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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558號上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柏佑選任辯護人王聖傑律師黃昱凱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1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277號、第59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陳柏佑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洗錢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陳柏佑已預見替不熟識之他人代為收取陌生款項，極可能成為實行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之人，即擔任詐欺取財的取財人員（俗稱車手），且將產生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仍與暱稱「杜拜」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杜拜」）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與「杜拜」共同詐取他人財物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與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陳柏佑行為時明知或已預見參與詐欺取財之人數有可能達3人以上），推由「杜拜」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民國113年3月間在網路上結識甲○○，指示甲○○下載「BitoPro幣托交易所」（下稱幣托交易所）之APP軟體並註冊帳號，再以不詳方式取得甲○○幣托交易所之電子錢包地址、帳號及密碼後，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於113年4月30日前某日，佯裝為美髮產品業務員，至甲○○經營之店內推銷，向其佯稱：可定期提供美髮產品等語，以此方式對甲○○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與該人約定於113年4月30日至○○縣○○市○○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商店（下稱統一超商○○門市），由甲○○交付美髮產品之價金新臺幣45萬元（無證據證明陳柏佑主觀上知悉「杜拜」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如何施用詐術）。其後，陳柏佑依「杜拜」之指示，於同年4月30日晚間7時45分許，前往統一超商鑫斗門市，向甲○○收取現金新臺幣45萬元，造成甲○○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則於相應時間發送虛擬貨幣至甲○○幣托交易所之電子錢包，佯裝有實際交易虛擬貨幣之假象，以避免查緝。嗣陳柏佑於雲林高鐵站遭員警盤查，當場扣得上開新臺幣45萬元（已發還）及其餘新臺幣200萬元之不明款項，故陳柏佑未能依「杜拜」之指示成功將詐欺款項放置指定地點而移轉給「杜拜」，使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行為止於未遂階段。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陳柏佑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經原審審理後，就被告被訴涉犯詐欺、洗錢未遂等罪均判處罪刑，並為沒收之諭知。嗣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關於罪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而被告並未提起上訴，是關於原判決沒收之諭知部分，因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罪刑之部分，合先敘明。二、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經查，本件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陳柏佑及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已於本院準備程序就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同意作為本案證據（本院卷第76至7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認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逐一提示而為合法調查，自均得作為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白承認（原審卷第205、213、217頁；本院卷第75頁），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所證述之情節一致（警卷第23至25頁、第27至32頁；偵4277卷第49至55頁、第61 頁），此外，復有告訴人提供其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 000號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1份（警卷第49至52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警卷第33至37頁）、告訴人及被告手機截圖畫面照片各1 份（他卷第73至83頁）、員警113年5月1日職務報告1份（他卷第119頁）、員警113年6月21、24日職務報告共2份（偵42 77卷第67至69頁）、數位證物搜索及勘察採證同意書1紙（警卷第45頁）、告訴人提供雲林縣政府書函、商業登記抄本等資料1份（警卷第53至60頁）、贓物領據1紙（他卷第71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1紙（他卷第85頁）及告訴人手機內網頁畫面截圖1紙（偵4277卷第63頁）等件在卷可稽，是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足可認定，應依法論科。參、新舊法比較及適用：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 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 日施行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修正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情況下，其刑度之上、下限有異，且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關於論以一般洗錢罪「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本件依事實欄所載，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且其於偵查中否認被訴犯行，故被告並無上開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揆諸前揭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說明，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肆、論罪部分：一、按（註：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祇須有第2條各款所示行為之一，而以第3條規定之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即為已足。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註：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0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依「杜拜」之指示，將於前揭時、地，自告訴人取得之上開款項，欲放置指定地點而移轉給「杜拜」，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或難以追查前揭犯罪所得，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依前揭說明，自屬洗錢防制法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因被告於取得上開詐欺款項不久後，隨即遭警查獲，尚未及依「杜拜」指示將上開款項放置於指定地點並由「杜拜」取走，而未生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應僅成立洗錢未遂罪。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罪。起訴書認被告所為成立洗錢既遂罪，容有未洽，惟正犯與幫助犯、既遂犯與未遂犯，其基本犯罪事實並無不同，僅犯罪之態樣或結果有所不同，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三、又被告與「杜拜」間，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四、被告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未遂罪處斷。　　五、被告已著手實行洗錢行為，然因及時遭員警查獲，告訴人交付之款項最終未能被成功移轉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伍、撤銷改判之理由：一、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經比較新舊法後，認本案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被告行為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與本院依據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為之認定不同，尚有未合，而檢察官執此上訴，並非無理由。二、據上，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合法方式賺取所需，竟與他人共同為本件詐欺取財、洗錢未遂等犯行，危害交易安全與社會金融秩序，及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權，所為非是，復酌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卷第218至219頁），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 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段可芳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2-19

TNHM-113-金上訴-1558-20241219-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793號上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振明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交訴字第10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鄭振明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鄭振明於112年5月18日上午6時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車牌逾檢，已於111年3月1日遭註銷，下稱系爭車輛），沿雲林縣○○鄉○○村○○00號之侯天宮東南方村內道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同日上午6時18分許，行經該村內道路與侯天宮前方道路之交岔路口欲右轉時，本應注意車輛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時，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有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進入上開交岔路口，適吳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侯天宮前方村內道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於同一時間，行駛至該交岔路口處時，亦疏未注意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即貿然駛入該交岔路口，兩車因此發生碰撞，吳為當場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左側脛骨平台與腓骨開放性骨折、左側3、4、5腳趾近端趾骨骨折、右手及左膝撕裂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吳為已於113年11月15日死亡）。詎鄭振明明知所駕駛之車輛肇事，致吳為倒地受傷，因擔心員警到場，會發現系爭車輛逾期未檢驗，車牌已遭監理單位註銷之事，竟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於下車察看本即相識之吳為傷勢，並向吳為表示：會負擔全部醫藥費，但必須告知員警係其騎車自行摔倒等語，及協助倒地不起之吳為至路邊等候救援後，未得吳為同意，即駕駛系爭車輛離開現場。嗣雖打電話報警，但並未說明其係肇事之人，復於返回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住處停妥車輛後，再以徒步方式回到現場瞭解車禍事故處理情形，惟未向到場之員警坦承其係肇事之人。嗣因員警調閱附近路口監視器，發現吳為係遭其他自用小客車碰撞而受傷，始循線查知全情。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臺西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證據能力部分：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乙、實體方面：一、訊據被告鄭振明固坦承於前揭時、地駕車肇事，並致被害人吳為受有前開傷害，其於肇事後有下車察看被害人傷勢，向被害人表示願意負擔醫藥費用，隨即離開現場並移動車輛等事實，但矢口否認有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是被害人車速過快來撞我的，肇事後我有報案及叫救護車，我沒有肇事逃逸云云。二、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所載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肇事，被害人吳為並因而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害。被告雖有下車察看被害人傷勢，但因擔心員警到場，會發現其所駕駛之車輛逾期未檢驗，車牌已遭監理單位註銷之事，乃逕向被害人表示會負擔其全部醫藥費，要求被害人告知員警係騎車自行摔倒，即駕駛系爭車輛離開肇事現場等事實，業據被告供認在卷，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於警詢中指證明確（偵卷第22-23頁），復有員警職務報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被害人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現場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稽（偵卷第27-33、41-5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就本件車禍應負過失責任：　１被告事發當日駕駛系爭車輛，沿雲林縣○○鄉○○村○○00號侯天宮東南方村內道路由南往北行駛，於行經事實欄所示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時，係欲右轉，為被告供述在卷（偵卷第16頁），並經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明確（原審卷第82頁）；而稽之卷附交通事故現場照片所示（偵卷第43-44頁），可知本案肇事地點為無號誌交岔路口，本件事發時，被告駕駛之系爭車輛車頭、車身已經進入該路口，且阻斷被害人行進車道，顯未禮讓直行之被害人車先行。　２按汽車行駛至無號誌交岔路口，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告駕車行經本案無號誌交岔路口，自應遵守上開規定；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有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竟疏未注意，貿然進入該無號誌交岔路口，且未讓直行之被害人車先行，因而肇致本件車禍，則被告有過失甚明。即本件囑請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鑑定、交通部公路局覆議結果，亦認被告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右轉彎時，未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被害人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肇事次因等情，有各該鑑定意見書、覆議意見書可稽（原審卷第53-56、115-120頁）。被告辯稱其是遭車速過快之被害人車撞到，其無過失云云，自無足採。　㈢被告有肇事逃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　１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將原「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於同年月30日施行。新法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另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依行為情狀之交通事故嚴重程度（致普通傷害、致死或重傷）劃定逃逸行為之不法內涵，課予不同之法定刑，且就無過失引發事故者，定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其餘與修正前並無不同。換言之，修正前、後均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該條所謂「逃逸」，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本罪乃具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其法規範目的在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現場，自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5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5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２又本罪行為情狀之規定，依最高法院向來見解，認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死傷後逃逸，即已構成本罪，不論對於發生交通事故之原因有無過失，均非所屬；是則，關於本罪行為情狀，自「肇事」修改為「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死亡或重傷」以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實則僅係將刑法文義明確化，俾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惟其內涵並無不同。另關於本罪處罰之不法行為，則仍保留「逃逸」之文字。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理由書雖併予檢討建議「關於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分，參酌所保護之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後之作為義務範圍」，然本次修法終未變更。所謂「逃逸」，依文義解釋，係指自肇事現場離開而逸走，使人無法在肇事現場經由目視掌握肇事者與事故關聯性的行為。惟肇事者終將離開現場，殆不可能始終留在現場，究其犯罪之內涵，除了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是本罪結合學理上所稱之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職是，應進一步探究者，乃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者，於離開現場前究有何種之作為義務，此亦為上開解釋理由書曉諭釐清之面向，雖未經修法，然其釋義乃司法不可迴避之任務。逃逸之文義解釋既有分歧，則立法沿革之主觀解釋與規範目的之客觀解釋，有其關鍵意義，審諸法規範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有別於其他案件─交通事件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確保交通事故參與者之民事求償權不致求償無門（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國家刑事追訴利益不在保障範圍），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此由歷次立法說明「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人於事故發生時，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傷，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肇事逃逸者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為人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等，故縱使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其逃逸者，亦應為本條處罰範圍，以維護公共交通安全、釐清交通事故責任」，可知依立法沿革之主觀解釋亦得印證。核與遺棄罪迥然有別。是故，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以上，為最高法院向來所採之見解，於修法前後之適用，並無不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3號判決意旨參照）。　３茲查：　⒈被告供稱其與被害人同村認識，本件事故發生時，其有下車察看被害人傷勢，因其駕駛之系爭車輛係逾期註銷狀態，車牌遭註銷，怕被查獲扣車，因此向被害人表示因車牌註銷，會負擔全部醫藥費，但必須告知員警其係騎車自行摔倒等語，並協助被害人至路邊等候救援，即駕車離開，惟其離開後有報案、叫救護車及再返回肇事現場，隨後幫被害人拿健保卡去醫院掛號，關心被害人等情（偵卷第18、72頁，原審卷第34-36、79、83、147-148、153-155頁、本院卷第86頁）；證人即被害人於警詢中亦證稱我遭一部自小客車撞擊後人車倒地受傷，對方是我村莊內熟識的鄭振明，鄭振明下車查看並跟我說「你的醫藥費我全權處理，但你要跟警方說你是自撞車禍受傷的」，簡單詢問及查看我傷勢後，對方馬上又坐回到自小客車上沿巷子駛離；因為我們雙方本身就認識了，所以未留下聯絡方式。鄭振明離去不久，有再走路回到現場查看救護經過，我不清楚是否有協助我就醫，但我送醫後對方有立即來關心我等語（偵卷第22-23頁）。復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載明「被告無照」、系爭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逾檢註銷）、雲林縣消防局113年5月29日雲消護字第 1130006604號函檢附之救護紀錄表、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下稱緊急救護紀錄表）可按（偵卷第33、53頁，原審卷第97 、101頁）。而稽之緊急救護紀錄表「報案人資料」欄所載，事發當日6時17分22秒許，是由「王千」以119電話報案，報案人電話為「0000000」。經原審當庭撥打報案人之「（0 0）0000000」號向「王千」（應為王謙）查詢結果，「王謙」拒絕當證人，表示是被告到他店裡面借電話，由被告自己打電話報警等語（原審卷第83頁）；足見被告上開供述未停留肇事現場，及離開後報案、叫救護車再返回現場等過程，尚非無據。　⒉惟被告明知已肇事，被害人因而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害，僅因擔心駕駛車牌被註銷之系爭車輛肇事被查悉，系爭車輛恐遭扣車，即以負擔全部醫藥費用為由，要求被害人向員警佯稱「自撞（自行跌倒）」；且依被告供稱被害人當時並未明確同意我可以離開，我向被害人表示願意賠償要離開時，被害人認為我在坑他（原審卷第34、35-36頁）；證人即被害人證稱「當時因為腳受傷痛，我有跟鄭振明說我腳可能斷掉了，後來我就意識不太清楚了」等語（偵卷第23頁），被害人事發時既有意識不清，且認為被告坑他，自無「同意」被告離開現場之理；乃被告未停留肇事現場即先行駕車離場，復未於報案或叫救護車時表明其是肇事之人，於再次返回事發現場時，亦未向到場處理之員警表示係其肇事（原審卷第 35-36、148-149頁）；事後又未賠償被害人分文（原審卷第 153-154頁、本院卷第93頁被告之供述），辯稱是被害人撞伊，伊無過失云云。可見被告自始即無賠償被害人之意，僅為避免遭員警查緝，得知其無照駕駛已註銷車牌之系爭車輛肇事，利用與被害人同村認識之誼，欲藉詞負擔被害人全部醫藥費用，誘使被害人配合以掩飾，復未經被害人同意即駕車離開現場，縱有報案、叫救護車及再次返回現場，亦未表明係肇事之人，直至員警調閱侯天宮監視器，發現被害人是騎乘重機車與駕駛自用小客車之人發生交通事故，再至醫院詢問被害人肇事發生經過，始查悉被告（偵卷第27-28頁）。是依上開說明，足認被告確有肇事逃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甚明。被告所辯無逃逸之犯行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被告有肇事逃逸之事實，其所辯均係事後卸責之詞，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三、論罪部分：　　被告對於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責任，且被害人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害。被告知悉被害人因本件車禍受傷，基於逃逸之犯意，未經被害人同意，且未停留現場，即駕車離去，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疏未詳查，而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自有不當，檢察官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肇事致被害人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害，被告肇事後雖曾短暫停留在現場，下車查看倒地之被害人，協助被害人至路邊等候救援後，但未經被害人同意即駕車逃離現場，嗣報案及叫救護車、再次返回現場時，均未表示其是肇事之人，固屬不該。但考量被告非無救護被害人之作為，已如上述，其前未因案經判處罪刑執行完畢之前科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犯後否認之態度，暨被告自陳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仰賴國民年金（一個月1,083元）維生，無法維持生計，有時由弟弟接濟，喪偶育有兩名已成年之小孩，目前獨居，且是向親人借住等家庭、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被告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被害人已於113年11月15日死亡，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被害人個人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等可按（本院卷第71、 75頁），而被害人之子雖稱其認為被害人死亡，其中一原因是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害人進出醫院頻繁，都無法完全治癒，心理多少受影響等語（本院卷第71頁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但本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資料，尚無從認定被害人死亡與被告過失肇事，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是否涉犯過失致人於死犯行，復未據檢察官起訴及上訴，非本院審判範圍。是被害人事後死亡與被告過失肇事，二者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仍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提起上訴，檢察官章京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陳珍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2-19

TNHM-113-交上訴-1793-2024121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贓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29號上訴人即被告沈暘展上列上訴人因贓物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 9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3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亦妥適，均予認同，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如附件。二、被告沈暘展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並不知黃吉佑被通緝中，被告完全不知車牌與車號不符，亦不知車牌是失竊車牌，被告只是完全不知情的購買人，何罪之有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三、惟查：（一）按刑法故買贓物罪之成立，固以行為人在買受之時有贓物之認識，始克相當，然此所謂贓物之認識，並不以明知之直接故意為限，亦不以知其詳細為限，即令對之具有概括性贓物之認識，或雖所預見，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即對贓物有不確定之認識仍予收買，亦應成立本罪。又按汽車號牌每車兩面，汽車必須懸掛號牌才能行駛，且不得懸掛他車號牌，若因故停駛時，需將號牌繳存（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5條參照），故汽車號牌絕非交易之標的，若見有人出售汽車號牌，應可預見該等號牌極有可能是財產犯罪所得之贓物。（二）查黃吉佑一次出售甲、乙號牌予被告，即表示有2臺汽車欠缺號牌無法行駛，而汽車之合法持有人以一定之代價取得汽車後，實無可能自願將號牌出售予他人，而承受無法駕駛汽車之不利益。從而，被告在未進行任何查證之情況下，即向黃吉佑購買甲、乙號牌，縱令被告未有贓物認識之直接故意，但確具有概括性贓物之認識，或雖所預見，而不違背其本意，即對贓物有不確定之認識仍予收買。是被告絕非完全不知情之購買者，其確有購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被告所辯，僅係其卸責之詞，不足為憑。故原判決認被告對甲、乙號牌有贓物認識之不確定故意，核屬有據。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上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宇軒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吳勇輝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杏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附件：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94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沈暘展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　　　　　　　　　　（現於法務部○○○○○○○○○○○執　　　　　　　　　　行中）上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432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沈暘展犯故買贓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沈暘展於民國112年10月27日18時許後不久某日，在臺南市麻豆區某處，雖預見黃吉佑（檢察官通緝中）所持有之汽車號牌係財產犯罪所得之贓物，竟因自己遭通緝，為避免遭員警緝獲，即基於故買贓物亦不違反其本意之犯意，以新臺幣（下同）0萬0千元之代價，向黃吉佑購得車牌號碼000-0000 號號牌2面（為陳怡雅所管領，於112年10月11日8時許發現遭竊，下稱甲號牌）、車牌號碼0000-00號車牌2面（為涂鴻銘所管領，於112年10月27日18時許遭竊，下稱乙號牌），欲裝設在其使用之汽車上。嗣因陳怡雅、涂鴻銘發覺車牌遭竊，報警處理，為警於112年10月31日15時30分許，在臺南市南區○○路0段與○○路交岔路口，發覺沈暘展駕駛懸掛甲號牌之車輛，遂予攔查，並當場扣得甲、乙號牌，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所引用之具有傳聞性　　質之證據資料，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　　或其他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與　　說明，均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事項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購買甲、乙號牌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故買贓物犯行，辯稱：黃吉佑說甲、乙號牌是註銷之號牌，其直到被員警查獲才知道甲、乙號牌係失竊號牌云云。經查：（一）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18時許後不久某日，在臺南市麻豆區某處，因自己遭通緝，為避免遭員警緝獲，即以0萬0千元之代價，向黃吉佑購得失竊之甲、乙號牌，欲裝設在其使用之汽車上等事實，業據被害人陳怡雅、涂鴻銘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復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贓物認領保管單、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警用巡邏汽車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以及甲、乙號牌扣案可佐，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按汽車號牌每車兩面，汽車必須懸掛號牌才能行駛，且不得懸掛他車號牌，若因故停駛時，需將號牌繳存（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5條參照），故汽車號牌絕非交易之標的，若見有人出售汽車號牌，應可預見該等號牌極有可能是財產犯罪所得之贓物。查黃吉佑一次出售甲、乙號牌予被告，即表示有2臺汽車欠缺號牌無法行駛，而汽車之合法持有人以一定之代價取得汽車後，實無可能自願將號牌出售予他人，而承受無法駕駛汽車之不利益。從而，被告在未進行任何查證之情況下，即向黃吉佑購買甲、乙號牌，應已預見黃吉佑所持有之甲、乙號牌係財產犯罪所得之贓物。從而，被告辯稱其被警察查獲才知道甲、乙號牌係失竊號牌云云，難以憑採。（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　　　科。被告所辯，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二、論罪科刑（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9條第1項之故買贓物罪。（二）爰審酌被告之年紀、素行（不含前述累犯部分，前有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智識程度（○○學歷）、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婚，沒有小孩，入監前從事○○ 業，不需撫養他人）、與被害人無特別關係、否認主觀犯意之態度、故買贓物之種類及數量，以及其故買之號牌均已發還予被害人（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查）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被告所故買之號牌，業已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李俊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49條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2024-12-19

TNHM-113-上易-529-20241219-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2號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劉思妤江翊瑜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誹謗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 8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9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5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劉思妤、江翊瑜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83號確定判決（下稱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聲請再審。聲請人江翊瑜對於原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準備程序並未表示同意，聲請人因未發現前開事實或證據，致未主張有利於己之情事，始被判決確定。又監視錄影光碟截圖畫面之306-JWF號機車車主乃顏朱吟即聲請人劉思妤母親，警方利用電話告知其過程使其說出劉思妤之名，不符合問案程序與證據之實，且平時劉思妤之母親不住在臺南，不知道劉思妤日常生活，該機車為藝術工作者多人共用，何以證明騎乘之人即劉思妤本人？原判決僅憑監視器畫面及文宣如何認定被告2人有罪？聲請人對告訴人原有夙願，無須張貼海報讓牧師來提告，再者，本案聲請人2人所發表之內容涉及教會，應屬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告訴人蔡姓牧師玩弄政黨權力，既造成社會通念上「邪教」一詞，有各網路轉載新聞及截圖「大光會、邪教」等民眾之發言，故其等獲得「邪教」之名無不當，實屬真實，並無毀謗之事實。原判決對前揭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此，請裁定准許開始再審等語。二、按再審係為匡正已確定判決所發生之事實誤認瑕疵而設計，屬非常救濟手段，為於保障人權以實現正義，與確保法的安定性以維繫人民對裁判之信賴二者間，求其兩全。而刑事訴訟法第421條所謂「重要證據」，必須該證據已足認定受判決人應受無罪、或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審所認定之罪名方可，如不足以推翻原審所認定罪刑之證據，即非足生影響於原判決之重要證據。所謂「漏未審酌」，乃指第二審判決前已發現而提出之證據，未予審酌而言，如證據業經法院依調查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為取捨，據以認定事實後，而被捨棄，且於判決內敘明捨棄之理由者，即非漏未審酌。如僅係對法院證據取捨持相異評價，即不能以此為由聲請再審（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02號刑事裁定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配合同法第420條於104年2月4日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原判決認定聲請人2人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係綜合聲請人2人之供述、監視錄影器光碟暨截圖畫面照片、被告江翊瑜左右小腿刺青照片、本案文宣等證據而為認定，並就聲請人否認犯罪之答辯如何不足為採，亦逐一指駁說明，對於證據之取捨、認定，已依職權予以審酌，且於判決理由欄中詳為論述。核其論斷作為，皆為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所為論述俱與卷證相符，亦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主張未同意原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之證據能力，然原判決已敘明被告2人爭執證據能力之告訴人蔡安祿、蔡其佑警詢筆錄部分，未經原判決引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原判決理由壹），其餘證據，被告江翊瑜均同意有證據力（原審準備程序筆錄第4頁），並經本院調閱原確定判決全案電子卷證無誤，聲請人執前詞否認，據為依刑事訴訟法第421條提起再審之理由，實無可採。　㈢聲請人其餘所述僅係否認犯行，或執網路搜尋之內容對於原審已經指駁之事重為爭執，與刑事訴訟法第421條所規定「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情形有別，顯不符得以開啟再審程序之要件。四、綜上，聲請人主張、提出證據並不符合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情形，自難憑以聲請再審。本件再審之聲請，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陳珍如　　　　　　　　　　　　　　　　　　　法　官　梁淑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沈怡君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2024-12-19

TNHM-113-聲再-112-20241219-1

原金簡上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簡上字第5號上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郭雨婷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丁經岳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 3年8月15日113年度原金簡字第3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112年度偵字第544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第一項主文撤銷。郭雨婷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壹場次。　　事　實郭雨婷明知金融機構存摺帳戶為個人信用之表徵，且任何人均可自行到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存款帳戶而無特別之窒礙，並可預見將自己所有之帳戶金融卡及提款密碼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時，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贓款後，再利用語音轉帳、網路轉帳或以存摺、金融卡提領方式，將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領出，使檢警人員與被害人均難以追查該詐欺罪所得財物，而掩飾詐欺集團所犯詐欺罪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16 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密碼，交予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容任該等不法分子使用其帳戶。嗣前開詐騙集團成員即與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分別詐騙如附表所示之李曼君、李美玉，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分別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帳至郵局帳戶內，而成功掩飾隱匿前述陸續取得詐欺贓款之來源、去向、所有權與處分權，該集團成員因此詐取財物得逞，郭雨婷並因此獲得該詐騙集團所支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不法所得。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 項本文、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檢察官就本件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審準備程序中，再表明係針對新舊法適用問題上訴，而僅就罪名及刑度上訴。鑒於沒收為獨立於刑罰、保安處分之法律效果，且上訴部分所爭執之新舊法比較適用，尚不影響本件之沒收及追徵宣告，故依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認本件僅罪刑發生上訴效力，沒收部分則不在上訴審理範圍。二、本案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供述證據，業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郭雨婷、辯護人對於該等證據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100頁)，並無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證據能力有所爭執，復查無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均應有證據能力。至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 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曼君、李美玉於警詢時所述相符(偵卷第21-24、41-45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案件證明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石門派出所、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案件證明單、匯款單據影本、存摺封面影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5日儲字第1120935559 號函暨所附帳戶資料、交易明細、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2日儲字第1130044606號函暨所附資料、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25日儲字第1130065198號函暨所附資料在卷可稽(偵卷第25、26、29 、33、35、47-65頁、交查卷第13-141頁、原審卷第29-51頁、本院卷第59-67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且有上開證據可資補強，堪信為真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法律規定與解釋　⑴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刑法第2條第1項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指犯罪構成要件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有變更、刑罰加重或減輕事由有變更，或刑罰加減比例有變更等情形。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有無不同而斷。是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比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且不得就前述各項一部割裂而分別適用新法及舊法。　⑶其次，刑法並未就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最有利於行為人」直接訂立明確之指引規範，基於法規範解釋之一體性，避免造成法律解釋之紊亂與刑法體系之扞格，致衍生其他法律爭議，仍應儘量於刑法規範探尋有關聯性或性質相似相容之規範。考之刑法第32條就刑罰區分為主刑及從刑，並於第35 條明定主刑之重輕標準，即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次序愈前者愈重，及遇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方再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而新舊法何者最有利於行為人，無非與刑罰之輕重屬一體兩面之事，故似非不得以刑法第32條、第33條為據，建立新舊法比較之審查體系。果爾，比較之客體首先應是主刑種類，最重主刑種類相同時(例如均為有期徒刑)，再比較該主刑之最高度刑。比較主刑之最高度刑應非僅比較最高度刑之法定刑上限即足，蓋僅以此認定，等於忽略行為人所據該當之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誠與刑法第2條為求得個案結果上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的立法意旨不符。因此，最高度刑之比較，參前揭之說明，應將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比例等一切情形綜合評量，以得出個案上舊法或新法何者最有利於行為人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同此 )。易言之，最高度刑之比較應當以處斷刑上限為比較對象，不能認法定刑上限已有高低之別，便不再考量與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　⑷再次，關於處斷刑之上限，倘立法者將本罪之刑度與他罪的刑度掛鉤，例如規定一般洗錢罪所科之刑不得超過前置犯罪之最重本刑(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此雖係限制法院之刑罰裁量權，使宣告刑之結果不超過該前置犯罪之最重法定本刑，然宣告刑為個案具體形成而對外宣示之刑度，非待判決，無從得知，亦即無刑之宣告，便無所謂的宣告刑。且此種將刑度繫乎他罪之規定，為法院刑罰裁量權之限制規定，於法院裁量刑責時實質上影響處斷刑之框架，自應於比較新舊法時一併考量在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 2303號判決意旨亦同)。復基於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立法意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量刑限制，亦非不可採有利被告之解釋，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罪，其處斷刑之上限為某特定犯罪之最高法定刑。又倘遇有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為避免行為人所具之減刑事由於新舊法比較中遭形骸化，致失於具體個案中比較新舊法之旨，是宜於同條第3項所形成之界限內，計算個案處斷刑之上限。例如，犯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並符合自白減刑規定者，其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處斷刑上限為有期徒刑4年11月，而非仍係有期徒刑5年。　⑸實務有認「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得減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源自最高法院29年度總會決議(一)，同院113年台上字第3697號、第3786號、第3939號等判決沿用，並均謂此為同院統一之見解)，但「得減」為法院有決定減刑與否之裁量權，而「必減」則無該項裁量權，則何以決定依得減之減刑規定予以減刑後，卻僅減最低度法定刑，而不減最高度法定刑，其間之差別待遇緣由令人費解。再刑法第64條第2項、第65條第2項、第66條、第67條等規定，均未區分「應減」、「得減」，則刑法第67條「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之規定，文義解釋上，於「得加減者」亦有適用，是上開見解似欠立法例上的根據，且不無牴觸刑法第67條規定。況實務對於得減規定亦有援引刑法第 67條之例，例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46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102年度台非字第437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3089號、93年度台非字第26 號等，則判決見解似有不一致。徵之新舊法比較的過程，實際上無非是盤點行為人於個案中一切與罪責有關之新舊罪刑、加減刑規定，再模擬出適用法律之結果，而得出何者較有利於行為人之結論，因此，既曰適用得減規定減輕其刑，實際上卻於最高度法定刑不減之，似不僅不符量刑常情(即難有適用得減規定，卻仍判處與最高度法定刑相同刑期之例) ，亦有背於個案中比較新舊法輕重之精神。此外，增加此種比較變數，不免使新舊法比較之法律適用趨向複雜化，是否有其實益，恐有商榷餘地。綜上以言，諸如刑法第25條第2 項未遂犯減刑規定、同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減刑規定之得減規定，於個案進行新舊法比較時，除無比較實益之外(詳下述)，仍宜依同法第67條規定就最高度及最低度法定刑同減後而為比較。　⑹與罪刑無關之事項，例如得否易刑處分，雖影響受刑人易刑處分的選擇權，然宣告刑非必然為有期徒刑6月以下，且易刑與否屬刑罰如何執行問題，所涉僅為承擔罪責之方式可能係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抑或社會勞動之不同態樣，而與罪名是否成立、罪責之大小、刑罰之輕重，均不相干，故於比較新舊法孰輕孰重時，毋庸納入審酌。申言之，從罪責原則及行為刑法立論，行為人在其自由意志決定下，為違反刑法規範之行為，而遭刑法規範非難，使之為其行為擔負個人罪責，並以科處刑罰之方式具體承擔實行不法且有責之行為的後果。刑法上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追溯禁止原則)，亦係以行為時為基準點，使行為人不於日後被追訴、處罰原先不被追訴、處罰的行為，或被科處較重之刑罰，而處於更不利的法律狀態。易刑處分既與罪責成立與否、刑罰之輕重無關，則於新法變動法定刑且連動影響得否易刑處分之情形，比較新舊法何者較有利於行為人時，當無須將可否易刑處分一節納入考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47號、第3939號判決見解同此)。　⑺另外，經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綜合評比與行為人罪責有關之一切事項，擇定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因刑法除於同條第2項明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反面解釋可認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而可能造成評價罪責之法律及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法律會分別擇定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從而產生其一適用舊法，另一適用新法之不一致情形外，刑法並未允許就其他與罪責無關之事項，例如易刑處分，亦可進行新舊法之比較，或於比較新舊法後，與評價罪責之法律割裂適用。且罪責法律與易刑處分乃立法者在其刑事政策所為之整體設計，二者密不可分，新法既改動舊法，則難謂新舊法之刑事政策相同或具高度相似性，是應無法援引有利溯及既往或有利類推適用之法理的餘地。何況容讓行為人於易刑處分上亦擇用最有利之法律，使其雙重得利，似無充分之法理論據，反有過度傾向行為人之嫌，有損公平正義理念之實現。總此，行為人得否易刑處分，應取決於其所適用最有利之評價罪責法律之本身規定，而為整體性適用。 2.本案之新舊法比較　⑴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分別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改列為第 19條，並明文：「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將原第16 條第2項移至第23條第3項前段，並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於同條項後段增訂扣押財物或財產利益、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減刑規定，及於第23條第2 項增訂舊法所無之自首減免其刑規定。　⑵一般洗錢罪之主刑於修正施行後，最重主刑仍為有期徒刑，揆諸前開說明，應析出與系爭實際個案有關之罪刑規定，首就有期徒刑之處斷刑上限比較於新法及舊法下之高低。就自白減刑一項而言，修正後之規定增加適用要件，致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以此而言，自以修正前之減刑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即明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方予以減輕其刑，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罪，自無該規定之適用，故無從將自白減刑規定移併納入新舊法之綜合比較。再被告為洗錢幫助犯及未遂犯，幫助犯及未遂犯分別得依刑法第30條第2項、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無論是適用舊法或新法均然，不影響新舊法比較的結果。循過往實務認為新舊法均構成之事由，即無有利或不利情形之見解，該2減刑事由毋庸納入新舊法比較之見解(最高法院97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至新法增設之第23條第2項、第3項後段減刑規定，雖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規定新法之減刑規定可溯及適用，惟被告均不該當該等減免其刑規定之要件，故亦不影響新舊法之比較。　　又本案之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法定刑上限為5年有期徒刑，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之罪所處之刑，即不得超過5年有期徒刑。修正前、後一般洗錢罪之最高度處斷刑均為5年有期徒刑(按：依前述見解，依幫助犯、未遂犯規定遞減其刑後，實際上之處斷刑上限均為4年10月有期徒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後段，應再比較最低度處斷刑。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最低處斷刑為2月有期徒刑，修正後則提高為6月有期徒刑(按：依前述見解，實際處斷刑下限分別為 1月〈實務上有期徒刑以月為單位，故最低為1月〉、2月有期徒刑，結論並無不同)。因此，綜合比較之結果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最為有利本案被告，本案被告洗錢行為，應適用之罪刑法律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之幫助一般洗錢未遂罪(按：檢察官於原審審判期日已就洗錢部分更正起訴罪名為幫助一般洗錢未遂罪，見原金訴卷第72頁)。 (三)被告以1次提供金融帳戶之行為，幫助他人向告訴人2人進行詐欺取財及洗錢未遂，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本文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未遂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事由　1.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本院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可責性顯較諸正犯為輕，乃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2.被告本件之洗錢行為因帳戶遭通報為警示帳戶，告訴人2人存入或匯入之金錢因而幸未遭提領或轉出，進而經郵局發還，而僅蒙受手續費之損失，尚宜按既遂犯之刑減輕，故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幫助一般洗錢未遂罪之刑。被告所犯幫助一般洗錢未遂罪有上開2項減刑事由，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三、撤銷原審判決第一項主文之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行為時法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現行法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是現行法屬不利於行為人之修正，而以修正前之規定最有利於被告。另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法定刑部分，與修正前「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相較，降低法定最高刑度，然提高法定最低刑度及併科罰金額度，就個案適用之結果而言，依現行法之規定，法院就洗錢犯罪僅能量處6月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相較於修正前法院得量處6月以下之有期徒刑，現行法之規定亦較不利於行為人。至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雖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就有期徒刑刑之「輕重」，採取最高度刑之單一標準比較，然此係用於判斷刑法第55條關於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論罪」標準，與刑法第2條第1項新舊法比較所稱「有利於行為人」，除「論罪」（構成要件之變動）外另需包含「量刑」（法定刑、減刑等規定）之規定，而採綜合比較「有利、不利」行為人之各項規定不同，尚不能僅以現行法降低最高刑之單一因素，即認較有利於被告。準此，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更有利於被告，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是原審法院之法律適用，應有違誤，請求撤銷原審判決，另為適當之判決等語。 (二)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經比較新舊洗錢防制法後，認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從而對被告進行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屬量刑之限制，已實際影響處斷刑之框架，原審未將之納入新舊法規定進行綜合比較，卻將與罪刑輕重無涉之易刑處分可能性納入比較，致得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被告之結論，依前揭新舊法比較之說明，其就法律之解釋適用容有未洽。檢察官所執之上訴理由雖亦未盡周全妥適，然原判決既有可指摘之處，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之第1項主文予以撤銷，另為適法之判決。四、本院之量刑　　　　 (一)爰審酌被告將其所有之金融帳戶提供他人，致該帳戶淪為他人洗錢及詐取財物之工具，助長詐欺集團犯罪，並使犯罪追查趨於複雜、困難，更因而危害他人財產安全及社會秩序，應予非難。復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遭詐欺之人數 (2人)與金額(共25萬元)、犯罪所生危害(告訴人2人領回款項)，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其無前科紀錄(本院卷第91頁)，即告訴人李美玉於原審時表示願意給予被告自新機會，請求從輕量刑，告訴人李曼君則表示無須賠償，請法官依法處理(原金訴卷第55頁、本院卷第53頁)，暨被告於審判中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戶役政資料記載為高職肄業) ，現在外縣市從事人力派遣，每月收入約2、3萬元，須扶養 1子(1歲4月)，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自身無健康狀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以被告責任為基礎，本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二)附條件緩刑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91頁)，是被告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犯本案之罪，告訴人2人因取回款項而損失甚微，並有前揭之意見表示，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後，應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故所宣告之罪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乃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並依同條第2項第8款規定，及命被告接受如主文所示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以使之戒慎其行，預防犯罪，並用啟自新。因被告所受緩刑宣告附有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所定之應履行事項，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併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外，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內違反上開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足認原緩刑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法院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本文、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妍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提起上訴，檢察官許莉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蔡政晏　　　　　　　　　　　　　　　　　法　官　陳昱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趙雨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編號告訴人詐欺手法匯款時間匯款金額（新臺幣） 1 李曼君於民國112年6月16日某時，撥打電話予告訴人佯裝為其子，並佯稱：需資金周轉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2年6月19日12時46分許 10萬元 2 李美玉於112年6月18日16時18分許，透過LINE聯繫告訴人佯裝為其孫子，並佯稱：需資金周轉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2年6月19日13時57分許 15萬元

2024-12-19

TTDM-113-原金簡上-5-20241219-1

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40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文斌選任辯護人許婉慧律師方彥博律師劉宗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11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文斌為執業律師，其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109年度偵字第4721 、18790號及110年度偵字第9062、16554號丙○○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乙案(業經臺南地檢署於民國111年2月18日提起公訴) 之選任辯護人。緣丙○○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乙案，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蒐證調查後，認丙○○違反上開犯嫌重大，且有羈押原因及必要，因而於109年3月5日，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下稱臺南地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同日該法院法官召開羈押庭審理後，以有事實足認丙○○有滅證、與共犯或證人勾串證據之虞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後丙○○友人甲○○ ○透過丙○○之姪子薛○旭得悉上情後，旋於109年3月7日13時2 1分許，透過LINE通訊軟體要求被告蘇文斌傳送上開案件之羈押裁定書（即押票），被告蘇文斌明知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等資訊，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亦明知在偵查階段羈押審查程序，檢察官所提出羈押聲請書，其上所載之特定犯罪嫌疑人( 含同案共犯)之年籍資料、住居所、聲請羈押理由及有關之證據方法等資訊，僅限偵辦該案犯罪嫌疑人刑事犯罪之承辦、協辦人員及為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辯護人知悉，係屬偵查不公開之範疇，而非得任意公開之資訊，為俾利犯罪偵查之進行，均屬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不得洩漏他人，被告蘇文斌竟應允甲○○○之請託，基於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及意圖為他人不法利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109年3月9日9時24分許，將其在偵查階段羈押審查程序中所取得之臺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羈押丙○○ (含同案共犯乙○○)之聲請書(亦含共犯乙○○之個人戶籍、聲請羈押理由及證據方法等資料)及其附件、臺南地院法官押票及其附件翻拍後，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予甲○○○知悉，被告蘇文斌即以此方式，將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尚在偵查中之案件應秘密之偵查內容、丙○○、共犯乙○○之個人資料及其犯罪事證等資訊，洩漏予甲○○○知悉，使涉案關係人有機會得以進行蒙蔽欺罔、偽造變造證據或刻意阻礙真實發現之行為，並足生損害於丙○○、乙○○。嗣因甲○○○另涉洩密等案件(業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年度營偵字第95、634、1025號及11 0年度偵字第3126號案件提起公訴，並經臺南地院以110年度訴字第613號判決判處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現於本院審理中），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臺南市調處）持臺南地院法官所核發之搜索票，對甲○○○所持用手機進行扣押，並透過數位採證鑑識還原其內通訊紀錄，進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蘇文斌涉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參、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丙○○、薛明進、薛○旭、甲○○○於偵訊時之證述、臺南地院109年度聲羈字第52號卷、被告與甲○○○ 之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數位採證之對話紀錄、109年度偵字第4721號案件中之被告於109年3月5日所出具之委任書各1份、臺南地院110年聲搜字第81號卷為據。肆、訊之被告堅決否認有洩密以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辯稱：「⑴被告與甲○○○之LINE對話紀錄無證據能力：①甲○○○係於110年1月26日遭到搜索，檢方並於當日扣得甲○○○之手機，而甲○○○隨即於當日委任被告為偵查中辯護人，故檢警自此時取得甲○○○之手機開始（包括在此之前）均不得翻看甲○ ○○與被告之電磁紀錄；且甲○○○是執業律師，亦擔任他人之辯護人，檢調單位若翻看甲○○○與他人之對話紀錄，同時也會侵害甲○○○與其委任人之秘密自由溝通權，與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9號裁判意旨有違。②該案甲○○○已委任被告為其辯護人，則甲○○○與被告間之秘密自由溝通權，應受憲法之保障，檢警單位自不得擅自觀看甲○○○與被告間之電磁紀錄，則檢調人員在明知甲○○○有委任被告之前提下，擅自翻看被告與甲○○○之LINE對話紀錄，顯已侵害被告與甲○○○之秘密自由溝通權，其進一步取得之對話紀錄，自屬違法取得而不具有證據能力。⑵丙○○之家屬已諮詢、委託甲○○○處理丙○○羈押之案件，不論甲○○○與丙○○就羈押部分實際上有無簽立委任狀，並無關係，只要甲○○○實際上受到丙○○之委任，甲○○○ 即有資格觀看其羈押聲請書，故被告將丙○○之羈押聲請書傳送與同有權限觀覽之甲○○○，自無成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可言。⑶羈押聲請書並非秘密：羈押聲請書與羈押裁定兩者所顯示之內容近乎無異，則羈押裁定既非秘密，則何以認定羈押聲請書之內容屬於秘密？故羈押聲請書並非起訴書所言之秘密。⑷羈押裁定非屬秘密：①經查，南簡錦弘109聲羈字第63號函文中所示：請貴院確實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5點規定，注意偵查不公開原則，勿在裁定書上記載偵查機密或揭露偵查資料，以免案件偵查內容外洩，影響後續偵查作為等語可知，如羈押裁定為秘密而不得公開，即無避免記載偵查機密或揭露偵查資料之必要，故羈押裁定顯非秘密。②次查，無論是高等法院，抑或是地方法院，均曾以新聞稿之方式將羈押裁定全文公布於網路，而網路係一社交媒介，乃現今多數人獲取資訊的大眾平台，既然羈押裁定全文得由法院統一對外公布於網路，而網路又係一特定或不特定多數人均得以瀏覽之媒介，若逕認羈押裁定屬於秘密，則高等法院、地方法院過往至今發布新聞之行為無異於洩漏犯罪事證、個資等秘密，然而此情顯屬無理，因為羈押裁定非屬秘密乃是當然之事理，否則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何以任意將羈押裁定公布於一特定或不特定多數人均得以瀏覽之平台，供大眾閱覽？③綜上所述，羈押裁定既遭檢方叮囑不得記載任何秘密事項，又得以新聞稿方式對外公布，在在證明了羈押裁定本身非屬秘密一事。⑸羈押裁定既非屬秘密，則得做為羈押裁定之附件的羈押聲請書非屬秘密，自屬當然。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30點明文，押票應記載事項，法院於羈押裁定時得以檢察官羈押聲請書作為附件附上，則羈押聲請書豈可能為秘密事項？否則除檢、辯及被告以外，看守所、親友均得以接觸，而親友得持之到處尋求他人或律師協助，如認之為秘密，豈非荒謬？更遑論羈押聲請書乃檢察官對被告聲請羈押之理由，如為秘密，豈非被告遭羈押時，辯護人亦不得執之使被告家屬知悉被告遭羈押之理由，顯違常情。伍、證據能力部分：一、按搜索之目的，在於扣押，為彰顯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依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128條規定，搜索必須經法院審查，認定個案中存有相當理由，核發搜索票，方得為之，此為搜索採「令狀原則」之明文。同時為了有效執法、保護相關人員安全及保全證據等理由，依同法第130條規定之情狀（即於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亦得「附帶搜索」。又按同法第12 8條第1項第2款明定，搜索票應記載應扣押之物，以限制得實施扣押之標的物；為掌握調查取得證據之先機，當場及時予以扣押，期有助於該案發現真實，並於同法第137條明定所謂「本案附帶扣押」準用第131條第3項陳報、報告及撤銷之事後審查機制，即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搜索或扣押時，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所未記載者，雖得扣押，但須事後陳報、報告，由法院為事後審查，屬「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6號刑事判決參照）。二、再為使執行搜索之公務員對於職權行使過程中所發現之他案證據，得掌握調查取得證據之先機，當場及時予以扣押，期有助於該他案發現真實，同法第152條規定，「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見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即學理上所謂「另案附帶扣押」，此等扣押，不須就該他案證據重新聲請法官審核、簽發搜索票，性質上屬無票搜索之一種，乃「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此規定就另案扣押，固僅設有須於合法之有票或無票搜索過程中執行之外部界限，然為符合上開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精神，解釋上，所扣押之另案證據，一則必須係於合法搜索過程中，毋庸另啟搜索行為，即自然地為執行人員視線所及，而一目了然即可發現者，英美法謂之為「一目了然」法則，於未偏離原程序之常軌中併予扣押此等證據，因較諸原搜索行為，並未擴大或加深對受搜索人隱私之干預，自可毋庸重為司法審查；再者，該另案證據須出乎執行人員之預期，而於合法搜索過程中，經執行人員無意間偶然意外發現者，對此等證據之扣押，因須臨時應變、當場及時為之而具有急迫性，事實上即無聲請並等待法官另簽發搜索票之餘裕，容許其無票搜索，始符合另案扣押制度設計之本旨。至於搜索人員原有預見可能發現之另案證據，對之扣押，並不具有急迫性，自仍應先經法院審查，迨取得搜索票後，始據以扣押，以符合法官保留原則，防免執法偵查人員得規避司法審查，持憑一張搜索票，即藉機濫行搜索、扣押，侵害人民財產權。唯有如此理解，才能進一步落實憲法對干預人民基本權須踐行正當程序之要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9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九被告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數位採證之對話紀錄，係臺南市調查處於110年1 月26日9時30分實施搜索，扣得甲○○○IPHONE手機，再對甲○○ ○之手機進行數位採證所得。被告以臺南地院110年聲搜字第 81號搜索票針對的是甲○○○他案進行搜索扣押，而非本件被告所涉犯之洩密及違反個資法案件，因此檢調人員無權查看被告與甲○○○的LINE通訊對話內容等語，主張此部分證據無證據能力。　　四、查，甲○○○因另案涉犯妨害秘密罪，經檢察官向臺南地院聲請核發搜索票，該院於110年1月19日核發對甲○○○的搜索票，有效期間自110年1月26日7時起至110年1月26日17時30分止，搜索範圍包括處所、身體、物件及電磁紀錄，其中電磁紀錄包含：受搜索處所及受搜索人持有之手機、電腦主機、各類型儲存設備所存放之電磁紀錄，經臺南市調查處於110 年1月26日9時30分實施搜索，扣得甲○○○IPHONE手機及其他相關證物，此有該院110年聲搜字第81號搜索票、搜索筆錄、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87-19 5頁）。本件搜索票核發所欲查扣之物品，依據搜索票上之記載，是有關違反刑法洩密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之相關資料，而所謂的有關違反刑法洩密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依據搜索票聲請書及調查報告的記載，是指李智錚與甲○○○2人，關於李智錚任職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期間將台定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台定公司）及金鈦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鈦公司）及董事之相關資料洩漏予甲○○○知悉以及因此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案件。合先敘明。五、經查：（一）隨著科技進步，電腦及手機等電子設備早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及工作相當重要之一部，以電磁紀錄方式儲存之資訊，經常存放有各樣與犯罪有關之資訊，查扣電腦及手機等電子設備確有必要，確能作為偵查及審判所用之利器。又電磁紀錄載體隨著其功能之增加，其內所儲存資料越來越龐大，更儲存大量與本案無關之私密資訊檔案，執行人員在查扣相關電腦、手機設備時，經常一時無法釐清、解密，均不分與本案有無關係，一律予以全部查扣，固為偵查所必要，但其方式等同抄家式之搜刮，已不可不慎，且在開啟相關檔案解密時，長時間持有所查扣之電腦、手機等電子設備不發還，又不免接觸與本案無關之私人資訊，實有侵害受搜索人及其他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之疑慮。觀之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1、2項規定，固將電磁紀錄與受搜索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同列為得搜索之標的，並於可為證據之情形下，依同法第133條第1項規定扣押之，或於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依同法第152 條規定扣押之。但刑事訴訟法並未對於電磁紀錄之搜索、扣押後之程序有特別規定，仍是用傳統有體物之相關搜索、扣押概念規定於同一法條內。而電磁紀錄存在形式與取得方法又不同於一般物理性質之實體物，刑事訴訟法並未針對其特殊性而有別於一般傳統搜索、扣押之相應規範，則實務上有必要針對其特殊性發展相應原則，以平衡偵查犯罪需求與減少對受搜索人及其他之人之憲法基本權之侵害。（二）審酌偵查機關執行人員於扣得電磁紀錄之載體後，為偵查犯罪取得該載體內儲存之數位證據，必須對該載體內之資訊進行更進一步之搜尋、解密、讀取，顯已非屬「一目了然」，即無從對之依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為「另案附帶扣押」。又電磁紀錄載體內之資訊，因該電磁紀錄載體已為查扣，不可能對相關人員安全構成危險，且證據已保全（若可從遠端刪除資料，扣押亦無濟於事），自非屬同法第130條規定之「附帶搜索」，即電磁紀錄載體之資訊不適用「附帶搜索」。再者，執行人員對電磁紀錄載體進行解密之方式，有如再對該電磁紀錄載體為另一次之搜索，且較原搜索範圍擴大，並加深對受搜索人及其他之人隱私之干預，又於解密前不知其內容為何，其內容便不在執行人員預期之內，即無須臨時應變，不具有急迫性，執行人員聲請並等待法官另行簽發搜索票即有相當之餘裕，自仍應先經法院審查，迨取得搜索票後，始得據以解密、扣押，以符合「法官保留」原則，防免執行人員得規避司法審查，持憑一次合法搜索，即得對所扣得之電磁紀錄載體，毫無限制的持有、解密，而侵害受搜索人及其他之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如此始能落實憲法對干預人民基本權須踐行正當程序之要求。（三）查，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九被告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數位採證之對話紀錄，是調查人員在執行臺南地院核發搜索票之合法搜索下，查扣甲○○○之手機所查悉。依前所述，無「附帶搜索」、「本案附帶扣押」之適用。又查扣甲○○○之手機後，依證人即調查員張繼元之證述，係將扣得甲○○○之手機，依甲○○○與李智錚等人之姓名，使用關鍵字，比如有李智錚、白河分局、洩密、貪瀆、多少錢，並將關鍵字慢慢擴大為「資料、文件、銀行、書、多少錢、給我、LINE給我、給你」，而甲○○○與被告之對話有在其設定之關鍵字裡，而找到渠等之LINE通訊對話內容（見本院上訴卷第233-247頁）。依證人之證述，其對甲○○○手機採用逐步擴大關鍵詞範圍，且未限制於原搜索票之特定對象之搜索方式，其射程過於寬廣，極易尋得與本次搜索不相關之人之證據，而嚴重侵害甲○○○與其他人之隱私權，且根本違背「一目了然」原則。茲甲○○ ○之手機已遭調查人員扣押，因本次搜索與被告無涉，若確實有進一步搜索被告犯罪證據，而對與本次搜索標的無關之甲○○○與被告之對話紀錄翻找查閱，確有擴大並加深對甲○○○及被告隱私之干預，且調查人員無預期性，亦無必須及時為之之急迫性，有相當之時間等待法官另行簽發搜索票，實無必要擅自查找甲○○○扣案手機內以及以數位採證所得之被告與甲○○○LINE對話內容。是本案調查人員數位採證之被告與甲○○○LINE對話紀錄並不符合「另案附帶扣押」之要件。依前所述，應先經法院審查，迨取得搜索票後，始得據以解密、扣押。（四）綜上，調查人員依臺南地院所核發110年聲搜字第81號搜索票扣押甲○○○之手機，固屬合法，但其進一步自查扣甲○ ○○之手機內，查到甲○○○與被告間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數位採證之對話紀錄，不合於刑事訴訟法以及司法實務有關另案搜索及扣押之規定，侵害憲法保障被告及甲○○ ○之隱私權，顯係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所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六、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所指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係綜合考量： ①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②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是否出於惡意違法)、③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是否有急迫或不得已之情形）、④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⑥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⑦偵查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⑧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情狀，認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以兼顧被告合法權益保障與發現真實之刑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41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一）於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及主觀意圖部分：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人員，以查察甲○○○與李智錚妨害秘密犯行，持臺南地院搜索票對甲○○○進行搜索，並查扣甲○○○所持有之手機。然其所要查的是甲○○○與李智錚妨害秘密犯行，與本案被告並沒有任何關聯，縱使甲○○○的手機內有跟被告之通聯紀錄，也不在法院搜索票准許搜索之範圍內。況如前所述，被告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須加以搜尋解密，才能查閱甲○○○跟對話他方之對話內容。調查處人員明知被告不在該案犯嫌名單內，搜索票核准搜索範圍也不及於與該案無關之第三人，卻大範圍的對被查扣甲○○○之手機進行搜尋翻找，企圖找出任何犯罪之蛛絲馬跡，侵害相關人憲法上之隱私權甚大，其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難認不具惡意。（二）於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及侵害被告之權益種類暨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部分：本件調查人員是從他案查扣甲○○○ 之手機內，以數位採證方式獲取對話紀錄，調查人員對此資料無預期性及急迫性，在無令狀的情形下，對該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執行搜索及扣押，侵害被告及甲○○○通訊之隱私權，違背法定程序及被告憲法上之基本權，非屬輕微。又被告所為僅涉上開檢察官所起訴法條之輕罪，丙○○、乙 ○○又從未稱其有何受害可言，是其所生危害實屬輕微。（三）於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甲○○ ○之手機已因案扣押，對於存在甲○○○手機內之所有資訊，調查人員只要依法定程序聲請，合法取得手機內證據資料並無困難。本件調查人員，因便宜行事，未向法院聲請令狀，即擅自檢視未在原核准搜索、扣押範圍內之對話紀錄。經本院審核權衡後，認若因調查人員違反法定程序而認定查獲之對話紀錄不具證據能力，足以令將來從事搜索、扣押之檢調人員知所警惕，不再便宜行事，以致於侵害人民憲法上之基本權利，始能落實憲法對干預人民基本權須踐行正當程序之要求，否則即生上開所述之負面效應。（四）於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本件調查人員違法檢視並以數位採證之方式取得被告與甲○○○ 的對話紀錄，使得本來不得揭露之訊息，成為了檢察官認定被告犯罪證據，且為最重要之證據，顯對被告訴訟之防禦生絕對之不利益。（五）綜上，本院審酌上開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為在調查人員並無急迫之情況下，以違反法定取證程序之方式，侵害被告憲法上之基本權、違背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搜索、扣押令狀原則，而取得本件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九被告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數位採證之對話紀錄，不具證據能力。陸、關於洩密罪部分：一、此部分之爭點為本案之羈押聲請書、羈押裁定書（即押票）是否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一）按刑法第132條之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係列於公務員瀆職罪章內，該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法益，而上開條項所稱「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其「秘密」係指國防以外與國家政務或事務具有重要利害關係，而由國家所保有不得洩漏之公務秘密，而不得宣露於外之機密而言。其他何項文書、圖晝、消息或物品是否應予守密，仍應就主觀、客觀兩方面審視其內容性質及各該機關處理事務之有關法令規定定之。故刑法第13 2條第1項所謂「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除是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守密者外，還需就該內容性質及持有人利用之目的等主觀、客觀方面予以認定是否屬不得宣露於外之秘密，秘密之範圍並非固定不變，且非相關機關界定為秘密，即屬刑法洩密罪所謂之秘密。再者，洩密罪之客體除前揭要件外，亦須以未經洩漏之秘密為其要件，已洩漏之秘密即非屬秘密；又如某特定人對該等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有請求閱覽或知悉之權利，對其亦無秘密之可言；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無關之秘密亦非本條保護之客體。從而，縱將此等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使人知悉，因或無洩漏行為，或所洩漏或交付者並非本條所規定之秘密，均難以該條項之罪責相繩。（二）再按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大法官依憲法第16條人民之訴訟權出發，自釋字第654號解釋、第737號解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被告之辯護人對羈押被告裁定抗告案、憲判字第7號偵查中辯護人在場筆記權等救濟案及112年憲判字第9號搜索律師事務所案等判決觀之，係認刑事被告（以下包括犯罪嫌疑人）有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除在防止被告受不當取供外，已逐步建構於偵查中使辯護人立於被告之立場，有權利蒐集有利於被告之證據資料，以對被告為有效協助及實質辯護。是辯護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2項規定於警詢及偵訊時在場，非僅有保護被告不受不正取供之作用，更有實質有效協助之機能。（三）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為所謂「偵查不公開」原則，而「偵查不公開」制度設計之目的，一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之名譽及隱私；二在保護證人及訴訟關係人之安全；三在維護偵查程序順利，避免被告滅證。而「偵查不公開」原則，非普世價值，採不同訴訟制度之立法模式即有不同概念，美國即不存在此概念。是所謂「偵查不公開」僅為相對性，此從該條第3項例外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及下列所述之辯護人及被告之角色定位，亦可得而知。首先，依此規定，可確認「偵查不公開」僅對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有適用。對其他人（含被告及其親屬）而言，即無「偵查不公開」之適用，對相關案情等偵查內容，無所謂「應予秘密」之義務，自無所謂「洩密」可言。其次，偵查中之資料並非全屬「偵查不公開」範圍，仍要視持有偵查中之資料是否屬該條項規定得公開揭露之事項。再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8條、第9條固有規定得公開及不得公開之事項，惟依前揭所述刑法第132條洩密罪之要件，亦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影響，始得以該罪相繩，否則僅涉及行政或懲戒處分。（四）依律師倫理規範第16條第1項規定「於偵查中辯護人基於辯護之需要，於偵查中可探究案情、忠實蒐求證據，於合理範圍內為委任人之利益提出合法且適當之證據，並得接觸證人（但不得有騷擾證人，以不當方法取得證據、湮滅證據及教唆偽證等）」。據此，辯護人於偵查中有為被告為實質有效之辯護權。而前揭「偵查不公開」之事項及例外規定，固定有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惟實仍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且依實務操作結果觀之，是否屬「偵查不公開」事項，均由檢察機關自行界定，球員兼裁判，其結果即易使辯護人於偵查中之行為，踩到串證、洩密、不當利用個資等偵查不公開之紅線，而遭檢察官追訴洩密等罪責或受懲戒處分，辯護人因而動則得咎、投鼠忌器，對於辯護人確為不確定之高職業風險，等同對辯護人辯護權之限制，進而侵害被告有受公平審判之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此從前揭所述辯護人遭檢察官偵辦，最後動用到大法官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才得以平反、解套，即可得而知。是「偵查不公開」與辯護人對被告從事實質有效辯護之衝突上，自有調和、退讓之需求及必要，在辯護人無不得為之之情形下（如串供、滅證、恐嚇證人等），「偵查不公開」不得作為妨害被告受實質有效辯護之理由。從而，辯護人於偵查中合理之探究案情、忠實蒐求證據之行為，屬有必要為保護合法權益之情事，且為辯護人於辯護職責下所得進行之當然職務，其適度揭露偵查中所獲悉之資訊及為被告提出防禦及調查事實之功能及行為，可直接解為其依法令，且為提供實質有效辯護之保護被告合法權益之行為。而法院針對辯護人於偵查中所為辯護權之行使，應落實辯護人實質有效之辯護空間，在未實際影響偵查程序之情形下，是否屬串證、洩密等行為，應為嚴格解釋、認定，以調和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與被告受公平審判辯護權保障間之衝突。（五）依刑事訴訟法被告與辯護人角色定位而言，就相關案情、證據資料等，辯護人與被告彼此間，無所謂「應予秘密」可言。而辯護人與被告間，就相關案情、庭訊內容等事項進行討論，自亦無所謂「洩漏」之問題。蓋辯護人果不知案情或被告果不知提供有利於己之證據資料予辯護人，辯護人必無法搜集對被告有利之資料，於訴訟上為被告加以主張，對不利被告之證據資料，必亦無法於訴訟上為被告加以駁斥，而使檢察官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則偵查中選任辯護人之功能勢將無法發揮，上開規定被告得選任辯護人之條文亦將形同具文，此所以羈押之被告經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禁止與外人接見，其禁止之效力，並不及於辯護人，辯護人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接見禁見中之被告，並就案情、證據資料等加以討論。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下稱有選任權人），得獨立為被告選任辯護人，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委任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者，除被告外，依上開法文規定有選任權人亦得為之。而辯護人之選任，被告或有選任權人與辯護人間之法律關係，性質上既係委任契約之一種，依民法第54 0條規定，辯護人即有將其受委任為被告進行辯護事務之狀況，向被告，甚或有選任權人等委任人報告之義務，則於有選任權人為被告選任辯護人時，辯護人為履行其受任人義務，勢必將其因職務所知悉之相關案情、證據資料使該有選任權人之第三人知悉，倘因而科以辯護人上開罪責，似亦非妥適。從而，益證就相關案情、證據資料等，非惟辯護人與被告彼此間，即或辯護人與有選任權人彼此間，亦無所謂之「應予秘密」或洩漏之問題。（六）綜上，可知刑法第132條所謂應秘密者，除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守密者外，還需就該內容性質及持有人利用之目的等主、客觀方面予以認定是否屬不得宣露於外之秘密；且已洩漏之秘密不是秘密，秘密之範圍並非固定不變，亦非相關機關界定為秘密，即屬刑法處分之秘密；又所謂「偵查不公開」原則，其適用之對象，應係指有保密義務之人對不特定之公眾而言，並非指對所有人均一律不予公開；檢察官、被告、被害人、辯護人及有選任權人間，「偵查不公開」之事項，不在不得對渠等公開之列，非屬秘密，在渠等間無洩漏問題；「偵查不公開」之保密事項，對有保密義務以外之人而言，無保密責任，自無應予秘密、洩漏可言；辯護人於偵查中合理之探究案情、忠實蒐求證據之行為，在無招致勾串證人、湮滅證據及洩漏個人隱私之虞等情形下，為其完成有效實質辯護職務上之法定行為，屬依法令、有必要為保護被告合法權益之情事，法院應從寬解釋；反之辯護人是否應負洩秘等罪責，則應為嚴格解釋，以為調和。至於辯護人若另有勾串證人或以不當方法取得證據、湮滅證據及教唆偽證等行為，此為辯護人另一違法行為，與「偵查不公開」之對象及是否應予秘密，屬不同範疇，況辯護人在相關法令及律師倫理規範下，其所為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其拿捏亦須相當考量，並非恣意使用「為被告合理之探究案情、忠實蒐求證據，為實質有效之辯護」說法即可凌駕所有公共利益，倘踰越尺度，仍會構成刑事、懲戒等事由，自不待言。二、經查：　　（一）按裁判，除應依本法應以判決行之者外以裁定行之；裁判制作裁判書者，除有特別規定外，應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院對任何裁判均須送達給應受裁判之人，不得隱匿不發，上開應受裁判送達之人對於裁判書又無保密之責，均可任意轉發，足見法院之裁判具有公示性，為應公示之文書，不是秘密。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03條第2項規定羈押之裁定應送達給被告指定之親友，而被告指定之親友又無保密之義務，其自可將該裁定書之內容告訴任何人。更足見羈押之裁定因具公示性，其內容所揭露者確非屬應秘密者無疑。（二）依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1項規定，羈押被告，應用押票；同法第103條第2項規定，執行羈押時，押票應分別送交檢察官、看守所、辯護人、被告及其指定之親友；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5條第1項、第2項規定「…… 法官應通知檢察官到場敘明理由，並指明限制或禁止獲知卷證資訊之範圍……法院對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須注意偵查不公開原則，業經檢察官遮掩或封緘後請求法院應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之卷證，不得任意揭露。」；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0條後段規定「……偵查中之羈押，押票應記載之事項，與檢察官聲請書相同者，得以聲請書為附件予以引用。」可知因羈押裁定須予公示，若有經檢察官請求不得揭露之應秘密事項，法官於羈押裁定始以遮掩及封緘不予揭露之方式為之，並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而已，並無任何認羈押裁定屬應秘密事項之意；若檢察官未請求，法官自得於羈押裁定中說明，無須遮掩。參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第3項規定：「行政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亦可知因裁判書本身屬應公示之文書，不具秘密性，為保護被害人，始會以此不揭露個資之方式為之。（三）按「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24小時內，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但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卷證，應另行分卷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法院於受理前三項羈押之聲請，付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書之繕本後，應即時訊問」，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2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則檢察官於羈押聲請時，若未另行分卷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者，即表示該羈押聲請書之內容無保密之必要。若有保密之必要者，檢察官須另行分卷敘明理由，不會出現在羈押聲請書上，是該羈押聲請書即非屬應秘密事項。又依前揭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0條後段規定，法院得以聲請書為附件予以引用。若立法者認羈押聲請書為應秘密之文書，豈會規定得做為附件予以引用？亦顯見羈押聲請書不具秘密性。（四）就本案而言，臺南地院係於109年3月5日裁定羈押丙○○，檢察官為聲請羈押時，並未向臺南地院為遮掩或封緘之請求，而臺南地院之本案羈押裁定書中將檢察官羈押聲請書列為附件，承辦檢察官於同日收受送達後，即知悉臺南地院之本案羈押裁定書將其羈押聲請書列為附件。本案羈押裁定書是否可能成為洩密罪保護客體，由承辦檢察官於聲請羈押前後舉止以觀，一目了然，承辦檢察官無不知之理。茲承辦檢察官於聲請時未為遮掩或封緘之請求，於收受本案羈押之裁定後，見該裁定書將其聲請書列為附件，亦從未見檢察官有任何反應，顯見該承辦檢察官係認此羈押裁定書無洩漏其偵查秘密之虞。三、綜上，可知本件之臺南地院羈押裁定書（即押票），為應公示之文書，不具有秘密性，不因其上有無他人之個人資料而有異，被告將丙○○之羈押裁定書傳送給甲○○○，自與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之構成要件不合。至於羈押裁定書上載有同案共犯之個人資料部分，則屬下列是否違反個資法事項。柒、關於違反個資法部分：一、此部分之爭點為被告將含有丙○○、乙○○之個人資料之羈押聲請書、羈押裁定書（即押票）傳給甲○○○，有無違反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之情？（一）按個資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此參照該法第1條規定自明。基此，個資法固旨在保護個人之人格權免受侵害，然依其整體規定內容觀察，乃著重在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及相關蒐集、處理應為如何依循之規範，以建立合理利用個資秩序之要求，其所保護者係側重在個人資料之是否揭露、如何揭露及更正等，所應享有之對個人資料自主控制權，亦與保護個人私密性而免於遭窺探之侵犯隱私權罪，及相關洩漏秘密罪，各有其不同層面之規範目的，且其各罪之間，或有可能相競合之情形，但並不全然相互涵蓋。此觀之上開規定係用「人格權」一詞，而未用「隱私權」，益當明瞭。故個資法所保護之客體為「個資」，而非「隱私」，始符其立法規範之目的及意義。而依個資法第2條第1款就「個人資料」所為定義之規定，除指自然人之姓名等各例示者外，若有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亦均屬之。準此，個資法所稱之個資，應符合3個要件，始足當之：1.以屬於自然人者為限，並不包含法人；2.原則上為生存之自然人，死者以特別例外之情形，始有個資法之適用，如遺傳基因等；3.具有特定個人之識別性，即社會上一般人得直接或間接藉由資料之比對、組合，於聯結某項要素、關係而得以「容易」識別特定人。惟有些資料，形式上雖屬個資，然並非全然在個資法所欲保護之個資範圍。蓋個資既為個人在從事社會活動之紀錄，則其他參與、在場之人，通常亦為共有此活動紀錄之當事人。是於此共有資料之情形，其他人既共同參與其中，而亦成為該個資之組成要素之一，則個別之人自無法阻礙或禁止其他參與活動者「共有」蒐集、利用該活動紀錄之個人資料。從而，關於個人資料自主權在此情況下即不具「獨占排他性」，須忍受他人在合理範圍內之共有、利用，無從據以主張其個資受到侵害。又個人資料與個人隱私，就規範之保護範圍、意涵及目的，有其重疊競合之處，亦有各自不同之部分。「隱私」一詞，係指個人不欲他人所知，而具有秘密及隱匿性之私密範圍，然個資既包含婚姻、家庭、財務狀況、社會活動等屬開放領域之資料，其本質上即不完全屬具隱匿性，難以期待全然不為他人所知，是此類型之個資性質上即不屬隱私之範疇。詳言之，就個人單純隱密之生活領域，有不受干擾、窺伺之權，此若不涉及或無從識別特定個人，而僅侷限某特定隱私部分等情形，雖應保護其隱私秘密，但究非屬個資法所規範之對象；另如因參與社會活動之紀錄資料，已無法合理期待不被其他共同參與之人知悉，並共同擁有該資料，則其本質不具私密性，亦不在隱私權保護之範圍。至其他具有高度私密性之指紋、病歷、基因、性生活及犯罪前科等個人資料，因其性質特殊，則同屬個資法保護之個資及隱私權涵攝之隱私，故可將之統稱為「資訊隱私權」。準此，個資法既旨在立法保障個人對其資料之自主權，為謀求社會之共存共榮及共同發展，於保護個資之自主權同時，亦須合理劃定個資法保護個資之範圍，期以兼顧個人權益保障與社會活動交流之衡平。故對於上述因有其他人共同參與之社會活動紀錄，倘其中含有其他人之個人資料，然此時個人資料自主權原則上因不具「獨占排他性」，則參與之他人除有惡意不當聯結之逾越合理利用範圍外，應排除在個資法所規範處罰之列。（二）個資法第41條規範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 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為構成要件。此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又所謂「足生損害於他人」，係指他人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有遭受損害之虞，雖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結果為必要，惟客觀上仍須有足認該不法行為將使保護之法益遭受侵害之風險。故本罪之成立，以其主觀上須有為圖自己或第三人財產上不法利益之目的，或以損害他人財產或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而客觀上則必須有足生損害於他人利益之虞，方可當之。又個資法第2條第3款關於「蒐集」所作之定義，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固不以主動積極行為方式取得為限，縱因被動消極之方式由當事人或第三人直接、間接收受獲取者，亦屬上開規範之蒐集行為。惟行為人於蒐集後之利用行為，是否違犯上開個資法之罪，仍應以其是否具備前述之主、客觀構成要件，而為論斷。（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資法第5條定有明文。考其規範意旨，在避免資料蒐集者巧立名目或理由，任意的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故就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與蒐集之目的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不得與其他目的作不當之聯結，而其利用之基本原則，並應尊重當事人即個人資料之本人權益及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且不得超越目的明確化及比例原則之範圍（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刑事判決參照）。二、經查：　　（一）查被告為執業律師，為丙○○所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羈押時所選任之辯護人，而該案除丙○○外，雖尚有乙○○，但檢察官將丙○○、乙○○2人同時向臺南地院聲請羈押，被告於臺南地院審查該羈押程序中並全程參與，有該院訊問筆錄在卷可稽。則由全部過程整體觀察，被告固將載有丙○○、乙○○個資之前揭羈押聲請書、臺南地院押票及附件，轉成電子檔以LINE傳送予甲○○○ ，惟被告既與丙○○、乙○○於該案之聲請羈押過程，且均同為參與，雖因其身為辯護人，而未列名於羈押聲請書、押票內，然對於被告而言，關於丙○○、乙○○之上開個人資料部分，即難認具有「獨占排他性」。況稽之被告與甲○○○ 之LINE對話紀錄，係因甲○○○向被告表示伊與丙○○家屬很熟，家屬一直在問等語，始應甲○○○要求傳送該等資料檔案（見他字第2587號卷第11頁）。則被告既受丙○○於偵查中選任為其辯護人，並與丙○○、乙○○共同參與整個羈押審訊過程，上開檔案資料縱載有丙○○、乙○○之姓名、性別、年籍、住址等低度私密性個資，被告將之傳送予甲○○○以便輾轉交與家屬，並未逸出其亦屬該程序參與人所得合理利用之範圍。又被告於109年3月7日將上開低度私密個資傳給甲○○○，至檢察官於112年1月9日對被告提起公訴，甚至迄今為止，均未查獲被告除傳送上開資料給甲○○○外，另有其他惡意不當利用。據上，被告對上開檔案資料之利用，既在合理範圍，未有何惡意不當利用，依前所述，即難認有違反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之情形。（二）依個資法第2條第3款關於「蒐集」所作之定義，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固不以主動積極行為方式取得為限，縱因被動消極之方式由當事人或第三人直接、間接收受獲取者，亦屬上開規範之蒐集行為。惟行為人於蒐集後之利用行為，是否違犯上開個資法之罪，仍應以其是否具備前揭一（二）所述之主、客觀構成要件，而為論斷。　　　查，依吳昆達、丙○○及甲○○○之證述，丙○○之姪子薛○旭確實有經由吳昆達之介紹找甲○○○討論丙○○案件的後續處理，但最終丙○○就羈押抗告事宜未委任甲○○○，而係委任被告及陳廷瑋律師（見原審卷第351-363頁、偵16329號卷第 25-26、47-48頁）。是丙○○之姪子薛○旭及朋友，為了丙○ ○遭羈押，確有向甲○○○請教、諮詢，甲○○○雖最後沒有與丙○○及其親屬簽立刑事委任狀，不具形式上委任關係，但確有共同參與辯護策略之擬定。茲被告與丙○○及其親屬對於丙○○、乙○○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之訴訟上資料，既均有共通閱覽參考之權利，檢察官又查無被告有將含有乙○○ 之個人戶籍、聲請羈押理由及證據方法等資料及其附件在內之羈押聲請書傳送給受薛○旭法律諮詢之同為律師之甲○ ○○有其他不法目的存在，則應認其目的僅在於被告與薛志龍及其親屬間共同辯護策略之擬定，而非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或是意圖損害他人利益。縱使因所傳送之羈押聲請書內有丙○○、乙○○之年籍資料，亦難認其主觀上有損害他人即丙○○及乙○○之意圖，及有致損害於其2人。茲被告既欠缺此主、客觀之構成要件，自不得本末倒置，輕重失衡的企圖將個資之保護與「偵查不公開」原則作聯結，逾越個人資料保護之立法規範，用以維護具公益性之偵查秘密資訊不應公開之目的。（三）依辯護人於原審審判期日庭呈丙○○與乙○○之「刑事陳述意見狀」，丙○○及乙○○2人均陳明被告將上揭資料傳送予甲○ ○○，並未對其等本人之個人資料造成損害（見本院上訴卷第253、255頁）。茲被告身為丙○○偵查中之選任辯護人，將上開資料傳送予丙○○之姪薛○旭請託法律諮詢之甲○○○律師參考，並出謀畫策，縱其中另有同案被告乙○○之年籍資料，則其等既已表示並未受害，自難認被告蒐集、利用有逾越合理之不當聯結，致對當事人丙○○、乙○○之權益有造成損害。三、綜上，可知被告將丙○○、乙○○之羈押聲請書、羈押裁定書傳送給甲○○○，並未逸出其屬該程序參與人所得合理利用之範圍，被告並無惡意不當利用，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損害丙○○ 及乙○○之意圖，及客觀上有致損害於其2人。是被告所為無違反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之情形，自與個資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不合。捌、綜上所述，本院認本案起訴書編號九之被告與甲○○○之LINE 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數位採證之對話紀錄，無證據能力。又丙○○之羈押聲請書及羈押裁定書均不屬於應秘密之文書；被告傳送上開羈押聲請書及裁定書給甲○○○，並未侵害丙○○ 及乙○○之個人利益，被告所為與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洩密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及個資法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之構成要件不合。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檢察官起訴指摘之犯行，依前揭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本件既無法認定被告犯罪，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玖、原判決因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拾、駁回上訴之理由：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下列之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一）調查人員於搜索扣押甲○○○所持用之手機後，經數位採證檢視並取得該手機內之電磁紀錄，係搜索票明列之搜索及應扣押物標的，自係依法而為，並非另案扣押，難認有　　　何違法取證而不具證據能力之情形。（二）偵查，不公開之。羈押聲請書之內容含有國家機密、個人隱私及犯罪嫌疑人及其共犯間之犯罪事證（包括敘明已到案或未到案共犯、證人姓名、彼此間供述或證述內容、未扣案其它證據方法）等事項，供法院憑為應否羈押之審酌事項。是偵查中之案件，檢察官之羈押聲請書、偵查卷宗及證物倘若外洩，將使犯罪嫌疑人有湮滅事證、勾串共犯或證人、甚至逃匿之可能，而妨礙國家偵查機關追訴犯罪、進而影響社會治安。是職司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工作之律師，因羈押審查程序取得及獲悉之羈押聲請書，其使用自應限於為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範圍內，並對依法應予保密之上開事項善盡保密之義務。原判決認本案羈押聲請書屬得公開之事項而不屬於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縱使被告有將丙○○的羈押聲請書傳送給甲○○○，也不構成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與上開偵查不公開原則相悖，容有速斷。（三）被告並非乙○○之辯護人，乙○○本人或其親屬亦未委任甲○○ ○，而乙○○之年籍資料涉及個人隱私資料係屬國防以外應秘密資料，亦屬個資法所稱之個人資料；又羈押聲請書所載乙○○所涉犯之犯罪事實及相關事證，係屬偵查不公開之應秘密資料。被告因身為丙○○之辯護人之業務關係而知悉及持有含乙○○年籍資料及其所涉犯罪事證之羈押聲請書，被告竟未經乙○○之同意，以通訊軟體LINE將本案羈押聲請書傳送給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甲○○○，已足使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輾轉得知乙○○之個人資料、偵查中所涉犯嫌，致乙○○個人資料、偵查中所涉犯嫌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不當利用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風險，被告以此方式侵害乙○○之隱私權及人格自主權，係損害乙○○非財產上之利益之人格權，被告主觀上自具損害他人之利益之不法意圖，亦足生損害於乙○○，原判決認被告所為不構成個資法之非法利用，容有未洽。（四）丙○○於偵查中具結後已明確證稱並未曾委任甲○○○為辯護人，而依薛○旭即丙○○之親屬於偵查中所述亦無委任甲○○○ 之意，且丙○○於109年3月5日業已委任蘇文斌、許婉慧、郭子誠共計3位辯護人，迄109年3月9日被告傳送本案資料檔案給甲○○○前，丙○○並無解除任何律師之委任，堪認被告傳送本案資料時，丙○○事實上不可能再委任第4位辯護人，實難以律師間的共同、協助辯護為由，遽認被告得恣意將含有乙○○年籍資料及其所涉犯罪事證之羈押聲請書，傳送給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二、經查，本案起訴書編號九之被告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數位採證之對話紀錄，無證據能力；本案之羈押聲請書、羈押裁定書不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被告將含有丙○○、乙○○之個人資料之羈押聲請書、羈押裁定書傳給甲○○○，未違反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對被告以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罪及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之罪相繩，及檢察官之上訴理由不足為憑等情，前揭理由均有說明。是檢察官以前揭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本院自應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盛智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宜玲提起上訴，檢察官吳宇軒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吳勇輝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但應受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規定限制。本件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杏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2024-12-19

TNHM-113-上更一-40-2024121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違反保護令罪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47號上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和益選任辯護人簡承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保護令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 2年度易字第61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張和益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部分，均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罪嫌。原審審理後，就前揭被告被訴部分（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㈠至㈣所示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嗣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被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犯罪事實欄一㈡、㈣所示（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㈡、㈣所示）無罪部分提起上訴，而就其餘被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犯罪事實欄一㈠、㈢所示部分（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㈠、㈢所示部分）並未提起上訴，是關於原判決理由欄一㈠、㈢所示部分，因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理由欄一㈡、㈣所示（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犯罪事實欄一㈡、㈣所示）無罪部分，合先敘明。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與告訴人甲○○前為夫妻關係，其等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緣被告前經原審法院於民國111年6月29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345號案件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本案保護令），命被告不得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告訴人為騷擾、跟蹤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2年，並由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員警於同年7月6日16時20分許，對被告執行上開保護令並告知保護令之內容。而被告明知上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被告基於違反保護令之犯意，於保護令有效期間之112年4月初晚間某時，在雲林縣斗南鎮之住處（地址詳卷，下稱本案房屋），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致告訴人感到不安，以此方式騷擾告訴人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㈡所示部分，下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二、被告基於違反保護令之犯意，於保護令有效期間之112年5月1 0日20時許，在本案房屋，以凶狠之語氣向告訴人表示：「你要給我新臺幣（下同）5,000元，我的生意已經很不好了，你知道嗎」等語（下稱系爭言詞），而向告訴人索取5,00 0元房屋稅，致告訴人感到不安，以此方式騷擾告訴人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㈣所示部分，下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三、因認被告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二所示部分，均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罪嫌等語。參、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5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況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肆、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指述；證人張書豪之證述，及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345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即本案保護令）裁定、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等件為其論據。伍、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所示時、地，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另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所示時、地，向告訴人表示系爭言詞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辯稱：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我沒有騷擾告訴人，我是跟告訴人開玩笑的；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因為告訴人之前有跟我拿錢去繳牌照稅，但事實上並沒有繳造成我車子報廢，所以要討回來去繳房屋稅，因為房屋也是告訴人在住，我沒有騷擾她，我只是跟她講一講，她不要就算了等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復執以告訴人與被告離婚後仍住在本案房屋，被告當時雖然沒有住在本案房屋，但幾乎是每天會去祭拜祖先，與告訴人本來就會相遇，而雙方離婚不是一定會變成仇人，被告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只是打招呼、開玩笑的方式，這是很普通的見面對話，不是騷擾行為。又被告對告訴人為系爭言詞，只是一個普通的請教或詢問問題。而本案保護令裁定係命被告不得對告訴人跟蹤、騷擾，而被告行為是與告訴人間平常對話，不是故意去找告訴人，並不構成騷擾等詞為被告辯護。陸、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柒、經查：一、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其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 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前經原審法院於111年6月29日，以111年度家護字第345號民事通常保護令（即本案保護令），裁定其不得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亦不得直接或間接對告訴人為騷擾、跟蹤之行為，並應完成處遇計畫，保護令之有效期間為2年，且經警方於同年7月6日向被告執行本案保護令，被告已知悉本案保護令內容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卷第3頁反面、第19頁；原審易卷第86頁、第204頁），復有本案保護令裁定、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9頁、第11頁），是此部分事實，先予認定。二、又被告於112年4月初某日晚間，在本案房屋，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另被告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在本案房屋，因要繳納房屋稅，向告訴人表示系爭言詞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白承認（見偵卷第3至4頁、第19至20頁；原審易卷第88至91頁、第205至214 頁；本院卷第59頁），並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之情節一致（見偵卷第5至6頁、第18至20頁；原審易卷第165至198頁），則以前揭各情，亦固堪認定。三、惟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該法第2條第1款、第4款固規定甚明。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而非在取得保護令之一方無法接受他方之言行時，即遽認他方之言行構成該法之「騷擾」，否則即有濫行使用保護令之虞。如家庭成員相互間因感情不睦，致起勃谿，且客觀上難認一方須確實處於受他方身體或精神上暴力的威脅，即難認是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的行為。亦即該法所謂的「騷擾」，自應參酌立法精神為合目的性限縮，綜合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互參酌，需具備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者，始足當之。是以，保護令相對人所為的行為如非專以侵害保護令聲請人為目的，或兼有其他主張或保護合法權利的目的，縱使所為行為已使保護令聲請人產生不快不安或痛苦畏懼，仍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騷擾」的概念不符，而不應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又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被害人須確實處於受暴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始足認有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且騷擾之行為，其程度雖較精神上不法侵害為輕，然仍應具備惡意性、起始性及積極侵害性，從而，行為人（即保護令之相對人）之言語、舉動，是否已合於「騷擾」之要件，仍應綜依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相參酌社會上一般客觀標準而為認定，倘行為人所為，並未逾越常情之合理範圍，不得僅因被害人對行為人之言行感到不滿或不快，遽認受保護令約束之一方對他方即有騷擾行為。況違反本規定而為騷擾之行為，即屬違反保護令罪，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61條第2款亦定有明文。揆諸本罪之最高刑度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且由該法文義可以得知，僅僅是不愉快或討厭的行為尚不足以構成騷擾罪，只有當行為達到使人產生恐懼、不安或壓力的程度，並且影響了受保護人的身心狀態時，方才會被認為具備了侵害的條件。　　而查：　　　㈠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　⑴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在婚姻期間，長期都是我煮飯給被告吃，但我準備跟他離婚的時候就沒有煮給他吃，在112年4月初的某日晚上，被告嘻皮笑臉問說煮飯有我的份嗎？可以給我吃嗎？讓我覺得又生氣又困擾，我後來也沒有煮給他吃等語（見偵卷第5至6頁、第18至20頁；原審易卷第164至198頁）。　⑵證人張書豪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告訴人在本案保護令核發之前，就沒有煮飯給被告吃了，好像是因為某一次發生爭執，之後告訴人就沒有再煮飯給被告吃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50 頁）。　⑶被告供稱：當時我回本案房屋要祭拜祖先，我問告訴人有沒有煮我的飯，我只是跟她開玩笑，我已經吃飽了，她沒有理會我，我就離開去拜祖先，我知道告訴人不可能煮飯給我吃，我是想說以前是夫妻，不用都一板一眼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8至89頁、205至206頁）。　⑷據前揭被告所述及告訴人、證人張書豪所證情節，被告雖知悉依當時其與告訴人之關係、相處情形，告訴人應不會煮飯給其吃，而其仍詢問告訴人有無煮飯給其吃，固使告訴人感到不愉快，惟被告所採取之行為僅係單純以言語詢問告訴人，且所用詞彙屬中性，並無任何不雅、激烈字眼，也未再糾纏告訴人，尚不足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具備有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而已對告訴人直接產生一定程度之生理、心理上影響，揆諸上開說明，要無從認屬騷擾之行為，且據前述，告訴人對被告本已多有不滿，自不能僅憑告訴人主觀上認為被告行為構成「騷擾」行為即遽予採認，是難逕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所指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　㈡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　⑴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於112年5月10日20 時許，被告和我獨自在本案房屋客廳，被告以要我幫他繳交房屋稅為由，向我索取5,000元，他用很兇的口氣跟我說你要給我5,000元，我的生意已經很不好了，你知道嗎。我跟被告已經不是夫妻，他還跟我要錢，他生意不好跟我無關，他還用兇狠的口氣跟我講話，我很害怕，被告跟我要錢後沒有其他行為，我當時沒有理他。在還沒離婚時，我們一起工作，錢也是一起的，就是用我們工作的錢來繳房屋稅，離婚後，我們房屋一人一半，就各自繳房屋稅，但被告有一次罵我女兒，要我們幫他繳房屋稅，我不知道為何被告是要5,00 0元這個數字，被告有時會亂開口跟我要錢，當時他有講是房屋稅，但我分不清楚到底是什麼錢，我覺得他找一個理由跟我要錢，我很生氣也很無奈。在我們還沒離婚時，有一臺廂型車是登記我的名字，本來離婚時，要把車子過給被告，但他不願意拿證件辦理，我就把車子報廢，在報廢前，車子是正常繳稅，是我拿我跟被告共同賺的錢去繳，最後一次繳牌照稅時，是我們還沒離婚時。被告並沒有拿5,000元給我，要我去繳牌照稅等語（見偵卷第5、19頁；原審易卷第177 至186頁）。　⑵被告供稱：當時我看到房屋稅的繳費單，我跟告訴人在還沒離婚時，她跟我說你開車不用繳稅嗎，有這種事嗎，我就好啦好啦我繳稅阿，我拿5,000元給她，但她沒有繳，將車子報廢，我說我生意很差，希望她還我5,000元，我去繳房屋稅2,800元，我叫我女兒她們繳房屋稅，她們都不繳，房子我跟告訴人一人一半，我也沒有租她們，讓她們住，我覺得使用者付費，要她們繳，她們不要，不繳我就要自己拿回來繳，想跟告訴人要這筆錢去繳等語（見偵卷第3至4頁、第19 至20頁；原審易卷第90頁、第211至214頁）。　⑶本件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在被告與告訴人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有交付5,000元給告訴人，讓告訴人去繳交車子的稅金，然告訴人並未繳納，車子即報廢，而因需繳交本案房屋之房屋稅，然被告經濟狀況不佳，故欲向告訴人索取該5,000元，用以繳交房屋稅等節供明在卷，且其前後所供情節亦核無未合，則被告所為此部分行為，主觀上是否係基於騷擾告訴人而有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已難逕予採認。況告訴人亦證稱於其等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係由告訴人拿其與被告共同的錢財去繳交車子的稅金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81頁），則被告非無可能主觀上認為該5,000 元是自己所有之財物，而交付告訴人供繳納車子稅金，但告訴人卻未繳納，即無法完全排除被告主觀上認為其有民事上之權利得向告訴人請求此筆款項之可能，無論被告向告訴人主張此權利，於法是否有憑，然既其主觀目的既係在主張自己之權利，並非專以侵害、騷擾告訴人之目的而為，即尚難逕認其主觀上具有騷擾告訴人之犯意存在。況被告此部分所為，亦難認達到使告訴人產生恐懼、不安或壓力的程度，並已影響告訴人之身心狀態。綜合前揭各種情狀，要不足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違反保護令之犯意，而被告此部分之行為已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中之騷擾行為，自難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憑本案保護令裁定、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固能證明被告前經原審法院核發本案保護令，並經執行告知被告保護令內容之事實，惟據前述，尚無足執以認定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二所示部分所指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五、公訴人執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明被告坦承上開犯罪事實，而被告雖於偵訊時供稱：（甲○○認你上開行為讓其感到不安，此係屬家庭暴力之騷擾行為，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騷擾行為，是否認罪？）我認罪，我以後不會跟她聯絡，我現在也沒有回戶籍地住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反面）　　。然被告於警詢時並未坦承犯罪（見偵卷第1至4頁），且被告於偵訊時亦供稱：（甲○○提告你於112年4月初晚間，在雲林縣斗南鎮住處，詢問甲○○是否要煮飯給你吃，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騷擾行為，有何意見？）當時我回家要拜拜、提水上樓拜祖先，我問她有沒有煮我的飯，我只是跟她開玩笑，我沒有接近她；（甲○○提告你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在雲林縣斗南鎮住處，以凶狠的口氣向甲○○索取5000元房屋稅，並向甲○○告知：你要給我五千元，我的生意已經很不好了，你知道嗎，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騷擾行為，有何意見？）她跟我拿繳牌照稅的錢，但她沒去繳還把車砸壞，我就跟她要那筆錢要還我、我去繳房屋稅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反面），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即供稱：事實我有做，但我沒有騷擾告訴人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否認犯罪，我沒有騷擾告訴人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 59頁）。稽此，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前後供述情節，核有歧異，是否與事實相符，尚非無疑，則被告上開於偵訊時之承認犯罪供述，已難逕以採認。況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據前述，要難執憑告訴人、證人張書豪之證述及本案保護令裁定、保護令執行紀錄表，補強佐證被告上開於偵訊時供述之真實性，是當無從徒憑被告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上開公訴人所指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之證據。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　　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捌、駁回上訴之理由：一、原審以本件依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就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二所示部分，被告是否成立違反保護令犯行，均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事證，均尚無法使原審就被告被訴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均應為無罪之諭知，已詳敘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不足資為被告犯罪之認定，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經核洵無違誤。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　⑴被告業經原審法院此前核發本案保護令之裁定程序，又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明確告知本案保護令內容，自應知悉無論其與告訴人此前如何融洽、是否仍有婚姻關係，均非接近影響告訴人之正當事由，更不得自恃親近以自我中心之觀點斷認各該行為是否屬於騷擾行為，而續為自認合法之舉措，　　即無論被告初衷動機為何，其倘已認知有本案保護令之存在，仍續行打擾告訴人，即為本案保護令所欲保障不得為之之構成要件核心內涵，是原判決竟論斷：「被告與告訴人當時既共有本案房屋，告訴人也願意居住其內，自難禁止被告在本案房屋中不得與告訴人有任何之互動」等節，此種用語在我國家庭保護之沿革上，恐屬具有相當危險性之言論，除恐違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外，更混淆「犯意」與「動機」之差異，日後被告倘因此又續有相應自認合法之互動而影響告訴人之安危，吾人更難辭其咎。　⑵再者，依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及證人張書豪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可知，早在本案保護令核發前，告訴人已與被告有發生爭執，因而不再煮飯予被告食用，此亦為被告所明知，然被告為本案行為時逕仍嘻皮笑臉詢問，導致告訴人氣憤且深感困擾，復衡酌煮食餐物予他人食用之舉措，在我國社會上倘非親近之人殊有所見，則被告要求他人煮食餐物予己之意圖甚明，原判決正因此認定被告「可能有調侃、引起告訴人注意之目的」，故用此親暱言語調侃告訴人，致告訴人感受如上所述氣憤且困擾確為被告故意所為，倘認此等言論不具備惡意性及侵害性，無視告訴人所受之精神痛苦，亦未深究此種言語實際之意義內涵為過往夫婦生活親暱之試探，恐難謂妥適。　　㈡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　　原判決雖認被告向告訴人請求5,000元係為繳納房租稅，主觀上並無騷擾犯意等情，惟據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之陳述，暫不論被告有無權利向告訴人要求繳納房屋稅或牌照稅，實則被告根本非因房屋稅而向告訴人要求費用，而係基於其自認之牌照稅費用，然而該牌照稅縱據被告所述，已係於被告與告訴人離婚前即至少在111年8月2日所發生，迄被告討要時之行為時早超逾9月之久，況被告討要者亦非該牌照稅，反係「突然想到之房屋稅」，反覆將二者無關聯事項混為一談，在在均足見被告刻意尋釁之情，倘被告果有合法正當事由，大可於牌照稅繳納時、離婚前、甚至協議離婚分割共有財產時合法索取，然至少9個月期間內均未提及此事，卻因要繳納房屋稅時突然想起此經年往事，反以與房屋稅全然無關之牌照稅為由滋擾告訴人，主觀目的為何已灼然至明，倘仍謂被告主觀上僅係為主張權利而非出自騷擾告訴人之目的，恐被告隔三差五即可再以「突然想到近日有水費要繳納，之前告訴人積欠牌照稅正好催討」、「突然想到近日有電費要繳納，之前告訴人積欠牌照稅正好催討」、「突然想到近日有瓦斯費要繳納，之前告訴人積欠牌照稅正好催討」　　等種種事由，執此雞毛令箭無限度滋擾告訴人，原判決以此論理非無割裂事件脈絡，忽視被告尋釁惡性之疏。　　　　　㈢是被告對於本案保護令存在有所認知，刻意對告訴人為上開行為自有違反保護令之主觀犯意，犯意與動機分屬二事，自不因其有何種目的考量而相互混淆，客觀上該等行為舉措均有明確滋擾告訴人，且造成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衡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並非為自我限縮反鼓舞家庭暴力行為人，被告上開所為自應以相應罪責相繩。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三、惟以：　㈠按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認檢察官所提前揭各項證據不足採為證明被告有其上開所指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㈡又依告訴人之證述、證人張書豪之證述，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據本案保護令裁定、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等證據方法，尚不足執以認定被告有何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而難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等節，業經本院依據卷內相關事證認定詳如前述，原審亦同此認定。上訴意旨復執前揭情節，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執，並作為推論被告有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之相關事證，尚非可採，亦無足逕執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四、從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猶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程慧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柏宇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2024-12-19

TNHM-113-上易-547-20241219-1

金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違反銀行法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739號公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育宗選任辯護人王振名律師鄭瑋哲律師王君毓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1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育宗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扣案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捌仟陸佰貳拾伍元沒收。　　　　犯罪事實一、李育宗明知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自民國106年至108年間，與大陸地區姓名、年籍不詳之地下通匯業者，共同基於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以牟取匯兌利差之集合犯意聯絡，由李育宗提供其所申辦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台新帳戶)、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南帳戶)及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系爭臺銀帳戶)作為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用。隨由該不詳人士與如附表所示客戶之實際交易對象聯繫並洽定新臺幣兌換人民幣之匯率及匯款方式，待如附表所示客戶經實際交易對象通知或自不詳人士得知匯款金額及匯入帳戶並將約定新臺幣數額匯入前揭台新、華南或臺銀帳戶後，再由李育宗確認如附表所示客戶已匯款入帳後，該不詳人士即轉帳存入兌匯相當人民幣金額予如附表所示客戶之實際交易對象或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帳戶；李育宗再依該不詳人士指示提領匯入系爭台新、華南或臺銀帳戶之款項後，交付指定之人或依指示轉匯指定帳戶，以此方式共同完成國內外匯兌業務，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287萬4,985元，李宗育並從中收取每筆匯兌帳款千分之3之報酬，而以此方式非法辦理新臺幣及人民幣匯兌業務。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起訴。　　理　由壹、本件係經被告李育宗於準備程序當庭表示認罪，而經本院裁　　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　　能力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周美艷、郭柳、楊茗雅、陳淵崇、劉貞利、呂秋妹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情節相符，另有系爭華南銀行現金提領傳票影本6張、玉山銀行現金提領傳票影本2張、被告銀行帳戶匯款金額彙整表、吳育龍玉山銀行交易明細、周美艷108年8月18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郭柳109年9月16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陳俊隆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楊茗雅於113年5月17日偵訊庭呈匯款交易明細、双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朋士德有限公司106年9月7日中國信託匯款申請書影本、彩衣蝶有限公司106年10月13日中國信託匯款申請書影本、劉貞利提供之付款單、龍峰開發有限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龍峰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呂秋妹於113年6月26日偵訊庭呈進貨單影本、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7年4月18日台新作文字第10720487號函暨所附系爭台新帳戶106年6月29日起至107年4月17日止之交易明細、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8日營清字第1090025088號函暨所附系爭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臺灣銀行嘉義分行110年1月5日嘉義營字第10900063451號函暨所附系爭臺銀帳戶於106年1月1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之存摺存款歷史明細、玉山銀行集中作業部107年5月30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70418297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235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調查卷第5-13、24、27、30-32、35、38、39 　　、42、45、49-79、80-108、109-117頁、偵卷第411-419、4 65-511、519、521-525、529-535頁）在卷可考。又被告於如附表所示各次匯兌款項中獲取總額千分之3利潤乙情，亦據其自承在卷（本院卷第38頁），是被告確實有非銀行業者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雖分別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第1項後段）、108年4月17日（修正第2項文字）修正公布，並先後於107年2月2日、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惟因被告所涉之非法匯兌業務之總金額，尚未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因此與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要件不符，且其所涉之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復未曾修正，自毋須比較新舊法，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依現行法即修正後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被告與大陸地區姓名、年籍不詳之地下通匯業者間，就上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予以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在密接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倘依社會通念，在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應僅成立一罪。而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所稱「經營」、「辦理」，本質上即屬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被告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基於同一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決意而反覆、繼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於刑法評價上，均應論以集合犯之一罪。 (四)「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第二項規定：『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所謂『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是行為人除在偵查中自白犯罪，且於審判中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方有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本案犯行，尚無本條減輕其刑之適用。 (五)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非法從事匯兌業務，雖係考量非法進行匯兌業務，通常係為求減省層層外匯費用或便利等目的，透過未依法設立並受到國家金融監理，又欠缺國家最低限度擔保之個人或機構為之，對國家金融秩序存有危害，故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設有相當重之刑罰法律效果。但參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規定，該條項科處重刑之對象包含「非法從事匯兌業務」、「非法吸金」等行為態樣，而觀諸司法實務，其中「非法吸金」之行為，通常伴隨著許以顯不相當之高額紅利、報酬等誘因作為手段，致使民眾受其吸引而支付款項，然最終非但無法獲取原先預計可收取之紅利、報酬，連原本交付之款項也追索無門之情形，而使得「非法吸金」行為本身另隱藏著詐欺之性質，且因此等行為而受損之民眾人數通常非在少數。然「非法從事匯兌業務」之行為固然逸脫於國家金融監管之外，但此等從事匯兌行為並不似「非法吸金」行為通常同時隱藏有詐欺之性質，非法從事匯兌業務之行為人僅於賺取一定比例報酬之情形下，如實依客戶委託內容、款項金額進行匯兌，對於委託之客戶而言，除非是客戶原先與他人資金清算、收付之法律關係即存有瑕疵，否則該委託匯兌之客戶並不至於受有何等損害，即「非法吸金」與「非法從事匯兌業務」之行為本質乃存有差異性。再者，經對照該條項前段與後段，亦可知立法者對非法辦理匯兌業務所經手款項金額越高，認對金融秩序危害越大，因此該條項後段設有更重之刑責，是非法從事匯兌業務所經手款項之金額，應屬評價該非法行為可非難性高低之重要標準。經查，被告本案僅為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並無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等行為，是其所為雖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影響。且其本案經手款項金額計1,287萬4,985元，與其他地下匯兌案件情節相較，地下匯兌金額非鉅，且匯兌匯款對象間確實從事商業交易行為，是被告本案犯行對社會危害確非重大，影響層面非廣，惡性尚屬輕微。雖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其於審判中坦認犯罪並主動繳回本案全部犯罪所得，業如前述，並支付10萬元之公益金與國庫，有本院收據在卷可考（本院卷第68頁），顯見其已深具悔意，犯後態度誠屬良好。本院綜合審酌全案情節及被告參與本案犯罪角色地位等具體情狀以觀，倘就被告本案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罪，論以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3年，對比其犯罪之客觀情狀、行為原因、主觀惡性及犯罪所生結果，確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縱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等業務，均事涉金融專業事項，非銀行業者不得經營，被告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不得辦理匯兌業務，卻為本案犯行，所為並非可取，兼衡以被告於審理時坦認犯行與其犯罪情節（本案犯罪期間固然非短，然被告經手匯兌對象特定且匯兌金額非鉅，再依其參與本案匯兌業務僅擔任查對及依指示提領並交付匯入款項，並未參與交涉匯兌匯率及匯兌方式之核心事項，非居於本案主要地位，犯罪參與程度較屬邊緣性角色，並參酌被告經手地下匯兌之金額、期間、獲得之報酬，暨其等於審理時自陳之學歷、家庭狀況、職業(本院卷第1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被告前固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其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宣告，且本案所受宣告之刑亦未逾有期徒刑2年。再者，被告為本案犯行，固非可取，然考量其犯罪情節不重，犯後亦未匿飾實情，坦言面對司法程序，並繳交犯罪所得，可見其深具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參酌其目前生活狀況尚稱正常，倘遽令入監服刑，中斷其等社會、家庭生活，未必較有利預防其恐再犯。況被告於本院緩刑宣告前，已向國庫支付公益捐款10萬元，堪認其確實惕勵改過而有向上之心，是本院認前開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4年。五、沒收 (一)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銀行法第 136條之1定有明文。又銀行法所稱之匯兌業務，係指受客戶之委託而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結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業務。其性質著重於提供匯款人與受款人間異地支付款項需求之資金往來服務，具支付工具功能。依商業實務運作，雙方給付匯兌款項為雙務契約，多於同時或短期內履行給付匯兌款項之義務。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罪模式，通常是由行為人以提供較銀行牌價優惠之匯率對外招攬客戶，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直接進行不同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於此情形下，匯款人僅藉由匯兌業者於異地進行付款，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之第三人，更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準此，非法經營匯兌業者所經手之款項而言，雖應計算於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內，惟非在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之列（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於本案各筆匯兌可抽取之利潤為總額千分之3，此經被告自承及檢察官當庭無異議（見本院卷第38頁）以此計算被告之犯罪所得應為3萬8,625元（計算式：00000000x0.3％＝38 625），又依現存卷內事證，尚無任何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主張受有任何損害，堪認並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情形，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又被告已自動繳回此部分犯罪所得3萬8,625元之犯罪所得，業如前述，而被告繳回之犯罪所得係由國庫保管，尚須法院為沒收裁判確定時，其所有權始移轉為國家所有，是本院仍應為沒收之諭知，惟該等犯罪所得既已繳回，即無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之問題，自無庸為追徵之諭知，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靜玉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志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王慧娟　　　　　　　　　　　　　　　　　　　法　官王品惠　　　　　　　　　　　　　　　　　　法　官林家賢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鄭翔元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一、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二、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編號客戶匯款日期、金額匯入帳戶 1 周美艷 106年8月18日，9萬4,080元系爭台新帳戶 2 郭柳 106年9月16日，22萬7,000元系爭台新帳戶 3 陳俊隆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楊茗雅) ①106年5月8日，46萬4,893元 ②106年5月8日，35萬3,387元 ③107年6月22日，60萬15元 ①系爭華南帳戶 ②系爭臺銀帳戶 ③系爭臺銀帳戶 4 双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淵崇) ①106年2月21日，88萬3,015元 ②106年3月6日，126萬15元 ③106年5月8日，50萬15元 ④107年3月6日，63萬15元 ①至④均匯至系爭臺銀帳戶 5 劉貞利(朋士德有限公司、彩衣蝶有限公司) ①106年9月7日，38萬元(朋士德) ②106年10月13日，46萬7,500元(彩衣蝶) ③106年11月7日，40萬元(彩衣蝶) ①至③均匯至系爭台新帳戶 6 龍峰開發有限公司、龍峰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呂秋妹) ①106年5月10日，47萬元(龍峰開發) ②108年4月24日，64萬3,100元(龍峰開發) ③106年5月9日，115萬元(龍峰體育用品) ④106年8月28日，24萬5,500元(龍峰體育用品) ⑤108年4月16日，68萬1,000元(龍峰體育用品) ⑥106年5月9日，122萬5,450元(龍峰體育用品) ⑦106年5月12日，85萬元(龍峰體育用品) ⑧106年8月28日，20萬元(龍峰體育用品) ⑨107年3月30日，75萬元(龍峰體育用品) ⑩107年6月26日，40萬元(龍峰體育用品) ①至⑤匯至系爭華南帳戶 ⑥至⑩匯至系爭臺銀帳戶

2024-12-18

CYDM-113-金訴-739-20241218-1

金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808號公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益丞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936號、113年度偵字第6937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附表二所示之偽造署押、印文均沒收；扣案之「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壹紙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甲○○於民國112年8月間，為謀職而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土地公」、「元寶控盤・鬆獅」及丙○○(另經本院審理中)等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系爭詐欺集團)。詎甲○○與「土地公」、「元寶控盤・鬆獅」、丙○○及其餘不詳之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同時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之犯意聯絡，加入系爭詐欺集團負責出面與受騙民眾面交款項，由系爭詐欺集團之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 在不詳處所成立詐騙電信機房，並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以附表一所示之詐騙方法，向乙○○進行詐騙，致乙○○陷於錯誤，依系爭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附表一所示之款項領出後，至附表一所示之指定地點交款，而甲○○接獲「土地公」等人之指示後，先向「土地公」指派之不詳成員取得蓋有偽造「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系爭公司)、「洪孝旻」印文及簽署偽造「謝秉成」署押之新臺幣(下同)54萬2,000元現金收據1紙(下稱系爭收據)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向乙○○表示其為系爭公司之收款專員謝秉成(起訴書誤載為謝秉承)，並提出系爭收據之意思表示而行使之，藉此向乙○ ○收取附表一所示款項，乙○○因此交付現金54萬2,000元予甲 ○○。甲○○旋依「土地公」等人之指示，將上開款項置放於高鐵嘉義站男生廁所內，再由系爭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前往取款，以此種迂迴層轉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不法犯罪所得之去向，足生損害於乙○○、系爭公司、洪孝旻及謝秉成。嗣因乙○○察覺受騙報警處理，警方扣得現金收據1紙，並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乙○○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參諸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甚明。因此有關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限制規定毋庸予以適用，且本案各項證據均無非法取得之情形，故本案以下所引證據，自均得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貳、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警卷一第1至 7頁；警卷二第9至15頁；6936偵卷第51至57頁；6937偵卷第 45至59頁、第65至71頁；本院卷第57頁、第72頁)。 (二)證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一第26至29頁反面；警卷二第26至29頁反面)。二、非供述證據： (一)甲○○收款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及查獲照片4張(見警卷一第 10至11頁；警卷二第18至19頁)。 (二)乙○○與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話紀錄截圖4張(見警卷一第33頁；警卷二第33頁)。 (三)偽造之「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張(見警卷一第35頁；警卷二第34頁反面)。 (四)乙○○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詐騙APP截圖36張(見警卷一第37至39頁；警卷二第35頁反面至44頁反面)。 (五)受(處)理案件證明單1份(見警卷一第57頁；警卷二第45頁反面)。 (六)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份(見警卷一第58頁；警卷二第46頁) 。 (七)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1份(見警卷一第59至59 頁反面；警卷二第47至47頁反面)。 (八)甲○○指認丙○○之指認犯罪嫌疑紀錄表1份(見警卷一第8至9頁反面；警卷二第16至17頁反面)。 (九)丙○○指認甲○○之指認犯罪嫌疑紀錄表1份(見警卷一第16至17 頁反面；警卷二第5至6頁反面)。 (十)本案收款地點之GOOGLE街景照片1張(見警卷一第18頁；警卷二第7頁)。 (十一)乙○○指認甲○○之指認犯罪嫌疑紀錄表1份(見警卷一第30至 32頁；警卷二第30至32頁)。 (十二)本案收款地點之GOOGLE地圖截圖1張(見6936偵卷第111頁) 。二、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 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其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3724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按共同正犯之成立，有以共同犯意而共同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有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者，亦有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有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推由一部分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又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就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犯意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而共同犯意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犯意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972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共同之行為決意不一定要在事先即行為前便已存在，行為當中始先後形成亦可，且不以其間均相互認識為要件。而詐騙集團此一新興犯罪型態，係結合詐騙電信流、詐騙資金流、詐騙網路流及串聯其間之取款車手集團，以介接詐騙專屬網路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示被害人交付其財物，車手並前往取贓，車手及地下匯兌跨兩岸及國境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查被告負責擔任系爭詐欺集團取款車手期間，與「土地公」、「元寶控盤・鬆獅」、丙○○等人及其等所屬系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所犯各詐欺犯行之參與時間雖有先後，且各有分擔之工作，未必與其他成年成員認識碰面或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工內容，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為具備一定規模詐欺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施行詐術，被告於其加入系爭詐欺集團之時起，即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共同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供應彼此所需地位，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共同詐欺取財本案被害人之目的及行為分擔，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其參與之本案犯行自應與其他成員施行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三、查被告參與系爭詐欺集團擔任車手，並自承其不知領得之詐欺贓款事後流向等語(見本院卷第75頁) ，且類此集團性犯罪於犯罪後均亟欲盡速將贓款消化、吸收，以避免贓款遭凍結或查獲，是其取得贓款後，將贓款上繳予其他共犯，實已製造金流斷點，致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不明，使國家對於本案犯罪所得追緝、查扣形成妨害，故亦堪認定有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而移轉詐欺取財之特定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甚明。參、論罪科刑一、論罪： (一)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於113年7月16日修正，於同年月31日公布生效，修正前洗錢罪規範於該法第14條第1 項之法定刑原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之減刑事由，修正後洗錢罪變更為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23條第3 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減刑事由，變更自由刑、罰金刑之上、下限及減刑要件，自有新舊法比較之必要，經比較結果，因被告於偵、審中自白，應認本案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較有利於被告(刑度上限受到同條第3項之限制，且符合減刑規定之適用)，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論處。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被告行為時尚未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適用)、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又被告與共犯「土地公」、「元寶控盤・鬆獅」、丙○○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系爭詐欺集團成員，就前開犯罪事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已如上述，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按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署押罪，係指無製造權而不法摹造而言，若該偽造之印文、署押，本身亦足以表示某種特定用意或證明，乃刑法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其偽造印文、署押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51號判決可資參照）。查被告本案向告訴人收款時所交付之系爭收據1紙，其上蓋有偽造之「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洪孝旻」印文，且該收據上另有被告偽簽之「謝秉成」署名，分別用以表彰「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洪孝旻」簽署系爭收據、「謝秉成」代表「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取款項之意，其偽造印文、署押之一部行為，均不另論罪。又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四)按如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行為人之犯罪行為，依法律概念，在刑法評價上，為犯罪複數之數罪時，依有罪必罰之原則，本應就所犯各罪予以併罰之；然亦有因行為人以一個犯意，為一行為或數行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實現一個構成要件，而僅構成實質上之一罪者；復有行為人之一行為或數行為，依法係成立數個獨立之罪，僅因基於訴訟經濟等刑事政策，乃以法律明定視為一罪處罰，謂之裁判上之一罪者，均與單一犯意之單一行為，祇單純破壞一個法益之單純一罪有別(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295號判例、90年度台上字第5 41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詐欺集團成員眾多，分工細密，自最初部分成員向被害人行騙開始，再至中段由被告負責收取、轉交被害人交付之金錢，雖該集團各成員因有不同階段之分工，於自然觀念上可得自形式及外觀上切割為獨立之數行為，然該數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自始即係出於同一犯罪目的、基於同一詐欺取財犯意，包括在同一詐欺行騙之犯罪計畫中，各次被害人亦僅為單一一人，針對同一被害法益，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前後所為各階段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彼此相互緊密結合為一整體犯罪行為，缺一不可，單獨切割或抽離其一即無法成事，依一般社會健全通念，觀念上難以強行分開，如任予割裂為數行為並以數罪併罰論處，反有過度處罰之嫌，是本案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並符刑罰公平原則。故被告及系爭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告訴人所為之各階段數個分工行為舉動，應包括評價為1個加重詐欺取財之整體犯罪行為，僅論以1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五)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二、爰審酌被告正值年輕力壯之際，且其四肢健全，自有找尋正當工作以賺取所需之能力，本應端正行止，竟不思以正常途徑賺取財物，圖謀非法所得而以車手方式加入詐欺集團，詐取他人財物，價值觀念顯有嚴重偏差，且造成他人損失不貲，並同時使該集團核心不法份子得以隱匿其真實身分，減少遭查獲之風險，使詐欺集團更加肆無忌憚，助長犯罪之猖獗，破壞社會民眾間之信賴關係，當應懲戒；另斟酌：1.被告犯罪前科素行狀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 2.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事由，僅因法條想像競合關係而無法適用該規定減刑)，3.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4.為賺取生活所需花費之犯罪動機、目的，5.於本案詐欺集團所擔任之角色為車手，6.告訴人損害程度金額高低等節；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1.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2.目前受僱及自家農地務農，3.未婚、有1未成年子女、與母親同居之家庭生活狀況，4.、須扶養女兒之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76頁)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 (一)查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偽造「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洪孝旻」、「謝秉成」之印文及署押各1枚，均應依刑法第2 19條規定宣告沒收。又扣案之系爭收據1紙，為被告曾實際管領並用以涉犯本案之物，亦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至被告所有供其涉犯本案所用之行動電話，業經另案扣押(見本院卷第75頁)，未免重覆執行沒收無實益，爰不諭知沒收。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 最高法院104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 ) 。查被告涉犯本案實際獲有之犯罪所得為3,000元等語，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明確(見本院卷第75至76頁)。此部分爰諭知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有義務沒收之規定，然本院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衡酌後，認本案卷證顯示被告僅屬聽命行事、轉交贓款之車手，難信被告有實際取得附表一所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若對其宣告沒收本案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恐有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欣潔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余珈瑢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賴心瑜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附表一：編號被害人被詐騙時間交付物品 (新臺幣) 詐騙方法及分工相關證據 1 乙○○ 112年8月23日至112年10月3日20時許 54萬2,000元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害人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致乙○○陷於錯誤，於112年10月3日20時許，在其嘉義縣○○鎮○○○路00號之全家便利超商明華門市，將左列物品交付甲○○，丙○○則於上開便利超商外對甲○○之收款過程進行監控。嗣甲○○再依暱稱「土地公」之不詳集團成員指示，以將上開物品置放於高鐵嘉義站男生廁所內之方式交付詐欺之不詳成員。 ⑴乙○○與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話紀錄截圖4張、乙○○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詐騙APP截圖36張、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見警卷一第33頁、第37至39頁、第57至59頁反面；警卷二第33頁、第35頁反面至47頁反面) ⑵甲○○收款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及查獲照片4張、偽造之「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張、通聯調閱查詢單6份、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113年9月13日嘉民警偵字第1130033185號函暨偵查報告1份、丙○○手機之內部資料截圖28張(見警卷一第10至11頁、第35頁、第62至115頁；警卷二第18至19頁、第34頁反面、第50至103頁；6936偵卷第73頁、第77至99頁) ⑶指認犯罪嫌疑紀錄表3份(見警卷一第8至9頁反面、第16至17頁反面、第30至32頁；警卷二第5至6頁反面、第16至17頁反面、第30至32頁) ⑷本案收款地點之GOOGLE街景照片及地圖截圖各1張(警卷一第18頁；警卷二第7頁；6936偵卷第111頁) 附表二：編號文件名稱偽造之印文 1 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企業名稱欄之「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警卷一第35頁；警卷二第34頁反面) 2 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代表人欄之「洪孝旻」印文1枚(警卷一第35頁；警卷二第34頁反面) 3 德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代表人欄之「謝秉成」署押1枚(警卷一第35頁；警卷二第34頁反面)

2024-12-18

CYDM-113-金訴-808-20241218-1

交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1號公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榮煉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榮煉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一、陳榮煉於民國112年5月18日晚間7時46分，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快車道由西向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與彌陀路之T字形交岔路口欲右轉時，本應注意右轉彎應於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並換入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且駕駛人應注意兩車併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避免危險發生，而依當時之客觀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先換入慢車道、於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及注意兩車併行距離，於行駛超越停止線後方顯示右轉方向燈並旋自快車道右轉，適甲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向慢車道行駛至該處欲左轉，亦疏未注意先換入內側車道即於慢車道持續前行，因見陳榮煉駕駛之車輛驟然右轉，遂緊急煞車，然仍因煞車之動力而人車倒地，並因此受有右膝及肘擦傷、左膝及右臀挫傷之傷害（陳榮煉所犯過失傷害罪部分，業經甲 ○○撤回告訴而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詎陳榮煉明知其因肇事致甲○○人車倒地，甲○○將會因而受傷，竟基於肇事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未停車察看，亦未報警處理或為其他必要之救護措施，即逕自繼續右轉至彌陀路後駕駛車輛離去。嗣甲○○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甲○○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案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陳榮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交訴字卷第54至55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又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後述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二、訊據被告固承認有於上開時間，駕駛前揭車輛行經興業東路與彌陀路之T字形交岔路口並右轉沿彌陀路離去，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其沒有注意到甲○○騎乘之機車，也沒有與甲○○騎乘之機車碰撞，其不知道有與甲○○騎乘之機車發生車禍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5月18日晚間7時46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快車道由西向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與彌陀路之T字形交岔路口時，於行駛超越停止線後方顯示右轉方向燈並旋自快車道右轉，適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向慢車道行駛至該處欲左轉，見被告駕駛之車輛驟然右轉而緊急煞車，然因煞車不及而自摔倒地，並因此受有右膝及肘擦傷、左膝及右臀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坦認（見嘉市警二偵字第11200042 39號卷【下稱警卷】第2至3頁，112年度偵字第7275號卷【下稱偵字卷】第27頁，本院交訴字卷第50至51、166頁），核與證人甲○○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警卷第 7至8頁，偵字卷第29頁，本院交訴字卷第130至131頁）相符，並經本院當庭勘驗路口監視錄影器畫面明確，有記載該勘驗結果之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暨附件在卷可稽（見本院交訴字卷第51、59至68頁），復有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交通事故現場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3、22至24、27至42頁）。又被告於上開車禍事故發生後，並未停留或下車，繼續右轉至彌陀路上並駕駛車輛離去等情，亦為被告供承在卷（見警卷第2至3頁，偵字卷第27頁，本院交訴字卷第50、166頁），並經證人甲○○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見警卷第7 至8頁，偵字卷第29至30頁，本院交訴字卷第131至132頁）、證人乙○○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見偵字卷第43至45頁，本院交訴字卷第156至157、159至160頁）證述明確，是被告駕駛之車輛與甲○○騎乘之機車有如事實欄一所示之車禍事故發生，被告於事故發生後即駕駛車輛離去而有客觀上逃逸行為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不知悉有發生本案車禍事故等語，然查：　　⒈證人乙○○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於112年5月18日晚間7時46分，駕駛車輛在彌陀路停等，等左轉燈號亮起後要轉到興業東路上，當時其音樂放蠻大聲的，有聽到一個聲音，但不確定是車輛撞擊的聲音還是機車倒地時碰撞地面的聲音，也不知道聲音的方位在何處，然後就看到一台車輛右轉往彌陀路的方向開走，接著看到一位阿姨即甲○○ 倒在地上，其才確定聲音是本案車禍事故發出的，其左轉過去停在路邊，然後過去協助，甲○○倒在地上，在罵怎麼這樣開車之類的，其看到甲○○有流血、擦傷，便幫忙報警、叫救護車，其沒有看到車禍事故如何發生等語（見偵字卷第43至45頁，本院交訴字卷第155至158頁）明確，而乙 ○○上開證稱協助甲○○報警、叫救護車之經過，核已與證人甲○○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內容相符（見偵字卷第29 頁，本院交訴字卷第130至131頁），且證人乙○○僅係於本案車禍事故發生時行經事故發生地點並加以協助之善良路人，與被告及甲○○均素不相識，亦無怨隙，並經具結而為證述，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配合任何一方而虛編不實證詞之可能與必要，是乙○○上開證述內容，應堪採信。又甲○○之機車倒地之地點，係在興業東路上之機車待轉車格，於本案車禍事故發生時，乙○○之車輛則是在彌陀路之左轉車道停等，此經證人甲○○（見本院交訴字卷第135至136頁）、乙○○（見本院交訴字卷第155至15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2頁），而本案車禍事故發生之地點即甲 ○○之機車倒地之地點與乙○○車輛在左轉車道停等之地點之間，尚有彌陀路慢車道、快慢車道分隔島、彌陀路快車道以及中央分隔島相隔，二者相距至少約有14公尺，而以乙 ○○在左轉車道停等且車上有播放音樂之情形下，仍能聽見甲○○之機車倒地之聲響，殊難想像被告會未聽見該聲響並察覺本案車禍事故發生之可能，被告辯稱其不知悉本案車禍事故發生等語，尚難逕予採信。　　⒉又證人甲○○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其騎乘機車沿興業東路由西向東慢車道行駛，騎乘到興業東路與彌陀路交岔路口，其打左轉方向燈要左轉彌陀路向北，被告駕駛之車輛原本在其後方，但被告沒有打方向燈，其以為被告與其方向相同，被告駕駛到靠近其車身時突然打右轉方向燈，同時加速右轉，被告打方向燈時，其車頭在靠近被告車輛之副駕駛座位置，其見被告打方向燈，緊急煞車，因此失控自摔等語（見警卷第7頁，偵字卷第29頁，本院交訴字卷第130至131、133至135頁）明確，又經本院當庭勘驗路口監視錄影器畫面之結果，甲○○騎乘機車行駛於機慢車道上，先自畫面下方出現，並沿興業東路由西往東方向朝T字路口直行前進，此時被告駕駛之車輛沿同向緊隨在甲○○騎乘之機車左後方而行駛於汽車道上。甲○○騎乘之機車行駛至興業東路之停止線前，一開始被告駕駛之車輛係在甲○○騎乘之機車左後方，車頭尚未超越甲○○騎乘之機車，然隨後被告駕駛之車輛之車頭於同一秒內，即自甲○○ 騎乘之機車左後方追趕上甲○○騎乘之機車，接著超越甲○○ 騎乘之機車，於此段過程中，被告駕駛之車輛煞車燈持續亮起。被告駕駛之車輛與甲○○騎乘之機車均通過興業東路之停止線，並駛向前方之枕木紋行人穿越道，此時可見被告駕駛之車輛車頭超越甲○○騎乘之機車車頭，且被告駕駛之車輛右側與甲○○騎乘之機車非常靠近，兩車相距未達1 公尺，隨後被告駕駛之車輛開始向右偏轉，煞車燈持續亮起，甲○○騎乘之機車見狀後隨即煞車，但因煞車致車身不穩，機車車身向右呈傾斜貌。從興業東路潮濕的路面上可見被告駕駛之車輛右轉方向燈閃爍時投射在路面上的黃色燈光，接著甲○○騎乘之機車向右倒地等情無訛，有記載該勘驗結果之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暨附件在卷可稽（見本院交訴字卷第51、59至68頁），核與甲○○前揭證稱本案車禍事故發生之經過相符，足認被告駕駛之車輛原行駛於甲○○騎乘之機車之左後方，嗣於自左側超越甲○○騎乘之機車並右轉之際，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則被告對於原騎乘機車在其右前方之甲○○，在其右轉之際倒地乙事，自可於駕駛過程中輕易察覺，要難諉為不知。被告空言辯稱不知悉本案車禍事故發生等語，難以憑採。　㈢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但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60公尺處，換入慢車道。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車禍事故發生時，被告駕駛車輛欲右轉，甲○○騎乘機車欲左轉，此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甲○○即均應於交岔路口前30公尺顯示方向燈，被告應換入慢車道，甲○○應換入內側車道。由前揭本院勘驗路口監視錄影器畫面之結果（見本院交訴字卷第51、59至68頁），可知被告駕駛之車輛係於超越停止線後，方顯示右轉方向燈，且未先換入慢車道，亦未與其右側之甲○○騎乘之機車保持安全並行間距，便於快車道直接右轉，甲○○亦未先換入內側車道，造成二車行向衝突而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堪認被告及甲○○就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均有過失。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在右轉之前，都沒有看到甲○○騎乘之機車等語（見本院交訴字卷第166頁），可徵被告於右轉之際，未遵照上開交通規則注意並行間距，並於確認安全後方右轉，被告具有過失甚明。交通部公路局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對於本案之分析意見，與本院前揭認定相同，此有交通部公路局113年5月20日路覆字第113003869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交訴字卷第77至80頁），亦得佐證被告就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至由前揭本院勘驗路口監視錄影器畫面之結果，雖未能清楚拍攝到甲○○是否有顯示左轉方向燈（見本院交訴字卷第51、59至68 頁），然證人甲○○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其要左轉，在距離路口蠻遠的地方就有打左轉方向燈等語（見警卷第7頁，偵字卷第29頁，本院交訴字卷第133頁）明確，而衡情一般用路人於駕駛交通工具左轉時均會先打左轉方向燈，應得合理推論甲○○有依前揭交通安全規則先顯示左轉方向燈，附此敘明。　㈣從而，被告應知悉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其仍於本案車禍事故發生後，直接駕駛車輛離開現場，未為任何停留，自具有逃逸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甚明。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　㈡被告前①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嘉交簡字第142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上訴後，經本院以106年度交簡上字第133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於107年11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②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嘉交簡字第 117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上訴後，經本院以107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於108年8月17日執行完畢；③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76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8 年度上訴字第266號判決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6月，再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159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上開①、③所示罪刑，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9 年度聲字第564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月，於110年9 月1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交訴字卷第11至19頁），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檢察官於起訴書固已指出被告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起訴書就前科紀錄之記載有其未盡部分，應予補充），然起訴書僅記載「請審酌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並未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為任何主張，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未能較為具體說明被告有何應加重其刑之處，依據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及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本案爰不加重最低本刑。又本案既未依前揭累犯之規定加重最低本刑，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及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不於主文為累犯之諭知。　㈢被告對於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業如前述，是無依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餘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過失肇事造成甲○○受傷，竟未為任何處置即逕自駕駛車輛離去，對甲○○之身體安全造成潛在威脅，損害公共交通安全秩序之保障，增加被害人追究責任之困難，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於本案車禍發生後未為任何停留即離去，逃逸方式之潛在危險性並非甚為輕微，然甲○○因本案車禍事故所受之傷勢均為擦挫傷，並非嚴重危及生命或身體之傷害，且本案車禍事故發生後，旋有乙○○停留協助報警、叫救護車，是綜合考量後可認被告之行為對身體所造成潛在風險及對法益侵害之程度尚屬輕微，由上開犯罪情狀，應得給予被告偏向輕度之刑度非難；又被告已與甲○○達成調解並賠償甲○○之損失，此有調解筆錄、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單等件在卷可稽（見調偵字卷第9、21頁），應得為對被告有利之量刑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無從為更有利於被告之考量，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見本院交訴字卷第167至168 頁）及其前科素行等節，於量刑上並不為特別之斟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85條之4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天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廖俊豪、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官怡臻　　　　　　　　　　　　　　　　　　法　官　方宣恩　　　　　　　　　　　　　　　　　　法　官　陳昱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佳欣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2-18

CYDM-113-交訴-11-20241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