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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3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翰陳禹蓁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洪銘徽律師陳昱維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13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翰、陳禹蓁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翰（原名劉權）為崴捷國際聯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崴捷公司）負責人，被告陳禹蓁為崴捷公司會計人員，告訴人邱上逢前為崴捷公司之經理兼股東。緣崴捷公司多年前因需營運資金而有貸款之需求，被告劉翰即要求告訴人自民國105年起擔任貸款之連帶保証人，由崴捷公司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辦理企業貸款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因貸款期限為一年，故每年均需換約一次（借新還舊），惟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參與企業貸款之對保後，隨即於108年8月間懷疑被告劉翰有做假帳、國外洗錢及掏空崴捷公司等不法情事，對被告劉翰之作法心生害怕與不滿，遂不同意繼續在上開企業貸款案擔任連帶保證人，詎被告劉翰、陳禹蓁明知此情，竟共同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於108年6月11 日起至同年9月5日止之間某時許，先由被告劉翰在以崴捷公司名義所簽發之發票日期108年9月5日、面額5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上及背面授權書上，以模仿筆跡方式偽造「邱上逢」之簽名2枚(本票)、簽名1枚（授權書)，繼而由被告陳禹蓁將其所保管告訴人之印章擅自盜蓋印文3枚於簽名之後而完成發票行為，進而將系爭本票交付予合庫銀行供作擔保而行使之，合庫銀行亦因此陷於錯誤撥款500萬元。因認被告劉翰、陳禹蓁（下合稱被告2人）均係涉犯刑法第201 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之指訴、證人即合庫銀行專員陳羿愷之證述、系爭本票1張、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112年2月23日調科貳字第11203120 280號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5月16日刑鑑字第1120038908號鑑定書（下合稱本案2份鑑定書）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2人固不爭執：⒈被告劉翰為崴捷公司負責人，被告陳禹蓁為崴捷公司會計人員，告訴人前為崴捷公司之經理兼股東。因崴捷公司有營運資金貸款需求，被告劉翰即要求告訴人自105年起擔任公司貸款之連帶保証人，由崴捷公司向合庫銀行辦理企業貸款500萬元，每年均需（借新還舊）換約一次；⒉系爭本票上之「邱上逢」簽名2枚及背面授權書上之「邱上逢」簽名1枚，經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與一併送鑑之遠傳電信續約服務申請書、臺灣銀行北高雄分行放款借據、合作金庫銀行本票、連帶保證書、同意書原本、授信約定書、授信申請書原本、筆錄簽名原本、富邦產物傷害保險專用要保書等資料（下合稱鑑定比對用之告訴人簽名資料）上之「邱上逢」簽名筆跡筆劃特徵不同；⒊系爭本票上之「邱上逢」用印2枚及背面授權書上之「邱上逢」用印1枚之印章平日為被告陳禹蓁所保管；⒋崴捷公司事後有將系爭本票交付予合庫銀行供作擔保而行使之，合庫銀行亦因此撥款500萬元予崴捷公司等情（訴字卷一第104至105頁）。惟堅詞否認有何共同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含辯護人辯護意旨）：被告2人並未於系爭本票上偽簽告訴人之簽名或盜蓋告訴人之印章，遍觀卷證內容，除告訴人片面指稱外，並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有起訴書所載之犯行；反之，綜合相關事證及證人證述可知系爭本票確實為告訴人本人於108年6月11日親自至崴捷公司辦理對保時所簽發，其上印文也是當日辦理對保之銀行行員所蓋，並不能單以該等鑑定報告就直接推論系爭本票為被告2人所偽造等語（訴字卷一第99至100頁；訴字卷二第63至66、99至137頁）。經查：　㈠上開被告2人所不爭執之事實，證人即同案被告劉翰、陳禹蓁、證人即告訴人邱上逢、證人即崴捷公司員工吳蕙娟、證人即合庫銀行行員陳羿愷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他卷第51至 59、61至63、65至69、71至74頁；偵卷第33至35、267至269 、373至377、381至383、405至409頁）、證人即合庫銀行行員黃宇成於偵訊時之證述（偵卷第377至381頁）均大致相符，並有崴捷公司登記公示資料（他卷第13頁）、系爭本票（偵卷第177至178頁）、鑑定比對用之告訴人簽名資料（偵卷第93至98、101至107、113至157、163至234頁）及本案2份鑑定書（偵卷第251至262、281至283頁）等件在卷可憑，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告訴人事後有於108年6月11日至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26 樓之2的崴捷公司與到場之合庫銀行行員辦理公司續約貸款5 00萬元及增貸700萬元之對保事宜，且依相關證據內容顯示銀行行員於當日應已同時讓貸款保證人簽署連帶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及本票等對保文件：　⒈被告陳禹蓁曾於108年6月6日傳送「滷蛋：劉先生請我問你一下，可以麻煩你下周一下午14：00到合庫-鼓山分行簽個名，因為公司約滿要再續約，所以需要麻煩你過去簽個名，謝謝你。」復於同年月10日傳送「LOREN：劉先生請我跟你告知，麻煩你明天早上10：00進公司，請準時哦，如有問題，再麻煩你直接跟劉先生詢問一下，謝謝您。收到訊息請回覆我一下」等訊息予告訴人，經告訴人於同日回覆：「好」等語，有被告陳禹蓁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訴字卷一第69至70頁）。而上開訊息內容之背後緣由，經證人陳禹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因為後來有問題，所以銀行有通知續約要改期，我6月10日傳訊息請告訴人隔天10點進公司要處理的事情就是6月6日訊息中所講要續約的事等語明確（訴字卷二第24、29至30頁），由此可見告訴人明確知道108年6月11日之對保程序係針對「簽名續約500萬元」之事。又告訴人前曾於108年5月31日在崴捷公司向合庫銀行申請貸款500萬元、700萬元之授信書「（連帶）保證人」欄位上親自簽署姓名，此為告訴人所自承（訴字卷一第245頁），並有該授信申請書附卷可參（偵卷第233頁），足認告訴人亦知悉後續之對保程序金額為續約貸款之500萬元加上增貸之700萬元，合計1,200萬元。　⒉而關於108年6月11日當天於崴捷公司內進行對保之過程，證人陳羿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崴捷公司是同時申請一個續約 500萬元、一個增貸700萬元，且寫在同一張批覆書上，所以我們對保的時候一定會一起去，不會再找另外的時間去給他們簽；我可以確認有在108年6月11日進行對保的動作，對保當時我會將連帶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及本票交由保證人來簽發，700萬元本票跟系爭本票都是我當天在現場要他們簽的；如果照偵卷第185頁連帶保證書上所載的3個日期都一樣，照理說劉翰、吳蕙娟及邱上逢3個人當天應該都是在場等語（訴字卷一第294至295、306至307、312至313頁）。其中就 108年6月11日「對保簽署之文件」、「當天在場之人」等節，均核與證人吳蕙娟、劉翰及陳禹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訴字卷一第211至213頁；訴字卷二第10、15至17、26至 29頁），並有系爭本票、700萬元本票、授信約定書，與連帶保證書上之劉翰、邱上逢及吳蕙娟3人簽名和對保日期「1 08年6月11日10時40分」等件在卷可佐（偵卷第173至176、1 85、211至226頁），且告訴人亦確認前揭700萬元本票、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上之「邱上逢」簽名為其所親簽（訴字卷一第243、245頁）。綜合上開各項證據，堪認告訴人確有於108年6月11日前往崴捷公司與到場之合庫銀行行員辦理公司續約貸款500萬元及增貸700萬元等對保事宜，且此為其所明知。　⒊至有關700萬元本票及系爭本票上之簽發日期均非108年6月11 日，而分別為108年6月17日、108年9月5日之原因，經證人陳羿愷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一致證稱：本票上之日期為撥款日期，並非對保日期，是對保之後才押的，整個對保程序均已於108年6月11日完成等語（警卷第66至67頁；偵卷第381頁；訴字卷一第300至302、313頁），核與證人黃宇成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108年6月17日是700萬元撥貸的時間，對保跟撥貸的時間不一定會在當天，對保日有可能提早，這是正常的情況等語（偵卷第379頁；訴字卷一第321至 322頁）大致相符，而可採認。是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當天在崴捷公司至少有簽署700萬元本票、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等對保文件，應足認定。而告訴人既已於108年5月31 日同意擔任崴捷公司續約貸款500萬元及增貸70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並於同年6月11日至崴捷公司辦理對保並簽署增貸7 00萬元之本票、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等文件，則其是否會於同日推卻擔任公司續約500萬元貸款之連帶保證人，而拒絕在系爭本票上簽名及蓋章，實屬有疑。　㈢依告訴人與被告劉翰、陳禹蓁及其他銀行間之往來互動情形，均未見告訴人有於108年10月前拒絕擔任崴捷公司向銀行貸款之保證人的情形：　⒈證人即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我在106年初就跟公司說我小孩要出生了，沒辦法再繼續當公司的保證人，請劉翰想辦法找人把我的保人換掉等語（訴字卷一第228頁），然告訴人於106年至108年間仍陸陸續續擔任崴捷公司向合庫銀行貸款之保證人，有各該年度之本票（不含系爭本票）、連帶保證書、同意書、授信約定書、授信申請書等件在卷可佐（偵卷171至176、181至185、189至193、207、215至216、223 至224、229至234頁）。又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至崴捷公司針對公司續約貸款500萬元及增貸700萬元款項與合庫銀行行員對保後，復於同年7月間擔任崴捷公司向台中商業銀行貸款20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有其自行提出之台中商業銀行借據、約定書與個別商議條款附卷可考（訴字卷一第265至2 72頁），是告訴人前開證詞與客觀事實已有未合，難認可採。反之，應得推認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並無拒卻繼續擔任崴捷公司向合庫銀行續約貸款50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　⒉又於108年7月至10月間，告訴人仍持續與被告陳禹蓁有針對公司批價、帳目等業務內容之訊息往來，且遲至同年10月27 日才見其有向被告劉翰表示：「我只能再配合這次演出，以後的資金缺口，要由你自己解決了。」同年11月4日又再傳送：「我在想只要你願意找需要錢的人，花錢讓他當保人或股東就能把我跟Mossa都換掉，我不能繼續當保人了。」等訊息予被告劉翰，有告訴人與被告劉翰、陳禹蓁之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訴字卷一第70至78頁；訴字卷二第93至95頁）。是由上開各情，足認告訴人至108年10月前均未拒絕擔任崴捷公司向銀行貸款之保證人。參以系爭本票早於108年9月5 日便已撥款，再再彰顯告訴人於系爭本票對保時，乃至撥款之時，確實均有同意擔任系爭本票連帶保證人無誤。　⒊至本案2份鑑定書之鑑定結果雖表示系爭本票上之告訴人簽名與其他鑑定比對用之告訴人簽名資料並不一致，惟105年7月 20日崴捷公司向合庫銀行申請貸款之授信申請書上簽章欄「邱上逢」字跡亦有與告訴人其他簽名字跡特徵不相符之情形，有該授信申請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5月16日刑鑑字第1120038908號鑑定書存卷可考（偵卷第227、281頁），堪認告訴人在本案之前應曾有委由他人代為簽署對保文件之狀況，則在告訴人至108年10月前均未有拒絕擔任崴捷公司保證人之情況下，自無法完全排除系爭本票（發票日期蓋押108年9月5日）上之簽名、蓋章是由他人在告訴人授權下所為的可能性。　㈣系爭本票上之告訴人印文，並非被告陳禹蓁自行使用告訴人印章用印，且被告陳禹蓁主觀上亦無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⒈系爭本票上告訴人印文之印章雖為被告陳禹蓁所保管，然關於該告訴人印章於對保時之用印方式，證人劉翰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我們各自簽完連帶保證書後，陳羿愷先生才會去通知會計陳禹蓁拿章進來給他蓋，基本上銀行有通知陳禹蓁，她也確定有這件事，她才會把印章拿給銀行等語（訴字卷二第10、12至13頁），核與證人陳羿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他們簽完連帶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及本票後，我才會再找會計陳禹蓁拿印章來蓋，因為很多印章要蓋，所以我就當場在那邊蓋，陳禹蓁不曉得我們要蓋哪裡等語（訴字卷一第302、3 10至311頁）一致，足認被告陳禹蓁均係依照指示將印章交由銀行行員於對保文件上用印，並無自行取用告訴人印章在本票上用印之行為。　⒉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復證述：我不會跟陳禹蓁講說我不願意再做保，因為跟她講沒有用；每一次我簽完名，陳禹蓁大部分都會在場，108年6月11日我簽連帶保證書這次，陳禹蓁應該是同時在場的等語（訴字卷一第233、236頁），足認被告陳禹蓁均是在告訴人在場之情況下，方提供告訴人印章供銀行行員用印，且對於告訴人無意擔任公司保證人一事並不知情，是被告陳禹蓁主觀上亦無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甚明。五、至證人陳羿愷、吳蕙娟、劉翰、陳禹蓁雖於歷次警詢、偵訊就系爭本票簽發之時間、地點、過程及到場之人等證述未盡相符，部分證詞更與客觀對保文件等證據有所出入，然衡以其等製作該等筆錄之時間距離案發時已甚久，且自105年起崴捷公司即每年都有與合庫銀行貸款並進行對保之情形，則上開證人因時隔久遠產生記憶錯置，實為情理之常，自不得據以推論其等所述係為掩匿被告2人犯行之飾詞，進而認定被告2人有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之罪行；又鑑定結果雖認系爭本票上之署名筆劃特徵與告訴人簽名不同，然亦無法逕以推論該簽名即為被告劉翰所偽簽，故單憑告訴人指訴及本案2份鑑定書，尚不足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併此敘明。六、另檢察官雖聲請傳喚銀行行員邱瑞芳到庭欲釐清其有無交接收受證人陳羿愷所交付之系爭本票，並聲請勘驗告訴人提出之錄音譯文，然本院基於以下之理由，認無調查之必要：　㈠銀行行員邱瑞芳雖為系爭本票之經辦員，有系爭本票下方經辦員欄上之「邱瑞芳」用印在卷可佐（偵卷第177頁），然系爭本票之簽發過程業據證人陳羿愷、吳蕙娟、劉翰、陳禹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一致，並有與系爭本票相關之授信申請書、授信約定書及連帶保證書等客觀書證在卷可佐，是系爭本票確為108年6月11日崴捷公司與合庫銀行辦理對保時之資料，應臻明確。又由前揭證據內容可知銀行行員邱瑞芳從未承辦過崴捷公司與合庫銀行間之貸款對保事宜，是應認傳喚銀行行員邱瑞芳到庭作證並無從釐清本案事實經過。　㈡另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劉說：合庫合庫2份裡面有其中一份是我代簽的」等內容之錄音譯文（訴字卷二第97頁），然告訴人自承這是108年的事（訴字卷二第69頁），其卻遲至114年1月14日本院最後一次審理期日時方提出此項證據，則該項證據之真實性已令人存疑。又縱使該項證據為真實，然崴捷公司自105年間即陸續與合庫銀行貸款及進行對保，已如前述，期間簽署之文件應甚多，單就該譯文內容亦無從推認該譯文中被告劉翰自承代簽之文書即為系爭本票。再者，告訴人於105年擔任崴捷公司之保證人時，即有出現文件上「邱上逢」字跡與告訴人其他簽名字跡特徵不相符之情形，而存有「告訴人曾授權他人簽名」之現象，業如前述，且告訴人於108年10月前均未拒絕擔任崴捷公司之保證人，可認系爭本票在對保、撥款時，告訴人均有同意擔任連帶保證人之意，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故縱使被告劉翰自承代簽之文件為系爭本票，亦難認其主觀上確有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之犯意，是本院認並無再就告訴人前揭提出之錄音譯文進行勘驗之必要。七、綜上所述，依既有卷證內容，尚無法排除系爭本票為告訴人所親簽，或由告訴人授權他人所簽，甚或是被告2人以外之人所簽等各種可能性，則自不能遽認被告2人確有被訴之犯行。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依法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永富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武義、陳俊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胡慧滿　　　　　　　　　　　　　　　　　　　　　　　　　　　法　官　胡家瑋　　　　　　　　　　　　　　　　　　　　　　　　　　　法　官　陳一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萌莉

2025-03-14

KSDM-112-訴-683-20250314-1

聲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03號聲請人張雁婷代理人何星磊律師被告張榮修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名譽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59 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偵字第2054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張雁婷（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張榮修涉犯妨害名譽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54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59號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113年11月5日收受處分書，即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內即113年11月1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案聲請程序為合法，先予敘明。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係鄰居，被告於113年4月6日2 1時許，因發現其所有並停放在其住處前之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後方板金有新刮痕，懷疑係聲請人所為，遂於高雄市○○區○○街000號前之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道路旁，基於誹謗之犯意，揚聲以「你為什麼要刮我的車，你幹嘛來刮我的車」等語質問聲請人，而貶損聲請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嫌等語。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是否確有告訴狀陳稱之誹謗犯行，本案偵查中檢察官並未傳喚任何證人為陳述，僅以被告及證人於警詢時之筆錄為據；又原不起訴處分既認證人張福貴、張蔡貴美為聲請人之父母，故渠等證詞有偏頗之虞為理由，認渠等證詞不足採信，自應有調查其他在場人及傳喚到庭應訊之必要，不應遽以證據不足為由而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又被告於聲請人門外告以「你為什麼要刮我的車、你幹嘛來刮我的車」時，係先入為主認定聲請人蓄意毀損他人財物，而以極高聲量質疑聲請人，以使街坊鄰居誤認聲請人有此行徑，且聲請人僅係徒步經過小客車旁，被告隨即於極短時間趨前指控聲請人有毀損他人財物之不實言論，被告顯係利用其與聲請人住在同一社區之地利之便，長時間關注聲請人並藉機遂行犯行，又被告自可以適當之聲量為溫和詢問，被告故意提高聲量使周邊居民皆可耳聞，主觀上已具備意圖散布於眾之誹謗犯意，被告所為顯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是原不起訴處分認事用法顯有錯誤，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四、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五、經查，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後，仍認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聲請人雖以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復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然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當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之規定，即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就事實陳述部分，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客觀之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行為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憲法法院1 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證人張福貴於警詢中證稱：113年4月6日21時許，我在自家看電視時，被告直接來我家門口喊，指控我女兒（即聲請人）說「你為什麼要刮我的車，你幹麻來刮我的車」，我女兒當下覺得傻眼，就出去問他刮哪個地方，我也跟著出去了解情形，而且他還講說沒關係這次可以原諒我女兒等語（見偵卷第23至24頁），證人張蔡貴美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我在自家與先生、女兒（即聲請人）在看電視，被告直接來我家門口喊說「你為什麼要刮我的車，你幹麻來刮我的車」，我女兒當下覺得傻眼，就出去問他刮哪個地方，我也跟著出去了解情形，而且他還講說沒關係這次可以原諒我女兒等語（見偵卷第25至26頁），是被告於上開時間，在聲請人之住家前，向聲請人稱「你為什麼要刮我的車，你幹麻來刮我的車」等語，堪以認定。　㈢又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於113年4月6日20時許，從家中陽台有看到聲請人從我的車後停留再離開，後於同日21時許要出門時，發現我的車後有新的刮痕，才想到剛剛20時許聲請人在我車後有停留一下，所以就走到聲請人門口看一下在不在，就看到她站在屋裡，我在柏油路上說請問一下，她就走出來，我才問她剛剛有看到你走很近，請問你有沒有刮到我的車等語（見偵卷第13至14頁），可知被告係因於113年4月6 日20時許，先自家中陽台看見聲請人有佇足在本案車輛附近，後於同日21時許，才見本案車輛上有刮痕出現，故合理相信係聲請人所為，始向聲請人詢問刮車之原由。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勘驗警局路口監視器畫面（檔案名稱：0000000 00:42-19:49），勘驗結果略以：聲請人從家中走出，手持手機，穿越馬路面對被告住處方向走向被告車後注視，再走回家中門口，之後，聲請人又再度穿越馬路面對被告住處方向走向被告車後注視，聲請人走到附近又返回至被告車後注視。另勘驗警局路口監視器畫面（檔案名稱：0000000 00:26-21:40），勘驗結果略以：被告雙手叉腰，站在自己車後注視，隨即穿越馬路走向聲請人住處前，聲請人出來，雙方理論，聲請人父母親亦自家中走出共同穿越馬路至被告住處門口，站在車後理論，後來又有一男一女自聲請人住處走出，警方到場後拍攝被告車後相片，該女子騎乘機車搭載聲請人離開。過程中來往人車並無一人佇足，亦未見有其他人停留現場圍觀等情，有勘驗筆錄附卷可憑（見上聲議卷第11至29頁），足見聲請人於同日19時42分許至同日19時49分許，確實有數次靠近本案車輛之行為，衡諸車輛產生刮痕之原因，本有多端，或可能源於行車過程與他物摩擦所致，亦可能源於人為所致，甚難循跡查找源頭，而被告既於發現本案車輛產生新刮痕之1至2小時前，即見聞聲請人於本案車輛後方徘徊之情事，以致直觀認為車輛刮痕係聲請人所為，故被告向聲請人詢以「你為什麼要刮我的車，你幹麻來刮我的車」乙節，並非憑空虛構捏造，此部分尚難認被告有何明知或重大輕率之誹謗實質惡意，且參酌上揭文字之用意，被告既係以質問之方式詢問聲請人，並非直接敘述聲請人有刮車之行為，可見被告主要目的應係詢問聲請人是否有刮車、及刮車之原由，並非出於惡意而虛捏不實事項貶損、汙衊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其主觀上並無誹謗之故意甚明，尚難僅憑聲請意旨之臆測，逕認被告有誹謗之犯行。　㈣至聲請意旨固認有調查其他在場人及傳喚到庭應訊之必要，以釐清被告與聲請人之對話內容、及是否有傳述於公眾之情事，惟綜合上揭被告供述、證人證述及監視器畫面影像，審酌本案糾紛前後脈絡、及被告詢問聲請人是否為刮車之人乙節確有所本，已足認定被告不具有誹謗之主觀犯意，自無另外傳喚證人到庭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法亦無明顯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不當，主張被告涉犯誹謗罪嫌，俱無從使本院依卷內現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心證程度，是本案無足以動搖原偵查結果之事實認定，而得據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李茲芸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2025-03-14

KSDM-113-聲自-103-20250314-1

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040號聲請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正平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30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莊正平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4行「新臺幣6000 元」補充為「新臺幣6000元以下」；證據部分「被告莊正平於警詢之自白」刪除，並補充「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 車號查詢車籍資料、證人即被害人謝秀姿於審理中之證詞、被告莊正平於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核被告莊正平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力成熟之成年人，竟不循正途取財，恣意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雖迄今未為和解或賠償，但所竊得之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之物均已發還被害人謝秀姿領回，有扣押物認領保管單（見警卷第14頁）附卷可憑，足認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情節、手段、竊取物品之種類及價值，及其於警詢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涉及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如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記載），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四、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本件僅因一時失慮，致罹刑案，且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顯有悔意，諒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參以被害人亦當庭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自新機會等情。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促使被告日後得以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實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8款規定，諭知其應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併依刑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期符合並確保本件緩刑目的。五、被告本件所竊得之竹耙子6支、長鐵鍬1支、安全錐橫桿6支及掃把1支，固均屬其犯罪所得，惟均已發還由被害人領回，業如前述，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被告行竊時用以載運上開物品離開現場之車牌號碼XTV-636號普通重型機車，固可認係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但並未扣案，亦非違禁物而應予沒收，本院綜合考量被告本件之犯罪情節、所得利益、竊盜罪的罪質及上開車輛之價值，認不予沒收或追徵，尚符比例原則，故不另為宣告之，附此敘明。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七、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英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蔡毓琦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3067號　　被　　　告　莊正平　詳卷上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莊正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　　113年6月24日0時28分許，在高雄市○○區○○街00號對面，徒手竊取謝秀姿放置之竹耙子6支、長鐵鍬1支、安全錐橫桿6 支及掃把1支（價值合計新臺幣6000元），得手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載運離去。嗣謝秀姿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上開竹耙子6支、長鐵鍬1支、安全錐橫桿6支及掃把1支（已發還）。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正平於警詢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謝秀姿於警詢之指述情節相符，並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認領保管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在卷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另有竊得竹耙子2支乙節。然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於警詢供稱：我已經將當初拿的工具全部放回原本的地方，就是這些東西而已，我留2支竹耙子也沒用等語，而觀諸卷附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亦無法看出被害人遭竊之竹耙子究為6支或8支，此部分亦屬被害人之片面指述，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法則，尚難斷認被告竊取之竹耙子必為8支；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2025-03-14

KSDM-114-簡-1040-20250314-1

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065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WONG ZHENG SIANG 選任辯護人黃崑雄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3650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WONG ZHENG SIANG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扣案如附表編號 1至4所示之物及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　　事　實一、WONG ZHENG SIANG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暱稱「景氣專家」之人及通訊軟體群組「品房168888」內之其他詐欺集團不詳成員(群組成員達三人以上)，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聯絡，由WONG ZHEN G SIANG擔任詐欺集團中之面交車手，約定完成此次案件可獲得馬幣15,000元(換算新臺幣約94,500元)之報酬，而先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3年10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麥格理客服欣怡」向郭宏榮佯稱：下載「麥格理資產管理」AP P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郭宏榮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3年1 0月29日起，陸續交付新臺幣（下同）共40萬元予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所指派之人（無證據證明WONG ZHENG SIANG涉有此部分犯行）。嗣後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認仍有詐騙郭宏榮之機會，於113年11月27日再以LINE與郭宏榮聯絡，相約於113年1 1月28日9時至高雄市○○區○○街000號前再向其收取投資入金款110萬元，郭宏榮察覺有異報警處理。WONG ZHENG SIANG復依「景氣專家」、群組「品房168888」成員之指示，於上開約定時間前往上址向郭宏榮收取現金110萬元（該110萬元為假鈔），旋遭警方當場逮捕而未能得逞，並為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二、案經郭宏榮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訊據被告WONG ZHENG SIANG對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郭宏榮於警詢之證述情節相符，復有告訴人手機擷取資料(投資平台操作頁面、LINE對話記錄、通聯記錄、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手機翻拍照片)、被告遭查獲之現場照片、被告扣案手機對話紀錄、通聯記錄翻拍照片、被告之手機定位紀錄截圖在卷可證，被告復經警方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113年11月28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犯罪行為之實施，惟因告訴人發覺受騙而與警方配合處理，致未詐得金錢及發生掩飾、隱匿金流之結果，為未遂犯。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未遂罪。　㈢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㈣被告與「景氣專家」及通訊軟體群組「品房168888」內之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　⒈被告於取款項時即遭警逮捕，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僅為未遂，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被告就上開加重詐欺之犯罪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而被告自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所獲取之5,000元生活費業經扣案，且卷內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本案有其他犯罪所得，是就其所犯加重詐欺部分，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遞減之。　⒊至被告就上開洗錢之犯罪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而被告自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所獲取之5,000元生活費業經扣案，且卷內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本案有其他犯罪所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就其所犯洗錢未遂罪原應減輕或免除其刑，惟依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本案所涉犯行係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然就被告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仍得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⒋又本案並無因被告自白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情形，亦無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被告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後段之適用，併予敘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馬來西亞籍人士，竟跨國來台擔任車手收取告訴人交付之款項，意圖利用層層轉交之方式設立金流斷點，使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並增加司法機關追查金流的難度，所為實值非難，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本案被告犯行為未遂之侵害法益程度；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參與犯罪之程度；及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所定減輕其刑事由，且積極配合警方查緝上游之犯後態度；被告無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涉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見本院卷第9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又辯護人主張被告應為免除其刑、得易科罰金或為緩刑之宣告，查：被告無前科，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考量現今詐欺集團利用在台無居所、無財產之外籍人士擔任車手，以增加被害人求償障礙之情形氾濫，本院認被告所為尚不宜輕縱而為免除其刑或宣告緩刑，且本院所判處之刑度已不符合得易科罰金之規定，故仍不予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或為緩刑或免除其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㈧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係馬來西亞籍之外國人，在我國境內實施前揭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犯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嚴重危害我國治安，顯不宜許其繼續居留在我國境內，核有驅逐出境之必要，爰依前揭規定併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三、沒收：　㈠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供稱：我有用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手機與詐騙集團上游聯繫等語(本院卷第87頁)，上開物品顯為被告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亦有明文。偽造、變造之文書，因係犯罪所生之物，若仍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該偽造、變造之文書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而該等文書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因已包括在內，即毋庸重複沒收；若偽造、變造文書因已行使而非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除該等文書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即不得再對各該文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 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均為本案不詳詐欺集團上游成員偽造後交由被告攜帶以前往向告訴人收取遭詐款項，被告最後雖未曾使用或向告訴人提示上開物品，然上開物品仍屬被告供本案犯罪預備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收據上偽造之「麥格理資本」印文共3枚、「王品方」之署押1枚，已因該收據經本院宣告沒收而一併沒收，爰不再依刑法第219 條宣告沒收。　㈢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 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供稱：我遭扣案的現金5,600 元中有600元是我自己的，5,000元是上游成員當天早上給我的生活費用等語(本院卷第29頁)，是上述5,000元顯屬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㈣又本案被告所犯洗錢罪為未遂，被告並無取得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爰不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或追徵。至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聯，爰不另宣告沒收。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3年10月中旬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身分不詳、於Telegram暱稱「景氣專家」之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而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於該組織內分擔出面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工作，而參與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被告於不詳時、地，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偽造「王品方」印章蓋用在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現金收據單，進而偽造「王品方」印文、附表編號2所示現金收據單，再於113年11 月28日9時許，配戴偽造「王品方」之工作證，前往高雄市○ ○區○○街000號前與郭宏榮碰面，以表彰其為「香港商麥格理資本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管理部門外派經理「王品方」，欲向郭宏榮收取投資款項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香港商麥格理資本股份有限公司」及「王品方」，因認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0 條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警偵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等為憑。　㈣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部分：　⒈訊據被告供稱：工作證、印章、收據單都是上手直接拿給我的，收據上的「王品方」簽名及蓋印都是上手簽名跟蓋章的，不是我簽名蓋章的，上手拿給我的時候印章就已經蓋好了。我去收款的時候並沒有佩帶工作證，我工作證放在包裡面沒有拿出來給告訴人看，也沒有向他自稱外派經理，也還沒有拿收據單給他看，我一句話都還沒有跟告訴人講到他就塞給我110萬，那時我矇了一下，我站在那裡沒有動，往前走了一步，警察就撲出來，就被警察抓了等語(偵卷第17頁、本院卷第28-29、71頁)。　⒉經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我跟警方討論後，警方提供一包假鈔給我，並與詐騙集團約定時間於113年11月28日9時到高雄市○○區○○街000號，而我於同日8時49分許，接獲一名男性聲音使用手機號碼0000000000來電自稱是麥格理的外派經理，已經快到我家了，過沒多久，對方又打一通電話稱外派經理已經到我家了，我就帶著警方準備給我的一包假鈔走出門外並交給對方，警方就過來將外派經理逮捕。我把警方提供的假鈔給對方後，對方還沒拿收據給我，警方就將對方逮捕了等語(偵卷第28頁)，此情與被告上開供述情節大致相符，堪認被告出面向告訴人取款時，未曾對告訴人行使過麥格理公司名義之工作證，難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行為。此外，依據被告供述，其所攜帶之工作證、收據等物，均係詐欺集團上游成員偽造完成後始交給被告，被告向告訴人收款時，亦從未拿出上開偽造之工作證、收據或提示給告訴人，僅係將上開偽造之工作證、收據置放於包內，卷內又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與其他偽造上開文書之共犯間就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犯行有何犯意聯絡，實難僅憑被告客觀上有攜帶上開工作證、收據之行為，遽認被告亦有偽造私文書或特種文書之犯行。　㈤參與犯罪組織部分：　⒈所謂參與犯罪組織，係指行為人加入以實施特定犯罪為目的所組成之有結構性組織，並成為該組織成員而言。且既曰參與，自須客觀上有此組織之存在，行為人受他人邀約等方式而加入之行為，行為人主觀上有成為該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始足當之。倘若被告僅單純與該組織成員共同實行犯罪或提供部分助力，別無確切證據證明該組織之存在及其加入成為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則至多祇能依其所參與實行或提供助力之罪名，論以共同正犯或幫助犯，要無評價為參與犯罪組織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犯罪組織中之成員與犯罪組織間，應具有一定之從屬、服從關係，而成員與成員相互間利用彼此之作為以達到目的，犯罪組織係非為立即實施犯罪且非隨意組成。是以，犯罪組織中之各別成員對於犯罪組織之內涵等節，理當具有一定之認識，方能繩之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訊據被告雖坦承犯行，惟供稱：我是拿觀光簽證入境，我一開始於113年10月中旬在馬來西亞看到工作訊息，看到出國工作可以有高酬勞，我跟對方聯繫，對方幫我購買機票，談好酬勞一個禮拜最少有15000馬幣，約新臺幣94500元。對方說我回馬來西亞給我薪水。我打算來臺灣二週，一週工作一週觀光等語。　⒊經查，被告僅係依「景氣專家」、群組「品房168888」之不詳成員以通訊軟體聯繫之方式，接受向告訴人收款之指示，且本案為單一犯行，被告除本案外，無涉犯其他犯行經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中，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難認被告對於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運作結構及分工細節有所認識，而有成為該犯罪組織成員之意欲。是依前揭說明，尚無從僅因被告有與「景氣專家」、群組「品房16 8888」之不詳成員等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實施本案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即逕認其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行為及故意，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自無從僅憑被告認罪之自白，逕認被告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　㈥綜上，公訴意旨所稱被告所涉上開犯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依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原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上開本院認定被告有罪部分，均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靖雅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黃則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郁惠附錄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　　　　　　　　　　　　　　　　編號物品名稱、數量說明 1 IPHONE SE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0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麥格理公司收據3張上有「麥格理資本」之印文共3枚、「王品方」署押1枚。 3 工作證1張上記載外派經理投資管理部門「王品方」 4 「王品方」之印章1枚 5 現金5,600元 6 高鐵票1張

2025-03-14

KSDM-113-金訴-1065-20250314-1

交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

交通裁決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445號原告侯宗佑住○○市○區○○路000號被告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代表人黃萬益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0月1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EB24754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貳、實體方面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24日14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系爭貨車），在國道10號西向15.9公里處，為警以有「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之違規逕行舉發，並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2款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10月1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EB24754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4,000元」。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二、原告主張及聲明：（一）主張要旨：　　被告採證之證據不足，有顯示時速之採證照片未顯現車距之標線，且該點位置已脫離參考距離之虛橫線區，以長鏡頭拉近車距易使人產生兩車緊貼而行之視覺上錯覺。另3 張採證照片僅有距離未有車速，無法證明原告有違規行為。（二）聲明：原處分撤銷。三、被告答辯及聲明：（一）答辯要旨：　　原告當時駕車約以時速83公里行駛於外側車道，應與前車保持63公尺之距離。經檢視採證照片，可見系爭貨車當時與前車之距離不足30公尺，明顯未與前車保持足夠之安全距離。且系爭貨車與前車依序行進之過程中並無其他車輛變換車道插入兩車之間，故原告確有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之違規行為。（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四、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二、未保持安全距離。……。」。　　2.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下稱高速公路管制規則)：　　⑴第6條第1項第2款：「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依下列規定：……二、大型車：車輛速率之每小時公里數值減二十，單位為公尺。」。　　⑵第11條第3款：「汽車在行駛途中，變換車道或超越前車時，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並不得有下列情形：……三、未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3.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下稱標誌設置規則）：　　⑴第18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第2款第5目：「指示標線區分如下：一、縱向標線：……（二）車道線。……二、橫向標線：……（五）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　　⑵第182條第1、2項：「（第1項）車道線，用以劃分各線車道，指示車輛駕駛人循車道行駛。（第2項）本標線為白虛線，線段長四公尺，間距六公尺，線寬一○公分。」。　　⑶第187條第1、2項：「（第1項）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用以提供車輛駕駛人保持安全行車距離之參考，視需要設於公路上行車經常超速、易肇事或其他有需要之路段。車輛駕駛人可依當時之行車速率，與前車保持適當條數之安全行車距離。（第2項）本標線為白色橫向虛線，線寬十五公分，線段長五十公分，間隔五十公分，每五十公尺一條，三條為一組，組數視需要酌量增設。」。（二）經查：　 1.觀諸標示有系爭貨車車速之測速採證照片（本院卷第17頁），清楚顯示系爭貨車之車號，且明確標示違規日期：20 24/04/24、時間：14:05:16、車速：83km/h。而該時用以採證之雷射測速儀證號：M0GB0000000，對照舉發機關提出之該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原處分卷第10頁），可見該測速儀係依規定送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中心檢定合格（檢定日期為113年3月12日、有效期限為114年3月31日）。是員警該時持檢定合格有效之雷射測速儀測速，所測得系爭貨車於前揭時日行經前揭路段之時速為83公里，應可採信。　　2.依前揭測速採證照片顯示，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則依高速公路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此正常天候狀況下，以時速83公里之車速行駛於高速公路，與同一車道前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至少應為63公尺。然依前揭測速採證照片所見，系爭貨車後方繪設有清晰之橫向白色虛線即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依標誌設置規則第18 7條第2項規定，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為每50公尺設置1條，則系爭貨車與前車間至少須間隔2條以上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始符合安全距離之規定。但該測速採證照片上未見系爭貨車前方有另1條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顯然系爭貨車與前車間相距在50公尺以內，並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3.再佐以未標示車速之另3張採證照片（原處分卷第7至9頁），拍攝時間分別為前揭測速採證照片後之14秒、16秒。依該3張連續照片，可見系爭貨車與前車係依序直線行進，兩車間始終保持2至3組車道線之距離，且未見前車有減速煞車或前方有交通壅塞，導致與系爭貨車間距離縮短之情形，是依標誌設置規則第182條第2項規定，每組車道線（含線段及間距）為10公尺，可認系爭貨車與前車間之距離不足30公尺，故原告確有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之違規行為，甚為明確。原告以前詞主張，並不足採。　　4.被告適用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衡酌本件應到案日期為113年11月25日前，原告於應到案日期前到案聽候裁決，依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5.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顏珮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洪儀珊

2025-03-14

KSTA-113-交-1445-20250314-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7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星穎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8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吳星穎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訴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嫌部分：被告於網路上散布本案系爭言論前，雖有向證人即醫師卓○勳、張○芳詢問本案Peace藥水之相關問題，然證人卓○勳並未向被告明確指出「嬰兒禁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等語，是被告任意扭曲證人卓○勳之原意，而發表系爭言論，並批評告訴人余○光「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醫師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內容，主觀上顯係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應構成誹謗。㈡被訴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部分：系爭言論中關於「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等語，乃被告無端謾罵，難謂適當評論意見，且係對告訴人及其提供之醫療服務為負面評價，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信用，已符合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從而，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加重誹謗部分：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正，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正，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揭所謂能證明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行為人就其發表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換言之，至少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應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倘行為人主觀上無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即欠缺誹謗罪之故意，皆應將之排除於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即所謂真實惡意原則，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　⒉被告於本案系爭言論中固發表「嬰兒禁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余醫師竟然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藥師（上訴書及起訴書均誤載為醫師）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語。惟就該等貼文之前後總體脈絡以察，被告所發表上開言論，無非係就其未滿月幼女因鼻塞症狀經服用告訴人診療後開立之Peace藥水後竟哭鬧不止且無法睡覺之給藥適當與否具體事件，表達其個人價值判斷之主觀意見、評論及批判。而被告因其幼女服用Peace藥水後哭鬧不止而帶其女至另名醫師卓○勳處看診，卓醫師告知被告有可能是因Peace藥水導致小孩交感神經興奮哭鬧，盡量不要用，因為很多醫師容易誤用，另外，Pe ace藥水是一種擬交感神經興奮劑，有些毒品也有交感神經興奮效果等情，業據證人卓○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79頁至第187頁)，嗣被告再向其醫師友人張○芳討論其幼女狀況時，張○芳則向被告表示Peace藥水之成分是pseu doephedrine，該成分可以提煉成安非他命，藥劑跟原物料都被管制，基本上不該給小孩吃，並向被告提到毒品或安非他命相關資訊等情，亦據證人張○芳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綦詳( 見原審卷第232頁至第235頁)。則被告在查證其女何以服用P eace藥水後哭鬧不止且無法睡覺原因時，既陸續自2名醫師告知Peace藥水不宜讓小孩服用，且Peace藥水為擬交感神經興奮劑，其成分可提煉為安非他命，且安非他命等毒品也有交感神經興奮效果等資訊，確實不免讓人產生「peace藥水不該用於嬰兒」、「peace藥水就像安非他命」、「醫師給藥錯誤」等聯想及觀感，自難認被告有故意扭曲證人卓○勳之原意而具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真實惡意。從而，被告依其幼女服用Peace藥水後哭鬧不止且無法睡覺之親身體驗，及綜合上開2名具醫師身份之證人所告知資訊之意見，與peace 藥水仿單明確記載該藥副作用包含「興奮」，並無嗜睡，但門○醫院開予其女之藥袋上所載副作用卻包含「嗜睡」，但無興奮，顯與該藥仿單所載副作用相違，然該院藥師卻未發現而為更正等客觀情狀，此有該藥仿單、門○醫院藥袋附卷可參，對前開告訴人給藥適當與否具體事件評論「嬰兒禁用 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余醫師竟然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藥師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語，業已提出其言論之依據，且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屬實，尚難認其有真正惡意。又醫療院所之醫療品質及醫療人員服務專業態度等有關醫德、醫術事項與廣大就診病人之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則告訴人給藥適當與否，自屬可供公評之事項。準此，被告主觀上認其上開指摘或傳述之內容非僅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且具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復有前開證據佐證所述非故意捏造虛妄，即非具有真正惡意。又其上開發表之主觀意見、評論文字，並非純粹無端謾罵、專以損害告訴人人格名譽為目的，且與其所據前開指摘之可受公評具體事項具有緊密關聯性，核未超出適當評論範圍，自難認被告張貼發表上開言論文字具有加重誹謗之犯意。　㈡公然侮辱部分：　⒈按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於本案第一次言論中發表「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之言論，然此乃其就上開自身經歷，依其價值判斷就告訴人對其幼女給藥適當與否之與公益有關可供公評之具體事件，表達其個人認為告訴人於開立藥物予其幼女時，缺乏善盡告知病患用藥安全與副作用之醫療專業道德之主觀意見、評論及批判，以抒發其對醫病關係之感受。上開發表內容所稱之「沒有醫德」固然尖酸刻薄，而傷害告訴人感情，然此應在被告個人修養之道德層次非難。考量被告上開所言既有相當之與公益有關可供公評具體事件作為連接前提基礎，與純粹以攻詰告訴人人身為目的所為毫無意義之辱罵有別，非專以損害告訴人人格名譽為目的，堪認尚在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之意見表達適當範疇內，自難認被告發表上開言論具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無法說服本院確信被告確實犯有公訴意旨上開所指各項罪嫌，基於罪證有疑之情況下，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同此認定，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就被告被訴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嫌，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鄒茂瑜、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7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吳星穎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吳星穎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星穎與告訴人余○光素不相識，因其女曾ＯＯ（未成年人，民國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於111年9月22日至臺灣基督教門○會醫療財團法人門○醫院（下稱門○醫院），經小兒科醫師即告訴人看診開藥及其女就醫後哭鬧之事而有情緒波動，嗣於(一)111年9月27日11時、 11時1分(起訴書誤載為32分，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在花蓮縣○○鄉○○○街000巷00號住處，以手機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分別以寄電子郵件至門○醫院之院長信箱反映「小朋友未滿月，9/22因鼻塞去花蓮門○醫院看余○光醫師，沒想到我的小朋友大哭大叫，後來9/23詢問同事換卓醫師，他說嬰兒禁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所以我的小孩才會這樣哭鬧不休，我問卓醫師有沒處理辦法，他說沒有，只能讓小朋友自己代謝，我的孩子因為這樣哭2天1夜且無法睡，余醫師竟然犯低級給藥錯誤，甚至門○藥師(起訴書誤載為醫師，應予更正)也沒發現，醫藥專業真是諷刺，奉勸所有花蓮有小朋友注意醫師給你什麼孩子藥物，還有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及至臉書社團「爆料公社」內，以暱稱「WuCarmier」於該社團刊載與上開電子郵件內容大致相同之文章(下合稱第1次言論)等留言及不實內容，供該院院長室人員及不特定人上網觀覽，造成告訴人身心備感侮辱，足以損害告訴人個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二)被告復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於111年9月27日19時( 起訴書誤載為20時，經檢察官當庭更正)41分許，在臉書社團「花蓮人」內以暱稱「WuCarmier」於該社團刊載：「更正和緩字眼小朋友未滿月(只出生22天)，因鼻塞去花蓮門○ 醫院看余○光醫師，沒想到我的小朋友大哭大叫，後來詢問同事換卓醫師，他說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所以我的小孩才會這樣哭鬧不休，我問卓醫師有沒處理辦法，他說沒有，只能讓小朋友自己代謝，我的孩子因為這樣哭2天1夜且無法睡，余醫師給藥並沒有說明這藥物副作用大於作用，甚至門○藥師(起訴書誤載為醫師，應予更正)也沒發現提醒，醫藥專業真是諷刺，奉勸所有花蓮有小朋友注意醫師給你什麼孩子藥物，查過谷歌大神再給。」(下稱第2次言論，並與第1次言論合稱系爭言論)等留言及不實內容等語，供不特定人上網觀覽，造成告訴人身心備感侮辱，足以損害告訴人個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等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及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貳、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之陳述、被告上開貼文之截圖、證人卓○勳於偵訊中之證詞、衛生福利部112年9月1日衛授食字第1120022325號函(下稱衛福部函)、門○醫院112年8月3 0日基門醫亮字第000-0000號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卓○勳小兒科診所112年8月21日卓兒字第1120001號函及所附病歷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為上開寄送電子郵件及貼文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帶未滿月的女兒去給告訴人看診後，告訴人開了鼻福 Peace藥水(下稱Peace藥水)，但女兒服用後哭鬧不休，朋友建議我再去看卓○勳，卓○勳說新生兒禁用Peace藥水，並比喻其類似安非他命效果，我也有再問我的醫師及藥師朋友並查詢相關資料，認為Peace藥水不該給新生兒使用，加上告訴人並未告知Peace藥水用於新生兒為仿單外使用及相關之副作用，所以才會為上開之寄送電子郵件及貼文，本意是要提醒跟我有相同經驗的家長，且醫療專業也是可受公評之事項等語，經查：一、被告分別於111年9月27日11時、11時1分，將第1次言論分別寄送至門○醫院院長信箱及張貼於臉書社團「爆料公社」內，復於111年9月27日19時41分，將第2次言論張貼於臉書社團「花蓮人」內等情，業經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陳述甚詳( 警卷第11至13頁，偵字卷第19至20頁)，並有上開電子郵件截圖(警卷第19頁)、上開臉書社團貼文截圖(他字卷第13、1 5頁)在卷可稽，亦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第116至117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二、復經本院當庭詢問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被告系爭言論中何部分屬於加重誹謗、何部分屬於公然侮辱，檢察官則覆以全部內容均同時該當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等語(本院卷第135頁 )，然告訴人提起本案告訴係認「余○光醫師給嬰兒禁用之Pe ace藥水」、「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余醫師犯低級給藥錯誤」、「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余醫師給藥並沒有說明這藥物副作用大於作用，甚至門○藥師也沒發現提醒，醫藥專業真是諷刺」等語構成誹謗，「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等語則構成公然侮辱(他字卷第7頁，偵字卷第51至53頁) ，而本案起訴法條依刑法第314條規定既均為告訴乃論之罪，且其餘內容(例如被告有帶女兒至門○醫院就醫、後來哭鬧不休等)確實與告訴人之名譽無涉，以下即就告訴範圍即告訴人所指之上開言論內容分別評價，合先敘明。三、就被告被訴加重誹謗罪部分：　(一)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 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就被告系爭言論中「余○光醫師給嬰兒禁用之Peace藥水」、「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吃」、「余醫師犯低級給藥錯誤」、「嬰兒完全不建議使用Peace藥水，因為就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部分，大致均指Peace藥水不得給嬰兒使用，有類似安非他命之交感神經興奮作用，故告訴人犯低級給藥錯誤等，然查：　　　1.卓○勳於本院證稱：被告是在111年9月23日帶小孩來看診，我跟被告說有可能是Peace藥水導致小孩交感神經興奮哭鬧，盡量不要用，且其小孩不需要吃Peace藥水或任何藥物，調整一些抱姿就不會再哭鬧，我並把被告的Peace藥水收起來，在桌上拿了幾瓶藥提醒被告這些藥物不要再給嬰兒吃，因為很多醫師容易誤用，另外， Peace藥水是一種擬交感神經興奮劑，有些毒品也有交感神經興奮效果等語(本院卷第179至187頁)。　　　2.又證人張○芳於本院證稱：我是新竹馬偕內分泌科醫師，認識被告20幾年了，被告在9月23日也就是看完另外一個醫師那天打電話給我，生氣的跟我說小孩被誤診，我罵她「吳星穎這個大白癡」，我知道該類藥物，也有馬上上網查資料，因其成分是pseudoephedrine，該成分可以被提煉成安非他命，藥劑跟原物料都被管制，我跟被告說這個藥水基本上不能給小孩吃，因為這個藥在大人使用都會充分告知有緊張、焦慮、睡不好等，被告是醫療人員應該自己上網去查，我也有跟被告提到毒品或安非他命之相關資訊等語(本院卷第232至235頁)。　　　3.綜上可知，被告於111年9月27日為上開系爭言論前，確已至卓○勳處看診，並請教張○芳之意見，其等向被告提供之意見雖有些許不同，然對於Peace藥水可否用於嬰兒身上皆持相對否定態度，認為盡量不要用及基本上不行用，此雖與被告於系爭言論中所稱之「禁用」在文義上或非完全一致，但亦所差無幾。至於被告提及「像安非他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部分，卓○勳確實有提及Peace藥水可能導致小孩交感神經興奮，張○芳則有提及Peace藥水之成分與毒品或安非他命有關之相關資訊，被告因此在敘述其就醫過程中提及該等用語，亦非無中生有。又就被告稱告訴人犯「低級給藥錯誤」部分，雖於醫學用藥方面固可能有見仁見智之看法，此參本案經檢察官於偵查時函詢衛生福利部關於新生兒是否禁用Peace藥水、有無使用年齡之限制等(偵續字卷第67 頁)，衛福部函之回覆亦模稜兩可，僅稱使用年齡可參仿單所載，其中未包括6個月以下幼兒之用法用量，且6 歲以下兒童使用前應洽醫師診治等語(偵續字卷第69頁) ，即可見一斑，是卓○勳及張○芳不建議Peace藥水用在嬰兒身上並不代表告訴人之給藥判斷即屬錯誤，但本案之重點仍在於被告為系爭言論前是否有經合理查證等，是被告於徵詢有醫師資格之卓○勳及張○芳後，得到上開之相對否定態度，因此據以稱告訴人犯低級給藥錯誤，雖未必與事實相符，且用語尚嫌尖酸刻薄，但仍足認被告於為系爭言論前確有經相當查證，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已難認被告之上開部分言論係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所為。　(三)就被告系爭言論中「余醫師給藥並沒有說明這藥物副作用大於作用，甚至門○藥師也沒發現提醒，醫藥專業真是諷刺」部分：　　　1.卓○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帶小孩來看診時，小孩一直哭鬧，我有告訴她Peace藥水用在嬰兒身上可能有交感神經興奮作用，可能與她小孩的症狀有關等語(偵續字卷第190頁)，復於本院證稱：被告說她的小孩哭鬧不休，我認為可能是Peace藥水所致，這個藥物本身就可能會有些交感神經興奮的作用，包括哭鬧、包括不吃奶、包括嘔吐都有可能，所以當服用這個藥物的狀況下，我會提醒病人這些可能的副作用，我會請他回去觀察，如果有這些副作用，我會建議停藥等語(本院卷第181頁) 。　　　2.張○芳則於本院證稱：被告跟我說孩子吃Peace藥水後哭鬧、焦慮不安，被告情緒也很激動，這個藥物在大人使用上也都會充分告知會心悸、緊張、焦慮不安、甚至睡眠不好等語(本院卷第233頁)。　　　3.告訴人於警詢時則陳稱：極少數的人會有Peace藥水所稱交感神經興奮作用等語(警卷第12頁)。　　　4.又Peace藥水於其仿單上記載之副作用有：倦怠感、興奮、口乾、視覺上之困難(他字卷第19頁)，然門○醫院開予被告之女之藥袋上，就副作用部分則記載：倦怠感、嗜睡、口乾(偵字卷第31頁)，即少了「興奮」等而多了「嗜睡」。　　　5.從而可知，Peace藥水確實有可能使患者產生興奮之副作用，且被告之女於使用Peace藥水後亦確有哭鬧不休之情形，然門○醫院之藥袋卻未如仿單般記載「興奮」反而以「嗜睡」代之，無論該等差異是否屬於醫學上之錯誤，亦無論該等差異係由告訴人或由門○醫院之藥師所為，副作用由興奮改為嗜睡，對於女兒徹夜大哭大鬧之被告而言，其差異不可謂不大，因此被告對其未獲告知藥物副作用部分而以「醫藥專業真是諷刺」抒發其看法，其用語固亦屬酸言酸語使人不快，但核其性質仍係就病人用藥安全此一可受公評事項，提出尚屬合理之評論，且被告於卓○勳及張○芳告知Peace藥水會有興奮之副作用後，基於自己照顧小孩之經驗而為上開言論，亦已為合理之查證而難以加重誹謗罪相繩。　　　(四)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時稱，卓○勳證稱未明白對被告說嬰兒禁用Peace藥水、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故被告之系爭言論有部分與事實不符等語，然如前述，縱被告之言論與事實不符或無法證明與事實相符，若被告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即不致受誹謗罪之刑責加身，被告稱嬰兒禁用Peac e藥水、就像安非他命在餵嬰兒等語，與卓○勳所稱之盡量不要給嬰兒用Peace藥水、不要再給嬰兒吃、會有交感神經興奮之作用等語，兩者於語義上之程度差距尚屬有限，若再綜合當日張○芳告知被告Peace藥水基本上不能給小孩吃，並提及毒品及安非他命之相關資訊等，被告據此再為系爭言論，實難認被告有扭曲卓○勳之原意而具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真實惡意。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系爭言論中就告訴人所指構成加重誹謗部分，雖未必能證明確為真實或在醫學上完全正確，但其於發表系爭言論前確經合理之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專業意見，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即不構成刑法之加重誹謗罪。四、就被告被訴公然侮辱罪部分： (一)公然侮辱行為，其文義所及範圍或適用結果，或因欠缺穩定認定標準而有過度擴張外溢之虞，或可能過度干預個人使用語言習慣及道德修養，或可能處罰及於兼具輿論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有對言論自由過度限制之風險，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其中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又就負面評價言論之可能價值而言，一人就公共事務議題發表涉及他人之負面評價，縱可能造成該他人或該議題相關人士之精神上不悅，然既屬公共事務議題，則此等負面評價仍可能兼具促進公共思辯之輿論功能。又如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例如嘲諷文學、漫畫或歌曲等），縱包括貶抑他人之表意成分，仍不失其文學或藝術價值。至一人針對他人在職業上之言行（例如工作表現、著述演講或表演之內容及品質等），發表負面評價，亦可能具有評價他人表現之學術或各該專業等正面價值，而非全然無價值之言論。是就此等言論，亦應依其表意脈絡，考量其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要旨參照）。 (二)又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本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適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有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除不成立誹謗罪，亦不成立公然侮辱罪。換言之，若言論內容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而評論，或發言過程中之夾雜論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即不能不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此時不能將評論自事實抽離，而不論事實之真實與否，逕以「意見表達」粗俗不堪或參有些許謾罵，即論以公然侮辱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就被告於系爭言論中稱「別給沒有醫德余醫師看病」部分，對身為醫師之告訴人而言，其指控不可謂不重，而已影響其名譽，但自系爭言論之整體脈絡而言，被告係於查證後始發現有其他醫師對於嬰兒使用Peace藥水持相對否定態度，且門○醫院之藥袋所載副作用亦與其他醫師所告知者及仿單所載不同等情業如前述，而以該等事實為基礎而評論告訴人沒有醫德，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已難認構成公然侮辱罪；況對於Peace藥水是否得用於嬰兒之問題，衛生福利部之看法模糊、卓○勳及張○芳則持相對否定態度等亦業如前述，告訴人則於偵訊時稱：對鼻塞來說Peace藥水是最好的用藥，我從87年開始當醫師到現在，只要是適應症我都會用Pe ace藥水等語(偵字卷第19至20頁)，差別頗大，顯見此問題在醫界亦無絕對定論，是被告雖以沒有醫德等語發表涉及對告訴人之負面評價，可能造成告訴人之精神上不悅，然此對於我國就Peace藥水之用藥標準、副作用之應告知範圍、廣大家長對於該藥水之注意意識等，或仍有促進公共思辯之輿論功能及衍生之正面價值，是即便本案之發生與結果對被告及告訴人而言可能都是痛苦非常、兩敗俱傷，惟依上開憲法法庭判決要旨，仍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伍、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調查結果，尚不足形成被告之系爭言論對告訴人構成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罪責之確信。是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立中、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2025-03-14

HLHM-113-上易-77-20250314-1

易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82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AZMATULLAH KHAN（中文姓名：安曼圖）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8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AZMATULLAH KHAN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AZMATULLAH KHAN前因細故對告訴人即同案被告AMITAVA MIDDYA（中文姓名：米提瓦，AMITAVA MI DDYA所涉傷害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理）心生不滿，於民國11 3年2月27日上午11時許，在新竹市○區○○街00號之GRADUATE 宿舍106室門口，竟基於傷害之犯意，AZMATULLAH KHAN徒手攻擊AMITAVA MIDDYA，致AMITAVA MIDDYA受有右側第三指擦傷0.5x0.1公分、右側手肘擦傷1x0.3公分、右側額頭擦傷1. 5x0.1公分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要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AMITAVA MIDDYA之指訴、證人SINGH SAHIL、利紫晴之供述及健新耳鼻喉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發生推擠，惟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時我本來正在講電話，告訴人一直在我附近走來走去，突然就推我的肩膀，後來還有用拳頭打我左側頭部上方，我就把告訴人推開，我推開之後告訴還是一直打我，所以我持續把告訴人推開，我都是推告訴人的胸口位置，告訴人頭部為何受傷我不知道等語。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本具有未盡公允之疑慮，是除其指訴本身須無重大瑕疵外，尚應調查其他證據，彼此相互利用補強而達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判決。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時指稱：當時我要去廁所，被告在106室門口講電話，我經過他之後，他先用印度語罵我，我問他為甚麼罵我，因為我們3個月前就有嫌隙，所以我們吵了起來，他先推了我，而後我們互相推擠，就打了起來，我只有拿塑膠製品打他頭部，被告拿手機打我的下巴，我頭部、左側臉部、頸部、嘴巴、右手肘、右手中指、背部擦挫傷等語（偵字卷第8-9頁），並提出健新耳鼻喉科診所113年2月29日診斷證明書1份（偵字卷第13頁）在卷可據。是告訴人係稱被告「用手機打我的下巴」、「嘴巴受傷」，然觀之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就頭頸部之傷勢「頭痛、頸部疼痛」之記載均為病患主訴，非出於醫師之診斷；醫師雖另記載「右側額頭擦傷」，惟此與下巴部位不同，則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傷勢，顯與告訴人警詢時指稱被告係攻擊其下巴部分不符。再者，上開診斷證明書係於113年2月29日作成，惟並未記載告訴人嘴巴有何傷勢，告訴人卻於113年3月4日警詢時指稱嘴巴受傷，並有113年3月3日員警拍攝之告訴人嘴巴傷口照片在卷可佐（偵卷第19頁），實難認告訴人嘴巴傷勢與本案被告、告訴人間之衝突有關。是告訴人之指訴案發過程、受傷部位是否真實，顯有可疑。　㈡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本院審理時供稱：是告訴人先推我以及打我，是因為告訴人打我，我才把告訴人推開，我沒有打告訴人，過程中我只有把告訴人推開，我認為我是自我防禦等語（偵字卷第4-7、28-29頁，本院卷第152-154頁），亦提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113年2月27日普通診斷證明書以佐證其受有頭部挫傷、頸部擦挫傷、手部擦挫傷等傷害（偵字卷第12頁），是依被告所述，其與告訴人或係互毆或係正當防衛，則告訴人與被告就案發經過之情形陳述顯有不一。又證人SINGH SAHIL於警詢時證稱：113年2月27日11時許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衝突時我不在場，當時詳細情形我不知道等語（偵字卷第37頁）；證人利紫晴於警詢時證稱：我們學校的學生互毆，警方請我說明，當時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時，我不在場，事後約當日13時30分有一位學生胡赛恩( 埃及人，已經畢業回國了），告知我說宿舍内有人吵架很大聲，我便前往查看，我到場後看他2人在吵架，因為我們語言不通，我也不清楚2人傷勢為何，我就將此事回報給學校軍訓室等語（偵字卷第41頁）。是證人SINGH SAHIL案發時並不在場而未目擊案發經過，證人利紫晴雖稱有學生互毆，然亦表示僅於案發同日13時30分後始到場，可認其於衝突發生時亦不在場。則案發經過究竟係被告與告訴人互毆，或是被告單方面毆打告訴人，亦或是告訴人先行推擠、毆打被告脖子，致被告受傷，且因處於現在不法之侵害下為正當防衛而有毆打告訴人之舉止，均無客觀事證可資判斷，而有未明，自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即認定被告有基於傷害之故意毆打告訴人頭部而有本案傷害犯行。五、綜上所述，本件尚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即推測被告有為公訴意旨所指基於傷害犯意出手毆打告訴人之犯行，至告訴人雖受有右側第三指擦傷0.5x0.1公分、右側手肘擦傷1x0 .3公分、右側額頭擦傷1.5x0.1公分等傷害，亦不能排除係被告出於正當防衛或其他原因所致，故公訴人就被告被訴傷害犯行部分所提出之證據或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條文及判決意旨，礙難僅憑推測或擬制之方法，即率為被告有罪之論斷。被告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罪疑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及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沛螢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宜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耀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2025-03-14

SCDM-113-易-882-20250314-1

聲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4號聲請人洪秀薇代理人陳俊翰律師被告周濤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洪秀薇因被告妨害婚姻及家庭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3年12月16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 845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 4453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民國112年5月30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洪秀薇以被告周濤涉犯刑法第237條後段相婚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44539號為不起訴處分，嗣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845號處分書駁回聲請，而聲請人於上開處分書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刑事委任狀及蓋有本院收狀戳章日期之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各1份在卷可參，是聲請人本案聲請，與上揭程序規定核無不合，即應由本院審究其聲請有無理由。二、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案外人李一恒（涉犯重婚罪部分，另經桃園地檢署以113年度偵字第44539號提起公訴）已於 71年1月20日與聲請人在華盛頓完成結婚程序，為有配偶之人，且李一恒尚未與聲請人辦理正式離婚或是登記離婚，被告竟基於相婚之犯意，先於101年11月7日在大陸地區與李一恒結婚，並於102年11月18日至戶政事務所申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37條後段相婚罪嫌。三、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既知悉李一恒係在美國結婚，其於與李一恒結婚前，即應詢問李一恒是否已在美國辦妥離婚，並要求李一恒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自無可能草率為之。又被告辯稱李一恒曾口頭告知並提出未婚證明，然該未婚證明是否屬美國官方證明文件，是否確實存在於偵查卷宗，聲請人均無從確認，倘檢察官僅聽信被告說詞而未命其提出該未婚證明，即顯有調查程序未完備之處。況倘被告所稱之未婚證明非美國官方證明文件，而係經我國公證人公證之文書，則被告辯詞更屬不可採信，蓋被告知悉李一恒係於美國結婚，自無從僅憑李一恒出具我國單身證明，即相信李一恒已於美國完成離婚手續。被告既知悉李一恒有於美國結婚，卻未於與李一恒結婚時要求提出已在美國離婚之證明文件，而未為任何查證，即全然相信李一恒之說詞，縱無直接故意，亦係基於僥倖心態而至少有間接故意，原不起訴處分輕信被告、李一恒之說詞，未就前開疑點查明，是有不妥，請准予聲請人提起自訴等語。四、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亦即如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準此，法院就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 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 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所謂之「有犯罪嫌疑」，雖不以確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判決之確信為必要，惟仍須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有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五、經查：　㈠按犯罪之成立，應具備各個罪之特有要件外，尤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一般要件，如某種犯罪必以他人之身分始能構成者，則以明知他人有此身分者，方能成立，否則對於犯罪客體欠缺認識，即非出於故意之行為（最高法院27年非字第15號判決參照），刑法第237條後段雖處罰相婚者，然該法條既無處罰過失犯之特別明文，則行為人須有犯罪之故意者始得成立。又按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不但直接故意，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間接故意，亦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犯人本意始成立，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在犯人主觀上確信其不致發生者，則應以過失論（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3242號判決參照）。是刑法第237條後段必以知悉他人為有配偶之人始能成立，如對於他人係有配偶之人欠缺故意，即不成立相婚罪。　㈡聲請人與李一恒有於71年1月20日在美國華盛頓辦理結婚，有聲請人提出之結婚證書及其譯文各1份（見他字卷第13至15 頁）可證，並經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無誤（見他字卷第17頁），而聲請人與李一恒雖未於我國辦理結婚登記，惟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但書規定，其等婚姻之成立既符合舉行地法，且嗣後未曾辦理離婚程序，此與李一恒於偵查時供承之情節相符，堪認李一恒自71年1月20日起即為有配偶之人，且其配偶為本案聲請人。　㈢又李一恒於偵訊時供稱：我誤以為分居超過10年就等於離婚，當時我父親身體不佳，我就希望可以再娶一個照顧我父親，便回臺灣辦理單身證明，並告知被告美國的事情已經解決，我有單身證明，可以在大陸地區結婚後再回臺灣登記。被告知道我有在美國結婚，但因為我告訴他我已經處理好，且我有提出單身證明與被告查看，我們才在大陸地區登記結婚等語（見他字卷第48至49頁），而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知道李一恒有結婚，但他跟我說他已經離婚了，也有拿未婚證明給我，後來我收到家事法庭書信，看到裡面內容才知道李一恒沒有離婚，所以我就向李一恒提離婚等語（見他字卷第 50頁），佐以李一恒之個人戶籍資料，其上僅記載有於101 年11月7日與被告結婚登記之事，並無記載有與聲請人結婚登記一事，足證被告主觀上確信李一恒所述已離婚而可與其結婚之辯解尚與常情無違，是難僅以被告知悉李一恒曾於美國結婚之情，即遽以推認被告於101年間與李一恒辦理結婚登記時，明知李一恒仍為有配偶之人。再者，被告與聲請人互不認識，聲請人則長年居住在美國，而與居住在大陸地區或臺灣之李一恒分居多年，聲請人亦未敘明有何顯現於外之跡證可令被告於結婚前足以懷疑李一恒尚有與聲請人往來或其等婚姻關係仍存續之情事。是以，被告於李一恒表明已離婚後未曾懷疑李一恒所述是否為真，抑或進而向李一恒要求查看離婚協議書等相關文件乙節，亦非與常理相違，是聲請意旨上開所指，難認有據。　㈣況被告早於113年6月12日即與李一恒離婚，而聲請人提起確認李一恒與被告間婚姻無效之民事訴訟係於114年2月27日宣判，本案檢察官第一次偵訊則為113年7月10日，顯見被告於獲悉李一恒有重婚情事之113年6月6日（見他字卷第50頁）後之不久時間，即立刻與李一恒辦理離婚登記，益徵被告主觀上應無與重婚被告相婚之故意。準此，被告於與李一恒辦理結婚登記時，主觀上是否確悉李一恒仍在婚姻關係中而為有配偶之人，尚非無疑。是聲請人既無法證明被告主觀上有與有配偶之人相婚之認知，自難僅憑其客觀上與有配偶之人結婚之行為，遽以相婚罪之罪責相繩。六、綜上所述，本院認本案並無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等得據以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依卷證資料所載，尚不足使本院達於被告有涉犯相婚罪嫌而應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是聲請人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不當之處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謝喬亦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4

TYDM-114-聲自-4-20250314-1

聲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2號聲請人張美玲代理人劉秋絹律師丁偉揚律師陳瀅芝律師被告廖挹菁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涉犯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7號駁回再議處分（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06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告訴、告發被告張美玲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月12日以 112年度偵字第3606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於113年3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7號處分書駁回再議，前開處分書於113年4月3日送達聲請人，嗣聲請人於113年4月11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等件在卷可稽，是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先予敘明。二、告訴、告發暨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原告訴、告發意旨略以：被告廖挹菁原為臺北市○○區○○街00 巷0弄0號3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同案被告蔡馨毅、蔡岫洋為被告廖挹菁之子，蔡岫洋與聲請人即告訴人張美玲之女林雅婷前為配偶。詎被告廖挹菁（下稱被告）與蔡岫洋、蔡馨毅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⒈被告與蔡岫洋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8年9月6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由蔡岫洋透過林雅婷向聲請人張美玲佯稱：被告欲將本案房屋贈與蔡岫洋，但需商借新臺幣(下同)120萬元(下稱本案借款)用以支付本案房屋之贈與稅云云，致聲請人陷於錯誤，因而同意將本案借款先匯款予林雅婷，再由林雅婷轉給蔡岫洋作為繳納房屋贈與稅使用。嗣聲請人察覺被告無故撤銷對蔡岫洋關於本案房屋之贈與，並於取回已繳納之贈與稅款後，旋將本案房屋過戶予蔡馨毅，遲未將本案借款歸還予聲請人，始悉受騙，因認被告廖挹菁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⒉被告與蔡馨毅明知渠等間並無買賣本案房屋之真意，竟仍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月6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委託不知情之代書人員製作不實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下統稱本案契約文件）後，持以向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行使之，使不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將此不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之土地與建物之謄本及所有權狀，因認被告廖挹菁涉犯刑法第216條、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㈡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於本案房屋已於108年9月6日委由代書繳交文件予地政機關後，旋於同年9月10日撤銷過戶，顯係欲與蔡岫洋共謀詐取稅款（指本案借款），另被告廖挹菁持以作為抵銷其代償蔡岫洋欠款之借貸款項明細，屬事後製作，不足採信；而同案被告蔡馨毅並無資力購買本案房屋，原處分認被告與蔡馨毅無偽造文書，有違經驗法則，故原檢察官對被告為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駁回再議之處分，均有違誤，爰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四、本院依職權調閱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6065號、高檢署 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187號偵查卷宗，經查：　　　㈠聲請人之告訴、告發意旨，業據原不起訴處分略以：　　⒈依卷內事證可認，蔡岫洋於108年8月30日向黃之迅及陳宥綺借款1,000萬元並以本案房屋作為擔保後，又於108年12 月6日與黃之迅及陳宥綺簽立和解契約書，由被告、廖馨毅及被告之胞弟廖威臻代為清償前開借款，蔡岫洋與黃之迅、陳宥綺簽前開和解契約書之時間係108年12月6日，而被告收取本案房屋退稅款項之日期係109年2月13日，是被告於收取前開撤銷贈與之124萬9,285元退稅前，即已幫助蔡岫洋償還上開債務乙情，堪以認定。　　⒉稽之和解契約書記載略以：「茲因第三人廖挹菁願意贈與乙方（即同案被告蔡岫洋）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3 樓之房地並簽訂贈與契約，乙方持相關贈與文件交付甲方並向甲方借款新台幣九百七十萬元用以支付相關過戶費用及個人公司支出，並約定贈與完成後將向金融機構貸款還款甲方之約定，嗣後因第三人廖挹菁向地政機關異議，現雙方達成和解如下：...（下省略）」等內容，再參酌借貸款項明細說明記載略以：「項次1、借款契約書編號1、貸與人廖挹菁、借用人蔡岫洋、明細金額NT1,249,285、原委說明：1.『貸與人』過戶予『借用人』之協議條件：『借用人』須以『貸與人』名義，支付『贈與稅金』。2.『借用人』向『和解協議書之甲方借款』其金額含『贈與稅金』。3.『贈與撤銷』與『執行退稅』其『贈與稅金』退至『貸與人』（退款完畢，本項金額，當自扣減）」等內容，上開文件業有被告、同案被告蔡岫洋簽名，可知被告認知房屋稅的繳款來源是聲請人借款所得，撤銷贈與後，所收受的贈與稅應作為抵銷之用，所以才會將這筆退稅款留存下來等辯詞，尚非子虛，益徵被告於蔡岫洋向聲請人借款當時，主觀上並無與蔡岫洋共同意圖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聯絡。　　⒊雖證人林雅婷於本案民事訴訟、偵訊時均證稱：因為公司有股東打電話給被告表示蔡岫洋在外積欠債務，要把房子拿去抵押，被告知悉後，擔心本案房屋會遭蔡岫洋敗掉，因此就向伊與聲請人說幫忙阻止過戶給蔡岫洋，之後被告有去阻止，沒有成功過戶；本案係蔡岫洋透過伊向告訴人去借款，說要支付本案房屋贈與稅，告訴人匯款給伊之後再轉匯給蔡岫洋等語。證人林雅婷之證詞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將本案房屋撤銷贈與給蔡岫洋之事由，係因蔡岫洋另有積欠債務，被告為免本案房屋過戶予蔡岫洋後，即隨蔡岫洋作為抵押擔保或償債之用，乃撤銷贈與本案房屋，尚無法證明被告自始即有以撤銷贈與作為取得聲請人所提供之借款乙情。此外，聲請人並未提出實證可供佐認被告於自始之初，即知悉本案借款係由聲請人交付提供予蔡岫洋作為本案房屋之贈與稅使用，甚或與蔡岫洋共同參與向聲請人商借本案借款之行為。是被告於蔡岫洋向告訴人借款之初，是否即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尚非無疑。　　⒋綜上，依憑卷內既有事證，尚難僅憑聲請人之片面指訴或以擬制推測之方式，而率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之犯行。　　⒌針對被告遭指涉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部分，經觀諸卷附本案民事訴訟卷宗資料，關於本案契約文件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部分，其承買人與立約人（買方）為「蔡馨毅」，出賣人與立約人（賣方）為「廖挹菁」，而本案契約文件之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部分，其買受人為「蔡馨毅」，出賣人為「廖挹菁」，且該等文件皆係由該2人自行簽署及用印，並委託代書人員據以辦理後續本案房屋之買賣及過戶等程序。從而，本案房屋之相關交易買賣及所有權移轉等事宜，既係由其等親自簽署及用印，則當難認其等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　　　再參以前開本案民事訴訟卷宗資料，除本案契約文件外，尚附有不動產代辦費用收據、被告所有之第一商業銀行00 000000000號帳戶與蔡馨毅所有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00000 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交易明細，以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非屬贈與財產同意移轉證明書等資料，其中不動產代辦費用收據顯示蔡馨毅確曾委託地政士事務所人員代為處理本案房屋之土地與房屋移轉登記、抵押權設定登記及實價登錄代理申報等程序；而被告與蔡馨毅前開金融帳戶之內頁交易明細可知，蔡馨毅係分別於111年1月6 日、111年1月27日、111年3月18日及111年5月3日分別轉匯220萬元、286萬元、70萬元及800萬元至被告所有之帳戶內，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非屬贈與財產同意移轉證明書則係由被告將本案房屋中之用印款244萬元，以無償免除買賣價金視同贈與之方式予以免除。準此，被告與蔡馨毅就本案房屋之買賣交易，既可提出相當事證據以佐證，即難遽認渠等於客觀上已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　　　即便告發意旨認本案房屋之實際交易日期(即111年1月6日)與原因發生日期(即111年3月12日)有所落差，然按照一般房屋交易流程及實務經驗，買賣雙方於簽訂房屋買賣契約後，須先向戶政機關申請印鑑證明，隨後向稅捐機關申報土地增值稅與契稅，以及向地政機關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最後再前往國稅局單位申辦交易所得稅(即房地合一稅)等相關法定程序，過程中均需耗時處理，且上開兩日期之間歷經數週例假日，亦適逢農曆春節假期與和平紀念日連續假期等政府行政機關非日常辦公時間，又本案房屋於辦理所有權移轉之過程，被告與蔡馨毅皆係委由代書人員協助處理，故房屋之實際交易日期與原因發生日期並非顯示於同一日，自無違反常理，況上開兩日期之差距並未有明顯異常過大之情事。據此，本案要難遽論被告有何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是依現有客觀事證以觀，並不足以認定被告有告訴及告發意旨所指之具體犯行，應認其犯罪嫌疑均不足。　㈡聲請人之再議意旨，業據原處分略以：　　⒈依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責原理，被告既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且聲請人於偵查中就「被告與同案被告蔡岫洋，自始即共謀以假贈與而行真騙款」之指訴，未能提出實證以佐其說；本案亦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於「同案被告蔡岫洋繳納房屋贈與稅的款項係向聲請人所借貸」乙節，主觀上知情，客觀上有共同參與借貸行為；再者，全卷證據資料又可對被告為有利之存疑，復查無其他具體事證，足認被告有何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被告犯罪嫌疑，尚有不足。　　⒉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得視案情具體需要，決定有無傳訊被告、告訴人及相關證人或令對質等偵查作為之必要，苟依卷證資料已足為判斷被告犯罪有無之依憑，即使未進行聲請人要求之證據調查，亦不能指檢察官職權之行使有何違法失當。是聲請人於再議意旨指摘：原檢察官未傳喚于松成出庭作證，也未讓聲請人與被告當庭對質部分，核屬檢察官偵查之職權。再者，證據之調查方法、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不起訴處分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檢察官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足資認定證人林雅婷證詞之證明力與被告刑責之有無，並於不起訴處分書詳細說明認定之理由及依據，自無由遽指為有偵查不完備之違誤，亦不容漫指原處分有何違法或不當。是原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核其證據調查、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採證認事即無不合。至聲請人其餘再議意旨所指，或屬陳詞，或屬個人片面之法律思維及主觀認知、臆測與意見，核與本案罪責之認定無必然關聯，均不足以動搖或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自無從變更原處分之認定。　㈢本件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上開卷證核閱屬實，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聲請人所指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自難認本件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調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尚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　㈣至聲請雖再以上開聲請意旨，主張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然：　　⒈針對聲請人指稱被告有如上開理由欄二、㈠、⒉所指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部分，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中，就被告與蔡馨毅就本案房屋確屬真實買賣，且有如原不起訴處分書內所詳列，經檢察官調閱本案房屋另案民事事件卷宗內所得之書證及物證，作為認定被告與蔡馨毅間就本案房屋買賣確有核實之買賣金流之依據；則聲請人在尚無充足依憑可佐下，逕認蔡馨毅並無資力購屋，徒指被告與蔡馨毅間就本案房屋買賣及移轉登記之原因為虛，從而率認被告與蔡馨毅間就本案房屋所為之買賣及移轉登記均屬虛偽而涉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並無理由。　　⒉針對聲請人指稱被告有如上開理由欄二、㈠、⒈所指詐欺取財罪嫌部分，本院除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均已就被告何以無成立聲請人所指詐欺取財犯嫌之理由，詳予論述外；另觀諸林雅婷於本案房屋另案民事事件中所提出，有關本案房屋何以原欲由被告贈與蔡岫洋，被告嗣卻未依約移轉登記予蔡岫洋此等緣由之答辯內容可知，本案房屋原係由被告贈與蔡岫洋，並經蔡岫洋向聲請人借款12 0萬元以供繳納贈與稅之用，後因林雅婷發覺蔡岫洋對外債務龐雜，遂邀同聲請人請被告勿完成贈與本案房屋予蔡岫洋之移轉登記事宜，被告因此於108年9月9日以「印鑑變更」方式欲撤回原贈與之意，此有林雅婷答辯狀及被告之異議書各1份在卷可參（見他卷第381、383頁）。是依林雅婷此部分所為之書面陳述更可認，斯時係林雅婷與聲請人因認蔡岫洋欠有外債，從而請被告勿完成本案房屋對蔡岫洋之贈與移轉登記，而非被告在林雅婷或聲請人均不知情下且毫無合理原因下，逕自撤銷本案房屋之贈與，更亦難認被告在蔡岫洋向聲請人借貸120萬元，以供繳納本案房屋贈與稅之際，其主觀上有何與蔡岫洋共謀向聲請人以贈與為由借款，藉此詐取該120萬元之詐欺取財犯意可言。至被告嗣因撤銷贈與後，經主管機關退還該等贈與稅額，惟該等退稅款項迄今尚未償還聲請人部分，應屬其等間就該筆退稅款項所生之民事糾紛，尚不影響被告就此部分尚無充足犯嫌之認定。五、綜上所述，依本件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未達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曾煒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潘瑜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4

TYDM-113-聲自-32-20250314-1

侵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妨害性自主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16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相錡選任辯護人蘇明淵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84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對於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為性交，共二十九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共二十六罪，各處有期徒刑柒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其餘被訴部分均無罪。　　事　實甲○○與代號AE000-000號之女子（民國00年00月○日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日之實際日期均詳卷，下稱A女）於110年3月27日交往成為男女朋友，於110年12月25日分手(第一次交往)，後又於1 11年10月29日再次交往至112年6月7日分手(第二次交往)，竟為下列行為：㈠、甲○○明知A女於110年3月27日起至同年10月○日前1日止，為未滿14歲之人，性自主能力及判斷能力尚未成熟，竟為滿足自己之性慾，基於與未滿14歲女子性交之犯意，在甲○○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住處或其他處所，經徵得A女之同意後，以其性器官插入A女性器官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29次（第一次交往期間中110年3月27日至31日以1次計算，1 10年4月1日至8月31日每月4次，共計20次，110年9月1日至2 7日以4次計《按A女於110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下稱臺北少觀所〉留置》，110年10月3日至○日前1日以4次計）。㈡、又明知A女於110年10月○日至12月25日、111年10月29日至11 月30日、112年3月1日至6月7日，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性自主能力及判斷能力仍尚未成熟，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在其上開住處或其他處所，經徵得 A女之同意後，以其性器官插入A女性器官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26次（第一次交往期間中110年10月○日至110年11 月30日以4次計，110年12月1日至25日以4次計，第二次交往期間中111年10月29日至31日以1次計算，111年11月、112年 3月至5月，以每月4次計，共計16次，112年6月1日至7日以1 次計）。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49至1 50頁），核與證人A女於警詢時、A女之母（代號AE000-000A ，下稱B女）於偵訊時證述之情節（見他字卷第35頁及背面，偵卷第23至27頁）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摘要表及性侵害通報表在卷可稽（見不公開偵卷第9頁、第11頁），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二、論罪科刑：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㈠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就犯罪事實㈡部分，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被告就犯罪事實㈠所為之29次犯行及㈡所為之26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查被告所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參以被告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顯具悔意，因認縱科以最低度刑3年有期徒刑，猶嫌過重，爰就被告所犯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㈢、爰審酌被告為圖一己性慾之滿足，竟於A女未滿14歲及甫滿14 歲後為性交之行為，戕害A女身心發展之健全，犯罪所生危害非輕，且迄未與A女及B女達成和解。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參酌其自陳之學歷及工作（見本院卷第 150頁），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類型、態樣、手段、所侵害法益、責任非難程度及犯罪時間，再斟酌被告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後，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㈣、另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壢金簡第61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2年11月3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至 15頁），而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迄今未滿5年，顯不符合緩刑要件，自不得宣告緩刑，併予敘明。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　　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性自主能力及判斷能力仍尚未成熟，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2年2月1日至28日，在其上開住處或其他處所，經徵得A女之同意後，以其性器官插入A女性器官之方式，對A 女為性交行為4次。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A女於警詢時之證述、B女於偵訊時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其於上開時間未與 A女發生性行為等語。經查：㈠、A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2年2月收容於臺北少觀所，112年2 月底出所後返回我媽媽即B女家中居住2天，後來才找被告在桃園市中壢區同住等語（見偵卷第23頁背面至25頁），而A 女於112年2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係收容於臺北少觀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全國前案資料查詢表（見本院不公開卷第10至13頁），而衡諸常情，臺北少觀所出入均有管制，且其內管理甚嚴，不可能任由他人與收容之少年在內發生性行為，被告於112年2月1日至23日自無可能在臺北少觀所內與A女發生性行為。又A女於112年2月23日出所後既係返回B女家中居住2日嗣後才前往與被告同住，自難認被告於A女返回B女家中居住期間曾與A女發生性行為。是A女於警詢時之證述不足證明被告自112年2月1日起至2月28日止曾與其發生性行為4次。另B女於偵訊時僅證稱其因其他家屬告知而知悉被告與A女曾經發生性行為等語（見他字卷第35頁背面），亦不足證明被告自112年2月1日起至2月28日止曾與A 女發生性行為4次。因此，檢察官所舉上開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於上開期間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4次之犯行。㈡、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自112年2月1日起至2月28日止曾與A女發生性行為4次，涉犯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4次犯嫌，所舉相關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不能證明被告有此部分犯罪。從而，被告此部分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對被告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慎重。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3項、第59條、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玉勛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張明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芷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14

TYDM-113-侵訴-16-20250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