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具體危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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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8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曉婷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 57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曉婷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曉婷可預見衛生紙為易燃物，稍以火信點燃即可引發火勢，且在旅館房間內燃燒衛生紙等易燃物，易致火勢延燒而生公共危險，仍基於放火燒燬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8月8日16時11 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以琳商務旅館609號房（下稱本案旅館）內，因與旅館人員有所爭執，且見警員到場處理，竟一時氣憤失控，將旅館內之衛生紙淋上精油後，以點火器點燃衛生紙，詎火勢延燒並導致房門受燒燻黑，致生公共危險。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旅館人員徐若恩於警詢時之陳述、證人即員警陳榮華於偵查中之證述、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現場照片等件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地，持點火器點燃淋上精油之衛生紙，並致本案旅館房門因而受燒燻黑等事實，惟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當天我心情很差，就吃了很多安眠藥，情緒比較激動，後來退房時間要到了，旅館人員請我退房，我告知對方我要多住一天，晚點會付錢，但旅館的人態度很差，我們就發生口角，旅館人員報警處理後，到場處理的員警還嘲諷我，我受到他們的言語刺激，想要嚇嚇他們，於是就拿衛生紙淋上按摩的精油點火，但我馬上想到這棟大樓裡面還有很多人，就趕快拿毛巾要把火撲滅，我沒有要傷害別人的意思，員警看到我點火後叫我開門，他們進房後就用腳把剩下的火苗踩滅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前揭時、地，持點火器點燃淋上精油之衛生紙，並致本案旅館房門因而受燒燻黑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訴字卷第37頁），核與證人徐若恩於警詢時、證人陳榮華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1至23頁、第175至1 76頁），是此節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刑法第175條第1項所規定，放火燒燬住宅或建築物或大眾交通工具以外之客體，必須「致生公共危險」，犯罪始能成立，屬於具體危險犯，並區分放火之客體為「他人所有物」或「自己所有物」而異其罪名及法定刑。所謂「致生公共危險」，係指對於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危險；又既係具體危險犯，該危險狀態之有無，並非立法上之擬制，而是構成要件之一部分，審判者必須個案判斷，並說明危險已經出現之所憑及理由。行為人對於本條所指之客體，放火而燒之，倘火勢不能漫延，並未致生公共危險，如為他人所有物，僅得論以毀損罪，如為自己所有物，則不成立犯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3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本罪既以「燒燬」為要件，即應以該他人所有物經火力燃燒，而喪失物之主要效用為必要，然公訴意旨所指本案旅館房門「受燒燻黑」之情形，由卷附現場照片觀之（見偵卷第13 7頁），該房門雖確有局部燻黑、變色，然該部分所佔面積不大，且似非不得以擦拭方式予以清除，亦未見因火力燃燒而變形之情，故本案被告點火之行為，是否確已使本案旅館房門阻隔外部公共走道之安全防衛功能，或其裝飾空間之美觀效用喪失，而達燒燬之程度，尚非無疑。　⒉又關於本案案發經過，證人陳榮華出具職務報告及於偵查中證稱：我們接獲通報到場，處理房客與旅館間的糾紛，當時門上鎖，房門有繫鐵鍊，我們看到被告蹲在門口好像在剝藥，說要把全部的藥吃掉，於是就試圖聯繫看能不能請她家人把她帶回去，後來我們從門口底下看到有亮一下，有火勢的感覺，就叫被告趕快開門，被告就自己把鐵鍊打開，進去房間後我們看到在門的後面有火堆，已經燒起來了，因為火勢還蠻小的，我同事就趕快用腳踩滅，被告也沒有繼續點火等語（見偵卷第33頁、第175至176頁），核與被告前揭所辯情節大致相符，是此部分事實經過亦堪認定。則被告本案雖係於衛生紙上潑灑精油，而以此方式助燃，然該精油成分經送鑑定後，分析結果並未檢出易燃液體，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證物鑑定報告可憑（見偵卷第109頁），再者，被告引燃之衛生紙數量甚微，所引起之火勢僅足以使一旁之毛巾局部碳化，且該起火處周遭並無極易起燃之其他物品，有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37頁），衡以員警進入房間後，當場即可於極短時間內以腳踩方式熄滅火苗，甚且不需其他滅火器具，顯見被告所引起之火勢，客觀上不易延燒而波及其他物品，更遑論延燒至建築物。　⒊再觀諸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人員於火災後勘察現場之結果略以：勘察現場，發現僅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6樓609號房門口處有受火熱燒損，火勢未波及他戶，燃燒後由外貌觀察，未發現117號有明顯燒痕等情，有前揭火災證物鑑定報告在卷可佐（見偵卷第73頁），由此益見被告本案放火行為，是否有延燒而造成其他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身體、財產受損之具體危險，顯非無疑，難認已合於「致生公共危險」之構成要件。　⒋此外，被告於點火後，因員警眼見有火光竄出，便喝令被告打開門鎖，被告聞言後隨即將本案旅館房門之鐵鍊解開，讓員警進入其房內以腳踩滅火苗，且此後被告亦無再試圖點火之舉措等節，業據證人陳榮華證述如前（見偵卷第33頁、第 175至176頁），果若被告有意引發火勢延燒波及其他物品或本案旅館其他房間，自無配合員警要求開啟房門令其等入內滅火之理，堪信被告辯稱：我只想要嚇嚇警察而已，點火後我馬上就想到這棟大樓裡面還有很多人，就拿毛巾滅火，沒有想要造成人員傷亡等語，尚非無據。是被告是否具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之主觀犯意，亦屬有疑。　㈢從而，客觀上本案旅館房門受燃燒之情形，是否確已達燒燬之程度，被告所引燃之火勢，是否確有延燒其他物品或建築物而致生公共危險之可能，乃至於被告主觀上是否確具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主觀犯意等節，均容非無疑，且刑法第17 5條第1項所定之罪，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是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自難遽憑卷內事證，而以刑事責任相繩被告。　㈣被告本案行為思慮不周，引起社會秩序紛擾，固屬不當，惟仍可藉由刑法以外之法規範（如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制裁，尚難動輒訴諸刑罰，俾符刑法之謙抑性原則，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客觀上未能達到使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之懷疑，而可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韋誠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孫立婷　　　　　　　　　　　　　　　　　　　法　官　何信儀　　　　　　　　　　　　　　　　　　　法　官　黃皓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宜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2025-03-21

TYDM-113-訴-808-2025032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秩序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46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駿騰（原名林宗賢）選任辯護人郭紋輝律師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40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林駿騰（原名林宗賢）、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下簡稱被告4人）等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林駿騰、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於員警到場後，仍辱罵杜雍晟，且欲出手毆打杜雍晟，係因員警攔阻始未打到，此行為即屬「脅迫」。上開行為均有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上附記「叫囂」、「大聲」、「造勢」、「干擾」、「不顧警方勸阻」等用語可佐，原審認定未達「脅迫」顯屬不當，應予撤銷等語。　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判決已詳細敘明依據杜雍晟之證述、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結果可知，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到場時，員警早已到場，杜雍晟與林駿騰間之衝突更已結束，現場已無暴力行為，員警密錄器錄影內容或有不明人士謾罵三字經之髒話，聲量或大，但尚難認屬「脅迫」行為，杜雍晟亦未曾因此而有畏懼之情，無法認定被告4人有何強暴、脅迫之行為，且密錄器影像註記，並無實際說明「叫囂」、「大聲」、「造勢」、「干擾」、「不顧警方勸阻」之實際行為，難為不利於被告4 人之認定，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已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復按刑法第150 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 1 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查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 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細觀員警密錄器翻拍照片（見偵字卷底71-83頁）可知：該時約有2輛警車、員警至少有4人（即翻拍照片中有3人著黃色員警雨衣、另尚應有蒐證身掛密錄器之員警）到場，約與本件被告4人人數相同，且由員警可攝得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到場畫面可認員警早於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到場，故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下車後，被告4人主要說話、動作對象，除李繼浩曾經與彭詩晴對話外，其餘均與員警為對話對象，其中林文祥質疑員警後，隨即遭員警反剪壓制，其餘亦與員警1 對1交談、對話，或遭員警拉手、相互隔離，並無4人同聚而施強暴、脅迫他人之情，尚屬單一人之「叫囂」、「大聲」說話，或「造勢」、「干擾」員警、「不顧警方勸阻」。復杜雍晟更證稱：當天只有我與林駿騰互毆，之後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到場後，就沒有人再動手等語（見偵字卷第17 5頁），而以該日為下雨天、上午8至9時間相參，密錄器影像內現場除被告4人、員警、彭詩晴、杜雍晟外，偶有路人途經、車輛甚少，雖引起路人側目，然路人並無何恐慌表情。是因到場優勢警力、提早控場狀況下，被告4人或個別有大聲說話、與員警拉扯之情，但仍難認渠等單一人在場之言語、高舉手部之動作，已產生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則上訴意旨以：員警密錄器翻拍照片、譯文註記可知被告4人於現場叫囂辱罵三字經、脅迫他人云云，尚嫌速斷。三、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或就原判決已審酌說明的事項，再為不同之評價，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4人產生有罪之確信。本院認原審所為被告4人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明志提起公訴、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07號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宗賢選任辯護人　郭紋輝律師被　　　告　林文祥　　　　　　李繼浩　　　　　　楊江弘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9 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宗賢、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緣杜雍晟於民國111年11月7日上午8時49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號處與被告林宗賢因細故發生爭執及肢體衝突，雙方互毆（傷害部分均未據雙方告訴）。被告林宗賢遂打電話通知被告林文祥到場，被告林文祥再邀集被告李繼浩、楊江弘一同前往。被告林宗賢、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在基隆市○○區○○路00號前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對杜雍晟叫囂嗆聲。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信六路派出所員警獲報到場處理，見狀旋即上前勸阻，被告林宗賢、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不聽勸阻仍對杜雍晟叫囂嗆聲，杜雍晟亦回嗆，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員警遂以密錄器蒐證，為警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林宗賢係犯刑法第150 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首謀施強暴脅迫罪嫌、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則係犯同條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丶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宗賢、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分別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4人均就被告林宗賢及證人杜雍晟間當天發生肢體衝突乙事，及被告林文祥知悉上情後夥同被告李繼浩、楊江弘等至前述地點等情供承不諱，並參酌證人杜雍晟之證述、到場執勤員警之密錄器錄影內容、現場照片，及被告林宗賢與林文祥間之通訊內容截圖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林宗賢、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固均坦認當日林宗賢與杜雍晟發生肢體衝突及渠等到場之經過，惟均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被告林宗賢辯稱：員警係早於同案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到場，而其餘被告到場後之情景亦經在場警察全程錄影，並無強暴脅迫情事，自與檢察官所起訴罪名之構成要件無涉，不足證明被告有何起訴罪名之犯行等語。被告林文祥辯稱：伊當天與同案被告林宗賢通話時聽到爭吵聲音，伊查看同案被告林宗賢的手機定位，就立即與同案被告李繼浩、楊江弘趕往現場關切，到場時員警已經在現場，有看到同案被告林宗弘身上有傷，未見杜雍晟之情形等語。被告李繼浩辯稱：伊當時聽到同案被告林文祥說同案被告林宗賢與人發生衝突，伊就駕車載同案被告林文祥、楊江弘趕往現場，到場時看到同案被告林宗賢與杜雍晟正在互相叫罵，警察在場立即制止伊一行人接近等語。被告楊江弘辯稱：伊當天上班見同案被告林宗賢尚未到，查其手機定位發現其與杜雍晟發生衝突，便上前關心等語。經查：　㈠按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00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2編分則第7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本條構成要件雖無以「致生危害於公安」之文字，但既規範於妨害秩序罪章內，其等聚眾施強暴脅迫之行為，自應造成安寧秩序之危害為要件，以符刑法法益保護原則、謙抑性原則。是本罪性質上屬「具體危險犯」，應於具體個案中判斷行為人強暴脅迫行為，是否造成所欲保護法益發生具體危險之狀態。不應單純以有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實施強暴、脅迫行為即構成本罪，而過度前置處罰，造成無實質法益侵害之行為卻在處罰之列，而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虞。又是否「致生危害於公安」，應綜合現場客觀狀況，包括在場人數多寡、在場人之性別、年齡等、在場人間有無組織化及其程度、有無攜帶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安全之物品及數量、聚集之目的、時間（包含時段、時間長短）、場所、意圖施強暴脅迫之對象，及周遭人、事、物之反應變化等，以資判斷有無致生危害於公共安全、秩序。　㈡極言之，如若僅有多數人同時出現在同一場合，因本罪並無處罰未遂犯，故若別無強暴、脅迫行為，縱可能另有違法行為（如公然侮辱，或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亦非該罪處罰之對象，否則將無端擴張該罪之處罰範圍，甚至影響合法之集會活動，自非修法之本旨。是本件首應審究者，厥為事發當時，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抵達現場後，被告4人在現場有無任何足以評價為「強暴」、「脅迫」之行為。　㈢所謂強暴，係指不法行使一切有形力之行為；所謂脅迫，則係指用言詞或舉動對他人通知惡害事實，使人心生畏怖，以遂行犯罪之目的者而言。公訴意旨並未明確指出被告當時在場有何強暴、脅迫之行為，僅泛稱「叫囂嗆聲」等語，則由公訴意旨之指述，顯無強暴行為，所謂「叫囂嗆聲」倘無構成脅迫之情形，自亦不該當於本罪之處罰。至於是否構成其他犯罪，則屬別事，仍應由檢察官積極舉證、起訴，本院始應就該部分有無構成其他犯罪予以審理、裁判。　㈣證人即當時與被告林宗賢發生肢體衝突之杜雍晟於警詢時證稱：另外3位被告到場後並未對伊施暴，伊與被告林宗賢互毆之後，就在現場等被告林宗賢叫的人到場等語（見偵卷第 16頁至第17頁），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被告林宗賢當時叫另外3位被告到場，因為可能另有鄰居報警，所以另外3人到場時警察也有到場，他們還很囂張對伊嗆聲，但沒有動手打伊等語（見偵卷第41頁），徵諸證人杜雍晟於本案中與本案所有被告均立場相對、利害相反，則其就此部分對被告有利之證述即堪採信。且亦足證明早在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到場之前（渠等3人到場之前，現場發生肢體衝突者僅被告林宗賢、證人杜雍晟，並無3人以上之情形，自亦與檢察官起訴之罪名無涉），被告林宗賢與證人杜雍晟間已停止肢體衝突等情無訛。是參諸公訴意旨及在場證人杜雍晟之證述，被告林宗賢以外之人到場以前，被告林宗賢雖與證人杜雍晟間曾經發生互毆之暴力行為，但於其他被告到場之時間點，雙方早已停手，且其他被告到場後亦無再有暴力行為等情，同可認定無訛。　㈤再按本院製作之員警密錄器錄影內容勘驗譯文（見本院卷第1 15頁至第118頁，經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均於閱覽過影片內容後就本院勘驗譯文內容表示無意見），除有「幹你娘」、「幹你娘老雞掰」等語，及說話聲量較大之情形之外，未見在場任何人（包含員警、證人杜雍晟、彭詩晴）有何言詞或舉動對任何人表達惡害之意；被告4人雖有部分言詞於警方提供之現場錄影中未能清楚辨析確切之用字遣詞，但亦不能因而強行臆測被告4人果有表達加害意思之言行，而濫為對被告4人不利之認定。是單純以較大之聲量說話，或以穢言謾罵，均難認係屬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指脅迫之範疇。　㈥員警雖就密錄器錄影內容製作截圖暨附加文字說明，但所附加之文字說明亦僅提及「叫囂」、「大聲」、「造勢」、「干擾」、「不顧警方勸阻」等用語，但亦未積極指出任何在場被告有用言詞或舉動對他人通知惡害事實之情形。徵諸在場人係因被告林宗賢與證人杜雍晟先發生肢體衝突，故而聚集在該處，是彼此間相互謾罵、提高聲量對話，亦與常情無違，不能僅以此一事實之存在，即認為已構成脅迫之情形，而強行擴大「脅迫」之概念以入人於罪。故員警就密錄器影像所製作之截圖說明，亦不足以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㈦遑論員警係早於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到場乙情，觀諸員警密錄器影像尚有拍攝到被告林文祥等人到場時所乘坐之自用小客車車門開啟、被告林文祥等人下車之過程，即可明瞭（截圖見本院卷第81頁）。換言之，由員警密錄器所攝得之影像，即已包含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到場後之全部情形（在此之前，現場僅被告林宗賢1人與證人杜雍晟雙方而已，更無從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聚集3人以上」之犯罪），由本院勘驗譯文之內容，既全無被告4人任何施加強暴、脅迫之行為，則更不能認定員警到場前，或員警密錄器攝得影片之時間外，被告等人有何其他強暴、脅迫行為，而有進一步調查之必要。　㈧再者，證人杜雍晟自始至終亦從未聲稱因被告之行為而有恐懼之情形，有其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存卷可參，則當日被告 4人縱有污言穢語，亦難認已使證人杜雍晟心生畏怖，而達脅迫之情形。　㈨換言之，本件即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4人於當日有何強暴、脅迫行為，縱有聚眾3人以上之事實，其中雖亦有人口出穢言，但亦不能逕認該當於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犯罪；且因無從認定當場有強暴、脅迫之行為，是亦無同條項前段犯罪構成之可能，一併敘明。　㈩再由員警到場時，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3人方到場、下車之時序，又參諸證人即當時在場之彭詩晴證稱：本件是伊報警，報警是因為被告林宗賢與證人杜雍晟發生肢體衝突等語（見偵卷第32頁、本院卷第121頁），則本件是否因被告林文祥、李繼浩、楊江弘等人於證人杜雍晟與被告林宗賢之肢體衝突結束後，才抵達現場之此一客觀情境，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即無證據證明，自不能過度為對被告4人不利之推論。四、綜上所述，檢察官之舉證雖足認當天案發現場確有被告4人在場，但尚無從證明被告4人有何強暴、脅迫之行為，自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不合，無法使本院就被告4人形成有罪之心證，依上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呂美玲　　　　　　　　　　　　　　　　法　官　李謀榮

2025-03-20

TPHM-113-上易-1946-2025032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92號上訴人即被告林玉通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易字第155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9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林玉通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林玉通（下稱被告）於民國11 3年1月11日上午6時1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0樓之網路E世界網咖內，因不滿店家消費計費方式，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持泡麵碗作勢欲丟擲店員郭蘋美，以此加害身體之行為使郭蘋美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警詢、偵查之供述、告訴人郭蘋美警詢之指述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監視錄影光碟為主要論據。訊之被告堅詞否認有本案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並以：伊當時因為一時生氣，所以作勢要丟告訴人，並沒有恐嚇之意圖等語置辯。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揭時、地，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乙節，業據被告供認在案，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原審審理時所述情節大致吻合（見113年度偵字第13964號卷第25頁正、反面；原審卷第14 0頁至第144頁），復有監視器錄影影像之擷取畫面在卷可佐（見113年度偵字第13964號卷第37頁至第41頁反面），前述事實，洵堪認定，合先敘明。　㈡證人即告訴人郭蘋美就案發經過，於警詢時係證稱：於113年 01月11日1時許在網路E世界網咖（桃園市○○區○○路○段000號 0樓）被告說要買2個小時，時間到了，我就去提醒他，被告就說要買一碗泡麵及再開2個小時，之後時間又到了，我就再去提醒他，他就問我現在幾點，我就回他凌晨5點，他就說早上嗎？我就回他不是，他就說我們收費很奇怪，說3個員工收費不一樣，要我們老闆出來解釋或給他老闆的電話，但我們收費都一樣，只是他都不聽我解釋，我問他還要繼續開嗎？他說要再1個小時，之後我就回到櫃臺，幫他完成開台，那時大約早上6點，他就突然收東西，拿泡麵碗往櫃臺作勢要打我，且一直罵我很難聽的話，我當時感到很害怕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13964號卷第25頁至第26頁）。再於原審審理時經具結證稱：當天被告不是第一次來，我剛開始也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人，那一天，被告先坐在3號桌，我幫他開台，大概開1、2個小時，被告的電腦就不能動，我感覺他不太會用電腦，於是就換一個位置給被告坐，後來就發生跟 3號桌一樣的事情，我就幫被告換到另一個桌號，被告說他想看一部電影，但被告不會用，我幫被告處理好，就回到原本的位置做自己的事情，因為公司規定員工不能讓客人電腦使用完畢，還在睡覺，我第一次有叫被告起來，被告也有說他會繼續付錢，但被告從大概晚上10點到清晨6點才離開，被告的加值時間並沒有符合該店的消費，被告中間有點一碗泡麵，我覺得被告可能以為點一碗泡麵就等於加值，但我還是怕被老闆罵，還是想叫被告起來，畢竟時間到了，我好好的叫被告起來，被告就突然覺得莫名其妙，他不是加錢了，不是有買東西，被告覺得收費有問題，叫老闆出來，我有跟被告解釋，感覺被告沒有很想聽我的解釋，被告就說他要走了，我就回到位置上，被告收拾完畢正要走出門那一刻，就拿泡麵碗衝上來感覺好像要打我，站在櫃台罵我「醜女」這些字眼等語（見原審卷第141頁至第142頁）。是由證人即告訴人上開證述可知，本件係因雙方就網咖收費疑義而起，被告雖不斷要求告訴人找負責人出面說明，然於該期間並無其餘作勢攻擊或威嚇告訴人之舉，亦無其他暗示或明示惡害通知之言語。　㈢告訴人固證稱被告當日持泡麵碗作勢丟擲其之行為，令其感到恐懼等語。惟按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次按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構成要件，除行為人主觀上有恐嚇他人之故意外，該通知之內容是否合於刑法上恐嚇之內涵，需綜觀該惡害通知之全部內容而為判斷，是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並不以行為人真有加害之意為必要，而被害人是否心生畏懼，亦應本於社會客觀經驗法則以為判斷基準。另言語或舉止是否屬於「惡害告知」之事，須該言語或舉止在一般人客觀上均認為係足以使人心生畏怖，始足當之。因此，行為人之言語或舉止，是否屬於惡害通知，須審酌其為該言語或舉止之前因、背景等主客觀全盤情形以為論斷。此外，刑法第305條係以「致生危害於安全」為其要件，而屬具體危險犯之規定，須以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行為人恐嚇而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換言之，行為人須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即向被害人為明確、具體加害上述各種法益的意思表示行為，致被害人之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始得以該罪名相繩；若行為人所表示者並非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等事為內容，則尚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即不得以該罪相繩。而行為人所為之惡害通知，固不以直接明示欲加害於他人之上開法益為限，如依社會通常之認知，可得認定行為人之言語或舉止，已屬欲加害於他人之上開法益者，仍屬具體之惡害告知，惟如行為人全未明示欲加害於他人之上開法益，且其言談或舉止於社會通常之意義下，亦無足使具通常社會經驗及智識程度之人，可得認知係屬加害他人法益之言詞或舉止，自難認屬恐嚇他人之行為，而與恐嚇危害安全罪之要件未合。質言之，於認定行為人之舉止是否該當於恐嚇危害安全罪，須先審究行為人所為之言詞，客觀上是否已該當於具體加害於他人法益之惡害告知，而惡害告知是否已達致生危害於他人安全之程度，並非僅以被害人主觀感受或陳述為據，而須綜合行為人為惡害通知之整體時空背景、互動狀態，依社會通常之倫理觀念，審查行為人之舉止是否已足使通常之人感受其特定法益可能遭侵害之不安、畏懼之感以為論斷。本件被告作勢丟擲泡麵碗之行為，既係緣於被告對於該店之消費計費方式不滿，而要求告訴人尋負責人出面解釋，自屬前述憤怒後之偏差行為，然此種偏差行為，若所為已符合恐嚇罪以外其他刑事不法行為之構成要件，如毀損、傷害，固得依該罪處罰，但就恐嚇罪之不法要素之惡害通知而言，依一般社會通念，則至多僅能認係被告為抒發不滿情緒之洩憤行為表現，尚難以逕認該行為具有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之不法內涵。是究之作勢丟擲泡麵碗之客觀行為，自難對被告以恐嚇危害安全罪相繩。　㈣是以，本件被告雖有於上開時、地持泡麵碗作勢丟擲告訴人，然其係基於洩憤而為之，自難認其有恐嚇之意圖，且檢察官所提之證據，亦無法證明被告確有恐嚇告訴人之犯意，是被告辯稱：其無恐嚇之犯意，應值採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諭知無罪判決。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既不足以使本院達到確信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上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原審認定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予以論罪科刑，尚有未合。被告提起上訴否認犯罪，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並依法諭知被告無罪。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韋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硃燕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2025-03-13

TPHM-113-上易-2192-20250313-1

交上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交通裁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99號上訴人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代表人李忠台（處長）訴訟代理人黃曉妍律師被上訴人黃峙瑋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 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2722號宣示判決筆錄，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三、第一審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及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均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50元。　　事實及理由一、事實概要：　　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0月3日3時5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新北市○○區○○路與○ ○路之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遭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目視有於停等紅燈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有礙駕駛安全之違規行為，遂當場舉發。上訴人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第63條第1項規定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以113年1月22日新北裁催字第48-C6ME8009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於113年11月28日以112年度交字第2722號宣示判決筆錄（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三、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判決逕以停等紅燈時使用行動電話，通常僅可能因使用行動電話而未注意號誌轉變為綠燈而未立即行駛，致影響交通順暢，不見得會該當「有礙駕駛安全」之要件，逕予撤銷原處分，顯與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2項之規範本旨有違，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⒈本件被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停等紅燈之行為，仍屬行駛狀態，又經員警親眼目睹被上訴人於停等紅燈期間使用行動電話，該行為已非在持續控制車輛狀態下與有難以注意車前及四週狀況之情形，該當上開法規之「使用行動電話」。故被上訴人使用行動電話，已將注意力均放在行動電話畫面上，堪認其已無暇注意路況，不問是否已實際對其他用路人產生危害，必有危及駕駛安全，該當道交條例第31 條之1第1項欲處罰之違規態樣，故原判決逕認停等紅燈時使用行動電話，通常僅可能因使用行動電話而未注意號誌轉變為綠燈而未立即行駛，致影響交通順暢，不見得會該當「有礙駕駛安全」之要件，顯與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 項之規範本旨有違，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⒉違規事實成立之認定，並不以員警密錄器及監視器影像內容為限，員警之證詞亦可作為證據之用。且執法人員因親身見聞違法或違規事件，事後所製作之記錄文書，本即屬證據方法之一種，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固因傳聞法則而得排除其證據能力，惟若該執法人員在法庭作證陳述所見所聞者，法院仍應將其證詞作為認定事實之基礎資料而為審酌，是否有照相、錄音、錄影等「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以資憑佐，僅為證明力是否足夠之問題；至於行政訴訟程序，因行政訴訟法並無明文排除傳聞證據，則親身見聞之執法人員製作公文書記錄足以識別行為人之資料，自應認屬行政訴訟上適格之證據而為審酌。查本件員警已提供職務報告書，敘明上開情形，洵堪可認定，上訴人已積極舉證證明被上訴人駕駛汽車於道路上時，有使用行動電話之行為。　㈡綜上所述，聲明求為：　　⒈原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本院之判斷：　㈠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259條第1款規定：「經廢棄原判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最高行政法院應就該事件自為判決：一、因基於確定之事實或依法得斟酌之事實，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廢棄原判決，而事件已可依該事實為裁判。」第236條規定：「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第237條之9規定：「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準此，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亦準用之。　㈡道交條例於90年1月17日修正時增訂第31條之1，其中第1項及第2項原規定：「（第1項）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或通話者，處新臺幣3千元罰鍰。（第2項）機器腳踏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或通話者，處新臺幣1千元罰鍰。」其立法理由略以：「……二、為有效防止汽車駕駛人於行車中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或通話對安全影響，爰增訂第1項處罰規定。三、機器腳踏車係二輪機動車輛，若單手駕駛將造成煞車等行車危險，爰增訂第2項，對駕駛人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或通話者，處以罰鍰。」嗣道交條例於101 年5月30日修正時，將第3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修正為：「（第1項）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3千元罰鍰。（第2項）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1千元罰鍰。」即現行規定。考諸其修正緣由，係因時代科技進步，智慧型行動電話及平板電腦問世，行動電話功能已非侷限於傳統撥接及通話功能，且隨著行動電話及電腦應用程式多樣化使用，更容易使駕駛人分心，進而造成交通事故的發生。根據交通部統計，因操作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因而發生交通事故之比率節節升高，鑑於汽、機車駕駛人於駕駛期間或短暫停留紅綠燈時操作行動電話或電腦，除會造成交通阻塞外，更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嚴重影響交通安全，對於駕駛人本身及其他用路人均具有高度之危險性，原條文規範顯有不足，立法委員葉宜津等22人、黃偉哲等29人、李鴻鈞等27人乃分別提案修正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增列處罰，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之頻率，維護交通安全。嗣經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立法院三讀、總統公布，而為現行規定（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第4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左上角頁碼第87、97-98、1 07-109、139-141頁、立法院公報第101卷第28期院會紀錄第 127頁、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左上角頁碼第274-277頁）。顯見立法者認為汽車或機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同時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等行為，無論時間久暫，亦不論行駛或暫時停等狀態，均會造成注意力分散，降低行車操控能力，一旦遭遇緊急狀況，難以迅速反應，對於駕駛人本身及其他用路人均具有高度危險性，有於具體危險發生前即予管制之必要。　㈢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1項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所訂定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其中第90條規定：「（第1項）駕駛人駕駛汽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一、禁止操作或觀看娛樂性顯示設備。二、禁止操作行車輔助顯示設備。三、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第2項）警備車、消防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法執行任務所必要或其他法令許可者，得不受前項第3款之限制。」又交通部依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5項規定之授權，訂有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相關裝置實施及宣導辦法（下稱系爭辦法），其中第2條規定：「（第1項）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警備車、消防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法執行任務所必要或其他法令許可者，不在此限。（第2項）汽車駕駛人之車輛，於道路已停車或臨時停車穩妥靜止時，得不適用前項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例第31 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其他相類功能裝置，指相類行動電話、電腦並具有下列各款之一功能之裝置：一、撥接、通話、數據通訊。二、發送、接收或閱覽電子郵件、簡訊、語音信箱。三、編輯或閱覽電子文書檔案。四、顯示影音、圖片。五、拍錄圖像、影像。六、連線網際網路社群或其他平臺服務。七、執行應用程式。」第4條規定：「本條例第3 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指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前條規定之相類功能裝置，操作或啟動前條各款所列功能之行為。」上開規定核屬執行母法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未逾越母法授權的目的及範圍，且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亦與立法院於101年5月8 日三讀通過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修正案時，所為附帶決議：「對於第31條之1之行駛道路，交通部應考量實際各種狀況，對於非屬行進間之情況，是否得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立法院公報第101卷第28期院會紀錄第127頁），尚無牴觸，均得為本院所適用。　㈣準此，駕駛人駕駛汽車或機車於車道上行駛，無論係行駛狀態或暫時停等狀態，均應專注於駕駛行為，除警備車、消防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法執行任務所必要或其他法令許可外，非於道路已停車或臨時停車穩妥靜止時，禁止以手持方式操作或啟動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發送、接收或閱覽電子郵件、簡訊、語音信箱、編輯或閱覽電子文書檔案、顯示影音、圖片、拍錄圖像、影像、連線網際網路社群或其他平臺服務、執行應用程式等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如有違反，即該當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之要件，而應予處罰。　㈤經查，被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112年10月3日3時54分許，行經系爭路口停等紅燈時，以手持行動電話，並將注意力置於行動電話，遭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目視有於停等紅燈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有礙駕駛安全之違規行為，遂當場舉發，此有執勤員警職務報告、相對位置示意圖、採證影像擷取畫面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89-9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得作為本院裁判之基礎。足見被上訴人上開持用行動電話行為，已造成其分心，無法專注於駕駛行為，並注意周遭交通狀況，已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顯屬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自該當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之構成要件，而應予處罰，無須再就被上訴人之該行為是否已構成道路交通之具體危險予以評價。則本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規事證明確，依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罰鍰3,000元，即無不合。惟原判決卻以員警所稱被上訴人「以手持使用行動電話」之具體使用樣態，未見員警說明，被上訴人則稱只是看時間而已，不論如何，被上訴人「看」（或員警所稱之「使用」）行動電話的時間僅約3秒而已，應無疑義。而在該約3秒之期間，乃至員警取締時，被上訴人均是在停等紅燈，周遭亦僅有1臺機車及1臺貨車，當時全部車輛均靜止而停等紅燈中，並無與行進中使用行動電話有相類程度的有礙駕駛安全之情狀，而有採取相同程度處罰之必要性。是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上開行為並不該當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規定之要件，因此撤銷原處分。原審就此法律之適用，不無援用刑法理論中具體危險犯之概念，討論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規定「有礙駕駛安全」之判斷標準，顯然忽略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在於避免駕駛人因駕駛分心，對於交通安全所造成之危害，揆諸前揭說明，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上訴人執此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即屬有據。　㈥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開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事由，其違法並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即有理由。又因本件違規事實已臻明確，上訴人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被上訴人之主張，並不可採，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由本院自為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五、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為有理由，則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及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均為裁判費），均應由敗訴之被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237條之8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審判長法官　蕭忠仁法官　羅月君法官　許麗華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劉道文

2025-03-11

TPBA-114-交上-99-2025031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跟蹤騷擾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0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志福選任辯護人鄭智元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500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5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稱：僅針對原判決附表一部分全部上訴，對於原判決附表二、三部分並未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67 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為原判決就附表一諭知被告無罪部分。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林志福為附表一部分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就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部分，被告係長時間，在次數頻繁、緊密之空間下，反覆不斷為發出聲響、言語咒罵告訴人、行經告訴人住處過程發出聲響、獨自唸唸有詞，妨害告訴人居住安寧權利行使。被告利用本身掌握告訴人日常生活軌跡之條件，漠視告訴人意願，長時間、高頻率，以嘲弄、辱罵及貶抑等方式干擾告訴人個人社會生活，使告訴人明顯感受不安與恐懼，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客觀上立於不平等地位。被告又對告訴人謾罵「婊子仔」等針對被害人性別之羞辱言論，自與「與性或性別有關」，不可割裂論處，被告所為該當跟蹤騷擾防制法所規範之跟蹤搜擾行為。㈡、就妨害名譽部分，被告明知身處開放巷道之不特定多數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狀態，仍持續反覆謾罵穢語，謾罵之「婊子仔」係針對告訴人性別之羞辱性言論，貶抑告訴人之平等主體地位，損及名譽人格，非單純損害告訴人之個人情感及私益。原審認定被告犯行係個人修養，遇事心生不滿而口出穢語，影響程度輕微而非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範圍，顯與普世價值有違，難認合理。㈢、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未恰，請撤銷原審判決，更為適法判決。四、按跟蹤騷擾防制法之制定宗旨，係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而設，立法理由並指明跟蹤騷擾行為之規範係基於危險犯概念，並參酌國外立法例及我國案例經驗，理解跟蹤騷擾行為係源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而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之行為，使國家公權力得就危險之個案提早介入調查及處罰，故以「與性或性別相關」定明行為構成要件，為跟蹤騷擾行為可罰性之建立。是所謂「與性或性別相關」，其意義非僅止於性或性別本身，在積極內涵上，亦包括在加害人與被害人之互動關係與模式中，是否存有上述高危險因子，而具任何形式的權力、控制等壓迫任一方之不平等地位。具體而言，可能是基於抽象階級上，如上司與下屬、師長與學生、父母與子女、較受歡迎的同儕對遭排擠的同儕、性別不平等環境下雙方具有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等；亦可能是基於具體物理條件上，如充分掌握了被害人的日常生活軌跡、利用夜半時刻被害人孤立無援之處境、控制或能有效干擾被害人個人社會生活延伸之網路平臺與通訊軟體之使用等，於建構各該個案之具體危險樣態，梳理是否具備不平等地位，而具有發生率、恐懼性、危險性及傷害性之特徵，而具「性或性別相關」之樣態後，再審究加害人是否有藉此等關係，使為適於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各款所列欲納管之危險行為，並據時間長短、行為次數、行為樣態、事態經過、被害人反應及加害人回應等各個向度統合以觀，探究有無反覆或持續之樣態後，針對各該加害人之行為樣態為個案上相對性地評價，以為是否合致於跟蹤騷擾行為的完足判斷，藉以回應立法上選擇具體危險犯或適性犯之立法要求，同時遵循比例原則之憲法誡命。　五、被告於偵訊供稱：我每天都在南機場那邊撿回收等語（見他卷，第111頁反面），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原審審理證稱：被告推車經過就很大聲，鏗鏗鏘鏘，我沒辦法確認噪音的分貝，我有請人來測過，環保局說無法檢測人為噪音，而且被告不定時發出噪音，我沒有覺得被告有騷擾，我只是覺得有噪音問題，被告的敲打聲是不斷的，很大聲、很用力，可以想像一個類似不鏽鋼、廢鐵箱，分解成一片一片要多用力，被告整天一直敲，我會頭痛、胸悶、氣到不行。被告跟蹤騷擾我是因為我報警，警察有來，警察離開之後，被告心生不滿一直在我背後大聲辱罵、咒罵，還曾經我一出門就大聲在我背後喊報應。112年8月3日我請里長報警，被告實在敲的太大聲，隔天8月4日我要出門，我聽到被告在我背後說「揍你」，我嚇到停在巷口感覺被威脅，我回家被告還喊「報應」，我看到他手上有鐵製品，我怕如果我回來遇到被告會有危險。曾經我經過被告旁邊，他對我大吼，嚇我一跳，我看到他，就趕快往後跑。只要我報警，被告看到我一定在我背後喊「報應」、「你一定會有報應」，被告大聲辱罵我的行為都是我報警，警察來以後，他就大聲講這些話。我沒有辦法睡覺，常常吃安眠藥。騷擾就是被告辱罵、跟蹤我，跟我回家，對我罵「報應」。我與被告居住的○○○路○段00巷0弄是一條兩邊都暢通的巷弄，但從工地施工過一、兩年後，後面就沒辦法通，被告要外出或從外返回住家一定會經過我家。對我而言，噪音的干擾就是騷擾，跟蹤我覺得是沒有，我覺得被告就是故意製造聲音干擾我生活，我不想讓被告看到我，我也不想看到他等語（見原審易字第500號卷，第253至 268頁），佐以告訴人於112年3月26日至112年9月16日期間，多次因被告敲擊物品產生噪音而報警處理，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113年9月23日北市警中正二分刑字第11 33026762號函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9月25日北市警勤字第11 33094364號函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稽（見原審易字第500號卷，第217至223頁、第225至235頁），顯見從事資源回收撿拾之被告為整理回收物品，經常在其住處製造噪音，使被告之鄰居即告訴人不勝其擾，噪音問題亦無法藉由報警處理獲得消弭，告訴人為此心生怨懟、產生焦慮感、夜間難以入眠。然而，被告為整理回收物品而發生巨大噪音之行為，充其量屬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所稱「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妨害安寧秩序行為，實難認為是出自迷戀告訴人、追求告訴人、基於階級關係控制告訴人、利用告訴人困境控制或對告訴人施以暴力、對告訴人性別歧視、對告訴人進行性報復或性勒索，難謂係跟蹤騷擾防制法所指與性或性別相關之行為。六、次查，被告有於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至9、33至34、36至39 所示「行為時間」，口出附表一編號4至9、33至34、36至39 所示「行為內容」之話語，有原審勘驗筆錄暨截圖附件及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在卷可證（見原審易字第500號卷，第130 至148頁、第151至208頁；他卷，第115至144頁），被告口出該等話語之原因，應係不滿告訴人動輒報警處理，對於警察多次前來察看乙事不勝其擾，即便讓告訴人心生不快，甚至感到被冒犯，究與出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所為有異，自不能以違法實施跟蹤騷擾罪相繩。檢察官上訴理由認為被告持續製造噪音、侵害告訴人居住安寧、口出「婊子仔」，即應構成違法實施跟蹤騷擾罪，顯未詳細審究跟蹤騷擾防制法之構成要件，難以憑採。　　七、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偶發、輕率之負面冒犯言行縱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言行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語或肢體動作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不雅手勢，或只是以此類粗話或不雅手勢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若僅係以短暫之言語或手勢宣洩不滿，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率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 號判決理由參照）。依前開告訴人證述及報案紀錄單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因資源回收物品整理乙事，長期不睦，告訴人更是頻繁電請住處轄區警方協助，謀求藉助公權力介入以遏止被告持續製造噪音，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供稱：因為告訴人去報警，都做人家不知道的事，暗暗的做等語（見本院卷，第74頁），顯見被告將其多次遭警方告誡勸導歸咎於告訴人，被告因而氣憤難耐、無法理性控制情緒，在所難免，被告口出此等市井之言，縱然粗鄙或被認為欠缺修養，其目的難認是在惡意攻訐他人名譽，依其情境可認是在宣洩自身不滿情緒，自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侮辱告訴人之故意。抑且，被告口出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36、37所示「行為內容」之話語時，未見告訴人在現場聽聞，有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在卷可按（見他卷第119頁、第135頁），被告既非在告訴人面前為之，益徵其無羞辱告訴人，使告訴人名譽受貶損之意，充其量係背地宣洩對告訴人之不滿情緒。八、被告口出粗鄙言語之時間分別為112年3月28日、112年9月15 日，兩者相隔近半年，依卷內證據，亦無法認定被告在半年間又多次對告訴人口出侮辱性言論，足見被告所為侮辱性言論之時間極為短暫，屬基於不滿告訴人屢次報警之偶發負面言語，與透過網路發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布等較具有持續性、累積性或擴散性之侮辱性言論相較，尚難認已對告訴人造成精神上痛苦，並足以對告訴人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且旁人即便見聞告訴人遭被告如此謾罵，告訴人之心理狀態或社會生活關係亦不至於因而蒙受嚴重不利影響，自無從認被告之言論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限度而應以公然侮辱罪相繩。　　　　　　九、綜上所述，原審經審理後，認被告所為不構成違法實施跟蹤騷擾罪，亦不符合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所稱應適用刑法30 9條第1項規定論罪之要件，就被告被訴部分諭知無罪，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仍執前詞指摘原審認事用法不當，提起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蕙菁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提起上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張宏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于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0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志福　　　　　　　　　　　　　　　　　　　　　　　　　　　　　　　　選任辯護人　鄭智元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65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志福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志福與告訴人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鄰居關係，二人因故長年不睦，被告竟心生不滿，基於違法實行跟蹤騷擾及公然侮辱之犯意，陸續於如附表一「行為時間」欄所示時間，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住址詳卷）住處前方巷道內，以如附表一「行為內容」欄所示之違反告訴人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方式，嘲弄、辱罵、貶抑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怖而影響其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被告並以如附表一編號4、36 、37所示「幹你娘」、「幹你老母機巴」、「婊子仔」等語辱罵告訴人，貶損告訴人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違法實行跟蹤騷擾罪及刑法第309條第 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民國112年12月17日勘驗報告（下稱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本院113年9月6日勘驗筆錄暨截圖附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為如附表一「行為內容」欄所示之言語及行為，惟堅詞否認有何跟蹤騷擾及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不曾跟蹤騷擾告訴人，我每天都在南機場那邊撿回收，人家會把回收拿給我，我也不想很吵，警察到場的時候我也跟警察說，如果有超過管制音量怎麼罰都可以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利益辯稱：關於被告被訴實行跟蹤騷擾行為部分，其行為內容大多係搬運回收物品返回住處、拆卸清理回收物品、因遭人檢舉而為警開單或勸導後表達不滿情緒，均與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所定跟蹤騷擾行為之「與性或性別有關」要件不符；且被告於案發期間白天在自家門口拆卸清理回收物品，晚上則外出撿拾回收，僅於恰好碰到告訴人時會出言「報應」等詞表達不滿，亦不符合跟蹤騷擾行為之「反覆或持續」要件；復觀諸告訴人歷次因被告行為之報案內容，均係檢舉被告敲打、修理東西妨害安寧，全然與「性或性別」無關，更無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或以盯哨、守候等方式接近告訴人住所之行為；關於被告被訴公然侮辱部分，依被告言語整體內容及行為背景可知，被告係因遭人檢舉在其住處門口堆放或敲打物品，為警到場開單處罰後，一時氣憤不滿所為，主觀上並無侮辱告訴人之犯意，況告訴人均未在場，被告言論內容亦無指名道姓，旁人自無法將上開言語直接聯想到係指涉告訴人等語。經查：（一）被告與告訴人為鄰居關係，被告於如附表一「行為時間」欄所示時間，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告訴人住處前方巷道內，有為如附表一「行為內容」欄所示之言語或行為等情，為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見他卷第39-41、73-74頁，易卷第251-269頁），並有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見他卷第115-144頁）及本院113年9月6日勘驗筆錄暨截圖附件（見易卷第130-148、151-208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二）被告被訴違法實行跟蹤騷擾行為部分（即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行為內容）：　　1.按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復觀諸跟蹤騷擾防制法之立法歷程，係因我國近年來發生多起社會矚目案件，均屬行為人基於性或性別之犯行，於跟蹤騷擾過程中造成被害人生命、身體等重大法益遭受侵害或致生風險，爰以防制性別暴力為立法意旨，明定以「與性或性別有關」為行為構成要件，而有無該當跟蹤騷擾行為，應一併衡酌被害人主觀感受。其中所謂與性或性別相關，「性（sex）」係指男性與女性的生理差異，「性別（gender）」則指社會意義上的身分、歸屬和婦女與男性的作用，以及社會對生理差異所賦予的社會和文化含義等。　　2.經查，被告就其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其行為內容詳為：被告整理、搬移、敲打及分解回收物品而發出聲響（即編號1至3、12、13、15至18、21、25、27至32）；被告出言表達對告訴人報警檢舉及對其錄影之不滿（即編號4至9、 33、34、36至39）；被告行經告訴人住處過程中發出移動聲響（即編號10、11、14、22至24、26）；被告獨自唸唸有詞（即編號19、20）；被告手拉推車並持鐵鉤狀物體行經告訴人住處（即編號35），均如前述，客觀上難認被告前揭所為對告訴人有何「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意涵可言。且告訴人亦證稱：（問：妳認為被告的行為是否對妳有性意涵或有追求的感受？）讓我覺得很害怕、噁心、恐怖。（問：但沒有性騷擾或性追求的感覺，是否如此？）我不想讓被告看到我，我也不想看到他。（問：妳有無感受到被告在追求或性意涵？）沒有，不可能等語（見易卷第26 8頁），足見告訴人對被告所為雖生反感，然究非「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事遭被告侵犯之主觀感受。是被告上開所為，顯與「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構成要件不符，難認屬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尚無從以該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相繩。（三）被告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即附表一編號4、36、37所示行為內容）：　　1.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二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或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是否使司法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以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違反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雖於如附表一編號4、36、37「行為時間」欄所示時間，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告訴人住處前方巷道內，有為該欄所示言語，其中即包含「幹你娘」「幹你老母機巴」、「婊子仔」等情，業經認定如前。上開詞語雖屬粗鄙，然依告訴人於其刑事告訴狀所陳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對我做如附表一編號4之行為，係因我於112年3月28日當天報警請被告別在租屋門口及附近公用道路上堆放廢棄鋼鐵，希望被告別再製造噪音，警察一走，被告就開始大聲咆哮辱罵我；被告對我做如附表一編號 36、37之行為，也是發生在里長於112年9月15日幫我報警之後；在案發期間只有在我報警、警察來了之後，被告才會對我大聲辱罵等語（見他卷第5頁，易卷第266-268頁），核諸被告為上開粗鄙言語時，同時尚表示：「（附表一編號4）這也去報警。擺在門口難看是我的事……管這麼多去給人家罵……很厲害嘛，不爽可以跟我說，不要這樣。要怎樣是我的事……你不是巷子裡老大」、「（附表一編號36 ）警察來開單你有歡喜嗎？啊，來開單你有歡喜嗎？」、「（附表一編號37）怕吵搬去墓地」等語，足見被告為上開粗鄙言語之表意脈絡，應係因不滿告訴人檢舉其撿拾回收物品擺放在其住處門口、處理回收發出聲響，見員警到場反應、開單處罰後，氣憤之下始為前開言語以抒發其不滿告訴人檢舉、報警處理之感受，難認係無端侮辱、故意公然貶損告訴人名譽，此由告訴人明確證稱被告僅有在警察來了之後才會大聲辱罵等情，益足徵之。復酌以被告上開言語為時甚為短暫，告訴人復均未在現場聽聞（見他卷第119、135頁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又「幹你娘」「幹你老母機巴」、「婊子仔」固有貶損他人評價之意味，然因個人修養不一，遇事因心生不滿，致無法調節自我情緒而語出穢詞，甚至成為口頭禪、發語詞等情，亦不少見於日常生活中，時有用以加強語氣、抱怨之意而隨意發表之，若自其他於該處偶然見聞之第三人角度以觀，甚且會認為係被告修養不足，而不會認為告訴人名譽有何應非難之處，是尚難僅以該言語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遽認該當侮辱要件。上開言語亦無涉於告訴人於社會結構中之平等主體地位、自我認同或人格尊嚴，自不足以損及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　　3.從而，被告固有於上開時地，為如附表一編號4、36、37 「行為內容」欄所示言語，然其表意脈絡係因不滿告訴人報警檢舉其於住處前從事回收作業所致，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所為，客觀上復難認該當侮辱要件，自不能率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四）被告被訴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行為內容部分　　　經查，起訴書雖記載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所為係「112年6 月9日10時13分被告對告訴人父親騷擾」（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9）、如附表二編號2所為係「112年6月23日13時11 分被告坐門口敲打而發出聲響」（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4）、如附表二編號3所為係「112年8月4日10時8分被告辱罵『報應』等語」（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7），然核諸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內容，就上開行為時間之監視器影音內容分別記載：「檔名『20230609101320又對我爸騷擾 h265』：錄影檔案無聲，未見被告有騷擾情事」（見他卷第121頁）、「檔名『202306023131110坐門口敲打聲.h265』：該檔案無聲音」（見他卷第139頁）、「檔名『20230804手機轉錄兩螢幕我出被威脅.mp4』：錄影時間112年8月4日10時8分5 7秒至9分43秒，共47秒，被告於錄影時間9分28秒，有呼喊報應」（見他卷第115頁），均未見被告於前述時間有起訴書所載行為內容。且經本院於審理中進行勘驗，經點選起訴書附表編號19、24之行為所對應之監視器錄影檔案，均未能開啟（見易卷第136、138頁），且被告於112年8 月4日僅有於10時9分28秒出言「報應」（即附表一編號33 所為），未見被告曾於10時8分許有辱罵「報應」之行為（見易卷第144-145頁）。此外，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有為起訴書所載上揭行為內容，此部分核屬不能證明，不能遽論以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罪。（五）關於被告被訴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行為內容部分　　　經查，起訴書雖認被告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為（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5、36）亦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違法實行跟蹤騷擾罪，然跟蹤騷擾防制法係於110年12月1日制定公布，並依同法第23條規定，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亦即於111年6月1日關於跟蹤騷擾行為之刑事處罰始生效力，於此之前尚無處罰之明文。惟被告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為之行為日期，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應分別為109年7月23日、109年7月24日（見易卷第143-144、190-194頁），斯時跟蹤騷擾防制法尚未施行，既無處罰規定，本於罪刑法定主義，自不得溯及處罰其行為，此部分亦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及主張，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所為該當於違法實行跟蹤騷擾及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其犯罪自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蕙菁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郭子彰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珊慧附表一：編號行為時間行為內容 1 112年3月26日11時19分被告整理、搬移物品而發出聲響。 2 112年3月26日11時27分被告整理、搬移物品而發出聲響。 3 112年3月26日13時28分被告製造敲打聲。 4 112年3月28日11時40分被告出言「幹你老母機巴，幹你娘，這也去報警。擺在門口難看是我的事，幹你娘，管這麼多去給人罵，幹你娘。我的門口難看是我的事，幹你娘去報警，這是路嗎？很厲害嘛，不爽可以跟我說，不要這樣。要怎樣是我的事，這樣也去報警。我的東西難看是我的事，這樣你也去報警。不爽跟我說，你不是巷子裡老大，我跟你說，給我來暗的，我敢做敢當，沒在怕你，我跟你說。我難看是我的門口，我跟你說」等語。 5 112年3月28日12時53分被告出言「害人害己」等語。 6 112年3月28日13時39分被告出言「害了好幾家，不是只有害一家」等語。 7 112年3月29日16時44分被告出言「報應」等語。 8 112年3月30日13時19分被告出言「報應」等語。 9 112年3月31日16時49分被告出言「報應」等語。 10 112年4月8日17時6分被告推車經過告訴人住處，行進過程發出聲響。 11 112年4月8日17時9分被告推車經過告訴人住處，行進過程發出聲響。 12 112年4月16日15時14分被告整理鐵皮而發出聲響。 13 112年4月16日15時24分被告整理物品而發出聲響。 14 112年4月16日23時7分被告牽腳踏車經過告訴人住處，行進過程發出聲響。 15 112年6月6日12時31分工地休息期間，被告敲打物品。 16 112年6月6日12時32分工地休息期間，被告敲打物品。 17 112年6月6日12時33分工地休息期間，被告敲打物品。 18 112年6月8日9時53分被告整理物品，多次發出巨大聲響。 19 112年6月9日20時13分被告唸唸有詞。 20 112年6月9日20時16分被告唸唸有詞。 21 112年6月19日17時6分被告搬移、敲打物品而發出聲響。 22 112年6月23日7時12分被告推移物品往被告住處走去，行進過程發出聲響。 23 112年6月25日0時9分被告推車經過告訴人住處，行進過程發出輕微聲響。 24 112年6月28日0時13分被告牽腳踏車經過告訴人住處，行進過程發出輕微聲響。 25 112年6月29日9時18分被告移動、清理物品而發出聲響。 26 112年6月29日16時38分被告推巨大櫃子返家，行進過程發出滾動般聲響。 27 112年7月5日11時40分被告整理、敲打、搬移物品而發出聲響。 28 112年7月5日11時45分被告整理物品而發出聲響。 29 112年7月5日11時46分被告整理物品而發出聲響。 30 112年7月14日15時1分被告使用專業機器分解物品而產生火花。 31 112年7月14日15時2分被告敲打物品而發出巨大聲響。 32 112年7月14日15時5分偶有敲打聲，被告未說話。 33 112年8月4日10時9分被告出言「報應」等語。 34 112年8月4日10時26分被告向告訴人父親多次出言「報應」等語。 35 112年8月4日15時53分被告左手拉推車，手持鐵鉤狀物體經過告訴人住處，眼神未看向告訴人住處。 36 112年9月15日9時36分被告出言「警察來開單你有歡喜嗎？啊，來開單你有歡喜嗎？婊子仔」等語。 37 112年9月15日10時54分被告出言「幹你娘，怕吵搬去墓地……剛好而已（臺語）」等語。 38 112年9月15日12時27分被告出言「報應」等語。 39 112年9月16日15時41分被告出言「你的手機錄我幹什麼？蛤？你的手機錄我幹什麼？」等語。附表二編號行為時間行為內容備註 1 112年6月9日10時13分【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記載：「檔名『2023060910132000又對我爸騷擾 h265』：錄影檔案無聲，未見被告有騷擾情事」（見他卷第121頁），本院行勘驗程序時經點選卷內「20230609101320又對我爸騷擾.h625」檔案，無法開啟（見易卷第136頁）】起訴書附表編號19 2 112年6月23日13時11分【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記載：「檔名『202306023131110坐門口敲打聲.h265』：該檔案無聲音」（見他卷第139頁），本院行勘驗程序時經點選卷內「20230623131110坐門口敲打聲.h265」檔案，無法開啟（見易卷第138頁）】起訴書附表編號24 3 112年8月4日10時8分【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記載：「檔名『20230804手機轉錄兩螢幕我出被威脅.mp4』：錄影時間112年8月4日10時8分57秒至9分43秒，共47秒，被告於錄影時間9分28秒，有呼喊報應」（見他卷第115頁），本院行勘驗程序時經點選卷內「20230804手機轉錄兩螢幕我出被威脅.mp4」檔案，於左列時間未聽聞被告出言「報應」等語（見易卷第144-145頁）】起訴書附表編號37 附表三編號行為時間行為內容備註 1 109年7月23日19時23分被告騎乘機車經過告訴人住處時大聲按鳴喇叭。起訴書附表編號35 2 109年7月24日6時43分被告騎乘機車經過告訴人住處時大聲按鳴喇叭。起訴書附表編號36

2025-03-04

TPHM-114-上易-90-20250304-1

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8號公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鄒明南選任辯護人徐萍萍律師（法扶律師）蔡晉祐律師（法扶律師）蔡祥銘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壹年。未扣案瓦斯噴槍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甲○○因受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之精神障礙所致幻覺、幻聽影響，竟基於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1月14日14時46分至53分間某時，在其所有、位於屏東縣○○市 ○○巷00號住所2樓臥房內，持其所有瓦斯噴槍引火燃燒房內棉被，致該棉被燒燬，火勢因而蔓延，造成上開臥房內其所有如附表所示燒損情形，致生公共危險。　　理　　由一、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甲○○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或經當事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267頁），或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均不爭執其餘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77至401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自然關聯性，引為本判決所用之證據並無不當，自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基礎。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265、390、393頁），核與證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證述（見他卷第18至20、55至56頁）、證人蔡恆慈於本院審理具結證述（見本院卷第380至387頁）大致相符，並有屏東縣政府消防局113年2月4日屏消調字第11330190500號函及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他卷第3至41頁）、員警偵查報告（見警卷第3頁）、路口監視器畫面及案件說明報告（見警卷第55至57頁）等資料在卷可稽，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罪嫌，復經蒞庭檢察官更正為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 1項之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嫌。惟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第173條至第175條之立法意旨，係考量祝融無情，一旦行為人故意放火或過失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交通工具或其他物品，因起火燃燒具蔓延性、難以控制性，其危害程度之大小、範圍之廣狹，初非行為人所可預料，足以危及社會不特定多數人之法益，故立法者視行為之危險程度，或以抽象危險犯，或以具體危險犯規制之，以保護公共安全。所謂「放火」，係指行為人對於特定物，故意以火力使之燃燒者而言。而故意包括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二種，前者，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使該事實發生之決意，進而實行該犯罪決意之行為；後者，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發生之可能，惟該犯罪事實若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仍然實行該犯罪之行為，予以容認而任其發生者而言。又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交通工具罪，為抽象危險犯，故行為人若具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交通工具之犯罪故意，而著手實行放火行為，即足認有抽象之危險存在，其犯罪即已成立，縱其放火行為未發生實害之結果，或行為客體尚未達燒燬程度，僅屬犯罪既、未遂之問題；而刑法第175條第2項之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自己所有物之罪，為具體危險犯，除行為人具有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自己所有物之犯罪故意，著手實行放火行為者外，尚須致生公共危險，始成立該罪，而所稱「致生公共危險」，亦不以發生實害結果為必要，祇須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為已足。因而，上開2罪無法以燒燬之程度作為區別，端在行為人於行為之初，究係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抑或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物之故意為斷。至行為人犯罪之犯意為何，固存乎其內心，未必坦白於外，然仍非不得審酌事發當時情況，觀其行為動機、起火情形、所使用犯罪工具、危害公共安全程度、行為後之情狀等，予以綜合觀察論斷（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15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以上開方式引火燃燒上開臥房內棉被後，致棉被燒燬，並造成有如附表所示燒損之情形，業經認定如前，惟觀之上開臥房現場照片（見他卷第34至40頁），顯示火勢並未超過上開臥房內即遭撲滅，且上開臥房之整體建物結構，並未因上開火勢而有重要部分燒失而欠缺其主要供人使用、居住之效用。佐以被告上址住處之其他臥室、儲物室、廁所、客廳各處，並未因上開火勢而受到火勢波及之影響，有前開現場照片及上開住所照片取得位置圖（見本院卷第24至25頁）存卷可憑，難認客觀上已經達到燒燬之程度。　⒉被告乃上址處所之所有權人，業經其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 94頁），且依下述本院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鑑定書所載，被告本案犯行之起因源自於其幻聽、幻覺肇致（詳下述）；佐以上開監視器畫面，可見被告於案發時有至本案住處1樓拿水桶之舉（見警卷第55頁），與被告所述發現濃煙後隨即到1樓拿水桶提水救火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391頁），則被告行為當時，既係在其自身住宅內之臥房內引火燃燒物品，復非對其他同住之他人使用、支配空間縱火，亦有緊急救火之舉措，從其行為客體範圍、起火情形及行為後挽回之舉綜合觀察，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而實行上開放火之舉，僅足認定被告係為燒燬自己所有物而為上開犯行。從而，公訴意旨認被告構成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或未遂）罪嫌，尚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之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罪。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涉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嫌，容有未洽，惟經本院告知上開罪名，使被告、辯護人得以辯明，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刑法第175條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罪，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269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其縱使延燒其他物品，不論屬於自己或他人，仍應包括在同一放火行為內，而屬單純一罪，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罪，併予說明。　㈢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依凱旋醫院鑑定書所載，認定略以：被告因施用安非他命，出現幻聽、妄想、語言解構等精神症狀，目前認知功能對照過去認知功能雖無顯著下降，但性格變得固執，不易因外界回饋而改變態度，再加上其因應壓力的能力明顯欠缺，經常處在痛苦與無法調節的狀態，導致被告長期陷入藥物成癮，難以戒除，加之被告近年在使用毒品後，精神症狀干擾嚴重（思想插入、被害妄想、幻聽慫恿），使其對重要細節和社會情境的判斷力減損，雖在送醫治療後可明顯改善精神症狀、恢復清醒，但服藥不規律，且仍持續有使用毒品的習慣，故目前仍符合物質使用障礙症合併精神症狀之臨床表現，又被告於案發兩週前深受幻聽干擾，合併有怪異行為，故被告在案發期間，其辨識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損等語（見本院卷第347至348頁），上開鑑定結論，與被告先前罹患思覺失調症、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amphetamin e use disorder）之精神病史等情相符，有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下稱迦樂醫院）113年5月10日（113）迦字第1 13195號函及所附被告病程記錄、護理病程記錄（見本院卷第65至215頁)等資料在卷可憑，復經鑑定人敘明其鑑定方式，所為結論應具有可靠性，當可採取。從而，揆之上開說明，被告本案應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應減輕其刑。四、量刑審酌理由：　　審酌被告以上開方式燒燬上開棉被，並因此延燒造成附表所示之結果，對於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所生危害，已達相當程度，犯罪所生危害應值非難。除上開犯罪情狀外，被告尚有以下一般情狀可資審酌：⒈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態度並無不佳，是此部分得為被告有利之審酌依據（惟其本院始承認部分，應可作為其量刑折讓之程度，予以審酌）；⒉被告先前並無相類似罪名、罪質之前案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是其責任刑方面有較大減輕、折讓之空間，宜科處較輕之刑；⒊被告具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未成年子女、不需扶養任何人、先前從事水電工、日收入新臺幣2000元、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罹患前開病症而領有中度精神障礙證明等學經歷、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刑罰適應性、受刑能力等節，業經被告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399頁），並有屏東縣政府113年5月7日屏府社障字第11319663700號函及所附身心障礙者鑑定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至64頁）。綜合卷內一切情狀，併考量以下施以監護處分所涉及之保安處分內容（詳下述五）所形成之共同制裁效果，依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施以監護處分之理由：　　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五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三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且罹患思覺失調症，及其所為本案犯行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等情，均如前述。觀之被告實行本案犯行前，並未按時服藥，且欠缺病識感，此觀被告上開迦樂醫院病程紀錄所載主訴內容部分，被告向醫師強調自身很正常、不知道為何要來住院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及醫師於病程紀錄上所載「讓個案知道在醫師處方底下藥物是相對安全的，提升服藥依從性，建立病識感和現實感，穩定醫病治療關係，同理個案對藥物不信任的感覺，使其信賴醫師所開立的處方，不受本身妄想或幻覺的影響而拒絕服藥」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即明，復佐以上開鑑定書所載，係認：被告若未妥善控制毒品的使用，未來再犯風險高，建議應執行監護處分和禁戒處分，以確保規律服藥，並搭配強制戒瘾的醫療介入，提升重返社會的適應力等語（見本院卷第349頁），足認被告罹病多年，仍有病識感不佳之情形，若在居家治療時未能按時服藥接受治療，即可能缺乏適當的外在約束與監督狀況下，可能有再犯之虞，輔以被告與同住家人乙○○關係緊張等情，業據證人乙○○證述在卷（見偵卷第56頁），益徵被告具有相當之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無訛。　㈡從而，本院認有使被告持續接受適當治療及監督保護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1年，使被告得在前開刑罰執行後，得繼續接受因上開精神疾患所引發之再犯風險之監督及個人精神疾患之治療，以收適切處遇之效。至被告於施以監護期間，若經醫療院所評估其已有改善，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自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聲請法院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併此說明。六、沒收部分：　　被告係使用上開瓦斯噴槍實行本案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在案，惟未據扣案，且依現場照片所示（見他卷第41頁），上開瓦斯噴槍仍放置於上開臥房內，且卷查無其他證據該噴槍已滅失，本院衡酌被告仍有前述再犯、危害公共危險之可能性，上開瓦斯噴槍本身即有對物保安之必要性，故爰依刑法第 38條第2項、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惠予提起公訴，檢察官賴帝安、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張雅喻　　　　　　　　　　　　　　　　　　法　官　林育賢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32條第2項、第3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品穎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5條第2項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附表：編號燒損情形 1 上開臥室靠東側、南側牆面置衣架、桌子等擺設物品、燒熔 2 北側地面彈簧床床面泡棉燒失、燒穿，裸露出金屬彈簧且呈現氧化變色情形。 3 西北側角落附近木質牆面碳化、燒熔 4 西側牆面鋁窗、冷氣室內機、西北側上方石膏天花板碳化、燒熔並掉落於西北側角落附近

2025-03-04

PTDM-113-訴-138-20250304-1

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16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斯雄選任辯護人蕭烈華律師（法律扶助）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4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斯雄犯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緩刑3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　　事　實王斯雄為桃園市○○區○○○街0號5樓（共6層樓，下稱本案公寓）之住戶，其可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6）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屬具逃生避難功能之逃生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直接故意，應予更正），於民國110年7、8月間起至111年7月14日間某時許（起訴書誤載為107年起，應予更正），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致生危險於本案公寓全體住戶之生命、身體。　　理　由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斯雄固坦承事實欄所載之客觀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犯行，辯稱：我有心智障礙，不知道這樣子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會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而造成危險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的症狀是缺乏現實感，並有幻聽、幻覺的狀況，他的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本案公寓（6層樓集合住宅）之住戶，於110年7、8月起，在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嗣經本案公寓住戶即告訴人高明宗於111年3月17日寄發郵局存證信函請被告改善，並於同（17）日與被告就清運上開資源回收物品之事進行調解，原約定由被告於111年3月24日前清除完畢，然被告未履行約定，告訴人遂於111年6月9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分別於111年7月4日、同年月17日，經桃園市中壢區新興里里長徐永鑑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間之資源回收物品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在卷或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高明宗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郵局存證信函、桃園市○○區○○○○○000○0○00○○○○○00號調解書（被告與證人協調清除資源回收物品）、中壢區新興里111年9月16日幫忙里民清運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訪查表及查訪紀錄表、現場照片、Google街景圖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關於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證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王斯雄自107至109年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回收物等語（見他字卷第5頁），於警詢時證稱：王斯雄從106年開始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雜物及垃圾等語（見他字卷第69頁），可知證人先稱係10 7至109年間，後改稱為106年間，顯有矛盾，已非能盡信；復證人寄送郵局存證信函（見他字卷第55至56頁）雖載：敬啟者：王斯雄，房屋門牌：中壢區吳鳳二街7號5樓，原由： ⑴上開座落5樓到頂樓，經高明宗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樓梯通道不要堆垃圾及回收物，阻斷逃生通道造成公共危險.. .」等情，然證人是否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被告改善，亦僅為其在存證信函中一面之詞，並無其他事證以實其說。繼依證人所提供之現場照片，均為111年6月8日所拍攝，有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11至25頁），是至多僅可認為被告本案犯罪時間應在「111年6月8日之前」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繼關於詳細時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大概是110年左右才堆積的等語（見易字卷第30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是從107年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我是以我第二次車禍時間110年7、8月作區分，在第二次車禍前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是放在路上，在第二次車禍後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才帶回家（即本案公寓）放，這些是我自己清除的，里長叫大垃圾載走等語（見易字卷第93、102頁），可見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僅概略陳述時間為110年左右，於本院審理時詳細解釋，其依自身具體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為110年7、8月間，而此時間在證人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堆放資源回收物之區間內，並與證人拍攝現場時間 111年6月8日距離約10至11個月，確實有可能在此期間累積堆放如此大量之資源回收物，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時間應為110年7、8月間；又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性質上乃屬即成犯，其行為於阻塞逃生通道時已完成，是其後持續阻塞逃生通道之行為，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不另構成犯罪（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固為110年7、8月，但從被告開始堆放，至數量達到足以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狀態，猶需一段時間，始能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是該時間應為 110年7、8月間起至證人拍攝現場照片之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訴書載「107年間起」，乃犯罪事實記載有誤，而非犯罪事實之減縮，應予更正。　㈢被告歷次雖辯稱：因為我腦筋受傷，心智及認知功能都有障礙，我不知道這樣會阻礙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等語（見他字卷第96至97頁、易字卷第30至32、92、101至104頁），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因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出現情緒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認知功能缺損）、中壢聯合藥局藥袋（治療腦神經系統藥物）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姓名：王斯雄、障礙等級：輕度）為佐（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結果：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並無證據顯示被告就本案事實認知缺損，或有脫離現實的精神病症狀，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高中畢業有去工廠上班過，工作內容是小零件打洞，第二次車禍後就沒有做，我大約是20幾歲時腦袋受傷，因為藥物中毒，後來發生兩次車禍，一次腳斷掉，一次腳有擦撞傷等語（見易字卷第102至103頁），並有被告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被告自81年3月14日耀文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加保，110年1月1日開南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退保，勞保投保年資7年277日）在卷供查（見他字卷第145至147頁），可知被告具有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亦曾有多年從事不同工作之經驗，其固曾有腦傷，然尚能清楚說明自己二次車禍傷勢之不同，復如前述，還可依自身車禍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並具體說明自己是在第二次車禍後才開始將撿拾資源回收物置於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在此之前只是堆放在路邊，且能陳述案發後自己和里長共同清運資源回收物品之過程，繼被告行為時為年近50歲之成年人，已具有相當之社會生活經驗，其主觀上是否全然無從預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實非無疑；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與高明宗都是本案公寓的住戶，他住我同樓層的對面，我擺放資源回收物品，那些是中古物品，不是垃圾。我認為已經有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住戶有時忘記關頂樓和樓下的大門，都經常有人去翻亂（要偷家電），翻亂後東西被丟到通道，通道有時會阻塞，我有時外面忙，沒有定時去看等語（見易字卷第30至31頁），可見被告能正確描述證人居住在其同樓層對面，說明其所撿拾資源回收物品「是中古品，不是垃圾」，並表示自己已經「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且辯解係本案公寓住戶有時忘記關閉樓下大門，導致經常有人去亂翻資源回收物，將部分資源回收物丟到通道，才導致通道遭堵塞，顯然被告主觀上能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否則，其為何要「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並爭執是他人為竊取家電亂翻該資源回收物品，才導致該逃生通道遭到堵塞？基上足徵其能預見到上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情況，而其既然知道會有別人亂翻資源回收物品丟棄至其所留通道，不是更應該時時刻刻留意此種情況？尤以其每日返回住處都會看到這些資源回收物品，若有特別注意防免，應不至於使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滿資源回收物品，阻塞該逃生通道，被告捨此不為，顯然係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為上開行為，應可認定；而依上開事證僅能認定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尚難認為係明知而有直接故意，公訴意旨此主觀部分，應予更正。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構成要件為「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自文義以觀該罪係屬具體危險犯，僅須行為人阻塞逃生通道，致生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危險，即為已足，並不以實際發生危害為必要。所謂「逃生通道」係指發生天災人禍時為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言。查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被告自110年7、8月至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已影響住戶之逃生動線順暢，因此錯失逃生機會，大幅升高事故發生時本案公寓住戶逃生之風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　㈡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被告行為時之心智狀況，缺乏現實感以及有幻聽、幻覺的狀況，認其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應該已經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等語，然被告能就為本案犯行之時間、動機、手段、案發後處置等具體情節均能供述甚詳（見理由欄㈡、㈢），顯見其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應無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之狀況。復經本院委請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後，亦認為：「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堪認其行為時之辨識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減損可言，行為時應具有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甚明。　㈢爰審酌被告以上開方式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所為不該，實值非難，惟念其始終坦承客觀事實，僅爭執主觀犯意，且於案發後在里長協助下已將阻塞逃生通道之資源回收物品清運完畢，尚非全無悔意，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係基於不確定故意所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患有腦神經系統疾病、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患（見理由欄㈢），因前述疾病求職不易，現以撿拾資源回收物品為業，收入1日至多新臺幣300至500元（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易字卷第104 頁），且尚有80多歲母親待扶養（見他字卷第86頁），雖有調解意願，然因資力不佳，與告訴人就賠償金額無共識，致未能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見他字卷第11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又按是否宣告緩刑，亦即行為人有無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乃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自由裁量之事項。至被告素行如何，有無犯罪前科、犯罪所生危害是否重大、犯後態度是否良好暨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等情狀，則屬量刑審酌之範圍，雖非不可兼採為宣告緩刑之審酌資料，但與是否宣告緩刑並無絕對關聯。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易字卷第 11、115頁），其素行良好，僅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於犯後尚能坦承客觀事實，且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對不起大家」等語（見易字卷第31頁），案發後終經里長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資源回收物品，堪認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並無異常，犯罪情節及主觀惡性均非極為惡劣，被告迄今雖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固屬遺憾，然是否調解或和解乙情，雖可作為被告犯後態度之參考項目，但並非唯一之考量，且民事請求權與刑事刑罰權係屬二事，況告訴人已另行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非全無獲得賠償之機會。本院綜核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確實督促被告能戒慎行止，預防再犯，斟酌其犯罪情節、家庭經濟狀況，又為使被告能記取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以勵自新。另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偵查起訴，檢察官朱秀晴、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郁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宜伶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27

TYDM-112-易-516-20250227-1

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20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緯翔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 00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洪緯翔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又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事　實一、洪緯翔於民國112年8月6日晚間8時35分許，在其位於桃園市 ○○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7樓住處之同棟住宅地下1樓停車場內，因對其同戶鄰居方豊仁心生不滿，見方豊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停放在該停車場，竟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將含有易燃物之垃圾袋放置到該機車後方，以打火機點燃，使火勢延燒到該機車，以此方式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二、另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於翌（7）日上午10時許，以打火機點燃上址住處同棟住宅地下1樓停車場內之垃圾，以此方式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　　理　由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洪緯翔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認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方豊仁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上址社區管委會總幹事）吳宜臻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12年8月23日桃消調字第1120027700號函及所附112年8月18日、同年月22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含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火災現場勘察人員簽到表、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中壢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證物鑑定報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平面圖、證物採樣及相片拍攝位置圖、火災現場照片資料）、刑案現場照片（含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事實欄燒燬車輛及現場周圍等畫面）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本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事實欄係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以點火引燃上址住處同棟住宅地下1樓停車場內大量垃圾之方式著手為之，雖未致燒燬其住處同棟住宅主要效用之結果，其行為仍該當未遂等語。惟查：　⒈按刑法上之放火罪，以行為人本於放火燒燬特定物之故意而實施放火之行為，為其成立要件；又因其所欲燒燬之標的物（客體）之不同，而異其處罰之罪名，是以，行為人所擬燒燬之客體為何？其主觀上有無燒燬該特定物之故意？自均屬放火罪犯罪構成要件之重要內容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7492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仍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具備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犯意為要件，若欠缺此主觀上故意，自難逕以該罪相繩。經查：　⒉證人方豊仁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時證稱：我於發生火災時我在家裡(7樓D室），從家裡聽到隔壁鄰居（7樓C室）洪緯翔在1樓外面喊火災了，才知道火災發生，就立即下去1樓，消防車已經抵達，我看到107及109號（即桃園市○○區○○○ 路0段000巷000○000號，為被告住處同一社區之地址，下同）地下1樓東側角落處垃圾有煙，造成107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角落處垃圾受火熱燒損等語（見偵字卷第187至189頁）、證人吳宜臻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及警詢時證稱：我當時接到社區清潔人員曾喜娣通知我社區地下1樓東側(角落)有垃圾燒起來，由社區警衛（筆錄有載保全、保全人員、管理員，下統稱警衛）進行初期滅火，我到現場看到107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角落)垃圾受火熱燒損，其餘位置保持原色原貌等語（見偵字卷第199至201、283至285頁），均證稱案發後僅見107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角落處垃圾有煙、受火熱燒損明確；且消防人員抵達現場時，發現燃燒位置在107及109 號地下1樓樓梯間旁之垃圾堆處，社區警衛持滅火器初期滅火後仍有些微火勢一節，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中壢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185頁、訴字卷㈠第91頁），足見案發當時火勢並非劇烈，且未延燒至該住宅其他房間或樓層。　⒊依前揭卷附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之火災現場勘查紀錄及原因研判所載略以：「火災原因研判㈠火災概要...⒉...火災造成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000號地下1樓東側處物品受火熱燒損，燒損面積約2平方公尺...㈡起火處研判：⒈勘察107及109號地下1樓燒損情形，發現僅107 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處物品有受火熱燒損情形，其餘位置保持原色原貌（參照相片3、4、5、6及平面圖【見偵字卷第21 3、219至221頁、訴字卷㈠第119、125至127頁】）。⒉勘察10 7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處物品燒損情形發現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處堆放大量垃圾，垃圾受熱、碳化、燒失，燒損程度以靠近南端處較為嚴重（參照相片7、8、9及平面圖【見偵字卷第213、223至225頁、訴字卷㈠第119、129至131頁】）。⒊ 勘察107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南端處物品燒損情形，發現107 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南端處垃圾(垃圾袋、紙張、鍋子、罐子等）嚴重燒損，燃燒面亦較低（參照相片10及平面圖【見偵字卷第213、225頁、訴字卷㈠第119、131頁】）。⒋由⒈至⒊ 顯示，火流是由107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南端處向四周延燒等情，有桃園市政府消防112年8月22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查（見偵字卷第255至271頁、訴字卷㈠第79至889頁、相片編號3至9及平面圖【見偵字卷第213、219至225頁、訴字卷㈠123至131頁】），並有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偵字卷第217至235頁、訴字卷㈠第123至141頁），而依其中現場照片編號1至3、6（見偵字卷第217、219、221頁、訴字卷㈠第1 23至124、127頁）：　　　　依消防人員抵達現場時拍攝之現場畫面，可見桃園市○○區○○ ○路0段000巷000○000號地下1樓東側處物品有受火熱燒損情形，東側處牆壁及天板未受燒，107及109號地下1樓附近未受燒，足見僅107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處物品有嚴重受火熱燒損情形，其餘位置保持原色原貌，復觀物證採樣位置平面圖（見偵字卷第213頁、訴字卷㈠第119頁），　　併參上開現場照片，可知本案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 ○000號地下1樓東側物品受火熱燒損之位置，係在一狹小空間，僅上述物品受火熱燒損，與起火處所在之同一空間107 及109號地下1樓東側牆壁、天板均未受燒，堪認被告住處社區住宅，於上開火災發生後，不僅外觀完好，該空間外附近樓梯，更均無損，故依客觀結果而言，上開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其整體效用絲毫未受任何影響。　⒋復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時先稱：我於發生火災時在社區附近洗衣店閒晃，一名女子從通往地下1樓車道方向往警衛室奔跑，邊喊地下1樓有火災發生，我才知道有火災發生。得知火災後，我就跟著去警衛查看，警衛叫我去報警，我就用公共電話打119報案，並在1樓協助交通指揮等語（見偵字卷第193頁），於警詢時改稱：我使用打火機點燃垃圾袋後，在我住處社區的自助洗衣店抽菸，社區警衛已經將火勢撲滅了才叫我報案等語（見偵字卷第20至22頁），於偵訊時稱：我有拿打火機燒垃圾袋，把火點起來，我就走了，是不認識的人叫我去燒等語（見偵字卷第108頁），繼續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以打火機燒垃圾後，仍在住處社區的洗衣店閒晃，後來我主動跟別人借手機報警，是因為我不想要讓火勢蔓延燒得太嚴重等語（見訴字卷㈠第508頁），顯見被告原先不承認事實欄縱火行為，惟仍稱得知縱火後，有跟著警衛去查看，聽從警衛指示打119電話報案，於警詢時已承認該次縱火行為，且稱警衛已撲滅火勢才請其報案，嗣稱係自己恐火勢蔓延主動打119電話報案，固然前後未盡相符，然依上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中壢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見偵字卷第185頁、訴字卷㈠第91頁），可知報案人確為被告，足見其縱火後猶心繫起火地點，且在附近停留，並依警衛指示或主動撥打119電話報案；再被告於案發後有在其住處社區1樓外通知住戶發生火災乙節，為證人方豊仁證述如前（見偵字卷第187頁），故若被告係為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焉有繼續待在現場附近以遭受波及之可能？更豈有在其住處社區警衛發覺後，依警衛指示或主動打119電話報案，並主動在該社區1樓通知住戶發生火災之理？亦徵被告實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主觀犯意甚明。是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容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說明　　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所謂「放火」，乃指故意以火力傳導於特定之目的物，使其燃燒之意（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43 1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該條項所稱之燒燬，係指燃燒燬損之意，亦即標的物已因燃燒結果喪失其效用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臺上字第171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175 條第1項之放火行為，行為人除須具備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罪故意外，尚須「致生公共危險」，即學理上所稱具體危險犯，其放火燃燒之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須有延燒至目的物以外之他物之具體危險存在，惟不以實際上已發生此項延燒之事實為必要，衹須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為已足。此項蓋然性之有無，應由事實審法院基於經驗法則，而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100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故意以打火機點火引燃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垃圾，且該車及垃圾確有受火燒損等情，有案發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見偵字卷第52至55、217頁至第219頁、訴字卷㈠第123頁），是被告使該機車及垃圾燃燒之行為，足認與「放火」行為該當，而其放火之地點，並非完全空曠之處，為另有其他車輛及物品之地下室停車場，倘未及時撲滅火勢，即可能延燒至其他車輛、物品而導致火災，本案若非住戶、社區警衛及消防隊員前來即時將火勢撲滅，恐將使火勢延燒至鄰近物品甚至是鄰近建築物，是被告縱火行為已然致生公共危險，要屬無疑。　㈡罪名　⒈核被告事實欄所為，係犯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罪、被告事實欄所為，係犯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垃圾）罪。　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案事實欄所為，係指構成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然被告主觀上並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客觀上其住處社區之住宅亦毫無受損燻黑之情，整體效用亦完全未生影響，業如前述，基本社會事實尚屬同一，爰由本院變更起訴法條論處。　㈢罪數　　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㈣無減刑規定適用　⒈按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如案已發覺，則被告縱有投案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亦祇可謂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48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自首方式雖不限於自行投案，即託人代理自首或向非偵查機關請其轉送，亦無不可，但須有向該管司法機關自承犯罪而受裁判之事實，始生效力，若於犯罪後，僅向非有偵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而無受裁判之表示，即與自首之條件不符（最高法院50年臺上字第65 號判例意旨參照）。119電話值勤人員或參與救護之人員，並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倘行為人撥打電話僅係請救護車前來救助，目的並非陳述自己有相關犯罪事實，復無請求非偵查機關轉送報案資料之情形，自難認為有自首之意（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414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固主張其就本案有自首規定之適用云云。惟查，被告於放火後雖有通報119前往處理，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中壢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表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185、273頁、訴字卷㈠第91、179頁）。然被告於通報後並未向具有偵查犯罪權限之警員主動供承其放火行為，乃嗣後經警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知上情並通知被告到案說明，被告始於警詢時供承本案犯行並願接受裁判等節，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被告警詢筆錄附卷可稽（見偵字卷第 19至20、153至157頁）。是被告當時通報消防隊之目的係為請求滅火及救援，並非陳述犯罪之事實，卷內復無事證顯示其有向消防救護人員請求將此訊息轉知有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甚至在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時假裝事後才知情；又警員於被告坦承犯行前，已有確切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犯行，按上說明，縱被告嗣後自白犯行，核與「對於未發覺之犯罪」要件不符，性質上應僅屬自白，尚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惟其上開犯後態度，當為刑法第57條量刑審酌之參考，併此敘明。　⒉被告雖曾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辯稱：我當時精神狀況不好，100 年時亦因關於放火情事求診精神科醫生云云（見訴字卷㈠第2 71頁）。然其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就其所涉犯行已坦承不諱，且就其何以為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案發後處置等具體情節亦供述甚詳（見偵字卷第19至21、107至109 頁、訴字卷㈠第507至508頁），顯見其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應無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之狀況。經本院委請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後，亦認為：「洪員符合輕度至中度智能障礙之診斷。無積極證據顯示，其涉案當時之精神狀態，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已達到顯著降低之程度。」等情，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3年10月25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804號函檢送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憑（見訴字卷㈠第459至468頁），堪認其行為時之辨識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減損可言，行為時應具有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甚明。　㈤量刑　　　⒈爰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方豊仁有糾紛，竟持打火機為本案二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行，無視他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已有悔意，且其於放火後在現場徘徊，協助打119電話報案，幸未釀成大禍，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燒燬物品種類、數量、燒損狀況、犯罪所生之危害、自陳有殘障手冊、中度智能障礙、中低收入戶、雖有意願與告訴人二人和解，然其等於調解期日均未到場，致未能達成調解及賠償損害（見偵字卷第120頁、訴字卷㈠第24頁、訴字卷㈡第25至3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⒉復審酌被告本案兩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動機相似、時間相近，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顯然較高，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恐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與罪責程度，並考量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且為適度反應被告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示懲儆。三、不予沒收之說明　　未扣案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打火機，價值低微，係日常生活常見之物，單獨存在尚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張羽忻、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呂世文　　　　　　　　　　　　　　　　　　法　官　陳華媚　　　　　　　　　　　　　　　　　　法　官　陳郁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宜伶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TYDM-112-訴-1220-20250227-5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跟蹤騷擾防制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07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愉恩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91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犯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丙○○與代號AW000-K112354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素不相識，丙○○因察覺甲與前男友蘇○穎（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男）交往中，竟因心生不滿而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對甲為反覆、持續且違反甲意願之性與性別相關之騷擾行為，致令甲在臺北市大安區住處（具體地址詳卷）得知後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　　理　由一、證據能力 (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各項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檢察官、被告丙○○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各項證據資料，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下列各項證據方法之作成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應認以之作為證據為屬適當，而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上開各項證據已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得作為認定事實、論罪科刑之依據。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傳送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訊息等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跟蹤騷擾犯行，辯稱：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訊息是我閨密即證人乙○○所為，且我是因為甲跟我要新證據，始傳送編號2所示之訊息，所以是甲允許我傳的，否則她大可封鎖我，又我存在與甲聊天室之記事本內之訊息是不小心的，不是有意為之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甲素不相識，被告因察覺甲與前男友B男交往中，竟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間，以該編號所示之方式，對甲為反覆、持續與性與性別相關之行為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易卷第35頁），並經證人即甲指證明確（見偵卷第15至26、89至90頁），復有被告與甲對話紀錄擷圖、訊息、文件等在卷可參（詳附表編號2「證據出處」欄所示），是此部分事實堪已認定。 (二)被告與證人乙○○共同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傳送行為： 1、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與被告於112年6月7日有約，但連繫不上她，便直接前往她家，見她在哭，且說手機被B男搶走，我便在她家，利用B男之前以她電腦所登入之資訊登入B男之LINE帳號，取得甲 LINE聯絡訊息後聯絡甲，並要甲加我LINE暱稱「公主」之帳號，接著我於該日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間，陸續以該帳號傳送如偵卷第37至38 頁所示之訊息、影片、照片予暱稱「Annie」之甲，要證明被告非B男之砲友，而是在一起3、4年之男女朋友，但當甲說我行為觸法後，我便撤回，而後於同月9日，甲就封鎖我了等語（見本院易卷第259至266頁）。 2、另證人即甲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被告於112年6月7日先用 B男LINE帳號打電話予我即暱稱「Annie Lin」，她自稱是B 男女友，之後我就加了LINE暱稱「公主」之帳號，被告也傳訊息跟我說112年6月7日「公主」去她家，她有用「公主」手機跟我聯繫，「公主」也有說所傳送之性愛影片、照片是被告傳予她等語（見本院易卷第249、252至253頁）。 3、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於112年6月7日，我用B男LINE帳號打電話予暱稱「Annie Lin」即甲，告訴她我和B男交往4年，通話時間約半小時，而後叫她加「公主」之LINE聯繫資訊，因而取得甲之LINE帳號，「公主」是我朋友，甲還主動傳訊息說謝謝我告知她B男狀況等語（見偵卷第8至11頁）。 4、依上事證，可知被告於112年6月7日有以B男LINE帳號，與甲通話，要甲加證人乙○○之LINE暱稱「公主」帳號，被告及證人乙○○因而取得甲 LINE聯絡資訊，證人乙○○並於是日，在被告家中，旋以暱稱「公主」之帳號傳送被告與B男之交往情形，則被告就證人乙○○上開行為，要難諉為不知。至證人乙○○之後至同月9日某時許，再傳送與甲之被告與B男之性愛影片及照片等訊息，觀諸被告於警詢時亦稱甲主動傳訊息謝謝她告知B男狀況等語，核與甲於該日傳送「我應該謝謝妳們告訴我這些」至證人乙○○上開LINE帳號之對話內容一致，有甲與證人乙○○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見本院易卷第217頁）可證，可見被告係知證人乙○○與甲之上開對話內容；復參以性愛影片、照片極為私密，殊難想像證人乙○○自被告以外之其他管道取得，或未經被告同意即擅自傳送與甲，且甲亦證述證人乙○○使用之暱稱「公主」帳號有向她表示所傳送之性愛影片、照片是被告所提供，則被告就證人乙○○之後傳送甲之該等訊息內容實無可能不知情，且亦有提供該等性愛影片、照片與證人乙○○，供證人乙○○傳送與甲之分工行為。 5、基前，針對以暱稱「公主」所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傳送行為，可認係被告與證人乙○○共同為之。 (三)被告如附表各編號所為，屬跟蹤騷擾行為： 1、跟蹤騷擾防制法之立法旨趣係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而設，立法理由並說明：跟蹤騷擾行為之規範係基於危險犯概念，並參酌國外立法例及我國案例經驗，理解跟蹤騷擾行為係源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而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之行為，使國家公權力得就危險之個案提早介入調查及處罰，故以「與性或性別相關」定明行為構成要件，為跟蹤騷擾行為可罰性之建立。是所謂「與性或性別相關」，其意義非僅止於性或性別本身，在積極內涵上，亦包括在加害人與被害人之互動關係與模式中，是否具有基於個人、社會之條件或地位等抽象階級之不平等、或如掌握了被害人的日常生活軌跡等物理條件上之控制，使得加害人居於足以壓迫另一方之不平等地位，而具高發生率、恐懼性、危險性及傷害性之特徵後，再審究加害人是否有藉此等關係，為適於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各款所列欲納管之危險行為，並據時間長短、行為次數、行為樣態、事態經過、被害人反應及加害人回應等各個向度統合以觀，探究有無反覆或持續之樣態後，針對各該加害人之行為樣態為個案上相對性地評價，以為是否合致於跟蹤騷擾行為的完足判斷，藉以回應立法上選擇具體危險犯或適性犯之立法要求，同時遵循比例原則之憲法誡命。又在當今兩性平等、相互尊重之思潮下，任何人都不能夠只求滿足一己對於異性追求之慾望，曲解世界各地正極力呼求應正視「No Means No」此一消極自主決定之內心真意。 2、查觀諸被告傳送如附表各編號「證據出處」欄所示內容略以如各該編號「訊息內容」欄所示之訊息，皆係與性或性別相關之內容無疑。而於112年6月9日，在被告與證人乙○○以暱稱「公主」帳號傳送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性愛影片、照片等內容後，甲已回復「妳已經犯法我都紀錄好了好自為之」（見本院易卷第231頁），顯見甲不願意收受該類訊息，且甲旋即封鎖該帳號，是被告上開傳送行為已違反甲意願甚明。 3、又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主」於112年6月9日開始大量傳送許多B男性愛影片，我告訴她這樣已經犯法，便封鎖該帳號，但被告繼續以其LINE暱稱「ELLA」之帳號傳送她與B 男之性愛影片、照片、細節給我，從同年8月至12月都有，其內容如附表編號2「訊息內容」及「證據出處」等欄所示，都是謾罵、炫耀她與B男之性愛行為、充滿惡意、想激怒我，我跟她說我不需要知道這些，大約在8至10月間有用LIN E要她不要再傳送，她為了強迫我看，還存在記事本，也有在半夜時，傳了好幾段語音給我，後來於同年11月23日，我和B男便至分局提告被告騷擾行為，可是被告於同年12月11 日、12日又陸續傳送如本院審易卷第127至137頁所示內容有「想去法院喝咖啡」、「素材不夠再發」、數量上百則之訊息給我，上述訊息讓我感到非常恐懼、噁心、不舒服等語（見本院易卷第248至254頁），核與其提出之相關LINE對話紀錄擷圖所示之訊息內容，及自上開訊息中，可見甲多未置理被告及回應等情相符，堪認甲上開證言為真。基前益徵，被告自112年6月9日後，不僅未停止其行為，反而變本加厲，陸續為如附表編號2之行為，顯違反甲之意願，並使甲遭受情緒勒索、痛苦畏懼，衡情已嚴重影響甲之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從而，被告所為應該當法律加以處罰之跟蹤騷擾行為。 (四)被告所執辯詞皆不足採之說明 1、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是甲跟我要新證據，所以我才傳訊息，她從來沒有說不要再傳，我沒有違背她意願，否則她大可封鎖我云云。查甲已表達不欲再接收該類訊息之意思，並封鎖「公主」，被告就以其所用暱稱「ELLA」之LINE帳號聯繫甲，傳送性愛影片、照片等內容，業如前述，其心態已屬可議；再觀諸被告傳送之訊息，其內容多有挑釁、輕蔑甲之用語，難認被告係出於好意而為；又是否封鎖帳號，與是否願意接收性愛影片、照片、挑釁、輕蔑等訊息，究為二事，尚不能僅因甲未封鎖被告，即認甲願意接收該類訊息，遑論甲前已表明不願再接受該類訊息之意願，被告自知其行為與甲意願相違背。基前，被告稱其傳送行為並無違反甲之意願云云，要無可採。 2、被告又辯稱：我是不小心才將訊息存放於與甲之記事本云云；另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於112年11月以LINE聊天，被告以為還在跟我對話，便誤將要傳送與我之訊息傳與他人云云（見本院易卷第261、265頁）。然觀諸該等訊息存取時間，分別為112年8月29日0時25分、同年11月2 1日13時33分、14時40分，顯然存放該等訊息非一時、偶然之行為，則被告及證人乙○○所稱被告係於某日，誤存放訊息至甲記事本一節與上開客觀事證齟齬；又該等訊息之內容無非係謾罵甲，並以「你」稱甲，可知被告該等訊息發送對象即是甲，有上開訊息在卷（見本院審易卷第105至109 頁）可查，益徵被告及證人乙○○所執被告將要發與證人乙○○ 之訊息，不小心傳送與甲之誤發說詞非真。是被告該部分辯詞亦非可信，證人乙○○所為虛假證詞無法作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據。 3、至被告辯以：我沒有於得知B男提告後，傳送揚言上法院跟甲玩到底、怕素材不夠等訊息與甲云云。然觀諸甲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傳送「贊噢」、「提告了」、「精彩劇情上演嘍」、「我也好想去法院喝咖啡了」、「本來這事，我都忘記差不多了」、「素材夠不夠，不夠，我再發哦」，並傳送大量其與B男之合照、對話紀錄擷圖及交往細節等訊息，嗣於112年12月12日傳送大量訊息與甲（見本院易卷第127至147頁）；加以被告於警詢時已承認有上開行為（見偵卷第9至10頁），是認被告有上開傳送行為甚明，被告所辯為臨訟之詞。 (五)綜上，本案事證業已明確，被告否認跟蹤騷擾犯行之辯解，均不足採，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起訴書附表編號6部分，雖漏未論及被告於112年12月13 日有傳送訊息與甲之跟蹤騷擾行為，然此部分有甲於本院審理時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見本院審易卷第143 至145頁）可佐，且此部分與被告本案其餘跟蹤騷擾行為並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二)按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之跟蹤騷擾罪，係處罰行為人實行同法第3條第1項所稱之跟蹤騷擾行為，而所謂之跟蹤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又係以行為人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實行跟蹤騷擾行為，為其要件，顯然本罪之成立，本身即具有集合犯之特性。被告於附表所為，係基於單一目的，持續、反覆為跟蹤騷擾甲之行為，應認係集合犯，僅論以一罪。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面對感情困境，竟為滿足自身私慾，無視甲感受，於短時間內多次以如附表所示之手段跟蹤騷擾甲，使甲心生畏怖，影響甲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承受精神上之困擾、痛苦，實屬不該，衡以被告否認犯行，不能正視自己錯誤之犯後態度，暨參酌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卷第272頁），及被告之動機、手段、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暨甲之意見等語（見本院易卷第2 58至25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於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日期（民國）」欄所示之時間，以如該編號「行為及方式」欄所示之手段，傳送如該編號「訊息內容」欄所示之內容與甲。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惟觀諸甲與「公主」於112年6月7日之 LINE對話紀錄內容，未見有性愛影片、照片，有該日對話內容擷圖附卷（見本院易卷第175至217頁）可查；又於上開訊息中，雖有B男與他人之交往情形及對話內容，應為「與性或性別相關」之訊息，但觀諸甲之回復，無表明其不願知悉一情，尚無從認定上開傳送已有違反意願之情；加以當日係被告第一次聯繫甲，並與證人乙○○以暱稱「公主」帳號及「被告閨密」身分為之，甲主觀上不無可能出於了解「公主」聯繫意圖、以為「公主」係基於第三人之立場，出於好意提醒而告訴甲上情等想法，就該等訊息尚未明確感到違反意願。綜前，公訴意旨所稱被告該部分之行為，尚無法逕認已違背甲之意願，自難率以跟蹤騷擾之罪名相繩，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等部分與前揭本院所論罪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文昭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宇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罪，須告訴乃論。檢察官偵查第1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1條之1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附表：編號日期行為及方式訊息內容證據出處 1 （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不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3） 112年6月9日被告與證人乙○○以該證人LINE暱稱「公主」帳號傳送訊息與甲被告與B男相處情形、性愛影片及照片偵卷第29頁編號5、第37頁、第38頁編號21、第43頁編號42、第50頁編號21、第55頁、本院易卷第217至241頁 2 （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4至6） 112年8月至12月13日間被告以其LINE暱稱「ELLA」帳號傳送訊息，或利用記事本存放功能傳送訊息與甲被告與B男之照片、性愛照片、性愛影片、LINE對話紀錄擷圖、性愛細節內容訊息偵卷第27至36頁編號1至4、6至11、第38頁編號23至24、第39至42頁、第43頁編號41、第45至48、50頁編號23至24、第51至54、57下方至61、107至119頁、本院審易卷第105至147頁、易卷第101至123頁

2025-02-26

TPDM-113-易-1307-20250226-1

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98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佳龍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8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林佳龍共同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二、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共同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各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三、扣案之開山刀貳把，均沒收。　　犯罪事實一、林佳龍於民國112年5月30日凌晨，因故在臉書通訊軟體與洪世烈發生口角爭執，林佳龍因而心生不滿，召集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及約10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洪世烈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住處附近，等候洪世烈出面。於同日凌晨0時多許，林佳龍、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共同基於恐嚇之犯意聯絡，由蘇致賢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林佳龍(坐副駕駛座)、謝書成、黃則皓抵達洪世烈上開住處附近，其餘男子搭乘共3臺車輛抵達洪世烈上開住處附近後，林佳龍下車持開山刀1把，攜同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下車至洪世烈住處前叫囂，並拍攝其等在洪世烈住處門口之影片，在影片中對洪世烈恫嚇稱：「你有要出來嗎？」，於同日凌晨0時54分許，以臉書通訊軟體將該影片傳送予洪世烈，致洪世烈心生畏懼，以此加害生命、身體、自由之事恐嚇洪世烈，致生危害於安全，洪世烈隨即報警處理。嗣員警到場後，經蘇致賢同意在上開車輛副駕駛座搜索扣得開山刀2把。二、案經洪世烈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㈠、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㈡、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4人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並分別證述彼此之犯罪事實（蘇致賢部分見偵卷第53-56頁、第1 43頁、本院卷第69-77頁、第267-275頁，林佳龍部分見偵卷第47-51頁、第142-143頁、本院卷第241-243頁、第305-317 頁，謝書成部分見偵卷第57-60頁、第143頁、本院卷第99-1 01頁、第267-275頁、第305-317頁，黃則皓部分見偵卷第61 -64頁、第143頁、本院卷第69-77頁、第267-275頁、第305- 317頁，被告4人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14、34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洪世烈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偵卷第65-68頁、第175-178頁）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9 頁）、告訴人洪世烈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明秀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見偵卷第71-72頁）、被告蘇致賢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75-79頁）、被告林佳龍於違反社維法案件中扣得之開山刀1把翻拍照片（見偵卷第83、161頁）、被告林佳龍與告訴人之臉書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語音訊息譯文（見偵卷第 85-95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2年9月15日中市警勤字第1 120079705號函檢附之「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密錄器影片檔案」（見偵卷第167-171頁）、現場私人住家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81-191頁）、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69-273頁）在卷可稽。另有開山刀2把扣案可憑。被告4人前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㈠、核被告林佳龍、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㈡、被告4人就本案犯行，與其餘到場之不詳之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㈢、爰審酌⒈被告4人不思理性解決紛爭，僅因細故，即由被告林佳龍主導，糾集其餘被告及不詳之人到場，由被告林佳龍持開山刀及傳送威脅影片之方式恐嚇告訴人，侵害告訴人之權利，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告訴人表明已和解，且不再追究之情形（見偵卷第177頁）。⒊ 被告4人於本案行為前並無有罪科刑確定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4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第25至3 1頁）。⒋被告4人於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35、348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㈠、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㈡、扣案之開山刀2把，依被告林佳龍持刀下車之犯罪情節，應係供本案犯罪所用或預備所用之物，再依該等扣案開山刀係由被告林佳龍持用，及自被告蘇致賢車輛取出扣案，以及其2 人均未陳明另有支配處分權利人，應認係渠等2人可得處分支配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4人另共同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以有罪部分犯罪事實所示方式實施強暴行為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並使告訴人洪世烈行無義務之事。因認被告林佳龍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嫌；被告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至於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件，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免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暴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該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該條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為人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定公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公眾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嚇未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違憲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免違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其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始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刑事判決參照）。三、經查：㈠、公訴意旨認被告4人犯妨害秩序之罪，無非係以被告林佳龍召集被告蘇致賢、謝書成、黃則皓及約10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至上址公眾得出入之處所為其聲張助勢，被告林佳龍持開山刀下車，在告訴人住處前等候告訴人出面，即可認其等於聚集過程中，主觀上已有將對他人施以強暴或脅迫之認識或故意甚明等語。㈡、惟查：本院勘驗事發現場之監視器畫面（如附表，本院卷第2 69至273頁）及現場私人住家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81-191頁），被告4人暨其餘不詳之人雖聚集多人到場，但現場除被告林佳龍召集之一方人馬外，在場並無其他人，又現場除被告林佳龍有持開山刀下車外，亦無他人有持凶器，甚者在場之人均無為任何暴力行為即離去，本案恐嚇告訴人之方式，最終亦係被告林佳龍以傳送訊息之方式為之，難認已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自難認成立公訴意旨雖指妨害秩序相關罪名。此部分本應為無罪判決，然與前開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 305條、第41條第1項、第3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白惠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鄭百易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伶純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檔案名稱：00000000_00h30m_ch04 檔案時間：29分57秒（自監視器畫面00：53：09開始勘驗） ①00：53：09-00：53：35，畫面中可見共有4台自小客車接續行駛到現場，自對向車道迴轉後，其中兩台自小客車採前、後方式停在小貨車前方，均有打暫停雙黃燈。 ②00：53：36-00：53：46，一名身穿黑色上衣、淺色長褲之男子自前方車之左側下車（惟因錄影畫素很差且車輛打暫停燈後造成畫面過曝，因此無法確認該男子是否為被告林佳龍，以下暫稱甲男，亦無法確認甲男係從該車之駕駛座或後座位置下車） ③00：53：47，另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男子亦從前方車之左側下車（同因錄影畫素很差且車輛打暫停燈後造成畫面過曝，無法確認該男子身分，亦無法確認係從該車之駕駛座或後座位置下車） ④00：54：53，後方車之副駕駛座，又有一名男子下車（因畫素差無法辨識身分） ⑤00：55：06，前方車之右側有兩名男子下車（因畫素差無法辨識下車位置及身分） ⑥00：55：20-00：55：24，甲男往小貨車方向先走過來再往停車方向走去，畫面中可見甲男右手有拿東西，該物品呈現長條狀，可以反光 ⑦00：55：25-00：55：35，兩名男子陸續自監視器角度照不到之位置走向甲男及其他人所在處 ⑧00：55：47-00：55：56，上開二車陸續駛離現場 ⑨00：55：56-00：58：05，畫面中可見甲男右手仍手持一把刀狀長條物品。同時另外兩台車亦陸續駛離現場。接著現場之男子（至少6人）一起往另一頭走去，惟因畫素問題，無法清楚辨識容貌。 ⑩00：58：06-00：58：32，該群男子又往回走 ⑪00：58：33-檔案結束，甲男進出建物騎樓時，畫面中看起來雙手沒有持東西二、檔案名稱：00000000_01h00m_ch04檔案時間：29分57秒 ①銜接前一檔案，畫面中可見現場聚集多人，四處走動、聊天。 ②01：07：25，員警到場（其後畫面與本案無關）　　　　　　三、檔案名稱：00000000_01h00m_ch03 檔案時間：29分57秒 ①01：02：08，被告蘇致賢之白色自小客車開過來停在畫面右上　方，此時在該處已有兩、三名男子在場（但無法辨識身分） ②01：06：26-01：07：21時，甲男及另一名身穿黑色上衣之男　子靠近該自小客車，接著甲男打開駕駛座車門與駕駛人交談後　，甲男先往另一方向走去，另一男子則仍站在駕駛座後座車門　處，該男子於01：07：22時打開後座車門坐進去，此時甲男亦　走回該自小客車處。 ③於01：07：34時，警車到場，圍堵在該自小客車前方，甲男【　經與前開勘驗標的比對後，應可確認甲男為被告林佳龍】走至車頭處。

2025-02-26

TCDM-113-訴-498-202502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