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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473號上訴人王韋涵選任辯護人蘇昱銘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383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3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王韋涵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與不詳姓名成年人共同持有如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 所示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錠劑1包、意圖販賣而持有附表編號2所示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Mephedr one)之冲泡飲品2包、編號3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41包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其以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3 年6月，並諭知相關之沒收銷燬、沒收。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上訴意旨略以：附表所示毒品經驗均無伊之指紋，編號2所示之沖泡飲品係不透明外包裝，編號1、3所示物品均擺放在車輛前座中央扶手置物箱內，且編號3所示愷他命係以盒子為外包裝，無從單就包裝或外觀知悉上開物品係毒品。再參酌查獲本案之員警許家誠亦證稱，上訴人表現出真的不知情之狀況，嗣亦未查得上訴人有再犯毒品案件之情等語，上訴人主觀上自有不知車內藏有上述毒品之可能。況並無證據證明，附表編號4、5所示扣案手機所互相傳送之數字、統計表格及對話訊息紀錄確與毒品交易有關，其內容與扣案毒品亦無法對應，且無相符之處。林伯憲證稱扣案附表編號4所示手機非其所有，復稱其內之紀錄為其之前叫（即購買）毒品之紀錄等語，顯有矛盾，原判決亦認未能憑扣案手機資訊認定毒品交易之種類，卻未能審酌上述有利於上訴人之情事，逕認附表所示毒品均係上訴人所持有，自有理由矛盾之違法。三、惟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且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林伯憲、許家誠之證述、警方搜索扣押資料、扣案毒品及其照片、鑑定報告、第一審勘驗附表編號 4、5所示2支手機內容之截圖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後，認定上訴人於不詳時、地，收受身分不詳之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 1至3所示毒品，再於民國110年10月11日下午10時許，將上開毒品置於其向林伯憲借得XXXX-XM號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內，而與不詳姓名成年人共同持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第二級毒品，及意圖販賣而持有如附表編號2、3所示第三級毒品犯行。並說明：上訴人辯稱伊不清楚本案車輛上有遭置放毒品，扣案附表編號4所示手機為林伯憲所有、編號5所示手機雖為伊所有，但其內訊息中之圖示、數字是林伯憲拿該手機去傳送或伊依林伯憲指示、記載後，傳送予林伯憲等語。惟依第一審勘驗附表編號4、5所示2支手機內容結果顯示，2 支手機內之訊息有格式相同之統計表格，以及相互確認地點、物品種類、數量之對話訊息，且於傳送上開訊息時，以圖示等暗語來掩飾其所代表之交易標的，可研判係在記載某非法物品之交易內容。林伯憲已否認在本案車輛扣得之毒品及附表編號4所示手機為其所有，其內部分內容係其以前施用毒品之叫貨紀錄等語，堪認扣案手機內之圖示、訊息為毒品交易紀錄無疑，再查對附表編號5所示上訴人手機內訊息發現，自110年10月4日至11日止，都有傳送統計表格或數字之訊息，要謂林伯憲每日都借用上訴人手機傳送以上訊息，顯違反常理，可認上訴人所辯扣案手機內之訊息與伊無關等語與事實不符。再參以上訴人手機中於110年10月10日與「凱文」互傳有關確認物品置放及交班、點貨之訊息，復於隔日分別與「凱文」互傳確認數字之訊息（見第一審卷二第102 至103頁截圖），及第一審勘驗扣案手機訊息之其餘截圖內容綜合判斷，上訴人應係為某販毒集團從事毒品交易工作，所辯不知車上有毒品云云，不足採信。又上訴人經警查獲時，於本案車輛內扣得附表編號1至3所示第二、三級毒品，其中如附表編號2、3所示第三級毒品均已分裝完畢，且數量非少，佐以該時其持有如附表編號4、5所示手機內，有大量毒品交易資訊等情，足認上訴人有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縱認其所辯，扣案毒品及扣案手機內有多筆毒品交易資訊與林伯憲有關等情為真，亦僅係林伯憲與上訴人是否共同為本案犯行之問題，仍難資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已就有如何之事證足以認上訴人係意圖販賣而持有附表編號2、3 所示第三級毒品，所辯如何不可採，依據卷內資料詳加說明、論述其取捨之理由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之首揭說明，其對於原判決關於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名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其想像競合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名部分，經第一審、原審為有罪之判斷，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亦應從程序上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王敏慧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3473-20241017-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明異議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929號抗告人蔣愽存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駁回其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聲明異議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73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此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又已經裁判定應執行刑之各罪，如再就其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應執行刑，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為限，此乃因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定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應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此為本院最近之統一見解。是以，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對重行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不予准許，難指為違法或不當。二、原裁定略以：㈠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蔣愽存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前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0年度聲字第1162 號裁定（下稱A裁定）；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經原審法院100年度聲字第846號裁定（下稱B裁定），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下同）9年4月、8年2月確定在案，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執行。抗告人以A裁定附表編號1及B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已經執行完畢，無須重複定應執行刑，請求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就A裁定附表編號2至5、B裁定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各罪所處之刑聲請定應執行刑，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同署民國113 年7月15日南檢和辛113執聲他757字第0000000000號函予以否准。㈡上述A、B裁定皆依數罪併罰之規定，各定應執行刑確定，應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且並無原定應執行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例外情形。㈢A裁定附表編號1、B 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雖已執行完畢，然此係檢察官指揮執行時，應如何予以扣抵之問題，不影響定應執行刑。則檢察官否准抗告人之請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旨。抗告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略以：A裁定附表編號1、B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既已執行完畢，應予以排除。而將A裁定附表編號2至5、B裁定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應無不可，且對抗告人較有利云云。或僅係陳述其個人之主觀看法，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所為論斷說明，有何違法、不當之情形，或係對於原裁定已詳為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論，難認有據。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劉藝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抗-1929-20241017-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135號上訴人蔡柏鴻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899 、306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蔡柏鴻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共2罪）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㈠證人陳柏翰就其有無收取上訴人帳戶、收取上訴人帳戶之理由、收取上訴人帳戶有無獲得對價報酬等情，所述或前後矛盾、或與上訴人所述不同，原判決逕採信陳柏翰不利於上訴人之陳述，顯屬違法。㈡衡諸經驗法則，詐欺行為人不會使用本人帳戶作為收取及移轉詐欺所得款項之用，而係使用詐欺被害人之帳戶，原判決既認上訴人提供其正在使用並綁定於蝦皮、淘寶之帳戶作為人頭帳戶，卻認上訴人為共同正犯，顯違經驗法則。㈢原判決未向銀行調查衣服出貨單影本及上訴人與銀行經理之對話，查明上訴人是否因信賴陳柏翰所提出之衣服出貨單據始提領款項，亦屬違法。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本件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佐以證人即共同正犯陳柏翰之證詞，再參酌證人即被害人耿芝仙、張錫浩之證詞，及卷附上訴人之銀行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交易明細擷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自動櫃員機明細表翻拍照片等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本案犯行，並說明上訴人所辯：友人陳柏翰表示欲使用其帳戶收受其於蝦皮網站販賣服飾之買家匯款，以規避蝦皮網站佣金，始將其帳戶借予有信賴關係之陳柏翰，不知其銀行帳戶有申請子帳戶、亦不知被何人盜用名義私設子帳戶，無證據證明其帳戶內款項均為詐欺贓款，亦不知道領出之款項有被害人匯款云云，如何不可採信；陳柏翰證稱：係向上訴人表示要從事線上博弈而借用上訴人帳戶云云，如何係屬迴護上訴人之詞，欠缺可信性；陳柏翰前後所述雖略有不符，如何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辯稱其與陳柏翰去銀行提款時，陳柏翰有提供衣服之收據、出貨單云云，如何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而不予採取等旨，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臆測，核與證據法則不相違背，難認有何採證及理由不備之違法情事。況觀諸陳柏翰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詞，固就上訴人有無將其帳戶經由陳柏翰交出一節，前後所述有所反覆，或稱係其在TELEGRAM群組中發給葉宇洋、或稱其忘記了、或稱在群組裡一起提供給葉宇洋（見第一審金簡上卷一第337至340頁），然上訴人確有將上訴人之帳戶交付他人此一基本事實陳述，則並無二致，自不能徒以上開細節上之歧異，遽認陳柏翰所述均不可採信；又陳柏翰指其與上訴人提供帳戶均有獲取對價報酬，原判決雖未執以認定上訴人之犯罪所得，然亦不能徒以此節，全然推翻陳柏翰其他證述內容之可信性；再陳柏翰證稱係對上訴人以從事線上博弈為由借用上訴人帳戶，既與上訴人所辯緣由不同，而經原判決執為陳柏翰此部分所述係迴護上訴人之詞之論據，然亦無從執為陳柏翰所言均不可採信之論據。又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採主客觀擇一標準說，亦即以其主觀之犯意或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然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本件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業已對匯入其銀行帳戶內之款項可能為被害人受詐欺交付之款項有所認識，仍依指示提領後交予陳柏翰，自已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依前開說明，即屬共同正犯，至其縱因提供帳戶作為其他共同正犯收受被害人匯款及洗錢之用，而需承受較諸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更易於遭查獲之風險，亦無解其為共同正犯之事實。上訴意旨對原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若係業經調查之證據，抑或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縱未調查，或未於理由特加說明，均與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不相適合。原判決業已說明上訴人辯稱係陳柏翰表示欲使用其帳戶收受其於蝦皮網站販賣服飾之買家匯款，以規避蝦皮網站佣金，始將其帳戶借予有信賴關係之陳柏翰云云，如何不可採信之理由；並說明上訴人辯稱其與陳柏翰去銀行提款時，陳柏翰有提供衣服之收據、出貨單，僅係用以應付銀行查核之虛假單據，以求順利提領贓款，無從資為上訴人有利認定之依據等旨，是原判決未依上訴人所辯，調查上訴人與陳柏翰持以向銀行提款之出貨單影本及上訴人與銀行經理之對話內容，自不得任意指摘有何違法之處，且原審於最後審判期日調查證據完畢開始辯論前，審判長詢問上訴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均答稱：「沒有」（見原審卷第108頁），上訴意旨重為爭執，顯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六、上訴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除部分條文外，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 款第1目固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惟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核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第3項所示加重構成要件或加重事由；又上訴人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自亦無前揭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免除其刑、減免其刑、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尚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原判決雖未為說明，然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4135-2024101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03號上訴人陳珈妮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49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4369、518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陳珈妮有如其事實欄即其附表編號3所示共同普通詐欺取財既遂及共同一般洗錢未遂之犯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共同一般洗錢未遂罪(想像競合普通詐欺取財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後，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第一罪就此部分之科刑，尚屬妥適，且已屬低度刑，乃維持第一審關於此罪之量刑，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量刑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僅泛謂：被害人劉秀圓雖遭詐騙而匯入新臺幣20萬元，但該款項仍在郵局帳戶內，並未被詐欺集團取走，伊亦聯繫郵局主管將該款項歸還被害人，且有和解之意，然因對方未出面而無果，請求改判從輕量刑云云，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此罪所處之宣告刑究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執前詞，任意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一般洗錢重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共同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所定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同非合法，應併予駁回。至上訴人所具「刑事上訴暨理由狀」，僅聲明就原判決關於被害人劉秀圓(即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3所示共同普通詐欺取財既遂及共同一般洗錢未遂)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21頁)，則上訴人關於被害人張齊真、賴柔君（即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共同普通詐欺取財及共同一般洗錢共2次)部分，既未向本院提起上訴，自不在本院審理範圍，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4203-2024101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53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蔡麗宜上訴人即被告許書豪選任辯護人游琦俊律師被告吳政鴻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91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4289 號，111年度偵字第5086、87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檢察官上訴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許書豪、被告吳政鴻2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共同業務侵占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吳政鴻、許書豪2人罪刑及沒收未扣案許書豪犯罪所得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其等共同犯業務侵占罪刑，及就許書豪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判決，並就吳政鴻沒收及許書豪沒收手機部分，為上訴駁回之諭知。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按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委託公務員，係指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而言；考其立法意旨，係以原刑法關於公務員之定義，其規定極為抽象、模糊，為避免因未區別其從事職務之種類，即課予刑事責任，而有不當擴大刑罰權之情形，故針對公務性質檢討修正。其中如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於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因受託人得於其受任範圍內取得行政主體身分，而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委託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故於此範圍內之受託人，即應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應屬刑法上公務員。而此所稱「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與並無獨立判斷權限而行使公權力，僅係基於其與行政機關間之契約，單純協助處理行政事務之行政助手有別。是上開規定之委託公務員，必其受託之公共事務屬委託機關之權限，並於受託範圍內取得行政主體身分，得以行使委託機關之公權力職權者而言。若僅係在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應祇屬機關之輔助人力，並非獨立之主體或具有自主之地位，自難認係上開所稱之委託公務員。本件原判決依憑吳政鴻之自白、證人曹榮琪、許瓊云、原判決附表一至四各該碾米工廠之相關證人、曹榮琪使用手機拍攝之錄影、法務部廉政署現勘紀錄、臺南市六甲區農會（下稱六甲區農會）菁埔倉庫下腳料清點紀錄及其他相關證據，認定吳政鴻及許書豪有上揭業務侵占犯行。並敘明吳政鴻、許書豪均受雇於六甲區農會，其中吳政鴻係該農會臨時雇員，負責辦理該農會交辦之工作，及擔任該農會菁埔倉庫管理員等業務；許書豪則先代理該農會供銷部主任，之後則獲聘為該農會總幹事，負責聘任及指揮監督農會員工推行會務，秉承六甲區農會理事會決議執行農會任務等業務，均非身分公務員或授權公務員。六甲區農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下稱農糧署南區分署）簽訂「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契約」，應配合農糧署南區分署辦理公糧稻米保管等業務而屬公共事務，然公糧可分為向國內農民購買，以及履行WTO義務從國外進口兩種，本件六甲區農會菁埔倉庫並非放置向國內農民購買之公糧，而係專放進口的糙米與白米等公糧，該等公糧放置定點保管後，不可任意移動，也不可以讓其他民間業者寄放或存放自營糧；標售的公糧價格由農糧署統一訂定，廠商得標後，會將款項轉帳至農糧署南區分署專用帳戶，該分署確認無誤後，才會開立出倉單由廠商至該倉庫載運經過標售程序所購買的公糧等情。因認六甲區農會就本件之六甲區農會菁埔倉庫，僅係在法令規範內，依農糧署南區分署之指示及監督下履行本案業務契約，就公糧經收、保管、加工及撥付等業務之決策、管理及執行監督事項，悉取決於農糧署南區分署，性質上較為接近行政機關的輔助人力，無從據以認定受六甲區農會指派負責執行本案業務契約之吳政鴻及許書豪為委託公務員等旨。所為論斷乃原審本諸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上之判斷，據以認定犯罪事實，並未違背客觀上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依收購公糧稻穀作業要點，公糧經收流程需經公告稻穀申報、補申報期限、地點、收購標準、農戶在核定收購數量範圍內，繳售品質合格之稻穀等程序，係各區糧管處依法委託、授權各委託倉庫辦理；佐以六甲區農會與農糧署南區分署所簽訂「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契約」，以及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05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2764號判決、100年度台上字第1529號判決等見解，認為吳政鴻、許書豪均具委託公務員之身分，指摘原判決未對其等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適用法則顯有不當等詞。經核：㈠所指「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契約」部分，係就原判決已說明六甲區農會固與農糧署南區分署簽訂前開契約，然就本件事涉之六甲區農會菁埔倉庫一事，相關公糧經收、保管、加工及撥付等業務之決策、管理及執行監督事項，悉取決於農糧署南區分署，性質上較為接近行政機關的輔助人力（即行政助手）之事，再事爭執。㈡原判決已依卷內相關證據說明公糧可分為向國內農民購買，以及履行WTO義務從國外進口兩種，本件六甲區農會菁埔倉庫係專放進口的糙米與白米等公糧。是本件既非涉及向國內農民購買公糧之事，自無從以上訴意旨所引向國內農民購買公糧之收購公糧稻穀作業要點，作為指摘原判決認定吳政鴻、許書豪不具委託公務員身分，係屬違法之依據。㈢就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05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2764號判決、100年度台上字第1529號判決部分，其中：⒈109年度台上字第4805號判決說明若僅係在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應祇屬機關之輔助人力，自難認係委託公務員一情，與原判決說明本件六甲區農會菁埔倉庫部分，性質上較為接近行政機關的輔助人力一事，並無二致，自無從執以作為認定原判決違法之依據。⒉98年度台上字第2764號及100年度台上字第1529號判決所涉及者，均為民間委託倉庫受主管機關委託，由各農戶將公糧依各區糧管處所核定之數量及指示，交至對該公糧有經收、保管、加工、撥付之民間委託倉庫存放，此與本件基礎事實乃六甲區農會菁埔倉庫並非經手向國內農民購買之公糧，而是專放進口的糙米與白米等公糧，且該公糧經收、保管、加工及撥付等業務之決策、管理及執行監督事項，悉取決於農糧署南區分署等，截然不同，均無從比附援引作為本案判斷之論據。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此一指摘，顯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三、依上所述，本件關於檢察官上訴部分，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許書豪上訴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定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有同條項但書情形，即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二、許書豪所犯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原審係撤銷第一審關於許書豪罪刑及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刑法第336條第2項規定，論處許書豪共同犯業務侵占罪刑，及就許書豪部分之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判決，另就許書豪沒收手機部分，為上訴駁回之諭知，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 6條第1項第4款之案件。依前揭說明，此部分既經第二審判決，又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許書豪提起上訴，為法所不許，此部分亦應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陳德民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3853-20241017-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132號上訴人彭冠傑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 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531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516、115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彭冠傑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三、上訴意旨略以：依上訴人參與犯罪程度不深，尚非核心角色，犯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各情，若科以其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最低法定刑，猶嫌過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符合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據以酌減其刑，且未詳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致所為量刑過重，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四、經查：　㈠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且以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原判決說明：上訴人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其犯罪情狀並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倘科以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最低度刑，並無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於客觀上顯然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不符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旨。依上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猶任意指稱：原判決未酌減其刑違法云云，洵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又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審酌：上訴人參與犯罪程度、擔任角色、詐騙金額多寡，以及犯後坦承犯行，尚未與被害人達成民事上和解、賠償損失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之旨。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量刑，　　既未逾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亦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僅泛詞指摘：原判決所為量刑過重違法云云，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綜上，上訴意旨係就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六、新舊法比較：想像競合犯應先就新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再就舊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然後再就此較重之新舊法條比較其輕重，以為適用標準，藉以判斷何者有利行為人。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所犯，係想像競合犯其行為時法，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以及民國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生效前(下稱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原審判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全文58條，除第19、20、22、24條、第39條第2至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第44 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第3項規定：「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為第19條，其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 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有犯罪所得而未繳回，則其所犯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適用；且上訴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雖較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之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輕，惟其所犯一般洗錢罪與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部分，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洗錢防制法之修正，尚不影響判決結果。原判決雖未及為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惟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併予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蘇素娥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法　官周政達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杜佳樺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4132-2024101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過失致人於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391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鄭堤升被告王科國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6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王科國於民國109年11月2 6日22時3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 縣○○鄉竹1-2線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縣○○鄉○○村0鄰0 號前（TSBOO電桿）時，原應注意車輛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標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且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且行車速度應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有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速限每小時30公里等情況，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緊鄰該路段中央以時速約每小時42公里之車速超速前行，適對向由被害人陳○綺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 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通過右彎路段時未靠右行駛且未充分注意對向來車而往中央接近，被告未注意保持安全間距及車前狀況仍左打方向盤，兩車在中央交會時，被告所駕駛車輛左側車身及左前輪輪胎即與被害人所騎乘機車發生碰撞，致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外傷性腦出血、缺血性腦病變、腦水腫併腦幹衰竭、顏面骨骨折、臉部撕裂傷、右側氣血胸、左側第5腳指撕裂傷之傷害，雖送醫急救，仍因頭部鈍力損傷，而於109年12月1日凌晨4時15分許不治死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死罪嫌。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二、惟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雖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的職權，但此項職權之行使，應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方為適法，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5 5條第1項規定自明。再證據雖已調查，若仍有其他足以影響結果之重要證據或疑點尚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又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明；鑑定有不完備者，得命增加人數或命他人繼續或另行鑑定。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第3項（註：原審審理時所適用112年12月15日修正公布後5個月施行前），第20 7條分別定有明文。鑑定人之鑑定意見為證據資料之一種，事實審法院對於其證明力固有自主判斷之職權，惟若鑑定人所提出之說明或報告未能盡釋其疑義者，其鑑定難認已臻完備，法院自仍應繼續命其進一步加以說明或報告，使當事人充分瞭解鑑定意見之形成後再為適當完全辯論，或依上述規定，命增加人數或命他人繼續或另行鑑定，以使疑義釐清明白，始足以採為判斷事實之依據。三、原判決對於被告就本件車禍之發生，採信被告辯解，認其並未違反靠右行駛之注意義務一節，其理由主要係以：1.被害人機車係因撞擊彈飛，無從僅以車禍後之破碎物遺留於道路被害人行向右側，即推論被告車輛必有超越道路中線而撞擊被害人機車。2.依據車禍地點前方新美汽車烤漆廠之監視錄影畫面顯示，被告於通過該監視器後，尚有與對向來車會車，而該處距車禍地點為28.8公尺，該道路僅6.6公尺寬，則被告為與來車會車，自會向道路右側閃避，難認被告有未靠右行使之可能。3.且依車禍碰撞後被告車輛停放位置，其車輛左側距被害人行向右側路緣仍有4公尺（中心點距道路兩側路緣為3.3公尺），而被告車輛因猛力撞擊導致爆胎，足認被告撞擊後並未移動車輛，再質以被害人機車倒地滑行停止位置距被害人行向右側路緣為3.3至3.9公尺，綜合判斷難認被告有未靠右行駛之過失等旨（見原判決第4至6頁）。　　惟卷查本件第一審曾囑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鑑定（下稱澎科大鑑定），該校係建議本案事故之肇事責任歸屬及其比例為：1.被告駕駛自小貨車，超速行經未劃設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跨越道路中線，且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為肇事主因（60%）。2.被害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未劃設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靠近道路中線，且未注意前方來車，為肇事次因（40%）。其意見主要略為：由現場相片可知，被害人之機車刮地痕、散落物、騎士掉落地點均位在道路中線右側，即在機車行駛之車道部分，並非在道路中線左側，被告之小貨車行駛之車道部分，表示機車越過道路中線撞及小貨車之可能性很低（但機車接近道路中線行駛）等旨（見第一審卷第89、97頁）。則關於本案機車刮地痕、散落物、騎士掉落地點之位置，是否足據為本件事故撞擊點之判斷，上述鑑定意見似與原判決所持理由未盡相符，仍存有鑑定未盡之疑義。且核之卷內現場相片，上開散落物大小各異，似亦包括被告之小貨車上所脫落之物（見相卷第30至40頁），原判決逕以被害人機車已經彈飛，稱該車禍散落物之位置，全不足推論被告有未靠右行駛之過失，並未調查該散落物之來源、體積、重量、撞擊角度及速度若干，復未說明係採取如何之物理法則，遽行判定，實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之失。　　再參照卷內資料，證人姚○良即目擊者於偵查中證稱：「（你第一眼看到的車禍現場是如何？）二台車對撞時，汽車（指被告）還在往前走，摩托車（指被害人）被推著往後反彈了一大段距離，約有3、4公尺，機車騎士翻了一圈後倒地，我就趕快走過去幫忙。」（見偵字卷第41頁背面），倘屬無誤，被告車輛於撞擊後似仍有向前移動之情形，則原判決逕稱被告車輛因爆胎而未移動，再以被告事後停車位置，作為其並未逾越道路中線之依據，亦嫌與卷內事證未合，所為論斷，似難謂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無違，並容有研求之餘地。四、再原判決就被告是否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之過失，又說明：依據被害人車輛於車禍後儀表板顯示其車速為75公里，加以被告與被害人係對向行駛，雙方快速接近，則被告是否有時間得以判斷車前狀況並煞車閃避，已非無疑。至被告於行經車禍地點前28.8公尺之新美汽車烤漆廠時車速約為43km /hr，已逾越該地點之速限30km/hr，然依被害人車速高達75 km/hr，其煞車所需距離長達26.2至32公尺（視柏油路面鋪設至發生車禍經過時間而定），則被害人車速過快，被告於與對向車輛會車後始見被害人車輛駛來，應無足夠之反應及煞車之時間，是被告縱有超速之行為，亦與車禍結果無相當因果關係等旨（見原判決第6至8頁）。惟卷查上開澎科大鑑定，係依據機車刮地痕跡長約7.7公尺，及動量守恆之原理，推估被害人機車在碰撞前的行車速率，另為克服速率推估之誤差問題，採用速率區間或範圍進行模擬，判定機車較可能之速率範圍為接近6.94~8.33公尺/每秒（即每小時25~30公里）（見第一審卷第79至82頁、第194 、195頁），則關於被害人於事故發生前之行車速度為何，上述鑑定意見與原判決亦有歧見，究應如何判斷，仍存有相當之疑問。原判決未說明上述鑑定意見所判斷之被害人行車速度，何以不足採憑，徒以該鑑定報告並未將被害人超速之情形一併納入考量因子，亦未考量被害人是否有自前車左側超車之客觀情形，而予摒棄（見原判決第8頁），實嫌速斷。且被告始終供稱其在約10幾公尺前就已經看到被害人機車等語在卷（見相卷第10頁、偵卷第26頁背面、第一審卷第18 0頁），如果無誤，被告是否均不足以採取煞車、減速或偏向等作為，以防免車禍發生，亦非無疑。況原判決既認被告行經肇事地點有超速行駛之情形，則就被告於遵循法定速度限制下，合理之反應時間如何，是否因其超速而縮短反應時間，導致事故之發生或擴大，似亦非毫無探究之可能。此亦攸關於被告於事故發生前，究有無足夠之反應時間足以迴避事故之發生，自有詳予調查之必要。五、綜上，原審對前開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未細心勾稽，詳酌慎斷，復未續請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對於上述疑義詳加闡述剖析明白，或請實施鑑定人進一步到庭為必要之說明，並接受檢察官與被告及辯護人之交互詰問，以澈底釐清上述疑義，即逕為認定，依上規定及說明，其職權調查之能事自嫌未盡，難謂無採證違反證據法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高文崇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3391-20241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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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妨害家庭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63號上訴人林宗賢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家庭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 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71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2046、428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以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上訴人林宗賢有如第一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以及所犯罪名，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所處之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一部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刑罰之目的不外應報與預防，以及兩者間的調和。就預防作用言，刑罰的機制是透過刑罰向社會宣示規範的威信，重點不在對於行為人的懲治應報，自由刑的執行乃單純集中在監獄剝奪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對於行為人或能達到嚇阻之作用，但執行過程對於行為人本身及其與家庭及社會關係的破壞，或許可能更嚴重且難以挽回。緩刑制度之目的，即在避免刑罰剝奪自由的難以挽回之傷害，給予自新機會。而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是否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犯罪之動機暨犯後態度，以及有無再犯之虞等情，綜合加以審酌。尤以「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所定第2點之審酌情形，諸如是否初犯；有無自首或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犯罪後因向被害人或其家屬道歉，出具悔過書或給付合理賠償，經被害人或其家屬表示宥恕；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等，均屬具體判斷之事由。此外，侵害個人專屬法益之犯罪，其有特定具體之被害人，更宜參酌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1項有關「修復式司法」或「修復性正義」精神之規定，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其旨在藉由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理解及溝通之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之損害、痛苦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之需要，並修復因衝突而破裂之社會關係，建立一個和平的社會生活。為尊重被害人之意願，並兼顧已有悔意而有意願及能力彌補被害人損害之被告意思，參諸立法理由，固須被告及被害人「均聲請」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序為前提，惟法院如認被告有其必要，仍得基於訴訟照料義務，向被告及被害人告知及闡明此項立法之目的，以使知悉，並由其等自主決定是否聲請，兼及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以利判斷是否宣告緩刑之決定，否則即有理由欠備之違法。又宣告緩刑與否所得審酌之事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亦即證據能力或證據之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且所證明之程度無須達毋庸置疑之程度，惟關於裁量審酌之事實認定，仍應與卷存證據相符，如有與卷證不符之判斷說明，自仍有認定事實違誤或理由矛盾之違法。　　卷查，被害人A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於警詢、第一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跟家裡有事情，想離開......當時涉嫌詐欺案件，不想被家人打......他（按指上訴人）之前跟我說如果我離開家的話幫我安排好住處，所以我離家前跟他說我要離開家叫他幫我叫車」（見11 0年度偵字第42883號卷〈下稱42883號偵查卷〉第11頁）、「林宗賢說如果我想離開家裡的話，他可以幫我......剛好跟家裡吵架，就聽他的跑出去了......（問：妳剛才有提到妳離開家之前，被告〈按指上訴人〉有跟妳說如果妳要離開家的話會幫妳，他為何會講這種話，是妳有先跟他說妳想離家，還是他勸妳離家？）我跟他說跟家裡面吵架......（問：妳只有跟他說妳跟家裡吵架，他就跟妳說如果妳想離開家，他會幫妳？）對」（見第一審卷第147、148、151、152頁）各等語。倘若A女所陳上情實在可採，此與自始策劃設計，並積極慫恿未滿16歲之女子離家之情節相比，上訴人主觀惡性是否相對較低？犯罪手段是否比較平和？已殊值進一步研求。而A女自110年7月21日凌晨離家，至同年月30日在上訴人住處為警尋獲期間，依據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A女於前述離家期間，未與上訴人為性交行為，上訴人亦未要求A女為任何違反意願之行為，以及上訴人外出工作時，A女曾自己一人待在上訴人住處房間，行動自由未被限制等情（見42883號偵查卷第12、67頁、第一審卷第149 、153、154頁），是否屬實？此上訴人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是否重大？尚有疑竇存在。此攸關衡量上訴人量刑輕重及宣告緩刑與否之審認，有調查、釐清之必要。　　卷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表示希望與A女及告訴人即A女之父母進行和解，因此請求移付調解。惟原審審理時，始終未與A女及A女父母直接聯繫，施以柔性司法之關懷，瞭解、評估有無進行修復式司法之必要性及可能性。僅指示書記官以電話聯繫A女及A女父母，詢問有無與上訴人進行調解之意願，經回復無意願，於未聽取檢察官、辯護人等人意見之情形下，而未踐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以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雖否認被訴犯行，惟於原審審理時則坦承犯行，並努力尋求與A女及A女之父母成立民事上和解；上訴人於 113年9月18日，已與A女之母親周○○成立民事上和解，並簽立和解書，約定「甲方（按指A女母親周○○）保證將來不再有任何人會再就本案件爭議為任何影響至乙方（按指上訴人）之行為」、「甲方並以此和解書表明願請法院就乙方所為給予輕判，如乙方符合緩刑條件時，亦請法院就乙方所為給予緩刑」（見本院卷第57、59頁）等節，則A女及A女之父母於知悉上訴人坦承犯行、表示悔悟之情況下，是否仍無與上訴人進行和解或調解之意願？不無疑問。而本件是否有進行修復式司法之必要性及可能性之判斷基準，理應踐行聽取檢察官、辯護人等人之意見，並基於修復式司法程序之規範目的，在避免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之前提下，權衡倘提供適切之依賴平臺進行修復程序，能否有助於上訴人真摯感受其行為造成A女及其父母之傷痛、所破壞之家庭及社會關係網絡之嚴重程度，而發自內心悔悟，並真誠面對自己之犯行；能否讓A女及其父母有機會理解上訴人之心理機轉；能否使彼此打開心結、上訴人能否心悅誠服承擔應負之完全責任，以及修復傷痛、破損之網絡關係等層面之均衡考量後，並以A 女之最適利益為本，決定是否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倘A女及其家庭成員獲得一定程度之填補或修復，亦攸關上訴人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原判決未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亦未敘明何以不踐行該修復程序之理由（包括修復必要性、可能性及A女最適利益），復未能進一步審酌因此對科刑輕重所生影響（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遽行判決，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容欠允當而影響於判決，並有理由欠備之違誤。　　再者，稽之卷內資料，上訴人為本件犯行時年僅18歲，通常思慮未臻周詳。佐以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自述：從事鐵板燒師傅、工程外牆清洗工作、二手車業務及外送員，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餘元等語，可見上訴人似一直有正當工作；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林宗賢）前案紀錄表顯示，上訴人為本件犯行之110年間，除另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經法院判處拘役確定，並執行完畢外，未有其他犯罪科刑紀錄等情，其經此偵查、審理及科刑之教訓，是否已知悔悟？上訴人有無再犯之虞？均不無審酌之餘地。而此屬原審裁量宣告緩刑應併予審酌之重要事由，應有究明之必要。原判決對上情未予調查、審究，亦未為必要之說明，僅以上訴人無法與A女及A女之父母等人成立民事上和解、賠償損害，以取得原諒，倘宣告緩刑，將違背人民法律感情為由，遽認上訴人所宣告之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不免速斷，致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昭折服，而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三、綜上所述，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之上述違誤，影響於宣告緩刑裁量事實之認定及法律適用之基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4263-20241017-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828號再抗告人楊翔証上列再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9日駁回抗告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66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抗告駁回。理由一、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5條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除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故亦不得對此類案件再向本院提起抗告。二、再抗告人楊翔証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販賣第二級毒品、持有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民國109年6月18日以107年度訴字第2985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3月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再抗告人聲請本件再審，觀諸其聲請意旨，乃以原確定判決認定其持有第二級毒品伽瑪羥基丁酸（俗稱神仙水）6瓶，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惟再抗告人於107年4月15日為警查獲時，共扣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大麻、伽瑪羥基丁酸，且對再抗告人採尿送驗，呈第二級毒品陽性反應，經觀察、勒戒後，因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8年　　10月1日為107年度毒偵字第4343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因認其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已為施用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自不應再論處再抗告人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罪刑，而認其持有第二級毒品部分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4款「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定變更」之再審事由等旨，顯係對原確定判決關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聲請本件再審。三、惟查，再抗告人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先向第一審法院聲請再審經駁回，再向原審法院抗告亦遭駁回，因該罪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亦無同條項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再抗告人不服原審駁回其抗告之裁定，依上揭規定及說明，即不得復向本院提起再抗告。再抗告人猶提起本件再抗告，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本件既屬不得抗告於第三審之案件，原審書記官雖在原裁定正本之末記載得提出抗告等教示字樣，亦不發生法律上之效力，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2024-10-17

TPSM-113-台抗-1828-2024101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32號上訴人梁志鈞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5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751、3453 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梁志鈞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共3罪刑（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3、5、6）、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共2罪刑（即附表一編號2、4），及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共3罪刑（即附表一編號1、7、8），暨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另量刑輕重，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或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明知毒品危害深遠，卻為賺取利益而參與販賣毒品集團，販賣第三級毒品牟利，其犯罪情節對社會秩序之影響嚴重，並助長毒品氾濫，在客觀上難認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且所犯上開犯行，其中附表一編號2、4，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附表一編號1、3、5至8，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後，均已無情輕法重之情形，因認第一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無不當。另第一審判決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而為量刑，並無明顯濫權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係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2年2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13 年2月）以下，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亦予上訴人適度之刑罰折扣，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過苛或不當，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量處之刑及所定之應執行刑。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上訴意旨以其學經歷不高，因經濟困頓方參與販賣毒品集團，但並非集團中的核心成員，所犯8次犯行之時間相近，部分販賣對象為同一人，與大毒梟有別，實有情堪憫恕之情形。另其8 次犯行之罪質相似，犯罪時間相近，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較低，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較高，且附表一編號7、8之販賣對象相同，該2罪之獨立性較低，行為時年僅26歲，犯後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所得中之新臺幣6,200元，原審未審酌上情，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竟維持第一審所定之應執行刑，裁量有所不當，有違平等原則云云。係就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任意指摘，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高文崇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2024-10-17

TPSM-113-台上-4432-20241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