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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減輕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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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3號上訴人即被告邱妤瑄指定辯護人林怡君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601、602、603號、112年度偵字第4734號、112年度偵字第64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人即被告邱妤瑄(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本件被告上訴之範圍為何？)僅針對量刑部分上訴，其餘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見本院卷第229頁)，則在檢察官未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之情況下，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至認定事實、論罪、沒收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二、本案經本院就前揭審理範圍審理結果，認第一審所處之刑，並無違法不當，應予維持，爰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關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防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1、按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且其第2 條第1款復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防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417 7、3880號判決參照)。又因詐防條例第47條前段適用前提須犯前揭(一)至(三)所述之罪，如被告係犯普通詐欺取財罪，自不在詐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射程距離內，故被告縱與原判決附表編號3所示告訴人黃婉欣成立調解(見原審卷第105頁)，就此部分犯行，仍不得依詐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2、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示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原判決附表其餘各編號所犯均非詐防條例第 2條第1款所定詐欺犯罪)，固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見601偵緝卷第13頁，原審卷第143頁，本院卷第 236頁)，惟迄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賠償告訴人陳○恩，復陳明「因為被告現在入監了，沒有辦法賠償被害人，所以不再主張與被害人和解」(見本院卷第238頁)，尚難認合於詐防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 (二)關於宣告刑部分：　1、按刑罰之量定，事實審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倘量刑時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而所量定之刑既未逾法定刑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界限)，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1615號、103年度臺上字第1776號判決參照)。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 109年度臺上字第3982號判決參照)。　2、原審就附表編號1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犯罪之動機及目的(自陳因積欠債務且需扶養家中幼子及家人而犯本案 )、犯罪之手段(①以不實訊息引誘告訴人林柔君、黃婉欣向其購買演唱會門票及見面會門票，②佯裝具有交易真意而交付網路遊戲帳戶予告訴人陳○恩後，登入該帳戶並變更密碼，③製作不實網路轉帳交易明細佯裝已交付款項而取得告訴人陳威丞、林秉堂交付之網路遊戲帳號及密碼)、犯罪所生之危害(造成告訴人5人分別受有新臺幣〈下同〉4,255元、9, 600元、1萬4,000元、網路遊戲帳戶等財產上損害)、品行( 本案犯行前已有多次因犯詐欺罪經法院判決科刑確定之紀錄)、犯罪後之態度(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黃婉欣和解)、智識程度(自陳高職肄業)、生活狀況(自陳無業，須扶養幼子及家人)，以及檢察官、被告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刑，除未逾越法定刑度外，客觀上難認有違反比例、公平、罪責相當等原則，且各次量刑均落在法定刑及處斷刑低度區間，已係從輕量刑。至被告主張：其犯後自白犯行，復與告訴人黃婉欣和解，已有悔悟，且須扶養強褓幼子，請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33、34、 238、239頁，惟所述犯罪後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量刑事由，俱為原審審酌，並無未予評價、評價錯誤、不當、不足等情，是此部分上訴，尚難認有理由。　　 (三)關於定應執行刑部分：　　原審審酌「被告本案所犯之罪均屬詐欺相關犯行，行為態樣相似，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較高，及其犯罪時間之相近程度等情，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刑6月，除未逾越外部(3月以上、各刑合併10月以下)及內部界限、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外，所定之應執行刑抑減甚多，已稍嫌寬縱優惠。被告上訴請求再予減輕應執行刑，亦難認有理由。　 (四)至辯護人請求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238頁)，然被告前因另案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現正執行中(見本院卷第213至225頁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與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要件不符，不得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48條第3項、第373條、第368條、第36 4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偵查起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張健河　　　　　　　　　　　　　　　法　官　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除原判決附表編號2、3部分外，其餘部分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秦巧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 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2024-12-18

HLHM-113-原上訴-33-202412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946號上訴人即被告潘育澤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3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737、40913號、112年度偵字第46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潘育澤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潘育澤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5「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潘育澤（下稱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 5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且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俱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5罪），復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4罪）、1年5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並說明被告潘育澤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伊的報酬1次新臺幣（下同）1 、2000元等語，是其就附表編號1至5之犯罪所得，應以提領次數計算，合計為5,000元，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原審判決後，檢察官未上訴，被告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審理期日具體明確陳述上訴理由為原審量刑過重，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故請求從輕量刑，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法條暨沒收諭知部分均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64頁），故此等部分已非屬於上訴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科刑部分，至原判決關於事實、證據、所犯罪名及宣告沒收之認定，均已確定，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二、新舊法比較及減刑規定之適用：　㈠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另洗錢防制法則先後於112年6月14日（所涉本案僅洗錢防制法第16條部分）、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並分別自112 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先予敘明。　㈡被告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本院就科刑部分均係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為依據。至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罪，雖因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3條增訂特殊加重詐欺取財罪，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然本件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依原審所認定之詐欺獲取財物金額，均未逾500萬元；另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將修正前第14條之洗錢罪責規定之條次變更為第19條，復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1億元以上，區分不同刑度，且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刑度亦以舊法為輕。而新舊法對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行為均設有處罰規定，然原判決有關罪名之認定，非在本院審理範圍，則本院自無庸就被告所犯罪名部分之新舊法進行比較，併此說明。　㈢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且其第2條第1款復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 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 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就所犯如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5 罪）犯行坦認在卷，又已自動向本院繳交其犯上開各罪之犯罪所得共5千元，有本院收據1紙在卷可按，是以上開5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嗣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再修正（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 項）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同有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被告業已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且如前所述，就犯罪所得已自動繳交，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規定並未不利於被告，惟因其所犯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爰就此部分想像競合犯之輕罪得減刑部分，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說明：　㈠原審審理後，就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5罪）為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行為後，關於洗錢防制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為自白減刑規定有如上述之修正、新增、公布與生效施行，原判決未及審酌、比較，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自動繳交本案犯罪所得，除有適用新增訂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外，亦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而應於量刑衡酌之情事，原判決同未及審酌。被告據此以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非無理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各罪之刑之宣告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就此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而原審就所定應執行刑，亦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財物，因貪圖報酬，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收水工作，依指示收取、轉交詐騙款項，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分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破壞金融秩序，造成各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並增加其等求償困難，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就其所犯洗錢犯行部分亦符合前開輕罪之自白減輕其刑事由之量刑有利因子，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分工及參與程度，非屬對全盤詐欺行為掌有指揮監督權力之核心人物；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亦已繳交全數犯罪所得，非無彌縫之心；再衡酌其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司機工作、須扶養父親之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即如附表編號1-5「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基於罪責相當之要求，考量被告本件所犯各罪，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類型犯罪、行為態樣、犯罪動機均相同，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且各犯行間隔期間尚短、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各節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有期徒刑1年6月）。　㈢沒收之說明　　如前所述，本件被告僅針對量刑提起上訴，其犯罪事實、證據暨所犯法條、沒收均不在上訴審查範圍。惟被告就本件犯行，經原審認定受有未扣案之犯罪所得5千元，而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然被告上訴後已繳交全數犯罪所得，此部分即應由檢察官依法執行時不予重複沒收、追徵，末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藍巧玲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編號告訴人原判決主文本院宣告刑 1 （原判決附表編號1）莊姵涵有期徒刑1年4月。有期徒刑1年2月。 2 （原判決附表編號2）蘇榆婷有期徒刑1年5月。有期徒刑1年3月。 3 （原判決附表編號3）楊又寧有期徒刑1年4月。有期徒刑1年2月。 4 （原判決附表編號4）廖瑋紳有期徒刑1年4月。有期徒刑1年2月。 5 （原判決附表編號5）況紹瑜有期徒刑1年4月。有期徒刑1年2月。

2024-12-18

TPHM-113-上訴-3946-20241218-1

金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392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欣雲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2 7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王欣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偽造「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壹張、IPHONE 1 2智慧型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印文貳枚及署名壹枚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壹、本案被告王欣雲(下稱被告)所犯者為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第1項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 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等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另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此係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且不在上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排除適用之列，本件自仍應受此特別規定之限制。從而，證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詢問中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裁判基礎。準此，證人即告訴人梁妤亘(下稱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不符前揭「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要件，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證據，但仍可作為其涉犯其餘犯行之證據。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行原記載「王欣雲於民國113年8月29日起」更正為「王欣雲於民國113 年8月29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參、論罪科刑一、查被告參與「陸原」(暱稱「小五」)、「石柳姐」、「武狀元」、「羅密歐」「Astor」」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該詐欺集團係以施用詐術為手段，且組成之目的在於向本案告訴人及其他潛在不特定被害人騙取金錢，具持續性、牟利性之特徵，而該集團之分工方式細緻、周詳，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是足認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核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無疑。　　　　二、按詐欺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是詐欺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他人已否為物之交付而定。次按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之「釣魚」，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方式，迎合其要求，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再加以逮捕或偵辦者而言。此乃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於此誘捕偵查案件，詐欺集團成員雖有詐欺之故意，且依約前往向被害人收取財物，並已著手實施詐欺之行為，然因被害人原無交付財物之意思，僅係警員為查緝詐欺集團成員，以求人贓俱獲，伺機逮捕，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應僅論以詐欺取財未遂罪。經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向告訴人施行詐術，主觀上顯已有詐欺故意，並已著手詐欺行為之實行，惟因告訴人僅係配合警方進行誘捕偵查，並無交付財物予被告之真意，故被告亦無法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僅止於未遂階段。又本案參與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而詐取款項之人，除被告以外，尚有「陸原」(暱稱「小五」)、「石柳姐」、「武狀元」、「羅密歐」「Asto r」」等人，且被告對於參與詐欺犯行之成員含其自身在內已達3人以上之事實，亦知之甚詳。另被告使用本案詐欺集團所偽造之「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由形式上觀之，係用以證明其職位或專業之意，應屬刑法規定之特種文書，而被告向告訴人出示偽造之「傑達智信交割憑證」之收款收據，則是冒用該公司及經辦人「黃宜珍」之名義，虛偽表彰該公司經辦人有收到告訴人所交付款項之意，故被告向告訴人出示上開工作證、交割憑證之行為，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無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 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又被告偽造印文及署名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起訴書雖漏載上開參與犯罪組織之罪名，惟已於犯罪事實中載明此部分之犯行，且與業經起訴之罪名間，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如後述)，而為原先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已於審理中諭知此部分罪名(見本院卷第71頁)，而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併此敘明。三、另公訴意旨雖認為被告上開所為，同時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之加重要件。惟按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行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179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830號判決意旨參照）。衡酌負責行騙之人可能使用之詐欺手段及方式多端，不一而足，且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證明被告有於事前參與詐騙手法之謀議，或為實際實施詐騙之行為人，自難認被告知悉或已預見本案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之手法實行詐欺，則基於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自無從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就此部分之加重事由，應無庸負擔共同正犯之責，公訴意旨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云云，容有誤會。惟因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均屬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取財罪之加重條件，僅屬加重條件之增減，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併予敘明。四、被告與「陸原」(暱稱「小五」)、「石柳姐」、「武狀元」、「羅密歐」「Astor」」等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五、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六、刑之減輕部分 (一)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雖已著手施用詐術而為詐欺取財之犯行，然因告訴人僅是配合警方為誘捕偵查，假意與被告面交後，被告當場經以現行犯逮捕，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自屬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二)本案得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茲分述如下：　1.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定有明文。又按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本案被告所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因刑法本身並無自白減輕其刑規定，是其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至於該條第1項前段「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範圍，因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立法說明一已明文該規定之目的係為使「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等語，除損害狀態之回復外，同時亦將詐欺犯罪追訴之效率與節省司法資源作為該法所欲追求之目標。是關於該段「其犯罪所得」之範圍，解釋上不宜以被害人取回全部所受損害作為基礎，否則勢必降低行為人自白、繳交犯罪所得之誘因，尤其在行為人自己實際取得支配財物遠低於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情況下；②依刑法第66條前段規定之減輕其刑範圍，原得依行為人之自白對於該詐欺犯罪發現與案件儘早確定之貢獻、繳交犯罪所得對於使被害人取回所受損害之程度等項目，綜合評估對於前揭立法目的達成之績效作為指標，彈性決定減輕其刑之幅度，當不致造成被告輕易取得大幅減輕其刑寬典之結果，並達到節省訴訟資源與適當量刑之目的；➂且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均有相類似立法體例，針對此種具有隱密性、技術性且多為智慧性犯罪，不易偵查及發覺，且證據資料常有湮沒之虞，為早日破獲犯罪、追查其他共犯，降低對社會大眾、金融秩序之危害，因此以此方式鼓勵行為人自新並節省司法資源，因此於解釋時不宜過苛，以免阻嚇欲自新者，而失立法原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參照），是實務上多數見解對於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解釋，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36、105年度台上字第25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86、2491、333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39、2440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113年度台上字第736號判決參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既係依相同立法模式而為規定，其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解釋上自應一致，以符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旨。　2.經查，被告已於偵查、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有如前述，且被告於本案中並未取得報酬(詳如後述) ，故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依前開說明，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自白減輕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 (三)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洗錢之犯行，業於偵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且並未取得報酬，而無須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惟因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罪，僅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而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依上開說明，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報酬，竟為上開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未遂之犯行，造成告訴人財產法益受侵害之危險，並有害於特種文書及私文書公共信用之社會法益，所為應予非難；又念及被告已坦承犯行之態度，惟並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等情；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程度，暨其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入監前從事酒店相關行業，經濟狀況一般，需要扶養癌症末期的母親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76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肆、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 8 條第2項定有明文。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此乃刑法第38 條第2項前段之特別規定，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經查：(一)扣案偽造之「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1張為被告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時所用，且為被告所有；扣案IPHONE 12智慧型手機壹支(含SIM卡1張)為被告用以與本案詐欺集團上手聯繫所用，且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3頁)，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宣告沒收。(二)又偽造之傑達智信交割憑證1張，業已交付予告訴人收執，而非被告所有之物，自無庸宣告沒收。然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及偽造之「黃宜珍」印文及署名各1枚，均應依刑法第 219條規定，對被告諭知沒收。又上開私文書上雖有偽造之印文，然參諸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偽造上開印文之方式，未必須先偽造印章實體，始得製作印文，而本案未扣得上開印章實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係先偽造上開印章實體後蓋印在上開偽造之私文書上而偽造印文，實無法排除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僅係以電腦套印、繪圖或其他方式偽造上開印文之可能性，是不另宣告沒收偽造之印章，併此敘明。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稱：我有收到不法所得新臺幣 (下同)1萬元的報酬，這1萬元是「石柳姐」給我的，我在與本案告訴人面交之前就已經拿報這1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64 、75頁)，惟於警詢時原先陳稱：除本案外，我另外還當過取款車手兩次，一次成功，一次失敗，我於113年8月29日19 時20分許曾在新北市面交取款成功，當時面交金額為150萬元，當時上手叫我先拿1萬元報酬起來，我將剩下149萬元放到上手指定地點，我記得是在小巷子，上手當時要我把錢放好就好，不要回頭等語(見偵卷第43-45頁)，復參以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知被告另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8136號偵查中，從而，被告所稱之1萬元報酬應是指詐騙另案被害人所取得之報酬，而非詐騙本案告訴人所直接獲得之報酬，故非屬「本案」之犯罪所得，無從於本案中宣告沒收或追徵，公訴意旨聲請宣告沒收及追徵此部分之金額，容有誤會，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容姍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得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弘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偽造之文件名稱位置偽造之印文或署名出處 1 傑達智信交割憑證收款公司印鑒欄位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1枚偵卷第99頁經辦人欄位黃宜珍之印文1枚黃宜珍之署名1枚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274號　　被　　　告　王欣雲　女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花蓮縣○○鄉○○村○○路0段00 　　　　　　　　　　　　號　　　　　　　　　　　　（法務部○○○○○○○○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王欣雲於民國113年8月29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以通訊軟體Telegram聯絡，成員包含「陸原」(暱稱「小五」) 、「石柳姐」、「武狀元」、「羅密歐」「Astor」等人及其餘姓名年籍不詳成年人成員之不詳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角色，負責向被害人面交取得該詐欺集團詐欺所得贓款之工作。王欣雲與暱稱「陸原」(暱稱「小五」)、「石柳姐」、「武狀元」、「羅密歐」「Astor」等人與其餘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三人以上共同及以網際網路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3年6月底某日，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暱稱「林佳琪」佯稱可藉由「傑達智信」投資網站下單投資股票，致梁妤亘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8月1日20時4分許、同年月 14日21時56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光園門市面交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176萬1000元予翟立信(涉犯詐欺罪嫌等部分，均另由警方偵辦移送)。該詐欺集團於上開面交日後，復以「需再儲值補齊股票資金」方可將資金提領為由，要求梁妤亘交付200萬元，惟梁妤亘發覺受騙報警處理，依警方指示配合實施誘捕偵查，與詐欺集團成員約定於113年9月4日21時44分許面交現金200萬元，詐欺集團成員復指示王欣雲假冒「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黃宜珍」於上開時地前往面交。113年9月4日前某時，王欣雲先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至某超商列印有「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黃宜珍」等印文之「傑達智信交割憑證」與工作證，並於113年9月4日21時44分許，配戴上開工作證並攜帶上開偽造文件，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光園門市向梁妤亘收取200萬元，並於「傑達智信交割憑證」偽簽「黃宜珍」之姓名並交付予梁妤亘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梁妤亘及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宜珍。王欣雲出示偽造工作證及偽造文件向梁妤亘取款後，隨即遭警方當場逮捕，並扣得「傑達智信交割憑　　證」、工作證、工作手機IPHONE 12（IMEI:0000000000000 　　05）、SIM卡（號碼:000000000000000）、200萬元（已發　　　還）等物。二、案經梁妤亘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王欣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坦承有於上揭時、地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派，向告訴人收取200萬元；並於從事車手工作期間曾取得1萬元工作報酬之事實。惟偵訊中復辯稱：從事車手工作期間並未取得工作報酬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梁妤亘於警詢之指述證明其被詐騙並依指示於上揭時、地將款項交付予被告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梁妤亘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擷取畫面1份 4 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光園門市)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逮捕及扣押照片、員警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第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黃宜珍」工作證照片、「傑達智信交割憑證」各1份證明被告假冒「黃宜珍」，出示「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黃宜珍」工作證及「傑達智信交割憑證」，向告訴人收取200萬元，旋遭警方現場逮捕之事實。 5 扣押之被告工作手機IPHONE 12之通話紀錄、Telegram對話紀錄照片證明被告加入「陸原」(暱稱「小五」)、「石柳姐」、「武狀元」、「羅密歐」「Astor」等人之詐欺集團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同法第339 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項之洗錢未遂等罪嫌。偽造私印文及署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特種文書、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陸原」( 暱稱「小五」)、「石柳姐」、「武狀元」、「羅密歐」「 Astor」等人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加重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等罪，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被告之犯罪所得1萬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 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扣案之「傑達智信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黃宜珍」工作證、「傑達智信交割憑證」、工作手機IPHONE 12，為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及犯罪預備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檢　察　官　張容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　記　官　林建宏附錄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8

TCDM-113-金訴-3392-20241218-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3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王聖涵上訴人即被告林書德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5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23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64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林書德（下稱被告）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從一重論處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想像競合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並以第一審判決所為沒收之諭知並無違誤，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該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二、惟按，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條例所稱詐欺犯罪，依第2條第1款第1目之規定，包含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又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則行為人行為後其他刑罰法律所增定刑罰減輕之規定，倘刑法本身並無此減免規定，法院於不相牴觸之範圍內，自應予適用，以維法律之公平與正義。經查，被告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就本案全部犯行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4頁、第77至78頁，第一審卷第33、36頁，原審卷第46頁），第一審判決及原審判決亦為相同之認定（見第一審判決第2頁，原判決第2頁）；被告於警詢另陳稱：「（你從加入前述詐欺集團至今，總計不法獲利金額多少?）我還沒領到錢」（見偵卷第13頁），似未有犯罪所得。以上事實如果無訛，被告因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所為是否已滿足詐欺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要件，即應究明。乃原審未及審酌，難謂於法無違。三、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此係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攸關被告之刑度輕重，應認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均為有理由；且因原判決上開違背法令情形，涉及法定減輕刑罰事實之確定，並影響科刑範圍辯論程序之踐行，為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及維護審級利益，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高文崇法　官黃潔茹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2024-12-18

TPSM-113-台上-4237-20241218-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42號上訴人楊宇楓選任辯護人謝明智律師曾偉哲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10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5001、4086 7號、111年度偵字第12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以上訴人楊宇楓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尚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刑及為相關沒收之宣告後，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的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審酌所憑之依據及判斷之理由。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減免其刑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係指販賣毒品之行為人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具有調查或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破獲者而言；換言之，供出毒品來源，及破獲相關他人犯罪，二種要件兼具，才能享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非謂行為人一有「自白」、「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得依上開規定，予以減免其刑。　㈠原審就上訴人主張其已供述本件毒品來源為通訊軟體暱稱「桃城少年仔」之陳峰嘉（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應有系爭規定之適用一節，已於判決內敘明：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 0月29日警詢中僅供稱係受暱稱「桃城少年仔」指示持毒品咖啡包前來完成交易，並簡單描述「桃城少年仔」之外型，於同日受檢察官訊問時亦供稱對「桃城少年仔」之身分並不熟悉，其顯未提供「桃城少年仔」之具體身分資料供追查。嗣經警方調閱微信暱稱「虎」之男子所提供之銀行帳戶及網路IP位置，確認暱稱「虎」之男子為陳冠䇐（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後，於110年12月13日拘提陳冠䇐到案，陳冠䇐於警詢中供出陳峰嘉即是「桃城少年仔」等情，有卷附調查筆錄、訊問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5 日函暨檢附之偵查報告可憑，警方至此已得知本案共犯尚有陳峰嘉、陳冠䇐（下稱陳峰嘉等2人）。嗣檢察官為鞏固證據，再於111年1月3日提訊上訴人，並提示陳峰嘉等2人之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詢問上訴人究竟何人始為交付其毒品咖啡包及工作手機之「桃城少年仔」時，上訴人仍答稱2人都不是等語。是本件警方顯係因陳冠䇐之供述而查獲陳峰嘉，與上訴人前開警詢、偵訊之供述無關。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3月5日函復有因上訴人之供述而查獲陳峰嘉等2人，與卷內事證不符，為不可採，上訴人尚無從依系爭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等旨。又卷查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提示前揭證據資料時，上訴人答稱：「沒有意見」，其辯護人雖稱；「由警局函的內容可知被告有協助警方查緝『桃城少年仔』」等語。惟並未再就上訴人有無系爭規定之適用聲請調查證據；嗣審判長詢以：「（如經本院判決有罪）尚有無其他有關科刑事項的證據要提出法院或聲請調查、審酌？」上訴人及辯護人均答：「沒有。」有筆錄可稽。即上訴人及辯護人並未就前述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減免其刑事項，再為證據調查之聲請。是原審以上訴人未能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具有調查或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警方係因陳冠䇐之供述而查獲陳峰嘉，上訴人不符系爭規定之要件，未予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核並無違誤。至上訴人除於自白自己之犯行外，另於警方掌握陳峰嘉身分後，協助指（確）認其犯行，或可作為法院科刑審酌之參考，然仍不得逕以其有「自白」、「指認」毒品來源之舉，即認已合於系爭規定之要件，自不待言。　㈡上訴意旨以：上訴人已於警詢及偵訊時供稱係「桃城少年仔」叫其去送咖啡包，暱稱「虎」之人與「桃城少年仔」身旁之人的聲音很像，依此供述內容與其他證據互為勾稽，應可認上訴人確有供出上手，原判決亦認陳峰嘉等2人為本件共犯，並於認定其等之犯罪事實時引用上訴人之供述內容；原審不採臺中地檢署函復內容，卻未繼續函詢該署，就上訴人因不知悉其上手外型特徵，而於檢察官提示陳峰嘉等2人影像資料後答稱均不是等語部分，亦未詢問上訴人緣由；就前揭對其有利之證據，復未說明不採納之理由，與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2款之規定有違等語。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依憑己見，或以自己之說詞，而為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裁量之職權。原判決已敘明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所犯之罪，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包括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角色分工、所生危害、犯後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核屬妥適，復說明上訴人遭逮捕後，雖有配合警方與陳峰嘉通話，佯稱交易完成等情，但未能提供陳峰嘉之具體資料供查緝，嗣檢察官已察覺陳峰嘉涉案，經提示影像供辨識時，亦未能指認陳峰嘉即是「桃城少年仔」，上開配合之情就本案之溯源貢獻甚微，不足以動搖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基礎，其以上情指摘第一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並無可採。因認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核屬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要難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以上訴人仍屬有貢獻，亦可認定確有積極配合警方調查之態度，應再予減輕刑罰，原判決忽略上情，有適用刑法第57條規定不當之違誤等語。核係對原審裁量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斟酌說明之事項，依憑己意而為指摘，殊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李英勇法　官鄧振球法　官林怡秀法　官王敏慧　　　　　　　　　　　　　　　　　法　官林庚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怡靚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2024-12-18

TPSM-113-台上-4942-202412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63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宇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416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7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撤銷。鄭宇浩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鄭宇浩並未提起上訴。依檢察官上訴書所載及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僅針對量刑上訴等語(本院卷第168頁)，足認檢察官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自無庸贅予就被告所犯罪名部分之新舊法進行比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有關自白減刑規定增訂、修正部分之新舊法比較適用，詳後述)。二、關於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說明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業經修正，並經總統於民國112年6月14日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始得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顯見修正後適用偵審自白減刑之要件較為嚴格，故應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又洗錢防制法第16條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條次變更為該法第23條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原審認定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因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本案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坦承犯行，本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為已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無從再依上開規定於其所犯一般洗錢罪中減輕其刑，爰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併予審酌。三、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且第2條第1款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第420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所定義之「詐欺犯罪」；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坦承本件含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業如前述，且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把中信銀行帳戶帳號密碼及提款卡交給黃御宸，因為黃御宸是洗錢的水房。百分之2是我臨櫃提款的報酬，若是ATM領款或網銀轉帳，我都沒有報酬等語(原審卷第100至101頁)。又，告訴人蔡宜延於109年1月6日17時30分至20時許遭詐騙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共2筆)、5萬元(共2筆)至宋仁君之中信帳戶，復於同日17時33分至20時2分許，轉匯3萬元(共2筆)、10萬元至被告之中信帳戶，於同日17時35分至20時7分許，再以網路銀行轉出或ATM提領一空等情，有宋仁君之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偵卷第36至38頁)、被告之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偵卷第88至90頁)存卷足憑。原審復認被告未為提領或轉帳，而未收受報酬，且被告提供上開帳戶所轉入告訴人遭詐騙款項分別經ATM提領或網路銀行轉出予上手成員，卷內亦無證據可認被告就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而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是依前揭說明，被告所為已滿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應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然原審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容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參與本案三人以上之詐欺集團，共同詐騙告訴人，受騙匯款金額共計146萬1,300元，損害非輕，被告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原審量刑顯屬過輕等語。惟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原審業已審酌包含告訴人所受財產上損失、被告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所為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裁量權限，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尚難指為違法。檢察官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固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仍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知悉詐欺集團對社會危害甚鉅，竟貪圖利益，加入詐欺集團，提供帳戶擔任車手、收水工作，破壞社會互信基礎，助長詐騙犯罪歪風，並增加查緝犯罪及告訴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實屬不該，復考量告訴人遭詐騙所受財產上損失及層轉至被告帳戶之贓款，且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任何損害(本院卷第174頁)，亦有可議之處。惟念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犯行，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復考量其非該詐欺集團負責籌劃犯罪計畫及分配任務之核心成員，僅屬聽從指示、負責收取及轉交款項之次要性角色，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因涉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卷第174頁)，以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韋淵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提起上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心汝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2024-12-18

TPHM-113-上訴-3263-20241218-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890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黃文鴻選任辯護人鄭皓軒律師王相傑律師被告楊振煦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50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黃文鴻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黃文鴻處有期徒刑陸月。其他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為原審判決：㈠被告楊振煦無罪；㈡被告黃文鴻有罪部分（此部分僅被告黃文鴻上訴）：被告黃文鴻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本院卷第120、187 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被告黃文鴻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被告黃文鴻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撤銷部分（即原判決關於被告黃文鴻刑之部分）：　㈠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判決認定罪名如下：　⒈被告黃文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 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民國1 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惟該犯罪事實業據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明，法院自應予以審理。　⒉被告黃文鴻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本院就科刑部分之認定，係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依據，已如前述。至於被告黃文鴻經原審認定所犯洗錢罪部分，雖因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將修正前第14條之條次變更為第19條，新法復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區分不同刑度，然因新舊法對於洗錢行為均設有處罰規定，且原判決有關罪名之認定，非在本院審理範圍，則本院自無庸就被告黃文鴻所犯罪名部分之新舊法進行比較，併予敘明。　⒊被告黃文鴻與陳治霖、少年王○○及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⒋被告黃文鴻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詐得告訴人張坤輝（下稱告訴人）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即由王○○分數次提領帳戶內之款項，再交與被告黃文鴻轉交集團上游成員，係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目的而為接續之數行為，所侵害者為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且各行為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內實施完成，彼此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⒌被告黃文鴻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斷。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黃文鴻於行為時已成年，共犯王○○於行為時則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惟被告黃文鴻供稱：其並不知悉王○○未成年，其係加入本件詐欺集團後方認識王○○等語，核與王○○ 於原審審理時所證：我是國中時認識黃文鴻，我不清楚他知不知道我未成年，我只跟他見過幾次面，不曾透露年紀給他，亦未穿著制服與黃文鴻見過面，或在當時就讀的學校與黃文鴻碰面等語（原審金訴字卷第315至317頁）大致相符，復查無證據足證被告黃文鴻明知或可得而知王○○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⒉被告黃文鴻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 8月2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且其第2條第1款復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查：　　⑴被告黃文鴻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坦承含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黃文鴻有因本案犯行獲取犯罪所得，而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其所為已滿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　　⑵被告黃文鴻於警詢中，即自白並指認陳治霖（起訴書指：陳治霖係擔任總指揮）參與本案犯行（偵卷第8至9、21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移送被告黃文鴻之刑事案件報告書內，因而記載「同案共犯陳治霖擔任『車手頭』職務，負責指揮調度同案少年王○○及黃嫌等2人提領、上繳詐欺贓款」、「有關同案共犯陳治霖涉嫌刑法加重詐欺罪嫌一案，俟本分局查緝陳嫌到案，再行移請貴署併案偵辦」（偵卷第4至5頁），足認被告黃文鴻之自白，已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得以查獲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情形，應依該條後段規定減輕其刑；惟斟酌被告黃文鴻之犯罪情節及所為利於瓦解整體詐欺犯罪組織之程度，認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已足評價其貢獻程度，不宜寬怠至免除其刑。　　⑶以上⑴⑵刑之減輕，應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2項規定，先依較少之數減輕後，再遞減輕之。　⒊被告黃文鴻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先於112年6月14 日修正公布，自同年6月16日生效施行，該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減刑之要件。又於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將第16條第2項規定移列第23條第3項，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112年6月14日、 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均增加減刑之要件，對被告黃文鴻並非有利，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被告黃文鴻行為時即 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黃文鴻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對洗錢犯行均坦承不諱，依上說明，原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其犯行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至其所為洗錢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則應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併予審酌。　㈢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⒈原審以被告黃文鴻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其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判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8月2日生效施行，被告黃文鴻犯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後段規定減輕其刑，有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尚有未洽。是被告黃文鴻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黃文鴻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文鴻不思以己力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為圖一己私利，分擔實施向車手收取贓款再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工作，致使告訴人難以追回遭詐欺之款項，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兼衡其素行、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金訴字卷第344頁，本院卷第196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扮演之角色及參與犯罪之程度、詐得款項40萬元，暨其犯後於偵查及審判中坦認犯罪（洗錢犯行符合前述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12萬6,000元，告訴人表示願予其從輕量刑之機會（原審審附民字卷第11至 12頁，原審金訴字卷第10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三、駁回上訴部分（即原判決關於被告楊振煦無罪部分）：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為第一審判決以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被告楊振煦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諭知被告楊振煦無罪，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證人黃文鴻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對於如何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約定報酬數額，工作內容等之陳述均大致相同。被告楊振煦另案之共同被告即車手陳奕勲於偵訊時，亦供稱楊振煦介紹其工作，工作內容為幫忙拿包裹等語，與被告楊振煦介紹黃文鴻車手工作時所用之模式與話語均雷同。目前眾多之詐欺車手刑事案件，即多以「領東西」、「領包裹」等形容車手之工作內容。 ⒉證人黃文鴻證稱：110年12月27日被告楊振煦對其表示告訴人之3張提款卡要一張一張給王○○，陳治霖嗣後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指示其監督王○○領錢並收水等語，與證人王○○之證述相符，故黃文鴻之證詞應堪採信。證人黃文鴻於偵訊、原審審理時，均坦認有監督車手並收水，及將款項轉交被告之事實，差別僅在於提款卡是否來自於被告，此應為程度上之差異，證人黃文鴻與王○○之證詞應可互為補充，堪認被告楊振煦至少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原審認定其不構成犯罪，尚值斟酌。　⒊被告楊振煦於警詢時自陳：在110年7月份晚上大概12點許，介紹黃文鴻、王○○與陳治霖認識，提供賺錢之機會，當時其 Telegram暱稱為「黑虎將軍、虎爺」等語；於偵訊時亦稱：陳治霖會跟其前往某連城路房屋，當時黃文鴻亦在場，其有向黃文鴻介紹陳治霖等語；於原審準備程序時稱：其認識陳治霖、黃文鴻與王○○，王○○是朋友的朋友，其有與陳治霖到連城路之租屋處，黃文鴻也在該處，其有向大家介紹陳治霖等語。核與證人黃文鴻所為如何加入本案被告楊振煦所屬詐騙集團之證述相符，堪認黃文鴻係透過被告楊振煦之招募加入本案詐騙集團，原審判決就此亦有誤會，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㈢經查：　⒈觀諸證人黃文鴻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判中之證述：　　⑴關於證人黃文鴻交給王○○的告訴人提款卡，其來源：　　　證人黃文鴻於警詢、偵訊中雖稱：被告楊振煦於110年12 月27日下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5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將告訴人的3張提款卡交給我（偵卷第1 1、12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卻改稱：我記得告訴人的提款卡不是被告楊振煦給我的；我那天是依照陳治霖指示拿提款卡給王○○領錢，我不確定被告楊振煦是否知悉此事（原審金訴字卷第326、333頁），先後證述不一。　　⑵關於證人黃文鴻向王○○取得詐騙贓款後，其交付贓款之對象：　　　證人黃文鴻於警詢中稱：我把錢拿回本案房屋親手交給陳治霖（偵卷第14頁），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則稱：我是把王○○領得的款項拿到本案房屋交給被告楊振煦（偵卷第12 7至129頁，原審金訴字卷第333頁），前後證述亦不一致。　　⑶況且，證人黃文鴻於警詢、偵訊中雖稱：是被告楊振煦在本案房屋將告訴人的3張提款卡交給我云云，但其此部分證述難認與事實相符：　　　觀諸卷附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63至84頁），足認王○○向告訴人取得提款卡後，係於110年12月27日18 時30分許離開告訴人住處，黃文鴻隨即於同日18時32分許出現在王○○當時所在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內，並與王○○同在該處逗留至同日19時5分許，即分別騎車、搭乘計程車至中正路郵局，由王○○下車提款。據上，王○○自取得提款卡後至其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載時地持提款卡領款前，根本無暇將提款卡「先交由被告楊振煦攜至本案房屋交予黃文鴻」，再由黃文鴻自本案房屋攜往○○區○○街00 巷內交給王○○。是證人黃文鴻於警詢、偵訊中稱：是被告楊振煦在本案房屋將告訴人的3張提款卡交給我云云，可信性堪疑。　　⑷從而，證人黃文鴻所為關於被告楊振煦之證述，既有前揭瑕疵，不足憑以遽為不利於被告楊振煦之認定，難認被告楊振煦有公訴意旨所指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　⒉證人黃文鴻雖亦證稱：是被告楊振煦介紹我工作云云，但其證詞之憑信性已有前揭疑問。且其於警詢時固稱：被告楊振煦大概在110年12月27日前一個禮拜跑來找我，問我要不要多打一份工，在我答應他之後，他便傳送陳治霖的Telegram 帳號，要我加入陳治霖的好友，就在110年12月27日當天大約中午12時左右，陳治霖突然發訊息給我，要我去○○區找王 ○○拿東西云云（偵卷第9頁），然關於「被告楊振煦傳送陳治霖的Telegram帳號給黃文鴻，要黃文鴻加入陳治霖的好友」乙節，卷內並無任何有關Telegram帳號之補強證據，則被告楊振煦有無公訴意旨所指招募黃文鴻加入詐騙集團犯罪組織之犯行，甚屬有疑。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援引之被告楊振煦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時之供述，被告楊振煦所稱其介紹黃文鴻與陳治霖認識的時間是在「110年7月份」，實與證人黃文鴻前開證稱「大概在110年12月27日前一個禮拜」不同。何況，被告楊振煦稱係當面介紹認識，證人黃文鴻則稱「被告楊振煦傳送陳治霖的Telegram帳號給我」，亦迥然有異，在在可徵被告楊振煦上開有關介紹認識之供述，不足以擔保證人黃文鴻前開證述之真實性，不能憑此逕認被告楊振煦有招募黃文鴻加入詐騙集團之犯行。　㈣綜上，原審以依檢察官所舉證據資料，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本案不能證明被告楊振煦有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而為被告楊振煦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違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提起公訴，檢察官賴怡伶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戴嘉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惟檢察官就被告楊振煦部分上訴，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高建華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50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文鴻　　　　　　　　　　　　　　　　　　　　　選任辯護人　王相傑律師　　　　　　鄭皓軒律師　　　　　　陳士綱律師被　　　告　楊振煦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文鴻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楊振煦無罪。　　事　實一、黃文鴻自民國110年12月27日某日，加入陳治霖（所涉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罪嫌，由檢察官另行偵辦）、少年王○○（ 95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罪嫌，另移送本院少年法庭處理）等人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牟利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件詐欺集團，黃文鴻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 111年度訴字第88號判處罪刑，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度金上訴字第1368號駁回上訴確定，非本件起訴範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陳治霖職司總指揮，王○○擔任取款車手，黃文鴻則負責監督並收受車手提領之款項再轉交集團其他成員之收水工作。嗣該集團不詳成員於110年12月27日，先後假冒員警、檢察官之身分，致電予張坤輝，向其佯稱其帳戶涉及詐騙，且其涉嫌領取贓帳戶內之贓款，要求其提供金融卡、密碼以供檢查云云，致張坤輝陷於錯誤，於同日18時18分至 30分間之某時，在其位於新北市○○區○○路○○巷○○弄○○號○○樓（地址詳卷）之住處，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提款卡3張及密碼，均交付王○○，王○○再將提款卡放置在張坤輝上址住處附近花盆內，黃文鴻則依陳治霖之指示，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0普通重型機車於同日18時32分許抵達上開地點，取得王 ○○藏放之提款卡後，即以附表所示方式，逐一交付張坤輝所有之中華郵政、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臺灣銀行帳戶之提款卡，由王○○於附表所載之時間、地點，持上開帳戶之提款卡插入自動櫃員機並輸入密碼，使自動櫃員機辨識系統誤認王○○ 係有正當權源之持卡人，而以此不正方法接續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張坤輝前揭中華郵政（共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共10萬元）、臺灣銀行（共15萬元）帳戶內之存款總計40萬元後，再於附表「回水方式」欄所述時地，交由黃文鴻於110年12月27日晚間轉交與集團上游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張坤輝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張坤輝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以下援引之被告黃文鴻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方法而不予爭執，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得為證據。　㈡至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事證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式，皆應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黃文鴻就前揭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坤輝於警詢時之指述、證人即同案少年王○○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或證述大致相符（見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29 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43頁、第49至51頁，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5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06至320頁），且有告訴人上開中華郵政、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之彙總登摺明細、臺灣銀行帳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查詢資料、監視器翻拍照片、告訴人提出之其與詐欺集團間Line通話紀錄截圖附卷為憑（見偵卷第57頁、第59頁、第61頁、第63至84頁，本院卷第119至127頁），足認被告黃文鴻具任意性且不利於己之自白，與上開事證彰顯之事實相符，而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新舊法之比較：　㈠被告黃文鴻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112年5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5431號總統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2 日施行，然本次修正僅係於該條增訂第4款關於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之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其餘條文內容並未變動，與本案被告所涉犯行無關，對其並不生有利、不利之影響，自無庸比較新舊法，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適用現行有效之裁判時法。　㈡被告黃文鴻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16日起施行。同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規定並未修正，尚無法律變更適用問題，應適用現行有效之規定。至於同法第16條第2項修正前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就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自白，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得減輕其刑，是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黃文鴻較為不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四、論罪科刑：　㈠罪名：　　⒈本案詐欺犯罪型態，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除擔任車手之同案少年王○○外，另有指示被告黃文鴻向王○○收款之陳治霖，及以電話詐騙告訴人之其他集團成員，加計被告後，其人數應已達3人以上。又刑法第3 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等，均屬之。本案告訴人因遭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將其名下之中華郵政、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臺灣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與王○○，並經王○○提領其上開帳戶內款項，告訴人雖交付提款卡及密碼，惟並未同意由他人使用該提款卡提領帳戶內款項，是被告黃文鴻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違反告訴人之意思，冒充告訴人本人持卡盜領，依前揭說明，即屬刑法第339條之2第 1項所謂之「不正方法」，所為自構成該條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再被告黃文鴻收取同案少年王○○交付之款項後，即將領得之現金上繳共犯而層層轉交，客觀上顯然足以切斷詐騙不法所得之金流去向，阻撓國家對詐欺犯罪所得之追查，且被告黃文鴻知悉其所為得以切斷詐欺金流之去向，足認其主觀上亦具有掩飾、隱匿該財產與犯罪之關聯性，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又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告訴人，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2第1項、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罪，為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之特定犯罪，故被告黃文鴻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收取、轉交現金之行為，係屬洗錢防制法第 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　　⒉是核被告黃文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同法第339條之4條第 1項第1款、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惟該等犯罪事實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詳予載明，此部分僅應為法條之漏載，且經本院告知被告黃文鴻以上罪名（見本院卷第335至336頁），而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另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所列各款為詐欺罪之加重條件，如犯詐欺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詐欺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參照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刑事判例意旨）。另刑法既已於103年6月18日，除原有之普通詐欺取財罪外，另增訂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1款之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該條文應已將刑法第158條第1項僭行公務員職權罪之構成要件與不法要素包攝在內，而以詐欺犯罪之加重處罰事由，成為另一獨立之詐欺犯罪態樣，予以加重處罰，是被告黃文鴻上揭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所為，應僅構成一罪，不另成立刑法第158條第1項僭行公務員職權罪，否則即與「雙重評價禁止原則」有違。　㈡共犯之說明：　　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蓋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施之必要（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230號、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目前遭破獲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詐騙集團收集人頭通訊門號或預付卡之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該集團彼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或交付之受騙款項，及將贓款為多層次轉交或轉帳之使用，並避免遭檢警調機關追蹤查緝，再由該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於被害人因誤信受騙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交付後，除承襲先前詐騙情節繼續以延伸之虛偽事實詐騙該被害人，使該被害人能再匯入、交付更多款項外，並為防止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多於確認被害人已依指示匯款或提領現金後，即迅速指派集團成員以臨櫃提款或自動櫃員機領款、轉帳等方式將詐得贓款即刻領取殆盡，或儘速前往向被害人取款；此外，為免因於收集人頭帳戶或於臨櫃提領詐得贓款，或親往收取款項時，遭檢警調查獲該集團，多係由集團底層成員出面從事該等高風險之臨櫃提款、收取款項（即「車手」）、把風之工作，其餘成員則負責管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絡之後勤人員，然不論接收人頭帳戶金融卡供為其他成員實行詐騙所用，或擔任車手工作而負責提領款項、取走贓款再交與詐欺集團上游之行為，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故詐欺集團成員彼此間雖因分工不同而未必均認識或確知彼此參與分工細節，惟既參與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害人財物之全部犯罪計劃之一部分行為，相互利用其一部行為，以共同達成不法所有之犯罪目的，未逾越合同意思之範圍。從而，被告黃文鴻自應對其參與期間所發生詐欺之犯罪事實包括詐欺集團成員冒用公務員身分、等所施用之詐術方式、過程與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負其責。是被告黃文鴻與陳治霖、少年王○○及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罪數：　　　　⒈被告黃文鴻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詐得告訴人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即由王○○分數次提領帳戶內之款項再交與被告黃文鴻轉交集團上游成員，係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目的而為接續之數行為，所侵害者為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且各行為相關舉措均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內實施完成，彼此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是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⒉被告黃文鴻對告訴人同時所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同法第339條之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 款、第14條第1項之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查被告黃文鴻於行為時已成年，共犯王○○於行為時則係12 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之年籍資料在卷可佐，惟被告黃文鴻辯稱其並不知悉王○○未成年，其係加入本件詐欺集團後方認識王○○等語（見本院卷第48頁），核與王○○ 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我是國中時認識黃文鴻，我不清楚他知不知道我未成年，我只跟他見過幾次面，不曾透露年紀給他，亦未穿著制服與黃文鴻見過面，或在當時就讀的學校與黃文鴻碰面等情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315至317頁）。又證人王○○雖證稱黃文鴻詢問其是否要打工，其不疑有他答應後，黃文鴻即使用Telegram通訊軟體將1名暱稱「虎爺」之好友拉入群組，「虎爺」向其索取身分證字號、名字、住家地址跟自拍照，其便傳送身分證正反面翻拍照片給「虎爺」，當時黃文鴻也在群組內等語（見本院卷第 317至318頁），然被告黃文鴻否認上情，陳稱其並未邀王 ○○加入群組，其本身亦非王○○所稱上述Telegram群組成員等語（見本院卷第333頁），復無相關對話紀錄足以佐證證人王○○前揭證言之真實性，自難以證人王○○上開證詞，遽為不利於被告黃文鴻之認定。此外，亦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文鴻明知或可得而知王○○於行為時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尚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有該項規定之適用，容有誤會。　　⒉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5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甚詳。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第440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876號、第438 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文鴻就其負責收取同案少年王○○向告訴人取得之款項後再層轉其他成員之角色分工等事實，於偵查中曾一度坦承不諱（見偵卷第7至17 頁、第125至128頁，本院卷第48頁、第343頁），應認被告黃文鴻就洗錢罪之主要構成要件事實於偵查及審判中有所自白，原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黃文鴻所犯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亦即其就本案犯行係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論處，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 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說明。　　⒊被告黃文鴻之辯護人固以黃文鴻自幼患有認知遲緩之疾患，僅係因交友不慎而行差踏錯，然其家屬現已給予限期心理上之充分支持，且黃文鴻現亦有穩定工作，而絕無再犯之虞；又黃文鴻不僅犯罪參與程度低，且於偵查中即坦承不諱，更已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犯後態度良好為由，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為科刑重輕之標準，則為在法定刑內量刑輕重之依據。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狀」，兩者固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亦應就犯罪一切情形予以考量，但仍應審酌其犯罪情狀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故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之事由，惟其程度必須達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45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文鴻於行為時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卻加入本件詐欺集團擔任向車手取款之工作，與該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並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犯罪情節並無何顯可憫恕之特殊原因或情狀存在，衡其前開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等節，實無所謂情輕法重之狀況可言，尚難認在客觀上有何足引起一般人同情而確可憫恕之情。況被告黃文鴻本案犯行係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論處，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難認存有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之情事。是辯護人上開主張，核屬無據。　㈤量刑：　　爰以被告黃文鴻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不思以己力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為圖一己私利，分擔實施向車手收取贓款再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工作，致使告訴人難以追回遭詐欺之款項，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344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扮演之角色及參與犯罪之程度、詐取款項金額，暨其犯後於偵查及審判中坦認犯罪，就其所犯洗錢犯行部分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見本院卷第103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處罰。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且為契合個人責任原則及罪責相當原則，共同犯罪所得之物之沒收、追徵其價額或以財產抵償，應就各共同正犯實際分得之數為之。至於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或實際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24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黃文鴻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稱其並未取得約定之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6頁、第127頁，本院卷第56頁），且依卷內事證，尚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黃文鴻有因向王○○收取詐欺贓款再轉交集團其他成員而取得任何不法利益，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亦不須就正犯所獲得之犯罪所得負沒收、追徵之責。從而，即無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之適用。　㈡又按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固為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然被告黃文鴻在本件詐欺集團中係負責向車手收取贓款後，即將款項轉交上游，對該等款項並無事實上之管領權，自難認被害人受詐騙之款項即被告黃文鴻犯洗錢罪之標的而為其所有，自無庸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振煦招攬同案被告黃文鴻加入「陳治霖」、王○○等人組成之本件詐欺集團，渠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冒用政府機關名義詐欺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陳治霖擔任總指揮，被告楊振煦擔任交付提款卡及總收水工作，王○○擔任提款之1號車手工作，黃文鴻負責監督並收受1號車手提領之款項再轉交被告楊振煦之2號收水工作。嗣該集團成員先於110年12月27日，假冒員警、檢察官之身分，去電告訴人張坤輝並向其詐稱：台端涉嫌詐騙及領取贓款，須提供金融卡、密碼以供檢查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同日下午，在其上址住處，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提款卡3張及密碼均交付王○○，再由王○○以將提款卡放置在告訴人住處附近花盆之方式，交與上游詐騙集團成員，旋由被告楊振煦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5樓之房屋（下稱本案房屋），將附表所示提款卡3張交付黃文鴻，黃文鴻再以附表所示方式，將上開提款卡分別交付王○○，王○○ 即於附表所載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列金額之款項後，以附表所述方式交付黃文鴻，黃文鴻復於110年12月27日晚間，在本案房屋將所收取之款項交與被告楊振煦。因認被告楊振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 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 86號刑事判例參照）；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刑事判例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例參照）。再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0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定被告楊振煦涉犯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楊振煦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文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王○○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述；告訴人所有中華郵政、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臺灣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監視器翻拍照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 年度少連偵緝字第8號追加起訴書等件，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楊振煦堅決否認有何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辯稱：110年7月份晚上大概12點時，在新北市○○區○○路附近的一位友人家，我們一些朋友聚在一起聊天，陳治霖詢問我有無年輕人無聊想賺錢的，所以我就直接問現場的年輕人，當時黃文鴻跟王○○也在場，他們表示想要賺錢，便在當下與陳治霖互留聯繫方式，後面他們如何工作、工作内容是什麼我沒有過問；110年12月27日我並未交付提款卡給黃文鴻，亦未在本案房屋向黃文鴻收取款項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因本件詐欺集團成員以前述方式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提款卡3張及密碼，均交付王○○，王○○再將提款卡放置在告訴人上址住處附近花盆內；嗣同案被告黃文鴻取得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後，即依陳治霖之指示，以附表所示方式，逐一交付提款卡與王○○，由王○○於附表所載之時間、地點，持前揭帳戶之提款卡從自動櫃員機接續提領總計40萬元後，再於附表「回水方式」欄所述時地，交與黃文鴻等情，有前引證據資料可佐，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證人即共同被告黃文鴻於警詢時固證稱：楊振煦大概在案發前一個禮拜跑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最近因為排班減少收入減少，問我要不要多打一份工，他告訴我這份工作每次可以賺取3千元的酬勞，但沒有詳細跟我說明工作内容，我心想我和他認識很久，他應該不會害我，所以我就答應他；我跟楊振煦本來就有彼此的Telegram好友，他的Telegram暱稱是「虎爺」或「黑虎將軍」，他經常會把暱稱換來換去；在我答應楊振煦之後，他便傳送陳治霖的Telegram帳號，要我加陳治霖好友，就在110年12月27號當天大約中午12點左右，陳治霖突然發訊息給我，要我去○○區找王○○拿東西，我便聽從他的指示前往他指定的地點，我到達後看到王○○在提款機領錢，領完錢後王○○就把錢裝進袋子裡面拿給我，我再把錢拿回本案房屋親手交給陳治霖，他向我收取完現金約30分鐘後就離開；當天出門前，陳治霖有先打電問我現在的位置，我告訴他我在本案房屋，後來楊振煦便跑來找我，並親手交付我3張提款卡，要求我待會見到王○○時，順便把提款卡交給他；王○○提款、放置及交付現金之地點，都是由陳治霖以Te legram傳送訊息給我，要我轉傳給王○○（見偵卷第7至17頁）；於偵訊時證述：因為疫情，我原本工作辭掉，楊振煦就說要介紹工作給我，他一開始說是送貨之類的工作，沒說是送什麼貨，只有單純說送貨、送包裹，1次報酬3,000元；楊振煦於110年12月27日下午在本案房屋親手交給我張坤輝上開帳戶的提款卡，陳治霖有透過Telegram，楊振煦則是當面告訴我，說這3張提款卡等一下要一張一張給王○○，後來陳治霖才透過Telegram叫我去監督王○○領錢並負責收錢；張坤輝的提款卡及我於110年12月27日自王○○處取得之款項，我是拿到本案房屋交給楊振煦，只是陳治霖當時也在場；本案的收水行為都是陳治霖透過Telegram跟我指示的（見偵卷第 125至131頁）；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楊振煦一開始跟我說工作內容是幫忙跑腿、領東西；110年12月27日當天我是依照「陳治霖」指示拿提款卡給王○○領錢，我不確定楊振煦是否知悉此事；當日我向王○○收取款項後，有拿回本案房屋將錢交給楊振煦，錢就放在該處，沒有收起來，我也不知道錢的流向等語（見本院卷第320至335頁），是證人黃文鴻就被告楊振煦當初介紹其工作時，有無告知其工作之內容，或有告訴其係送貨、送包裹或幫忙跑腿、領東西等類工作；其向少年王○○取得之詐騙贓款係交與陳治霖或被告楊振煦等重要事項，前後供述不一，已難逕採為真，且若被告楊振煦有先交付提款卡與黃文鴻並指示黃文鴻逐次交與王○○，復於同日收受黃文鴻向王○○收取之款項再轉交被告楊振煦，何以會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不確定楊振煦是否知悉其本案所為？此外，亦查無相關通聯與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截圖等證明，足資佐證證人黃文鴻前揭指證內容之真實性。從而，自難以證人黃文鴻前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逕為不利於被告楊振煦之認定。　㈢又證人黃文鴻雖證稱其於110年12月27日出門前，被告楊振煦曾至本案房屋找其，並將告訴人所有上開帳戶之提款卡3張交與其云云，然觀諸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王○○於當日 18時8分許搭乘計程車抵達○○區○○路00巷口，隨後進入○○區○ ○路000巷0弄，並於告訴人住處附近徘徊觀察地形，同時持手機等待指令，其後於同日時18分走進告訴人住處大樓1樓大門內，於同日時30分許離開告訴人住處，在○○區○○路000 巷0弄內持手機與人通話，並於周遭持續徘徊；於同日時32 分許黃文鴻現身於○○區○○路000巷0弄內，在附近來回走動；嗣於同日19時5分許黃文鴻騎乘機車離去，王○○亦同時搭乘計程車前往○○○○路郵局提款；其後於同日19時9分至20時56 分許，黃文鴻均騎車尾隨王○○前往附表所示提款地點（見偵卷第63至84頁）；再參照告訴人於警詢時指稱其係於110年1 2月27日18時至19時許在其住處門口交付3張金融卡與王○○乙節（見偵卷第49至51頁），足認王○○向告訴人取得提款卡之時點應為110年12月27日18時18分至同日時30分許間某時，且王○○於同日18時30分許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黃文鴻隨即於同日18時32分許出現在王○○當時所在之○○區○○路000巷0弄內，並與王○○同在該處逗留至同日19時5分許，即分別騎車、搭乘計程車至中正路郵局，由王○○下車提款，顯然王○○自取得提款卡後至其於附表編號1所載時地持提款卡提領款項前，根本無暇將提款卡先交由被告楊振煦攜至本案房屋交與黃文鴻後，再由黃文鴻自本案房屋攜往新北市○○區○○街00巷內之花盆藏放。是證人黃文鴻此部分證詞，核與前揭事證彰顯之事實不符，而難採信。　㈣另證人王○○固於警詢時陳稱案發前約1週，黃文鴻詢問其是否要打工，其不疑有他答應後，黃文鴻即使用Telegram將1名暱稱「虎爺」之好友拉入群組，「虎爺」向其索取身分證字號、名字、住家地址跟自拍照，其後於110年12月27日下午「虎爺」傳送一個地址予其，請其到該址拿取文件，酬勞為 1天1,000元，其便搭乘計程車到○○區○○路000巷附近，其抵達後對方指使其到○○區000巷0弄00號（即告訴人住處樓下）等待，沒多久就叫其上樓向告訴人拿取信件，當下其沒看到金融卡，告訴人是給其一個牛皮信封袋，其不知道裡面裝什麼，其拿到後下樓馬上接到一通未顯示號碼的電話，電話中對方叫其先休息並要其打開牛皮信封，打開信封後其發現裡面是3張金融卡，之後其在巷子内徘迴，沒過多久對方指示其將牛皮信封袋放置在告訴人住家附近巷子的花盆裡，放完後對方使用Telegram叫其回去剛剛那個花盆拿1張郵局的金融卡，隨後傳了一間郵局照片且上面有地址，指使其搭乘計程車去○○○○路郵局提領，之後黃文鴻即透過Telegram指示其提款地點、放置或面交詐欺贓款及提款卡之地點等語（見偵卷第39至41頁），而被告楊振煦於警詢時雖供稱其使用之Te legram暱稱為「虎爺」、「黑虎將軍」乙節不諱，然否認有傳送地址予王○○，要求其去拿取文件，或提及報酬之事等語（見偵卷第29至30頁），且證人黃文鴻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不曾詢問王○○是否要打工，亦未曾用Telegram將1名暱稱「虎爺」之好友拉入群組介紹予王○○等語（見本院卷第333頁）；卷內復無相關通聯與對話紀錄可資佐證證人王○○前揭關於「虎爺」部分證詞之真實性。是尚難以證人王○○上開證言，執為不利於被告楊振煦之論據。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定被告楊振煦涉有前述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所憑之證據，實質上僅有共同被告黃文鴻上開單一供述與證述，在別無適當、充分之補強證據擔保共同被告黃文鴻該等不利於被告楊振煦陳述屬實之情況下，實難逕予採信，且共同被告黃文鴻前開陳述復有如上所指之瑕疵存在，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難以公訴意旨所指之罪嫌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楊振煦有被訴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要旨，既不能證明被告楊振煦此部分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偵查起訴，由檢察官王江濱、賴怡伶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白承育　　　　　　　　　　　　　　　　　　　　　　　　　　　法　官　劉思吟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魏宇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編號提領時間使用之金融卡提領金額（新臺幣）提領地點回水方式 1 110年12月27日19時11分中華郵政金融卡 (00000000000000) 1萬【○○○○路郵局】新北市○○區○○路00號黃文鴻先將左列金融卡，放置於新北市○○區○○街00巷之花盆，再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指示王○○拿取該郵局金融卡提款，並將提領之款項及金融卡放回原處，再由黃文鴻收取。並先另外放置下列臺灣企銀金融卡以交付王○○。 2 110年12月27日19時13分同上 5萬【○○○○路郵局】新北市○○區○○路00號 3 110年12月27日19時21分同上 5萬【○○○○路郵局】新北市○○區○○路00號 4 110年12月27日19時22分同上 4萬【○○○○路郵局】新北市○○區○○路00號 5 110年12月27日19時32分臺灣企銀金融卡 (00000000000) 2萬【○○○○郵局】新北市○○區○○路00號黃文鴻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指示王○○提領左列之款項，並將提領之款項放置於新北市○○區○○街00巷停車場，再由黃文鴻收取。 6 110年12月27日19時50分同上 2萬【○○○○○郵局】新北市○○區○○街000號黃文鴻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指示王○○提領左列之款項，並將提領之款項放置於新北市○○區○○街000巷附近，再由黃文鴻收取。 7 110年12月27日20時02分同上 2萬【○○郵局】新北市○○區○○路○段000號黃文鴻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指示王○○提領左列之款項，並將提領之款項放置於新北市○○區○○路○段00巷，再由黃文鴻收取。 8 110年12月27日20時16分同上 2萬【○○○○郵局】新北市○○區○○路00號黃文鴻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指示王○○提領左列之款項，並將提領之款項、金融卡放置於新北市○○區○○街00巷停車場，再由黃文鴻收取。並先另外放置下列臺灣銀行金融卡以交付王○○。 9 110年12月27日20時19分同上 2萬【○○○○郵局】新北市○○區○○路00號 10 110年12月27日20時36分臺灣銀行金融卡　 (000000000000) 2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黃文鴻透過飛機通訊軟體，指示王○○提領左列之款項，並將提領之款項及金融卡攜至華夏大學後山，再由黃文鴻親自收取。 11 110年12月27日20時37分同上 2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 12 110年12月27日20時38分同上 2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 13 110年12月27日20時39分同上 2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 14 110年12月27日20時41分同上 2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 15 110年12月27日20時42分同上 2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 16 110年12月27日20時43分同上 2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 17 110年12月27日20時44分同上 1萬【臺灣企銀(○○分行)】新北市○○區○○路000號

2024-12-17

TPHM-113-上訴-3890-20241217-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276號抗告人羅順景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 45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非常上訴係糾正確定判決法律上錯誤之救濟機制，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並不涉及事實問題，與再審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機制不同，後者必須有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至第422條所定情形之一，始得為之。而指摘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除有致生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且符合聲請再審之相關規定外，並非得聲請再審之事由，否則無異於賦予再審制度糾正原確定判決法律上錯誤之功能，混淆前述不同非常救濟機制之法律設計。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始得聲請再審。該條文既曰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自與輕於原判決所宣告之「罪刑」有別，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者，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若屬同一罪名，然主張有無減輕刑罰原因之情形者，因僅足影響科刑範圍而罪質不變，即與「罪名」無關，自不得據以聲請再審。再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前開條文所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固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尚包括「（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惟須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具有確實性，始克准許再審。二、抗告人羅順景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上訴字第1680、2209號案審理結果，認定其有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予王昭基之犯行，因而判決論處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謂司法警察及檢察官皆未對其告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關於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之有利規定，實已剝奪其訴訟防禦權。又警方固經詢問其上揭所販賣海洛因之來源，並經調查無果，然檢察官未再續行追查，妨礙其可適用同條例第17條第1項關於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以致喪失獲得免刑判決之機會，原確定判決未調查釐清上情，殊屬違誤，茲主張發現新事證，足認其應受減刑或免刑之判決，乃向原審聲請再審。原裁定敘明略以：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爭執原確定判決未認定上述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由，謂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云云，乃屬原確定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復與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無涉，難認符合得聲請再審之要件。況原確定判決已論斷抗告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俱未自白犯行之理由明確，縱設其謂有機會得依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之主張成立，無非僅涉同一罪名之刑罰減輕而已，仍不得聲請再審。又原確定判決就抗告人辯稱其所販賣之毒品，由來於綽號「豬哥仔」陳英明一節，已於其理由內敘明業經陳英明所否認，且依原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復難認陳英明有抗告人所指販賣來源毒品之聯結關係等旨綦詳，足見抗告人之供述，尚不符同條例第17 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要件。再無論單獨或結合原案卷內舊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在客觀上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並不具有上開刑罰減免事由之事實，而無從改為有利於抗告人之認定，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之要件，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乃依同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裁定駁回。核原裁定之論斷，於法尚無不合。三、抗告人抗告意旨並未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猶置原裁定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徒執其聲請再審主張之陳詞，復謂原裁定駁回其聲請再審，導致其無法獲得正當法律程序之救濟云云，無非係任意指摘原裁定為不當。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2024-12-11

TPSM-113-台抗-2276-20241211-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021號上訴人謝昇翰選任辯護人王品懿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373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1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謝昇翰有其事實欄一所載加重詐欺、一般洗錢之犯行，而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 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2罪刑。上訴人不服第一審判決且明示僅就刑之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固非無見。二、惟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條例所稱詐欺犯罪，依第2條第1款第1目之規定，包含犯刑法第339 條之4之罪。又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亦明文規範前述減科刑罰規定之適用原則。查上訴人於偵查、第一審均自白犯行，於第二審亦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第一審判決第2頁、原判決第1頁）；而第一審判決認定告訴人吳奕霖、鄭汝伶因受詐欺而匯付款項之金額分別為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1（吳奕霖部分）所示新臺幣（下同）49,989元、49,652元及編號2（鄭汝伶部分）所示49,211元（見原判決第7、8頁）；另就本件上訴人犯罪所得之沒收審認：上訴人自承因本件犯行獲取報酬1千元，然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並履行完畢，分別賠償吳奕霖、鄭汝伶5萬元及1萬5,000元，而足以徹底剝奪上訴人本件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免過苛（見第一審判決第5、6頁）。上情如果無訛，上訴人是否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且已無其他犯罪所得？若仍有犯罪所得，其犯罪所得又係若干？是否因和解、賠償而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有無滿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要件，以上疑點，攸關上訴人刑罰之量定，自應究明。乃原審僅泛以：本件上訴人所犯加重詐欺罪，既非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增訂之詐欺犯罪類型，亦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共犯張嘉晉尚非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無庸比較新舊法，應直接適用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為由（見原判決第3頁），未予審認並說明認定之理由，難謂於法無違。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前述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法定減輕刑罰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　　　　　　　　　　　　　　　　　法　官朱瑞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明智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2024-12-11

TPSM-113-台上-5021-20241211-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039號上訴人鄒辰鋐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6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85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3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鄒辰鋐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鄒辰鋐有其事實欄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其中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3部分為洗錢未遂）之犯行，而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共16罪刑（各處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16所載之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檢察官及上訴人不服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量刑，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二、惟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條例所稱詐欺犯罪，依第2條第1款第1目之規定，包含犯刑法第339 條之4之罪。又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則行為人行為後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所增訂刑罰減輕（免）事由之規定，倘刑法本身並無此減免規定，因有利於行為人，法院於不相牴觸之範圍內，自應予適用，以維法律之公平與正義。查第一審判決已記載上訴人對於被訴犯行（含加重詐欺取財）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均坦承不諱（見第一審判決第3頁）。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亦表示承認犯罪事實，且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原審卷第180至182頁）。關於本案犯罪所得，第一審判決似認告訴人陳君安、張育誠、郭司凱、朱莉蓉、潘佩琪、林秋燕、葉良哲、黃鈺潔、尤翊丞、朱依、李冠儒、蔡育樺、袁勝凱、被害人戴秀芬、施佩英、劉志龍等16人因行為人之本案犯罪而匯款之金額，合計為新臺幣（下同）131萬52元（見第一審判決事實欄及其附表一編號1 至16匯款金額之加總）；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本案犯罪所得應否諭知沒收部分，則謂：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本案並無獲利，卷內亦乏上訴人確因本案犯行取得犯罪所得之具體事證等語（見第一審判決第7頁）。上情如果均屬無訛，則上訴人是否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已另無犯罪所得？上訴人若仍有犯罪所得，其犯罪所得又係若干？又是否已自動繳交？上訴人所犯各罪，是否皆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7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以上疑點攸關上訴人刑罰之量定，原判決未及適用並說明是否應予減輕其刑之理由，難謂於法無違。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此係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攸關上訴人之刑度輕重，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於法定減輕刑罰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上訴人於第二審上訴時，已主張其僅係負責收款而非施行詐術之人，請原審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見原審卷第47頁，原判決第2頁第13 行）；惟原判決就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如何不足採取，似未說明。又原判決既維持第一審判決附表二各編號所載之宣告刑，惟其中編號11、12之告訴人姓名，與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相同編號所列未盡一致；且第一審判決附表二各編號所諭知之刑期，是否皆與所對應之被害金額或犯罪情節相當？案經發回，均允宜注意及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2024-12-11

TPSM-113-台上-5039-2024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