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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172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沁瑞選任辯護人楊適丞律師(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091、8203、828 0、12581、12593、12978號、112年度偵緝字第856、857、858、 859、860、861、862、863、8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莊沁瑞（下稱被告）被訴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基於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原因提供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給對方時，是否同時具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並非處於絕對對立、不能併存之事，如行為人對於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已預見有供作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罪行為之工具使用可能性甚高，但為求獲取貸款或報酬，仍心存僥倖、抱持在所不惜或聽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而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無論其交付之動機為何，均不妨礙其成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查被告前於民國110年2月17日曾因提供本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資料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因而遭移送法辦，嗣雖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569、4379號案件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然被告既經上開司法程序，對交付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可能遭做不法使用之常情有所認知。且依被告於本案偵查、原審審理、精神鑑定時自述：伊曾擔任書店店員、賣場店員、電話行銷、包裝工作業員等，伊應徵工作時都有前往實體場所面試，僅於本案中應徵工作時無實體面試；另伊前曾有申辦帳戶的經驗，伊依照「小黑」指示至銀行臨櫃辦理網路銀行與綁定約定帳戶，當時因急需用錢要住院而沒有覺得「小黑」的要求很奇怪，本案帳戶交給「小黑」時裡面沒有任何錢，因此伊不怕帳戶內的錢被人提領等語，足認被告具有相當工作經驗，且依其求職經歷，其知悉應徵工作通常須經實體面試，本案罕見地未經任何實體面試，僅須提供帳戶即可獲取高額報酬，顯與常情相違，被告不可能毫無察覺。原審固引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認定被告因精神疾患而對於自身行為產生之可能後果欠缺周詳考慮之情況下，無一般合理警覺程度，難認其對構成犯罪之事實必有預見且具容認犯罪發生之心態；惟被告於偵查中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問：你於110年間已因提供帳戶而涉嫌詐欺、洗錢等案件，為何又提供本案帳戶？）那時候是因為要辦貸款，這次是亟需住院的錢等語，足見被告偵審中尚知抗辯前案與本案詐欺集團話術之不同，據此作為有利自己之訴訟上答辯，是依被告於偵審中之對答、抗辯情形以觀，應認被告具備趨吉避凶、了解訴訟上利害關係並適當攻擊防禦之應對能力。且參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就被告認知功能之心理衡鑑鑑定結果亦略載：被告智商在臨界水準，語文理解在中等水準，知覺推理在臨界水準，衝動性、注意力持續度及警覺性的表現正常，由此可徵被告固患有精神疾病，然其認知功能並未有顯著低下或不足之情形。換言之，無論係自被告之行為表現以觀或被告之心理衡鑑鑑定結果，均難認被告之認知功能與常人相異，上開鑑定報告書之綜合結論亦表示被告之不法辨識能力有較一般正常人顯著降低，然未達到「完全不能」之程度。原審未審酌上情，甚而未查該鑑定報告中實已載明被告之「衝動性、警覺性表現正常」乙節。從而，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恰，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被告於110年10月起至111年8月間，因治療憂鬱症而每月均有 2次至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門診就醫等情，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1年3月7日函暨所附被告就醫紀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29至433頁）；再觀諸其於111年12月1 0日至14日間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住院治療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略以：111年9月為躲債，被告由基隆搬到桃園，開始於該院門診求治。近2至3個月因失業、經濟壓力、情緒低落、思考負向、自我否定，出現自殺意念（上吊、割腕）、自傷行為（故意闖紅燈想給車撞），近兩週入睡困難、淺眠，平均夜眠3至4小時，故醫師建議住院治療，並於111年1 2月10日急診求治後收住院治療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7至28 8頁），可見被告於110年10月起即已就其憂鬱症疾患積極治療，然仍未見起色，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就診時，亦多次表示債務問題造成其壓力很大等語（見原審卷一第 355、363、367、371、375、407、411、415頁），且於案發前已出現自殺意念及自傷行為，故經醫師評估需住院治療，則被告於住院治療前一天之「111年12月9日」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小黑」時，能否察覺、判斷「小黑」所稱遊戲公司為了節稅要收帳戶之說詞，乃是為收購被告申設之中信帳戶、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作為詐欺集團之人頭帳戶使用，即非無疑。嗣經原審囑託基隆長庚醫院於113年4月9日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之心理衡鑑鑑定結果略以：就犯案當時之行為負責能力而言，被告對於環境理解與自身行為影響之判斷能力，雖然未符合典型之智能發展障礙患者所呈現之整體性缺損，但被告長期罹患「重度憂鬱症，反覆發作」，有明顯憂鬱、焦慮的情緒問題，在人格上自信心較低，情緒較不穩定，對於複雜事件的理解過於簡單化，以及對於自身行為的可能後果欠缺周詳考慮，尤其「當生活壓力事件影響下」，被告之理性思考、判斷力較易出現問題。整體而言，「被告在案發當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較一般正常人顯著減低」，達到刑法第19條第2項「顯有不足」之程度等情，有該院113年6月20日長庚院基字第1130600069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97頁），益徵被告於案發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一般正常人顯著減低，則其未能清楚辨識提供本案帳戶以獲取報酬恐與財產犯罪有關，顯屬可能，自不能以一般智識程度正常之成年人之智識經驗為基準，驟然推論被告必具有相同警覺程度、對構成犯罪之事實必有預見。　㈡至於被告固在案發後之本案偵查、原審審理、精神鑑定時為上開不利於己之供述，惟觀諸被告上開歷次陳述時間皆在11 2年10月之後，已距案發時間（即111年12月9日）有10月以上，參以卷內相關病歷資料，可見被告斯時業已接受相當時間之治療，且難認被告斯時之生活壓力與案發時相類似，是以被告斯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難與被告「案發時」之狀態相比擬，自難憑被告斯時接受治療後之精神狀態下所為之陳述內容，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被告之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中雖載明被告之「衝動性、警覺性表現正常」，但依鑑定結果，被告確有「在案發當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較一般正常人顯著減低」之情狀，尚難僅憑上開部分表現正常，即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論斷。　㈢綜上所述，本案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從而，尚難對被告逕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相繩。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前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故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退併辦之說明：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606、6607、6 608號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147至152頁）、113年度偵字第6839、6840號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155至159頁）、11 3年度偵字第6605號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271至275頁）、113年度偵字第6609號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327至331 頁），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6190 號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321至326頁），認被告提供本案中信、華南、郵局帳戶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詐欺被害人黃秋蓉、邵宇奇、許綠花、許琇怡、陳寶富、黃家妤、周姿佑、李肅之、詹前勳等人匯款至本案中信、華南、郵局帳戶，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 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及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且此部分犯罪事實與本案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因而移送本院併案審理。惟本案被告經起訴之部分既經本院諭知無罪，則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即無裁判上一罪關係，自應退回由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星汝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2024-11-19

TPHM-113-上訴-5172-202411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981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昱翔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9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80、38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檢察官就上訴範圍，具狀表明：對於原判決「無罪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29頁）。是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無罪」部分。二、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王昱翔（下稱被告）被訴對告訴人黃建銘詐欺取得其申設臺灣銀行（起訴書誤載為臺灣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之提款卡等金融資料，而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關於無罪部分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縱認告訴人黃建銘具有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惟查無任何事證足以證明告訴人黃建銘已拋棄其前開帳戶內存款新臺幣（下同）355元之所有權，則被告此部分所為，仍與詐欺取財、洗錢罪之要件相符，原審未察，僅以告訴人黃建銘疑似具有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為由，即為此部分無罪判決，應有違誤等語。　㈢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339條第1 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 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依告訴人黃建銘於警詢之供述（見偵880卷第37、39頁），可知告訴人黃建銘與「張珮琪」、「龔明鑫」是在LINE通訊軟體認識僅約1個月，告訴人黃建銘對「張珮琪」、「龔明鑫」之真實年籍資料毫無所悉，彼此間復無特別交情或信賴關係，「張珮琪」、「龔明鑫」卻要求告訴人黃建銘提供帳戶資料供渠等匯大筆款項（即1億日幣），並非合理；參以告訴人黃建銘之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案發時為具有工作經驗（在養雞場上班）之成年人（見偵880卷第37頁），可知其係智識正常、有相當社會歷練之成年人，對於自身金融帳戶資料應妥善保管，以免成為他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去向之工具等節有所知悉，對於「張珮琪」、「龔明鑫」要求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供渠等使用，有可能涉及詐欺或洗錢等其他不法行為有所預見，然告訴人黃建銘卻認為臺灣銀行帳戶內幾乎沒有款項（僅剩355元），縱令將臺灣銀行帳戶金融資料提供他人，自己也幾乎不會蒙受損失，而依「張珮琪」、「龔明鑫」指示，先將臺灣銀行帳戶提款卡及銀行存摺拍照後，再將臺灣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張珮琪」、「龔明鑫」使用，而容認上開不法行為之發生，則告訴人黃建銘是否有幫助取得上開臺灣銀行帳戶之人利用其提供之臺灣銀行帳戶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即非無疑；更遑論告訴人黃建銘提供上開臺灣銀行帳戶資料而涉有幫助詐欺、洗錢犯嫌，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營偵字第128 7號提起公訴，並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16 37號判處罪刑在案（下稱另案）等情，有告訴人黃建銘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另案起訴書及判決書影本、另案電子卷證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7、59至63、196-1至196-10頁及證物袋所附光碟）。從而，尚難遽認告訴人黃建銘主觀上有何陷於錯誤而交付臺灣銀行帳戶資料之情。至於告訴人黃建銘於交寄該臺灣銀行帳戶提款卡時，該帳戶內固餘355元；然觀諸該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880卷第161頁），案外人湯慧遭詐欺匯入57萬142元後，經詐欺集團逐筆提領款項（即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提領金額」欄所示各該款項；其中「1 12年12月18日9時42分許提領6萬元部分，為被告所為」，此部分未據起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且被告於同日10時許為警查獲後，由警方陪同將剩餘贓款6萬元領出；以上共計提領5 7萬元，又案外人湯慧匯款後，並無其他款項匯入該帳戶），該臺灣銀行帳戶內餘有547元，扣除案外人湯慧遭詐欺匯款後未被提領之餘額142元，尚餘405元，難認告訴人黃建銘之存款355元業遭被告提領，此部分亦無從逕對被告以詐欺或洗錢罪相繩。　㈣又按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2項規定：「犯第19條或第20條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該條項原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2項，其立法理由略稱：我國近來司法實務常見吸金案件、跨境詐欺集團案件、跨國盜領集團案件等，對國內金融秩序造成相當大之衝擊，因其具有集團性或常習性等特性，且因集團性細膩分工，造成追訴不易。另常習性犯罪模式，影響民生甚鉅，共通點均係藉由洗錢行為獲取不法利得，戕害我國之資金金流秩序。惟司法實務上，縱於查獲時發現與本案無關，但與其他違法行為有關聯，且無合理來源之財產，如不能沒收，將使洗錢防制成效難盡其功，且縱耗盡司法資源仍未能調查得悉可能來源，而無法沒收，產生犯罪誘因，而難以杜絕犯罪行為。為彰顯我國對於金流秩序公平正義之重視，而有引進擴大沒收之必要。所謂擴大沒收，係指就查獲被告本案違法行為時，亦發現被告有其他來源不明而可能來自其他不明違法行為之不法所得，雖無法確定來自特定之違法行為，仍可沒收之，爰增列前開規定等旨。因此，如查獲以集團性或常習性方式實行之洗錢行為，又查獲其他來源不明之不法財產時，於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證據，依個案權衡判斷，該來源不明之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違法行為時，即應予沒收之，以杜絕不法金流橫行。且本規定是採取義務沒收原則，法院倘已認定扣案來源不明財產，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時，仍未依法沒收，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該條項於113年7 月31日修法時，刪除「以集團性或常習性之方式」違犯洗錢犯罪之文字，進一步擴大利得沒收制度之適用範圍（參見修法理由）。查：　⒈觀諸卷存相關監視器畫面、告訴人黃建銘之上揭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見偵880卷第59、61、161頁），堪認被告「11 2年12月18日9時42分許提領之6萬元」及為警於同日10時許查獲後，「由警方陪同提領之6萬元」，共計12萬元，皆為案外人湯慧所有；且該現金12萬元，業據扣案，有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附卷足憑（見偵880 卷第43至44、47、55至57頁）；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此乃其所提領之詐騙款項」一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94頁）；另案外人湯慧遭詐欺匯款57萬142元至告訴人黃建銘臺灣銀行帳戶，告訴人黃建銘業經另案判處罪刑在案，業如前語。準此，足徵本案扣案之現金12萬元（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6所示），確為取自被告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之財物無誤。　⒉檢察官於上訴時，固請求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見本院卷第34頁）；然依前揭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該條項之擴大沒收規定，應以「縱耗盡司法資源仍未能調查得悉可能來源，而無法沒收」為前提，而此扣案之現金12萬元，為案外人湯慧所有一節，業經本院說明如上，顯與前述「未能調查得悉可能來源」之前提不符；參以案外人湯慧乃是遭詐欺而匯款至告訴人黃建銘之上揭臺灣銀行帳戶，已如前語，且被告配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 2年12月18日9時42分許，自該臺灣銀行帳戶提領6萬元得手」，斯時顯已就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案外人湯慧部分，成立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罪，嗣為警於同日10時許查獲後，「由警方陪同提領剩餘之6萬元」，是以該扣案之現金12萬元，應於被告所涉對案外人湯慧之詐欺案件（迄今未據起訴）宣告沒收，方屬適法。從而，檢察官上訴主張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於本案宣告沒收扣案之現金12萬元，亦屬無據。　㈤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此部分詐欺取財、洗錢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且關於扣案之現金12萬元（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6所示）部分，被告既已自承「此乃其所提領之詐騙款項」，自應於被告所涉及就案外人湯慧之詐欺案件中宣告沒收。從而，檢察官就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職權告發部分：　　被告配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持告訴人黃建銘之上揭臺灣銀行帳戶提款卡，於112年12月18日9時42分許，自該臺灣銀行帳戶，提領案外人湯慧遭詐欺匯款之6萬元部分，亦可能涉及詐欺取財、洗錢等罪，本案爰依職權告發，由檢察官另為偵辦，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惟星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2024-11-19

TPHM-113-上訴-4981-20241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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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28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盛吉選任辯護人葉昱廷律師(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1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75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陳盛吉（下稱被告）被訴刑法第30條第1項、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同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原判決第 3頁第22行、第24行所記載之「張愛玲」均應更正為「陳愛玲」外，其餘均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於原審訊問時供稱其所持用之陽信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陽信銀行帳戶）是被綽號「阿祥」的朋友偷走，但被告對於「阿祥」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或任何聯絡方式一無所知，亦無法傳喚「阿祥」到庭作證，則「阿祥」究係何人？有無其人？顯然完全無從核實。且證人即被告母親陳愛玲前於民國109年7月間，因其所有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銀行）帳戶遭淪為收受詐欺贓款之工具，而涉有詐欺罪嫌，嗣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偵緝字第1263號案件（下稱另案）為不起訴處分；證人陳愛玲於另案時固提及「阿祥」之本名為「薛龍祥」及「薛思翰」，且該人大約81年次；惟經檢察官透過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系統，以出生年份為77年起迄至83年止之區間，查詢姓名為「薛龍祥」及「薛思翰」之人，均查無資料等情，難認確有「阿祥」、「薛龍祥」或「薛思翰」之人存在。再者，證人陳愛玲於另案偵訊中，僅供述其有出借第一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薛思翰」使用，未曾提及該帳戶遭竊之情；又證人即陳愛玲先前之同居人張福生於原審審理中，針對陳愛玲總共出借幾次帳戶、出借原因、帳戶有無遭竊、陳愛玲前往警局作筆錄之原因究係因為出借帳戶抑或帳戶遭竊等情，前後證詞反覆且混亂，且證人張福生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未曾聽聞證人陳愛玲表示被告帳戶有遭竊等情，則被告辯稱：我媽媽說我的帳戶被「薛龍翔」偷走了，我才知道我的帳戶被盜用等語，均為幽靈抗辯灼然。退萬步言，縱認被告帳戶提款卡有遭竊之可能，然何以他人竊得提款卡後，即得以順利使用該提款卡提領款項？本案若非被告有積極配合或參與「阿祥」或其他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之詐欺犯行，實難任由他人完全支配本案帳戶；參以被告知悉其帳戶遭盜用後，竟未加報案處理，此亦與常情未合，被告所辯，與常情有違，不足為採。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恰，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此外，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是如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又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482號、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　㈠告訴人周姿伶、劉翼暄、呂景澤、黃一宸、鐘彥凱乃係分別於109年6月30日傍晚至夜間，將遭詐欺之款項匯至被告之陽信銀行帳戶，惟被告自109年6月27日至8月3日入所執行觀察勒戒，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告訴人等遭詐欺而匯款時，被告已入所執行。且觀諸該陽信陽行帳戶於10 9年4月至6月21日間之交易明細，有多筆數千元匯入款項隨後領出之情形（見109年度偵字第27501號卷第23至25頁），核與被告於原審時陳稱：5月22日之前是我在使用，5月22日至6月7日之間也是我在使用，是買東西的，6月14日到21日也是買東西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237頁），可認陽信銀行帳戶於被告入所執行前，仍屬其正常使用之帳戶，尚與一般交付予詐欺集團使用之帳戶有異常提領、長期未使用、無正常使用紀錄之情況有別。　㈡再者，另案被害人指稱乃是遭臉書暱稱「Rongxiang Xue」( 即「薛龍祥」之英譯)詐欺（見另案偵31523卷第71、75頁），而證人陳愛玲亦於另案供述係出借第一銀行帳戶予「薛龍祥」，縱使於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系統內無法查得姓名「薛龍祥」、「薛思翰」之人，亦難排除確有化名「薛龍祥」之詐欺集團成員存在。且證人陳愛玲亦於另案供述：其將第一銀行帳戶借予「薛龍祥」，參以證人張福生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有一名2、30歲男子，曾向被告及陳愛玲借用提款卡，更曾於未經所有人同意下擅自拿取陳愛玲之提款卡使用等語，則被告辯稱：我出監後，母親告知該陽信銀行提款卡遭「阿祥（翔）」、「薛龍祥」竊取使用一語（見原審卷第237 、437頁），即非全然無稽。況且，被告於入所執行觀察勒戒前，乃是將陽信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予同居之母親陳愛玲保管，又被告陳稱：我的密碼很簡單，跟我母親一樣，我母親知道我的提款卡密碼等語（見原審卷第437頁；本院卷第217頁），參以證人陳愛玲業於113年1月10日死亡（見原審卷第343頁），而無法釐清陳愛玲保管陽信銀行帳戶之過程、該帳戶是否確有遭他人竊用等情，本案亦無法排除乃陳愛玲於109年6月27日（即被告入所執行觀察勒戒之日）至6月30日（即告訴人等遭詐欺匯款之日）間，將上開陽信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之可能性。縱使被告無法解釋為何事後未報警處理等情，揆諸前揭說明，仍無法遽對被告以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罪相繩。準此，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前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故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榮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賴心怡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2024-11-19

TPHM-113-上訴-4628-20241119-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63號上訴人即被告廖佳恩選任辯護人李孟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緝字第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8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前經辯論終結，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官陳芃宇法官林彥成法官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朱家麒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2024-11-18

TPHM-113-原上訴-263-202411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88號上訴人即被告郭偉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0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0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郭偉倫共同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一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履行賠償。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一、郭偉倫為賺取報酬，竟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007」之成年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洗錢之犯意聯絡，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嗣由「007」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郭偉倫明知或可得而知本案為詐欺集團犯罪）於113年4月10日前某日，先透過網際網路發送投資廣告（無證據證明郭偉倫明知或可得而知本案係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吸引李和平瀏覽後加入廣告內通訊軟體「LINE」群組，並在群組內對李和平佯稱：可在特定網路交易平臺上開設帳號投資，獲利可期云云，致李和平陷於錯誤，而與該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款項新臺幣（下同）236萬100元後，再由郭偉倫依「007」之指示，於113年4月12日12時2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收取上開詐欺款項。惟幸李和平發覺有異報警處理，並配合警方準備現金2100元及假鈔2 疊，警方則在現場埋伏當場逮捕郭偉倫，並扣得現金2100元（已發還李和平）、點鈔機1臺，郭偉倫等人始未得逞。二、案經李和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郭偉倫（下稱被告）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經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不諱（見偵卷第235頁；原審卷第50頁；本院卷第95頁），核與告訴人李和平於警詢之指訴相符（見偵卷第25至35、39至41 、43至47頁），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蒐證照片、被告與「 007」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及聊天記錄、贓物認領保管單（即現金2000元部分）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49至53、63至67、69至75、77至85、 89至109、111、195至221頁）。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二、論罪：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8月 2日生效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雖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然本件被告所為均該當修正前、後規定之洗錢行為，尚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又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較有利於被告之新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有「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即輕罪最重本刑之封鎖作用）之規定，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並未變更原有犯罪類型，自不能變更本件依「法定刑」比較而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被告於本件犯行中，已著手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告訴人如依該犯罪計畫交付，該款項已處於隨時可得轉交上手以製造金流斷點之狀態，惟因被告當場為警逮捕，尚未發生製造上開款項之金流斷點，而掩飾或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結果，故應認已著手詐欺、洗錢行為而不遂。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　㈡被告與「007」間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一般洗錢未遂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一般洗錢未遂罪處斷。　㈣被告於本件係已著手於洗錢犯行之實行，惟因告訴人發覺有異，配合警方查緝車手而未遂，故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㈤被告於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其中該法第16條第2項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移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自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所犯洗錢未遂罪，予以論罪科刑，並宣告沒收如附表所示之物，固非無見。然：被告於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其中該法第14條第1項有關洗錢罪之規定於修正後移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且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自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較有利於被告，業如前述，原審未及比較新舊法以適用上開較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規定，容有違誤；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如附件所示），原審未及審酌此有利於被告之量刑事由，亦有未當。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之。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為獲取高額報酬，竟與「007」共同為本案犯行，並依照對方之指示，佯以收取投資款為名前往與告訴人見面收取詐欺贓款，其所為不僅將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亦是以製造金流斷點之方式妨礙檢警追緝犯罪行為人，影響社會秩序、破壞人際間信賴關係。惟念及本件犯行於被告收取詐欺款項得逞前，即為警當場查獲，幸未發生實害結果，且考量被告於本案偵審時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角色，暨其所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賣炸雞，家裡有母親、哥哥，需支付兒子扶養費(兒子由前妻照顧)，家境普通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56頁；本院卷第9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惟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獲取告訴人之宥恕，且其目前尚須工作賺取所得履行賠償，本院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參以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所載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間之賠償方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應依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按期履行賠償；且此部分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上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倘被告未遵循本院諭知之上開緩刑期間所定負擔（即：按期履行賠償），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㈣另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自陳在案（見偵卷第63頁），其中附表編號1所示之行動電話，係被告與「007」聯絡犯罪所用；附表編號2所示之點鈔機，則為被告向告訴人收取贓款時計算金額所用，爰均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至一併扣案之黑色行動電話1支(廠牌型號：IPhone 15 PRO，IMEI碼：00000 0000000000號，見偵卷第63頁下方照片右側編號2之行動電話照片)，因查無具體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爰不諭知沒收。又被告否認業已取得報酬，且本件查無任何可證明被告因本案有收取報酬之證據。從而，尚無從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末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項（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11條前段、第339條第1項、第3項、第28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38條第2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文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修正後）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詳偵卷第53頁)：編號扣案物品名、數量備註 1 行動電話1支廠牌型號：IPhone 12 外觀：白色 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 (見偵卷第63頁下方照片左側編號1之行動電話照片) 2 點鈔機1臺外觀：白色(含黑色皮套1個) (見偵卷第63頁上方照片)

2024-11-12

TPHM-113-上訴-4788-202411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101號上訴人即被告吳旻峻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51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1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吳旻峻（下稱被告）就上訴範圍，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僅針對原判決刑的部分上訴，其餘的犯罪事實、罪名、論罪、沒收都不在我的上訴範圍等語在案（見本院卷第78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刑之減輕部分：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修正後之新法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行（見113偵6105卷第87頁；原審卷第26、32頁；本院卷第80頁），原應依前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僅得由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即屬評價完足。　㈡113年7月31日制定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固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且被告在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惟參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認：適用上開減刑要件之一所指之行為人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則本案被告既未自動繳交告訴人柯羿年遭詐欺之新臺幣（下同）70萬元，自無上開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又本案並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見113 偵6105卷第20至21頁），亦無從依上開規定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併予指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詐欺集團猖獗多時，而詐騙行為非但對於社會秩序及廣大民眾財產法益之侵害甚鉅，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己身之力，透過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竟參與由3人以上所組成之本案詐欺集團，以有組織、縝密分工之方式向民眾詐騙金錢，並負責擔任「面交車手」之工作，除造成告訴人柯羿年因此受有財產上非輕之損害（即70萬元）外，亦增加偵查犯罪機關事後追查贓款及詐欺集團主謀成員之困難，而使詐欺集團更加氾濫，助長原已猖獗之詐騙歪風，對於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不容小覷，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考量被告並非擔任本案詐欺集團內之核心角色，且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承諾以分期給付方式賠償告訴人20萬元，並已給付部分賠償金，堪認其犯後態度良好，已有負責悔過之誠，暨考量被告之素行、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洗錢犯行部分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要件、告訴人所受之財產損失程度，及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離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現由前妻照顧、目前從事鐵工工作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經核原審量刑尚屬妥適，應予維持。至原審雖未及比較上開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以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惟其既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為此撤銷原判決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被告固以其自警詢、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且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實際僅有取得些許債務折抵優待，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為由提起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云云。然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業已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包含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始終認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部分款項之犯後態度、於詐欺集團中之分工角色等情狀），予以綜合考量，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原審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量刑過重之情形。況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與告訴人以20萬元達成和解（見原審卷第45頁），然迄今僅給付2期賠償金（即1萬元），即因故未再依約履行一節，業經被告、告訴人陳述在案（見本院卷第55、81頁），難認被告有依約履行賠償之誠意。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嘉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2024-11-12

TPHM-113-上訴-5101-20241112-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公共危險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28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勳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 1年度交訴字第8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2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陳柏勳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均緩刑參年。　　事　實一、陳柏勳於民國111年2月3日下午1時15分，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沿國道三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北向87.2公里處（新竹縣竹東鎮境內）內側車道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如遇大雨時，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在行駛途中，變換車道時，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並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因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而緊急煞車，致甲車失控而驟然往右變換車道，適許進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乙車）搭載其妻李月娥行駛在中線車道(陳柏勳見狀旋即拉回內側車道，最終撞擊內側護欄而停止)，為閃躲甲車驟然往右變換車道而緊急煞車，因而失控往外側路肩方向駛去，經撞擊外側護欄後，車頭逆向停在路肩上，並因水箱破裂冒出大量白煙，許進喜因而受有前胸部鈍挫傷之傷害，李月娥因而受有胸部鈍挫傷併胸骨線性骨折之傷害。二、陳柏勳於其所駕駛甲車停止後，立即下車查看損害及四周情狀，其已見到許進喜所駕駛之乙車因前揭事故撞擊護欄而停在路肩，應就該車上駕駛或乘客因此受傷有所認知，竟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對許進喜、李月娥採取救護措施，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亦沒有留下任何聯絡資料，旋即駕駛甲車自現場逃逸。嗣經警調閱監視器並逐一比對車輛，而查悉上情。三、案經許進喜、李月娥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隊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固於被告在113年11月2日給付賠償後，具狀表示就過失傷害部分撤回告訴（見本院卷第107頁），然依前揭規定，告訴乃論之罪，應於原審113年4月23日辯論終結前為之，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就本案過失傷害部分之撤回告訴，於法不合，本院仍應就本案過失傷害犯行部分為實體判決。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勳（下稱被告）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至於被告對於相關證據之意見，乃屬證明力之問題，核與證據能力無關）。貳、實體方面：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於上開時間駕駛甲車行經前揭路段，因車輛打滑而碰撞護欄，並於事後將甲車報廢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及肇事逃逸犯行，辯稱：我認為我沒有不小心造成傷害，我撞護欄後，從我撞到護欄的角度的視線不可能看到告訴人許進喜駕駛之乙車，直到我離開我也沒有發現乙車，我為了讓交通順暢就先駛離現場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2月3日下午1時15分，駕駛甲車沿國道三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北向87.2公里處（新竹縣竹東鎮境內）內側車道時，往右變換車道，旋即拉回內側車道，最終撞擊內側護欄而停止。適告訴人許進喜駕駛乙車搭載其妻即告訴人李月娥行駛在中線車道，為閃躲甲車驟然往右變換車道而緊急煞車，因而失控往外側路肩方向駛去，經撞擊外側護欄後，車頭逆向停在路肩上，告訴人許進喜因而受有前胸部鈍挫傷之傷害，告訴人李月娥因而受有胸部鈍挫傷併胸骨線性骨折之傷害。被告於甲車停止後，立即下車查看損害及四周情狀，旋即駕駛其車輛自現場離去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述相符，並有行車紀錄器錄影紀錄擷取照片13張（見偵卷第49至55頁）、CCTV即時路況錄影紀錄擷取照片2張（見偵卷第5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31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見偵卷第32至34頁）、甲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39頁）、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偵字卷第40頁）、車輛照片15張（見偵卷第42至48、57頁)、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28至 29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足堪認定。　　㈡過失傷害罪部分：　⒈按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如遇大雨時，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在行駛途中，變換車道時，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並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6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8條第6款、第94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⒉被告於上揭時、地駕駛甲車，自負有上開注意義務，而依卷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之記載，案發時為日間有自然光線、天候雨、柏油路面濕潤並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見偵卷第32頁），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經原審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後車行車紀錄器之影像（見原審卷第73至 75頁，截圖17張見原審卷第77至93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因其前方車輛先煞車，其所駕駛甲車亦隨之煞車，此時甲車突然向右傾斜，且其右前方車輪已跨越分隔線進入中線車道，適原本行駛在中線車道之乙車為閃避甲車而失控，朝外側車道駛去，被告則立刻左切回往內側車道方向撞上內側護欄而停止，告訴人許進喜則撞上外側護欄後車頭逆向停在路肩。據此，被告顯係因與前車未保持安全距離而煞車失控始變換車道，確已違反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行車安全距離及不得驟然變換車道之注意義務，且變換車道時，亦未讓直行車（即乙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因而肇致本件行車事故。從而，被告對本件行車事故之發生存有過失，甚為明確。　⒊又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因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致受有上開傷勢，二者間顯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肇事逃逸罪部分：　⒈被告駕駛之甲車固未與告訴人許進喜駕駛之乙車發生碰撞，惟被告既然於第一時間即將車輛左切回往內側車道，已徵被告於此時已意識到中線車道乙車之存在無誤。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李月娥於偵查中證稱：我們的車撞到外側護欄，車子迴轉一圈，車頭逆向，停在路肩上，我沒有下車，因為我胸部很痛，我直接從窗戶看，就可以看到被告的車，我看到他直接撞向內側護欄，並橫在內側車道上，被告有下車，走到他車子的後面看一下，接著他上車，就直接開走了，從對方下車到上車離開，應該有2到3分鐘許，從被告車子的方向，可以看到我們車子等語(見偵卷第7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進喜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有下車，對方的車頭朝向安全島，我有看到對方下車，我以為他會把車子開到路邊，結果他看一看，就直接把車開走了，我車子撞擊完後，我車子有冒煙，他前後左右看一看他自己的車，他應該有看到我，因為我們的車冒的煙很大等語(見偵卷第75頁反面至76頁反面) ，相互相符，並與原審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後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所顯示之情況一致，且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其有下車察看之情（見偵卷第77頁反面），足見上開證人所述，可資採信。再觀諸甲、乙2車停止之位置、距離，甲車係撞擊內側護欄停在內側車道，乙車則是撞擊外側護欄停在路肩，2車間僅相距2個車道，且距離甚近(見原審卷第93頁)，被告辯稱於下車察看時並未看到乙車云云，實難採信。況且，被告駕車離開現場時，必須先將甲車車頭回復成往北之方向，此時乙車位置係在甲車之右前方(見原審卷第93頁)，是被告離開現場時，必然會看到甲車逆向停放於車道上，殊無疑義。至於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於113年11月2日取得被告之賠償金後，雖具狀陳稱「經被告細析過程2-3分鐘情狀，可信被告確有可能未發現另有其他與案相關車輛」一語，有協議清償證明書1紙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7、111頁），惟由上開記載，可見告訴人2人顯係聽聞被告說法，除與卷存客觀證據不合外，尚難排除乃係告訴人2人於獲取賠償後所為迴護被告之詞，自難遽採為有利被告之證據。準此，被告自事故發生之時起，迄至最終離開現場時，非但知悉告訴人車輛存在，且明知告訴人車輛因事故嚴重失控撞擊外側護欄而停在路肩，被告對於告訴人車輛車內駕駛或乘客因上開撞擊而受有一定傷勢有所認知，應堪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其於案發當時沒有看見乙車，並無逃逸之意云云。然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自承其當時前車頭損壞，且駕駛座、副駕駛座2顆氣囊都已爆開，並於事發後4日旋將該車輛報廢等語(見偵卷第11、13、77頁反面；原審卷第46頁)，並有CCTV即時路況錄影紀錄擷取照片2張（見偵字卷第56頁）、車輛照片1張(見偵字卷第57頁)、收據翻拍照片影本1張（見偵字卷第59頁）在卷足憑。是以被告駕駛甲車在高速公路上因事故撞擊護欄，已然造成甲車損壞，且其撞擊力道更已導致前座2顆安全氣囊均已爆開，此顯非發生在一般平面道路之尋常小車禍可以比擬，依常理豈有不立即報警等待救援之理，詎料被告捨此不為，竟於撞擊內側護欄後，執意駕駛車頭受損、安全氣囊爆開之甲車繼續行駛於高速公路離開現場，更於事發後4日直接將甲車報廢處理，益徵被告有逃逸之意圖甚明。　⒊據此，被告於案發時可得預見其行為應已造成他人受傷，竟仍未為任何救護或報警措施，逕自駕駛車輛離去，其主觀上具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故意，甚為明確。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刑法第18 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被告以一個過失行為，致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受有傷害，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過失傷害罪處斷。又被告雖致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受傷而逃逸，然該罪所保護者乃社會法益，是被告此部分行為僅侵害一法益，而成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1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併罰。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2罪事證明確，分別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行政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 項、第111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基此，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為無效者，既自始、對世不生效力，普通法院當然不受其拘束。86年1月22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條規定：「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經主管機關裁決後逾15日未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或其聲明異議經法院裁定確定，而不依裁決或裁定繳納罰鍰或不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照者，依左列規定處理之：…二、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三、罰鍰不繳者，按其罰鍰數額，易處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1個月至3個月；不依期限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94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該條第3款：「罰鍰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觀諸該條第2款、第3款規定，僅規範主管機關得循序加重變更為「吊扣期間多寡」及「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之行政罰，並無授權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負擔處分。倘裁決機關作成附加受處分人逾期未履行同條本文所規定繳納或繳送義務為停止條件，所為易處限制、剝奪汽車行駛權利之裁罰性不利處分（下稱易處處分），使「吊扣期間多寡」及「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之行政罰，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事實，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規定，合理可認為此類易處處分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應屬無效之處分，不發生受處分人之駕駛執照遭吊銷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15號判決參照）。查被告於68 年7月22日考領普通小客車駕駛執照，嗣經臺北市區監理所於88年7月29日「易處吊銷」，吊銷期間自88年7月29日至89 年7月28日，交通違規未結數「73」，有公路監理系統查詢結果在卷可考（見偵卷第84頁；本院卷第101頁），且該吊銷案件係何原因而為「易處吊銷」，亦因電腦作業系統轉換之故，致相關資料已難查詢一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3頁），參以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審理中均陳稱不知駕照遭吊銷一語明確（見偵卷第11、78、 97頁；本院卷第97頁），由卷存資料僅知被告有交通違規多達70多件，卻無法確悉被告駕駛執照遭吊銷之原因，基於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無法排除此所謂「易處吊銷」，乃經主管機關作成附加被告未履行繳納罰鍰義務之停止條件，所為逕行易處吊銷駕駛執照之行政處分，揆諸前揭說明，自始不生效力，不發生吊銷或註銷被告駕駛執照之效力，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之加重條件不合，公訴意旨認應依該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已有誤會，原審逕認被告觸犯前揭加重條件，容有違誤。另被告於原審審理中雖與告訴人 2人以新臺幣（下同）8萬元達成和解，且迄至原審判決時，僅給付1萬5000元，尚餘6萬5000元未依約清償，惟於本院審理時，告訴人2人同意被告就餘款僅賠償6萬元即可，被告業於113年11月2日給付完畢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協議清償證明書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107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情狀，量刑稍有未當。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駕駛甲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明知天雨路滑，應注意前後車之行車安全距離，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且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若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竟疏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因緊急煞車而失控變換車道，導致直行之乙車為閃避甲車，而失控碰撞外側護欄，致使告訴人2人受有傷害，更於肇事後未加以救護、報警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即逕行逃離現場；兼衡被告之素行、過失程度、肇事逃逸之動機、手段、目的，及其雖始終否認犯行，但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於本院審理中履行對告訴人2人之賠償完畢等犯後態度，暨其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見偵卷第9頁）、與家人同住、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148頁；本院卷第98頁），就被告所犯2罪，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過失傷害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前曾因贓物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75 年5月2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於本院審理中完全履行對告訴人2人之賠償，已如上述，被告經此偵審暨科刑教訓後，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均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4條前段、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第55 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過失傷害罪部分不得上訴。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1-12

TPHM-113-交上訴-128-20241112-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5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朱正宗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朱正宗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一、朱正宗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11時21分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貨車（下稱甲車），沿宜蘭縣○○鄉○○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嗣於同日11時21分許，行經宜蘭縣○○鄉 ○○路與○○路142巷路口時，本應注意該路段為每小時50公里之速限，汽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而依當時天候陰，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以至少約為95.78公里之時速超高速行駛，適有吳培楷騎乘之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總排氣量125CC，下稱乙車）沿宜蘭縣○○鄉○○路142巷由東往西駛至前揭路口，亦疏未注意汽、機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道車應禮讓幹道車先行，並以約為50.87公里之時速，未暫停禮讓幹道車（甲車）先行，即超速駛入該路口（○○路142 巷之速限為每小時30公里），甲、乙2車因而發生碰撞，造成吳培楷人車倒地，並受有全身多處創傷合併左大腿骨折等傷害，經緊急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仍於111 年12月23日13時10分因創傷性休克死亡。二、案經吳培楷之母親吳卉銘訴由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朱正宗（下稱被告）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均不予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檢察官、被告對於卷內相關鑑定（覆議）意見書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05、407頁），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上開時間駕駛甲車沿宜蘭縣○○鄉○○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路142巷路口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與乙車發生碰撞，導致被害人吳培楷受傷送醫後死亡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超速行駛之過失，並辯稱：我否認有超速行駛，當時筆錄都有紀錄，如果我車速過快撞擊乙車的話，乙車應該會因為我的撞擊而往右前方移動跌落田裡，但從交通事故現場圖，乙車是在左前方的位置，是乙車沒有煞車直接衝撞至甲車左側前方輪胎位置，撞到我的擋風玻璃，由案外人之行車紀錄器可見乙車未停車禮讓，參以甲車乃側身受損，是乙車撞擊甲車才導致這個結果，且由案外人行車紀錄器影像，甲車出現行車紀錄器畫面至快完成通過路口被撞之時間約11秒，而乙車出現行車紀錄器畫面至衝撞甲車側身之時間約4秒，可見乙車是以非常快速極短的時間，直接衝撞甲車，我的車速實際上與對方是否輕微受傷或身故沒有關連，最關鍵的是乙車車速才是造成被害人身故或受傷的結果云云（見本院卷第46、51至52、408頁）。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11時21分許駕駛甲車，沿宜蘭縣○○鄉○○ 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駛入○○路142巷路口時，疏未減速慢行，適有被害人騎乘乙車沿○○路142巷由東往西駛向該路口，未暫停禮讓幹道車（甲車）先行，即駛入該路口，甲、乙 2車因而發生碰撞，造成被害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全身多處創傷合併左大腿骨折等傷害，經緊急送醫急救，於111年12 月23日13時10分因創傷性休克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原審卷第108頁；本院卷第408頁），且經告訴人指訴在案（見相卷第12至14、95至96頁；偵卷第8至9、33至34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詳細資料報表、案外車輛提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及截圖照片、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 110報案紀錄單、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屍體照片等在卷可稽（見相卷第15、17、18至21、24、29、30至81、82至85、107 至114、115、120至134頁；偵卷證物袋內光碟）。此外，本案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均認：被告駕駛甲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注意，並做隨時停車之準備等情，亦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2年2月15日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112年4月14日覆議意見書附卷可查（見相卷第118至119頁；偵卷第28至29頁）。故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宜蘭縣○○鄉○○路之速限為每小時50公里，並為被告所明知（見相卷第98、118頁）。本案交通事故經澎湖科技大學鑑定後，經該校將案外車輛提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放大解析，並比對該路段之基準點（即電桿、建築基地等物），計算甲車之車行距離、時間，認：由案外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可知，甲車原由北往南（該鑑定意見書誤載為「由南往北」）行駛於○○路，於11時21分12.24秒抵達路口前第2支電桿，對應於左側建築基地後方之白色亮點；於11時21分13.48秒，兩車發生碰撞。其時間差約為1.24秒，而行駛距離至少約為32.9 9公尺（此觀卷附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量測地圖及定位資料），可推估甲車平均行駛速率至少約每小時95.78公里（計算式：32.99÷1.24×3.6≒95.78，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下同，即每秒26.6公尺）一情，有該校113年8月30日鑑定意見書所附相關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照片、附件之量測地圖、定位資料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7、283至297、319 至325頁），顯有具體、客觀、精準之測量基準、方法，且難認測量結果有何違誤之處，足堪採信。參以甲車發生碰撞後，斜向沿○○路往前行駛約2、30公尺後（其中甲車車頭距碰撞點，即煞車痕起點前延，約32.3公尺，甲車車尾距碰撞點約28.8公尺），衝入路旁水田內、濺起水花，甲車方停止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存卷可考（見相卷第17、29、41至43、49、53 頁；本院卷第291至297頁），益徵甲車車速確有過快之情甚明，且澎湖科技大學鑑定後，亦認被告有超高速行經無號誌路口之過失在案（見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㈢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同條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告考領有合格之駕駛執照（見相卷第84頁），對上開行車規定，自難諉為不知，而依本案案發時天候陰，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形，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在卷可參（見相卷第18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遵守上開交通安全規定，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而超速行駛，因此肇致本件事故，堪認被告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存有過失無誤。至於被告雖辯稱應以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為準（見本院卷第 372頁），然觀諸前揭2份鑑定意見書，並未測量、計算甲車之行車速率，顯未考量被告有超高速行駛之舉，自難僅以前揭2份鑑定意見作為認定被告過失之依據。　　㈣另按汽車（含機車）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文。而乙車支線道車未暫停讓幹道車先行一節，業經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認定在案（見相卷第118至119頁；偵卷第28至29頁），且經澎湖科技大學鑑定後，認：由案外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可知，乙車原由東往西（該鑑定意見書誤載為「由西往東」）行駛於○○路142巷，於11時21分11.217秒抵達路邊停車車輛之車尾，於11時21分 12.44秒持續往前行駛，其時間差約1.223秒，而行駛距離約為17.28公尺（此觀卷附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可推估乙車平均行駛速率約每小時50.87公里（計算式：17.28÷1.223 ×3.6≒50.87，即每秒14.13公尺），亦有超速之舉（見本院卷第277至278頁，○○路142巷之速限為每小時30公里），堪認被害人於本件事故發生，併有未注意上揭規定未禮讓幹道車、超速行駛之過失。然縱被害人與有過失，但依上所述，本件應係由於被告之過失與被害人之上開過失併合而為本件肇事之原因，故被告之刑責，亦不能因此相抵而解免，僅可供量刑之斟酌而已。　㈤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而：被告超速行駛，並以至少約為每小時95.78公里之超高時速駛入該無號誌交岔路口一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稱時速僅有3 、40公里一語（見相卷第8、98頁），難認可採。又觀諸卷存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甲、乙車車損照片（見相卷第17、38至 43頁），堪認2車撞擊位置分別為甲車左前車頭、乙車車頭，且撞擊後，甲車沿○○路往前行駛2、30公尺，向右前方斜向衝入路旁水田內，乙車則沿○○路之左側滑行24.2公尺（乙車車頭距碰撞點約24.2公尺），才跌入水田內，足見乙車乃是受到來自○○路北往南方向之高速撞擊（即甲車之撞擊），方改變乙車行車軌跡（即原由東往西方向），而轉往沿○○路往南方向滑行相當距離無誤，益徵甲車確有車速過快之情；況且，甲、乙車之車速已經澎湖科技大學分別鑑定如前。另「依研究指出小汽車以50公里/小時之衝擊速度撞擊行人，行人致死率約為50％，然當速率為60公里/小時，行人致死率將躍升為90％。簡言之，小客車超（高）速撞擊機車亦是造成機車人員嚴重傷害的重要原因」等語，業據澎湖科技大學 113年8月30日鑑定意見書說明甚詳（見本院卷第309頁）。準此，被告上開辯解均為事後卸責之詞，洵不足採。　㈥又被害人於本案車禍事故發生後，經緊急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仍於111年12月23日13時10分死亡一節，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卷第15頁），而被害人死亡後，經檢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結果，認為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甲、創傷性休克；先行原因為：乙、全身多處創傷合併左大腿骨折，丙、交通事故」，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附卷足憑（見相卷第115頁），堪認被害人係因本案車禍事故受傷送醫後不治死亡，是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自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㈦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過失致死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㈡又被告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知悉本件犯罪人前，主動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坦承其係肇事人等情，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見相卷第2 7頁），係對於未發覺之犯罪，自首並願接受裁判，依刑法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本案被告尚有明知該路段速限為每小時50公里，猶以至少約為95.78公里之時速駛入該路口，且被害人亦以時速50.87公里駛入該路口，被告之超速情狀（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至少 40公里）顯然高於被害人之超速情狀（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約20公里），原審漏未認定被告及被害人均併有上述超速行駛之過失，自有未當。準此，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有嚴重過快之過失，並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駕駛甲車行駛於道路上，對於道路交通安全一切情狀，本應謹慎注意，提高警覺，竟明知上開路段速限為每小時50公里，卻於行經該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時，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以至少約為95.78公里之時速超高速行駛，顯然無視此路段僅為一般道路，並非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漠視該路段用路者之交通安全，致生本件車禍，使被害人及其家屬天倫夢碎，令家屬蒙受極大悲痛；復考量被告雖否認超速行駛，卻始終坦承未於該路口減速慢行，及迄今未能與告訴人、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承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開設展覽工作室，收入不穩定，與家人同住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0 9頁）、被告及被害人之過失情節與程度、告訴人就本案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警惕。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6條、第62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小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12

TPHM-113-交上訴-15-202411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恐嚇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154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聖閔李芷芸上一人選任辯護人吳讚鵬律師高嘉甫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11、142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495號、111年度調偵字第2208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0年度偵字第424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謝昇達與何任傑因金錢糾紛而生嫌隙，竟夥同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瑋哥」之成年人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之犯意聯絡，由施秉逸於民國110年10月28日21時1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謝昇達、鍾嘉緯、劉威志前往何任傑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之住處附近，由謝昇達持球棒下車毆打何任傑後，將何任傑押進A車後座中間，由劉威志、鍾嘉緯坐在何任傑兩側，並由鍾嘉緯架住何任傑之肩、頸部，將何任傑強行載離該處。嗣施秉逸駕駛A車於同日21時3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之薑母鴨店（下稱薑母鴨店）與黃勝閔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會合，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街00號2樓（下稱本案房屋）。黃品璋明知謝昇達有意將何任傑強行載往本案房屋教訓，仍依謝昇達之指示，與「瑋哥」一同乘車前往該屋會合。何任傑遭強行載至本案房屋拘禁後，推由「瑋哥」以膠帶綑綁何任傑並遮蔽其雙眼，由謝昇達徒手毆打並踢踹何任傑，並由在場之人以火燒頭髮、持電擊棒電擊之方式攻擊何任傑，致使何任傑受有頭部創傷併胸及腹部鈍傷、右肘及雙手挫傷等傷害。復由謝昇達指示黃品璋、黃勝閔令何任傑簽發本票、和解書及借據，何任傑因甫遭毆打及在人身自由受限制之情形下，不得不依指示書寫和解書、借據，並簽發面額共計新臺幣（下同）125萬元之本票4張（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6人被訴恐嚇取財罪嫌部分，業經原判決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確定）。謝昇達見何任傑已簽發本票及書寫上開文件後，方由施秉逸駕駛A車搭載黃品璋、鍾嘉緯、何任傑離開本案房屋，並於同月29日4時許在新北市捷運永寧站將何任傑釋放。嗣因何任傑之父何建德報警處理，為警循線查獲黃勝閔所駕駛之B 車，並扣得電擊棒1支，始悉上情。二、案經何任傑及何建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有罪部分（即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部分）：壹、程序方面：一、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2條定有明文，依此規定，被害人雖係未成年人，祇須有意思能力，即得告訴；而與同法第233條所規定之法定代理人之獨立告訴權，暨民法第76條、第78條所規定私法行為之法定代理，互不相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撤回告訴為一種訴訟上行為，核與和解為私法上之契約行為者有別；故告訴乃論之罪，縱經當事人私行和解，願撤回其告訴，但該告訴人嗣未依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之規定，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向該第一審法院以書狀或言詞表示撤回告訴之意思，仍不生撤回告訴之效力（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119號、88年度台非字第103號、90年度台非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告訴人何任傑為00年0月生（見偵365 15卷第27頁），於本案發生時固係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蓋民法第12條將成年人修正為18歲之規定，乃是自112年1月1 日方生效施行），惟仍得依法提出告訴，而告訴人何任傑乃是於110年10月29日提出傷害告訴（見偵36515卷第28頁反面），何任傑之父親何建德則是於110年10月28日提出傷害告訴（見偵36515卷第33頁），依前揭說明，其2人之告訴權互不干涉。又告訴人何建德迄至原審辯論終結前，未撤回告訴。另告訴人何任傑雖於112年12月17日與被告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李芷芸等5人達成和解，並表示同意撤回告訴等語，有和解書1紙存卷可考（見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26號，下稱原審卷二，第311、313頁），惟上開和解書乃被告黃勝閔於原審113年3月28日審理時庭呈法院，並非由告訴人何任傑向原審法院提出，且告訴人何任傑迄至原審辯論終結時，均未以書狀或言詞表示撤回告訴之意（見112年度訴字第1411號卷，下稱原審卷一，第168頁），揆諸上開說明，縱使告訴人何任傑與被告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李芷芸等5人私行成立和解並願撤回其告訴，告訴人何任傑既未在原審辯論終結前，向原審法院以書狀或言詞表示撤回告訴之意思，仍不生撤回告訴之效力。準此，本院應就本案傷害犯行部分為實體判決。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謝昇達、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等5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被告劉威志則未到庭且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經被告謝昇達、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等5人於本院審理時供認在案（見本院卷第317頁），且據被告劉威志於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一第161頁），核與證人何任傑、何建德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證人即共同被告鍾嘉緯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36515號卷第119至120頁；原審卷二第208至231、261至 271頁），並有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本案房屋街景圖、監視器畫面擷圖、影像擷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偵36515卷第31、54至57、62至63、80至86、8 9至91、95至96頁），且有電擊棒1支扣案足憑，足認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等6人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查被告施秉逸、鍾嘉緯見被告謝昇達持球棒毆打並將告訴人何任傑強押上車時，已可知悉其剝奪行動自由及傷害之犯罪故意，被告鍾嘉緯竟配合架住告訴人何任傑之肩、頸部，被告施秉逸則依指示駕車將告訴人何任傑載離現場，均以具體行動呼應其通謀犯意並參與分工行為。又被告施秉逸、鍾嘉緯、黃品璋、劉威志、黃勝閔、「瑋哥」均係受被告謝昇達邀集而到場，具有人數之優勢，其等用以綑綁告訴人何任傑之膠帶、施暴所用之球棒、電擊棒、打火機，要求告訴人何任傑簽署之本票、和解書、借據均非唾手可得之物，堪認其等於事前已先行謀議及準備。再者，被告何任傑於拘禁期間遭「瑋哥」綑綁、矇眼，並遭被告謝昇達及其他在場之人輪番攻擊、毆打時，亦未見被告施秉逸、鍾嘉緯、黃品璋有何阻止被告謝昇達等人對告訴人何任傑為傷害行為及持續妨害行動自由之積極作為或表示。其後被告黃品璋復依被告謝昇達指示，令甫遭施暴之告訴人何任傑簽發本票、和解書及借據，直至上開本票、文件簽立完畢後，才由被告施秉逸、鍾嘉緯、黃品璋一同乘車搭載告訴人何任傑離開現場並予以釋放。從而，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等6人對告訴人何任傑所為傷害及妨害行動自由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各自分擔其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其餘共犯之行為以達其等犯罪之目的，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等人行為後，關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處罰，業於112 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6月2日生效。修正後增訂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另增訂刑法第302條之1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者加重處罰之規定，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就被告6人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仍無適用修正後之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之餘地。　　　　㈡核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等6人（以下合稱被告6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㈢查被告6人自將告訴人何任傑強押上A車，先後載至薑母鴨店、本案房屋等處所，直至釋放為止，共同剝奪告訴人何任傑行動自由之時間長達7小時，告訴人何任傑之行動自由遭限制已持續相當時間，已達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又在本案房屋強迫告訴人何任傑簽立本票、借據及和解書，係在壓制被害人意志與身體自由，且於妨害自由狀態繼續中所為，而於剝奪行動自由之過程中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不另論以強制罪。　㈣被告6人與「瑋哥」間，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又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行為，係行為繼續，而非狀態繼續，被告6人共同剝奪告訴人何任傑之行動自由，至告訴人何任傑得以自由離去為止，均在犯罪行為繼續進行中，均應分別以繼續犯論以一罪。被告6人先後傷害告訴人何任傑之行為，係基於同一傷害犯意下之接續行為，侵害告訴人何任傑之身體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傷害罪。　㈥另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6人共同為本案剝奪行動自由及傷害犯行，係因被告謝昇達與告訴人何任傑之金錢糾紛而起，考量其等行為之主觀目的相同，所侵害人身自由法益與該等行為之關連性高，其等上開犯行間有局部重疊，具有行為局部同一，或部分行為合致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應可評價為法律上一行為，故被告6人係以一行為觸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㈦刑之加重：　⒈被告謝昇達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審簡字第6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0年10月27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一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謝昇達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惟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前案與本案間之罪名、罪質均不相同，兩者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有被處罰模式同一、相類似之犯罪後，仍於5年內再次犯罪之主觀上特別惡性，並無加重最輕本刑之必要，故就被告謝昇達所犯之罪，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　⒉被告黃品璋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 53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又因傷害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203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2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聲字245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並於110年5月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一節，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黃品璋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起訴書固未就被告黃品璋為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舉證，然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被告黃品璋本案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已為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319頁），且該等前案紀錄為被告黃品璋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0頁），又本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黃品璋所犯前案有傷害案件，與本案之罪質、侵害法益相類同，顯見被告黃品璋確有一再違犯同類案件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較為薄弱之情況，佐以其所犯本案之罪，加重最低本刑，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故就其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詳查後，認被告6人上開犯行明確，並審酌被告謝昇達與告訴人何任傑前以兄弟相稱，其後因認告訴人何任傑將其所出借之款項用以購買毒品且未還款，雙方因而產生嫌隙，竟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糾紛，夥同被告劉威志、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黃品璋，先以球棒毆打之方式，將告訴人何任傑自住處附近當街強行押上A車，復載至本案房屋綑綁、矇眼，以毆打、踢踹、火燒頭髮、電擊之方式對告訴人何任傑施暴，使告訴人何任傑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復令何任傑簽立本票、借據、和解書，所為不僅破壞社會秩序，更欠缺對他人行動自由及身體權之尊重；再斟酌告訴人何任傑遭剝奪行動自由之期間長短，及於此期間所受之傷勢及身心折磨，衡酌被告謝昇達就本件犯行處於主導角色，其餘被告均係受被告謝昇達指使而為本件犯行，及被告6人實際參與及分工程度，並考量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勝閔坦承犯行，被告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僅坦承部分犯行，犯後態度尚有差異，兼衡被告謝昇達、劉威志已與告訴人何任傑、何建德成立調解，被告黃勝閔、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已與告訴人何任傑達成和解，暨被告6人於審理中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被告謝昇達為身心障礙者，被告黃品璋患有難治型癲癇，及被告6人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共犯情節、對告訴人何任傑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謝昇達、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各量處有期徒刑 4月，就被告劉威志、黃勝閔皆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被告6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均為1000元折算1日等語。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檢察官就被告6人上訴意旨稱：被告6人將告訴人何任傑強拉上車、矇住眼睛，並多人持續傷害告訴人何任傑，限制告訴人何任傑之行動自由，逼使告訴人何任傑簽立本票，手段惡劣，造成告訴人何任傑身心受創甚深，原審就被告6人量刑過輕等語（見本院卷第46頁）。然按刑之量定，本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審酌刑法第57條規定之事項，且於法定刑度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之情形者，即不容當事人憑其主觀意見，指摘其違法或失當。本案原審量刑時，已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業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如前所述，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包含上訴意旨所稱犯罪手段、對告訴人何任傑所生危害等情），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至於被告劉威志固於原審審理中與告訴人何任傑、何建德成立調解，卻始終未依約履行給付，然考量被告劉威志於偵查、原審均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僅是受被告謝昇達指使之輔助角色，相較被告謝昇達之主謀地位及被告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於原審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而言，縱加以審酌被告劉威志未履行賠償之情狀，亦難認原審就被告劉威志之量刑有何過輕之處，且告訴人何任傑、何建德尚可透過民事執行程序實踐債權，自無從因被告劉威志事後未給付賠償，即謂原審量刑不當。從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就被告6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李芷芸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芷芸與被告謝昇達、劉威志、黃品璋、施秉逸、鍾嘉緯、黃勝閔等6人、「瑋哥」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取財等犯意聯絡，參與本案犯行。因認被告李芷芸涉犯刑法第302 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嫌、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李芷芸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李芷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黃品璋、施秉逸、黃勝閔、鍾嘉緯、謝昇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何任傑、何建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影片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A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診斷證明書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李芷芸堅決否認有何傷害、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取財犯行，辯稱：我借車給黃勝閔，之後我去本案房屋是因黃勝閔聯絡我去牽車等語。辯護人辯稱：被告李芷芸不論事前還是事中都沒有參與謝昇達等人之行為，亦無犯意聯絡等語。經查：　㈠B車為被告李芷芸所有，並於110年10月28日提供予被告黃勝閔駕駛。其後被告李芷芸前往本案房屋，並於同月29日某時，搭乘由被告黃勝閔所駕駛之B車離開現場，嗣為警於同月2 9日5時15分許查獲B車，並扣得電擊棒1支等事實，為被告李芷芸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183頁），核與證人何任傑、謝昇達、黃勝閔、鍾嘉緯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36515卷第106至108、119、124至131頁；原審卷二第207至224、232至260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可佐（見偵36515卷第54至57、80至85 、89至94、95頁），此部分之事實固堪認定。　　㈡然觀諸證人黃勝閔於偵查中證稱：謝昇達叫我去○○，我自己開著B車，跟著謝昇達的車去○○；後來我打電話給車主李芷芸，叫李芷芸來○○找我，李芷芸的朋友載她過來，我開著B車將李芷芸載回○○等語（見偵36515卷第129頁）。及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110年10月28日向李芷芸借B車，我自己開B車跟著謝昇達到○○，當時李芷芸並未在場，之後我又回到薑母鴨店幫謝昇達載一位男子到○○，從○○到○○的途中，我打電話請李芷芸到○○牽車，後來李芷芸有到本案房屋2樓，之後我駕駛B車載李芷芸回○○，在○○○○路被警方攔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06至109、112至113、116至119頁）。證人魏彤薰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是李芷芸的朋友，我和李芷芸於110年10月28日晚上在○○逛夜市，李芷芸有向我表示之後要去○○牽車，我們於22時30分許左右一起去按摩，約按2小時，按摩完約29日0時過後，我才載李芷芸去牽車，抵達○○有超過1時，我在○○的某個路口讓李芷芸下車，我不知道之後李芷芸如何離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5至148頁）。另證人謝昇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事前找人陪我去○○時，沒有和李芷芸聯絡過，我不知道她為何會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2、257頁）。由證人黃勝閔、魏彤薰、謝昇達之前揭證述可知，被告李芷芸於110年10月28日將B車借予被告黃勝閔後，未與被告黃勝閔一同搭乘B車和被告謝昇達等人會合並前往本案房屋，而係受被告黃勝閔通知後，始於同月29日凌晨由友人魏彤薰載至本案房屋牽車。是被告李芷芸辯稱：黃勝閔於28日表示沒有車使用而向我借車，黃勝閔到○○向我牽車後，我去○○逛街，之後因為黃勝閔聯絡我去牽車，我才會於29日凌晨去本案房屋等語，尚非子虛，自難認被告李芷芸對於被告謝昇達等6人於此前對告訴人何任傑所為傷害、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㈢被告李芷芸雖於同月29日凌晨前往本案房屋，並與被告黃勝閔一同搭乘B車離開。惟證人何任傑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整個過程沒有聽到李芷芸說話，李芷芸在本案房屋沒有做什麼動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2頁）。證人謝昇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李芷芸到場後沒有做任何事，李芷芸跟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2、257頁）。證人鍾嘉緯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李芷芸只有買飲料過來而已，除此之外沒有做什麼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67至268頁）。依上，實無從認定被告李芷芸對告訴人何任傑有何傷害或剝奪行動自由之意思及行為。被告李芷芸辯稱其僅是去現場等候牽車等語，尚非無稽。是被告李芷芸雖有到場，然並無證據證明其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與上開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被告謝昇達6人間，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當甚明確。　㈣至員警雖有於B車內扣得電擊棒1支，然證人黃勝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要離開本案房屋時，謝昇達將電擊棒交給我，要我帶走，所以我將電擊棒放在車上，電擊棒並不是李芷芸的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240頁），實難以此遽為不利被告李芷芸之認定。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客觀上尚不能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李芷芸有公訴人所指上開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李芷芸犯罪，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即應為被告李芷芸無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李芷芸被訴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取財、傷害等罪嫌，核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李芷芸於警詢中自陳在本案房屋內，看到告訴人何任傑遭矇住眼睛，被綁住無法離開，有人在罵告訴人何任傑等語明確，又當日是證人黃勝閔駕車搭載被告李芷芸返回○○，實與證人黃勝閔證稱乃因眼睛看不清楚，無法駕車，才要被告李芷芸到場之理由，完全矛盾，且被告李芷芸抵達本案房屋並取得B車鑰匙後即可離開，根本無需在現場等候長達3小時以上，參以證人鍾嘉緯於警詢中證述被告李芷芸在旁觀察、送飲料等語，可見被告李芷芸於告訴人何任傑遭毆打、限制行動自由、強制簽立本票時均在現場，並有協助其他同案被告送餐飲之行為，被告李芷芸確與其他被告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等語。然而，被告李芷芸是於 110年10月28日將B車借予被告黃勝閔後，接到被告黃勝閔通知，始於同月29日凌晨至本案房屋牽車一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綜觀全卷資料，查無被告謝昇達等人指證有事先通知李芷芸將為本案犯行之相關證據，參以被告李芷芸並無其他前案紀錄，素行尚可，本案實難排除被告李芷芸是受被告黃勝閔通知而偶然到場之可能。縱依被告李芷芸自陳：於現場見告訴人何任傑遭矇眼、限制行動，且遭其他同案被告辱罵等情狀，考量被告李芷芸身為女子，於凌晨時分並無友人陪同、孤身1人，身處交通不甚便利之○○區，復因被告黃勝閔別無其他交通工具，而央請其在場稍候，其為等候被告黃勝閔一同離去，始無法立即離開現場，亦核與情理無違，縱其在場等候期間曾於被告謝昇達等人要求下協助遞送飲料，亦難憑此遽論被告李芷芸與被告謝昇達等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綜上所述，本案查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李芷芸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與被告謝昇達等6人間，有共同分擔部分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情，尚難逕以上開罪名相繩，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李芷芸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李芷芸之判決，故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丙、被告劉威志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冠輝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慈儀追加起訴，檢察官余怡寬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本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部分，檢察官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12

TPHM-113-上訴-4154-202411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704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翁昇宏 0 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2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6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翁昇宏（下稱被告）被訴詐欺得利未遂罪，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條第1項、第69 條前段、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2 項、第7條前段規定，保險對象至特約醫院、診所就醫時，本應繳驗其真實之健保卡，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則應查核健保卡之真實性暨是否為保險對象「本人」之健保卡，若有不符，即應拒絕以保險對象身分就醫，若有漏未查核者，保險人得不予支付醫療費用或追回已支付之醫療費用；另若保險對象因故未能及時繳驗健保卡或身分證件，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固應先行提供醫療服務，但應同時收取保險醫療費用（即以自費身分看診應支付之醫療費用），待保險對象補送應繳驗之文件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再將所收保險醫療費用扣除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即以健保身分就診時之自負額及部分負擔）後退還差額。顯見法規並未區分就診者是否為保險對象而異其處置，縱為保險對象，就診時仍應繳驗本人之健保卡，否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即應拒絕其以保險對象身分就醫，向其收取自費之保險醫療費用，除非保險對象嗣後補行繳驗本人之健保卡，方可退還部分自費之醫療費用。是故有保險對象身分之人，故意不繳驗自己之健保卡，而冒用其他有保險對象身分之人之健保卡就醫，使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陷於錯誤，誤認行為人係繳驗自己之健保卡，嗣後又未補送繳驗自己之健保卡，自屬以欺罔或隱匿等方式傳達與事實不合之資訊，使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陷於錯誤，以保險對象身分提供醫療給付，而取得財物以外免以自費身分看診而節省費用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況依被告於偵查之供述，可知被告知悉其就醫本應提出自己之健保卡，方得以健保身分就醫，若不願繳驗其自己之健保卡，即應以自費方式就醫；然被告因知悉自己資力不足支付醫療費用，遂持王明雄之健保卡，佯裝王明雄本人以健保身分就診，並使天成醫院人員陷於錯誤，不知被告係冒用王明雄名義就醫，而同意被告以健保身分就診，足使被告取得免以自費身分看診而節省費用之財產上不法利益，被告所為難謂無不法所有意圖等語。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339條第2 項詐欺得利罪之成立，須行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並有施用詐術，使他人陷於錯誤，而得財產上不法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被害人並因此受有財產上損害之貫穿因果關係為其構成要件，若行為人主觀上並無不法所有意圖，或客觀上並未施用詐術，亦不致使人陷於錯誤，或財產損害結果與詐術行使間欠缺貫穿因果關係，則無從以本罪相繩。經查：被告於90年2月1日起即加入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全民健保），且於本案就診日期仍具投保身分（見原審簡字卷第75頁），則保險人衛福部健保署對於被告因疾病而前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就醫看診之醫療費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本即負有支付義務。又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醫療費用點數，係取決於所提供保險對象之醫療服務及藥品給付項目，故原則上，如實際就診者亦為全民健保之保險對象，則該機構所得申報之醫療費用，並不因冒用其他保險對象之健保卡看診而有所不同一節，亦經衛福部健保署112年11月22日健保桃字第1120123521號函覆明確（見原審簡字卷第75頁）；而天成醫院員工於發現被告所持用之健保卡非其本人後，隨即更正相關就醫紀錄，並另以被告之名義，向衛福部申報醫療費用等情，亦有衛福部健保署11 2年8月23日健保桃字第1128308206號函暨所附被告112年2月期間健保卡上傳就醫及醫療費用紀錄表可考（見偵卷第195 、199頁）。從而，被告固係冒用他人名義就醫，然其本身既亦具全民健保之投保身分，依法本即僅需給付掛號費及部分負擔等項目，而無庸自行支出相關醫療費用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實難認天成醫院有何陷於錯誤而令被告免予支付新臺幣1萬8675元診療費之情，自難對被告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3條及第7條規定，無非係要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須核實就診者具全民健保之投保身分，惟縱有冒名看診之情事，亦僅係衛福部健保署於事後得追究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行政疏失，且相關責任歸屬亦待後續釐清，即使本案天成醫院事後遭衛福部健保署追扣醫療費用，亦係因醫院漏未查核健保卡之行政疏失所致，尚難謂此等財產上損害與被告冒用他人身分之行為，具詐欺罪所要求之「貫穿因果關係」。準此，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詐欺得利未遂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故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玟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寧君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2024-11-12

TPHM-113-上易-1704-2024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