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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68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林俊傑被告黃建程葉哲誠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28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1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黃建程、葉哲誠被訴行使變造私文書無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發回(即原判決關於行使變造私文書)部分：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黃建程、葉哲誠(下合稱被告2人)各犯行使變造私文書3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2人被訴犯行使變造私文書部分均無罪。固非無見。二、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2人係告訴人頂尖國際行銷顧問有限公司（現更名為頂尖國際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頂尖公司）之業務人員，為頂尖公司促成與客戶(下稱客戶或雇主)簽立委任該公司申請、引進外國人工作之契約，詎均明知頂尖公司之「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含附約及「刻印、用印及保管印章授權書」，下稱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之附約，明白約定雇主於頂尖公司已辦理相關行政流程中終止委任時之費用負擔事宜，且於民國10 6年11月8日後該附約約定事項非經頂尖公司有權限之人核准不得變更條款內容持與雇主締約，業務人員就附約尚無自行決定刪除之權限，同時需由頂尖公司預於該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之乙方部分完成公司大小章用印，並於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刻印、用印及保管印章授權書」各頁之正面頁邊重疊，印以騎縫章，供業務人員領用交付客戶簽締，其等竟為爭取與客戶成功締約機會以獲報酬，各基於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黃建程就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3之契約、葉哲誠就附表二編號1至3之契約各有「行為/變造型態」欄所載犯行，持交所示公司簽訂契約，據以向頂尖公司取得佣金報酬，致生損害於頂尖公司發放佣金及依約向客戶主張契約責任之利益，因認被告2人所為，均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罪嫌。惟經審理結果，以：㈠附表一、二所示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經所示公司簽締後，由被告2人分別交回頂尖公司收存，除附表二編號2外，均無附約，業據勘驗無訛，頂尖公司收存被告2人繳回經雇主簽締之合約時既未就內容有所質疑，即已同意其內容，不能認被告 2人有何變造私文書犯行，㈡證人張瑀倢、孫樞忠、謝銘畯雖一致證稱簽約應依頂尖公司合約書規定管理辦法為之，即業務應領用頂尖公司加註流水號並預先印妥公司大小章、騎縫章之合約書，倘雇主對於刪減附約另有意見，應另簽報裁示等語，然核與勘驗結果不符，顯見該管理辦法規定未經切實遵行，尚不足為不利被告認定之依據。㈢供附表一、二所示公司簽締之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縱先經頂尖公司為前揭用印，惟於雇主締約前仍屬磋商階段，不生法律上之權利義務，被告2人於此階段縱違反管理辦法規定自行移除附約，亦無變造文書可言。㈣附表二編號2合約中之附約依相關事證，足認並非葉哲誠於雇主締約後復擅自置入，亦不成立變造私文書罪等旨。惟查：　㈠按刑法上所稱之文書，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有體物，除屬刑法第220條之準文書外，祇要該有體物憑目視即足明瞭其思想或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並能持久且可證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具有明示或可得而知之作成名義人者，即足當之。是祇要文書具備「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之「文字或符號性」等特徵，並具有證明功能，甚或足以表徵法律上之重要意義，則該文書即得為刑法上偽造或變造私文書罪之客體。卷查，頂尖公司於106年11月8日實施並公告之合約書規定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明定：「一、領用規定：1.每人領用合約書（加註流水號及蓋好公司大小章）……二、簽署規定：1.公司合約書有主約及附約……3.若客戶，對附約增加刪減或特別條件，請寫簽報裁示。」，被告2人亦於該紙公告後簽名（見偵卷第301至307頁），業務應向頂尖公司行政窗口領用業於乙方欄位印妥頂尖公司大小章、騎縫章之該定型化契約一式二份，持以與客戶洽簽合約，業務並無自行增刪修改附約之權力，倘有增刪修改，必須寫簽呈由副總同意，並經董事長裁決，再由業務持修改後之契約與客戶簽署等旨，均據證人孫樞忠、謝銘畯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黃琛奇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見偵卷第339至341頁、第393至394頁、第一審訴字卷<下稱第一審卷>第247至248頁、第265頁），並有頂尖公司108年10月15日「誠展食品有限公司」去除條款案之陳核簽、108年11月28日「華納企業有限公司」取消附約之陳核簽（見偵卷第377至383頁）可佐。果若無訛，頂尖公司之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既預經頂尖公司用印(含公司大小章與騎縫章)，結合關於該公司對其業務人員之代理權限制規定，是否就主約、附約相互連結之一體性仍不具證明功能？又證人張瑀倢證稱：「（問：像你們公司出去簽約時，一整套契約騎縫頁首頁尾都已經簽署好才帶出去簽約？）是。整份合約連同授權印章的約定都會全部蓋好，客戶若有授權，我們就會將授權刻印的印文蓋在該授權書上，再回執客戶」、「（問：在附約有修改的情況下，如何完成相關文書作業？）通常針對附約，會在締約前先用電子郵件聯絡確認好，確認後由業務在公司列印出來，附在公司制式合約中，一起用印完，帶去客戶那裡用印」、依頂尖公司之一般作業流程，客戶如對附約有意見，則應依規定經上級核示確認，頂尖公司會於締約前先以電子郵件確認，印出後用印交客戶用印締約，修改契約在雙方用印以後再補做比較難，但也能在簽約現場，客戶提出意見，就先按照客戶意見達成簽約，再回頭跟公司確認，如果公司跟客戶不同調，合約還是得退還客戶，或者是合約不成立等語(見偵卷第362至363頁、第一審卷第284至286頁)。依其所證，客戶倘就頂尖公司之定型化契約或其附約提出意見，應依規定徵得頂尖公司有權限之人之同意，重製契約後再締約，縱因權宜先行完成締約程序，仍應由頂尖公司有權限之人補行授權，方合於上揭管理辦法之規定。再參諸被告2人曾因違反前揭管理辦法規定而出具聲明書，或經頂尖公司製有訪談紀錄，分別以：「因業務方便作業無故損毀公司定型化契約之附約條款」(黃建程108年2月27日聲明書，見他卷㈠第129至130頁)、「因業務需求移除定型化契約之附約內容，未經公司正常程序做報備請示核准」(葉哲誠切結書，同卷第107頁），葉哲誠於110年1月13日員工訪談時亦稱「撕毀公司合約之事絕不再犯」（同卷第109頁）等旨。果若無誤，契約之騎縫章倘不完整，卻無相關簽呈或簽報單可稽，就頂尖公司與被告2人之內部關係而言，何以不足以表徵業務人員越權代理之事實？又縱頂尖公司有未遵守相關規定之案例，或繳回收存之流程欠缺檢核機制，是否即能謂前揭管理辦法不具規範效力？另附表一、二各編號契約之騎縫章是否完整或有缺損，既與被告2人是否越權代理之事實具關連性，依原審勘驗附表一、二各編號契約結果，除附表二編號2契約騎縫章確有缺漏（見原判決第6頁第12至15行、原審卷第309頁）外，其餘契約之騎縫章是否缺漏未經究明，亦欠明瞭。原判決就預經用印，並蓋以騎縫章之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是否係屬文書，單以有否經雙方簽締生效為斷，就相關契約於客戶簽締以前，何以就主約、附約相互連結之一體性不足以生證明效力，既未備具理由說明，就除附表二編號2以外之契約騎縫章是否完整，亦未經勘驗調查釐清，即遽為被告2人被訴行使變造私文書罪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難謂無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一切訴訟證據資料，均應一律加以注意。對證據之取捨及其價值之判斷，固屬於其自由職權之行使，但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且於卷內有利及不利被告之證據併陳時，如何取捨而為適合於事實之認定，應詳予論列其取捨判斷之理由，否則究難謂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經查：　⒈民法第107條本文規定，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則頂尖公司與客戶間之外部關係，固應依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內容而定，然該外部關係如何，與被告2人是否越權代理，有無利用頂尖公司行政流程之漏洞，擅自抽離其附約，或趁契約已簽締後再插入附約，扭曲跨國人力定型化契約之整體內容，致締約雙方就契約之合意內容與簽締之契約有所不一致，影響契約之權利義務明確性，究屬二事。再者，孫樞忠證述：告訴人簽約的客戶最近是3400、3500 間左右，本件告訴人查覺有異時，有跟我調簽呈的檔案，清查後才發現被告2人就本件都沒有上簽等語（見第一審卷第2 60至261頁），謝銘畯證稱：當時台敭耐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敭公司)主張其簽署的契約並沒有附約，但告訴人留存的契約卻有附約，因此經告訴人清查被告2人有無上簽，才會發覺本案、另業務在跟客戶締約之後，是把合約交給公司行政人員，行政人員會在勞動部評鑑前檢查合約等語（同卷第266、272頁），縱認頂尖公司之締約流程並非完備致被告2人有機可乘，然原判決逕以勘驗附表一、二各編號之契約內容經當事人用印，頂尖公司未予質疑其內容，依商業慣例即受拘束，據以推認被告2人並無變造私文書犯行，容嫌速斷，難謂無違反論理法則之違誤。 ⒉就附表二編號2所示契約究有無經葉哲誠先移除附約，再於契約簽締後，擅自夾入附約之待證事實，依原審部分勘驗調查結果，及證人陳美延於第一審所證，「附約」與「刻印、用印及保管印章授權書」既係同一紙之正反面，該紙授權書上復有陳美延字跡（見原審卷第309頁第15至17行、第一審卷第353頁），固屬對於葉哲誠有利之證據，惟：⑴原審勘驗結果另以：本合約書上之騎縫章之印文(頂尖公司、頂尖公司負責人甘秀香、台敭公司)只蓋於契約書(封面、第1、3頁) ，「附約」與「刻印、用印及保管印章授權書」無騎縫章印文（見原審卷第309頁第18至20行），⑵證人即審核該契約內容之台敭公司業務主管高慧姍於第一審證述：台敭公司簽約流程是內部主管先審核合約裡面的內容，審核完就交給陳美延去寫基本資料及蓋上台敭公司大小章、騎縫章，我交給陳美延用印的契約裡面確定沒有附約，契約已用印完成，但需交還頂尖公司就修改處用印，正式契約送回來是由陳美延跟葉哲誠接洽，契約送回台敭公司後，內容沒有再看過，頂尖公司後來與台敭公司解約以附約求償時，才發現存檔的契約多了附約（見第一審卷第342至346頁），⑶證人即台敭公司員工陳美延於第一審證述：其在台敭公司任職，107年間係高慧姍下屬，協助引進外籍移工業務，高慧姍將審閱過的頂尖公司合約交予其蓋印台敭公司大小章及騎縫章，其經手的合約書一定會蓋騎縫章，本件合約書附約沒有騎縫章，所以能確認蓋印當時沒有附約。如果附約是其經手的，理應連同附約上的字也由其書寫，但附約上的字並非其筆跡，應不可能原來就在合約上，因為其經手之合約書一定會蓋騎縫章，至於「刻印、用印及保管印章授權書」上則是其字跡，可能是之後補給對方的，因為必須授權對方去用印。契約回來台敭公司時，僅掃描存檔，沒有再檢查等語（見第一審卷第35 2至353頁、第355至358頁），皆屬不利葉哲誠之證據。經相互勾稽，是否仍不足以認定前揭待證事實？尚非無疑。又台敭公司與頂尖公司並未因此一契約有任何訴訟，業據高慧姍證述在卷（見偵卷第316頁），原判決就前揭不利之供述證據，單以利害關係論敘不予採信之理由，殊嫌空泛，亦未就騎縫章之缺損、陳美延有關處理該合約經過所為證述等併陳之不利證據詳為取捨論斷，非無理由不備之違誤。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此部分既有上揭違背法令之處，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該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貳、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背信)部分：依本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刑事裁定意旨，於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者，同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之適用。則倘該部分屬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檢察官之上訴必須符合該條特別規定之要件，否則其上訴即非合法而應予駁回，據以限縮審判不可分原則之適用範圍，俾使該部分早日確定。本件檢察官雖認被告2人被訴背信罪部分與被訴行使變造私文書罪部分具想像競合犯關係，為裁判上一罪。而原審有關行使變造私文書部分既經本院撤銷發回，依刑事訴訟法之審判不可分原則，其撤銷發回之效力原應及於被告2人被訴背信罪部分，然此部分既經原審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且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6款之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亦應生限縮審判不可分原則之效力，否則，於相同條件下，檢察官就原審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或者原審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屬有關係之部分而視為亦已上訴時，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將因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所列舉之罪之案件，異其是否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致生確定或隨他部分併予發回之不同結果，顯非差別待遇之正當基礎。從而，上述壹部分撤銷發回之效力即不應及於被告2人被訴背信罪部分，而為審判不可分原則之例外，爰駁回檢察官對於此部分之上訴，使其先行確定，原審於更審時對於此部分自無庸審理，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8

TPSM-113-台上-4968-20250108-1

台上

最高法院

傷害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698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吳萃芳上訴人即被告羅信詠林嘉宏劉俊炫吳唐至被告劉浚毅劉俊麟許桐銘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431、43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羅信詠、林嘉宏、劉俊炫、吳唐至、劉浚毅、劉俊麟、許桐銘共同犯傷害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羅信詠、林嘉宏、劉俊炫、吳唐至、被告劉浚毅、劉俊麟、許桐銘（下合稱被告等7人）有其犯罪事實欄所示共同傷害告訴人胡凱廸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7人共同犯重傷害未遂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被告等7人共同犯傷害（另犯毀損）罪刑，固非無見。二、惟按：科刑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為論罪科刑適用法律之基礎，凡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之事項，必須詳加認定明確記載，並敘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使事實與理由互相一致，方為合法。倘理由未予說明，或理由前後齟齬，即有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誤，構成撤銷之原因。又重傷害與傷害之區別，應視行為人於加害時是基於使人重傷害，或使人傷害之犯意為斷。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有無宿怨及是否自行停手，並非據以區別重傷害與傷害之絕對標準，仍應綜合觀察其行為動機、所用兇器、下手情形、傷痕多寡、傷處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及行為前後之情狀，始能認定行為人主觀之犯意為何。經查：原判決於犯罪事實欄認定被告等7人基於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聯絡，先於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與烈美街口（下稱第一現場）以高爾夫球桿或棍棒毀損告訴人駕駛汽車之車窗、擋風玻璃後，告訴人乃駕車逃離第一現場。迨告訴人逃至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2段1005號前（下稱第二現場）時，仍遭林嘉宏、劉俊炫、吳唐至、劉俊麟徒手或持高爾夫球桿或棍棒等物毆打，因而受傷昏倒在地，並受有凹陷性顱骨骨折、氣腦、腦內出血、左肩胛骨骨折、頭部及臉部撕裂傷及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之傷勢（原判決第3至4頁）。理由欄則說明本案起因係告訴人透過許桐銘介紹羅信詠為其處理債務問題，然因細故導致羅信詠心生不滿而與許桐銘謀議為本件犯行；羅信詠即以處理債務為由，邀集同有犯意聯絡之劉浚毅、林嘉宏、劉俊炫、吳唐至、劉俊麟至第一現場等候告訴人；告訴人嗣逃至第二現場後，因遭毆打一度昏倒，致無法辨識指認核實持高爾夫球桿或棍棒朝其頭部毆打之對象與人數，且告訴人所受傷勢亦未達重傷害之情，因認被告等7人既與告訴人無深仇大恨，顯然教訓意味濃厚，僅有傷害之故意等旨，為其論述之依據（原判決第11、26至28頁）。然：　　⒈原判決於犯罪事實欄認定告訴人是遭多人持高爾夫球桿或棍棒等堅硬物品及徒手毆打，以致昏迷倒地，並受有凹陷性顱骨骨折、氣腦、腦內出血、左肩胛骨骨折、頭部及臉部撕裂傷及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之傷勢（原判決第4頁）；復說明被告等7人見告訴人昏迷倒地後，並無任何人出手救助，是告訴人醒來後，自行到附近的便利商店求救（原判決第13至 14頁）。果若無誤，告訴人所受之傷勢既多係遭堅硬物品毆擊，且集中在脆弱可能致重傷之頭部（含腦部、臉部），並因受傷而昏迷倒地，可見下手之人力道尚非輕微；佐以被告等7人見告訴人傷重昏迷後，竟無救助行為即放置不管，逕行離去之情狀，則由被告等7人所用兇器、下手情形、行為後之情狀，及告訴人傷勢輕重程度等觀之，能否逕認被告等 7人並無使人受重傷害之犯意？尚非無疑。原判決未審酌此節，逕以被告等7人於行為時教訓意味濃厚，而認其等僅具普通傷害故意，自嫌速斷，難認無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⒉原判決雖另以告訴人因遭毆打一度昏倒，「無法辨識指認核實」持高爾夫球桿或棍棒朝其頭部毆打之對象與人數為由，作為認定被告等7人並不成立重傷害依據（原判決第26至27 頁）。然依原判決所述，告訴人係證稱「他們就追上來用高爾夫球棍打我......4個人圍住我要置我於死地，要把我打死打到暈倒為止；4個人都用高爾夫球桿打我的頭跟臉，圍住我這4個我都不認識，每一個人手上都拿高爾夫球桿..... .我不清楚具體是什麼，也有可能是木棍或鐵棒」等語（原判決第26頁）。是告訴人在「昏倒前」即已明確看到其不認識的4個人均有以高爾夫球桿（或棍棒）毆打其頭部及臉部，並致其昏倒；佐以告訴人曾證稱本案發生前僅認識許桐銘、羅信詠、劉浚毅3位（原判決第14頁），則告訴人所稱不認識其餘4位下手之人（指林嘉宏、劉俊炫、吳唐至、劉俊麟），似亦與事實相符，而無原判決所稱「無法核實辨識」之情。從而，告訴人既在「昏倒前」明確看到其不認識的林嘉宏、劉俊炫、吳唐至、劉俊麟持高爾夫球桿（或棍棒）毆打其頭部及臉部，則原判決以告訴人因遭毆打一度昏倒，「無法核實辨識」持高爾夫球桿或棍棒朝其頭部毆打之對象與人數為由，作為認定被告等7人並不成立重傷害依據，難謂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等7人係於民國108 年5月26日為本件共同傷害犯行（原判決第3至4頁），而被告等7人行為後，刑法第277條業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31日發生效力。修正前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將法定刑提高，並未較有利於被告等7人，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等7人行為時法律即修正前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亦即法定最高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經查，本件原判決未敘明是否有就傷害罪部分為新舊法比較，仍逕就羅信詠量處「有期徒刑3年3月」、林嘉宏量處「有期徒刑3年1月」、許桐銘量處「有期徒刑3年3月」，均已超出法定最高刑度，自屬判決違背法令。四、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影響原判決關於被告等7人共同傷害部分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之原因。至原判決另認被告等7人毀損告訴人所駕駛汽車之車窗、擋風玻璃部分，雖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惟因原判決認與上開共同傷害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原判決第33頁），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一併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許辰舟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2025-01-08

TPSM-113-台上-4698-20250108-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661號上訴人康珈禎選任辯護人陳世宗律師洪國鎮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2年12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4222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69、3326、332 7、3328、3329、4126、4127、4253、5755號，111年度偵字第42 91、7716、8611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康珈禎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向不知情之黃淑雯、朱妙如（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借用其等所申設之金融帳戶資料，供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用以詐得如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至20 所示被害人等匯入之款項，並指示其2人提領匯入各申設金融帳戶內之款項，黃淑雯將領得款項交予上訴人指定之人，朱妙如則交給上訴人，上訴人再轉交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等犯行。因而就附表編號15至 20部分，撤銷第一審此部分諭知無罪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取財6罪刑；另就附表編號1至 14部分，則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取財14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對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復就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定其應執行刑。已詳述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卷內僅有證人黃淑雯於案發後刻意與伊通話之對話訊息，並無現場附近或證人朱妙如店內之監視器錄影檔案，亦未見伊向其2人借用金融帳戶、收受交付款項等直接證據。至於黃淑雯雖匯款至伊兒子吳丞然名義為伊所使用之帳戶內，然伊曾借款給黃淑雯，不排除係其償還此借款。原審亦未查明警方如何得知證人李晨如將帳戶出借上訴人使用一節，則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均與待證事實不具關連性，黃淑雯、朱妙如所為不利於伊之指證，亦缺乏補強證據，仍以其2人之指證，遽認伊有本件犯行，顯有不當云云。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反相關證據法則，且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者，即不得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與被告處於相對立場之被害人或告訴人所為不利於被告之指證，為發現真實及保障被告權益，雖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補強證據，始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惟所謂補強者，並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倘該直接、間接證據等資料與指證所述具有關連性，並因兩者相互利用，足以佐證指證內容非屬虛構，而能擔保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且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補強證據的種類，並無設限，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資為補強證據資料。本件原判決依憑黃淑雯、朱妙如、李晨如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陳述，佐以黃淑雯及朱妙如分別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及郵局等帳戶交易明細表，吳丞然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通訊軟體LINE對話訊息、行動電話數位採證擷取報告等卷附資料，及其附表「證據名稱」欄所示相關證據，以及上訴人不利於己之供詞為補強證據，據以認定其有前揭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犯行。對於黃淑雯、朱妙如所為其等遭上訴人所騙而交付金融帳戶資料，及依其指示提領、交付款項等指證內容，何以均堪採信，已敘明①依黃淑雯自其中信銀行帳戶提領、轉存至吳丞然合作金庫帳戶等過程，及上訴人自承已分日領取使用等情，若非上訴人將吳丞然帳戶號碼告知黃淑雯，其如何存入該帳戶供上訴人提領？酌以黃淑雯在獲悉其名下金融帳戶遭凍結後，以LINE向上訴人表示當初將帳戶借給上訴人僅係幫忙收取貨款，且已將帳戶內款項提領交給上訴人朋友，為何其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等質問內容，上訴人對此未加以反駁，僅不斷要求黃淑雯將網路帳戶提供予「林小姐」，以證明黃淑雯並未私吞款項。及黃淑雯與上訴人見面時，上訴人仍一再要其交出網銀帳戶資料，並警告莫對外亂說話。黃淑雯依上訴人之吩咐與通訊軟體微信「林小姐」聯繫時，對方亦要求其交出網銀及提領款項，衡情若非黃淑雯之帳戶係上訴人所借用，何以上訴人在知悉黃淑雯帳戶遭凍結時，既未否認其質問之內容，亦未勸諭對方報警處理，反而與「林小姐」持相同立場一再要求黃淑雯提供網銀資料及提領款項，欲使「林小姐」取得凍結款項等違常行為。②另參酌朱妙如之指證內容，核與李晨如證稱：上訴人在朱妙如店內向其與朱妙如借用帳戶等情相符，上訴人亦自承有在朱妙如店內遇見其2人，酌以李晨如提供申辦帳戶予上訴人後，確有依上訴人指示提領及交付該帳戶內之款項，亦有其與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前揭各項間接證據等資料均與黃淑雯、朱妙如之指證具有關連性，經相互利用，再參酌上訴人甫出借申辦帳戶及提領款項予詐欺集團成員（此部分業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其交付帳戶之對象為「小郭」，亦與黃淑雯依上訴人指示對象聯繫時所呈現之名稱相符，因認黃淑雯、朱妙如所為出借帳戶及提領交付款項予上訴人之證詞，俱屬信實堪予採信，而不採納上訴人辯稱黃淑雯、朱妙如之指證，均誣陷不實云云之辯詞等旨，已依卷證資料逐一指駁及說明。上開各類證據均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並非僅憑黃淑雯、朱妙如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為唯一證據。此乃原審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及情況證據，本於自由裁量所為證據評價之合理推斷，既未違反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自非法所不許。上訴人辯稱黃淑雯匯入吳丞然帳戶之款項，不排除係償還借款云云，並未提出相關證明供調查審酌，且原審係依李晨如之證詞及其與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認為其證稱上訴人向其借用帳戶及指示提領、交付款項等語可信，對於不影響李晨如前揭證詞可信度之警方如何獲悉上情一節，未加以說明，亦無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採證違法及調查未盡，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無非徒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辯解，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任意指摘，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上揭說明，本件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又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外，於同年 8月2日施行，然依其增定之規定（如同條例第43條高額詐欺罪、第44條第1項、第2項複合型詐欺罪之加重構成要件或加重處罰要件、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之自首、自白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上訴人所為不符合前揭加重構成要件或處斷刑加重事由，且其否認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亦無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原判決雖未為說明，然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2025-01-08

TPSM-113-台上-1661-20250108-1

台抗

最高法院

公共危險等罪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376號抗告人周文亮上列抗告人因公共危險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1月18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交聲再字第2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抗告人即受判決人周文亮聲請再審意旨略以：臺灣高等法院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5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雖以伊駕駛汽車沿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至南京東路6段交岔路口時，由於未遵行燈光號誌即逕行左轉之疏失，致使胡全芳騎駛機車沿對向舊宗路1段直行，因之閃避不及而失控自摔倒地受傷，且伊竟逃逸離去現場，據認伊有過失傷害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下稱駕車發生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行。然嗣在胡全芳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對伊起訴損害賠償之事件中，經該承審法官當庭播放上開車禍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案勘驗結果，發現伊駕車至案發路口時，係停止等待左轉，並未繼續前駛等情，可見胡全芳超速騎車以致自摔倒地受傷，實與伊無涉，則伊自無駕車肇事致人傷害而逃逸可言，此觀胡全芳因此撤回該民事訴訟即明。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顯見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上揭犯罪事實有誤，而足以證明伊應受無罪之判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云云。二、原裁定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依憑證人即告訴人胡全芳之指證，核與抗告人供承其於本件車禍發生後逕行離去現場等語相符，且有卷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事故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診斷證明書等證據資料可稽。復經原案件第一審就本件車禍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案勘驗結果，顯示案發當時抗告人駕駛汽車與胡全芳騎駛機車，在對向車道所各該應遵守之箭頭綠燈號誌，其中抗告人之行向僅准許直行及右轉，而胡全芳之行向則係直行及右轉，乃抗告人卻違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關於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行進及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之規定，於胡全芳直行趨近事發路口時，猶對之閃大燈並持續左轉，以致胡全芳閃避不及而自摔倒地受傷，有製作勘驗筆錄暨勘驗畫面擷圖在卷足憑。茲以抗告人之過失行為，與胡全芳受傷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據以指駁說明抗告人否認被訴犯行之辯解，尚屬卸責之詞而無足採信，因認抗告人確有過失傷害及駕車發生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行，已詳敘其憑據及理由，難謂有何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胡全芳對於抗告人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起訴以113年度湖簡字第828號損害賠償事件，由承審法官勘驗本件車禍路口之監視器錄影檔案，仍同原案件第一審法院所為之前揭勘驗結果，且胡全芳係因無法提出其所主張被損害之醫療及薪資等單據證明始撤回起訴，經調閱該民事訴訟卷宗無誤，足見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所陳，尚與事實不符，難予採信。是不論單獨或結合原案件卷內舊有證據資料判斷，在客觀上均未能產生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合理懷疑，而無從改為較有利於抗告人之認定，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新事證須具備確實性之要件，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遂依同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裁定予以駁回等旨。三、原裁定關於駕車發生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部分：　　本件經原審通知抗告人及檢察官到場陳述意見後，以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新事證，尚無從改為有利於抗告人之認定，已詳敘其何以不符合得聲請再審要件之理由甚詳。核原裁定關於駕車發生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部分之論斷，於法尚無不合。抗告人抗告意旨無視原裁定就此部分明確之論斷，徒請求本院重新檢視本件車禍路口之監視器錄影，並執其向原審聲請再審之陳詞，任意指摘為不當。依前揭說明，其就該部分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原裁定關於過失傷害部分：　　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法律上不應准許之情形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405條及第41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同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除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者外，其他情形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該條項亦規定甚明。查原確定判決維持第一審依刑法第284條前段論處抗告人過失傷害罪刑之判決，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既經第二審判決而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則抗告人對於原審就此部分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即不得提起抗告，乃抗告人猶向本院提起抗告，自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其就該部分之抗告應予駁回。至原裁定正本末尾就此部分附記誤植為得抗告，要不能改變首揭關於不得抗告之法律明文規定，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前段、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8

TPSM-113-台抗-2376-20250108-1

台抗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005號抗告人李宜桐（原名李宛庭）上列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8月30日駁回其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25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抗告人李宜桐向原審聲請再審意旨略以：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訴字第154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認定伊有如其附表編號2所示，與三人以上同夥，共同對曹素菁施詐致將款項匯入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後，再由伊臨櫃提領而一般洗錢之犯行。然伊礙於經濟壓力，誤信詐欺不法分子謂須製造金流以美化帳戶俾利代辦申貸之說詞，始提供伊銀行帳戶供資金匯入後並將之提領交還，此從伊至銀行臨櫃提款時，即不諱言向銀行行員鄭甯心、黃怡婷及據報到場處理之警員趙育安，表明上述何以須提款之緣由以觀，足見伊係被欺瞞使然，請求傳喚鄭甯心、黃怡婷證明上情。另請求傳喚陳凱柏，以證明其綽號「小廖」即對伊詐欺之人，復曾收取伊所提贓款等情。上揭新事實及新證據，洵可證明伊所辯非虛，進而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前開犯罪事實，並足認伊應受無罪之判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云云。二、原裁定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依憑抗告人供承其提領曹素菁所匯入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之款項等語，核與證人曹素菁陳述之被害過程，及證人鄭甯心、黃怡婷所證述不利於抗告人之情節相符，佐以相關金融帳戶歷史交易紀錄、基鑫資產合作契約，及抗告人與代辦申貸者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確有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已詳敘其憑據及理由，並據以指駁說明抗告人否認犯行之辯解，要係卸責之詞而不足以採信，其採證認事，難謂有何未臻明確或錯誤之情形。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固謂其如實向鄭甯心、黃怡婷及趙育安表明前揭為何須提款之緣由云云。惟查原案件卷內資料顯示，其中鄭甯心證稱：伊於向抗告人詢問並核對資金之來源暨身分時，抗告人表示係不知本名之朋友，伊認為可疑便請主管黃怡婷複核帳戶資料後，嗣並聯繫警員趙育安到場處理等語，而抗告人則供承：警員到場詢問伊領款之原因時，伊係答稱家中親屬要訂婚等語，顯見抗告人有編織謊言等欺瞞話術之情。又抗告人雖稱陳凱柏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90號判決，認定陳凱柏係綽號「小廖」，負責收取詐欺贓款等情，疑即曾向其收取詐欺贓款之「小廖」云云，然此尚屬抗告人之無稽推測，況揆諸上揭事證，亦足證明抗告人並非遭詐欺致被利用犯案之被害人。故抗告人請求傳喚鄭甯心、黃怡婷及陳凱柏作證，並無調查之必要，因而不予調查。至抗告人其餘聲請再審意旨，或係就原確定判決已審酌論敘之事項重為爭執，或係對於原案件承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縱使就其聲請再審意旨所主張之新事證單獨或結合已存在原案件卷內之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在客觀上均未能產生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合理懷疑，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是抗告人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為無理由，應依同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裁定駁回等旨。三、本件經原審通知抗告人及檢察官到場陳述意見後，以抗告人聲請再審之意旨，並未提出足以使人產生有可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合理懷疑之新事證，而無從改為有利於抗告人之認定，已詳敘其何以不符合得聲請再審規定要件之理由甚詳。核原裁定之論斷，於法尚無不合。抗告人抗告意旨並未指摘原裁定究有如何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無視原裁定明確之論斷說明，猶執其向原審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陳詞，任意指摘原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為不當。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其抗告自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6

TPSM-113-台抗-2005-202412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881號上訴人劉定恆選任辯護人李宜光律師上訴人鄭方瑜選任辯護人康皓智律師吳鴻奎律師上訴人楊震堂選任辯護人鄭皓文律師上訴人黃俊皓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1458 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030、6351 、7186、119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㈠就上訴人劉定恆部分：原判決（被告為劉定恆及鄭方瑜，下稱「原判決A」）認定劉定恆有如其事實欄所載發起、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分別從一重論處劉定恆犯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刑，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78罪刑，並定應執行刑，併為相關沒收、追徵之宣告之判決，駁回劉定恆在第二審之上訴。㈡就上訴人鄭方瑜部分：「原判決A」認定鄭方瑜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幫助洗錢、幫助詐欺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鄭方瑜罪刑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鄭方瑜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尚犯幫助詐欺）罪刑，並諭知沒收部分上訴駁回。㈢就上訴人楊震堂、黃俊皓部分：第一審認定楊震堂、黃俊皓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參與犯罪組織（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部分），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79部分）等犯行，因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分別論處楊震堂、黃俊皓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79罪刑，並均定應執行刑，及為相關沒收、追徵之宣告。嗣檢察官及楊震堂、黃俊皓均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判決（被告為楊震堂、黃俊皓，下稱「原判決B 」）則以其等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此部分經審理結果，以第一審未及審酌楊震堂、黃俊皓於原審審理時認罪之陳述，及已與部分被害人或告訴人（下合稱被害人）成立調解或和解之情事，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楊震堂、黃俊皓之刑暨所定應執行刑之科刑判決，改判分別諭知楊震堂、黃俊皓如「原判決B」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之刑，並均定應執行刑。就劉定恆、楊震堂、黃俊皓部分，及鄭方瑜一般洗錢部分，均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聯性之證據，且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供述人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實性，即為已足。本件「原判決A」：　㈠就鄭方瑜部分，認定其有上揭一般洗錢犯行，係依憑鄭方瑜部分之供述、楊震堂及黃俊皓之證述，以及黃俊皓、楊震堂扣案手機之對話訊息翻拍照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函文所檢附皓和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皓和公司）籌備處帳戶基本資料等證據資料，以為認定。並敘明：關於鄭方瑜有無幫助黃俊皓至中信銀行申設皓和公司之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一事，黃俊皓於警詢時所述如何較審判中之證述具有可信性及必要性，而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具有證據能力。黃俊皓所述不確定開戶之目的，導致與銀行行員間對話畏縮，是鄭方瑜要其有信心之證述內容；與鄭方瑜自承有載黃俊皓北上至中信銀行板橋分行預約開戶，並交付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皓和公司）之經濟部電子文件與列印資料予黃俊皓之過程，及楊震堂在與黃俊皓之對話紀錄中，要求黃俊皓有事時要跟鄭方瑜聯繫之證據相符，可見鄭方瑜確有幫助黃俊皓申設中信銀行帳戶。鄭方瑜載黃俊皓北上至中信銀行板橋分行，及交付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皓和公司）之經濟部電子文件與列印資料予黃俊皓之行為，客觀上已提供助力，所辯當日因另案需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開庭，不可能陪同黃俊皓申辦云云，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等旨。此外，「原判決A」並未認定鄭方瑜有陪同黃俊皓至新北市政府申設皓和公司之幫助行為部分，並以此為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鄭方瑜罪刑部分之理由，於量刑時，亦僅以鄭方瑜所為幫助申辦中信銀行帳戶，作為審酌內容（「原判決A」第23、30頁）；則「原判決A」於論罪中說明鄭方瑜協助申設皓和公司不得認是共同正犯等詞（「原判決A 」第28至29頁），當僅屬贅述，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從據以認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就劉定恆部分，認定其有上揭發起、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係依憑劉定恆部分之供述、「原判決A」附表四㈠各被害人之證述與其餘非供述證據、附表四㈡客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資料，及鄭方瑜、楊震堂、黃俊皓之供述，以為證據。並敘明劉定恆透過楊震堂找黃俊皓，擔任皓和公司負責人，並約定自民國109年8月初起按月支付楊震堂、黃俊皓各新臺幣（下同）5,000元，且將中信銀行帳戶告知詐欺集團成員之一之「Kelvin Law」供作匯款使用；「原判決A」附表一編號1至79各被害人均有因遭詐騙而將款項匯至附表一所示之帳戶，再於附表二之時間，轉匯至中信銀行帳戶，劉定恆亦曾指示楊震堂、黃俊皓分別從該帳戶提領200萬元、300萬元之現金；卷內並無劉定恆與「Kelvin Law」間於109年10月即開始聯絡確認可否在臺灣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之紀錄；中信銀行帳戶內匯入1元等異常金額，並非所謂充電寶特惠活動。佐以劉定恆並未確知中信銀行帳戶每日進出金額等情，可見劉定恆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所辯只是與「Kelvin Law」在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不足採信等旨。另外，⒈發起犯罪組織後，或可能因佈局、計畫等，而未立即為其他犯罪，並不能僅因行為人未立即為其他犯罪即反推其並未發起犯罪組織。「原判決A」已依上揭證據認定劉定恆有於109年5月間發起犯罪組織，並說明劉定恆自同年8月起開始支付楊震堂、黃俊皓擔任皓和公司負責人之報酬，於同年10月29日委由鄭方瑜協助黃俊皓申設中信銀行帳戶等情。則依「原判決A」所認定之時程，附表一編號1之被害人葉家佑於中信銀行帳戶開立後之同年11月10日因遭詐騙而匯款，乃犯罪計畫之一環，並無以葉家佑匯款日期距109年5月已相隔6個月，反推劉定恆並未發起犯罪組織之理。⒉「原判決A」係認定劉定恆指示楊震堂與黃俊皓於109年12月2日領款300萬元後，將款項交與姓名不詳，綽號為「阿宏」之人（下稱「阿宏」）以購買虛擬貨幣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之不法所得來源及去向，而製造金流之斷點（「原判決A」第2頁）。是「原判決A」指稱劉定恆向「阿宏」購買虛擬貨幣，係為強調劉定恆購買虛擬貨幣之目的是在遂行洗錢犯行，而非其所辯是僅供作交易之用，自無就是否有向「阿宏」購買虛擬貨幣一事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可指。⒊「原判決A」係以附表一編號77之被害人蔡麒羽遭詐騙之原因是受購買點數獲利之話術，而將款項匯入人頭帳戶（第一層帳戶），之後該等款項並轉匯至中信銀行帳戶及其他帳戶（指劉定恆先前曾供作投資黃金買賣之福誠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福誠公司，負責人為李嘉成〉之銀行帳戶）。據以說明蔡麒羽並非如劉定恆所述是投資虛擬貨幣或黃金，方匯款至中信銀行帳戶或福誠公司之銀行帳戶；則不論福誠公司或該公司之銀行帳戶後來是否仍為劉定恆所掌控，均不影響「原判決A」認定蔡麒羽並非因投資虛擬貨幣或黃金而遭詐騙一情，而無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可指。　㈢「原判決A」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指駁及說明。就鄭方瑜部分，「原判決A」亦已依補強證據佐證黃俊皓所述屬實。則「原判決A」就鄭方瑜、劉定恆部分，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並未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謂有何違反證據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情。鄭方瑜、劉定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A」之論敘於不顧，猶執前詞，鄭方瑜以「原判決A」就其是否有始終在場陪同一事，論述矛盾、黃俊皓警詢陳述並不具證據能力、僅以黃俊皓所述或楊震堂事後所傳簡訊，無補強證據即認定其犯罪已有違法、其積極聯繫黃俊皓乃人之常情，或「原判決A」於論罪中贅載鄭方瑜協助申設皓和公司不得認是共同正犯等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劉定恆以「原判決A」未指出其與其他共犯係於何時地詐騙附表一所述各被害人、附表一編號1之葉家佑匯款時間距離發起犯罪組織之時間已相隔6月，可見其未發起犯罪組織、本件其係與「Kelvin Law」約定交易虛擬貨幣，其亦有匯出虛擬貨幣泰達幣、「原判決A」就其是否有向「阿宏」購買虛擬貨幣一事，前後矛盾、其與「Kelvin Law」間於109年10月就開始聯絡、其是透過楊震堂告知匯入中信銀行帳戶每日進出金額，無法確知金額一事，不應據為其不利之認定、福誠公司及該公司帳戶早已交還李嘉成，而李嘉成是否另涉案與其無關、中信銀行帳戶內匯入1元是充電寶特惠活動、楊震堂、黃俊皓於原審之證述始屬正確云云，及其他事實枝節，漫事爭論，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再為事實上之爭執，俱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三、刑事訴訟法第163條已揭櫫調查證據係由當事人主導為原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瞭仍有待釐清時，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予以裁量是否補充介入調查。如已不能調查，或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調查，即不能指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A」已說明附表一編號66之被害人陳益府遭以「假交友投資」方式詐騙匯款至第一層人頭帳戶，而劉定恆係以設立皓和公司及提供中信銀行帳戶做為第二層帳戶，並負責指揮楊震堂、黃俊皓提領由第一層人頭帳戶轉至中信銀行帳戶內之款項，以及分贓等方式，與詐欺集團其餘成員相互分工、遂行整體詐欺及洗錢計畫，因認並無傳喚陳益府、卜鈺（按此乃陳益府主張對其實施詐騙之人）以確認是否認識劉定恆之必要（「原判決A」第19頁）。經核此乃原審關於證據調查必要性之判斷職權，並無違法之可言。劉定恆上訴意旨以原審未傳喚陳益府、卜鈺，以確認其是否為詐欺集團成員，指摘原審有應調查證據未調查之違法云云，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之量定，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B」關於楊震堂、黃俊皓之量刑部分，已說明以其等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係青壯之年，不思以正途賺取財物，參與詐欺集團，本不予寬貸，惟終能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並與部分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暨其等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前科素行、生活經驗後，始為量刑，及分別定應執行刑。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範圍，與罪刑相當、比例原則無悖，核屬事實審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另共同正犯或同案被告間之犯罪情節未盡相同，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不得以共同正犯或同案被告之量刑或宣告緩刑，執為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依據；再者，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卷查，楊震堂於偵查中即稱不覺得有洗錢問題，也否認有參與詐欺集團之意（偵字第6351號卷二第7至15頁），黃俊皓於偵查中同稱不覺得有洗錢問題，是在不知情之情形下所為（偵字第4030號卷第529頁）；該2人於原審審理中，亦均否認犯罪，辯以未實施詐騙，也沒有參與犯行，主張無罪云云（第一審金訴字第 325號卷二第326至327、554頁）。則楊震堂上訴意旨以其尚有與「原判決B」附表一編號46之被害人葉建慶達成和解，原判決未予記載而量處較黃俊皓為重之刑，且其於偵查、第一審均有自白犯罪，指摘「原判決B」之量刑有理由不備及未適用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違法云云；黃俊皓上訴意旨以其提領款項僅有1次，且其於偵查、第一審均有自白犯罪，其始終自白，原審漏未審酌，指摘「原判決B」之量刑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之違法云云，均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事由。五、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就罪刑有關事項綜合檢驗之結果而為比較。　㈠鄭方瑜行為時，修正前洗錢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科刑限制，以前置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為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即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該條項之規定，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對法院之刑罰裁量權加以限制，已實質影響舊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而鄭方瑜行為後，洗錢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修正後第6條、第11條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8月2 日生效。修正前洗錢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依「原判決A」之認定，鄭方瑜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亦未自白洗錢犯行，是鄭方瑜僅得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而無自白應減刑規定之適用。因刑法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是依上開說明，舊洗錢罪之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新法之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3月至5年，應認修正前即原審裁判時之規定較有利於鄭方瑜，是原判決雖未及比較新舊法，於鄭方瑜判決結果並無影響，附此敘明。　㈡劉定恆、楊震堂及黃俊皓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 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部分條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業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並於同條例第43條分別就犯刑法第33 9條之4之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5百萬元者，設有不同之法定刑；另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㈠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或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明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同條例第44條第3項則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且有上述㈠㈡所定加重事由之一者，另定其法定刑；同條例第46條、第 47條另就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定其免除其刑、減免其刑、減輕其刑之要件。以上規定，核均屬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之增訂，而屬法律之變更，於本案犯罪事實符合上述規定時，既涉及法定刑之決定或處斷刑之形成，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本件依「原判決A」及「原判決B」之認定，劉定恆、楊震堂及黃俊皓所為之加重詐欺罪，其等詐欺獲取之財物已達5百萬元以上（未達1億元），而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情形；又「原判決A」、「原判決B」均未認定其等有自首或於偵查及歷次審理均自白犯行之情，自無前揭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免除其刑、減免其刑、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楊震堂、黃俊皓雖自認有於偵查及歷次審理均自白犯行之情，然與「原判決B」之認定及卷證資料不符，已如前述）。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行為後之法律並未有利於劉定恆、楊震堂、黃俊皓，原判決此部分未及為比較新舊法，於判決本旨並不生影響，亦併此說明。六、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之事項，及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人等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又鄭方瑜前揭一般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幫助詐欺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顯非合法，應併予駁回。此外，因本院就楊震堂部分之上訴係從程序上駁回，則其請求宣告緩刑，同無從審酌，併予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陳德民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6

TPSM-113-台上-4881-2024122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72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依婷選任辯護人劉家榮律師陳映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34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255、24007、24865 、28118、32462、34855、35143、406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據方法，並不足以證明被告吳依婷確有被訴之刑法第 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等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判決被告無罪的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與自稱「李如風」之人素不相識、未曾謀面，關於對方之真實姓名、工作處所、公司名稱及電話聯絡方式等均無所悉，僅透過通訊軟體Telegram聯繫，即依對方要求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下稱網銀帳密），等同將帳戶使用置於自己之支配範疇外，而容任他人得恣意為之。甚被告依「李如風」指示，於111年11月15日至中國信託、華南銀行臨櫃設定約定轉帳帳戶，且自承不認識約定轉入帳號之申請人，惟該等約定帳戶轉帳申請書經銀行行員勾選「申請人認識轉入帳戶之受款人或轉入帳戶之用途正常」，可知被告臨櫃申請時對行員依洗錢防制法相關規範之關懷提問有不實回覆之情，難認被告主觀上對提供帳戶且幫他人設定約定帳戶乙節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參以設定約轉帳戶係為便利即時轉出大額款項，不受一般轉帳每日金額上限之限制，被告亦可透過手機推播知悉本案帳戶不時有金流轉入、轉出，惟均未見被告質疑「李如風」為何「做業績」須為如此大筆頻繁交易之異常之舉，是被告所辯是註冊投資平台、為「李如風」之下屬做業績云云，應係事後卸責之詞，洵無足採。　㈡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28歲，學歷為專科畢業，智識程度完足，有工作經驗，也會使用網路瀏覽資訊，曾有使用金融帳戶存提款等經驗，絕非與世隔絕毫無社會經驗或生活常識之人。對於現今網路金融發達，持有網銀帳密者即可使用該帳戶為各類交易，帳戶密碼係個人重要理財工具，應妥為保管，不能輕易交予他人之情，應有所認識。竟仍提供本案網銀帳密，衡諸常情，被告及一般人均對於此一事實有所疑慮，被告乃未採取任何足以讓本案帳戶不被非法使用之防範措施，逕將其本案帳戶網銀帳密提供與素未謀面之人，甚至依該人指示至銀行臨櫃設定與被告毫不相關之人之約定轉入帳戶，主觀上具有幫助他人為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㈢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提供其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及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之網銀帳密給「李如風」後，固曾依「李如風」指示，於111年11月15日臨櫃辦理上開二帳戶之約定轉帳帳戶，並向銀行行員謊稱認識該等約轉帳戶受款人，行員遂在約定帳戶轉帳申請書上勾選「申請人認識轉入帳戶之受款人或轉入帳戶用途正常」之選項，然被告實不認識該等約轉帳戶受款人。嗣上開二帳戶有大筆款項轉入、轉出時，被告均會收到銀行所寄送之電子郵件通知金額異動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自承在卷（偵一卷第13、 152至153頁、偵二卷第15至16頁、偵四卷第13頁、本院卷第 86頁），並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7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19754號函所附約定轉帳申辦資料（偵一卷第117、119、133、137、141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6日通清字第1130016830號函所附約定轉帳申辦資料（原審卷第39、45頁）可參，雖可認被告辦理約轉帳戶時確有謊稱認識約轉帳戶受款人，且知悉上開二帳戶不斷有大額款項進出等情事。惟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一致辯稱：「李如風」說那些約轉帳戶受款人都是投資金主，設定約定轉帳是為了方便轉帳給金主，並要求我對行員說認識約轉帳戶所有人，銀行才會讓我辦約轉。且「李如風」說他們會使用這二個帳戶，所以跳出（email）通知，我不覺得奇怪。我沒有懷疑「李如風」在騙我，因為我對他有一點感情等語（偵一卷第153頁、本院卷第86頁）。參以「李如風」透過LINE不斷營造對被告產生感情之假象，使被告深陷其愛情話術乙節，除據原審判決敘述甚詳外，另觀被告所提供之帳戶包含其當時所使用之薪轉帳戶（即上開中信帳戶），以致於斯時被告任職公司於111年12月7日匯入之薪資亦遭詐欺正犯以跨行轉帳方式轉出乙節亦明。更有甚者，被告分別於111年12月5日、6日自其聯邦商業銀行、台新商業銀行帳戶匯款3萬5,000元、2萬元至上開中信帳戶內供「李如風」花用，更向中國信託銀行申請個人貸款或向家人借款後，分別於同年12月7日、8日將借得之款項匯至上開中信帳戶或「李如風」指定之帳戶，從被告不惜提供自身財產供「李如風」花用乙節，益徵被告確實對「李如風」所言深信不疑。從而，被告辯稱聽信「李如風」所言才未如實告知行員其不認識約轉帳戶受款人，且未質疑為何帳戶內有大筆款項頻繁進出等語，並非無據。　㈡又被告與「李如風」雖未曾謀面，始終僅透過LINE聯繫，且被告於案發時已28歲並為專科畢業而有一定智識程度，亦曾有過工作及使用金融帳戶等經驗。然一般人對於社會事物之警覺性或風險評估，常因人而異，且與受教程度、從事之職業、心智是否成熟，並無必然之關連，此觀詐騙集團之詐騙手法，經政府大力宣導及媒體大幅報導後，仍常見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或高級知識分子受騙而交付金錢，即可明瞭。從本案被告與「李如風」之對話紀錄（偵一卷第20至29頁）觀之，可知「李如風」刻意營造與被告間之曖昧氛圍，並以「女朋友」稱呼被告，其介紹之下屬「侯光亦」更在群組中直接稱呼被告為「嫂子」，使被告陷入情感漩渦，則被告在此情境中能否維持高度理智與警覺，察覺有異並做出正確判斷，實非無疑，自難僅憑被告提供名下帳戶並依對方指示設定約轉帳戶，遽認被告主觀上必有幫助他人為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之不確定故意。四、綜上所述，本件無法證明被告確實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等犯行，原審所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仍以前述主張，指稱原判決違誤而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洪瑞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昱光【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44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吳依婷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陳映璇律師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2255號、第24007號、第24865號、第28118號、第32462號、第34855號、第35143號、第406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吳依婷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依婷可預見將個人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犯罪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金融帳戶致遭該犯罪集團成員提領，即可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效果，竟基於縱有人持其所交付之金融帳戶實施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1月22日前某時，將所申設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及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華南銀行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成員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嗣該詐欺集團取得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騙告訴人林文信、連名絃、吳淑慧、洪煜婷、張雲萍、戴慈君、林靜芬、羅琳、被害人許唯孜等人（下稱林文信等 9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至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內，旋為詐欺集團成員將該款項轉出，藉以製造金流之斷點，而掩飾或隱匿該犯罪所得之所在或去向。嗣告訴人林文信等9人察覺有異，遂報警處理而循線查知上情。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更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文信、連名絃、吳淑慧、洪煜婷、張雲萍、戴慈君、林靜芬、羅琳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許唯孜之指述、告訴人林文信等8人之匯款明細截圖及其等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及華南銀行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將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於通訊軟體Te legram暱稱「李如風」之人使用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其辯護人則以：110年10月間，被告透過交友軟體「探探」認識化名為「李如風」之網友，因「李如風」之主動邀約，被告始開始與「李如風」維持聯繫，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絡，當時被告之想法，係因與「李如風」保持良好互動，二人皆有意發展關係，被告遂基於愛護之意，提供其友人協助，且「李如風」亦曾將其健保卡、藥袋等具名之私人文件傳予被告查看，藉此取信於被告，被告始對於其本名確為「李如風」深信不疑；再自被告與「李如風」之對話紀錄可見二人確實有親密之互動關係及信賴基礎，始將重要文件相互交換；被告更曾四處籌措款項借予「李如風」以為解救其燃眉之急，然所有款項均不知去向，可見被告同為本案之被害人，非犯罪行為人至明等語為被告辯護。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11月22日前某時，將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及華南銀行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Telegram暱稱「李如風」之人使用。嗣詐欺集團取得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騙告訴人林文信等9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至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內，旋為詐欺集團成員將該款項轉出，藉以製造金流之斷點，而掩飾或隱匿該犯罪所得之所在或去向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林文信、連名絃、吳淑慧、洪煜婷、張雲萍、戴慈君、林靜芬、羅琳及被害人許唯孜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一卷第51至53頁、偵二卷第67至 71頁、偵三卷第9至10頁、偵四卷第35至37頁、偵五卷第11 至15頁、偵六卷第9至13頁、偵七卷第29至31頁、偵八卷第3 3至36、119至120頁），並有告訴人林文信、連名絃提供之匯款資料及對話紀錄截圖（見偵一卷第59至66頁、偵二卷第 73至85、91頁）、告訴人吳淑慧提供之匯款回條（見偵三卷第23頁）、被害人許唯孜提供之轉帳明細截圖（見偵四卷第 39頁）、告訴人洪煜婷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定型化配程契約書、IG畫面截圖、轉帳明細截圖（見偵五卷第59至67頁）、告訴人張雲萍提供之匯款回條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六卷第55、71至83頁）、告訴人戴慈君提出之國泰世華銀行存款交易明細、對話紀錄截圖、定型化配程契約書（偵七卷第47至63頁）、告訴人林靜芬提供之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對話紀錄截圖及文字檔（見偵八卷第76、83至114頁）、告訴人羅琳提供之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見偵八卷第133頁）、被告與「李如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明細截圖（見偵一卷第19至35頁）、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網銀異動、國內約定轉帳、約定轉帳帳戶申請書、掛失變更資料（見偵一卷第 37至41、43至48、85至96、117至145頁、偵二卷第57至59頁、偵三卷第43至50頁、偵四卷第49至63頁、偵五卷第19至36 頁、偵六卷第19至25頁、偵七卷第9至14頁、偵八卷第19至3 0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將其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惟被告否認犯行，其辯護人以前詞置辯，是本案應審究者，乃被告主觀上是否預見其所為將構成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行為，且未違反其本意，而具有前述犯行之不確定故意乙節，茲敘述如下：　　⒈按近年來我國檢警極力偵查詐欺集團犯罪，由於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後需取得贓款，復要避免遭檢警查獲集團成員真實身分，故需大量蒐集人頭帳戶，並尋覓車手負責提款，然因檢警近年追查詐欺集團之成果，詐欺集團對此亦有所應變，為能順利取得人頭帳戶或募得車手，遂改以其他方式取得、徵求。而一般人對於社會事物之警覺性或風險評估，常因人而異，況且詐騙手法日新月異，更時有高學歷、有豐富知識或社會經驗者遭詐欺之情事發生，故非僅憑學識、工作或社會經驗即可全然知悉詐欺集團之詐騙手法。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帳戶使用、指示他人提款之可能原因甚多，或因帳戶所有人認有利可圖而自行提供進而提款，抑或於無意間洩漏，甚或因帳戶所有人遭詐騙、脅迫始提供予詐欺集團成員並配合提款，皆不無可能，並非必然係出於與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而為之，苟帳戶所有人提供帳戶予他人或依指示提領帳戶內款項時，主觀上並無與詐欺集團共同為詐欺犯罪之認識，自難僅憑被害人遭詐騙之款項係匯入帳戶所有人提供之帳戶或帳戶所有人提領該款項，即認帳戶所有人確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因此，有關詐欺犯罪成立與否，自不得逕以帳戶所有人持有之帳戶有無淪為詐欺集團使用為斷，應予審究被告究竟係基於何原因提供其帳戶予詐欺集團，用以認定被告對於其行為成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主觀上有無認識或預見，綜合行為人之素行、教育程度、財務狀況與行為人所述情節之主、客觀情事，本於經驗法則，以為判斷之基礎，審慎認定。　⒉觀之被告與「李如風」之對話紀錄截圖（見偵一卷第20至29 頁），可見兩人於111年10月20日開始以通訊軟體LINE聊天，除了互相分享日常生活外，「李如風」曾傳送個人之健保卡及就醫之藥袋予被告，藉此取信被告，使被告相信「李如風」確有其人，嗣於同年11月11日，「李如風」向被告傾吐心事，表示工作不順，進而要求被告與其下屬「侯光亦」聯絡，協助「侯光亦」作業績，註冊「SWX」投資平台帳戶，並提供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供「李如風」、「侯光亦」操作投資；「李如風」於對談中，以「女朋友」稱呼被告，且於其與被告、「侯光亦」之群組對話中，向「侯光亦」介紹被告係其女朋友，以此等字句來表達對被告之愛意，讓被告對於「李如風」產生一定程度之情感與信任關係，是辯護人辯稱：被告係因與「李如風」保持良好互動，二人皆有意發展關係，被告遂基於愛護之意，提供其友人協助，被告與「李如風」確實有信賴基礎，始將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及華南銀行帳戶提供予「李如風」使用等語，實非全然無稽。被告在此感情基礎下，將含有個人隱私、財產的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李如風」使用，實與貿然將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及密碼交予陌生人之情狀有別，尚難率認被告具有本案犯行之不確定故意。　⒊再者，常見帳戶持有人於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前始特地申請設立金融帳戶，或長時間未使用，嗣為提供帳戶始臨時申請補發存摺、提款卡或設定語音轉帳，此乃因犯罪人已預見其等提供之金融帳戶終將成為警示帳戶而不堪使用所致，故通常不會出賣平常慣用之重要帳戶，以免日後造成自己生活過度不便。然查，被告自108年4月起開始於菁英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菁英人力資源公司）任職，每月薪資由菁英人力資源公司匯入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內，嗣於111年12月13 日經被告告知本案中國信託帳戶遭凍結，方改以現場領取現金方式領取每月薪資，有菁英人力資源公司112年6月1日函暨所附在職證明書（見金訴卷第95至97頁），且依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交易明細所示（見偵一卷第37至41頁），自111 年10月起至111年12月間，每月7日均有「薪資」匯入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可知本案中國信託帳戶確係被告用以領取薪資款項之帳戶，且被告於111年11月22日前某時許提供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李如風」使用後，菁英人力資源公司仍於同年12月7日將被告之薪資匯入該帳戶內，且該款項旋於同日遭以網路銀行跨行轉帳方式轉出。倘被告得預見「李如風」、「侯光亦」為詐欺集團成員，而所提供之帳戶將成為詐欺工具之用，應無可能將其作為領取薪資所用之帳戶任由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轉匯，致難以提領薪資，而增加日常生活不便之理，亦承受薪資遭他人盜領之風險，此與一般幫助詐欺取財案件係販出或出租日常少用甚或不用、存款餘額歸零或所剩無幾之帳戶情節顯然有異，則被告本案行為時，其主觀上得否預見「李如風」、「侯光亦」為詐欺集團成員，欲以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有所認識或預見，要非無疑。　⒋且查，被告分別於111年12月5日、6日自其聯邦商業銀行、台新商業銀行帳戶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2萬元至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內供「李如風」花用，更向中國信託銀行申請個人貸款或向家人借款後，分別於同年12月7日、8日將借得之款項匯至本案中國信託帳戶或「李如風」指定之帳戶內等情，有被告提出之交易明細、轉帳畫面截圖等資料在卷可佐（見偵一卷第30至35頁），可見被告除提供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外，亦陸續轉帳金額非微之款項至本案中國信託帳戶或「李如風」指定之帳戶內，供「李如風」花用，由此更徵被告對於「李如風」的情感與信任程度與他人有所區別，方對「李如風」所為訛語深信不疑。綜觀上開情狀，可認被告為上開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時，乃深陷在「李如風」所營造的愛情假象裡，固未多加查證即提供帳戶資料予他方，當有所疏忽，然被告自己亦不斷地依「李如風」之指示匯入款項至本案中國信託帳戶或「李如風」指定之帳戶內供「李如風」花用，而受有財產損失，顯未認知對方實際上為詐欺集團成員，則就其所為提供帳戶之行為實係幫助詐欺集團遂行詐欺、洗錢犯行之一環，主觀上當無從認知或預見，亦不欲該等犯罪情事發生。　㈢從而，本案實無從排除被告係因對「李如風」產生感情依戀，致其誤信「李如風」、「侯光亦」之謊言，自難逕以被告提供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等客觀行為，遽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犯意，要無從以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事證，至多僅能證明被告確實有為提供本案中國信託、華南銀行帳戶與他人使用之客觀事實，惟就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前述犯行之不確定故意此節，仍未能證明至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其所提證據、證明方法，尚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應諭知被告無罪。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俞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許孟葳附表：　　　　　　　　　　　　　編號被害人詐欺方式轉帳時間轉帳金額（新臺幣）轉入帳戶 1 林文信（有提告）於111年9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林文信佯稱可註冊「瑞傑」投資網站會員，依照指示操作即可獲利云云，致林文信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2月6日上午11時4分 100萬元華南銀行帳戶 2 連名絃（有提告）於111年11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連名絃佯稱可註冊「MT5」投資網站會員，依照指示操作即可獲利云云，致連名絃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1月23日上午10時45分 36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3 吳淑慧（有提告）於111年11月間，向吳淑慧佯稱可註冊「澳門美高梅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投資網站會員，依照指示操作即可獲利云云，致吳淑慧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1月22日下午1時42分 40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4 許唯孜（有提告）於111年11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許唯孜佯稱可依照指示操作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許唯孜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2月5日下午2時31分 5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111年12月5日下午2時32分 5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5 洪煜婷（未提告，起訴書誤載為有提告，應予更正）於111年10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洪煜婷佯稱註冊「EXD」投資網站會員投資虛擬貨幣即可獲利云云，致洪煜婷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2月7日上午10時42分 10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111年12月7日上午10時43分 10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6 張雲萍（有提告）於111年10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張雲萍佯稱可註冊「瑞傑」投資網站會員，依照指示操作即可獲利云云，致張雲萍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2月6日上午10時40分 30萬元華南銀行帳戶 7 戴慈君（有提告）於111年11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戴慈君佯稱註冊「EXD」投資網站會員投資虛擬貨幣即可獲利云云，致戴慈君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2月5日下午2時51分 20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8 林靜芬（有提告）於111年10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林靜芬佯稱註冊「EXD」投資網站會員投資虛擬貨幣即可獲利云云，致林靜芬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2月5日下午1時25分 30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9 羅琳（未提告）於111年10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向羅琳佯稱註冊「EXD」投資網站會員投資虛擬貨幣即可獲利云云，致羅琳瀏覽後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12月6日上午10時 33萬元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本判決卷宗代號對照表編號卷宗名稱簡稱 1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22255號卷偵一卷 2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24007號卷偵二卷 3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24865號卷偵三卷 4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28118號卷偵四卷 5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32462號卷偵五卷 6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34855號卷偵六卷 7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35143號卷偵七卷 8 高雄地檢署112偵字第40629號卷偵八卷 9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78號卷審金訴卷 10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44號卷金訴卷

2024-12-25

KSHM-113-金上訴-772-20241225-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593號上訴人王紘紳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5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76 0、66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王紘紳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幫助一般洗錢罪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及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伊為高職畢業，僅有銷售、服務等一般工作經驗，並無金融投資理財專業知識；因蔡宇軒係伊前妻姐姐之男友，伊遂相信其所謂經營博弈網站需準備多個帳戶之說詞，並在人情壓力下出借伊所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存摺、提款卡、網銀帳戶暨密碼等金融帳戶資料，並無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犯意，且交付金融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亦不當然可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原審未查明實情，遽認伊有本件犯行，顯有不當云云。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無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復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經查：㈠、原判決綜合卷證資料，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陳述，並參酌證人即上訴人之友人盧睿祥、本案其他不同層級人頭帳戶之提供者鐘郁萍、呂彥動、陳茂盛及如其附表所示告訴人等之證詞，佐以卷附上訴人所申辦本件2個金融帳戶及本件告訴人等之帳戶等客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以及如其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書證及其他相關卷證資料，經勾稽審酌，認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告訴人等所得之贓款，已匯入上訴人有償提供他人使用之本案金融帳戶或其他人頭帳戶，並轉至各層級之人頭帳戶復轉匯一空，因認上訴人有償提供金融帳戶之幫助行為，已遂行詐欺集團成員詐取告訴人等之財物及用以掩飾贓款去向等行為，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並敘明：金融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申辦亦無特殊限制，若非充作犯罪工具使用，以逃避追緝並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實無收取他人帳戶之必要，更遑論高價收購之違常行為，依上訴人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歴，對此付費收購等悖於常態之行為應有所認識。其與蔡宇軒（另案交付其自己名下金融帳戶供他人使用部分，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僅相識數月，對蔡宇軒之個人資訊、聯絡方式、所稱博奕事業公司之名稱、經營內容及資金合法與否全無所悉，難認雙方有何足以信賴之情感或關係，再參酌上訴人供稱：「當初我想先試看看，如果沒問題，真的是做博奕的，再找親友一起用」等語，足見其對交付金融帳戶資料是否確實供博奕使用已有懷疑。其對於蔡宇軒以每個帳戶每月新臺幣15,000元之高報酬，向其借用本件金融帳戶資料，可能作為財產相關之非法用途，而遭詐欺集團供作收受贓款、轉匯使用，避免遭查獲而形成金流斷點等已有所預見，竟貪圖高額酬金而交付其金融帳戶資料容任該結果之發生。再參以上訴人於警詢時已知悉其帳戶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工具使用後，仍配合蔡宇軒之設詞，謊稱係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云云，顯見其主觀上具有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等旨，對於上訴人所為包括如其前揭上訴意旨所示之相關辯解，何以不足以採信，亦依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核其論斷，尚無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上訴意旨無視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與說明，仍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陳詞，並就其主觀上有無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等單純事實，再事爭辯，無非係對於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幫助一般洗錢罪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幫助一般洗錢重罪部分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幫助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 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原審及第一審均為有罪之判決），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而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亦非適法，應併予駁回。㈡、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或科刑限制等相關事項，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本件上訴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修正後第6條、第11 條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科刑限制，以本件前置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為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即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幫助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復未自白洗錢犯行，是上訴人僅得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而無自白應減刑規定之適用，惟刑法之「必減」，係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依上開說明，舊洗錢罪之科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修正後一般洗錢罪之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3月至5年，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未有利於上訴人，是原判決雖未及比較新舊法，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2024-12-19

TPSM-113-台上-4593-2024121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612號上訴人王志宏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693 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745、1 08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王志宏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與不詳姓名（無證據證明未滿18歲）之人，基於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清除暨處理（下稱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分別擅將未依規定分類之營建混合物，各載運傾倒在坐落○○縣○○鎮○○段000、000地號○○縣 ○○鄉○○段00、000地號等土地魚塭（下分稱為Ａ地魚塭、Ｂ地魚塭）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共2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憑據及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伊係介紹張義得提出其Ａ地魚塭供他人合法回填，乃原判決徒依張義得等人俱非親眼所為之推測，臆認伊有聯繫不詳業者將營建廢棄物載運至上開魚塭回填之犯行，殊屬違誤。又陳添源疑在Ｂ地魚塭內回填大量廢棄物，此事與伊無涉，而伊為免該魚塭之堤路坍塌，則僅有在堤岸上鋪設碎石路而已，據到現場撿拾鐵條資源之蔡淑珍證述詳實，詎原判決不予採信，同屬不當。再伊先前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該案件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而改判較輕刑度，原審未察上情，猶觀諸該另案原第一審判決所處較重之刑度，因以審酌伊具有漠視環境保護心態等情狀，遽為不利於伊之量刑，亦有失當云云。三、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復已敘明其取捨證據之心證理由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並不諱言其介紹不詳姓名綽號「俊龍」、「阿相」或「包子」等所迭指述不同之人，與張義得聯絡回填Ａ地魚塭之事，並供承其有提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已為農業部）農企字第1000174181號函釋關於碎土石路面得否在農業用地合法容許農業設施之疑義等語；至上訴人於警詢時則坦承其將廢磚及廢水泥塊等廢棄物，傾倒回填至Ｂ地魚塭，且就嘉義縣環境保護局丈量上開廢棄物之體積並無意見等語，核與證人張義得、張世明、蔡璧珍暨蔡碧芳均大致證稱略以：中間人蔡璧珍介紹上訴人向張世明及張義得洽購Ａ地魚塭，因張世明並無出售意願，惟張義得亟需用錢，乃委諸土地代書蔡碧芳辦理分割後，並經上訴人提出前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以向張義得混淆認知，表示得合法填土賺錢之意等語；證人陳添源證稱：伊住址位於Ｂ地魚塭隔壁處，有看到上訴人在Ｂ地魚塭現場陸續叫人載車來倒廢磚瓦等廢棄物等語；證人即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員黃信融、劉怡雄、黃郁瑩，及嘉義縣政府水利處人員李俊毅所證述之稽查過程與情節相符，且其中劉怡雄、黃郁瑩並分別證稱：伊等分別至Ａ地魚塭、Ｂ地魚塭稽查時，上訴人均坦承有將Ａ地魚塭、Ｂ地魚塭填土，且稱其無法提出所填土石之來源資料等語明確，復有卷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環保報案中心陳情案件處理電腦管制單、稽查紀錄暨照片、會勘紀錄、Ａ地魚塭及Ｂ地魚塭所坐落土地之地籍圖、現場測量資料等證據資料可稽，認定上訴人確有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並據以指駁說明上訴人如前揭上訴意旨所示之辯解要屬卸責之詞，及證人蔡淑珍僅因片斷見聞所為之陳述，顯無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理由。核原判決已敘明憑認上訴人犯罪之證據暨理由，所為採證認事之論斷，尚無違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上訴人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與說明於不顧，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陳詞，並就其有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再為單純事實之爭辯，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復次，原判決之量刑，審酌從上訴人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之第一審判決所論處罪刑以觀，可見上訴人漠視環境保護之態度惡劣，得為不利於上訴人科刑之斟酌等情狀，揆其係置重在非難上訴人無視於先前另案判處罪刑，未予儆惕而犯後態度不佳等旨，而該另案嗣縱經上級審判決撤銷改判較輕之刑度，尚無礙上開要旨之論斷。原判決量刑審酌情狀之理由說明，雖屬微瑕，惟於判決本旨與結果難謂有何影響，上訴意旨執此指摘為違誤，仍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2024-12-11

TPSM-113-台上-2612-20241211-1

台抗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307號抗告人黃允鴻上列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0月23日定其應執行刑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56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 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及第53條分別規定甚明。又應執行刑之酌定，係事實審法院於法定範圍內得自由裁量之職權，倘其所酌定之應執行刑，並未違背法定方法與範圍，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二、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黃允鴻所犯如其附表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等罪所處之刑，係分別由數個不同案件判決確定之宣告刑，且原審法院為上開各罪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事實審法院，合於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要件，有相關裁判書及抗告人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因認檢察官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正當，乃於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所處有期徒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有期徒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復參以其罪刑曾經法院分別裁判酌定各該應執行刑確定，在不逾其總和刑期（即有期徒刑3年2月）之範圍內，綜合考量抗告人犯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各罪間之關聯性、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與加重效應，以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事項，並審酌抗告人陳稱並無意見之書面陳述，因而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1 0月。經核於法尚屬無違。三、抗告人抗告意旨雖謂：伊已深自檢討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等罪之過錯，並與各被害人達成和解，請審酌上情，改另為合理公平之裁定云云。然原審對於抗告人所犯上揭應予併罰之罪刑，於法律拘束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內，裁定如前述應執行刑，已本於恤刑理念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尚與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無違，亦無明顯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抗告人抗告意旨並未陳明原裁定究有何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無非係對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依上揭規定及說明，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2024-12-11

TPSM-113-台抗-2307-2024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