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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96號上訴人即被告侯文清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 112年度審簡字第131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0年度偵字第27867號、110年度偵緝字第1388號、第1389號、第1390 號、第1391號、第1392號、第1393號、第1394號、第13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原判決附表編號8部分罪刑撤銷。前開撤銷部分，侯文清無罪。其餘上訴駁回。　　事　實侯文清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為下列行為：㈠、於民國108年9月8日下午3時55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上，以向楊程凱謊稱錢被鎖在車上，並借用楊程凱電話佯稱要撥打至00-0000000（長庚大學總機電話），其秘書會再把錢匯還給楊程凱之方式，致楊程凱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將新臺幣（下同）2萬1,500元借給侯文清。㈡、於108年10月29日下午3時13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 號前，向劉子詳謊稱其為健行科技大學之校董，因車輛遭拖吊需要現金贖回，並向劉子詳借用手機佯裝撥打給學校秘書，致劉子詳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將2萬5,000元借給侯文清。㈢、於108年10月16日下午4時4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前，向許皓然謊稱為長庚科技大學之校董，因車輛遭拖吊需要現金贖回，致許皓然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將2,500元借給侯文清。㈣、於108年3月30日下午1時2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前，向陳曦鈞謊稱其車輛遭拖吊，其為遠東集團董事，欲借款搭高鐵回高雄拿取汽車行照資料，並留下手機號碼0000-0 00000號，致陳曦鈞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而將1,500元借給侯文清。㈤、於108年6月2日晚間6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前，向張浩然借用手機撥打電話，謊稱其為元智大學校董會之董事，車輛遭拖吊急需借款，隨後會再請會計轉帳還款云云，致張浩然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而將2萬1,500元借給侯文清。㈥、於108年6月9日下午2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大碩補習班」樓下，向顏俊鎧謊稱其為元智大學電通學院老師「徐至東」，佯稱其車輛遭拖吊，急需用錢，致顏俊鎧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將現金1萬元借給侯文清。㈦、於108年7月13日下午5時50分許，向李志麒自稱係「徐志誠」，為長庚集團之董事會成員，急需借款，佯稱要請其秘書匯款歸還，留下虛偽之0000000000電話，致李志麒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亦誤信得以聯繫還款事宜，將現金1萬2,000元借給侯文清。㈧、於109年9月1日下午2時58分許，在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2段67 巷與興安一街8巷口，向潘煒堂謊稱其為元智大學之校董，因車輛遭拖吊需要現金取回，致潘煒堂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將現金1,000元借給侯文清。嗣潘煒堂察覺有異，向元智大學求證始悉上情。㈨、於110年3月7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向官柏宏謊稱其為大學教授，車輛遭拖吊，手機與錢包都在車內等理由向官柏宏借款，並佯稱龍華科技大學某小姐會馬上匯款歸還等語，致官柏宏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將現金3, 000元借給侯文清。㈩、於110年6月15日下午5時10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巷00號前，向張玉霖謊稱其為健行科技大學之校董，因車輛遭拖吊需要聯繫他人，並向張玉霖借款，佯稱當日晚上即會歸還等語，致張玉霖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將現金1,800元借給侯文清。嗣張玉霖察覺有異，向學校教官求證始悉上情。 、於108年3月10日晚間7時4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 號，向張右昇佯稱其係至中原大學學校宿舍看設備，然車輛遭拖吊等理由向張右昇借款，並撥打電話號碼00-00000000 及00-0000000，佯稱會匯款2萬元至張右昇名下兆豐銀行帳戶以為歸還，並留下手機門號0000-000000等方式，致張右昇陷於錯誤，誤信侯文清之資力，將5,000元借予侯文清。嗣張右昇撥打上揭電話，發覺有異，始悉上情。　　　　理　由壹、有罪部分（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7、9至12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至㈦、㈨至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侯文清坦承不諱（見本院簡上卷二第126至129頁），核與證人楊程凱、劉子詳、許皓然、陳曦鈞、張浩然、顏俊鎧、李志麒、潘煒堂、官柏宏、張玉霖於警詢時、張右昇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之情節（見108年度偵字第15518號卷第11至13頁背面、第38頁及背面，108年度偵字第21943號卷第25至27頁、第35至37頁，108年度偵字第22 220號卷第23至31頁，108年度偵字第24965號卷第43至45頁，109年度偵字第3247號卷第27至31頁，109年度偵字第3316 號卷第31至33頁背面，109年度偵字第10443號卷第19至21頁，110年度偵字第2941號卷第29至31頁，110年度偵字第2786 7號卷第31至35頁、第43至45頁）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通聯紀錄、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悠遊卡使用紀錄及桃園地檢署電話紀錄單等證據附卷可佐（見108年度偵字第155 18號卷第119頁，108年度偵字第21943號卷第45至53頁背面，108年度偵字第22220號卷第47至49頁，108年度偵字第249 65號卷第51頁，109年度偵字第3247號卷第37至41頁，109年度偵字第3316號卷第39至41頁背面，109年度偵字第10443號卷第31頁及背面，110年度偵字第2941號卷第53頁及背面，1 10年度偵字第27867號卷第53至55頁，110年度偵緝字第1395 號卷第157頁），堪信為真實。從而，上開部分犯罪事實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固請求本院對被告上開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本院簡上卷二第34頁、第37至57頁），惟檢察官於起訴書內並未請求法院對被告所為此部分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有起訴書附卷可參（見本院簡上卷一第12至17 頁）。原判決係將被告曾犯多件竊盜、詐欺之財產犯罪之前科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量刑審酌之事項，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負面評價。檢察官復未對原判決提起上訴。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素行，既已列為原判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負面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本院自不得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而撤銷原判決改論以累犯，併予敘明。三、核被告所為，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所犯11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被告上開部分所為即附表所示犯行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審酌被告上開部分犯行之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多寡及其價值、其犯多件竊盜、詐欺之財產犯罪之素行顯然不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有期徒刑2月（2罪）、3月（2罪）、4月（1罪）、或罰金1萬元（1罪）、2萬元（2罪）、3萬元（2罪）、5萬元（1罪），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000元折算1日，且不予定其應執行之刑，並沒收附表所示犯行之犯罪所得等情，經核原審上開部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適當，應予維持。四、上訴意旨略以：其出監之後，一定會好好工作賠償被害人，且其父親高齡80幾歲，希望從輕量刑等語。五、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85年度台上字第 244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原審就被告上開詐欺取財罪之犯行，業已考量被告犯罪手段等刑法第57條各款與量刑有關之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有期徒刑2月（2罪）、3月（2罪）、4月（1罪）、或罰金1萬元（1罪）、2萬元（2罪）、3萬元（2罪）、5萬元（1罪），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已如前述。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固與告訴人楊程凱、李志麒、官柏宏達成調解，然就告訴人楊程凱、官柏宏部分均僅履行1期賠償；李志麒部分僅履行2期賠償，其餘賠償迄今均未按期履行等情，業經告訴人楊程凱、李志麒、官柏宏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見本院簡上卷一第449頁），並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簡上卷一第211至213頁），足認被告顯未積極彌補本案被害人之損失，自不足動搖原審此部分判決之量刑基礎。綜此，原審此部分之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範圍，且已參酌本件量刑上所應參酌之各項情狀，而在被告所為犯行之責任基礎下科刑，量刑自屬妥適，又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見足以動搖原審此部分判決量刑基礎之因素或事由。是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出監後將賠償被害人，其父親現已高齡，原審關於此部分量刑過重云云，指摘原審關於此部分之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原判決附表編號8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㈧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於108年7月15日晚間10時4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 號，向楊○琪自稱其係欲至附近開設餐廳，惟長夾遺失，急需借款云云，並向楊○琪留下虛偽之0000000000電話，致楊○ 琪陷於錯誤，誤信其資力、亦誤信得以聯繫還款事宜，將現金7,000元借給被告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刑事訴訟上之證明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而為認定犯罪事實所憑，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此部分詐欺取財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時及本院訊問中之自白、告訴人楊○琪警詢時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撥打0000000000為空號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單（下稱桃園地檢署電話紀錄）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此部分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其未於上開時地詐騙告訴人楊○琪等語。經查：㈠、被告於110年7月8日偵訊時固自白供稱：「（問：是否有於10 8年7月15日晚間10時40分許，以急需用錢為由，留下事實上是空號之0000000000電話，致楊○琪將現金7千元借給你？）是，這個號碼都不是我在使用的，這個號碼是亂講的號碼，當時我也是傳遞對方假的訊息，使對方相信我把錢借給我」（見110年度偵緝字第1395號卷第147至149頁）；復於112年 8月14日本院訊問時自白供稱：我認罪等語（見本院審易緝卷第50頁），然被告於112年9月6日以上訴理由狀改口辯稱：其並未詐欺告訴人楊○琪等語（見本院簡上卷一第19至23 頁），被告此部分供述顯然前後不一。且被告上開自白過於簡略，被告並未具體詳細說明其詐欺告訴人楊○琪之時間、地點、告訴人楊○琪之特徵及反應等內容，被告上開自白是否確與客觀事實相符，顯有可疑。況且被告於偵訊時及本院訊問中自白之時間距離告訴人楊○琪遭詐騙時間已將近2年、 4年，被告是否能確實記憶有此部分犯行，亦有可疑。㈡、依內政部警政署發布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之規定，偵查人員於調查犯罪過程中，如需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時，係採取「選擇式」列隊指認，而非一對一「是非式的單一指認」。供選擇指認之數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的差異；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規格差異過大或具有暗示效果之照片指認。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的特徵、不得對指認人進行誘導或暗示等程序，以預防指認錯誤之發生。查，告訴人楊○琪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固證稱：一位男子自稱「陳先生」於上開時地以上開方式詐騙我，我於警詢時指認被告即為「陳先生」等語（見108年度偵字第2 4965號卷第17頁，本院簡上卷二第103至108頁），然警員於 108年7月20日警詢時係先詢問告訴人楊○琪：「警方查詢警用電腦及相關治安人口資料，其中侯文清（Z000000000、56 .09.05日生），警方製作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與你指認，其中編號1至編號6中之人，何者為自稱陳先生並詐騙你之人？」，告訴人楊○琪嗣後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3之人即被告為「陳先生」等情，有警詢筆錄附卷可參（見108年度偵字第24965號卷卷第17頁），然警員上開問題中「警方查詢相關治安人口資料」、「侯文清（Z000000000、56.09. 05日生）」等語，實已先對告訴人楊○琪暗示被告即為「陳先生」，嗣後再提供包含被告在內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下稱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讓告訴人楊○琪指認。又告訴人楊○琪於警詢時供稱「陳先生」之特徵為「白頭髮身著白色POLO衫、黑褲、黑鞋，年紀約58年次」等語（見108年度偵字第24965號卷第17頁），然告訴人楊 ○琪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警詢時只說「陳先生」好像大概40、50歲左右，好像沒有講「陳先生」係58年次等語（見本院簡上卷二第107頁），足認「陳先生」為58年次應係警員所告知，警員自係向告訴人楊○琪暗示「陳先生」之年紀。另警方提供予告訴人楊○琪指認之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雖有編號1至6之不同人照片供其指認，然僅編號3之照片即被告之照片，係白頭髮，其餘編號1至2、4至6照片所示之人均係黑頭髮等情，有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附卷可參（見108年度偵字第24965號卷第27頁），無異讓告訴人楊○琪僅能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3之人即被告為「陳先生」，足認告訴人楊○琪於警詢時關於被告為「陳先生」之指認顯有重大瑕疵，自不足為被告不利認定之證據。另告訴人楊○琪於本院審理中固證稱：被告是否為「陳先生」，因時間太久不太清楚，對被告身高及聲音略有熟悉的感覺（見本院簡上卷二第 108頁），足見告訴人楊○琪於本院審理中並無法確認被告即為「陳先生」，告訴人楊○琪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亦不足為被告不利認定之證據。告訴人楊○琪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既不足為被告不利認定之證據，自亦無從作為補強被告前開自白之證據。至於桃園地檢署電話紀錄亦僅能證明00 00000000為空號，有上開電話紀錄附卷可參（見110年度偵緝字第1395號卷第157頁），自亦不足作為被告不利認定之證據。是被告前開自白，顯然欠缺補強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尚難以其自白為論罪之唯一證據。㈢、本件公訴意旨所舉被告詐騙告訴人楊○琪之證據，既因被告之供述前後不一，告訴人楊○琪之指證復有重大瑕疵，又無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此部分犯行，自難僅憑被告偵訊時及本院訊問中之簡略自白，告訴人楊○琪重大瑕疵之指證，及上開電話紀錄，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五、綜上所述，被告被訴於108年7月15日晚間10時40分許對告訴人楊○琪詐欺取財部分，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足證明被告此部分確涉犯詐欺取財之犯行，已如前所述。原審認定被告成立此部分犯罪，即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否認此部分犯罪，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上開部分撤銷，並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第369條第2項規定意旨適用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諭知被告此部分無罪之判決，以免冤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 301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 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晴怡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張明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上訴駁回部分不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芷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原判決附表編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編號被害人即告訴人罪名/宣告刑/沒收 1 1 一、㈠楊程凱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貳萬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2 一、㈡劉子詳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貳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3 一、㈢許皓然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罰金新台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4 一、㈣陳曦鈞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罰金新台幣貳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5 一、㈤張浩然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貳萬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6 一、㈥顏俊鎧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7 一、㈦李志麒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9 一、㈨潘煒堂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罰金新台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10 一、㈩官柏宏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罰金新台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11 一、 張玉霖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罰金新台幣貳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壹仟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12 一、 張右昇侯文清犯詐欺取財罪，處罰金新台幣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台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25-03-11

TYDM-112-簡上-596-20250311-2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55號上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翔安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87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王翔安明知社會上層出不窮之詐欺集團或不法份子，或為掩飾不法行徑，或為隱匿不法所得，或為逃避追查並造成金流斷點，其等常蒐購並使用他人金融帳戶進行存提款及轉帳，可預見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財產犯罪有密切關聯，竟基於縱使他人持其交付之金融帳戶資料作為詐騙及洗錢工具，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1月7 日前某時，將其不知情之父親王獻慶所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以超商寄交提款卡及以通訊軟體LI NE（下稱LINE）傳送提款卡密碼之方式（提款卡及密碼下合稱本案帳戶資料），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真實身分不詳之人，而容任該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藉本案帳戶遂行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致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匯款金額匯入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被告即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該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偵卷第6至7頁反面、第73至75頁）及如附表卷證資料欄所示之證據為其主要論據。並於上訴意旨補充：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且被告與「成怡萱」之人素不相識，不知該人之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僅用通訊軟體聯絡，彼此間毫無任何信賴基礎，竟輕率將其父親所申請開立具私密性、專屬性之郵局帳戶提供予該「成怡萱」之人，容任其任意使用上開帳戶，且被告自承曾懷疑對方是詐騙，但因缺錢，不管對方是真的或假的，即不顧一切把帳戶及密碼交給對方，其明知不妥仍執意為之，主觀上已預見提供帳戶之行為可能涉及洗錢等犯行，亦不違反其本意，其應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與幫助洗錢犯行。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其配偶潘靖雅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提款卡，與案外人潘靖雅一同至統一超商以交貨便寄件之方式，將本案帳戶及甲帳戶提款卡寄出，再由案外人潘靖雅以LINE傳送密碼之方式，將本案帳戶及甲帳戶資料，提供真實身分不詳、LINE暱稱「成怡萱」之人，惟否認有何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犯行，並辯稱：當時案外人潘靖雅在社群軟體Fa cebook（下稱臉書）找到家庭代工，對方說代工前須先寄交提款卡並提供密碼以進行實名制，會將材料錢匯入帳戶內以向廠商拿貨，提供提款卡就可以拿到補助，且對方有提供身分證供我們查核，我們沒有想到會被騙，後來於112年11月7 日晚上，案外人潘靖雅拿她的存摺去刷，看到有不明款項匯入，覺得不太對勁，她有先去報警，我也有打電話請案外人王獻慶報警，本案帳戶是被騙走的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對於案外人潘靖雅與「成怡萱」聯繫提供本案帳戶之事有所知悉，且被告與案外人潘靖雅一同至統一超商，於112 年11月7日前某時，將本案帳戶提款卡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件之方式寄出，再由案外人潘靖雅以LINE傳送提款卡密碼之方式，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真實身分不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致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匯款金額匯入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等事實，被告並不爭執，並有如附表卷證資料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則依此等客觀事實，本案帳戶已遭本案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固堪認定。　㈡本件被告否認其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主觀犯意，另被告固曾於偵查中為認罪陳述，惟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帳戶使用、指示他人提款之可能原因甚多，或因帳戶所有人認有利可圖而自行提供進而提款，抑或於無意間洩漏，甚或因帳戶所有人遭詐騙、脅迫始提供詐欺集團成員並配合提款，皆不無可能，並非必然係出於與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而為之，苟帳戶所有人提供帳戶予他人或依指示提領帳戶內款項時，主觀上並無與詐欺集團共同為詐欺犯罪之認識，自難僅憑被害人遭詐騙之款項係匯入帳戶所有人提供之帳戶或帳戶所有人提領該款項，即認帳戶所有人確有幫助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因此，有關犯罪成立與否，自不得逕以帳戶所有人持有之帳戶有無淪為詐欺集團使用為斷，應審究被告究竟係基於何原因提供金融帳戶，用以認定被告對於其行為成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主觀上有無認識或預見，綜合行為人之素行、教育程度、財務狀況與行為人所述情節之主、客觀情事，本於經驗法則，以為判斷之基礎，審慎認定。準此，被告雖有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本案詐欺集團，惟詐欺取財罪或洗錢罪幫助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從事就他人詐欺、洗錢犯罪加以助力，使其易於實施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外，主觀上亦必須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行為，即不得論以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從而，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主觀上是否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其應審究者為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達一般人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㈢經查：　1.案外人潘靖雅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我因為想賺錢貼補家用，於112年11月初加入有關家庭代工之臉書社團，於112年11月4日10時56分許，有一位真實身分不詳、通訊軟體Messenger暱稱「Amanda Lee」之人私訊我，詢問我要不要做家庭代工，並傳給我LINE連結供我將「成怡萱」加為好友，「成怡萱」為了證明身分還傳身分證照片給我看，他表示要做家庭代工要先寄送提款卡給他，用以購買材料並可減稅，之後會將家庭代工的材料配送到我家，我當時不疑有他，便於112年11月4日14時49分許，至統一超商利用店內的 i-bon機器，將甲帳戶提款卡及我男友（即被告，被告與案外人潘靖雅於113年5月22日結婚）爸爸申設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寄出，並把提款卡密碼以LINE傳送「成怡萱」，後來我於 112年11月7日前往郵局刷簿子，發現有一筆不明款項匯入，又發現被提款，我覺得很奇怪詢問「成怡萱」，他表示是公司要購買材料的錢，我便沒再理會，一直到後來郵局人員告知甲帳戶被警示凍結，我告知案外人王獻慶此事，他說有去臺中的派出所報案等語（偵卷第15頁反面至16頁；原審卷第 161至163頁）。被告上開所辯其係聽信案外人潘靖雅之言，因而將本案帳戶提供「成怡萱」使用，以供案外人潘靖雅應徵家庭代工等節，核與案外人潘靖雅之證述相符，並有案外人潘靖雅與「Amanda Lee」、「成怡萱」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39張（原審卷第45至53頁、第63至129頁）在卷可稽，足見其辯詞並非空穴來風。又被告與案外人潘靖雅當時為男女朋友，二人間應具相當信賴關係，實難排除被告聽信案外人潘靖雅所言，並相信案外人潘靖雅之判斷，而將本案帳戶提供「成怡萱」。是被告主觀上確有可能被騙，不知其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係幫助本案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　2.觀諸前揭案外人潘靖雅與「Amanda Lee」、「成怡萱」之對話紀錄，可見「Amanda Lee」先主動私訊案外人潘靖雅，告知有家庭代工之機會，向案外人潘靖雅說明家庭代工之內容及薪資待遇，並要案外人潘靖雅與「成怡萱」聯繫；「成怡萱」則向案外人潘靖雅告知家庭代工之物品為手機保護膜包裝及髮夾，說明薪水計算方式與家庭代工材料之出貨、收貨等細節，並稱「是這樣的因為公司沒有和您收取押金和材料費還有運費第一次是入職需要提款卡實名登記申請材料公司第一次入職需要您的提款卡寄到公司實名登記才可以購買材料卡片無需有錢材料費運費公司會出」、「對的一張卡片是補助12000塊妳寄一張來公司我會幫妳申請12000 一個人最多可申請六張的一共是72000的補助喔」，另向案外人潘靖雅表示其公司為「䕒源企業社」，且提出公司代表人、統一編號、地址、代工協議等資料及一女子手持「成怡萱」身分證拍照之照片以取信案外人潘靖雅。由上可知「Am anda Lee」先行主動聯繫案外人潘靖雅，「成怡萱」再以從事家庭代工需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以進行實名登記，且以可提供數張提款卡領取補助為幌子，並傳送公司資料、代工協議及個人身分證藉此取信案外人潘靖雅，使案外人潘靖雅相信「成怡萱」所述屬實，是被告辯稱其與案外人潘靖雅遭「成怡萱」騙走本案帳戶資料，實非全然無稽。被告在此情況下，並基於其對於案外人潘靖雅之信任，相信案外人潘靖雅之判斷，而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成怡萱」，尚難率認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況案外人潘靖雅因將其甲帳戶資料提供「成怡萱」，而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罪嫌部分，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觀之案外人潘靖雅與「Amanda Lee」、「成怡萱」之對話紀錄，案外人潘靖雅急於求職、失去戒心提供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難認其對帳戶可能遭犯罪使用有何預見，再者，以「成怡萱」為關鍵字，於法務部檢察書類查詢系統搜尋相關案件，結果發現全國有為數不少淪為詐欺被告之人亦因本案詐欺集團告知代工資訊而提供帳戶資料，而經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上述案件被告被騙之緣由、過程，與案外人潘靖雅所述情節十分相似，益徵案外人潘靖雅辯稱係遭他人詐騙而提供帳戶資料，尚屬可採，是案外人潘靖雅欠缺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故意，而以113年度偵字第332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亦足以佐證案外人潘靖雅為他人詐騙甲帳戶資料。從而，被告基於與案外人潘靖雅之信任關係，聽信案外人潘靖雅所言，相信其判斷，為應徵家庭代工而依照「成怡萱」之指示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尚難認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　3.又目前檢警機關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而實施詐欺取財之犯行，詐欺集團價購取得人頭帳戶已屬不易，若一般民眾既因詐欺集團人員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進而交付鉅額財物，則金融帳戶之持有人亦可能因相同原因陷於錯誤而交付存摺、提款卡，且一般人對於社會事物之警覺程度常因人因時而異，衡以社會上不法份子為遂其詐欺伎倆，事先必備一番說詞，且詐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一般人為其等能言善道說詞所惑，而為不合情理舉措者，屢見不鮮，倘為行事慎思熟慮、具豐富社會經歷之人，或可輕易識破此種訛詐之詞，惟仍不能排除確實有人因與其有一定信任基礎之他人之說詞及要求，一時疏忽、輕率而誤信該他人方提供帳戶之可能。基此，被告與案外人潘靖雅為配偶，彼此間具有強烈信賴基礎，案外人潘靖雅在其與「成怡萱」聯繫並進行確認後之情況，相信「成怡萱」前述提供提款卡領取補助之說詞，專而要求其配偶即被告再提供其他帳戶，被告在信任其配偶潘靖雅之情形下，難免降低警覺性，因一時思慮不周，進而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參以被告自述學歷為高職肄業、職業為務農、沒有做過其他工作或在公司上班之教育程度及社會經驗，尚難期待其對於現今詐欺集團千變萬化之詐騙手法均能有所提防。被告辯稱：其於本案應無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意等語，應可採信。　㈣綜上所述，本案被告雖曾於偵查中為自白陳述，然依卷內證據，實無法排除被告係因配偶潘靖雅誤信「成怡萱」前開詐騙話術，在信任配偶潘靖雅因此希望其幫忙提供帳戶之說詞下，提供其父親之本案帳戶之可能，故依卷內事證亦無法補強被告前於偵查中所為認罪陳述為真實達一般人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件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述說明，應對其為無罪判決。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其犯罪無法證明，因而對被告為無罪判決，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然即使被告前曾於偵查中為認罪陳述，然依卷內事證亦無法補強被告前所為之該認罪陳述為真實達一般人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件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業經論述如前，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啓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豐正提起上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之限制。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珮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附錄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附表：編號告訴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 (民國)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卷證資料 1 江懿蓉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11月5日某時，以臉書、LINE聯繫告訴人江懿蓉，以假買賣操作設定之詐騙手法詐騙告訴人江懿蓉，致告訴人江懿蓉不疑有他而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⑴112年11月7日16時18分許 49,986元本案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江懿蓉於警詢之指訴（偵卷第29頁正反面） ②本案帳戶開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偵卷第12至13頁） ③轉帳交易明細擷圖3張（偵卷第38至39頁） ④LINE對話紀錄、個人頁面擷圖2張（偵卷第40頁） ⑤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光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各1份（偵卷第32至33頁反面）　 ⑵112年11月7日16時20分許 42,014元 ⑶112年11月7日16時21分許 49,986元 2 蘇章志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112年11月6日17時5分許，以支付瓦斯信用卡扣款因作業疏失將致重複扣款之詐騙手法詐騙告訴人蘇章志，致告訴人蘇章志不疑有他而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⑴112年11月8日0時25分許　 49,993元（不含手續費）本案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蘇章志於警詢之指訴（偵卷第42至44頁反面） ②本案帳戶開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偵卷第12至13頁） ③永豐商業銀行MMA金融交易網交易明細擷圖1張（偵卷第56頁） ④手機通話紀錄擷圖4張（偵卷第61頁正反面） ⑤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汐止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各1份（偵卷第47至48頁、53頁）

2025-03-11

TNHM-114-金上訴-55-2025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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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9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世範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16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世範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世範與李志賢(涉犯竊盜罪嫌部分，另案通緝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先由李志賢向郭進德(所涉竊盜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下稱涉案貨車），再由李志賢駕駛涉案貨車，被告林世範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被告汽車）搭載2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於民國111年5月27日19時30分許，前往臺南市○○區○○路000號南寶樹酯一廠新建實驗大樓工地（下稱本案工地），徒手竊取告訴人邵志傑所管領、放置於該工地道路旁貨櫃內之電纜線一批【5.5mm3芯電纜1200公尺、5.5m m2芯電纜2200公尺、2.0mm接地線2800公尺、5.5mm接地線20 0公尺、8.0mm接地線300公尺，價值共新臺幣（下同）28萬5 ,651元】，及告訴人辛守義所管領、放置於該工地地下室之電纜線一批（華新麗華XLPE 50mm平方電纜線420公尺，總重量196公斤，價值8萬4,205元），得手後分別駕駛上開車輛離去。嗣經告訴人即上址工地承包商現場負責人邵志傑察覺有異，報警處理並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始查獲上情。因認被告林世範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世範（下稱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邵志傑、辛守義於警詢時之證述、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勘驗筆錄、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及李志賢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雙向通聯紀錄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開時間，有駕駛被告汽車至在臺南市○○ 區○○路000號本案工地門口前停放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與李志賢共同為竊盜犯行，辯稱：我當時在本案工地附近工作，住附近的宿舍，當天我駕駛被告汽車搭載同事林賢儒停在本案工地前聊天，車上有沒有其他人我忘記了，我不知道涉案貨車當天有在本案工地行竊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前開時間，有駕駛被告汽車至在臺南市○○區○○路000號本案工地門口前停放，本案工地於同一時間亦遭不明竊賊竊取前述電纜線等事實，業據被告供認在卷（本院卷第163至1 6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邵志傑、辛守義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29至35頁）大致相符，復有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勘驗筆錄、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雙向通聯紀錄（警卷第73至76頁，偵卷第43頁，本院卷第173至197頁）在卷可稽，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㈢參酌本案工地門口（臺南市西港區中山路）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略以：⑴111年5月27日19時32分許（監視器時間快約3分鐘），本案汽車停放在本案工地前。⑵同日19時33分許，約3人自本案汽車下車進入本案工地。⑶同日20時52分許，疑似（畫面無法看清車牌）涉案貨車駛出本案工地，被告汽車隨後沿台19線往南離去。此有檢察官勘驗筆錄附卷可參（偵卷第43頁，本院卷第187至191頁）　㈣再參酌本案工地後門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略以：⑴111 年5月27日20時13分許：1名竊賊打開門，畫面可見大樓1樓內尚有2名犯嫌。⑵同日20時13分許：1名竊嫌固定後門，2名竊嫌將電纜線輪軸滾出。⑶同日20時14分至17分許：2名犯嫌持續將電纜線輪軸往前滾，開門之犯嫌上前與該2人會合，3 人將電纜線輪軸推到定點後即未再前進。因燈光昏暗且攝錄距離過遠，無法判斷該時犯嫌3人在做何事。其中1名身穿白衣犯嫌於21：17：28走路離開攝錄範圍。⑷同日20時42分許：白衣犯嫌駕車返回現場並下車。⑸同日20時44分許：白衣犯嫌在車斗處從事搬運動作，畫面隱約可見車斗上有一圓捆狀物品。⑹同日20時51分許，上開車輛離開工地。此有檢察官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偵卷第43頁）。　㈤觀諸上開勘驗筆錄內容，被告於111年5月27日19時32分許至同日20時52分許駕駛被告汽車至本案汽車工地門口停放，且有3人於同日19時33分許自本案汽車下車進入本案工地，同日20時13分許至20時51分許亦有至少3名犯嫌在本案工地內為竊取電纜線之行為等情，固為屬實。然被告汽車於上開時間始終停放在本案工地門口路邊，而在本案工地內行竊之3 名犯嫌係駕駛另1輛車進入工地內載運電纜線，該3名犯嫌所駕駛之車輛顯然並非係始終停放在外之被告汽車，且上開監視器影像無法看出犯嫌之容貌特徵，則該3名犯嫌是否即為被告或自被告汽車下車之3人，並非無疑。又被告汽車雖於疑似涉案貨車駛離本案工地後，隨即離開現場，惟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並未拍到被告或自被告汽車下車之人與其他車輛或他人有何互動、接觸行為，尚難連結被告汽車與本案工地竊賊之關係。是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勘驗筆錄至多可證明被告於前開時間有駕駛本案汽車至本案工地門口停放，然因看不出本案汽車與其他竊賊有何接觸、互動情形，尚難僅憑被告曾停車在現場附近即逕認被告有把風之共同行為分擔。　㈥又證人林賢儒於偵訊中證稱：111年5月27日晚上有無到本案工地附近，我不記得了，如果有跟被告出去，應該也只是跟他出門聊天等語（他卷第104至105頁），是據證人前開證述，被告辯稱案發當晚僅係停車聊天等語，並非全然無據。況本案綜觀全卷，查無任何共犯指證被告涉犯本案竊盜犯行，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勘驗筆錄亦不足以證明被告與其他不明犯嫌就本案竊盜犯行有何共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無從逕以刑法之竊盜罪嫌相繩。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論據，無從使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上揭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成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嫌之確信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尉汶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張瑞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郭峮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11

TNDM-113-易-339-20250311-1

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68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萬福游騰斌楊子騰邱宗龍楊量壹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6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楊萬福無罪。游騰斌無罪。楊子騰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 ,000元折算1日。邱宗龍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 ,000元折算1日。楊量壹無罪。　　事　實一、楊子騰、邱宗龍均為游騰斌之友人，楊萬福與游騰斌、楊量壹分別舅甥及父子。二、民國112年9月27日楊子騰、邱宗龍、游騰斌及楊量壹等人共同前往楊萬福位於桃園市大園區聯大社區之住處烤肉。當日 21時50分許，楊萬福因見與其有宿怨之同社區住戶邱靖傑及其配偶林秀娟行走在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600巷內之聯大社區籃球場內（下稱案發地點），即上前與其口角。楊子騰、邱宗龍、游騰斌及楊量壹隨後亦加入，過程中邱宗龍及楊子騰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連絡，由楊子騰以腳踹邱靖傑右側身體及手部，邱宗龍徒手毆打邱靖傑之胸口，致邱靖傑受有頭部損傷、前胸挫傷、右頸擦傷、右臀挫傷，背部挫傷等傷害。三、案經邱靖傑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於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且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言詞陳述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等瑕疵，又無證據力明顯偏低而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規定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均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亦均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有證據能力。上開證據均經本院依法調查，自得作為判斷之依據。貳、有罪部分：一、訊據被告邱宗龍、楊子騰均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前往案發地點，及邱靖傑在現場有與被告等5人發生口角衝突，且隨後經驗傷結果受有頭部損傷、前胸挫傷、右頸擦傷、右臀挫傷，背部挫傷等傷害之事實，惟均否認有何傷害犯行，並均辯稱：現場雙方只有口角，沒有人動手傷害邱靖傑等語，然查：　㈠邱宗龍、楊子騰有於案發時前往案發地點，並與邱靖傑發生口角等情，渠等並無爭執，並有下列證據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⒈證人即告訴人邱靖傑於警詢之陳述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79至82頁、第161至165頁）。　　⒉證人即當時在場之人林秀娟於警詢之陳述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79至82頁、第161至165頁）。　　⒊被告邱宗龍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陳述（偵卷第51 至55頁、第171至177頁、審訴卷第67至70頁、訴卷第53至 67頁、第95至110頁）。　　⒋被告楊子騰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陳述（偵卷第37 至41頁、第171至177頁、審訴卷第67至70頁、訴卷第53至 67頁、第95至110頁）。　　⒌刑案現場照片（偵卷第105至108頁）。　㈡邱宗龍、楊子騰確有傷害邱靖傑之行為：　　⒈告訴人邱靖傑關於本案發生經過之陳述如下：　　　⑴邱靖傑於警詢時稱：　　　　當日我與林秀娟在籃球場，楊萬福過來就檢舉違規停車一事與我發生口角爭執，後來有2名年輕人朝我徒手毆打，還有一名男子推我。踹我的男子穿著黑色上衣及白色短褲；一名徒手揍我胸口的男子穿著黑色上衣及深色長褲；推我的男子穿著灰色衣服白色褲子等語（偵卷第 80頁）。　　　⑵邱靖傑於偵訊時證稱：　　　　當日在社區籃球場，我認為受到楊萬福侮辱及恐嚇，隨後楊子騰、邱宗龍來到現場，楊子騰踹我，邱宗龍揍我胸口等語（偵卷第162頁）。　　⒉證人即在場目擊之證人林秀娟關於本案發生經過之陳述如下：　　　⑴林秀娟於警詢時稱：　　　　當日我與邱靖傑在籃球場散步，楊萬福過來與邱靖傑發生口角，有3名年輕人徒手毆打邱靖傑，踹邱靖傑的男子穿著黑色上衣及白色短褲、徒手揍邱靖傑胸口的男子穿著黑色上衣及深色長褲，手上有刺青、推擠毆打邱靖傑男子穿著灰色衣服等語（偵卷第88頁）　　　⑵林秀娟於偵訊時證稱：　　　　當日邱靖傑遇到楊萬福後雙方發生口角，幾分鐘後有人圍上來，偵卷第106頁下圖所示中穿白色褲子之人踢踹邱靖傑、偵卷第107頁上圖所示穿黑衣、深色長褲之人毆打邱靖傑、偵卷第107頁下方灰色衣服之人打邱靖傑的背部等語（偵卷第164頁）。　　⒊上開邱靖傑、林秀娟各自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內容前後大致相符，且二人所述案發經過亦高度一致，佐以本案審理期間，楊子騰坦承偵卷第106頁下圖所示之人（身著黑衣、白褲）為其本人（訴卷第62頁）、邱宗龍亦坦承偵卷第107頁上圖所示之人（身著黑衣、黑褲）為其本人（訴卷第63頁），其二人之衣著特徵與邱靖傑、林秀娟證述內容一致，故邱靖傑及林秀娟之證詞應可採信。　　⒋此外，依本院勘現場監視器錄影驗結果顯示，被告等人與邱靖傑發生衝突時，有一身著淺色長褲、深色上衣之人，自邱靖傑後方先毆打、後踢踹邱靖傑；另有一人自正面徒手毆打邱靖傑，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訴卷第69至 73頁）。上開錄影畫面雖無法直接確認畫面中各人之人別，然邱宗龍、楊子騰均坦承上開畫面即為其等與邱靖傑發生衝突之過程（訴卷第64至65頁），佐以楊子騰自承當日身著為黑衣、白褲；邱宗龍自承當日身著黑衣、黑褲，及邱靖傑與林秀娟均證稱楊子騰有於衝突過程中踢踹邱靖傑、邱宗龍有毆打邱靖傑之情，應可認定上開錄影畫面中踢踹邱靖傑之人即為楊子騰、毆打邱靖傑之人即為邱宗龍。　　⒌上開肢體衝突後，邱靖傑於次日即前往敏盛綜合醫院求診，並經醫師診斷結果受有頭部損傷、前胸挫傷、右頸擦傷、右臀挫傷，背部挫傷等傷害，此有敏盛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偵卷第99頁）。審酌邱靖傑所受傷勢位置分布於前胸、後背等處，此與現場監視器錄得邱靖傑受人攻擊之位置相符，亦與邱靖傑、林秀娟所述邱靖傑遭楊子騰、邱宗龍毆打之位置一致，應可認定邱靖傑所受傷勢，確係遭楊子騰、邱宗龍傷害所致。　㈢邱宗龍、楊子騰所辯並不可採：　　邱宗龍、楊子騰均稱案發當時現場無人推擠、無人動手打人（偵卷第176至177頁），並均否認有動手傷害邱靖傑等語。然邱靖傑、林秀娟與邱宗龍或楊子騰並無舊怨，故邱靖傑與林秀娟應無甘冒偽證重罪風險構陷其2人之動機。且依本院上開勘驗結果，案發當時現場確有發生肢體衝突，且邱靖傑經醫院診斷亦確定受有前述傷勢，故邱宗龍、楊子騰上開所辯與客觀事實不符，無從採信。　㈣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邱宗龍、楊子騰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邱宗龍、楊子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邱宗龍與楊子騰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邱宗龍、楊子騰與邱靖傑間並不相識，更無仇怨，其等遇有糾紛竟未能理性處理，率爾使用暴力傷人，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等犯罪之情節、動機、目的、犯後之態度、其各自傷害邱靖傑之手段、邱靖傑所受傷勢程度，及其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情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3項及第4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不另為無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邱宗龍、楊子騰上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嫌等語。　㈡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章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符合。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符合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考）。　㈢邱宗龍及楊子騰所為，僅係針對特定之被害人即邱靖傑所為，尚難執此逕行推論其等有藉此形成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進而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致使公眾或不特定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㈣再者，本院勘驗案發時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邱靖傑與被告等人發生衝突之時間係自畫面顯示時間21:50:54時起（即被告等5人開始向邱靖傑所在位置移動），至畫面顯示時間21: 53:57時止（即雙方衝突結束各自離開），其間經過僅3分鐘，尚不足以煽起群眾集體情緒，且案發過程中並無其他人自案發地點附近經過，此有本院勘筆錄可證（訴卷第69至73頁）。依此客觀情形而言，邱宗龍、楊子騰對邱靖傑之傷害行為，能否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實屬有疑，尚難逕認符合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罪之構成要件。　㈤從而，公訴人所舉證據既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邱宗龍、楊子騰於此部分確有涉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之有罪確信，即屬不能證明其等此部分犯罪，原應為無罪諭知，然此部分與本院前述認定構成傷害罪之行為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參、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楊萬福、楊量壹、游騰斌、邱宗龍及楊子騰共同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於112年9月27日21時50 分許，於案發地點將邱靖傑包圍，楊量壹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推擠毆打邱靖傑，楊萬福及游騰斌則在場助勢，因認楊量壹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及同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嫌，楊萬福、游騰斌則均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在場助勢罪嫌等語。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可資參照。　㈡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㈢告訴人之指訴，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所謂補強證據，雖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仍須得以佐證該陳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其陳述事實之真實性，以此項證據與告訴人之陳述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方得以之與告訴人之指訴，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574號判決意旨亦同。故告訴人指訴被告犯罪，必須有相當之補強證據加以佐證，方可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三、被告楊量壹被訴傷害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楊量壹涉有此部分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楊萬福、游騰斌、楊子騰、邱宗龍、楊量壹之供述、證人邱靖傑、林秀娟及楊舒璟之供述、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潮音派出所查訪紀錄表、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告訴人提供之現場照片、檢察官勘驗筆錄及敏盛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等為其論據。　㈡訊據被告楊量壹固坦承有前往案發地點，惟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當日完全沒有靠近邱靖傑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邱靖傑於警詢時，除指稱邱宗龍、楊子騰之傷害犯行為，固亦表示楊量壹有對其推擠等語（偵卷第80至82頁），然「推擠」是否足以使人成傷已屬有疑，而邱靖傑後於偵訊時僅證稱楊子騰踹我、邱宗龍揍我胸口等語（偵卷第162頁），未再提及楊量壹有何推擠或毆打之事，則楊量壹是否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之「毆打」邱靖傑之行為，更屬不明。　　⒊林秀娟固曾於警詢時稱：推擠毆打邱靖傑之男子穿著黑上開及深色長褲，又於偵訊時稱證：偵卷第107頁下方灰衣之人打邱靖傑背部等語（偵卷第88、164頁），且楊量壹自承偵卷第107頁下方身著灰衣之人為其本人（訴卷第63 頁）。然邱靖傑本人就楊量壹究竟有無對其「毆打」或「推擠」之說詞前後不一，且本院勘驗案發經過現場錄影畫面結果，僅能看見衝突過程中有2人攻擊邱靖傑（分別經本院認定為邱宗龍及楊子騰，已如前述）。故林秀娟上開所述，欠缺他補強證據，難以盡信，除此之外，卷內亦無積極證據顯示楊量壹有何傷害邱靖傑之行為。　㈢本件依公訴人所提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楊量壹涉有此部分傷害犯行，自應為被告楊量壹無罪之諭知。四、被告楊萬福、游騰斌及楊量壹被訴妨害秩序部分：　㈠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符合本罪之構成要件，業經說明如前。　㈡被告5人之行為，僅係針對特定之被害人即邱靖傑所為，且依本案發生時之客觀情形，被告等人之行為尚不致造成集體情緒失控外溢，進而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此經本院說明如前，故楊萬福、游騰斌及楊量壹所為，實不能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之罪名相繩。五、從而，公訴人所舉證據既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楊量壹確有涉犯傷害邱靖傑之犯行，及楊萬福、游騰斌及楊量壹確有涉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犯行之有罪確信．即屬不能證明其等此部分犯罪，應為無罪諭知。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世維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楊奕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崇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11

TYDM-113-訴-968-20250311-1

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39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昇鴻選任辯護人王教臻律師指定辯護人林敬哲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7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昇鴻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李昇鴻與吳俊杰素有債務糾紛，李昇鴻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月27日16時許，在桃園市○○區 ○○街0號之福來鵝肉飯麵小館內，持以報紙包覆之刀子，朝吳俊杰方向揮砍，使吳俊杰受有左前胸擦傷之傷害。而認被告李昇鴻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揭犯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查、警詢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吳俊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鄧金絨於偵查中之證述、怡仁綜合醫院112年1月27日診斷證明書1份、傷勢照片2張及新國民醫療社團法人新國民醫院11 2年12月20日函文1份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確實當天在上開時間，有去楊梅區大模街2號的店內找吳俊杰及其配偶鄧金絨，請他們償還債務，但我沒帶刀子，也沒持刀砍吳俊杰，何況我曾中風，右手行動不便，左手也非慣用手，吳俊杰不僅身材較我高大，且有其他友人在場，如真有攻擊行為早被制服了等語。經查：　㈠吳俊杰於偵查時證稱：被告當天跑到我在楊梅區大模街2號小吃店向我討錢，並從他包包內拿出一把用報紙包裹的開山刀出來，舉過頭從右上往左下對我揮砍，我立刻往後閃躲，所以是肚子被開山刀劃到一下等語（見偵卷一第364頁）；另於審理時證稱：被告遂行本案傷害犯行之工具為柴刀，且因先前曾替被告磨刀，所以對於該刀有所印象等語（見易字卷第140頁）。吳俊杰就被告所持之武器，於警詢與審理時稱是「柴刀」（見偵卷一第28頁、易字卷第140頁），雖與偵查時所稱之「開山刀」略有出入，惟此部分涉及吳俊杰對於刀械種類之認知與主觀描述，且上開兩種刀械在外觀上確有近似之處，此部分尚難作為吳俊杰證詞不可採之理由。然依吳俊杰及鄧金絨審理時之證詞，被告所用之刀械自始均被包覆於報紙內，被告未曾抽出該刀械，而包裹刀械所用之報紙也未於過程中掉落（見易字卷第151頁、第162頁至第163頁），吳俊杰在未見到刀械之情況下，卻可特定至是其曾經替被告磨過的柴刀，此部分實與常情未符。　㈡對被告所持用之刀械長度，吳俊杰及鄧金絨於當庭實際比劃經測量，吳俊杰所比之長度為約50公分（見易字卷第140頁），而鄧金絨證稱是30之40公分長，實際比劃經測量之長度則約40公分（見易字卷第157頁），兩人對於實際所用刀械指證之內容，存有相當之出入。　㈢吳俊杰於審理時證稱：我當日外面穿著風衣外套，裡面還有穿兩件衣服，遭被告攻擊後，僅有風衣外套破損，裡面衣服未因此破損，是因為我感覺到痛，才掀開衣服，進而發現已遭被告用刀鋒砍傷，雖有流血但量沒有很多，血沒有滲出衣服等語（見易字卷第145頁至第146頁、第158頁）；然鄧金絨於審理時證稱：吳俊杰當天身穿外套與一件衣服，兩件衣物都因為被告攻擊而破損，我看見衣服裂開，於是叫吳俊杰掀衣服，就看到吳俊杰有流血等語（見易字卷第158頁、第1 60頁）。比對上開證詞，吳俊杰與鄧金絨對於吳俊杰當日衣物破損狀況及吳俊杰傷勢發現過程等事實之證述，亦顯有不同。　㈣而鄧金絨於審理時最初係稱，我有看到被告拿出一卷扁扁的報紙向吳俊杰砍過去等語（見易字卷第156頁），但後又改稱，我沒有看到被告揮砍的動作等語（見易字卷第160頁、第162頁）。實則，吳俊杰於審理時明確證稱，鄧金絨當時是在門口與另外兩位朋友泡茶，聽到「蹦」一聲後才走進來，走進來時我已經受傷，因此鄧金絨未曾目睹被告揮砍之過程等語（見易字卷第151頁）。是鄧金絨證詞之內容，不僅對於是否確實目睹案發過程此關鍵內容，自身存有矛盾，作證過程更有不實陳述之情，是其證詞自難憑採。　㈤吳俊杰於審理時稱，被告與我面對面坐著，兩人間距約83公分，被告當下是用右手將長約50公分的柴刀從包包中抽出，由右上往左下向我揮砍一次，我坐著迅速後倒，造成左胸下側被劃傷等語（見易字卷第144頁至第145頁、第151頁），佐以鄧金絨於審理之證詞，其聽聞聲響轉頭後，被告行為已經結束（見易字卷第160頁），綜合上開證詞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被告該次揮刀之攻擊行為，不僅要單手將長約50公分的柴刀高舉過頭，更需要向吳俊杰迅速揮砍，致吳俊杰猝不及防，縱有閃避之動作而閃躲不及仍遭刀鋒砍傷，且因過程之迅速，方使鄧金絨聽聞聲響轉頭時，未見到被告攻擊的過程。然依新國民醫療社團法人新國民醫院112年8月30日診斷證明書明確記載被告「左側腦梗塞，腦神經系統受損」、「患者因上述診斷，右手無力」等語；該院另112年12月20日函文稱：被告「於111年11月8日因右手突發性無力來院，經核磁造影檢查發現左側腦中風，此後長期於本院門診復健治療，依112年1月27日門診紀錄中提及右手肌力不到3分，無法正常揮、舉」等語；並有被告於該院自111年11月8日至11 2年8月9日之病歷資料在卷可佐（見偵卷一第131頁、卷二第 221頁、卷一第133頁至第357頁）。依上開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被告右手於案發時已因腦中風而無法正常揮、舉，遑論以常人無法閃躲之速度向吳俊杰揮砍，上開證詞內容與客觀證據所呈現之事實明顯矛盾，而上開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均係客觀之醫生所記載或開立，要無捏造、虛構之動機，且上開病歷資料之記載時序一貫，病情演變亦符合常理，相較於上開證人之證詞，應更可採信，是上開證人之證述，難認為真實。　㈥是吳俊杰雖提出怡仁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為證，然吳俊杰與鄧金絨之證詞彼此間有所出入，且多處於存有與常情或客觀事證不符之狀況，自難依二人之證述率認被告有為本案之傷害犯行。　五、綜上，本案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所為，故公訴意旨雖指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然尚乏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致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作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李柔霏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昭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郭怡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10

TYDM-113-易-1039-20250310-1

侵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8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維謙選任辯護人許文華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9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99年間，在新竹市○區○○街0 0號蘇○○文教○○教室擔任○○科補習班老師（化名王○、王○○），代號BF000-A112092號女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簡稱A女）為其補習班學生。被告明知於99年間，A女為未滿14歲之少年，竟利用A女懵懂無知、崇拜心理，於99 年7月間至同年9月間某日，駕駛自用小客車，邀約A女前往新竹縣出遊，嗣於該日下午4時許，假借肚子痛，未經A女同意，將A女帶至新竹市○區○○路○段0000號城市花園汽車旅館後，違反A女意願，以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性侵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嫌等語。二、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本件被告被訴之罪名為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第 226條罪，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為免告訴人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A女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先予敘明。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確信時，法院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8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參照），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再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就被害經過所為的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既在於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即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自不免未盡實在或有所偏頗，故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實務操作上，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而刑事訴訟法既採推定被告無罪及嚴格證明法則，則基於被害人陳述與被告自白之證明力類同，自均應有相同之限制。亦即，被害人之陳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須其陳述無有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具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學理上稱為超法規的補強法則。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有無重大矛盾或瑕疵、指述是否堅決以及態度肯定與否，僅足作為判斷其供述是否有瑕疵之參考，尚非其所述犯罪事實存在的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381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證人即告訴人同學辜○○、鄭○○、證人即告訴人打工處同事眭○、證人即補習班導師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於○○市立○○醫院病歷資料及告訴人之法務部調查局測謊鑑定書等見為其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99年間在上開補習班擔任○○科老師而告訴 A女則為該補習班學生，惟堅詞否認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並辯稱：我沒有跟A女交往，也沒有帶她去汽車旅館跟她發生性交行為，A女說跟她性交的人有很多胸毛，但我並沒有胸毛，A女說我帶她去車上跟她親親抱抱，但是依證人乙○○ 的說法，A女去補習班都是家長接送，我是怎麼可能做這些事，甚至約她出去再跟她發生性交行為，而且證人辜○○和鄭 ○○都說從A女處聽聞我跟A女發生性交行為，而且傳得沸沸揚揚，如果是如此，當年怎麼我都沒有被調查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利益辯護稱：證人辜○○和鄭○○的證詞都是累積證據，而且都是自A女處聽聞，且依證人辜○○的證述，A女提告前，還有跟她確認彼此記憶的內容，故證人辜○○之證述，不排除已受到A女汙染，而且依A女所證，她是在補習班上暑期銜接課程，與被告外出，並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但是依證人乙○○之證詞，A女若沒有來上課，他會通知A女家長，故A女此段證述是否屬實，顯然有疑，況且A女在審理中作證描述被告有胸毛此項身體特徵時，竟然發出笑聲，A女之反應顯然與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反應不同，而且A女精神疾病原因，亦無證據與被告有何關聯性等語。六、經查：　㈠被告於99年間，在上開補習班擔任○○科補習班老師，而告訴人A女則為該補習班學生，告訴人A女於99年間，仍為未滿14 歲女子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㈠第306至307頁），核與證人即補習班導師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查卷㈠第13至15頁、偵查卷㈡第24頁反面至26頁，本院卷㈢第152至153頁）、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見偵查卷㈠第8頁反面至第9頁、本院卷㈡第109至110 頁），此外，復有告訴人A女之性侵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卷末彌封袋），此部事實可堪認定。　㈡證人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是在99年7到9月間暑假，在城市花園汽車旅館遭被告侵害，當天我放假，他約我去薰衣草森林，他開車來載我，我們去薰衣草森林過程我有點忘記了，但我覺得就很像男女朋友在約會，到了當天下午4、5點，，我說我要回家了，因為我再不回家會被我媽罵，被告就突然說他肚子很痛，說要上廁所，後來被告就把車子開到汽車旅館，進去房間後，被告就把衣褲都脫光，我當時嚇死了，被告胸毛很多，全身都毛的感覺，他還有戴一個方形的項鍊，然後被告就說他需要我幫忙，接著他就開始脫我衣服，我當時腦袋一片空白，他也有親我，我好像知道被告要幹嘛，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反應，接著他就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内，我説很痛，被告就說有血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戴保險套，他好像是射精在我體内，當時我好像想要說服自己我和被告是男、女朋友，被告有問我說如果懷孕怎麼辦，我就回應說懷孕了那就生啊，被告看起來很高興，後來我和被告好像還有再做一次，他又將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内，他把我翻來翻去，換他喜歡的姿勢，我當時心裡只想著好痛，後來他把我抱去洗澡，但我當時已經沒辦法做出反應，我好像不是我自己了，也覺得逃不出那間房間，也推不開被告，洗好澡後，被告就載我回家等語（見偵查卷㈠第9 頁反面至第10頁）。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於99年暑假期間，在與被告前往薰衣草森林後，遭被告帶往汽車旅館後，在汽車旅館房間內，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過程及所描述被告之身體特徵為胸部上有胸毛之情節亦大致如上（見偵查卷㈡第58頁、本院卷㈡第140至141頁）。惟查，被告於11 3年1月9日偵查中，經檢察官徵得其同意，命法醫師當庭勘查被告之身體特徵，被告之胸腹部並無胸毛乙節，有該日偵訊筆錄之記載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驗傷檢驗報告書暨所附驗傷診斷書及被告身體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第43 至44頁、第48至55頁反面），且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其於86年專科就學期間與其友人出遊之照片，被告胸口並無胸毛，亦有該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83頁），交互觀之，被告自始即為無胸毛之男性，已可排除被告係在知悉告訴人A女指訴其為「具胸毛」之身體特徵後，刻意刮除胸毛之可能性存在，而依告訴人A女上開所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時，被告存有胸毛之身體特徵明顯與被告「無胸毛」之身體特徵不符，則告訴人A女指訴於99年7至9月間暑假，有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情節是否屬實，已非無疑。　㈢告訴人A女固於本院審理中雖證稱：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有前往○○醫院精神科就診，我還有去過很多間醫院，去○○醫院○○ 分院是因為我有自殺及自殘的行為，而去○○醫院，是因為我自殺，遭警方強制送醫，另外，也有因睡眠問題前往中國醫就診，這些事情都跟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有關，因為我就覺得自己有罪惡感，覺得自己身體很髒，討厭自己，所以才會生病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40頁）。然依告訴人A女於105年5 月7日前往○○市立○○醫院○○院區精神科就診時，向醫師主訴其於「13歲」遭補習班老師性侵，後開始常翹課，國三開始成績明顯下降，有該院病歷紀錄表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末彌封袋），另其於105年5月19日前往國立○○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分院精神科就診時，則向醫師主訴其於「11歲時」遭性侵，亦有該院門診病歷紀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209頁）；則依前述告訴人A女在精神科醫師就診時，向醫師陳稱其遭性侵害之年齡，分別有「11歲」及「13歲」不同之陳述；況其前往精神科就診之時間點，距離其所指訴遭被告性交之時間點，亦有相當之差距，本件尚難以告訴人A女曾於105 年間前往精神科接受治療，並曾向醫師透露其有在幼年時遭受性侵害過往，即反推被告確有如告訴人A女前開指訴，於9 9年7月至9月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本案之性交行為，是自難以告訴人A女因精神疾病之就診紀錄與其向醫師之主訴內容，補強告訴人A女上開指訴之真實性。　㈣告訴人A女固指稱遭被告性交後，其受到很大影響，已如前述，而證人鄭○○於警詢及偵訊中均證稱：A女告訴我她被性侵害後，她經常去窗外或頂樓吹風，讓我覺得她好像隨時要往外跳，她還告訴我，她每天要洗很多次澡等語（見偵查卷㈠第19頁，偵查卷㈡第37頁）；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我當時後覺得A女有些不尋常的行為，就是會一直洗澡或是在頂樓及窗外吹風，或是半夜打電話來給我，問我在幹嘛，我就追問她，她才支支吾吾說她跟被告去內灣，然後被載到汽車旅館，後來就被被告性侵等語（見本院卷㈡第374至375頁）。則依告訴人A女及證人鄭○○所證，告訴人A女似有於99年7月至8月暑假期間，因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而行為有所反常。然觀諸告訴人A女於98年9月起迄101年6月止，其所就學國中之綜合紀錄與學習成績，告訴人A女除於100年9月起迄101 年6月止之國中三年級，成績出現大幅衰退之情況外，其於較接近案發時之學習成績，仍維持相當水準，而其所就學國中導師所給予之綜合評語中，並未有關於告訴人A女之精神狀況出現異狀或行為有所反常之記載，有該校函覆本院之學生綜合紀錄表及在校成績證明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201 至203頁、第329頁），苟如告訴人A女及證人鄭○○上開所證告訴人A女有因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後，而有出現異常行為，殊難想像告訴人A女學習成績未受影響甚或在學期間未有異狀之情況，從而，告訴人A女所指訴遭於99年7月至8月暑假期間有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可信性，實非無疑。　㈤告訴人A女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後來有把這件事情跟我同學辜○○和鄭○○講，後來我打工後也有跟眭○講，因為眭○覺得我一個小女生怎麼看起來怪怪的，然後我才跟眭○提到這件事。我跟辜○○講的時候，我印象中當時是在早自修，我就跟她說「我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跟妳講」，但是她聽完以後給我的反應就是「唉唷，妳怎麼做出這種事」，在過一年的時候我跟男朋友鄭○○在一起了，他就問我說「妳有沒有發生過性行為？為什麼妳不是處女？」，我有跟他講「因為有一次我跟老師出去的時候有發生性關係，所以我不是處女，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我，你覺得我這樣就是很不好的女生，那就分手或者是怎麼樣」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14至115 頁）；是依告訴人A女上開所指，其確有將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情節，分別告以其同學辜○○、男友鄭○○與打工處同事眭○知悉，而證人辜○○、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見偵查卷㈠第16至17頁、第18至20頁，偵查卷㈡第23至27頁、第35至20頁，本院卷㈡第345至395頁），證人眭○於警詢及偵訊中（見偵查卷㈠第21至22頁，偵查卷㈡第35至41頁）固就其等有自告訴人A女處聽聞告訴人A女與被告在汽車旅館內發生性交行為乙節，證述明確，然告訴人A女所指訴其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真實性尚有疑義，已如前述，而證人辜○○、鄭 ○○、眭○皆係自告訴人A女處聽聞，並非親自見聞告訴人A女所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經過，其等證述內容本質上仍為告訴人A女指訴本身之疊加，是自難以證人辜○○、鄭○○、眭○3人證言，而補強告訴人A女指訴之真實性，而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存在。　㈥末以，告訴人A女固於偵查中前往法務部調查局接受測謊鑑定，經該局鑑定結果固能認雖能證明「研判BF000-A112092 對下揭2項問題之回答『無』不實反應：『王炎（甲○○）是否曾將陰莖插入你的陰道？』〈答：是。〉『王炎（甲○○）有沒有曾經將陰莖插入你的陰道？』〈答：有。〉」等情，有該局113年4 月2日調科參字第11303141690號函暨所附測謊鑑定報告書在卷可佐（見偵查卷㈡第61至76頁）。然測謊技術既係將受測者回答各項問題時之生理反應變化，使用測量儀器以曲線方式記錄，藉曲線所呈生理反應大小，以受測者回答與案情相關問題之生理反應，與回答預設為情緒上中立問題之平靜反應比較，判斷受測者有無說謊，然人之生理反應受外在影響因素甚多，不止說謊一項，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關聯，不能排除刻意自我控制之可能性，縱現今測謊技術要求對受測者於施測前、後均須進行會談，以避免其他因素之干擾，惟科學上仍不能證明此等干擾可因此完全除去，是以生理反應之變化與有無說謊之間，尚不能認為有絕對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測謊鑑定固為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惟其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驗而獲得相同結果之「再現性」而得資為審判上證據者有別，故縱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4556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證人之測謊受測結果，僅係證人證述之疊加證據，並不具備證人證述之補強證據適格性。是本案亦無以上揭卷附測謊鑑定資料，而憑此補強告訴人A女證述於99年7月至8月暑假間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節之真實性，而遽論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　　㈦至檢察官雖聲請傳喚證人眭○，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指所指犯行，惟查，證人眭○僅係自告訴人A女處聽聞被告有對告訴人 A女為性交行為，並非親自見聞乙節，已如前述，故證人眭○ 所證，本質上仍為告訴人A女自身證述之迭加，無從補強告訴人A女證述之可信性，從而，檢察官此部調查證據之聲請，自無必要。另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友人王○○，以證明被告並無胸毛；復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配偶林○○及調查證人林○○所書寫之日記，以證明被告於99年7月至9月間週六上、下午時段未前往新竹地區，惟查，被告為無胸毛之人，已據本院調查證據認定如前，是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王○○，顯係重複聲請調查證據，自無必要；而聲請傳喚證人林○○及調查證人林○○所書寫日記部分，辯護人無非執此質疑告訴人 A女指訴被告為本案犯行之憑信性，然本案告訴人A女指訴可信性存疑乙節，亦據本院調查證據認定如前，是以辯護人此部調查證據之聲請，亦無必要。綜上，檢察官及辯護人前開證據之聲請，均無必要性，本院自無從准許，一併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之直接或間接證據，尚有合理懷疑存在，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奕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德、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家洋

2025-03-10

SCDM-113-侵訴-28-20250310-2

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宗佐選任辯護人宋明政律師葉婉玉律師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上三人選任辯護人邵允亮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選偵字第10號、第30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選偵字第 53號、第90號、第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均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一、緣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之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下稱二合一大選），係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 11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下稱政黨票），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於全國性大選期間，各政黨及總統候選人之對中立場為何，向來為長期面臨兩岸問題之台灣人民決定政黨票、總統票行使之重要考量因素。而黨政合一之大陸地區本於堅決反對台獨之立場，對臺灣政黨及總統候選人有明顯好惡（反民進黨偏國民黨），上開兩岸互動情形均為臺灣民情所熟知，尚無混淆之可能。另大陸地區長期與我國武力對峙，始終主張不排除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屬反滲透法第2 條第1項所定「境外敵對勢力」，其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即本案之「大陸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下稱石景山區台辦）」，依反滲透法第2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屬「滲透來源」。二、被告陳宗佐為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里長，雖知任何政黨或候選人均不得提供旅遊招待、免費餐會、送禮等賄賂影響選舉投票動向，卻仍受滲透來源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之資助、委託，而與石景山區委常委錢行、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石景山區台辦丁科長及不詳台辦人員共同基於行賄有投票權人就政黨票、總統票之一定行使及不行使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陳宗佐負責以臺灣里長為主要邀約對象，以僅需自付新臺幣（下同）1萬7,500元即可赴北京旅遊六天五夜之語，招攬如附表所示31人，於112年9月17日至同年月22日至北京接受石景山區台辦落地招待之不正利益（下稱北京團），落地招待內容包含：北京萬商花園酒店住宿5晚、北京著名景點如長城、故宮等旅遊行程及全程餐飲（含歡迎晚宴、便宜坊烤鴨、京港台三地慶中秋視頻連線活動、送別晚宴等）。被告陳宗佐並與石景山區委常委錢行、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石景山區台辦丁科長、北京市台辦副主任李勁松及不詳台辦人員，於行程餐聚時對有投票權之團員宣傳「兩岸一家親」、「多多交流」之政治理念，暗指團員就政黨票、總統票應為一定之行使、不行使，亦即勿投民進黨及其推薦之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投給較有助於「兩岸一家親」之國民黨及其總統候選人。被告陳宗佐則透過代定團員國泰航空高雄北京來回機票而向京城旅行社從中抽取每人1,000元之佣金，共計獲利3萬1,00 0元。三、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等具備高雄市前金區之里長身份者，亦為本次二合一大選之投票權人，至遲於上開北京團返台，甚有媒體報導落地招待團涉及賄選後，與被告陳宗佐應均能明確認知大陸落地招待團係大陸地區行賄臺灣地區有投票權人就政黨票、總統票為一定行使、不行使之手段，仍於莊俊雄（本院另行審理）與大陸地區官方聯繫而邀稱「里長可接受免費招待至廈門旅遊5天」時，明知不應收受大陸官方為影響臺灣選民投票意願之不正利益，卻貪圖赴陸落地招待之不正利益，基於收受賄賂而約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不行使之犯意，自付交通費6,000元參加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由大陸地區廈門市翔安區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辦公室（下稱翔安區台辦）落地招待之廈門旅遊團（下稱廈門團），落地招待內容包含：翔鷺國際大酒店、成旅晶贊酒店各 2晚住宿、廈門著名景點行程費用及全程餐飲等，並與翔安區台辦人員鐘世祿及不詳台辦人員餐聚時對有投票權之團員宣傳「兩岸一家親」之政治理念，暗指團員就政黨票、總統票應為一定之行使、不行使，亦即勿投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投給較有助於「兩岸一家親」之國民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四、因認被告陳宗佐就上開公訴意旨二所示（即北京團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資助犯投票行賄罪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就上開公訴意旨三所示（即廈門團部分），均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又因收受賄賂之有投票權人，刑法第143條亦設有投票受賄罪之處罰規定，二者乃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以彼此之間相互對立之意思，業經合致而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860號判決要旨亦可資參照）。肆、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宗佐涉犯投票行賄等罪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涉犯投票受賄罪嫌，係以被告陳宗佐於偵查中之供述、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於偵查中之供述及證詞、證人即北京團之參團人員黃千豪、蔡凉專、謝明致、周憲威、廖淳雅、廖瑞安、簡旭貞、許世揚、林子齡、鍾宛真、陳秀美、莊恒睦、莊真桑、吳勝祐、李月華、林榮智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廈門團領隊胡麗珠於調詢時之陳述、證人即廈門團之參團人員顏炳豪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廈門團之參團人員許榮城、王茂清、侯玉花、林麗雪、王劉素月、陳蔡根針、姜玟秀、秦世明、林麟坤、林秀鳳、舒永健、葉子瑛、戴雙喜、王茂樹、顏平坤、朱碧霞、王麗玲、曾志明、黃玉華、黃富娣、顏炳峰、黃文生於調詢時之陳述、中共中央臺灣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新聞稿「國台辦：希望臺灣地區選舉結果有助推動兩岸關係重回正軌」、新聞「國台辦：大陸願在反對台獨基礎上與臺灣任何政黨合作」、新聞「侯友宜不滿被抹紅『中共支持』開嗆柯文哲回擊：國台辦沒點頭台商敢替你募款？」、新聞報導「共話基層治理融洽同胞情誼--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走進石景山考察交流」、新聞報導「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走進石景山區考察交流」、新聞報導「中國招攬臺灣基層里長　參訪2024大選將至統戰團恐變成『賄選團』」、新聞報導「賴清德：以為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能得到和平是自欺欺人」、新聞報導「會習談啥？蕭美琴：若兩岸一家親、應多同理心」、新聞報導「柯p來了/為何會有『兩岸一家親』這句話？柯文哲曝真相：背後交換的。」、中天專訪「若勝選會延續『兩岸一家親』？柯文哲：不要一開始擺出去中化。」、新聞「當『台獨說』的賴清德碰上『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大陸對台『兩岸一家親』統戰作為效應」文章、高雄基層交流參訪石景山區台辦2023年9月工作手冊、北京市台辦副主任李勁松、石景山區委常委錢行、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台辦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等人照片、北京團與石景山區台辦官員之合照、京城旅行社旅客收費明細表2份、京城旅行社之旅客名單表、北京萬商花園美居酒店住宿5晚查詢結果、筷子禮品照片、翻拍被告陳宗佐、陳秀美、莊真桑、林榮智手機對話記錄、112年9月17日航班及112年9月22日航班艙單各1份、參訪團員名單與入出境比對表、被告陳宗佐與台灣中國旅行社莊俊雄、黃千豪、黃玉英、蔡凉專、許世揚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通訊軟體Line「1205歡樂金門行」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台灣中國旅行社收款單（被告陳宗佐、黃玉英、黃崑光部分）、廈門基層社區交流參訪旅遊五日簡章、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之里長內政部網路搜尋頁面、廈門團餐敘合照、被告陳宗佐與顏炳豪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莊俊雄手機通訊軟體翻拍照片、廈門團團員繳交費收據影本、廈門基層社區交流參訪旅遊5日行程表及名單1份、廈門團人員名單及入出境資料、中選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第16任總統、副總統與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期及工作進行程序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伍、經查：一、北京團部分（被告陳宗佐被訴投票行賄等罪嫌）　　訊據被告陳宗佐固坦承其於112年5月間因王懋昌邀請前往北京石景山區（下稱石景山區）旅遊，結識石景山區台辦主任高竹、石景山區副主任兼統戰部長石娟等人，嗣受高竹、石娟邀請其組團前往石景山區旅遊後，邀集如附表所示之31人組成本案北京團，於112年9月17日至同年月22日共同前往石景山區，各該團員均支付1萬7,500元之團費，期間曾參觀著名景點如長城、故宮等旅遊行程，且在北京萬商花園酒店住宿5晚，並在京港台三地慶中秋視頻連線活動、晚宴時，石景山區台辦人員曾出席致詞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對有投票權人行賄等犯行，辯稱：北京團這種兩岸交流團已行之有年，我邀約北京團是單純想去玩，大陸舉辦這類活動是希望能促進兩岸交流，互相認識，讓彼此更瞭解民生、建設等，北京團期間沒有批評臺灣政局、政治生態，也沒有要求團員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亦無談到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陳宗佐辯以：被告陳宗佐於112年9月間率團前往石景山區接受落地招待，與隔年（即113年）1月之選舉活動相隔甚久，應無從逕以推認接受大陸落地招待即與介入選舉有關，且北京團成員亦稱係因團費便宜而參加去玩，被告陳宗佐於行程中未提及選舉，亦未要求投票予何政黨或候選人乙事，檢察官未證明被告陳宗佐有交付賄賂及約定為一定投票權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況兩岸一家親這類政治語言及口號，與要求在選舉中支持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此二事差距太大，請考量上情為被告陳宗佐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陳宗佐為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里長，邀集如附表所示之3 1人（含被告陳宗佐則為32人）組成本案北京團，於112年9 月17日至同年月22日共同前往北京市石景山區，各該團員均支付1萬7,500元之團費（其中被告陳宗佐之母陳蔡根針支付 1萬7,000元團費），期間曾參觀著名景點如長城、故宮等旅遊行程，且在北京萬商花園酒店住宿5晚，並在京港台三地慶中秋視頻連線活動、晚宴時，石景山區台辦人員曾出席致詞等情，為被告陳宗佐不爭執在卷（本院卷第398頁），核與證人即北京團之參團人員蔡凉專、周憲威、廖淳雅、廖瑞安、簡旭貞、許世揚、林子齡、鍾宛真、陳秀美、莊恒睦、莊真桑、吳勝祐、李月華、林榮智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黃千豪、謝明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選他卷一第315 至331、369至375、379至391、417至424、427至441、459至 462、465至473、489至494、499至506、519至522頁、選他卷二第5至26、45至51、55至66、93至102、105至114、131 至136、141至153、167至170、173至187、203至207、255至 263、345至350、367至370、407至411、419至424、431至43 2頁、調查卷第19至24、31至36、43至47、55至60、67至72 頁、本院卷第413至433頁）情節相符，並有高雄基層交流參訪石景山區台辦2023年9月工作手冊、北京團與石景山區台辦官員之合照、京城旅行社旅客名單、收費明細表、112年9 月17日航班及112年9月22日航班艙單各1份、參訪團員名單與入出境比對表、内政部全球資訊網-中文網-村里長（調查卷第99至142、143至147、159至165頁、選他卷一第402至41 0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陳宗佐邀集如附表所示之人組成本案北京團，主觀上是否有投票行賄之犯意，及本案北京團成員是否認知此旅遊參訪與總統副總統或立委選舉有關，並為選舉時約定為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對價關係之認定：　⒈參諸證人黃千豪（附表編號26）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純粹想去旅行，對於北京團團費到底是便宜還是貴沒有概念，繳團費的時候不知道有什麼優惠，團費其中有1,000元是作為購買伴手禮之用，被告陳宗佐說要買臺灣的鳳梨酥跟茶葉；北京團有去參觀頤和園、首鋼圓、長城居庸關等地點，馬路邊也都有很多「兩岸一家親」的大招牌，每到一個觀光景點都會有一位陸籍人士陪著我們在當地參訪，但我不清楚這些陸籍人士是哪個單位的人，另外有兩個晚上吃桌菜時，有陸籍人士一起用餐，應該是石景山區台辦人員，吃飯前都會有一位台辦的長官上台致詞，有提到「兩岸一家親」、「歡迎以後再來交流」等；行程中沒有聊到臺灣選舉及政治議題，那時「柯侯配或侯柯配」還沒確定，也沒有明示或暗示要支持或不支持哪個候選人、政黨；我認為大陸辦理這類旅遊是為了廣告有與我國進行交流等語（選他卷一第315至3 31、369至375頁、本院卷第426至432頁）。　⒉證人謝明致（附表編號21）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北京團是被告陳宗佐於112年5月從北京回來後，因對方曾於106 年來我們社區參訪，被告陳宗佐便詢問是否有意願到大陸參訪；我之前亦曾以里長身分到大陸進行兩岸參訪，印象中是陳水扁執政時期到蘇州、馬英九執政時期到張家界，該等參訪都是由陸方提供落地招待，我只需要支付機票錢即可，但為了回禮都會買臺灣名產前往當地致贈大陸官員，本次參加北京團也是如此，機票加上致贈禮物的行政費用1,000元，共計1萬7,500元，我們把其中1,000元行政費用交由被告陳宗佐去處理，我知道有買茶葉及鳳梨酥，社區交流時也有致贈，我記得行程中有一餐吃不太好，也可以拿行政費用來加菜；被告陳宗佐或黃崑光有跟我提到是落地招待，但目的是希望和臺灣多交流，若沒有落地招待很多人可能沒興趣前往交流，對方如果來臺灣，我們一樣也會招待對方；出團前團員有共識到大陸不談選舉、政治，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也沒有提到臺灣政治或選舉議題，也沒有說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我的認知北京團是以社區基層參訪交流及觀光旅遊為主，我只是去參觀社區等語（選他卷二第5至26、4 5至51頁、本院卷第413至426頁）。　⒊證人蔡凉專（附表編號23）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陳宗佐邀約去北京市石景山參觀社區跟對方交流，我做功課後覺得石景山風景不錯，價格1萬7,500元還可以，才回覆被告陳宗佐願意參加北京團。我是單純去玩，且有支付1萬7,500元，我不覺得有特別被招待；且旅遊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到政黨輪替、選舉議題，被告陳宗佐亦無講到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我不認為有受指示要支持特定候選人等語（選他卷一第379至391、417至421、423至424頁）。　⒋證人周憲威（附表編號12）於偵查中證稱：我母親黃富娣是被告陳宗佐的鄰長，我因此知悉有北京團，我及我配偶鍾宛真單純想去旅遊，我跟鍾宛真的團費都是由黃富娣支付，我不知道她怎麼支付，行程中有導遊對各旅遊景點作介紹，也有去社區觀摩交流；112年9月17日、21日晚宴及活動，石景山區陸方人員有上台致詞，內容是一些客套話，有提到兩岸一家親；但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一第427至441、459至462頁）。　⒌證人鍾宛真（附表編號13）於偵查中證稱：我婆婆黃富娣問我要不要參加北京團，我便答應，我不曉得北京團是自付機票，食宿由大陸方支付之方式；行前若知道有大陸官方接待及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173至187、203至207頁）。　⒍證人廖淳雅（附表編號9）於偵查中證稱：我弟弟廖瑞安跟被告陳宗佐是軍中學長及學弟關係，廖瑞安想帶我母親陳素蘭至北京旅遊，問我要不要陪同照顧我母親，我時間許可便答應同去，每人團費是1萬7,500元，我認為團費包括機票、住宿、餐費、交通費、小費等，我不知道大陸官方有出錢，當下我不覺得有招待，我一直覺得是民間社區交流，以為像一般里長提供的國內旅遊行程一樣；若行前知道是大陸官方接待及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一第465至473、489至494頁）。　⒎證人廖瑞安（附表編號7）於偵查中證稱：我曾參與兩岸交流的穗台論壇，因此覺得交流經驗不錯，主動詢問被告陳宗佐有無大陸交流團可參加，之後邀請我母親陳素蘭、姐姐廖淳雅一起參加，被告陳宗佐只有提到全部費用是1萬7,500元，沒有詳細說包含何種項目，也沒有提到落地招待，我參加北京團是要去旅遊，認為大陸舉辦這類活動是要表達經濟發展成果；若知道北京團是大陸官方落地招待當然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等語（選他卷一第499 至506、519至522頁）。　⒏證人簡旭貞（附表編號29）於偵查中證稱：我與我男友林榮智一起報名，團費雖滿便宜的，但我以為是購物團行程，我只是去吃吃喝喝，我感覺很像參訪團，我到大陸才知道被告陳宗佐也是里長，我原以為被告陳宗佐是導遊；旅途期間大陸人士多少都會提到兩岸一家親、都是一家人這些話，我們聽到也不會覺得意外，112年9月21日晚上的活動大陸的官員有上台說一些歡迎的話，但我忘記詳細內容，沒仔細在聽，我認為大陸舉辦這類活動就是要交流；若行前知道有大陸官方接待及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55至66、93至102頁）。　⒐證人林榮智（附表編號28）於偵查中證稱：我朋友黃靜怡說她爸爸黃崑光有名額可以去北京玩，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當時看到行程有萬里長城等地，認為是我一生必去的地方，就允諾參加，我一開始不清楚主辦單位是誰，到北京後才知道是北京市石景山區官方人員，不曉得在北京的食宿行程是由當地招待，我以為這個參訪團是前金區對石景山區官方的交流；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 79至85頁、選他卷二第439至443頁）。　⒑證人許世揚（附表編號10）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陳宗佐說有一個北京石景山區交流團，我沒有去過北京，便答應參加，團費包含機票及行政費用共1萬7,500元，我不清楚主辦單位是石景山區台辦，但高雄市前金區跟北京市石景山區是姊妹區，之前就有互訪，於互訪時提供落地招待是正常的，就我的認知這是一個姊妹區的互訪團，邀請前金區里長也很正常，至於石景山區派什麼人、隸屬什麼單位我不清楚，我就是跟團出遊；我一開始設想就是姊妹區民間交流，但若擺明是台辦主辦，有政治色彩，我就考慮不參加：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105至114、131至136頁 )。　⒒證人吳勝祐（附表編號11）於偵查中證稱：是我乾爹許世揚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北京玩，我覺得滿便宜的就參加了，我付了團費費用包含機票、住宿、餐食、景點門票、交通等，我覺得是正常旅遊，房間也有放人民幣5元、10元在枕頭下；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67至72頁、選他卷二第407至411頁）。　⒓證人林子齡（附表編號22）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受被告陳宗佐邀約參加北京團，我認為這是大陸想讓我們看他們的都市發展進步，晚宴當天只有提到兩岸一家親及疫情對大陸的整體影響，聊天內容主要都是寒暄話題，問我們參訪心得，我不知道團費是包含哪些支出，也沒有注意到團費有無合乎市場行情，如果知道北京團是落地招待還是會參加，因為我就是抱著跟團去走走看看的心態參訪；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選他卷二第141至153、167至170頁）。　⒔證人陳秀美（附表編號17）於偵查中證稱：是受陳振琦邀請參加北京團，陳振琦說是文化交流，也有說團費1萬7,500元是機票費用，我有看到工作手冊上印有石景區台辦字眼，但我不清楚「台辦」是什麼意思，我就是跟著里長去玩，團費算便宜，陳振琦有說吃住大陸會招待，但我不知道為何要招待，我是想說難得友人邀就去，但我行前若知道北京團有大陸官方出面接待，且由大陸官方落地招待我不會參加，我會怕回不來臺灣，怕被關起來，怕被設計被騙；宴席上有聽到兩岸一家親等語，但我沒有仔細聽；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31至36頁、選他卷二第255至263 頁）。　⒕證人莊恒睦（附表編號16）於偵查中證稱：是陳振琦邀約我姐姐莊真桑參加北京團，莊真桑再找我跟我配偶陳秀美，陳振琦常辦自強活動，我們會去參加；我不知道北京團是落地招待，是陳振琦說只要繳1萬7,500元就可以出去玩，我不知道北京團是誰主辦的，抵達北京後才拿到工作手冊，大陸官方人員有出現在幾個景點，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沒有跟他們講過話，旅遊期間有幾次吃飯時大陸官方人員有來自我介紹，但我沒注意聽，只對石娟這個名字有點印象，其他人都記不起來了，我沒跟他們聊什麼天；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我也不會因為參加北京團就被影響投票取向等語（調查卷第19至24頁、選他卷二第345至350頁）。　⒖證人莊真桑（附表編號18）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受陳振琦邀約參加北京團，我和我弟弟莊恒睦、弟媳陳秀美、妹妹李月華一起報名，因為平常就會一起出遊，也會參加草江里自強活動才會一起去北京玩，我只知道跟里長出去玩，不清楚大陸主辦單位是誰；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43至47頁、選他卷二第367至370頁）。　⒗證人李月華（附表編號19）於偵查中證稱：我姐姐莊真桑受陳振琦邀請參加北京團，因為我沒去過北京，所以答應與莊真桑、莊恒睦、陳秀美一同前往北京旅遊，我是在抵達北京第一天時才知道有台辦人員一起吃飯，我不知道由台辦招待，我以為我繳的費用包含所有支出；北京團期間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沒有提及政黨輪替、選舉、「九二共識」、「柯侯配或侯柯配」議題，亦無提及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等語（調查卷第55至60頁、選他卷二第419至424 頁）。　⒘觀諸前開證人參與北京團行程之證述情節，可見團員多認為團費尚屬合理，或不清楚北京團之行情，而證稱團費較為低廉者，則係認該團為北京市石景山區與高雄市前金區之社區交流團或參訪團，縱有證稱知悉團費僅為機票費用，食宿部分為落地招待者，亦稱不知北京團食宿部分為大陸官方出資招待，誤認為民間交流補助或互相招待。至檢察官提出北京萬商花園美居酒店住宿5晚之費用為1萬5,911元（入住人數為2人），以佐本案北京團之團費低於市價之情，然其查詢之住宿日期為（112年）12月24日至同月29日，與本案時間不同，又上開費用為每晚可入住2人之標準房價格，而非每人需負擔之住宿費用，且住宿價格受市場需求、是否接近假期、訂房管道及平台等因素而有波動，自難憑此逕認本案北京團團費有明顯遠低於市價之情。再者，旅遊團費價格高低，與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相關，且涉及個人主觀價值判斷，而參與北京團之團員尚需繳納一定團費，並有團員證稱每人團費其中1,000元係交由被告陳宗佐購買臺灣名產作為伴手禮攜帶前往北京市石景山區用以作為社區交流互相贈與之禮品，而被告陳宗佐確自京城旅行社以「機票佣金」名義取得3萬1,000元等情，此有京城旅行社旅客收費明細表（調查卷第147頁）可佐，業據被告陳宗佐供承在卷（選他卷一第54、132頁、本院卷第112頁），足見本案北京團參團需支付1萬7,500元，並非全額免費，並有從臺灣備有禮品預供贈與陸方人員之用。復觀以本案北京團照片，參團人員持印有「北京石景山台灣基層交流參訪團」之旗幟合照，並據石景山區台辦發布之文章，記載北京團之交流活動圍繞社區治理、社區建設、社區服務等方面，通過現場參觀，分享成功案例和治理經驗等語，有標題「共话基层治理融洽同胞情谊-高雄基层交流参访团走进石景山考察交流」文章暨照片（調查卷第153至156頁）可佐，及北京團第2天至第4天行程均有社區文化交流等行程，有日程安排表（調查卷第103頁）為憑，再酌以兩岸交流活動頻繁，互有補助參訪行程時有所聞，是認本案北京團團員主觀上認為本次為旅遊或社區參訪、交流行程，且自己繳付之團費已包含所有當地食宿、機票、景點門票及交通等費用，或行前未充分認知北京團行程涉有大陸官方色彩或大陸官方資金補助，實非毫無可能。　⒙再者，本案北京團出發時間為112年9月17日，與113年1月13 日舉行之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時間，尚隔近4月之久。復參以上開證人之證述，除有部分團員係受被告陳宗佐邀請外，尚有其他團員係由其他里長邀集，或由親友彼此邀約引伴參加，亦有不認識被告陳宗佐者，此與被告陳宗佐於本院審理中之供述相符（本院卷第111頁）；且上揭證人均一致證稱：被告陳宗佐及大陸官方或台辦人員於北京團之邀集及行程期間，對北京團之團員並未提及與總統、立委二合一選舉之事（蓋此時立委選舉尚未公告），亦未要求其等需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其等對於台辦人員在宴會或活動中所為之辭令口號，並未留意致詞內容，亦無認為有受指示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則本案北京團之團員主觀上究否具有此次旅遊食宿部分係大陸官方落地招待？其招待目的是否專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及參與本案北京團是否需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等認知，均尚非無疑，難認本案北京團之團員就參團受招待乙事暨受招待與該次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存有對價關係等節主觀上均有所認識。　⒚從而，本案被告陳宗佐雖有邀集附表所示之人組成北京團，且行程中有大陸台辦人員出席活動或餐宴及上台致詞稱「兩岸一家親」、「多多交流」等語，及本案北京團旅遊期間、之後有大陸、臺灣媒體發布文章或報導等情，並經檢察官提出數篇大陸、臺灣媒體新聞報導、北京團與石景山區台辦官員合照佐證（選他卷一第402至405、605至612頁、調查卷第 149至157頁、選他卷二第213至227、233至252頁），惟無法佐證被告陳宗佐邀請附表所示之人參加北京團確係基於投票行賄之目的，況被告陳宗佐邀集附表所示之人抵達北京市石景山區後，亦無一同宣傳或提及此次行程與臺灣選舉有關內容，已如前述，是縱大陸台辦人員於餐會或活動期間偶有稱「兩岸一家親」或「多多交流」等言詞，並與北京團團員有手持「兩岸一家親」標語之合照，暨於北京團期間及之後有大陸官方或臺灣新聞媒體發布北京團相關行程內容、報導等，應屬北京團交流行程中之一部，且參團團員亦難認已認知參團受招待與總統副總統及立委選舉投票權行使或不行使間具對價關係乙節，復經析述如前，況被告陳宗佐始終否認有何投票行賄之犯行，實難僅因被告陳宗佐邀集北京團即逕推認被告陳宗佐主觀上具有行求、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等投票權行使或不行使之行賄犯意。另被告陳宗佐邀集附表所示之人參加北京團，並覓得京城旅行社代辦處理機票等費用，行前每人收費1萬7,500元，嗣由京城旅行社以每人1,000元之「機票佣金」名義退還共計3萬1,000元予被告陳宗佐，經被告陳宗佐用以作為購買伴手禮之用，業如前述，且該帳款係於北京團出發前結清，復由北京團員繳付費用中支出，有京城旅行社旅客收費明細表（調查卷第147頁）可佐，是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此部分款項為大陸官方指示被告陳宗佐受託帶團至北京市所給予之佣金，難遽認被告陳宗佐所為與本次總統副總統選舉相關而有前揭犯罪所得，併予敘明。　㈢綜上，以檢察官所提出之相關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陳宗佐有以提供本次北京團之大陸食宿招待，約使有投票權人即附表所示之人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行為，遑論進而以被告陳宗佐邀集附表所示之人至北京市旅遊，遽認被告陳宗佐以旅遊食宿費為不正利益交付賄賂而涉犯投票行賄罪；又既不構成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則縱然客觀上旅遊食宿確可能由北京市石景山區台辦落地招待，仍無反滲透法第7條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附此敘明。二、廈門團部分（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被訴投票受賄罪嫌）　　訊據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固均坦承其等於 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前往大陸地區廈門市，並有支付6 ,000元，期間有參觀廈門著名景點，並入住翔鷺國際大酒店、成旅晶贊酒店各2晚住宿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投票受賄之犯行，被告陳宗佐辯稱：廈門團是受台灣中國旅行社之莊俊雄邀約，莊俊雄本來說里長可免費參加廈門團，但我覺得時間敏感，故仍跟參團之里民同樣繳6,000元團費給台灣中國旅行社，從團費推算應為落地招待，但落地招待、兩岸交流已經行之有年，陸方人員也沒有談到政治，我只是單純想去玩，沒有認知到這樣落地招待的行為可能是要買票等語；被告黃崑光辯稱：廈門團是受台灣中國旅行社之莊俊雄邀約，原本說里長可免費參加，後來我交資料時，莊俊雄說里長也要收6,000元，我就繳交6,000元，團費確實有比較便宜，但我的認知是旅行社給里長的福利，因為我們平常會讓旅行社辦理一日遊、二日遊的活動，我直到抵達廈門當天中午吃飯時看到有廈門市翔安區的鐘姓人員出現，我才知道可能是落地招待，但廈門團期間沒有政治宣傳，亦無提及選舉事宜，我沒有感受到指示我不要投票給民進黨等語；被告陳振琦辯稱：廈門團是受台灣中國旅行社之莊俊雄的邀約，莊俊雄本來說里長可免費參加，我一開始認為是台灣中國旅行社要招待，但因接近選舉時機敏感，所以覺得付6,000元團費比較安心，我不知道廈門團的經費來源，也不知道廈門團期間有大陸官方人員出席，廈門團期間沒有講到兩岸一家親及選舉議題等語；被告黃玉英辯稱：廈門團是被告陳宗佐拜託我參加，因為我可以跟被告陳宗佐母親住同房幫忙照顧，我一開始有看到里長免費，但我很倉促把廈門看成澳門，以為去澳門不用錢，後來聯絡後知道是去廈門，我是最後一個參加的，就跟著繳交團費6,000元，我沒有認知廈門團是落地招待行程，廈門團期間也沒有大陸官方人員講選舉或政治話題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陳宗佐辯以：被告陳宗佐當時掛名擔任賴清德競選團隊之副會長，且大家在那個階段都知道誰會當選，縱大陸想要影響也無法介入，且廈門團雖與選舉日期接近，但被告陳宗佐身為基層人員之里長，較之大選結果，其更在意的是自己能否當選里長，又本件無證據可證被告陳宗佐於廈門團期間有約定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不能因參加廈門團之時間敏感就認為一定與選舉有關等語；共同辯護人為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辯以：廈門團期間並無任何人要求有投票權之團員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亦無證據可證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有許以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本件客觀上既無投票行賄行為，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自無成立投票受賄罪之可能，且被告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參加廈門團均有支付團費，其等認為是支付對價參加旅遊，主觀上亦無投票受賄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陳宗佐為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里長；被告黃崑光為前金區文東里里長；被告陳振琦為前金區草江里里長；被告黃玉英為前金區社東里里長，渠等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前往大陸地區廈門市，並均有支付6,000元費用，期間有參觀廈門著名景點，並入住翔鷺國際大酒店、成旅晶贊酒店各 2晚住宿等情，為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不爭執在卷（本院卷第169、398頁），並有台灣中國旅行社收款單（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部分）、廈門基層社區交流參訪旅遊五日簡章暨行程表、邀請訊息、名冊、里長內政部網路搜尋頁面、廈門五日團入出境查詢（選他卷一第203至206頁、併二警二卷第247頁、併二警一卷2-2第 311、313至315、325至326頁、調查卷第159至163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參諸證人即喬安旅行社負責人蘇惠美於偵查中證稱：廈門團是喬安旅行社受廈門建發旅行社（下稱建發旅行社）委託辦理的業務，透過建發旅行社之戴曉輝聯繫表示廈門市翔安社區有5天4夜的社區交流團，希望幫忙邀約里長等人去大陸交流，費用全部由大陸方支付，但要求參加者要有里長身分，以1個里長帶5個里民比例赴陸，由喬安旅行社先代墊機票費用，成團後建發旅行社再匯款至我的個人帳戶；因我沒有里長路線，所以請莊俊雄幫我招攬里長，我出於公司營運利潤考量，向莊俊雄表示里長免費，但同行的人每人要收3,000 元，莊俊雄要收多少我沒干涉，但莊俊雄在找人過程中有跟我說每人收取6,000元，我實際上只有收取非里長之團員每人3,000元之費用部分，沒有收到里長繳交的錢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91至209頁）；及證人即台灣中國旅行社高雄分公司之經理莊俊雄於偵查中證稱：受蘇惠美之委託招募有里長身分的人赴廈門旅遊，蘇惠美說大陸官方對里長不收費，里長之親友則需繳納3,000元，每位里長可以帶3位親友，但我對外宣傳單是寫里長免費，里長之親友每人6,000元，多收的部分是旅行社的利潤：後來因新聞播報落地招待被檢調約談一事，所以廈門團參團的里長表示要比照親友繳交6,000 元費用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23至133頁、併二選偵二卷第85 至88頁、併警一卷2-1第67至72頁），核與廈門參訪之邀請訊息內容、被告陳宗佐與莊俊雄、黃千豪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選他卷一第97至107、204頁）相符。可見本案廈門團係由蘇惠美與建發旅行社聯繫後，再透過莊俊雄邀請里長參團，且莊俊雄自始即在廈門參訪行程邀請訊息中記載非里長之人每人團費6,000元，又上揭邀請訊息記載費用包含「高雄-廈門來回交通（小三通）、全程住宿、餐食、旅遊平安險200萬意外＋10萬醫療、領隊、導遊服務小費」等內容（選他卷一第204頁），是經莊俊雄轉述及推銷而受邀參加廈門團之人，認該廈門團非里長之一般人參團之所有費用即為 6,000元，而無從知悉廈門團所有費用實應為大陸官方全額支付及招待，且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亦均否認知悉上情。再者，觀諸本案廈門團之行程表（選他卷一第203頁）與前開北京團之工作手冊（調查卷第99至122頁），北京團之工作手冊封面載有「石景山區台辦」等字眼，而廈門團則未記載有何大陸官方單位參與其中，從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起初圖以莊俊雄所述之里長免費旅遊機會，及被告陳宗佐供稱從廈門團之費用推知該團可能為落地招待（選他卷一第52至53頁），惟其等嗣因廈門團出團與選舉時間接近而認時機敏感，故向莊俊雄表示自願支付團費6, 000元，而被告黃玉英經告知後亦同付團費6,000元，渠等依前開邀請訊息上所載金額支付與非里長之團員同額之費用，是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主觀上究否對於赴廈門旅遊相關費用全部為大陸官方支付，或知悉廈門團之團費有明顯低於市場行情而全部旅費或食宿部分受大陸官方招待之情形，且進而認知此次廈門團之旅遊費用由大陸官方招待係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亦即此廈門團之少支出之旅費部分即為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需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等情，均屬有疑。　㈢依證人即廈門團領隊胡麗珠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廈門團抵達時沒有台辦人員接機，全程由當地導遊接待，但在11 2年12月6日中午用餐時，有當地官員1女2男到餐廳陪我們用餐，有逐桌敬酒，但對方沒有自我介紹，不知道是不是大陸台辦人員，廈門團出團前、後，及上開中午用餐時間沒有人提及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35至142頁、本院卷第381至382〈另案審理筆錄〉、408至411頁），核與證人即同為廈門團團員蕭筧瑛、朱碧霞、黃富娣、許榮城、侯玉花、林麗雪、王劉素月、陳蔡根針、姜玟秀、秦世明、林麟坤、王茂樹、王茂清、顏平坤、王麗玲、曾志明、黃玉華、林秀鳳、舒永健、葉子瑛、戴雙喜、黃文生、顏炳峰於調詢時之證述（併二警一卷2-2第15至19、27至31、37至41 、45至49、55至59、65至71、89至93、99至104、109至113 、125至129、135至143、147至154、161至167、191至197、 201至206、211至214、219至222、229至233、247至251頁、併二警二卷第209至217、239至245頁、併二選偵一卷第63至 71頁）情節大致相符，依前開證人之證述，可見廈門團出團前、行程期間及結束後，上揭廈門團領隊、團員並無聽聞大陸官方有人提及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等與選舉相關議題。至證人胡麗珠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廈門團在112 年12月6日中午用餐時，有大陸當地官員逐桌敬酒，並提及「兩案一家親」等語（選訴偵卷一第138頁、本院卷第381至 382、408至409頁），惟上揭同為廈門團之成員均證稱大陸官方人員無提及「兩岸一家親」等語，與證人胡麗珠前開證述未符，且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亦皆否認席間有聽聞「兩岸一家親」等語，是廈門團期間前述用餐究有無大陸官方人員敘及「兩岸一家親」等語，並進而以上開辭令作為約使其等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均非無疑。從而，依卷內事證尚不足認定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有於廈門團期間曾經大陸官方人員或他人約使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　㈣至檢察官固提出數篇落地招待團遭調查之新聞報導及有關兩岸政治立場之文章、被告陳宗佐與顏炳豪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等證據，以佐參團之里長有認知廈門團涉及賄選情事等節，惟大陸以多種方法對我國為文化、政治及認知等宣傳，亦包括以招待赴陸旅遊方式，是大陸邀約臺灣人民低價旅遊或補助旅費之原因多端，且被告陳宗佐、黃崑光稱其等於112 年前均曾有參加赴陸落地招待團之前例（選他卷一第54、13 5至136、154頁、本院卷第509至511頁），縱認被告陳宗佐以團費推測為落地招待，仍尚難僅以招待部分或全額旅費即一概而論其目的係為介入臺灣總統副總統及立委選舉，而對有投票權人約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檢察官所提之上揭證據雖可知廈門團出團前已有新聞播報其他赴陸落地招待團遭調查，及被告陳宗佐與顏炳豪有討論相關新聞報導等節，然以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嗣考量因廈門團出團時間與選舉時間相近而認時機敏感，故向莊俊雄表示願繳付與其他廈門團非里長之團員之同額費用，且有實際繳交廈門團團費，而被告黃玉英亦同繳納上開費用，業如前述。是已難認其等前已知悉廈門團實係大陸官方全額招待，況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復支付與其他團員同額之旅費，尚難憑此即推認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主觀上確係基於收受不正利益，及「約使行使或不行使其等投票權」之犯意而參加廈門團，併予敘明。　㈤綜上，雖本案廈門團出團時間（112年12月5日）距113年1月1 3日舉行之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二合一之選舉時間，相隔僅1個餘月而時機敏感，然檢察官所提出之相關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對於參加廈門團即為大陸官方全額招待而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進而具有收受此不正利益約使其等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主觀犯意等情，自難對渠等以刑法第143條投票受賄罪嫌相繩。陸、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指被告陳宗佐就公訴意旨二所示（即北京團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資助犯投票行賄罪嫌；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就公訴意旨三所示（即廈門團部分）均涉犯刑法第14 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舉證容有未足，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柒、末查，本件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3號、第9 0號、第92號移送併辦關於被告陳宗佐、黃崑光、陳振琦、黃玉英部分，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同，非屬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則本件起訴部分雖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惟此等併辦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屬事實上同一案件，自不因本案判決無罪而有退併辦之問題，即毋庸再予退回，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怡萍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侑姿移送併辦，檢察官朱秋菊、尤彥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莊維澤　　　　　　　　　　　　　　　　　　　法　官　陳薇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蔡佩珊附表：編號姓名 1 黃崑光 2 阮金五 3 黃靜怡 4 林俊良 5 盧順志 6 陳偵芸 7 廖瑞安 8 陳素蘭 9 廖淳雅 10 許世揚 11 吳勝祐 12 周憲威 13 鍾宛真 14 陳振琦 15 姜玟秀 16 莊恒睦 17 陳秀美 18 莊真桑 19 李月華 20 陳一銘 21 謝明致 22 林子齡 23 蔡凉專 24 楊子弘 25 王俐媫 26 黃千豪 27 林瑞惠 28 林榮智 29 簡旭貞 30 黃玉英 31 陳蔡根針卷宗目錄對照表編號卷宗名稱簡稱 1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市肅字第11368502510號調查卷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18號卷一選他卷一 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18號卷二選他卷二 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10號選訴偵卷一 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30號選訴偵卷二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370034400號卷一併案警卷一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370034400號卷二併案警卷二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3號併案選偵卷 9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市肅字第11368526840號刑案偵查卷2-1宗併二警一卷2-1 10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市肅字第11368526840號刑案偵查卷2-2宗併二警一卷2-2 1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0979200號併二警二卷 1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2號併二選偵一卷 1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12號併二選偵二卷 1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127號併二選偵三卷 1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90號併二偵一卷 1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92號併二偵二卷 17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選訴字第2號本院卷

2025-03-07

KSDM-113-選訴-2-20250307-1

易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公然侮辱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99號公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鍾志強上列被告因公然侮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5036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行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乙○○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原為位於苗栗縣苗栗市縣○路000號「縣府尊邸社區」之保全人員，其於民國113年1月26日15時 30分許，因社區擺放垃圾問題與住戶甲○○等人起爭執，竟在該社區中庭花園，即該社區住戶得以共見共聞之開放空間，以客語「屌你娘機掰」辱罵甲○○，足以貶損甲○○在社會上之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公告翻攝照片等資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地以客語向告訴人稱「屌你娘機掰」等語，經查:　㈠、被告原在位於苗栗縣苗栗市縣○路000號「縣府尊邸社區」擔任保全人員（113年4月間離職），其與住戶及清潔人員等，於113年1月26日下午3時30分許，在社區中庭花園，討論社區擺放垃圾位置之際，被告稱係「甲○○」表示不能在該處放置垃圾，告訴人甲○○否認並認有疑義，詎被告竟在該社區中庭花園，對告訴人以客語口出「屌你娘機掰」等語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在卷（見113年度偵字第5036號卷【下稱偵卷】第11-13頁，本院卷第39-42 頁、第89頁），核與告訴人於警偵訊指訴及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7-21頁、第52頁，本院卷第7 4-86頁），並有公告翻攝照片、苗栗縣警察局113年9月12日苗警刑字第1130042867號函附現場照片、告訴人提供之書面資料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9頁，本院卷第21-31頁、第97、1 0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固堪認定。㈡、惟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所保護之名譽權，其中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攸關個人之參與並經營社會生活，維護社會地位，已非單純私益，而為重要公共利益。故為避免一人之言論對於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公然侮辱罪之立法目的固屬合憲，然非謂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評價或冒犯言行，即必然構成公然侮辱行為。按憲法固然保障人民之名譽權及其人格法益，但亦不可能為人民創造一個毋須忍受他人任何負評之無菌無塵空間。是就公然侮辱罪之手段（包括構成要件及刑罰效果），仍應審查其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是否涵蓋過廣，及其刑罰效果是否符合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以確認公然侮辱罪之立法目的所追求之正面效益（名譽權之保護），大於其限制手段對言論自由所造成之負面影響。由於公然侮辱行為之文義所及範圍或適用結果，或因欠缺穩定認定標準而有過度擴張外溢之虞，或可能過度干預個人使用語言習慣及道德修養，或可能處罰及於兼具輿論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有對言論自由過度限制之風險。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該規定恐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㈢、被告雖有於前開時間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共空間對告訴人以客語口出「屌你娘機掰」等行為，並供稱：當時事情很多，收一堆包裹，所以不小心就講了那句話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略以：當時住戶在質疑誰說垃圾放置位置一事，被告即稱是「甲○○ 」，其對被告表示並無其事而追問時，被告即飆罵上開五字經後就離開現場了等語（見偵卷第19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略以：住戶曾先生質疑說他所放置的回收物，他說是保全人員鍾先生（下稱鍾先生）說的，後來鍾先生也過來，他就說是我甲○○說曾姓住戶的回收物不能放那裡的，我就請教鍾先生說我並沒有這樣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然後我就一直問他到底是為了什麼，接著他就丟下了一句客家話的五字經，然後轉身就走；當時就是討論到說有東西亂放，曾先生他剛好過來，他就說為什麼我不能放之類的，然後衍生這些放置物的問題，我們大家就在那邊討論；他（曾先生）覺得說為什麼我不能放，他就說到底是誰說的，鍾先生就是說甲 ○○講的，當場為什麼鍾先生會把我的名字講出來，是因為他並沒有認出我本人在場，因為當時我們都穿著羽絨衣，寒風吹著然後口罩戴著，當他講出我的名字之後，他才發現那個人是我‧‧他知道是我之後，我已經跟他表明了，我詢問他說你為什麼說是我，我在追問他為什麼這樣講的時候，他因此就說了這個客家的五字經，對我講完之後扭頭就走了；（他在離開的過程中或當天，有再對你做其他的謾罵嗎？）當場並沒有。我沒有辦法接受他對我的母親做這種侮辱，所以我跑去問他說你為什麼這樣說，你剛剛為什麼這樣說，他走到外面去，我跑去走廊問他，然後他不回覆我，他也扭頭又走，又要回去保全的座位區，他扭頭再次走的時候，他又告訴我說我才不管你；（你去質疑被告說為什麼是你的時候，被告有說什麼嗎？還是直接就說那個五字經？）我問了他幾次，我說你為什麼這樣講，你為什麼說是我，因為他都不回應，所以我就問了他好幾次。最後才冒出那五字經；（你一直在問被告說為什麼要對你講這樣話，他都沒有回應嗎？）他都沒有回應，我離開現場去找他，已經到我們大廳外，大樓外面走廊，他不回答我，我再問他，他翻頭就要走回我們的大廳裏面等語（見本院卷第74、76、80、81、83、84、85頁）。㈣、參照上開雙方整個事發對話過程，及被告口出五字經前後至告訴人追問被告的脈絡整體觀察，被告原係與其他住戶及清潔人員討論垃圾放置問題，因而向其中之住戶表示係告訴人稱不可將垃圾放置該處，引起告訴人疑義，告訴人即要求被告澄清說明，過程中，雙方似未有何其他言語，被告僅口出前開五字經後即離開現場，而無任何其他辱罵或口角爭執，且告訴人一再追問，被告亦無言語回擊，甚至在告訴人從社區內到社區外又返回社區內，欲質問被告之過程中，被告均未理會告訴人，也無滋生其他衝突或不雅言詞，足見當時係因告訴人認究係何人聲稱垃圾放置位置有疑義，在請被告說明期間，被告始以一句客語「屌你娘機掰」表達不滿情緒；參以被告與告訴人當場並無其他語言衝突，復未見被告反覆或持續以其他言語恣意謾罵告訴人，甚至在告訴人追問過程中，逕自離開，未有互動，可徵被告上開短暫之言語攻擊，尚屬一般人基於一時氣憤始口出前揭言詞之情緒反應，屬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傷及對方之名譽之舉。㈤、是以，被告上開言語確有不當且令人不堪及不適，然依被告之表意脈絡，其為前揭言語前後，無其餘辱罵告訴人之言詞，其發言堪認係因衝動而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不滿情緒，客觀上尚不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人格名譽，難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自不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尚難遽認被告係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構成公然侮辱罪，無從使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上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即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之確信心證，此外，公訴意旨未能衡諸上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舉以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犯罪，依上開說明，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美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卉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義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7

MLDM-113-易-699-20250307-1

交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29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呂相葶選任辯護人林君鴻律師連詩雅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呂相葶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相葶於民國113年2月16日上午6時16 分許，騎乘060-LEG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由東向車道行駛，行經該路段及水源街口（下稱本案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本應注意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並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有被害人即黃梅英沿光復路行人穿越道由南向行走，被告竟未禮讓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先行通過，並未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前行，因閃避不及而撞擊被害人，致被害人因此受有胸部鈍力損傷等傷害，經送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急救，仍到院前死亡。因認被告涉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 276條之汽車駕駛人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而犯過失致死罪嫌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 6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自白、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本案路口之監視錄影影像、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以下簡稱車鑑意見及覆議意見，均認定被告為「肇事次因」）、本案路口之交通控制中心時制計畫報表、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法醫鑑驗報告書及警方事故現場蒐證照片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雖均自白犯行，但仍於審理中供稱：我在碰撞發生前完全沒有看到被害人（院卷第136頁）；而其辯護人則於審理中為其辯護稱：本案案發時尚未日出，天色昏暗且道路照明設備未開啟導致視線狀況不佳，且被告個人視覺空間能力較常人更弱導致反應不及未能遵守注意義務，請於罪責層次對被告予以減輕其刑等語（院卷第139-140頁）。四、本案基礎事實：　　經查，被告於前揭所示之時間（依監視器所示事故時間為上午6時15分50秒許）、地點騎乘A車行經本案路口，並撞擊沿水源街行人穿越道南向行走之被害人，導致被害人經送醫後仍不治身亡；又於碰撞發生時，被告之行向號誌即光復路東向車道為綠燈，而被害人之行向即水源街南向行人穿越道為紅燈，車鑑意見因而指被害人為本案肇事主因、被告則為肇事次因等情，均據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認在卷（相卷第9-10頁、院卷第113、136頁），且有新竹市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警方更正前）、警方事故現場蒐證照片、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及法醫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本案車鑑意見及覆議意見、現場監視錄影截圖及本院就該錄影之勘驗筆錄等在卷可查（相卷第18-19、22-26、32-37、46、49-56、62-65、74-76、92-93頁、偵卷第14-15頁、院卷第129、133-134、143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屬實。五、本院認定被告不構成刑事犯罪的理由：　㈠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相同，均有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的區分，而刑法第14條第1項的「過失」概念，也必須與刑法分則各罪名進行連結後才成立「過失犯罪」。因此，在此首應注意的是，刑法是要求實際上發生一定結果時（生命或身體法益侵害結果），「過失」行為始成立「犯罪」。而若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觀察刑法第14條第1項「行為人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過失」規定，便可以按照是否涉及行為人主觀情狀的差別，將之區分為：①「行為人應注意而不注意」、「致生」、「生命或身體法益侵害結果」等客觀要件（客觀實行行為、相當因果關係、結果），及②「行為人按其情節能注意」的主觀要件（有主觀上過失）等2個部分。又依犯罪審查流程而言，只有在確認行為人之行為具備上開客觀實行行為性，且實行行為與結果間經規範性評價而認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後，才有進一步審查行為人是否符合「按其情節能注意」主觀要件（有無主觀上過失）的必要，易言之，「先客觀後主觀」的犯罪審查流程，非但應在故意犯罪案件中加以實踐、在過失犯罪案件中亦同應落實。　㈡基於刑法謙抑原則，本院認為客觀上雖足以認定被告有違反刑法上注意義務的行為，但此行為與本案事故之發生間難以認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關於注意義務違反的判斷：　①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第10 3條第2項則規定「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而本案車鑑意見及覆議意見在結論上雖均認被告為「肇事次因」，但車鑑意見原認為被告一併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2項（相卷第75頁），經被害人家屬提起覆議後，覆議意見則認為被告僅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且覆議意見雖未明確說明排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項規定適用的理由，但仍已指出「依據交通部路政司69年12月20日路臺監字第09664號函：『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係針對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時應遵守之規定，目的在確立行人穿越道之權威，以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精神，但該項規定並未排除行人穿越行人穿越道時，仍應遵守有關穿越之規定。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3款，係規定行人應如何穿越有警察指揮或有燈光號誌之行人穿越道，違反者自應參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8條之規定處罰。』」等語（相卷第93頁），亦即，單就本案相關車鑑機關之鑑定意見而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項規定究竟能否當然作為刑法上的注意義務，本非無疑。　②承此，本院認為應先從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亦即所謂「應注意車前狀況」此規定在刑法上的意義開始說明，此時，所謂「刑法上注意義務」究竟與單純的「行為規範」如何區分，則為判斷上的關鍵所在。如前所述，過失概念必須與刑法分則的法益侵害結果加以連結，才足以構成刑法上所謂的過失犯罪，因此，足以作為刑法上注意義務的行為規範，就顯然必須具備避免生命或身體法益侵害結果發生的功能始足當之。既然如此，某種行為規範就算有法律、契約、習慣、法理、日常生活經驗作為依據，但在概念上如果不是未經履行就顯然會對他人生命或身體法益產生危險者，就仍不足以認為具備刑法上注意義務的適格（例如：無照駕駛並非當然意味駕駛能力低落）；反面言之，只有在行為人所為符合「負有刑法上注意義務而未履行」的事實狀態，才可能認為是適格的過失犯罪客觀實行行為。而固然駕駛汽機車等動力交通工具時，因行駛速度較快，本有與其他用路人發生事故因而致死傷結果發生之較高風險存在。故在駕駛過程中持續注意車前狀況及與其他人車之距離，並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等，確有避免發生死傷結果的功能，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外，同規則第109條第2項第3款亦有類似規定，是為維持用路安全，在刑法上課予汽機車駕駛人（含本案被告在內）相關注意義務，本無過當之虞（應注意）。　③然而，若考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之文義涵蓋範圍甚廣，所謂「車前狀況」、「必要安全措施」等要件的內涵並不明確，實務上甚至向以「帝王條款」稱之，用以描述少有可避免遭指摘為「未注意車前狀況」、「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實務現況（類似情形，如常見之同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3款、第103條之「應減速慢行」義務），暨將以下條文予以體系觀察後：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　　「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　　「汽車行駛於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之車道時，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臨近之聲號或燈光時，應即依規定變換車道，避讓其優先通行，『並』不得在後跟隨迫近」（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4項本文）。　　更可發覺該條第1項及第3項後段的禁止規範，實際上是前段誡命規範的例示規定，而與不具備此等例示性的同條第4項規定完全不同。依此而論，本院認為在適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規定時，宜整體參酌該條項後段關於危險駕駛的例示，而認為在證明行為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的規範違反行為之外，雖不致要求需達於蛇行等危險駕駛的程度，但仍應進一步說明行為人之駕駛行為具備一定程度失當，始足以評價為刑法上的注意義務違反行為（具備客觀實行行為性）。簡言之，在適用類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此等要件內涵並不明確的法規範時，「違反法規範」是否必然等同於「違反刑法上的注意義務」，宜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始能使該條規定之適用範圍更趨合理，以符合刑法謙抑性之要求。　④回到本案事實狀況中，依本院就卷附監視錄影進行勘驗之結果（院卷第129、143頁），暨參酌本案路口之時制計畫（院卷第43-44頁），可知於事故發生前，被害人原係於水源街南向行人綠燈時進入路口（該路段第4時相），但行走至道路中央分隔島前該行人號誌業已變為紅燈，其後本案路口進入第1時相亦即光復路東向車道直行綠燈（水源街南向行人維持紅燈），而被害人於短暫等待後，卻在仍屬第1時相期間便開始續沿水源街南向行人穿越道欲闖越行人紅燈穿越光復路東向車道，當時光復路東向內側車道有汽車停於停止線前等待第2時相之左轉綠燈亮起，被害人於越過該車進入光復路東向中內車道延伸線內、直至走入碰撞發生點之光復路東向中外車道延伸線時歷時則有5秒，亦即縱使認為被告視線可能遭停等於內側車道之汽車遮擋，但上開碰撞發生前共計5秒的過程中，被告在「正常狀況下」無非應被課予有效注意車前狀況以避免追撞被害人的注意義務。換言之，被告在客觀上既然尚有5秒的時間可供反應，卻仍發生追撞被害人的結果，在「正常狀況下」應認其已有相當程度之駕駛失當，而足認有違反相當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的注意義務（不注意）。　⒉關於相當因果關係的判斷：　①被告雖遂行前揭客觀實行行為，但就相當因果關係的判斷部分，本院認為首應指出的是於前揭鑑定意見書認定被告本案「為肇事次因」的部分。所謂「肇事主因或肇事次因」部分，因牽涉實務上「刑法上之過失犯，祇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能成立，縱行為人之過失，與被害人本身之過失，併合而為危害發生之原因時，仍不能阻卻其犯罪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017 號判決意旨參照）見解在體系上的適當理解。　②上開實務見解所涉及的「過失併合」概念（學說上亦有稱為「過失競合」），實際上涉及的正是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的判斷。申言之，學說上認為，民法上判斷所欲達到的結果實際上是「就一個既存的結果，涉及這個事件的諸人應該如何分擔賠償責任」；然而，關於刑事責任部分的設計原理並不是損害的填補，而是「當法益侵害結果發生而造成社會動盪後，如何去敉平這個社會動盪」的問題。是若以此立場出發，則只有因應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分擔的需求，才有預設「多方責任可依比例加總至100%」此一前提的必要，縱使某方責任僅有1%，要求其負擔1%的民事賠償責任亦屬正當；但相對而言，若刑事個案中行為人行為致生結果的蓋然性甚低，自非屬社會動盪（法益侵害）的關鍵，若卻因而仍被課予刑罰則無非過苛。而在刑事過失案件的審查體系下，正因為只有相當因果關係中的「相當性」概念才是一種蓋然性的判斷，故若將永遠不變自然律的蓋然性視為100%，並將所謂的「相當性」設定在80%時（參考有罪判決中的無合理懷疑標準，此處暫且設定為80%），那麼所有應負過失犯罪責任的人，其個別實行行為危險性現實化為結果的蓋然性，當然應該都被證明已達於在80%以上才可認具備「相當性」，也就因為如此，若同時有數行為人其行為危險性現實化為結果的相當性都在80%以上（都足以遭成社會動盪），該等數行為人間才有系爭實務見解所謂過失競合的適格，此等數行為人也才會因而成為過失競合概念下的「過失同時犯」。換句話說，正因為我國學界及實務通說均不承認所謂過失共同正犯的概念，故若一個行為人其個別實行行為現實化為結果的蓋然性只有60%，其行為就應該被評價為「與結果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縱使同時同地有另一個蓋然性為25%的他人，雙方的蓋然性仍無從加以競合（相加）而均轉變成具備相當性。此等以過失同時犯概念對系爭實務見解中過失競合概念所進行的前提理解，與故意犯體系下，允許具有共同犯意聯絡數行為人之個別行為現實化為結果的蓋然性加以併合的故意共同正犯概念，自應加以嚴格區分。　③簡言之，必須是在同時同地數行為人間，其個別實行行為現實化為結果的蓋然性都已經達到「相當性」的標準時，才能夠成立前揭實務見解中所謂的「過失併合（競合）」概念。也就因為如此，時下常見將事故雙方區分為肇事主因、肇事次因的鑑定結論（或先設定雙方過失比例合計為100%、再進行雙方過失百分比分配的作法亦同），顯然都無法作為認定某方蓋然性已達「相當性」的積極證據，而均須由司法機關自行承擔認定之責。而回到本案的判斷上，本院上開認定「被告行為具有注意義務違反性」的規範性判斷結果至此實際上僅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部分，並未引用同規則第103條第2項的規定即足以論證確立，也就是說，在交通法規上無論駕車者或行人均應「遵守號誌」一事，本來就應該是現代用路安全上最核心優位的前提，如果連號誌都不值得信賴，人民的用路信心無非將會極大程度的崩解。在這樣的思考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項規定在刑法上的意義，相當程度上無非也只是「應注意車前狀況」此一注意義務為強化「保護行人」此一政策目的上的例外性延伸，而此等延伸既然是例外性的，也就絕對不應反客為主，而因此破壞「遵守號誌」此一最核心前提應有的原則優位性。換句話說，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項規定的存在，雖然代表著法律承認「保護行人」是我國的重要政策目的，於近年更是持續加強宣導，在此目的下該規定作為使事故之一方仍舊在民事上分擔損害賠償責任、或在行政上可予裁罰的重要正當化基礎，或許都無可厚非；但反過來說，「保護行人」的政策目的既然在「遵守號誌」此一維護人民用路信心的核心優位前提下應該退讓至次要、例外的地位，那麼基於刑法的謙抑性原則，「遵守號誌的汽機車駕駛人於5秒內未適當反應而撞擊闖越紅燈的行人」此一事實，是否足以遭成人民對於生命身體法益安全的危殆感、而造成相當程度的社會動盪，而足以認為被告的實行行為與本案事故具有刑法上的相當因果關係，本院認為仍然是相當可疑的。　㈢縱使認為被告行為可通過客觀構成要件層次的檢驗，但基於以下理由，本院仍認為被告的行為難認符合「行為人按其情節能注意」的主觀要件：　⒈如前所述，刑法第14條第1項關於主觀面的判斷標準，乃係「行為人按其情節能注意」，之所以並非單純就「能注意」一事進行判斷，正是因為主觀面判斷非可一概而論，縱使在客觀上應課予行為人的注意義務，若事實上是因為相關實際條件使行為人無從注意履行，顯然「按其情節」行為人就「不能注意」，而無從認為符合此部分的主觀要件，進而不能論以行為人有主觀上的過失。　⒉辯護人於本案中另執：本案案發時尚未日出，天色昏暗且道路照明設備未開啟導致視線狀況不佳等語，已如前述。而本案警方所製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關於案發當時現場「道路照明設備」欄位曾經更正，更正前記載「有照明未開啟或故障」（相卷第23頁），更正後則記載「有照明且開啟」（相卷第69頁），但警方雖為上開更正，於更正函文中卻未說明其進行更正之具體理由或依據（相卷第66頁），故此部分顯然並無法單憑上開警方之紀錄即予以判明。而查本案事故發生時間為113年2月16日上午6時15分50秒，依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之公告（院卷第145頁），案發當日日出時間則為上午6時30分，亦即案發當時為尚未日出之清晨時間；雖告訴人另主張事故當時雖尚未日出，但「民用曙光」（網路定義：太陽在地平線下6度、地平線與地面景物可明顯辨識）時間則為上午6時7分（院卷第151-153頁），但縱使「民用曙光」確實存在，現場之照明、視野情形究竟如何，仍應依具體事證實際探求。　⒊辯護人於審理中提出關於現場照明設備之疑慮後，本院則當庭就案發現場監視錄影再行勘驗，其結果另發現：　　「於錄影開始06：14：09秒時，現場於光復路內側車道旁安全島上有設置路燈桿，其相對應畫面上方確實有明顯光源，此外，於路口內地面也有兩處有白色光源反射的情形，直至影像06：14：20時畫面光影有劇烈變化，疑似為上開路燈白光因自動設置而關閉，在此之前，現場錄影畫面大致能呈現影像色彩，於光源變化後之前3秒，也仍舊可以大致呈現影像色彩，但於影像06：14：23後疑似畫面因光線較暗而變更為其他光源模式，導致畫面色彩消失，大致為黑白狀態」（院卷第133-134頁）。　　而上開影像時間6時14分20秒及6時14分23秒先後2次影像光影變化之時點，參酌本案路口之時制計畫可知均非屬時相變化之時點，因此首先可排除係因時相變化時之燈號號誌變化所導致。而既然該日「民用曙光」時間為上午6時7分，故上開第1次影像光影變化的原因，就高度可能為因路燈因應「民用曙光」產生而自動關閉，此外，上開第2次光影變化的原因，也就高度可能為監視器於路燈關閉3秒後因應現場光源變暗而變更為類似「夜視模式」始造成色彩消失，又本案事故發生時點，則正是發生在該路燈關閉時點後的1分30秒後（6時14分20秒關燈、6時15分50秒事故發生）。因此，在此可以合理認定的事實歷程，則是於事故發生前不久被告在行車途中甫經歷路燈關閉，此時其行車視線已短暫受到影響，又實際上當時雖可能已有「民用曙光」，但監視設備既然切換為類似「夜視模式」可見照明程度實際上仍有不足，此若進一步參以警方現場蒐證照片中（相卷第32頁），於上午 6時32分許（亦即事故發生約15分鐘以後，已日出）現場照明仍舊嚴重不足、救護人員需以輔助照明方式始能對被害人執行救護乙節，益徵於事故發生當下之現場照明情狀實際上確實難認屬警方前揭更正後所載之「有照明且開啟」。　⒋故本院認為，本案事故當下雖可能已有「民用曙光」，但實際上被告當時甫歷經道路照明關閉事件、事故當時之現場照明又堪認仍舊嚴重不足，而如上述可供被告反應急煞之時間雖有5秒，但也就只有5秒，則被告「按其事故現場之相關情節」是否確實「能注意」履行對前方闖越紅燈行人車前狀況的注意義務，並對此極為異常之車前狀況做出適當的反應以避免事故發生，顯然也不是毫無可疑之處（按其情節不能注意）。　⒌至於辯護人雖稱被告個人視覺空間能力較常人為弱，但本院上開各項判斷均係以一般正常人作為判斷之基準，並未納入被告個人能力的考量（實際上也無法精準納入考量），故被告個人能力部分，本院認為並不足另執以作為有利或不利被告認定之依據，併此敘明。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所涉過失致死罪嫌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柏萱提起公訴，由檢察官何蕙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沛文　　　　　　　　　　　　　　　　　　法　官　劉得為　　　　　　　　　　　　　　　　　　法　官　吳佑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田宜芳

2025-03-07

SCDM-113-交訴-129-20250307-1

台上

最高法院

重利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36號上訴人余志堅選任辯護人顏婌烊律師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重利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易字第79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余志堅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重利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犯重利罪刑，及為相關沒收、追徵之宣告。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對告訴人豐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昱公司，負責人為告訴人楊士弘）及告訴人大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娛公司，負責人為告訴人何天民）有重利之犯行，係依憑證人即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經理韓淑琳、證人即豐昱公司財務長何慧玲、證人潘松志（犯罪事實欄中誤載為「潘志松」）、陳一聖之證述，以及卷附遲發薪資表、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民國108年5月16日勞動條件檢查談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公關事務回報」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等證據資料，以為認定。並敘明：㈠上訴人於107 年11月間陸續透過陳一聖與何慧玲聯繫而放款予告訴人等人，所收受供擔保用之票據復未要求陳一聖背書，可見上訴人與陳一聖間，係屬共同正犯，所辯是陳一聖向其票貼、借款，不知實際借款人是告訴人等人，並不足採。㈡上訴人前於1 07年10月初，有趁豐昱公司、大娛公司資金缺口嚴重，難以正常求助之際，經由潘松志對該2公司為重利之行為（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業經原審以110年度上易字第588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下稱「前案」）。本件距「前案」僅相隔月餘，上訴人對於豐昱公司、大娛公司仍因急需支付員工薪資、廠商貨款而有急迫之情，並無不知之理，所辯豐昱公司、大娛公司無急迫之情，不足採信。㈢刑法第344條規定之重利罪，應按行為人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之件數，計算其所犯罪數。上訴人已自承本件與「前案」經由潘松志為重利行為無關，且本件之共犯為陳一聖，亦非「前案」之潘松志，與「前案」間自無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等旨，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及指駁。原判決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並未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謂有何違反證據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情。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猶執前詞，謂告訴人等人並未陷於急迫、何慧玲係與陳一聖聯繫，無從認定其與陳一聖間有犯意聯絡、本件與「前案」係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指摘原判決有調查未盡、適用法則不當、判決不備理由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係對於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漫事爭辯，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再為事實上之爭執，自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上訴人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之事項，及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許辰舟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736-20250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