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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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25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連力緯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4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連力緯因犯圖利容留性交等伍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理　由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53條、第5 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二、查受刑人連力緯因犯圖利容留性交等5罪，經本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決書附卷可憑。茲檢察官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爰審酌　　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至5所示5罪之罪質、犯罪態樣相仿，惟並非全部各罪之犯罪時間均相同或相近（按：編號1至3、編號4至5各罪之犯罪時間雖分別相近，然編號4至5之罪係編號1至3之罪被查獲後另犯之），且各罪之圖利容留性交女子並不相同，再佐以受刑人係憑藉其有認識外籍女子之管道（受刑人稱其配偶為泰國籍），負責招募、處理泰國籍女子來臺及前往本件性交易場所，在本件所充當之角色至為關鍵、重要，無人可以取代，其所參與暨犯罪情節重於同案被告王亞成（按：王亞成就本案與受刑人所犯如附表各罪，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依序判處有期徒刑5月、5月、6月、4月、6月，嗣經該院以113年度聲字第572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確定《得易科罰金》，見本院卷第77至84頁）。因此，本院綜合受刑人如附表所示5罪之犯罪性質、類型及時間等關係，刑罰之邊際效應及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一切因素，認受刑人具狀表示希望「本件定刑10月」等情（本院卷第85至11 2頁），顯屬過輕而無足採，爰就受刑人所犯5罪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5-03-31

KSHM-114-聲-225-20250331-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41號上訴人即被告石進仲選任辯護人洪士宏律師洪紹頴律師甘芸甄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79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058號、111年度偵字第231 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石進仲犯強制猥褻罪部分（即有罪部分）撤銷。石進仲被訴於民國108年8月8日對AV000-H111216（即甲○，年籍詳卷）為強制猥褻部分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石進仲與AV000-H000000-0（年籍詳卷，下稱乙女）前為男女朋友關係，AV000-H111216（年籍詳卷，下稱甲○）為乙女之女兒，甲○與石進仲間並未有親屬關係，石進仲於民國108年8月8日某時，在甲○位於高雄市林園區之住處內（詳卷），基於強制猥褻犯意，假意幫甲○按摩之際，將甲○強行拉往身旁，按壓甲○之小腿、大腿及肩膀，並將甲○背對自己，再往後方環抱甲○，並出手揉捏甲○之胸部，以此方式為猥褻行為。因認被告石進仲涉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害人、告訴人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實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堅決一致，無矛盾或瑕疵，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三、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有對甲○為本件強制猥褻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甲○與友人（丙ＯＯ、丁ＯＯ）間之訊息紀錄、證人丙ＯＯ及丁ＯＯ於偵查中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上訴人即被告否認有對甲○為本件強制猥褻罪嫌，辯稱：我與甲○很少接觸，有接觸的時候乙女（即甲○之母）也都在旁邊，我沒有跟甲○在她住處獨處過，我於108年8月8日也沒有去甲○住處，更沒有幫她按摩或撫摸她的胸部、腰部、腿部等，是因為我告乙女偷我的新臺幣（下同）15萬元現金，乙女才利用其女兒甲○來反告我等語。四、經查：㈠、證人即告訴人甲○於111年6月26日第1次警詢係證稱：於「110 年暑假時（日期記不得）」，乙女出門工作，只有我與被告在家，我與被告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滑手機，被告突然說要幫我按摩便抓起我的小腿，我抗拒掙脫後，被告硬是將我的雙腿抱起放在他的腳上揉捏，且越按越往大腿內側靠近，我又硬將他手扯開，扯開之後被告又說要按摩我的肩膀，就直接抓住我的肩膀開始揉捏，後來他就直接從後方熊抱我且雙手刻意抓住我的胸部揉捏，還將我的人往他那邊拉，讓我坐在他大腿身上，我便奮力掙脫，跑到樓下找阿嬤，我是最近才跟被告乙女說這件事情的等語（見偵二卷第22至23頁）；再於111年6月27日第2次警詢時，另提出其於108年8月8日向友人丙ＯＯ、丁ＯＯ提及遭被告為強制猥褻行為之通訊軟體Mess enger群組對話紀錄予警方，並更正被告之強制猥褻行為日期為「108年8月8日」（見偵二卷第25至27頁）；之後甲○於偵查及原審均證述被告前揭強制猥褻行為如上（見偵二卷第 79至85頁、原審侵訴卷第76至81頁），可知甲○指述遭被告為強制猥褻犯行之時間先後有「110年暑假時」、「108年8 月8日」，未臻一致，且二者之時間相距約2年之久，已難認全無瑕疵可指。再參以甲○對被告提出本件強制猥褻告訴之時間係「111年6月26日」即其製作第1次警詢時，而此時間點，適值甲○之母親乙女因涉嫌於「111年6月23日」竊取被告之15萬現金，經被告於「111年6月24日」對乙女提出竊盜刑事告訴後，警方通知乙女於「111年6月25日」製作警詢筆錄後，甲○即於「111年6月26日」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林園分駐所員警對被告提出本件強制猥褻刑事告訴，此有證人甲○、乙女及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可稽（見警卷第3頁以下、第7頁以下、偵二卷第21頁以下）；而乙女上開竊盜犯行，嗣經原審認犯竊盜之罪證明確，判處拘役55日確定，亦有原審判決在卷可參，是被告執此抗辯「因我告乙女偷竊我的15萬元現金，乙女才利用其女兒甲○來反告我」等詞，就時序以觀，並非全然無據。又證人即告訴人甲○之告訴既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且被告與甲○之母親乙女間又存有上述之訴訟糾葛，則甲○之陳述是否與事實完全相符，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資補強。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至於被害人陳述前後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人可能、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祇足做為判斷被害人供述是否存有瑕疵之參考，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依此，證人甲○於警偵及原審之指證被告於案發當日對其為強制猥褻犯行等情，前後供述是否堅決一致，無矛盾或瑕疵，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甚明。　　㈡、另稽之甲○提出其於案發當日與友人丙ＯＯ、丁ＯＯ之Messenger 群組對話紀錄，固顯示甲○於108年8月8日22時42分許於群組聊天室內傳送「我還嚴重懷疑我被吃豆腐」等語，並經丙ＯＯ詢問是發生何事及遭何人吃豆腐後，甲○即陸續傳送「就東捏西捏的覺得不舒服」、「她男友啊」、「不蘇服」、「他今天還把我拉過去抱」、「我是覺得他的真變態變態的」、「幹他還有摸到我胸部」、「所以我趕緊爬出乃ㄌ」、「請他對我媽媽做就好」、「我不要跟他一起坐在沙發上ㄌ」等語，向丙ＯＯ、丁ＯＯ敘述其當日於住處沙發遭乙女之男友即被告強拉、強抱、捏按身體及摸胸等事，有該通訊軟體Messen ger群組對話紀錄截圖附卷為證（見偵二卷第37至57頁），且經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偵查中證稱該對話內容確係其等與甲 ○於108年8月8日之對話內容無誤（見偵二卷第97頁）。惟查：證人丙ＯＯ、丁ＯＯ均非親自目睹甲○如何遭被告強製猥褻之人，而其等與甲○之Messenger群組對話紀錄，均係甲○於108 年8月8日在群組聊天室單方面向證人丙ＯＯ、丁ＯＯ傳送其於住處沙發遭被告強拉、強抱、捏按身體及摸胸等事之過程，故證人丙ＯＯ、丁ＯＯ之證詞充其量僅能證明其等於108年8月8日有與甲○在通訊軟體Messenger為上述之對話，況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偵訊中均證稱：「在被害人《即甲○，下同》決定要提告的時候，有跟我們講過這件事情說我們會被列為證人，除此之外，我們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等語，可知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通訊軟體Messenger群組對話紀錄及證人丙ＯＯ、丁ＯＯ之證詞，只是單純轉述甲○陳述被害之經過，並非依憑自己經歷、見聞或體驗，而證人丙ＯＯ、丁ＯＯ除接獲甲○於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時之轉述外，並未當面看到甲○為上開陳述時，有何因遭被告為本件猥褻犯行而激動、難過或哭泣等情緒反應之具體情狀，故其等之證詞與情況證據不同，無法證明甲○當時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甲○之認知，僅屬於與甲○ 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再佐以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偵訊中亦均證稱：「（之前被害人《甲○》有無跟你們提過被告這個人？）有，被害人有說是她媽媽的男朋友，沒有說過被告對她不禮貌，有說過被告會跟他們一起出去吃飯的互動，除此之外沒有說什麼。」等語（見偵二卷第97至99頁），就此以觀，被告有無對甲○為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亦有疑義。綜此，證人丙ＯＯ、丁ＯＯ之證述及其等與甲○在通訊軟體Messenger群組之對話紀錄，尚難佐證甲○於案發當時之事後言行舉止、心理狀態及處理反應等間接事實，而得補強並保障甲○指述內容之真實性，自非屬於適格之補強證據。㈢、再者，本院依檢察官之聲請囑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甲○是否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倘有，則該症狀與本件甲○疑似遭被告將其強行拉往身旁揉捏其小腿，並將其雙腿抱起放在自己腿上並揉捏其大腿內側，復抓住其肩膀予以揉捏，自其後方強行環抱並出手揉捏其胸部數下等行為，二者是否具有因果關係？」結果略以：「…考量現行精神醫學診斷準則，即為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SM-5)中創傷後壓力症中相關定義和描述，甲○雖有若干相關症狀，然其症狀主要集中於逃避行為症狀，其他症狀如經驗再現、過度警覺以及負面情緒等三方面症狀嚴重度未達臨床障礙之程度。另症狀嚴重度在事件司法相關程序影響下較顯著，平時生活若無相關刺激則症狀好轉，缺乏症狀持續度，且難認引起甲○臨床上顯著苦惱或社交、職業或其他重要領域功能障礙。依此次鑑定所收集資訊及評估，『未』有足夠臨床證據支持甲○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此有該院113年12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8187號函暨檢附甲○精神鑑定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24至131頁），自無從執以補強證人甲○之陳述與事實完全相符。另檢察官聲請本院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調：「甲○自108年8月8日起至今之全部輔導紀錄」，欲佐證被告有對甲○為本件強製猥褻犯行部分，經本院函查覆以：「旨案原為性騷擾個案，不申訴及提告，後以妨害性自主案件起訴，查未有保護案件通報紀錄，本中心無相關輔導紀錄。」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2月5日高市家防性字第11372457800號函可憑（見本院卷第136頁），亦無從佐證被告有本件被訴之強制猥褻犯行。㈣、綜上所述，本件僅有證人即告訴人甲○之單一指訴，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擔保該等陳述真實性，檢察官並未舉證達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對甲○為本件強制猥亵犯行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心證，基於無罪推定、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應為被告無罪諭知。五、原審未詳為推求，就被告被訴對甲○為強制猥褻部分遽為論罪科刑之判決，即有未恰；被告執此聲明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涉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嫌部分撤銷改判，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六、被告其他被訴於111年6月6日某時對甲○為性騷擾罪嫌經原審判決無罪部分，暨同案被告乙女所犯竊盜罪經原審判處拘役 55日部分，均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5-03-31

KSHM-113-侵上訴-41-20250331-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妨害性自主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6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AV000-A109356Z（年籍詳卷）選任辯護人黃敏哲律師蔡涵如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1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代號AV000-A109356Z（年籍詳卷）係AV 000-A109356（民國76年12月生，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三姐夫，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AV000-A109356Z明知A女於事發時年紀尚輕，仍為下列犯行：㈠於90年至95年間，以1週1次之頻率，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詳卷），趁其他人不在或睡覺之時，違反A女之意願，親吻A女胸部後，要求A女為其口交後以陰莖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00次得逞(即原判決附表編號3)。㈡另曾在不詳時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明知A女未滿18歲，仍未經A女之同意，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之照片或影片，後並於A女專科3年級（即 18歲）時，散布上開照片或影片(即原判決附表編號4)。因認被告如附表編號3部分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 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罪嫌、附表編號4部分係犯刑法第221 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起訴書誤載為「第24條」，業經檢察官更正) 、第28條第1項強迫少年被拍攝性交之照片、影片、散布少年為性交之照片、影片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次按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指述，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的可相信性而已，尚需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人即A女五專時學長兼男友沈ＯＯ(下稱沈某，年籍詳卷)、證人即A女五專時好友廖ＯＯ( 下稱廖某，年籍詳卷)、證人即A女母親AV000-A109356E（年籍詳卷）、證人即A女國小高年級好友洪ＯＯ(下稱洪某，年籍詳卷)於警詢及偵查、證人即A女五專導師何ＯＯ(下稱何某，年籍詳卷)於偵查之證述、屏東縣政府函覆A女諮商資料及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A女之三姐夫，並曾與A女發生數次性關係等情，惟否認有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強迫少女被拍攝性交之照片及影片、散布少女為性交之照片及影片之犯行，辯稱：我於93年即A女念專科時，方與A女交往而合意性交，但交往時間不長就被我太太發現而分手，在交往期間以外就沒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在交往前與A女也沒有太大交集，更不可能進入A女房間；我並沒有拍攝A女裸照或性交影片，A女裸照及性交影片外流的事情，我是事後才聽我太太說的等語。五、經查：㈠、被告於87年9月21日入伍、93年5月26日退伍，於94年3月12日與A女之三姐結婚；A女為00年00月生之人，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年籍對照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被告戶籍資料、被告兵籍資料及官兵服務軍職經歷證明可考(見偵卷彌封袋內彌封卷第1、33至36頁、原審侵訴卷一第308、31 2、394頁)。而A女之母為ＯＯ公司代表人，因A女母親於106年 8月間向A女及A女當時男友蘇某協議，將ＯＯ公司資產以買賣名義借放在蘇某開設之公司名下，嗣後A女母親於同年9月欲將資金移交A女大姊所設立之公司，遭A女及蘇某拒絕，A女母親因而於107年8月1日對其二人提出侵占、背信告訴等情，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A女之母之公司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雄高分署)檢察長發回續查，再經橋頭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及經雄高分署駁回再議，復經原審法院裁定駁回聲請交付審判(現改制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橋頭地檢上開不起訴處分書、上開刑事裁定、A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刑事告訴狀可參(見偵卷彌封袋內彌封卷第57至81頁、原審侵訴卷一第284至305頁、卷三第221至225 頁)，此部分事實均可先予認定在案。㈡、證人即告訴人A女之證述如下：　⒈證人A女於警詢證稱：自上國中一年級後，不管早晚，被告只要看到我一個人就強拉我至三樓輪流不同房間或2樓及客廳性侵我，直到91年我姊姊及家人都知道後，我開始避開被告，但後面也是有性侵。被告都是強迫強壓性侵，先抓手就脫我衣服內褲，親吻我胸部，陰莖插入陰部，還有逼我口交，性侵一百餘次，被告暴力威脅如強拉我手，及有次把我抱起來拋摔到床上，並以散布裸照及性侵照片影片恐嚇我，我有推他，而且我的表情也是不自願的。被告把錄影機放在床尾拍照我全身及性侵我的影像，影像中是我國中短髮時期。我交到男朋友後，被告就散布我的裸照、性侵影片在網路上給不特定人觀覽，我當時專三，國中及專科同學、我當時男友、老師都有看過影片，我叫媽媽處理，但媽媽不想把事情鬧大就沒報案等語(見警卷第19至27頁)。　⒉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91年我家人及姊姊都知道我遭性侵之事，他們有跟被告說，但沒有特別警告被告，被告還是有機會可以單獨跟我相處，房間可以鎖門，但被告時間自由可無預警回來。我母親有說他會去解決，但被告還是一直來我家並跟三姐結婚。被告將性侵影片散布在社團網站，是我同學及男友告訴我的，甚至我國中同學都看到了，後來接觸性平議題我才意識到以前的事情，我有4年沒有回家了。當時我年紀這麼小，怎麼跟他交往等語(見偵卷第19至21頁)。　⒊證人A女於原審就性侵部分證稱：遭性侵前我把被告當哥哥，我四姐與我同睡一間，我們房間是上下舖，房間可以上鎖、功能正常，但大部分時間不會鎖門。被告在當兵時就跟我姊姊交往滿久了，常常來我們家，但我忘記被告與我三姐實際交往年份，不是被告說的91年，全家都知道被告跟我三姐交往，被告才跑來我們家住。我們搬到新家的時候，被告會來過夜，忘記被告在舊家即住工廠上面時有沒有過夜；被告曾穿軍服性侵，當兵休假時到我家性侵，有的時候是白天、有的時候家裡沒有人。性侵的地方很多，甚至客廳也有，就是我配置圖上有畫星星的地方。被告還對我施暴過，我要逃離時把我抱起來摔在床上，也有恐嚇我，威脅我說要告訴我的家人，另方面安撫我說不要跟家人說。一開始我怕家人知道，在家人面前還是會跟被告說話；後來家人全部都知道我被性侵的事情，是我自己在國中尾或專科初跟母親講，但沒有親口跟其他姊姊說過。家人盡量安排被告不要來我家，但被告與我三姐結婚前後仍一直有來我家。母親及姊姊都沒有處理，也不願意報警，我說我不能再待在這間學校，她們希望我自己忍耐，我只能向外人抒發。我曾在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被三姐撞見，大家都嚇到了。我對法律不是很懂，不知道可以提告，是我於109年時幫一個協會做性平講義時，才知道追訴權已經最後一年，也發現這件事情我過不去，故於10 9年提告。我當時年紀還小，並沒有跟被告交往，儘可能避開被告、不理會，被告會寫信給我塞進我房間門縫，表達他喜歡我，我拿著被告寫給我的書信約洪某去學校談心，被告表達對我的喜歡時，已經跟我姊姊交往。我專一或專二與沈某交往前被告仍有性侵我，交往後就沒有。我母親、姊姊於前幾年對我提告，告了6年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47至352 、354至355、357至359、361至368、372至374、376、378、 379頁)。　⒋證人A女於原審就散布性影像部分證稱：我不知道被告有拍我的裸照、性侵影片，被告還把這些都散布出去，攝影機那次我不知道，還有用相機拍過，手機是摺疊機沒辦法拍，拍攝時間點我不記得，我記得有的時候是我不知道的。我國中同學打電話來跟我說在班級的奇摩社團網站上有看到，當時男友沈某也說班上同學拿給他看影片，但我不知道沈某看的影片來源，後來我同學也有跟我說，不是我拿給同學或男友看。我私下約廖某去學校電腦教室給廖某看裸照、影片，要跟他說我被被告性侵的事情。我看到的影片是在我住處被被告性侵的影片。我國中三年都是耳下的短髮，就沒有再剪慢慢留長，專二時留到肩膀以下但沒有及腰。沈某看過影片後氣憤地去找我媽媽，叫我媽媽報警，並不是我與沈某談心聊到，我媽媽把沈某掃地出門，說這是我們家的事情，我忘記當時我有沒有在家裡，可能在我家外面看到沈某被趕出來。老師有看到我的私密照片，只有找其他同學說不要散布，忘記有無找我談話。我跟沈某交往期間並沒有在性行為時拍攝照片或影片，我問被告為何影片外流，被告說不是他外流的，事發時我還年輕，不知道去看身心科，最嚴重時就不想吃喝只想玩電腦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5至357、364、368至3 71、374、377頁)。　⒌證人A女之指證情節有若干寬泛、歧異及不合情理之處，已難謂全無瑕疵可指：　⑴就A女國中以後至專科期間遭被告性侵之情節，A女所指述之時間地點實未足具體特定，且僅泛稱被告「曾施暴過、將其抱起來摔在床上」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4頁)，而未能得知被告被訴100次強制性交行為中，各次行為違反A女意願之情節是否悉數如此，及被告係在何時地有此舉動；就被告脅迫行為之描述，A女同時稱：「被告恐嚇威脅我說要告訴我的家人，被告安撫我說不要跟家人說」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4頁)，然倘A女所述為真，被告此舉豈不自暴犯行，且A女與家人關係係近年彼此間發生訴訟後始轉趨交惡，當時如受害甚深，A女尚無不能讓家人得知之理。A女雖另稱遭被告拍攝性影像並恐嚇將散布給他人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4頁)，惟A女復又自陳在其專科交男友後被告已未與其發生性行為(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8頁)。果如A女所述，被告在與A女三姐結婚後仍常出入A女家中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4頁)，倘被告仍有意對A女為強制性交，自不因A女交男友與否而有異，仍能趁出入A女住家之機會、威脅A女持有其性影像而侵犯A女，何以被告於A女專科期間與沈某交往後即主動罷手。是就被告各次強制性交所用之手段如何，被告與A女不再發生性行為之原因，A女始終未能清楚說明，而存有瑕疵可指。　⑵而A女於警偵中避談曾遭三姐撞見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及被告曾書寫情書對其表示好感等事，嗣在原審經辯護人質疑始吐露上情，亦顯其供述難以盡信；況就A女與被告發生性關係遭三姐撞見後，A女雖稱自己並非願意的狀況，然其亦自承第一反應是嚇到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8頁)，並非於被其三姐發現後急於向三姐求助、尋求保護。且對於其三姐後續仍決意繼續與被告交往、結婚，A女也未嘗試制止，容任一長年性侵自己之人成為姻親，擔任其等之伴娘(見偵卷彌封卷袋內彌封卷第95頁)，豈不置自己於險境，更對其三姐之婚姻是否幸福、人身安全無關緊要，此等反應顯悖於常情。另A女於偵查中證稱：家人知道自己遭被告性侵，並沒有特別警告被告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又於原審證稱：家人盡量安排被告不要來我家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5頁)，關於家人是否刻意避免被告與A女接觸一節，A女所述亦有矛盾。　⑶A女雖指稱被告有時白天、有時趁家裡沒有人，在家中各處性侵等語，惟被告於87年9月起至93年5月止擔任軍職，業如前述，被告尚有軍職在身，實難不分時間隨時出入A女住家；況被告與A女之三姐公開交往情形前，A女家人既然尚未熟知被告背景，又如何能同意被告獲取A女住家鑰匙而得任意進出。而A女與母親及大姊、二姐、三姐、四姐同住，A女家中人口眾多，被告如何能長期自由進入並掩人耳目，更遑論A 女既然自承家中房門門鎖未故障，卻始終未以更積極之房門上鎖方式避免與被告再有接觸往來，誠與A女所述儘可能避開被告、不理會之應對方式有違。　⑷關於A女係如何告知母親自己遭被告性侵一事，A女於原審證稱：我忘記我如何跟母親說的，我的記憶都留在想要家人幫我處理這件事情；她們一直跟我說有處理了，叫我忍耐，我說我不能再待在這間學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2頁)，然是否遭被告性侵一事實屬私密，A女家人縱未予處理或處理太慢，亦不致影響其求學之人際關係，使A女自認無法繼續在此學校就學，則A女所指時間應係性影像流傳於同學間之後。惟A女於原審亦稱自己係在國中尾、專科初告知母親自己遭被告性侵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2頁)，則關於其究係遇性影像外流事件後始告知家人，或國中至專一間即告知家人，亦有疑問。A女於警詢證稱：「被告把錄影機放在床尾拍照我全身及性侵我的影像」等語，於原審則證稱：攝影機那次不知道，被告還有用相機拍過，我記得有的時候是我不知道的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6、374頁)，則A女於警詢能明確指稱遭拍攝性影像之道具及其位置，後於審理時改稱攝影機那次不知道遭拍攝，前後所述已有歧異；但A女於原審審理時並未堅指自己從來不知悉遭拍攝性影像，且就被告為何開始拍攝性影像，拍攝時是否及如何違反其意願等情節，亦有含糊其辭之情。　⒍A女於提出告時適與其家中成員正值另案訴訟期間：　⑴A女之母為ＯＯ公司代表人，向A女及A女當時男友蘇某提出侵占、背信告訴，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業如前述。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稱：當時家裡狀況需要有人幫忙處理債務，我引進一個朋友幫忙處理，在該案件中母親、姊姊跟我利害關係對立，告了6年，我已4年沒回家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5至376頁、偵卷第21頁)，核與證人即A女三姐（年籍詳原審卷侵訴卷二證物袋）於原審證稱：108年時母親公司為了要追回款項就對A女及蘇某提告，提告後A女不見面、不接電話也不跟家人聯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66至268頁)、證人即A女二姐（年籍詳原審卷侵訴卷二證物袋）於原審證稱：母親成立的公司曾於108年間對A女及蘇某提告，A女避不見面，完全沒有連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88至289頁) 大致相符。堪認A女於109年12月提出本案刑事告訴之時，其與家庭成員間正處於另案訴訟之對立狀態，且因此案件雙方幾無往來，則A女在被害10餘年始終未訴諸司法之情況，於此際提告是否全無動機反擊纏訟之對造方，已非無疑，更有賴堅實之補強證據佐證。 ⑵A女於原審雖證稱：我決定提告的契機是替協會作講義時，整理到性平資料，才知道提告有20年年限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6頁)，固有中華民國航空運動協會「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訓練機構教材(編輯：A女)」可參(見原審侵訴卷二第85至88頁)。然該教材資料係影本，且無從確認製作之時間，且該協會於109年11月18日始經臺灣體育署認定，110年 1月29日公告「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訓練簡章」，110年 4月16日進行第一梯次「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訓練」，有該協會網頁資料、訓練簡章可查(見原審侵訴卷三第207至 220頁)。訓練簡章中明定開課時間、人數、課程內容，衡情應係簡章出爐後始開始編訂教材，故A女整理該協會訓練教材之時間應晚於提告時間；另觀諸卷內教材資料內容，並無敘及追訴權時效，則A女自述提告之原因係因整理協會講義、憂心追訴權時效已過等語，即有可疑。㈢、其他證人之供述尚不足補強A女證述：　⒈證人洪某部分：　⑴證人洪某於警詢證稱：國小六年級某日下午在操場，A女很恐慌，拿一封被告寫的信給我看，內容是愛她及喜歡她，A女跟我說被告會對她毛手毛腳、摸身體，國中以後較少聯繫但還是有，最後五專時遇到A女，A女也跟我說被姊夫性侵的事情。性侵影片A女有跟我講過，說被告散布在學校網路，A女當時有交男友沈某，沈某去A女家裡找A女母親及姊姊理論，後面就分手，那是A女五專時在住家客廳跟我說的等語(見警卷第33至36頁)；於偵查中證稱：在國小六年級時看過被告寫給A女的信，內容是被告很喜歡A女，當時A女非常害怕一直哭，當時被告已經是A女姊姊男友，說被告會在家對A女作不好的事情，毛手毛腳、摸身體，A女說只有自己跟被告在場。國中時A女就有跟我說被被告性侵，過程沒有說。A女跟我說被性侵時情緒激動，但很害怕不敢報警。我沒有看過被拍的影片及裸照，但A女當時男友有告訴我這件事。爆發那件事，沈某進去A女家跟A女媽媽及家人理論等語(見偵卷第1 73至175頁)；於原審證稱：A女與我是國小五六年級同學，經常向我訴說被告對她做不好舉動，對她毛手毛腳，具體動作不清楚，因為是隱私沒有多問。又在學校操場將一封情書拿給我看，那時剛好體育課，但我不太記得有無署名，A女說是她姊姊的男友寫的，A女感覺神情很恐慌、一直哭，講到很激動、一直流淚、顫抖，不知怎麼處理，我也有跟A女說要不要跟母親家人講，A女一方面是想保護我，一方面是自己很害怕，並沒有跟家長或老師反應。第一次聽到A女被性侵是國中一年級時在A女家聽A女說的，沒有詢問細節，五專再次遇到A女，A女再次跟我說被性侵的事情，原來從國中到五專期間被告還是有對A女性侵。我去A女家玩時，有時會遇到被告，被告時不時出現，不記得A女是否會鎖門。五專不知道幾年級時，A女也有跟我說影片在A女學校被散布的事情，是A女及A女當時男友沈某告訴我的，沈某非常氣憤，跟我說去A女家找A女媽媽理論被趕出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00至101、105至108、110至111、113、115至116、118至 121頁)。　⑵證人洪某就A女曾於國小六年級時在學校操場給其看情書之事，雖前後證述一致，惟「情書」一詞至多僅代表書寫者對收件人示好之意，尚難證明有進一步交往或肢體接觸之情，且其始終僅稱此部分係「毛手毛腳」，而就對方之具體動作不甚清楚，甚至稱係國中時A女始告知性侵一事。證人A女則於原審證述：我約洪某去學校講這件事，那時已經發生被告性侵我的事情，我帶著被告寫給我的書信去找洪某談心，忘記講什麼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6、367頁)，洪某與A女無論就臨時在課間或特地相約到校、看情書時A女是否已遭性侵等重要情節均有不合，況卷內並無洪某所述書信可佐，洪某亦稱不確定情書有無署名，僅憑A女之說法即認定係被告所為，自無從佐證A女所稱已遭被告性侵之事。況A女此際傾訴之事件如成立犯罪，亦應為免訴之諭知（詳原判決關於「免訴」部分之論述）。　⑶證人洪某雖又敘及國中及五專時有與A女保持聯繫，A女告以曾遭被告性侵等語，惟此部分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且洪某雖於偵查及原審均證稱曾聽聞沈某及A女告知A女性影像在學校外流一事，及沈某因此至A女家人找A女母親理論等語。然證人沈某於原審證稱：A女突然打電話給我，哭哭啼啼說自己被被告性侵，我去A女家請A女母親處理，隔沒多久照片就出現了；我應該沒有跟洪某說影片的事情，我只有想著讓A女之後不受傷害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26至127、143至144頁)，是洪某及沈某就沈某至A女家中理論之原因，係因A女向沈某哭訴或A女性影像外流，及沈某是否曾告知洪某A女性影像外流之情節，均有明顯齟齬，而有瑕疵可指。　⑷至證人洪某雖於偵查中證稱：A女跟我說被被告性侵一事情緒激動等語(見偵卷第175頁)，然證人洪某於原審證稱：A女拿情書給我看時，情緒非常害怕，會講到有點激動，神情恐慌一直流淚、發抖；我與A女同學階段，聊到被告時A女就會情緒激動，講一講會哭、顫抖、害怕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 10至111、113頁)，則洪某所見聞A女之情緒反應，於偵查時並未明指A女講述之時間，於原審則稱係A女拿情書時、與A 女同學階段，則洪某所觀察之A女情緒反應，究係指A女國小時或指A女國中時，實有可疑。　⑸另A女雖提出書信1份欲證明係被告所書寫，然該信件內容為：A女，我就知道你中午不會回來，本想中午請你吃個飯，慶祝一下你15歲的生日，誰知你還是不領情，也好，我又省了一攤！不管怎樣，還是祝你生日快樂。快聯考了，加油喔！(見原審侵訴卷三第325頁)，僅語帶關懷尚難謂有曖昧情愫。且縱如A女所述，該信件係被告所書寫(被告對此係否認，見原審侵訴卷三第27頁)，A女保留此信件原本長達十餘年，亦未於決意進入司法程序時之第一時間提交偵查機關，反係交互詰問過程提及，方由原審督促其提出，此舉亦與性犯罪被害人多所迴避與加害人有關一切事物之反應有違，更與洪某所述看到信件之時間不符合，不能資為洪某證述之佐證。　⑹證人洪某於原審證稱：國中後就慢慢比較少聯繫，偶爾打家裡電話，上五專後聯絡頻率差不多，也是會聯絡但比較少。後來A女來找我，希望我能協助出來作證，有跟A女稍微討論一下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06至107、120、122至123頁) ，洪某與A女國中後聯絡頻率驟減，亦係A女先來找洪某，並告知洪某希望其可出面作證，2人並有討論案情，則洪某歷次所述是否確係10餘年前親身見聞之實況，是否全無記憶不清或混淆之情，更非無疑。　⒉證人沈某部分：　⑴證人沈某於警詢證稱：A女跟我說從國小五年級被被告性侵至五專，A女打電話與我傾訴心事沒多久，我就騎車到A女家，跟A女母親說A女遭人性侵要去報案，A女母親回應說這是我家的事情，隔1至2個月後，A女裸照及影片就在班上流傳。影片是同學拿手機給我看，A女躺在床上，拍攝者正對A女性侵，A女影片中痛哭流涕，照片則為A女裸照，不知道拍攝人身影。我跟A女說如果願意報警，我會協助，如果不願處理，我想就當一般朋友關係就好等語(見警卷第41至44頁)；於偵查中證稱：A女說被姊夫性侵，我聽到很生氣就去A女家， A女母親卻說這是他們家的事情，不願意報警，我有跟A女說不然我們去報警，A女當時比較聽母親的話，因為這件事我們分手了。我看過影片，是我同學拿給我看，因為影片被傳到班上社交軟體，我一看就知道A女，看不到另一個人，過程看起來像是A女被強暴。A女母親看起來早就知道這件事， A女姊姊也知道，當A女跟姊姊說的時候，A女姊姊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現在記不得影片、照片中A女頭髮長短，當時A 女說拍攝者是被告等語(見偵卷第39至40、161至162頁)；於原審證稱：A女小我一個年級，我曾與A女交往不到一年。A 女當時跟我說被被告強姦，沒有說時間、地點，一直在哭，我就騎車到A女家，衝進A女家客廳想討公道，A女母親在客廳，當時A女也在客廳一直哭，A女媽媽感覺已經知道此事，說「這是我們家的事情」，好像不想處理，我被趕出來，我那時覺得A女家人很奇怪，發生這樣的事情竟沒有想要報警。A女當時說被性侵的事情，我沒有問很仔細，我怕讓她回憶傷害到她，且看到A女一直哭就相信A女。不確定什麼時候 A女跟我說過，已經有跟家人反應，但家人不理會；我有跟A 女及A女母親說不處理就去找媒體爆料或報警，但A女被母親壓下來。五專時同學拿影片給我看，影片中A女是短頭髮的、耳下一點點，我與A女交往時A女長髮及腰，我只看10秒就不看了，A女是正面往後倒、一直哭泣，性交行為進行式，A 女上半身裸體，沒有看到掌鏡之人，是有人拿手機的角度、畫面會晃動，A女有搖頭但沒有聽到A女呼救。我問A女為何會有影片，A女說被告拍的，沒有說自己與被告交往過。老師也看過影片，為何老師知道此事卻沒有報警，這也是我覺得很生氣的地方，隔沒多久A女離開學校去澳洲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26至130、132至138、141至142、145、147頁) 。　⑵證人沈某雖敘及A女告以自國小至專科期間屢遭被告性侵等語，惟此部分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且沈某雖證稱曾至A女家中向A女母親理論一事，惟沈某為此舉之緣由，據其自稱：因A女向我訴苦曾遭被告性侵，其至A 女家，事隔一個月後影片外流等語(見偵卷第161、162頁)；然A女卻於原審證稱：係沈某看過影片，氣憤地找我母親，並非我與沈某談心聊到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8頁)，就A 女性影像外流及沈某至A女家理論之先後順序，A女與沈某所述顯有不合。性影像部分，沈某證稱拍攝者拿著手機、畫面晃動等語，A女就拍攝道具及影像狀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那時手機是摺疊機沒辦法拍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6頁 )，及A女警詢所證：被告將錄影機放在床尾等語(見警卷第2 0頁)，二人所述針對此重要情節歧異，自不能互為補強。　⑶至證人沈某雖證稱A女向其敘及遭被告性侵一事時不斷哭泣等語，然A女於原審卻證稱：並非我與沈某談心時聊到我遭被告性侵，是沈某看到影片質問我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4 、368頁)；又關於沈某至A女家中找A女母親理論一事，沈某雖證稱A女同在場且一直哭等語，A女卻於原審證稱：忘記自己有無在場，可能在我家外面，看到沈某被趕出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1頁)，則沈某此部分證述與A女所述均有不合，既無從確認真有沈某所述A女致電訴苦一事，其就此部分A女神情、反應之觀察，自無由斷言為真。且證人沈某自承並未詳細詢問A女，亦未與A女家人釐清A女家人執意低調處理之理由，復衡以其等當時為男女朋友關係，沈某立場勢必傾向相信A女，其證述既有前指瑕疵，就若干細節亦有模糊之處，且附和A女之可能性高，不能遽採。　⒊證人廖某部分：　⑴證人廖某於警詢證稱：A女在電腦教室外以筆記型電腦播放性侵影片給我看，影片是A女國中時，當時A女頭髮是短的，A 女五專是長頭髮。A女說國中開始被被告性侵，影片中A女上半身裸體，躺著、面無表情不自願，拿著錄影機的人正在拍攝、陰莖裸露，身形是有肉的，場景是A女房間。我有叫A女去報案，我知道A女媽媽及三姐都知道等語(見警卷第45至48 頁)；於偵查中證稱：影片爆發害A女跟沈某分手，聽A女說沈某很生氣還跑去A女家中，A女跟我說時口氣平靜，A女本來情緒就沒有什麼起伏。當時班上很多人看過性侵影片，A 女崩潰想要刪照片，我剛好在旁邊而看到，有看到A女裸體及對方生殖器，但我被嚇到就沒看了，A女面無表情、眼神死，看不出對方是誰。畫面中A女頭髮是短的，而且非常年輕，是A女跟我說約發生在國中時候。A女說是被姊夫性侵，當下我問A女為何沒報警，A女說母親不願意，後來我去A女家逼A女要請母親報警，A女說母親會再處理並找老師。我也有問A女家人是否知情，A女說家人早就知道等語(見偵卷第4 5至46頁)；於原審證稱：大約專二至專三間看過A女遭性侵影片，上課完A女在外面走廊看學校借的筆記型電腦，我說你都不避諱我在旁邊，A女說全部人都看過了，有什麼好避諱。一開始是聽A女說不雅影片傳到網路上，班上同學跟沈某都知道，確定在走廊不是在電腦教室裡面，也不是A女把我叫到旁邊說要給我看。影片中A女是短髮、大概耳下幾公分，專科時A女長髮大概及肩，影片很短，但我被嚇到就說不要給我看。我看的影片是A女在鏡子前面梳頭、面無表情，也有看到口交，裸體，比較像蹲著、面向鏡頭，鏡頭是晃動的，A女沉默、面無表情，眼神死，沒有主動、沒有反應，感覺不自願。我問A女這個人是誰，A女說是姐夫，是國中時期，但我沒有看到拍攝的人，也不知道用什麼東西拍的，只有看到拍攝人的大腿，不是瘦的身型。A女看照片時很恍惚，我問A女家人知道嗎？A女說曾經有跟媽媽講過，我逼A 女一定要跟他家人講，還跟A女回家壯膽，聽起來是A女媽媽叫A女不要管，A女媽媽有去找老師，好像老師也知道並叫同學不要再傳，這我是聽A女講的。因為不想要A女二次創傷，我其實不會自己去問同學，也沒有跟A女家人求證。發生這件事情後，學校有辦遊學，A女媽媽就讓A女去散心。A女是靜靜的人，不太想回家的感覺，跟家人相處很冷淡，A女在影片外洩後變得不敢說生活大小事，連我都懷疑，本來出去會笑，發生這件事情天天都在哭；A女陳述影片外流時沒有什麼反應，就靜靜的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1至232、234 、237至245頁)。　⑵證人廖某所證關於其看到A女性影像之場景，係稱在電腦教室走廊外、A女自行觀看筆電時為在旁之廖某所窺見等語如前；惟證人A女於原審證稱：我不敢進去社團看照片，廖某看到我的不雅照應該是在學校電腦教室，我私下約廖某去電腦教室，要跟她說我被被告性侵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0頁 )，二人所述情節不甚相同。且證人廖某所證專科時A女長髮及肩(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5頁)，亦與證人沈某所證交往時A 女長髮及腰不同(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45頁)，其二人所述關於A女於影片中及認識A女的之頭髮長度有明顯落差。況無論廖某或沈某均係專科後始結識A女，對於A女於專科入學前乃至國中時之髮型如何未必了解，設耳下長度留至及肩雖依個人情形不同，也不過數月已足，卷內亦無相關影像可資佐證，殊難僅以其等具有瑕疵之證詞，論斷所見聞影像中之A女即為A女於警詢時所強調留短髮之國中階段。　⑶證人廖某及沈某均證稱曾詢問A女其家人是否知情，A女表示家人知情，及其等鼓勵A女報警，A女卻被動未為之等語；惟 A女前稱因不願家人知道、恐性影像遭散布而遭被告脅迫，在家人因故得知(詳後述)及性影像已然外流後，應已無此層面顧慮，A女當能請家人為其主持公道，揭發被告惡行；反之，A女家人在知悉A女與被告發生性關係後，實無必要要求至親之A女隱忍包容，反縱容非親屬之被告。又依證人廖某所述A女性影像外流一事已為A女專二至專三期間，即A女應已18歲或接近18歲，縱家人不甚支持，依其當時之年紀及智識，且有好友廖某及當時男友沈某之鼓勵，亦能不顧家人反對為自己主張權利，廖某、沈某均敘及可報警等語，A女卻始終未呼應渠等期待，直至109年12月始對被告提告，則A女自沈某、廖某給予報警建議後長達10餘年間，不欲訴諸司法之想法，固繫諸於個人學經歷、處事態度等而無法一概強求應積極舉發，然其在已無與廖某、沈某密切聯繫後之此時點何以突然改變意向，實屬費解。　⑷復參證人廖某所述影片內容，A女在鏡子前面梳頭，口交、裸體，蹲著、面向鏡頭，沉默、面無表情，眼神死，沒有主動、沒有反應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6至228、238、243頁) ；證人沈某則稱：A女正面往後倒、一直哭泣，性交行為進行式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33頁)，其二人所述A女於影片及照片中之神情及姿態並不一致，且在本案並無任何客觀影像證據在卷之情況下，關於廖某所證「眼神死」、「感覺不自願」等A女神態，實無從具象化為一般第三人均有共識之標準，自無從作為A女證述之補強。又證人廖某、沈某均未敘及影片拍攝者之特徵，又無影片可供原審查證，自無法單以A女之供述特定拍攝者即為被告。且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A女專二時有跟班上一個男生交往過、同班但很短暫就分手了，後來跟別的科系的沈某交往，我專科畢業有次找A女，有遇到A女馬來西亞男朋友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33頁) ，證人即A女二姐於原審證稱：A女專科時有交男友，不是沈某，長相很像原住民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91至292頁)， A女則於歷次供述中對於沈某以外之交往對象三緘其口，實有待更多證據確認拍攝者之身分之必要。　⑸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我跟朋友聯繫頻率沒有很強，畢業後就沒有到A女家過夜過，我是桃園人，去高雄玩才會找高雄的朋友。A女跟我說需要做筆錄，就是A女學生時代性侵事件，A女打算要提告，問我能不能去、有無意願，當天A女有跟著我一起去，剛進去時A女有在旁邊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 234至236頁)，可見A女於證人廖某製作警詢筆錄前即已先與其接觸，則廖某歷次所述，是否確係10餘年前親身見聞之實況，是否全無記憶不清或混淆之情，已非無疑。　⒋證人即A女三姐及A女二姐之證述：　⑴證人即A女三姐於原審證稱：被告是我先生，居住在舊家時被告與A女沒有什麼互動，我也還沒與被告交往，91年交往、9 2年才讓家人知道，被告在戀情公開前不可能到我們新家過夜。A女二姐做美容業較晚下班，母親、我、A女會等A女二姐吃完宵夜才去睡，A女在新家的房間通往洗衣間，也沒有在關門、鎖門，因為家人每天要去洗衣服、晾衣服、收衣服，晚上11、12點才會去處理。93年被告偶爾會到新家住，也開始跟A女有互動，那陣子被告跟A女會騎機車出門買東西回來吃，A女沒有迴避被告舉動，很積極跟被告講好就一起出門。A女在家裡比較愛撒嬌，活潑、愛講話，會湊來黏著我們，沒有什麼情緒低落或吃不下的情形，我覺得媽媽生的五個小孩裡面，媽媽最關注的就是A女，沒有疏於照顧。某日被告說要先回房間休息，我跟A女二姐在客廳，走回我房間把門推開看到A女跟被告在我床上發生性行為，A女躺在床緣面對被告腳勾著被告的腰，手輕扶被告的手，被告站在床邊，我當下就是嚇到，他們也嚇到彈開，我就轉身去找A女二姐協助。A女就回到自己房間，被告東西收一收離開我家，我當下質問他們，兩人都沒有說任何話，如果A女被迫，都已經被我發現應該來求援，心情恢復了也還是沒有求援，且那不可能是被強迫的姿勢，A女沒有哭泣、搖頭或用手抵抗被告，A女只跟我說不是故意的、對不起我，不會再跟被告聯絡。被告說這是控制不住的意外，並不是真的要跟A女在一起，如果我還願意跟他在一起，會斷絕跟A女任何聯繫。基本上我在，被告才會來我們家，不然怎麼進家門，被告沒有鑰匙，不然是否A女背著我開門讓被告進來。我撞見他們性行為跟我結婚中間還有一段時間，如果A女跟我說被性侵或被脅迫，我不可能再繼續跟被告交往甚至結婚。我有給A 女機會，如果有問題要來跟我講，沒有講我就默認是背著我私下跟被告發生性關係，雙方都只說對不起我、不會再接觸，被告此後到結婚後三年都沒有來過我們家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51至252、254至263、269、271、272至274頁)。　⑵證人即A女二姐於原審證稱：90年時搬到新家，91、92年時被告跟A女三姐交往，公開戀情前被告沒有過夜。要通過A女及 A女四姐房間才能洗衣服，我們都大概11、12點才會睡，因為我在當美容師下班都11點多了。依照我觀察A女沒有刻意迴避被告，還會一起騎車買東西吃。A女跟我們互動話比較多，就像平常兄弟姊妹一樣，並沒有覺得母親無心管教或疏於照顧A女。我沒有聽過A女說被性侵拍攝裸照，如果知道哪可能不處理。93年即A女三姐結婚前一年，我本來在客廳，A 女三姐到樓上去，又突然跑下來拉我上去，A女三姐在哭、叫我上去看，然後跟我說A女跟被告發生性關係，到樓上A女已經回房間鎖起來，不出聲也不出來，被告在收東西。被告在與A女三姐結婚後很久才出現，連逢年過節都不會來家裏。被告並沒有新家鑰匙。被撞見前幾個月A女會常約被告出去買東西，之前的互動並沒有什麼特別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79至280、282至285、288頁)。　⑶證人即A女三姐、二姐一致證稱家中人口眾多且作息較晚，被告在公開與A女三姐戀情前未出入家中，洗衣需經過A女及A 女四姐房間，家中無上鎖習慣等語，A女及A女四姐房間與洗衣間連通，亦有A女所繪房間配置圖可資確認(見偵卷彌封袋內彌封卷第37頁)，當能佐證此部分證述。是A女家中人多，作息本未必一致，A女與四姐同住，其等房間復連接家人隨時欲使用之洗衣間，被告在與A女三姐戀情公開前，斷無理由留宿於女性居多之A女家中，既然A女家中並無上鎖習慣，被告對A女有任何舉措，甚容易遭人發現，被告係如何趁無人注意之際，控制A女行動、避免其呼喊求救，遂行強制性交犯行百次，不能僅有A女單一指訴為斷。　⑷承上證人即A女三姐、二姐所述，確曾有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遭A女三姐當場撞見之事，此節亦為A女所是認，業如前述。惟A女縱先前不欲家人知悉，至此也無可隱瞞，應趁此機會詳為向家人解釋以自證清白，然A女卻未多所辯駁，A女三姐因而認為A女與被告係自願發生性行為，在被告擔保與A 女斷絕聯繫後，願意繼續與被告交往進而結婚。且參諸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與被告性行為部分，在我與沈某交往後就沒有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8頁)，故時間序上應是被告在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遭當時女友即A女三姐撞見在先，A女與沈某交往在後。倘如A女所述其私密性影像為被告所拍攝且將之散布於眾，甚可能口耳相傳而為A女家人所知悉，不免再次將其外遇之事搬上檯面，被告此舉勢將造成A女及A女三姐嚴重情緒反應，對於被告安撫A女三姐並無助益，則影片外流是否與被告有關，尚乏明確證據可以認定。　⑸復核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我在專一時就與A女很熟，專一至專五都同班，這五年都有陸續去過A女家，也有至A女家過夜超過10次，中間還有個暑假去A女家打工1個月，一次都沒有在A女家中看到被告，也沒有跟被告有接觸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0至222、232至233頁)，可資佐證A女三姐、二姐所述，被告與A女遭A女三姐撞見發生性行為後，被告已鮮少再來A女家中等語，足認證人即A女三姐、二姐此部分所述應屬實情。亦可合理解釋前述證人廖某、沈某均不能理解A女母親為何不積極為A女報警；及沈某至A女家中理論時，發覺A 女家人知悉A女與被告性行為一事，卻並未向沈某多做解釋，實不欲家中不堪往事為外人所知之理。　⑹至A女之母親雖於偵查中證稱：並沒有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而被發現的事情，我們家人不知道，沒有人跟我講等語(見偵卷第55頁)，然A女與被告性交遭撞見之情節業據證人A女、A女三姐、A女二姐一致證述在卷，且為被告自承不諱，若非果有其事，被告亦無庸自承此一不利於己之事實。依A女及A女三姐所述，當時A女三姐撞見此事後找A女二姐陪同，A 女母親並不在現場，A女母親因此對此事不甚清楚，尚不能以此認定並無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遭A女三姐撞見之事。至 A女母親雖證稱被告一直都有陪同A女三姐回娘家等語(見偵卷第55頁)，而與A女三姐、二姐所述不符，惟被告被撞見後並非旋即與A女三姐結婚，且結婚一段時間後被告仍有偕同A 女三姐回娘家，然訊問A女母親之問題僅指稱「結婚之後被告有無陪太太回娘家」，A女母親不無可能因對問題理解不當而影響其回答。　⒌證人即A女母親及A女老師：　⑴證人即A女母親於警詢證稱：我不知道A女被性侵許久之事，A 女五專時老師有叫我去，說有裸照散布，老師說也在調查、不用擔心，學校會處理，照片跟影片我沒有看到，也不知道是誰等語(見警卷第49至51頁)；於偵查中證稱：A女男友有來家裡暫住過一個月，應該是網友。A女沒有提過性侵的照片及影片，我也沒有看過，只知道A女五專時有次A女老師叫我去學校，說有照片在外流、同學在傳，老師說他要處理就沒有下落，我有問A女但A女不說，也沒有再提就不了了之等語(見偵卷第56頁)。 ⑵證人即A女五專時導師何某於偵查中證稱：我有看過照片，是 A女同班同學給我看，我有叫他們刪除。我沒有問過A女照片來源，我以為在惡作劇，有問同學照片來源，同學也不曉得，照片裡是A女側上半身裸露。私下我問A女，A女笑笑的沒有正面回答，印象中A女沒什麼表情，感覺不出快樂也沒有生氣，有點徬徨的感覺，我並沒有找家長來詳談、也沒有跟家長提過，一方面基於隱私、一方面我認為是惡作劇。但因為這件事情A女成績下降，有問過A女成績下降原因，家長說再觀察等語(見偵卷第113至114頁)。 ⑶核A女母親及A女老師就其等是否就A女性影像外流一事討論，其等所述不符，A女就此則證稱：只記得老師有看到，叫其他同學不要散布，有無找我談話我忘記了；也沒有印象母親因裸照的事情被五專老師找去學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 71頁)，與何某供述較相近。且精神科病人因年齡、疾病本身因素、服用藥物副作用可能發生記憶力減退，A女母親可能因使用藥物發生記憶減退狀況，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111年3月28日長庚院高字第1110350153號函可佐(見偵卷第105頁)，應認何某之供述較為可信。 ⑷至證人何某雖曾親眼見聞A女裸照及照片中A女無表情，惟本難僅以證人何某對A女表情之描述，判斷A女對於性交行為之意願。又縱A女家人因種種複雜因素無欲積極處理，何某具教育背景，在眼見學生裸照後尚且能依其專業判斷有無涉及刑事犯罪之可能，或有為A女通報引進輔導機制之必要，何某卻同未報警，究係因何某詢問A女後見A女反應正常，或見裸照並無明顯遭強迫之狀況，始輕忽嚴重性認為係惡作劇； A女亦始終未對於師長不作為表達不滿，或透過學校輔導機制確保自身安全、紓解情緒壓力，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憑 (見原審侵訴卷一第189頁)，則何某所見聞之影像是否可明確判認A女係遭強制性交過程中所拍攝，亦值探究。　⒍綜觀上開證人之證述，就A女曾否遭性侵害部分，洪某、沈某、廖某所述曾聽聞A女遭被告性侵害一事，均係A女轉述之累積證據；至其等曾見A女講述時之情緒反應，均有瑕疵如前所指，尚不足作為A女證述之補強。㈣、鑑定報告及心理諮商亦無從補強：　⒈A女經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精神鑑定，評估A女於本案遭受長時間且持續多次性侵害與恐嚇威脅影響之下，對於拍攝與網路相關散播工具有高度恐慌感，受害至今會產生擔心、害怕、焦慮、社交退縮、憂鬱情緒、躁鬱、睡眠障礙、自則、反覆想起並持續痛苦等身心症狀。有逃避痛苦、重複經歷痛苦、過去警覺等症狀。會談可發現案主因遭受性侵事件，有鬱症的臨床表現，即使在進行心理諮商後，創傷後壓力症狀雖有改善但尚未緩解，A女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下稱PTSD)診斷準則等語，有凱旋醫院111年10月14日高市凱醫成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查(見偵卷第125至157頁)。另A女自110年11月22日起至111年8月22日止、112年9月18日起至同年12月18日間，曾進行心理諮商，有屏東縣政府112 年1月18日屏府社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諮商輔導個案紀錄、諮商結案紀錄表、屏東縣政府113年1月22日屏府社工字第00000000000號函暨諮商資料可佐(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9至 56頁、卷二第61至82頁)。　⒉證人即凱旋醫院醫師江紅於原審證稱如下(見原審侵訴卷二第 170至189頁)：　⑴就PTSD判準部分說明：PTSD症狀超過1個月以上，並且要達成社會職業功能損害，不滿1個月為急性壓力症候群。如符合診斷準則超過6個月以上，比如有情緒困擾但沒有符合嚴重職業功能損害，到6個月以後完全符合，則為延遲發病，如韓戰、越戰士兵有些人是晚年才出現延遲性創傷反應。PTSD 判斷準則有數個，比如有哪些侵入性症狀、情緒認知症狀、焦慮症狀，如果只是情緒低落、不想出門，比較像憂鬱，需要更多資料評估社會功能是否有下降。人都能裝得很憂鬱，但是否生活上出現難過想自殺想死，是否跟生活表現跟職業功能符合，需要客觀評估。「再度體驗」如作惡夢或解離、「反應麻木」、「逃避、過度警覺」指對加害人保持一定距離，或對相關場景。PTSD要自己經歷生命威脅或性暴力，或目擊親友有上開情形。　⑵就A女是否符合判準之說明：　①A女在我們鑑定當下，在症狀嚴重度、數量及功能減損等客觀上來看，符合PTSD的症狀，還有量表也符合，如創傷事件量表、心理衡鑑報告，不管性侵事件時間多遠或多近。當中最主要的還是案主的自陳，即A女提到有何種症狀，再從中作客觀評估，是否生活上表現、反應及職業功能符合。A女說以第1名成績錄取五專，後來成績退步，因而認為A女學習有受影響；且A女稱畢業後本來可以擔任工程師，後來工作變成類似打工性質，也有影響職業功能表現。A女提到與同學沒有交流，很多時間都在玩網路遊戲，可能是這部分有減損，不能因為學業不錯、都有到校就說沒有受到功能損害。A 女自陳症狀在與男友分手後更加嚴重，後期有性平意識才認知過去經驗可能跟性侵有關，不代表性侵當下沒有症狀，像是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②A女沒有接受過正統精神科治療，是在經過心理諮商才聽從諮商師建議，開始至精神科就診，這些年的症狀也是我們後來聽A女陳述的，客觀事實佐證不足；A女自陳在屏東基督教醫院有躁鬱症的診斷，這部分沒有看到病歷。報告中「A女從遭受性侵後就持續出現PTSD症狀」、「89至95年間情緒明顯偏低落，不想吃喝、不想出門，不想跟任何人說話、互動」之記載，都是與A女訪談時A女所為陳述，除非找到家屬或客觀第三人才能知道事情真相，否則就只能聽案主陳述。功能下降有很多背後原因，如A女同時有憂鬱症，也因過去發生性侵事件導致PTSD，到底哪一個導致功能下降很難釐清。鑑定人是依照案主自己所陳述，除非鑑定時有家屬在旁可以佐證。關於性愛影片外流，是否可能造成A女PTSD，若是全校都知道，對小女生來說是個嚴重打擊，但這都是自陳，沒有辦法切割到底性侵當下，還是後來大家都知道時才感覺PTSD ，很難釐清。如要認定89至95年間有PTSD症狀存續，以本案來說會比較困難，因為事件到鑑定隔了這麼長時間，A女沒有持續到精神科就診，客觀佐證不夠，只能透過A女陳述，也有可能病人會說謊。　⒊另證人即凱旋醫院心理師曾巧君於原審證稱：報告內心理衡鑑部份是我依照心理衡鑑結果及專業判斷所作認定，包含現場行為觀察及過去史，以及目前有的症狀像是病史等相關資料綜合判斷，過去史及症狀會依照卷宗資料及案主本身，心理測驗是對案主施測。沒有辦法完整確定案主在這段時間內受到症狀影響的程度，PTSD延遲發作的情形偏少，但也非不常見，會有個別差異。重點在症狀對這個人本身影響，有沒有明顯影響到社會、人際或職業功能，很難回答PTSD延遲發作是沒有任何事件就會引發，或要再次出現創傷事件才會引發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90至196頁)。　⒋綜合上述醫師及心理師之證述，其等雖鑑定A女客觀上符合PT SD的症狀。然PTSD之判準主要為兩大方面，一者為有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一者為有社會及職業功能影響，分述如下：　⑴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部分：　①A女於原審證稱：事發時不知道怎麼去看身心科或精神科，比較大時才有次陪同母親看精神科時順便看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7至378頁)，復經原審職權調閱A女之精神科就診資料，A女於不詳時間曾至河堤診所就診(病歷已超過7年保存期限而銷毀)、102年至維心診所就診1次、111年間至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下稱屏基)身心內科2次、112年間至興安診所就診2次，有健保門診申報紀錄表、高雄市河堤診所112年9月6日河字第0000000號函、維心診所112年9月 1日函文暨檢附病歷、興安診所112年9月4日興安病歷字第00 0000號函暨檢附病歷、112年9月8日興安病歷字第000000號函、屏基112年9月26日(112)屏基醫社工字第1120900088號函暨檢附之病歷可考(見原審侵訴卷一第201、209至221、22 8至278頁)。故依卷存證據僅能認定A女在附表編號3、4所指時間至本案提出告訴前，至精神科就診1次之情形，無從斷言A女有經常性情緒困擾。　②而維心診所認A女就醫病情起因不詳，與PTSD無關；興安診所雖認A女有焦慮、憂鬱、失眠等症狀，經診斷為憂鬱症，該病情與PTSD是否有關建議進一步至醫院做詳細檢查；屏基醫院亦認病情起因與PTSD是否有關，建議司法精神鑑定，有維心診所112年9月11日函、興安診所上開112年9月8日函文、上開屏基函文存卷可參(見原審侵訴卷一第221、224、228頁 )，可認上開醫療院所均因A女僅偶爾就醫，無從為此判斷。且A女係在提出本案訴訟後，始至屏基及興安診所就診，此時A女不免受訴訟成敗之壓力而影響情緒，此見A女諮商紀錄中多次提及因司法案件進度感受情緒波動即可知(見原審侵訴卷一第47、49頁、卷二第63至68頁)。　③再者，縱認A女於精神鑑定時有若干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然延遲發作PTSD較為少見，經上開鑑定證人一致證述在卷，能否以進行精神鑑定之111年間之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回推認定A女於89至95年間確受創傷事件、排除於95至111年間無其他創傷性事件影響，又應如何認定A女所受創傷事件之態樣、頻率，僅泛以A女現下經診斷有PTSD症狀，即全面認定A 女指控被告全屬實情，不免失之武斷。　⑵社會及職業功能減損部分：　①證人何某於偵查中證稱：A女在班上表現非常優秀等語(見偵卷第114頁)；且本案中A女之國小同學洪某、專科同學廖某於求學期間均與A女交情甚篤，為其等證述如前，及A女鑑定時向心理師自述國小至專科初期有穩定人際關係等語(見偵卷第127頁)，已可認A女於求學期間在課業及人際關係上並無明顯異常。男女交往關係部分，業如前開證人廖某、A女二姐所述，A女與沈某交往前曾與同班另名男生交往，後有馬來西亞籍男友，提告時則有男友蘇某如前，亦堪認A女在男女交往關係上如常人正常無礙。　②查A女於97年9月1日至同年月25日投保某通信公司，於98年10 月1日至100年3月17日投保於母親之公司、100年3月7日至10 3年5月1日投保於某齒輪公司、103年4月28日至107年3月31 日投保於某科技公司，其後迄113年4月23日止無其他資料，有A女之勞保就保資料可考(見原審侵訴卷二第319至323頁) ，是A女畢業後先在自家公司上班，即在上開公司任職，工作歷程與一般人相較並無特別之處。且證人即A女三姐於原審證稱：A女工作表現不錯，才會轉職到上市公司，就是需要工作能力更強的人、引進專業人才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66頁)；證人即A女二姐於原審證稱：A女說上司對她很喜愛，自己工作能力很好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87頁)，依照渠等證述，A女工作表現良好。惟A女與母親間於107年8月起即開始有前述另案糾紛，也可能因此造成其憂鬱情緒，此見證人江紅於原審證稱：A女跟手足或媽媽有些訴訟案的問題，當然也會造成情緒困擾，不能排除共病等語自明(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73頁)，A女與其他家庭成員對簿公堂時間，恰巧與其職業中斷之時間大致吻合，即無從論斷A女是因與家人爭訟事件引發憂鬱而影響職涯，或延遲性PTSD於此時發作。　③雖A女於原審證稱：我只能盡量完成考試，那時狀況很差，如果不用上課就一個人關在一個地方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 78頁)，及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A女成績就一般般，影片外流事件後比較沒心思上課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44頁)，證人何某亦於偵查中證稱：影片外流事情後A女成績下降(見偵卷第114頁)，固然可認A女因性影像外流事件情緒低落而影響課業。然自己露臉之私密照片，無論是遭強拍或自願拍攝，一旦外流，影響被攝者心情乃屬正常，也無法據此反推遭外流之照片、影片是被強迫拍攝，更難率認影(照)片所攝得之性交行為係違反A女意願。　④鑑定證人雖認A女職業功能表現受影響、害怕與被告體型接近之男性等語，然查A女於鑑定報告中自述之職業史，其畢業後各在書局、手機行工作一年多，後擔任公司助理3年、工程師4年，工作期間因受家人騷擾(請案主幫助家裡還債)及椎間盤突出，改為在家接案，受疫情影響接單量下降，偶爾打工賺取生活費(見偵卷第127至128頁)，是其工程師工作不能持續之原因，在於受原生家庭及前開訴訟糾紛影響及A女個人身體而非心理因素；而後續因適逢疫情影響業務量，乃整體大環境皆然，亦非A女個人所獨有之情況，是其職業功能所受之挫折，尚難認與A女個人心理狀況有關聯。且因A女鑑定時並無家屬陪同，鑑定證人僅能就A女個人訪談，而A女身為告訴人身分，亦知本次鑑定之目的及鑑定時所述可能影響後續案件走向，故其陳述脈絡與提告內容一致，亦不難想見，針對是否有社會職業功能減損、A女是否對於與被告體型相近男性有恐懼感，鑑定證人無法參照其他供述或客觀證據查證A女所述之憑信性。　⑶綜上所述，本件係偵查中即委由凱旋醫院對A女為司法精神鑑定，未及參酌原審所函調之上開A女就診資料，在判斷A女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不免較偏倚A女之供述。且縱認定A女屬延遲發作之PTSD，於本次鑑定前確曾發生A女私密影(照)片外流，致A女欲逃離當時人際圈之事件情況下，此種症狀之發作僅能作為「A女曾有受創傷性事件之經歷」之補強，尚無法作為特定、個別性侵害行為之補強，而無法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犯嫌建立起關聯性，而無法作為補強之證據。　⒌至A女雖曾進行多次心理諮商，然A女開始心理諮商之時間為1 10年11月22日，即本案提告後，與A女指證被告90至95年間之犯行時間相隔甚遠；且心理諮商主要為案主個人供述，與 A女本身供述為同一證據，至輔導人員觀察到A女時而哭泣之反應，然無法排除係因A女之既有心理狀態或長年與家人爭訟或其他原因所造成之情緒反應，尚難認定此情緒之來源為本案A女所述被害經過，故尚難以A女於案發後有進行心理諮商遽認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或強制拍攝、散布性影像。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犯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法院調查證據之結果，既均無足夠之積極證據足以使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依法自應就此部分（即附表編號3、4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 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罪（附表編號3部分）及犯刑法第221 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第28條第1項強迫少年被拍攝性交之照片、影片、散布少年為性交之照片、影片罪（即附表編號4部分），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附表編號3部分：告訴人A女指稱自上國中1年級後，不管早晚，被告只要看到我1個人，就強拉我至3樓輪流不同房間或2 樓及客廳性侵我，被告都是強壓性侵，先抓手就脫我衣服内褲，親吻胸部，陰莖插入陰部，還有逼我口交，性侵100餘次，被告曾穿軍服性侵，有的時候是白天，有的時候家裡沒人，其依減述流程之指訴，自然較為簡要，且因被告係長期性侵又次數頻繁，致A女無法一一詳述，並非空泛指訴；而被告亦供稱我於93年即A女念專科時，有與A女交往並合意性交數次（為A女否認）；另被告於93年間與A女三姐交往期間，當著A女二姐、三姐均在家時，竟色慾薰心膽大包天，猶敢與A女在三姐房間發生性行為，並遭二姐、三姐撞見，可見被告有什麼不敢作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足徵A女指訴並非無的放矢設詞誣攀；至A女在長期遭受性侵之過程中，因當時A女為青少年之年紀，心智發展尚未成熟，智慮較為淺薄，其遇事應對之能力，自難與成年人或訓練有素之專業人士相提並論，原審卻以A女斯時之反應及處置方式，有諸多不合理之處，實過於嚴苛並有欠公允，原審所謂違反常情不合理之論述，多屬自以為是似是而非之推理云云。惟查：本件檢察官係起訴「被告於90年至95年間，以1週1次之頻率，在A女之住處，趁其他人不在或睡覺之時，違反A女之意願，親吻A女胸部後，要求A女為其口交後以陰莖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00次得逞」，然並無法特定被告各該100 次罪嫌之具體犯罪時間、地點、行為態樣及手法為何，僅泛稱「以一週一次之頻率，強制性交100次得逞」等語，且就該100次相對應之犯罪證據為何，亦未詳加區別並舉證證明，讓法院可以逐一釐清被告有無各該100次犯行，再參以證人A女之證述內容存有上述空泛、岐異或不合情理之情形，而其他相關證人之證述亦難以補強A女之證述與事實相符（均已詳如前述），況且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佐證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對A女之性侵犯行，僅就原判決已論述甚詳之事項再作不同之主張、認定或評價，均難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故檢察官執此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足採。㈡、附表編號4部分：該影片係於A女國中時期在其住處所拍攝，當時尚無其他男友，原審顯有時空錯亂之謬誤，並有憑空臆測之嫌，且馬來西亞之男友與本案無關，A女未曾提及何錯之有，焉得莫名其妙三緘其口之指摘；又該支影片被上傳社交軟體並在學校流傳散佈，A女導師何某、男友沈某、同學廖某均有看過，導師並要求同學刪除，而男友沈某及同學廖某因内容係A女遭性侵之影片皆不忍卒睹，且不願A女受到二次創傷未敢細問詳情，迭經各該證人證述無訛，A女、男友及同學對於觀看影片之時空背景，因事隔多年，自會有記憶不清之情形，其等之陳述雖有不符之處，實屬人之常情，原審竟反指恐有串證之嫌，令人遺憾云云。然查：本件檢察官並未提出所謂「被告未經A女同意而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並對外散布之『照片或影片』」供參，客觀上是否確有該「照片或影片」存在，就卷存事證以觀，已有疑義；況且綜合相關證人如何某、廖某或沈某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解讀或確認其等所述之「照片或影片」內人物確有被告本人，今被告於本院既堅詞否認有檢察官所指之「未經A女同意而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並對外散布」之犯行，而檢察官又未能提出此「照片或影片」等相關之錄影檔案或照片等供本院勘驗、辨識或進一步釐清，就本件而言，實難率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強行拍攝A女裸照、性行為過程及散布之犯行。㈢、檢察官聲請本院向屏東縣政府函調之A女「自112年12月18日起至113年6月6日止共7諮商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89至308 頁所附屏東縣政府113年12月2日屏府社工字第000000000號函附諮商輔導個案紀錄)，雖顯示A女曾進行多次心理諮商，然如前所述，本件A女進行心理諮商之時間均為本案提告後，此與檢察官起訴被告對A女為本件犯行時間（90至95年間），前後已相隔甚久；而鑑定證人即對A女為上開心理諮商之輔導人員王雅雯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13至30頁），與卷附諮商紀錄內容大致相同，不論上開鑑定證人王雅雯於本院之證述或心理諮商紀錄，主要均係參考案主即A女之個人供述，與A女本身供述為同一證據；至鑑定證人王雅雯觀察到A女之情緒容易激動、臉（面）部漲紅、顫抖、緊繃或時而哭泣等反應，然此仍無法排除肇因於A女既有心理狀態或長年與家人爭訟或其他原因所造成之情緒反應，亦難憑此即謂此情緒之來源必定是A女所述之被害經過，且由鑑定證人王雅雯於本院所述，可知A女於進行心理諮商時，並未向王雅雯提及「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曾遭其三姐（即被告後來結婚之配偶）撞見」等可能會對其情緒反應、身心狀況或工作等造成明顯影響之重要情事（見本院卷第27至28頁），就此以觀，鑑定證人王雅雯於評估A女之心理狀況所參酌之資料（訊）是否完整，實有疑義，綜此各情相互勾稽，本院尚難以A女於案發後有進行心理諮商及王雅雯之證詞，遽認被告有對A女為本件強制性交或強制拍攝、散布性影像等犯行。另檢察官聲請本院向凱旋醫院函調該院對A女進行精神鑑定之心理測驗題目部分，因該院已提出A女之精神鑑定報告如上，復經原審傳喚該院相關醫師（鑑定證人江紅）、臨床心理師（鑑定證人曾巧君）等醫事人員到庭進行交互詰問，相關待證事項已明，並無再行函調之必要，應予駁回。至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另執不同之觀點加以指摘，核與本案結論並無影響，不再逐一論述、指駁，併予敘明。　㈣、綜上所述，原審綜合卷內證據、詳加剖析，認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法院調查之結果，仍無法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及強迫A女拍攝性交之照片、影片並為散布等犯行，判決被告無罪，核無違誤。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被告其他被訴涉犯附表編號1、2等罪嫌部分，經原審判決免訴，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附表：編號時間地點行為備註備註 1 於88年、89年間某日22時許，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未經A女之同意，撫摸A女胸部及下體後，以手指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次得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A女指涉遭被告手指性侵為國小期間，且其於88年9月至89年6月就讀國小六年級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免訴」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2 於89年至90年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未經A女之同意，以手指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得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前段) A女指涉遭被告手指性侵為國小期間，且其於88年9月至89年6月就讀國小六年級同上1 3 於90年至95年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以一週一次之頻率，趁其他人不在或睡覺之時，違反A女之意願，親吻A女胸部後，要求A女為其口交後以陰莖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00次得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後段) 應為國中以後即89年9月起至95年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之結論（上訴駁回）。 4 在A女未滿18歲之不詳時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未經A女之同意，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之照片或影片，後並於A女專科3年級（即18歲）時，散布上開照片或影片(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 同上3

2025-03-31

KSHM-113-侵上訴-66-2025033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67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樊力豪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3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樊力豪因詐欺等肆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二、本件受刑人樊力豪因犯幫助詐欺取財等4罪，分別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本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該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茲檢察官就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均得易科罰金），應予准許。審酌受刑人所犯附表4罪之犯罪類型分別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1罪、幫助詐欺取財3罪，再參酌其中所犯幫助詐欺取財3罪之行為態樣、侵害法益之類型及被害人之異同等，暨受刑人就本件定刑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81頁）等一切情狀，酌定其應執行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如主文所示。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5-02-27

KSHM-114-聲-67-202502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1號上訴人即被告許明選任辯護人黃淑芬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62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941號、 112年度偵字第77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許明之刑部分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許明及辯護人於本院均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67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適用之法律、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係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於檢察官偵訊時表示不會算加減法，請審酌其智識能力狀況，依刑法第19 條第2項規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16條但書、第59條等規定（酌）減輕其刑等語。三、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被告與同案被告陳宥仲、共犯許豈豐，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等人先後4車次載運、傾倒之舉止犯行，時間密接，應論以集合犯之一罪。四、上訴論斷：㈠、刑之減輕：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鑑定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況，結論略以：「…綜合會談評估、心理測驗與法院卷宗相關資料，案主（即被告）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精神科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DSM-5)之智能不足、中度診斷，對社會常規的理解判斷力低下。案主在此次案件中的角色是受他人雇用去搬運廢棄物，雖自白犯案前知道違法，但因案主的認知功能水準低下，對社會規範理解與判斷能力明顯缺陷，難以清楚描述事件的細節及先後次序，應無能力對他人委託之勞力工作是否合乎廢棄物清理法或是他人欺矇進行完整判斷，案主主要基於金錢報酬而為之，故評估案主在犯案時依其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有缺損。」「案主在此次案件中的角色是受他人雇用去搬運廢棄物，因案主的認知功能水準低下，對社會規範理解與判斷能力明顯缺陷，難以清楚描述事件的細節及先後次序，故評估案主在犯案時依其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顯著降低。」有凱旋醫院民國113年10月21日高市凱醫司字第11372322100號函附被告精神鑑定書暨補充說明函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至130、143頁）。而上開鑑定報告係參酌被告之家庭狀況及生長史、職能評鑑報告，經心理衡鑑、精神狀態檢查及進行相關測驗，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之症狀所為之結論，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堪認上開精神鑑定書之結論可採，足信被告於上揭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降低之程度，然未達完全喪失之程度，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查：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於本件犯行前並無其他犯罪經法院判刑之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3頁），本件係受僱聽從同案被告陳宥仲指揮，所涉載運車次非多，僅係單純清理，情節尚非嚴重，亦無事證足認該等廢棄物係屬於具有高度危害環境之種類，所參與犯罪分工角色較為邊緣，綜合其犯罪情狀，參與之客觀犯罪情節、主觀之惡性及犯罪所得等情觀，認其所犯之罪刑（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經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後，仍稍嫌過重，客觀上以一般國民生活經驗及法律感情為之檢驗，實屬情輕法重，當足引起一般人之同情，堪認被告所為顯有堪以憫恕之處，爰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遞減輕之。　⒊至辯護人雖以被告智能不足，請求再依刑法第16條但書規定減輕被告之刑。惟按：違法性認識係指行為人在主觀上對於其行為具有法所不容許之認識而言，而此項認識，並不以行為人確切認識其行為之處罰規定或具有可罰性為必要，祗須行為人概括性知悉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即具有違法性認識。又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此項但書規定之適用，係以有足認行為人具有違法性認識錯誤之情事存在為其前提。若行為人並無違法性認識錯誤之情形，自無適用上開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此乃一般人知悉之事，雖被告於犯案時依其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然審酌被告係以每日新臺幣（下同）1,20 0元之報酬受僱於同案被告陳宥仲，而與許豈豐一同（搬）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他處堆置，此經原判決認定在案，佐以被告於本院亦供稱：我沒有核可清運廢棄物之許可證明，我知道垃圾、廢棄物不可以亂丟，也知道亂傾倒垃圾、廢棄物會受到處罰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則被告對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乃法所不許一事，自難諉為不知，今被告既知道不得任意將垃圾、廢棄物等物品亂丟或放置在他人土地上，卻在知其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之情形下，為取得金錢報酬，而應陳宥仲所請與許豈豐一同從事本件廢棄物清理犯行，當無從認定其不認識自己行為係法律所不許而不含有惡性，且被告既知任意傾倒垃圾、廢棄物係法所不許的行為，自不應以身試法，縱使其對於廢棄物清理法所規定之罰則並無詳細認識，仍不得以其不知此情，即謂欠缺違法性之認識。因此，被告並無依刑法第16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故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為本院所不採。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判決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犯案時，依其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原判決未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自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之科刑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自在未領有清除許可文件之情形下清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造成自然環境之破壞，無視政府及全民對於環境保護之努力推動，自應受有相當程度之刑事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正視己非，已有悔意，且同案被告陳宥仲於偵查中向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提出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該局表示同意，有該局111年12月26日屏環廢字第11136136200號函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59頁），嗣已合法清理完畢，亦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偵查隊112年3月12日員警偵查報告附卷可查（見偵一卷第25頁），足見本件被告等人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另參酌被告於本件犯行前並無其他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素行（見上引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復衡以被告係為賺取金錢報酬而參與本件犯行，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客觀情節及分工，暨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從事割草臨時工，月收入約 3,000元，有領取身障補助5,000元，未婚無子女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偵二卷第65頁、原審卷第92頁、本院卷第17 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⒊本件雖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之刑；惟審酌被告為智能障礙者，此非醫療機構治療範圍，並無監禁治療之必要，況依卷內證據暨被告目前之情狀，亦無法逕認其因智能障礙而有犯罪之傾向，難認有再犯之虞或客觀上有造成危害公共安全之疑慮，故無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又審酌被告於本件犯行後，另與案外人許豈豐、余瑞益等人為其他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此經被告供承在卷（見原審卷第73頁），並有原審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97號判決（尚未確定）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可見被告除本件外，尚涉有其他同類型之犯行，自不適宜給予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五、同案被告陳宥仲部分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光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魏文常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2025-02-17

KSHM-113-上訴-471-20250217-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55號上訴人即被告羅加惠選任辯護人蔡亦修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2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業經辯論終結在案，茲因被告羅加惠及辯護人於辯論終結後另具狀聲請調查證據，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唐照明法官葉文博法官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6 日書記官魏文常

2025-02-06

KSHM-113-交上易-55-20250206-1

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5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祥賓選任辯護人葛光輝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李松達選任辯護人洪濬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0年度訴字第399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業經辯論終結在案，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唐照明法官曾鈴媖法官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6 日書記官魏文常

2025-02-06

KSHM-113-上更一-15-2025020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26號上訴人即被告陳育璋選任辯護人蔡育欣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3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23號、112年度偵字第6791號、112年度偵字第10830號、112年度偵字第175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肆罪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至4「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示金額；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育璋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54至155、177 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上訴後坦承犯行，並與本件4位被害人（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達成調解，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宣告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所犯4 罪，係針對不同之被害人行騙，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四、本院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民國112年6月14日、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 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 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 14日修正公布前之自白減刑規定最為有利。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 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6年11月，而本件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至被告於本院自白一般洗錢犯行部分，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未坦承或自白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故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併予敘明。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其中被害人所受之財物損害程度，及被告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進而賠償損失或犯後已有知錯、悔悟之意等，均為認定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及犯後態度之重要量刑因子。查：被告上訴本院後已坦承並自白本件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全部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及吳家銓達成調解，其中被害人吳家銓部分已給付完畢，另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部分則分期給付中（詳後述及附表二、三所載），至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被害人羅沛昀部分於成立調解後，已於本院審理期間給付完畢，且被害人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原審法院113雄司附民移調字第350號調解筆錄、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6號、第107號調解筆錄、被告與吳家銓之和解書、被害人羅沛昀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及被告提出之相關匯款單據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金訴卷第 75至76、119、121頁、本院卷第107至110、113至137、181 至182頁），足見被告之犯後態度已有改變，原判決未及審酌此等有利被告之量刑事由，自有未合。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同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及審酌其已坦承本件全部犯行，並與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及吳家銓達成調（和）解，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且原判決亦有上述未及比較新舊法之微瑕，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4罪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當前詐欺集團橫行，政府窮盡心力追查防堵，且大眾傳播媒體亦屢屢報導民眾被詐騙之新聞，竟不思以己身之力，循正當途徑，賺取所需，仍參與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提供其帳戶供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擔任提領、轉匯之車手，致本件4位被害人受有相當程度之財物損失，使詐欺集團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助長詐欺集團猖獗之風，實不可取。又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均否認犯行、恣意捏詞為辯，不覺自身行為有何非法、不當之處，此部分犯後態度非佳；惟念其上訴本院後已知坦承認罪（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合於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且分別於原審及本院與本件4位被害人達成調（和）解，並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而被害人均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上引調解筆錄及和解書所載），足認被告上訴後之犯後態度已有改善。暨參酌被害人 4人遭詐欺之金額，被告參與提領轉匯之金額、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狀況等刑法第57條各款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11至112 、131至137、171至172頁所載，不逐一列載），就其所犯4 罪各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詳附表一「本院主文欄」所載）。另斟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係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時間介於111年6月至9月間，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等情，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⒊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43頁），此次因一時貪念，而參與本件詐欺取財犯行，致罹刑章，然上訴本院後已坦承認錯，先後於原審及本院與本件4位被害人成立調（和）解且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給付情形如前所述），被害人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並請求本院對被告從輕量刑或為附條件之緩刑宣告，有上開調解筆錄、和解書及被害人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參，足見被告犯後（尤其是上訴本院後）已知錯且積極與害被害人洽談賠償事宜，並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調解內容，已妥適處理後續之民事賠償問題，衡情就其所犯過錯應有付出一定之代價，信其經歷此偵審程序與科刑之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緩刑期間。又考量被告尚應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載金額，為兼顧該2位被害人之受償利益，並確保被告能確實按期（月）給付賠款予被害人，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3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內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載金額（按：檢察官表示若給予被告緩刑宣告，請以本院調解筆錄內容作為宣告緩刑之條件等語，見本院卷第174頁）。另審酌被告本件犯罪之違法情節，為重建其正確之法治觀念，使其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觀念及行為之偏差，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使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督促自己避免再犯，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義務勞務，暨應接受主文第二項所示之法治教育課程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之目的。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犯罪事實原判決主文　　　　　本院主文 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 （被害金額134萬元）（被害人羅沛昀）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 （被害金額300萬元）（被害人鄭守箴）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3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被害金額60萬元）（被害人黃子澐）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被害金額7萬8千元）（被害人吳家銓）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附表二：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6號113年10月21日調解筆錄。原告即被害人：鄭守箴被告：陳育璋一、被告就其應負擔賠償之部分願給付原告鄭守箴新臺幣（下同）捌萬元。其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3年11月20日起按月於每月20日以前各給付柒仟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最後1期為給付尾款）。前開分期給付款項，如一期未按時履行，則視為全部到期。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之兆豐銀行新都分行，戶名：鄭守箴，帳號（詳本院卷第107頁調解筆錄所載）。二至三部分略。　　　　　附表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7號113年10月21日調解筆錄。原告即被害人：黃子澐被告：陳育璋一、被告就其應負擔賠償之部分願給付原告黃子澐新臺幣（下同）壹拾伍萬元。其給付方法為：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以前給付參萬元，餘款壹拾貳萬元，自113 年12月20日起按月於每月20日以前各給付壹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前開分期給付款項，如一期未按時履行，則視為全部到期。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之台灣土地銀行新工分行，戶名：黃子澐，帳號（詳本院卷第109頁調解筆錄所載）。二至三部分略。

2024-12-30

KSHM-113-金上訴-626-20241230-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31號上訴人即被告林柏清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6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林柏清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45、88至89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欲與被害人陳美蓁和解，並願意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399元，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四、本院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所謂自白，係指對於自己所為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且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1 次或2次以上，暨其自白後有無翻異，均屬之。查：被告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200 元等情，業經原判決認定明確。又被告於警偵、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並自白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等情，有被告之警偵、原審及本院筆錄在卷可憑（見警卷第5至9頁、偵卷第51至53頁、原審卷第37、57、59頁、本院卷第46、 88頁）；而被告於本院已繳交本件犯罪所得399元，有本院繳款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頁），堪認被告已繳回其犯罪所得無誤，故被告所犯之詐欺犯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偵審自白減輕其刑部分，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同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自白減刑規定較為有利。然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本件一般洗錢犯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已如前述），故依修正前、修正後規定，被告就所犯之一般洗錢罪，均符合減輕其刑之要件。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 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6年11月，而本件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又被告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就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減刑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被告之詐欺犯罪，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輕要件，原判決未及適用減輕，自有未當。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亦有未合。⑶被告上訴後已於本院與被害人陳美蓁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達成調解（按：被告應分別於113年12月15日及114年1月15日各給付被害人5,0 00元），此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1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原判決未及審酌，同有未合。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未及審酌其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且原判決亦有上述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及比較新舊法（洗錢防制法）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刑部分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上詐欺風氣盛行，詐欺集團已猖獗多年，無辜民眾遭詐騙之事時有所聞，不僅使受害者受有財產法益上之重大損害，對於社會上勤勉誠實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更有不良之影響，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加入詐欺集團參與詐騙，並負責擔任取（領）款車手之工作，除造成被害人之財產受有損失外，更使詐欺集團成員得透過洗錢之方式輕易遂行其犯罪，並躲避追查，助長詐騙歪風之盛行，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再參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之減輕其刑要件及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註：被告並未提出其已給付被害人第1期款項5,000元之單據供參）；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詐騙之金額；暨自述之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刑法第57條各款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92頁），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五、被告其他被訴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見原判決第5至6頁），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0

KSHM-113-金上訴-631-20241230-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源富指定辯護人廖珮涵律師被告曾美錡指定辯護人洪秀峯律師被告余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竹田分監執行）指定辯護人潘欣愉律師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温黃蘭妹上四人指定辯護人李建宏律師被告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3號、112年度選偵字第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源富係民國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被告余誠則為許源富之助選人員。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均明知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竟共同基於交付賄賂而賄選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夥同不知情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並由被告曾美錡向屏東縣潮州鎮裕軒材料行購買禮盒後，加以包裝成外觀為紅色包裝、印有兔子花樣，內容物為三種不同口味之糕餅共12顆糕餅禮盒，共計25 盒糕餅禮盒。復於同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由被告許源富指示被告余誠向被告曾美錡領取上揭糕餅禮盒後，由被告余誠於同日16時27分許，前往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共和街共和新城大樓B棟及C棟1樓之中庭大門，以分送上揭糕餅禮盒之方式，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選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下稱被告唐秀琴等8人），並同時由被告曾美錡穿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站在該中庭大門前向選民拜票，以此方式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因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上開所為均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嫌，被告唐秀琴等8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11人（即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等3人及被告唐秀琴等8人）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於警詢、偵查中及羈押庭之供述、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許源富及余誠之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東港鎮共和里共和新城社區中庭、電梯監視器畫面、共和街監視器畫面、共和新城大樓平面圖暨Go ogle街景影像截圖、扣案禮盒1盒、禮盒之外觀、內容物照片及選民名冊3張等為據。四、訊據被告11人均否認有檢察官所指之本件犯行，其中：⑴被告許源富辯稱：余誠不是我的助選員，只是朋友，但他會打電話告知我旗子掉了（指競選旗幟）叫我去綁，偶爾聯繫。我不知道曾美錡找張貴枝製作糕餅，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糕餅禮盒。111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我沒有指示余誠去跟曾美錡領取糕餅禮盒，是曾美錡跟余誠自己聯繫。我在競選期間星期一、四偶爾會去共和新城大樓幫忙倒垃圾，但我那天在上班，所以曾美錡代替我去。我是事後余誠告知我才知道余誠幫曾美錡發放糕餅禮盒，我沒有買票、沒有參與等語。 ⑵被告曾美錡辯稱：當天許源富手機放在家裡，我用許源富手機打給余誠，請他找我拿禮盒分享給朋友吃，我不清楚余誠實際發給何人。余誠事後跟我說他發放沒有特定對象，就是把糕餅禮盒放在中庭那邊。我那天穿著競選背心不是特地去拜票，是去幫忙倒垃圾，穿背心只是希望增加我先生的能見度，我心態上是想跟大家分享，沒有想那麼多，我沒有交付賄賂的犯意等語。⑶被告余誠辯稱：我並無賄選，請求判決無罪，我之前會認罪，是因為我不懂等語。⑷被告唐秀琴等8人大致辯稱；其等沒有收賄的犯意，請求判決無罪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許源富係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即屏東縣東港鎮第22屆里長選舉，下稱本件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等情，業據被告許富源及曾美錡2 人供承在卷，並有本件選舉及戶籍等相關資料在卷可稽。又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透過不知情之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禮盒25盒，並於111年10月27日16時27分許，交由被告余誠發放上開禮盒予共和里里民（含被告唐秀琴等 8人），並身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路旁等情，業據被告曾美錡、余誠於偵查及原審供述明確，並據收取本件糕餅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王黃金女及蘇月琴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復與製作本件糕餅之證人張貴枝於警偵之證述大致相符，且有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許源富；扣押物品：VIVO手機1支、名冊3 張）、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曾美錡；扣押物品：三星手機1支）、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 1份（受執行人：被告余誠；扣押物品：OPPO A73手機1支、禮盒1盒）、許源富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余誠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電梯監視器畫面截圖、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禮盒外觀及內容物照片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㈡、本件爭點為：⒈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所為是否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⒉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茲析述如下：　⒈本件並無法證明被告曾美錡、余誠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 人之行為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有對價關係：　⑴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申言之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之基礎。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依法嚴以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之要件，亦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該罪之立法本旨始能彰顯而為大眾所接受。又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至於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一票」等助選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已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意思合致，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凡於競選期間，在民間舉辦活動之場合中致贈相當價值之物品且活動中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助選言論，不問物品發放之來源、活動舉行之動機是否確與選舉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在場之人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等情，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73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衡諸一般選舉實務，候選人或其團隊以各種方式討好選民，以求留下好印象，包括不求回報之付出，亦所在多有，自不能動輒以交付賄賂罪相繩，而應依罪刑法定具體檢視犯罪構成要件。　⑵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故就其立法意旨觀之，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並非絕對可由法院自由判斷該共犯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之證明力。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並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所稱共犯，應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包含聚合犯、對向犯）在內，此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再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購買毒品者指證販毒者；投票受賄者指證賄選者；貪污治罪條例之行賄者指證收賄者；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之來源及去向者；因均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其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應認須有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其陳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且須無瑕疵可指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一致，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⑶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有無對被告唐秀琴等8人表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客觀行為？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證稱：我在111年10月27日16時許倒完垃圾時，綽號「阿琴」之女子在一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外，發糕餅禮盒給我，她沒跟我說什麼。當天我沒有見到余誠，我從未跟余誠講話，禮盒也沒有放候選人競選文宣，我不知道許源富的太太是誰，沒有看過等語（見東警分偵字第 11133375500號卷《下稱警一卷》第233至245頁）；於偵查中證稱：「阿琴」在辦公室前面發禮盒給我們，沒有說發了要做什麼，就是單純發給大家，也沒有登記誰收誰沒收。禮盒裡面除了餅外，沒有放其他東西。我當時沒有想到這個是候選人給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候選人，因為禮盒沒有放候選人資訊等語（見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下稱選偵二卷》第377 至381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丟垃圾回家時，看到有人在辦公室前發禮盒，發的人「阿琴」（音同）說「這個給你、給你吃」，並沒有說禮盒是何人給的。禮盒上面沒有字，也沒有放選舉文宣，盒子花花綠綠的。我不知道余誠是誰，也不知道余誠支持哪個里長候選人，不知道發禮盒的是哪一個里長，我當時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證稱：我當時散步完，余誠喊住我，然後拿禮盒給我說要給我們吃甜（台），余誠沒有說要我們支持並投票給許源富，我不清楚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們鄰居常會有互相贈禮行為，我以為余誠是要給我吃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散步回來，「阿誠」拿禮盒來說阿姨，這給你吃甜的（台語），我跟他說謝謝，沒有說禮盒從哪來、也沒有說要投給誰。禮盒內除了餅外沒有其他東西，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等語（見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於原審證稱：當天余誠拿禮盒說給我們吃甜，沒有講其他話，也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跟他說謝謝，就一人拿一盒回去了。我當日沒有看到曾美錡穿著競選背心拜票，我也不知道糕餅禮盒來自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證稱：當天我是下去丟垃圾，丟完就看到很多禮盒放在一樓大廳外面石頭上，很多住戶去拿，我拿了最後一盒。我不認識余誠，他當時沒有請我支持或投票給許源富，我也沒看到他有穿競選背心、發放競選文宣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忘記是幾號了，那天丟完垃圾時，經過電梯那裡，現場有很多人，沒有人講說這是誰給的，只有講可以拿、可以吃，我就拿了，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盒子內只有餅，沒有其他東西，沒有候選人傳單，現場也沒有登記誰拿。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等語（見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於原審證稱：我是在電梯門口前拿到禮盒，我不知道是誰拿給我，我看前面的人拿就跟著拿了，我還以為是之前的里長送的。我不認識余誠，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禮盒內有3種顏色糕餅，外盒是花花的紅色，上面沒有字、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當時我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也不知道曾美錡是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證稱：我當天運動回來在中庭休息等垃圾車，有1個男子拿了一些禮盒進來說，阿桑，這些東西給你們吃。我不知道發糕餅的人是誰，他沒有穿著競選背心、沒有發文宣，也沒有跟我說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我收了禮盒之後只有跟他說謝謝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對方當時沒有叫我支持誰，我不會那麼傻，我不太知道這次里長候選人有誰，不知道許源富這次有選里長，我先生是雲林人，我們是外地來的等語（見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散步完在樓下乘涼時，有位住在裡面的年輕人拿了一盒禮盒給我，裡面有10個左右的糕餅，沒什麼價值，我看是年輕人的心意才收下。當天他沒有穿什麼背心，所以我不認為他是幫人送什麼東西的，後來才有人說收這個禮盒有問題、跟選舉有關，但我不瞭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 1至219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證稱：111年10月27日16時20分許，我要下樓倒垃圾時，與我住同一大樓的鄰居王程素娥將糕餅禮盒4、5盒拿給我，要我幫忙分發給行動不便的鄰居住戶，除了我自己收一份之外，我就幫忙分送給大樓內其他住戶。王程素娥告訴我是余誠拿來發的，應該是因為余誠也是共和大樓住戶，平時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發送當時，余誠或王程素娥並沒有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至於余誠與里長候選人許源富有何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 7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是有幫忙發禮盒，因為王程素娥請我幫忙，但我只是純粹幫忙而已等語（見選偵二卷第 231至235頁）；於原審證稱：當天我遇到王程素娥手上拿了 4、5盒禮盒要上樓回家，她便拿了一盒給我，說禮盒是余誠給的，要我拿給別人吃。當天不是余誠拿禮盒給我，我沒有想到是賄賂，眷村社區內常常有致贈點心的情形，我想說是相互請客。當時我有幫忙發禮盒，分送3、4盒給別人，但余誠和許源富的關係我不瞭解，我承認我有收和分送禮盒，但我當下沒有收賄的犯意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至219頁）。　⑥綜觀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及唐秀琴等5人於警偵及原審一致證稱收受本件糕餅禮盒時，交付者余誠沒有穿著競選服裝、未交付任何選舉文宣，亦未明示或暗示要其等支持特定候選人。再由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前開證述，可知其中部分糕餅禮盒係由被告唐秀琴所轉交，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並不知悉糕餅禮盒之來源為余誠，洪秀妹甚至誤認為現任里長所致贈。而扣案之禮盒上並未標明被告許源富參與選舉之文字、也無競選標語等情，此與一般賄選行為目的在交付賄賂給有投票權人，使其等投票給特定候選人，通常會表明來意係希望可以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情形不同。觀諸上開證人歷次陳述，僅可證明被告余誠有於起訴書所載時間在共和新城大樓向含被告唐秀琴等8人在內之住戶分送糕餅禮盒之事實。然審酌當日被告曾美錡雖身穿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馬路旁，此有街口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參（見調屏廉字第1117053906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78至79頁），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卻僅身著便服，其2人於發放禮盒時並無接觸，且經證人一致陳述未見被告曾美錡有拜票之行為，實難認上開證人得在被告余誠交付禮盒時，自行聯想到被告曾美錡、余誠係為求被告許源富當選共和里里長，共同基於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而為之，則被告曾美錡、余誠主觀上是否係基於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而交付糕餅禮盒予共和新城大樓住戶，已屬有疑。況縱件被告余誠所發放對象為共和新城大樓之住戶，但並未登記發放給何人，也無確認領取禮盒者是否支持何人當選，難認係刻意買票之舉。　⑦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證稱：那天住在C棟的阿弟仔提著禮盒來給我們，當時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表示要投給許源富，但我知道發禮盒是暗示要投給許源富，平時遇到他都會跟我說要支持許源富。對於他致贈禮盒的事，我沒有任何回應，但我不能吃甜食，就直接轉送給阿英等語（見警一卷第109至115頁，選偵二卷第139至141頁）。於原審則改稱：我在共和新城大樓外面拿到禮盒，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講什麼話，只有說給我吃，他當時沒有穿競選背心，我也沒有聽到他要我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 5至346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雖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稱：當天我跟劉潘麗珠散步時，「阿娥」告訴我們有東西可以領，過不久，余誠就拿了很多禮盒過來，一盒給我、一盒給劉潘麗珠，因為劉潘麗珠不吃甜的，就把她那盒送給我了。我不知道余誠與許源富的關係，但余誠幫許源富發放糕餅禮盒應該是要幫許源富拉票，當下他沒有講，但平常會叫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警一卷第157至163頁，選偵二卷第81 至83頁，原審卷一第213至214頁）。又證人即被告楊雲華雖於警詢證稱：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是當日18時許回家時遇到余誠，見他手拿禮盒便問是否要給我吃的，余誠告知我遊戲廳還有一盒，叫我自己去拿，我就帶回家。當時余誠有向我表示支持許源富，我就對他微笑而已，沒有任何表示等語（見警一卷第189至203頁），惟於原審改稱：對於起訴書所載許源富是里長候選人部分我知道，但許源富和曾美錡、余誠的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16時許負責發放禮盒。余誠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不清楚糕餅禮盒是許源富給的，裡面也沒有放置任何競選文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30至331頁）。則證人楊雲華就此部分之證述已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就被告余誠是否有於發放禮盒時請託投票支持許源富，並非無疑，且前開警詢所述與其餘證人證述相互齟齬，難可憑採。準此，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於警詢、偵查中所稱「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均屬個人臆測，不能排除兩者無關聯性之可能，何況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自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詢、偵查中屬於聽聞傳言或個人臆測所推斷之證言，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　⑧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余誠（甚或被告曾美錡、許源富）於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時，口頭上有吩咐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本件選舉投票給被告許源富，而約其等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⑷本件糕餅禮盒，客觀是否為不正利益？被告余誠發放禮盒之行為，是否無須說明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偵查中證稱：「阿琴」拿給我的糕餅禮盒，我都沒有吃，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不敢吃；原本要拿來吃早餐，但好像有一個發黴，味道怪怪的，我就丟掉了。「阿琴」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我們鄰居朋友會互相送禮，沒有想太多，我不知道是候選人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33至245頁，選偵二卷第37 7至38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叫我支持誰，余誠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眷村大家都送來送去。我沒有吃那個糕餅，我拿了之後去找我女兒，3天後我女兒回家吃了一口，跟我說腸胃不好，那個餅酸酸的，我就沒有吃都丟掉了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禮盒是誰給的，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但我不會因為收到糕餅禮盒影響選舉意願。我知道收賄是不對的，但我不知道這個禮盒是賄賂，我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糕餅禮盒給我只有說阿桑東西給你們吃，我收到禮盒不會影響我的投票意願，我不認識許源富跟余誠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平時共和新城大樓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我認為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我幫忙發禮盒沒有收到任何好處，許源富透過余誠發送禮盒的行為，不會影響我的選舉投票意向，因為我這次選舉本來就想要換人做做看，不管有沒有收到糕餅禮盒，都不會影響我的想法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70頁，選偵二卷第23 1至235頁）。　⑥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楊雲華於警詢均證稱：余誠發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沒有影響等語（見警一卷第11 4至115、201至203頁）　⑦依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等人之證述，可知共和新城大樓作為眷村社區，鄰居間禮尚往來、互相分送點心、食物實屬平常之事，尚難認被告余誠受被告曾美錡委託贈送本件糕餅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行為，已明顯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再參諸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之證述，可見被告曾美錡委託友人張貴枝自行製作之糕餅，顯然品質非佳，於分送後即有發黴、味道古怪、糕餅酸酸的、壞掉不可食用之情。又因糕點製作完成後，如未即時食用，超過一定期限便會腐壞，不易保存，且因每人喜好口味不同，難以投其所好，亦甚難變現，與一般賄選案件中常見使用之現金不同，鮮少作為賄選之對價；又縱使有意作為賄選對價，於大量製作前，往往會先確認需用數量，以避免不足或浪費。惟本件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係按照投票權之人數製作糕餅禮盒，亦無證據可認被告余誠在發放禮盒前，曾被指示或自行計算投票權人之數量，且依上開證人所述，亦未見被告余誠登記是何人收受本件糕餅禮盒，顯非依照投票權人數進行禮盒之發放甚明。基此，不能認定本件糕餅禮盒係作為賄選對價而使用。　⑧再者，被告曾美錡於偵查中自承其以1,000元購買製作糕餅之材料，包裝盒5個為1組，1組105元之成本製作本件糕餅（見警一卷第60至61頁，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卷《下稱選偵一卷》第285至292頁），而卷內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此部分陳述不實，基於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原則，堪認本件糕餅之實際價值非高，且有前述發黴、酸壞等情，實難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所交付之糕餅禮盒客觀上構成不正利益。而上開證人復於警詢、偵查中一致證稱，前開禮盒對於投票選舉並無影響，是難僅憑被告曾美錡託友人製作糕餅，遽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交付糕餅禮盒，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⑨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雖陳稱：就一般民眾角度來看，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給選民，多少會影響到其他人投票等語（見警一卷第114至115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於警詢陳稱：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對於選舉投票還是會有影響，還在考慮是否要投票給他等語（見警一卷第162頁）。惟查，證人劉潘麗珠雖稱有可能影響其他人投票，但卻自承對其選舉意向並無影響，所述自有矛盾，則其是以何為據認定有所影響，已有疑問，此部分陳述應屬個人臆測，殊難憑採；另證人温黃蘭妹固陳稱對其投票意向有所影響，惟被告余誠客觀上並未向共和新城大樓住戶表明該禮盒之來源，甚且並無計算、統計及登記所交付對象為何人，是證人温黃蘭妹前揭所述可能受到影響，亦僅屬其個人臆測，且與其餘證人所述有所齟齬，亦難逕以其臆測推認本件糕餅禮盒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⑸基上，由被告余誠發放本件糕餅禮盒時或發送禮盒之後，客觀上均未向共和新城大樓內有投票權人約定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何況本件糕餅禮盒難認係不正利益，自不足以影響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意願，難認有對價關係。　⒉被告唐秀琴等8人是否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本件糕餅禮盒？　　依上開收受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人歷次證述，可知被告余誠於分送禮盒時，均未提及支持特定候選人，亦未穿戴競選服裝或發放競選文宣，則前揭證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是否得以認知所收受之禮盒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實屬有疑。況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均已證稱其等於收受禮盒時，難以與賄選有所連結，並未聯想到所收受之禮盒與賄選有關，業如前述，自難認其等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知悉該物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而與被告余誠、曾美錡、許源富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意思合致，自難以其等有收受禮盒客觀行為，遽認其等主觀上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㈢、本件既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有要求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須一併表示投票支持之舉，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對選舉權人亦無此要求，且所發放之禮盒是否足以影響投票，亦有疑義，故不能排除被告曾美錡辯稱僅係單純分享之可能性，尚難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有交付賄賂之犯意。至被告余誠及被告温黃蘭妹雖概括承認犯罪，惟觀諸被告余誠、温黃蘭妹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始終供稱：余誠沒有說要大家投票支持許源富，核與上開證人所述一致，自不該當交付賄賂罪或收受賄賂罪的構成要件，不因概括承認而成立犯罪。㈣、檢察官於原審雖主張：被告余誠係被告許源富之樁腳，而選舉活動係長期延續之過程，在地選民也能認知到誰是誰的樁腳、誰是誰的支持者，實可透過團隊合作予以反映等語。然　　衡諸我國大、小選舉實多，政治性人物無論係有意參選者或其助選親友、「樁腳」，平常日勤聯誼、作公關、建人脈，選舉時套交情、求支持、要選票，實眾所皆知，且不以為意，甚或視為理所當然。是關於人際間之禮品致贈，究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自須細加分辨，然後正確認事用法，始符社會對於純正選舉之期待與國民對於法律之普遍認知及感情（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7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余誠所為交付糕餅禮盒之行為，仍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客觀之情狀以綜合判斷是否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而此部分之判斷，業經本院引用卷內證據論證、載敘如前，是實難僅憑被告余誠與被告許源富之關係，逕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所為與賄選有關，而認定其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因此，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均不能積極證明被告余誠、曾美錡及許源富等3人係為求許源富本件選舉當選共和里里長而交付賄賂，亦不能證明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 人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自無從認定被告11人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就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是否有共同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以及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有無收受賄賂、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均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則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11人犯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七、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暨被告唐秀琴等8 人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而判決被告11人無罪，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原審忽視有3位證人（選民）指證被告余誠有明示或暗示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且對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忽視被告許源富、曾美錡與余誠對發放禮盒之原由、聯繫過程、成本等說詞之顯不合理與矛盾：又忽視證人（選民）均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除距離案發日相隔甚久、記憶不清外，因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又存有一定交情（余誠與其他被告為同社區鄰居、余誠與許源富夫妻在本件之利益共同），其等證詞已具偏頗之高度可能，更存有遭受汙染之問題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⑴證人劉潘麗珠及温黃蘭妹於警偵關於「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純屬其2人臆測，另證人楊雲華此部分證述亦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縱使被告余誠「平日（時）」遇到被告劉潘麗珠及溫黃蘭妹會向其2人表示要支持被告許源富，亦難遽與本件糕餅禮盒作聯結，況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賄選犯行，則原判決以本件尚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偵屬於聽聞、個人臆測或前後不一之陳述，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經核並無不當。⑵證人即受被告曾美錡之託製作本件糕餅之張貴枝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其製作本件糕餅之材料成本（不含被告曾美錡另購之包裝禮盒）合計586元（即12斤的綠豆550元＋1包糖36元＝586元），分裝為30盒等語（見警一卷第353至354頁、聲羈更一卷第110頁），依此計算，倘不合包裝盒，每盒糕餅之材料成本大約只有19.5元（即材料成本586元÷30盒＝每盒19.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價值甚低，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尚難認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存有對價關係。再參以被告余誠與唐秀琴等8人同為本件共和新城之社區住戶，而該社區之住戶大都是榮眷，部分具有原住民身分，彼此認識而具有一定之情誼，本於相鄰關係，平時互相分享糕餅、點心等物，乃日常生活所常見之事，就被告唐秀琴等8人而言，亦難執此糕餅與本件選舉作聯結，而認其等有收受賄賂之犯意。至上訴意旨雖認被告曾美錡所稱「拿1,000元給證人張貴枝購買糕餅材料」之供述不實（按：證人張貴枝於偵訊證稱：被告曾美錡拿1,000 元給其購買糕餅材料，只花了586元，剩下的錢尚未還給被告曾美錡，但有打算還給她等語，見警一卷第354頁），惟檢察官迄今仍無法提出確切之證據以證明被告曾美錡或證人張貴枝關於「購買糕餅材料花了586元」之證述不實，是檢察官指摘原判決關於「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自屬無據。 ⑶另上訴意旨所指本件被告之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且作證時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彼此又有一定交情，認其等之證詞已有偏頗或遭受汙染之高度可能部分，則未見檢察官具體指出究竟是那位被告於原審作證時，有因距離案發時間已久而記憶不清，或有偏頗、遭受汙染之情形，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顯示原審於詰問證人余誠及唐秀琴時已採隔離方式進行交互詰問（見原審卷二第17頁以下），並無上訴意旨所稱未採取隔離訊問之情形，上訴意旨就此所指，已難採認。又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縱屬不成立，或其供述有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令人啟疑之情形，仍不得因此即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本件既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11人確有檢察官所指之投票行賄或收受賄賂等罪行，縱其等所辯不成立、前後不一或所辯之詞有令人啟疑之處，亦難據此反推其等有件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不待言。至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從而，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晨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溫黃蘭妹、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等八人部分不得上訴。其餘被告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4-12-30

KSHM-113-原選上訴-2-20241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