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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無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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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438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冠霖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 1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辛○○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辛○○明知介紹乙○○(業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049號判決確定)之工作，係在對他人實施詐欺犯罪為目的，具有常習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擔任車手或收水工作，竟仍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0年5、6月間某日，介紹乙○○加入TELEGRAM暱稱「COC O」、「常威」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第1層收水工作(被告辛○○此部分涉犯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3510號判決確定) ，辛○○、乙○○進而與王英全(業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0 49號判決確定)、少年倪○宸(民國00年0月生，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286號裁定交付保護管束)、「COCO」、「常威」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24日向壬○○佯稱可協助辦理貸款等語，致壬○○陷於錯誤，將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寄送至新北市○○區○○街000號之統一超商超商中園門市內，少年倪○辰則依「COCO」之指示至上述門市收取包裹後，交給同住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蒲園商旅之王英全，王英全則接著測試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之金融卡，確認可用而未遭凍結後(俗稱「試車」)，再將附表一所示之金融帳戶金融卡交付與少年倪○辰，並等待本案詐欺集團後續之指示。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機房成員再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以附表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二所示之人後，使渠等陷於錯誤，而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附表二所示之金額至附表二所示之金融帳戶，少年倪○辰接收到本案詐欺集團上游不詳成員之指示後，即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三所示金融帳戶提領附表三所示之款項後，將款項全數交付乙○○，乙○○再轉交詐欺集團不詳上級成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之加重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 項之洗錢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 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另案被告乙○○於警詢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壬○○、丙○○、庚○○、己○○ 、癸○○、丁○○、戊○○於警詢之指述及其等提出之交易明細、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擷圖、自動櫃員機及旅館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448號、111年度金訴字第190號刑事判決等為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曾於110年5、6月間因友人「周啟綸」說有派遣的工作缺人，而將證人乙○○介紹給伊「周啟綸」，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行，並辯稱：「周啟綸」並沒有說工作內容為何，伊沒有介紹證人乙○○加入詐欺集團做車手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5、6月間曾介紹證人乙○○工作。而證人乙○○、另案被告王英全與少年倪Ｏ宸加入「COCO」所屬之詐欺集團，其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於11 0年6月24日向壬○○佯稱：可協助伊申辦貸款云云，致壬○○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將伊之上海商業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帳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台新銀行帳戶之之存摺、金融卡(含密碼)寄送至新北市○○區○○街000號之「統一超商中園門市」，上開詐欺集團之成員少年倪○辰則依上游成員「COC O」之指示，至上開門市領取包裹，並將之攜至位於臺北市○ ○區○○路0段000號之「蒲園商旅」，交予王英全，由王英全測試上開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可否使用。嗣該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則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致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而依對方之指示，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匯至如附表二所示之帳戶內，少年倪○辰再依該集團上游成員之指示，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三所示之款項，將款項全數交付乙○○轉交予該集團之上游成員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另案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偵訊時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另案被告王英全、倪宇辰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壬○○、丙○○、庚○○、己○○、癸○○、丁○○ 、戊○○於警詢之指述內容大致相符，並有：　1.(另案被告王英全、少年倪○辰)新北市○○區○○街000號統一超商中園門市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蒲園飯店之梯廳及前門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蒲園飯店住宿客人資料、另案被告即少年倪○辰與暱稱「鄭添武」之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　2.大都會平台科技110年7月16日回覆新北巿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之電子郵件影本(乘客電話0000000000)、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各1份。　3.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1年5月31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 13667370號函暨檢附之資料： (1)提款車手彙整資料、提領影像光碟1片、影像擷圖光碟1片。 (2)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1年4月2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10069019號函暨檢附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壬○○)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3)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1年5月8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10074949號函暨檢附國泰世華西松分行110年6月27 日17時25分及27分之提款機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各1份。 (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5月9日中信銀字第111 224839140939號函暨檢附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壬 ○○)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ATM機台位址查詢分析。 (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5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 1224839153210號函。 (6)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1年4月29日上票字第1110012092號函暨檢附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壬○○)之交易明細各1份。　4.告訴人壬○○所提出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代收款專用繳款證明、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其向台新銀行、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所申辦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前金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　5.告訴人丙○○所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擷圖、其向郵局申辦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新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　6.告訴人庚○○所提出其與暱稱「客服中心」之對話紀錄擷圖、其向郵局申辦之帳戶存摺內頁影本、轉帳交易明細影本、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　7.告訴人己○○所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影本、其向郵局及中國信託銀行申辦之金融卡正反面影本、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四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　8.告訴人癸○○所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擷圖、通話紀錄擷圖、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勤工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 )。　9.告訴人丁○○所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影本及翻拍照片、通話紀錄擷圖、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雲林縣政府警察局虎尾分局虎尾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 10.告訴人戊○○所提出之通話紀錄及簡訊擷圖、轉帳交易明細影本、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光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　　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與證人乙○○、「周啟綸」間並無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1.按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始足當之。　2.依證人乙○○於111年4月14日偵訊時證稱：「辛○○沒有跟我說工作內容，他清不清楚工作內容要問他。」、「(問：參加詐騙辛○○有無參與？)辛○○把我拉進去一個飛機的群組，他說裡面的人會跟我說工作怎麼做。」；114年2月19日本院審理時亦證述：「(問：你在地檢署跟檢察官說這個飛機群組裡面的人，有跟你說工作要怎麼做，被告也在這個群組，他怎麼不知道你做什麼工作？)被告幫我拉進去群組之後，沒多久他退出群組，之後他說的那個朋友才跟我講工作內容。」等語，核與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辯其不知「周啟綸」給證人乙○○之工作內容為何等情大致相符，是被告辯稱其不知證人乙○○之實際工作內容為何乙節，尚非全然無據。　3.依證人乙○○上開於偵訊時之證述，可知被告將證人乙○○加入某一飛機群組後，即退出該群組，則被告對於證人乙○○加入該飛機群組後，依該群組內其他人之指示為上開犯行，被告是否知悉或是否與證人乙○○有行為分擔，實非無疑。而綜觀卷內證據資料，除證人乙○○上開之證述外，並無任何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與證人乙○○、「周啟綸」間，就證人乙○○、「周啟綸」及伊等所屬詐欺集團於110年6月27日詐欺告訴人壬 ○○等人之犯行，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附表一：編號銀行名稱帳號戶名 1 上海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 壬○○ (有提告)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 4 台新銀行 00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編號告訴人詐騙手法匯款時間匯款金額（新臺幣）匯款帳戶 1 丙○○ (有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佯裝「besodiva網站人員」，向左列告訴人佯稱操作錯誤，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云云，致左列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年6月27日17時22分 29,983元附表一編號1帳戶 2 庚○○ (有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佯裝「蝦皮網站人員」，向左列告訴人佯稱操作錯誤，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云云，致左列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年6月27日17時18分 29,985元附表一編號1帳戶 110年6月27日17時35分 29,985元 3 己○○(有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佯裝不詳網站客服人員，向左列告訴人佯稱操作錯誤，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云云，致左列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年6月27日15時57分 14,330元附表一編號2帳戶 110年6月27日16時1分 29,985元 4 癸○○(有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佯裝「中華郵政人員」，向左列告訴人佯稱操作錯誤，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云云，致左列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年6月27日17時47分 9,983元附表一編號2帳戶 5 丁○○(有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佯裝佯裝不詳網站客服人員，向左列告訴人佯稱操作錯誤，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云云，致左列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年6月27日17時40分 29,985元附表一編號2帳戶 6 戊○○(有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佯裝「a la sha客服人員」，向左列告訴人佯稱操作錯誤，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云云，致左列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年6月27日17時18分 199,888元附表一編號3帳戶附表三：編號提款時間提款地點提款帳戶提款金額提款人 1 110年6月27日17時25分國泰世華銀行西松分行附表一編號3帳戶 10萬元倪○宸 2 110年6月27日17時27分國泰世華銀行西松分行附表一編號3帳戶 10萬元倪○宸 3 110年6月17日16時9分統一超商威京門市附表一編號2帳戶 44,000元倪○宸

2025-03-10

PCDM-113-金訴-2438-20250310-1

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賭博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21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偉勝選任辯護人蔡文傑律師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35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洪偉勝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叁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肆萬零捌佰叁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洪偉勝基於以網際網路方法賭博財物之犯意，明知「金鑫」賭博網站(網址：ag.qr8888.net)係供不特定人登入下注之線上賭博網站，仍接續於民國111年1月14日至112年6月29日間，在其位於新北巿板橋區莊敬路85巷3號2樓之住處內，以電腦或手機連接網際網路至「金鑫」賭博網站，以其所註冊會員之帳號及密碼登入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在該賭博網站提供之體育賽事下注簽賭(下注金額如附表一所示)，倘押中即可依賠率贏得彩金，若未押中則賭資全歸該賭博網站經營者所有，以此方式與該賭博網站經營者對賭財物(所得彩金如附表一所示)。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2年 6月29日至上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並有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400號搜索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照片、「金鑫」賭博網站頁面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2年10月11日新北警海刑字第1123948807號函暨檢附之職務報告、勘察摘要(含對話內容、投注紀錄、賭博網站擷圖)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第1項之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被告於111年1月14日起至112年6月29日止，基於同一之賭博犯意，反覆以網際網路進行賭博財物之行為，係於相近之時間、地點密接為之，且犯罪目的與侵害法益同一，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認係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財物，竟透過網際網路賭博財物，助長社會投機僥倖之風氣，亦間接促進非法賭博行業，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所為實屬不該，兼衡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暨其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賭博期間，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三、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在「金鑫」賭博網站賭博(如附表一所示) 乙節，為被告所自承，則被告在該網站賭博所獲得之彩金新臺幣140,835元，為其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上開規定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扣案之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手機1支(含SIM卡1枚)，為被告所有供上開以網際網路賭博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警詢供陳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至扣案如附表二編號2至4所示之電腦主機、螢幕及現金等物，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顯示與被告上開以網際網路賭博犯行有關，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不另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偉勝明知「高手」(網址：ag.kao585 8.net)網站係以提供各式體育賽事投注等賭博方式之賭博網站，竟與上開賭博網站集團(下稱本案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營利，基於聚眾賭博及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聯絡，於112年5月15日至112年6月28日為警查獲日止，在新北市○○ 區○○路00巷0號2樓住所處內，以電腦連接網際網路之方式，自本案集團不詳成員取得本案網站總代理帳號「888168」( 下稱本案帳號)，並具有招攬會員賭博之權限，並開設如附表一(即後述附表三)所示之子帳戶供不詳賭客至本案網站以進行各式體育賽事投注等賭博方式下注簽賭，若押中，賭客得獲得倍數不等之彩金，若未押中，賭金則悉歸該上開賭博網站所有。洪偉勝並因此獲得總代理之佣金，共22,246元。另基於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之犯意，於111年1月14日至112 年6月29日間，在上開住所內，以電腦或手機連接網際網路之方式，至「玖九」(網址：ag.tk9999.net)、「金鑫」(網址：ag.qr8888.net)，以進行各式體育賽事投注等賭博方式下注簽賭，若押中，賭客得獲得倍數不等之彩金，若未押中，賭金則悉歸該上開賭博網站所有，以此方式進行線上賭賭博，並獲得如附表二(即後述附表四)所示之彩金。因認被告上開所為，分別涉犯刑法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同條後段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同法第266條第2項、第1項之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 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 6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涉有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洪偉勝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被告電腦上開賭博網站頁面擷圖、被告瀏覽紀錄擷圖、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警查扣之電腦內有登入「高手」、「玖九」、「金鑫」賭博網站之紀錄及資料，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並辯稱：伊並非賭博網站之代理商，是有人給伊網址、密碼，讓伊可以登入查看該網站賭博之勝率而下注，伊不知道登入後之帳號資料係何人的。另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所列的「金鑫」賭博網站投注內容，並非伊至該賭博網站下注之內容等語。經查：　1.被告知悉「高手」賭博網站係以提供各式體育賽事投注等賭博方式之賭博網站，亦知悉上開網站總代理帳號「888168」。而員警於112年6月29日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上址執行搜索，並當場扣得桌上型電腦主機1台(含鍵盤1組、滑鼠1 個)、螢幕1台、手機1支、現金26,30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並有上開本院搜索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等資料、被告遭查扣電腦中之「高手」、「金鑫」、「玖九」運動賭博網站頁面擷圖(含被告之會員資料、下注報表、代理權限、下注紀錄)等資料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2.觀諸「高手」賭博網站之擷圖(見偵查卷第104頁反面至第11 0頁反面)，雖顯示該帳號之身分為代理商，然該擷圖並未顯示「代理商」與各會員間之關係為何。且該帳號內之會員人數僅有2個(即附表三所示之子帳號「A7794」、「A73799」) ，若被告確有於上開期間，以上開代理商之帳號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則會員(即賭客)之人數或資料實不可能僅有 2個。況依「眾」字之文義，係指3人以上，而上開帳號之會員資料僅有2人，縱認被告確有在「高手」賭博網站與他人賭博之情形，亦與刑法第268條所規定之聚「眾」要件不符。　3.觀諸被告所持用手機內與暱稱「五条悟」之對話內容擷圖( 見偵查卷第90頁反面至第93頁反面)，除對方曾於某年2月21 日或22日詢問被告是否有管理員之帳號外，並無其他關於其向被告下注賭博運動賽事之訊息，是實難以被告之手機內有上開與「五条悟」之對話內容，即遽認被告確係「高手」賭博網站之代理商，並進而認定其有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意圖營利聚眾賭博之犯行。　　　4.觀諸「玖九」、「金鑫」賭博網站之擷圖(見偵查卷第100頁至第105頁)，雖有顯示帳號、會員名稱、及如附表四所示之投注資料，然卷內並無其他證據資料(如匯款/轉帳資料、投資之訊息/對話內容擷圖)佐證上開擷圖內之投注資料，確係被告分別於如附表四所示之時間，至「玖九」、「金鑫」賭博網站下注之資料，是實難僅以被告遭查扣之電腦內有上開資料，即遽認其此部分亦有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之罪嫌。 (四)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同條後段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同法第266條第2項、第1項之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與前開經認定為有罪之部分，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國璽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 5 萬元以下罰金。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犯第 1 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附表一：編號賭博日期投注金額(新臺幣) 彩金(新臺幣) 1 112年6月8日 25,000元 23,400元 2 112年6月9日 9萬元 65,220元 3 112年6月10日 2萬元 -1,100元 4 112年6月11日 14萬元 -51,700元 5 112年6月12日 178,500元 -5,765元 6 112年6月13日 5,000元 -4,950元 7 112年6月14日 45,000元 -15,300元 8 112年6月15日 6萬元 -59,400元 9 112年6月16日 63,000元 29,850元 10 112年6月17日 1萬元 -9,900元 11 112年6月18日 75,000元 12,600元 12 112年6月19日 146,500元 165元 13 112年6月22日 54,450元 -6,322.5元 14 112年6月23日 3萬元 -450元 15 112年6月26日 1萬元 9,600元 16 112年6月27日 25,000元 -24,750元 17 112年6月29日 85,500元 -26,295元附表二：編號扣案物備註 1 手機(含SIM卡1枚)1支(門號0000000000號) 2 電腦螢幕1台 3 桌上型電腦主機1台(含鍵盤1組、滑鼠1個) 4 現金26,300元 (千元鈔18張、五百元鈔7張、百元鈔48張附表三：編號賭博網站被告帳號子帳號(賭客) 賭博時間賭博次數總投注金額(新臺幣) 被告佣金 1 高手 (網址：ag.kao5858.net) 888168 A7794 112年5月15日至112年6月28日 153次 153萬元 22,246元 A73799 97次 1,303,680元 -9,452元附表四：編號賭博網站被告帳號子帳號賭博時間賭博次數總投注金額 (新臺幣) 被告彩金 1 玖九 (網址：ag.tk9999.net) q32206 q16281 111年1月14日至112年6月29日 7次 70萬元 162,500元 2 金鑫 (網址：ag.qr8888.net) ass888 AX71405 111年1月14日至112年5月10日 77次 770萬元 -124,900元

2025-03-10

PCDM-113-易-1521-20250310-1

易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52號公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昱菘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36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昱菘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宣告刑（含沒收）。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黃昱菘被訴於民國113年1月10日竊盜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一、黃昱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⑴於民國112年12月30日14時51分許，在吳佳洛所經營位在苗栗縣○○市○○路0段000號1樓之「砸摳夾夾娃娃機店」（下稱本案選物店）內，以身體撞擊某選物販賣機臺，使機臺內商品掉落取物口，再拿取鋁箔包飲料1瓶而竊取得手，隨即離開現場。　⑵於113年1月2日5時20分許，在本案選物店內，以身體撞擊某選物販賣機臺，使機臺內商品掉落取物口，再拿取鋁箔包飲料3瓶而竊取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　⑶於113年1月12日10時50分許，在本案選物店內，以身體撞擊某選物販賣機臺，使機臺內商品掉落取物口，再拿取餅乾1 包而竊取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　二、案經吳佳洛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黃昱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檢察官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揆諸上開規定，均應有證據能力。而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於偵查時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竊盜犯行，辯稱：我於 112年12月30日有去本案選物店，有投錢但夾不出來，商品很靠近玻璃我才撞機臺，我看很多人都這樣做；我於113年1 月2日、同月12日都沒有去本案選物店，這2次監視畫面撞機臺的人都不是我等語。經查：　㈠有關犯罪事實欄一、⑴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12月30日14時51分許，在本案選物店內，以身體撞擊某選物販賣機臺，使機臺內商品掉落取物口，再拿取掉落之鋁箔包飲料2瓶，且其當日身穿紅色上衣（衣服正面有「FGHTER」字樣），騎乘折疊式腳踏車前往本案選物店等節，業據被告於偵查時坦承不諱（見偵緝卷第35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該日監視錄影檔案及擷取畫面（附圖1、2）確認屬實（見本院卷第26、31頁），復有監視錄影翻拍畫面5張可佐（見偵卷第33至3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其有投幣遊玩機臺，然亦坦承並未成功夾取物品（見偵緝卷第35頁），依照其接觸選物販賣機10餘年之經驗（見偵緝卷第37頁），顯然明知其投幣遊玩未成功夾取商品後，無權以身體撞擊之方式，拿取因撞擊而掉落選物販賣機取物口之商品，足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竊盜之犯意無訛。　㈡有關犯罪事實欄一、⑵部分：　　某位身穿紅色上衣（衣服正面及背面均有「adidas」字樣）之男子，於113年1月2日5時17分許進入本案選物店，於同日 5時20分許以身體碰撞某機臺後，在機臺前蹲下拿取物品，起身時雙手均持有物品（依外觀應為鋁箔包飲料5瓶），並先將手中部分鋁箔包飲料放在機臺上，再將部分鋁箔包飲料分別自左（2瓶）、右（1瓶）放入其上衣口袋內等節，業經本院勘驗該日監視錄影檔案及擷取畫面（附圖3至10）確認無誤（見本院卷第26、32至35頁），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畫面 4張可佐（見偵卷第36、37頁），是告訴人吳佳洛於警詢時陳稱該次遭竊鋁箔包飲料2瓶（見偵卷第27頁），應有誤會。再觀諸警方於113年1月19日13時59分許，前往被告居處查訪時所拍攝之被告照片（見偵卷第43頁），被告所穿著之紅色上衣（含字樣）、褲子及鞋子，核與經本院勘驗於113年1 月2日在本案選物店內行竊之人相同，足證該次行竊之人應為被告。　㈢有關犯罪事實欄一、⑶部分：　　某位身穿紅色上衣（衣服正面有「FGHTER」字樣）之男子，於113年1月12日10時52分許，騎乘折疊式腳踏車停放本案選物店前隨即進入店內，於同日10時52分許以身體碰撞某機臺後，在機臺前蹲下拿取1包銀色包裝物品（按即為告訴人所稱之餅乾）放入其上衣口袋，之後騎乘折疊式腳踏車離開現場等節，業經本院勘驗該日監視錄影檔案及擷取畫面（附圖 14、15）確認無誤（見本院卷第27、37、38頁），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畫面4張可佐（見偵卷第40至42頁），是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該次遭竊餅乾3包（見偵卷第27頁），應屬誤會。再參諸該人所穿著之紅色上衣（含字樣）、褲子、鞋子及騎乘之折疊式腳踏車，核與本院勘驗於112年12月30日在本案選物店內行竊之人相同，足證於113年1月12日在本案選物店內行竊之人亦為被告。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顯屬卸責之詞，要無足採，是以本案事證明確，其所為前揭竊盜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及沒收之依據：　㈠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⑴至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 項之竊盜罪。　㈡被告於113年1月2日接連竊取鋁箔包飲料3瓶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竊盜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相同地點實施，所侵害者亦為告訴人之同一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㈢按刑事訴訟審判之目的，在於認定刑罰權之存在與否及其範圍，對被告起訴之全部事實，究為單一刑罰權之一罪（包括事實上一罪暨含實質上及裁判上一罪之法律上一罪），或為複數刑罰權之數罪，自應視法院審認之結果為斷，並不受起訴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339號判決、101 年度台上字第3167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3次竊盜犯行，屬接續犯而應論以一罪等語，然被告3次行竊之時間先後相隔數日，顯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容有誤會，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自不受起訴主張之拘束，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僅為滿足一己貪念，竟竊取他人財物而損及財產法益，所為殊非可取；兼衡本案所竊財物之價值，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所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及犯罪後矢口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各次犯行之時間相隔非遠、行為態樣及侵害法益相類等犯罪情節，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本於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並考量法律之外部性界限、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等因素予以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㈤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⑴至 ⑶所示犯行各竊得之物（均未扣案），屬其從事各該次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且犯罪所得應以犯罪行為既遂時為認定，不因其事後處分（如變賣、丟棄）而受影響，自應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3年1月10日8時18分許，在本案選物店內，以身體撞及店內選物販賣機，致選物販賣機中擺放商品掉落至取物口之方式，竊得孔雀餅乾2包、海苔3包，因認被告此部分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①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②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訴；③現場蒐證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及監視器影像光碟，為其依據。經查：　㈠某位身穿紅色上衣（衣服正面有「FGHTER」字樣）之男子，於113年1月10日8時17分許，騎乘折疊式腳踏車停放本案選物店前隨即進入店內，於同日8時18分許以身體碰撞某機臺後，有投錢操作機臺之動作，再蹲下以左、右手各拿取1包銀色包裝物品（按即為告訴人所稱之餅乾）放入其上衣口袋，之後騎乘折疊式腳踏車離開現場等節，業經本院勘驗該日監視錄影檔案及擷取畫面（附圖11至13）確認無誤（見本院卷第27、36、37頁），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畫面5張可佐（見偵卷第38至40頁）。再參諸該人所穿著之紅色上衣（含字樣）、褲子、鞋子及騎乘之折疊式腳踏車，核與本院認定於11 2年12月30日、113年1月12日在本案選物店內行竊之人相同，足證於113年1月12日在本案選物店內之人應為被告，合先敘明。　㈡再觀諸被告於該日拿取餅乾2包之過程，雖先以身體碰撞某選物販賣機臺，然旋即另有投錢遊玩機臺之動作，再自機臺選物口拿取餅乾2包，可見被告該次取得餅乾2包前確有投幣，縱使被告投幣前曾以身體碰撞選物販賣機臺，至多僅屬遊玩過程是否符合選物販賣機規則之問題，且單次遊玩可成功夾取複數以上商品之情形亦屬常見，自難遽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之所有意圖，而逕以刑法竊盜（未遂）罪相繩。四、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於113 年1月2日竊盜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此部分有罪之確信，且此部分與前揭經論罪科刑之犯行，屬於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而應予分論併罰之數罪關係，自應就此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參、至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考，且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為應科以拘役之刑及諭知無罪，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末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6款、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倪凰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洪振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魏妙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犯罪事實罪名、宣告刑（含沒收） 1 如犯罪事實欄一、⑴所示黃昱菘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鋁箔包飲料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犯罪事實欄一、⑵所示黃昱菘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鋁箔包飲料參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如犯罪事實欄一、⑶所示黃昱菘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餅乾壹包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25-03-10

MLDM-113-易-752-20250310-1

侵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8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維謙選任辯護人許文華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9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99年間，在新竹市○區○○街0 0號蘇○○文教○○教室擔任○○科補習班老師（化名王○、王○○），代號BF000-A112092號女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簡稱A女）為其補習班學生。被告明知於99年間，A女為未滿14歲之少年，竟利用A女懵懂無知、崇拜心理，於99 年7月間至同年9月間某日，駕駛自用小客車，邀約A女前往新竹縣出遊，嗣於該日下午4時許，假借肚子痛，未經A女同意，將A女帶至新竹市○區○○路○段0000號城市花園汽車旅館後，違反A女意願，以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性侵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嫌等語。二、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本件被告被訴之罪名為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第 226條罪，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為免告訴人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A女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先予敘明。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確信時，法院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8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參照），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再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就被害經過所為的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既在於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即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自不免未盡實在或有所偏頗，故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實務操作上，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而刑事訴訟法既採推定被告無罪及嚴格證明法則，則基於被害人陳述與被告自白之證明力類同，自均應有相同之限制。亦即，被害人之陳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須其陳述無有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具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學理上稱為超法規的補強法則。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有無重大矛盾或瑕疵、指述是否堅決以及態度肯定與否，僅足作為判斷其供述是否有瑕疵之參考，尚非其所述犯罪事實存在的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381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證人即告訴人同學辜○○、鄭○○、證人即告訴人打工處同事眭○、證人即補習班導師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於○○市立○○醫院病歷資料及告訴人之法務部調查局測謊鑑定書等見為其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99年間在上開補習班擔任○○科老師而告訴 A女則為該補習班學生，惟堅詞否認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並辯稱：我沒有跟A女交往，也沒有帶她去汽車旅館跟她發生性交行為，A女說跟她性交的人有很多胸毛，但我並沒有胸毛，A女說我帶她去車上跟她親親抱抱，但是依證人乙○○ 的說法，A女去補習班都是家長接送，我是怎麼可能做這些事，甚至約她出去再跟她發生性交行為，而且證人辜○○和鄭 ○○都說從A女處聽聞我跟A女發生性交行為，而且傳得沸沸揚揚，如果是如此，當年怎麼我都沒有被調查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利益辯護稱：證人辜○○和鄭○○的證詞都是累積證據，而且都是自A女處聽聞，且依證人辜○○的證述，A女提告前，還有跟她確認彼此記憶的內容，故證人辜○○之證述，不排除已受到A女汙染，而且依A女所證，她是在補習班上暑期銜接課程，與被告外出，並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但是依證人乙○○之證詞，A女若沒有來上課，他會通知A女家長，故A女此段證述是否屬實，顯然有疑，況且A女在審理中作證描述被告有胸毛此項身體特徵時，竟然發出笑聲，A女之反應顯然與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反應不同，而且A女精神疾病原因，亦無證據與被告有何關聯性等語。六、經查：　㈠被告於99年間，在上開補習班擔任○○科補習班老師，而告訴人A女則為該補習班學生，告訴人A女於99年間，仍為未滿14 歲女子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㈠第306至307頁），核與證人即補習班導師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查卷㈠第13至15頁、偵查卷㈡第24頁反面至26頁，本院卷㈢第152至153頁）、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見偵查卷㈠第8頁反面至第9頁、本院卷㈡第109至110 頁），此外，復有告訴人A女之性侵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卷末彌封袋），此部事實可堪認定。　㈡證人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是在99年7到9月間暑假，在城市花園汽車旅館遭被告侵害，當天我放假，他約我去薰衣草森林，他開車來載我，我們去薰衣草森林過程我有點忘記了，但我覺得就很像男女朋友在約會，到了當天下午4、5點，，我說我要回家了，因為我再不回家會被我媽罵，被告就突然說他肚子很痛，說要上廁所，後來被告就把車子開到汽車旅館，進去房間後，被告就把衣褲都脫光，我當時嚇死了，被告胸毛很多，全身都毛的感覺，他還有戴一個方形的項鍊，然後被告就說他需要我幫忙，接著他就開始脫我衣服，我當時腦袋一片空白，他也有親我，我好像知道被告要幹嘛，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反應，接著他就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内，我説很痛，被告就說有血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戴保險套，他好像是射精在我體内，當時我好像想要說服自己我和被告是男、女朋友，被告有問我說如果懷孕怎麼辦，我就回應說懷孕了那就生啊，被告看起來很高興，後來我和被告好像還有再做一次，他又將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内，他把我翻來翻去，換他喜歡的姿勢，我當時心裡只想著好痛，後來他把我抱去洗澡，但我當時已經沒辦法做出反應，我好像不是我自己了，也覺得逃不出那間房間，也推不開被告，洗好澡後，被告就載我回家等語（見偵查卷㈠第9 頁反面至第10頁）。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於99年暑假期間，在與被告前往薰衣草森林後，遭被告帶往汽車旅館後，在汽車旅館房間內，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過程及所描述被告之身體特徵為胸部上有胸毛之情節亦大致如上（見偵查卷㈡第58頁、本院卷㈡第140至141頁）。惟查，被告於11 3年1月9日偵查中，經檢察官徵得其同意，命法醫師當庭勘查被告之身體特徵，被告之胸腹部並無胸毛乙節，有該日偵訊筆錄之記載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驗傷檢驗報告書暨所附驗傷診斷書及被告身體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第43 至44頁、第48至55頁反面），且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其於86年專科就學期間與其友人出遊之照片，被告胸口並無胸毛，亦有該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83頁），交互觀之，被告自始即為無胸毛之男性，已可排除被告係在知悉告訴人A女指訴其為「具胸毛」之身體特徵後，刻意刮除胸毛之可能性存在，而依告訴人A女上開所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時，被告存有胸毛之身體特徵明顯與被告「無胸毛」之身體特徵不符，則告訴人A女指訴於99年7至9月間暑假，有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情節是否屬實，已非無疑。　㈢告訴人A女固於本院審理中雖證稱：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有前往○○醫院精神科就診，我還有去過很多間醫院，去○○醫院○○ 分院是因為我有自殺及自殘的行為，而去○○醫院，是因為我自殺，遭警方強制送醫，另外，也有因睡眠問題前往中國醫就診，這些事情都跟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有關，因為我就覺得自己有罪惡感，覺得自己身體很髒，討厭自己，所以才會生病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40頁）。然依告訴人A女於105年5 月7日前往○○市立○○醫院○○院區精神科就診時，向醫師主訴其於「13歲」遭補習班老師性侵，後開始常翹課，國三開始成績明顯下降，有該院病歷紀錄表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末彌封袋），另其於105年5月19日前往國立○○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分院精神科就診時，則向醫師主訴其於「11歲時」遭性侵，亦有該院門診病歷紀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209頁）；則依前述告訴人A女在精神科醫師就診時，向醫師陳稱其遭性侵害之年齡，分別有「11歲」及「13歲」不同之陳述；況其前往精神科就診之時間點，距離其所指訴遭被告性交之時間點，亦有相當之差距，本件尚難以告訴人A女曾於105 年間前往精神科接受治療，並曾向醫師透露其有在幼年時遭受性侵害過往，即反推被告確有如告訴人A女前開指訴，於9 9年7月至9月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本案之性交行為，是自難以告訴人A女因精神疾病之就診紀錄與其向醫師之主訴內容，補強告訴人A女上開指訴之真實性。　㈣告訴人A女固指稱遭被告性交後，其受到很大影響，已如前述，而證人鄭○○於警詢及偵訊中均證稱：A女告訴我她被性侵害後，她經常去窗外或頂樓吹風，讓我覺得她好像隨時要往外跳，她還告訴我，她每天要洗很多次澡等語（見偵查卷㈠第19頁，偵查卷㈡第37頁）；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我當時後覺得A女有些不尋常的行為，就是會一直洗澡或是在頂樓及窗外吹風，或是半夜打電話來給我，問我在幹嘛，我就追問她，她才支支吾吾說她跟被告去內灣，然後被載到汽車旅館，後來就被被告性侵等語（見本院卷㈡第374至375頁）。則依告訴人A女及證人鄭○○所證，告訴人A女似有於99年7月至8月暑假期間，因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而行為有所反常。然觀諸告訴人A女於98年9月起迄101年6月止，其所就學國中之綜合紀錄與學習成績，告訴人A女除於100年9月起迄101 年6月止之國中三年級，成績出現大幅衰退之情況外，其於較接近案發時之學習成績，仍維持相當水準，而其所就學國中導師所給予之綜合評語中，並未有關於告訴人A女之精神狀況出現異狀或行為有所反常之記載，有該校函覆本院之學生綜合紀錄表及在校成績證明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201 至203頁、第329頁），苟如告訴人A女及證人鄭○○上開所證告訴人A女有因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後，而有出現異常行為，殊難想像告訴人A女學習成績未受影響甚或在學期間未有異狀之情況，從而，告訴人A女所指訴遭於99年7月至8月暑假期間有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可信性，實非無疑。　㈤告訴人A女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後來有把這件事情跟我同學辜○○和鄭○○講，後來我打工後也有跟眭○講，因為眭○覺得我一個小女生怎麼看起來怪怪的，然後我才跟眭○提到這件事。我跟辜○○講的時候，我印象中當時是在早自修，我就跟她說「我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跟妳講」，但是她聽完以後給我的反應就是「唉唷，妳怎麼做出這種事」，在過一年的時候我跟男朋友鄭○○在一起了，他就問我說「妳有沒有發生過性行為？為什麼妳不是處女？」，我有跟他講「因為有一次我跟老師出去的時候有發生性關係，所以我不是處女，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我，你覺得我這樣就是很不好的女生，那就分手或者是怎麼樣」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14至115 頁）；是依告訴人A女上開所指，其確有將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情節，分別告以其同學辜○○、男友鄭○○與打工處同事眭○知悉，而證人辜○○、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見偵查卷㈠第16至17頁、第18至20頁，偵查卷㈡第23至27頁、第35至20頁，本院卷㈡第345至395頁），證人眭○於警詢及偵訊中（見偵查卷㈠第21至22頁，偵查卷㈡第35至41頁）固就其等有自告訴人A女處聽聞告訴人A女與被告在汽車旅館內發生性交行為乙節，證述明確，然告訴人A女所指訴其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真實性尚有疑義，已如前述，而證人辜○○、鄭 ○○、眭○皆係自告訴人A女處聽聞，並非親自見聞告訴人A女所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經過，其等證述內容本質上仍為告訴人A女指訴本身之疊加，是自難以證人辜○○、鄭○○、眭○3人證言，而補強告訴人A女指訴之真實性，而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存在。　㈥末以，告訴人A女固於偵查中前往法務部調查局接受測謊鑑定，經該局鑑定結果固能認雖能證明「研判BF000-A112092 對下揭2項問題之回答『無』不實反應：『王炎（甲○○）是否曾將陰莖插入你的陰道？』〈答：是。〉『王炎（甲○○）有沒有曾經將陰莖插入你的陰道？』〈答：有。〉」等情，有該局113年4 月2日調科參字第11303141690號函暨所附測謊鑑定報告書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第61至76頁）。然測謊技術既係將受測者回答各項問題時之生理反應變化，使用測量儀器以曲線方式記錄，藉曲線所呈生理反應大小，以受測者回答與案情相關問題之生理反應，與回答預設為情緒上中立問題之平靜反應比較，判斷受測者有無說謊，然人之生理反應受外在影響因素甚多，不止說謊一項，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關聯，不能排除刻意自我控制之可能性，縱現今測謊技術要求對受測者於施測前、後均須進行會談，以避免其他因素之干擾，惟科學上仍不能證明此等干擾可因此完全除去，是以生理反應之變化與有無說謊之間，尚不能認為有絕對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測謊鑑定固為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惟其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驗而獲得相同結果之「再現性」而得資為審判上證據者有別，故縱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4556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證人之測謊受測結果，僅係證人證述之疊加證據，並不具備證人證述之補強證據適格性。是本案亦無以上揭卷附測謊鑑定資料，而憑此補強告訴人A女證述於99年7月至8月暑假間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節之真實性，而遽論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　　㈦至檢察官雖聲請傳喚證人眭○，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指所指犯行，惟查，證人眭○僅係自告訴人A女處聽聞被告有對告訴人 A女為性交行為，並非親自見聞乙節，已如前述，故證人眭○ 所證，本質上仍為告訴人A女自身證述之迭加，無從補強告訴人A女證述之可信性，從而，檢察官此部調查證據之聲請，自無必要。另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友人王○○，以證明被告並無胸毛；復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配偶林○○及調查證人林○○所書寫之日記，以證明被告於99年7月至9月間週六上、下午時段未前往新竹地區，惟查，被告為無胸毛之人，已據本院調查證據認定如前，是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王○○，顯係重複聲請調查證據，自無必要；而聲請傳喚證人林○○及調查證人林○○所書寫日記部分，辯護人無非執此質疑告訴人 A女指訴被告為本案犯行之憑信性，然本案告訴人A女指訴可信性存疑乙節，亦據本院調查證據認定如前，是以辯護人此部調查證據之聲請，亦無必要。綜上，檢察官及辯護人前開證據之聲請，均無必要性，本院自無從准許，一併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之直接或間接證據，尚有合理懷疑存在，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奕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德、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家洋

2025-03-10

SCDM-113-侵訴-28-20250310-2

原金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2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蘇華選任辯護人林政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7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鄭蘇華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鄭蘇華依其社會生活經驗，可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將供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罪，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月6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及洗錢之犯意，假冒AJPEACE電商撥打電話向林郁璇佯稱：因平台遭駭客入侵個資外洩，信用卡遭盜刷，需依指示操作等語，向林郁璇實施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於112年1月6日0 時2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4萬9,999元至上開郵局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因林郁璇於匯款後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當事人對本院提示之卷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之處，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均得作為證據。二、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得作為證據。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鄭蘇華固坦承郵局帳戶為其申設，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洗錢之犯行，辯稱：我的郵局帳戶提款卡係於111年約6、7月時不慎遺失，我將密碼寫在紙上跟提款卡放在一起等語。經查：　㈠本案郵局帳戶為被告所申設，業據被告於偵審中所是認(見偵緝712卷第13至15、53至55頁，本院卷第143至147、195至20 2、313至326頁)，並有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玉警8221卷第183至185頁）。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方式，向被害人林郁璇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將4萬9,999元匯款至郵局帳戶內，並旋遭提領，以掩飾、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業經被害人指陳明確(見玉警8221卷第13至16、17至20 頁)，並有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安泰商業銀行客戶存提紀錄單在卷可佐(見玉警8221卷第83、93頁)，復有卷附之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憑，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15至320頁）。足認上開郵局帳戶確遭詐欺集團成員用於詐欺被害人並收受贓款，進而提領作為洗錢犯行之工具等情，首堪認定。　㈡自詐欺集團之角度審酌，其等既知利用被告申辦之帳戶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應非愚昧之人，當知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人如帳戶存摺、金融卡、印鑑遭竊或遺失，為防止拾得或竊得之人盜領其存款或作為不法使用而徒增訟累，必於發現後立即報警或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在此情形下，如仍以該帳戶作為犯罪工具，則在其等向他人從事財產犯罪行為，並誘使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帳戶後，極有可能因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而無法提領，則其等大費周章從事於犯罪之行為，甘冒犯罪後遭追訴、處罰之風險，卻只能平白無故替原帳戶所有人匯入金錢，而無法得償犯罪之目的，是以詐欺集團若非確信該帳戶所有人不會報警或掛失止付，以確保其等能自由使用該帳戶提款、轉帳，當不至於以該帳戶從事犯罪，以免其犯罪過程中途失敗，徒增勞費。而此等確信，在本案郵局帳戶提款卡係拾得或竊取之情況下，實無可能發生，衡情惟有該帳戶持有人自願提供與詐欺集團使用，始能合理解釋，殊難想像除持有本案郵局帳戶之人即被告親自將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外，該集團有何其他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管道。　㈢又一般而言，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之人因已失去對該帳戶之實力支配，為避免帳戶餘額遭受提領，故所提供之帳戶或為新開立之帳戶，或為甚少使用且帳戶餘額甚少之帳戶。經查本案郵局帳戶於111年11月24日跨行提款5,005元後，該帳戶餘額為35元，嗣後該帳戶並無使用紀錄，直至112年1月 5日21時21分許至21時48分許，短時間內有總金額達15萬餘元之多筆不明款項匯入後旋遭提領一空，該日帳戶餘額為36 2元；翌(6)日0時8分至0時34分，亦有總金額達15萬餘元之多筆不明款項匯入後即遭提領，其中包括被害人所匯入之款項，有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參(見玉警8221卷第185頁)。觀諸上開郵局帳戶於被害人匯入款項前，帳戶內餘額甚少之狀態，客觀情狀與上揭將金融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經驗法則相符，益徵被告係提供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甚明。　㈣按刑法上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又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特殊限制，一般民眾皆可存入最低開戶金額申請開立，持有金融帳戶之人申辦提款卡目的，無非避免隨身攜帶存摺、印章之麻煩與危險，藉提款卡得以在各金融機構設置之自動櫃員機以本行或跨行輸入密碼方式提領帳戶內存款，以此作為資金流通之工具，是個人金融帳戶提款卡及提款密碼，專屬個人性甚高，並非一般自由流通使用之物，縱有交付供他人使用之情形，亦必基於相當程度之信賴基礎或特殊事由，實無可能隨意交予完全不相識之人任意使用。況任何申辦提款卡之人均能輕易知悉若將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他人，取得提款卡及密碼之人，將得以不用經過金融機構臨櫃人員為任何面對面查核，即可隨時隨地提領金融帳戶內之現金，資金流通之功能便利強大，是一般人多妥善保管，絕不輕易交給非熟識之人，更不可能隨意洩漏密碼。邇來國內詐欺事件頻傳，而詐騙集團之所以如此猖狂且肆無忌憚，其最主要之原因即在於，其等利用第三人之帳戶作為資金流通之工具，核心成員則隱身其後，於騙得金錢後隨即提領一空，而偵查機關則往往因帳戶所有人不願吐實，或無法提供具體之資料而無法一舉成擒，此等犯罪之手法為全國人民所普遍知悉，稍有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之人均普遍知悉，屬一般生活所應有之認知，自無不謹慎提防。是對於交付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此等極具敏感性舉動，如無相當堅強且正當之理由，一般均可合理懷疑，提供帳戶者對於可能因此助長詐欺集團之犯行及作為收受、提領詐欺贓款使用，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而為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去向之犯罪工具，有一定程度之預見，且對於此等犯罪結果，主觀上必然出於默許或蠻不在乎之狀態，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一旦交出，原持有人對於帳戶內之資金流動幾無任何控制能力，除非主動掛失，否則無異將帳戶讓渡他人，自己則置身事外，任憑被害人受騙且追償無門，此種舉動及主觀心態當屬可議，而有以刑罰加以處罰之必要。是行為人於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予對方時，依行為人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如對於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遮斷金流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惟仍心存僥倖，猶將該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即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㈤以被告自承為高中肄業，曾從事保全、廚師、在工地工作等工作經驗(見本院卷第325頁)，可見其具有一般智識程度及相當之社會經驗，應非不能辨別事理，實難對於上情推諉不知。則被告提供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時，既已預見帳戶可能被不法份子作為收受、提領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人頭帳戶，且在不法份子提領該等犯罪所得後，即會產生掩飾、隱匿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形成了犯罪循索查緝之阻礙，其主觀上對於所提供之帳戶將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幫助遮斷金流以阻隔查緝贓款流向等節有所認知，猶交付上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顯然不顧提供金融帳戶之後果乃牽涉涵括詐欺取財、洗錢在內之不法用途，仍容任所生之流弊與後果，對於他人使用該帳戶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結果之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洵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他人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之不確定故意。二、被告雖辯稱：本案郵局帳戶提款卡跟身分證、健保卡，還有現金2、3千元一起放在我包包裡，我把提款卡密碼寫在紙上也放在包裡，111年大約6、7月時包包不見，我沒有去報案或掛失任何證件，提款卡裡面沒有錢所以我沒去掛失，雙證件我後來有去補辦，但不是馬上去，那段時間我辦2次證件，我110年3月出監後曾經有請親戚匯款5千元至郵局帳戶，後來有用過1、2次提款卡來提領這筆錢，110年5月開始工作就是領現金，沒有其他金額匯入郵局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 45、197至198、321至326頁)；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並未主動將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其雖無法具體確認遺失郵局帳戶提款卡之時間，然本案除被害人匯出之款項係進入被告帳戶外，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請為無罪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215至217、324頁)。惟查：　㈠被告之郵局帳戶於111年7月26日、11月22至24日共有4次跨行提款之紀錄，且該帳戶於111年7月26日跨行轉入2千元，於同年11月21日無摺存款存入2萬元，此有本院函調該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5頁)，可知被告於1 11年11月底仍持有該帳戶之提款卡用以跨行提款，且該帳戶內仍有金流出入，此與被告辯稱本案提款卡於111年6、7月遺失，沒有其他金額匯入郵局帳戶，因為帳戶內沒錢故未報警也未補辦等語，已有矛盾。　㈡按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乎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與存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結合，其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故一般人均有妥善保管存摺、提款卡及密碼，防止他人擅自使用自身帳戶之基本認識。而依一般人使用帳戶之通常經驗，以書寫方式記憶密碼者已屬少數，縱記性不佳，而有憑藉書寫記錄密碼之必要，一般人為保護自身權益，亦知曉應將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分別存放，避免存摺、提款卡一旦遺失或遭竊時，他人依密碼即可輕易盜領帳戶內之款項，甚或帳戶遭詐欺者不法利用徒增訟累或追訴危險，招致難以控制、估量之風險及損失。本案被告雖辯稱：因記性不好，故將密碼寫於紙上跟提款卡放在一起等語，然本案郵局帳戶於110年3月24日變更存簿提款密碼後，於110年4月至8月、111年1月、2月、4月、7月、11月間，每月均有提款紀錄乙節，有郵局帳戶整批終止帳戶存簿變更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1至265頁)，可知該存簿提款密碼係被告出監後始更換，且使用密碼提款之頻率非低，並非久置不用之密碼，被告對該密碼應非難以記憶；況被告學經歷及工作經驗已如前述，非屬全無智識及社會、生活經驗之人，對於上情自難諉為不知，其竟為圖方便而將提款卡密碼書寫於紙上並與提款卡同置一處，而使拾得或取得者可輕易盜領甚至冒用該帳戶，所為甚與常情事理有悖。　㈢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先稱：111年大約6、7月時我包包不見，大概隔了10幾天後有去補辦雙證件等語(見本院卷第197 頁)。經本院查詢其於111年至112年間，曾於112年1月9日、 2月13日、5月29日以遺失為由申請換發健保卡；於111年11 月14日、112年2月13日、112年5月29日補發身分證，此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8月21日健保東字第11301174 34號函、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國民身分證異動紀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7、250至255頁)。被告嗣於審理程序中改稱：我發現證件不見後大概過4、5個月才去補辦，那段時間我皮包掉2次，辦了2次證件，時間可能有重疊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21頁)。惟被告前後所辯補辦雙證件之時間差距甚大，已生齟齬，又於本院調閱上開證件補辦資料後始調整其說詞，況雙證件為重要證件，被告辯稱遺失數月後始去補辦，有違常情。從而，被告所辯本案提款卡及密碼係遺失一節，是否屬實，實堪置疑。　㈣按檢察官已盡其足以說服法院形成有罪心證之實質舉證責任，基於當事人對等原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明文賦予被告得就被訴事實，主動向法院指出足以阻斷其不利益心證形成之證明方法，以落實訴訟防禦之權利。此被告權利事項之規定，並非在法律上課加義務之責任規範，被告自不負終局之說服責任，然鑒於被告對該積極主張之利己事實，較之他人知悉何處可取得相關證據，仍應由被告提出證據，以便於法院為必要之調查。倘被告對其利己事由之抗辯未能立證，或所提證據在客觀上不能或難以調查者，即不能成為有效之抗辯，檢察官當無證明該抗辯事實不存在之責任，法院就此爭點即難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此與檢察官未善盡其實質舉證責任，不問被告就利己之抗辯是否提出證據，法院均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6658號判決參照之)。依前揭說明，根據現有證據資料，檢察官已盡其舉證責任說明被告提供其名下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詳人士之行為，已有幫助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被告對於此情又未能提出利己事實而供法院為必要之調查，無法成為有效之抗辯，法院就此爭點即難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貳、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 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 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被告本案犯罪時間為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偵、審判中均未自白洗錢犯行，是其僅得適用刑法第30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而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前開說明，應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按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及身分資料與不認識之人，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同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 08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提供其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本案詐欺之人，而本案詐欺之人以上開帳戶作為收受被害人遭詐欺後所匯款項之工具，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被害人所匯之款項已遭提領，應認已生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所在、去向之結果。是被告係參與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且本件既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論以幫助犯。又依卷內無證據證明本案係屬3人以上之集團成員，是難對被告遽以幫助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之罪名相繩。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 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以一幫助行為，同時使詐騙集團成員向被害人詐得金錢，並製造金流斷點，侵害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　　被告本案犯行為幫助犯，審酌被告犯罪情節，究與實際為構成要件行為或主觀上出於為自己犯罪意思之正犯有別，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交付其名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成為詐欺集團猖獗幫凶，且被害人因受騙而流入本案帳戶內之金額為4萬9,999元，均遭提領而不知去向，所生損害非輕；並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此乃其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固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自應在量刑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則），雖與被害人達成調解，然自陳因不知道被害人帳戶故未依調解筆錄為賠償(見本院卷第325頁)；又被告前有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不能安全駕駛之犯罪紀錄，素行難謂良好，此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足憑(見本院卷第13至21頁)；兼衡被告之學歷及工作經驗已如前述、目前為工地臨時工、無需扶養之人、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本院卷第32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罰金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 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參酌上開立法說明可知，該規定係為避免檢警查獲而扣得犯罪行為人所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卻因不屬於犯罪行為人而無法沒收，反而要返還犯罪行為人之不合理情形，乃藉本次修正擴大沒收範圍，使遭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惟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已經移轉予他人而未能查扣，因犯罪行為人並未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涉剝奪不法利得之情，仍無從宣告沒收。　㈡本案郵局帳戶已列為警示帳戶，帳戶內餘額244元經圈存抵銷乙節，有該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已如前述，被害人匯入上開帳戶之詐欺金額，雖屬洗錢之財產上利益，然已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未能查扣，故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該帳戶既已列為警示帳戶，提款卡亦已無法再供交易使用，均無再供為犯罪所用之虞，亦非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耗費司法資源，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鍾晴　　　　　　　　　　　　　　　　　　法　官　陳映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育陞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5-03-07

HLDM-113-原金訴-12-20250307-1

金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46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尚霖選任辯護人王政琬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397號、第381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蔡尚霖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蔡尚霖依其社會生活經驗，可預見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暨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供他人作為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工具，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年9月26日前某時許，將其所申辦之光豐地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光豐農會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金融帳戶資料，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兒童或少年）。該人取得光豐農會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及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犯意，分別對辜冠熒、張春元、賴志雄、李佳舟、賴嘉傭施以如附表所示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金額轉入上揭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據此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其等事後查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張春元、賴志雄、李佳舟、賴嘉傭訴由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當事人對本院提示之卷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4、153至15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之處，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均得作為證據。二、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得作為證據。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蔡尚霖固坦承光豐農會帳戶為其申設，其有依LINE 上認識，自稱為「何嘉麗」之人(下稱「何小姐」)的指示，將光豐農會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寄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等情不諱，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洗錢之犯行，辯稱：我在 LINE上認識一位「何小姐」，「何小姐」稱其閨密急需用錢，要求我提供帳號讓她匯款20萬港幣，我再幫她拿15萬港幣給她閨密，後來又叫我把提款卡及密碼以超商店到店的方式寄給一位專員，外匯局會開通卡片，讓外匯可以匯入，我沒有詐騙等語。經查：　㈠本案光豐農會帳戶為被告所申設，其有將光豐農會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寄送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等情，業據被告於審理中所是認(見本院卷第87至97、149至166頁)，並有光豐農會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往來明細在卷可稽（見鳳警738卷第15至20頁）。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匯款至光豐農會帳戶內，並旋遭提領，以掩飾、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業經如附表所示之人指陳明確，並有如附表所示證據在卷可佐，復有卷附之光豐農會帳戶交易往來明細在卷可憑，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4至1 58頁）。足認上開光豐農會帳戶確遭詐欺集團成員用於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並收受贓款，進而提領作為洗錢犯行之工具等情，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又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特殊限制，一般民眾皆可存入最低開戶金額申請開立，持有金融帳戶之人申辦提款卡目的，無非避免隨身攜帶存摺、印章之麻煩與危險，藉提款卡得以在各金融機構設置之自動櫃員機以本行或跨行輸入密碼方式提領帳戶內存款，以此作為資金流通之工具，是個人金融帳戶提款卡及提款密碼，專屬個人性甚高，並非一般自由流通使用之物，縱有交付供他人使用之情形，亦必基於相當程度之信賴基礎或特殊事由，實無可能隨意交予完全不相識之人任意使用。況任何申辦提款卡之人均能輕易知悉若將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他人，取得提款卡及密碼之人，將得以不用經過金融機構臨櫃人員為任何面對面查核，即可隨時隨地提領金融帳戶內之現金，資金流通之功能便利強大，是一般人多妥善保管，絕不輕易交給非熟識之人，更不可能隨意洩漏密碼。邇來國內詐欺事件頻傳，而詐騙集團之所以如此猖狂且肆無忌憚，其最主要之原因即在於，其等利用第三人之帳戶作為資金流通之工具，核心成員則隱身其後，於騙得金錢後隨即提領一空，而偵查機關則往往因帳戶所有人不願吐實，或無法提供具體之資料而無法一舉成擒，此等犯罪之手法為全國人民所普遍知悉，稍有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之人均普遍知悉，屬一般生活所應有之認知，自無不謹慎提防。是對於交付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此等極具敏感性舉動，如無相當堅強且正當之理由，一般均可合理懷疑，提供帳戶者對於可能因此助長詐欺集團之犯行及作為收受、提領詐欺贓款使用，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而為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去向之犯罪工具，有一定程度之預見，且對於此等犯罪結果，主觀上必然出於默許或蠻不在乎之狀態，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一旦交出，原持有人對於帳戶內之資金流動幾無任何控制能力，除非主動掛失，否則無異將帳戶讓渡他人，自己則置身事外，任憑被害人受騙且追償無門，此種舉動及主觀心態當屬可議，而有以刑罰加以處罰之必要。是行為人於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予對方時，依行為人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如對於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遮斷金流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惟仍心存僥倖，猶將該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即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被告雖辯稱：網友「何小姐」要匯港幣20萬給我，託我轉交港幣15萬給他閨密，因為她閨密在臺灣沒有帳戶，我就給「何小姐」我的光豐農會帳號、戶名、電話號碼，「何小姐」有傳1張匯款港幣22萬的截圖給我，但我實際上沒有收到這筆錢，我有問她為何沒有收到，但她沒有回答，我也沒有追問，「何小姐」又要我寄提款卡跟密碼給專員，專員說外匯局會開通卡片，讓外匯可以匯入等語。然被告自陳：我與「何小姐」在112年9月5日才認識並開始聯絡，我們只有透過L INE聯絡，約認識2週後，「何小姐」就要我提供提款卡，我用超商店到店的方式把提款卡跟密碼寄給專員，我沒有問對方是哪個銀行的專員、為何可以跟外匯局操作開通卡片，也沒有跟對方確認身分、名字、工作地點、開通的程序跟需要的資料，寄完提款卡的隔天我覺得怪怪的，9月25日就要求對方把提款卡寄還給我，對方要我匯款才能寄還提款卡，又說要我匯新臺幣(下同)5萬元設定費，不然就沒辦法匯款給我，最後我沒有匯款給對方，也沒有收到對方說要匯給我的港幣，我不大相信對方，就去光豐農會櫃檯說我提款卡不見了辦理止付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93、159至166頁)，並提出與「何小姐」、專員連絡之LINE對話紀錄、「何小姐」於11 2年9月19日轉帳港幣22萬之轉帳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55至6 5頁)。由上可知，被告與「何小姐」認識時日甚短，對「何小姐」之真實年籍資料毫無所悉，亦未曾與之見面，無任何信賴基礎，然其對於「何小姐」自稱於9月19日轉帳港幣22 萬並傳送「已完成交易」、「收款人已收到你的轉帳」之截圖，其實際上並未收到該筆款項乙節，竟並未向「何小姐」追問原因，亦未曾向光豐農會詢問；被告又對「何小姐」轉介佯稱為其辦理開通外匯之專員的姓名、職位、任職公司之資訊為何？開通之程序及所需資料？為何有能力為其開通？從未加以詢問，上開所述，均有違常情。被告於案發時已39 歲，辯護人雖為其辯稱其因重大車禍而重傷住院，思路沒那麼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63頁)，然依其自承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於19歲發生車禍前從事汽修廠、宅急便等工作（見本院卷第165頁），足知被告具有一定社會經驗及智識程度，其卻無視前揭不合常理之情形，明知現今詐欺集團猖獗，竟輕易將攸關其社會信用、參與經濟活動之工具即光豐農會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寄送予毫無信任基礎之來歷不明人士使用，顯見被告對上開金融帳戶資料交由他人使用之情形毫不在意，復未採取任何足資保障自身權益之因應措施，凡此均與正常社會交易常情相違，可認被告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　㈣又一般而言，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之人因已失去對該帳戶之實力支配，為避免帳戶餘額遭受提領，故所提供之帳戶或為新開立之帳戶，或為甚少使用且帳戶餘額甚少之帳戶。被告於審理時稱：本案光豐農會帳戶是我平常儲蓄的帳戶，我沒有固定儲蓄的時間，我把帳戶的提款卡及密碼給對方時，帳戶裡面本來就沒有錢，就算本來有錢也提完了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經查詢上開帳戶於112年8月1日至同年10月 31日之交易明細，於112年8月1日至同年9月8日前，該帳戶並無使用紀錄，之後於同年9月8日、18日分別支出205、505 元後，該帳戶僅餘535元，被告嗣將光豐農會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寄送予「何小姐」轉介之專員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前述光豐農會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在卷可參(見鳳警738卷第15至20頁)。觀諸該帳戶使用頻率非高，且於受詐欺之被害人等匯入款項前，帳戶內之餘額非多，客觀情狀與上揭將金融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經驗法則相符，益徵被告已能預見提供上開帳戶係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甚明。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辯護人並為其辯稱：被告係陷入網友愛情陷阱而受騙，其主觀上無詐欺之犯意，且被告之後已去光豐農會辦理止付，請給予無罪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163至16 4頁)。惟查：　㈠按檢察官已盡其足以說服法院形成有罪心證之實質舉證責任，基於當事人對等原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明文賦予被告得就被訴事實，主動向法院指出足以阻斷其不利益心證形成之證明方法，以落實訴訟防禦之權利。此被告權利事項之規定，並非在法律上課加義務之責任規範，被告自不負終局之說服責任，然鑒於被告對該積極主張之利己事實，較之他人知悉何處可取得相關證據，仍應由被告提出證據，以便於法院為必要之調查。倘被告對其利己事由之抗辯未能立證，或所提證據在客觀上不能或難以調查者，即不能成為有效之抗辯，檢察官當無證明該抗辯事實不存在之責任，法院就此爭點即難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此與檢察官未善盡其實質舉證責任，不問被告就利己之抗辯是否提出證據，法院均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6658號判決參照之)。　㈡被告雖辯稱：我寄出提款卡後覺得怪怪的，就要求對方把提款卡寄還給我，對方叫我匯款才能把提款卡寄還，我不大相信他，就去農會辦理止付並稱提款卡遺失等語(見本院卷第9 1頁)。然被告於112年9月25日以LINE詢問專員當天是否會寄還提款卡，又詢問當天錢是否匯進戶頭，該專員表示當天會有港幣20萬元匯入被告帳戶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為佐(見本院卷第65頁)，惟被告之光豐農會帳戶於112 年9月25日並未如專員所稱匯入港幣20萬元，且該專員未回覆被告何時寄還提款卡，卷內亦未見被告追問。又被告之光豐農會帳戶係於112年10月31日始辦理銷戶結清，並無止付或掛失等情，此有光豐地區農會113年5月14日花光農信字第 1130001830號函附之存摺存款-止扣明細查詢、金融卡狀態查詢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至105頁)，此與被告上開所辯已有齟齬。依前揭說明，根據現有證據資料，檢察官已盡其舉證責任說明被告提供其名下之光豐農會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詳人士之行為，已有幫助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被告對於此情又未能提出利己事實而供法院為必要之調查，無法成為有效之抗辯，法院就此爭點即難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貳、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 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 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被告本案犯罪時間為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後，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偵、審判中均未自白洗錢犯行，是其僅得適用刑法第30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而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前開說明，應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按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及身分資料與不認識之人，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同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 08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提供其光豐農會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本案詐欺之人，而本案詐欺之人以上開帳戶作為收受如附表所示之人等遭詐欺後所匯款項之工具，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已遭提領，應認已生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所在、去向之結果。是被告係參與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且本件既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論以幫助犯。又依卷內無證據證明本案係屬3人以上之集團成員，是難對被告遽以幫助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之罪名相繩。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以一幫助行為，同時使詐騙集團成員向如附表所示之人詐得金錢，並製造金流斷點，侵害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產法益，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㈣檢察官移送併辦事實（即附表編號4、5部分）與本案已起訴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應併予審究。　㈤刑之減輕：　　被告本案犯行為幫助犯，審酌被告犯罪情節，究與實際為構成要件行為或主觀上出於為自己犯罪意思之正犯有別，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交付其名下光豐農會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成為詐欺集團猖獗幫凶，且如附表所示之人因受騙而流入本案帳戶內之金額如附表所示(總額為19萬8千元)，均遭提領而不知去向，所生損害非輕；並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此乃其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固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自應在量刑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則），亦未與如附表所示之人達成調解，未能深切體認己身行為過錯所在；告訴人賴志雄、李佳舟表示對量刑無意見、依法處理等語( 見本院卷第83、165)；又被告並無犯罪紀錄，素行尚可(見本院卷第15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兼衡被告自陳其曾於19歲時因車禍受重傷、學歷及工作經驗已如前述、目前沒有工作、無需扶養之人、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第1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罰金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 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參酌上開立法說明可知，該規定係為避免檢警查獲而扣得犯罪行為人所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卻因不屬於犯罪行為人而無法沒收，反而要返還犯罪行為人之不合理情形，乃藉本次修正擴大沒收範圍，使遭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惟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已經移轉予他人而未能查扣，因犯罪行為人並未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涉剝奪不法利得之情，仍無從宣告沒收。　㈡本案光豐農會帳戶已銷戶結清，帳戶內餘額為0元乙節，有該帳戶之存摺存款-止扣明細查詢、交易明細資料在卷可稽，已如前述，其餘匯入上開帳戶之詐欺金額，雖亦均屬洗錢之財產上利益，然皆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未能查扣，故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該帳戶既已銷戶，提款卡亦已無法再供交易使用，均無再供為犯罪所用之虞，亦非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無沒收之必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立中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柏淨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鍾晴　　　　　　　　　　　　　　　　　　法　官　陳映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育陞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時間均為民國，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告訴人 /被害人詐騙方式匯款時間 /金額證據 1 辜冠熒 (未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之方式，致使辜冠熒誤信為真，陷於錯誤，於右列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被告光豐農會帳戶。 ⒈112年9月26日12時1分許，網銀轉帳4萬元。 ⒉112年9月26日12時4分許，網銀轉帳4萬元。 1.辜冠熒之警詢指訴(見鳳警16369卷第9至10頁)。 2.網路銀行轉帳、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截圖各1份(見鳳警16369卷第33至43頁)。 2 張春元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之方式，致使張春元誤信為真，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被告光豐農會帳戶。 112年9月26日19時38分許，轉帳2萬元。 1.張春元之警詢指訴(見鳳警16369卷第11至13頁)。 2.轉帳明細截圖1份(見鳳警16369卷第61頁)。 3 賴志雄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之方式，致使賴志雄誤信為真，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被告光豐農會帳戶。 112年9月28日12時39分許，臨櫃匯款3萬8千元。 1.賴志雄之警詢指訴(見鳳警16369卷第15至16頁)。 2.郵局匯款申請書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截圖各1份(見鳳警16369卷第73、75至113頁)。 4 李佳舟 (提告) (113年度偵字第1397號移送併辦) 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之方式，致使李佳舟誤信為真，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被告光豐農會帳戶。 112年9月26日11時6分許，轉帳4萬元。 1.李佳舟之警詢指訴(見鳳警738卷第9至13頁)。 2.轉帳明細截圖1份(見鳳警738卷第45頁)。 5 賴嘉傭 (提告) (113年度偵字第3813號移送併辦) 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之方式，致使賴嘉傭誤信為真，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被告光豐農會帳戶。 112年9月27日18時17分許，轉帳2萬元。 1.賴嘉傭之警詢指訴(見鳳警7375卷第13至16頁)。 2.華南銀行匯款收據、華南銀行存摺封面暨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見鳳警7375卷第35至53頁)。

2025-03-07

HLDM-113-金訴-46-20250307-1

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宗佐選任辯護人宋明政律師葉婉玉律師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上三人選任辯護人邵允亮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選偵字第10號、第30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選偵字第 53號、第90號、第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均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一、緣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之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下稱二合一大選），係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 11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下稱政黨票），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於全國性大選期間，各政黨及總統候選人之對中立場為何，向來為長期面臨兩岸問題之台灣人民決定政黨票、總統票行使之重要考量因素。而黨政合一之大陸地區本於堅決反對台獨之立場，對臺灣政黨及總統候選人有明顯好惡（反民進黨偏國民黨），上開兩岸互動情形均為臺灣民情所熟知，尚無混淆之可能。另大陸地區長期與我國武力對峙，始終主張不排除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屬反滲透法第2 條第1項所定「境外敵對勢力」，其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即本案之「大陸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下稱石景山區台辦）」，依反滲透法第2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屬「滲透來源」。二、被告陳宗佐為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里長，雖知任何政黨或候選人均不得提供旅遊招待、免費餐會、送禮等賄賂影響選舉投票動向，卻仍受滲透來源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之資助、委託，而與石景山區委常委錢行、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石景山區台辦丁科長及不詳台辦人員共同基於行賄有投票權人就政黨票、總統票之一定行使及不行使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陳宗佐負責以臺灣里長為主要邀約對象，以僅需自付新臺幣（下同）1萬7,500元即可赴北京旅遊六天五夜之語，招攬如附表所示31人，於112年9月17日至同年月22日至北京接受石景山區台辦落地招待之不正利益（下稱北京團），落地招待內容包含：北京萬商花園酒店住宿5晚、北京著名景點如長城、故宮等旅遊行程及全程餐飲（含歡迎晚宴、便宜坊烤鴨、京港台三地慶中秋視頻連線活動、送別晚宴等）。被告陳宗佐並與石景山區委常委錢行、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石景山區台辦丁科長、北京市台辦副主任李勁松及不詳台辦人員，於行程餐聚時對有投票權之團員宣傳「兩岸一家親」、「多多交流」之政治理念，暗指團員就政黨票、總統票應為一定之行使、不行使，亦即勿投民進黨及其推薦之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投給較有助於「兩岸一家親」之國民黨及其總統候選人。被告陳宗佐則透過代定團員國泰航空高雄北京來回機票而向京城旅行社從中抽取每人1,000元之佣金，共計獲利3萬1,00 0元。三、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等具備高雄市前金區之里長身份者，亦為本次二合一大選之投票權人，至遲於上開北京團返台，甚有媒體報導落地招待團涉及賄選後，與被告陳宗佐應均能明確認知大陸落地招待團係大陸地區行賄臺灣地區有投票權人就政黨票、總統票為一定行使、不行使之手段，仍於莊俊雄（本院另行審理）與大陸地區官方聯繫而邀稱「里長可接受免費招待至廈門旅遊5天」時，明知不應收受大陸官方為影響臺灣選民投票意願之不正利益，卻貪圖赴陸落地招待之不正利益，基於收受賄賂而約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不行使之犯意，自付交通費6,000元參加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由大陸地區廈門市翔安區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辦公室（下稱翔安區台辦）落地招待之廈門旅遊團（下稱廈門團），落地招待內容包含：翔鷺國際大酒店、成旅晶贊酒店各 2晚住宿、廈門著名景點行程費用及全程餐飲等，並與翔安區台辦人員鐘世祿及不詳台辦人員餐聚時對有投票權之團員宣傳「兩岸一家親」之政治理念，暗指團員就政黨票、總統票應為一定之行使、不行使，亦即勿投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投給較有助於「兩岸一家親」之國民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四、因認被告陳宗佐就上開公訴意旨二所示（即北京團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資助犯投票行賄罪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就上開公訴意旨三所示（即廈門團部分），均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又因收受賄賂之有投票權人，刑法第143條亦設有投票受賄罪之處罰規定，二者乃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以彼此之間相互對立之意思，業經合致而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860號判決要旨亦可資參照）。肆、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宗佐涉犯投票行賄等罪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涉犯投票受賄罪嫌，係以被告陳宗佐於偵查中之供述、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於偵查中之供述及證詞、證人即北京團之參團人員黃千豪、蔡凉專、謝明致、周憲威、廖淳雅、廖瑞安、簡旭貞、許世揚、林子齡、鍾宛真、陳秀美、莊恒睦、莊真桑、吳勝祐、李月華、林榮智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廈門團領隊胡麗珠於調詢時之陳述、證人即廈門團之參團人員顏炳豪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廈門團之參團人員許榮城、王茂清、侯玉花、林麗雪、王劉素月、陳蔡根針、姜玟秀、秦世明、林麟坤、林秀鳳、舒永健、葉子瑛、戴雙喜、王茂樹、顏平坤、朱碧霞、王麗玲、曾志明、黃玉華、黃富娣、顏炳峰、黃文生於調詢時之陳述、中共中央臺灣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新聞稿「國台辦：希望臺灣地區選舉結果有助推動兩岸關係重回正軌」、新聞「國台辦：大陸願在反對台獨基礎上與臺灣任何政黨合作」、新聞「侯友宜不滿被抹紅『中共支持』開嗆柯文哲回擊：國台辦沒點頭台商敢替你募款？」、新聞報導「共話基層治理融洽同胞情誼--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走進石景山考察交流」、新聞報導「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走進石景山區考察交流」、新聞報導「中國招攬臺灣基層里長　參訪2024大選將至統戰團恐變成『賄選團』」、新聞報導「賴清德：以為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能得到和平是自欺欺人」、新聞報導「會習談啥？蕭美琴：若兩岸一家親、應多同理心」、新聞報導「柯p來了/為何會有『兩岸一家親』這句話？柯文哲曝真相：背後交換的。」、中天專訪「若勝選會延續『兩岸一家親』？柯文哲：不要一開始擺出去中化。」、新聞「當『台獨說』的賴清德碰上『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大陸對台『兩岸一家親』統戰作為效應」文章、高雄基層交流參訪石景山區台辦2023年9月工作手冊、北京市台辦副主任李勁松、石景山區委常委錢行、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等人照片、北京團與石景山區台辦官員之合照、京城旅行社旅客收費明細表2份、京城旅行社之旅客名單表、北京萬商花園美居酒店住宿5晚查詢結果、筷子禮品照片、翻拍被告陳宗佐、陳秀美、莊真桑、林榮智手機對話記錄、112年9月17日航班及112年9月22日航班艙單各1份、參訪團員名單與入出境比對表、被告陳宗佐與台灣中國旅行社莊俊雄、黃千豪、黃玉英、蔡凉專、許世揚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通訊軟體Line「1205歡樂金門行」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台灣中國旅行社收款單（被告陳宗佐、黃玉英、黃崑光部分）、廈門基層社區交流參訪旅遊五日簡章、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之里長內政部網路搜尋頁面、廈門團餐敘合照、被告陳宗佐與顏炳豪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莊俊雄手機通訊軟體翻拍照片、廈門團團員繳交費收據影本、廈門基層社區交流參訪旅遊5日行程表及名單1份、廈門團人員名單及入出境資料、中選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第16任總統、副總統與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期及工作進行程序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伍、經查：一、北京團部分（被告陳宗佐被訴投票行賄等罪嫌）　　訊據被告陳宗佐固坦承其於112年5月間因王懋昌邀請前往北京石景山區（下稱石景山區）旅遊，結識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等人，嗣受高竹、石娟邀請其組團前往石景山區旅遊後，邀集如附表所示之31人組成本案北京團，於112年9月17日至同年月22日共同前往石景山區，各該團員均支付1萬7,500元之團費，期間曾參觀著名景點如長城、故宮等旅遊行程，且在北京萬商花園酒店住宿5晚，並在京港台三地慶中秋視頻連線活動、晚宴時，石景山區台辦人員曾出席致詞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對有投票權人行賄等犯行，辯稱：北京團這種兩岸交流團已行之有年，我邀約北京團是單純想去玩，大陸舉辦這類活動是希望能促進兩岸交流，互相認識，讓彼此更瞭解民生、建設等，北京團期間沒有批評臺灣政局、政治生態，也沒有要求團員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亦無談到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陳宗佐辯以：被告陳宗佐於112年9月間率團前往石景山區接受落地招待，與隔年（即113年）1月之選舉活動相隔甚久，應無從逕以推認接受大陸落地招待即與介入選舉有關，且北京團成員亦稱係因團費便宜而參加去玩，被告陳宗佐於行程中未提及選舉，亦未要求投票予何政黨或候選人乙事，檢察官未證明被告陳宗佐有交付賄賂及約定為一定投票權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況兩岸一家親這類政治語言及口號，與要求在選舉中支持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此二事差距太大，請考量上情為被告陳宗佐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陳宗佐為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里長，邀集如附表所示之3 1人（含被告陳宗佐則為32人）組成本案北京團，於112年9 月17日至同年月22日共同前往北京市石景山區，各該團員均支付1萬7,500元之團費（其中被告陳宗佐之母陳蔡根針支付 1萬7,000元團費），期間曾參觀著名景點如長城、故宮等旅遊行程，且在北京萬商花園酒店住宿5晚，並在京港台三地慶中秋視頻連線活動、晚宴時，石景山區台辦人員曾出席致詞等情，為被告陳宗佐不爭執在卷（本院卷第398頁），核與證人即北京團之參團人員蔡凉專、周憲威、廖淳雅、廖瑞安、簡旭貞、許世揚、林子齡、鍾宛真、陳秀美、莊恒睦、莊真桑、吳勝祐、李月華、林榮智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黃千豪、謝明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選他卷一第315 至331、369至375、379至391、417至424、427至441、459至 462、465至473、489至494、499至506、519至522頁、選他卷二第5至26、45至51、55至66、93至102、105至114、131 至136、141至153、167至170、173至187、203至207、255至 263、345至350、367至370、407至411、419至424、431至43 2頁、調查卷第19至24、31至36、43至47、55至60、67至72 頁、本院卷第413至433頁）情節相符，並有高雄基層交流參訪石景山區台辦2023年9月工作手冊、北京團與石景山區台辦官員之合照、京城旅行社旅客名單、收費明細表、112年9 月17日航班及112年9月22日航班艙單各1份、參訪團員名單與入出境比對表、内政部全球資訊網-中文網-村里長（調查卷第99至142、143至147、159至165頁、選他卷一第402至41 0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陳宗佐邀集如附表所示之人組成本案北京團，主觀上是否有投票行賄之犯意，及本案北京團成員是否認知此旅遊參訪與總統副總統或立委選舉有關，並為選舉時約定為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對價關係之認定：　⒈參諸證人黃千豪（附表編號26）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純粹想去旅行，對於北京團團費到底是便宜還是貴沒有概念，繳團費的時候不知道有什麼優惠，團費其中有1,000元是作為購買伴手禮之用，被告陳宗佐說要買臺灣的鳳梨酥跟茶葉；北京團有去參觀頤和園、首鋼圓、長城居庸關等地點，馬路邊也都有很多「兩岸一家親」的大招牌，每到一個觀光景點都會有一位陸籍人士陪著我們在當地參訪，但我不清楚這些陸籍人士是哪個單位的人，另外有兩個晚上吃桌菜時，有陸籍人士一起用餐，應該是石景山區台辦人員，吃飯前都會有一位台辦的長官上台致詞，有提到「兩岸一家親」、「歡迎以後再來交流」等；行程中沒有聊到臺灣選舉及政治議題，那時「柯侯配或侯柯配」還沒確定，也沒有明示或暗示要支持或不支持哪個候選人、政黨；我認為大陸辦理這類旅遊是為了廣告有與我國進行交流等語（選他卷一第315至3 31、369至375頁、本院卷第426至432頁）。　⒉證人謝明致（附表編號21）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北京團是被告陳宗佐於112年5月從北京回來後，因對方曾於106 年來我們社區參訪，被告陳宗佐便詢問是否有意願到大陸參訪；我之前亦曾以里長身分到大陸進行兩岸參訪，印象中是陳水扁執政時期到蘇州、馬英九執政時期到張家界，該等參訪都是由陸方提供落地招待，我只需要支付機票錢即可，但為了回禮都會買臺灣名產前往當地致贈大陸官員，本次參加北京團也是如此，機票加上致贈禮物的行政費用1,000元，共計1萬7,500元，我們把其中1,000元行政費用交由被告陳宗佐去處理，我知道有買茶葉及鳳梨酥，社區交流時也有致贈，我記得行程中有一餐吃不太好，也可以拿行政費用來加菜；被告陳宗佐或黃崑光有跟我提到是落地招待，但目的是希望和臺灣多交流，若沒有落地招待很多人可能沒興趣前往交流，對方如果來臺灣，我們一樣也會招待對方；出團前團員有共識到大陸不談選舉、政治，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也沒有提到臺灣政治或選舉議題，也沒有說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我的認知北京團是以社區基層參訪交流及觀光旅遊為主，我只是去參觀社區等語（選他卷二第5至26、4 5至51頁、本院卷第413至426頁）。　⒊證人蔡凉專（附表編號23）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陳宗佐邀約去北京市石景山參觀社區跟對方交流，我做功課後覺得石景山風景不錯，價格1萬7,500元還可以，才回覆被告陳宗佐願意參加北京團。我是單純去玩，且有支付1萬7,500元，我不覺得有特別被招待；且旅遊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到政黨輪替、選舉議題，被告陳宗佐亦無講到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我不認為有受指示要支持特定候選人等語（選他卷一第379至391、417至421、423至424頁）。　⒋證人周憲威（附表編號12）於偵查中證稱：我母親黃富娣是被告陳宗佐的鄰長，我因此知悉有北京團，我及我配偶鍾宛真單純想去旅遊，我跟鍾宛真的團費都是由黃富娣支付，我不知道她怎麼支付，行程中有導遊對各旅遊景點作介紹，也有去社區觀摩交流；112年9月17日、21日晚宴及活動，石景山區陸方人員有上台致詞，內容是一些客套話，有提到兩岸一家親；但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一第427至441、459至462頁）。　⒌證人鍾宛真（附表編號13）於偵查中證稱：我婆婆黃富娣問我要不要參加北京團，我便答應，我不曉得北京團是自付機票，食宿由大陸方支付之方式；行前若知道有大陸官方接待及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173至187、203至207頁）。　⒍證人廖淳雅（附表編號9）於偵查中證稱：我弟弟廖瑞安跟被告陳宗佐是軍中學長及學弟關係，廖瑞安想帶我母親陳素蘭至北京旅遊，問我要不要陪同照顧我母親，我時間許可便答應同去，每人團費是1萬7,500元，我認為團費包括機票、住宿、餐費、交通費、小費等，我不知道大陸官方有出錢，當下我不覺得有招待，我一直覺得是民間社區交流，以為像一般里長提供的國內旅遊行程一樣；若行前知道是大陸官方接待及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一第465至473、489至494頁）。　⒎證人廖瑞安（附表編號7）於偵查中證稱：我曾參與兩岸交流的穗台論壇，因此覺得交流經驗不錯，主動詢問被告陳宗佐有無大陸交流團可參加，之後邀請我母親陳素蘭、姐姐廖淳雅一起參加，被告陳宗佐只有提到全部費用是1萬7,500元，沒有詳細說包含何種項目，也沒有提到落地招待，我參加北京團是要去旅遊，認為大陸舉辦這類活動是要表達經濟發展成果；若知道北京團是大陸官方落地招待當然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等語（選他卷一第499 至506、519至522頁）。　⒏證人簡旭貞（附表編號29）於偵查中證稱：我與我男友林榮智一起報名，團費雖滿便宜的，但我以為是購物團行程，我只是去吃吃喝喝，我感覺很像參訪團，我到大陸才知道被告陳宗佐也是里長，我原以為被告陳宗佐是導遊；旅途期間大陸人士多少都會提到兩岸一家親、都是一家人這些話，我們聽到也不會覺得意外，112年9月21日晚上的活動大陸的官員有上台說一些歡迎的話，但我忘記詳細內容，沒仔細在聽，我認為大陸舉辦這類活動就是要交流；若行前知道有大陸官方接待及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55至66、93至102頁）。　⒐證人林榮智（附表編號28）於偵查中證稱：我朋友黃靜怡說她爸爸黃崑光有名額可以去北京玩，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當時看到行程有萬里長城等地，認為是我一生必去的地方，就允諾參加，我一開始不清楚主辦單位是誰，到北京後才知道是北京市石景山區官方人員，不曉得在北京的食宿行程是由當地招待，我以為這個參訪團是前金區對石景山區官方的交流；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 79至85頁、選他卷二第439至443頁）。　⒑證人許世揚（附表編號10）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陳宗佐說有一個北京石景山區交流團，我沒有去過北京，便答應參加，團費包含機票及行政費用共1萬7,500元，我不清楚主辦單位是石景山區台辦，但高雄市前金區跟北京市石景山區是姊妹區，之前就有互訪，於互訪時提供落地招待是正常的，就我的認知這是一個姊妹區的互訪團，邀請前金區里長也很正常，至於石景山區派什麼人、隸屬什麼單位我不清楚，我就是跟團出遊；我一開始設想就是姊妹區民間交流，但若擺明是台辦主辦，有政治色彩，我就考慮不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105至114、131至136頁 )。　⒒證人吳勝祐（附表編號11）於偵查中證稱：是我乾爹許世揚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北京玩，我覺得滿便宜的就參加了，我付了團費費用包含機票、住宿、餐食、景點門票、交通等，我覺得是正常旅遊，房間也有放人民幣5元、10元在枕頭下；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67至72頁、選他卷二第407至411頁）。　⒓證人林子齡（附表編號22）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受被告陳宗佐邀約參加北京團，我認為這是大陸想讓我們看他們的都市發展進步，晚宴當天只有提到兩岸一家親及疫情對大陸的整體影響，聊天內容主要都是寒暄話題，問我們參訪心得，我不知道團費是包含哪些支出，也沒有注意到團費有無合乎市場行情，如果知道北京團是落地招待還是會參加，因為我就是抱著跟團去走走看看的心態參訪；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141至153、167至170頁）。　⒔證人陳秀美（附表編號17）於偵查中證稱：是受陳振琦邀請參加北京團，陳振琦說是文化交流，也有說團費1萬7,500元是機票費用，我有看到工作手冊上印有石景區台辦字眼，但我不清楚「台辦」是什麼意思，我就是跟著里長去玩，團費算便宜，陳振琦有說吃住大陸會招待，但我不知道為何要招待，我是想說難得友人邀就去，但我行前若知道北京團有大陸官方出面接待，且由大陸官方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我會怕回不來臺灣，怕被關起來，怕被設計被騙；宴席上有聽到兩岸一家親等語，但我沒有仔細聽；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31至36頁、選他卷二第255至263 頁）。　⒕證人莊恒睦（附表編號16）於偵查中證稱：是陳振琦邀約我姐姐莊真桑參加北京團，莊真桑再找我跟我配偶陳秀美，陳振琦常辦自強活動，我們會去參加；我不知道北京團是落地招待，是陳振琦說只要繳1萬7,500元就可以出去玩，我不知道北京團是誰主辦的，抵達北京後才拿到工作手冊，大陸官方人員有出現在幾個景點，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沒有跟他們講過話，旅遊期間有幾次吃飯時大陸官方人員有來自我介紹，但我沒注意聽，只對石娟這個名字有點印象，其他人都記不起來了，我沒跟他們聊什麼天；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我也不會因為參加北京團就被影響投票取向等語（調查卷第19至24頁、選他卷二第345至350頁）。　⒖證人莊真桑（附表編號18）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受陳振琦邀約參加北京團，我和我弟弟莊恒睦、弟媳陳秀美、妹妹李月華一起報名，因為平常就會一起出遊，也會參加草江里自強活動才會一起去北京玩，我只知道跟里長出去玩，不清楚大陸主辦單位是誰；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43至47頁、選他卷二第367至370頁）。　⒗證人李月華（附表編號19）於偵查中證稱：我姐姐莊真桑受陳振琦邀請參加北京團，因為我沒去過北京，所以答應與莊真桑、莊恒睦、陳秀美一同前往北京旅遊，我是在抵達北京第一天時才知道有台辦人員一起吃飯，我不知道由台辦招待，我以為我繳的費用包含所有支出；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55至60頁、選他卷二第419至424 頁）。　⒘觀諸前開證人參與北京團行程之證述情節，可見團員多認為團費尚屬合理，或不清楚北京團之行情，而證稱團費較為低廉者，則係認該團為北京市石景山區與高雄市前金區之社區交流團或參訪團，縱有證稱知悉團費僅為機票費用，食宿部分為落地招待者，亦稱不知北京團食宿部分為大陸官方出資招待，誤認為民間交流補助或互相招待。至檢察官提出北京萬商花園美居酒店住宿5晚之費用為1萬5,911元（入住人數為2人），以佐本案北京團之團費低於市價之情，然其查詢之住宿日期為（112年）12月24日至同月29日，與本案時間不同，又上開費用為每晚可入住2人之標準房價格，而非每人需負擔之住宿費用，且住宿價格受市場需求、是否接近假期、訂房管道及平台等因素而有波動，自難憑此逕認本案北京團團費有明顯遠低於市價之情。再者，旅遊團費價格高低，與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相關，且涉及個人主觀價值判斷，而參與北京團之團員尚需繳納一定團費，並有團員證稱每人團費其中1,000元係交由被告陳宗佐購買臺灣名產作為伴手禮攜帶前往北京市石景山區用以作為社區交流互相贈與之禮品，而被告陳宗佐確自京城旅行社以「機票佣金」名義取得3萬1,000元等情，此有京城旅行社旅客收費明細表（調查卷第147頁）可佐，業據被告陳宗佐供承在卷（選他卷一第54、132頁、本院卷第112頁），足見本案北京團參團需支付1萬7,500元，並非全額免費，並有從臺灣備有禮品預供贈與陸方人員之用。復觀以本案北京團照片，參團人員持印有「北京石景山台灣基層交流參訪團」之旗幟合照，並據石景山區台辦發布之文章，記載北京團之交流活動圍繞社區治理、社區建設、社區服務等方面，通過現場參觀，分享成功案例和治理經驗等語，有標題「共话基层治理融洽同胞情谊-高雄基层交流参访团走进石景山考察交流」文章暨照片（調查卷第153至156頁）可佐，及北京團第2天至第4天行程均有社區文化交流等行程，有日程安排表（調查卷第103頁）為憑，再酌以兩岸交流活動頻繁，互有補助參訪行程時有所聞，是認本案北京團團員主觀上認為本次為旅遊或社區參訪、交流行程，且自己繳付之團費已包含所有當地食宿、機票、景點門票及交通等費用，或行前未充分認知北京團行程涉有大陸官方色彩或大陸官方資金補助，實非毫無可能。　⒙再者，本案北京團出發時間為112年9月17日，與113年1月13 日舉行之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時間，尚隔近4月之久。復參以上開證人之證述，除有部分團員係受被告陳宗佐邀請外，尚有其他團員係由其他里長邀集，或由親友彼此邀約引伴參加，亦有不認識被告陳宗佐者，此與被告陳宗佐於本院審理中之供述相符（本院卷第111頁）；且上揭證人均一致證稱：被告陳宗佐及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於北京團之邀集及行程期間，對北京團之團員並未提及與總統、立委二合一選舉之事（蓋此時立委選舉尚未公告），亦未要求其等需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其等對於台辦人員在宴會或活動中所為之辭令口號，並未留意致詞內容，亦無認為有受指示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則本案北京團之團員主觀上究否具有此次旅遊食宿部分係大陸官方落地招待？其招待目的是否專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及參與本案北京團是否需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等認知，均尚非無疑，難認本案北京團之團員就參團受招待乙事暨受招待與該次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存有對價關係等節主觀上均有所認識。　⒚從而，本案被告陳宗佐雖有邀集附表所示之人組成北京團，且行程中有大陸台辦人員出席活動或餐宴及上台致詞稱「兩岸一家親」、「多多交流」等語，及本案北京團旅遊期間、之後有大陸、臺灣媒體發布文章或報導等情，並經檢察官提出數篇大陸、臺灣媒體新聞報導、北京團與石景山區台辦官員合照佐證（選他卷一第402至405、605至612頁、調查卷第 149至157頁、選他卷二第213至227、233至252頁），惟無法佐證被告陳宗佐邀請附表所示之人參加北京團確係基於投票行賄之目的，況被告陳宗佐邀集附表所示之人抵達北京市石景山區後，亦無一同宣傳或提及此次行程與臺灣選舉有關內容，已如前述，是縱大陸台辦人員於餐會或活動期間偶有稱「兩岸一家親」或「多多交流」等言詞，並與北京團團員有手持「兩岸一家親」標語之合照，暨於北京團期間及之後有大陸官方或臺灣新聞媒體發布北京團相關行程內容、報導等，應屬北京團交流行程中之一部，且參團團員亦難認已認知參團受招待與總統副總統及立委選舉投票權行使或不行使間具對價關係乙節，復經析述如前，況被告陳宗佐始終否認有何投票行賄之犯行，實難僅因被告陳宗佐邀集北京團即逕推認被告陳宗佐主觀上具有行求、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等投票權行使或不行使之行賄犯意。另被告陳宗佐邀集附表所示之人參加北京團，並覓得京城旅行社代辦處理機票等費用，行前每人收費1萬7,500元，嗣由京城旅行社以每人1,000元之「機票佣金」名義退還共計3萬1,000元予被告陳宗佐，經被告陳宗佐用以作為購買伴手禮之用，業如前述，且該帳款係於北京團出發前結清，復由北京團員繳付費用中支出，有京城旅行社旅客收費明細表（調查卷第147頁）可佐，是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此部分款項為大陸官方指示被告陳宗佐受託帶團至北京市所給予之佣金，難遽認被告陳宗佐所為與本次總統副總統選舉相關而有前揭犯罪所得，併予敘明。　㈢綜上，以檢察官所提出之相關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陳宗佐有以提供本次北京團之大陸食宿招待，約使有投票權人即附表所示之人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行為，遑論進而以被告陳宗佐邀集附表所示之人至北京市旅遊，遽認被告陳宗佐以旅遊食宿費為不正利益交付賄賂而涉犯投票行賄罪；又既不構成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則縱然客觀上旅遊食宿確可能由北京市石景山區台辦落地招待，仍無反滲透法第7條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附此敘明。二、廈門團部分（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被訴投票受賄罪嫌）　　訊據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固均坦承其等於 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前往大陸地區廈門市，並有支付6 ,000元，期間有參觀廈門著名景點，並入住翔鷺國際大酒店、成旅晶贊酒店各2晚住宿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投票受賄之犯行，被告陳宗佐辯稱：廈門團是受台灣中國旅行社之莊俊雄邀約，莊俊雄本來說里長可免費參加廈門團，但我覺得時間敏感，故仍跟參團之里民同樣繳6,000元團費給台灣中國旅行社，從團費推算應為落地招待，但落地招待、兩岸交流已經行之有年，陸方人員也沒有談到政治，我只是單純想去玩，沒有認知到這樣落地招待的行為可能是要買票等語；被告黃崑光辯稱：廈門團是受台灣中國旅行社之莊俊雄邀約，原本說里長可免費參加，後來我交資料時，莊俊雄說里長也要收6,000元，我就繳交6,000元，團費確實有比較便宜，但我的認知是旅行社給里長的福利，因為我們平常會讓旅行社辦理一日遊、二日遊的活動，我直到抵達廈門當天中午吃飯時看到有廈門市翔安區的鐘姓人員出現，我才知道可能是落地招待，但廈門團期間沒有政治宣傳，亦無提及選舉事宜，我沒有感受到指示我不要投票給民進黨等語；被告陳振琦辯稱：廈門團是受台灣中國旅行社之莊俊雄的邀約，莊俊雄本來說里長可免費參加，我一開始認為是台灣中國旅行社要招待，但因接近選舉時機敏感，所以覺得付6,000元團費比較安心，我不知道廈門團的經費來源，也不知道廈門團期間有大陸官方人員出席，廈門團期間沒有講到兩岸一家親及選舉議題等語；被告黃玉英辯稱：廈門團是被告陳宗佐拜託我參加，因為我可以跟被告陳宗佐母親住同房幫忙照顧，我一開始有看到里長免費，但我很倉促把廈門看成澳門，以為去澳門不用錢，後來聯絡後知道是去廈門，我是最後一個參加的，就跟著繳交團費6,000元，我沒有認知廈門團是落地招待行程，廈門團期間也沒有大陸官方人員講選舉或政治話題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陳宗佐辯以：被告陳宗佐當時掛名擔任賴清德競選團隊之副會長，且大家在那個階段都知道誰會當選，縱大陸想要影響也無法介入，且廈門團雖與選舉日期接近，但被告陳宗佐身為基層人員之里長，較之大選結果，其更在意的是自己能否當選里長，又本件無證據可證被告陳宗佐於廈門團期間有約定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不能因參加廈門團之時間敏感就認為一定與選舉有關等語；共同辯護人為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辯以：廈門團期間並無任何人要求有投票權之團員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亦無證據可證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有許以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本件客觀上既無投票行賄行為，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自無成立投票受賄罪之可能，且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參加廈門團均有支付團費，其等認為是支付對價參加旅遊，主觀上亦無投票受賄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陳宗佐為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里長；被告黃崑光為前金區文東里里長；被告陳振琦為前金區草江里里長；被告黃玉英為前金區社東里里長，渠等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前往大陸地區廈門市，並均有支付6,000元費用，期間有參觀廈門著名景點，並入住翔鷺國際大酒店、成旅晶贊酒店各 2晚住宿等情，為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不爭執在卷（本院卷第169、398頁），並有台灣中國旅行社收款單（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部分）、廈門基層社區交流參訪旅遊五日簡章暨行程表、邀請訊息、名冊、里長內政部網路搜尋頁面、廈門五日團入出境查詢（選他卷一第203至206頁、併二警二卷第247頁、併二警一卷2-2第 311、313至315、325至326頁、調查卷第159至163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參諸證人即喬安旅行社負責人蘇惠美於偵查中證稱：廈門團是喬安旅行社受廈門建發旅行社（下稱建發旅行社）委託辦理的業務，透過建發旅行社之戴曉輝聯繫表示廈門市翔安社區有5天4夜的社區交流團，希望幫忙邀約里長等人去大陸交流，費用全部由大陸方支付，但要求參加者要有里長身分，以1個里長帶5個里民比例赴陸，由喬安旅行社先代墊機票費用，成團後建發旅行社再匯款至我的個人帳戶；因我沒有里長路線，所以請莊俊雄幫我招攬里長，我出於公司營運利潤考量，向莊俊雄表示里長免費，但同行的人每人要收3,000 元，莊俊雄要收多少我沒干涉，但莊俊雄在找人過程中有跟我說每人收取6,000元，我實際上只有收取非里長之團員每人3,000元之費用部分，沒有收到里長繳交的錢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91至209頁）；及證人即台灣中國旅行社高雄分公司之經理莊俊雄於偵查中證稱：受蘇惠美之委託招募有里長身分的人赴廈門旅遊，蘇惠美說大陸官方對里長不收費，里長之親友則需繳納3,000元，每位里長可以帶3位親友，但我對外宣傳單是寫里長免費，里長之親友每人6,000元，多收的部分是旅行社的利潤：後來因新聞播報落地招待被檢調約談一事，所以廈門團參團的里長表示要比照親友繳交6,000 元費用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23至133頁、併二選偵二卷第85 至88頁、併警一卷2-1第67至72頁），核與廈門參訪之邀請訊息內容、被告陳宗佐與莊俊雄、黃千豪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選他卷一第97至107、204頁）相符。可見本案廈門團係由蘇惠美與建發旅行社聯繫後，再透過莊俊雄邀請里長參團，且莊俊雄自始即在廈門參訪行程邀請訊息中記載非里長之人每人團費6,000元，又上揭邀請訊息記載費用包含「高雄-廈門來回交通（小三通）、全程住宿、餐食、旅遊平安險200萬意外＋10萬醫療、領隊、導遊服務小費」等內容（選他卷一第204頁），是經莊俊雄轉述及推銷而受邀參加廈門團之人，認該廈門團非里長之一般人參團之所有費用即為 6,000元，而無從知悉廈門團所有費用實應為大陸官方全額支付及招待，且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亦均否認知悉上情。再者，觀諸本案廈門團之行程表（選他卷一第203頁）與前開北京團之工作手冊（調查卷第99至122頁），北京團之工作手冊封面載有「石景山區台辦」等字眼，而廈門團則未記載有何大陸官方單位參與其中，從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起初圖以莊俊雄所述之里長免費旅遊機會，及被告陳宗佐供稱從廈門團之費用推知該團可能為落地招待（選他卷一第52至53頁），惟其等嗣因廈門團出團與選舉時間接近而認時機敏感，故向莊俊雄表示自願支付團費6, 000元，而被告黃玉英經告知後亦同付團費6,000元，渠等依前開邀請訊息上所載金額支付與非里長之團員同額之費用，是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主觀上究否對於赴廈門旅遊相關費用全部為大陸官方支付，或知悉廈門團之團費有明顯低於市場行情而全部旅費或食宿部分受大陸官方招待之情形，且進而認知此次廈門團之旅遊費用由大陸官方招待係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亦即此廈門團之少支出之旅費部分即為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需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等情，均屬有疑。　㈢依證人即廈門團領隊胡麗珠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廈門團抵達時沒有台辦人員接機，全程由當地導遊接待，但在11 2年12月6日中午用餐時，有當地官員1女2男到餐廳陪我們用餐，有逐桌敬酒，但對方沒有自我介紹，不知道是不是大陸台辦人員，廈門團出團前、後，及上開中午用餐時間沒有人提及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35至142頁、本院卷第381至382〈另案審理筆錄〉、408至411頁），核與證人即同為廈門團團員蕭筧瑛、朱碧霞、黃富娣、許榮城、侯玉花、林麗雪、王劉素月、陳蔡根針、姜玟秀、秦世明、林麟坤、王茂樹、王茂清、顏平坤、王麗玲、曾志明、黃玉華、林秀鳳、舒永健、葉子瑛、戴雙喜、黃文生、顏炳峰於調詢時之證述（併二警一卷2-2第15至19、27至31、37至41 、45至49、55至59、65至71、89至93、99至104、109至113 、125至129、135至143、147至154、161至167、191至197、 201至206、211至214、219至222、229至233、247至251頁、併二警二卷第209至217、239至245頁、併二選偵一卷第63至 71頁）情節大致相符，依前開證人之證述，可見廈門團出團前、行程期間及結束後，上揭廈門團領隊、團員並無聽聞大陸官方有人提及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等與選舉相關議題。至證人胡麗珠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廈門團在112 年12月6日中午用餐時，有大陸當地官員逐桌敬酒，並提及「兩案一家親」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38頁、本院卷第381至 382、408至409頁），惟上揭同為廈門團之成員均證稱大陸官方人員無提及「兩岸一家親」等語，與證人胡麗珠前開證述未符，且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亦皆否認席間有聽聞「兩岸一家親」等語，是廈門團期間前述用餐究有無大陸官方人員敘及「兩岸一家親」等語，並進而以上開辭令作為約使其等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均非無疑。從而，依卷內事證尚不足認定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有於廈門團期間曾經大陸官方人員或他人約使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　㈣至檢察官固提出數篇落地招待團遭調查之新聞報導及有關兩岸政治立場之文章、被告陳宗佐與顏炳豪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等證據，以佐參團之里長有認知廈門團涉及賄選情事等節，惟大陸以多種方法對我國為文化、政治及認知等宣傳，亦包括以招待赴陸旅遊方式，是大陸邀約臺灣人民低價旅遊或補助旅費之原因多端，且被告陳宗佐、黃崑光稱其等於112 年前均曾有參加赴陸落地招待團之前例（選他卷一第54、13 5至136、154頁、本院卷第509至511頁），縱認被告陳宗佐以團費推測為落地招待，仍尚難僅以招待部分或全額旅費即一概而論其目的係為介入臺灣總統副總統及立委選舉，而對有投票權人約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檢察官所提之上揭證據雖可知廈門團出團前已有新聞播報其他赴陸落地招待團遭調查，及被告陳宗佐與顏炳豪有討論相關新聞報導等節，然以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嗣考量因廈門團出團時間與選舉時間相近而認時機敏感，故向莊俊雄表示願繳付與其他廈門團非里長之團員之同額費用，且有實際繳交廈門團團費，而被告黃玉英亦同繳納上開費用，業如前述。是已難認其等前已知悉廈門團實係大陸官方全額招待，況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復支付與其他團員同額之旅費，尚難憑此即推認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主觀上確係基於收受不正利益，及「約使行使或不行使其等投票權」之犯意而參加廈門團，併予敘明。　㈤綜上，雖本案廈門團出團時間（112年12月5日）距113年1月1 3日舉行之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二合一之選舉時間，相隔僅1個餘月而時機敏感，然檢察官所提出之相關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對於參加廈門團即為大陸官方全額招待而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進而具有收受此不正利益約使其等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主觀犯意等情，自難對渠等以刑法第143條投票受賄罪嫌相繩。陸、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指被告陳宗佐就公訴意旨二所示（即北京團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資助犯投票行賄罪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就公訴意旨三所示（即廈門團部分）均涉犯刑法第14 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舉證容有未足，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柒、末查，本件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3號、第9 0號、第92號移送併辦關於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部分，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同，非屬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則本件起訴部分雖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惟此等併辦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屬事實上同一案件，自不因本案判決無罪而有退併辦之問題，即毋庸再予退回，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怡萍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侑姿移送併辦，檢察官朱秋菊、尤彥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莊維澤　　　　　　　　　　　　　　　　　　　法　官　陳薇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蔡佩珊附表：編號姓名 1 黃崑光 2 阮金五 3 黃靜怡 4 林俊良 5 盧順志 6 陳偵芸 7 廖瑞安 8 陳素蘭 9 廖淳雅 10 許世揚 11 吳勝祐 12 周憲威 13 鍾宛真 14 陳振琦 15 姜玟秀 16 莊恒睦 17 陳秀美 18 莊真桑 19 李月華 20 陳一銘 21 謝明致 22 林子齡 23 蔡凉專 24 楊子弘 25 王俐媫 26 黃千豪 27 林瑞惠 28 林榮智 29 簡旭貞 30 黃玉英 31 陳蔡根針卷宗目錄對照表編號卷宗名稱簡稱 1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市肅字第11368502510號調查卷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18號卷一選他卷一 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18號卷二選他卷二 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10號選訴偵卷一 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30號選訴偵卷二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370034400號卷一併案警卷一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370034400號卷二併案警卷二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3號併案選偵卷 9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市肅字第11368526840號刑案偵查卷2-1宗併二警一卷2-1 10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市肅字第11368526840號刑案偵查卷2-2宗併二警一卷2-2 1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0979200號併二警二卷 1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2號併二選偵一卷 1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12號併二選偵二卷 1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27號併二選偵三卷 1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90號併二偵一卷 1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92號併二偵二卷 17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選訴字第2號本院卷

2025-03-07

KSDM-113-選訴-2-20250307-1

易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侵占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緝字第30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仕偉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458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仕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萬捌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張仕偉於民國112年3月4日以社群軟體臉書名稱「張洺浩」向顏梅宜承接水泥工程事宜，完工後顏梅宜再向張仕偉詢問可否為其處理貨櫃屋購買事宜，張仕偉允諾，並向貨櫃屋廠商黃振威詢價，而為從事業務之人。嗣黃振威向張仕偉報價新臺幣（下同）12 萬8500元，張仕偉加計其自身抽成，向顏梅宜報價15萬元，顏梅宜遂於112年3月17日在新北市○○區○○00○0號，支付7萬5000元訂金與張仕偉，張仕偉再將其中4萬元交付黃振威。嗣貨櫃屋完成並交貨後，顏梅宜於112年4月10日14時10分許，在相同地點，給付尾款7萬5000元（及另外之工程款1萬3500元）予張仕偉。張仕偉本應將所收取款項中之8萬8500元（即總價12萬8500元扣除已給付之4萬元）交付黃振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拒不支付給黃振威，且避不見面，而將該款項侵占入己。嗣黃振威向顏梅宜表示未收到尾款，欲取回貨櫃屋，顏梅宜為保有該貨櫃屋所有權，遂再給付8萬8500元予黃振威。　　理　由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張仕偉對於上揭犯罪事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易緝卷第33、1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顏梅宜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偵卷第9至13、97 至99頁，易緝卷第110至116頁），以及證人即被害人黃振威於偵訊時之證述（偵卷第97至99、129、130頁）相符，並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偵卷第39頁）、貨櫃屋裝修施工單（偵卷第41頁）、「張洺浩」臉書頁面及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 43至79頁）、照片（偵卷第81頁）、顏梅宜手機通訊錄擷圖（偵卷第101頁）、黃振威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1 37至31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被告前因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案件，經本院已1 09年度易字第1009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82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 110年10月29日執行完畢等情，固經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指明，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雖已就構成累犯之事實為具體之主張與證明，然就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則未據公訴人為具體之主張與證明。復審酌上開前案被告係對女友詐欺取財，與本案之犯罪類型及罪質不盡相同，且該案行為時間為108年1、 2月間，本案行為時間則為112年3、4月間，相距時間逾4年，尚乏充分證據足認被告具有特別惡性，或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依累犯加重其刑，附此敘明。㈢爰審酌被告擔任顏梅宜與黃振威購買貨櫃屋之中間人，竟在收取顏梅宜給付黃振威之尾款後，將此等業務上持有之財物侵占入己，最終導致顏梅宜須再次給付黃振威款項，所為實屬不該。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終知坦承犯行，並與顏梅宜成立調解，犯後態度非劣。兼衡被告曾有前述詐欺取財犯行經法院判決確定之素行，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另案入監前從事室內外工程，須撫養父母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三、沒收：　　被告侵占之8萬8500元，為被告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雖與顏梅宜成立調解，然此事涉檢察官執行時視被告履行情形是否扣抵犯罪所得，而無礙本院所為沒收犯罪所得之宣告，附此敘明。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顏梅宜表示可代向貨櫃屋廠商接洽，致顏梅宜陷於錯誤，因而於112年3月17日，在新北市○○區○○00○0號，支付7萬5000元訂金與被告，惟被告僅交付4萬元訂金給貨櫃屋廠商黃振威，後顏梅宜欲修改貨櫃屋樣式，被告復承續上開犯意而佯稱尾款部分由其收取云云，顏梅宜不疑有他因而於 112年4月10日14時10分許，在相同地點，交付尾款8萬8500 元與被告，詎被告將8萬8500元尾款侵占入己，藉詞拒不支付給黃振威，且避不見面。因認被告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㈢證人顏梅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請被告幫我找貨櫃屋，我是只對被告，被告貨櫃屋是跟黃振威進的，他們之間怎麼講那個金額我不知道，但被告是負責我的部分，他說多少，我就是直接給現金，被告有完成貨櫃工程等語（易緝卷第111 至113頁）。且由前引「張洺浩」臉書頁面及對話紀錄擷圖、黃振威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擷圖可知，被告確實有為顏梅宜向黃振威接洽，且黃振威事後亦有提供貨櫃屋與顏梅宜，是被告所述並非虛妄。此外，顏梅宜所有貨櫃屋購買事宜均係透過被告所為，在顏梅宜認知上本即應將款項交付被告，是顏梅宜交付款項之行為亦非出於被告行使詐術所致。此外，被告作為中間人從中抽成，亦難謂與一般交易習慣有違，是被告向顏梅宜報價時，加上自己之抽成而報價15萬元，而非黃振威向被告報價之12萬8500元，亦難認屬詐術。是本案無從認定被告有對顏梅宜行使詐術之行為，自無構成詐欺取財罪之餘地。㈣由上所述，就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此部分犯行，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就此部分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此部分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述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群庭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劉芳菁　　　　　　　　　　　　　　　　　　　　　　　　　　　　　　　　　　　　　法　官　游涵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宣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36條：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6

PCDM-113-易緝-30-20250306-1

金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92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俊鈞選任辯護人林子恒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27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可預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該人及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存提詐欺取財犯罪所得，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7月8日12時34分許，在臺南市○○ 區○○000號之統一超商蓮營門市，將其申設之第一商業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提款卡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告知對方提款卡密碼。詎該詐騙集團成員早於同年6月15日時，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透過社群軟體臉書(Facebook)張貼貼文及傳送訊息向告訴人乙○○佯稱：有意出售手鐲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同意購買，並於該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起訴書誤載為先取得帳戶再施用詐術)，依指示於同年7月12日15時32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 13,100元至本案帳戶，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領出，以此方式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定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依據；次按認定不利被於被告之事時，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依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勘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 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交付金融帳戶而幫助詐欺罪之成立，必須幫助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幫助人將會持其所交付之金融帳戶，作為利用工具，向他人行詐，使他人匯入該金融帳戶，而取得財物；反之，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遺失、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者，因交付金融帳戶之人並無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其金融帳戶者將會持以對他人從事詐欺取財，則其單純受利用，尚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責相繩。具體而言，倘若被告因一時疏於提防、受騙，輕忽答應，將其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他人，不能遽行推論其有預見並容任詐欺取財犯罪遂行的主觀犯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 1 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除法院係因認定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證據能力，而以卷存其餘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尚不能使法院達到前述確信心證為理由，判決被告無罪外，其餘無罪之判決，無庸交代證據能力。查本案非因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證據能力，方諭知被告無罪，故無庸交代證據能力。四、本案檢察官認定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乙○○之證述、被告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應徵工作之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購買手鐲之對話紀錄截圖、本案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為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對上揭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並告知密碼之事實固不否認，且對告訴人因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稱可購買手鐲，而於113年7月12日15時32分許依指示匯款13,100元至本案帳戶，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領出等情不爭執，惟堅詞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意，辯稱：伊於113年6月中旬因家庭經濟關係需要兼差打工，伊想在網路上找家庭代工來做，對方有跟伊介紹一些相關家庭代工的手工資料跟公司地址給伊，還有合約，伊當時看了覺得這個工作可以做，與太太商量後，太太也覺得OK，所以才寄出卡片，沒有想那麼多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選任辯護人亦為其辯護稱：被告先前做過的工作均為領現工作，沒有經過轉帳交易，也都是現場勞力工作，沒有在家工作後通過郵寄寄出成品的，所以才會認為把提款卡交給對方專款專用有道理，並且對方還有提供被告公司營業登記資料、地址，甚至於身分證，所以對被告來說，對方並非不詳第三人，被告當下認為可以找得到對方，被告固然有輕率之處，但並無幫助詐欺、洗錢既遂之不確定故意等語(見本院卷第49、50頁)。六、經查被告於113年7月8日12時34分許，在臺南市○○區○○000號之統一超商蓮營門市，將本案帳戶提款卡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並告知對方提款卡密碼。另該詐騙集團成員早於同年6月15日時，透過臉書張貼貼文及傳送訊息向告訴人佯稱手鐲買賣，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同意購買，並於同年7月12日15時32分許，依指示匯款13,100元至本案帳戶，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領出乙節，業據被告供陳於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之證述內容相符(見警卷第31至33頁) ，並有告訴人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購買手鐲之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應徵工作之對話紀錄截圖、本案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55至57頁、第59至9 1頁、第35頁、偵卷第15至16頁)在卷可佐，是上揭事實，首勘認定。惟：　㈠按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又稱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又稱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直接故意固毋論，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而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決定有無預見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知識」及「用心」。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詐欺集團猖獗盛行，經政府大力宣導、媒體大幅報導，人民多有提高警覺，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管道或機會從而越發不易，為能取得帳戶，詐欺集團以精細計畫及分工，能言善道，鼓舌如簧，以各種名目誘騙、詐得個人證件、金融機構帳戶或提款卡及密碼，甚且設局利用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不足者，進而出面領款轉交，陷入「車手」或「收水」角色而不自知，自不得僅以應徵工作或辦理貸款者乃出於任意性交付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而徒以所謂一般通常之人標準，率爾認定所為必有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等認知及故意。易言之，交付或輾轉提供金融帳戶之人亦可能為受詐騙之被害人，其是否係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之認識，而參與或有幫助詐欺、洗錢之行為，仍應依證據嚴格審認、判斷。倘有事實足認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顯有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該等資料歷經迂迴取得之使用後，已然逸脫原提供者最初之用意，而為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復無明確事證足以確信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有何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幫助犯罪故意，基於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133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提供帳戶之行為是否成立犯罪，仍應綜合考量其素行、教育程度、財務狀況與行為人所述情節之主、客觀情事，審慎認定。　㈡經查被告就何以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原因為應徵工作，且自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本院審理中均供述一致，並無明顯出入之情，又觀被告與不詳詐欺集團之對話紀錄中，暱稱「林美云」之人主動以「徵工客服」之身分與被告接觸，並在確認被告住址後，開始傳送許多手工之流程影片與注意事項，後開始提供被告關於公司之資訊、薪資與工時計算方式、合約書、「林美云」之身分證正反面照片等，並在這之後才提及需要被告之身分證、提款卡等資料，用作供應商購買專用備用材料，更提醒被告卡裡餘額應領出、寄出提款卡時應如何包裝卡片等，有被告提出之應徵工作對話紀錄存卷可稽 (見警卷第59至91頁)，根據以上雙方之對話紀錄可知，本案詐騙集團接觸被告之原因，確實與被告所供稱之「找打工貼補家用」原因相符，並且在接觸過程中透過提供充分之公司行號、工作內容資訊甚至是「林美云」之身分證鬆懈被告的心防，誤以為真有此公司、工作存在，使被告產生重大信任後，方再導引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更稱提款卡在材料配送到府後會連同材料一起歸還，迄至約定配送材料到府且歸還卡片的時間，本案帳戶資料早已淪為本案詐騙集團之犯罪工具。本案詐騙集團之手法細膩，設局甚深，與直接徵求、收購帳戶或無特殊目的開始接觸不久即要求提供帳戶使用者顯有不同，確有相當高度的可能性使經濟較為弱勢之民眾陷於騙局之中。　㈢又被告於113年7月14、15日刷存摺時，發覺存摺內有6筆陌生收入，遂於15日下午將本案帳戶提款卡停用，嗣又於30日接到農會櫃台人員電稱帳戶遭停用，驚覺有異就去報警等情，業據被告供陳甚明(見本院卷第55頁)，並有被告113年7月30 日警詢筆錄以及報案資料等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9至22頁、第41頁至44頁）。被告停用本案帳戶提款卡之時間早於本案帳戶受通報為警示帳戶之時點，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三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在卷可證（見警卷第49頁）。因此，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確有可能未預見本案詐騙集團欲利用本案帳戶資料從事詐欺、洗錢犯罪，該結果之發生實際上是違反被告行為時的本意，否則被告豈有在預設提款卡會歸還的情況下，未與「林美云」確認後即停用本案帳戶提款卡，更在接到帳戶停用電話後主動報警？是被告既於察覺受騙後，即積極採取避免損害擴大之措施，可見被告實無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　㈣公訴檢察官固於論告時主張：被告並非至愚之人，具備高職學歷，並非不能預見若將專屬自己之帳戶資料控制權交予他人使用，會發生遭他人用作不法使用之可能性，所以被告縱無直接故意，也確實可以預見有這樣的可能性存在，所以仍有幫助犯意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惟查本案詐騙集團精心設局詐騙被告本案帳戶資料之事已詳如前述，因對方提供大量之工作、身分資料用於取信被告，加以被告供陳此前之工作經驗，係保全、蘭花照顧、汽車美容等工作地點固定之類型，無本案所應徵的線上完成工作後將成品寄出之工作型態相關經驗(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方陷於錯誤，誤以為在家庭手工一行確實有將提款卡交予公司購買材料之作法，方依指示提供。又被告為經濟不甚寬裕之人才會上網應徵打工貼補家用，此業據被告供陳在前，故被告雖依「林美云」之提醒將本案帳戶之餘額提領至64元，有本案帳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5頁)，然因被告已對「林美云」之指示深信不疑，其並非主動認知到該行為涉及幫助他人犯罪，而僅係依照「林美云」之指示盲目操作，自不能單以被告有先將本案帳戶餘額提領，遽論以該行為係有預見提供行為可能幫助他人遂行犯罪。又政府、媒體廣為宣導詐騙集團利用各種方式騙取民眾帳戶資料作為犯罪工具，此社會事實恰可證明仍有相當多民眾會誤入詐騙集團推陳出新、五花八門之詐騙手法，若已無民眾會受騙，豈有積極宣導之必要？是應認確實難以排除被告因本案詐騙集團之話術而受騙的可能性。　㈤總結而論，自事後的角度嚴格檢視，固然可認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有輕率疏漏之處，未經謹慎、相當之查證即信任對方，但無足夠證據可認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已預見自己的行為在客觀上已屬詐欺取財、洗錢犯罪之幫助犯，並對該結果之發生不違反其本意。申言之，若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以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則被告應不會主動在預想本案提款卡能取回的情況下仍停用卡片，亦不會盡速報案。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舉證並未能達到刑事有罪判決所要求之無合理懷疑確信門檻，從而，本案無足夠證據能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應判決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文俐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鏡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TNDM-114-金訴-92-20250306-1

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0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佳華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5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佳華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佳華明知自己並無販售物品並出貨之真意，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前某日，於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以帳號「Eric Lee」刊登販賣筆記型電腦(下稱筆電)之訊息，嗣告訴人范信凡於11 2年11月10日17時36分前某時，經由網路得知前開訊息後，誤以為被告有意販售，以Messenger與被告聯繫買賣本案筆電等事宜，並分別於112年11月10日、同年月1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000元、1,300元至被告所提供中華郵政帳號91 00*****044號之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全帳號詳卷)，被告於告訴人確認是否出貨時，屢次藉故以筆電修繕後再寄出等理由遲延交付，嗣告訴人未收到商品，要求被告退還款項惟均未獲回應，經告訴人發現遭詐騙而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罪嫌等語。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復以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其原因非一，或有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或因合法得對抗他造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甚至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且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若無足以證明其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故意藉此從事財產犯罪之積極證據，自不能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條之規定，徒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之客觀事態，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最高法院1 13年度台上字第5004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被告與告訴人間Messenger對話截圖、本案帳戶交易明細、被告另案105年度偵緝字第158號、第159號起訴書、113年度偵緝字第23號併辦意旨書(卷內並無此等書類)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以Messenger和告訴人聯絡買賣筆電，已收受2,300元但仍有一台筆電尚未交付等情，但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沒有要騙告訴人，其他交易的商品已經交付，但筆電放在臺南我有跟他說要晚點交付，後來因為進來執行所以無法回覆告訴人等語，經查：　(一)被告以「Eric Lee」之帳號於臉書販賣電腦相關商品，告訴人先於112年11月10日匯款1,000元至本案帳戶向被告購買筆電一台並已收到貨，復於同年月18日匯款1,300元至本案帳戶向被告購買如偵卷第90頁清單所示之筆電一台及 GTX 650顯示卡等零件，但僅收到零件未收到筆電，且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後即不再回應告訴人等，經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陳、證述甚詳，並有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被告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警卷第41、47至48、74至91頁)，亦為被告所不爭 (本院卷第127至128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查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我跟被告交易過，之前都很正常，但有一台筆電沒收到，我一直跟被告聯絡，直到112年1 2月20日他開始不回應我，我才得知已經被詐騙等語(警卷第27至28頁)，可知告訴人前曾與被告交易過且情況正常，嗣因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後不回應始認定遭詐騙，然被告係於112年12月20日因另案遭緝獲，並於同年月21日入監執行，尚未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通緝查詢結果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9至61、151頁)，且告訴人亦於本院證稱：我不知道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當天因通緝被抓等語(本院卷第163頁)，是被告雖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然是否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意為之，或因入監執行始無法完成交易？尚非無疑，而難逕以上開告訴人單方面之認知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三)況查，被告前既已依約交付第一次交易之筆電，亦已依約交付第二次交易之電腦零件業如上述，即與一般於網路上純粹以虛假訊息誆騙消費者之情形有別，且兩次交易之價格差不多，亦非先以低價交易誘使告訴人上鉤後再乘機詐騙高額款項。且觀被告於收到第二次交易款項後之112年1 1月27日尚向告訴人表示「筆電有點問題，我找人弄好他才敢寄」，告訴人表示「了解」，告訴人嗣於同年12月7 日再度詢問「弄好了嗎」，被告則回覆稱「還沒有，他說在等面板」等語(偵卷第85頁)，如被告自始即無意給付，於收到款項後斷聯潛逃即可，又何須交付部分零件、何須再回應告訴人至緝獲前之112年12月20日？凡此均足使一般人對於被告是否具有詐欺犯意生合理之懷疑。 (四)公訴意旨雖另以被告於另案亦曾以因入監無法給付、因被偷無法給付等為由未依約履行等語，然檢察官並未提出起訴書所指之該等案件起訴書及併辦意旨書及完整之案卷資料，本院已無從審酌之。況前科紀錄、前案資料或類似事實等品格證據，易形成被告具惡劣性格或犯罪習性之偏見與誤導，產生相當程度之事實誤認風險。基於習性推論之禁止，被告之品格證據如與犯罪事實全然無關者，除非係被告主動提出以為抗辯，自不容許由檢察官提出作為證明犯罪事實之方法，俾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至於被告之品格證據，倘若與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雖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認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然若欲以被告所犯前案之犯罪手法「同一性」作為論斷其另犯相類案件有罪之依據，除非兩案手法具有相當程度之自然關聯性或高度蓋然性，得據此推論行為人為同一之特徵外，仍須依憑卷證資料以為推論，尚不得僅憑犯罪手法雷同，遽論被告另犯相類案件之情節(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9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自無從以被告於另案亦有債務不履行之情即認被告於本案有詐欺情事。 (五)至於公訴意旨另以：告訴人既於112年12月14日被告入獄前即請求退款，被告未退款亦未交付筆電，復未主動告知筆電送修等情況，所謂入監無法交付顯屬卸責之詞等語，然告訴人於112年12月14日要求退款筆電部分之1千元時，並未限定期限(被告則答稱「好」)，告訴人復於同年月20 日要求被告於這禮拜日(24)以前處理好，被告則答稱「知道了」等語，有其等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偵卷第87 至88頁)，可知其等原約定於112年12月24日前處理退款完畢，然被告於同年月20日即緝獲入監業如上述，故是否得僅以被告並未立即退款即逕認其有詐欺犯意，尚屬有疑。且被告前確有告知筆電有問題待修等情亦如前述，公訴意旨上揭主張，均非足以證明被告於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故意藉此從事財產犯罪之積極證據，併此敘明。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有債務不履行之事實，該行為固應負相關民事責任(此業由被告之弟代為退款，見本院卷第179頁之公務電話紀錄)，然就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告訴人，仍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陳柏儒

2025-03-06

HLDM-113-訴-140-20250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