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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218號抗告人施佩妤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93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施佩妤犯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下稱定刑），核屬正當。抗告人係於民國108年至110 年間犯毒品及詐欺、洗錢等案件，經原審法院詢問其定刑意見，抗告人表示從輕量刑，綜合審酌抗告人行為態樣、侵害法益之類型、嚴重程度及抗告人之人格特質等情狀，而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教化之程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刑為有期徒刑9年。二、本院查，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之宣告刑之總和刑期為有期徒刑14年1月，其中最長刑期為6年（附表編號7），附表編號1 至6之罪，並曾經法院定刑為4年6月。則原裁定審酌上情後在有期徒刑6年以上，14年1月以下之範圍內為前述之定刑，已有相當幅度之減讓，於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並無不合，亦無濫用裁量職權致顯然過重而違反罪責相當情形。抗告意旨泛稱：抗告人所犯附表編號1至4所示為詐欺等罪，考量犯罪態樣、犯罪時間間隔、各罪犯罪情節，及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請依自由裁量權限，整體評價後再酌以減刑等語。就原裁定有如何之違法或不當，並未具體指摘，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高文崇法　官黃潔茹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2024-12-11

TPSM-113-台抗-2218-20241211-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111號抗告人彭睿彬（原名彭國光）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 43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本件原裁定略以：㈠抗告人彭睿彬（原名彭國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經法院判處如其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或僅記載其編號序）所示罪刑確定，檢察官依抗告人之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下稱定刑），為有理由。㈡抗告人所犯編號1至2之罪，曾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聲字第1206號裁定定刑有期徒刑1年3月，爰審酌該內部性及外部性界限，並考量抗告人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類型、態樣、侵害法益等情狀，及抗告人對本件定刑案件之意見，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刑4年10月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審法院定刑顯有過重，應就抗告人本身之人格特性及犯罪目的、動機、手段程度及犯後態度綜合判斷。㈡原裁定定刑與他案定刑之案例，有違反比例原則之嚴重失衡。㈢本案與另案112年執更己字第405號執行指揮書（應為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3157號裁定）分別定刑，顯有失公平原則及比例原則。㈣抗告人真心期盼早日重返社會，盡人子女之孝道，照顧妻兒，彌補先前之過，重新做人，努力工作回饋社會，記取教訓，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三、按數罪併罰之定刑，本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所為一新刑罰之宣告，並非給予受刑人不當利益。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法院於定刑時，應審酌個案具體情節，嚴格遵守刑法第51條第5款所規定之外部性界限；所定之執行刑，祇須在不逸脫外部性界限範圍內為衡酌，而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並不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無違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經查，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其最長刑期為3年10月（編號3），各罪宣告刑之總和刑期5年4月又15日；而編號1至2各罪曾經定刑為1年3 月，加計未經定刑之其餘各罪之宣告刑，總合為5年1月。則原裁定於最長刑期3年10月以上，5年4月又15日以下之範圍內為前述之定刑，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界限；所定之刑不僅低於各罪宣告刑之總和，較諸前述之5年1月，亦有相當之寬減，並無顯然過苛之濫用裁量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情形。抗告意旨泛稱原裁定量刑顯有過重，請求從輕量刑，對於原裁定有如何違法，並未具體指摘。又他案之定刑，因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引，亦無從引用他案酌定應執行刑之比例，作為原裁定是否適法之判斷基準。抗告意旨關於此部分之指摘，亦無理由。又按，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定應執行刑者，法院僅能於檢察官聲請範圍內依法裁定，不得任意擴張。抗告人所指其經法院另案定應執行刑部分，並不在本件檢察官聲請定執行刑之列，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法院自無逾越聲請範圍逕予納入裁定之餘地，抗告人據以指摘，自不足採。四、依上說明，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高文崇法　官黃潔茹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2024-12-11

TPSM-113-台抗-2111-20241211-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93號上訴人賴清波選任辯護人楊漢東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3號，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賴清波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下稱利用機會性交罪）刑之判決（處有期徒刑8月），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為傳統民俗療法工作者，以從事推拿、整脊為業，若客人之痠痛係起因於腰椎或骨盆不正，無論男、女客人，上訴人皆會以手指伸入肛門在特定位置推拿；但對於已生產過之女性客人，則會兼以手指插入女性客人之陰道，從陰道內部推開靠近鼠蹊部之穴位氣結，以解除或減緩客人下肢及腰背之痠痛。上訴人在事前均會向客人說明推拿方式，並獲客人同意後，始為前述以手指伸入肛門或陰道之特殊推拿手法，且絕對不會對未婚或未生過孩子之婦女做特殊手法之推拿。上訴人從事前述特殊推拿將近30餘年，接受過此等療法之男、女客人約1萬多人，除告訴人甲女（成年人，姓名詳卷）以外，從不曾有客人質疑無效或稱上訴人係藉機性侵，且有客人在解除痠痛後，主動介紹其他有相同問題之親友前來求治，甚至提供處所供上訴人推拿。上訴人若係藉由推拿機會性侵女性以滿足自己色慾，豈會捨較年輕貌美又未婚之甲女女兒即乙女（姓名詳卷）下手？又何秀棉已證稱上訴人長年以來對不特定之男、女客人，如有脊椎或骨盆不正者，均以同樣特殊手法做整復推拿等語，足見上訴人並非單就甲女為之。且上訴人為此推拿手法時，甲女之女兒全程在場觀看，上訴人當時還戴上醫療用手套；而依乙女於第一審之證述，上訴人在為甲女做陰道內兩側推拿時，甲女還因疼痛而掙扎喊叫，顯然上訴人在推拿時意在治療，並非要讓自己產生色慾。原判決不顧前揭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客觀情境，認定上訴人對甲女有性侵害之主觀犯意，與調查證據結果並不相符，已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㈡上訴人於第一審認罪，僅係認為自己之侵入性推拿行為已違反醫師法第28條規定，惟否認其有性侵甲女之主觀犯意，並非就利用機會性侵甲女一事表示認罪；且上訴人之本意非指自己在案發前，就已知道其行為違法。原判決誤將上訴人對甲女以特殊手法推拿之行為，當作上訴人利用機會性侵甲女，未依上訴人已認罪之違反醫師法第28條規定論處罪刑，又未記載上訴人侵入性治療痠痛之特殊推拿手法何以不屬醫療行為之理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非出於治療目的而為特殊推拿行為，顯不合常理，且違背醫師法第28條之立法本意，適用法律已有嚴重錯誤。㈢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甲女在第一審移付調解時向上訴人索求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當作賠償；且甲女及其配偶、乙女於原審到庭作證時，均強調上訴人是用一次性治療之權威，以達成誘使甲女屈從上訴人性侵之事實，而與其等先前在警詢、偵查及第一審之說法有異，顯係相互勾串而故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可知甲女一家3人自始即設局敲詐上訴人等語。　　　四、惟按：　　　　㈠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罪，係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似之監督服從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交，被害人因礙於上揭監督服從關係而隱忍屈從行為人之要求，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與合意性交有別。倘行為人利用被害人處於身受其監督、扶助、照護等不對稱關係中之劣勢地位，因被害人欠缺完全之性自主判斷能力，未能為成熟、健全、正確之性意思決定，故行為人形式上，雖非但未違背被害人意願，甚而業經其同意，然因被害人同意之性意思形成與決定有瑕疵，刑法仍予犯罪化，而於第228條定有明文處罰。至於醫師法第28條所稱醫療業務行為，則係指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療、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之全部或一部。而民俗調理，則係以紓解筋骨、消除疲勞為目的，單純運用手技對人體全身或局部部位施以傳統整復推拿、指壓及按摩等紓壓行為。是以行為人若非基於診療或紓解筋骨、消除疲勞之目的，假民俗調理整復推拿之名，利用被害人受其照護之不對稱關係中所處劣勢地位，將其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並非醫師法第 28條所稱之醫療業務行為，亦逾越單純對人體施以傳統整復推拿之民俗調理業務範圍，而屬刑法第10條第5項第2款所定義之性交行為。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自白，及甲女、乙女，何秀棉之陳述，併同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函、現場圖及其他相關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確有利用甲女接受其推拿治療之機會，將其手指插入甲女之肛門及陰道內而性交。並敘明：⒈上訴人為甲女進行整復推拿，雖非醫療行為，然甲女係接受上訴人之照護及推拿，並聽從上訴人之指示，即屬相類醫療關係。依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函所示，上訴人將手指插入甲女肛門以治療坐骨神經、撥正腰椎盤突出，手指插入甲女陰道以調整鼠蹊穴，並非符合傳統整復推拿之手法，且傳統整復推拿嚴禁碰觸身體隱私處，並不得為侵入性推拿；又上訴人於原審陳稱：我知道我的執照不可以做侵入性行為，本案之推拿方式沒有醫學理論基礎等語；足見上訴人所為已逸脫民俗調理之整復推拿範圍，其亦知悉此種推拿方式並非正當醫療行為。上訴人顯非單純出於治療目的，而係為滿足自己性慾，主觀上有性侵害犯意甚明。⒉上訴人利用相類醫療關係之機會，對甲女表示需進入肛門、陰道內推拿，甲女縱有同意，亦係因其信賴相類醫療關係形成之精神壓力下而隱忍並曲意順從，無論上訴人推拿時間之長短、其有戴上手套、過程中甲女之家人有在場全程旁觀，均難謂上訴人無性侵害甲女之犯意。又上訴人對其他客人亦以手指伸入肛門或陰道方式進行侵入性推拿，僅涉及上訴人是否另成立犯罪之問題，與其於本案所為係屬二事，並不影響上訴人前揭犯行之認定。⒊上訴人僅有傳統整復技能，其對甲女所為侵入性推拿手法，既無醫學理論基礎，且構成性侵害行為，應非屬醫療行為，核與醫師法第28條規定之醫療業務不符。上訴人辯稱其所為應論以醫師法第28條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而執行醫療業務之罪，並無可採等旨（見原判決第3至5頁）。亦即，已就上訴人所為何以構成利用機會性交罪、其辯稱僅係出於治療目的而違反醫師法第28條等語如何不足採取，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論述其取捨之理由；所為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㈡且查：　⒈傳統整復推拿服務業不分性別，嚴禁碰觸客戶身體隱私處，且民俗推拿業界並不存在侵入肛門、陰道之手法；而依民俗推拿調理服務常規，亦不可有任何侵入性之手法，已如前述。則上訴人以手指插入甲女肛門及陰道內以調整鼠蹊穴位之特殊行徑，並非傳統整復推拿之常規行為。倘甲女知悉上情，當不致允許上訴人以其宣稱之特殊「推拿」手法而為前述性交行為。是以上訴人雖已事先徵得甲女之同意，然甲女之性意思形成與決定既有瑕疵，而受一定程度之壓抑，依上開說明，仍無礙於上訴人利用機會性交罪之成立。又上訴人於民國101年間即領有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核發之按摩、推拿專業證書，明知其不得在推拿過程中有任何侵入顧客身體隱私部位之行為，卻仍執意以手指插入甲女之肛門及陰道內，所為已逾越單純對人體施以傳統整復推拿之界限，難認係在合法執行民俗調理業務之範疇；即令前來向上訴人尋求推拿服務之顧客或因出於自我安慰之心理作用，在主觀上認可上訴人之「推拿」行為並向親友推介，仍不得因此反推上訴人所為係基於診療或紓解筋骨、消除疲勞之目的。上訴人主觀上既非出於執行業務之意思，客觀上又已逾越民俗調理業務之範圍，顯與刑法第22條業務上正當行為之概念迥異。　⒉上訴人係從事傳統之整復推拿服務，與一般醫病關係同以信賴專業服務提供者為基礎，先藉由探詢甲女身體疲勞或不適之原因，再依其專業判斷決定合適之推拿力道及身體部位，近似於病患聽從醫師指示之互動模式，上訴人與甲女間即具有刑法第228條第1項所規範之相類醫療關係。則甲女基於對上訴人整復推拿專業之信賴，就上訴人所稱必須以自己手指插入甲女肛門及陰道內始能推開鼠蹊穴位氣結之說法，縱使有所疑慮，未必能有足夠之專業知識得以質疑上訴人之動機，只能選擇先行隱忍屈從而非立即起身抗拒。上訴人明知此情，竟利用其與甲女間相類於醫療關係之照護機會，以前述非傳統整復推拿服務所許之侵入性手段對甲女性交，應係藉此滿足自身之性慾，並非出於診療目的之醫療行為。稽之上訴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時，先係否認其有利用機會性交之故意；迨第一審審理時，上訴人先表示：「本件我願意認罪，請從輕量刑」；經審判長當庭諭知其所涉法條為刑法第228 條第1項利用機會性交罪之後，上訴人仍稱：「我都認罪，請求從輕量刑」各等語（見第一審卷第32、88頁），顯已自白其利用機會性交犯行，非如上訴意旨所陳僅係承認自己有違法推拿之行為。至於上訴人當時縱使戴上醫療用手套為之，亦任由甲女之其他家人在旁陪同觀看，均僅在於塑造其專業服務之外在形象以取信於甲女，不能據此認定其並無利用機會性交之犯罪故意。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對於因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甲女所為侵入性「推拿」，與醫師法第28條規定之醫療業務行為不符，並就上訴人所辯並無性侵犯意等情詳加指駁。所為論斷，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原審所不採之前揭辯詞，自行臆測甲女有意設局敲詐，並指摘原判決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相符合、判決不載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係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以自己之說詞，重為爭執，顯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無非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敘於不顧，而為事實上之爭辯，並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原判決已說明及於判決無影響之事項，依憑己意而為指摘，俱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黃潔茹法　官江翠萍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4

TPSM-113-台上-4493-20241204-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810號上訴人李榮仁選任辯護人林奕翔律師上訴人林楚翔選任辯護人江信賢律師鄭安妤律師張中獻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 3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2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第一審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上訴人林楚翔部分）、第4條第2項規定，論處上訴人李榮仁、林楚翔（以下合稱上訴人等）共同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刑（均想像競合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各處有期徒刑10年、5年6月），並為沒收（銷燬）之諭知。上訴人等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後，維持第一審之量刑，駁回上訴人等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以佐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人等上訴意旨略以：㈠李榮仁部分： ⒈李榮仁雖有毒品前科，但已多年未觸碰毒品，犯後態度良好，於本案係被迫收受大麻膏用以抵債，並無意於收受大麻膏後再行販出或轉讓他人，其犯罪情節與其他跨國運輸第二級毒品者有別；且林楚翔亦自承曾於國外施用第二級毒品大麻。原判決未審酌李榮仁涉犯本案之原因，並詳查其收受大麻膏後是否僅供自用，率認李榮仁所為對國人健康、社會秩序影響巨大，而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其量刑有違罪刑相當原則。 ⒉扣案大麻膏雖多達15罐，惟未檢測其純質淨重，原審亦未詳查上訴人等計畫如何保存以供自用、施用方法及用量、需時多久可以施用完畢等節，且未就此訊問李榮仁，使其有辯明機會。原判決因而未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3項減輕其刑，有判決違背法令、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虞。　㈡林楚翔部分： ⒈林楚翔與李榮仁於案發前已有合意，若「Victor」及「天外飛仙」寄給李榮仁之包裹內為含有大麻成分之大麻膏，則上訴人等可以留下來自己食用。且員警於搜索林楚翔住所時，亦有查扣大麻吸食器1組，參以林楚翔過去留學澳洲之經歷，其於居留澳洲期間有吸食大麻之經驗，足徵扣案之大麻膏係供上訴人等共同施用。林楚翔已證明其係為供自己施用毒品而犯罪，有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3項減刑規定之可能，應由檢察官證明林楚翔無前揭減刑事由存在。原判決逕認林楚翔不適用毒品條例第17條第3項減刑規定，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⒉林楚翔雖於警詢時否認其有施用毒品經驗，並稱部分扣案物品非供吸食毒品之用，然此係因林楚翔當時為無罪答辯之緣故，非可以此逕認林楚翔並無吸食毒品之經驗或事實；且員警當時並未就每項犯罪工具個別詢問林楚翔，故林楚翔就全部犯罪工具整體答稱係交給其他人使用，不能證明其中大麻吸食器非自己所用。第一審及原審均未就林楚翔是否有施用毒品經驗、大麻吸食器是否為其所用等情重新訊問，逕認本案並無供林楚翔自己施用毒品之證據，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 ⒊林楚翔於我國並無任何毒品相關處罰紀錄，素行尚佳，其受李榮仁指示參與運輸毒品犯行，固屬不該；然林楚翔僅參與運輸毒品1次，所運輸之大麻膏為混合物，純質毒品數量不高，又非大、中、小盤毒梟，於本案第一、二審均坦承犯罪，已表現出相當之悔意。原判決未審酌上情，遽認林楚翔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重大違誤。　　四、惟查：㈠毒品條例第17條第3項規定：「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4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係以「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作為運輸毒品罪裁量減輕其刑之要件。此所謂情節輕微，係指運輸毒品之手段、目的、重量、所造成法益侵害之危險或結果、行為係一時性或長期性，以及分工之角色等犯罪情節，與長期、大量運輸毒品者相較，尚屬輕微者而言。是上開條項之減刑要件，除供自己施用外，尚須情節輕微，始足當之。而情節是否輕微，乃法院依個案情節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已斟酌各項情事並說明其認定之理由，除其裁量權之行使，明顯濫用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者外，尚難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等共同私運入境含大麻成分之大麻膏多達15罐，合計淨重為5951.98公克，且李榮仁於警詢時僅提及其曾施用第三級毒品K他命，林楚翔於警詢時則稱自己完全沒有施用毒品各等語；而卷附林楚翔之出入境紀錄資料，僅能證明其自民國103年迄今之出入境情形，無足證明林楚翔之前在澳洲工作時曾有施用大麻之經驗。足見上訴人等非因供自己施用而犯本件運輸第二級毒品罪，亦非情節輕微，無從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等旨（見原判決第6至7頁）。亦即，已就上訴人等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如何非僅供自己施用、其情節何以非屬輕微，而無毒品條例第17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等情，詳述其論斷所憑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法並無不合。且依林楚翔於警詢及偵查中所陳，其當時以為寄來之物品為大麻蠟，而非大麻膏，其都沒有施用毒品，亦不知如何使用大麻蠟，希望坦白從寬，對於本件涉嫌運輸第二級毒品沒有意見等語（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230號卷第330至3 31、336至338頁）。則林楚翔既稱其當時無法清楚掌握寄送前來之貨品屬性，更不知貨品之使用方式，與林楚翔上訴意旨所稱係供己施用之目的而運輸大麻入境乙情顯有未合。又林楚翔上開陳述時已認罪不諱，並表明無意隱瞞，非如林楚翔上訴意旨所載係因無罪答辯而否認其曾經吸毒。原審既認定上訴人等並非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而未就上訴人等有無施用毒品經驗、如何保存大麻以供自用、大麻之施用方法及用量、需時多久可以施用完畢及扣案大麻吸食器之用途等節再予訊問，或檢測扣案大麻之純質淨重，為無益之調查，並無調查職責未盡或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法情形。上訴人等上訴意旨仍執前詞，主張運輸入境之大麻係供林楚翔自己施用，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自己之說詞，任為相異之評價，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㈡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是本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背景或環境，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且適用與否，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除有違法或濫用情事，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等之本案犯罪何以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理由，略以：上訴人等均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知悉毒品對人體及社會治安所造成之危害重大，卻無視國家禁令而涉犯本案，實屬不該；且林楚翔經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刑已大幅減輕，客觀上已無情輕法重之情；而本案經警查獲之大麻膏重量非輕，對社會治安之潛在影響非小，已危害社會秩序；衡以上訴人等之犯罪情節，難認其等於犯本案時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自不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等旨（見原判決第5 至6頁）。亦即，原判決已就上訴人等本案犯罪並非基於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以致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等情形，予以說明。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亦無濫用裁量職權之違誤。且上訴人等所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係以寄送國際航空郵包方式，自加拿大走私含有大麻成分之大麻膏進入我國境內，合計淨重高達5951.98公克，數量甚大，無論其純質淨重數額多寡，對於社會治安之負面衝擊至鉅；如非海關人員及時察覺，為數龐大之大麻勢將流入市面而造成毒害擴散，所生危害難認輕微，客觀上自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或憫恕，尤無情輕法重或刑罰過苛之可言。李榮仁上訴意旨率謂其係被迫收受大麻膏用以抵債，犯罪情節與其他跨國運輸毒品者有別；林楚翔上訴意旨則稱其素行尚佳，僅參與運輸毒品1次，所運輸之大麻膏為混合物，純質毒品數量不高，犯後坦承犯行，而指摘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及判決不備理由等語，均係對於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依上說明，上訴意旨所陳各節，係就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合法行使，依憑己意，再為爭執，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4

TPSM-113-台上-4810-20241204-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822號抗告人許楊深上列抗告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9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本件抗告人許楊深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原裁定案由欄誤載為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原審法院民國11 2年6月15日111年度選上更二字第1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判決或本案），聲請再審，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二。二、原裁定認抗告人之聲請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略以：㈠原判決依憑抗告人之陳述，佐以許清健、李慶忠、吳國明、李文南、簡國輝、廖添丁、許星添、江阿錦、陳琥運之證詞及相關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有其事實欄一、㈠所載共同交付賄賂犯行，已詳述其論斷基礎及取捨證據之理由。有關李慶忠陳稱其交給吳國明1箱洋酒是要大家支持自己選里長，嗣因考量母親病情而決定不參選，故建議轉而支持許清健；及吳國明陳稱洋酒是李慶忠要選里長買的，經過10餘日後李慶忠說不選，才轉送出去各等語；如何與抗告人及吳國明先前所述相悖而不足採信，均經原判決指駁說明。又李慶忠與抗告人間有親屬關係，所述亦涉及自身是否須負擔共同交付賄賂罪責，而有利害關係；且李慶忠對其將洋酒交付吳國明之說詞，前後反覆不一，可信度低，亦經原判決論述甚詳。況簡國輝始終表明其有拿到1瓶新的里長候選人拜託支持所送的酒；縱使其就洋酒價格為新臺幣（下同）500、600元，或為400、500元等枝微細節之敘述不同，然簡國輝於偵查中已陳稱其不清楚洋酒價格，自不足以影響原判決之事實認定。且李慶忠、吳國明已證述抗告人透過李慶忠交付洋酒12瓶，吳國明留存1瓶，其中6瓶係以約定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目的而交付予許星添等人，並對有投票權之江阿錦、陳琥運預備行求賄賂，原判決所認定洋酒之數量及價格尚屬無誤。㈡聲請意旨雖提出「邱會長」之自訴書，表明抗告人所購買之酒類為「邱會長」幫忙訂購，與李慶忠自行購置威士忌之來源、品項及購買時間均不相同等情。然抗告人所辯並未交付李慶忠洋酒，及李慶忠陳稱是要大家支持自己選里長才交給吳國明1箱洋酒等情，既為原判決所不採，自難僅憑「邱會長」於自訴書片面記載內容，即認其新供述之信用性較高；此與抗告人所提出之威士忌樣式與價格照片等資料，均無從動搖原判決就此部分之事實認定。至於聲請意旨另稱相關證人對於威士忌之品牌、數量、容量所述不同，原判決就此未予論述而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乙節，無非指摘原判決適用法則不當，屬得否提起非常上訴之問題，亦不符合聲請再審之要件。㈢原判決關於其事實欄一、㈡部分，係依抗告人先前之自白及吳健成、吳連和不利於抗告人之證詞，認定抗告人於107年7、 8月間某日，在吳健成住處，交付2萬5000元予吳健成，欲透過吳健成向有投票權之吳國明、吳烈國及身分不詳之「許先生」及「叢先生」行求投票支持許清健；經吳健成致電吳連和提及此事，惟遭吳連和所拒並要求吳健成必須退還賄款，其後吳健成遂將2萬5000元交付李慶忠以退還抗告人。並說明：吳健成、吳連和均未證述抗告人在交付該筆款項時，有何請求協助辦理競選活動之情；而抗告人在吳連和拒絕收受 5000元後，曾主動邀請吳連和幫忙發傳單、打雜，並表示會補助走路工，惟遭吳連和當面拒絕；因認抗告人所辯該筆2 萬5000元款項係拜託吳健成找吳連和協助辦理競選活動等語，不足採信等旨。而吳健成對於抗告人為何交付其2萬5000 元之原因，前後所述雖有不同；然抗告人於當時除交付該筆款項以外，另有交付1份5人名單，如以2萬5000元平均分配予名單上之5人，每人可分得之金額為5000元，適與吳連和要求吳健成退回5000元之數額一致，足認吳健成於偵查中所述可採；否則，吳連和斷無可能因支持現任里長許福川，而要求吳健成必須退回該筆5000元之現金。㈣聲請意旨另謂原判決就鄒振寰、許榮華、鄒進財證稱抗告人支付之5000元，僅係作為鄒進財幫忙選舉事務之工資，並非買票之賄款等語，未為具體評價，亦未說明不採納之理由。惟原判決已說明：鄒進財於偵查中所稱抗告人要求其拜託家人投票給許清健，並詢問家裡有幾票，其回以5人，抗告人現場交付5張1000元等情，核與抗告人於第一審及上訴審之自白一致；雖鄒進財於更一審改稱：抗告人有請其幫忙打工發傳單、打雜，薪資為每日5000元等語，然此不僅與鄒進財先前所述不同，且鄒進財於更一審亦表示：抗告人有拿5000 元要其支持許清健，該筆款項與前述幫忙發文宣的5000元無關等語，自不足為有利於抗告人之認定。且鄒振寰、許榮華均難以知悉抗告人交付5000元予鄒進財之原因，自無從依憑其等證詞，逕認鄒進財是受託協助許清健之競選事務等旨。又原判決既已採信鄒進財先前之證詞，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且因行賄之一方大多低調而不欲他人知悉，俾免遭到檢舉。則原判決認為鄒振寰、許榮華難以知悉抗告人交付50 00元予鄒進財之原因，自無理由不備之違法。原判決以抗告人於第一審及上訴審任意性之自白，佐以鄒進財之證述，認定抗告人有其事實欄一、㈢交付賄賂之犯行，於法無違。㈤聲請意旨均係就原判決已調查斟酌之證據資料再行爭辯，或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任意指摘，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之新事實、新證據；聲請意旨之主張及所舉各證據，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以動搖原判決，欠缺再審所應具備之「確實性」要件，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符。三、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被羈押當時，米廠之大桶內裝滿近百餘萬元之濕穀，須由抗告人操作機器，且所養豬仔近200多頭乏人照顧，又有3、4千萬元之高額貸款，家中只有老母，年邁父親又在獄中，內心甚感焦急，只能聽從律師指引而承認賄選，以爭取緩刑機會，所為認罪完全違反真實，且非出於自由意志。而簡國輝稱有拿到1瓶新的里長候選人拜託支持所送的酒，及吳健成於偵查中所言，均無足採信；相關證人於調查站所言，均屬猜測及意見之詞，應該採信其等在第二審之證詞。且洋酒既未扣案，也無照相，又無收酒之人出面指認，均不得作為定罪之依據。抗告人與吳國明於案發前並不認識，且有些收到酒之證人仍不知是賄選用途，有些證人則在國外而無法回國投票，均與賄選常規不合。抗告人實際買酒的時間為元旦左右，且3月1日LINE內容是請「邱會長」轉告抗告人要請款之事；而吳國明證稱並未幫許清健賄選，但送酒時卻強調要支持許清健，已有諸多矛盾；且其所述酒類與抗告人贊助水利會之洋酒並非同一批，用途亦非相同。㈡依吳國明在調查站所述，共有11人拿到洋酒，但其中黃宇岑、蕭吳訓、叢忠滋、姜秀琴等4人沒有收到酒，陳琥運、簡國輝、廖添丁、江阿錦、胡毓忠等5人之證詞與吳國明所述不合，許星添是先收到酒之後，才被告知要支持許清健，李文南則強調不知道吳國明為何要幫忙發酒；其等更均無法說出洋酒名稱。且李慶忠及吳國明均證稱是拿1箱洋酒，但抗告人所購買用來贈送水利會小組長之格蘭菲迪是大品牌，綠色三角橢圓包裝，6瓶裝1箱，其樣貌與吳國明及許星添等人所述並不吻合；況抗告人係於當年元旦前後購買洋酒，當時抗告人父親許清健尚未決定參選，且無證據證明係抗告人指使李慶忠、吳國明等人贈送里民洋酒，抗告人亦無可能無視於賄選重罪，隨意交給不認識之人發送1瓶洋酒來賄選；從當年3月發放到9月，亦與常情有違。足見里民獲得之洋酒與抗告人無關。㈢鄒進財於調查站表示抗告人是開銀色休旅車到他家，但抗告人只有黑色休旅車；且抗告人當天拜訪鄒進財時，鄒進財還問「誰要選？」，抗告人回說「是我爸」，如果抗告人只去過鄒進財家1次且沒交辦任何事情，鄒進財又怎會出現在競選總部工作？若鄒進財收受之5000元是供賄選買票之用，怎會自己使用而未發放出去？且鄒進財於調查站及更一審所述多所矛盾，自應以鄒進財於更一審所述，及鄒振寰、許榮華證稱鄒進財出現在競選總部多日及其工作內容、態度之證詞，才具合理性與可信度。抗告人與鄒進財有親屬關係，早已明瞭鄒進財家庭之投票情形，其哥哥、表弟均未住在戶籍地，依過往經驗也不曾特地返家投票，抗告人對於鄒進財及其家人不會有買票之動機；且鄒進財確有幫許清健發過傳單，足認其有到競選總部工作，該筆5000元現金只是抗告人請鄒進財協助處理選務之費用。其發給每個人一律5000元，係基於合法原因之工作酬勞，與賄賂性質不合。原判決不應僅憑調查人員之說詞，未查明投票權人名冊，即認鄒進財等5人皆屬具有投票權之人。㈣抗告人於調查站所製作之筆錄，與其實際回答內容不相符合，且本案其他重要證人李慶忠、吳國明、鄒進財、李文南之調查站筆錄亦有不符情形，抗告人為此已向檢察機關聲請複製調詢光碟。又吳國明於調詢時，係受到調查人員以收押與否進行威逼利誘，吳國明為免其工作生計受影響，被迫依調查人員所預設之內容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之規定，應不具證據之資格。另補送監察院函、司法院刑事廳書函、抗告人向吳國明、鄒進財提起請求恢復名譽之民事起訴狀、抗告人與鄒進財、吳國明調解成立之○○市○○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澄清文字稿。　四、惟按：　　　㈠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 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以上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觀察、判斷，而形成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而影響於判決之結果者，始足該當。亦即，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所憑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不可或缺；倘未兼備，或僅就存在於卷內之證據資料，對於已經本案法院取捨、判斷之證據，徒憑己意為指摘，或對證據之證明力持相異之評價，即與上開要件不合。　㈡經查，原裁定已就抗告人聲請意旨如何不具有刑事訴訟法第4 20條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要件，具體敘明其判斷取捨之依據，認抗告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因而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而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被告之自白（包括不利於己之供述），非出於任意性者，固不得作為證據；然仍以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或有客觀情事顯示其自白之任意性有疑時，審理事實之法院始有調查之責。又被告之自白若非出於訊問者之非法取供，縱其動機係因遭羈押後之內心焦慮，或認自白罪責較有可能獲取緩刑機會，或與辯護人商討後選擇坦承犯行，均不影響其自白之任意性。抗告意旨以抗告人在押期間擔憂米廠機器需人操作、豬隻乏人照顧，又顧慮家中老母及高額貸款，遂在律師指引下承認賄選，以爭取緩刑機會，因認其自白並非出於自由意志等語；無非混淆自白動機與自白任意性之判斷，依上開說明，已有未合。而抗告人主張吳國明遭調查人員威逼利誘，相關證人於調查站所言均屬猜測及意見之詞等節，僅係其片面說法而乏具體事證，無從遽認抗告人所言屬實。且一般民眾對於洋酒知識未必熟稔，觀察亦非入微，則許星添等人對於洋酒價錢、容量、顏色、外型未能特別留心注意，以致所述略見歧異，亦與事理無違。又公職人員競選事務繁雜，有陪同候選人掃街拜票、散發競選文宣或以電話尋求支持之助選人員，亦有配合採購所需物資及整理競選總部內外環境之庶務工作，依其等對於選務工作之助益程度不同，工作酬勞未必相同。抗告意旨以鄒進財收到之5000元並非選舉賄款，而是其一律發給每位處理選務人員之工作報酬等語，非無可議。抗告意旨猶執前詞，主張對其不利證言之相關證人所述均不足採，係就證據之證明力再為枝節性之爭辯，並非適法之再審事由。又抗告人另向吳國明、鄒進財提起請求恢復名譽之民事訴訟，其後更分別與吳國明、鄒進財各以1元調解成立，並由吳國明、鄒進財在繕打列印之澄清文字稿上簽名，有抗告人提出之民事起訴狀、桃園市觀音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澄清文字稿在卷為憑，此等證據固屬原判決所未及斟酌；然抗告人有無向本案相關證人起訴求償或調解成立，僅係其個人權利之主張或辯護策略之運用，無足動搖原判決依憑卷內證據綜合判斷之結論；且吳國明、鄒進財於本案判決確定後，始在調解時簽名於澄清文字稿上，文字稿內容又與其等於偵查或法院審理時之證言明顯有異，其等在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既無證據證明較諸先前在偵查或法院審理時所述更為可信，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而不具確實性，並非得以開啟再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其餘抗告意旨所指摘各節，係以原判決所不採之說詞或論點，就本案卷內之證據資料再為爭辯，核屬對原判決已論斷說明及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為不同之評價，均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五、綜上，本件聲請再審及抗告意旨所陳各節，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尚不足以推翻原判決所認事實，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新事實、新證據不合。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人猶執前述情詞指摘原裁定有所違誤，並不足取，難認其抗告為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4

TPSM-113-台抗-1822-20241204-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632號上訴人陳柏維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5 月1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6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29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陳柏維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處有期徒刑4年6月）並諭知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否認與張家誠、林子捷等人共同推銷或販售任何商品予告訴人林鑛鐘、鄭經（以下合稱林鑛鐘等），且林鑛鐘至銀行辦理貸款及領出新臺幣（下同）1900萬元一事，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亦不知情；上訴人雖有開車載林鑛鐘等至銀行，但未陪同辦理，亦不知悉要去銀行辦理何事；本件僅有林鑛鐘等之指訴，並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上訴人知情；且林鑛鐘等可能因投資失利怕遭家人責罵，始臨訟杜撰上訴人為加害人，自不得以此作為上訴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原判決遽認上訴人有罪，有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㈡林明義、吳家豪之證詞、土地登記申請書、元大銀行貸款申請書、擔保品租約、林鑛鐘遠東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及第一審判決附表（以下所載附表或編號，均指第一審判決之附表或其編號）編號1至9所示之提款證據，僅能證明林鑛鐘曾辦理抵押貸款，及提領現金或匯款至其本人之遠東銀行帳戶，不足以推認是上訴人促成借貸，亦無法證明林鑛鐘有將現金交給上訴人。而鄭經所述交給上訴人之金額前後不一，違反記憶力隨時間經過愈趨模糊之經驗法則，且其陳述之真實性及憑信性均有可疑，亦不得作為上訴人有罪認定之依據。㈢林明義於偵查中陳稱：林鑛鐘有說這筆借款是要投資金融商品；吳家豪在偵查中亦表示：林鑛鐘說想要買海外保單各等語，並有林鑛鐘親簽之資金用途切結書，足認前述貸款並非用於靈骨塔買賣。原判決對於上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並未說明不予採信之理由，僅以吳家豪另涉多起偽造文書、詐欺等案件，即認前揭切結書等證據均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顯有判決不備理由或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㈣林鑛鐘等雖已年邁，但投資經驗豐富且有警覺性，不致輕信上訴人話術即交付鉅額現金，而未留下任何證據。上訴人只是本於商業目的，希望多賣幾個骨灰罐給鄭經，才主動積極提供客戶載送服務，以爭取商品成交機會，卻遭原審判處有期徒刑4年6月，殊難令人甘服。四、惟按：　　　　㈠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審理事實之法院，其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凡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種直接及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之作用得其心證，而為事實之判斷，若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此項判斷即與完全憑空推測迥異，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指述，固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惟茲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㈡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坦承有向林鑛鐘等販售骨灰罐，及開車載送其等至銀行數次等情，佐以林鑛鐘等、林明義、吳家豪、林盈秀之陳述及其他相關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有第一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並說明：⒈ 本件除林鑛鐘等之陳述外，另有林鑛鐘之筆記、林鑛鐘等之回憶錄、相關帳戶存摺內頁提領紀錄及取款憑條，足認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至9所示時間、地點，先後取得附表編號1至9 所示之現款；而卷附筆記、回憶錄雖與林鑛鐘等之指訴具有同一性，而不得為補強證據，惟本件係依其他證據資料合理推斷林鑛鐘等所述具有憑信性，並非別無補強證據即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⒉依上訴人與鄭經於民國109年5月3日之電話錄音譯文內容，在上訴人向林鑛鐘等取得2645萬元之後，鄭經曾向上訴人提及其等見面及商討乃2、3千萬元（與遭訛詐之金額相當）之事，當時上訴人僅回稱「旁邊還有人」等語，並無訝異或反對之反應，可見上訴人辯稱其僅係賣給林鑛鐘等共15個骨灰罐，並未取得附表編號1至9所示款項等語，並非可採。⒊吳家豪於原審雖證稱並不認識上訴人，惟吳家豪先前涉有多起偽造文書、詐欺案件而經檢、警偵辦，其中不乏有數名被害人遭詐欺集團詐騙後，經集團成員引介，透過吳家豪向銀行貸得款項後交予詐欺集團之案件，與林鑛鐘等之被害情節一致；且吳家豪與上訴人涉有共同詐欺取財罪嫌，另由檢察官簽分偵辦中，考量吳家豪與本案甚具利害關係，其於原審所述及書立之切結書，均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等旨(見原判決第6至11頁)。原判決已就上訴人所為何以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其所辯如何不足採取，依據卷內資料逐一指駁及論述其取捨之理由甚詳。核其論斷，俱有卷內相關訴訟資料可資佐證，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不相違，亦非僅以林鑛鐘等之指訴為唯一證據。再稽之卷附林鑛鐘製作之筆記本（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62號卷㈠第89至94頁），均係按照時間順序載述當日所見事件經過及個人心情，其中不乏「很有實力又誠懇」、「對我之物真有誠意」、「我大大期待，又高興了」、「大滿意又安心」等不吝稱許上訴人及抒發自我心境之用語，未見其有何遮掩修飾之意，足可推知筆記內容應是在事件甫發生後，由林鑛鐘基於備忘目的所為之紀錄，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不高，自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非可率謂該項證據於證明力之判斷上概無作用。而鄭經於偵查及原審所言雖未盡一致，然此既經原判決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並非僅以其說詞前後不符即逕予摒棄不採，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又林明義雖曾證述林鑛鐘在申請貸款時表示是要投資金融商品之用，且林鑛鐘在資金用途切結書上，亦載明其並非投資於如靈骨塔買賣等顯非合理之高額報酬產品（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293號卷第29、117頁）；惟依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林鑛鐘當時係聽信上訴人及林子捷所言，欲藉由向銀行貸款而取得負債之表象，以圖減省稅金負擔，衡情林鑛鐘當不致將上情向銀行承辦貸款業務人員據實以告，自無從僅憑林鑛鐘前揭簽寫之文件或申貸時所言，即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至於原判決以吳家豪之品格因素及虛偽動機，削弱其證詞之可信性，並採信林明義、吳家豪所為陳述中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而排除同一證人其他有利於上訴人部分之證言，皆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縱未詳予說明何以不採林明義、吳家豪於偵查中所稱林鑛鐘等曾提及有意投資金融商品或購買海外保單等語，仍不影響於判決本旨，非可遽謂原判決有何理由不備之違誤。上訴意旨泛稱原判決適用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且本件除林鑛鐘等之指訴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等語，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明白論斷之事項，重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㈢刑法詐欺罪之成立，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而所謂「詐術」，即使用欺罔手段，以使人陷於錯誤而言。則行為人一旦施以詐術欲取信於被害人，即已著手於詐欺取財或詐欺得利罪之實行，縱被害人原本即具有相當社會經驗或專業知識，但因一時輕忽而疏未確實查證，致未能自我保護以避免損害發生，仍無礙於行為人詐欺取財罪之成立。本件林鑛鐘等係因上訴人佯稱已覓得買家購買其等持有之殯葬商品，惟須另行購買骨灰罐搭配生前契約銷售、節稅、退稅等不實說詞，因而陷於錯誤，乃陸續交付金錢及向銀行申辦貸款，使上訴人取得現金合計2645萬元，足認上訴人已有向林鑛鐘等積極施用詐術之客觀事實，此經原判決論述甚詳。至於林鑛鐘等投資經驗是否豐富、對上訴人佯稱之殯葬商品轉售牟利機會有無警覺、是否留存證據以供日後查考等情，依上開說明，均不足以推翻原判決前揭事實之認定。上訴意旨率以林鑛鐘等警覺性高，不致輕信上訴人話術或未留下任何證據等情為辯，係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非可據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上訴人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已經原判決明白論斷之事項，再事爭執，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六、上訴人行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關於刑罰等部分條文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該法制定前，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本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依原判決之認定，本件上訴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未複合其他加重詐欺手段，且未自首或自白，然其犯加重詐欺取財罪獲取之財物已逾500萬元（未達1億元），比較新舊法之結果，原判決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並未不利於上訴人。雖原判決未及比較說明，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4

TPSM-113-台上-3632-20241204-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244號抗告人楊強蓉上列抗告人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8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59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本件原裁定略以：㈠抗告人楊強蓉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經法院分別論處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或僅記載其編號序）所示之罪刑確定；檢察官向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原審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下稱定刑），尚無不合。㈡審酌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侵害法益、行為次數、相距時間，兼衡編號1至4部分曾經定刑為有期徒刑（下同）1年4月、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原則、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及抗告人之意見等情，定刑為1年7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二、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依刑法第53 條、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規範執行刑之法定範圍。其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透過重新裁量之刑罰填補受到侵害之社會規範秩序，而非絕對執行累計宣告刑，俾符罪責相當之要求，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即不得任意指其為違法。三、經查，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之最長期刑為編號1、3之6月，各罪宣告刑之總和刑期則為1年11月；而編號1至4各罪曾經法院定刑為1年4月，加計未經定刑之編號5宣告刑5月，總和為1年9月。則原裁定在6月以上、1年11月以下之範圍內為前述之定刑，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界限；所定之刑不僅低於各罪宣告刑之總和，較諸前述之1年9月，亦有寬減，並無顯然過苛之濫用裁量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情形。抗告意旨雖主張編號5之妨害名譽案件檢察官草率起訴，第一審法官亦偏袒告訴人而對其重判，其有新事證足以證明該案是遭人冤枉等語；惟就原裁定究竟有何裁量失當或違誤之處，並未具體指摘，仍不足以遽認原裁定就本件之裁量判斷，有何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又抗告人所犯各罪既經判決確定並合於定刑規定，法院即應依檢察官之聲請而為裁定；至於有罪判決確定後，當事人是否發現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新證據，應屬聲請再審之範疇，核與本件聲請定刑之程序有別，自非本院所得審酌，併予敘明。四、依上說明，抗告意旨係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再事爭執，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周政達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7

TPSM-113-台抗-2244-20241127-1

台聲

最高法院

誣告聲明不服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聲字第250號聲明人許條根上列聲明人因誣告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三審判決（113年度台上字第4283號），聲明不服，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聲明駁回。理由按本院為終審法院，案件一經裁判，即屬確定，當事人不得更有所聲明。本件聲明人許條根因誣告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16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283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後，復提出抗告狀聲明不服，為法所不許，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周政達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7

TPSM-113-台聲-250-20241127-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聲明異議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199號抗告人洪如玉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駁回其聲明異議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70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參照）。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處置失當，致侵害受刑人權益而言。而已經法院定刑之各罪，如再就其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刑，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且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為限，此乃因定刑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定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作為定刑基礎之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另有定刑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以確保裁判之終局性。已經法院定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此為本院之統一見解。從而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對於受刑人就原確定裁定所示之數罪，再重行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予以否准，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二、本件原裁定略以：　㈠抗告人洪如玉前因犯數罪，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99年度審聲字第1845號裁定（下稱A裁定）、原審法院101年度聲字第1331號裁定（下稱B裁定）及高雄地院101 年度聲字第5156號裁定（下稱C裁定），分別合併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8月、18年6月及9年6月確定。惟A、B、C裁定接續執行之合計刑期，並未逾越抗告人所主張改組方式重定應執行刑（即將A裁定附表編號1抽離，改以A裁定附表編號2與 B裁定附表編號1至4為1組、以B裁定附表編號5至24與C裁定各罪為另1組），經接續執行合計刑期之最長期即32年4月。原定之執行刑接續執行結果未對抗告人必然較為不利，自無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例外情形。㈡上開定應執行刑之A、B、C裁定均已確定，既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則之例外，自不得對已經A、B、C裁定應執行刑確定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重定應執行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否准抗告人之請求，其執行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經核於法尚無不合。三、抗告意旨仍執同於原審之事由，主張依前述改組方式重定應執行刑，對抗告人較為有利，應認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且A裁定附表編號1及B裁定附表編號5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本不能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定刑；檢察官未經抗告人同意，逕向法院聲請定刑，並不合法等語。惟查，現行刑法第50條係於A、B裁定確定後之民國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5日生效；高雄地院及原審法院分別於99年5月24日、101年10月1日為A 、B裁定時，刑法尚未賦予抗告人就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科罰金之各罪是否請求合併定應執行刑之選擇權，則檢察官未待抗告人請求即向法院聲請定刑，核與當時法律規定無違。而A、B、C裁定既經法院裁定確定，檢察官依據上述確定裁定指揮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開裁定所示各罪事後並無因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經撤銷改判，亦無因赦免、減刑及更定其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基礎變動而有另定其應執行刑之必要，基於確定裁定之安定性及刑罰執行之妥當性，自不得任由抗告人事後依其主觀意願，將上述已確定之A、B、C裁定附表所示之各罪任意拆解、割裂或重新搭配組合，而向檢察官請求將其中已定刑確定之一部分罪刑抽出，另與其他已定刑確定之罪刑重複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且檢察官縱依抗告人之請求再向法院聲請裁定其應執行之刑，法院將來裁定結果如何，亦難預見，非可逕自推論檢察官接續執行A 、B、C裁定，客觀上即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本件抗告意旨無非對於原裁定已說明論斷之事項，仍持己見，依憑自己主觀之期望或說詞，再為爭執，並任意指摘原裁定有所違誤。參諸前揭說明，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周政達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7

TPSM-113-台抗-2199-20241127-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143號抗告人廖家逸上列抗告人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 16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本件原裁定略以：㈠抗告人廖家逸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業經法院分別論處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或僅記載其編號序）所示之罪刑確定；檢察官依抗告人之請求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下稱定刑），尚無不合。㈡審酌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之罪質差異、犯罪時間並非相近、責任非難重複程度低、其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矯正必要性及恤刑等刑事政策、抗告人表示之意見及內、外部性界限等情，定刑為有期徒刑（下同）5年2月。二、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依刑法第53 條、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規範執行刑之法定範圍。其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透過重新裁量之刑罰填補受到侵害之社會規範秩序，而非絕對執行累計宣告刑，俾符罪責相當之要求，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即不得任意指其為違法。而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此為本院一致之見解。三、經查，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之最長期刑為編號4之2年6月，各罪宣告刑之總和刑期則為8年5月；而編號1至4各罪曾經法院定刑為4年2月，加計未經定刑之編號5宣告刑1年7月，總和為5年9月。則原裁定在2年6月以上、8年5月以下之範圍內為前述之定刑，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界限；所定之刑不僅遠低於各罪宣告刑之總和，較諸前述之5年9月，亦有相當之寬減，並無顯然過苛之濫用裁量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情形。抗告意旨僅列載法院於定刑時應遵守之原則，並主張法院應就其所犯各罪中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部分（編號1至3），及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部分（編號4至5），分別為定刑裁定後，最後再合併定刑等語；惟就原裁定究竟有何裁量失當或違誤之處，並未具體指摘，僅憑抗告狀列載之一般法律原則，仍不足以遽認原裁定就本件之裁量判斷，有何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且編號1至4之各罪既經原審法院113年度聲字第428號裁定應執行4年2月確定（見原審卷第143至148頁），其中之一部或全部亦無因非常上訴、再審而經法院撤銷改判，或因赦免、減刑、更定其刑等致裁判定刑基礎已經變動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即應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不得任意拆分重組而將編號1至3部分重新定刑，或將其中編號4部分單獨抽出而與編號5之罪另為定刑。抗告意旨主張應將附表各罪拆分定刑等語，即屬誤會。四、依上說明，抗告意旨係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再事爭執，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朱瑞娟法　官周政達法　官高文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王怡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7

TPSM-113-台抗-2143-202411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