，且自白與事實不符等詞，據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法，顯非依卷內資料指摘，要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五、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又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憑其指證非屬虛構，達於通常一般人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即已充足。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等上揭違反證交法犯行，係綜合其等之部分供述、同案被告彭兆樟、證人（光聯公司負責系爭7筆交易之業務人員）王昱勝、（光聯公司採購經理）楊麗香等人不利上訴人等之證述，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詳敘憑為判斷彭兆樟指證葉秋芳因光聯公司於103年間之業績不如預期，為拉抬業績，乃要求付1%之利潤，交由彭兆樟安排本案相關交易即附表1之1及1 之2所載之供應商、客戶，且系爭7筆交易均只有金流、訂單流，並無真實物流之虛偽三角貿易等證詞，與事實相符，而光聯公司為依證交法公開發行股票之上櫃公司，葉秋芳於案發時即103年間擔任光聯公司副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劉志忠則係光聯公司副總經理兼董事，負責協助總經理綜理光聯公司業務，其2人均係光聯公司之負責人，明知系爭7筆交易僅有金流（資金循環使用)、訂單流而無實際物流之虛偽不實交易，接續記入光聯公司帳冊，上開虛偽不實交易並列入光聯公司之103年度第2季、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及103年度合併、個體財務報告，使光聯公司各該季度及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營業收入虛增，連帶影響資產負債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之內容，自103年4月起至同年9月止虛增銷貨收入金額分別占103年度第2季、第3季及103年度營業收入之8.92%、1 9.68%、8.40%，經不知情之會計師完成查核、核閱後，依證交法規定，持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完成申報，及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而公告，因財務報告具有延續性質，致使光聯公司依證交法第36條申報及公告之上開財務報告內容，發生重大不實之結果，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對於市場之判斷等旨，上訴人等所為該當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綦詳，劉志忠對本案假交易之進行，知情參與，並有犯意聯絡，為共同正犯，復依調查所得，說明彭兆樟於偵查、第一審就本案係與葉秋芳共同為假交易之基本、主要事實，前後相互一致，雖其就當時商議經過之細節證述有些微不同，仍無礙其此部分供述之真確性，併對於葉秋芳辯稱系爭7筆交易均有真實物流，其無為虛偽交易而虛增營業額之必要及目的，欠缺美化財報之動機，及劉志忠所辯係單純配合公司内部簽核流程及營運所需，在採購流程中署名簽核，無參與本案犯罪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詞，均委無可採等各情，敘明其審酌之依據及判斷之理由。另本於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對證人彭兆樟於偵查及原審中所證，及證人楊瑞源、劉藝純於原審證述有關物流部分，確定都有交易等旨說詞，何以均不足為有利上訴人等之認定，併於理由內論敘明白，記明其取捨判斷之理由。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既非僅以共犯彭兆樟之供證為論罪之唯一證據，且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論斷，自非法所不許，無所指欠缺補強證據之違法。又：　㈠原判決認定系爭7筆交易之進、銷貨交易之資金，具有循環性，其中交易A、B、C部分各係源自光聯公司之同一筆信用狀貸款，而交易E、F、G、H之款項則各係源自悠克公司之同一筆匯款。又交易A部分，吉創公司之PACKING LIST（出貨單）之Delivery term欄內係記載「CIF TW」，意指本次交易是在臺灣交貨，並非自境外直接運送到屹拓公司，與屹拓公司103年4月17日採購訂單之REMARK欄內註記「FOB TW」，意指光聯公司出貨予屹拓公司之貨物起運地是臺灣，並非境外直接交易；交易B部分，吉創公司之出貨單之Delivery term 欄內係記載「CIP SHENZHEN(深圳)」，光聯公司PURCHASE O RDER（採購單）之TERMS欄內卻記載「CIF URTC（指光聯公司）」，且光聯公司採購單載之SHIP TO（送貨地）為○○市○ ○區○○○○○○○路0號（即光聯公司三廠廠址），意指本次交易是在臺灣光聯公司上開廠址交貨，並非自境外直接運送到偉億公司；交易C部分，光聯公司採購單之送貨地欄內是記載○ ○市○○區○○○○○○○路0號（即光聯公司三廠），惟吉創公司之商業發票及出貨單之內容，其送貨地欄卻記載「NO.12 CHIE N KUOROAD,TAICHUNG ECONOMIC PROCESSING ZONE（T.E.P. Z.）TANTZU,TAICHUNG TAIWAN.（即光聯公司一廠），均意指本次交易吉創公司出貨是將貨物運送至光聯公司之廠址，並非自境外直接運送到偉億公司；另交易H部分，吉創公司採購訂單之Delivery Term欄內係記載「CIF HK」，與光聯公司發票Price Term卻記載「FOB HK」不符，且光聯公司10 3年9月15日採購單所示，其送貨地址係記載光聯公司位於○○ 市○○區○○○○○○○路0號廠址，而非直接出貨予吉創公司，是本件交易悠克公司顯非直接出貨運送到吉創公司；凡此與葉秋芳所辯係境外直接交貨之三角貿易顯有不符。因認系爭7筆交易單據有異常，復無運送貨物之外部貨運憑證可供佐證，足見係配合虛偽三角貿易紙上作業做出之單流（見原判決第 30頁第14行至第35頁第17行）。況原判決認形式發票之開立早於訂單成立前，及光聯公司於103年9月12日收到吉創公司採購商品之訂單後，於同日就向悠克公司採購部分，均與一般交易常情不符，此等部分之認定縱然有誤，然去除此部分之理由，皆不影響原判決謂該等交易單據有異常，復無運送貨物之外部貨運憑證之認定。又附表1之2編號E、H所示之「 103年7月9日、AD00-000000000」及「104年10月7日、AD00- 000000000」2紙傳票，係分別於108年度偵字第17260號卷第 250頁及告發書卷第267頁，上開附表編號E、H書證（卷證出處）欄漏未記載該2傳票之出處，固有瑕疵，然不影響判決結果，應予補正。　㈡上訴人等就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部分，應適用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特別規定，且其等此部分之低度行為，為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原判決固未說明上訴人等究係計入何項「帳冊」或「報表」，使財務報告發生不實之結果，然此部分係屬細節，且為不另論罪之低度犯罪行為，既不影響判決本旨，僅屬理由簡略，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另事實欄有記載如附表1之1 及附表1之2書證欄所示之採購單及商業發票等文件，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原判決並未認定上訴人等為共謀共同正犯，對於其等究於何時、如何與其他成員謀議等節，即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未予說明，無理由不備之違法。㈣附表1之1編號F、G、H之入帳金額欄，原判決以卷附之光聯公司該部分之進項傳票（見108偵字第17260號卷第288、346、 366頁），分別更正此部分起訴書所誤繕之金額，並無不合。㈤原判決依憑上開事證，就如何認定上訴人明知系爭7筆交易僅有金流（資金循環使用)、訂單流而無實際物流之虛偽不實交易，接續記入光聯公司帳冊，上開虛偽不實交易並列入光聯公司之103年度第2季、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及103年度合併、個體財務報告等旨，理由內已析論明白，符合論理法則且不違背社會經驗之合理判斷，依確認之事實，論以前揭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洵無違誤，無上訴意旨所指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六、證據之分類，依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連性，固可分為「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前者，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後者，因係「物證」而非屬供述證據，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倘以其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則屬於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　　原判決採彭兆樟於107年10月6日偵查中及109年10月8日第一審之證言採為葉秋芳斷罪證據之一部，而彭兆樟於該次偵查中證稱：「（問：你於104年11月17日，傳給你太太的微信信息為何意？）去年光聯公司曾虛開L/C，洗錢作業績，我們也配合並付1%給對方，Y是指葉秋芳，應該記得，而H是指韓之華，他應該不知道，上面這段都是真實的，因為光聯公司一直要強制執行我們的房子，我跟我太太都生氣，才會發這段我認為的事實給我太太讓她知道來龍去脈」等語（見原判決第17、18頁；107年度偵字第28954號卷一第223、225頁）。原判決以具物證適格之彭兆樟與其妻張瑞春（GAMY）之 WECHAT聊天紀錄截圖（原判決第20、21頁），作為補強彭兆樟上開證言之證據，顯非以該聊天紀錄截圖之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自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葉秋芳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在原審已明示同意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111年10月11日調振法字第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附件（即含上揭WECHAT聊天紀錄截圖）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三第135至217、269、270頁），經合法調查後，採為認定葉秋芳犯罪事實之部分論據，尚無不合，亦無所指採證違法之情形。七、證交法之公告及申報不實罪，係規範行為人記載並散布虛偽或隱匿訊息之行為，而提供投資大眾正確、公開之資訊環境，使得從中決定投資買賣證券之策略，以維護有價證券市場之誠信，其所保護者係市場上一般不特定多數投資人之財產法益。因此該罪是否成立當以客觀上作為一個理性投資人通常會認為必須揭露，否則勢將影響其判斷者，作為基準，學界及實務上遂發展出「重大性」原則，亦即應以相關資訊之主要內容或重大事項之虛偽或隱匿，足以生損害於理性投資人為限，始予論科。又上揭「重大性」判斷標準，雖法無明文，然可參考相關學說及外國立法例所謂之「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作為區分之依據。至於相關「量性」及「質性」指標，僅係評價是否具有「重大性」較為具體之方法、工具，指標本身自與刑法處罰要件有間，故關於「重大性」之判斷，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事證，藉由「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資以參考為綜合判斷。量性或質性指標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乃因「質性指標」具有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　　原判決已說明：光聯公司將虛偽不實之系爭7筆交易，接續記入該公司帳冊，並列入該公司之103年度第2季、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及103年度合併、個體財務報告，使光聯公司各該季度及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營業收入虛增，連帶影響資產負債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之內容，自103年4月起至同年9月止虛增銷貨收入金額分別占103年度第2季、第3季及10 3年度營業收入之8.92%、19.68%、8.40%，經不知情之會計師完成查核、核閱後，依證交法規定，持向櫃買中心完成申報，及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而公告，衡之銷貨收入係投資人憑以衡量判斷公司銷貨、營業情形之重要內容，而上開虛增銷貨收入對各期財報之影響，已超過量性指標即總銷貨收入之0.5％至1％，足以讓投資人誤認光聯公司有一定銷貨收入、營運活絡，而誤判光聯公司營運狀況，自具有重大性，及將如附表1之1、附表1之2之虛偽交易記入該公司前揭歷次財務報告，亦符合「掩飾營收趨勢」、「影響公司之法規遵循」等質性指標，顯然已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對於市場之判斷（見原判決第45頁第11行至第50頁第4行）。均堪認本案光聯公司所申報及公告之財務報告內容虛偽情事，已具備前述量性、質性指標之重大性，足以生損害於理性投資人，實甚明確。八、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者，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又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發行人，謂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或募集有價證券之發起人。另同法第179條第1 項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從文義以觀，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自非代罰之性質，應指實際行為之負責人而言，參照公司法第8條所稱公司負責人，第1項規定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2項規定經理人或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可見上揭規定所指執行職務，係指基於經理人等身分，執行與其公司業務有關之事務而言。又證交法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第1項）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序、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計法第4章、第6章及第7章之規定。（第2項）第1項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第3項）」再按同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及第4項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除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一、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第1項第1款）第1項之公司，應編製年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東；其應記載事項、編製原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第4項）」依上開規定，上揭財務報告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並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且公告申報之年度財務報告，亦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由此可見，財務報告之編製、申報、公告，既有上揭程序規範，自須有編製、申報、公告上揭財務報告業務之人，依該法定程序為之。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劉志忠雖非發行人，然於本件案發期間擔任光聯公司董事，且有參與編製、申告或公告該公司10 3年度財務報告之行為，就其所為光聯公司上開財報申報及公告不實之犯行，論以共同犯證交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 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於法並無不合。九、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連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僅在延滯訴訟，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自無違法可言。　　原判決綜合檢察官起訴及上訴人等抗辯之案內各項證據資料，已載明上訴人等確有所載違反證交法犯行之論證，而稽之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審判長已依聲請以劉志忠、彭兆樟為證人身分傳喚到庭，經予葉秋芳及其選任辯護人詰問、對質之機會（見原審卷五第262至272、394至414頁），並就卷內各項證據均以提示及告以要旨，而葉秋芳及其選任辯護人亦未聲請法院就各交易出貨、運送、進倉、信用狀開立、付款、產業時空背景及交易毛利率、利潤等情而為調查（見原審卷六第150、151頁），原審因以事證明確，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無所指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葉秋芳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有此部分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十、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之內予以裁量，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而量刑是否濫用裁量之權，應就個案量刑審酌事由之整體為綜合觀察，不得僅擷取一隅遽為評斷。再刑法第57條第10款明定「犯罪後之態度」，為量刑輕重事由之一，係指行為人犯罪後對犯罪之看法，包括是否悔悟或有無彌補犯罪損害之措施等情形，以探知其對刑罰之適應性。是以被告於緘默權保障下坦認犯行，不唯節約司法資源，更為其人格重建之表徵，自得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利益，以鼓勵改過遷善。至於被告保持緘默或否認犯罪，屬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倘以此認為被告犯罪後毫無悔意、態度不佳，資為量刑畸重之憑據，而明顯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固為法所不許，然若僅係未如同對坦承犯行者給予量刑有利評價，仍屬合理之差別待遇，適足彰顯平等原則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徒因判決書記載「事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用語文字，即遽謂係剝奪被告之緘默權而為裁量之濫用。　　原判決已以葉秋芳上揭所犯，重為量刑審酌，說明審酌葉秋芳係光聯公司本案假交易之主要決策者，與劉志忠、彭兆樟共同以本案虛偽交易拉抬光聯公司營業額，使光聯公司103 年間之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且掩飾光聯公司營收虧損之趨勢及程度，使投資人無法獲得正確資訊，有害證券交易市場之公平與穩定，行為甚屬不該，應嚴予非難，及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暨與其他共犯各自之參與程度及分工情形，自始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而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已綜合各項量刑事由而為整體評價，復未憑葉秋芳否認犯罪之態度，即資為量刑畸重之依據，更已考慮共犯個別參與犯罪之情節，其所為刑之量定，既在法定刑的範圍內，又無濫用自由裁量權限的情形，核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情形存在，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十一、綜合前意旨及其餘上訴意旨枝節指摘，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祇是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以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等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3-台上-967-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71號上訴人范祐嘉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1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5 8、10646、14917、156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范祐嘉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幫助犯洗錢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申辦貸款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帳戶使用權予放貸方，且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金融存款帳戶之專屬性甚高，攸關個人財產權益，其申設並無特殊限制，若非犯罪行為人用以掩飾或隱匿其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而遮斷資金流動軌跡，躲避偵查機關循線追查，並無隱匿真實身分而藉詞蒐取金融帳戶供匯入、提領款項之必要。原判決已敘明係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原判決附表所示被害人等之證言暨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上訴人幫助洗錢犯行。復載敘如何依上訴人之智識、工作、社會閱歷，及其供稱自知信用不足，連信用卡都辦不成，無法辦理信用貸款，猶在未確認申辦貸款對象，且無擔保之情形下，逕依指示申辦網路銀行帳戶並交付帳戶使用權予身分不明之人等情事，推理其預見該帳戶可能作為他人收受或層轉詐欺取財等特定犯罪所得使用，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結果，仍容認其發生而具相關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另就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其為辦理貸款、美化帳戶，全無犯罪認識之供詞及所辯，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均不足採；所提出與「貸款陳專員」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卷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證明單等上訴人之報案資料等其他證據，如何不足作為有利之證明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指駁。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附事證可憑。本件原審既係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事實判斷，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或證據調查職責未盡等違法，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仍謂其無犯罪故意，且卷內並無其具有犯罪預見之證明，本件因事發甚久，許多事情已難記憶，不應將不利益歸於上訴人而為有罪之認定等語。經核均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以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重為事實之爭執，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關於幫助犯洗錢罪部分之上訴，自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所犯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詐欺取財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條第1項但書所列得例外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形（原審及第一審均為有罪之判決），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而為實體之審理，此輕罪部分之上訴同非合法，亦應從程序上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方慈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671-20250326-1

台抗

最高法院

恐嚇危害安全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33號抗告人李奇漢上列抗告人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駁回其上訴之裁定（113年度矚上訴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第二審法院認為第三審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84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監所與法院間無在途期間可言，是被告在監獄或看守所，如向該監所長官提出上訴，因不生加計在途期間之問題，故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可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如逾期始向該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即不得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二、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奇漢因恐嚇危害安全罪案件，經原審法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撤銷第一審關於諭知抗告人無罪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抗告人幫助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刑（併就被訴共同犯非法持有槍彈、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湮滅刑事證據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此部分未據檢察官聲明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已確定）後，該判決正本已於113年12月13日送達至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臺南分監，由抗告人親自簽名並按捺指印收受等情，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抗告人不服原審法院判決而向該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無庸加計在途期間，則其上訴期間，應自送達判決之翌日即113年12月14日起算20日，至114年1月3日（星期五）屆滿，詎抗告人遲至114年2月4日始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有刑事聲明上訴狀上之監所收狀章戳可憑，顯已逾越法定上訴期間而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其上訴並非合法，爰予駁回等旨，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三、抗告意旨以：抗告人因不黯法律，誤認本案上訴程序仍有法律扶助，以致延誤，爰聲請回復原狀後，准予上訴云云。惟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固為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所明定。但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由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又上揭當事人依同法第3條規定，係指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而言，不包含當事人以外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從而抗告人以信賴法律扶助致遲誤上訴之法定期間為由，聲請回復原狀，於法無據，又其本件上訴，確已逾20日之上訴不變期間，原裁定據以駁回，並無不合，抗告意旨就其主觀上對於法律扶助之誤認或理解，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抗-533-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895號上訴人邱子桓選任辯護人黃重鋼律師謝和軒律師魏士軒律師上訴人王律勳選任辯護人黃重鋼律師謝和軒律師林詠嵐律師上訴人吳佳錡郭明寶蘇詠崎陳翰陞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2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9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77、9026、9852、128 85、19796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4、21841 、22040、23823、23949、23950、26274、26815、26973號，112 年度少連偵字第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邱子桓、王律勳、郭明寶、蘇詠崎、陳翰陞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法，自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因上訴人邱子桓、王律勳、郭明寶、蘇詠崎、陳翰陞（以下除各別記載姓名外，合稱上訴人5人）及檢察官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因而撤銷第一審分別對邱子桓所犯如其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1、14、15、17、20、25、30及附表二編號2，王律勳如附表一編號3、5至7、11、13至17、19、20、24、25、 27、29至31、34至36，郭明寶如附表一編號1，陳翰陞如附表一編號1至25、27至32、35、36所示之刑，此等不當量刑部分之判決，分別改處如上開附表一、二各編號「本院（按：原審法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另維持第一審關於上訴人5人如附表一、二其餘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此部分上訴人5人及檢察官各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如何審酌量刑及均不予合併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三、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刑之量定或宣告緩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而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又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審酌上訴人5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部分尚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或行為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然並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對於社會治安及被害人財產安全具相當之危害性，縱有非屬核心成員是依本案犯罪情狀，本件均無刑法第59 條縱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顯可憫恕或情輕法重情形，乃不予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等之刑等情。復於理由五、（一）、（四）、（五）、（六），六分別敘明就邱子桓、王律勳、郭明寶、陳翰陞，或以第一審未及審酌詐騙金額多寡、或參與分工之態樣與層級、或是否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適用、或是否有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之適用等情，而以其等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犯罪期間、參與分工之態樣與層級、所詐騙之金額及次數、犯後態度、與被害人之調解、和解及賠償情形，並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上開其等如原判決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及於理由七就上訴人5人其餘量刑部分，分別載明第一審之量刑已審酌其等相關犯罪情節及手段、主觀惡性、參與分工內容、犯罪所得數額、犯罪期間長短、犯後態度、前科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皆無濫用裁量權、違反比例或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或不當情形，因而均予維持等旨。經核原判決分別維持第一審之量刑或撤銷改判所為量刑審酌事項及結果，均係綜合各上訴人於本件參與分擔之犯罪情節輕重、是否坦認犯行、如何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和解及賠償情形之犯後態度等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職權，要無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情形，而屬其適法裁量權行使之範疇，自難執以指摘原審量刑有何證據調查職責未盡，或證據上理由矛盾、判決理由不備等違法。且同案之共同正犯，因涉案情節或量刑審酌條件仍屬有別，尚不得比附援引其他共犯如何之量刑，執為原判決量刑違法之論據。本件上訴人5人上訴意旨分別所指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或量刑過重，或各共犯間量刑失衡，而有不符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各情，均仍執原判決已審酌之量刑情狀重為爭執，洵非屬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宣告緩刑與否，亦屬事實審法院依職權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原審斟酌本案情狀認不宜宣告郭明寶緩刑，既不違背法令，郭明寶亦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另原判決已敘明王律勳供稱其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就附表一編號3、5 至7、11、13、14、16、17、19、20、24、27、29 　　、31、34至36部分，已分別賠償被害人2萬元至8萬元不等之金額，於無法區辨其各罪之具體犯罪所得之情形下，分別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至其餘其所犯各罪因未自動繳交本案犯罪所得，自均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刑等旨。核其論斷，乃原審依憑王律勳供述其犯罪所得之金額僅50萬元，而作對其有利之認定，並於估算認定本案相關各罪有無未扣案犯罪所得與其金額多寡及已否和解賠償暨是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裁量判斷，仍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同無違法可指。四、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上級審救濟之方法，基於尊重當事人設定上訴與攻防之範圍，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已容許上訴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而對於犯罪事實、罪名表示不予爭執者，上訴審對於當事人未請求上級審救濟之犯罪事實部分，未贅為審理調查，本無違法可指。原判決已說明邱子桓承認犯罪並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對於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適用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爭執，原審辯護人亦為相同之表示。則原判決僅針對邱子桓提起第二審上訴請求救濟關於量刑之事項，說明論斷所憑，並無不合。邱子桓提起第三審上訴，於法律審始對於未經原審審查之事項，重為爭辯，泛言指摘原判決就邱子桓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與主持犯罪組織罪雖論以想像競合部分，並未審究首犯加重詐欺取財罪時間為何，容有調查未盡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並非依據卷內資料，指摘原判決所為量刑有何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自不符合第三審上訴之法律上程式。五、綜合前旨及上訴人5人其餘枝節指摘，均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邱子桓謂：原判決就詐騙金額較低之罪與詐騙金額較高之罪判處相同之刑，顯然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等語；王律勳謂：原判決僅就其部分犯罪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刑，其餘部分則未為減刑，顯然違法等語；郭明寶謂：原審漏未審酌其已達成和解，且其參與犯罪僅為面交，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給予緩刑，亦有違法等語；蘇詠崎謂：其於本案參與情節輕微，時間較短，原審量刑過重等語；陳翰陞謂：其所犯之罪已和解與未和解之刑度相差甚微，且原判決量刑過重，又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均屬違法等語。經核皆係憑持己見，對於事實審法院刑罰裁量之適法職權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或未經原審判決之部分，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等之上訴，均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至蘇詠崎於法律審之本院始提出於原審宣判後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之事由，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及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云云，均無從審酌，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附此敘明。貳、吳佳錡部分一、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二、本件上訴人吳佳錡不服原審判決撤銷第一審如附表一編號28 、30，此等不當量刑部分之判決，分別改處如上開附表一各編號「本院（按：原審法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另維持第一審關於吳佳錡如附表一其餘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此部分其及檢察官各在第二審上訴之量刑判決，於民國114年1月 8日提起上訴，並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895-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秩序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31號上訴人方俊文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 10月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662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74號、110年度少連偵緝字第 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方俊文有第一審判決事實欄所載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之犯行，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因而維持第一審對上訴人論處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基礎，並補充說明如何審酌量刑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三、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㈠、伊雖於原審上訴狀中僅指摘第一審對伊之量刑過重，然並未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上訴，乃原審遽以伊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顯有違誤。㈡、伊於原審並未選任辯護人，加以不諳訴訟程序之規定，方於調解期日缺席，衡情實難期待伊循請假或聲請改期以保障伊自身權利，原審未察，逕以認定伊並未真摯尋求告訴人原諒，容有未洽。㈢、伊無任何前科，生活正常且有穩定工作，僅國中畢業程度，與被害人發生糾紛乃肇因於被害人拒不歸還向上訴人租賃之自用小客車，伊因受被害人刺激方為本件犯行，然犯後已坦承面對犯行，態度良好，原審未審酌於此，對其量處有期徒刑7月，實屬過重云云。四、惟查：㈠、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即第二審法院可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證據外，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之理由，再針對第一審未及或漏未論述關於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何以不予採納之理由，為補充之記載，以減輕第二審法官工作負擔。觀諸原審卷內審判程序筆錄及原判決記載之格式及內容，乃因上訴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而就第一審判決全部加以審理，於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依法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並依據上開規定，除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外，且已就第一審判決未及論述之上訴人於上訴理由狀內所為辯解何以不足採納，以及何以不予上訴人緩刑宣告之理由，依據卷內相關訴訟資料，逐一剖析說明綦詳，於法核無違誤或不當，並無上訴意旨指摘遽依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之規定，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加以審理之違誤。此部分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徒憑己意，任意指摘原判決程序違法，核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刑之量定，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原判決已說明第一審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訴人之犯罪情節、犯罪後坦承犯行，惟雖委由第三人與被害人簽署和解書，但並未親自出面取得被害人之諒解或負擔和解金之給付，兼衡上訴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等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因而維持第一審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7月之刑等旨，經核難認有何不當。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指摘原審未詳細斟酌相關量刑因子，要屬違法等語。無非係憑持己見，對於事實審法院刑罰裁量之適法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均非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㈢、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及其餘枝節指摘所云，俱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而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性問題或程序事項，漫為爭辯，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731-20250326-1

台非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非字第50號上訴人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被告陳彥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一審確定判決（113年度侵訴字第2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950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定有明文。再按判決確定後，發現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刑事訴訟法第441條定有明文。末按受緩刑之宣告者，有犯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者，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刑法第93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為犯刑法第221條至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230條、第234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4 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等之罪。二、今被告所犯之罪，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後認定為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並依法判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依前開說明可知，法院若對被告諭知緩刑，應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91條之1第1項等規定，對被告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之保安處分；惟原審法院卻漏未諭知，亦未說明未付保護管束之理由。此應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情形，而其適用法令之違誤，顯然於判決有影響，應屬判決違背法令。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二、本院按：㈠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此與通常上訴程序旨在糾正錯誤之違法判決，使臻合法妥適，目的係針對個案為救濟者不同。兩者之間，應有明確之區隔。刑事訴訟法第44 1條對於非常上訴係採便宜主義，規定「得」提起，非「應」提起。故是否提起，自應依據非常上訴制度之本旨，衡酌人權之保障、判決違法之情形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而為正當合理之考量。除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或該判決不利於被告，非予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者外，倘原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且不涉及統一適用法令，即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亦即，縱有在通常程序得上訴於第三審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並非均得提起非常上訴。所謂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而言。詳言之，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或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始克相當。倘該違背法令情形，尚非不利於被告，且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向無疑義，因疏失致未遵守者，對於法律見解並無原則上之重要性或爭議，即不屬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之範圍，殊無反覆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基於刑事訴訟法第441條係採便宜主義之法理，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既得不予提起，如予提起，本院自可不予准許。㈡被告陳彥端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侵訴字第28號判決判處其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後，處有期徒刑2年並宣告緩刑5年，然漏未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同時諭知被告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固屬違法。然對被告並無不利，且本件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向無疑義，僅因疏失致未遵守，其違法不涉及統一適用法令，依前揭說明，尚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應認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6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陳德民法　官劉方慈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非-50-202503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85號上訴人劉孟勳吳庭富陳彥偉戴旖安蔡信憲林鈺穎宋慧峮王建欽柯智強黃冠儒胡強政上列11人共同送達代收人宋巧靖上列 1 人選任辯護人陳裕文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6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559、8069、8 304、8472、104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孟勳、吳庭富、陳彥偉、戴旖安、蔡信憲、林鈺穎、宋慧峮、王建欽、柯智強、黃冠儒、胡強政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特殊洗錢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上訴人等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所涉修正前一般洗錢、圖利供給賭博場所與圖利聚眾賭博，及指揮、參與犯罪組織均諭知無罪部分之不當判決，經新舊法比較，改判論處上訴人等共同犯行為時特殊洗錢各罪刑，併對劉孟勳、吳庭富、陳彥偉、戴旖安、蔡信憲、林鈺穎、宋慧峮、柯智強、黃冠儒、胡強政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等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另就上訴人等被訴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指揮、參與犯罪組織等罪嫌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及就劉孟勳、吳庭富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載涉犯一般洗錢及非法地下匯兌罪嫌部分，維持第一審諭知其2人該部分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均未據檢察官聲明不服，已確定）。三、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等之上訴意旨均略稱：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洗錢法）第14條之構成要件須以犯罪嫌疑人該當同法第2條所列罪名，始有適用之餘地。依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上訴人等所涉犯者為一般洗錢罪嫌，又同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以犯罪嫌疑人不構成同法第2條第2款、第3條第2款所列之罪為前提，顯見2罪屬互斥關係，無從變更起訴法條。乃原判決逕行變更起訴法條，論以特殊洗錢罪，自有未受請求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 ⒉原判決既認上訴人等構成特殊洗錢罪，即無成立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等前置犯罪之餘地，亦無成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指揮、參與犯罪組織之可能，則原判決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顯然有誤，未就該部分諭知無罪，顯然漏判，容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又原判決以檢察官已在原審當庭變更舊洗錢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可以逕行對上訴人等論以特殊洗錢罪刑，則檢察官原先起訴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已不在審判範圍內，原判決仍就該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應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 ⒊相關越南金融帳戶既非上訴人等所提供，且對如何取得並綁定特定手機亦不知情，更無證據顯示其等與越南金融帳戶之取得有何關連，遑論有何以「不正方法取得」之情，則原判決依劉孟勳供承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大陸籍合夥人（下稱某甲）取得越南金融帳戶等客觀事實，逕認上訴人等有以不正方法取得帳戶，即有未洽。又檢察官提供之御鑫平台之截圖，固有多筆不知名越南金融帳戶之相關資料，然該證物不足以證明確有該等不知名越南金融帳戶確實存在。另扣案電腦內轉帳截圖及扣案手機內轉帳資料，得否相互對應？何以證明係上訴人等使用或操作？越南金融帳戶如何對應御鑫平台？該等帳戶是否存在實際使用者？再者，原判決以扣案電腦內御鑫平台之系統，認定本案水房於民國110年12月31日至111年3月2日，累積經手轉帳金額達越南盾（下同）2,220 億8,810萬7,195元，但御鑫平台如何統計上訴人等使用手機轉帳之金額？該平台所統計之金流如何對應轉帳截圖及金流是否存在等情，均未見檢察官逐一舉證，不具補強證據適格。原判決僅以上訴人等分別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未實際勘驗扣案手機是否確有綁定越南銀行帳戶，遽認其等利用扣案手機洗錢，顯以上訴人等之自白作為有罪判決之論據，違反證據法則。 ⒋原判決既認上訴人等所收付之款項皆源自於境外客戶之委託，且不足以認定本案水房處理之款項為博弈網站之賭金，不構成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則其等所代收代付之款項既非屬舊洗錢法第2、3條所規範之特定犯罪，應認為有合理來源之合法款項。又本案御鑫平台「營運管理系統」之收付款均為系統自動化進行，並非由上訴人等操作，顯然其等對於御鑫平台支付系統內之帳戶，不具管理、控制之實質權限，亦無從中獲利，難謂對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具「持有」或「收受」關係。上訴人等之行為與特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不能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⒋ ⒌上訴人等是否有洗錢之犯行乙節，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所述不一，原判決採其等於警詢、偵查之供述，摒棄其等於審理中經具結之證述，認定其等構成特殊洗錢罪。然其等於警詢、偵查中均供述「御鑫支付水房」內係賭博網站洗錢等語，則何以其等所述為賭博網站洗錢部分不足採信，未說明理由，自有理由不備。 ⒍原判決事實認定本案水房於110年12月31日至111年3月2日，累積經手轉帳金額達2,220億8,810萬7,195元，然理由又認本案無證據證明有實際查扣洗錢之財物，顯有矛盾。㈡胡強政上訴意旨另略稱：其於警詢、偵查中已坦承其所有之犯罪事實、方法，屬於「偵查中自白」之事實，原判決以其於偵審中未就所犯特殊洗錢罪之「罪名」予以認罪，遂認其不符合舊洗錢法第16條第 2項減輕其刑要件，判決違法。四、犯罪是否已經起訴，應以起訴書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所記載之「犯罪事實」為準。而檢察官或自訴人如以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起訴，因在訴訟上只有一個訴權，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其一部判決效力及於全部，法院如認一部成立犯罪，其他被訴部分不能證明犯罪時，僅能為單一主文之有罪判決，其不能證明犯罪之部分，於判決理由內說明因係被訴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故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旨，即為已足，不得強行割裂為一部有罪一部無罪之判決。又上訴乃對判決不服而請求救濟之制度，上訴所主張之內容自應有上訴利益，「無利益，即無上訴」可言，而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判決，對於提起上訴之被告，顯無上訴利益。　　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等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所涉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指揮、參與犯罪組織等罪嫌部分，雖欠缺補強證據及不該當指揮、參與犯罪組織要件，惟此部分如果成罪，與前述有罪之特殊洗錢罪之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等旨（見原判決第25頁第6行至第27頁第9行），並無不合。又原判決不採信上訴人等於警詢、偵查中關於係為賭博之特定犯罪洗錢（即一般洗錢）之供述，併對其等所涉前揭賭博罪嫌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且因該部分未據檢察官聲明不服，已確定，上訴人等此部分上訴意旨執以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有罪科刑或免刑之判決，法院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係指在不擴張及減縮原訴之原則下，法院得就有罪判決，於不妨害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自由認定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而一般洗錢罪與特殊洗錢罪之基本社會事實，均為掩飾或隱匿非合理來源財產之洗錢行為。　　原判決已載敘特殊洗錢罪與一般洗錢罪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均為掩飾或隱匿非合理來源財產之洗錢行為，且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於原審當庭變更起訴法條，並經告知上開罪名，無礙上訴人等防禦權之行使，予以審理，尚無不合。六、舊洗錢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乃105年12月28日修正新增，依主管機關法務部提案之立法說明所載，已指明：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只見可疑金流，未必了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顯見洗錢犯罪在本質上無從確知犯罪行為之存在，僅為合理限制洗錢犯罪之處罰，乃以不法金流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必要。然在不法金流未必可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而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規定而取得不明財產者，亦應處罰，爰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予以規範，增訂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並適度限制其適用範圍，定明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產無合理來源，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取得以符合該條第1項第1至3款所列舉之行為類型為限。而行為人雖未使用冒名或假名之方式為交易，然以不正方法，例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施用詐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亦屬第2款所稱「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等旨。依上開說明可知，特殊洗錢罪之不法金流非如一般洗錢罪須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只須依卷內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可認犯罪行為人取得之不法金流，係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即可成立，無須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必要，且已明白表示，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施用詐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亦屬該條第1項第2款例示之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之類型。原判決依憑上訴人等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佐以相關水房現場圖、「御鑫支付」員工出勤表、薪資表、營運管理系統截圖、訂單統計報表截圖、入出款交易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照片、現場電腦資料光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現場數位證物蒐證紀錄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本案水房所使用之越南金融帳戶係某甲以支付對價之方式向越南不特定民眾租用，並在手機上設定越南金融帳戶資料後，寄送予劉孟勳再交由吳庭富等其餘上訴人使用，且本案水房使用之越南金融帳戶甚多，顯非一般向親友借用之情形，乃認上訴人等透過租用方式取得、使用他人之越南金融帳戶，上開取得金融帳戶之方式，已符合舊洗錢法第15 條立法理由所舉例示「以不正方法取得金融帳戶」之類型，又其等知悉使用越南金融帳戶所收付款項無法經由一般金融機構或支付公司進行收付，並無合理來源，且自110年12月 31日至111年3月2日累計經手轉帳金額高達2,220億8,810萬7 ,195元（折合新臺幣約2億7,276萬7,442元），亦與其等收入顯不相當，上訴人等所為，已該當於特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並載敘：觀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現場數位證物蒐證紀錄所示，扣案之電腦內存有多張越南金融帳戶轉帳紀錄圖片、轉帳照片、手機轉帳流程、設定越南金融帳戶之手機照片及越南人頭身份證件等，足認本案水房內有多支已設定越南金融帳戶之手機，及使用手機進行轉帳之事實，佐以上訴人等亦分別陳明有以手機操作越南金融帳戶進行轉帳等語，是本案水房確有使用設定越南金融帳戶之手機進行轉帳的行為，及上訴人等經手之款項存在於其等使用之越南金融帳戶內，且水房人員須持續監看帳戶餘額，並轉帳調整帳戶內餘額，故上訴人等對上開帳戶具有使用、管領權限，亦對該等款項具持有關係，併就上訴人等所辯各節何以不足採信等各情，其審酌之依據及取捨判斷之理由。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僅以上訴人等之自白作為唯一證據而有欠缺補強證據、理由不備或矛盾等違法。又原判決係以警方自扣案電腦所登入瀏覽之營運管理系統，查悉本案水房自110年12月31日至111年3月2日累計經手轉帳金額高達2,220億8,810萬7,195元，並未認該部分係實際查獲（扣案）洗錢之財物，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有事實及理由矛盾云云，尚有誤會，自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七、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而所謂自白者，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亦即應有就所犯同法第14 條、第15條之基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於偵查或審判中為自白，方屬相當。　　稽之卷內筆錄所載，胡強政於警詢陳稱「我有做這些事情，但是我以為這些錢都是客人賭博輸贏的錢，不是把錢給我們，我們只是賺手續費，以為我們單純只是客服，不知道是洗錢」（見警四卷第417、418頁、偵三卷第13、14頁），另於偵查時供稱「我承認賭博，洗錢不承認」(同上偵查卷第 28 、29頁)，而其於第一審及原審均否認洗錢犯行，始終未為肯定之供述，原判決就胡強政部分，因而未適用舊洗錢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於法並無違誤。八、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連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　　稽之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上訴人等及劉孟勳、吳庭富、陳彥偉於原審選任辯護人對於審判長提示並告以要旨之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113年7月18日高分檢良上蒞2086號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聲請補充證據及調查證據書（即現場數位證物蒐證紀錄）時，雖陳稱辯論時一併表示意見或沒有意見（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05頁），然觀之上開現場數位證物蒐證紀錄，扣案御鑫平台電腦內檔案，有多張行動電話之越南金融帳戶轉帳截圖，並能對應至扣案行動電話之轉帳報表等紀錄（見原審卷一第355至490頁），因認其等於警詢、偵查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與事實相符，與卷附資料委無不合，經合法調查，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部分論據，無違證據法則。嗣原審審判長於調查證據完畢後，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等及其等辯護人均答稱沒有（見原審卷二第118頁），乃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未再為無益之調查，難謂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可言。其等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未實際勘驗扣案行動電話是否確有綁定越南銀行帳戶，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九、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等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6

TPSM-114-台上-185-202503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