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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高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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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59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宋奕暉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3年度審原金訴字第35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9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宋奕暉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陳柏彥」印章壹個、「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壹紙其上偽造之「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陳柏彥」印文、「陳柏彥」署名各壹枚，均沒收。　　事　實一、宋奕暉與不詳真實姓名、通訊軟體暱稱「鋼盔」之詐欺份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宋奕暉知悉或預見有3人以上共同或以網際網路對公眾犯之），先由不詳詐欺份子，於民國112年12日3日起，以YOUTUBE 影片吸引黃偉慈透過通訊軟體LINE加入群組，並佯稱：可下單投資股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陸續匯款至指定帳戶及面交款項與詐欺份子。其中一筆為不詳詐欺份子另於不詳時、地偽造「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上有偽造之「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1紙、「陳柏彥工作證」1張，並指示宋奕暉於不詳時、地，偽刻「陳柏彥」印章1枚，並至不詳超商列印上開偽造之「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1紙、偽造之「陳柏彥工作證」1張後，於113年1 月10日上午10時46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多那之咖啡大豐門市店前，向黃偉慈出示上開偽造之「陳柏彥工作證」供黃偉慈核對身分而行使，復在偽造之「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上，偽造「陳柏彥」印文、署名各1枚後，持之交付與黃偉慈而行使，藉以取信黃偉慈，並向黃偉慈收取詐騙款項新臺幣（下同）78萬元，足生損害於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柏彥，宋奕暉再依指示將所收取之款項，放置指定地點供不詳之詐欺份子收取，以此方法製造金流斷點，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嗣因黃偉慈驚覺受騙而報警處理，而宋奕暉則於113年1月15日因另案出面收款犯案，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當場逮捕而扣得陳柏彥工作證、商業操作收據等物（此部分犯行，另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判決確定），經警比對監視器畫面、工作證照片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黃偉慈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59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宋奕暉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見原審卷第63、78頁，本院卷第163、16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偉慈證述相符（見警卷第13至17頁，偵卷第54 至56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見警卷第21頁）、對話紀錄截圖、工作證及保管單照片、交易紀錄（見警卷第31至41頁）、取款現場翻拍照片（見警卷第 23至27頁）、被告於113年1月15日另案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查獲時配戴之工作證、收據、當時身著衣褲照片資料（見警卷第27、28頁）、告訴人提供之工作證、保管單照片（見警卷第2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新舊法比較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 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就法律之適用情形，說明如下：　⒈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條號為第23條第3項，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然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行，無論修正前後均無該條項之適用，是此部分自無為新舊法比較之必要。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並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本案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最重法定刑5年），修正後條號為第19條第1項，修正後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是本案如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規定，被告之科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有期徒刑5年以下（即不得科以超過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如適用現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因被告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被告之科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5年以下，雖最高度刑相同，惟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最低度刑較長而為重（刑法第35條第2 項後段參照），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是本案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㈡、另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惟因被告本案所犯並非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所指之詐欺犯罪，故本案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適用，附此敘明。　　四、論罪㈠、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特種文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並非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本案不詳詐欺份子偽造被告為該公司員工之工作證後，由被告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出示予告訴人而行使之，參諸上開說明，該工作證自屬特種文書。㈡、又被告明知其非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先由不詳詐欺份子偽造「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及印文，再由被告於收款之際在「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上偽造陳柏彥之印文、署名後，將「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交付與告訴人，用以表示「陳柏彥」代表「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取款項之意，足生損害於「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柏彥」對外行使私文書之正確性至明，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㈢、罪名及罪數：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與特種文書罪，但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被告交付「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與告訴人及出示「陳柏彥工作證」供告訴人核對身分等事實，且此部分與起訴之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並業經原審之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見原審卷第63頁），自應併予審理。本案關於偽造印章、印文、署名之行為，係偽造「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及「陳柏彥工作證」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與暱稱「鋼盔」之詐欺份子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本件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五、上訴論斷㈠、原審認本件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刑之量定，固屬於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但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仍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亦即必須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非可恣意為之。是量刑之輕重，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並斟酌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予以適度之判斷，使罰當其罪，以維護公平正義，始為適法。被告前於111年間犯加重詐欺等罪，其中部分經最高法院於1 12年9月7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3394號駁回上訴確定，而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10月，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135至153頁），被告竟於該案經判刑確定後，再於113 年1月間為本件犯行，其情節與因一時貪圖利益而犯罪之初犯顯然有別；而被告分擔向被害人收取款項之車手犯行，佯稱為投資公司之外務專員，向被害人收取78萬元之現金，並隨即轉交共犯製造金流斷點，被害人被害之金額如以基本薪資換算，相當於約2年之薪資，原審僅量處有期徒刑6月及併科罰金3萬元，亦即對於被害人造成78萬元之損害僅需提供約1080小時之社會勞動（易服社會勞動6小時折抵1日，計算式：6小時×30×6=1080小時）及3萬元，實難達到刑罰之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效果。　⒉本件起訴書雖僅記載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嫌，然業於犯罪事實欄載明被告行使偽造之「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等行使偽造私文書等事實，檢察官亦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增列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等條文（見原審卷第63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1項之規定，本案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本案雖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而得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惟該程序轉換之裁定仍應由合議方式裁定為之。原審依起訴書所記載之條文，而由法官獨任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見原審卷第65頁），程序上容有微瑕。　⒊從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及由受命法官獨任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不當，均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非無謀生能力，且前已以境外機房之方式犯加重詐欺等罪經判刑確定，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5至153頁），竟仍不知循正途取財，再擔任取款車手而犯本案，冒充投資公司員工向告訴人收取現金78萬元，除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失非輕外，亦因被告此種犯罪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使檢警難以查其其他共犯，告訴人求償無門，亦破壞人與人之間之信任關係，被告之行為實屬不當。而被告於偵查中均否認犯行，至審判中方坦承犯行，惟並未與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告訴人（見本院卷第167頁），及被告所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6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併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 元折算1 日。㈢、沒收部分　⒈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修正並移置至第25條，依前開規定，關於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 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修正理由說明：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又沒收固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係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基本權之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之刑事處分，對人民基本權之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原則上仍應恪遵罪責原則，並應權衡審酌比例原則，尤以沒收之結果，與有關共同正犯所應受之非難相較，自不能過當（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關於洗錢行為標的財產之沒收，應由事實審法院綜據全案卷證及調查結果，視共犯之分工情節、參與程度、實際所得利益等節，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詐欺款項後，已依指示將款項轉交他人，是該等洗錢之財物非由被告實際管領，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仍執有上開款項，是認上揭款項無從對被告予以宣告沒收。　⒉本件被告行使之偽造私文書即「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業由被告交付告訴人，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不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柏彥」印文、「陳柏彥」署名各1枚；未扣案偽造之「陳柏彥」印章1個，無證據證明已滅失，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另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大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該印章。　　⒊末查被告供稱為本案犯行未獲得報酬等語，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為本件犯行有實際取得犯罪所得，即無從宣告沒收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 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永章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提起上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18

KSHM-113-原金上訴-59-202502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65號上訴人即被告詹曜鴻選任辯護人劉柏均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1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乙○○緩刑伍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　　理　由一、程序方面：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乙○○（以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上訴理由狀及本院行準備程序、審理時均明白表示僅就原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1至18、 89、90、143頁），故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法條部分，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為審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　㈠原審判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量刑實屬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本案受被告冒用名義而損及信用之人如高碧霞、山姆企業社、黃建堯等人均未對被告提出告訴，亦無欲追究被告之過錯，僅有告訴人提出行使偽造文書之告訴，而觀本案起訴事實，被告之行為並未有損及告訴人信用之情形，故原判決將被告之行為有「損害他人信用」部分列為本案不利於被告之量刑理由之判斷，難認允洽，並恐有導致量刑結果因此有過重之虞。被告之婚姻狀態為離婚，並育有2 名未成年子女，其中長子現為國中一年級、幼女現為國小四年級，均屬年幼，亟需被告扶養照顧；而被告父母尚健在，被告之父現年72歲，罹有心肌梗塞、高血壓，近期並因此進行手術，而被告之母現年74歲，曾發生重大車禍後遺有肺積水等症狀，二者均已年邁體衰，疾病纏身，被告身為家中獨子，家庭生活之重擔均由被告一人承擔，如被告需入監執行，被告之未成年子女、老邁雙親均頓失依靠，家族成員均勢將陷入悲慘境地。又被告自本案發生後，罹有焦慮、失眠等身心症狀，就前述情事，原判決均未及斟酌，其量刑之結果即難認妥適。被告行為固值非難，然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然面對犯行，自白認罪並全力配合偵查、審理程序，並促進訴訟經濟，使明案速判，已節省訴訟勞費，犯後態度應認良好，而被告學歷為體專畢業，主修為羽球專業，並非接受傳統文、理科相關科系之教育，於現今社會普遍接受高等教育、不乏碩、博士之情形，難認被告屬高智識程度，且被告為家中獨子，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及年邁雙親亟需被告之收入支付及陪伴照顧、扶養，如原審量處刑度之重，致使被告需入監服刑，除使被告斷絕工作機會外，被告家庭於頓失被告收入下，恐使被告原本即辛苦維持之家庭生計雪上加霜，家人將陷入悲慘境地。綜上，原判決所依據之量刑因子有所不當，且漏未斟酌被告之身心狀態，亦未斟酌被告諸多家族成員需被告獨力扶養、照顧之情事，其量定之刑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其裁量權之行使尚非允洽，是本案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應有理由。　㈡本案相較他案類似判決相比，量處之刑度實屬較重，難認符合比例原則，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訴字第116號刑事判決，該案被告之行為態樣亦為偽造並行使不實合約，自始否認犯罪且未與被害人和解，經法院認定一行為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等罪，從一重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論斷，判處6 個月有期徒刑，該案被告不惟同時觸犯二罪名，更未坦承犯行，然其刑度較本案被告認罪且僅觸犯一罪之行為態樣相比，竟更為輕微。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訴字第117號刑事判決，該案被告之行為態樣亦為偽造並行使不實合約，僅坦認部分參與情節，且為累犯，未與被害人和解等情事，經法院認定一行為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等罪，從一重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論斷，判處6 個月有期徒刑，該案被告不惟同時觸犯二罪名，更僅坦承部分參與情節，且為累犯應加重其刑，然其刑度較本案被告認罪且僅觸犯一罪，且素行良好並無前科之行為態樣相比，亦更為輕微。綜上，原判決之量刑確有過重之情，難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實非適當。　㈢原判決為有期徒刑7月之宣告，應有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宣告緩刑之要件，而被告素行良好，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因一時失慮便宜行事，致罹刑章，被告至感惶恐並深具悔意，而經此偵審程序已得相當之警惕，日後必當謹言慎行，絕不再犯。另被告為家中獨子，且有2名未成年子女及年邁雙親亟需被告工作賺取收入支付生活所需及陪伴照顧、扶養等情，已如前所述，如被告因本案需入監服刑，除使被告斷絕工作機會賺取收入，錯失將來可彌補被害人之機會外，被告之老邁父母、未成年子女於頓失被告收入及照顧下，必當陷入難以回復之悲慘境地，被告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請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駁回之理由：　　　⒈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並無曾因犯罪經法院判處罪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案足參，竟然假冒他人名義、偽造不實契約文書，不僅破壞交易安全、並且損害他人信用，實有不該，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尚見悔意，雖有為此糾紛開立票據、但迄未和解或給付賠償（原審卷第49、233、244頁），於原審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粗工工作、家庭經濟情況貧窮之生活狀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現已離婚、有2個小孩託前妻帶、家中有父母、父母也離異、現在建設公司當員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等一切情形，量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原審顯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刑，並未逾越或濫用法律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刑罰輕重之權限，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其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形，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　⒉又罪責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為判斷準據。具體個案不同被告之行為人屬性量刑事由，互有差異，殊難單純比附援引他案量刑結果，據以指摘本件量刑有違法情事；縱為同一犯行之共同正犯，不同行為人間因犯罪主導性、參與程度、分工狀況、犯行情節等量刑事由亦未必盡同。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縱屬共同犯罪之情形，仍不得援引其他行為人之量刑輕重情形，比附援引為指摘量刑不當之依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04號、113年度台上字第406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雖提出數案判決，主張本案量刑過重，然不同具體個案之犯行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量刑事由，本屬各異，他案被告縱有部分量刑因子可執以相互比較，其情節究屬有別，自無從比附援引，亦不得僅因法院量處之刑度與他案被告之量刑結果有落差，即援引指摘原判決量刑違法。　⒊另被告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140 萬元達成調解，願分期給付賠償損害，目前已給付3萬元，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29至131頁）。以上事關被告是否有悔悟之心，雖屬對被告量刑之有利審酌事項，然此對量刑之影響，亦應考慮「被告係在訴訟程序之何一個階段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或係在何種情況下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按照被告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率予以遞減調整之，被告係於最初有合理機會時即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者，可獲最高幅度之減輕，其後（例如原審開庭前或審理中，或上訴第二審）始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者，則依序遞減調整其減輕之幅度，倘被告始終不坦承犯行、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直到辯論終結後，始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其減輕之幅度則極為微小」。被告究竟在何一訴訟階段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失，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之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查本案被告於偵查、原審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經原審為有罪判決後，上訴至本院始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並未全數給付完畢，目前僅給付3萬元，尚有第二筆款8萬元須於民國114年1月 24日前給付，餘款129萬元則自114年2月起分60期（每月1期）給付，是依上說明「量刑減讓」原則，認應給予被告刑度減輕之幅度甚微，且本院考量被告所為破壞社會交易機能，造成告訴人受有損害，所生危害非輕，被告雖於本院辯論終結前達成調解，但原審判決後之上開新量刑因素，在量刑上無重要之參考價值，自不影響原審之量刑，經綜合考量其他量刑事由後，認仍應維持原審判決所宣告之刑度，始合罪刑相當原則。　⒋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㈡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偶罹刑典，犯後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已如前述，告訴人於調解筆錄表明倘被告符合緩刑之要件，同意以給付被告附履行損害賠償義務之緩刑宣告等語，有上開調解筆錄在卷可參，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若給予緩刑，請將調解筆錄內容列為附條件等語（本院卷第146頁），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而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另參酌上開調解之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又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定有明定，為確保被告於緩刑期間，能按上開調解筆錄所承諾之賠償金額以及分期付款方式履行，以確實收緩刑之功效，爰依前揭規定，依上開調解筆錄所載諭知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再依刑法第74條第 4項規定，上開本院命被告支付予告訴人之金額，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倘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命其履行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淑美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有宏、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胡　宜　如　　　　　　　　　　　　　　　　法　官　陳　玉　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表：（本院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之規定，命被告履行之事項）被告乙○○應給付告訴人丙○○新臺幣（下同）壹佰肆拾萬元，給付方法如下： ⒈第一筆款參萬元，於調解成立時當場由被告以現金給付予告訴人，由告訴人當場點收無訛（已履行）。 ⒉第二筆款捌萬元，於民國114年1月24日前給付予告訴人。 ⒊餘款壹佰貳拾玖萬元自國114年2月起，每月為一期，按月於每月20日前給付（如遇假日或國定假日遞延至上班日），第一期至第六期按月給付壹萬陸仟伍佰元，第七期至第十二期按月給付貳萬壹仟伍佰元，第十三期至第十八期按月給付貳萬陸仟伍佰元，第十九期至第六十期按月給付貳萬壹仟伍佰元至清償完畢止，如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備註：　　　　　　　　　　　　　　　　　　　　　　一、依刑法第74條第4 項規定，上開本院命被告支付予告訴人之損害賠償，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二、依刑法第75 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命其履行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2025-01-23

TCHM-113-上訴-1165-20250123-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醫師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776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高碧霞被告林聖章選任辯護人鍾忠孝律師黃怡玲律師被告陳賢修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醫師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醫上訴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續字第106號、109年度偵字第113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聖章係址設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218號1、2樓「幸福診所」之負責醫師，並在該診所執業看診，被告陳賢修（暱稱DORA）則係受雇（僱）於幸福診所之護理師；又幸福診所與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為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受託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業務，林聖章為從事醫療、製作病歷紀錄及受託從事上開特約醫事服務業務之人。林聖章與陳賢修（下稱被告2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詐欺取財、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3年4月7日（即起訴書附表二所列之最早日期，其犯罪事實欄記載「103年8月間」，與前後文矛盾，應係誤載）起至104年12月間止，由陳賢修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時間，為附表所示之病患即葉雅婷、林素戀、許忠信、徐瑞鴻、董凱憶、周瑋琪、蘇欣怡（下稱葉雅婷等人）進行問診、開藥，而非法執行該部分醫療業務，並將登載不實醫療內容之病歷資料向健保署申領醫療費用，致使健保署之承辦人員誤信各次看診均由合格醫師執行，而陷於錯誤，核付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醫療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28,409元予幸福診所，足生損害於健保署。因認被告2人共同均涉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業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等罪嫌等情。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2人有上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2人此部分不當之有罪判決，改判諭知被告2人無罪。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形成心證之理由。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證人葉雅婷等人已指證陳賢修為其等看診、開藥，證詞足可採信，原審未予採信為被告2人不利之證據，有悖證據論理法則。 (二)證人即幸福診所之櫃台人員羅莉莉、藥師陳雨菲、營養師陳治傑、醫師葉佳祐（下稱羅莉莉等4人）就本案有共犯關係，審理時未告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81條得拒絕證言之規定或其等證述有迴護被告2人，證言應不足採信，原審採為證據，容有未洽。 (三)扣案幸福診所病歷資料所附之紙本處方箋上有手寫「Dora」、「D」、或圓戳章「修」字，足認陳賢修確有違法執行醫師看診業務，原審竟以不能具體指明何者係由陳賢修執行醫師業務而開立，與本件待證事實之證明欠缺關聯性，而予以排除，有割裂重要證據未予審酌之違法。 (四)林聖章所提出幸福診所之耀聖系統相關電子病歷，雖有看診醫師姓名及看診日期、時間，然與證人許忠信證述看診時間不符，係透過看診醫師之整理再上傳健保署，可證該系統產生之電子病歷無法證明病人實際看診情形，且與事實不符，原審採證認事自有違背證據之違法。四、本件檢察官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葉雅婷等人之證述、健保署函等卷證為其主要論據。五、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對於檢察官提出之上述證據，已依據調查證據之結果，於判決理由中說明林聖章經營之幸福診所除其本人外，各診時段均維持有2名以上醫師同時看診，又其受僱醫師之薪酬，係按「診次」計算，而非以看診人數（業績）為之；陳賢修既為護理人員，並為包含同仁、病患在內之多人所知悉，苟其果真明目張膽，直接隱瞞身分並著醫師袍開診，且逕由櫃台向患者明示列為掛號看診之選項，豈有機會任其運作多時而始終未遭檢舉由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逕行上門當場查獲，是從被告2人之主觀犯罪動機，及客觀之診所運作形式，並無以護理師陳賢修為病患看診、治病之必要等情。並敘明檢察官就本案起訴事實所為之舉證主要係以葉雅婷等人之就診經歷之印象所為之證述，惟上開證人等對於在幸福診所就醫或執行減重計畫、營養諮詢之陳述，於事發過約1年至3年後，始經健保署承辦人突然要求訪談；及其後甚至歷經3年（106年間至109年間）再經檢察官訊問；乃至於在112年即距離事發7年至9年後，方經第一審法院傳喚到庭受交互詰問時所為之證述，故其等至幸福診所之目的（就醫或減重），看診、領藥等具體過程等節，或因受限於主觀之記憶能力，或受制於客觀之時間因素、環境條件，或因本件檢察官於訊問證人時，其訊問之方法及過程不乏由健保署承辦人同時在庭並直接主導訊問，甚至逕持上開健保署承辦人製作之原訪談紀錄為據，用與證人爭論、要求認同之情形，此有第一審製作之勘驗筆錄及影像截圖在卷可佐，其訊問（訪談）之程序及進行方式顯有瑕疵，是否因而誤導或造成記憶混淆？從而葉雅婷等人證述內容之正確性及完整性，顯然存在相當風險，就證據之憑信性而言，尚非無疑，不足採為被告2人不利之主要證明等情。復載明關於幸福診所開辦之自費減重課程，有異於坊間一般之「減重門診」，其課程係由學員繳納2,500元之費用，內容包括第一天整天由醫師、營養師等人員負責上課、抽血檢查，及提供之營養補充品等，第二次以後即會安排運動課程、減重競賽等流程，減重班學員於過程中出現身體狀況時，於返校當天經醫師諮詢後，如認為需要看診，也會指示由前台為其掛號後，再由醫師問診診斷並給予治療處置，客觀上均無可由護理師便宜行事而自行判斷，並決定對患者給藥之機會等情，業具羅莉莉等4人於第一審具結所證述。至於葉雅婷等人之證述雖稱首次前往診所係由醫師林聖章看診，爾後「回診」則均由DORA即陳賢修為之云云，然其等所指事件及流程，均為前開減重課程，而非其他須持續治療之疾病，且所稱拿藥，究係看診後之醫療處方，抑或配合減重課程所提供之營養品；所稱在櫃台即經詢問選擇掛號之對象，究係因看診而欲指定之醫師，抑或僅在詢問到所目的，並逕以找DORA （護理師陳賢修）為參加減重班之代稱等情，均非無疑，依上開公訴意旨所舉，用為指訴被告2人有違反醫師法情事之葉雅婷等人說詞，不排除有混淆減重課程與看診經歷之嫌，尚難以遽採，不足作為被告2人不利之證明等旨。所為論斷，並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及論理法則，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羅莉莉等4人就本案有共犯關係，審理時未告知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得拒絕證言之規定，或其等證述有迴護被告2人云云，惟查檢察官並無舉證證明羅莉莉等4人與本案被告2人有何共犯關係，第一審審理時未告知拒絕證言權亦無不當。另林聖章於原審審判期日主張本案健保署之承辦查核人員，是其弟補習班的學生家長，他們在102年曾因學費發生嚴重衝突，當時有對其弟警告會對其不利的行為產生，質疑本案是遭挾怨濫訴等語（參見原審卷三第413、465頁），對此檢察官提出第三審上訴書後，再檢送本案媒體報導上開情節之影本2紙及健保署高屏業務組函覆意見及進行查證情形，請原審併送第三審上訴以供本院參酌，然因非檢察官上訴書本身所述之理由，而刑事訴訟法復無第三審上訴理由得檢附其他文件代替之規定，本院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六、檢察官上訴書所指扣案幸福病歷資料卷所附董凱憶、林素戀、周瑋琪、蘇欣怡、許忠信等人看診日期之紙本處方箋上有陳賢修之簽章，然檢察官所指上開日期之處方箋除有部分有陳賢修之簽章外，有部分並無陳賢修之簽章，或同時有陳賢修簽章與診所其他員工「雯」、「媛」、「式」、「信」、「鈊」、「俐」之圓戳章，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紙本處方箋上有陳賢修簽章即能證明其為看診醫師，顯然有所疑義；再者，檢察官認定陳賢修違法看診之病患上尚有俆瑞鴻、周瑋琪、葉雅婷等人，然上開3人之處方箋上並無陳賢修之簽章，綜上，足見該紙本處方箋上之簽章無法證明即為看診醫師，是原判決以檢察官雖另以幸福診所葉雅婷等人之患者所開之處方箋作為證據，然卻不能具體指出究竟何者為其所稱係由陳賢修執行醫師業務而開立者，與本件待證事實之證明欠缺關聯性，而予以排除，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有割裂重要證據未予審酌之違法，亦非適法之上訴理由。七、綜上，原審為被告2人無罪判決之諭知等旨。核其論斷，於法並無不合，亦無上訴意旨所指採證違法、違背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之違誤。八、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執為指摘，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2025-01-15

TPSM-113-台上-3776-2025011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9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尚緯選任辯護人許惠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43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8、117頁），因此本院僅就被告上訴之量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適用之法律、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認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張姓少年就何人為首謀相互推諉，然依方瑞陽、張姓少年之供述，可知悉本件之主導者並非被告，量刑自應較其他人為輕，惟原審對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同判處有期徒刑9月，實屬過重；被告與告訴人乙○○於偵查中即達成和解，且被告亦有給付賠償金之意願，係因經濟能力難以負擔，方無法依約履行；刑法第150條第2項僅為得加重，被告與祖父母相依為命，且為家中經濟來源，如被告入監服刑，將影響祖父母之生活，請求不予加重，宣告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三、上訴論斷：㈠、刑之加重減輕　⒈刑法第150條第2項部分　　被告及同案被告方瑞陽確實分別攜帶高爾夫球桿及木棍等物前去毆打告訴人，業經原審認定明確，查高爾夫球桿為金屬材質，質地堅硬；方瑞陽所持木棍長度約85公分（見警卷第 149頁），亦為堅硬之材質，自均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客觀上具有危險性，屬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 款規定之兇器無疑。而刑法第150條第2項雖採相對加重立法，但立法說明已指出是否有加重之必要，應考量對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是否大幅增加、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否有所提升等項為斷，法院自應審酌個案犯罪情節、聚集人數、兇器種類、因群眾失控導致犯罪規模擴大或加劇法益侵害，暨波及無辜第三人而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審諸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所攜帶之兇器固非槍械、刀械或爆裂物、易燃性、腐蝕性液體等危險性極高之物，然球桿、木棍屬便於攜帶之物，且團體中之眾人於妨害秩序時均能輕易持之使用，是眾人失控時，因持有該等兇器而導致對社會秩序之妨害程度提升之可能性亦較高，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法定刑尚不足以妥適評價被告罪責，自應加重其刑。　2.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部分　　張姓少年於本案犯行時固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然被告行為時，民法第12條尚未生效施行，被告於行為時未滿20 歲，依修正前民法規定即尚未成年，不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犯之加重規定，無從依該條規定加重其刑。　⒊刑法第59條部分　　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院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無從有何深仇大恨，僅因係受人邀約，即在告訴人之住處外埋伏，並為原審認定之犯行，被告顯係蓄意犯罪，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環境導致其犯罪，客觀上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狀。至被告所述為家中經濟支柱、須扶養祖父母之生活狀況，均係被告為本次犯行前即已存在之情形，被告於犯罪前非不能慮及自身對家人之責任而拒絕他人犯罪之邀約，無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狀，檢察官亦認被告之情形不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要件（見本院卷第130頁），爰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刑。㈡、原判決就認被告所犯之罪事證明確，審酌被告就與自身無涉之糾紛，竟應他人之糾集而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張姓少年分擔前述犯行，一同攜帶兇器前往毆擊告訴人，並由張姓少年紀錄經過，無端造成告訴人受有非輕之傷勢及內心之恐懼，迄今仍未能找出首謀起意之人，其犯罪動機、手段與目的均毫無可取，惡性及破壞社會秩序之程度非輕。被告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前科（不構成累犯），素行非佳，且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均有實際下手毆擊告訴人，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之犯罪情節、參與程度及惡性應相當，惟念及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已見悔意，被告雖於偵查中即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但後並未依約賠償；及被告為高職肄業，現從事玻璃維護，收入不穩定，無人須扶養、家境普通等一切情狀，再參酌告訴人歷次以言詞及書面陳述之意見，量處有期徒刑9 月。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就被告所犯之罪之科刑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量刑均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㈢、被告雖據前詞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不當（詳上開被告上訴意旨所載），惟查：　⒈按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本件原判決已具體審酌上開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9月，既未逾越法定刑度（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依同條第2項加重後，處斷刑為7 月以上、7年6月以下之有期徒刑），亦無濫用刑罰裁量權及違反比例原則情事，經核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之理由甚詳，核無不合。　⒉就本件應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加重其刑之理由，業如前述；另本件就何人方為主謀一事，被告供稱：是方瑞陽約我去打高爾夫，打人是張姓少年下令，我看方瑞陽動手，我才跟著動手（見偵卷第35頁），張姓少年證稱：是方瑞陽找我去（見警卷第47頁），同案被告方瑞陽供稱：我不認識告訴人，我只是跟隨大家一起去打人（見原審之院卷第125頁），固均未指被告為主謀，惟被告等人傷害告訴人時，張姓少年在一旁錄影，此經被告、同案被告方瑞陽及張姓少年供述一致，佐以告訴人表示不認識被告、同案被告方瑞陽及張姓少年，堪認指使被告等人犯本案之人並非被告、同案被告方瑞陽或張姓少年，而另有主謀隱身在後，是原審因而認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之參與程度相當，並量處相同之刑度，無何輕重失衡之誤。　⒊而被告雖以其係囿於經濟能力及家庭狀況，方無法依約賠償告訴人，惟查本件事發為111年4月18日，被告於偵查中即於 112年4月25日以新臺幣（下同）40萬元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約定被告自112年5月6日起以每月1期，每期給付5萬元（計5 期），及自112年10月6日起以每月1期，每期給付3萬元（計 5期）之方式給付，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雄司偵移調字第697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19、120頁），惟被告僅於112年5月8日賠償1萬元，後即以入伍服役為由，請求減少於入伍期間賠償之金額，經告訴人同意後，仍未依其承諾履行，至113年6月5日始再賠償1萬元，此有告訴人刑事陳述意見（二）狀及所附簡訊內容可證（見本院卷第97至 102頁），被告亦自承：目前只有給付2萬元，因為我經濟狀況沒有辦法繼續負擔（見本院卷第128頁）。被告雖稱之前係因受告訴人之律師之無形壓力才會答應以40萬元和解，然本院審酌告訴人所受傷勢為頭部外傷、左右側橈骨、左側脛腓骨、右側髕骨多處骨折、右眉撕裂裂傷、右眼挫傷、多處擦傷等傷勢，且於111年4月18日急診後即住院治療，接受骨折復位內固定手術，至111年4月28日方出院，此有告訴人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見他卷第 13頁），以告訴人之傷勢非輕，且被告於和解時亦為成年人，被告自應能判斷事情之嚴重性，難認有何出於壓力不得不答應之情形。而被告後以其當兵為由請求告訴人通融，告訴人亦給予被告相當之寬限，然調解成立至今已逾1年半，被告卻連調解所約定之第1期5萬元均未能給付完全，告訴人因而認被告反覆無常，無賠償之意願（見告訴人刑事陳述意見㈡狀），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未受填補，自難僅以被告所稱主觀上仍有賠償之誠意或經濟狀況不佳，即認原審有何量刑過重之情形。㈣、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簡字第2013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確定，於112年3月15日執行完畢，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111、112頁），即不合刑法第74條第1項各款之緩刑要件，自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同案被告方瑞陽經原審判決後，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件經檢察官張志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5-01-07

KSHM-113-上訴-679-2025010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43號上訴人即被告楊凰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3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884至891號、112年度偵字第9059號、112年度偵字第138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丁○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丁○（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02、154、155頁）。惟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實施，經比較新舊法後，被告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規定論罪科刑（詳後述），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2項本文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等其他部分，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承認錯誤，已開始按期賠償部分被害人，希望與被害人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三、論罪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全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茲就本案涉及法律修正之具體情節說明如下：　⒈關於法定刑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　⒉宣告刑有無限制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因認：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為不同之犯罪行為，洗錢罪之保護法益係建立在社會經濟秩序之維護與國家主權安定之確保，防止犯罪組織藉由將「黑錢」清洗成「乾淨的錢」，如此始可避免犯罪組織再度獲得滋養而危害社會秩序或金融秩序，也可剝奪或限制犯罪者運用犯罪收入之能力，以此減低或預防未來犯罪之風險。本法第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後，已明定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前置犯罪之刑事訴追利益，亦包含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法益，而認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應予脫鉤，並將第3項之限制刪除（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　⒊關於自白減刑部分　　自白減刑之條件如有不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自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查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 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⒋經查，本件被告①於偵查中未自白，僅於上訴後本院審判中自白，故依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依中間法及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無從減輕；②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一般詐欺罪，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是經整體比較（按：刑法第30 條幫助犯之規定並未修正，故是否依該條減輕其刑部分不列入考慮之列），如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但不得宣告超過5年之刑，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如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故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最高度刑雖與適用裁判時法之最高度刑相等，然其最低度刑較短，即屬較輕（刑法第35條第2項參照），裁判時法並無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㈡、刑之加重減輕　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查本件檢察官雖於起訴書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酌予加重其刑，惟經原審認被前案所犯與本案之幫助洗錢罪犯罪型態及手段均有不同，難認有應依累犯加重之特別惡性，於法定刑度範圍內予以審酌即足以充分評價其罪責，而不予加重，且檢察官並未上訴，亦於本院審理中表示：不爭執累犯之適用，僅作為量刑之參考（見本院卷第174頁），是本院自無庸就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予以審酌。　⒉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其洗錢之犯行（見本院卷第103、173 頁），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爰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⒊被告幫助為原審所認定之洗錢、詐欺犯行，本院審酌其提供人頭帳戶，犯罪情節較正犯尚屬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遞減之。四、上訴之論斷㈠、原審對被告依法論罪論科，固非無見。惟查：⑴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其中被告之犯罪方式、被害人所受之財物損害程度及被告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進而賠償損失等情，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之損害及犯後態度之重要量刑因子。被告上訴後業已坦承犯行，並實際賠償部分告訴人之損失（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此情，亦未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刑，即有未洽；⑵原審為新舊法比較後，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對被告較有利，而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論處，亦有微瑕。從而，被告以原審判決過重為由提起上訴，即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圖抵銷債務12萬元之利益，便容任他人使用本案共2個金融帳戶，以此方式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行、製造金流斷點，並配合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提供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使詐欺所得之去向與所在難以追查，行騙者藉此快速移轉詐欺所得款項，本件共10名被害人、告訴人總額逾270萬元，被告造成之損害金額可觀；惟被告上訴後已坦承犯行，且於原審之準備程序中即表示有和解意願，於原審中業與告訴人戊○○、丙○○、被害人甲○○分別以15萬8000元、10萬元、4萬6000元達成和解，後於本院審理中再與告訴人乙○○、己○○分別以2萬5000元、10萬元達成和解（至其餘告訴人、被害人則因未能聯繫上或無調解意願，而未能試行和解），有原審調解筆錄（見原審院卷第33 5至337頁）、公務電話紀錄（見原審院卷第305頁）及本院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95、96頁）可佐，且被告亦已有依約履行調解條件，此有被告所提轉帳擷圖可參（見本院卷第17 9頁，即被告就原審中已調解成立之告訴人已履行5期，就本院中調解成立之告訴人已履行1期，已履行之金額共計3萬55 00元），雖與被告所造成損害實不成比例，然尚認被告有為自己行為負責之意，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有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及犯公共危險罪經判刑確定之素行（分別經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4月確定，並經裁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於109年6月5日假釋付保護管束出監，於109年10月2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自承之智識程度、工作、收入、家庭生活情況（詳如本院卷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鴻明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07

KSHM-113-金上訴-843-2025010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57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簡偉育選任辯護人陳煜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5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1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偉育於不詳時間，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東」組成之詐欺集團（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經另案起訴，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而居中介紹同案被告李嘉宏（業經原審判決確定）自民國111年3月間某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提領詐騙所得之工作。被告與李嘉宏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李嘉宏提供由其擔任負責人之「趁鱻有限公司」設於彰化商業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供詐欺集團收取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再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所示「詐騙方法」向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實施詐術，致渠等2人均陷於錯誤，而於附表「匯款日期、金額、帳戶」欄所示時間匯款至吳雅仁（所涉詐欺犯行，另由警移送偵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下稱華南銀帳戶，即第一層帳戶）。其後，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轉出日期、金額、帳戶」欄所示時間，將告訴人胡成發、陳怡涓之匯款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帳至吳雅仁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 00000，下稱臺灣中小企銀帳戶，即第二層帳戶），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月17日9時48分轉帳新臺幣（下同）26 萬3,021元至李嘉宏之彰銀帳戶，由李嘉宏依本案詐欺集團指示，於同日13時46分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號之彰化銀行建興分行，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臨櫃提款126萬元後，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此方式製造資金斷點，因認簡偉育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尤不得以被告之辯解不成立，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而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 6條第2項定有明文。旨在防範被告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以共犯（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不特與利用被告自己之自白作為其犯罪之證明同有自白虛偽性之危險，亦不免有嫁禍於被告而為虛偽供述之危險。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2條第2款之洗錢罪嫌，無非係以李嘉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胡成發及陳怡涓於警詢之證述、胡成發及陳怡涓檢附之對話紀錄擷圖、轉帳畫面擷圖與報案紀錄、第一、二層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李嘉宏之彰銀帳戶交易明細及取款憑條、李嘉宏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我不認識李嘉宏，我沒有把照片傳給李嘉宏過，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的手機內有我的照片，我也不清楚李嘉宏提供Line對話紀錄的內容，我沒有介紹李嘉宏來收錢等語。四、經查：㈠、李嘉宏於111年3月間某日提供彰銀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收取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再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所示「詐騙方法」，向胡成發及陳怡涓實施詐術，致渠等均陷於錯誤，匯款如附表「匯款日期、金額、帳戶」欄位所示款項至第一層帳戶，詐欺集團成員將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前開匯款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帳至第二層帳戶後，復於111年5月17 日9時48分轉帳26萬3,021元至李嘉宏之彰銀帳戶，李嘉宏遂依詐欺集團指示，於同日13時46分前往彰化銀行建興分行，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臨櫃提款126萬元後，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等情，業據李嘉宏坦承不諱（見原審院卷第83頁、第96頁、第105頁），並經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43至44頁、第77至81頁），另有李嘉宏彰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及取款憑條（見偵卷第 119至171頁）、第一、二層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偵卷第105至112頁）、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之報案資料、遭詐騙經過之對話擷圖與相關匯款證明（見偵卷第45至 59頁、第83至102頁）等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㈡、惟就李嘉宏是否係經被告居中介紹而加入詐欺集團，固經檢察官提出同案被告李嘉宏之證述為證，然經細繹檢察官所提其餘證據，無論係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之證述、報案紀錄、匯款單據、遭詐騙經過之對話紀錄擷圖、第一層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等件，至多只能證明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確實因受騙而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及事後報案等情；而第二層帳戶及李嘉宏之彰銀帳戶交易明細、取款憑條等件，亦只能證明李嘉宏之彰銀帳戶確實作為詐騙集團收取贓款之工具，且李嘉宏依指示提領贓款等情，均無從認定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本案犯行。㈢、又同案被告李嘉宏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係簡偉育介紹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且曾指示其提領款項等語，並提供其與「WEI」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見偵卷第263至307 之1頁）。而李嘉宏所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中，與李嘉宏對話之人確曾傳送被告之照片，且最後以「WEI」之名稱離開聊天（見偵卷第248頁），被告亦自承：偵卷第31頁的照片是我，另一張在床上的照片也是我（偵一卷第247、248頁）。被告雖辯稱：我的Line名稱為「WEIII」，我不知道為何李嘉宏Line名稱「WEI」的照片中會有這些照片，我沒有傳給李嘉宏，我的照片曾經在臉書跟IG有張貼這些照片，有錢的照片是我在做二手車買賣時要收車的錢，可能是被盜圖云云，然李嘉宏見對方傳送該等照片後，並未有質疑為何對方傳送他人之照片之情形，顯見依李嘉宏之認知，照片中之人即為「WEI」本人，即非被盜圖之情形，被告辯稱全然不認識李嘉宏且未曾傳送照片給李嘉宏云云，當不足採。㈣、然綜觀前開擷圖之訊息，傳送日期均在111年4月間，與李嘉宏於警詢所證稱：我於111年3月中旬時積欠高利貸資金周轉不靈，有位朋友暱稱「小偉」男子說將帳戶借他做為網路博弈匯款，我再將錢領出給「阿東」，即可從中獲得1%之傭金（見偵卷第16頁），及本件之告訴人受騙而匯款至李嘉宏帳戶之時間111年5月中旬，均有約1個月之差異，且該等通話之內容全然未提及介紹李嘉宏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或指示其提款等內容。再者，據同案被告李嘉宏以證人身分於原審證稱：（檢察官問：偵卷第263至307之1頁是否為你跟簡偉育的對話及照片？）他自己傳給我的。（檢察官問：他要跟你炫耀說這個很好賺嗎？）他就是說賭博有人就贏這麼多錢。（檢察官問：就是說很好賺，讓你…）繼續賭下去。（檢察官問：繼續跟著他做車手的工作？）沒有，那時候他是炫富說，我就是因為賭博輸錢，繼續拚有可能還會再拚起來，輸了錢，欠這麼多債務，提供帳戶給他們公司利用賭客下資金後把錢領出來，然後也可以還債。（辯護人問：在本案你有提到一位綽號「阿東」之人，你手邊還有沒有留存你跟「阿東」相關的通訊軟體紀錄？）沒有，就是Telegram而已，都被他們刪除掉。（辯護人問：為什麼過程中你有辦法提供簡偉育的對話紀錄？）那是更早之前我還沒有被他們利用，我還在賭博的時候，他也有提供娛樂城還是一些帳號給我去玩，我提供給警方說我是從這樣開始跟他認識的。（辯護人問：具體內容是怎麼樣？）他介紹我進入、利用我的時候，他們就叫我下載Telegram，一開始他跟我在賭博、討論等都是用 Line，是事後騙我、要利用我進去做詐欺這個動作的時候才用Telegram等語（原審院卷第245至247頁）。觀諸上開證詞，益證依據李嘉宏所言，其所能提供之對話紀錄擷圖僅係與對方討論賭博事宜，並未提及介紹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及要求提供帳戶與提領款項等情，而其所稱對方嗣後轉移到Telegr am上介紹伊本案犯行云云，並無證據可佐，自無從補強其不利於被告之證述。㈤、從而，本案除同案被告李嘉宏之證述外，卷內並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曾介紹李嘉宏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或被告與李嘉宏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本案犯行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則被告是否確有起訴書所載犯行，尚屬不能證明。五、原審以本件除共犯李嘉宏之單一證述外，卷內尚乏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認檢察官所舉事證，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介紹李嘉宏加入詐欺集團並指示其提領款項等情，業經證人李嘉宏證述明確，且證人李嘉宏提出之對話紀錄尚有多張被告之照片，顯見被告辯稱不認識李嘉宏云云並非事實，反足以證明證人李嘉宏所述應屬實在，且渠等之對話紀錄中有多次語音通話，證人李嘉宏證述係經由被告居中介紹而擔任車手，應屬可採，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惟同案被告李嘉宏之證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被告辯稱不認識李嘉宏之辯解縱不可採，亦僅能證明被告與李嘉宏相互認識，尚難以此作為補強證人李嘉宏證述之證據或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是檢察官循告訴人陳怡涓具狀請求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同案被告李嘉宏有罪部分，未據上訴，不另論列。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提起上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方法匯款日期、金額、帳戶轉出日期、金額、帳戶轉出日期、金額、帳戶 1 胡成發告訴人胡成發於111年4月間在LINE上認識暱稱「黃慶鴻」之詐騙集團成員，對方自稱為貝萊德投資證券台灣區負責人，向告訴人佯稱可透過下載名稱為「貝萊德」之假投資不詳應用軟體，以隔日沖銷之操作方式進行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胡成發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如右列款項至左揭帳戶內。 111年5月17日9時18分（5萬元）吳雅仁所有之華南銀帳戶 111年5月17日9時31分（4萬9021元）吳雅仁所有之臺灣中小企銀帳戶 111年5月17日9時48分（26萬3021元）李嘉宏所有之彰銀帳戶 2 陳怡涓告訴人陳怡涓於111年3月30日在不詳網站點選LINE連結後，與暱稱「黃慶鴻」之詐騙集團成員互加好友，對方自稱為貝萊德公司分析師，向告訴人佯稱可透過下載假投資不詳應用軟體進行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陳怡涓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如右列款項至左揭帳戶內。 111年5月17日9時34分（5萬元）、37分（3萬元）吳雅仁所有之華南銀帳戶 111年5月17日9時44分、46分（連同其他不明款項分別轉帳15萬8018元、5萬元）吳雅仁所有之臺灣中小企銀帳戶

2025-01-07

KSHM-113-金上訴-557-2025010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06號上訴人即被告王民維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緝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9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王民維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伍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一、王民維與不詳真實姓名、自稱「莊桂騰」之人（下均逕稱莊桂騰）及其他不詳真實姓名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掩飾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之犯意聯絡，先推由王民維於民國11 0年7月16日，使用臉書暱稱「劉苡僑」在臉書刊登「要賺錢的找我」之廣告，陳品余（陳品余涉犯幫助詐欺取財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廣告後，即與使用「劉苡僑」化名之王民維聯繫，並談妥由陳品余依指示辦理約定轉帳帳戶後，以每一金融帳戶新臺幣（下同）10000元之代價提供予王民維使用，後即由王民維、莊桂騰於110年7月16日至27日間某時，在陳品余位於高雄市○○區○○○路之住處附近，向陳品余收取其高雄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高雄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復由莊桂騰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使用，並由該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於下述時間，分別對劉怡萱、曾美雲、江棛蕙、蘇燕磯、劉巧翎（下稱劉怡萱等5人）施用詐術，致劉怡萱等5人均陷於錯誤而匯款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嗣遭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等犯罪所得：㈠、於110年5月30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劉怡萱佯稱：可至「ZFX 」投資網站投資外匯，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劉怡萱遂依指示於110年7月27日12時26分、27分，分別匯款10萬元、10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㈡、於110年7月2日，透過交友網站結識曾美雲後，向曾美雲佯稱：可以至「芝商所」網站投資外匯期貨云云，曾美雲遂依指示於110年7月28日12時許，匯款37萬9,181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㈢、於110年3月某時起，陸續以LINE向江棛蕙佯稱：可加入香港彩券網站協助下注獲利云云，江棛蕙遂依指示分別於110年7 月27日及翌（28）日，臨櫃匯款14萬元、13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㈣、於110年7月27日12時6分許，以LINE訊息向蘇燕磯佯稱：可投資澳門彩券獲利云云，蘇燕磯遂依指示於同日臨櫃匯款14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㈤、於110年7月8日某時，透過交友網站結識劉巧翎後，向劉巧翎佯稱：可加入摩根大通集團線上娛樂城網站下注獲利云云，劉巧翎遂依指示於110年7月27日匯款9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　二、案經劉怡萱、曾美雲、劉巧翎、蘇燕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上訴人即被告王民維（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此有本院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1頁）、戶役政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結果（見本院卷第133頁）、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見本院卷第135頁）、刑事報到單（見本院卷第117頁）在卷可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4 、120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4頁），後於審判程序中未到庭，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陳品余將其高雄銀行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以及劉怡萱等5人因受詐騙而匯款至高雄銀行帳戶並遭轉匯等事實，亦不否認陳品余當時所聯絡之「劉苡僑」係其手機之帳號、曾於陳品余交付高雄銀行帳戶時與陳品余見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是莊桂騰使用我的手機以「劉苡僑」之帳號與陳品余聯絡，莊桂騰約陳品余出來聊，都是他們自己在接洽，莊桂騰取得陳品余帳戶後被害人受騙的事與我無關。經查：㈠、高雄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為陳品余所申辦，陳品余因見「劉苡僑」於110年7月16日刊登「要賺錢的找我」之廣告，而與「劉苡僑」私訊聯絡，約定由陳品余提供高雄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並綁定約定轉帳帳戶，嗣陳品余與對方相約於110年7月16日至110年7月27日間某時，在高雄市橋頭區陳品余之住處附近當面交付高雄銀行帳戶資料，當時除被告外另有1人在場；而劉怡萱等5人因受事實一㈠至㈤所示詐術而陷於錯誤，匯款至高雄銀行帳戶並遭轉匯等事實，有證人即告訴人劉怡萱、曾美雲、劉巧翎、蘇燕磯、被害人江棛蕙於警詢時之證述可證（見偵卷第37至39、47至51、55至59、63至 75、127至133、137至139頁），並有高雄銀行電子銀行交易明細（見偵緝卷第121頁）、劉怡萱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證明（見偵卷第41至45頁）、曾美雲提出之轉帳證明（見偵卷第53頁）、劉巧翎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證明（見偵卷第77至125頁）、蘇燕磯提出之轉帳證明（見偵卷第1 41頁）、江棛蕙提出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偵卷第135 頁）、陳品余與綽號「劉苡僑」之臉書對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41、43頁）在卷可稽，上開事實首堪認定。㈡、被告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⒈陳品余交付高雄銀行帳戶前，係與一使用暱稱「劉苡僑」之人聯繫，當時該人係使用被告之手機，且陳品余交付高雄銀行帳戶時，被告及被告所稱莊桂騰之友人均有在場等情，均為被告所坦認，復與證人陳品余所述情節及其所提出與「劉苡僑」臉書對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41、43頁）相符，應屬實在。　⒉就何人使用「劉苡僑」之帳號與陳品余聯絡一事，被告前稱係莊桂騰使用莊桂騰及莊桂騰女友之門號與陳品余聯絡（見偵緝卷第70頁），後改稱莊桂騰係使用被告之門號與陳品余聯絡，就同一客觀事實為矛盾之供述，自難採信；況被告之手機自屬被告隨身攜帶、使用之物，依被告所述，被告於另案之案件即係因莊桂騰向其借用帳戶而衍生，被告對莊桂騰認識亦有限（見偵緝卷第70頁），兩人應非交情甚篤，以現今一人擁有多支手機之情形甚屬常見，且對收簿手而言，能夠盡快取得人頭帳戶、完成綁定約定轉帳帳戶，即可盡快完成其任務之分工，是於取得人頭帳戶前，與人頭帳戶之提供者聯繫之管道應盡可能保持暢通，莊桂騰當無理由使用被告手機上之帳號而徒增聯繫時之不便，是使用「劉苡僑」帳號與陳品余聯絡之人，應即為被告本人。　　⒊再就被告於陳品余出售帳戶時何以在場乙節，本院審酌證人陳品余所指述及所提證據雖有若干不可信之處（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理由），被告之供述亦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就當時另一在場之人是否確為莊桂騰，因莊桂騰於偵查中經傳喚未到（見偵緝卷第103頁）而無法確認，然對於陳品余與「劉苡僑」聯絡及於該日赴約之原因，均係陳品余要賣帳戶乙節，被告始終表示知情，而於偵查中即供稱：我知道陳品余這個人，也知道整件事情過程，我知道莊桂騰有在做收簿子的事情，當天莊桂騰輪胎壞掉，陳品余先用臉書「密」莊桂騰，莊桂騰叫陳品余聯絡他女友電話，但其實兩個門號都是莊桂騰的，莊桂騰用另外一支門號指示陳品余要做什麼，我當天就跟莊桂騰一起去找陳品余，我知道莊桂騰找陳品余是去拿簿子，我當時有聽到陳品余之前有交中國信託帳戶本子給另外一組人使用，我確定陳品余有交一本帳戶給莊桂騰等情明確（見偵緝卷第70頁）。被告所稱陳品余曾與不同之通訊軟體帳號聯繫乙情，與陳品余除提出與「劉苡僑」之對話紀錄外，亦提出與一名稱「維」之人談論「所以你們高銀不用了嗎？」、「我高銀的網銀可以給我嗎」、「高雄銀行的網銀可以登入嗎」等之對話紀錄（見警卷第 53頁）之證據相符；被告前開所述陳品余曾經交中國信託帳戶給另一組人等情節，亦與陳品余涉嫌於110年7月6日前將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交付詐騙集團，後經作為詐欺之第二層帳戶，該案嗣經檢察官於111年4月19日為不起訴處分等情相符（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407號不起訴處分書，偵緝卷第165至168頁），堪信被告確實知悉並參與陳品余提供高雄銀行帳戶之過程。而被告於原審中亦供稱：陳品余就是把帳戶資料拿給莊桂騰，我在旁邊，我也知道在做什麼，莊桂騰在做詐欺，他在收本子，陳品余交給莊桂騰後，莊桂騰就拿去仁武區仁武路去裡面操作，裡面有6 、7個人，他們都是詐欺集團（見原審之審易緝卷第7頁），後更表示：我承認全部的犯罪事實跟罪名（見原審之審易緝卷第8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雖改口否認犯罪，然仍供稱：莊桂騰拿我的帳號去跟陳品余聯絡，莊桂騰跟陳品余聊一聊約見面，我跟著莊桂騰一起去，我當時也知道莊桂騰是要跟陳品余拿帳戶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本院審酌以法律面而言，收購帳戶、從事詐騙均屬不法，是為避免受檢警查緝，買賣帳戶時當無不會容許無關之人在場；以現實面而言，金融帳戶為詐欺集團之金流命脈，對於俗稱「收簿手」之人更屬有相當價值之商品，是如非被告即為收取金融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之詐欺集團成員，豈有可能無故參與陳品余出售帳戶之過程？是被告即為收購帳戶之一方，應堪予認定，被告於原審辯稱僅係常與莊桂騰一起出門故於陳品余交付帳戶時在場乙節，實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　⒋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且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而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蒐羅、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是以部分詐欺集團成員縱未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術，如有收購人頭帳戶金融卡、測試、回報供為其他成員實行詐騙所用，或配合提領款項，從中獲取利得，餘款交付其他成員等行為，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尤其是分擔收購帳戶資料之「收簿手（取簿手、領簿手）」及配合提領贓款之「車手」，當被害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雖已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但上開款項在詐欺集團成員實際提領前，「收簿手」可掌握該帳戶不會遭凍結，可見擔任「收簿手」者，為具有決定性之重要成員之一，且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部分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先使用「劉苡僑」之帳號與陳品余聯絡，且為向陳品余收購帳戶之一方，於取得陳品余之帳戶後交付莊桂騰等人作為詐欺之人頭帳戶使用，且被告對於莊桂騰取得帳戶後將在高雄市仁武區與6、7個成員為詐欺犯罪等均有認識，堪認被告與莊桂騰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有相互利用而完成犯罪之聯絡，被告非僅係單純轉售人頭帳戶予莊桂騰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本件雖無證據足認被告尚有分擔對被害人施以詐術等構成要件行為，然其既有與莊桂騰等人共同犯罪之意，自應成立共同正犯。又本件劉怡萱等5人均係遭詐騙而透過詐騙集團提供之投資、彩券或娛樂城網站匯款，以此等詐欺方式，除先須與被害人透過聊天等方式取得被害人信賴並遊說渠等投入金錢，尚需處理網站或應用軟體之更新、維護，通常需一定之人力相互分工，本較無可能係一人或二人即可完成，且被告於原審中亦供稱：陳品余交給莊桂騰後，莊桂騰就拿去仁武區仁雄路去裡面操作，裡面有6、7個人，他們都是詐欺集團（見審易緝卷第7頁），足認被告確實係與其他2 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且被告主觀上對於此節亦有認識。　⒌承上，被告知悉陳品余所提供之高雄銀行帳戶係詐欺集團犯罪所使用，而詐欺集團使用他人之金融帳戶，目的無非係利用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避免檢警查緝提領轉匯之行為人，並隱匿、掩飾詐欺犯罪之去向，是被告之行為，自亦屬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且被告主觀上有洗錢之故意甚明。　㈢、綜上所述，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另適用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未據修正）。茲就本案涉及法律修正之具體情節說明如下：　⒉關於法定刑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　⒊宣告刑有無限制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因認：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為不同之犯罪行為，洗錢罪之保護法益係建立在社會經濟秩序之維護與國家主權安定之確保，防止犯罪組織藉由將「黑錢」清洗成「乾淨的錢」，如此始可避免犯罪組織再度獲得滋養而危害社會秩序或金融秩序，也可剝奪或限制犯罪者運用犯罪收入之能力，以此減低或預防未來犯罪之風險。本法第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後，已明定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前置犯罪之刑事訴追利益，亦包含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法益，而認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應予脫鉤，並將第3項之限制刪除（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　⒋另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定自同年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 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⒌經查，本件被告之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罪，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被告僅於原審坦承洗錢犯行（見原審之審易緝卷第17頁）。是經整體比較，如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故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未逾特定犯罪最重之刑【7年】，故宣告刑之範圍無庸受調整）；如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6 月至5年。故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最高度刑較長，即屬較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參照），裁判時法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　㈡、核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漏未論以一般洗錢罪，惟起訴書已載明被告及詐欺集團成員向陳品余取得高雄銀行帳戶資料，作為供上開告訴人匯入詐欺贓款之人頭帳戶使用，嗣上開告訴人匯入款項後均遭轉匯等事實，則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其所自屬洗錢，且此部分與檢察官起訴並經本院判決有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原審於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見審易緝卷第7、13頁）、本院於準備程序中告知被告（見本院卷第51頁），無礙於其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被告與莊桂騰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㈤，各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各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共同對劉怡萱等5人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㈢、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⒈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與真實姓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先由名稱「劉苡僑」之詐欺集團成員在臉書刊登「以存簿提款卡換取現金」之廣告，並以臉書私訊向陳品余佯稱：可協助其快速貸得金錢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陳品余陷於錯誤，遂於 110年7月27日14時許，在高雄市○○區○○○路○○巷00號附近，將其所申設高雄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當面交予被告，再由被告轉交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因認被告就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第3款（第3款部分為檢察官當庭補充，見本院卷第52頁）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對公眾犯詐欺取財罪（按：被告行為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尚未公布施行，故不生是否應論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問題）。　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 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　⒊檢察官認被告對陳品余取得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資料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罪，無非係以證人陳品余之指述、陳品余與帳號「MaP」、「王民維」之飛機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被告及綽號「劉苡僑」之臉書對話紀錄擷圖、手機聯絡人頁面擷圖、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查陳品余確實有將其高雄銀行帳及臺灣銀行帳戶資料交付被告之事實，固經認定如前，惟證人陳品余就其交付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之過程，先於第1次警詢中稱：因在微信上接獲訊息，表示交付存摺及提款卡即可收到現金，而配合於110年7月23日12時許，在田寮加油站附近交付其高雄銀行及臺灣銀行之存摺提款卡，對方之交通工具為白色之Toyota Altis，對方並於110年7月23日要求其至高雄銀行設定約定帳戶，自己係於110年7月29日，在兆豐銀行辦理領取提款卡時，才知悉高雄銀行帳戶遭凍結之事（警卷第18頁）；第2、3次警詢筆錄時，仍表示交付存摺提款卡之地點在高雄市田寮區（見警卷第22至25頁）；至第4次警詢錄時，方因警方直指陳品余之證述不實，陳品余才改口稱交付存摺及提款卡之地點均在其位於高雄市橋頭區之戶籍地，之前會向警方供稱是在高雄市田寮區交付帳戶，是因為收取帳戶之人表示田寮區沒有監視器，警方一定查不到（見警卷第27、 28頁），惟該次陳品余仍未提及被告之全名或通訊軟體「飛機」之名稱，僅證稱：對方IG自稱「維」，自己在接獲警方通知書時有以「飛機」與對方聯繫，對方恐嚇要去陳品余之戶籍地及通訊地址對家人不利，因害怕才會依照對方之逼迫謊稱交易之地點及車輛（見警卷第28頁），並於第5次警詢筆錄時改稱：對方使用之交通工具為黑色BMW（見警卷第29 頁）。證人陳品余前後證述顯然多所隱瞞，實難信實，且觀之陳品余所提出與通訊軟體「飛機」名稱「王民維」之人之對話（見警卷第51頁），未見該人有何恐嚇將去陳品余住處、對其家人不利之言語，遑論依照證人陳品余之說法，「維」既已心思縝密至要求陳品余謊稱交易地點在無監視器之高雄市田寮區，竟會在通訊軟體「飛機」顯示其本名「王民維」，亦有不合理之處。　⒋而證人陳品余雖自第6次警詢起，均指係遭被告詐欺而於110 年7月21日交付高雄銀行帳戶資料，然證人陳品余前涉嫌於1 10年7月6日前將其中國信託銀行岡山分行之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付他人，被害人受騙後於110年7月6日匯款後轉匯至陳品余之中國信託帳戶，陳品余於該案中亦即辯稱係看到IG上之紓困貸款訊息而將帳戶交付「王民維」，而於該案獲檢察官不起訴之處分，此有前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407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見偵緝卷第165至168頁），該案中被害人匯款之時間既早於被告以「劉苡僑」名稱刊登廣告之110年7月16日，陳品余交付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及本案之高雄銀行帳戶，顯非同一次所為，陳品余竟於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案件中即稱帳戶係交付被告，足認陳品余僅係任意於臨訟時飾詞卸責，所言甚難採信。況證人陳品余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於110年7月6日前即已將中國信託銀行之帳戶交付他人，其於110年7月16日後交付本件高雄銀行帳戶時，對於交付1個金融帳戶即能換取10000元現金之交易模式即係出賣帳戶供他人用於不法，自無不知之理，陳品余因而交付高雄銀行之帳戶，無何陷於錯誤之可言。　⒌復對照陳品余所提出其與名稱「MaP」之人之對話內容（見警卷第47頁），被告已否認該對話內容為其與陳品余之對話（見偵緝卷第70頁），依其內容亦無法確認對話日期，惟該內容稱陳品余「你指認我對嗎」、「會不會太扯」、「教（交）本子教（交）到咬上組」，該名稱「MaP」之人對於陳品余明明係出賣帳戶卻反咬收取其帳戶之人甚是不滿，亦難認陳品余係因受詐騙方交付帳戶。至陳品余之手機聯絡人頁面擷圖、通聯調閱查詢單，均僅能證明陳品余知悉被告之手機號碼，無從佐證陳品余有何受詐欺之事。此外，卷內無其他證據可補強陳品余之告訴，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因陳品余出售交易帳戶而取得陳品余之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資料，即不構成詐欺取財罪，而應為無罪之認定，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與前開論罪部分有想像競合之一罪關係（見本院卷第 52、130頁），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三、上訴論斷之理由㈠、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原審未及為新舊法比較，而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已有未洽；⒉陳品余並非受詐騙而交付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此經說明如前，原審認被告此部分構成犯罪，並認為被告詐騙取得陳品余之高雄銀行帳戶資料作為供劉怡萱等5人匯入詐欺款項之用，有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而就詐騙陳品余之部分各與詐騙劉怡萱等5人之5罪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亦有未合。從而，被告上訴否認參與詐騙劉怡萱等5人之犯罪及認其取得陳品余之帳戶僅成立幫助犯，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開不當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含罪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詐騙集團猖獗，詐騙花招層出不窮，惟詐騙集團為取得贓款，並求能規避檢警追查，多透過人頭帳戶遮斷金流，是收簿手雖非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騙之人，然提供遂行犯罪之關鍵工具，係為犯罪中重要之分工。被告負責取得金融帳戶以分擔詐欺取財罪中取得贓款、切斷金流之分工，詐騙集團成員得以取得對劉怡萱等5 人之詐欺贓款（各次之詐欺金額分別為20萬元、37萬9181元、27萬元、14萬元、9萬元），破壞金融秩序，並使詐欺集團成員難受司法制裁，犯後並未賠償被害人之損失，上訴後更否認犯罪，難認被告有何悔意，另斟酌被告於原審自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見審易緝卷第1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所犯5罪之被害人雖有不同，惟被告係負責提供帳戶，各次被害人匯款之時間相近，所侵害均係財產法益、罪質相同，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違反罪責原則，考量因生命有限，認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之行為不法，就被告所犯5罪，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應執行刑。　㈢、就是否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部分，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 條修正理由第2點參照），如非經查獲之洗錢客體，即非該項所得沒收之範圍。查劉怡萱等5人因受詐欺而匯款至高雄銀行帳戶之款項，均未經查獲，即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諭知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 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侃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　犯行　　　主文 1 事實一、㈠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事實一、㈡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3 事實一、㈢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事實一、㈣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5 事實一、㈤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024-12-31

KSHM-113-金上訴-706-20241231-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分割共有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訴字第4550號原告高欽高增岩陳高碧霞高幸子高梅桂共同訴訟代理人吳麒律師上列原告與被告吳碧玉等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補正被告吳碧玉之年籍資料（含身分證字號、住所或居所），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一、按當事人書狀，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又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被訴，當事人始屬適格。復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原告之訴，有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情形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以土地共有人被告吳碧玉等人為被告，然參以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並無吳碧玉身分證統一編號（見本院卷㈠第147頁），經本院依職權函調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簿，僅載明吳碧玉為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惟未載明吳碧玉之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且吳碧玉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登記資料已逾保存年限而遭銷燬等節，有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11日北市古地籍字第1117015633號函附系爭土地重測前、後登記簿謄本可佐（見本院卷㈠第73至87頁），另卷附吳碧玉戶籍謄本手抄本（見本院卷㈠第177頁），亦經戶政事務所函覆並無該手抄本之接續設籍資料（見本院卷㈠第221頁），已難認原告業已特定本件所列「吳碧玉」之身分。　㈡又訴外人吳英明曾具狀向本院表明：吳碧玉業已更名為林碧玉，然因無聯絡故不知其住所地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05頁），惟戶籍系統並無00年0月00日出生之林碧玉或吳碧玉，且2 0至30年間出生之林碧玉或吳碧玉人數亦非少數，此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復經本院再次函詢戶政事務所，經戶政事務所函覆並無林碧玉設籍資料或接續戶籍資料，及吳碧玉相關戶籍資料（見本院卷㈡第223、229、347頁），且經本院囑警查訪系爭土地地價稅課稅明細表所載吳碧玉之住址，亦經該住址住戶回覆與吳碧玉、林碧玉素不相識，此有地價稅課稅明細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江陵派出所查訪表可證（見本院卷㈡第411、471頁），是本院已窮盡一切方法仍無法得知吳碧玉之真實年籍資料，致無法特定訴訟當事人之對象，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補正吳碧玉之年籍資料（含身分證字號、住所或居所等可資識別人別之資料），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訴。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瑋桓　　　　　　　　　　　　　　　　　　　　　　　　　　　法　官　陳智暉　　　　　　　　　　　　　　　　　　　　　　　　　　　　　　　　　　　　法　官　余沛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裁定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云馨

2024-12-27

TPDV-111-訴-4550-20241227-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債務人異議之訴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52號原告黃忠律師（即翁高牽之遺產管理人）被告王貴暖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8698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表彰之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下稱系爭借款）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系爭借款債權之存否有所爭執，原告於私法上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揆諸前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合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翁高牽於民國92年6月29日死亡，經本院家事法庭以101年度財管字第34號裁定選任原告為翁高牽之遺產管理人，嗣被告以翁高牽於81年5月4日向其借貸系爭借款為由，另案訴請原告返還借款，經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93 號判決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惟被告實際上並未交付系爭借款予翁高牽，系爭借款所憑借款單、本票亦非翁高牽本人所親簽及用印，乃遭人偽造，被告與翁高牽間就系爭借款無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縱認被告得請求翁高牽返還系爭借款，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至遲應於96年5月4日前請求，被告於105年間方對原告提起前開訴訟請求返還，系爭借款債權請求權已罹於3年時效而消滅，且翁高牽尚有繼承人即訴外人劉怡芳，被告應向劉怡芳另訴請求返還借款，不得直接執系爭確定判決所換發之債權憑證，對原告為強制執行聲請等情。為此，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未有200萬元對價關係之交付，及確認被告所執本票、借款單並非翁高牽所製作或交付。㈡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8733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㈢被告不得執系爭確定判決及所換發之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之財產強制執行。二、被告則以：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內容，均係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已存在事由，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又被告據以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為系爭確定判決所換發之系爭債權憑證，亦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194 頁）：　㈠被告前訴請原告返還翁高牽於81年5月4日對被告之系爭借款，經本院作成系爭確定判決，嗣原告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770號返還借款事件受理，並於105年9月 21日視為撤回上訴確定。　㈡被告嗣執系爭確定判決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8698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因執行未獲清償而換發系爭債權憑證，被告復於112年8月31日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為強制執行聲請，經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該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係指債權人就執行名義所示之請求權，全部或一部消滅而言，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25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又獲有利確定終局判決之債權人，依法即有請求執行法院以強制力命債務人履行債務之權利，於此情形，因該確定判決受既判力保護，債務人原則上應不得再就相同之訴訟標的重為爭執，而受確定終局判決之債務人得依法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情形，應以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變動，係執行名義判決言詞辯論終結日後之新生事實所致者為限，倘債務人係就執行名義判決言詞辯論終結日前之權利義務關係有所爭執，或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變動非屬執行名義判決言詞辯論終結日後之新生事實所致，因執行名義判決仍受既判力之保護，債務人所提之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即難認為有理由。再命債務人為給付之確定判決，就給付請求權之存在有既判力，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不得對於債權人更行提起確認該給付請求權不存在之訴（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2 84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確定判決已明載，就被告與翁高牽間之系爭借款債權，前業經原告向被告提起另案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347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後，分別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度上字第369號判決、最高法院以104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被告對翁高牽之系爭借款債權存在，應受前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而不得再行爭執，系爭確定判決並於10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等情，有系爭確定判決、上揭各該民事判決及裁定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11至123頁）。是以，被告對翁高牽之系爭借款債權存在乙節，既經前開確定判決認定，即生既判力，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不得再為相異之認定，原告於本件對被告更行提起確認系爭借款債權請求權不存在之訴，於法即有未合。又原告主張被告實際上並未交付系爭借款予翁高牽，系爭借款所憑借款單、本票亦非翁高牽本人所親簽及用印，係遭人偽造，兩造間就系爭借款無消費借貸關係存在，縱認被告得請求翁高牽返還系爭借款，系爭借款債權請求權亦已罹於3年時效而消滅，且翁高牽尚有繼承人劉怡芳，被告應向劉怡芳另訴請求返還借款，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等節，均係發生於系爭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日前之事實，核非屬言詞辯論終結日「後」始發生之新生事實，原告亦無從據以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證明究有何債權不成立，抑或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情事發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確認系爭借款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確定判決及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並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為無據。另系爭執行事件之原始執行名義為系爭確定判決，故本件應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適用餘地，併予敘明。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並確認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借款債權不存在，且被告不得持系爭確定判決與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雖請求被告提出系爭借款所憑借款單、本票，並聲請就該文件囑託鑑定單位鑑定是否為翁高牽本人所親簽，另聲請傳喚證人劉怡芳、高牡丹、孟高碧霞、凌高惜、高新豐，待證事實為翁高牽並未向被告借款，上開借款單及本票非翁高牽所簽名用印等語（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經核原告前開證據調查聲請，乃係欲藉由本件程序，就業經上揭各該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為調查，其所主張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涉，自無調查必要，不應准許。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宛亭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品蓉

2024-12-25

TPDV-113-訴-5052-20241225-2

原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50號上訴人即被告藍子荃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原金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及沒收部分，均撤銷。前項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　　理　由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藍子荃（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80、81頁），因此本院就僅就被告上訴之刑及沒收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本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8000元亦已主動繳回，被告深知悔悟，不敢再犯，請求適用被告行為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三、本院之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經查，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此經原判決認定明確，即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稱詐欺犯罪。而就是否符合該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一節，分述如下：　⑴就被告是否有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部分　①按所謂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又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4 8號刑事判決參照）。　②查本件被告於112年11月29日接受警方就本件即被害人許博宇部分之詢問時雖僅供稱：我在網路上找工作，認識一個網友，他要我提供銀行帳戶並幫他們去銀行把錢領出來，我領完之後就直接交給他們，我幫他們領錢並沒有收到任何報酬（見警卷第6頁），而未明確對於本件之犯罪事實表示承認或認罪，然其於該次警詢時亦供稱：據我所知，銀行內部有詐欺集團的人，我之前被高雄三民二分局抓的時候，也有指認銀行的人（見警卷第7頁），是以被告當次之供述內容，其亦未否認其參與詐欺集團之犯嫌，並已提及其於先前之供述內容；而對照被告於該次警詢之前所做之筆錄內容，被告於 112年8月17日接受第一次警詢時（按：該次係針對被害人黃聖鐘於111年12月16日匯款及被害人李素珍於111年12月26日匯款部分），雖亦曾表示自己並未擔任詐欺集團之車手，然已供稱：我聽從詐欺集團的成員要我提供中國信託銀行的帳戶，然後我再臨櫃提領帳戶的錢後交給他，就會給我錢（見偵卷第24頁）；同日被告接受第二次警詢時，即有說明詐欺集團成員交代如何至特定之銀行櫃檯臨櫃提領贓款，並有具體指認銀行之行員，此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可參（見偵卷第46 至48頁）；嗣被告於同日之偵訊中供稱：我有將我中信銀行帳戶提供不熟識之他人，我共領了2次錢交給對方，我一次拿報酬8000元，一共拿了16000元，我承認詐欺、洗錢等語（見偵卷第51至53頁）。復觀之被告前開於112年8月17日警詢及偵訊之供述，亦經檢察官作為本案之證據（即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1之「另案警詢、偵訊時之供述」），足認檢察官亦係將被告於另案之供述與其於本案之供述等證據綜合評價。衡以偵查程序中，犯罪事實未若審判程序中有特定之範圍而仍屬浮動，本件被告之帳戶係作為詐欺集團製造金流斷點時之第二層帳戶使用，故被告提領之次數、金額、時間與被害人匯款之次數、金額、時間均可能有所不同，被告亦未必得以知悉其所提領之贓款係對應何位特定之被害人，況實務上因詐欺車手提款之次數甚多，致行為人自己亦未能清楚記憶、分辨各次提款情形者，亦比比皆是，被告於先前檢察官訊問已表示承認詐欺、洗錢罪，後於警方就特定被害人之犯罪事實詢問時雖未再表示認罪或承認，然仍對該特定被害人之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即被告提供帳戶並提領贓款）為肯定之表示，當認被告就本件之犯行於偵查中已有自白。而被告於原審（見原審院卷第39、43、44頁）及本院（見本院卷第45頁）審理中亦承認犯行，是被告應符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　⑵就被告有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部分　①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係指個別行為人實際分得之所得，或係指各該詐欺犯罪中被害人受詐騙而交付之全額乙節，以該條文用語之「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觀之，應有指涉、限縮為特定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之意；復對照其立法理由謂「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爰於本條前段定明犯本條例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減輕其刑，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亦可知悉此一立法寓有獎勵自新之意涵，則即應以行為人所獲得之利益為已足。易言之，並非以行為人有能力為其他行為人負責，方認為行為人值得邀得較寬容之刑罰。　②又我國法律中使用「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用語者，雖僅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及第47條，惟規定「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得以減輕或免除其刑者，有貪污治罪防制條例第8條、國民法官法第94條第3、4項、農業金融法第41條第1、2項，及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同時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3項。而遍觀立法資料，並無區別「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及「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理由，堪認此應僅係立法者用語上之不同，並非對二者有何區別。實務上就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自首或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免其刑之規定，向來認係鼓勵公務員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而設，如認尚需代繳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不免嚇阻欲自新者，當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第3997號判決意旨參照）。以此脈絡觀之，應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亦應為相同之解釋，即毋庸代共同正犯繳回其犯罪所得。否則在數人共犯之情形下，如多數行為人均希望求得依該規定減刑，則國家可獲得繳回之犯罪所得將會是犯罪被害人受詐欺所交付財物之數倍之多，顯然亦已超過該立法者欲使被害人早日取回、填補財產上所受損害之預設。　③就被告因本件犯行被告因參與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所獲取之所得為若干乙節，被告於112年11月29日警方針對本件被害人張懿嫻詢問時雖稱：沒有收到任何報酬（見警卷第6頁），然其先前112年8月17日即於偵訊中供稱：報酬1次8000元，我共拿16000元，領了2次錢交給對方（見偵卷第52頁），於原審審理中亦稱：不法所得8000元沒收沒有意見（原審院卷第45頁）。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供稱：我一共提領幾次忘記了，他們給我兩次8000元，就是一共給我16000元，如果同一天分數次提領，就是一天給我那一次錢，不是按百分比計算，我指的兩次是另案跟本案的共兩次（見本院卷第86、87 頁）。而本件雖係被告於111年11月29日及111年12月19日提領贓款，然考量被告於中國信託銀行青年分行臨櫃提領之日期應有111年11月18日（該日提領2次）、111年11月25日（該日提領2次）、111年11月29日（該日提領2次，包括本案之第一筆款項）、111年12月2日、111年12月12日（該日提領3次）、111年12月13日、111年12月15日（該日提領2次）、111年12月16日、111年12月19日（即本案之第二筆款項）及111年12月26日，此有其中信帳戶交易明細可參（見警卷第37、38頁），被告因此混淆各次領款及獲得報酬之情形，亦屬可能，此外亦無證據認定被告就本件犯行有取得超過80 00元所得之情形，應認被告就本件犯行之犯罪所得為8000元。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8000元，此有本院收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3頁），應認被告確符合此部分之要件。　⑶綜上，被告就本件犯行已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要件，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因認：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為不同之犯罪行為，洗錢罪之保護法益係建立在社會經濟秩序之維護與國家主權安定之確保，防止犯罪組織藉由將「黑錢」清洗成「乾淨的錢」，如此始可避免犯罪組織再度獲得滋養而危害社會秩序或金融秩序，也可剝奪或限制犯罪者運用犯罪收入之能力，以此減低或預防未來犯罪之風險。本法第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後，已明定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前置犯罪之刑事訴追利益，亦包含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法益，而認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應予脫鉤，並將第3項之限制刪除（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以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⑷綜上析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 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 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故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故本件就被告洗錢犯行部分，仍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又因被告所犯二罪，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其所犯符合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減刑事由，僅列為量刑審酌事項。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併諭知沒收、追徵其犯罪所得8000元，固非無見。惟查，原審判決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尚未公布、施行，且被告於上訴後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8000元，原審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及審酌被告已繳回犯罪所得之事實，原審關於量刑及沒收之諭知即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及諭知沒收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及沒收部分撤銷改判。　⒉本院之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竟不以正途取財，竟提供金融帳戶為贓款轉匯之第二層帳戶，並依指示提領詐欺贓款後繳交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製造金流斷點，使被害人難以取回被害之財物，國家亦難以查緝其他行為人，本件被害人受害之金額高達108萬元，被告迄今未賠償被害人（見本院卷第84頁），難認被告已有具體彌補其損害之事實，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所犯輕罪之洗錢罪部分亦合於減刑之規定，於加入本件詐欺集團擔任車手之前並無其他前科，素行良好，暨其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83、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⒊不予諭知沒收之說明　　就是否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部分，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 條修正理由第2點參照），如非經查獲之洗錢客體，即非該項所得沒收之範圍。查被告因犯罪所得之報酬業已繳回，已如前述，至被告提領之贓款，均已繳交予詐騙集團其他成員，未經查獲，即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諭知沒收。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瀚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4

KSHM-113-原金上訴-50-20241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