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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3號聲請人即告訴人黃坤原（年籍、住所均詳卷）代理人吳文城律師陳名献律師被告施景翊（年籍、住所均詳卷）選任辯護人吳惠珍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恐嚇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14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564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日起參拾日內提起自訴。　　理　由一、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黃坤原（下稱告訴人）前就被告施景翊恐嚇等案件提起告訴，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55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並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送達於告訴人。告訴人於113年11月20日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14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處分駁回（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駁回處分於113年12月6日送達告訴人。嗣告訴人委任律師，於113年12月13日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之處分書、各處分之送達證書、刑事再議聲請狀暨上載收文章、刑事准予自訴聲請狀暨上載收文章、委任書在卷可佐，揆諸前揭規定，本案聲請合於法律上之程式，合先敘明。二、告訴人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告訴人前係朋友，並合作種植綠竹筍之事，詎被告種植不利，致告訴人及所經營之弘鑫農產行銷有限公司受有虧損，告訴人因此要求被告必須賠償新臺幣（下同）436,187元，而被告先於民國111年4月間，向不知情之友人黃妙真借款400,000元，並由黃妙真將該款項持至弘鑫公司位於雲林縣○○市○○里○○路000巷0弄00號4樓之辦公室內，交付予告訴人。再由被告於同年4月22日交付不足之36,187元給告訴人（被告所交付之款項下合稱本案款項）。後被告心有未甘，於112年10月下旬，在永興路1號附近農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車輛擋住告訴人所駕駛之農地搬運車後，持木棍下車向告訴人咆哮並威脅要對告訴人及告訴人家人不利，迫使告訴人下車，而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或行無義務之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三、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告訴人無法具體指稱實際被害時間，且證人王媛巧與告訴人之指述有所出入，自難僅以證人王媛巧之證述與告訴人之指述，即認被告涉犯強制與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四、聲請准許自訴意旨略以：本案被告如告訴意旨所載犯行，除告訴人之指訴外，尚有證人王媛巧之證述作為補強，且證人王媛巧之證述與告訴人之指述情節大致相符並無出入，可認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為惡害通知並以車輛妨礙告訴人行動自由之權利，而該當強制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原不起訴處分與原駁回再議處分所稱告訴人指述前後不一與無法具體指稱被害時間而無法認定為同一事實等語，僅係被告對於問題所回答之內容，並因時間間隔、情緒等原因而有記憶不清楚之情形，此情應調查被告、證人王媛巧到庭作證以釐清等語。五、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一暨同法第 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若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六、經本院認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　　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要求返還之前被告所給付之本案款項，惟否認有何強制、恐嚇危害安全等犯行，辯稱：我剛好經過該處，我只有叫他還我錢，沒有拿棍子，也沒有說要對告訴人與告訴人家人不利等語（見偵卷第14 至15頁）。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要求告訴人返還本案款項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中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4至1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王媛巧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0至31 頁、第52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案發時間、地點可得具體特定　⒈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我於112年10月下旬，在永興路1號附近農路遭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車輛擋住我駕駛之農地搬運車後，被告持木棍下車向我咆哮表示要用他的生命跟我配，並威脅要對我及我的家人不利，右手持棍棒想打我，迫使我下車等語（見偵卷第30至31頁）；又證人王媛巧於警詢中證稱：我看到被告於112年10月下旬左右，在永興路1號附近拿著木棍追著告訴人，被告嘴裡唸著三字經及「林北絕對要給你死」，也有看到被告所駕駛的白色車輛剛好在告訴人的車前等語（見偵卷第52頁）；再被告亦於警詢中陳稱：我有在112年10月下旬，在永興路1號附近農路，向告訴人要求返還本案款項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基上，告訴人、證人王媛巧、被告於警詢中均表示係於112年10 下旬在永興路1號附近農路被告與告訴人曾碰面並由被告向告訴人索討本案款項，三者所陳述時間、地點均一致，而非無法確定本案案件發生之具體時間、地點。　⒉又告訴人雖於偵查中證稱：於111年10月下旬被告在斗六市永興路對我罵五字經，並說要讓我死等語（見偵卷第186頁），而與上開告訴人、證人王媛巧、被告於警詢中之指述均有所出入，惟細譯偵查筆錄內容，於偵查中係由檢察官先訊問告訴人：「111年10月下旬在斗六市永興路施景翊打你？」告訴人始回答：「那一次他沒有打到我，那一次證人王媛巧看到，當時他有罵五字經，但是我當時是駕駛農地搬運車，所以沒有監視器。」等語，可知被告於偵查時對於本案時間之敘述，係順著檢察官之訊問問題下，接續回答本案發生之經過，而非主動陳述與先前警詢陳述內容相異之案發時間，故就告訴人是因記憶不清而無法具體指稱實際被害時間，抑或係未注意檢察官發問之案發時間有誤而直接就檢察官所訊問之問題進行回答等節，自屬有疑，尚難謂告訴人無法具體指稱實際被害時間，且告訴人於警詢與偵查中皆一致表示證人王媛巧有目睹本案案件發生經過等語（見偵卷第31、166 頁），可認告訴人於警詢與偵查中之陳述皆為同一件事，並非無法特定本案事實。　㈢告訴人歷次指述與證人王媛巧證述之主要事實大致相符　⒈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即無違法可言。而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非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仍係適法之職權行使。又相異證人或同一證人，就同一事實之陳述彼此稍有差異，或前後略有出入，此乃因各人觀察角度、記憶重點不同，或相同證人各次陳述時，關於細節有無陳述清楚完整，所持描述用語之不同，是否省略片段情節，甚或紀錄之詳簡有異所致。從而，證人之供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事證，以為合理比較且定其取捨；倘就基本或主要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無關重要之矛盾，即認其全部陳述為不可信，而全數捨棄不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證人王媛巧於警詢中證稱：我看到被告於112年10月下旬左右，在永興路1號附近拿著木棍追著告訴人，被告嘴裡唸著三字經及「林北絕對要給你死」，也有看到被告所駕駛的白色車輛剛好在告訴人的車前等語（見偵卷第52頁）；而告訴人於警詢中則表示：我於上開時、地遭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白色車輛擋住我駕駛之農地搬運車後，被告持木棍下車向我咆哮表示要用他的生命跟我配，並威脅要對我及我的家人不利，右手持棍棒想打我，迫使我下車等語（見偵卷第30至31頁）；再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述：被告當時對我罵五字經，並說要讓我死等語（見偵卷第186頁）。基上，證人王媛巧於警詢中之證述內容與告訴人於警詢與偵查中之指述內容中關於被告與告訴人對話內容雖略有出入，惟三者之內容之主要部分皆關於：當時被告所駕駛之車輛停放在告訴人之農用車前，被告手持棍狀物追逐告訴人，並向告訴人表示不雅文字與對於告訴人生命、身體之惡害通知等言論等節，三者在主要事實之內容、意義上大致相同，有可能係因告訴人、證人王媛巧無法精確記憶、時間經過或因描述用語、觀察角度、記憶重點不同，才導致陳述、記憶並非完全相同。又證人王媛巧之證述並無特別不可信之情形，尚難逕以此瑕疵即認告訴人、證人王媛巧之證述完全不可採。　㈣被告駕駛車輛攔住告訴人駕駛之農用車　　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被告當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車輛擋住我的車輛去處，迫使我下車等語（見偵卷第30 頁）；證人王媛巧於警詢中則證稱：當時被告的白色車（車牌號碼好像是9789號）剛好在告訴人的農用車前方等語（見偵卷第52頁）。又本案發生之地點，若一方車輛未靠邊禮讓而擋在其他車輛前方，則其他車輛難以穿越並通過等情，有現場照片2張在卷可認（見偵卷第111頁）。基上，證人王媛巧雖未目睹本案發生之全部經過，惟於證人王媛巧目擊本案時，已見被告之白色車輛擋在告訴人之農用車前，而與告訴人之指述相符，可資補強。再本案案發地點若被告駕駛之車輛擋在告訴人之農用車前，告訴人即難以自由離去，可認被告有駕車攔住告訴人駕駛之農用車而妨礙告訴人自由離去之權利，以便向告訴人索討本案款項之高度可能。　㈤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雖認告訴人無法具體指稱實際被害時間，又證人王媛巧之證述與告訴人之指述有所出入，而無法逕認被告涉犯強制、恐嚇危害安全等犯行，惟告訴人歷次指述被害時間不同、告訴人歷次指述與證人王媛巧證述之內容有所出入等情，可能係因告訴人未注意或因時間經過、記憶方式等原因而導致記憶、描述不一致等情，業如前述，難認無法特定本案事實，或謂其等證述不可信。　㈥被告雖表示：我當日只有叫告訴人還錢，沒有拿木棍，也沒有說要對告訴人與告訴人家人不利，我只是找朋友剛好經過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惟證人王媛巧既已證述同前，並與告訴人所指述之情節大致相同，而與被告之供述有所出入等情，業如前述。又依被告與告訴人之陳述，被告與告訴人皆係駕車行經本案事發地點，如被告未以攔車之方式要求告訴人停車以索取本案款項，要如何使告訴人自願停車讓被告得以追討本案款項乙節，尚有疑慮。又被告亦坦認：於11 3年1月5日亦曾就本案款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且雙方有互相傷害等語（見偵卷第13至14頁），則被告既因本案款項而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未尋求和平手段索討本案款項，則被告本案是否僅單純要求告訴人返還本案款項，而未以強暴、脅迫手段向告訴人索討本案款項，尚非無疑。　㈦綜上，足認被告有高度可能基於強制犯意，於112年10月下旬，在永興路1號附近農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車輛擋住告訴人所駕駛之農地搬運車後，以向告訴人恫嚇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之惡害通知，並手持棍棒追趕告訴人，以此強暴、脅迫方式要求告訴人返還本案款項而行無義務之事並妨礙告訴人行動自由之權利，而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七、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30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持棍棒追趕告訴人，並揚言對告訴人不利，乃以強暴、脅迫手段危害要挾，使告訴人行返還本案款項等無義務之事，並妨害告訴人離去之權利，並非單純將來惡害之告知，依上開說明，乃構成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而非恐嚇危害安全罪，聲請意旨認被告另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尚有誤會。八、綜上所述，本案被告所為既已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之犯罪嫌疑，且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之起訴門檻，故原不起訴處分暨原駁回再議處分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容有未洽，爰定如主文所示之相當期間，准許聲請人得提起自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1項、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31

ULDM-113-聲自-23-20250331-1

聲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09號聲請人皮諾丘電影事業有限公司代理人蘇家弘律師被告劉楓棋鄭喨中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等背信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3日所為之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873 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89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二、由調閱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890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873號全部卷宗可知，檢察官以依聲請人皮諾丘電影事業有限公司與后花園數位影像製作有限公司（下稱后花園公司）簽訂之「行銷補助授權合約書」（下稱本案合約書）等文件，后花園公司係以己名義向文化部提出補助款之申請，嗣依與聲請人之協議，與聲請人分配補助款，難認聲請人與后花園公司或被告劉楓棋、鄭喨中（下統稱被告等）就申請補助款一事，有明確之委任關係存在，是聲請人與被告等係立於對向而非內部關係，縱被告等未依本案合約書，亦與背信罪規定之犯罪主體僅限於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為構成要件不合等理由，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必須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而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四、本院調查之結果： (一)按刑法第342條規定之背信罪，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其構成要件。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係指受他人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而言，亦即行為人所處理之事務，必須具有「他屬性」，如係屬於自己之事務或工作行為，並非為他人處理事務，自無由構成背信罪。申言之，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主體須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即其為他人處理事務，本其對他人（本人）之內部關係，負有基於一定之注意而處理該本人事務之法的任務，因之，其為他人處理事務，係基於對內關係，並非對向關係，是基於誠實義務，並非基於交易上信義誠實之原則。又背信罪之成立，需以行為人係受本人之委任為本人處理事務，具有為圖取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圖加損害於本人之意思，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者為必要。倘若本人之利益本並未受何損害，或所受損害具有正當原因，且行為人自己或第三人所欲獲得之利益乃法律上容許之正當利益，或僅因處理事務怠於注意，致其事務生不良之影響，則為處理事務之過失問題，既非故意為違背任務之行為，自難以背信罪責相繩。 (二)經查，聲請人與被告鄭喨中為負責人之后花園公司簽訂本案合約書，於該合約書第二條「費用內容」第3項約定：「甲、乙雙方針對本案實際核銷撥款金額，乙方收到文化部最終核銷撥款之金額7天內，將所核決金額全數匯至下列甲方指定帳戶。若應匯款而逾期未匯款，每延遲一日應按應給付分潤金額0.2%給付遲延利息（延遲利息計算方式：應給付分潤金額0.2%乘以延遲日數）。」，嗣后花園公司向文化部申請補助款並經該部核准，該部已結算予該公司，但該公司迄未匯至上開聲請人指定之帳戶等節，固據被告等供承（見他卷第78頁）在案，並有本案合約書在卷（見他卷第15頁）可查。 (三)惟如何難以遽謂被告等與聲請人就申請補助款一事有委任關係一節，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高檢署檢察長均已於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中詳為推敲論定，其理由一言以蔽之：經解釋本案合約書之文義，無從得出聲請人有委託被告等、后花園公司申請補助款之意，既被告等無受託事務，自與背信罪之要件不符。經核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高檢署檢察長證據採酌判斷，難認有何違背法理情事，既然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高檢署檢察長本其職權認事用法，且無明顯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情事，本院自應予以尊重。 (四)且不論被告等是否受聲請人之託，而為聲請人處理向文化部申請補助款之事務，后花園公司既已完成上開申請，並取得文化部之行銷補助，業如前述，被告等自無聲請意旨所稱違背該受託事務之情。至聲請人所指后花園公司及被告等未於期限內給付，而違反本合約書第二條第3項約定云云，觀諸該約定之內容略以：后花園公司應於一定期限內匯款至聲請人指定帳戶，可知該部分未涉及其一方與文化部或其他第三人之外部關係，而係規範甲、乙方對彼此權利義務之約定，則聲請人與后花園公司於該部分約定應係對向關係，難認具對內關係性質，依上說明，縱后花園公司未依該部分約定辦理，亦難認該公司、被告等有何違反受託事務而該當背信之情。 (五)又被告等另提出明細稱：於行銷電影期間，因非可歸責於后花園公司、被告等之原因，致該公司有額外支出，且聲請人亦有應付款項未付之情等語（見偵卷第21至31頁）；聲請人則指述而認為：聲請人已與被告等約定按照補助金額之一部分比例作為后花園公司之報酬，所以申請補助之相關成本自應由被告等自行負擔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可知聲請人與被告等就本案合約書費用負擔之解釋各執一詞；另參以聲請人提出與被告等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等就申請補助款得以沖銷之範圍早有意見相左之情（見他卷第23至25頁），則被告等非無可能係為保全債權而不予匯款，依上說明，尚無從逕認被告等具為圖取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圖加損害於聲請人之意思。五、綜上所述，依卷內現有證據，尚難認被告等有何聲請人所稱犯行，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所為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聲請意旨猶執前詞以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為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指摘，並求准許提起自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廖棣儀　　　　　　　　　　　　　　　　　　　法　官賴政豪　　　　　　　　　　　　　　　　　　法　官黃文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楊宇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31

TPDM-113-聲自-309-20250331-1

聲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62號聲請人鄭文佑代理人施驊陞律師被告林盈坊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959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4276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鄭文佑以被告林盈坊涉犯詐欺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3 年8月19日以112年度偵字第4276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於113年1 0月28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959號處分書，以聲請再議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經聲請人之同居人、送達代收人均於113 年11月1日代為收受前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處分書，聲請人於送達後10日內即113年11月8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委任狀及蓋有本院收狀戳章日期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在卷可參，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未逾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所定1 0日之不變期間，其聲請合法，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二、按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我國刑事訴訟法係採起訴法定原則，故當被告之犯罪嫌疑已達本條所定之起訴門檻時，除有符合同法第253條、第253條之1之情形外，檢察官均應提起公訴，並無起訴裁量權。其次，本條所定之起訴門檻，係指依檢察官於偵查中已調查之全部事證，被告之犯罪嫌疑已達「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之程度。此項起訴門檻固然不必達到法院諭知有罪判決之「毫無合理懷疑」心證門檻，但仍與單純之懷疑、臆測有所不同，不可不辨。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之立法目的，僅在藉由外部機關監督檢察機關是否恪守上揭起訴法定原則，非在監督檢察機關是否窮盡調查之能事，更非交由法院代替檢察機關續行偵查。準此，若依檢察官於偵查中已調查之全部事證，被告之犯罪嫌疑已達「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之程度，檢察官卻違背起訴法定原則，逕為不起訴處分，此項違誤固屬法院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中應予糾正之範疇，然若檢察官於偵查中已調查之全部事證未達起訴門檻，縱使檢察官有調查疏漏之情形，亦屬檢察機關內部自我糾正之範疇，尚非法院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中所能置喙。　　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2年度偵字第42766 號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聲請人所指訴被告借款情事，雖提出本票影本(下稱本案本票)及簽署人照片為證，然被告否認上揭本票係其簽署，而聲請人所提出之簽署照片，僅見係一女子低頭書寫本票，但無正面臉部面容，無從辨識是否為被告本人。再者，聲請人據以認定被告無履約誠意涉嫌詐欺取財之理由，係以被告聲稱權狀遺失補發中，無法提供擔保為由，然此部分檢察官調閱前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權狀補發紀錄，本案土地所有權狀確實於111年3月9日聲請補發，且需經公告1個月即111年4月11 日後始能取得補發之權狀，有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112年1 0月16日中正地所一字第1120011547號函及附件在卷可稽，是聲請人於111年3月27日借出款項之際，本案土地所有權狀確實處於無法提供之狀態，況聲請人另要求借款人簽立本票，亦為借款之擔保，應認其已自行權衡得失利弊始允諾借款，自難僅因事後無法追討借款，即遽認借款之人於借款之際有施用詐術之行為。是本件尚難以告訴人單一指訴即遽認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四、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959號處分書認聲請人之再議無理由，應予駁回，理由略以：　 (一)被告於111年間對游信嘉向本院提起確認抵押權及擔保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112年9月15日以111年度訴字第2412 號民事判決認定游信嘉設定之抵押權及擔保債權不存在，並於112年10月11日確定在案，有該判決及確定證明書影本在卷可稽。是被告並未向游信嘉借款新臺幣(下同)600萬元，並提供本案土地設定抵押予游信嘉等情應可認定。證人許育銓於113年10月16日證稱：約1、2年被告跟她男友陳志杰找我借錢，我有介紹聲請人給他們認識，見面時他們就自己聊，詳情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他們要去太平或是哪裡的事務所簽土地抵押的設定，我記得是400萬元左右，之後因為被告急需用錢，問聲請人可否先借她100萬元，被告有簽立本票，之後聲請人打電話給我說，他好像被騙了，因為權狀下來時，本案土地已經被設定過了，本案本票是被告跟陳志杰在他們的車上簽的，當時陳志杰跟我視訊，我有看到被告坐在副駕駛座，是被告在車上簽本案本票的，本案本票是如何交給聲請人的我不知道，聲請人交100萬元給被告或是陳志杰時，我沒有在場，是事後聲請人告訴我，但是是誰收的我不知道等語。是證人許育銓雖稱其有看到被告簽立本案本票，惟依證人許育銓傳送予聲請人之簽發本案本票之照片顯示，該畫面女子尚未書寫好其住址、身分證號碼、並蓋指印，而陳志杰亦均尚未書寫上開資料，且尚未書立發票日期，該照片僅係一名女子低頭書寫本票，無正面臉部面容，無從辨識是否為被告本人，證人許育銓就聲請人、被告與陳志杰間之借款細節並不瞭解，亦未看到聲請人交付100萬元，證人許育銓之證述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二)聲請人陳稱：當時是被告、陳志杰、蕭茂林跟我談好了，所以才會約到代書事務所，就是要用土地做擔保，因為陳志杰沒有辦理提供擔保，所以我沒辦法借400萬元給他，之後陳志杰打電話給我，跟我說他跟被告談好了，要用被告的本案土地擔保，我才跟他們約在代書事務所。是陳志杰要借錢，但是叫被告提供土地設定抵押，但是到了事務所當場，被告說權狀不見了，所以沒辦法辦理，被告與陳志杰商量後，說要將權狀報遺失，補發完再來借貸，之後因為他們跟我說他們的口罩工廠急需用錢，看能不能先給他們100萬元周轉，待權狀補發下來再辦理設定，所以我大約在事務所談完約2 、3天後，在北屯區大連路附近把100萬元交給陳志杰，陳志杰當場將本案本票給我等語，是依聲請人所述，最先是陳志杰要向聲請人借款400萬元，因其無法提供土地設定抵押權，聲請人拒絕此借款要求，嗣後陳志杰以電話向聲請人表示欲以被告之本案土地設定抵押權擔保，然因本案土地權狀遺失，未能辦理設定，陳志杰及被告向聲請人表示其之口罩工廠急需用錢，商請聲請人先借款100萬元，待權狀補發下來再辦理設定，聲請人始同意，並於數日後於大連路附近將10 0萬元交給陳志杰，並由陳志杰當場交付本案本票，被告並未在場。另參上開簽發本案本票之照片未能確認為被告本人，且被告並未提供本案土地設定抵押權予游信嘉，被告亦確於前開時間，申請本案土地所有權狀補發，是聲請人借出款項之際，本案土地所有權狀確實處於無法提供之狀態，至關鍵證人陳志杰經另案通緝，未能到庭，被告既否認聲請人指述之犯行，現無證據證明被告是否與陳志杰共同為詐欺犯行。況聲請人已另要求借款人簽立本案本票，亦借款之擔保，應認聲請人已自行權衡得失利弊始允諾借款，自難僅因事後無法追討借款，即遽認借款之人於借款之際有施用詐術之行為。原檢察官依據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調查結果，不足以認定其指訴之犯罪事實，認為被告等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原檢察官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　五、聲請人等以原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之理由有如附件聲請提起自訴意旨所述認事用法之違誤等情為由，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一)按詐欺取財罪須以被害人行為之介入為前提，其犯罪之成立除行為人使用詐術外，另須被害人陷於錯誤，因而為財產上之處分，並因該處分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為其構成要件。所謂「陷於錯誤」，乃被害人主觀上想法與真實情形產生不一致，亦即被害人對行為人所虛構之情節須認為真實，信以為真，並在此基礎上處分財物，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與聲請人、陳志杰、陳世榮見面，惟始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沒有簽本案本票，也沒有跟聲請人借款，本案土地的權狀之前確實有遺失，基於我跟陳志杰是男女朋友關係，所以我相信他，補發之後是陳志杰幫我保管，他拿去跟游信嘉借款600萬元，並設定抵押權這件事我並不知情等語。經查，本案土地所有權狀曾遺失，並於111年3月9日申請補發，於111年4月11日取得補發權狀，及陳志杰前未經被告同意，逕於取得補發之權狀後，於111年4月18日持向游信嘉借款並設定抵押權，並經本院認前開設定之抵押權及擔保債權不存在等情，有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112年10月16日中正地所一字第112001154 7號函、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412號民事判決附卷可參。是聲請人於111年3月27日借出款項之際，本案土地權狀確實處於等待補發，而未能立即設定抵押權之狀態乙情，應堪認定。 (三)細譯聲請人於再議偵訊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均稱：是陳志杰要借款400萬元，但是是由被告提供本案土地設定抵押權，因本案土地所有權狀需補發而無法設定抵押，所以我沒辦法借錢給他，後來他們跟我說他們口罩工廠急需用錢，是否可先借款100萬元，我要求他們應先簽立本票，約定每月利息2萬4,000元，並約定應在塗銷原有抵押權設定後，立即將上開土地在設定抵押權給我；2、3天後我交100萬元給陳志杰時，被告並不在場，本案本票是陳志杰交給我的等語，據此可知，向聲請人借款之人為陳志杰，聲請人在借貸前，已就陳志杰之財力狀況、是否有供擔保等情為事前之評估，並於知悉未能設定抵押權時，拒絕借款400萬元予陳志杰，嗣因陳志杰願意提供同額本票供擔保，始同意借款100萬元予陳志杰，可認聲請人同意貸與陳志杰款項之前，對其等之財務狀況不佳等情知之甚明，對於借款風險、獲利已有審酌，另觀後續聲請人交付100萬元予陳志杰，並向陳志杰收取本案本票時，被告並未在場，又該等過程中，未見有因被告施行任何詐術，使聲請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100萬元予陳志杰，再衡以聲請人提供之一名女子簽發本票之照片，未有正面容貌可資確認，無從辨別照片中之女子是否為被告，被告亦否認其向聲請人借款100萬元，並簽發本案本票予聲請人，證人許育銓雖證稱：其與陳志杰視訊，有看見是被告簽發本案本票等語，惟陳志杰截至再議偵訊時，尚經另案通緝中，以至未能傳喚到庭釐清簽發本案本票之人究係何人、其與被告是否共同謀議以詐術使聲請人同意借款等情，是難僅以證人許育銓之證述，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四)至聲請人主張其於偵查中所提出照片中之女子手指有刺青，與被告手上刺青一致，是否為真、本案本票上之指紋、筆跡是否為被告本人所親自按捺或親簽，及聲請人提出之對話內容等情，檢方均未予調查等語，均非原不起訴及再議處分調查所及之範圍，依上開意旨，法院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中，僅依檢察官於偵查中已調查之全部事證，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已達「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之程度為判斷，至偵查程序中未及審酌之事證，尚非法院於本程序中所能置喙，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依卷內現有證據，尚難認被告涉有詐欺犯行，應認屬聲請人審酌陳志杰債信及受償風險後所為之自主決定，要難認有何因被告之詐術而陷於錯誤之情形可言。綜合前情，被告所為，核與刑法詐欺罪之主客觀要件均屬有間，尚難以該等罪責相繩。原處分所為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原偵查檢察官及臺中高分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為由，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經核認事用法，並無不當。聲請意旨猶執前詞請求准許提起自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曉怡　　　　　　　　　　　　　　　　　　　法　官　林德鑫　　　　　　　　　　　　　　　　　　　法　官蔡咏律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孫超凡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2025-03-28

TCDM-113-聲自-162-20250328-1

聲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32號聲請人張龍憲代理人呂其昌律師被告廖繼誠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4年3月4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674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6059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背信等犯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中檢）檢察官予被告不起訴處分。嗣聲請人對上揭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仍略以：關於被告詐取 3千萬元支票、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及與聲請人於民國95年4 月28日簽訂協議書部分：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為不起訴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定有明文。刑法業於94年1 月7日修正，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本件此部分聲請人係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及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等罪嫌，該等罪法定最高刑度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前之刑法第8 0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惟聲請人於113年10月15日始提出告訴，顯已逾10年以上，追訴權時效業已完成。關於被告與聲請人於97年6月19日簽訂補充協議書部分：行為人於完成犯罪行為後，為確保或利用行為之結果，而另為犯罪行為時，倘另為之犯罪行為係前一行為之延續，且未加深前一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侵害，按之學理上所謂之「不罰之後行為」（或稱與罰後行為），應僅就前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若前後之行為已分別侵害數法益，後行為之不法内涵並已逾越前行為所該當犯罪不法內涵之範圍時，則另為之後行為顯具一般預防之必要性，而非屬不罰後行為之範疇，基於充分評價原則，始應另加以處罰。觀之卷附本件聲請人與被告於97年6月19日所簽訂之補充協議書、於95年4月28日所簽訂之協議書之部分內容所載足認兩造所簽之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均係為解決被告於82年間因共同投資購買土地，而向聲請人取得3000萬元支票後，卻遲未交付任何獲利予聲請人之問題，其投資買賣之標的及聲請人所投資之金額係3千萬元部分均與82年間被告邀集聲請人共同投資時之條件並無變更，補充協議書訂有被告應再給付聲請人2,500萬元，聲請人協助進行開發系爭土地時，可獲分配高於95年4月28日協議書所約定金額之約定及被告拒不進行開發之行為而認被告涉有詐欺犯行，惟此部分仍係因被告於82年間向聲請人取得3000萬元支票後，遲未交付任何獲利，因而再承諾出售投資買賣標的土地供聲請人收取價金，斯時聲請人對被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業已消滅，被告上開行為應係為避免先前詐取支票犯行遭發現而為之掩飾行為，被告與聲請人所簽訂補充協議書並未造成聲請人再受有任何損害，被告也未因此而再獲得任何財物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即被告此部分所為係前一詐欺行為之延續，且未加深前一詐欺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侵害，應為不罰之後行為，當無成立詐欺得利罪之餘地等詞，駁回聲請人之再議。　㈡惟按，關於被告與聲請人於97年6月19日簽訂補充協議書（參刑事告訴狀告證11，下稱補充協議書）部分，原臺中高分檢處分及不起訴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均認被告簽訂補充協議書之行為屬「不罰之後行為」（或稱「與罰之後行為」），而無成立詐欺得利罪之餘地云云。但查：　　⒈縱認本件有合於「不罰之後行為」（假設語，聲請人否認，理由如後述）定義，然按「不罰之後行為」，在後之犯罪行為之所以不罰（與罰），係因在前之犯罪處罰範圍内已接受評價，始不再重複處罰而謂之不罰(與罰）。若在前之行為因法定原因（如罹於追訴權時效）而不成立犯罪時，在後之犯罪行為接受評價時便無重複處罰之情形，自應對在後之犯罪行為加以處罰，始符刑責相當完整評價之旨。本件原處分既認被告詐取聲請人3千萬元支票、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及與聲請人於95年4月28日簽訂協議書部分等行為係被告之前行為，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而對之不起訴處分，可見被告之上開前行為並未依法評價處罰，衡諸前開說明，被告簽訂補充協議書之後犯罪行為，即應依法加以處罰，而無從適用「不罰之後行為」。綜上，原處分於茲認定，已有適用法則錯誤或不當之違誤。　　⒉次依補充協議書第一條：「甲方（即被告，下略）願再先行支付乙方(即聲請人，下略）新台幣貳仟伍佰萬元正，由甲方於本協議書簽訂時交付乙方（支票均取消禁止背書轉讓註記），支票金額及到期日如次：…。」；第二條：「本案如進行開發時，乙方所分配之金額，依九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所簽訂之協議書第六條及第七條分配。原協議書第八條所訂對乙方請求權之限制，雙方同意予以取消。」；第三條：「原開發計畫中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及強度表中所列學校代表地12,763.16平方公尺，若甲方購回時，乙方得參與投資，其條件另議之。」；第四條：「甲方同意於扣除土地增值稅新台幣伍仟萬元後以新台幣伍億元以上，委由乙方覓取買主出售之，但應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交易。…」；第五條：「為履行前條協議，甲方同意於本協議書簽訂時，同時出具授權書，授權乙方為出售本案土地之行為。」；第六條：「本案如依本補充協議第二條約定之規定，由甲方進行開發時，甲方應予取得什項執照之日起一百五十個工作日完成開發，並進行出售。…。」等眾多新訂之約定内容可知：被告於簽訂補充協議書時，已再另行交付聲請人2,500萬元面額支票數紙；聲請人協助進行開發系爭土地時，可獲分配高於95年 4 月28日協議書所約定之金額；增加前所未有的聲請人得參與投資之條件等，聲請人並據以獲得被告等之全新授權（刑事告訴狀告證12)，而後洽妥買家王慶桐、黃朝煌、郭庭琰願以8億8,00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簽立土地購買意向書、開立發票日105年12月23日、票面金額4,000萬元、支票號碼：CIA0000000之支票乙紙作為定金。綜觀被告簽訂補充協議書、授權書及拒絕履約之各該行為，已是包含自簽訂補充協議書時起之獨立不法行為態樣。新簽訂之補充協議書中更約定眾多全新之被告義務，責任範圍較被告之前詐欺犯行所涉為廣，但被告全無履行，被告並違背應負責管理開發系爭土地之任務，更加生其他損害於聲請人之利益，另構成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　　⒊綜上，被告簽訂補充協議書等涉犯詐欺及背信罪行，所觸犯罪名已非全然相同，因之而加深聲請人財產等之損害則均有具體金額（補充協議書第一條）、客觀可估之利益數額（第四條）等可稽，且被告於105年12月以系爭土地借名登記予他人為由，拒不進行開發之行為，在在加深前詐欺行為造成之損害，被告簽訂補充協議書等所侵害聲請人之權利及造成之損害顯多於在前之犯罪行為，已明顯逾越被告之前詐欺行為之罪責内涵而應獨立論斷處罰，否則被告各該後犯行即未獲充分評價，當非所謂「不罰之後行為」。原處分僅執補充協議書之部分條款用字記載逕自解釋，漏未綜觀比較各該完整協議内容，即遽認補充協議書此部分為不罰之後行為云云，顯屬率斷而有違誤之處。　㈢又按「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刑法第80條第2項定有明文。承上所述，前經聲請人不斷努力，終洽妥買家王慶桐、黃朝煌、郭庭琰願以8億8,00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除簽立土地購買意向書外，更開立發票日105年12月23日、票面金額4 ,000萬元、支票號碼：CIA0000000之支票乙紙作為定金，聲請人隨即委請馬在勤律師以105年12月15日105勤字第060號律師函（參刑事告訴狀告證13)請被告與買主王慶桐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詎料，被告誆稱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廖林澄雪名下云云，逕將土地買賣契約書退回，嗣經廖林澄雪及其子廖英磊嚴正否認，被告誆稱土地借名登記云云係子虛烏有，上情乃被告獨立之詐欺及背信行為，已如前述。惟縱依原處分意旨認此屬被告前詐欺行為之延續（假設語），衡諸前開規定，則應自被告行為終了時即105年12月方起算追訴權時效，本件追訴權時效應尚無完成，原處分於茲顯有誤認而於法未合。　㈣綜上所述，本件被告與聲請人雙方簽訂補充協議書固有其原由，但綜觀内容，聲請人與被告間之權利義務已有大幅調整而為全新之安排，補充協議書實為聲請人與被告間新成立之權利義務關係。原處分僅執各該協議書之部分内容逕予認定，已失兩造諦約真義而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違法。被告與聲請人所簽訂之各該協議書，不論就時間或權利義務或履約内容、條件等，已是不同的背景基礎，在法律評價上應係各自獨立之行為。原處分認被告之前行為已完成追訴權時效而對之不起訴處分，卻誤用「不罰之後行為」理論而未對被告之後行為依法評價處罰，已於法有違，更遑論如前所述之被告後行為所涉罪名、法益及加深聲請人損害等情，亦與「不罰之後行為」適用要件之實務見解不符，多有違反刑法行為與罪數之競合理論及追訴權時效等規定，有適用法則不當及違法之處，難昭聲請人折服。本件被告所涉犯行多有證人可證，並有相關文件等物證所示可佐，被告各該所為已達刑事詐欺與背信犯行之犯罪嫌疑，為此，聲請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狀請鈞院裁准本件提起自訴並陳理由如上，其餘理由容聲請閱卷後再補陳，以濟偵查之疏漏違失，以懲不法，並維權益等語。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1 、第258 條之3 第2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三、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委由告訴代理人慶啟人律師、王博正律師以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背信等罪，於113年10 月15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經該檢察署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60599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以再議無理由於114年3月4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 674號駁回再議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 60599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4年度上聲議字第674號處分書附卷可稽。而上開駁回再議之處分書於114年3月7日送達於聲請人，嗣聲請人於同年月17日委任呂其昌律師，並於同日提出理由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復有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送達證書及聲請人刑事准予自訴聲請狀上之本院收件戳章為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實無誤；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合於法定程式，合先敘明。四、再議駁回意旨略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二關於被告詐取3千萬元支票、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及與聲請人於95年4月28日簽訂協議書部分：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為不起訴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定有明文。復按刑法業於94年1月7日修正，並於95年7 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上開規定乃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問題，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法定最重本刑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其追訴權之時效期間為10年。」，比較修正後同條項款規定：「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其追訴權之時效期間為20年。」，以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年第1項第2款追訴權時效為10年之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經查，本件此部分聲請人係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及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等罪嫌，該等罪法定最高刑度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前之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惟聲請人於113年10月15日始提出告訴，顯已逾10年以上，追訴權時效業已完成。揆諸上開說明，原檢察官因認被告此部分犯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2款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不合。　㈡原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三關於被告與聲請人於97年6月19日簽訂補充協議書部分：　　按行為不罰者，應為不起訴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8款定有明文。復按行為人於完成犯罪行為後，為確保或利用行為之結果，而另為犯罪行為時，倘另為之犯罪行為係前一行為之延續，且未加深前一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侵害，按之學理上所謂之「不罰之後行為」（或稱與罰後行為），應僅就前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若前後之行為已分別侵害數法益，後行為之不法內涵並已逾越前行為所該當犯罪不法內涵之範圍時，則另為之後行為顯具一般預防之必要性，而非屬不罰後行為之範疇，基於充分評價原則，始應另加以處罰。最高法院著有100年度台上字第662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觀之卷附本件被告與聲請人於97年6月1 9日所簽訂之補充協議書首段即載明「…為解決共同投資購買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土地問題，雙方於95年4月28日簽訂協議書在案。」，而依卷附兩造於95年4月28日所簽訂之協議書，其簽約目的係在解決共同投資購買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土地問題，並約定「第二條：雙方同意前條投資標的全部予以開發，但開發之程度以規劃、整地、分割及公共設施之完成，至可供房屋建築為原則，並以出售建地為目的，依附件一，甲方（指被告）提供之土地使用計畫，可供出售之建地…，合計95,525.73平方公尺。」、「第三條：土地之開發由甲方負責，包括各項證照之申請、施工及開發費用之籌措；…。」、「第四條：乙方（指聲請人）之出資額為新臺幣叁仟萬元，業由乙方已於民國82年3月開立台灣銀行支票交由甲方收訖。」，足認兩造所簽之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均係為解決被告於82年間因共同投資購買土地，而向聲請人取得3000萬元支票後，卻遲未交付任何獲利予聲請人之問題，其投資買賣之標的及聲請人所投資之金額係3千萬元部分均與82年間被告邀集聲請人共同投資時之條件並無變更，聲請再議意旨雖另指補充協議書訂有被告應再給付聲請人2,500 萬元，聲請人協助進行開發系爭土地時，可獲分配高於95年 4月28日協議書所約定金額之約定及被告拒不進行開發之行為而認被告涉有詐欺犯行，惟此部分仍係因被告於82年間向聲請人取得3000萬元支票後，遲未交付任何獲利，因而再承諾出售投資買賣標的土地供聲請人收取價金，斯時聲請人對被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業已消滅，被告上開行為應係為避免先前詐取支票犯行遭發現而為之掩飾行為，被告與聲請人所簽訂補充協議書並未造成聲請人再受有何損害，被告也未因此而再獲得任何財物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即被告此部分所為係前一詐欺行為之延續，且未加深前一詐欺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侵害，揆諸前揭判決要旨，應屬不罰之後行為，當無成立詐欺得利罪之餘地，本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8款為不起訴處分，是原檢察官雖認被告詐欺罪嫌不足，而以同法條第10款為不起訴處分容有不當，惟應為不起訴處分之結果核無不合。聲請人聲請再議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五、本院查：　㈠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然揆諸前開說明，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自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　㈡按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一、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二十年。二、三年以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者，十年。三、一年以上三年未滿有期徒刑者，五年。四、一年未滿有期徒刑者，三年。五、拘役或罰金者，一年。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刑法第80條第1項定有明文（94 年1月7日三讀通過、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又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六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亦定有明文。　㈢查本件原不起訴處分書業已敘明：「二、詐取3000萬元支票、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5年4月28日簽訂協議書部分：按案件有追訴權時效完成情事者，應為不起訴處分，而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罪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事訴訟法第252 條第2款、刑法第2條第1項載有明文。查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80條第1項有關追訴權時效期間之規定，較修正前同條項規定之期間長，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自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故本件關於追效權時效，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告訴意旨所指縱認屬實，被告廖繼誠所涉犯者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等罪嫌，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本件被告之行為苟構成犯罪，因其犯罪最後成立之日係82 年3月12日、91年7月22日、95年4月28日，距告訴人張龍憲向本署提出告訴之113年10月15日，顯已逾10年以上，其追訴權時效業已完成。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應為不起訴之處分。」等語。　㈣其次，就系爭97年6月19日簽訂補充協議書部分，再議駁回意旨復敘明：「觀之卷附本件被告與聲請人於97年6月19日所簽訂之補充協議書首段即載明『…為解決共同投資購買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土地問題，雙方於95年4月28日簽訂協議書在案。』，而依卷附兩造於95年4月28日所簽訂之協議書，其簽約目的係在解決共同投資購買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土地問題，並約定『第二條：雙方同意前條投資標的全部予以開發，但開發之程度以規劃、整地、分割及公共設施之完成，至可供房屋建築為原則，並以出售建地為目的，依附件一，甲方（指被告）提供之土地使用計畫，可供出售之建地…，合計95,525.73平方公尺。』、『第三條：土地之開發由甲方負責，包括各項證照之申請、施工及開發費用之籌措；…。』、『第四條：乙方（指聲請人）之出資額為新臺幣叁仟萬元，業由乙方已於民國82年3月開立台灣銀行支票交由甲方收訖。』，足認兩造所簽之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均係為解決被告於82年間因共同投資購買土地，而向聲請人取得3000萬元支票後，卻遲未交付任何獲利予聲請人之問題，其投資買賣之標的及聲請人所投資之金額係3千萬元部分均與82年間被告邀集聲請人共同投資時之條件並無變更，聲請再議意旨雖另指補充協議書訂有被告應再給付聲請人2,500萬元，聲請人協助進行開發系爭土地時，可獲分配高於95年4月28日協議書所約定金額之約定及被告拒不進行開發之行為而認被告涉有詐欺犯行，惟此部分仍係因被告於82年間向聲請人取得 3000萬元支票後，遲未交付任何獲利，因而再承諾出售投資買賣標的土地供聲請人收取價金，斯時聲請人對被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業已消滅，被告上開行為應係為避免先前詐取支票犯行遭發現而為之掩飾行為，被告與聲請人所簽訂補充協議書並未造成聲請人再受有何損害，被告也未因此而再獲得任何財物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即被告此部分所為係前一詐欺行為之延續，且未加深前一詐欺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侵害，揆諸前揭判決要旨，應屬不罰之後行為，當無成立詐欺得利罪之餘地」等語。　㈤顯見，就告訴人所指涉詐取3000萬元支票、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5年4月28日簽訂協議書部分，經檢察官依首揭法律規定予以比較新舊法後，認以舊法為有利於被告，而此部分均已逾10年之追訴權時效，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之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而就97年6月19日簽訂補充協議書部分，檢察官認此部分被告所為，對於告訴人之財產權並無再一次之侵害，屬不罰之後行為，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8款之規定，亦應為不起訴處分等情，業已詳為論述，所為之論證俱有實務見解及偵查中相關證據資料可佐，自難認有何悖於論理與經驗法則之處。　㈥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之處分書，業已就檢察官偵查中之證據資料詳予勾稽論證，未有任何違背法令之處，亦無違反何等經驗或論理法則，聲請人任憑己見，執為不同認定，倘確有新事實新事證自得循刑事訴訟法第260 條之規定辦理，本件經核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之處分書俱屬有據，故聲請人前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之理由，均不影響駁回再議處置之正確性，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2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戰諭威　　　　　　　　　　　　　　　　　　　法　官　李依達　　　　　　　　　　　　　　　　　　　法　官　方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譚系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2025-03-28

TCDM-114-聲自-32-20250328-1

聲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08號聲請人即告訴人魏希賢代理人王憲勳律師被告陳立基年籍住居所均詳卷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3年10月1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84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11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及「刑事聲請准許自訴補充理由狀」所載。二、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並使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前開規定所稱「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而非僅屬「有合理可疑」而已，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準此，法院就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應與檢察官決定應否提起公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三、本院之判斷： (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按告訴人之告訴或告發人之告發，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不得僅憑其片面指述，遽入人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782號判決參照）。 (二)關於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等罪部分: 1、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為其成立要件。而人與人間於日常生活中偶遇意見不合，譏諷既起，輒相謾罵，你來我往，尖鋒相對，於該情境下之對話，多因未經慎思熟慮，言語或流於尖酸刻薄，或帶有使人不舒服之恐嚇語意，然是否構成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除應依一般社會標準考量該言語、文字或舉動是否足致他人生畏怖之心外，並應審酌當時之客觀環境、前後雙方之行為、對話之全部經過、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使人生畏怖心之目的、相對人有無因行為人之言行而生畏怖心等，為判斷標準。是以被告之言語，是否屬於惡害通知，尚須審酌其前後之供述，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告訴人採取片斷及僅憑告訴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即據以認定構成恐嚇罪。 2、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二人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　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 3、聲請人乙○○於警詢時指稱：當時我跟女兒是最後登機的乘客，我們走到座位正在整理行李，空服員告知即將開始安全示範，要求我儘快坐下，我於機上廣播結束後，起身準備整理行李，又被空服員告知安全示範尚未結束，再度要求我坐下，我回應誤以為安全示範已經結束，才起身約2秒鐘，空服員卻說我起身不只2秒鐘，我聽完後表示不滿意空服員對我的嘲諷回應，考慮反映給航空公司，被告忽然用很兇惡的語氣恫嚇辱罵我，重複說「你現在是在搞事是不是」「你不要給我在這邊搞事」我當下直覺地回應對方「關你甚麼事」「這件事跟你有甚麼關係」後來因為飛機要起飛了，我們才停止爭論等語。而被告甲○○則否認聲請人之上開指述，並於警詢時供稱：我看到聲請人不遵守飛安規則，空服員已經勸導 2次了，他仍然站著不配合飛安宣導，我便開口說他的行為是不對的，他卻回我「干你屁事？」「你算什麼東西？」等語。稽之證人即空服員（姓名詳卷）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當時出聲告知聲請人現在應該坐下等語。關於聲請人指稱被告對其恫嚇之內容，僅有聲請人單方之指述，鑒於其等雙方在本件乃立於相互訟爭之對立地位，指述之事實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又告訴暨聲請意旨所指被告曾說「『我警告你』，你不要給我在這邊搞事」之「我警告你」一語部分，聲請人於警詢及其自行提出之下機後在機場錄音檔譯文中，均未曾提及被告曾說該語，故告訴暨聲請意旨與時序較接近事發當時之警詢及錄音內容不符，甚為顯然，是聲請意旨就此部分之可信性，尤值存疑。此外，縱使被告確有表示如聲請人所指述之「你現在是在搞事是不是」「你不要給我在這邊搞事」等詞，惟觀之事發經過及該等言詞之內容，並無任何客觀上足以令人認為，被告有將要加害聲請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具體內容與意思；況聲請人亦自陳其聽聞該等詞語後，隨即以「關你甚麼事」「這件事跟你有甚麼關係」等語回應，益徵聲請人於當時並未感到害怕、畏懼，因此本件尚難認有何該當刑法上恐嚇危害安全罪構成要之事實存在。再者，「搞事」乙詞所表達之語意、語氣雖非友善，然如前述，倘被告確實有此言論，衡諸被告係對聲請人在飛機上之作為，以其他乘客之立場發表意見，加以聲請人之作為既已受到空服員規勸及阻止，更足見涉及飛機上安全事項之公共利益，則被告身為同機之乘客，即非不得予以評論；且依事發當時之情狀、該詞語所處之語意脈絡，客觀上均難認該詞語當然有貶抑聲請人社會評價之效果，是以本件不得僅以聲請人個人之主觀感受，而率予入被告於公然侮辱罪責。從而，不起訴及駁回再議意旨之認事用法依卷存事證以觀，核屬合理有據。 (三)關於誣告罪部分: 1、按誣告罪之構成要件，首須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次須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其為偽造、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構陷之情形而言，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判斷錯誤、懷疑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或對於其事實誇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即缺乏此種意思條件，均不得謂屬於誣告，即其所申告之事實，如係事出有因，或尚非全然無因，懷疑他人涉嫌犯罪，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而向偵查機關告訴（發）或向法院自訴，縱令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非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人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或法院判決無罪，因申告人主觀上欠缺誣告之故意，自不能令負誣告罪責。職故，是否構成誣告罪，尚應就其有無虛構誣告之故意為斷，並非當然可以誣告罪論處，此迭經最高法院以22 年上字第3368號、40年台上字第88號、46年台上字第927號、59年台上字第581號著有判決先例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被告與聲請人間，於搭乘飛機時發生口角爭執乙節，業如前述，被告於另案對聲請人提出恐嚇危害安全、公然侮辱等罪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聲請人罪嫌不足而為不起訴處分確定。稽之該另案不起訴處分之內容，係以被告指述聲請人所為之「干你屁事」「你算什麼東西」等語於法之評價上，尚未達侮辱或辱罵之程度，亦未構成惡害告知等情，故認為聲請人於該案之犯罪嫌疑不足，並非認為被告有憑空捏造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提出另案告訴之行為，顯與誣告罪之要件有間。基上，不起訴及駁回再議意旨所為之判斷，尚無違誤，聲請意旨仍執陳詞而為指摘，自無可採。四、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尚難認被告有何本件犯行，且犯罪嫌疑亦未跨越起訴門檻，原處分所為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原偵查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罪嫌不足為由，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聲請人以上開事由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王亭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8

TYDM-113-聲自-108-20250328-1

聲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10號聲請人盈瑞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世維代理人徐銘鴻律師景萌臻律師被告林上祚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66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474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所載。二、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盈瑞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113年度偵字第34474號），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11 3年度上聲議字第11662號）。嗣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2月20 日收受該處分書後，委任徐銘鴻、景萌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即113年12月27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經核聲請程序係屬適法，合先敘明。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一暨同法第25 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四、聲請人原不起訴理由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詳如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詳如附件二、三）。　五、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之意旨，均已就聲請人所指予以斟酌，並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並經本院分別調取全案偵查卷宗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訛，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本院除援用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證據及理由外，另就聲請意旨指摘之處，補充理由如下：　㈠觀之被告於113年3月8日9時20分上傳至風傳媒網站之本案報導全文（他卷第41至48頁），並參酌聲請人指陳之本案情節、被告之供述等內容綜合以觀，聲請人固認被告於本案報導所使用「代理」二字之意義即指稱「代理募集或銷售」，並不存在其他可能，被告於本案報導所使用「代理」之用詞即描述聲請人為「代理募集或銷售境外基金之行為」，進而指摘聲請人違反投信投顧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而有觸犯金融重罪之情事。惟查本案報導雖提及「綠石全球能源基金代理盈瑞投顧」、「合作境外基金綠石全球能源基金，代理投顧公司盈瑞投顧」、「代理這一家私募基金的盈瑞投顧，同樣來頭不小」等語，雖有使用「代理」二字，然對言論意涵應進行整體意旨之詮釋，不得斷章取義，倘其語意具多義性，存有解釋空間，依罪疑惟輕原則，原則上應採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所謂「代理」，在正式及非正式之應用場景下，本可能有更廣義的解釋，例如訴訟代理人代理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代理他人出席股東會議、為請假同事擔任職務代理人等皆屬之，又細觀本案報導之前後文章脈絡，佐以被告在文中亦有提及聲請人與綠石基金正式簽署投資顧問契約等節（他卷第45頁），是一般人於閱覽本案報導後，衡情當無法直接推導出聲請人係為綠石全球能源基金（下稱綠石基金）「代理募集或銷售境外基金之行為」並「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狹義結論，是就「代理」一詞，自應採有利於被告之解釋，尚無法以聲請人個人對上開文字內容之解讀，率認被告有何存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故此部分聲請意旨，尚難憑採。　㈡聲請人另認其與綠石基金間成立之投資顧問契約屬一般私法契約，難認與一般社會大眾之利益有何干係，不符合第310 條第3項前段規定不罰之要件。查本案報導為被告上傳至風傳媒網站，標題為「大同拚股價轉型搞綠能合作境外基金竟扯上TDR炒股案主嫌」之財經新聞報導，其報導目的係將聲請人與大同公司之相關資訊告知大眾，以喚起投資大眾對此一事件之關心，而大同公司為臺灣知名上市企業，其公司之營運、合作夥伴及企業轉型方向，均影響股東、消費者、員工、投資人及股票市場至為重大，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是被告擔任記者為關乎投資人交易安全公共事務乃為本案報導之行為，尚難認被告係以惡意貶損聲請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為唯一目的，自不能遽以誹謗之罪責相繩。是聲請意旨之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臺灣高檢署檢察長之原駁回再議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所指予以斟酌，並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且依憑現存證據，無從證明被告有涉犯誹謗罪嫌。聲請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求予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洵無理由，應予駁回。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徐維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件一：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附件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附件三：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

2025-03-28

TPDM-113-聲自-310-20250328-1

聲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27號聲請人李宇婠（住居詳卷）被告徐晨瑄（年籍住居詳卷）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 3年度上聲議字第7979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036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告訴人於聲請再議經駁回後欲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者，應於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之，如告訴人未委任律師而逕自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即不合法律上之程序。究其立法意旨，無非在使經由具法律專業之律師細研案情而認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必要情形下，始由其代理而提出聲請，以免發生濫訴而浪費國家訴訟資源之弊。從而，此項律師強制代理之旨既係在避免濫訴，自須於提出之時即已具備，倘於提出聲請後始補行委任，實僅徒具律師代理之形式，而無法達成上開立法意旨，故此項程式上之欠缺係屬不可補正之事項，告訴人未經委任律師代理提出理由狀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者，即屬聲請程序不合法，應予駁回。三、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李宇婠（下稱聲請人）告訴被告徐晨瑄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6月 1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0369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3年8月14日認其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979號處分駁回再議在案，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案卷核閱無訛。聲請人不服前開駁回再議之處分，固於113年9月9日提出如附件所示「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然綜觀該書狀全未記載經律師代理之旨，亦未隨狀檢附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之委任狀，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本件聲請欠缺應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之法定程式，與律師強制代理之規範不符，於法自有未合，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佳靜　　　　　　　　　　　　　　　　　　法　官　謝昀芳　　　　　　　　　　　　　　　　　　法　官　郭子彰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珊慧　　　　　　　　　　　　　　　　　　　　　【附件】民國113年9月9日「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2025-03-28

TPDM-113-聲自-227-20250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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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號聲請人即告訴人洪秀靜代理人楊富強律師法力尤斯‧彌將律師被告吳正賢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9月20日所為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34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88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洪秀靜（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吳正賢涉犯詐欺取財罪嫌，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罪嫌不足，而於民國113年6月19日以113年度調偵字第88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向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聲請再議，經該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9月20 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34號處分駁回再議在案。聲請人於113年9月24日收受前開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後，於10日不變期間加計4日在途期間內之113年10月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上開宜蘭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高檢署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各 1份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是聲請人之聲請程序合於首揭規定，先予敘明。二、聲請人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09年年初，經聲請人之兄洪偉傑介紹而結識聲請人，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9年8月8日，向聲請人佯稱：可透過其在大陸地區人脈，引薦日本製藥株式會社生產「晶龍透蛋白膠原養生原料粉」出口至大陸地區銷售，並保證取得廈門國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廈門國貿集團）之訂單，然需成立公司，並將其登記為股東，且須支付新臺幣(下同)220萬元之佣金等語，致聲請人受騙陷於錯誤，於109年1 0月7日設立辛辛那有限公司，登記被告為該公司之股東，並於同日匯款220萬元至被告所申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 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復於109年10月9日，持不實買賣框架協議，向聲請人佯稱：保證能獲得上開產品至少 6,000罐、每罐6萬7,500元之訂單，然須支付80萬元之佣金等語，致聲請人受騙陷於錯誤，於109年11月26日，匯款80 萬元至被告上開台新銀行帳戶。被告另於109年12月8日，向聲請人佯稱：已與臺灣寶達興業有限公司（廈門國貿集團之從屬公司，下稱寶達公司）董事長談妥4,000罐上開產品之訂單，預計在半年內全部出貨，然須支付250萬元之佣金等語，致聲請人受騙陷於錯誤，於109年12月17日，匯款250萬元至被告申設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被告並於110年4月間，簽發渣打銀行票面金額港幣 152萬8,000元之支票予聲請人，以取信聲請人，嗣聲請人遲未收到任何訂單，被告復藉詞推託，聲請人始悉受騙。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三、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意旨略以：聲請人係因家人介紹結識被告，且經充分衡量被告財力等狀況，而自願決定與被告合作，難認聲請人有何陷於錯誤之情形。又依卷內證據，難認被告有何以保證取得訂單之詐術行騙，且兩岸情勢變化影響貿易往來，尚難僅憑被告未能取得訂單，即認被告有施用詐術之行為或有詐欺取財之犯意。另被告曾簽發可供強制執行之本票予聲請人作為擔保，益可徵本案實為民事債務不履行之紛爭，而與詐欺取財罪行無涉。至聲請人聲請傳喚寶達公司董事長作證，則無必要。四、聲請意旨略以：被告聲稱可以與時任寶達公司董事長蔡瑩彬磋商訂單等語，故為釐清被告是否曾與蔡瑩彬磋商、是否促成訂單、訂單是否存在等情，應有傳喚蔡瑩彬作證之必要，然檢察官未傳喚蔡瑩彬，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誤。又原不起訴處分不論被告是否真有磋商訂單，亦不論訂單是否真實存在，逕以聲請人相信被告之身分背景為由，認為聲請人未陷於錯誤，實已變更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另被告交付本票2紙係用以取信聲請人，並非供作擔保，原不起訴處分以之作為本案純為民事糾紛之理由，已脫逸常態經驗及論理法則。五、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 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再所謂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係指聲請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官未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而言；倘經調查之結果，猶不足以動搖原事實3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者，即不得率予准許提起自訴，應無待言。次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係以被告於客觀上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並於行為之初，在主觀上即具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犯意為其構成要件，即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若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或因合法對他造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縱令出於惡意而有遲延給付或不為給付之情事，苟無從證明債務人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犯意，亦僅能令其負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實，逕予推定債務人主觀上原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犯意。六、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及事證，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卷宗詳予核閱，認其各項論點均屬有據，未見有何違法或失當之處，茲補充說明如下：　㈠查聲請人至遲自110年11月23日開始，不斷向被告確認訂單情形，並詢問為何沒有下文，被告則向聲請人表示廈門國貿集團、寶達公司及其他相關公司或因用印、或尚有流程須進行、或須修改契約等原因，尚未簽立訂單等語，直至後來聲請人認為受騙，因此與被告鬧翻等情，有被告與聲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語音通話譯文在卷可稽（112他280卷第 40至112頁），應堪認定。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及語音通話譯文，被告僅表示其正在與廈門國貿集團等公司磋商協調等語，內容並未提及其保證能取得廈門國貿集團訂單，實難認被告有保證取得上開訂單之施用詐術情事。又被告能否順利為聲請人取得訂單，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並非僅取決於被告與廈門國貿集團之人脈關係，自無從以被告未取得訂單乙節，逕認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犯意。況依偵查卷內現存證據，尚難認被告有何虛構其身分、背景及經歷，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從未向廈門國貿集團磋商訂單，即難僅憑聲請人之片面指述，即率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㈡復查，被告於110年4月初（票面記載時間為110年5月3日）簽發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票面金額港幣152萬8,000元之支票予聲請人，作為被告收取告訴人550萬元之證明，又於同年12月26日與聲請人簽立550萬元之借據及本票，用以交換上開支票等情，業經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112他280卷第152頁），且為聲請人所不爭執，並有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支票影本1紙、借據影本2張、本票影本2紙在卷可稽（112他280卷第38、136至137、138至139頁），是上情應堪認定。而衡諸常情，被告倘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其向聲請人施以詐術，自應避免簽立上開支票、本票及借據，以降低未來被聲請人求償之風險。又被告簽立上開支票、本票及借據前，聲請人業已匯款550萬元予被告，若被告確有詐騙聲請人之意，則此時其目的已達成，即無須應付聲請人，遑論再簽立上開支票、本票及借據予聲請人。此外，被告於上開本票及借據上所載姓名、地址及身分證字號等資料均係真實，並可供聲請人聲請本票裁定，此有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508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112他280卷第140頁），則綜合上情，顯見被告之行為與一般詐欺取財者取得財物後即避不見面迥異，益難遽認被告主觀上有何詐欺取財之犯意。　㈢聲請意旨固稱檢察官應調查被告是否謊稱身分背景、是否曾與寶達公司磋商、訂單是否存在等語，然參諸前開說明，本院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予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而審諸偵查卷內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未能取得訂單，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所稱之身分背景為不實，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不曾與寶達公司磋商或未曾嘗試取得訂單，是上開聲請意旨所指自無從憑採。至聲請意旨認應傳喚蔡瑩彬作證乙節，觀諸被告於偵查中陳稱：我只用電話與廈門國貿集團董事長何福龍聯繫等語（112他280卷第153頁），偵查卷內又無證據證明蔡瑩彬或寶達公司知悉相關貿易事宜，堪認蔡瑩彬並不必然知悉磋商情形，縱傳喚蔡瑩彬作證，亦不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就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即無從以此為由逕准聲請人提起自訴。七、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依據偵查結果，認相關事證不足認定被告涉有聲請意旨所指詐欺取財犯行，因而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聲請，於事實調查程序及相關事證之評價認定，於法均無不合，復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人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不當，委無足採。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認本案並無得據以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深淵　　　　　　　　　　　　　　　　　　法　官　陳錦雯　　　　　　　　　　　　　　　　　　法　官　程明慧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廖文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2025-03-28

ILDM-113-聲自-27-20250328-1

聲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28號聲請人即告訴人黃錦盛代理人呂朝章律師被告葉秀梅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4年2月17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6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 3年度偵字第23604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告訴意旨及聲請意旨：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葉秀梅明知並未徵得其女黃湘甯（原名：黃思婷，以下均沿用原名）之同意或授權，以黃思婷名義簽發本票以擔保被告借款債務，且明知其資力狀況不佳，亦無返還借款之真意，為向聲請人即告訴人黃錦盛借款新臺幣（下同）120萬元，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8年1月7日，向聲請人佯稱其娘家有財產可繼承，但需借款120萬元交付其中1名繼承人之配偶，請其抛棄繼承，則黃思婷可繼承該筆財產，又被告為取信聲請人，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偽造發票人為「黃思婷」、發票日為108年1月6日、票面金額為120萬元之本票1紙（票號為TH0000000號，下稱本案本票），並於108 年1月7日，在新北巿鶯歌區大湖路548巷2弄5號1樓，交付與聲請人，作為借款120萬元之擔保，致聲請人信以為真，誤信被告提供本案本票作為足額擔保，有返還借款之真意，即於同日在上址交付被告現金21萬8000元及發票人為北京機械工程有限公司、面額98萬2000元之鶯歌區農會鳳鳴分部支票 1紙（合計120萬元，下稱本案支票）與被告。嗣被告遲未清償上開借款，經聲請人持本案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核准，惟黃思婷即向本院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民事訴訟（110年度桃簡字第1396號民事事件，下稱本案民事訴訟），經本院將本案本票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認本案本票非黃思婷簽發，而以110年度桃簡字第1396號判決確認聲請人持有本案本票對黃思婷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聲請人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行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　㈡聲請意旨略以：倘被告係為幫聲請人支付保險費用，則被告何須交付偽造之本案本票取信聲請人以供擔保之用，故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聲請人及被告有多年交情，故未簽立借據，不得以雙方未簽立借據而認非借款，若雙方非借貸關係，被告何須交付偽造之本案本票與聲請人；被告辯稱將兌現款項換成美金後，存入聲請人相關外幣帳戶用以支付美金保險金等語，然聲請人之外幣帳戶並無被告所謂之美金存入，故被告僅係誤導視聽，被告所言可信度已非可採；依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公司）函文所載保單號碼000000000號之保單（下稱本案保單）於108年2月22日墊繳86萬4,000元之紀錄，並非指被告替聲請人繳納保險費用，故尚非可認被告持本案支票用以繳納聲請人之保險費用，被告確實有持偽造之本案本票向聲請人借款並供擔保之用，又聲請人確實一次性繳清本案保單之保險費用，否則新光人壽公司何以自102年10月1日起至109年9月8日間支付83次總共336萬1,500元與聲請人；另於109年10月26日聲請人發現本案後，被告曾承認向聲請人借款120萬元；縱使本案支票無從證明係被告偽造，被告持之向聲請人行使並取得款項，仍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　　二、不起訴之處分意旨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意旨：　㈠不起訴之處分意旨略以：被告固坦承有在本案支票背面簽名乙節，惟否認有偽造本案本票向聲請人借款詐欺之犯行，辯稱：我於101年至106年間有向聲請人借錢，但都已經還完了，而且我借錢都是用我個人的支票借款，並沒有拿本票去借錢，至於本案支票係聲請人交給我換成美金繳納保費，我並無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等語。惟查：　　⒈本案本票經本院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認本案本票非黃思婷簽發，有本案民事訴訟之民事判決及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等件存卷可參。又本案經要求被告當庭書立「黃思婷」20次，以肉眼觀之被告上開書寫文件，其運筆方式、筆劃斷點、字形神韻、字體結構等特徵方面，與本案本票上之「黃思婷」簽名，並非全然相似，是以，本案本票究否係被告所偽造，已非無疑。　⒉經調閱聲請人名下新光人壽公司之保單，其中號碼000000000 號保單於108年2月22日有墊繳86萬4,000元之紀錄，有新光人壽公司113年10月24日新壽保全字第1130003982號函暨繳費紀錄1份可參，聲請人具狀表示：該「墊繳保費」是指保戶在應該繳交保費時未繳，保險公司會寄發掛號催繳通知信，並且給予寬限期間，若保戶過寬限期仍未繳費，保險公司會以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動墊繳當期應繳的保費與利息，使契約繼續維持有效，且我是一次性躉繳保費，因此新光人壽公司自102年10月1日起至109年9月8日間共支付83次總計336萬 1,500元給我等語，惟該保單於102年9月4日實繳166萬200元、103年10月3日繳款86萬4,000元，足見聲請人所言一次性躉繳保費之情，顯非可採。況一般墊繳保險費仍須償還並支付利息，否則有停效之虞，而依聲請人所言，該保單仍有支付款項予聲請人直至109年9月8日，足見墊繳保費應有進行清償，故該保單未發生停效，是以被告所言以本案支票取得款項後繳納保費之情，尚非不可憑採。　⒊又聲請人於本案民事訴訟中陳稱：本票是他們簽好後帶來的，本票是原告（即黃思婷）本人在我家蓋手印的等語，然此部分為黃思婷所否認，有本院民事庭111年9月28日訊問筆錄在卷可稽，然本案偵查中聲請人改陳：出借款項當天，黃思婷好像沒有到場，本案本票完整發票過程我沒有看到；被告借款未簽立借據或簽收單等語，就本案本票簽發過程，前後陳述不一，是其本案指訴是否可採，並非無疑。況衡諸常情，按聲請人指訴，當日除交付本案支票外，尚有交付現金21 萬8,000元，果若被告確實有借款，何以僅以未到場之人簽發之本票作為擔保，又未要求借款人即被告簽立借據或簽收單，是本案除聲請人片面指訴外，未據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本諸「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法原則，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尚難逕以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罪責相繩被告。　　㈡駁回再議之處分意旨略以：　　本案聲請人並未提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被告確有詐欺及偽造本票等之情事，另本案再議意旨所指其他各節均已於原檢察官偵查中陳明，而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理由具體指摘原處分書有何偵查不完備之情事，是本案或係原檢察官已查明，或係聲請人個人之主觀意見，本案原檢察官偵查已臻完備，且原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均有詳予敘明，無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情事，是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或違誤，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聲請人指訴之罪嫌，聲請再議無理由等語。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仍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而將「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模式，並配合修正各條項規定。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既仍是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 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而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對於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得再行起訴之規定，亦增訂第2項規定，認同條第1項第1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其後（如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前述「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又法院於審查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否則不宜率予准予提起自訴，併予敘明。四、本院之認定：　㈠本案本票前經本院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認本案本票與黃思婷筆跡特徵不同，此有本案民事訴訟之民事判決（見113年度他字第327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3至16頁）及法務部調查局112年6月15日調科貳字第11203224060號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見他字卷第36至41頁）等件存卷可參。又本案經檢察官於113年3月11日當庭要求被告書寫「黃思婷」 20次（見他字卷第49至53頁），以肉眼觀之被告上開書寫文件，其運筆方式、筆劃斷點、字形神韻、字體結構等特徵方面，與本案本票上之「黃思婷」簽名（見他字卷第7頁），顯然有別（例如：「黃」字中上方的「廿」部分，被告所書寫者，下方有明顯之一橫筆，而本案支票所載者，則無此橫筆；「思」字下方得「心」部分，被告所書寫者，有明顯勾起至與2點同高，而本案支票所載者，則無此特徵；「婷」字中右下角的「丁」部分，被告所書寫者，有明顯之勾起，而本案支票所載者，並無勾起；「婷」字中右方中間的「冖」部分，被告所書寫者，其大小大於「丁」部分，且較為方正，而本案支票所載者，其大小小於「丁」部分，且較為潦草）是以，本案本票究否係被告所偽造，顯非無疑。　㈡被告固然表示：聲請人將以前我跟他借的錢，與我幫他繳保單的錢混為一談，我有記載我跟他借、還的錢，但沒有記載幫他繳納保單的部分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23604號卷〔下稱偵字卷〕第62頁），但亦稱：我沒有用過本票，我都是用我個人支票借錢，我沒有看過本案本票，我忘記我有無於10 8年1月7日向聲請人借貸120萬元等語（見他字卷第51頁），可見被告否認於108年1月7日向聲請人借貸120萬元，且否認向聲請人行使本案本票，更表示未曾看過本案本票，則被告已否認有向聲請人行使本案本票，聲請人空言指訴係被告向聲請人行使，而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僅以聲請人之單一指訴而認定確實係被告向聲請人行使之。　㈢就本案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述「尚不得以雙方未簽立借據而遽認並非借款。且雙方如非借貸關係，則被告何須交付本件之偽造本票」等語，除如前所述，被告否認有於108年1月 7日向聲請人借貸120萬元外，聲請人亦未能提出其他足資證明被告確實有向聲請人借貸之證據，又民間簽發本票之原因各式各樣，本案本票上未記載係因何種原因簽發，則基於票據無因性之特質，尚無從僅以本案本票而遽認被告有於108 年1月7日向聲請人借貸120萬元（換言之，既然不能以未簽借據而認定非借款，難道就能以交付本票而認定是借款？）。是聲請人所為上開論證顯有邏輯謬誤及法律誤解。　㈣被告固然供稱：我去銀行換美金，再存入聲請人的國泰世華銀行、新光銀行外幣帳戶，本案支票是聲請人拿來要換美金保單的錢等語（見偵字卷第62至63頁），而聲請人指摘依卷內帳戶明細（件偵字卷第97至98頁，即告證5），於108年間並無美金存入等情，又指出被告因另案經本院113年易字第1 084號判決被告犯詐欺取財罪等情；然而，縱使認定被告所辯與事實不符，或依其他品行資料認為被告所述毫無憑信性，僅能認為被告所辯不足採，無從執此反推被告確實有為聲請人所指摘犯行，更不能反推出聲請人所指訴為真實。　㈤聲請人於偵查中具狀表示（於本案聲請准許自訴狀亦有相同之主張）：該「墊繳保費」是指保戶在應該繳交保費時未繳，保險公司會寄發掛號催繳通知信，並且給予寬限期間，若保戶過寬限期仍未繳費，保險公司會以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動墊繳當期應繳的保費與利息，使契約繼續維持有效，且我是一次性繳清000000000號保單之所有保險費用，否則新光人壽公司何以自102年10月1日起至109年9月8日間支付83次總共336萬1,500元與聲請人等語（見偵字卷第103至104頁），然經檢察官調閱聲請人名下新光人壽公司之保單，其中號碼 000000000號保單於102年9月4日實繳166萬200元、103年10 月3日繳款86萬4,000元，另於108年2月22日有墊繳86萬4,00 0元之紀錄，且記載該保單於102年度之繳法為「年繳」，於 103至108年度之繳法為「半年繳」，此有新光人壽公司113 年10月24日新壽保全字第1130003982號函暨繳費紀錄（見偵字卷第65、69頁）在卷可參，顯見上開000000000號保單並非「一次性繳清所有保險費用」，聲請人卻具狀為上開表示，則聲請人之陳述顯與事實不符。　㈥聲請人於112年10月27日在本案民事訴訟之言詞辯論程序時陳稱：本票是他們簽好後帶來的，本票是原告（即黃思婷）本人在我家蓋手印的等語（見他字卷第43頁），然黃思婷於本院民事庭於111年9月28日訊問時稱：我認為本票是偽簽等語（見他字卷第33頁），又於本案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從來沒有看過那張本票等語（見偵字卷第38頁），堪認黃思婷否認聲請人之上述說詞，聲請人竟於本案偵查中改稱：出借款項當天，黃思婷好像沒有到場，本案本票完整發票過程我沒有看到；被告借款未簽立借據或簽收單等語（見他字卷第50至 51頁），可見被告就本案本票簽發過程，前後陳述不一，是其本案指訴是否可採，並非無疑。況衡諸常情，按聲請人指訴，聲請人交付本案支票當日，另有交付現金21萬8,000元（見他字卷第4頁），果若被告確實有借款，何以僅以未到場之人簽發之本票作為擔保，又未要求借款人即被告簽立借據或簽收單，是聲請人指訴與常情有悖。　　　㈦又聲請人提出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05頁，即告證6）以佐證其述「新光人壽公司何以自102年10月1日起至109年9月8 日間支付83次總共336萬1,500元與聲請人」等情，然細觀該交易明細缺漏102年10月5日起至109年8月12日間之明細，且其上僅有人為書寫之「79次」、「90」、「」、「80次」等文字符號，而無任何具體摘要，無從認定聲請人所述為真實，縱聲請人此部分所言為真，顯見墊繳保費應有進行清償，故該保單未發生停效，否則聲請人何以收受因該保單所孳生之款項直至109年9月8日，又佐以上述000000000號保單於 108年2月22日有墊繳86萬4,000元之紀錄，足認被告上開所言以本案支票取得款項後繳納保費之情，尚非全不可採。　㈧聲請人於刑事聲請再議狀及本案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中表示：聲請人發現被告挪用盜領聲請人之新光人壽保費後，被告到聲請人家裡說明，並有承認向聲請人借貸本案之120萬元等語，並提出證據光碟1片（即上證1、聲證4），然聲請人於112年11月16日提起本案告訴，嗣檢察官於113年12月20日偵查終結而為本案不起訴之處分，偵查程序歷經1年1月之久，遲遲未提出該證據光碟，直至提起再議時始提出該證據光碟，卻未提出譯文，又未向檢察官聲請勘驗，則無從憑此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聲請人怠於提出事證，當自負所生不利益。又依前述說明，本院僅能以偵查卷內既存之證據為認定基礎，無從勘驗該證據光碟，附此敘明。　㈨至本案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述：縱使無從證明是被告偽造本案本票，然被告確實有向聲請人行使本案本票，仍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等語，惟如前述，被告否認有向聲請人行使本案本票，除聲請人之單一指述外，並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被告確實有此行為，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尚難認定被告確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況且依不起訴處分書所載告訴意旨，有記載被告持本案本票交付聲請人乙節，可見檢察官就聲請人所提起之告訴事實，均已詳為偵查及評價，終作成不起訴之處分，難認有何違法不當之處。五、綜上所述，就聲請人指訴被告涉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原駁回再議處分予以駁回再議，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人猶以上開情詞聲請本案准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聲請之理由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佳宏　　　　　　　　　　　　　　　　　　法　官　陳藝文　　　　　　　　　　　　　　　　　　法　官　葉宇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蔡世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2025-03-28

TYDM-114-聲自-28-20250328-1

聲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17號聲請人張鈞洋（原名張同安）張亦宏（原名張央儒）共同代理人賴皆穎律師被告張金源張璜錩張金標張銀漢張景順上列聲請人等因告訴被告等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4年1月6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45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字第5506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張鈞洋及張亦宏（下稱聲請人2人）以被告張金源、張璜錩、張金標、張銀漢、張景順（下稱被告5人）涉犯詐欺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2月9日以 113年度偵字第5506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2人不服，對原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4年1月 6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45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認聲請人2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4 年2月6日寄存送達駁回再議處分書予聲請人2人，聲請人2人於114年2月17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2人所提刑事自訴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頁；再議卷第21頁），是聲請人2人提起本件聲請，尚未逾上開規定之1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刑事自訴狀及刑事自訴補充理由狀所載（如附件）。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 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四、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五、本件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案卷，詳予審認核閱屬實。上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業於理由內詳細論列說明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5人涉犯聲請人2人指訴之詐欺罪嫌。經本院互核卷內事證後，認為各該處分書所為判斷，並無事實認定欠允當或認證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之情事，且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已敘明如何調查及調查所得之心證。是本院除肯認上揭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所持之各項理由外，茲另就聲請人2人所提理由予以指駁如下：　㈠本案被告張金源、張金標、張景順及張銀漢分別為張藤（已於112年11月30日死亡）之長子、次子、四子、五子；被告張璜錩為被告張金標之子；聲請人張鈞洋為張藤之三子，聲請人張亦宏為聲請人張鈞洋之子。緣聲請人張鈞洋與被告張景順、張銀漢於73年間，共同經營車床加工事業，以聲請人張鈞洋之名義，在張藤所有、坐落在臺中市○○區○○○段000地號（100年11月8日重測前為臺中縣○○市○○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鋼造一層面積166.38平方公尺，建號臺中市○○區○○ ○段000號（100年11月8日重測前為臺中縣○○市○○段0000號，下稱本案土地），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 00號（105年8月31日門牌整編前之門牌號碼：臺中縣○○市○○ 路000巷00弄00號）之未保存登記工廠1座（下稱本案廠房），於73年2月17日建築完成，同年10月26日完成建物登記，並於87年10月9日贈與登記予聲請人張亦宏，再於92年12月1 9日以買賣名義登記予張藤等情，業經聲請人張鈞洋證稱明確（見偵卷第173至179頁、第181至187頁），且為被告5人所不否認（見偵卷第63至67頁、第73至79頁、第85至91頁、第97至103頁、第49至55頁、第307至311頁），並有本案土地及廠房之地籍異動索引資料（見偵卷第193至261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聲請人2人雖主張被告5人與張藤共謀，先由張藤向聲請人2人佯稱被告張金源、張金標、張景順及張銀漢均未給付撫養費，希望暫時將本案廠房過戶至張藤名下，將該工廠所收租金作為孝親費，待張藤死亡後再將本案廠房過戶回聲請人2人名下等語，此部分除聲請人2人之單一指述外，並無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否屬實，顯有疑義。而就本案廠房何以於92年12月19日以買賣名義登記予張藤乙情，被告等5人一致供稱，係聲請人張鈞洋於83年間在外積欠賭債，要求張藤先行分配其名下五分之一之財產，作為交換條件，聲請人張鈞洋須將本案廠房過戶至張藤名下，此業據被告5人供承明確（見偵卷第63至67頁、第73至79頁、第85至91頁、第97至 103頁、第49至55頁、第307至311頁），並參以被告張璜錩所提出83年9月30日製作之協議書及同意書（見偵卷第321至 327頁）可知，⒈聲請人張鈞洋於83年間因有財務調度所需，請求張藤同意提前分家產，得張藤應允，聲請人張鈞洋乃以其原名張同安名義，於83年9月30日簽立切結書載明：立切結書人張同安因其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於本人（指聲請人張鈞洋，下同），特別請求父親張藤，將本人應分得之不動產農地坐落於臺中縣○○市○○段00○00地號（重測前地號）面積300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責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臺幣200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張藤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此致張藤、張林月英、張金源、張金標、張真美、張景順、張銀漢惠存，並由聲請人張鈞洋簽名蓋章。 ⒉於83年9月30日簽立之同意書載明：立同意書人張藤同意名下農地坐落於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1筆面積300坪，分給立同意書人之第三子張同安（即聲請人張鈞洋，下同）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負責將上開重測前25-184地號上之抵押最高限額1,200萬元整及銀行設定抵押金額全部負清償責任，及將該地上物即上開重測前1949 建號（即指本案廠房）全部，由張央儒名（即聲請人張亦宏）辦理移轉過戶予本人（即張藤，下同）名下，三子張同安絕無異議，如將來因此損害本人之繼承人，三子張同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恐口無憑，特立此同意書一式7份，由本人及6位子女各執1份，並由張藤在立同意書人欄下方，張藤之 6位子女張金源、張金標、張真美、張景順、張同安、張銀漢在見證人欄下方，分別簽名蓋章或按指紋等情，核與被告 5人上開所辯相符，另佐以仰德法律事務所94年10月14日94 年仰德律字第049號函（見偵卷第319頁）所示，張藤確於94 年間出面與黃秀琴女士洽談關於聲請人張鈞洋之債務問題，足見聲請人張鈞洋確實因在外積欠債務，張藤除親自出面與債務人處理聲請人張鈞洋之債務，亦提供其名下土地抵押予聲請人張鈞洋之債務人，並移轉其名下土地予聲請人張鈞洋，供聲請人張鈞洋作為清償債務之用，故而聲請人2人始於9 2年12月19日將本案廠房登記予張藤名下，則聲請人2人主張係因被告5人及張藤施用詐術才將本案廠房移轉登記在張藤名下等語，不僅與被告5人之供述南轅北轍，且與上開協議書及同意書之客觀證據不符，是聲請人2人上開主張，難以憑採。　㈢至聲請人2人又主張本案廠房應於張藤死後返還予聲請人2人，然張藤卻未依約履行，而將本案廠房移轉登記在被告5人名下等語，倘若聲請人2人所指述之內容為真，此項攸關本案廠房所有權移轉之附加條件事關重大，涉及聲請人張鈞洋及被告5人對於本案廠房之經營利益及財產分配，理應明確記載於上開同意書及協議書內，惟觀諸上開同意書及協議書之內容，對於張藤死後應將本案廠房返還予聲請人2人之記載付之闕如，且此部分除聲請人2人之單一指述外，並無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實屬有疑。本案聲請人2人既無法舉證聲請人張鈞洋與張藤間，有約定張藤在死亡後須返還本案廠房之事實，則本案廠房既已登記在張藤名下，張藤生前於 96年間，將其所有本案廠房，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在被告張金源、張璜錩、張景順、張銀漢名下，係張藤依其自由意志處分財產之合法行為，實與聲請人2人無涉，難認被告5人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再者，姑且不論聲請人2人上開毫無依據，且與客觀事證不符之主張是否涉及誣告罪嫌，另觀諸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鄭雲鵬所認證之張藤100年8月29日代筆遺囑（見偵卷第317頁、第321至323頁）顯示，張藤特別於該代筆遺囑第三點載明：「本人（即張藤，下同）於83年 9月30日將不動產坐落：豐原區大湳段11之91地號、地目：田、面積1057平方公尺部分給予三子張同安（即聲請人張均洋），立有書面同意書為憑，未料其事後即避不見面，且不扶養本人屬實，故不予繼承本人任何財產，三子（即聲請人張均洋）不得有任何異議，足見聲請人張均洋均未依前開同意書及協議書履行償還債務及扶養張藤之責任，張藤已特別於遺囑中指出聲請人張均洋不得繼承其遺產，又豈會允諾於自己死後將本案廠房返還予聲請人2人？是聲請人2人上開主張顯然不合邏輯且實令人匪夷所思，尚難僅憑聲請意旨之臆測，逕認被告5人有詐欺之犯行。　㈣至聲請人另聲請傳喚證人林明璋及何英男到庭作證，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是聲請人2人聲請傳喚證人林明璋及何英男部分，既未於偵查卷內顯現，本院自不得就此部分復行調查，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既已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5人確有聲請人2人所指之詐欺犯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核上開處分之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是原檢察官及臺中高分檢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不當。聲請人2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陳韋仁　　　　　　　　　　　　　　　　法　官吳逸儒　　　　　　　　　　　　　　　　法　官王宥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劉燕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件：刑事自訴狀。

2025-03-27

TCDM-114-聲自-17-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