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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醫療法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99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致良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丁致良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致良之母親張美孋於民國112年10月3 0日前某日開始在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下稱臺中醫院，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住院治療，被告不滿治療效果，欲更換主治醫師，即於112年10月30日10時50分許至臺中醫院9樓B區病房護理站外，明知告訴人即護理長蔡毓姝為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仍基於恐嚇危害安全犯意，以「到時候如果發生甚麼暴力事件，那就沒辦法」等語，恫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而足以危害安全，並以此種脅迫方式妨害蔡毓姝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以脅迫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等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違反醫療法及恐嚇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告訴人提出之錄音檔譯文，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醫療法及恐嚇犯行，辯稱：我11 2年10月30日10時50分許沒有到臺中醫院9樓B區病房護理站外，我每天10時30分許到11時許就會到中興大學去吃飯，偵卷監視器畫面裡面的男子不是我，告訴人提出錄音檔案內講話的男子不是我等語。經查：（一）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在臺中醫院擔任護理長，從事護理行政管理，112年10月30日10時50分許，臺中醫院9樓B區病房護理站外，被告自稱有詢問衛生局說家屬有更換主治醫師的權利，所以要求護理長向院方表達家屬要主動更換主治醫師，若未依家屬需求，明天將有暴力事件等語明確（見偵卷第31至33頁）。而告訴人提出之錄音檔案，經本院勘驗結果，內容如附表所示，有本院勘驗筆錄可憑（見本院卷第83至85頁）。被告雖辯稱未於上開時間在場，且非對話中之男子等語，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鍾威昇醫師為其母之主治醫師，且認為鍾威昇醫師拿假的 X光片騙人（見本院卷第109頁），而錄音檔案對話中之男子確有提及鍾威昇醫師為治療其母之醫師，醫師有秀X光，醫師在騙人等情，是姑不論該等對話發生於何時何地，被告確係對話中之男子無訛。（二）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751號判例參照）；又危害之通知並非確定，而仍取決於其他不確定之條件，此種不確定之危害通知，尚不足構成恐嚇罪（司法院(83)廳刑一字第01160號研究意見參照）；另在判斷被告之言語是否構成恐嚇時，應綜合雙方對話之整體語境，斟酌彼此衝突緣由，還原行為人陳述時之真意，探求被告是否有惡害他人之意，或僅係一時氣憤之情緒性語言，無真心惡害他人之意，而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舉動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或被害人主觀感受，即率爾論斷。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以「到時候如果發生甚麼暴力事件，那就沒辦法」等語恐嚇告訴人，然依據本院勘驗錄音檔案結果，被告當時先不斷抱怨鍾威昇醫師之治療成效，極力向告訴人表示不要由鍾威昇醫師擔任其母之主治醫師，要改由李醫師擔任主治醫師，再稱：「如果是鍾威昇再來我真的會請他出去，到時候如果發生什麼，什麼暴力事件，那沒有辦法，好不好，我用嘴巴講的沒有用對不對？」、「一定會的，你們叫警察也沒有用，把我關起來，把我槍斃都没有用。」、「你相信一個母親會用盡所有力量去保護他的兒子，但他兒子也會用盡所有力量保護他的母親。你不要懷疑，我沒有話，不要再講了好不好，該講都講了，就這樣子好不好。」是綜觀被告之完整對話內容，被告意在表達將會全力阻止鍾威昇醫師繼續治療其母，其雖曾提及「暴力事件」，但亦同時稱「如果是鍾威昇再來我真的會『請』他出去」，且語氣尚屬平和，並無明顯提高聲量、大聲吼叫等情形，則被告是否真有以使他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他人之恐嚇犯意，已非無疑。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所稱之「暴力事件」係一種惡害，然該「暴力事件」針對之對象，顯係鍾威昇醫師而非告訴人，而被告並非與鍾威昇醫師對話，是被告所為係在外揚言加害於鍾威昇醫師，並未對鍾威昇醫師為惡害通知，與恐嚇罪之客觀構成要件不符。再者，被告所稱之「暴力事件」，其發生之前提是臺中醫院不依其要求更換主治醫師，仍由鍾威昇醫師繼續擔任主治醫師之不確定條件，此種不確定之危害通知，亦不足以構成恐嚇罪。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對告訴人所為成立恐嚇罪，實不足採。（三）按「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期能改善醫病關係，乃參酌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及第304條強制罪之法定刑，並認為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行為所具之公益性質濃厚，其所涉及者包含當下不特定需求醫療資源者之權益，是為保障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專業性、公益性、重要性，應避免醫事人員受不當之干擾，尤其以羞辱之方式妨害其執行業務，爰增訂現行法第3項；又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故其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而應以「妨害醫療或救護業務」之行為為規範對象。因此，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傷害等暴力行為，即認構成本罪，須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暴力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之時，亦即，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或救護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時，始能成立。查被告所稱之「暴力事件」並非針對告訴人，業如前述，已難認被告有何以脅迫方式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之主觀犯意。又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護理長，我辦公室在9樓護理站A區，本案案發時間的那個時段，平常醫師會查房，護理師會執行護理業務，護理長會在護理站協助同仁之護理活動及醫師之醫療指令，所以我會在護理站協助跟其他科室之對話，案發當時臨床護理師打電話到9樓護理站跟我求救，說B區這邊有家屬情緒激動，請我協助處理，我就過去處理，我當時是專門處理被告之情緒問題，這是我行政管理之一環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96至105頁）。是依據告訴人之證述內容，告訴人並非在場負責對病人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之人，係因臨時接獲臨床護理師之求助電話，基於行政主管之職責，特地為處理被告之情緒反應，到場與被告溝通，在與被告對話過程中，被告始稱：「到時候如果發生甚麼暴力事件，那就沒辦法」等語，換言之，被告為上開言論時，告訴人係在執行安撫病患家屬情緒之行政工作，而非執行任何醫療或救護業務，則被告在客觀上亦未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自無從以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罪責相繩。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因公訴意旨所指之違反醫療法及恐嚇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其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立偉、陳永豐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表勘驗本院卷證物袋內錄影光碟檔名「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0錄音」之錄音檔，結果如下（……表示無法辨識）：一、錄音檔有以下對話內容：（播放時間0分0秒起）【0分3秒起】丁致良：然後呢，在會議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這個會，沒有關係，我告訴你，他秀了兩張X光片，他說病患的情況變差，他問說你要不要打利尿劑，結果後來呢……。【0分42秒起】丁致良：我禮拜六在這邊希望護士或者是說叫住院醫師讓我看片子，看能不能叫，然後還叫了警衛來，然後後來警衛一路一直跟著我，然後我就一樓一樓下去，然後ㄟ剛好，遇到鍾威昇，他讓我看了，但是他拒絕讓我拍照，因為我歷次拍下來的照片已經足夠揭穿他的謊言。護理人員：嗯。丁致良：那禮拜一禮拜四我親眼看到禮拜四的確比較好，而且現在狀況的確比上個禮拜又好一點點。那他在會議上是提供………我並沒有……，他以為醫師在治療他，其實如果不是我阻止他打那些針的時候，我媽媽真的早就死掉了，好不好，拜託，我不要鍾威昇，然後李醫師也合意做我的醫師，然後鐘醫師自己也說，我禮拜六跟他講，你能不能不要……他當面跟我說，我也很不想做你的，既然這樣，那大家都不想對不對，就雙方合意好不好，不要又說院長又說什麼東西。【2分3秒起】護理人員：先生我們公家機關，都是下面要聽上面的，兩位醫師說。丁致良：沒有，我們病患有選擇醫師的權利，這是醫療法規上規定的，大家就這樣，不要鬧到說再叫警察。護理人員：我跟你說啦，這件事情我可以再跟兩位醫生表達你的訴求，但是至於該怎麽做，我們還是得……。丁致良：如果是鍾威昇再來我真的會請他出去，到時候如果發生什麼，什麼暴力事件，那沒有辦法，好不好，我用嘴巴講的沒有用對不對？護理人員：不好意思啦【2分46秒起】丁致良稱：一定會的，你們叫警察也沒有用，把我關起來，把我槍斃都没有用。護理人員：……。丁致良：你相信一個母親會用盡所有力量去保護他的兒子，但他兒子也會用盡所有力量保護他的母親。你不要懷疑，我沒有話，不要再講了好不好，該講都講了，就這樣子好不好。護理人員：好我聽到了。（檔案於3分17秒結束）二、被告與護理人員對話過程中語氣平和，並無明顯提高聲量、大聲吼叫等情形。

2025-03-28

TCDM-113-易-699-20250328-1

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醫療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672號聲請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得壽上列被告因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259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甲○○係A女（年籍詳卷）服務診所（地點詳卷）之洗腎病人。民國113年5月30日6時40分許，甲○○與A女同在診所一樓等電梯時，牽握A女右手手掌（違反性騷擾防治法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致A女受到驚嚇，抽回右手並質問甲○ ○幹什麼，甲○○辯稱不小心碰觸。嗣A女前往二樓洗腎病房時，A女再次質問甲○○，甲○○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及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恫嚇A女「你再說，我就搧下去」（台語，指摑臉），而以此加害身體之事恐嚇 A女，使A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妨害A女執行醫療業務。二、訊據被告甲○○（下稱被告）固坦承於有於前揭時間，在前揭地點就醫，惟辯稱：我否認有對他咆哮及作勢攻擊云云。經查：被告上開時、地，以「你再說，我就搧下去」等語恫嚇告訴人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訊、證人李○ 義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張○靜於偵訊中具結證述明確，證人李○義及張○靜與被告無任何過節、仇隙，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刻意杜撰情節以構陷被告之必要，復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5至27頁），是被告確有以上開行為恫嚇告訴人無訛。從而，被告上開所辯與客觀事證尚有未合，委無足採。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醫療法第1 06條第3項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四、另按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以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憲法法庭113 年憲判字第3 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於案發時對告訴人口出「蕭雜某」，客觀上雖粗俗不得體，而使得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然考量本案發生之經過，被告係因其與告訴人間發生爭執，堪認被告係當場衝動而附帶以系爭言語來表達其不滿情緒，整體過程尚屬短暫，並非長時間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等情況，自難逕認被告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再者，一般理性之人依當時客觀環境，於瞭解被告與告訴人發生紛爭之前因後果，而見聞被告對告訴人所述之系爭言語，應不致產生告訴人名譽遭嚴重眨損之印象。此外，被告係當場口出系爭言語，依檢察官所舉出之現有證據，未見在場見聞者眾多且持續較長時間等情況，亦「非」以網路散布侮辱言論等具有持續性、擴散性且負面效果較為嚴重之方式，而難認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綜此堪認被告乃係一時衝動、當場逕以系爭言語表達個人不滿情緒，對告訴人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輕微，亦難認對告訴人造成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之不利影響，是依前開說明，被告此舉要非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且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縱有不當，仍未可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是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分所為尚構成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容有誤會，併予敘明。五、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理性面對醫事人員之處理，僅因一時情緒失控，當場對告訴人施以恐嚇，妨害被害人執行醫療業務，且致告訴人心生畏懼，造成告訴人心理創傷，並損害醫病關係，減損整體醫療士氣，間接影響其他就醫病人及家屬權益，所為實屬不該；復衡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暨家庭經濟狀況（見警卷第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建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家妮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27

KSDM-113-簡-4672-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75號上訴人張瑛玲訴訟代理人戴君豪律師被上訴人涂佑臻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4月1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3年9月20日與訴外人沈能俊（下逕稱其名）結婚，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被上訴人明知沈能俊為有配偶之人，竟迭於111年5月7日、6月27日、7月14日、7月26日、9月12日、12月7日、12月14日及12月30日與沈能俊為合意性行為，侵害伊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60萬元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以：伊罹有○○上疾病，領有重大傷病卡，故前去○○ 診所治病成為沈能俊之病患。詎沈能俊利用醫生職務誘拐伊發生性行為，並強迫伊簽署相關「買春」證明文件（下稱系爭收據），伊實為被害人，而未侵害上訴人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縱認伊與沈能俊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惟沈能俊於 112年4月12日將新北市○○區○○路0巷00號4樓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後，復於112年9月25日簽立和解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以拋棄系爭不動產返還請求權來賠償上訴人所受之損害，依民法第274條規定，伊所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債務已因沈能俊清償而免責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上訴人主張其與沈能俊於103年9月20日結婚，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被上訴人明知沈能俊為有配偶之人，竟於上開時間與沈能俊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0 、118頁），並有個人基本資料及系爭收據附卷可佐（見原審限閱卷第3頁、原審卷第27至37頁），自堪信為真實。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不法侵害其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等節，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此種關係具有人格之性質，對配偶雙方均具有重大利益，故與有配偶之人通姦，乃干擾或妨害他人夫妻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足以破壞夫妻間相互信任之基礎，此為法所不容，為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方配偶，對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278號、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上訴人於上開時間與沈能俊發生性行為乙節，業如前述，被上訴人雖執其與沈能俊間為醫病關係，及罹有○○疾病，領有重大傷病卡（見本院卷㈡第75頁）為由，抗辯其係被迫與沈能俊發生性行為云云，除為上訴人所否認，觀諸被上訴人與沈能俊間對話截圖內容，被上訴人主動向沈能俊表示：「窩喜歡和你相幹」、「窩喜歡被你插」、「我晚上都夢到和你做愛」、「你功夫厲害了，害我都離不開你」、「我愛上和你做愛感覺」等語（見原審卷第113、119頁），堪認被上訴人係自願與沈能俊發生性行為。況被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其遭沈能俊妨害性自主之相關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並自承：其提刑事告訴沈能俊妨害性自主案件，因證據不足已不起訴處分等語（見本院卷㈡第31頁）。故被上訴人前開所辯，顯非可採。　㈢被上訴人明知沈能俊為有配偶之人，仍於上開時間與沈能俊發生性行為，顯已超逾社會一般夫妻間忠誠義務之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有損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而屬侵害上訴人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精神慰撫金，於法即無不合。　㈣又按，非財產上損害即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上訴人為碩士畢業、與沈能俊間婚姻關係仍存續中，共同育有2未成年子女、從事教職、名下有多筆不動產、投資等財產；被上訴人為高職畢業、離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名下有不動產及存款，有兩造個人基本資料、財產及所得查詢資料在卷可佐（見原審限閱卷第3至5、9至21、25至26頁）。本院審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及本件侵權行為持續之時間、樣態，對上訴人家庭婚姻生活美滿所造成之影響，暨上訴人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審判命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核屬適當有據。上訴人以其因此飽受身心煎熬，精神上受有極大痛苦為由，主張應提高精神慰撫金金額云云，洵非足採。　　㈤再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185 條第1項、第274條分別定有明文。　⒈被上訴人與沈能俊共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其等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合先敘明。　⒉系爭不動產原為沈能俊所有，嗣沈能俊於112年4月12日以夫妻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上訴人，有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49至151、159至165頁）。上訴人主張其與沈能俊就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及移轉登記行為，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隱藏真意為沈能俊借用其名義向銀行貸款，以支應其與沈能俊間家庭開銷及清償沈能俊個人債務等語（見原審卷第87 頁、本院卷㈡第97頁）。而上訴人與沈能俊復於112年6月28 日，由沈能俊為借款人、上訴人為連帶保證人兼物上保證人向陽信銀行貸款750萬元，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存卷可佐（見本院卷㈠第547至585頁），足認上訴人與沈能俊間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⒊而上訴人與沈能俊於112年9月25日簽立系爭承諾書，第1條約定：「本人沈能俊對於過去一年半前，數度與女子甲○○發生買春性行為乙事，深感後悔，為此向妻子乙○○鄭重道歉，並保證未來絕不再犯……」、第2條約定：「本人沈能俊同意將之前位於新北市○○區○○路0巷00號4樓之房地（即系爭不動產），保證不索討過戶回，作為賠償妻子乙○○因本人沈能俊買春行為所受到之精神損害賠償。」等語（見原審卷第39頁），堪認沈能俊就其與被上訴人間共同侵權行為，以「保證不索討過戶回」，亦即拋棄對上訴人之系爭不動產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做為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　⒋上訴人雖提出沈能俊聲明啟示（見本院卷㈡第57頁），主張沈能俊贈與及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與本件無關云云，然沈能俊在前開啟示中陳稱：贈與及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予上訴人，係夫妻間情感交流，基於夫妻感情之家庭分配之家務事，與上訴人主張係沈能俊借用其名義向銀行貸款等語，顯有不符；再者，沈能俊依系爭承諾書第2條約定，係拋棄系爭不動產之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而非另外與上訴人成立贈與契約，自難執前開啟示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⒌上訴人復主張其以系爭不動產為抵押物向陽信銀行貸得750萬元，用以償還先前貸款325萬4,242元、支付沈能俊之行政罰鍰、另案民事賠償金等債務204萬6,255元後，餘款均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其實際上並無獲得金錢賠償云云，固提出判決書、繳費收據、統一發票、租賃契約書、保險費繳納證明書、繳費證明單、估價單、借據為證（見本院卷㈠第65至5 45頁），然上訴人縱清償前開債務，亦與沈能俊得否行使系爭不動產之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無涉。上訴人既自承系爭不動產經銀行估價949萬元等語（見本院卷㈡第61頁），而被上訴人與沈能俊因本件共同侵權行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20萬元，已如前述，應認沈能俊簽立系爭承諾書時業已清償對上訴人應負之損害賠償完畢，依民法第274條規定，被上訴人亦同免其責任。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云云，即乏所據。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 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2025-03-26

TPHV-113-上易-975-20250326-1

原醫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原醫上易字第1號上訴人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法定代理人施俊明上訴人張景文上一人之訴訟代理人單鴻均律師共同訴訟代理人古清華律師共同複代理人楊雨璇律師被上訴人娃娜敏宏訴訟代理人盧天成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1 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原醫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逾新臺幣陸拾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其餘上訴駁回。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六十七，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單獨逕稱臺北醫院）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施俊明，並於民國112年7月12日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1頁），應予准許。貳、實體方面一、被上訴人主張：伊於102年8月28日起因左側卵巢囊腫前往臺北醫院就診，期間由醫師即上訴人張景文（下單獨逕稱姓名，與臺北醫院合稱上訴人）看診及治療，張景文於105年11 月間向伊表示藥物治療無效，建議摘除左側卵巢，並稱摘除後尚有右側卵巢，不影響生育能力，伊久因左側卵巢囊腫導致疼痛並影響生活起居，乃依其建議於105年11月3日進行左側輸卵管卵巢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張景文於術前向伊稱系爭手術係摘除左側卵巢，手術麻醉同意書亦載明手術名稱為「左側卵巢切除手術」，惟張景文為伊進行系爭手術前未盡告知義務，且未經伊同意，即於系爭手術時逕切除伊之右側輸卵管及卵巢，侵害伊身體權、健康權及病人自主決定權。又伊因左側卵巢囊腫病症於系爭手術後仍未改善，致伊僅得於106年4月25日由張景文進行腹腔鏡左側輸卵管卵巢切除手術（下稱第二次手術），伊於術後因兩側卵巢均已摘除而喪失生育能力，且因缺乏女性荷爾蒙，致有終生須服用、塗抹賀爾蒙藥物，並受假性月經所苦，甚因罹患憂鬱症而於107年1月13日、同年月29日自殺未果，精神上感到極大痛苦，張景文就其侵權行為自應負賠償責任。再者，臺北醫院為張景文之僱用人，就張景文執行醫療之侵權行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且伊與臺北醫院間存有醫療契約關係，其履行輔助人張景文對伊實施系爭手術之醫療行為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依民法第224條規定，臺北醫院就張景文執行業務所為侵權行為負同一之責任，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之責。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備位依同法第227條第1 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臺北醫院、張景文應連帶給付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90萬元本息等語（被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未據其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二、臺北醫院、張景文則以：被上訴人於102年8月間，經張景文診斷為左側卵巢有囊腫，於102年8月29日進行腹腔鏡左側卵巢囊腫摘除手術，被上訴人術後於同年10月4日回診，其腹部超音波檢查顯示右側卵巢囊腫，且於同年月19日再經臺北醫院急診室診斷為右側卵巢黃體囊腫，可見被上訴人明知自己除左側卵巢外，右側卵巢亦有囊腫。又張景文於105年11 月2日為系爭手術前已向被上訴人說明預定摘除右側卵巢，被上訴人並於同日親簽手術同意書，足證張景文已向被上訴人說明手術位置，且經被上訴人同意後方進行系爭手術。嗣被上訴人術後於同年12月16日回診，其腹部超音波檢查顯示左側卵巢囊腫，且因持續腹痛，而堅持切除剩餘左側卵巢，張景文已向其說明僅剩左側卵巢，如再以手術切除，會使更年期提早到來，被上訴人表示已瞭解後而於106年4月24日親簽手術同意書，張景文遂於同年月25日實施第二次手術，是張景文並無違反告知義務，亦無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四、查張景文受僱於臺北醫院，擔任臺北醫院之婦產科醫師，於 105年11月3日為被上訴人施行系爭手術，於系爭手術中切除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嗣因被上訴人於同年12月 16日仍經診斷左側卵巢囊腫，於106年4月25日由張景文施行第二次手術，該次手術中切除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等情，有臺北醫院108年1月3日函暨檢附之被上訴人自102年8月起至106年4月就醫紀錄資料可稽（見原審卷第181至55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予認定。五、被上訴人主張張景文於105年11月3日為其施行系爭手術，違反告知義務而於該手術切除其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自有疏失，應與臺北醫院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90萬元等情，為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查：　㈠按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107年1月24日修正前醫療法第82條第1 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醫療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療人員於執行醫療之際，應就醫療個案，本於診療當時水準之醫學知識，為適當之醫療處置，始得謂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又醫療機構及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其實施手術者，除情況緊急者外，並應向上述之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醫師法第12條之1、醫療法第63條第1項、第81條規定甚明。上揭有關「告知後同意法則」之規範，旨在經由危險之說明，使病人得以知悉侵入性醫療行為之危險性而自由決定是否接受，作為醫療行為違法性之阻卻違法事由，並為醫院依醫療契約應履行之義務。且醫療機構對於病人應為說明告知之範圍，係依病患醫療目的達成之合理期待而定，得以書面或口頭方式為之，惟應實質充分實施，並非僅由病患簽具手術同意書或麻醉同意書，即當然認為已盡其說明之義務。倘說明義務是否履行有爭執時，亦應由醫療機構負舉證證明之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99號民事判決可參）。　㈡查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19日起至臺北醫院就診，並於同年11 月2日辦理住院，同年月3日由張景文為其施行系爭手術，且依被上訴人自105年10月19日起至系爭手術實施日即同年11 月3日之病歷資料所載（見原審卷第325至432頁），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19日婦科超音波檢查結果為右側子宮附屬器囊腫4.5×5公分、左側卵巢囊腫2×2.3公分，張景文於105年1 1月2日簽章之Admission Note之Impression、Problems欄均載「Left overian cyst,size 22×13mm」，被上訴人於105 年11月2日因疾病臆斷為左側卵巢腫瘤需要住院治療，初步診療計畫之主要治療方式為腹腔鏡單側輸卵管卵巢切除手術，而於同日經張景文於住院診療計畫說明書記載並告知，且於手術前評估表之術前診斷為「Left overian tumor（即左側卵巢囊腫）」、施行手術為「Laparoscopic left salpin go-oophorectomy（即腹腔鏡之左側卵巢及輸卵管切除手術）」，系爭手術前之麻醉同意書上亦記載外科醫師實施手術名稱為腹腔鏡左側卵巢切除手術，建議麻醉方式為全身麻醉，護理紀錄表則於105年11月2日16時32分經護理人員記錄「病人因9月份左腹痛至門診就醫，發現左側卵巢囊腫復發，醫師建議入院開刀」等語，可知被上訴人於系爭手術施行前之病歷資料僅有關於左側卵巢囊腫及其大小，及醫師告知之系爭手術為腹腔鏡左側卵巢及輸卵管切除手術等，而未有任何關於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之病情或相關手術方式，則依被上訴人於施行系爭手術前經醫師診斷後所得知悉之病況，與前揭告知內容，經被上訴人同意切除部位應為其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而未及於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又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鑑定書，該鑑定意見認「張景文依手術過程所見，切除病人右側卵巢腫瘤及輸卵管之病灶，符合婦科治療囊腫、腫瘤等問題之臨床標準，但術前似未向病人說明清楚，或有不足之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6頁），亦未否定張景文於系爭手術前有未盡告知義務之情事，是張景文為系爭手術前，僅告知被上訴人其診斷為左側卵巢囊腫而建議以腹腔鏡方式切除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而一般女性僅有左、右側各一之卵巢及輸卵管，切除該等身體部位後顯無回復之可能，張景文倘於系爭手術前認有切除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之可能，當屬被上訴人為達成醫療目的得以合理期待醫師說明之內容，即應由張景文將右側卵巢及輸卵管病況、是否切除、及術後狀況等均告知被上訴人，俾被上訴人選擇符合自己最佳利益之醫療方案，或拒絕一部或全部之醫療行為。基此，被上訴人主張景文於系爭手術前違反告知義務而切除其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應堪採信。　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前已知悉其兩側卵巢均有囊腫問題，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手術目的為切除右側卵巢，始簽手術同意書，且手術後病情說明亦記載此情，是張景文並未違反告知義務云云。然依前揭被上訴人自105年10月19日起至同年11月3 日之病歷資料，其中105年11月2日手術同意書所載「卵巢腫瘤」、「腹腔鏡手術（單側切除）」（見原審卷第417至418 頁），並無法證明張景文有告知被上訴人系爭手術為以腹腔鏡方式切除其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之事實，且核對上開其餘病歷資料，張景文或相關醫護人員已多次記載被上訴人係因診斷為左側卵巢囊腫之病情，而由張景文為其施行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之切除手術，業如前述，本院自無從僅憑上開手術同意書之內容而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又依被上訴人於102年間於臺北醫院之病歷資料（見原審卷第183至323頁），被上訴人於102年8月28日因嚴重經痛至臺北醫院就診，同日晚間因左側腹痛至該院急診入院，經診斷為左側卵巢囊腫，而於同年月29日接受腹腔鏡輔助左側卵巢囊腫之切除手術；而被上訴人於同年10月4日起陸續回診後，經檢查發現有右側卵巢囊腫、雙側卵巢卵泡等情，惟其自102年11月20 日後即再無至該院就診紀錄，是被上訴人前係因左側卵巢囊腫之病況而曾接受手術及相關治療，並未就右側卵巢囊腫施行過任何手術或相關治療行為，可徵被上訴人久因左側腹痛之病況，復經診斷左側卵巢囊腫後，進而就左側卵巢囊腫為前揭手術治療行為，其縱於102年10月間知悉右側卵巢亦有囊腫等情，並未因此得認定被上訴人自此即知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應於系爭手術中切除，況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19 日就診並經張景文再次診斷為左側卵巢囊腫後，其因前次10 2年間切除左側卵巢囊腫手術後仍再復發，因而同意張景文進行系爭手術切除其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應較符合常情；另被上訴人就右側卵巢囊腫之病況既未曾為相關治療行為，張景文自應於系爭手術前告知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囊腫之狀況、是否切除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可能治療方式及相關處置等，則被上訴人於知悉除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外，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亦可能遭切除之情形，即非必然同意進行系爭手術；參以醫審會鑑定書之鑑定意見記載「臨床上，治療卵巢囊腫方法為保守治療或手術治療，保守治療得排除疑似惡性腫瘤，依病人病狀給予藥物治療，並觀察其後續病情發展，再評估是否執行手術治療」、「若未解決病人下腹疼痛，手術方式僅是治療選項之一，綜觀本案卷附病歷紀錄，依歷次手術後之病理切片結果，病人均僅有卵巢黃體囊腫，並無腫瘤，多數屬生理性囊腫，亦非屬手術適應症，仍有其他治療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5、318頁），益徵被上訴人雖於102年10月間經診斷有右側卵巢囊腫，仍應先由醫師評估是否惡性腫瘤、是否給予藥物治療、是否得由手術僅切除囊腫部分等治療方式，而非於105年11月3日進行系爭手術即執行切除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至張景文並未於系爭手術前、中告知被上訴人及其家屬切除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之醫療行為，業如前述，縱其於手術後病情解釋文件上告知被上訴人家屬切除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並經被上訴人家屬簽名（見原審卷第369頁），亦屬系爭手術後所為告知醫療行為內容，無礙本院所為張景文違反告知義務認定，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洵無可採。　㈣基上各情，堪認張景文進行系爭手術前未向被上訴人告知其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之病情、治療方針、可能處置、術後影響等情形，亦未於系爭手術前、中徵得被上訴人或其家屬之同意，而於系爭手術中切除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自有違反醫師法第12條之1、醫療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情形。因此，被上訴人主張因張景文於實施系爭手術切除其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未履行告知說明之義務等情，應屬有據。　㈤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基於「尊重人格」、「尊重自主」及「維護病人健康」、「調和醫病關係」等倫理原則所發展出之病患「自主決定權」，雖非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但為保障病患權益並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應將之納入上開規定所保護之客體，使之成為病人之一般人格權，以符合追求增進國民健康及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之時代潮流。是凡醫療行為，無論是檢驗目的之抽血、採取檢體，常規治療之打針、投與藥物，或是侵入性檢驗、治療，甚至移除腫瘤、摘取器官、為器官移植等，其本質上係侵害病人「身體權」之行為，醫師為醫療行為時，除本於其倫理價值之考量，為維持病患之生命，有絕對實施之必要者外，應得病患同意（包括明示同意、默示同意、推定同意、意思實現等）或有其他阻卻違法事由（如緊急避難或依當時之醫療水準所建立之醫療專業準則所為之業務上正當行為），始得阻卻違法。且為尊重病患對其人格尊嚴延伸之自主決定權，病患當有權利透過醫師或醫療機構其他醫事人員對各種治療計畫的充分說明（醫師法第12條之1、醫療法第81條規定參照），共享醫療資訊，以為決定選擇符合自己最佳利益之醫療方案或拒絕一部或全部之醫療行為。病患在就醫過程中，對於自己身體之完整性既具有自主決定之權利，醫師尚不得全然置病患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於不顧，擅專獨斷實施醫療行為，否則即屬侵害對於病患之自主決定權，苟因此造成病患之損害，並與責任原因事實間具有因果關係且具有違法性及歸責性者，應依上開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可參）。經查：　⒈查張景文於系爭手術前僅告知被上訴人切除其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且於術前、術中均未告知被上訴人或其家屬或使其等得以知悉，系爭手術包含切除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之醫療行為、有無替代方案及各該方案之利弊得失，　　亦未徵得其等同意，而於系爭手術切除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核屬未得病人或其家屬之意思而為醫療行為，致被上訴人身體、健康之自主決定權受侵害，依前揭說明，　　張景文未盡告知義務，自難謂無疏失，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張景文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又依前述，臺北醫院係張景文之僱用人，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張景文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⒉次按法院於酌定慰撫金數額時，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被上訴人雖稱其因左側卵巢囊腫病症於系爭手術後仍未改善，致其於106年4月25日進行第二次手術切除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因兩側卵巢均已摘除而喪失生育能力、缺乏女性荷爾蒙，致有終生須服用、塗抹賀爾蒙藥物，並受假性月經所苦，甚罹患憂鬱症而自殺未果等情，然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107年3月1日之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北司醫調卷第16頁），其上病名記載「憂鬱症」、醫師囑言記載「病人（即被上訴人）因手術開刀問題導致情緒低落、合併負面思想及自殺意念，於107年1月13日及同年月29日因自殺企圖藥物過量送至本院急診就醫。目前仍需持續門診追蹤治療。」等語，僅得證明被上訴人於107年3 月間經精神科醫師診斷憂鬱症，惟該醫囑所載僅係被上訴人單方面之陳述，並未證明被上訴人罹患憂鬱症與系爭手術間之關聯性，又被上訴人復無提出精神科就診相關紀錄，且經其訴訟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稱：被上訴人僅有上開診斷證明書為就醫紀錄，其餘就診與本案無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7頁），則其主張罹患憂鬱症且自殺未果均因系爭手術所致，並請求作為精神慰撫金審酌之依據，即無足取。再者，張景文就系爭手術縱有前述未盡告知義務之情形，而致被上訴人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經手術切除，然該手術並未導致其喪失生育能力、女性荷爾蒙，被上訴人亦未爭執其同意由張景文施行第二次手術切除左側卵巢及左側輸卵管，張景文有告知會有更年期症狀（見本院卷一第376頁），復經證人蕭玉翠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於106年4月7日有來張景文門診就診，主訴她會不舒服、肚子痛，希望張景文能幫她解決，她來都會做超音波，希望能開刀解決肚子痛之問題，張景文醫師跟她提到開刀卵巢拿掉會有停經問題，希望她能考慮，會有更年期症狀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5至376 頁），是被上訴人既因第二次手術之施行而喪失生育能力、女性荷爾蒙，且該次手術係經其要求，並經同意而為，本院自無從認被上訴人喪失生育能力、女性荷爾蒙等情與系爭手術有相當因果關係。併參以被上訴人施行系爭手術時年齡為 38歲之際，其右側卵巢及右側輸卵管經系爭手術切除後已無回復之可能，卵巢及輸卵管屬於女性身體上之重要器官，堪認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又其為高中畢業，系爭手術迄今均為計程車司機之工作，及兼衡兩造之財產所得狀況（參原審卷第27至65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院審酌各情，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於 60萬元範圍內，核屬適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不能准許。另本院既已依民法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准許被上訴人之上開求償，就其依民法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權所為同一聲明之請求，自無庸再為審酌，併予敘明。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即年息）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非財產上賠償即精神慰撫金60萬元，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為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均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7年5月9日（繕本均於107年5月8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北司醫調卷第2 2、2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 107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駁回部分，為上訴人之敗訴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被上訴人請求應予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醫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2025-03-25

TPHV-110-原醫上易-1-20250325-1

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醫療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59號聲請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盈進上列被告因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偵字第392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吳盈進犯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菜刀壹把沒收。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第3至4行補充為「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核被告吳盈進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又被告前開恐嚇危害安全、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係基於附件事實欄所示「因不滿醫院處置」之同一糾紛所為，且於相當密切接近之時間、同一地點實行，先後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常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評價為一行為始屬合理，故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檢察官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故本院就被告之前科紀錄於量刑時審酌。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能以理性、和平之手段處理事務，竟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手段恐嚇及妨害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嚴重破壞醫病關係，並造成告訴人　　心生畏怖，所為誠屬不該，自應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情節，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詳參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扣案菜刀1把，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警卷第8至9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諭知沒收。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許怡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洪韻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周耿瑩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39287號　　被　　　告　吳盈進　（年籍資料詳卷）上被告因違反醫療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吳盈進原於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之高雄市立小港醫院8 樓8B區病房接受治療，於112年11月10日接獲出院通知，因不滿醫院處置，竟基於違反醫療法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2年11月11日23時12分許，持菜刀1把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8樓8B護理站找醫師理論，過程中卻突然從自備手提袋取出菜刀走向護理站，曹芮芳等醫護人員因擔心遭攻擊，而躲進護理站準備室內並將門上鎖，吳盈進見狀復持刀大力揮砍破壞準備室大門，使曹芮芳等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以前開方式妨害曹芮芳等醫護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二、案經曹芮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吳盈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被告坦承於上揭時、地，有以持刀作勢攻擊之方式恐嚇告訴人曹芮芳等醫護人員之犯行。 2 證人即告訴人曹芮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明被告恐嚇及妨害醫療之事實。 3 證人即高雄市立小港醫院保全吳國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明被告恐嚇及妨害醫療之事實。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翻拍照片3張、現場照片7張、110報案紀錄單證明被告犯案過程。二、核被告吳盈進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害醫療罪嫌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請從一重論以妨害醫療罪嫌。另請審酌被告在護理站持刀揮舞作勢攻擊醫護人員等製造紛亂行為，嚴重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予以從重量刑。三、告訴人雖指訴被告持刀揮舞之行為另涉嫌殺人未遂罪嫌。然被告堅決否認有殺人犯意，而證人吳國源於偵查中證稱：當時被告沒講說要殺死醫護人員，只說之前醫療糾紛的事情，沒有講要單挑，只叫她們出來不要躲了；被告看到誰都很激動，看到我同事(保全)也是拿刀追著跑，也是講一些我們保全來對他沒甚麼用之類的話，他也不會怕我們等語在卷可參，故依現存事證，被告主要是持刀作勢對人攻擊、破壞門鎖之恐嚇行為，尚無實施確有可能致人於死之舉，則其主觀上是否實際有殺人犯意自屬有疑，是此部分除告訴人片面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被告之殺人未遂罪嫌自有不足，惟此部份與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檢　察　官　許怡萍

2025-03-21

KSDM-114-簡-159-20250321-1

重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76號原　　　告　AW000-A11003（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　　　　　　AW000-A11003之配偶（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共同訴訟代理人　陳香如律師被　　　告　王智星　　訴訟代理人　汪玉蓮律師被　　　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法定代理人　張文瀚　　訴訟代理人　陳守煌律師　　　　　　周郁雯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0年度侵訴字第80號妨害性自主罪等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111 年度侵附民字第67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 4年2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依前項規定使用代號者，並應作成該代號與被害人姓名對照表附卷，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王智星係以觸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為侵權行為，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性侵害犯罪，為避免被害人Ａ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原告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183條所謂訴訟中有犯罪行為牽涉其裁判，係指在民事訴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其民事訴訟即無從或甚難判斷者而言。如當事人或第三人於民事訴訟繫屬中涉有偽造文書、證人偽證、鑑定人為不實之鑑定等罪嫌均屬之。設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繫屬以前有犯罪行為，縱牽涉其裁判，亦不在同條所定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列（最高法院80年度台抗字第29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即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既無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訴訟即無從或甚難判斷之情形，民事法院當可自行調查審理，不受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即無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78年度台抗字第26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雖以本件涉及認定事實之刑事案件，原於一審即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80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王智星（下逕稱其名）有罪，嗣該案經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刑事判決，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王智星無罪，則王智星究竟有無性侵原告之女，造成原告之女最終跳樓自殺之情，非俟上揭刑事訴訟終結，本件民事訴訟恐難判斷為由，而聲請停止訴訟程序，以待刑事案件認定之相關事實確定，再行繼續本件之審理，然而如前所述，本件既非屬當事人或第三人於民事訴訟繫屬中涉有偽造文書、證人偽證、鑑定人為不實之鑑定等罪嫌之情，且業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即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本院當可自行調查審理，不受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自無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併予敘明。貳、實體方面：一、原告主張：代號AW-A110002號之成年女子（下稱Ａ女，真實姓名詳卷）為原告AW000-A11003（下稱Ａ母）、AW000-A1100 3之配偶（下稱Ａ父，與Ａ母合稱原告）2人之女，Ａ女於民國1 09年12月28日至被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階醫院，與王智星合稱被告）看診，因Ａ女與斯時在馬偕醫院擔任放射科主治醫生之王智星為網友關係，王智星當天於馬偕醫院值班中，與Ａ女首次相約見面，竟基於強制性交犯意，假借邀約Ａ女私下觀看照片為由，將Ａ女誘騙至四下無人且當時為管制樓層而鮮有人進出之馬偕醫院福音樓樓梯間內，不顧Ａ女抗拒，違反Ａ女意願，親吻Ａ女並碰觸Ａ女之胸部及下體，後續強行以手指插入Ａ女陰道及肛門，並強壓Ａ女頭部使其開口，將生殖器放入Ａ女口中，強迫Ａ女為其進行口交並射精在Ａ女口內，強制性交得逞（下稱系爭事件）。Ａ女遭王智星性侵後罹患急性創傷壓力症候群、無懼曠野症之恐慌症（陣發性焦慮發作）、泛焦慮症、重鬱（單一發作，中度）、疑似性受虐之成人之初期照護等病症（下合稱系爭病症），導致無法正常上課及工作，後續更於110年1月2日、110年3月12日、110年10月22日三度服用鎮定藥物企圖自殺，嗣雖經多次諮商治療，Ａ女終因身心受創過鉅，仍於111年6月21日跳樓自殺。王智星因系爭事件致Ａ女跳樓自殺而侵害原告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Ａ父因而於Ａ女生前支出Ａ女醫療費用共計22萬0,721元，及原告支付Ａ女之殯葬費用33萬7,390元（原告分別得請求該等支出各16萬8 ,695元）；又原告均有受Ａ女扶養之必要，故原告得請求王智星給付自Ａ女於111年6月21日死亡起至平均餘命終了之扶養費，即Ａ母、Ａ父分別得請求扶養費金額為138萬5,783元、 112萬0,707元；又Ａ女因系爭事件後持續有自殺意圖，導致Ａ母無法外出工作，自110年1月至111年6月21日Ａ女去世為止，均須陪伴在Ａ女身邊以防其尋短，參照勞動部公告之最低薪資計算該段時間之工作損失為43萬9,500元。又原告因系爭事件而頓失至親致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原告分別得請求王智星給付45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另查馬偕醫院於系爭事件發生時為王智星之僱用人，王智星利用其身為馬偕醫院醫師身份與Ａ女聊天見面之際，將Ａ女帶至馬偕醫院管制樓梯間實施性侵害行為，應屬於濫用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對Ａ女為侵權行為，馬偕醫院未加強對所屬員工之性別平等教育，使職員未能意識兩性平等及尊重性自主權，自應依照民法第18 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3項、第 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為前開給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Ａ母649萬3,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Ａ父601萬0,1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以：　㈠王智星答辯略以：Ａ女於109年12月27日主動傳送其與當時男友杜○○（下稱Ｃ男）參加性愛活動之性愛照片予伊，並於109 年12月28日主動詢問我是否在醫院，表示其要給我觀覽手機內之性愛照片，當日係Ａ女主動向我邀約。於109年12月28日我與Ａ女見面時，我與Ａ女係自馬偕醫院福音樓2樓樓梯一起上4樓，再一起上5樓，Ａ女未遭我強拉，且樓梯門未上鎖，為公共區域行人梯，醫療清潔人員不定時會到現場查核，該區域亦無門禁，民眾得自由出入，我並未在4、5樓之樓梯間對Ａ女強制性交，反係Ａ女先撫摸我，我才隔著衣服撫摸Ａ女（下稱撫摸事實），我們並無性交，且Ａ女亦未曾向我說不要等語。又撫摸事實發生後之翌日即109年12月29日0時22分，Ａ女於網路上公開發表其使用性愛道具及其與他人性愛之錄音檔之文章，並將此文章以社群軟體Dcard（下稱Dcard）傳送給我，並詢問我「今天幾點下班，要不要跟我男友一起吃個飯討論，還是你最近沒空，那就沒關係」等語，但我表示當日沒空而拒絕；而Ａ女於同日16時09分於馬偕醫院精神科胡敬和醫師門診看診時並無特殊異狀，110年1月2日Ａ女之驗傷診斷書頭面部、肩頸、胸腹、背、臀、四肢及陰道、肛門皆無明顯外傷，且Ａ女之胸部及私處並無我的DNA，另Ａ女於111年9月12日臺大醫院之精神鑑定時呈現強烈防禦反應，表示不記得、不願意談論、對於鑑定過程多所質疑，尚難排除Ａ女就系爭病症真實性有虛偽誇大之可能，以上足見Ａ女所稱系爭事件發生，均非屬實。再者，從Ａ女歷年就診紀錄可知，Ａ女早於系爭事件發生前，已有自殺行為及念頭，且Ａ女於遺留予Ｃ男之遺書中表示，因父母所逼無法結婚，願來世再當夫妻等語，可見Ａ女實係因其父母強力反對Ａ女與Ｃ男結婚，逼迫其等分手，加上Ａ女長期罹患憂鬱症，始致Ａ女於桃園前男友住家頂樓跳樓自殺身亡，是Ａ女自殺身亡實與我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馬偕醫院答辯略以：王智星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認定其於系爭事件未違反Ａ女意願而判決無罪，王智星於109年12月28日縱有在馬偕醫院福音樓4樓逃生出口樓梯間觸碰Ａ女胸部和下體，然是否違反Ａ女意願自有疑義；況王智星斯時雖於馬偕醫院擔任放射科主治醫師，然案發當日，Ａ女係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而非放射科，雙方亦係基於網友關係相約見面，而非醫病關係，且王智星前往馬偕醫院福音樓4樓逃生出口處與Ａ女見面聊天，客觀上也與其執行職務內容顯然無關，此亦為Ａ女應約或主動邀約時所明知，故縱王智星於案發當日對Ａ女有任何侵權行為，亦係王智星之個人行為，與執行醫療職務內容無關，自無適用民法第 188條令僱用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餘地，原告主張自屬無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59至460頁）：㈠王智星於108年12月間透過網路結識Ａ女， 2人之後透過Dcard 與IG頻繁聊天。㈡Ａ女於109年4月9日開始與Ｃ男交往，成為男女朋友。㈢Ａ女於101年被父母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並於106、107 年間曾多次前往美麗心精神科診所、晴美身心診所就診。其後，Ａ女自109年7月間開始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固定看診，就診日期分別為：109年7月27日、109年11月30日、109年12 月14日、109年12月15日、109年12月22日、109年12月28日、109年12月29日、110年1月5日、110年1月11日、110年1月 18日、110年1月25日、110年2月1日、110年2月8日。㈣109年12月22日Ａ女透過IG向王智星表示男友說要王智星去性愛活動，要讓Ａ女與王智星玩性愛遊戲，並表示Ｃ男於性愛活動中非常開放，看自己的女友被虐也會興奮等語；之後，Ａ女傳送其在性愛活動中所使用之性愛道具品項、其使用性愛道具裸露生殖器之情色照片予王智星，並表示：「讓別人看著自己照片意淫莫名有種成就感，請盡量意淫吧，PO文的意義就在這兒了」；其後，Ａ女主動詢問王智星：「考慮3P嗎」，王智星回覆：「可以」，Ａ女於此留言按了愛心。㈤109年12月28日下午Ａ女主動傳送她前一日與男友參加性愛活動的性愛照片予王智星，並向王智星分享性愛活動之細節；其後，Ａ女問王智星是否有在醫院，並表示要給王智星看其手機内之性愛照片。㈥Ａ女於109年12月28日下午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並與該時亦任職於馬偕醫院擔任放射科醫生之王智星相約見面聊天，此為2人第一次見面。嗣於同日下午3時16分左右，王智星偕同Ａ女至馬偕醫院福音樓4樓逃生出口樓梯間，並有在該地點觸碰Ａ女胸部和下體。該逃生出口樓梯為公共區域行人梯，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Ａ女於109年12月28 日當天下午與王智星在馬偕醫院見面後，有去該院精神科由黃郁心醫師看診。㈦Ａ女先於109年12月21日向王智星表示：「我有發新文章，學長賞臉的話幫我按個讚吧XD而且還有續集喔」，Ａ女再於109 年12月29日凌晨0點22分，在網路公開發表其使用性愛道具之文章，並附上其與他人性愛的錄音檔；Ａ女於109年12月29 日下午12時25分傳送Dcard之資料即Ａ女在Dcard之情色文章，内含其與他人做愛之錄音檔予王智星。其後，Ａ女於109年 12月29日下午1時傳送訊息予王智星，並表示：「學長，你今天幾點下班，要不要跟我男友一起吃個飯討論？還是你最近沒空，那就沒關係」，王智星回覆：「哈哈我最近剛好沒空」，Ａ女再回覆被告「0K」等内容，之後Ａ女將被告封鎖。Ａ女於109年12月29日下午4時09分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就診，由胡敬和醫師看診，並做團體治療，當日Ｃ男也有陪同Ａ女至馬偕醫院。㈧Ａ女於109年12月30日主動告知Ｃ男，表示其有於109年12月28 日在馬偕醫院遭王智星性侵之事，並於109年12月31日再主動告知多年好友Ｂ女。㈨Ａ女於111年6月21日以跳樓方式自殺身亡，並留有給家人、Ｃ男與王智星等人之遺書。Ａ女在給她男友之遺書中，向男友表示因父母所逼無法結婚，願來世再當夫妻；在給父母之遺書中則表示：「你們說的對，我這個女兒很沒出息，愛上了一個你們不喜歡的人」等内容；在署名「給王智星」之遺書中，載明：「你這人渣，我死後詛咒你一切，我就在天上看著你，不得好死」等内容。四、原告另主張王智星為系爭事件之侵害行為，致生Ａ女自殺死亡結果，而侵害原告身分法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王智星是否有對Ａ女為系爭事件之侵害行為？㈡系爭事件或撫摸事實之發生與Ａ女自殺身亡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㈢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馬偕醫院負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尚無法證明王智星有對Ａ女為系爭事件強制性交行為：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其以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固無不可，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待證之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足以推認其關聯性存在，且綜合各該間接事實，已可使法院確信待證之要件事實為真實者，始克當之，不得僅以推測之詞作為認定之依據，否則即屬違背證據法則。又民事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所提出之事證，固非如刑事案件之舉證活動須使法官之心證就犯罪事實之存在達到「超越合理懷疑」之程度，惟就民事待證事實之存在，仍須證明至「高度之蓋然性」之程度，始得認為已舉證完成。　 ⒉本件原告主張Ａ女於109年12月28日於馬偕醫院樓梯間遭被告強制性交之系爭事件等語，固據提出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頂溪心理諮商所諮商費用繳付明細、110年1月19日被告警詢筆錄、系爭事件之歷審判決、憂鬱症防治協會憂鬱症自我測試簡式健康量表網頁資料、112年3月28日之刑事第一審審判筆錄為證（見本院111年度侵附民字第67號卷第21頁至第24頁、第59頁至第75頁；本院卷第111頁至第1 32頁、第135頁至第155頁、第179頁至第211頁、第465頁至第470頁）。惟查：　 ⑴Ａ女於110年1月13日警詢時證稱：案發當天我到馬偕醫院看診，因為號碼很後面，加上先前網路聊天時，王智星有說要看我外拍的大尺度照片，我說那些照片比較私密，要當面給他看，所以跟王智星約在該院平安樓2樓見面，我們見面看照片並聊了10至15分鐘左右，王智星說要帶我去一個我沒去過的神祕地方，我跟王智星走到某個樓層的樓梯間，他說這裡沒有監視器，我感到不對勁，因為沒有監視器的地方他可以對我為所欲為，那個地方需要醫院人員的門禁卡才能進去，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進出的地方，一開始他用身體壓住我，我的背貼在牆面上，王智星用手撫摸我的全身，我告訴他說不要，他就把我的裙子掀起來，手伸進我的內褲內，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和肛門，我不記得過程有多久，我馬上蹲下來，想讓他的手指離開我的肛門與陰道，我有想要逃跑，但那道門不是一般人可以打開的，這期間他用另外一隻手拿手機拍我生殖器的照片，最少拍了2張以上的照片，我叫他把手機收起來，後來聽到樓梯間有人走路的聲音，他拉我上樓，但我不記得正確樓層，約5至6樓樓梯間，之後他用身體把我壓到牆角，問我有沒有打過野砲，我說沒有，我叫他不要這樣，他說這樣很刺激，說他想要這樣，他掀開我的上衣，並舔我的乳頭，我覺得他可能會侵犯我，我馬上蹲下，接著他脫下皮帶，露出他的生殖器，我跟他說我有男朋友，之後他強壓我的頭逼我幫他口交，接著很快就射精，他叫我吞下精液，接著才放開我的頭，拔出生殖器並擦拭後，之後我們一起離開樓梯間，由王智星帶我回到原來相約的地方，隔天我男友陪我去馬偕醫院進行團體協商前，我使用IG傳訊息問他是否要嘗試3人性交，試圖約他出來見面，讓我男友知道性侵我的人的長相，他回我說沒空，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聯繫，我有於12月30日告知男友、31日告知Ｂ女遭性侵的事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第27頁至第33頁）。　 ⑵Ａ女於110年1月21日偵訊時證稱：案發當天我要去馬偕醫院精神科門診，但我太早到，所以想找王智星聊天，他剛好有空，於是我們就約在婦產科電梯靠近外面的窗戶處，我們相約的地方是很多人可以走動的電梯前面，後來王智星把我帶到一個很隱密且密閉的樓梯間，有上樓和下樓的樓梯，左右兩邊都有門禁所以我出不去，我只知道最後我被帶到5樓，一開始是在2、3樓，在這個樓梯間裡，王智星掀我的裙子，但沒有把我衣服全部脫掉，王智星將手指放到我陰道和屁股，還舔我乳頭、最後逼我口交，當時他把我壓在牆壁上，我很害怕，我為了避免他親到我，所以蹲下去，他強行壓制我的頭要我幫他口交，結束後，王智星帶我一起離開該處，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出去，離開後我接著回去看精神科門診，我當時腦袋一片空白，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反應，那天問診時我甚麼都答不出來，我在案發後有繼續跟王智星聯繫，我想約他出來，因為發生這件事的隔天我男友也在，我要去醫院一趟，我想藉機找王智星出來讓男友指認這個人，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表達，我連這件事要不要告訴其他人都不知道，我傳訊息給王智星要約他出來時傳一些情趣玩具開箱，我想要故意用這個方式釣他出來，因為王智星之前對我發的色情文章很有興趣；我確定王智星有拍攝我的裸照，要扣押他手機時法院不允許，我不知道要怎麼辦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0年度他字第561號卷第17頁至第21頁）。　 ⑶Ａ女於110年3月18日偵訊時證稱：（檢察官提示王智星與Ａ女一起離去監視器翻拍畫面，並問：為何你還能很平和地走在王智星旁邊？）因為我不知道如果我當下有過激反應，他會怎麼做，我當下腦袋早就嚇傻了，我也只告訴自己要冷靜。（問：畫面中等待區有那麼多人，你還是平和地走在王智星身邊，為何？）我也是同樣的理由。（問：案發地點你們是從4樓進去，但是在5樓或6樓發生？）是，案發地點在5樓。（問：4樓進去的時候他有使用門禁卡嗎？）沒有，或是我不知道。（問：你們是一進去之後就上5樓？還是說先待在4樓，因為有老先生的聲音你們才上去的？）先在4樓，聽到老先生的聲音，他就把我帶到5樓去。（問：案發後，有馬上跟你男朋友說嗎？）隔兩天才說等語（見偵卷第291頁至第293頁）。　 ⑷是觀諸Ａ女上揭於刑事案件中之證詞，係多次證述案發地點為沒有監視器設置之樓梯間，且兩側均須門禁卡始得進出乙情，然而經承辦員警調閱監視器翻拍照片及刑案1 10年5月10日之履勘現場筆錄所示，該院福音樓2樓電梯及窗戶處均為開放民眾通行之長廊，平安樓2樓樓梯入口門均為敞開，樓梯上到4樓後，4樓樓梯口門亦為敞開，外側為4樓電梯廳，右轉即得進入院內走道，左轉則進入開放一般民眾行走之長走廊，4樓廊道右轉後即有樓梯安全門，該門並未上鎖，可直接推開，推開安全門即得走入院內，且福音樓5樓樓梯間往左有2扇門，左側門須感應卡，右側門則均未上鎖，得直接拉開，開門後左側有待產室等節（見偵卷第63頁至第79頁、第569頁至第583 頁），足見Ａ女所證述之內容與上揭現場之客觀情形顯不相符，亦與兩造不爭執事項㈥之該逃生梯出口樓梯為公共區域行人梯之客觀事實有所出入。再者，雖此處安全門上載有「常閉式安全門/進入避難梯前請注意有無高溫或濃煙」（見偵卷第575頁），然則其上並未載有禁止出入等標語，反係載明「進入避難梯前請注意...」，可見該安全門實係一般人得自由出入之區域，尚無馬偕醫院人員始得進出，而屬密閉式空間等限制存在之情。再觀諸馬偕醫院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專案小組訪談會議記錄之內容，亦載明4樓防火門並無上鎖，且該區域雖較為隱密，惟共有7位主治醫師聯合辦公室在該區域，不特定人會在此處進出等情（見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80號卷【下稱侵訴字卷】第317頁至第319頁），亦可徵原告引述Ａ女之證詞，主張王智星於系爭樓梯間強制性交Ａ女乙節，與客觀之場所環境配置並不相同。 ⑸另依前揭Ａ女描述稱：王智星於侵犯期間用另外一隻手拿手機拍我生殖器的照片，最少拍了2張以上的照片，我叫他把手機收起來，確定王智星有拍攝我的裸照等語。但本件於刑事案件偵查中，檢察事務官經檢察官指揮，於1 10年2月25日對王智星當時所持用之手機（廠牌：APPLE ，型號：IPHONE，IMEI：359207072649419）進行數位採證，並於同日以Ｃellebrite UFED採證軟體完成採證，自該軟體採證結果顯示：「IG訊息數量並未完整擷取，因I G訊息存放於雲端中，IG訊息擷取數量多寡取決於待採證手機開啟飛航模式前，自雲端中下載多少訊息資料至待採證手機中，惟本署目前並未配置相關之雲端採證工具，故無法藉由前開採證軟體所採集王智星IG之帳號、密碼，進而完整擷取王智星之IG訊息。另經檢視前開手機於109年12月28日並未有以手機拍攝之照片檔案，前開手機於109年12月28日之所有圖片檔案已燒錄至光碟中」等節，是經該數位採證王智星系爭事發時所持用之手機，經數位還原結果，並未能擷取王智星完整之IG「訊息」，而關於「性影像」之檔案部分，經核並無該等影像存在，衡諸常情，一般人於受侵害慌亂緊急之際，固偶有細節性記憶模糊或錯置之可能，然就Ａ女之前開相關指述，既均具體指明王智星於系爭事件中有用前揭手機拍攝其下體之「性影像」，惟就該手機經專業軟體數位還原後，該所謂之「性影像」均付之闕如，是Ａ女之具體指述就此部分亦與客觀之事證有違。 ⑹原告雖另提出諸多診斷證明書以資證明Ａ女正是因系爭事件始生系爭病症，然而，Ａ女於事發後僅僅相隔不到1日之時間，即於109年12月29日凌晨0點22分，再度在網路公開發表其使用性愛道具之文章，並附上其與他人性愛之錄音檔，並於同日下午12時25分傳送上揭檔案及文章予王智星，其後，Ａ女於同日下午1時傳送訊息予王智星，並表示：「學長，你今天幾點下班，要不要跟我男友一起吃個飯討論？還是你最近沒空，那就沒關係」，王智星回覆：「哈哈我最近剛好沒空」，Ａ女再回覆被告「 0K」等内容，此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觀諸此時兩造間彼此之私下互動行為及言詞均極為自然，無任何抱怨指摘或掩飾說明，實在難以想像此等互動係於王智星為侵害行為後之加害人與被害人彼此間之互動，則王智星是否確實曾為強制性交Ａ女之系爭事件，尚非無疑。另徵諸原告所主張之事發時間順序，及Ａ女所證述之案發情節，Ａ女歷次證述均稱其於109年12月30日始告知Ｃ男系爭事件，惟Ａ女亦證稱其於109年12月29日下午1時主動以訊息聯繫王智星，邀約其與Ａ女及Ｃ男吃飯，係為向Ｃ男當面指認被告即為侵犯其之人等語。然則王智星於Dcard、臉書等社群軟體上，均有上傳其本人之大頭貼照片，如Ａ女欲指證王智星即為侵犯之人，實可透過社群軟體照片為之，尚且毋庸再度親自接觸王智星，而喚起其與王智星之間不快記憶，是Ａ女主動以訊息聯繫王智星，是否如其所證述係為指認王智星強制性交一事，亦有疑義。綜上，Ａ女於刑事案件中之證述既有諸多與客觀事實相悖之疑點，實無法以其證詞遽而認定王智星對Ａ女有為系爭事件之侵犯行為。 ⑺原告雖另以Ｂ女與Ｃ男於刑事案件偵審中之證詞，證明Ａ女係於系爭事件發生後始因急性創傷病症處於消極負面情緒，且開始嘗試過自殺之情（見偵卷第555至557頁，侵訴字卷二第28至36頁；偵卷第509至511頁，侵訴字卷二第10至27頁）。然查，Ａ女於系爭事件前之101年間在學校聯絡簿上寫自己「好想死」，原告並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就診3次，復於106年間因重考壓力大、想自殺，並且有自殘行為，因此去看精神科看診等情，此有臺大醫院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美麗心精神科診所106年10月31 日病歷（偵卷第541、732頁）在卷可佐；其後Ａ女於101 年被原告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並於106、107年間曾多次前往美麗心精神科診所、晴美身心診所就診，且自109年7月間開始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固定看診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馬偕醫院110年4月7日函文檢附Ａ女的病歷資料時（偵卷第393頁）即有敘明：Ａ女於109 年11月30日到診，因有恐慌發作、焦慮、自殺意念與自我傷害行為，情緒低落，診斷為恐慌症。可知Ａ女在本案案發多年前早已罹患精神方面的疾病，並曾有自殘的行為，則Ｂ女、Ｃ男證述Ａ女於系爭事件之前並無想要自殺之意圖、亦無嘗試過自殺的行為等證詞，並不足以證明Ａ女於109年12月28日與被告見面後始產生情緒低落、負面情緒、意圖自殺之情況。另參諸於原告主張系爭事件發生之當日及翌日，Ａ女之精神科醫師黃郁心及胡敬和均曾為Ａ女看診及團體治療，觀諸黃郁心於偵訊時證稱：109年1 2月28日看診的感覺跟前幾次類似，Ａ女當然有自殺風險，但Ａ女之前就有不穩定，那一天就是跟前一次類似，印象中沒有特別的等語（見偵卷第637頁至第638頁）；胡敬和於偵查中亦證稱：109年12月29日Ａ女來看診時，病歷並無特殊記載等語（見偵卷第642頁），並有109年12 月22日至110年1月11日馬偕醫院門診紀錄單為證（見偵卷第415頁至第638頁），二者互核相符，足堪採信。則黃郁心、胡敬和為醫療專業人士，其等於案發前即已為Ａ女持續治療及看診，於109年12月28日、29日均未診治判斷出Ａ女之精神狀態有何異常於先前看診之情事，醫囑亦無載明Ａ女有何無法答話之情形存在，尚且與Ａ女所稱其於該日問診時什麼都答不出來乙情有所出入，再衡諸Ｂ女及Ｃ男為Ａ女之友人，且均非心理專業人員，Ｃ男與Ａ女甚至論及婚嫁之情，相較之下，自以黃郁心、胡敬和於刑案中證詞判斷較可憑採。是自難以Ｂ女及Ｃ男之證詞，作為認定王智星確有對Ａ女為系爭事件侵害行為之依據。㈡Ａ女之死亡結果與系爭事件或撫摸事實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⒈按所謂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據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足以發生同一之結果者，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其行為與結果為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僅屬偶然之事實，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所為系爭事件侵害Ａ女行為致Ａ女自殺身亡，因而侵害原告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等語，並提出Ｃ男於系爭刑事案件之審判筆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211頁），然查：　 ⑴Ａ女於106、107年間即曾多次前往美麗心精神科診所、晴美身心診所就診，其後Ａ女自109年7月間開始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固定看診，此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而Ａ女於106年間即因考試壓力而產生自殺想法，嗣於109 年11月30日、109年12月14日、109年12月22日均曾產生自殺想法，並於109年12月28日下午4時看診時表示曾以繩子想把自己勒死等情，此亦均有馬偕醫院精神內科就醫紀錄、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病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見偵卷第732頁、第403頁至第405頁、第417頁、第421頁），足見Ｃ男上揭證述與客觀事證並不相符，已難盡信。亦可徵Ａ女於系爭事件或撫摸事實發生以前，即曾已有多次產生自殺意念，甚而產生實施自殺之具體想法。　 ⑵Ａ女於系爭事件後僅僅相隔不到1日之時間，即再度在網路公開發表其使用性愛道具之文章，並附上其與他人性愛之錄音檔，並於109年12月29日傳送上揭檔案及文章予王智星，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衡諸常情，受有急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人，通常對於造成其病症之特定事件或特定人易心生抗拒之情，殊難想像Ａ女會於事發後相隔不到1日之時間，即主動聯繫造成創傷之對象王智星。再者，本件刑事案件之檢察官於偵查時委由臺大醫院對Ａ女進行精神鑑定，臺大醫院於110年11月30日對Ａ女實施鑑定，嗣於111年9月12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於「Ａ女之精神科診斷」欄位亦指明：「……於本院鑑定日時，Ａ女之病症未達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 ess disorder，即貴署所指之「創傷後壓力障礙症』）之診斷標準，Ａ女於鑑定時，僅符合『鬱症，部分緩解」之診斷，而其『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無法排除在鑑定前之時間有共病的可能。但是因為Ａ女於鑑定時呈現強烈防禦反應（表示不記得、不願意討論、對於鑑定過程多所質疑等），尚難排除其於鑑定未見之前數時間之症狀真實性有無虛偽誇大之可能（不見得至詐病之程度），但因Ａ女於鑑定時自述其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已改善，本院亦無法施測證明其真偽」、「……創傷後壓力症有無不應作為司法真實發現之依據，針對創傷之反應乃為個案『主觀感受』而非『客觀事實』之生理及心理反應，牽涉到個人主觀詮釋而影響其感受到之所謂創傷的強度，進而影響是否會超越一般壓力反應的程度而發展成持續性且過度的創傷後壓力症相關症狀。臨床醫療人員根據檢查資料及病人主觀描述，對被鑑定人的身心狀況作出評估，判斷其症狀是否達到影響身心狀態的嚴重度（本案Ａ女所接受之身心治療評估），不一定能夠符合法律程序對於創傷是否存在以及創傷是否導致創傷後壓力症之證據要求。……不宜直接從臨床是否觀察到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認定加害人是否有犯罪行為，或被害人受到創傷的敘述是否具真實性」等內容（偵卷第729頁至730頁）。可知不宜直接從臨床是否觀察到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用以認定加害人是否有犯罪行為，或被害人受到創傷的敘述是否具真實性的依據。是Ａ女於案發後一開始於頂溪心理諮商所、馬偕醫院就診，並均被診斷出「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之現象」、「急性創傷後壓力疾患」，依照前述臺大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的說明，亦不足以作為原告主張Ａ女有遭王智星為系爭事件侵害行為之依據。更無法以之推斷Ａ女之系爭病症與系爭事件間具有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王智星之系爭事件導致Ａ女自殺身亡，從而侵害原告之身分法益乙節，尚非可採。　 ⑶Ａ女固留有給家人、Ｃ男與王智星等人之遺書，Ａ女在給Ｃ男之遺書中，向Ｃ男表示因父母所逼無法結婚，願來世再當夫妻；在給原告之遺書中則表示：「你們說的對，我這個女兒很沒出息，愛上了一個你們不喜歡的人」等内容；在署名「給王智星」之遺書中，載明：「你這人渣，我死後詛咒你一切，我就在天上看著你，不得好死」等内容，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上揭留予王智星之遺書內容，僅羅列對王智星之憤恨言論及王智星之姓名，並無指明關於王智星之憤恨言論係指王智星對Ａ女所為原告主張系爭事件一事，是Ａ女於輕生當時，其內心中究係將王智星與何等事實及緣由相聯結而為該等文字表達，實難得知。再衡以「輕生」之行為，究係個人出於一己自由所為之決定，Ａ女為此選擇，縱屬憾事，然綜觀其所留各份遺書內容，及先前之就診及醫囑紀錄，以及Ａ女選擇自殺輕生之時間距原告主張之系爭事件109年1 2月28日，其間長達約一年六個月之久，其選擇輕生之原因實有多端可能，而難以探究。自不能單以Ａ女選擇自殺輕生之事實，以及署名「給王智星」之遺書中，載明：「你這人渣，我死後詛咒你一切，我就在天上看著你，不得好死」之内容，即反推認Ａ女選擇自殺輕生確係因王智星有系爭事件之侵害行為，而認Ａ女之自殺與原告主張之系爭事件具相當因果關係。㈢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馬偕醫院負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查王智星雖於系爭事件發生時，擔任馬偕醫院之放射科主治醫師，而為馬偕醫院之員工。惟王智星並無原告所主張系爭事件不法侵害Ａ女之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所述。其對原告自毋庸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馬偕醫院亦無以僱用人身分負連帶賠償責任之餘地，是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馬偕醫院與王智星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及第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3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Ａ母649萬3,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連帶給付Ａ父601萬0,1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之。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詳細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民事第七庭　法　官朱漢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書記官林科達

2025-03-21

TPDV-112-重訴-876-20250321-2

板醫簡

板橋簡易庭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醫簡字第3號原告游淑宜訴訟代理人許茂松被告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法定代理人邱冠明被告賴建成上二人共同訴訟代理人蕭世光律師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為：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51,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9月5日以民事陳述意見狀變更聲明為：被告共同應給付原告301,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6月24日下午5時許，因上肢骨折（下稱系爭傷害）至被告亞東醫院急診就診，經被告賴建成主治醫師說明手術開刀相關事宜，並告知若以健保給付之醫療方式，不容易將骨折處固定，建議使用自費鈦合金骨板，方可治癒系爭傷害。原告遂聽從被告賴建成醫師之建議選擇自費69,000 元之鈦合金骨板為治療。嗣原告於111年6月25日由賴建成醫師施作復位內固定手術（下稱系爭手術），並住院至111年6 月30日出院，詎原告於111年7月14日回診時卻發現本應固定完備之骨頭（即鷹嘴突，下稱系爭骨頭），未在其本應存在之位置，而懸空於旁未與其他骨頭相連，當下被告賴建成醫師僅稱：系爭骨頭會被其他組織拉扯住，應該不會再亂跑，應該不用再開刀等語，未表示後續如何處理。　㈡被告另於111年7月19日至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下稱輔大醫院）骨科求診，經該院醫師告知：系爭骨頭應該再做手術，將其固定回該在的位置，否則往後可能會影響正常功能等語，嗣原告之配偶接到由賴建成醫師致電稱：與亞東醫院的其他學長討論過此事，應該把系爭骨頭接回才正確等語，原告之配偶旋即向被告賴建成醫師表示方才在輔大醫院骨科看診等語，被告賴建成醫師僅表示：看原告要在輔大醫院手術還是亞東醫院手術都可以，他也覺得應該把系爭骨頭接回等語，並未對原告表示系爭手術未完成提出彌補的方法。原告後於 111年7月20日於輔大醫院接受骨折復位內固定手術，並成功把系爭骨頭接回固定完成。　㈢被告賴建成醫師於系爭手術事前並未告知原告系爭手術不一定能把系爭骨頭接回去，且原告已遵循履行輔助人即被告賴建成醫師之建議使用自費鈦合金骨板，理應該把系爭骨頭接回原位固定，後經輔大醫院再做一次手術即將系爭骨頭接回固定好，顯見此手術並非不可達成，顯見被告亞東醫院及被告賴建成醫師對於系爭手術未履行完成醫療契約顯有疏失。原告因而受有醫療費用77,299元、交通費用2,385元、看護費72,000元之損失。又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甚鉅，故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元。以上共計301,684元。又被告賴建成於執行職務時受僱於被告亞東醫院，依法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 條及醫療法第81條、第82條第2項、第5項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所示。三、被告則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⒈原告於係因樓梯踩空跌倒，致右手開放性傷口，至被告亞東醫院急診處就診，經X光檢查後，顯示右尺骨鷹嘴突第一型開放性骨折，經被告賴建成向原告及其家屬說明進行開放復位內固定手術之必要性，特別說明「骨折延遲癒合，神經血管受損，感染，植入物移位之風險」，此有手術同意書可稽。說明過程，亦提供「上肢骨折脫臼手術說明書」，讓原告及原告家屬明白骨折手術的風險，包括：術後如果沒有照醫師的指示患肢過早負重，或沒有規律回診，是有可能造成骨折移位(0-5%)骨折部長及鋼板斷裂。被告賴建成並無原告所稱未告知明確之事實。　⒉原告於111年6月25日接受開放復位內固定手術，術中使用鈦合金骨板，嗣於111年6月27日進行X光檢查，骨折復位部位並無明顯位移，手肘持續使用石膏包覆保護，並於111年6月 30日順利出院。後原告於111年7月14日回診，經被告賴建成檢查手肘X光攝影及傷口拆線，發現骨折復位處有明顯位移，為避免手肘僵硬，當天先醫囑移除石膏但維持手臂吊帶使用保護，並預約111年7月21日回診。嗣後，被告賴建成聯絡原告之配偶許茂松，建議原告應再次手術將明顯位移肢骨折處再次復位固定，惟其表示已經到輔大醫院骨科看診，並決定在該院接受復位固定之手術治療。　⒊醫師或醫院提供特殊之醫療技能、知識、技術與病患訂立契約，為之診斷治療疾病，係屬醫療契約，其契約性質屬委任契約或近似於委任之非典型契約，因醫師或醫院並不負責包攬一定能夠治癒，故民法關於承攬之規定並不適用。又醫療契約關於民法債編總則有關債務不履行規定部分，雖有其適用，但醫療契約屬委任契約或近似於委任之非典型契約，屬繼續性契約之性質，繼續性之契約已開始履行者，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如無因嗣後之債務不履行情事，使契約關係溯及消滅之必要，原則上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原告所主張之亞東醫院醫療費用所產生之醫療行為均已履行完畢，並無嗣後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原告主張此部分為其損害，恐有誤會。　⒋就交通費部分，原告並無提出實際支出計程車費之證據。　⒌就看護費部分，原告接受系爭手術係因樓梯踩空跌倒而致生系爭傷害，並非因被告之醫療行為所致，其主張之看護費用，並不合理。　⒍就精神慰撫金之請求顯屬過高。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醫療法第82條亦有明定。而醫療行為本質上即具有高度之危險性及複雜性，醫師於進行診療時需本其專業之判斷，就病患當時之病情、症狀，為必要之裁量及抉擇，此為醫師面對醫學上之不確定及潛在風險所不得不然。又醫事人員如依循一般公認臨床醫療行為準則，正確地保持相當方式與程度之注意，即屬已為應有之注意。醫療行為屬可容許之危險行為，且醫療之主要目的在於治療疾病或改善病患身體狀況，但同時必須體認受限於醫療行為之有限性、疾病多樣性，及人體機能隨時可能出現不同病況變化等諸多變數之交互影響，在採取積極性醫療行為之同時，往往伴隨其他潛在風險之發生，因此有關醫療過失判斷重點應在於實施醫療之過程，而非結果，即法律並非要求醫師絕對須以達成預定醫療效果為必要，係著眼於醫師在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恪遵醫療規則，善盡其注意義務；如醫師實施醫療行為已符合醫療常規，而病患未能舉證醫師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有何疏失行為之存在，即難認醫師有不法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可言。　㈡復按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醫師法第 12條之1定有明文。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醫療法第63條第1項及第81條亦各有明定。揆諸前揭有關，「告知後同意法則」之規範，旨在經由危險之說明，使病人得以知悉侵入性醫療行為之危險性而自由決定是否接受，作為醫療行為違法性之阻卻違法事由，並為醫療機構依醫療契約應履行之義務。而此基於尊重人性尊嚴、尊重人格自主及維護病人健康、調和醫病關係等倫理原則所發展出之病人「自主決定權」，應屬病人之一般人格權範疇，而為侵權行為法則所保護之法益。又醫師或醫療機構對於病人應為說明告知之範圍，係依病人醫療目的達成之合理期待而定，得以書面或口頭方式為之，惟應實質充分實施，並非僅由病人簽具手術同意書或麻醉同意書，即當然認為已盡其說明之義務。倘說明義務是否履行有爭執時，則應由醫師或醫療機構負舉證之責任。因此，醫師為醫療行為時，除本於其倫理價值之考量，為維持病人之生命，有絕對實施之必要者外，應得病人同意或有其他阻卻違法事由（如緊急避難或依當時之醫療水準所建立之醫療專業準則所為之業務上正當行為），始得阻卻違法。且為尊重病人對其人格尊嚴延伸之自主決定權，病人當有權利透過醫師或醫療機構其他醫事人員對各種治療計畫之充分說明，共享醫療資訊，以為決定選擇符合自己最佳利益之醫療方案或拒絕一部或全部之醫療行為。若醫師或醫療機構侵害病人之自主決定權，因此造成病人之損害，並與責任原因事實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具有違法性及有責性者，即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反之，若欠缺任何一要件，則不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 年度醫上易字第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告知義務，係基於對病患自主決定權之保障與尊重，亦即病人理應事先認識手術之風險，並由其自主決定是否願意承擔該風險之同意，而病人之同意則以醫師或醫療機構之充分說明為前提。至於說明義務之內容及範圍，則應視一般病患所重視之醫療資料加以說明，而其具體內容包括各種診療之適應症、必要性、方式、範圍、預估成功率、可能之副作用和發生機率、對副作用可能之處理方式及其危險、其他替代可能之治療方式，並其危險及預後狀況等，可見告知之內容，應係以使病患能充分理解並決定是否接受該醫療行為有關之資訊為據，俾與保障病患自主決定權之意旨相符，然說明之內容，亦非謂醫師或醫療機構就各項枝節均應為詳細之說明，而應僅限於與自主決定權之行使間有重要關聯部分，以維醫病間權益之平衡（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醫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據其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暨病歷資料、X光片、輔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暨病歷資料、X光片、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交付調劑/慢性病連續處方籤等件為證，惟此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賴建成之醫療行為有何可歸責性、違法性等節負舉證之責。然觀諸卷附之亞東醫院手術同意書載明：「二、醫師之聲明：1.我已經儘量以病人所能瞭解之方式，解釋這項手術之相關資料，特別是需實施手術之原因、手術步驟與範圍、手術之風險及成功率、輸血之可能性、手術併發症及可能處理方式、不實施手術可能之後果及其他可替代之治療方式、預期手術後，能出現之暫時或永久症狀、其他與手術相關說明資料已交付病人。2.我已經給予病人充足時間，詢問有關本次手術『骨折延遲癒合，神經血管受損，感染，植入物移位之風險』問題，並給予答覆。」、「三、病人之聲明：1.醫師已向我解釋，並且我已經瞭解施行這個手術的必要性、步驟、風險、成功率之相關資訊。2.醫師已向我解釋，並且我已經瞭解選擇其他治療方式之風險。3.醫師已向我解釋，並且我已經瞭解手術可能預後情況和不進行手術之風險。...5.針對我的情況、手術之進行、治療方式等，我已經向醫師提出問題和疑慮，並已獲得說明。...7.我瞭解這個手術有一定的風險，無法保證一定能改善病情。」等語，復參亞東醫院上肢骨折脫臼手術說明書載明：「手術風險：沒有任何手術（或醫療處置）是完全沒有風險的...2.骨折手術的風險：...（4）術後：如果沒有照醫師的指示患肢過早負重，或沒有規律回診，是有可造成骨折位移（0-5％）骨折不長及鋼板斷裂。」、「病人之聲明：7.我瞭解這個手術可能是目前最適當的選擇，但是這個手術無法保證百分之百能改善病情。」等語，並均有原告之夫即訴訟代理人許茂松之簽名，此有上開手術同意書及手術說明書附卷可稽。況訴訟代理人許茂松並於上開手術同意書中「三、病人之聲明」欄位中勾選同意輸血，益徵原告確有詳細閱讀上開手術同意書及手術說明書後始簽名於後，足認原告在進行系爭手術前，對於手術之目的、風險及手術非必定達成預定醫療效果等相關事宜，均已充分知悉，則原告主張被告賴建成於系爭手術事前並未告知原告系爭手術不一定能把系爭骨頭接回去云云，難認屬實。而原告復未舉證證明被告賴建成對於本件醫療行為有何違反醫療常規之行為而具有過失，本院自無從逕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是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等應就其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五、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及醫療法第81 條、第82條第2項、第5項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共同應給付原告301,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呂安樂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2025-03-19

PCEV-113-板醫簡-3-2025031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7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星穎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8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吳星穎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訴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嫌部分：被告於網路上散布本案系爭言論前，雖有向證人即醫師卓○勳、張○芳詢問本案Peace藥水之相關問題，然證人卓○勳並未向被告明確指出「嬰兒禁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等語，是被告任意扭曲證人卓○勳之原意，而發表系爭言論，並批評告訴人余○光「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醫師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內容，主觀上顯係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應構成誹謗。㈡被訴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部分：系爭言論中關於「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等語，乃被告無端謾罵，難謂適當評論意見，且係對告訴人及其提供之醫療服務為負面評價，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信用，已符合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從而，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加重誹謗部分：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正，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正，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揭所謂能證明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行為人就其發表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換言之，至少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應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倘行為人主觀上無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即欠缺誹謗罪之故意，皆應將之排除於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即所謂真實惡意原則，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　⒉被告於本案系爭言論中固發表「嬰兒禁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余醫師竟然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藥師（上訴書及起訴書均誤載為醫師）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語。惟就該等貼文之前後總體脈絡以察，被告所發表上開言論，無非係就其未滿月幼女因鼻塞症狀經服用告訴人診療後開立之Peace藥水後竟哭鬧不止且無法睡覺之給藥適當與否具體事件，表達其個人價值判斷之主觀意見、評論及批判。而被告因其幼女服用Peace藥水後哭鬧不止而帶其女至另名醫師卓○勳處看診，卓醫師告知被告有可能是因Peace藥水導致小孩交感神經興奮哭鬧，盡量不要用，因為很多醫師容易誤用，另外，Pe ace藥水是一種擬交感神經興奮劑，有些毒品也有交感神經興奮效果等情，業據證人卓○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79頁至第187頁)，嗣被告再向其醫師友人張○芳討論其幼女狀況時，張○芳則向被告表示Peace藥水之成分是pseu doephedrine，該成分可以提煉成安非他命，藥劑跟原物料都被管制，基本上不該給小孩吃，並向被告提到毒品或安非他命相關資訊等情，亦據證人張○芳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綦詳( 見原審卷第232頁至第235頁)。則被告在查證其女何以服用P eace藥水後哭鬧不止且無法睡覺原因時，既陸續自2名醫師告知Peace藥水不宜讓小孩服用，且Peace藥水為擬交感神經興奮劑，其成分可提煉為安非他命，且安非他命等毒品也有交感神經興奮效果等資訊，確實不免讓人產生「peace藥水不該用於嬰兒」、「peace藥水就像安非他命」、「醫師給藥錯誤」等聯想及觀感，自難認被告有故意扭曲證人卓○勳之原意而具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真實惡意。從而，被告依其幼女服用Peace藥水後哭鬧不止且無法睡覺之親身體驗，及綜合上開2名具醫師身份之證人所告知資訊之意見，與peace 藥水仿單明確記載該藥副作用包含「興奮」，並無嗜睡，但門○醫院開予其女之藥袋上所載副作用卻包含「嗜睡」，但無興奮，顯與該藥仿單所載副作用相違，然該院藥師卻未發現而為更正等客觀情狀，此有該藥仿單、門○醫院藥袋附卷可參，對前開告訴人給藥適當與否具體事件評論「嬰兒禁用 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余醫師竟然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藥師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語，業已提出其言論之依據，且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屬實，尚難認其有真正惡意。又醫療院所之醫療品質及醫療人員服務專業態度等有關醫德、醫術事項與廣大就診病人之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則告訴人給藥適當與否，自屬可供公評之事項。準此，被告主觀上認其上開指摘或傳述之內容非僅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且具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復有前開證據佐證所述非故意捏造虛妄，即非具有真正惡意。又其上開發表之主觀意見、評論文字，並非純粹無端謾罵、專以損害告訴人人格名譽為目的，且與其所據前開指摘之可受公評具體事項具有緊密關聯性，核未超出適當評論範圍，自難認被告張貼發表上開言論文字具有加重誹謗之犯意。　㈡公然侮辱部分：　⒈按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於本案第一次言論中發表「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之言論，然此乃其就上開自身經歷，依其價值判斷就告訴人對其幼女給藥適當與否之與公益有關可供公評之具體事件，表達其個人認為告訴人於開立藥物予其幼女時，缺乏善盡告知病患用藥安全與副作用之醫療專業道德之主觀意見、評論及批判，以抒發其對醫病關係之感受。上開發表內容所稱之「沒有醫德」固然尖酸刻薄，而傷害告訴人感情，然此應在被告個人修養之道德層次非難。考量被告上開所言既有相當之與公益有關可供公評具體事件作為連接前提基礎，與純粹以攻詰告訴人人身為目的所為毫無意義之辱罵有別，非專以損害告訴人人格名譽為目的，堪認尚在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之意見表達適當範疇內，自難認被告發表上開言論具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無法說服本院確信被告確實犯有公訴意旨上開所指各項罪嫌，基於罪證有疑之情況下，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同此認定，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就被告被訴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嫌，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鄒茂瑜、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7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吳星穎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吳星穎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星穎與告訴人余○光素不相識，因其女曾ＯＯ（未成年人，民國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於111年9月22日至臺灣基督教門○會醫療財團法人門○醫院（下稱門○醫院），經小兒科醫師即告訴人看診開藥及其女就醫後哭鬧之事而有情緒波動，嗣於(一)111年9月27日11時、 11時1分(起訴書誤載為32分，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在花蓮縣○○鄉○○○街000巷00號住處，以手機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分別以寄電子郵件至門○醫院之院長信箱反映「小朋友未滿月，9/22因鼻塞去花蓮門○醫院看余○光醫師，沒想到我的小朋友大哭大叫，後來9/23詢問同事換卓醫師，他說嬰兒禁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所以我的小孩才會這樣哭鬧不休，我問卓醫師有沒處理辦法，他說沒有，只能讓小朋友自己代謝，我的孩子因為這樣哭2天1夜且無法睡，余醫師竟然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藥師(起訴書誤載為醫師，應予更正)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奉勸所有花蓮有小朋友注意醫師給你什麼孩子藥物，還有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及至臉書社團「爆料公社」內，以暱稱「WuCarmier」於該社團刊載與上開電子郵件內容大致相同之文章(下合稱第1次言論)等留言及不實內容，供該院院長室人員及不特定人上網觀覽，造成告訴人身心備感侮辱，足以損害告訴人個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二)被告復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於111年9月27日19時( 起訴書誤載為20時，經檢察官當庭更正)41分許，在臉書社團「花蓮人」內以暱稱「WuCarmier」於該社團刊載：「更正和緩字眼小朋友未滿月(只出生22天)，因鼻塞去花蓮門○ 醫院看余○光醫師，沒想到我的小朋友大哭大叫，後來詢問同事換卓醫師，他說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所以我的小孩才會這樣哭鬧不休，我問卓醫師有沒處理辦法，他說沒有，只能讓小朋友自己代謝，我的孩子因為這樣哭2天1夜且無法睡，余醫師給藥並沒有說明這藥物副作用大於作用，甚至門○藥師(起訴書誤載為醫師，應予更正)也沒發現提醒，醫藥專業真是諷刺，奉勸所有花蓮有小朋友注意醫師給你什麼孩子藥物，查過谷歌大神再給。」(下稱第2次言論，並與第1次言論合稱系爭言論)等留言及不實內容等語，供不特定人上網觀覽，造成告訴人身心備感侮辱，足以損害告訴人個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等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及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貳、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之陳述、被告上開貼文之截圖、證人卓○勳於偵訊中之證詞、衛生福利部112年9月1日衛授食字第1120022325號函(下稱衛福部函)、門○醫院112年8月3 0日基門醫亮字第000-0000號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卓○勳小兒科診所112年8月21日卓兒字第1120001號函及所附病歷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為上開寄送電子郵件及貼文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帶未滿月的女兒去給告訴人看診後，告訴人開了鼻福 Peace藥水(下稱Peace藥水)，但女兒服用後哭鬧不休，朋友建議我再去看卓○勳，卓○勳說新生兒禁用Peace藥水，並比喻其類似安非他命效果，我也有再問我的醫師及藥師朋友並查詢相關資料，認為Peace藥水不該給新生兒使用，加上告訴人並未告知Peace藥水用於新生兒為仿單外使用及相關之副作用，所以才會為上開之寄送電子郵件及貼文，本意是要提醒跟我有相同經驗的家長，且醫療專業也是可受公評之事項等語，經查：一、被告分別於111年9月27日11時、11時1分，將第1次言論分別寄送至門○醫院院長信箱及張貼於臉書社團「爆料公社」內，復於111年9月27日19時41分，將第2次言論張貼於臉書社團「花蓮人」內等情，業經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陳述甚詳( 警卷第11至13頁，偵字卷第19至20頁)，並有上開電子郵件截圖(警卷第19頁)、上開臉書社團貼文截圖(他字卷第13、1 5頁)在卷可稽，亦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第116至117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二、復經本院當庭詢問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被告系爭言論中何部分屬於加重誹謗、何部分屬於公然侮辱，檢察官則覆以全部內容均同時該當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等語(本院卷第135頁 )，然告訴人提起本案告訴係認「余○光醫師給嬰兒禁用之Pe ace藥水」、「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余醫師犯低級給藥錯誤」、「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余醫師給藥並沒有說明這藥物副作用大於作用，甚至門○藥師也沒發現提醒，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語構成誹謗，「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等語則構成公然侮辱(他字卷第7頁，偵字卷第51至53頁) ，而本案起訴法條依刑法第314條規定既均為告訴乃論之罪，且其餘內容(例如被告有帶女兒至門○醫院就醫、後來哭鬧不休等)確實與告訴人之名譽無涉，以下即就告訴範圍即告訴人所指之上開言論內容分別評價，合先敘明。三、就被告被訴加重誹謗罪部分：　(一)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 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就被告系爭言論中「余○光醫師給嬰兒禁用之Peace藥水」、「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余醫師犯低級給藥錯誤」、「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部分，大致均指Peace藥水不得給嬰兒使用，有類似安非他命之交感神經興奮作用，故告訴人犯低級給藥錯誤等，然查：　　　1.卓○勳於本院證稱：被告是在111年9月23日帶小孩來看診，我跟被告說有可能是Peace藥水導致小孩交感神經興奮哭鬧，盡量不要用，且其小孩不需要吃Peace藥水或任何藥物，調整一些抱姿就不會再哭鬧，我並把被告的Peace藥水收起來，在桌上拿了幾瓶藥提醒被告這些藥物不要再給嬰兒吃，因為很多醫師容易誤用，另外， Peace藥水是一種擬交感神經興奮劑，有些毒品也有交感神經興奮效果等語(本院卷第179至187頁)。　　　2.又證人張○芳於本院證稱：我是新竹馬偕內分泌科醫師，認識被告20幾年了，被告在9月23日也就是看完另外一個醫師那天打電話給我，生氣的跟我說小孩被誤診，我罵她「吳星穎這個大白癡」，我知道該類藥物，也有馬上上網查資料，因其成分是pseudoephedrine，該成分可以被提煉成安非他命，藥劑跟原物料都被管制，我跟被告說這個藥水基本上不能給小孩吃，因為這個藥在大人使用都會充分告知有緊張、焦慮、睡不好等，被告是醫療人員應該自己上網去查，我也有跟被告提到毒品或安非他命之相關資訊等語(本院卷第232至235頁)。　　　3.綜上可知，被告於111年9月27日為上開系爭言論前，確已至卓○勳處看診，並請教張○芳之意見，其等向被告提供之意見雖有些許不同，然對於Peace藥水可否用於嬰兒身上皆持相對否定態度，認為盡量不要用及基本上不行用，此雖與被告於系爭言論中所稱之「禁用」在文義上或非完全一致，但亦所差無幾。至於被告提及「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部分，卓○勳確實有提及Peace藥水可能導致小孩交感神經興奮，張○芳則有提及Peace藥水之成分與毒品或安非他命有關之相關資訊，被告因此在敘述其就醫過程中提及該等用語，亦非無中生有。又就被告稱告訴人犯「低級給藥錯誤」部分，雖於醫學用藥方面固可能有見仁見智之看法，此參本案經檢察官於偵查時函詢衛生福利部關於新生兒是否禁用Peace藥水、有無使用年齡之限制等(偵續字卷第67 頁)，衛福部函之回覆亦模稜兩可，僅稱使用年齡可參仿單所載，其中未包括6個月以下幼兒之用法用量，且6 歲以下兒童使用前應洽醫師診治等語(偵續字卷第69頁) ，即可見一斑，是卓○勳及張○芳不建議Peace藥水用在嬰兒身上並不代表告訴人之給藥判斷即屬錯誤，但本案之重點仍在於被告為系爭言論前是否有經合理查證等，是被告於徵詢有醫師資格之卓○勳及張○芳後，得到上開之相對否定態度，因此據以稱告訴人犯低級給藥錯誤，雖未必與事實相符，且用語尚嫌尖酸刻薄，但仍足認被告於為系爭言論前確有經相當查證，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已難認被告之上開部分言論係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所為。　(三)就被告系爭言論中「余醫師給藥並沒有說明這藥物副作用大於作用，甚至門○藥師也沒發現提醒，醫藥專業真是諷刺」部分：　　　1.卓○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帶小孩來看診時，小孩一直哭鬧，我有告訴她Peace藥水用在嬰兒身上可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可能與她小孩的症狀有關等語(偵續字卷第190頁)，復於本院證稱：被告說她的小孩哭鬧不休，我認為可能是Peace藥水所致，這個藥物本身就可能會有些交感神經興奮的作用，包括哭鬧、包括不吃奶、包括嘔吐都有可能，所以當服用這個藥物的狀況下，我會提醒病人這些可能的副作用，我會請他回去觀察，如果有這些副作用，我會建議停藥等語(本院卷第181頁) 。　　　2.張○芳則於本院證稱：被告跟我說孩子吃Peace藥水後哭鬧、焦慮不安，被告情緒也很激動，這個藥物在大人使用上也都會充分告知會心悸、緊張、焦慮不安、甚至睡眠不好等語(本院卷第233頁)。　　　3.告訴人於警詢時則陳稱：極少數的人會有Peace藥水所稱交感神經興奮作用等語(警卷第12頁)。　　　4.又Peace藥水於其仿單上記載之副作用有：倦怠感、興奮、口乾、視覺上之困難(他字卷第19頁)，然門○醫院開予被告之女之藥袋上，就副作用部分則記載：倦怠感、嗜睡、口乾(偵字卷第31頁)，即少了「興奮」等而多了「嗜睡」。　　　5.從而可知，Peace藥水確實有可能使患者產生興奮之副作用，且被告之女於使用Peace藥水後亦確有哭鬧不休之情形，然門○醫院之藥袋卻未如仿單般記載「興奮」反而以「嗜睡」代之，無論該等差異是否屬於醫學上之錯誤，亦無論該等差異係由告訴人或由門○醫院之藥師所為，副作用由興奮改為嗜睡，對於女兒徹夜大哭大鬧之被告而言，其差異不可謂不大，因此被告對其未獲告知藥物副作用部分而以「醫藥專業真是諷刺」抒發其看法，其用語固亦屬酸言酸語使人不快，但核其性質仍係就病人用藥安全此一可受公評事項，提出尚屬合理之評論，且被告於卓○勳及張○芳告知Peace藥水會有興奮之副作用後，基於自己照顧小孩之經驗而為上開言論，亦已為合理之查證而難以加重誹謗罪相繩。　　　(四)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時稱，卓○勳證稱未明白對被告說嬰兒禁用Peace藥水、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故被告之系爭言論有部分與事實不符等語，然如前述，縱被告之言論與事實不符或無法證明與事實相符，若被告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即不致受誹謗罪之刑責加身，被告稱嬰兒禁用Peac e藥水、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等語，與卓○勳所稱之盡量不要給嬰兒用Peace藥水、不要再給嬰兒吃、會有交感神經興奮之作用等語，兩者於語義上之程度差距尚屬有限，若再綜合當日張○芳告知被告Peace藥水基本上不能給小孩吃，並提及毒品及安非他命之相關資訊等，被告據此再為系爭言論，實難認被告有扭曲卓○勳之原意而具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真實惡意。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系爭言論中就告訴人所指構成加重誹謗部分，雖未必能證明確為真實或在醫學上完全正確，但其於發表系爭言論前確經合理之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專業意見，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即不構成刑法之加重誹謗罪。四、就被告被訴公然侮辱罪部分： (一)公然侮辱行為，其文義所及範圍或適用結果，或因欠缺穩定認定標準而有過度擴張外溢之虞，或可能過度干預個人使用語言習慣及道德修養，或可能處罰及於兼具輿論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有對言論自由過度限制之風險，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其中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又就負面評價言論之可能價值而言，一人就公共事務議題發表涉及他人之負面評價，縱可能造成該他人或該議題相關人士之精神上不悅，然既屬公共事務議題，則此等負面評價仍可能兼具促進公共思辯之輿論功能。又如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例如嘲諷文學、漫畫或歌曲等），縱包括貶抑他人之表意成分，仍不失其文學或藝術價值。至一人針對他人在職業上之言行（例如工作表現、著述演講或表演之內容及品質等），發表負面評價，亦可能具有評價他人表現之學術或各該專業等正面價值，而非全然無價值之言論。是就此等言論，亦應依其表意脈絡，考量其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要旨參照）。 (二)又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本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適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有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除不成立誹謗罪，亦不成立公然侮辱罪。換言之，若言論內容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而評論，或發言過程中之夾雜論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即不能不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此時不能將評論自事實抽離，而不論事實之真實與否，逕以「意見表達」粗俗不堪或參有些許謾罵，即論以公然侮辱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就被告於系爭言論中稱「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部分，對身為醫師之告訴人而言，其指控不可謂不重，而已影響其名譽，但自系爭言論之整體脈絡而言，被告係於查證後始發現有其他醫師對於嬰兒使用Peace藥水持相對否定態度，且門○醫院之藥袋所載副作用亦與其他醫師所告知者及仿單所載不同等情業如前述，而以該等事實為基礎而評論告訴人沒有醫德，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已難認構成公然侮辱罪；況對於Peace藥水是否得用於嬰兒之問題，衛生福利部之看法模糊、卓○勳及張○芳則持相對否定態度等亦業如前述，告訴人則於偵訊時稱：對鼻塞來說Peace藥水是最好的用藥，我從87年開始當醫師到現在，只要是適應症我都會用Pe ace藥水等語(偵字卷第19至20頁)，差別頗大，顯見此問題在醫界亦無絕對定論，是被告雖以沒有醫德等語發表涉及對告訴人之負面評價，可能造成告訴人之精神上不悅，然此對於我國就Peace藥水之用藥標準、副作用之應告知範圍、廣大家長對於該藥水之注意意識等，或仍有促進公共思辯之輿論功能及衍生之正面價值，是即便本案之發生與結果對被告及告訴人而言可能都是痛苦非常、兩敗俱傷，惟依上開憲法法庭判決要旨，仍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伍、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調查結果，尚不足形成被告之系爭言論對告訴人構成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罪責之確信。是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立中、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2025-03-14

HLHM-113-上易-77-20250314-1

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醫療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5121號聲請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龔崑川上列被告因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100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龔崑川犯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不採被告龔崑川辯解之理由，除犯罪事實欄第5至7行補充更正為「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及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第7至8行補充更正為「復對張曉立作勢掌摑、持筷子戳腹部，而以此加害身體之事恐嚇張曉立，使張曉立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妨害張曉立執行醫療業務。」；證據部分補充「霖園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所轄醫療機構暴力事件通報表、監視器影像光碟」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醫療法第10 6條第3項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理性面對醫事人員之處理，僅因一時情緒失控，當場對被害人施以恐嚇，妨害被害人執行醫療業務，且致被害人心生畏懼，造成被害人心理創傷，並損害醫病關係，減損整體醫療士氣，間接影響其他就醫病人及家屬權益，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害人表示不再追究欲撤回告訴之意（本院卷第19至21頁，然本案乃非告訴乃論之罪，不生撤回告訴之效果，僅作為量刑之審酌），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情節、被害人受害之程度，暨被告於警詢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詳參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王建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洪韻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周耿瑩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079號　　被　　　告　龔崑川　（年籍資料詳卷）　　　　　　上列被告因違反醫療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龔崑川於民國113年2月1日13時34分許，在址設高雄市○○區○ ○○路000號之霖園醫院住院期間，因細故與該院護理部主任張曉立（所涉強制，另為不起訴處分）發生爭執，其知悉張曉立係護理部主任，領有護理師執照，屬醫療法第10條第1項所規定依法執行醫療業務之醫事人員，竟仍基於對醫事人員執行醫療業務施脅迫而妨害執行醫療業務者、恐嚇等犯意，持病歷朝護理站櫃臺內丟擲，復以掌摑、持筷子戳腹部等方式，作勢攻擊張曉立，致令張曉立因此心生畏懼，妨害醫事人員執行醫療業務。二、案經張曉立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訊據被告否認上開犯行，並辯稱：我當時太氣憤，認為醫院說謊，騙病人錢，在理論過程一時失去理智才丟病歷，我只是把手舉高要跟她報告事情，不是作勢要打她，筷子是我吃飯在用的，我拿筷子是表示要吃飯的意思，並無作勢要戳告訴人腹部等語。惟查，被告確持病歷朝護理站櫃臺內丟擲，復以掌摑、持筷子戳腹部等方式，作勢攻擊張曉立乙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張曉立於偵查中證述翔實，核予卷附監視器畫面截圖相符，衡以告訴人與被告素不相識，無設詞陷害被告動機，其指訴真實性甚高，綜合上情，足認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罪嫌堪以認定。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及醫療法第10 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執行醫療業務時施脅迫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請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論處。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易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檢　察　官　王建中

2025-03-11

KSDM-113-簡-5121-20250311-1

重勞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請求損害賠償等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3號原告黃文玲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李佑均律師被告晶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陳亞里共同訴訟代理人陳又寧律師複代理人陳亞暄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係以晶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丙○○、甲○○等人為被告，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至14頁）；嗣於民國112 年8月2日以書狀變更其聲明為：「㈠被告晶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晶呈公司)應給付原告855,6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00,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0頁)；於113年2月19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言詞撤回對丙○○、甲○○之起訴（見本院卷二第29頁），復於113年10月24日以書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晶呈公司應給付原告10,944,823元，及其中855,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10,089,2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00,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告上開所為變更聲明乃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自103年3月14日起受雇於被告晶呈公司，並簽訂聘僱合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書），擔任品質經營處經理，後升任為該處處長。被告晶呈公司於107年10月將伊調任為總經理乙○○之特助，並威脅伊若不從即解雇，雖當時月薪11萬元未受變動，然伊並未被安排任何工作，而係以調職之名將伊冷凍，導致伊蒙受來自同事異樣之眼光及閒言閒語。復於109年4月中，被告晶呈公司以伊未有實際產出為由將伊降調為研發部資深主任工程師，月薪由11萬元調降為68,8 00元，伊過去負責業務主要為特殊氣體產品之品質管理與分析，惟調動後負責專案產品之研究與開發，與過去從事之工作內容迥然不同，被告晶呈公司不但未給予任何工作訓練，且於伊請求給予業務上指引時亦置之不理。又於110年4月20 日將伊調至品質經營處擔任資深主任工程師並要求伊獨自從事搬運鋼瓶之工作，更有於業務上排擠原告之情事，如封鎖伊登入公司雲端資料夾之權限、要求被告晶呈公司提供護目鏡，卻遲未提供。再者，伊110年7月26日下班前突然被主管以約談為由告知因伊不能勝任工作，將於同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兩造之僱傭關係遂於該日終止。伊自107年10月遭被告晶呈公司違法調動至110年 7月31日勞動契約終止前，數度於工作上遭受不當對待及嚴苛要求，身心狀況早已耗損至極，衍生精神病變，更於110 年4月17日經為恭醫院診斷為重鬱症，並於110年11月5日經臺大醫院新竹分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下稱臺大新竹分院)診斷該重鬱症與工作因素有關，伊上開重鬱症核屬職業災害，被告晶呈公司應依勞基法規定補償，且係因被告晶呈公司未盡安全防治義務所致，被告陳亞里身為公司負責人，就伊所受損害依法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分列如下: 　㈠被告晶呈公司應給付下列金額: 　⒈醫療費用補償:伊因工作罹患精神疾病期間，分別曾分別至醫院就診，並支出醫療費用共計23,064元。　⒉工資補償:因伊之薪資於109年4月被調降為「研發部資深主任工程師」時，自11萬元調降為6萬8,800元，該降薪之行為為違法，上開薪資減少亦於法無據，伊仍應按月薪11萬元薪資，故伊得請求之薪資補償，扣除勞工保險局給付後為832,55 9元。　⒊違約金:依系爭聘僱契約書第壹條第二項約定，原告同意配合被告晶呈公司業務需要，調派原告至被告公司所屬之任何分公司、辦事處或工廠工作，但原告因本合約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受影響。第參條第六項約定，如原告違約應賠償被告晶呈公司違反期間所受薪資總額20倍之違約金。雖未約定被告晶呈公司違約之情形，惟本於勞動契約雙務契約之精神，上開違約賠償條款對被告晶呈公司之違約情形亦應有適用，始符公平原則。是被告晶呈公司先後於107年10月、109年4 月及110年4月對伊調動皆屬違法。是該條款約定「得請求因違約行為所得之利益歸入」之部分，被告晶呈公司自109年4 月起調降原告之薪資，由11萬元減為6萬8,000元，直至110 年7月31日遭資遣，故被告晶呈公司因上開調職或減少給付伊工資之利益共計630,000元【計算式:(110,000元－68,000 元)×15個月＝630,000元】；又被告晶呈公司應賠償違約期間所受之薪資20倍賠償金，伊僅以上開110年4月至同年7月等4 個月認定「違反期間」計算損害賠償額共計8,800,000元【計算式:110,000元×4個月×20＝8,800,000元】。據上，伊依系爭聘僱契約得請求之金額，共計9,430,000元【計算式:63 0,000元＋8,800,000＝9,430,000元】。　㈡被告應連帶給付下列金額: 　⒈交通費用:伊告因罹患重鬱症須搭乘計程車就醫，支出車資為 800元。　⒉精神慰撫金:原告任職被告晶呈公司期間向來克盡己職，卻因被告晶呈公司違反對受雇者之保護義務、未能預防原告執行職務時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等行為，致原告承受莫大之心理壓力而罹患重鬱症，影響生活起居及工作，生理及心理均承受嚴重之痛苦，故請求精神慰撫金60萬元。　　爰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系爭聘僱合約書第參條第六項之約定、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擇一依民法第277條之 1或第184條第2項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91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晶呈公司應給付原告10 ,944,823元，及其中855,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0,089,2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00,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則以:原告在職期間多次經部門主管及共事之同仁反映無法勝任工作，且工作態度不佳，被告晶呈公司因此為原告進行各項績效改善輔導，並與原告溝通討論經其同意後調整工作內容，以期符合原告之主、客觀能力，且被告晶呈公司分派與原告之工作均與其所應具有專業技能相關，絕無降職、刁難、冷落、要求無法達成之工作量等方式逼原告自願離職之情形，被告陳亞里更無原告所主張之霸凌行為，嗣原告經多次工作內容調整及績效改善輔導，結果仍未達預期，顯然不能勝任工作，被告晶呈公司於110年7月23日依法通報資遣，於同年月31日依法終止勞動契約。被告就原告主張因霸凌行為而產生精神疾病屬職業傷害否認之，原告應就其主張病症符合勞基法第59條之要件負舉證之責，且原告提出臺大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係依原告自述作為認定原告重鬱症與其在被告公司任職有關連性的依據，因為醫院長期診療原告，伊認為基於醫病關係，就原告的主張有偏頗可能等語，資為抗辯。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3年3月14日至110年7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晶呈公司，最初任職務為「品質經營處(原名品保暨分析實驗室)部經理」，後升任品質經營處處長，107年10月調任為總經理乙○ ○特助，109年3月1日至110年4月20日職務為「研發部資深主任工程師」，主管為證人丙○○，110年4月20至7月31日職務為「品質經營處資深主任工程師」擔任氣體分析人員，主管為證人林峰葦。　㈡被告於110年7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㈢臺大新竹分院於110年11月5日開立診斷證明書結論略以:個案自述並無精神疾患之家族史，亦可排除其他相關個人因素。因此，個案所患之疾病與其工作內容相關等語(見卷一第15 頁)，並出具原證33職業病評估報告書。　㈣原告於110年7月27日以「感覺有被迫簽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書」為由向苗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於110年8月20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原告與被告晶呈公司雙方合意以68,800元為本件爭議之月平均工資數額，因雙方各有堅持，無共識，故調解不成立。(見卷一第31至32頁) 　㈤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112年1月17日以保職傷字第1 1260015300號函內容略以:原告因工作因素致「重鬱症」，自行申請110年4月19日、110年8月1日至111年4月10日期間職業病傷病給付，案經勞保局將原告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併同全案送請專科醫生審查，據醫理見解，原告所患可視為職業病，所請期間合理。據此，依上開醫理見解併全案綜合審查，原告所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應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即110 年8月3日給付至111年4月10日止，按原告平均投保薪資1526 .7元之70%發給251日計268,241元等語(見卷一第211、212) 。　㈥原告於112年4月1日、4月21日搭乘計程車就醫，車資共計800 元(見卷一第247至249頁)。　㈦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113年 12月25日長庚院林字第1130951178號函檢送職業疾病鑑定案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內容略以:本案相關事件中屬於心理壓力『強』之工作相關事件，主要為109年3月01日由原總經理特助降薪(降職)為研發處資深工程師之職位調動，該項除參考晶呈科技所提供之考評記錄外，如該調動為異常職位調動，且使得病患在職場陷入孤立，則可依事件具體事例調整為「強」，惟參考精神科病歷其降職期間無就診記錄及連續追蹤記錄(就診:107年12月18日及110年4月17日)，且依據參考指引認定必要條件為目標疾病發病前6個月內之事件(即109 年10月至110年04月)，另參閱110年4月17日精神科病歷未見症狀持續時間或特殊情況之描述，故此項事件未完全符合判斷因工作所引起之精神障礙具體判斷標準之時序性;其次則為110年7月26日被強無理地要求離職，而此事件發生於病患目標疾病發病後之事件，未完全符合認定必要條件，且病患期間未有規律回診精神科紀錄(就診日:110年04月24日及110 年8月03日)，而後心理壓力源則除工作壓力外，尚因與晶呈科技之法律問題，此後之勞資爭議法律問題非屬業務造成的心理壓力評估要項中。病患門診就診紀錄中提及心理壓力來自工作、被解僱及法律問題等，而有沮喪、焦慮、睡眠困擾等，於110年4月17日至精神科門診就診，期間斷續於精神科就診6個月(6次以上就診)診斷為重鬱症(F32.2)。綜合其職業暴露史及相關醫療檢查數據，就職業醫學上疾病、暴露、時序性、一致性及相關因素等資料，推定其精神疾患與病患所執行業務或衍生之職場境遇因果關係未達強度顯著心理負荷，排除其所患與職業具相關因果關係；如有以下其他符合酌予調整之情(被無理要求離職)，則心理壓力綜合評估判斷為「強」時，可認定其所患為業務加重，視為職業疾病等語 (見卷三第82至83頁)。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伊罹患之重鬱症屬職業災害，並係因被告晶呈公司不當調職、降職、排擠、無故解雇等行為所致，故依法向被告請求相關職災補償及損害賠償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者厥為: 　　1.被告晶呈公司於109年3月1日將原告調至研發處資深主任工程師之調動是否合法? 　　2.被告晶呈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原告主張之不當調職、降職、排擠、無故解雇等行為，並造成原告患有重鬱症之職業疾病? 　　3.原告主張被告晶呈公司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之規定補償原告支出之醫療費用23,064元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原領工資832,559元，有無理由? 　　4.原告依系爭聘僱契約第參條第六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及違約金共943萬元，有無理由? 　　5.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依民法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或第184條第2項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91條之規定賠償原告就醫之交通費用800元及精神慰撫金60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㈡被告晶呈公司於109年3月1日將原告調至研發處資深主任工程師，應為合法: 　　⒈原告主張:被告晶呈公司於109年4月將原告調至研發部資深主任工程師，命原告負責晶圓及LED產品之研發，伊並無研發相關學經歷，卻未對伊施予教育訓練，並以資深主任工程師之標準考核不具任何研發學經歷之原告，且被告晶呈公司指派伊撰寫之研發流程文件有諸多不曾涉足之業務內容等語；被告則辯稱:係因部門主管及共事同仁反映原告無法勝任工作且工作態度不佳，經被告晶呈公司進行各項績效改善輔導，並與原告溝通討論，經原告同意後始調整工作內容等情。　　2.經查：　　　⑴依原告於106年至109年之績效考核紀錄所載，106年全年平均績效得分為負5分，107年上半年績效為負5分、下半年於評論欄位記載為「留職查看，不評績效無年終/ 績效/分紅獎金有端午/中秋等禮金」，108年評論欄位同樣記載「2018 2H留職查看，不評績效(無:年終/績效 /分紅)(有獎金:有端午/中秋等禮金」，109年評論欄位記載「績效過差，另案處理中」，此有績效考核總表附卷可稽(見卷二第61至67頁)，可知原告連續4年考績不佳，被告晶呈公司並於5月10日開始對原告進行輔導，並有定期報表及溝通記錄在卷可考(見卷二第305頁)。足證被告晶呈公司將原告進行工作之調整係因原告整體績效表現不佳，並非如原告所述為刻意調、降職或刁難。　　　⑵況被告晶呈公司與原告曾於109年3月1日簽訂調動同意書，內容略以:因被告晶呈公司考量公司整體職務規劃及人才適才需求之緣故，故公司內部需做相關職務之異動，原告同意自109年3月1日起就被告晶呈公司規劃安排，作以下薪資及職級之異動，並自109年3月1日起生效等語，職等職級自10等調整為8等1級，部門級職位自總經理室特別助理調整為研發處資深主任工程師，月薪自 110,000元，調整為68,800元，此有晶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調動同意書(見卷三第185頁)，在卷可考。互核上開績效考核及調動同意書，可知由於原告之工作表現不如預期，因此經過溝通討論後進行調動，原告並簽立調動同意書同意調動及減薪，難認被告晶呈公司該調動為不合法。　㈢被告晶呈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無原告主張之不當調職、降職、排擠、無故解雇等行為，亦與原告罹患重鬱症無因果關係 : 　　⒈按職場霸凌係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處罰，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意傷害的敵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受凌者生理、心理等傷害之情形，亦即個人或團體對其他個體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且此一行為並非偶發性的衝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進而對受凌者造成身體、心理和社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 28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本件自應由原告就被告不當調職、降職、排擠、無故解雇等事實存在及與其罹患重鬱症有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主張:被告晶呈公司107年10月無故將原告調動為總經理特助，復於109年4月將原告調至研發部資深主任工程師，命原告負責晶圓及LED產品之研發，伊並無研發相關學經歷，卻未對伊施予教育訓練，並以資深主任工程師之標準考核不具任何研發學經歷之原告，且被告晶呈公司指派伊撰寫之研發流程文件有諸多不曾涉足之業務內容，且原告工作表現平穩且有相當成果，並非不能勝任工作，被告晶呈公司卻告知因伊不能勝任工作而資遣伊等情。被告則辯稱：係因部門主管及共事同仁反映原告無法勝任工作且工作態度不佳，經被告晶呈公司進行各項績效改善輔導，並與原告溝通討論，經原告同意後始調整工作內容等語。經查: 　　　⑴原告於106年至109年之績效考核紀錄，可知原告連續4年考績不佳，被告晶呈公司對原告進行輔導，已如前述，並非如原告所述為刻意調、降職或刁難。　　 ⑵依長庚醫院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 113年12月25日長庚院林字第1130951178號函所附職業疾病鑑定案-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略以:關於原告調職/降職/降薪事件之評估，參照我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符合「2 1.職位調動」，該項評均心理壓力強度為「中」，評估其降職之職務種類、變化程度及調動原因、理由及經過，及其業務的困難性與職場人際關係，如降職之職位調動為異常調動，且使得病患在職場內陷入孤立狀況，則此項心理壓力強度可調整為「強」；至離職部分，此項事件參照我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評估以「20.被無理地要求離職」為較符合之項目，該項評均心理壓力強度為「強」，評估其被解雇或無故地要求離職的經過、程度及職場人際關係等，原告是否有表明無意願或被以恐懼方法強迫離職，依現有資料尚無相關佐證資料得以評估，如符合以上要項則依具平均心理壓力強度為「強」，而參考補充資料，被告晶呈公司5月初開始進行輔導，並以工作能力無法勝任而資遣，如以上述之要項則評估為「弱」或參照我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符合「2 1.職位調動」，該項平均心理壓力強度為「中」，評估其降職之職務種類、變化程度及調動原因、理由及經過，及其業務的困難性與職場人際關係，如降職之職位調動未異常調動，且使得病患在職場內陷入孤立狀況，則此項心理壓力強度可調整為「強」或「中」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4至78頁)。又原告係因績效表現不佳，因此在被告晶呈公司評估後進行調職及降職，該等調動乃公司依照員工之表現所進行之調整，為公司經營所必須，亦經原告同意。且依上開原告之績效表現確實有不佳之情形，亦難認被告晶呈公司之調、降職行為有何不當；再原告係因績效表現不佳，加上績效輔導後仍未有起色始遭被告晶呈公司資遣，並非原告所述之強迫離職，是故，互核上開長庚醫院鑑定報告及被告所提出之證據，可證原告之上開主張，均難認對係對原告之不當處置，亦未造成原告強烈之心理壓力，自與原告罹患重鬱症無相當因果關係。　　 ⑶又依證人即被告晶呈公司研發部經理丙○○到庭證稱：原告在任職研發部期間沒有直接負責研發專案，其主要負責文件撰寫還有擔任儀器的負責人，在原告進入研發部時，我記得有對原告做教育訓練，因為我們現場的步驟沒有很多，都會帶著看流程怎麼走，關於文件面的部分，包含機台的指導書，經由文件面的撰寫，可以讓原告更了解現場所有機台的狀況，因為口述只是螢幕畫面不會加深印象，只有去看文件後寫下來並去現場對照才有辦法對機台加深印象，儀器部分，公司品保很多儀器我都是指派給原告作業，若工程師無法解決時，都是需要外部廠商的協助，我認為原告上開工作與原先其較熟悉的品質經營領域是有關連性的，而原告來到研發部門經由他過往20年經驗來幫我們看文件上有何問題，我覺得原告足以勝任這一塊等語(見卷二第311、315、316、320、 322、346、348頁)。依上開證詞，足認被告晶呈公司並非未給予原告實施教育訓練，且原告並非直接負責研發專案，而是負責文件撰寫及儀器之操作，且亦與原告原本業務有相關，並非完全陌生之領域，原告主張應不可採。　 3.原告又主張:伊於110年4月調任至品質經營處，工作上極度仰賴登入該處之雲端資料夾，被告公司卻始終封鎖原告之登入權限，致原告處理氣體分析及撰寫產品報告書時窒礙難行，且原告在110年調任至品質經營處期間均未被加入該部門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群組內，原告調職研發部後，其座位係被安排於與其他部門同仁不同樓層等語。經查:　　　⑴依長庚醫院鑑定報告二(二)2.略以:此項事件參照我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其未完全符合具體事件要項，其中評估以「29.職權騷擾」為較符合之項目，該項平均心理壓力強度為「強」，而綜合評估其指導、叱責等言行背景狀況，及反復、持續等固執性狀況，精神攻擊的內容程度，評估其心理壓力強度為「弱」；而其中排擠之事件，未完全符合具體事件要項，其中評估以「31.和上司之間有糾紛」項目，其平均心理壓力強度為「中」(見卷三第73頁)。由此可知，難認該等事件造成原告心理壓力並導致重鬱症。　　⑵證人即被告晶呈公司品保處長林峰葦到庭證稱:品保處的雲端資料夾是公共的地方，原告剛來到品保處時，尚未有雲端資料之權限，因為當時他還不需要做資料的輸入，後來我們做雙方溝通都是在這個公共平台上，後來東西都有了，其實就沒有存在這個問題，至於品保處之內部LINE群組，我沒有把原告加進去，這是我個人感覺，因為會常常製造一些謠言，所以就沒有加他進來等語(見卷二第365、36 7頁)，證人丙○○到庭證稱：當時研發部座位很少只有6、7 個，當時想說他在2樓已經有自己的座位，因此希望他在原來的座位，如果有需要開會或與工程師溝通就直接上來，因為他的門禁刷卡權限是各樓可以刷卡的等語(見卷二第352至353頁)。依證人之證詞可知，原告進入品保處之初未被加入雲端資料夾權限乃係因當時原告之業務並不包含輸入資料，並非如原告所言因為未被加入雲端權限無法執行業務，至於LINE群組原告雖未被加入該群組，然其並未舉證說明未被加入群組可能造成之業務影響，而座位之安排係因公司內部之座位不足因此採取不同樓層之安排，原告亦未說明因座位之安排造成原告何種影響，自難以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4.原告復主張:原告測試MiniLED發光體強度時須配戴護目鏡，原告曾經自己找廠商詢價及報價向公司請購護目鏡，然被告晶呈公司卻遲未提供，並在原告調任品質經營處資深主任工程師時，要求原告獨自從事搬運鋼瓶之工作，實非原告體力得負荷等語。經查: 　　⑴長庚醫院鑑定報告二(二)1.略以:此項事件參照我國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其未完全符合具體事件要項，其中評估以「8.被賦予難以達成的業務基準量」為較符合之項目，該項評均心理壓力強度為「中」，而綜合評估其業務基準量之困難性、強制的程度及無法達成時的影響等觀點，評估其心理壓力強度為「弱」( 見卷三第69頁)。又依證人丙○○到庭證稱：LED量測只是在量測他的電性，當你對好點之後你在作業上最主要是看數值而不是看光，其實不需要配戴護目鏡，因為這個波長不像雷射機台的波長不需要長時間觀看等語(見卷二第328頁 )，可知該等事件並未達造成原告心理壓力之程度，且依上開證詞原告該項作業並無配戴護目鏡之必要，被告晶呈公司未提供護目鏡予原告難認係對原告之不合理對待。　　⑵復依證人甲○○到庭證稱:氣體鋼瓶從50公斤到100公斤，會用堆高機把站籠整個搬到分析場所，分析人員要想辦法把鋼瓶從站籠裡面移出，會以滾動或推車從A點到B點，不會以搬運方式，因為滾動需要有坡度，因此我們特別去做了一個平台，讓這些平台沒有坡度的問題，平面上滾動就不會因為斜坡有分力不好滾動，作業距離最長大概3公尺等語(見卷二第362至363頁)，可知原告所主張被告晶呈公司要求獨立搬運鋼瓶應不可採，透過滾動或是推車移動鋼瓶之方式確實可以由原告獨立作業，原告此項主張與事實不相符，亦難認造成原告心理壓力。　5.原告主張:伊因其因數度於工作上遭受被告晶呈公司之不當對待及嚴苛要求，身心狀況早已耗損至極，衍生精神疾病，而認其所罹精神疾病係職業災害等語，並提出臺大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112年1月17 日保職字第11260015300號函)等為證。　　⑴按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固包括勞工因事故所遭遇之職業傷害或長期執行職務所罹患之職業病，且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應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定之，惟勞工之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均應與勞工職務執行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始得稱之，尤以職業病之認定，除重在職務與疾病間之關聯性（職務之性質具有引發或使疾病惡化之因子）外，尚須兼顧該二者間是否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以為斷。此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就勞工所受之職業病，是否與其執行勞務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民事法院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自仍得依調查證據、本於辯論之結果，以其自由心證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91號裁判意旨參照）。　　⑵依台大新竹分院診斷書略以:個案（指原告）自述任職於被告晶呈公司，自107年起經歷多次被無理地要求離職、職務調動，主管常指派從未接觸過或未交班的業務且與以往經歷過的業務性質完全不同、要求難以達成的業務量、對原告有言語上的人身攻擊及否定人格的性為、忽略個案的工作報備、口頭無故指責等，導致原告有嚴重心情低落、失眠、哭泣、焦慮、負面情緒、失去興趣等症狀。107年1 2月8日曾至為恭醫院精神門診就醫，110年4月17日又開始率續至為恭醫院、宏仁診所精神科門診就醫接受治療，診斷為重鬱症。符合暴露在先、疾病在後的時序性。原告自述並無精神疾患之家族史，亦可排除其他相關的個人因素，因此，原告所患之疾病應與其工作內容相關等語(見卷一第205頁)。又上開勞保局函文略以:原告因工作因素致「重鬱症」，自行申請110年4月19日、110年8月1日至111 年4月10日期間職業病傷病給付，案經勞保局將原告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併同全案送請專科醫生審查，據醫理見解，原告所患可視為職業病，所請期間合理等語(見卷一第2 11至212頁)。雖均認定原告之重鬱症與工作有關；惟均未判斷被告有何職場霸凌之具體行為，並均全以原告自述為判斷依據，難認公允。且衡諸精神疾病之成因複雜，包含工作環境變化及壓力、個人適應之狀況及人際衝突應對之方式或遺傳等因素均屬之，自難僅以原告患病係與工作相關乙節，遽推論必係遭受職場霸凌所致，而屬職業疾病或傷害。　　⑶又依本院函調原告之就診紀錄，原告於107年12月18日至為恭醫院之精神科初診，距離原告調任為總經理特助(107年 10月)約2個月，主訴略為:哭泣、情緒低落及失眠約2年，目前情緒問題約持續1年，並有輕生念頭，提及工作表現不佳及公司老闆態度不佳等語(見卷二第121頁至123頁)，其後2年內均無再次前往精神科就診之紀錄，直至110年4 月17日再次前往為恭醫院精神科就診，自述壓力來源為工作，工作取消且害怕與同事聯繫，並經診斷為「重鬱症(M ajor Depressive Disorder)」(見卷二第125至127頁)，於同年7月31日離職，至同年8月3日始再次前往宏仁診所、臺大新竹分院、為恭醫院進行密集之就診，期間除情緒低或及沮喪外，尚有因為法院問題、工作上法律問題等造成心理壓力(見卷二第181、129頁)，若依原告所主張調任為總經理特助被告晶呈公司並未派任工作，欲冷凍伊之作為，造成伊心理壓力，惟原告卻長達2年以上未繼續前往精神科追蹤病情，難認調任總經理特助之事件，造成原告之心理壓力甚至至病。另雖原告遭被告晶呈公司資遣後，有規律前往精神科就診，惟該期間尚有因與被告晶呈公司之法律問題，應係指資遣後續之訴訟進行，並非因工作所引起，均難認原告所罹患之重鬱症與執行業務有相當因果關係。　　⑷復依長庚醫院鑑定報告結論略以:根據本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所頒定「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下稱參考指引)」判斷因工作所引起之精神障礙具體判斷標準為(1)目標疾病發病。(2)在目標疾病發病前約6個月內，可認定有業務造成的強烈心理負荷。(3)無法認定因「業務外的心理負荷」或「個人因素」造成目標疾病發病。原告相關事件中屬於心理壓力「強」之工作相關事件(即職位調動)，參考精神科病歷其降職期間無就診紀錄及連續追蹤紀錄(就診日:107年12月18日、110年4月17 日)，且依據上開必要條件為目標疾病發病前6個月內之事件(即109年10月至110年4月)，另參閱110年4月17日精神科病歷未見症狀持續時間或特殊情況之描述，故此項事件未完全符合判斷因工作所引起之精神障礙具體判斷標準之時序性；其次則為110年7月26日被強無理地要求離職，而此事件發生於病患目標疾病發病後之事件，未完全符合認定必要條件，且病患期間未有規律回診精神科紀錄(就診日:110年04月24日及110年8月03日)，而後心理壓力源則除工作壓力外，尚因與晶呈科技之法律問題，此後之勞資爭議法律問題非屬業務造成的心理壓力評估要項中。病患門診就診紀錄中提及心理壓力來自工作、被解僱及法律問題等，而有沮喪、焦慮、睡眠困擾等，於110年4月17日至精神科門診就診，期間斷續於精神科就診6個月(6次以上就診)診斷為重鬱症(F32.2)。綜合其職業暴露史及相關醫療檢查數據，就職業醫學上疾病、暴露、時序性、一致性及相關因素等資料，推定其精神疾患與病患所執行業務或衍生之職場境遇因果關係未達強度顯著心理負荷，排除其所患與職業具相關因果關係；如有以下其他符合酌予調整之情(被無理要求離職)，則心理壓力綜合評估判斷為「強」時，可認定其所患為業務加重，視為職業疾病等語(見卷三第81至83頁)。本院審酌長庚醫院鑑定報告非僅憑原告之陳述，而係依本院提供之卷證資料，綜合分析每個事件之內容、病歷、證據及證人證詞等加以評估每個事件對於原告造成之心理壓力程度為何，並佐以參考指引之具體判斷標準認定原告所患之重鬱症與職業不具相關因果關係，其內容應較台大新竹分院之診斷為可採。又參酌長庚醫院鑑定報告之內容及卷內事證，並依照參考指引之具體判斷標準，原告需於疾病發病前6個月內，可認定有業務造成的強烈心理負荷，經長庚醫院鑑定報告之綜合評估，原告在該期間內並未發生造成原告強烈心理壓力之事件，故依原告所為之舉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對原告為其所指之行為，且被告晶呈公司所為業務相關之指派工作內容、調整等亦未能認定與原告罹患重鬱症有相當因果關係。　6.綜上，原告主張其受上開不當對待並造成其罹患重鬱症，委無可採。㈣原告主張被告晶呈公司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補償原告支出之醫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原領工資為無理由: 　原告所罹精神疾病與原告工作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已如前述，既無因果關係，則其精神疾病即非職業災害，自不能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補償。是原告此部分請求醫療費補償23,064元及扣除勞保給付後之工資補償832,559元，核屬無據。㈤原告依系爭聘僱契約第參條第六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943 萬元，為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任職被告公司之初曾簽署系爭聘僱契約，上開契約固然僅約定原告對被告晶呈公司之違約賠償義務，惟本於勞動契約雙務契約之精神，上開違約賠償條款對被告公司之違約情形亦應有適用，始符公平原則等語。　　⒉惟查，系爭聘僱契約第參條第六項約定：「乙方（指原告）違反本條約定者，甲方（指被告晶呈公司）得請求乙方因違約行為所得之利益歸入甲方，作為甲方之損害賠償，並以乙方違反期間所受之薪資總額20倍為最低損害賠償數額。」該條項僅約定原告違約賠償之情形，並未約定被告晶呈公司違約應給付違約金情形，是原告依該條項請求被告賠償違約金，顯無所據，為無理由。㈥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依民法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或第184條第2項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91 　條之規定賠償原告就醫之交通費用800 元及精神慰撫金60萬元　，均無理由: 　 ⒈按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民法第482條、第483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483 條之1之規定，係基於社會政策之理由，為使受僱人受有週全之保障，而明定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民法第483 條之1立法理由參照）。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 條之1定有明文。被告晶呈公司依法對受雇人即原告負有保護義務，惟本件被告晶呈公司並未有何違反保護義務之行為，原告自難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損害。　⒉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民法第184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並未遭受被告晶呈公司員工之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已如前述，故原告主張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損害，亦屬無據。　⒊復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91條定有明文。依前所述，本院認定原告所罹患之重鬱症並非職業病，因此原告主張以該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亦無理由。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聘僱合約書第參條第六項之約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請求被告晶呈公司10,944,823 元，及其中855,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0,08 9,2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擇一依民法第277條之1或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9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600,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請求訊問證人乙○○，因原告主管丙 ○○、林峰葦已到庭證述明確，核無再訊問乙○○之必要。又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及原告其餘證據調查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宋國鎮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雅琦

2025-03-10

MLDV-112-重勞訴-3-20250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