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2012號上訴人即被告張谷伐指定辯護人黃靖騰律師(義務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張谷伐羈押期間，自民國114年1月18日起，延長2月。　　理　由一、被告張谷伐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前經原審法院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羈押原因及必要，爰於民國112年12月18日裁定自同日起羈押3月，嗣於113年3月12日裁定自113年3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有原審法院押票、上開延長羈押裁定在卷可查（見原審112年度他字第347號卷第61至63頁，原審112年度訴字第5號卷第3 81至382頁）。又原審於113年3月8日以112年度訴字第5號判決認被告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5年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扣案之非制式手槍1枝、子彈7顆均沒收。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現由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012 號審理中。被告經本院訊問後，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所涉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法定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經通緝後始到案，有事實足認其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爰裁定自113年4月18日起羈押3月，又分別經裁定自同年7 月18日起、同年9月18日起各延長羈押2月，羈押期間即將屆滿。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二月，以延長一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二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三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亦有明文。三、被告經本院訊問後，其及辯護人對於是否延長羈押乙情均表示本件已審理終結，無繼續羈押之必要等語，檢察官則表示因被告有多次通緝紀錄，為了日後順利執行，請予繼續羈押等語（見本院卷第421頁）。被告經原審判決認其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並判處有期徒刑5年3月，併科罰金8萬元，足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於原審審理中，經合法傳喚、拘提未到庭，嗣經通緝到案，有原審法院通緝書、撤銷通緝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是有事實認有逃亡之虞；再者，被告所涉犯上開罪名屬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5年3月，刑期非輕，衡以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實有誘發其逃亡以規避日後審判、執行之高度可能，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是被告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 1款及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槍枝、子彈之犯行，對社會治安危害甚鉅，益徵其法紀觀念淡薄，且被告有上開高度逃亡之可能性，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依本案訴訟進行程度，為確保將來審判及刑罰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認仍有羈押必要，尚無從以具保、限制出境、住居、定期至警察機關報到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本院認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依然存在，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114年1月18日起，第三次延長羈押2月。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郭峻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2025-01-08

TPHM-113-上訴-2012-20250108-5

妨害風化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22號上訴人即被告謝森億黃冠倫共同選任辯護人吳典哲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景文國選任辯護人范瑋峻律師劉迦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8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45797、60961、68866、113年度偵緝字第5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甲、審理範圍壹、被告謝森億、黃冠倫部分：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謝森億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均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黃冠倫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二部分（均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均具狀及由辯護人明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37、39、74、110頁）。檢察官並未上訴，本院此部分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謝森億、黃冠倫上述科刑上訴部分，不及於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沒收等部分。貳、被告景文國部分：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景文國具狀及由辯護人陳稱就被告所犯原判決犯罪事實一，全部上訴（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檢察官並未上訴，本院就被告景文國前開上訴部分全部審理。　　乙、被告謝森億、黃冠倫科刑上訴部分一、被告謝森億、黃冠倫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惟渠2人具狀上訴意旨均略以：被告2人雖在原審否認犯行，但在上訴二審時已經認罪，其量刑因子已改變，應在量刑予以減輕等語。二、上訴駁回部分(被告謝森億、黃冠倫部分)：　　　㈠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量刑裁量之權限，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謝森億、黃冠倫如其等原審事實欄所載犯行，論處其等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刑，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明示僅對於刑度部分提起上訴，本院認第一審所處之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爰就被告謝森億、黃冠倫之科刑部分予以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科刑理由。茲論述如下。　　㈡科刑：　⒈第一審判決科刑理由：爰審酌被告謝森億、黃冠倫不思循正途賺取金錢，竟與本案共犯景文國等人共同媒介、容留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牟利，所為已對社會秩序及善良風俗造成相當程度危害，所為應予非難，酌以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於本案中所擔任角色、分工內容，兼衡被告謝森億、黃冠倫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以上科刑理由，茲予以引用。　⒉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並未逾越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復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及重複評價禁止原則者，其裁量權之行使即屬適法妥當，而不能任意指摘為不當，此即「裁量濫用原則」。故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　　⒊原判決就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所犯之罪之量刑，業予說明理由如前，顯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予以詳加審酌及說明，核未逾越法律規定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及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且原審並無誤認、遺漏、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或科刑顯失公平之情，難認有濫用裁量權之情形。　　　　⒋被告謝森億、黃冠倫具狀上訴及委由辯護人辯護意旨雖均表示其已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然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始終否認犯行，經原審判決有罪後，始於上訴時坦承犯行，就此是否得以評價為從輕之量刑因子，即有探究之必要。　①參酌我國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下稱量刑定刑要點)第15點規定：「(第1項)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第2項)審酌悔悟態度，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自白之時間點、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並不得以被告緘默，作為認定態度不良之依據」。　②被告謝森億、黃冠倫上訴後於本院審理認罪是否得以成為量刑減讓之事由，自應參酌上開因素綜合判斷。又國外立法例（美國及英格蘭）就認罪之量刑減讓已明訂於量刑準則中，其標準及判斷因素更為具體明確，為我國法制所欠缺之科刑標準，本院基於比較法之借鏡，爰參酌下述國外之量刑準則所揭示之法理及參考因素，作為前開量刑定刑要點之補充說明：　⒌法院決定被告是否明確表示承認犯罪時，可參考下列因素：真誠認罪，承認或不否認所有相關行為，或主動結束犯罪行為；法院以被告在審前程序之陳述及行為作為判斷，如被告在審理程序前進行認罪協商，真誠承認犯罪行為，或未否認相關行為時，可認為被告有明確表示承認犯罪，然若被告有做出不一致之行為時，則會被排除適用認罪之量刑減讓；若被告於審理時否認犯罪，讓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之後再於判決有罪時表示承認犯罪，亦無法適用認罪之量刑減讓（美國聯邦量刑準則中關於「承認犯罪」章節規定）。　⒍被告在訴訟程序中認罪時，法院決定應處以何種刑罰。法院應考量下列事項：被告於訴訟程序中進行認罪答辯的階段時點及其作出認罪答辯時之情況。即依被告在何種訴訟程序階段進行認罪答辯，而決定遞減幅度，也可能會遞減至0，目的在於鼓勵有意認罪之被告，儘早於訴訟程序階段進行認罪，有助於降低犯罪對於被害人之影響，使被害人及證人毋庸到庭作證，達成減省訴訟勞費之公共利益，由於愈早認罪所能產生之效益愈大，為最大化認罪之效益，提供儘早認罪之誘因，故就不同訴訟程序階段所為之認罪有不同之量刑減讓效果（英格蘭量刑法規定）。　　　⒎承上，本院認被告於法院訴訟程序中所為之認罪係出於真誠悔悟，不爭執所有犯罪事實，且並無前後不一致之情時，即得評價為從輕量刑之事由；倘被告先否認犯罪，於法院判決有罪後始承認犯罪，則不宜評價為從輕量刑事由。法院應審酌被告認罪時間點之不同，為相對應之減讓幅度，如被告於法院訴訟程序初期即認罪，其量刑減讓之幅度較大；倘於法院訴訟程序中後期才認罪，應考量法院已進行之證據調查、司法資源之耗費、對相關證人之負擔等節，逐漸減少量刑減讓之幅度；若於訴訟程序最後階段才認罪，因法院已幾乎完成證據調查，造成相關證人之勞費，花費大量司法資源，自得不為任何量刑減讓。倘不區分被告犯罪時間點之不同，亦不問被告認罪之緣由及動機，均一律評價為從輕量刑因子，並給予相同幅度之量刑減讓，易使被告產生僥倖之心，造成司法資源之無益耗費。質言之，被告先否認犯行，待證據調查完畢後，見證據呈現結果對己不利，再改為認罪表示，或被告於第一審否認犯行，待第一審判決有罪後，幾無主張無罪之空間，再於上訴第二審時改為認罪答辯，此等係基於為求刑之寬典而為之認罪表示者，倘與被告於訴訟階段初期或準備程序中即為認罪表示，而係出於真誠悔悟之動機者，得為相同之量刑減讓及從輕之量刑評價，不僅無助於發現真實之目的及公平正義之維護，更造成司法過度負擔。　⒏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始終否認犯行，其經原審判決有罪後，固於上訴本院時坦承犯行，然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到庭，僅委由辯護人表示願意認罪，請求從輕量刑，難認其等有真誠悔悟之動機。考量原審就被告謝森億、黃冠倫犯罪事實已進行周詳之證據調查，判決有罪在案，已耗費相當程度之司法資源；再由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於本院審理中均未到庭表達有愧疚悔悟之意，且未敘明有何正當理由未到庭等情觀之，可見被告謝森億、黃冠倫僅於具狀上訴並委由辯護人表示認罪等情，顯係為求刑之寬典而為之，難認係基於真誠悔悟之動機，自不能評價為有利之量刑因子，而據以為任何量刑減讓。辯護人為被告謝森億、黃冠倫辯護稱：被告2人於上訴後認罪，量刑因子已改變，請從輕量刑云云，自有誤會。　⒐本院以行為責任原則為基礎，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範圍，經總體評估被告謝森億、黃冠倫之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狀事由後，認其責任刑範圍應接近法定刑範圍內之刑度偏低區間，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調整責任刑，經總體評估被告被告2人之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事由後，就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所犯各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4月（均各5罪），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係認其等責任刑僅予以接近法定刑範圍內之低度區間衡酌。原審所量處之刑度屬於法定刑範圍內之低度區間，已兼顧量刑公平性與個案妥適性，並未嚴重偏離司法實務就圖利容留性交罪之量刑行情，自難指為違法或不當。於定執行刑復說明：審酌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於本件分別所犯之罪，均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衡酌各罪犯罪時間接近，犯罪目的、手段相當，係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較高，並斟酌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情，分別定其等應執行刑各為有期徒刑10月，及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均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及定執行刑，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情事。此外，本件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並未產生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事由，原判決所依憑之量刑基礎並未有重大變更，其所量處對於被告2人之宣告刑應予維持。綜上，被告謝森億、黃冠倫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丙、被告景文國（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一、全案上訴）部分　　犯罪事實：　　景文國、黃冠倫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paes34」、「愛奇」等應召站成員（無證據證明「paes34」、「愛奇」等應召站成員為未成年人），共同基於意圖使已滿18歲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容留以營利之犯意聯絡，由景文國於民國111年2月20日向不知情之張育寧承租位於新北市○○區○○ 街00巷00弄0號0樓之房屋（下稱○○街房屋）為性交易處所，另由黃冠倫支付該房屋之房租及水電費，復由「愛奇」與雷怡婷（111年12月25日開始）聯繫性交易事宜，「paes34」則在捷克論壇網站上，張貼「○○.○○○（愛心圖樣）本人照片～本人服務（小菲）個人工作室（愛心圖樣）服務地址：○○ 區」之廣告訊息招攬不特定男客，性交易所得由雷怡婷向男客收取後，雷怡婷再將部分款項交付給「愛奇」，渠等即以此方式共同媒介、容留雷怡婷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易以營利。嗣於112年1月18日，員警執行網路巡邏任務，在網站上發現性交易廣告，遂依廣告上提供之通訊軟體ID聯絡，佯裝嫖客與「paes34」約定從事性交易後，「paes34」遂提供○○街房屋地址，待警方抵達上址確認雷怡婷為從事性交易之女子後，即為警查獲，方悉上情。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被告景文國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被告景文國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惟其　　於原審固坦承以其名義承租○○街房屋，但其未居住在上址，而於111年12月25日遭警在該處查獲雷怡婷，然具狀上訴否認有何營利媒介、容留女子為性交易之犯行，辯稱：當初我跟黃冠倫要一起工作，所以才承租○○街房屋，之後沒有接到工作，也沒有住進去，但黃冠倫不想損失押金、不想退租，之後○○街房屋怎麼處理我不知道，且我於111年2月20日承租，警方是111年12月25日查獲雷怡婷，兩者相距9個月，且無證據證明我跟黃冠倫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我與上開女子從事性交易無關云云。經查：一、認定犯罪事實依據及理由：　㈠被告景文國於111年2月20日向屋主張育寧承租位於○○街房屋，由被告黃冠倫支付該房屋之房租及水電費。另「愛奇」與雷怡婷（111年12月25日開始）聯繫性交易事宜，「paes34 」則在捷克論壇網站上，張貼「○○.○○○（愛心圖樣）本人照片～本人服務（小菲）個人工作室（愛心圖樣）服務地址：○ ○區」之廣告訊息招攬不特定男客，性交易所得由證人雷怡婷向男客收取後，雷怡婷再將部分款項交付給「愛奇」。嗣於112年1月18日，員警執行網路巡邏任務，在網站上發現性交易廣告，遂依廣告上提供之通訊軟體ID聯絡，佯裝嫖客與「paes34」約定從事性交易後，「paes34」遂提供○○街房屋地址，待警方抵達上址確認雷怡婷為從事性交易之女子後，即為警查獲等節，業據證人雷怡婷、張育寧於警詢時證述在案（偵68866卷第7至10、11至12、17至22頁），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新北市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通聯調閱查詢單、海山分局埔墘派出所員警職務報告、現場錄音譯文、現場照片、LINE暱稱「paes34」、「小菲」於「捷克論壇」刊登之廣告頁面截圖、員警與暱稱「小菲」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新北市○○區○○街00巷00○0 號0樓房屋租賃契約書、證人張育寧之台新銀行中和分行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在卷可查（偵68866卷第23至29、31、33、3 5、43至45、46至47、49至52頁），亦為被告景文國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景文國確有上開犯行，有如下證據可憑：　1.證人雷怡婷使用○○街房屋得到被告景文國、黃冠倫同意：　　證人雷怡婷於警詢時證稱：我從事性交易會與「愛奇」依照當日全部性交易所得去拆帳。「愛奇」會負責用通訊軟體LI NE傳遞有關性交易方面之訊息給我，工作地點每天更換，○○ 街房屋應該是「愛奇」租的，房租水電費是「愛奇」繳納的等語（偵68866卷第17至22頁）。可知證人雷怡婷並無承租○ ○街房屋，係因透過「愛奇」之媒介方會在○○街房屋內從事性交易。依上情觀之，「愛奇」、雷怡婷當事先取得○○街房屋承租人被告景文國、使用人被告黃冠倫之同意，方可使用 ○○街之房屋，否則渠等豈會有○○街房屋之鑰匙，並無懼房屋承租人或使用者會隨時返回，進而發現雷怡婷在內從事性交易之可能。且被告景文國租用○○街房屋，其用途是供雷怡婷使用乙情，亦據證人即被告黃冠倫結證稱：○○街房屋是景文國承租的，是要租給雷怡婷住的，我和景文國約3、4年前同時認識雷怡婷；該處不是作為我和景文國的公司宿舍等語（偵68866卷第106至106頁）。　2.再者，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可容許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如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已予當事人、辯護人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113年度台上字第2613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39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黃冠倫另案因委由被告景文國承租房屋，但由被告黃冠倫給付房租，而該房屋亦供女子從事性交易之犯行部分，前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審簡字第713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下稱前案），於該案中從事性交易之女子證稱應召站成員為「愛奇」、「阿冠」（即被告黃冠倫），「愛奇」負責告知性交易之訊息乙節，此有原審法院112 年度審簡字第713號判決可憑。而前案與本案均係被告黃冠倫透過被告景文國之名義承租房屋、被告黃冠倫使用之房屋內均遭查獲女子在內從事性交易、傳遞性交易訊息者均為「愛奇」等種種一致性可知，被告景文國、黃冠倫、「愛奇」確屬同一應召站成員，而被告黃冠倫之工作即係尋覓房屋，再由被告景文國出面承租，供女子從事性交易，實屬明確。　㈢被告景文國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景文國於111年2月20日承租○○街房屋，而○○街房屋於112年1月18日為警查獲為從事性交易之地點乙節，業如前述。且被告景文國前開所辯，業與被告黃冠倫於偵查中上揭證述迥異（偵68866卷第105至107 頁），被告景文國供述之真實性實非無疑。雖被告黃冠倫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雖改稱：○○街房屋是我跟景文國要一起承租的，我們要一起做清潔的工作云云（原審訴字卷第56頁），然被告景文國、黃冠倫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所供，對於被告景文國是否曾經入住○○街房屋、被告景文國是在承租○○街房屋後2至3星期（被告景文國供述是在承租○○街房屋後，原審訴字卷第65頁）或是2至3個月（被告黃冠倫供述是在承租○○街房屋後，原審訴字卷第56頁），方表示因為無法承接工作方不想繼續承租○○街房屋等節，均相互齟齬。益徵被告景文國所辯之詞與事實不符，委無足採，否則為何就同一事實，其與被告黃冠倫一同經歷，兩人供述卻大相徑庭、相互齟齬。堪認被告黃冠倫翻異前詞，顯係曲意迴護被告景文國之詞，自難資為有利被告景文國之認定。　㈣況被告景文國、黃冠倫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均陳稱：因為被告景文國突然表示無法一起工作，也不承租○○街房屋，因此雙方吵架之後就很少聯絡云云（原審訴字卷第56、66頁），然被告景文國、黃冠倫所述若屬為真，本件○○街房屋係在111 年2月20日承租，被告景文國、黃冠倫因前情發生衝突，而在約111年3至4月間不歡而散，渠等當無在短時間再一同合作之可能，然被告景文國卻於111年5月9日又以自己之名義承租房屋，而由被告黃冠倫使用，且該房屋又遭查獲有容留女子從事性交易，此有前案判決可證。被告景文國雖否認犯行，然其確實出名承租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0樓房屋，且由被告黃冠倫支付房租及水電費，並由「愛奇」與雷怡婷自111年12月25日起聯繫性交易事宜，再由「paes34」在捷克網站張貼性交易訊息，招攬男客與雷怡婷在○○街上址從事性交易。足見其之分工係出面承租容留女子與男客發生性交易地點之人。又其雖否認知悉性交易之事，否認與被告黃冠倫有犯意聯絡，然其2人在本案前已有前案也是相同運作模式，也就是由被告景文國出面承租房屋，被告黃冠倫支付房租、水電費，而遭查獲容留女子從事性交易，有新北地院 112年度審簡字第713號判決書可佐，已如前述，該案事實係 111年5月9日起租，111年9月21日查獲，與本案係111年2月2 0日起租，112年1月18日查獲，有高度重疊，而前案之上游亦同為「愛奇」，足見此一上下分工模式，在兩案中均屬一致。況且被告景文國與黃冠倫所供述與房屋租金給付方式、有無入住、有無表示要退租之情節並不相符，實難遽採。況前案起租時間（111年5月9日）係在本案（111年2月20日）後，更足認其與被告黃冠倫之前空言辯稱發生衝突，不再聯絡乙節，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被告景文國之辯護人辯稱：雷依婷陳稱「愛奇」為女性，可見「愛奇」之人並非被告，被告亦無廣告訊息招攬不特定男客，其無構成圖利容留性交犯行云云。然查，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犯之正犯性，在於共犯間之共同行為，方能實現整個犯罪計畫，即將參與犯罪之共同正犯一體視之，祇要係出於實現犯罪之計畫所需，而與主導犯罪之一方直接或間接聯絡，不論參與之環節，均具共同犯罪之正犯性，所參與者，乃犯罪之整體，已為犯罪計畫一部之「行為分擔」。本案被告景文國就上開犯行與黃冠倫、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paes34」、「愛奇」等應召站成員共同基於媒介、容留滿18歲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之犯意聯絡，被告景文國分擔前揭犯行，由「愛奇」與雷怡婷聯繫性交易事宜，「paes34」則在捷克論壇網站上廣告訊息招攬不特定男客，業據認定如前，被告景文國等人參與應召站之犯罪模式，須仰賴多人密切配合分工，共犯間高度協調皆具強烈之功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個別或部分共犯之單獨行為，而係連結於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流程中，其中被告被告景文國、黃冠倫與「paes34」、「愛奇」等應召站成員各自為犯罪計畫一部，縱被告景文國並非雷依婷所稱「愛奇」之人，依上開說明，亦無礙於被告景文國犯行之成立。　　　㈥據上，被告景文國係應召站成員，其等分工乃係被告黃冠倫尋覓合適之性交易地點，並由被告景文國出名承租後，復由「愛奇」與雷怡婷聯繫性交易事宜，「paes34」則在捷克論壇網站上廣告訊息招攬不特定男客，供媒介、容留女子性交易之用甚明，足可認定。被告景文國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231條規定處罰對象，以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罪；至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所問，亦不以媒介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始足當之。　　　　㈡核被告景文國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其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而媒介以營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容留以營利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景文國、黃冠倫與「paes34」、「愛奇」等應召站成員　　就上開圖利容留性交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駁回上訴理由（被告景文國）：　　原審以被告景文國有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景文國不思循正途賺取金錢，竟與本案共犯共同媒介、容留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牟利，所為已對社會秩序及善良風俗造成相當程度危害，所為應予非難，酌以其於本案中所擔任角色、分工內容，兼衡被告景文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就沒收部分敘明：被告景文國固就上開犯罪事實中為雷怡婷丞租房屋，與男客性交易之場所，惟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上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給付之拆帳所得已由被告景文國實際收受，爰不併予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等旨，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景文國上訴本院仍執陳詞否認犯罪，其所辯各節均不可採，其本件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丁、被告謝森億、黃冠倫、景文國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邱瓊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024-12-31

TPHM-113-上訴-5922-20241231-1

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99號上訴人即被告潘星佑上列上訴人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 0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潘星佑於民國112年6月13日晚間8時41分許，在桃園市○○區○ ○路000號吸菸區座位旁，拾獲田馨尹遺落在該處地面上之現金新臺幣(下同)3,000元，竟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將上開款項侵占入己。嗣經田馨尹發覺款項遺失，報警處理，復經閱監視器影像而查悉上情。二、案經田馨尹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27、128、147 頁），上訴人即被告潘星佑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127 頁），且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貳、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客觀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侵占遺失物之主觀犯意，辯稱：我撿到當下我有在現場等當事人來領，我在那裡等很久，從我撿到後放到桌上，到我上班時間到才離開，時間大概有1、20分鐘，我離開時應該是晚上9點，實際時間我忘記了，我把錢放到口袋，回去上班，我回公司的第二天，我沒有去問主管，是主管有問我有沒有撿到錢，我說我有，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我有侵占他人利益的行為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事實欄一所載時間及地點撿拾告訴人所遺留之3,000 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見112 年度偵字第39873號卷〈下稱偵卷〉第23至25頁)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截圖照片共10張、被告搭乘電梯監視器截圖照片2張、贓物認領保管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至21、 31至39、41、43、45至4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辯稱其撿到錢後有在現場等當事人來領，到其上班時間到才離開，時間大概有1、20分鐘，離開時應該是晚上9點等語。惟查，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供稱：我撿到後放在桌上一個小時，當下在現場抽菸，平常晚上上工時間是晚間8時40 分等語（見113年度易字第309號卷〈下稱原審易卷〉第27頁），然依監視器畫面顯示，告訴人於112年6月13日晚間8時26 分許掉落3,000元於椅子下方後離開位置，被告於同日晚間8 時41分許拾取上開3,000元後清點現金(見偵第31至39頁)，是被告於晚間8時41分時仍在吸煙區吸菸，與其上開所述平常上工時間為晚間8時40分不符，而被告經原審法官詢問監視器畫面之時間為何已超出其所稱之上工時間後，復改稱休息時間為晚間8時至9時15分等語（見原審易卷第27頁）；被告嗣於本院再稱：我在那邊等很久，到我上班時間到才離開，時間大概有1、20分鐘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可知被告雖堅稱其於拾獲3,000元後有在現場等待原主領取，然就其等待時間及上工時間卻一再翻異其詞，堪認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言，尚非可信。　㈢被告於本院自承：當時抽菸區只有我一個人，上班時間到，我才把錢放到口袋，回去上班，沒有在座位旁留下什麼資訊，讓遺失錢的人可以找到我，我撿到錢都沒有跟人說等語（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而被告於行為時為具有社會智識經驗之成年人，依一般常情判斷，若無侵占之意圖下看到地上遺留現金，理當交由相關主管人員、警察保管，或者就留在原處置之不理，被告拾獲後反而自己收取，直至其主管詢問時才坦承有拾獲3,000元，已難採信其並未有侵占之意圖。再者，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撿到東西沒有交給廠區內之警衛、主管或送交警局之義務，是遺失的人要去問，不是我要去做，我憑什麼交給警察，是我修養好，東西不見撿得回來是你幸運等語（見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14號卷第1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拾金不昧雖然是美德，但不是義務，更不是理所當然等語（見本院卷第151頁），均益徵倘若告訴人未報警，就不會有人向被告詢問是否拾獲該筆3,000元，被告也不會主動歸還該利益，是堪認被告並無將該筆3,00 0元歸還原主之意。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辯解為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一、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 337條明文規定。上開法條所謂「遺失物」者，係指本人並無抛棄意思，而偶然喪失其持有之物，所謂「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係指遺失物與漂流物以外，非本人抛棄意思而脫離本人所持有之物。又刑法第337條所謂「離本人所持有之物」，係指物之離其持有，非出於本人之意思者而言( 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031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僅一時脫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係屬「離本人所持有之物」。二、經查，本件告訴人所遺留之3,000元，係告訴人於坐在椅子上不慎掉落，其並無拋棄之意思，而偶然喪失其持有之物，該當刑法第337條規定之侵占「遺失物」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肆、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所侵占之3,000元，雖屬其本案犯罪所得，惟前開財物已實際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憑（見偵卷第43 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就前開財物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伍、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同前開有罪認定，以被告罪證明確，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一時貪念，明知拾獲之3,000元非屬己有，竟起意侵占，造成告訴人財產受損，所為非是；惟被告侵占之財物價值尚非鉅，且該3,000元業經警扣案並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憑（見偵卷第43頁），則被告行為所造成之法益侵害狀態，已有所減輕；又審酌被告犯後未能坦承犯行，兼衡被告之素行暨其於警詢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生活狀況（見偵卷第7頁）及考量被告於本案犯行前無任何前案之素行紀錄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5,000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並說明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章典，雖其犯後並未坦承犯行，惟被告歷經偵查及科刑之過程，應能知所警惕，復考量本案犯行尚屬輕微，原審法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原判決誤載為同條項第2款），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不服原判決，猶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本院業已析論理由並詳列證據認定如上，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HM-113-上易-1499-20241231-1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263號上訴人即被告潘顯靈輔佐人潘聖元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3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3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潘顯靈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貳年，緩刑期間應依如附件所示條件向告訴人鄭佳怜支付損害賠償。　　理　由一、審理範圍：　㈠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故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經查，本件原判決判處被告潘顯靈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茲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業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表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52、 83頁），依前揭㈠之法條及說明，本院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本院以原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審究其諭知刑度是否妥適。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知道錯了，誠心請求跟告訴人鄭佳怜和解及賠償，並請考量被告無前科，罹患鼻咽癌第4期在治療中，目前打零工維生，配偶為家庭主婦，尚有4名未成年子女待扶養，若被告入監服刑將造成家庭生計之困境，請從輕量刑，並予緩刑，讓被告可以工作償還告訴人鄭佳怜之損失、照顧家庭及繼續接受治療等語三、新舊法比較：　㈠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係 105年12月洗錢防制法修正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第6項增訂第3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 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宣告刑雖應受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但仍同為有期徒刑7年，此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 16條第2項（下稱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下稱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本件原審判決後，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 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而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且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洗錢犯行（見112 年度偵字第45954號卷第104頁，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37號卷第42頁，本院卷第54頁），又原判決未能認定有犯罪所得（見原判決第3頁），是被告不論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或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均得減輕其刑，且上開減刑規定係屬必減之規定，依前揭說明，應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應認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㈣本案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　⒈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 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7條減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惟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例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行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路。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達500萬元者，量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金。達1億元者，處5年以上12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金。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金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行為造成數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金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不當利用金融、電信及網路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益」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精神，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是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被告雖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然被告未於本院審理時自動繳交告訴人鄭佳怜所交付之全數受詐騙金額，是尚難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　　　㈠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件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 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被告應論以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該罪之法定刑已有變更；再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鄭佳怜以20萬元達成和解，且已給付8萬元（餘款給付方式詳附件），有本院113年10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和解筆錄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65至66頁），此等為原審所未及審酌之部分，是原審此部分略有疏漏。進而，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即屬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詐欺犯罪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機關為追查、防堵，耗費資源甚多，民眾遭詐騙，畢生積蓄化為烏有之事件亦屢見不鮮，被告貿然將其所有之金融帳戶交付予詐欺集團為不法使用，並參與提領款項工作，使告訴人鄭佳怜遭騙之款項迅速流至詐欺集團上游，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之信任關係，復製造金流斷點，使執法機關不易查緝，徒增告訴人求償及追索遭詐騙金額之困難，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於本案犯罪結構中，係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之角色，並非核心地位之涉案情節，被害對象僅1人、告訴人遭騙金額2 5萬6,000元，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鄭佳怜以20萬元達成和解，且已先為8萬元之部分給付，其餘款項亦承諾以分期方式給付，復審酌被告提出戶籍謄本（現戶全戶）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23至25、63頁），佐證其有4名未成年子女待扶養，且其罹患鼻咽癌在治療中，暨被告自陳高工畢業，已婚，配偶為家庭主婦，目前做清潔服務工作（見本院卷第22、8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以示懲戒。五、緩刑宣告及其條件：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7頁），其因一時思慮不周而犯本案之罪，犯後已坦認犯罪，且已與告訴人鄭佳怜以20萬元達成和解，並已給付8萬元（餘款給付方式詳附件），已如前述，並經告訴人鄭佳怜表示願意給被告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59頁），堪認被告確有顯現思過及填補告訴人損失之誠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又本院為督促被告能依附件所示內容確實履行，以兼顧告訴人鄭佳怜之權益，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被告應依如附件所示內容履行損害賠償，列為緩刑之條件。倘被告未依附件所示內容履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件：被告潘顯靈應給付告訴人鄭佳怜新臺幣（下同）12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113年12月20日起，於每月20日前給付1萬元，並匯入鄭佳怜指定之玉山銀行帳戶內，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

2024-12-31

TPHM-113-上訴-4263-20241231-1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56號上訴人即被告劉嘉政選任辯護人林福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 10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4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劉嘉政於民國111年11月15日12時22分(起訴書誤載為30分應予更正)許，騎乘機車行經新北市永和區竹林路124巷口，與騎乘腳踏車之藍國源發生行車糾紛，劉嘉政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毆打藍國源之左側上臂，致藍國源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二、案經藍國源訴由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業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劉嘉政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66、89、9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藍國源發生行車糾紛，其徒手碰觸告訴人左側上臂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沒有毆打告訴人，監視器可以看到我拍告訴人的那一下，告訴人身體連晃動都沒有，不可能成傷，而且警察到場問告訴人哪裡受傷，告訴人也沒說什麼，警察看了也覺得沒有事情，才叫我們離開等語；其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騎乘機車直行，遇到告訴人違規騎腳踏車橫越馬路，被告怕撞到告訴人，於是按喇叭提醒，卻使得告訴人不高興而大聲咆哮，被告當下以為撞到告訴人，所以停下來，結果告訴人跑過來對著被告大聲咆哮，被告才會拍一下告訴人手臂，跟告訴人說這樣很危險，而且徵諸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先行接觸對方肩膀或上臂，為釋出善意的作法，所以被告沒有傷害告訴人的動機及犯意，再者，告訴人並非於案發後直接到醫院驗傷，其先去公司上班，案發約3小時後才到醫院驗傷，實不合理等語。㈡經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被告徒手觸碰告訴人左側上臂之事實，業經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見112年度訴字卷〈下稱原審訴卷〉第67頁，本院卷第6 4頁），復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偵字第12437號卷〈下稱偵卷〉第6至7、21頁正反面），並有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報案紀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4至15頁）；又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事實，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6頁正反面、21頁正反面），並有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111年11月15日乙種診斷證明書、112年12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20009927號函及所附急診護理評估紀錄、病歷紀錄單、醫囑單及傷勢照片可佐（見偵卷第13頁，原審訴卷第41至49頁），是上開事實，均首堪認定。　⒉被告辯稱其拍告訴人的那一下，告訴人身體連晃動都沒有，不可能成傷，警察看了告訴人也覺得沒有事情等語，以及被告之辯護人為其辯稱告訴人於案發後先去公司上班，於案發約3小時後才去驗傷，實不合理等語。惟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就徒手拍了告訴人左上臂一下，我是想要安撫告訴人，之後告訴人就大喊說我動手了等語（見偵卷第21頁反面），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當下警察到場後，告訴人情緒很激動，我就說如果有傷就去驗傷等語（見原審訴卷第33頁）；而證人即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員警張凱傑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我記得那天我到的時候是沒有了，就是到那邊他們已經分開，我就跟我另一位學長把他們先拉開，分別問剛才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是告訴我們剛剛不知道誰有動手，我說沒關係，如果有動手，要提告可以到我們派出所。我只記得有人說他被打，不記得當天我有沒有看被打的人傷勢，因為時間有點久。我們每天處理這種事情太多，細節我不記得，我通常都是先告知權利，提告或不提告都可以來我們派出所。如果要提告，我一定會叫他先去驗傷等語（見原審訴卷第94 至99頁），與告訴人於偵查中供稱：我們之間因為行車糾紛發生口角，被告徒手打我左側上臂等語（見偵卷第21頁正反面）互核，足認告訴人已當場向員警表明其被打。又審酌被告於111年11月15日12時22分許，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有碰觸告訴人左上臂，經員警到場處理等情，為被告所供認，且有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報案紀錄可證(偵卷第14至15頁)；而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供稱：當天吵到13點多，我趕著先去公司打卡上班，後來手痛去驗傷等語（見原審訴卷第68至69 頁），告訴人隨即於同日15時23分許到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驗傷，經護理師檢傷為上肢鈍傷、醫師診斷為左側上臂挫傷，並就告訴人傷勢拍照，告訴人左手臂呈現約5公分X4公分泛紅情形，此有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急診護理評估紀錄、病歷紀錄單、傷勢照片、111年11月15日乙種診斷證明書可稽( 見原審訴卷第43、45、49頁，偵卷第13頁），足認告訴人於當日12時22分許案發後，尚有等待員警到場處理，離開現場後，隨即趕去公司打卡上班，復於上班過程中因手痛而去醫院就診，其間當須花費相當時間，告訴人於當日15時23分即已到院驗傷，案發與驗傷時間尚屬密接，難認有何不合理之處，且告訴人確實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已如前述，此傷害應為被告徒手毆打造成無誤。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被告主張證人張凱傑非行為發生時親自見聞之人，且其於原審作證供稱其每天處理事情太多，無法記得細節，時間已久，明顯記憶錯誤，不足為證等語。惟查，證人張凱傑於原審審理時所為上開證述，距案發時間約1年4月，其縱有記憶模糊亦屬正常，且證人張凱傑對其在現場有人向其表示被打、其難認定告訴人當場並無受傷等情，並無證述含糊反覆之處，實堪採信，是以被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⒊被告之辯護人辯稱被告沒有傷害告訴人的動機及犯意等語。惟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們因為行車糾紛有發生口角，告訴人當場很激動，我就徒手拍了告訴人左上臂一下，之後告訴人就大喊說我動手了等語（見偵卷第21頁反面），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當時我是直行車，他要穿越馬路，我為了要躲避他，我按他喇叭有錯嗎？我按喇叭警示他，他沒有理會我的警示，所以我才按了第二次喇叭，然後他就把我叫下來，我也莫名其妙，我想說我是不是有碰撞到他還是怎麼樣，所以停下來了，他就騎著腳踏車來找我，開始對我咆哮，我就碰了他一下說「欸大哥，你不要這麼激動，你這樣騎車很危險」，他就說我打他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00頁）；而告訴人於偵查中亦供稱：我們之間因為行車糾紛發生口角，被告徒手打我左側上臂等語（見偵卷第21頁正反面），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因為行車糾紛先發生口角，之後被告徒手觸碰告訴人左上臂一下，衡諸常情在發生口角衝突當下，雙方處於對立之狀態，一般理智之人為避免衝突升高，均會避免與對方有肢體接觸，且當時雙方情緒激動，動手觸碰對方身體，極易因未控制力道而造成他人成傷，此為一般人生活經驗所知，被告為具備基本智識及生活經驗之成年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故被告在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時，徒手打告訴人一下，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其自有傷害之故意。又在現今社會，因行車糾紛而發生毆打事件亦所在多有，是被告確有傷害告訴人之動機及犯意，故辯護人此部分辯解，尚難採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同前開有罪認定，以被告罪證明確，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傷害罪，並審酌被告於案發時與告訴人素不相識，僅因行車糾紛即任意對告訴人為身體上之不法侵害，造成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所為實屬不該，且其犯後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以賠償其損害，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又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與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害尚非嚴重，以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顯示被告無犯罪前科(見原審訴卷第107頁 )，自陳為高中畢業、需扶養母親及兩名子女、從事壘球裁判（見原審訴卷第10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拘役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尚稱妥適。被告不服原判決，猶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本院業已析論理由並詳列證據認定如上，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HM-113-上訴-4356-20241231-1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06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BA000-B112043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選任辯護人陳心慧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71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9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甲女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參月。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卷附甲女攝錄之性影像光碟貳片沒收。　　事　實一、甲女與BA000-B112043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前為夫妻關係（案發後，業已離婚），BA000-B112043（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則為與乙男發生性行為之對象。甲女未經A女同意，基於妨害秘密、妨害性隱私之犯意，接續於民國112年5月20日、112年5月25日、112年5月26日、112 年5月27日，在甲女與乙男位於桃園市○○區住處(地址詳卷) 房間（下稱本案房間），以不詳攝影設備，無故竊錄、攝錄 A女與乙男發生性行為之非公開活動及性影像(乙男已撤回告訴，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以下合稱系爭性影像)，嗣甲女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提出系爭性影像，A女始悉上情。二、案經A女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甲女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6、57、77、7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不否認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辯稱：我是因為當時丈夫出軌，所以要蒐證，並非無故等語；其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係已經看到前夫即乙男與告訴人之曖昧訊息，才在諮詢律師後，自112年4月底至同年5月底於只有被告與其前夫使用之本案房間內架設監視器，蒐集民事訴訟所需之證據，以維護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婚姻權，且被告之前夫上班時間係平日上午8時至下午6時，還時常加班，在家時間不長，所以被告並非持續不間斷的進行全方位監控，又通姦罪已經除罪，無法將侵害配偶權的蒐證行為訴諸公權力，因此在被告之前夫及告訴人均否認有侵害被告配偶權之情形下，被告只能透過上開方式取得其等侵害配偶權之證據，倘若實務不容許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被告將難以提出證據訴請民事賠償，形同架空憲法婚姻制度保障，且被告蒐證可能承擔刑事責任，而妨害婚姻及家庭之人只要負擔民事賠償，顯輕重失衡而不合理等語。㈡經查：　⒈被告有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以不詳攝影設備，竊錄、攝錄系爭性影像等情，為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不爭執（見113年度審易字第718號卷〈下稱原審卷〉第48頁，本院卷第 55、79頁），復經告訴人、證人乙男於偵查中證述明確（11 2年度偵字第54937號卷〈下稱偵卷〉第21至22、101、19至20 、81頁），並有被告攝錄之性影像截圖、被告於另案民事程序所提出之準備狀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3至65、67至6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按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及同法第319條之1無故攝錄性影像之處罰規定，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而言，至於理由正當與否，則須綜合考量行為之目的、行為當時之人、事、時、地、物等情況，他方受干擾、侵害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其行為所構成之妨害，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並非其行為目的或動機單純，即得謂有正當理由。又夫妻雙方為維持幸福圓滿之生活，固互負忠貞、純潔保持之道德上及法律上義務，一方配偶違反婚姻忠貞、純潔義務，依一般社會通念，當予非難、譴責，但夫妻雖在法律上及事實上係親密連結之生活共同體，彼此間在家庭、生活之領域內可保有之隱私權範圍，或許有可能較一般私人間可保有之隱私權範圍限縮，但並非全無隱私可言，是不能藉口懷疑或有調查、蒐證配偶外遇之必要，即認恣意窺視、窺錄他方及周遭相關人士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甚至攝錄性影像之舉措，率謂其具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而排除刑罰之適用。　⒊被告雖辯稱其係為了蒐證，而於其與乙男使用之本案房間內架設監視器，其並非無故等語。惟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沒有告訴我丈夫有安裝等語（見偵卷第92頁），復於原審供稱：我裝設攝影機的位置在櫃子上面，有地方放，櫃子上比較有雜物，不被看到，我裝設攝影機時，我前夫也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49至50頁）；證人乙男於警詢供稱：被告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在我房間內偷偷安裝監視器側錄我等語（見偵卷第20頁），可知被告係在證人乙男不知情之情形下，於本案房間架設攝影設備。又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供稱：我裝小型攝影機的目的是為了防小偷等語（見偵卷第9、1 4、91至92頁），復於原審及本院改稱：裝設攝影設備是聽律師建議，為另案民事訴訟之蒐證等語（見原審卷第48頁，本院卷第79頁），可知被告就其為何裝設監視器之供述前後不一，則被告在本案房間架設攝影設備是否為蒐證，並非無疑。縱使被告係為蒐證於本案房間架設攝影設備，然依前揭說明，被告尚不得藉口蒐證乙男外遇之必要，而恣意於乙男不知情之情況下，攝錄乙男與A女之性影像。再者，乙男是否與A女合意性交，僅涉及被告民事配偶權受侵害，於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之結果，其公益性顯然較低。又衡諸現今有關侵害配偶權之民事判決，大多數判決認為原告能舉證其配偶與第三者有不正常之親密行為，例如親密擁抱、親吻，或有曖昧、鹹濕之對話，即構成配偶權之侵害，而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故被告實無以竊錄、攝錄告訴人與乙男發生性行為之性影像作為另案民事訴訟舉證之必要。況且，修正前刑法第239條通姦罪之規定業於109年5月29日由司法院釋字第7 91號解釋宣告違憲，並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效，復參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為國家機關之通訊監察所設定的重罪原則、比例原則，即便在舊法時期通姦罪仍存在時，其追訴利益仍不足以正當化對他人隱私權之侵害，此一價值判斷不會因為私人取證而有改變，遑論在侵害配偶權之民事事件中，更不存在為了保障婚姻關係之存續而有侵害、犧牲他人隱私權之必要性。從而，被告前揭辯稱，尚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　㈡至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以一行為係同時構成刑法第315條之1 第2款無故攝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第319條之1第1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嫌，而論以想像競合犯，然刑法所稱之「性影像」，係指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者之謂：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刑法第10條第8項第2款定有明文。自該條文及第319條之1以下之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罪章之立法理由以觀，該等條文旨在強化隱私法益之保障，維護個人生活私密領域最核心之性隱私、性名譽，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規定相對於刑法第3 15條之1第2款規定，屬隱私權保障層升之法條競合「特別關係」，應優先適用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而排除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適用，是公訴意旨此部分之認定，容有誤會，附此敘明。㈢被告先後於112年5月20日、112年5月25日、112年5月26日、1 12年5月27日攝錄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相同地點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之複次行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固非無見。惟查，本院業已詳列證據並析論理由認定被告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竊錄、攝錄他人性影像罪，原審認事用法有所違誤。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被告犯前揭無故竊錄、攝錄他人性影像罪，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未曾因犯罪經判處罪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頁、卷末證物袋），素行尚端，其因與乙男間婚姻之問題而為本案犯行，所為欠缺尊重他人隱私之觀念，且迄今仍未對於自己違犯法律之行為有所反省，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獲其諒解，然斟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所生之危害，暨告訴人與乙男因侵害被告之配偶權，經判處應連帶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40萬元確定，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相關民事判決在卷可參（見另案民事卷宗影本第317至324頁），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離婚、沒有小孩，沒有需要扶養的人，在診所工作，月收入6萬元（見本院卷第7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六、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審酌被告係因與乙男婚姻問題，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堪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然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具備正確法治觀念，並預防再犯，且令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暨督促警惕，本院認亦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考量被告之學識、身分、經濟狀況，目前仍正常工作，平日須上班及就本案所涉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 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3 萬元。七、沒收：　㈠按刑法第319條之1至第319條之4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為同法第319條之5所明定。經查，卷附被告攝錄之性影像光碟2片（見112年度偵字第 54937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字不公開卷〉第145頁存放袋）係系爭性影像檔案之附著物，依上開規定，應宣告沒收。又本案被告用以攝錄之攝影設備並未遭查扣，且無證據證明本案其所攝錄之系爭性影像檔案仍留存，爰不予宣告沒收。　㈡至卷附被告攝錄之性影像截圖（見偵字不公開卷第73至85頁），核其性質為檢、警為調查本案而附卷留存，以供本案證據資料之用，乃偵查中衍生之物，非屬被告所有，且非供犯本案犯行所用或所得之物，亦非違禁物或上開規定之性影像附著物及物品，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19條之1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而犯第1 項之罪者，依前項規定處斷。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TPHM-113-上易-1406-20241231-1

附民上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附民上字第66號上訴人即原告 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被上訴人即被告 BA000-B112043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上訴人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附民字第62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附帶民事訴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　　理　由一、按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 50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二、經查，原審法院以被上訴人即被告BA000-B112043B（下稱被上訴人）經以113年度審易字第718號判處無罪，因而以113 年度審附民字第625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駁回上訴人即原告A女（下稱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檢察官不服原審刑事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亦對附帶民事訴訟判決提起上訴。本件刑事部分經本院審理後，撤銷原審無罪判決，改判處被上訴人罪刑在案，是以原判決以原審刑事判決無罪，據以駁回上訴人之附帶民事訴訟，認事用法即有未恰。上訴人提起上訴，為有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第369條第1段前段，予以撤銷。三、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HM-113-附民上-66-20241231-1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43號上訴人即被告董譯輔佐人林妍君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1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董譯與徐岳彤原本互不相識，緣董譯因懷疑其英文班學生吳明坤與徐岳彤有不正當交往關係，而曾透過社群軟體FACEBO OK（即臉書）貼文散布文字誹謗徐岳彤，並遭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以110年度易字第20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上易字第5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在案。詎董譯疑因上開案件而對徐岳彤心生不滿，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 110年10月6日上午10時57分前某時，以臉書帳號「Sgb Hcpa 」，在徐岳彤所使用之臉書帳號「徐彤彤」貼文下方留言區，接續公開發表「請小心：騙子和國家蛀蟲就在您身邊」、「經高雄市政府查證徐岳彤以上所有的公司均為沒立案的偽公司，經高雄市國稅局查證所有的公司均無統一編號。為偷漏稅公司。歡迎大家也加入舉證的行列！謝謝」等言論（下稱本案言論），並檢附徐岳彤擔任101 star爵士樂團之名片，另接續將本案言論及名片等內容以臉書私訊方式傳送予徐岳彤之眾多臉書好友，而以此不實事項具體指摘徐岳彤成立假公司且逃漏稅，足以毀損徐岳彤之名譽。嗣經徐岳彤於11 0年10月6日上午10時57分，於住處使用手機上網瀏覽臉書，並經其他友人轉知，始悉上情。二、案經徐岳彤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65、67、107頁）；上訴人即被告董譯於本院主張：告訴人徐岳彤於警詢、偵查中所講是謊話，證人汪呂寶蕉於偵查中所述不對，他一定知道「Sgb Hcpa」不是「Elizabeth Dong」的臉書改名帳號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顯然均係爭執證明力，而非證據能力，且被告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就供述證據部分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 項之規定，認均應有證據能力。又被告於本院所提出USB錄影部分（被告稱內含證人邱美淳、陳雪雯、鄭憲鴻自錄影片，見本院卷末證物袋內隨身碟1個），檢察官表示：被告所提出USB錄影部分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沒有證據能力等語，經核被告於本院所提出USB錄影部分係屬被告以外之人與審判外之供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不得作為證據，附此敘明。二、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沒有以臉書帳號「Sgb Hcpa」上傳任何照片到告訴人臉書，臉書帳號「 Sgb Hcpa」的照片是我的，但我的照片都是公開的，不知道是誰使用，臉書帳號「Sgb Hcpa」前身是103年開通的「喬棋俱樂部」，但該帳號我於104年左右已交給學員班長管理，密碼早已被更換，所以我無法登入；我於110年9月4日接到告訴人於前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狀，該狀載有爵讚事業執行長字樣，並檢附2張名片，我向高雄市政府工商登記、文化局、經濟發展局、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查證，並無告訴人上開名片所載之「心想事成樂音文化創意公關傳媒事業公司」、「101 Star Jazz Band」、「爵讚音樂文化文創事業」、「爵讚婚禮音樂文創事業」等公司，而且沒有統一編號又逃漏稅，所以我對告訴人成立假公司且逃漏稅的指摘是事實，我在前案110年10月5日調解時，當面指出告訴人上開公司都沒立案、也無統一編號，告訴人當場惱羞成怒，復於翌日截圖去警察局提告，所以我合理懷疑告訴人自導自演等語。二、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原本互不相識，因被告懷疑其英文班學生吳明坤與告訴人間有不正當交往關係，乃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 （即臉書）張貼文章指摘之，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8月3日起訴後，橋頭地院於110年12月24日以110年度易字第208號判決認被告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有期徒刑3 月，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1年5月4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5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並諭知緩刑2年確定在案，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601號起訴書、橋頭地院110年度易字第208號刑事判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111年度偵字第6135號卷〈下稱偵卷〉第51至53、55 至64，本院卷第47至48頁）。又上開案件繫屬橋頭地院審理期間，有一臉書帳號「Sgb Hcpa」於110年10月6日上午10時 57分前某時，在告訴人所使用之臉書帳號「徐彤彤」貼文下方留言區，公開張貼本案言論，並檢附告訴人擔任101 star 爵士樂團之名片，另將本案言論及名片等內容以臉書私訊方式傳送予告訴人之眾多臉書好友等情，有臉書頁面截圖存卷可考（見偵卷第17至2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指述相符（見偵卷第9至11、13至14、71 至73、107至108頁，112年度易字第212號卷〈下稱易卷〉卷一第55頁，易卷二第222至238、250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　㈡被告辯稱其未以臉書帳號「Sgb Hcpa」上傳任何照片到告訴人臉書，臉書帳號「Sgb Hcpa」的照片是其的，但其的照片都是公開的，又臉書帳號「Sgb Hcpa」前身是103年開通的「喬棋俱樂部」，但該帳號其於104年左右已交給學員班長管理，密碼早已被更換，其無法登入等語。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我知道被告有很多個臉書帳號，包含「董麗滋」、「董昱」等帳號，而臉書帳號「 Sgb Hcpa」貼文的語氣、發言內容、放的照片都是被告，朋友在留言區也都是在呼喚她的名字等語（見易卷二第222至2 37頁）；又證人即被告之學生鄭憲鴻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所加的被告臉書名稱「董麗滋」是一個，還有一個是英文的「Elizabeth Dong」，還有另外一個是「董昱」，我有接觸的是主要上述三個，我從當被告學生的時候到現在，都只有看被告以上述三個臉書帳號發文章等語（見本院卷第170 至171頁），核與卷附臉書截圖（見偵卷第127至129頁）顯示被告除其本名「董譯」外，同時另有使用「董麗滋」、「董昱」、「Elizabeth Dong」等別名或臉書帳號之情相符，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亦自承：我有好幾個臉書帳號等語（見易卷二第222頁），足認被告確實同時使用多個臉書帳號。　⒉又被告稱其並未於原審112年3月13日審判程序自白其以臉書帳號「Sgb Hcpa」帳號留言，係該原審筆錄記載錯誤等語。經本院勘驗原審上開審判程序之錄音光碟，勘驗結果：（被告於6分37秒至6分48秒）那另一個案子的話，就是它說我去、呃去用別的、用別的東西，就是用那個Sgb Hcpa去說它是假公司，（被告於6分49秒以下）這個不是我對它呃有任何的偏見，是因為她前案中有用這個假公司向我呃敲詐1000萬，當時她是呃她跟這個她的代理律師然後就是把我從臺北騙下去了3次都說她、這是個烏龍，他們沒有要告我，要我去和解，我下去3次然後結果她就跟我要1000萬，那因為我從來沒有這個經驗，然後後來、後來我就，嗯，後來在這中間的時候我就覺得那既然這樣子，我先做一個查證，去查證了一下這是假的公司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1至232頁），依其發言脈絡可知被告主動向原審提及其本案被訴以臉書帳號「Sgb Hcpa」留言稱告訴人的公司係假公司時，並未於當時主張其未以臉書帳號「Sgb Hcpa」發文，反而立即以第一人稱解釋「這個不是我對它有任何的偏見」、「我先做一個查證，去查證了一下這是假的公司」等語，堪認被告確實自認其以臉書帳號「Sgb Hcpa」留言稱告訴人的公司係假公司，其所述內容有經過其查證。　⒊觀諸臉書帳號Sgb Hcpa個人頁面，於本案事發前曾張貼的數則歷史貼文及相片（見偵卷第23、125、131頁），不僅確為被告之自拍照，且多次由該帳號「Sgb Hcpa」自行打卡發布聚會合照，同時tag參與聚會合照的多位朋友例如汪呂寶蕉、許雪妙等人，並經證人汪呂寶蕉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董譯（即被告）是我的英文家教老師，她有在這些臉書打卡的合照裡，Sgb Hcpa臉書張貼的大頭照與董譯是同一人，董譯有很多個帳號等語（見偵卷第221至223頁，易卷二第 209至222頁）。再稽以被告所開設「董昱英文補習班Ｓophia English」及所成立「喬棋文化交流協會Ｇiovanni Ｂellucc i Cul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亦簡稱GBCEA）」（見偵卷第201頁；易卷二第36、248頁），其英文字母之首字縮寫即為本案臉書帳號「Sgb Hcpa」之Sgb。　⒋至被告雖稱證人鄭憲鴻可以證明「Sgb Hcpa」不是其使用的臉書帳號等語，然證人鄭憲鴻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有接觸的主要是「董麗滋」、「Elizabeth Dong」、「董昱」，輔佐人（即林妍君）出國留學期間，我有幫忙被告操作上述三個臉書帳號，臉書的帳號、密碼是被告才有，被告實際有幾個臉書帳號，我不清楚，如果被告自己有其他的帳號自己在用、沒有將其他的帳號交給我用的話，我不會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170至172、175頁），可知證人鄭憲鴻對於被告是否有使用臉書帳號「「Sgb Hcpa」一事，並不知悉；又被告提出其與「01陳小惠」、「Willa」、「堃」、「邱美淳」、「Kate」、「anna」、「mcc」、「職訓學生」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1、33、37、79至87、197至2 07頁），用以證明臉書帳號「「Sgb Hcpa」已交給學員管理，其無法登入等語，然查被告之學生僅汪呂寶蕉、鄭憲鴻到庭作證，則上開LINE暱稱「01陳小惠」、「Willa」、「堃」、「邱美淳」、「Kate」、「anna」、「mcc」、「職訓學生」，是否真有其人、或是否確為被告之學生、或為被告何時期之學生等情，依卷附證據，尚無從判斷，是被告所提出LINE暱稱「01陳小惠」、「Willa」、「堃」、「邱美淳」、「Kate」、「anna」、「mcc」、「職訓學生」之LINE 對話紀錄無從採為對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⒌綜合前揭脈絡，堪認本案臉書帳號「Sgb Hcpa」確實係被告個人實際使用控管無訛，是被告此部分辯解，顯屬臨訟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㈢按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再散布之文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引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之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能或危險者，即屬刑法第310條第2項所處罰之誹謗行為。又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 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即不得享有前述不予處罰之利益。亦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487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11條係關於事實之「意見表達」或「評論」，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而刑法第309條所稱「侮辱」者，係以言語、舉動或其他方式，對人為抽象的、籠統性侮弄辱罵而言，至同法第310條稱「誹謗」者，則係以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毀壞他人名譽之事而言，二者有所分別。是以刑法第311條針對誹謗行為，雖定有不罰事由，然於公然侮辱行為，並無適用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以「善意」發表言論，固不以出於「不得已」為上述言論為必要，但「善意」者，即無非法攻訐他人之意思，亦即無誹謗他人名譽之意圖。且關涉大多數人利害攸關可受公評之事項，而為「適當」之評論，亦有一定限度，而非濫無範圍，用以調和社會對特定人格者在社會生活地位評價之保護及公共利益與言論自由。㈣被告於上揭時地，檢附告訴人擔任「101 star爵士樂團」之名片並加註本案言論（如偵卷第20頁左下方截圖所示）後，以其操控使用之臉書帳號「Sgb Hcpa」，逕在告訴人臉書帳號「徐彤彤」貼文下方留言區不斷張貼，且同時另將相同內容以臉書私訊方式傳送予告訴人之眾多臉書好友，已致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自屬散布之行為無疑，是被告確有散布於眾之意圖甚明。再者，被告使用「請小心：騙子和國家蛀蟲就在您身邊」、「經高雄市政府查證徐岳彤以上所有的公司均為沒立案的偽公司，經高雄市國稅局查證所有的公司均無統一編號。為偷漏稅公司。歡迎大家也加入舉證的行列！謝謝」等涉及人身攻擊之不堪、不雅言詞，且內容無非係具體抹黑告訴人，客觀上顯有惡意攻訐他人之意甚明，已非屬單純不友善之言論，而已逾越一般合理評論之必要範圍。　㈤被告辯稱其指摘告訴人假公司逃漏稅之內容均屬真實，並無惡意捏造不實謠言等語。惟查，被告本案言論檢附的名片上所載「101 Star Jazz Band」，確實係由告訴人以101 Star 爵士樂團名義於98年間向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申請立案演藝團隊登記之非營利團體，負責人（團長）為告訴人，且於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有稅籍登記及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等情，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1年1月18日財高國稅左服字第1112650303號函及所附營業人暨扣繳單位稅籍資料、高雄市政府文化局11 2年5月31日高市文表字第11230890300號函及所附高雄市演藝團體登記證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5至28頁，易卷一第73至7 7頁)，是告訴人該名片上所印製101 Star Jazz Band乃名正言順之事；倘若被告如其所述業已向政府機關查證，自當明知其所具體指摘上開情事並非真實，尚難認被告事前已經合理查證。詎被告卻仍決意在網路公開場域以本案言論散佈上開內容，所指摘告訴人之內容，足使告訴人之社會名譽產生貶損。益徵被告主觀上具有誹謗故意，客觀上亦造成告訴人社會名譽之毀損，當已構成誹謗之要件。而被告行為當時，已為年逾58歲之成年人，顯有相當之社會閱歷、生活經驗可知上開留言內容，屬不實之誹謗用語，卻猶在網路張貼本案言論攻訐告訴人，是被告主觀上顯具有誹謗告訴人之意，甚為明確。　㈥被告另辯稱告訴人有對外使用「爵讚音樂文化文創事業」、「爵讚婚禮音樂文創事業」、「心想事成樂音文化創意公關傳媒事業公司」等名義，亦屬逃漏稅之假公司行號等語。然：　⒈觀諸被告所指「爵讚音樂文化文創事業」、「爵讚婚禮音樂文創事業」，並無「公司」字樣，充其量僅係告訴人就所營民間經濟活動自行命名之抬頭，尚與公司法所轄之社團法人抑或商業登記法所指之商號無涉，無所謂假公司假行號可言；又「心想事成樂音文化創意公關傳媒事業公司」，雖有「公司」字樣，然未見於被告張貼本案言論時所檢附的告訴人名片上，顯與本案無關。再者，本件卷內並無積極證據可證告訴人有以該等名義對外不法招攬生意甚或逃漏稅之舉，被告復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當難認被告已具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本案言論內容為真實。　⒉何況，被告本身除其真名「董譯」外，對外亦使用數個別名，諸如「董麗滋」、「董昱」、「Elizabeth Dong」、「Li z Dong」，且經營「董昱英文Sophia English」補習班時，堂而皇之自稱「Professor Elizabeth Dong」、「牛津大學碩士畢」，其在LinkedIn網頁自行撰寫之教育背景亦同此記載「University of Oxford/ Master’s degree. English L anguage and Literature/Letters」，有補習班廣告招牌、 LinkedIn網頁截圖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01至206頁）。而經原審法院詢之被告，僅見其提出上載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英語專業的任職資格證書，但就所謂英國牛津大學碩士畢業、擔任教授之相關證明，則始終付之闕如（見易卷二第269至2 79頁）。是姑且不論被告自述之學經歷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存在，其既具有豐富智識經驗、自己也以多種稱謂在社會營生，衡情當明知個人自行取名從事民間活動，倘未涉及非法行為，尚無違社會常情，亦難逕指為違法。詎被告不思反求諸己，猶執意以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具體事實散布於眾，顯非屬善意發表言論。則被告以其欠缺真實惡意等詞為辯，尚不足採。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辯解為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散布文字誹謗罪。二、被告於上開時、地，接續在告訴人的臉書上張貼本案言論及以臉書私訊方式傳送予告訴人之眾多臉書好友，係以同一手法誹謗告訴人，時空密接，且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實質上一罪之接續犯。肆、上訴駁回之理由：一、被告上訴理由略以：我沒有以臉書帳號「Sgb Hcpa」上傳任何照片到告訴人臉書；又證人汪呂寶蕉為了要擠下臺中原訂某會總監候選人，需要告訴人的選票，所以證人汪呂寶蕉之證述係為了酬庸告訴人，而且證人汪呂寶蕉和被告已4年未見，其證詞不足採信；再者，被告多年的學生有在通訊軟體 LINE對話紀錄裡稱被告沒有使用臉書帳號「Sgb Hcpa」等語。二、原審同前開有罪認定，以被告罪證明確，犯刑法第310條第2 項散布文字誹謗罪，被告接續在告訴人臉書張貼本案言論，以及以臉書私訊方式傳送予告訴人之眾多臉書好友，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應論接續犯，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本互不相識，僅因先前其為了英文課學生即訴外人吳明坤之事，與告訴人發生訴訟糾紛，竟心生不滿，未思理性處理，逕率爾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群網路四處張貼本案言論，指涉告訴人用假公司逃漏稅而據以具體指摘告訴人，嚴重侵害告訴人之名譽，實非可取；且犯後迄今否認，亦未與告訴人和解，參以告訴人到庭表示之意見（見易卷二第25 0頁），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已考量刑法第57條規定之量刑事項，亦無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尚稱妥適。三、被告雖稱證人汪呂寶蕉為了要擠下臺中原訂某會總監候選人，需要告訴人的選票，所以證人汪呂寶蕉之證述係為了酬庸告訴人，其證詞不足採信。惟查，被告徒憑空言質疑證人汪呂寶蕉之證述為酬庸告訴人之言，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取。被告不服原判決，猶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本院業已析論理由並詳列證據認定如上，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HM-113-上易-843-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