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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主罪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64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AV000-A112451Z（姓名及年籍詳卷）義務辯護人洪仲澤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AV000-A112451Z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AV000-A112451Z（姓名及年籍詳卷。下稱被告）為AV000-A112451（民國00年00月生，姓名及年籍詳卷，下稱甲女）之父。竟在其位在高雄市大寮區之住所 ( 住址詳卷)內，對甲女為下述犯行：　㈠103年夏季某日晚間，利用照顧甲女之機會，乘年僅5歲之甲女躺臥於床上熟睡之際，隔衣物撫摸甲女之下體。待甲女因被撫摸而清醒後，復又變更為加重強制猥褻犯意，繼續撫摸甲女下體，以此方式對甲女為猥褻行為得逞。　㈡106年夏季某日晚間，利用照顧甲女之機會，將年僅8歲之甲女由睡夢中喚醒，要求甲女褪去內褲及外褲，前往清洗身體後，親吻甲女下體，復以手撫摸甲女之陰道外圍，以此方式對甲女為猥褻行為得逞。　㈢112年8月31日8時30分許，基於私行拘禁、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之犯意，明知甲女為未滿14歲之少女，仍令甲女在家中罰跪，禁止甲女離去上開處所，前往上學，以此方式限制甲女之行動自由。復又令甲女起身，坐於其身旁，並違背甲女意願，伸手觸摸甲女大腿，並欲擁抱甲女，後遭甲女推開。嗣被告心有未甘，又撥打電話向醫院詢問親子鑑定事宜，復向甲女表示「要做親子鑑定，若妳不是我親生女兒，就要妳做我老婆」等語。待甲女乘被告熟睡之際，逃離上開處所，經社工協助報警處理，始悉上情。因認被告就㈠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乘機猥褻、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罪嫌；就㈡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罪嫌；就㈢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第 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再按證人陳述之證言，常有就其經歷、見聞、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一併供述之情形，故以證人之證詞作為性侵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應先釐清其證言組合之內容類型，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其中如係屬於轉述待證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者，因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以，被害人之證述若有瑕疵，復無適合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則被害人單方面之指述即難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甲女、證人AV000-A112451B（甲女母親）於偵查中之證述、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113年1月16日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被告持用門號之通聯紀錄、Google資料查詢結果及被告大寮區住處照片，為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本案犯行，就㈠、㈡部分辯稱：絕無此事，我完全沒做這些事情等語；就㈢部分固不否認拍打甲女大腿、肩膀，及在甲女面前致電醫事檢驗所詢問親子鑑定事宜等情，然辯稱：我拍打甲女大腿，是因為她坐姿不端正，拍打肩膀則是她要去上學時，跟她說要好好上課、要乖一點。我在甲女面前打電話到醫事檢驗所詢問親子鑑定事宜，是要嚇她，並沒有說如果你不是我親生女兒，就要做我老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並無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就㈠、㈡部分，證人AV000-A112451A（甲女胞姊、被告大女兒，下稱乙女）與甲女在同一房間睡覺，如被告對甲女有各該行為，應會看見，乙女卻證稱從未看過被告對甲女為任何性交或猥褻行為，當可佐證被告所辯非虛。就㈢部分，則係因甲女不服管教，而基於管教目的撥打醫事檢驗所電話，並在與甲女講完道理後，便讓甲女前去上學；被告縱有管教不當之處，然並未限制甲女行動自由或強制猥褻，更未基於性之目的為各該行為。觀諸甲女此部分指述，先稱被告摸其大腿、出言欲娶其為妻，後轉為拿取棍棒責打等情節，為何原先好似在性騷、猥褻，其後卻突然拿棍子管教，此間情緒轉折並不合常理，反而被告辯解較符合經驗法則，即當天是因甲女坐姿不良或常說謊、撕毀本子等家庭衝突，而生管教上之不愉快。綜觀本案經過，甲女係經告知將安排與被告親子會面時，始突生㈠、㈡之指述，無從排除其係不想與被告見面，才有該等指控，且甲女歷次陳述就重要部分多有矛盾，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亦指出甲女未符合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至多僅有因遭被告責打、離開家庭及課業表現下降等導因於近期事件之適應障礙症。此外，社工李素娟及甲女母親AV 000-A112451B（下稱丙女）之證詞，均係聽聞甲女之轉述，未曾目睹本案各該行為，自非適格補強證據。綜上，本案除甲女充滿瑕疵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佐，自應諭知無罪判決等語。五、基礎事實　　被告與丙女前為夫妻，育有甲、乙2女，乙女、甲女分別於9 7年、98年出生，嗣被告與丙女於103年7月間離婚。甲女、乙女於父母離異後均由被告扶養，並與被告同住首揭大寮住處等情，業據被告供述明確，核與證人甲、乙、丙女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憑。另就㈢部分，被告曾拍打甲女大腿、肩膀，並致電醫事檢驗所詢問親子鑑定事宜等節，亦據被告供承明確，核與甲女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持用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及中興醫事檢驗所Google資料查詢資料在卷足參，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六、本案㈠、㈡部分　㈠甲女歷次陳述　⒈警詢時證稱：第一次是我讀幼稚園，大約我5歲的時侯，大概在103年，具體日期忘記了，某天凌晨3時許，在爸爸的房間，因為爸爸摸我下體，把我吵醒，我看到爸爸隔著內褲，摸我的下體，時間持續大約半小時左右，我有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幫我檢查，其他細節我記不清楚，當時房間內還有我姊姊在睡覺，她睡很熟，所以她沒有看到。另一次是我國小二年級時，大約是106年，日期忘記了，某天凌晨4時許，我在爸爸的房間睡覺時，爸爸把我叫醒，叫我脫下褲子，去浴室清洗下體，後來我回房間後，他有親我的下體，用他的手指伸入我的陰道，並用他的生殖器官磨擦我的陰唇，時間持續半小時到一小時間，姊姊當時有醒來一下，疑似有說夢話，我不清楚她說什麼，我也不確定她有沒有看到爸爸對我做的事。我當時問爸爸為何要對我做這些事，但我忘記他回我什麼了。家裡有3間房間，我、姊姊和爸爸睡一間，其他2間沒有人住；從我小學4年級之後，我和姊姊一起睡1間，爸爸睡1間，1間沒人睡等語（偵卷第17頁至第23頁）。　⒉偵查中證稱：第一次是在103年，大概我5歲的時候，確切時間不記得，我睡覺醒過來看到時鐘，約凌晨3點，我看到被告隔著內褲摸我下體，我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幫我檢查，之後又繼續摸了半小時左右。第二次是在106年，我國小二年級，我不記得確切時間，只記得是夏天的晚上，因為被告當時穿短袖、短褲，我記得隔天要上課。被告脫掉我的褲子和內褲，親我的下體，用手指侵入我的陰道。常時姊姊也在房間，她當時在睡覺，我不敢求救，我怕我不聽話會被打。後來我又睡著了，所以我不知道被告摸了多久等語（偵卷第 67頁至第70頁）。　⒊至高醫接受心理衡鑑及精神鑑定時陳稱：幼稚園約中班時，爸爸要求我脫褲子，並語帶威脅不脫褲子就不帶我出去玩，原本有安排隔日出遊，我表示配合後，爸爸用嘴巴舔我下面。第一次有用手指插入陰道，沒有流血，已經忘記是什麼感覺。過去沒有跟別人說過，是最近才漸漸想起這些事等語（偵卷第93頁）。　⒋本院審理時證稱：一次是在幼稚園，另一次是在111年9月16 日（甲女2度自行證述幼稚園外，另一次之時間即為111年9 月16日，經檢察官再詢問「不是111年，是問你國小的事，有無印象？」，甲女始稱有）。幼稚園中班那次，大約103 年，當時我3、4歲，穿短袖、短褲，被告隔著內褲用手伸入我私密處，用他的下體摩擦我的下體，我原本在睡覺，後來有醒來，我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幫我檢查下體，當時姊姊在睡覺，她突然有說一下夢話，就繼續睡了，我當時年紀小，不知道被告在做什麼，就繼續睡了。另一次是在凌晨3、4 點，被告觸碰我下體，叫我脫內褲，我當時不知道他要做什麼，就把內褲脫下來，被告問了我一些問題，具體已忘記，被告有用手指碰觸我陰唇，只觸碰外部，沒有伸進去，姊姊當時在睡覺。（後改稱）我把兩個時間點搞混了，第一次只有用手隔著內褲摸我下體，第二次有親我下體和用生殖器摩擦我陰唇等語（侵訴卷第99頁至第130頁）。　㈡證人乙女於警詢時證述：爸爸房間在2樓，我跟妹妹在同一房間，我們的房間在3樓，我們房間有2張單人床，我跟妹妹各睡1張單人床。在我小學三年級前，我跟妹妹、爸爸都是在爸爸2樓那個房間睡覺，那個房間有2張雙人床，我跟妹妹一起睡1張雙人床，爸爸自己睡1張雙人床。爸爸和妹妹間的相處算正常，只是爸爸平時比較會叫妹妹去買東西、做家事，比較不會叫我，所以妹妹會計較爸爸都叫她去做事。妹妹不曾跟我說遭爸爸性侵或猥褻的事，我也沒看過爸爸對妹妹性侵、猥褻。爸爸和妹妹相處並沒有什麼異常，但爸爸如果有喝酒，有時會暴怒，他很少對我暴怒，大多是對妹妹暴怒，可能是妹妹的個性及衛生習慣不好，常常惹怒爸爸等語（偵卷第33頁至第36頁）。　㈢證人丙女於偵查中證稱：我和被告之前是夫妻，103年7月離婚。婚姻存續期間，我有和被告、甲女同住，甲女都是我在照顧。我沒有看到被告撫摸甲女下體。是後來社工跟我說，我才知道，甲女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跟我講這件事，她跟我見面時從未提及被性侵或猥褻的事，她只有跟我說她被打。我有試著問她有沒有被性侵，但她不想講，會轉移話題等語（偵卷第143頁至第147頁）。　㈣證人即社工李素娟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甲女主責社工，甲女當初經通報常遭被告酒後不當管教。例如112年5月間，因為多撕了一張日曆紙，被告就拿樹枝打甲女；112年9月暑假期間，被告因甲女泡麵沒煮熟或飲料買錯，責打甲女。同年9月18日凌晨，甲女遭被告趕出門，在外遊蕩，當時處理的社工評估後，將甲女緊急安置。同年10月 3日我與甲女當面個案會談，有提到1個月後與被告的親子會面，她面有難色，說很有壓力，但當天並未提及被爸爸性侵的事。同年10月12日我前往甲女就讀的學校訪視，她才提及在幼稚園至國小二、三年級階段，被告會要求她脫褲子，讓被告親吻下體，如果她不服從，被告就會告訴她不能一同外出旅遊，要單獨在家，且甲女表示被告會趁姊姊睡覺或只有他們2人單獨在一起時，親吻其下體，地點有在家中及汽車旅館。甲女表示此事只有告訴我，沒有跟其他人說過等語（偵卷第37頁至第39頁、第59頁至第62頁、侵訴卷第131頁至第139頁）。　　　㈤甲女經送請高醫心理衡鑑及精神鑑定，鑑定結果認其對於上述多年前之事件描述，會談內容就案發時間及細節，均與調查筆錄有所出入，故此部分證詞是否可採，仍待進一步佐證釐清。且其表示過去未曾讓其他人得知上情，最近才漸漸想起上述情事，此等敘述較不符合創傷後壓力症之侵入性症狀（持續反覆回憶、夢見或重演感）。與甲女討論上述事件之情緒與想法，甲女僅表示想起後有羞恥感；對被告之想法仍以被告偏袒姊姊、感到討厭為主，提及略有恨意，未有報復想法，僅不想再看到被告。整體而言，甲女長年並無伴隨侵入性症狀，未有持續逃避行為、持續負向情緒或認知扭曲表現，故未符合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要件。惟甲女於112年9月間因本案被安置並轉學，自述出現明顯情緒困擾、壓力反應、身體症狀及課業表現下降，臨床上符合適應障礙症之診斷要件，即在可識別之壓力源發生3個月內，發展出情緒或行為症狀反應，且出現程度不成比例的明顯苦惱或顯著功能減損等語，有上開高醫113年1月16日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　㈥觀諸甲女歷次陳述，就各次發生時點、被告之行為模式與內容、自己被觸碰之方式及過程，均有歧異、難認一致，此情亦據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記載明確，且該等矛盾均屬關涉構成要件事實之重要事項，尚非枝微末節之細項；互核社工李素娟證稱甲女初次向其告知之情節，亦與甲女進入偵查程序後歷次所為指述，有所落差，例如甲女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稱2次都在家中，且乙女於案發時就在旁邊等語，然向社工告知亦曾在汽車旅館，且被告會趁家中只有自己及被告2人時行為等情，即就行為之地點及周邊情事，亦有差異，是其指述情節是否可採，已非無疑。　㈦而被害人之證述，需有適格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之真實性，業如前述。然與甲女同睡一床之乙女證稱從未見被告對甲女為任何性侵或猥褻行為，亦未曾聽聞甲女提及遭被告性侵或猥褻一事；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也認定甲女此部分指述情節出入較大，且不符合創傷後壓力症之要件。而經公訴意旨列為證據之證人李素娟及丙女證詞，就犯罪情節部分，證人李素娟係聽聞甲女轉述，丙女則再聽聞證人李素娟轉述，均非證人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所為之證述，屬於與甲女之陳述具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當非甲女證述之適格補強證據。至其等另證稱甲女陳述時會哭泣，面對被告會感到壓力及害怕等語，此部分固係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等情況證據。惟仍須以該等情況證據，與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事實之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始得作為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參以上開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即可知甲女自幼即有多次遭被告家暴之紀錄，被告多因瑣碎事情歸咎於甲女，如甲女房間環境不整潔、便當未購買被告喜好口味，被告即會認定係甲女故意為之並予責罰，並長期偏心大女兒乙女。112年9月凌晨被告酒後認甲女偷吃海苔，即叫醒睡覺中之甲女，要求其滾出家門，甲女因而跑到超商求助，經警方協助安置於機構。鑑定報告書並記載甲女對於被告長期偏心、家暴感到憤恨，希望不再與被告接觸，盼北上與丙女同住，及甲女首次向他人指訴被告此部分行為，係於社工告知將與被告親子會面後，過往則均未提及此節，是甲女對被告存有矛盾且複雜之負面強烈情緒，證人李素娟及丙女所觀察之甲女情緒反應，整體以觀觸發原因尚多，綜合本案所有既存事證尚難逕認與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事實之間具有關聯性，是亦無從補強甲女證述之真實性。從而，就㈠、 ㈡部分，除甲女單一且具瑕疵之指述外，尚乏其他補強證據佐證，均無法證明被告有各該犯行。七、本案㈢部分　㈠甲女歷次陳述　⒈警詢時供稱：112年9月13日早上8點半，在我家客廳，當時只有我和爸爸在家，爸爸摸我大腿大約10分鐘，我就推開他，他對我說要去作親子鑑定，如果我不是他親生女兒的話，就要娶我當他老婆。然後他要拉我到他懷裡，但我推開他，跟他說我可以去上課了嗎，他就拿棍子要打我，我就跑到書房躲起來，所以他沒有打到我。之後我趁爸爸睡著，就從窗戶出去上學等語（偵卷第17頁至第23頁）。　⒉偵查中證稱：112年9月13日上午8點30分，被告先叫我罰跪，後來又叫我起來，坐到他旁邊，接著摸我大腿，還要抱我，我就推開他。我要出門上學時，他不讓我上學，還要打我。他還有打電話給親子鑑定的醫院，說要做親子鑑定，如果我不是他親生女兒，要我做他老婆，我就趕快跑上樓，等到他在樓下睡著，我就出門去上課等語（偵卷第67頁至第70頁）。　⒊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9月16日我要去學校上課，被告突然叫我過去，對我說你不是我女兒，還打電話給親子鑑定的醫院，被告沒有跟我說如果親子鑑定結果我不是他女兒，他後續要怎麼處理。被告接著摸我右腿，來回撫摸10分鐘左右，他平常不會這樣摸我，他摸的時候一直說我不是他女兒，他還有說讓他抱一下再讓我去上學，並拍我肩膀，我有推開他。被告後來拿棍子要打我，但我跑到樓上躲起來，所以他沒有實際打到我。我等被告睡覺時偷偷從窗戶爬出去，所以有比較晚到學校。我當天沒有被罰跪等語（侵訴卷第99頁至第 130頁）。　㈡依甲女於本院審理時所述，被告雖曾致電醫事檢驗所洽詢親子鑑定事宜，然並未繼而表示「若妳不是我親生女兒，就要妳做我老婆」等語，是公訴意旨逕依甲女警詢及偵查中之單一指陳，即認定被告曾出此言，是否與事實相符，已非無疑。此外，甲女於偵查中雖證稱當天曾遭被告罰跪，然警詢時並未指陳此節，於本院審理時，經審判長向其確認，更明確證稱：當日未被罰跪等語（侵訴卷第127頁），甚且甲女就自己當日仍有前往上學一事，歷次程序均為一致之證述，則公訴意旨認被告「令甲女在家中罰跪，禁止甲女離去上開處所，前往上學，以此方式限制甲女之行動自由」，與既存事證亦難認相符。此外，觀諸起訴書記載及甲女指述之被告當日行為模式，忽而來回撫摸甲女大腿並索求擁抱，忽而命其罰跪或拿棍棒責打，於甲女跑上樓時，被告並未追逐嗣並倒頭熟睡，此間之情緒轉折實屬生硬，並顯跳躍，被告是否確如公訴意旨所稱主觀上係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而碰觸甲女大腿等節，亦堪存疑。　㈢證人李素娟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女跟我說在112年9月13日上午，被告不讓她去讀書，跟她說「要驗 DNA，確認你是不是我親生小孩，如果你不是我親生的，我就娶你為妻」，並打電話詢問醫院，還說「當初你媽媽懷孕時，我就要求她要墮胎，那你為什麼不去死一死，你讓我抱一下，我就讓你去讀書」，因為甲女很喜歡讀書，就答應讓被告抱一下，被告就拉住她，摸她大腿，甲女覺得不對，推開被告，被告就拿棍子要打她，甲女趕忙跑上樓，之後趁被告睡覺時，從窗戶逃出去上課等語（偵卷第37頁至第39頁、第59頁至第62頁、侵訴卷第131頁至第139頁）。惟上開證詞，據證人李素娟自述全係聽聞甲女轉述，屬與甲女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得作為甲女證述之補強證據。至證人李素娟另證稱甲女講述本案事件時會哭泣等語，然除前開已敘述甲女自幼遭被告不當責打管教外，互核甲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幼稚園開始，就會因為小事被爸爸處罰。我覺得被告比較偏心姊姊，因為被告覺得我長相及個性都比較像媽媽，懷疑我不是他親生的。聽到被告說我不是他女兒時，心裡覺得有點受傷等語（侵訴卷第118頁、第130頁），可見甲女提及被告時之情緒反應，實受2人長期親子互動及情感交流模式影響，尚難逕認甲女前揭反應，與公訴意旨所指此部分犯行，確具關聯性而可作為甲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㈣至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雖認甲女符合適應障礙症之診斷要件，然就該等壓力反應、負向情緒、身體狀況及課業表現下降之原因，鑑定報告書並未逕推論係導因於被告㈢部分之行為，而係敘及甲女自112年9月因本案被安置並轉學，自述變得較無法專心，成績退步，容易受到驚嚇，甲女於本院審理時亦自述：有適應障礙症的反應和表現，跟我爸爸一直以來偏心姐姐，對我常常因為小事責罰，甚至在9月時叫我滾出家門，都有影響等語（侵訴卷第119頁），是尚無從以甲女符合適應障礙症之診斷要件，即逕將之與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勾稽。　㈤從而，甲女雖證稱被告來回撫摸其大腿10餘分鐘、要求擁抱及禁止其前往上學等情，然均據被告否認，而僅有其片面指述，且甲女亦證稱其當日仍有前往上學等語，另被告縱有拍打大腿或肩膀等情，亦無積極事證足認被告係基於猥褻之犯意或帶有性之意念而為。是此部分除甲女單一指述外，尚無其他適格補強證據，自無從遽論被告於罪。八、綜上所述，本案除甲女單方且具瑕疵之指述外，尚缺乏補強證據證明，而檢察官所舉其餘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均無法證明被告有對甲女為本案行為。本院就被告是否涉犯起訴書所載所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說明，被告犯罪應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佳頴　　　　　　　　　　　　　　　　　　法　官　徐莉喬　　　　　　　　　　　　　　　　　　法　官　林于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莉庭〈卷證索引〉 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8075號卷他卷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61號卷偵卷 3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64號卷侵訴卷

2025-03-21

KSDM-113-侵訴-64-20250321-1

附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因侵占附帶民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2年度附民字第165號原告陳岸被告陳勝枝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03號），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一、原告之聲明及陳述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所載。二、被告未以言詞或書狀提出任何主張或陳述。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對於附帶民事訴訟部份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時，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被告被訴侵占案件，業經本院以112年度易字第103號諭知無罪判決，且原告未聲請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審理，依前揭規定，其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即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三、依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鍾晴　　　　　　　　　　　　　　　　　　法　官　陳映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周育陞【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2025-03-21

HLDM-112-附民-165-20250321-1

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37號聲請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潘淑如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681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壢簡字第94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潘淑如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潘淑如向告訴人趙獻群承租位於桃園市 ○鎮區○○路○○○段000號（下稱本案房屋）1、2樓，租期為民國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詎被告竟於112年1月 15日承租日起至同年9月7日止間某日，見其所承租本案房屋 2樓聯通其未承租本案房屋3樓之樓梯間通道未封閉上鎖，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逕自前往本案房屋3樓後，徒手將告訴人置放於本案房屋3樓內之冷氣1台（下稱本案冷氣）取走使用。嗣告訴人於112年9月7日某時，前往本案房屋3樓查看發覺遭竊，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 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聲請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房屋租賃契約書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本案冷氣自未承租之本案房屋3樓搬至本案房屋1樓檳榔攤使用，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伊並未竊取本案冷氣，而係經告訴人同意後，方將本案冷氣自本案房屋3樓移至1樓檳榔攤使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向告訴人承租本案房屋1、2樓，並有移置本案冷氣使用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趙獻群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23至25、51、52、77至89 頁、本院易字卷第264至276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宋屋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至 33、35至37頁、本院易字卷第51頁），且為被告所供認，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竊盜罪之成立，以破壞他人對物之持有為要件，而所謂破壞持有，係指違背原持有人之意願或未取得其同意下完全排除其對物之支配。本案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時供稱：伊將本案冷氣移至本案房屋1樓並未告知告訴人，係於嗣後才告知告訴人，告訴人則未表示任何意見等語（見偵卷第10、68頁），後於本院審理中改稱：伊曾詢問告訴人可否使用本案冷氣，告訴人同意伊可以拆至本案房屋1樓使用，且伊在移至本案冷氣後，亦有經過告訴人之同意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 126、127頁），惟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改稱：伊係請檳榔攤小姐代為轉告告訴人，伊有將本案房屋3樓之冷氣移至1樓檳榔攤使用，伊好像也有向告訴人講過1次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79、280頁），由此可見，被告實係在挪用本案冷氣後，方透過檳榔攤員工代為向告訴人「告知」，根本未曾得到持有人即告訴人之同意，且對於其是否曾告知告訴人或獲取同意等節，前後供詞反覆不一，相互齟齬，顯有避重就輕、推諉卸責之情形，又無法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則被告辯稱其已經得告訴人同意方移置本案冷氣為使用等語，即難採信。又被告僅向告訴人承租本案房屋1、2樓，有房屋租賃契約書附卷可佐（見偵卷第27至33頁），證人趙獻群亦證稱：伊並未出租本案房屋3樓予被告，被告不得上去或為使用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67頁），足認被告對於放置在本案房屋3樓之本案冷氣並無排他之使用權，而被告在未取得告訴人同意下，即挪用本案冷氣，顯已完全排除告訴人對本案冷氣之使用支配權，自已該當竊盜罪之客觀構成要件。　㈢本案被告始終辯稱：伊確實有將本案冷氣自本案房屋3樓移至 1樓檳榔攤使用等語（見偵卷第10、68頁、本院易字卷第112 、126、141、229、278頁），證人即告訴人亦證稱：本案房屋1樓檳榔攤本來沒有冷氣，現況則有1台冷氣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70頁），則被告上開辯稱，即非全然無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雖證稱：本案冷氣遭被告處分而不翼而飛，本案房屋1樓檳榔攤現有之冷氣，可能係被告自本案房屋1樓其他房間所搬來使用，因伊發現本案房屋1樓中間房間之冷氣室內機亦不見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71頁），惟本案房屋1樓其他房間之冷氣是否亦有不見乙情，依卷內事證並無從判斷，檢察官或告訴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足資證明，則證人即告訴人上開證言，僅係其主觀上之臆測，況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對於本案房屋各樓層究竟安裝有幾台室內機及室外機乙節，證述反覆，其證言之可信性亦生疑義。從而，依有疑惟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係將本案冷氣自本案房屋3樓搬自1樓檳榔攤使用。　㈣按所有意圖係指行為人自己或使第三人僭居所有權人之地位，長期排除原所有權人或持有人對物的支配地位，而行使類似所有權人對於物之支配權。積極面，行為人須具有獲取利用他人動產之意思（獲取意思）；消極面，行為人須具備排除之意思，亦即欲透過竊取之行為，使所有權人喪失對物之各項權能（排除意思）。其中排除意思，僅須具備長期性即足，並不要求永久性，否則行為人生前透過訂定遺囑返還之方式，即可輕易規避財產犯罪，顯不合理，而所謂長期性應如何認定，除時間長短外，最主要必須視使用目的及被竊之物性質加以判斷，如該物在被使用期間其價值已大幅降低（無法充電之鹼性電池、暖暖包等），縱使行為人僅短暫使用，主觀上仍該當排除意思。此外，排除意思可經由客觀事證判斷行為人是否具返還意思，以界定該行為是屬於可罰之竊盜行為，抑或不罰之使用竊盜行為，倘根據行為人之外在行為或計畫，經驗上可預期被害人得順利取回被竊之物，則可排除其排除意思。經查，被告供稱：伊係在112年7、8月間將本案冷氣拆至本案房屋1樓檳榔攤使用等語（見偵卷第68 頁），直至告訴人所稱被告搬離本案房屋1、2樓之日即113 年4月3日（見本院易字卷第269頁），期間為9月，然被告竊取本案冷氣之目的，即在於搬至本案房屋1樓檳榔攤為使用，且計畫於使用完畢後（租約到期）即會併同本案房屋1、2 樓返還告訴人，考量被告使用本案冷氣之處所亦為告訴人所有之本案房屋1樓，告訴人嗣後亦順利取回本案冷氣，而本案冷氣經一般使用也無價值嚴重減損等情形，因認被告具返還意思，而無長期性排除告訴人對本案冷氣支配權之意思，主觀上並無所有意圖，自無從以竊盜罪相繩。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資料，均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訴竊盜犯行之確信，而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是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上揭規定及判決先例意旨，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范玟茵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楊朝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高世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渝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2025-03-21

TYDM-113-易-737-20250321-1

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932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佳偉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6524號），本院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壢簡字第85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蘇佳偉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佳偉前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 0巷000號萊爾富物流中心員工，因缺錢花用，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上址物流中心，趁隙潛入員工休息區(下稱萊爾富員工休息室），竊取附表所示被害人所有之現金，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9,300元（起訴書原記載1,500元，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得手後旋即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蘇佳偉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鍾艾美、鄭威志、李姵瑤、張晉誠、證人即被害人陳麒富、蘇沛云、證人邱玉梅之證述，以及監視器錄影畫面、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進入萊爾富員工休息室，惟否認有何起訴書所指之竊盜犯行，辯稱：我只有偷2次，一次得手1,000元，另一次得手500元，但不記得行竊的時間等語。四、經查：　㈠關於被告是否有於起訴書附表所載時間下手行竊乙節，被告於警詢時供稱：111年11月1日、3日都沒有偷到東西，111年 10月29日有得手1,000元，111年10月24日有得手500元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524號卷【下稱偵卷】第11頁至第18頁)，於偵訊時供稱：我這幾天確實都有到員工休息室，但我沒有竊取那麼多，我這幾天合計下來只有偷1,500元，已經分不清楚犯罪時間等語（見偵卷第130頁），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只有一天得手1,500元，但不記得是哪天，其他天有進去員工休息室，但沒有拿到東西等語（見本院112年度易字第93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8頁），是被告是否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進去萊爾富員工休息室行竊乙節，歷次供述已有前後不一之情形。　㈡證人鍾艾美、鄭威志、李姵瑤、張晉誠、陳麒富、蘇沛云雖均證稱有財物遭竊云云，惟查：　⒈證人鍾艾美於警詢時證稱：我將錢放在我的皮夾内，該皮夾又放在另一個紅色包包内，之後就將該紅色包包放在員工休息區的桌上，當天下班發現皮夾內的錢遭竊等語（見偵卷第 55頁）；證人鄭威志於警詢時證稱：我把將錢放在我的外套右邊口袋，並將該外套掛在員工休息區椅子，然後就去上班，下班時就發現口袋的錢被偷等語（見偵卷第50頁）；證人李姵瑤於警詢時證稱：，我把錢放在我的皮夾内，並將皮失放到我的另一個大包包，然後放到員工休息室置物櫃【編號 158】（偵卷第33頁至第34頁）；證人張晉誠於警詢時證稱：我遭竊的1,000元是放在皮夾内，皮夾當時是放在外套左邊的口袋等語（見偵卷第28頁）；證人陳麒富於警詢時證稱：我將錢放在我的錢包内，並將錢包放到員工休息室置物櫃【編號259】等語（見偵卷第43頁至第44頁）；證人蘇沛云於警詢時證稱：我將錢放在我的皮夾内，然後把皮夾放在手提包内，之後就把手提包放在我員工休息區的置物櫃【編號 165號】等語（見偵卷第39頁至第40頁），是依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證人鍾艾美、鄭威志、張晉誠於遭竊之日並未將皮夾放入置物櫃，證人李姵瑤、陳麒富、蘇沛云雖有使用置物櫃，但有將錢放入皮夾，再放到個人隨身包包等情甚明，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竊取的款項都是放在櫃子內，我一打開櫃子就看到錢，錢沒有放在包包或皮夾內等語（見本院卷第234頁至第235頁），顯見上開證人之證述與被告之供述，亦有明顯歧異之處。　⒉又依證人蘇沛云、李姵瑤之證述，可知其等均在111年11月1 日遭竊，但當日證人蘇沛云、李姵瑤是使用不同置物櫃等情，然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有下手行竊2次，是一天1次，但每次只有打開1次櫃子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至第371 頁），是被告究竟是竊取證人蘇沛云，抑或是證人李姵瑤之財物，尚有未明。　㈢再者，卷附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有進去萊爾富員工休息室，或有翻動他人外套、打開置物櫃之舉，然無法證明被告進入員工休息室或翻動他人外套、置物櫃後，確有下手行竊從中拿取任何物品離去之行為，此外，證人邱玉梅亦未親眼見聞被告有何下手行竊之舉動，是單憑上開證據，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㈣末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及審理時雖均表示認罪，惟又供稱實際有下手行竊的日期只有2天，後面因為管理的比較嚴，所以進去後沒有下手行竊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顯見被告前後供述差異甚大，則被告認罪之表示是否與事實相符，即有所疑。又證人鍾艾美、鄭威志、李姵瑤、張晉誠、陳麒富、蘇沛云之證述，以及監視器錄影畫面，仍無從特定被告下手行竊之日期以及得手數額，難以作為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另遍觀全卷亦乏其他補強證據可佐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為不利於己之自白之真實性，自難遽認被告有何竊盜犯行。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之事證，在客觀上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因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本院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邱健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姚懿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附表：編號被害人時間被害人指訴遭竊現金金額(單位：元） 1 鍾艾美（有提告） 111年10月24日某時 2500 2 鄭威志（有提告） 111年10月29日某時 300 3 陳麒富（未提告） 111年10月29日某時 1,500 4 蘇沛云（未提告） 111年11月1日某時 500 5 李姵瑤（有提告） 111年11月1日某時 3,500 　6 張晉誠（有提告） 111年11月3日晚間7時4分許 1,000 合　　　　　　　計 9,300

2025-03-21

TYDM-112-易-932-2025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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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6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九豪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3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九豪無罪。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沒收。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陳九豪明知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管制之違禁物品，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造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竟仍基於製造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之犯意，於某不詳時、地，將原不具有殺傷力之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製造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把後，持有之。嗣經警據報後，於民國112年6月4 日凌晨零時35分許，經被告在蘇家慶所經營、位於桃園市○○ 區○○路0000○0號花店後門牆外擺放之廢棄桌子後取出前開非制式手槍而循線查獲上情，並扣得前開非制式手槍1把。因認被告涉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7條第1項之製造非制式手槍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查緝相關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9月12日刑理字第112008 3974號鑑定書、扣案改造非制式手槍1把等為其主要論據。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其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二)被告於偵查中本院羈押庭訊問時，曾坦承本案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事實，惟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那把手槍不是我製造也不是我的，且不是在我身上或車上搜到，是在花店裡搜到，我只是花店員工，打工負責開貨車載花，槍是我老闆蘇家慶的，我看過蘇家慶在客廳把玩及拆解那把槍，至於土造霰彈槍不知道是誰的；而當天警方查緝時，我在花店門口，我朋友來找我聊天，蘇家慶在店內睡覺，當下我不知道手槍在哪邊，所以問蘇家慶的太太，請她告訴我放在哪邊，我才去他家後門牆外把槍取出拿給警察，後來警察跟蘇家慶吵架，蘇家慶因為心臟病發作沒有一起被移送；另我沒有碰過查扣的手槍，但當天拿出來時有碰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並無任何事證可以證明扣案非制式改造手槍是由被告所製造等語。 (三)經查： 1、證人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偵查員陳宥任於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我前往現場，陳九豪和另1位男子站在車子前面，而陳九豪旁邊蘇家慶的屋簷內是1個小廟，1個木桌的下面有1把土造霰彈槍，當時看到這把槍我有問陳九豪是他的嗎？他說不是，是蘇家慶的，我就去找蘇家慶，也就是屋主，蘇家慶當時在睡覺，蘇家慶出來也說不是他的，我們又問陳九豪房子內有無其他槍械，陳九豪說有，請我再進去找，但他講的位置我沒有找到我就出來，後來好像他進去兩次才找到，我問陳九豪怎麼知道這把手槍在哪裡？他說是蘇家慶的老婆告訴他，蘇家慶的妻子跟他講什麼我沒有聽到，但他最後是從蘇家慶的屋子內把改造手槍拿出來；至於蘇家慶則解釋說在門口的東西不見得是他的，但我有懷疑槍是蘇家慶的，我請他跟我們回去說明他也不願意，後來他說心臟病突發，而且在地上打滾，我們也不敢把他直接帶回去，後續才聲請拘票去拘提蘇家慶等語（本院卷第75、77、80、82-83 頁）。觀之證人陳宥任所證述扣案手槍查獲之經過，與被告供述之內容大致相符，堪認被告前開辯解尚非虛妄，則扣案手槍被查獲之地點既在蘇家慶所經營管理之花店範圍內，出入此場所之人員顯非僅有被告而已，雖該手槍係由被告進入店內取出，再交由警方查扣，然依證人陳宥任前揭證述可知，被告對於手槍之藏放地點並非清楚掌握，故該手槍是否係被告支配、持有？已非無疑，遑論本案並未查獲任何與製造或改造槍械相關之工具、材料，卷內亦無可資推論被告有製造手槍行為之證據，是尤難認定扣案手槍乃由被告所製造之事實。 2、本案於警方查獲扣案手槍時，現場另扣得土造霰彈槍1枝（即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物，因考量試射安全，無法鑑驗等情，有前開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未經起訴，自非本案審理範圍），經警方就該2槍枝採證結果，手槍上雖檢出被告之掌紋且留有與被告DNA型別相符之生物跡證，但土造霰彈槍上則未採得足資分析之檢體，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7月11日刑紋字第1120094157號鑑定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6月4日北市警安分刑義鑑字第2 26號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鑑定書附卷可參（112偵29339 卷第103-107、120-123頁）。關於手槍上有被告之掌紋及生物跡證乙節，業經被告辯以因查獲當時由其取交警方，而有碰觸手槍等情如前，再稽之證人陳宥任亦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槍枝上採到的掌紋不排除是被告把槍取出時造成等語（11 2偵29339卷第150頁）。綜觀上情，扣案手槍上固存有被告之掌紋等生物跡證，惟既無法排除係因被告取槍時所遺留之可能性，依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故本院認為，現場查扣之2槍枝上，原本均無被告之生物跡證。因此，被告辯稱扣案手槍非其製造或所有等語，即非不可採信。　 3、證人蘇家慶、何春燕之證詞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1)證人即花店經營者蘇家慶於審理時具結證稱：花店是我自己經營，我和前妻、小孩住在花店2樓；我花店剛做的時候認識被告，可是都沒有什麼往來，直到111、112年這段時間才比較有相處，而他不是我的員工，但他每天都會來，早上的時間就去我那邊，不是在那邊做事，是去我那邊聊天，做什麼、做什麼這樣子，他平常在花店時可以自由的行走；門口前面查扣的那枝鐵管跟木頭的假槍（按：指前揭土造霰彈槍）是被告的，他常常拿來拿去，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放在門口，我家樓下部分他可以自由出入，且我不知道被告有從花店門牆外的廢棄桌子取出1把非制式手槍交給警察這件事情，是被告交保之後跟我說有手槍是在花店的後門防火巷那邊拿的，但他沒有說手槍是誰的，而這兩把槍都不是我的，被告常常拿槍來我家；此外，被告介紹的人跟我說要合股花店，112年4月1日合股，4月9日被告就開門讓他們從我家的後門進來，然後砸壞我家的門，衝上去2樓，壓制我老婆，把我家整間房子搜得亂七八遭，我損失1、200萬元，之後從 4月到6月期間，被告每天來我家，叫他不要來，講也講不聽等語（本院卷第181、182-187、191-194頁）。證人即蘇家慶之前妻何春燕於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和蘇家慶離婚了，但是還是住在一起，我也是在從事花店的工作；被告每天大概下午4、5點過後都會到花店，但不是在做花店的事情，他平常是來那邊坐，跟蘇家慶聊天，然後在那邊做自己的事，我也不太清楚他們在幹嘛；當天警察說找到類似槍枝的東西（按：指前開土造霰彈槍），就問是誰的，我說我也不清楚誰的，後來他們有進去屋子查，進去之後沒看到什麼，當天被告沒有問我說有沒有1把槍放在花店的什麼地方，我記憶中被告也不曾拿過槍交給蘇家慶等語（本院卷第196-199頁）。 (2)綜觀證人蘇家慶、何春燕2人關於被告每日何時會前往花店乙節，證述之內容差異甚大，則該2證人證詞是否可盡信？已值存疑。 (3)證人蘇家慶雖證稱扣案土造霰彈槍是被告所有，以及被告經常攜帶槍枝前去其經營之花店等情，惟就扣案手槍部分，則僅證述被告曾告知其取出手槍之經過，至該手槍究竟係何人製造、持有等節，則並未具體指證與被告有關。況證人蘇家慶於本院作證時，既提及係被告開門讓他人進入其住處毀壞物品及施暴行乙事，故可認證人與被告間存在嫌隙，更使其證詞罹有可能誣陷被告之風險；又扣案槍枝均係在證人蘇家慶經營之花店查獲，顯見該證人亦陷於至少有非法持有槍械之嫌疑，因而有動機將扣案手槍推卸與會在花店進出之被告，更使該證人證詞之憑信性罹於瑕疵。從而尚難以證人蘇家慶之證詞，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4)證人何春燕於本院作證時，固否認被告於本案警方查緝當日，曾向其詢問手槍藏放處所乙情，惟審酌證人何春燕自陳與蘇家慶雖已離婚，但仍有同居之事實，則若證人何春燕確曾告知被告手槍之藏放處，即無異乎顯示其自己或蘇家慶有持有、藏匿槍械之行為，考量證人何春燕與蘇家慶仍維持親密關係，有加以迴護之高度可能性，以及趨吉避凶乃人情之常，自難以期待證人何春燕會為損己而利於被告之證述。因此，本案尚難以證人何春燕證稱被告不曾向其詢問手槍藏放處所之證詞，即遽認扣案手槍係被告製造並藏放在花店後門，並於查緝當時自行取交警方之事實，而率予對被告為不利之推論。 4、被告雖於本院羈押庭訊問時坦承本案犯行，惟其於審理時已否認並辯解如前，又無足資補強被告自白供述之其他證據，且被告所辯亦非全無可信，故不得僅以該項自白，而為被告有罪判決之依據，一併敘明。 (四)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及卷存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三、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枝，經鑑定結果認具有殺傷力，確屬違禁物，而被告被訴前揭犯行，雖經本院判決無罪，然檢察官已於起訴書載明請求對上開違禁物宣告沒收，爰由本院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2項規定，於主文第 2項單獨諭知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物，因無法鑑驗，無從認定具有殺傷力，而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物，經鑑驗結果認不具殺傷力，故均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附表一：編號名稱數量鑑定結果鑑定報告及卷頁 1 92改造手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枝送鑑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9月12日刑理字第1120083974號鑑定書暨照片11張(112年度偵字第29339號第153至156頁) 附表二：編號名稱數量鑑定結果鑑定報告及卷頁 1 土造霰彈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枝送鑑鋼管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之槍枝，由已貫通之金屬槍管及金屬擊發機構組合而成，經操作檢視，槍管與擊發機構可以外力定位，不排除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惟考量試射安全，依現狀，無法鑑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9月12日刑理字第1120083974號鑑定書暨照片11張(112年度偵字第29339號第153至156頁) 2 非制式子彈 2顆送驗子彈2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8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1顆試射，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

2025-03-21

TYDM-113-重訴-6-20250321-1

易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重利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67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邱浩宸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63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邱浩宸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浩宸基於重利之犯意，在網路上刊登借貸廣告，並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小蔣」之帳號作為聯絡工具，招攬不特定人向其借款，從事貸放款項收取重利之業務，適告訴人許云浠因積欠銀行信用貸款，已數期分期款項無力繳納，需款清償該債務，透過被告所刊登之網路廣告與之取得聯繫後，被告即乘許云浠急迫、輕率、無經驗之際，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17時30分許，在臺南市○○區○○00○00號萊爾富便利商店將軍西華店前其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小客車上，借款新臺幣（下同）20,000元予告訴人，雙方約定利息每7天為1期，每期應支付3,000元，預扣3,000元之第1期利息及2,000元之車馬費、手續費後，實際交付15,0 00元予告訴人，告訴人並簽立面額20,000元、票號：WG0000 000之本票1紙予被告供作擔保，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嗣於112年12月4日14時7分，告訴人以網路銀行轉帳之方式，轉帳2,500元 (少付之500元，係因被告於112年11月2 8日有向告訴人借款500元而抵銷）至被告所提供之帳號000- 0000000000000號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支付第2期之利息，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嗣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14時許，至臺南市○○區○○里○○000○00號告訴人住處找告訴人清償上開債務，雙方發生口角爭執，經告訴人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本票1紙及告訴人清償之現金15,000 元。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4條之重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本票影本、臺南市將軍分駐所110報案紀錄單、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小客車之車牌辨識紀錄、扣押證物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告訴人與暱稱「小蔣」之被告所持用之LINE帳號間之對話紀錄、告訴人於112年12月4日還款2500元利息之網路銀行轉帳紀錄、扣案本票1紙及現金15,000元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於上開時地貸予告訴人2萬元，並約定7天為1期，每期繳納3000元之事實，惟否認有何重利犯行，辯稱：告訴人每期3000元是繳納本金，繳付7期還清，我只賺利息1000元，且告訴人先前就有向他人借款的經驗，知道小額借款的利息會比較高等語。五、經查：㈠、告訴人因有資金需求，於上開時地向被告借款2萬元，約定每 7日為一期，每期繳納3000元，並曾於112年12月4日轉帳繳納第一筆款2500元（未付之500元係從告訴人先前借被告500 元中抵銷）之事實，為被告所是認，且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證述明確（警卷第15至23頁，偵卷第37至 41頁、63至64頁，本院卷第93至113頁），並有告訴人與被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明細截圖、扣案本票影本等（警卷第43頁、49至55頁、57頁、59至61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惟依被告上開辯解，可知本案爭執重點在於:被告與告訴人約定每期繳付之3000元係指利息或本金? 被告是否收取重利?若是，則告訴人是否係處於「急迫、輕率、無經驗」之狀態下遭收取重利? ㈡、被告與告訴人約定7日1期繳付3000元應指利息，非本金: 1 、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向被告借2萬元，利息每7日為1期，每期需繳3000元利息，借款當日先扣1期3000元利息加2000元手續費，實拿1萬5000元，後來我跟被告商量能否先還部分本金減少利息，但被告表示若需清償需1次還2萬元本金，不然就只能繳交利息等語（警卷第17至19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向被告借2萬元，利息每7天算1期3000元，他扣除車馬費和第一期利息後，只給我1萬5000元，我報警後，警察問我能否湊到1萬5000元還被告，我就去湊了1萬5000元還給被告，被告也說只要還這樣就好，警方再扣住這1萬500 0元；我確定每期3000元是利息非本金等語（偵卷第37至41 頁、63至64頁）；於審理時亦證稱:7天1期3000元只是還利息，若沒有還本金就要一直繳利息，若要還本金要一次還，後來在警局時，被告說我還欠多少，警察就跟我說要還多少錢，我就拿1萬5000元給被告，被告就將本票還我，我再交給警方扣案（本院卷第99至109頁）。核諸告訴人始終證稱每7日繳付之3000元係指利息，非本金等情一致，且被告於1 10年間另案涉犯重利案件之告訴人莊芳蘭亦指稱向被告借款 1萬5000元，被告僅實際交付1萬元而預扣5000元利息、手續費，雙方約定每7日計息1期，每期利息3000元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中簡字第2451號刑事簡易判決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9至21頁），與本案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放款計息之情節相符。衡以告訴人與被告僅因本案借款相識，其對於被告過往係以何方式放款計息，毫無所悉，惟卻能具體證述本案被告放款計息（含扣除手續費金額）方式，且與被告以往放款之計息方式亦有吻合，顯見其所證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2 、而被告雖辯稱告訴人每7日繳付1期3000元係指本金，然其於警詢時供稱:我借告訴人2萬元，扣除代辦費2000元後，實交 1萬8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繳3000元本金，我沒有賺利息，僅收代辦費（警卷第5頁）；於偵查及審理時均改稱:告訴人借2萬元，當時我預扣第1期本金3000元，實際給告訴人 1萬7000元，告訴人攤還7期共繳2萬1000元，我只賺利息100 0元等語（偵卷第50頁，本院卷第173至174頁），核其就交付告訴人之款項係單純扣除手續費或第一期款、有無賺取利息等情，前後所述歧異，已難信實。況告訴人向被告借貸2 萬元係屬短期小額貸款，通常以月計息，且因無擔保品，故貸方承受較大放款風險，貸款利率較高，民間借貸更常有收取代辦費、服務費之情形，而被告與告訴人僅初次見面，並非有何親誼交情，其當無可能反於上開實務常情，不向告訴人收取利息、代辦費之理。再者，若被告與告訴人確有上開反於常情之約定，因屬特殊例外情形，理當會形諸文字以確保雙方認知一致，然被告卻捨此不為，僅事後空言與告訴人約定繳付每期3000元用以攤還本金云云，顯悖離常情而不足採信。㈢、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利息之利率已屬重利: 　　承上，被告借款2萬元與告訴人，借款時預扣利息5000元（名義為借款代辦費2000元及利息3000元），實際交付1萬500 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3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782％（計算式：利息3,0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2萬元×100％≒7 82％，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此不僅遠高於民法第203條所定週年利率為5%之法定利率，及同法第205條所定之約定週年利率最高為16%之限制，且以民間借貸利息通常為月利率2、3分（即年利率24%、36%），或當舖業法第11條第2項所定年利率最高不得超過30%之規定而論，被告所約定之年利率亦高出數倍。審諸我國目前低利率時代之社會經濟狀況、金融業與一般民間利率、民法及當舖業法有關利率之規定，被告以上開年利率向告訴人收取利息，顯較一般債務之利息有特殊超額，自屬「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甚明。㈣、惟按重利罪之成立，係以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要件，故苟未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縱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仍難令負重利罪責（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3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急迫」指利用他人在經濟上急需資金的困境或壓力。惟此緊急情況尚無須至必陷於危難的程度，若急需給付的原因迫及「追求基本生活所需」，即得認為「急迫」。至被害人是否尚有資產或其能否由其他親友獲得經濟上之支援，因涉及被害人能否及時並有效處分財產，或其親友有無為被害人疏解窘境之意願，不在考慮是否屬「急迫」範圍之列。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能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驗」係指根據被害人特性，除欠缺實際借貸經驗外，並包括因欠缺借貸金錢的相關知識，致被害人對於金錢借貸之某些行為情狀與事實的察覺力或判斷力受限。亦即，縱被害人具有實際舉債的生活經驗，亦不代表其有足夠的借貸相關知識，亦可能因其欠缺借貸的相關知識（如地處偏遠，資訊獲取不易、不識字或教育程度之限制，而無法理解相關資訊等），致其察覺力或判斷力受有限制。相對地，若借貸人雖未有實際借錢的生活經驗，但因其可能已透過各種管道獲取相關借貸知識，甚或其本身即為經常性參與金融活動，以從事金融交易作為獲取利潤維生之人，則必有理解締結借貸契約風險與評估的能力，縱屬初次借貸，亦不能謂其為無經驗之人。所謂「難以求助之處境」為民國103年6月18日修法時所增列，依其修正理由：「本條構成要件原為『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惟考量若干情形可能未能為上開情形所涵蓋，為避免法律適用上之漏洞，爰於第1項增列『難以求助之處境』之情形。」等語，惟未說明何種情況屬於難以求助之處境或為原構成要件「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所無法涵蓋。因所謂「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等情狀，從客觀角度理解均屬「難以求助之處境」之弱勢情狀，立法者既以「難以求助之處境」作為本罪適用上之漏洞填補，應屬一種概括規定，即應參考德國刑法重利罪構成要件除急迫、無經驗外所包括的「判斷力欠缺」（乃被害人由於心智能力方面低弱，顯現出無法透過經驗彌補之弱勢，使其透過理性動機引導自己的能力降低，或使其正確地衡量契約的給付與對待給付，進而評斷交易締結之經濟後果的能力顯著下降）或「顯著意志薄弱」（即面對刺激、引誘、拐騙，被害人對於重利要求的抗拒能力顯然低於參與相同交易情狀的一般人）等弱勢情狀，亦屬所謂「難以求助之處境」範疇之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68 號判決意旨參照）。㈤、關於告訴人向被告借款之原因，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因之前遭投資詐騙損失數十萬元，恐家人責罵，始上網尋求借資，陷入以債養債等語（警卷第19頁）；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有渣打銀行的信用貸款要繳，所以向被告借錢繳貸款，我一個月薪水快3萬元，住家裡沒有租屋，一個月信用貸款要繳1萬1000多元等語（偵卷第37至38頁）；於審理時證稱:因為我銀行有欠卡債，無法向銀行借款才會選擇私人小額借貸，借款要用於償還信用貸款等語（本院卷第109至110頁）。由此可知，告訴人係因顧慮名聲不欲人知其遭投資詐騙損失金額及為償還銀行信用貸款，方在權衡利弊得失後，選擇向本件被告借款，足認告訴人在自身資金不足且信用耗盡之情況下，仍為追求維護在外形象之目的，選擇接受被告高額利息之資金，是告訴人向被告借款時，客觀上是否確實處於金錢或財務一時運用上之迫切需求，抑或有無生活上陷於經濟上急需資金之困境或壓力而處於迫及「追求基本生活所需」之急迫狀況，顯非無疑。㈥、又告訴人於審理時自陳:我向被告借款前，曾向2至3位債權人私人借款等語（本院卷第104頁），且告訴人曾①於111年11 月20日向柯宏達小額借款，告訴人於該案警詢指稱:當時柯宏達答應借我3萬元，我簽完本票，他只拿1萬2000元給我，每日為1期，1期繳納1000元，借款時預扣利息1萬7000元，再預扣隔日第1期1000元費用，我當下質問他，他稱高利貸就是這樣，我聽到後表示不想借款，想退還他，但他說簽了本票不借也是要還3萬元，他不怕我告他們，我只能自認誤上賊船，且已繳15期1萬5000元，我覺得放貸不合理所以停繳等語（本院卷第131至134頁）；②於112年11月27日向LINE 暱稱「皮諾丘」之人借貸3萬元，且於該案警詢時指稱:我第一次向「皮諾丘」借款的3萬元已在112年11月26日清償，之後「皮諾丘」又說可以再放款，我又第2次向他借了3萬元，每日為1期，每日繳2500元，他只拿1萬3000元給我，預扣利息1萬7000元，我已繳7期共1萬7500元，我認為不合理且對方不願意返還我第1次簽立的本票，所以停繳等語（本院卷第146至147頁）；於該案偵查中坦稱:我辦過車貸跟其他民間借貸，我向「皮諾丘」第一次借款時就知道民間借貸利息較高，因為我信用評分不夠，且被親友拒絕借款，所以我才會向民間借貸，用於繳納車貸及民間借款等語（本院卷第15 2頁）。是可知告訴人在向本案被告借款之前，已有向柯宏達、「皮諾丘」等人借款並支付高利之借貸經驗，對於民間小額借貸所需支付之利息有一定之認知，卻仍主動向被告尋求小額借貸，足認其應係經過考慮、權衡利害後，決定接受被告高額利息之資金，而非係欠缺慎思下之草率決定，自難認告訴人向被告借款時有何「輕率」、「無經驗」之處境或有何處於「判斷力欠缺」或「顯著意志薄弱」等難以求助之弱勢情狀。況依告訴人上開證述之內容，告訴人係因另有其他貸款須繳納，而向被告借款，是告訴人係以借貸新債償還舊債之方式，獲取延後以自身財物還款之期限及貸款信用，已難認其向被告借款係與自身基本生活所需有關。再徵諸告訴人當時月薪近3萬元，其應係經評估自身財力後，自認可以配合被告提出之貸款條件，方決定向被告借款，故由現存卷證，尚無從逕認告訴人於向被告借款時，客觀上有何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而，縱認被告有貸以如公訴意旨所載之暴利予告訴人，亦不能遽以重利罪之罪責對被告相繩。六、綜上所述，被告確有貸以告訴人款項，並收取高於法定利率之利息，然告訴人此前非無向民間小額借貸之經驗，依其先前貸款經驗，應有足夠能力理解向被告借貸之風險，告訴人於權衡自己之需求及還款能力後，本於自我判斷而主動向被告借貸，客觀上難認其借款時，存有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等弱勢情境，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利用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而貸以金錢收取重利。此外，復查無其他確切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陳嘉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楊意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2025-03-20

TNDM-113-易-1567-2025032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恐嚇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63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潘湘羚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7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0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潘湘羚於民國112年8月27日15時24分許，在臺南市○○區○○段地號000-1號(下稱○○段000-1地號土地) 前，因袋地通行權問題，與告訴人許弘業發生爭執，被告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上開自小貨車），往後倒車並加速往前作勢衝撞告訴人，以此方式恐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並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5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況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參、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許弘業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證人即地主許惠玲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及監視器畫面截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告訴人提供之現場照片等件為其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前揭時、地，有駕駛上開自小貨車往後倒車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犯行，辯稱：我會倒車欲進入○○段000-1地號土地，是要通往我所有的○○段000 地號土地，因為當時颱風來，我要去幫我的承租人載我土地上的柚子，而我會看後面的車況，係因我的車子沒有倒車雷達，駕駛過程沒有做加速的動作，也沒有衝撞告訴人的意思，當時我不知道告訴人站在哪裡，車子後面沒有人等語。伍、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陸、經查：一、被告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自小貨車於○○段000-1地號土地前方道路進行倒車，嗣煞車將上開自小貨車停放於○○段000- 1地號土地前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原審卷第77頁、第82至83頁；本院卷第83頁），並經原審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影像確認屬實，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4至75頁、第91至105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二、公訴意旨固執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以證明其與被告因袋地通行權問題發生爭執後，被告前往駕駛小貨車，而告訴人站立於○○段000-1地號土地門口，被告調整小貨車後，朝告訴人方向倒車，再緊急煞車之事實。惟以：　㈠告訴人雖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2年8月27日約15時許，在我妹妹許惠玲與其他親戚共同持有之○○段000-1地號土地，發現有一群人破壞土地的門鎖，我發現這群人都是沒有袋地通行權之人，我就於現場錄影蒐證並報警，約於15時22分許，被告開車來現場，被告下車後跟我產生爭執說她有袋地通行權要進去裡面，我跟她說我報警了先處理完這些沒有袋地通行權的人再說，過程中我抓著被破壞的門鎖跟被告說，處理好再讓妳進去，被告就突然很生氣，就坐上她駕駛來現場的 000-0000號自小貨車，並將頭擺正後，就突然往我這個方向急速倒退，我看到時已經無法閃躲，但被告最後有急煞車等語（見警卷第7至8頁），復於偵訊時證稱：我們有在土地門口做圍籬，我們有答應把密碼鎖給他們，8月27日早上我一直等他們，中間我有去吃飯，等到下午3時多回來，我就看到他們有去破壞門鎖，也有破壞鄰地的門鎖，我到的時候被告沒有在現場，因為對方有一位姓曾的先生，有承認鎖是他們破壞，所以我就有搜證報警，這時候被告就開著另外一部貨車過來，被告就下車，就開始拉扯我，並說他有袋地通行權，我就說我有報警了，他就叫我趕快離開，我人就站在圍籬的門口，被告就去開他開來的小貨車，我以為他開車子是要離開，結果他是要調整車子，後車頭對著我，他一倒車的時候有緊急煞車，我心裡就受到驚嚇害怕，他煞車的時候離我大概10幾公分等語（見偵卷第33至35頁），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件案發時間112年8月27日下午3時左右的時候，你是否有在臺南市○○區○○段地號000-1號的土地前面看到被告駕駛自小貨車到土地面前？)有；（被告開小貨車到土地前面之後，有無先下車？）有；（他下車有跟你互動嗎？）被告來的時候我已經報案了，因為其他人毀損我們的財物，而被告本身是000地號的地主，他有我們000-1地號的袋地通行權，但是已經有人承認他毀損掉我們的門鎖，還有000地號，那也是我們租賃的另外一處門的門鎖，就是毀掉兩處的門鎖，他已經承認了，我已經報警處理；（他是誰？）他叫曾進良；（他是另外一個人？）是。被告來的時候就說他有袋地通行權，他要進去，但是曾進良已經把車子從000地號開往000-1地號要開出來，車子已經靜止在那裡，我就跟被告講我們先處理非法入侵跟毀損的罪，我已經報案了，請警察來以後，你要通行再通行，被告就開始以幾近於暴力的手段，只是沒有針對我的人身攻擊而已，跑上他所駕駛的白車小發財車，我在000-1地號的門，這一邊是000地號的，000- 1地號這個是臨馬路，他本來車子是停橫的，就開始倒車，但是在同一時間000-1地號上面已經有曾進良駕駛的車子在土地上，根本就無法進入，其實被告是要掩護曾進良可以走開，所以被告的車子就一直喬角度對準我後，急速的後退，然離我很近的時候才猛踩煞車，差一點就可以把我撞傷，被告應有故意要致人於死的意圖；（【提示案發現場照片，警卷第17頁】這個照片就是你剛剛說有1台曾進良的車子已經停在這個土地裡面？）對。照片中淺色衣服的是曾進良；（你當時人在哪裡？）這張看不到我的位置。因為我在塑膠墊往照片下方延伸有一到門出去就是馬路，我站在門的地方；（當時被告的自小貨車是在？）被告是停在馬路上；（你剛剛說被告下來之後，先跟你說有袋地通行權，後來他為什麼會倒車讓你覺得害怕，是什麼情況？）被告是為了要讓曾進良開車出來；（【提示臺南地檢113年5月29日勘驗截圖，偵卷第73頁】這是監視器照片，被告倒車的時候，你站在車子哪裡？）就在被告小貨車的車斗後方。他這個已經是急煞停止以後，照片上白色車是車頭，我站在車子尾門的位置，被告本來是停橫向的；（他往你急衝之前，你距離車尾多遠？）他本來是停橫的，我就站在門口；（被告上車開車前，你們互動的過程中，你有無跟被告說裡面小路已經有藍色車子，不要再開進去？）我沒有跟被告講，因為被告看得到，距離被告只有5、6公尺左右而已；（被告上車開車之前，有無看到你站在門口？）確定他有看到我。而且那個倒退就是對準我的；（你怎麼認為被告他是對準著你？）他本來是橫停東西向的，他是故意倒車對準000-1地號的另外一道門，然後用倒退的方式向我直衝再急煞，以偵卷第73頁的照片，被告的車尾、車斗就在我前面即門的前面，當下如果他沒有急煞，我保證被他撞死都有可能；（被告急煞之後，最後煞車停下來距離你多遠？）一個拳頭的距離，而且還是急煞；（當時你的感受？）當然會害怕，我到現在還餘悸猶存，想到那個畫面我到現在有時候都會做夢；（為什麼你到112年11 月7日才到警局報案說你被恐嚇？）當時有20幾個人都是被告的人，我一開始並沒有證據，是調閱錄影帶能證明被告犯罪後，我才提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04至108頁）。　㈡然觀以原審當庭勘驗案發當天○○段000-1地號土地前之道路監視器影像之勘驗結果（見原審勘驗筆錄及截圖，原審卷第74 至75頁、第91至105頁），僅見被告駕駛白色上開自小貨車於○○段000-1地號土地前方道路倒車，而其中畫面均未出現告訴人之身影，自無從判斷告訴人在被告倒車時所站立之確切位置，且證人即在場人吳金木於本院審理時係證稱：我當天有看到被告在倒車，被告倒車是要進去載柚子，我沒有看到告訴人站在被告車後，他站在門邊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 222至223頁），則告訴人上開所證情節，已難逕以採認，尚不得僅因被告曾供稱：「後面有人在走動」、「比較靠近小徑的時候就有人」等語（見偵卷第18頁），或告訴人當下有站立在被告駕駛上開自小貨車倒車之方向，即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㈢況依據原審前揭勘驗結果，被告於倒車之過程，尚有多次往前方移動以調整車輛角度與馬路垂直之舉，且對照路邊行人之速度，以及被告調整車輛角度直到車頭幾乎碰觸到前方之鐵圍籬，開始倒車(影片時間15:25:37)，至其將車輛煞停( 影片時間15:25:47)此一小段距離，被告即花費了約10秒之時間（見原審卷第74至75、93至105頁），由此可見案發當時被告係以緩慢之速度進行倒車，而被告是否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往後倒車並加速往前作勢衝撞告訴人」之舉，尚非無疑。　㈣再者，觀諸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提出之另一段手機拍攝畫面，上開白色自用小貨車業已停放在○○段000-1地號土地之鐵門前，由此可資判斷此段手機錄影畫面，應係在被告將上開白色自用小貨車倒車停放在○○段000-1地號土地前方道路，亦即告訴人指述遭被告「往後倒車並加速往前作勢衝撞」之行為後所拍攝。而依上開手機攝得之畫面可見，告訴人於當下確有與被告及其他在場之人因為○○段000-1地號土地之袋地通行權問題發生爭執，然而，告訴人當時僅提及被告與其他在場之人為了要採收柚子，貿然將鐵鍊剪斷，並不斷重覆「妳不要毀損喔」、「妳不要毀損喔妳不要毀損喔」等語，其中對話全未提及或質問被告何以駕駛上開自小貨車企圖衝撞自己一事，甚直接讓上開自小貨車駛離現場，而全無攔阻之舉，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足考(見原審卷第75至7 7頁、第107至117頁)。復佐以證人即告訴人之妹妹、○○段00 0-1地號土地之地主許惠玲於偵查中亦證稱：（你到現場時，是否有聽到你哥哥說被告要開車撞他？）沒有，因為當時現場很亂，後來我就去警局作筆錄，是後來我回臺北後，我哥哥有調到監視器畫面後才跟我說這件事等語（見偵卷第35 頁）。而衡情倘告訴人如其所證，案發當時有因被告之倒車作勢衝撞行為受到極度之驚嚇，甚感生命受到威脅，實無由於案發當場不僅對於自己遭被告企圖駕車衝撞一節均未有任何表示，而僅提及鐵鍊遭剪斷、毀損一事，復未曾向同日前來○○段000-1地號土地現場之妹妹許惠玲提及此事，並遲至距離本件糾紛發生數月之後始行前往警局提出本案告訴，指稱案發當天尚有遭被告駕車意圖衝撞，此等情節，亦要難認與常情無違。　㈤稽此，告訴人上開指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尚屬有疑，而無從逕予採認。且卷內亦無相關事證足以補強佐證告訴人指述之憑信性，自不得執以遽為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之不利認定。　㈥至檢察官雖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告訴人希望聲請調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030號偵查中案件（下稱另案），為被告反告告訴人妨害自由，告訴人認為在另案被告自己提出之3個錄音錄影檔，可以佐證告訴人當時有站在車子後面，此部分是否與本案有關、有無調查之必要，會再陳報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然嗣後經檢察官提出補充理由書表示意見如下：「告訴人於本案113年12月5日審判程序，表示希望調閱被告潘湘羚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030號案件（該案業經檢察官於113年11月22日為不起訴處分）113年3月27日開庭時所提供之3個錄影檔案，作為被告本案恐嚇犯行之證據，然經本署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調閱113年度偵字第4030號全案卷證，被告雖有於113年3月2 7日開庭時庭呈3個錄影檔案附卷，惟經檢視該3個錄影檔案內容，並無告訴人所稱有錄到告訴人案發當時站在被告所駕車輛後方之情形，故檢察官認為此部分並無調查之必要。」，有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檢察官補充理由書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89頁）。檢察官既認無調查之必要而未向本院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並陳明上開3個錄影檔案內容並無告訴人所稱有錄到告訴人案發當時站在被告所駕車輛後方之情形，是認告訴人此部分聲請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涉，並無調查之必要，亦無從據以另案錄影檔補強告訴人陳述之憑信性，而告訴人所稱有另案錄影檔可以佐證案發當時其有站在上開自小貨車後方一情，要非足取。三、公訴意旨雖憑證人許惠玲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偵卷第35 頁），以證明其於15時許到達現場，拉著鐵門，禁止他人離開及進入上開土地，而被告持續稱其有袋地通行權，並要求讓已經進到土地鐵門內之藍色小貨車離開之事實。然證人許惠玲於偵訊時證稱：（有無看到被告開小貨車要進去土地？）那時候我人不在現場，我到的時候沒有看到白色小貨車等語明確（見偵卷第35頁），足見案發當時證人許惠玲並未在現場，更未見聞告訴人所指述之案發情形，則自無從憑以證人許惠玲於偵訊時之證述及公訴意旨所執之待證事實，作為告訴人上開證述具有憑信性之證據，亦不得資以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四、公訴意旨復以監視器畫面截圖3張（見警卷第19至21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見偵卷第71至74頁），證明被告駕駛小貨車倒車，過程中持續轉頭確認後方狀況，並開始加快速度倒車，接著急煞並下車之事實；另引告訴人提供之現場照片（見偵卷第41至69頁），證明於案發時間，上開土地鐵門內，有1台藍色小貨車欲離開土地遭阻擋，且該土地寬度僅能容許1台車通過之事實，惟據前述，尚無足執以上開監視器畫面截圖、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件，及公訴意旨所指之待證事實，即論斷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五、公訴人雖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明坦承其於112 年8月27日15時24分許，有駕駛上開自小貨車前往○○段000-1 地號土地門口，其欲倒車進入該土地採收柚子，因有人站在門口阻擋而煞車之事實，然被告自始未供承有何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是當無從憑以被告之供述及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待證事項，作為認定被告有上開公訴人所指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之證據。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柒、駁回上訴之理由：一、原審以依案發現場之監視器畫面、原審勘驗結果及證人許惠玲之證述，均無從認定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駕車欲衝撞告訴人之舉。本件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證其指訴與事實相符，是檢察官所舉上開證據並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涉有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已詳敘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不足資為被告犯罪之認定，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經核洵無違誤。二、檢察官據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倒車前明知倒車方向有告訴人站立於此，此點經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述明確，原審以告訴人與被告間前有袋地通行權之糾紛，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而不採告訴人之陳述，然原審不察與告訴人存有袋地通行權糾紛之對象並非被告，更有甚者，告訴人是同意將數字鎖之密碼交付被告，告訴人所欲防止通行○○段000-1地號土地者，是除被告以外之曾進良及其他不詳之人，而告訴人並未主張曾進良等人對其有何恐嚇之情事，顯見告訴人之告訴並非全無理由。再者，依據告訴人之記憶，被告倒車打算進入果園未果後，停車下車之第一時間，即是到圍籬門口處找告訴人理論，與原審所認定被告在倒車時無法確定告訴人身在何處一節不符，此部分宜傳喚告訴人到庭交互詰問，並與被告對質以釐清事實為何，原審未曉諭檢察官聲請傳喚，亦未敘明不予調查之理由，即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惟以：　㈠按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認檢察官所提前揭各項證據不足採為證明被告有其所指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㈡況據告訴人之證述；證人許惠玲於偵查中之證述，及上開監視器畫面截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告訴人提供之現場照片等件，尚無足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且卷內亦無相關事證足以補強佐證告訴人指述之憑信性等節，業經本院依據卷內相關事證認定詳如前述，原審亦同此認定。而上訴意旨復以前揭情節，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執，並作為推論被告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之相關事證，要難認可採，亦不得逕執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㈢上訴意旨復指以：依據告訴人之記憶，被告倒車打算進入果園未果後，停車下車之第一時間，即是到圍籬門口處找告訴人理論，與原審所認定被告在倒車時無法確定告訴人身在何處一節不符，此部分宜傳喚告訴人到庭交互詰問，並與被告對質以釐清事實為何，原審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惟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傳喚告訴人到庭作證進行交互詰問，而告訴人並證述上開情節，然揆諸前揭說明，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據前述，告訴人之證述，尚無資以擔保其真實性之補強證據，是要不足逕憑告訴人之證述，即作為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之唯一證據。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而告訴人是否對曾進良等人提出告訴或有無主張曾進良等人對其有何恐嚇之情事，尚屬告訴人如何行使其告訴權之事項，核與本案待證事實與直接關聯性，而公訴人既未舉出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有上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詳如前述，則無足執以告訴人並未主張曾進良等人對其有何恐嚇之情事，即逕認告訴人之告訴並非全無理由，而論斷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四、從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猶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修言、鄭愷昕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政賢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2025-03-20

TNHM-113-上易-563-20250320-1

易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19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黎青水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7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黎青水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黎青水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4時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EVA越式洗髮SPA」店內，為告訴人張涵嘉清除耳垢時，本應注意告訴人已罹有中耳炎，發覺告訴人耳垢不易清除時，並應注意使用耳垢油加以軟化，竟疏未注意及此，執意以工具用力清除耳垢，縱經告訴人喊叫疼痛，仍要求告訴人忍耐，而不肯罷手，致告訴人受有雙側外耳炎、右側外耳膿瘍、右耳耳膜穿孔、左耳黴菌感染、右耳外耳道發炎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證人即告訴人配偶洪子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汪昇勳耳鼻喉科診所函附病歷資料 1份、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診斷證明書各1份等件為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故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為告訴人進行掏耳行為，惟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有跟我說她耳朵不舒服，請我幫她慢慢用，我有跟告訴人說她耳朵有紅腫，不能再繼續挖，告訴人有跟我要我繼續挖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為告訴人進行掏耳行為，告訴人於被告掏耳過程有喊痛，證人洪子軒於告訴人之後接受被告之掏耳服務，嗣告訴人於112年11月23日因「雙側外耳炎、右側外耳膿瘍」先前往毛重富耳鼻喉科接受治療，翌日（24日）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診斷告訴人有「右耳耳膜穿孔，左耳黴菌感染」之症狀，告訴人於同年月29日再前往高醫接受治療，高醫認告訴人有「右耳外耳道發炎、左耳黴菌感染」等情，此有告訴人及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所為之供述、上開醫療機構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是上開事實，洵堪認定。　㈡公訴意旨雖認告訴人前往接受被告掏耳服務前，已罹有中耳炎之情，並以汪昇勳耳鼻喉科病歷資料為據（偵卷第57頁），惟告訴人於本院證稱其係因感冒前往汪昇勳耳鼻喉科看診，其係主動填寫過往幼稚園時曾罹患有中耳炎之病史等語（本院卷第83至84頁），此核與汪昇勳耳鼻喉科診所病歷資料上係在「過往病史」欄位圈選「氣喘、鼻過敏、中耳炎」之記載相符，是公訴意旨認告訴人原罹患有中耳炎乙情，即與事實並非相符，先予敘明。　㈢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前往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看診時，有詢問醫生「右耳耳膜穿孔，左耳黴菌感染」是否為掏耳所造成，醫生告知右耳耳膜穿孔係外力造成，黴菌感染是因為工具沒有消毒乾淨所造成，且因為耳朵環境本來就適合黴菌生長，如果有傷口的話，黴菌會長得特別快等語（本院卷第 99至100頁），然本院發函就告訴人之「右耳耳膜穿孔」症狀究竟是耳膜穿孔炎所致或係外力所造成、「左耳黴菌感染」是否因掏耳器材未消毒乾淨所致等問題詢問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該醫院於113年12月20日以高醫同管字第1130506301 號函函覆本院略以：㈠看診時僅會就看到結果作描述，不會說是何種方式導致，因此無法得知耳膜穿孔是否為外力或耳膜穿孔炎所致；㈡耳黴菌感染原因很多，無法證實是因為手指、棉棒或掏耳棒等器材未消毒乾淨而為掏耳行為所致；㈢病患於就診主述雙耳耳痛兩天，就臨床經驗耳黴菌比較不會在短時間內發生，因此無法得知耳黴菌是何時發生等語（本院卷第123頁），故依上開函文可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謂看診醫師告知其耳膜穿孔及耳黴菌均是外力所致等語，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再者，上開函文亦表示無法僅從有耳膜穿孔及耳黴菌之病狀，即可推認係外力或掏耳行為所致，且因上開函文說明耳黴菌無法在短時間發生之期程等語以觀，反而排除告訴人之耳黴菌感染與被告掏耳行為間有因果關係存在，故公訴意旨認係被告為告訴人掏耳致有系爭傷害，要難有據。　㈣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平常有習慣性用棉花棒掏耳朵，因為我是濕耳朵，就是耳屎是濕的、黏黏的那中，案發當日覺得耳朵在癢，癢到不舒服，我用棉花棒挖不到，所以才去找人掏耳，被告一開始只有用不知道什麼工具在外邊掃耳朵外邊，但我因為自己是耳朵癢掏不到，所以我就請被告往裡邊挖，請被告幫我挖出來等語（本院卷第83、88、89、 96頁），由此足見告訴人於上開時、地請被告為其掏耳前，告訴人之耳朵已有發癢到不舒服，且告訴人亦有自行以棉花棒掏耳而欲止癢之情，故本院認實無法排除告訴人耳朵於本案案發前早已受黴菌感染，故告訴人始會覺得發癢到不舒服；再者，告訴人既有自行以棉花棒掏耳行為，是亦無法排除告訴人耳膜穿孔是其自身掏耳行為所致。故系爭傷害既無法排除於被告行為前已存在或因告訴人自身行為所致，自難認被告有公訴意旨稱之過失傷害犯行。五、綜上，本案檢察官對於所指被告涉犯之過失傷害罪嫌，舉證容有未足，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林育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2025-03-20

KSDM-113-易-419-20250320-1

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777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樟耀送達處所：新北市○○區○○路000號（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選任辯護人高奕驤律師陳立涵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2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謝樟耀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樟耀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下稱蘆洲分局）警員。緣告訴人陳美玉（原名陳明芳）曾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2樓B室（下稱本案居所、告訴人現已搬離該處）經營個人按摩業務，於民國109年12月3日，蘆洲分局警員朱富生因認告訴人涉嫌妨害風化，故喬裝客人於該日下午某時許至本案居所內與告訴人交談，然朱富生於過程中向告訴人表明自己為員警之身分後，告訴人拒不配合，並與朱富生發生推擠、拉扯等肢體衝突，告訴人於衝突過程中受有傷害。又朱富生為讓當時在本案居所與相鄰房間之共用大門（下稱共用門）外之蘆洲分局員警呂維晉、張德瑋、張清俊、被告進入本案居所協助其逮捕斯時已涉嫌妨害風化、妨害公務等罪嫌之告訴人（所涉妨害公務罪嫌，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134號為不起訴處分），遂打開共用門讓呂維晉等4人進入本案居所，而被告明知當時自身未持有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亦無刑事訴訟法所定得行搜索之情狀，且未得告訴人同意，竟基於違法搜索之犯意，於告訴人在本案居所遭朱富生、呂維晉、張德瑋、張清俊看管致其行動自由已遭限制、無危害員警生命、身體安全之虞時，仍翻動本案居所內告訴人之衣櫃、抽屜、包包等處所、物品（被告及朱富生等6名員警涉犯傷害、侵入住宅等罪嫌，業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 111年度偵續字第242號為不起訴處分）。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34條、第307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違法搜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蘆洲分局三民派出所員警朱富生、張德瑋、保安警察第一總隊（時任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員警張清俊、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員警呂維晉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警製現場密錄器影像檔案暨新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新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134號案件影卷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認其係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員警，於前揭時地，有翻找本案居所內告訴人之衣櫃、抽屜、包包之情，惟堅決否認有何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違法搜索之犯行，並辯稱：伊係為了查詢告訴人身分，並無違法搜索之主觀犯意等語。其辯護人則以：被告係為確認告訴人身分，才會翻找本案居所內告訴人之衣櫃、抽屜、包包，並於找到告訴人藥袋得以確認其身分後，隨即停止繼續翻找之動作，況且被告全程開啟自身配戴之密錄器，復將現場密錄內容提出作為本案證據，是被告主觀上並無本案犯罪故意，否則豈會提出前開證據而自昭己罪；又被告所為前揭翻找告訴人衣櫃、抽屜、包包之舉，其主觀上係認為執行附帶搜索而屬依法令之行為，縱或不符刑事訴訟法之附帶搜索要件，僅是誤認此一阻卻違法事由之前提事實，至多屬於過失，而刑法第307條之違法搜索罪並不處罰過失犯，故被告所為，亦不成立本罪等語，為被告利益辯護。　　五、經查：㈠、被告係任職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之員警，於前揭時地，未持有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對告訴人之衣櫃、抽屜、包包進行搜索等情，為被告坦認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35頁），復據證人朱富生、張清俊、張德瑋、呂維晉分別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明確（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1884號卷〈下稱偵3 1884卷〉第11至18頁；新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42號卷〈下稱偵續卷〉第43至47、153至156、179至181頁），並有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109年12月3日警員職務報告、蘆洲分局三民派出所110年07月28日、同年月29日警員職務報告各1份、警方密錄器影像擷圖（照片編號1至9）9張、新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密錄器錄影畫面部分）、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12年1月17日、112年3月15日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134號卷第13 頁；新北地檢署110年度他字第566號卷第36至42、44至56頁；偵續卷第58-1至145頁；本院易字卷第144至153、154-1至 154-13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㈡、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之成立，係指不依法令搜索他人身體、住宅、建築物、舟、車或航空機之情形，刑法第307條已有明文。所謂「搜索」係泛指一切對人之身體、物品或處所，所實施之搜查行為；而「不依法令」搜索則指行為人無法令上權限卻實行搜索行為，或行為人雖有法令上權限，卻不依法定要件與程序加以搜索。行為人除對本罪之行為客體即他人身體、住宅、建築物、舟、車或航空器，須具有認識外，並須認識其係實行搜索行為而決意為之，始能成罪，至於「不依法令」並非本罪構成要件故意之內涵，而屬違法性上之認識。又按刑法第1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已明白揭示罪刑法定原則，倘行為時之法律未明文規定，即無犯罪可言，自不得以類推解釋之方式為不利行為人之解釋，更不得比附援引與行為相近似之條文，以做為論罪科刑之法律依據。經查，被告雖於前揭時地，對本案居所內告訴人之衣櫃、抽屜、包包進行搜索，惟刑法第307條對違法搜索罪之行為客體，已明訂限於他人身體、住宅、建築物、舟、車或航空器，基於刑法罪刑法定主義，禁止類推解釋原則，行為人對前揭客體以外之物進行搜索，自不構成本罪。則被告縱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之衣櫃、抽屜、包包進行搜索，與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之構成要件不合，自不得以違法搜索罪相繩。㈢、附帶搜索，係為保護執行人員人身安全，防止被逮捕人逃亡與湮滅罪證，在必要與不可或缺之限度下所設令狀搜索之例外規定，該條規定搜索之範圍依法應限於嫌疑人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使用之交通工具」、「其他立即可觸及之處所」。而所謂立即可觸及之處所，則應依犯罪嫌疑人體格、身體自由是否受限制、行動機靈程度與扣押物所在距離遠近、閉鎖情形等具體狀況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30號判決意旨參照）。然查，經本院勘驗被告身上密錄器蒐證畫面之結果略以：　　(一)、「現場13」影像　　…… 　　甲男：「妳剛剛，妳叫什麼名字?妳要不要好好說(台語)。」　　一男聲：「要不要好好說?不然要把妳上手銬(台語)。」　　甲男：「好好說，在裡面。」　　乙女：「陳明芳。」　　甲男：「在裡面，東西拿一拿我們回去，好不好，證件拿一拿我們回去。」　　一男聲：「警察都來，妳要搞成這樣?」　　甲男：「都來了，不要搞成這樣，上銬很難看，站起來，我們去拿東西。」　　乙女：「我沒有東西要拿了。」　　甲男：「證件要拿。」　　…… 　　甲男：「去拿東西，證件拿一拿。」　　乙女：「我沒有東西要拿。」　　甲男：「妳沒證件，我們要怎麼查?我們怎麼知道妳叫陳明芳?」　　乙女：「我等一下打電話叫人拿。」　　甲男：「不用，妳現在進去拿，妳手機不用拿嗎?」　　甲男：「身份證字號報一下。」　　(二)、「現場14」影像　　…… 　　甲男：「身份證字號多少?我們報一報就離開了。多少?」　　乙女：「我要去醫院。」　　甲男：「多少啦，妳沒報證件我們怎麼讓妳離開?多少?」　　…… 　　乙女：「陳明芳。」　　甲男：「陳明芳噢，來現行妨害公務，現在給妳逮捕。」　　甲男快速念完權利告知事項，並將乙女上手銬。　　…… 　　甲男：「附帶搜索。」　　甲男及旁邊之男子拉住乙女朝畫面左方移動(即敞開房門處) (圖六) 　　一男聲：「附帶…」　　甲男：「附帶搜索。」　　乙女邊抗拒邊哭喊好痛等語　　一男聲：「附帶搜索。」　　隨後乙女遭拉往房間內，並一路喊叫。　　甲男：「附帶搜索來，進來。」　　一男聲：「妳自己搞的，妳看。」　　乙女進入臥房處　　甲男：「坐著。」　　乙女坐在床上。(圖七) 　　…… 　　甲男：「你們搜就好，這我顧就好。」　　畫面內可見此時(18:27:28)房間除甲男、乙女，尚有丁男及另一名著黑色衣服戴眼鏡男子(下稱戊男)。(圖八) 　　…… 　　甲男聲：「看看證件有沒有，皮包證件有沒有。」　　…… 　　(三)、「現場15」影像　　……　　　於18:28:49甲男翻找衣櫃，從中拿出一個黑白格後背包翻看 (圖十五)，並於18:29:00拿到床上，持續翻看(圖十六) 　　乙女：「幫我叫計程車，幫我叫救護車，剛剛那個警察咧? 」　　一男聲：「妳先坐著，妳先坐好啦。」　　乙女：「剛剛那個警察咧?」　　一男聲：「妳給我坐好，妳聽不懂嗎?...，妳再這樣我給你上腳鐐。」　　於18:29:03甲男自後背包內拿出一似筆記本快速翻看(圖十七)後放回，並持續翻找後背包。　　…… 　　於18:30:02甲男自抽屜中拿出一包袋裝物品，並自夾鏈袋中拿出一包物品(圖二一)。　　於28:30:13，甲男將該包物品放到床上，翻找內容物。　　甲男：「俊哥你…資料在這(台語)。」(甲男自該包物品中抽出一紙張，圖二二) 　　甲男將該紙張交給已男：「她的資料(台語)。」　　一男聲：「阿妳的證件咧?」　　甲男：「叫派出所查一下好了。」　　隨後甲男移動到丁男旁稱「包包有嗎?」　　一男聲：「妳有沒有案底?為什麼不拿證件出來?」　　於18:30:43，甲男再拿起前開袋裝物品翻看裡面內容物，拿出類似藥品的東西(圖二三)。　　…… 　　於18:31:00，甲男將自袋裝物品拿出的東西放入袋中後，又將該袋物品放回衣櫥內，走向乙女並拿一瓶水：「來，這這，這有水，給妳喝，坐著，好好講，等下幫妳解開了。」並將瓶裝水打開遞給乙女。　　此有前揭本院勘驗筆錄及附圖6至8、15至17、21至23（見本院易字卷第146至153、154-3至154-4、154-8至154-9、154- 11至154-12頁）在卷可佐，且甲男係被告、乙女係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 153頁）。而依前開本院勘驗筆錄內容，案發當時告訴人在本案居所共用大門與告訴人房間之間的通道上，遭被告及其他在場員警以妨害公務之現行犯予以上銬逮捕，斯時告訴人之行動自由已遭限制，則告訴人房間內之衣櫃、抽屜、包包難認係告訴人遭逮捕時立即可觸及之處所、物品，何況告訴人雙手既已上銬，並無危害在場員警人身安全、或有逃亡與湮滅罪證之情事可言，且被告及其他員警客觀上並無不能將告訴人帶回警局訊問以確定人別之困難情事，是被告對告訴人房間內之衣櫃、抽屜、包包進行翻找之舉，已有逾越附帶搜索之執行範圍甚明。　㈣、惟觀諸前開本院勘驗筆錄內容，當被告詢問告訴人之人別資料時，告訴人雖曾表示自己姓名為陳明芳，但被告為確認告訴人所述姓名是否屬實，進一步詢問告訴人身分證字號、復要求告訴人提出證件以供查驗時，卻未獲告訴人之正面回應而無所得，斯時被告以告訴人涉嫌妨害公務之現行犯予以逮捕，並將告訴人帶至房間實施所謂「附帶搜索」，進而翻找該房內衣櫃、抽屜、包包，且於抽屜中拿出一包物品並從中抽出一張紙條，得以確認告訴人身分資料後，便即停止翻找動作，此與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其係為查詢告訴人身分，始翻找告訴人之衣櫃、抽屜、包包，並於找到告訴人藥袋得以確認其身分後，隨即停止繼續翻找之動作等語，互核大致相符，足認被告前揭所辯並非無稽。從而，被告所為雖客觀上逾越附帶搜索之範圍，有如前述，但亦凸顯被告之主觀認知，應係誤認「立即可觸及之處所」為一移動性之概念，可隨被告位置移動而有所更易，認為此時可為附帶搜索，且其目的僅是單純出於查證告訴人身分，並於尋獲可資確認告訴人身分之資料後，隨即停止繼續翻找，而未在本案居所其他空間大肆搜索；更有甚者，前開密錄器蒐證畫面係由被告身上配戴之密錄器所錄製，倘若被告具有違法搜索之犯意，當不會將其搜索行為全程錄影成為自己犯罪之不利證據，是被告主觀上有無違法搜索之犯意，自非全然無疑，尚難逕認被告所為構成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之罪名。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就被告被訴事實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仍存有合理之懷疑，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智美、龔昭如、洪郁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梁世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曾翊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2025-03-20

PCDM-112-易-777-20250320-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50號上訴人邱東泰選任辯護人陳隆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342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713、10690、14 3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邱東泰有如其事實欄（包含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至9）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刑（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已詳為說明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如何不可採信，於理由內詳為指駁。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㈠證人即第一審共同被告謝閔卿與其貸款業務暱稱「泰山」之微信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下稱微信對話紀錄）所顯示「泰山」之聯絡資訊為「早稻田門市」、「0000000000」、「邱東泰」，倘上訴人即為「泰山」，當無留下真實姓名之理。又上訴人雖曾協助謝閔卿交付「貸款資料」予他人，但謝閔卿既未告知「貸款資料」之實際內容，難認上訴人有幫助一般洗錢之故意。原判決就前揭有利於上訴人之事證，未敘明不採之理由，逕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其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且有理由欠備之違法。㈡第一審認為謝閔卿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有重大明顯瑕疵，難以採信，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聲請傳喚謝閔卿到庭作證，以查明「泰山」是否為上訴人？此待證事項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原判決未依聲請傳喚謝閔卿到庭作證，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㈢原判決於量刑時未斟酌刑法第57條所定一切情狀，對上訴人之量刑重於第一審法院對謝閔卿所處刑度，顯屬過重、失衡，有違罪責相當原則。四、經查：㈠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即無違法可言。原判決主要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以及謝閔卿、附表所示被害人吳靜怡等人之證詞，並佐以謝閔卿與「泰山」微信對話紀錄截圖、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書證等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相互印證、勾稽，而為前揭事實認定。　　原判決並說明：上訴人坦承其與謝閔卿係朋友關係，曾在「全家早稻田門市」，收取謝閔卿以「店到店」方式寄送之包裹，並將之轉交他人，以及謝閔卿與「泰山」之微信對話紀錄內，「泰山」所留之「0000000000」電話確係其所使用等情。又依該微信對話紀錄脈絡觀察，「泰山」完全掌握上訴人之姓名、電話，直接指示謝閔卿將帳戶資料寄給上訴人收取，而上訴人亦確實收取該包裹轉交他人，足認謝閔卿指證「泰山」即為上訴人一節，應屬可信。至謝閔卿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其係向「泰山」聯絡貸款，上訴人並非「泰山」云云，係事後迴護之詞，不足採信等旨。　　原判決復載敘：上訴人將謝閔卿申辦之「國泰世華帳戶」、「第一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不詳之人，可見其主觀上有將上開帳戶交由他人使用之認知，且上開帳戶資料經交出後，已喪失實際之控制權，足認上訴人預見上開帳戶後續資金流向，有無法追索之可能，形成金流斷點，將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為洗錢行為提供助力，有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等旨。　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且此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詞指摘：上訴人並非「泰山」，不知所轉交之「貸款資料」實際內容為何，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且有理由欠備之違法云云。係就原判決已詳細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論，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㈡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刑事訴訟法第196條定有明文。　　卷查：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固曾聲請傳喚謝閔卿出庭作證，惟因謝閔卿遭通緝而未於審判期日到庭。又原審審判長訊以：「有何意見？」上訴人於原審之辯護人答稱：「無再拘提證人謝閔卿之必要，證人謝閔卿於原審（即第一審）已經就所有的細節作證說明。檢察官認為原審並未提示對話紀錄之部分，證人謝閔卿在原審作證時，檢察官有提示證人謝閔卿與暱稱泰山之對話紀錄，並以對話紀錄詢問謝閔卿，故此部分，認為原審已就所有之相關證據提示給證人謝閔卿，並給予其證述，故無再次傳喚之必要」等語，且上訴人答稱：「我的意見同辯護人所述」等語（見原審卷第172、173頁）。嗣審判長再訊以：「有無其他證據提出或聲請調查？」，檢察官、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均答稱：「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221頁）。再佐以，第一審審判期日謝閔卿確曾到庭接受交互詰問，檢察官曾訊以：「（提示110偵14344第57頁）這是你跟要借錢給你的人的對話紀錄？」，謝閔卿答以：「是，暱稱『泰山』就是要借錢給我的人」等語（見第一審卷㈡第2 12頁），是有關謝閔卿與「泰山」之微信對話紀錄，業經提示調查，謝閔卿並已證述明確，足認已別無再行傳喚作證之必要。原審未再依聲請傳喚謝閔卿調查，難認於法有違。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審未依聲請傳喚謝閔卿到庭作證，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洵非合法之第三審理由。　　㈢刑之量定，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範圍或未濫用其職權，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原判決說明：衡酌上訴人未與附表所示之被害人達成民事上和解，亦未賠償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併考量各該被害人所受損害數額甚高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尚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事。至於上訴人與謝閔卿犯罪情節及量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未盡相同，尚難單純比附援引，指摘原判決之量刑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猶泛言指摘：原審量刑過重違法云云，依上述說明，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五、綜上，本件上訴意旨，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說明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詳加指駁之陳詞，對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及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核與法律規定得為上訴第三審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法　官蘇素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2025-03-20

TPSM-114-台上-650-20250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