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安眠藥

共找到 250 筆結果（第 41-50 筆）

公共危險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交簡字第52號聲請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智鈞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林禹宏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89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智鈞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二、核被告張智鈞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罪。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簡易庭　法　官　李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何威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附件】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8963號　　被　　　告　張智鈞　男　46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鄉○○路000號7樓之5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張智鈞於民國113年12月4日10時許，在宜蘭縣○○鄉○○路000 號7樓之5住處內飲用啤酒1杯後，可預見如服用安眠藥會與酒精產生交互作用而發生危險駕駛行為，仍於同日14時許服用安眠藥4顆後，嗣因藥物與酒精交互發生作用，反應遲鈍而不能安全駕駛，竟基於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道路上，於同日17時35分許，行經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前，因酒精及安眠藥物頭暈影響其操控力，而不慎與黃馨慧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過失傷害，未據告訴），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17時43分許，當場對張智鈞施以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智鈞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黃馨慧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觀察結果：駕駛過程因【頭暈】原因，顯然無法正常駕駛。）、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㈡、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各1份、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紙、公路電子閘門系統車籍、駕籍資料查詢結果各2份、事故現場照片23張等在卷可稽，足證被告之自白屬實，其犯嫌堪以認定。二、核被告張智鈞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嫌。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林禹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周冠妏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另如未和解，告訴人亦得於未辯論終結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2025-03-03

ILDM-114-交簡-52-20250303-1

原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9號原告陳佳齡訴訟代理人林春華律師被告黃心慧高民儒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30％，餘由原告負擔。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乙○○為被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於本院審理時追加甲 ○○為被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及自民事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3至34頁），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均係基於被告乙○○與甲○○間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同一基礎事實，故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貳、實體部分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甲○○原為夫妻，因原告有車體包膜專業，婚姻初期原告出資與被告甲○○共同創業車體包膜，事業經營數十年有成，雙方共同累積資產，房屋及公司都在被告甲○○名下。嗣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發現被告乙○○、甲○○於11 0年12月至111年9月間有婚外情，而被告甲○○不願與原告離婚，反而要求原告接受其每週找被告乙○○一次，並繼續維持婚姻，原告無法接受。被告甲○○甚至趁原告回娘家時，將被告乙○○帶回家，原告事後發現覺得噁心，被告甲○○竟責怪原告。又被告甲○○要求原告撤回離婚訴訟，並要求原告撤回對被告乙○○之損害賠償訴訟，處處維護被告乙○○。被告甲○○甚至出資開立飲料店予被告乙○○經營，將原告辛苦努力賺的錢給被告乙○○開店花用。原告自發現被告二人婚外情後，痛苦不堪，需持續服用抗憂鬱藥物及安眠藥始能入睡，造成原告精神之痛苦甚鉅。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及自民事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規定，就下列不爭執事項，視同自認，故不爭執事項如下：（一）原告與被告甲○○於99年結婚，育有2女，於113年4月29日離婚。（二）被告乙○○與訴外人陳華鵬曾為夫妻關係，於109年9月3 日離婚，被告甲○○因陳華鵬犯妨害秘密等案件提出告訴，陳華鵬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經本院以112年度易字第255號判決陳華鵬被訴散佈猥褻影像部分無罪，被訴散佈文字、圖畫誹謗及竊錄非公開言論、身體隱私部分公訴不受理確定。（三）原告為高職畢業，從事車輛貼膜工作，每月收入約7至10 萬元，名下無不動產；被告甲○○大專畢業，從事汽車車輛包膜，名下有不動產；被告乙○○大學畢業，開飲料店，名下無不動產。兩造之財產所得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　　四、本件爭點為：（一）被告是否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如原告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應以多少為適當？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一）被告是否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 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係指違法以及不當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而言，至於侵害係何權利，要非所問。而所謂違法以及不當，不僅限於侵害法律明定之權利，即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通姦之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 2053號判決先例參照）。又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是如一方配偶與第三人通姦時，自已共同侵害他方配偶之配偶權，惟侵害配偶權，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一方配偶之行止，如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之認知，已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婚姻生活，並動搖一方對其配偶誠實之信賴，且致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或將難以保持，即均屬之。　　2.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間交往而有婚外情，業據其提出通訊軟體LINE及IG對話紀錄為證（見橋補卷第11至37頁、本院卷第39至43頁），另經本院調閱本院11 2年度易字第255號妨害秘密等案件卷宗，內有被告間以通訊軟體微信之對話內容、私密照片，被告乙○○亦於警詢中坦承與被告甲○○為情侶關係，在111年4、5月間分手等語（見警卷第8頁），及於偵訊時陳述上開內容為110年12月底至111年4月間交往過程中微信對話紀錄及相簿的相片截圖等語（見偵卷第51頁），足見被告間確有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間交往之事實，而斯時原告與被告甲○○之婚姻關係尚存續，被告間竟為情侶交往行為，顯然逾越有配偶之人所能忍受之範圍，被告之行為嚴重破壞原告維繫婚姻之基礎與信賴，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令其精神上感受痛苦，自屬情節重大，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至於原告主張被告間係交往至111年9 月等語，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如原告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應以多少為適當？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先例參照）。經查，原告與被告甲○○於99年結婚，育有2女，於113 年4月29日離婚，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乙○○、甲○○明知被告甲○○係有配偶之人，仍於原告與被告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為情侶交往行為，致原告受有相當之精神痛苦程度。原告為高職畢業，從事車輛貼膜工作，每月收入約7 至10萬元，名下無不動產；被告甲○○大專畢業，從事汽車車輛包膜，名下有不動產；被告乙○○大學畢業，開飲料店，名下無不動產。兩造之財產所得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見本院卷第35至36頁、個資卷），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本院審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能力、被告侵權行為態樣及手段情節、原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以3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0, 000元，及自民事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 13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見橋補卷第75頁），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係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命兩造以比例負擔及被告應連帶負擔。七、末按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此部分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此僅係促使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併予敘明），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如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依據，應併駁回。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　　述，附此敘明。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碩禧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2025-03-03

CTDV-113-原訴-19-20250303-1

護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延長安置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32號聲請人花蓮縣政府法定代理人乙○○ 代理人丁○○社工受安置人丙○○ （年籍、住居所詳卷）法定代理人甲○○ （年籍、住居所詳卷）上列當事人間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將受安置人丙○○自民國114年3月7日起延長安置參個月。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但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二、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丙○○為未滿12歲之兒童。聲請人前於民國110年6月4日接獲通報指出，當時年僅9個月之受安置人於同日遭案母獨留家中二次，經瞭解案母自110年初起即曾有獨留受安置人之紀錄，顯示案母對於維護兒少安全之概念十分薄弱，且案母因其理解能力不佳，無意識獨留受安置人之危險性，而案家親屬之非正式支持系統甚為薄弱，聲請人遂於同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規定，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繼續、延長安置迄今。又案母為中度智能障礙者，過往曾因吞食多顆安眠藥有自殺防治列管紀錄，於109年3月30日解除列管。據案母表示因照顧受安置人壓力較大、難以入眠，故自行服用案父之身心科藥物幫助睡眠，經113年7月17日至案家面訪了解，案母現仍非常依賴安眠藥，常導致走路跌倒、說話顛三倒四、精神恍惚等狀況發生。聲請人原預計與案父討論委託安置之可能性，惟案父於113年3月24日突因敗血性休克死亡，案母因受限自身障礙關係，無法理解獨留受安置人之危險，聲請人已於113年5月15日之「113年度第3次花蓮縣兒童及少年保護重大決策會議」討論受安置人停止親權及改定由聲請人監護之事宜，並已委任律師於113年9月5日向本院提出聲請（案號：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1號），目前尚在程序中。另經盤點案母親屬資源，案外祖父表示因受安置人非正常發展之兒童，醫療需求較大，花費較多心力，且其平時亦需照顧案外曾祖母，已無力負荷而無意願照顧受安置人，同意聲請人聲請停止親權，而案母委任之律師於上述停止親權事件主張案外祖父有簽署可照顧及監護受安置人之同意書，然案外祖父稱某日案母突然返家，以遷徙受安置人戶籍為由要求案外祖父在同意書簽名，案外祖父重申其無意願及能力照顧受安置人；社工向案母討論受安置人之照顧問題時，其全程滑手機而不願回應，並表示不同意停止親權及改定監護人，自述自己現在生活穩定，可馬上接回受安置人照顧，對其同居人及案外祖父之勸阻，請案母考量其照顧量能，均不予理會，評估案家已無合適親屬資源可供受安置人妥適照顧。考量案母為智能障礙者，恐無法妥適照顧受安置人，且案家現無親屬資源可供協助，另停止親權及改定監護人之程序尚在進行中，為顧及受安置人最佳利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自114年3月7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三、經查，本件聲請意旨所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花蓮縣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寄養安置個案摘要表、本院 113年度護字第226號裁定影本等件在卷足憑，並有案外祖父簽署之委託照顧意願書、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1號調查筆錄附卷可查，自堪信為真正。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認受安置人年幼，無自我保護能力，而案父已於113年3月24日死亡，案母過往亦多次發生獨留受安置人之情事，並受限於智能障礙而無法理解獨留受安置人之危險性，親職能力猶待提升，且案母現仍無業，經濟狀況不穩定，現階段仍不宜逕予接返受安置人，復參酌聲請人現已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停止案母親權併另行選定監護人之程序尚在進行中，兼衡本件已無其他親屬可提供協助，且受安置人受安置情形良好，且審酌法定代理人到庭表示:我有把孩子給我男朋友的弟弟收養，我男朋友的弟弟有工作。（法官問：孩子會與你斷絕法律上的親子關係）我知道，我只有要求他不可以將我的孩子改姓，他（擬收養人）叫王韋翔，他離婚，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我沒有要幫他照顧，他如果要上班的話，會給托嬰中心等語（見本院第60頁)，顯見法定代理人無擔負監護人之主觀意願，本院認受安置人確有延長安置之必要，本件聲請延長安置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四、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淑媛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2025-02-27

HLDV-114-護-32-20250227-1

北簡

臺北簡易庭

損害賠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48號原告劉福燕住○○市○○區○○路○段000巷0號0 樓之0 被告邱美莉住○○市○○區○○路○段000巷0號0 樓之0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60號妨害名譽等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附民字第564號），經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二、原告主張：伊與被告比鄰而居，因素有嫌隙，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人之犯意，各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時間，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住處1樓電梯口、或社區大門旁馬路上等公眾得出入之處所，一見原告行經該處，即接續出言向伊辱罵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言語，內容均足以貶抑原告之人格評價及社會地位，造成原告焦慮，需靠安眠藥才能入眠。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答辯。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名譽損害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 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25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詳如附表所示之時、地，對其辱罵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言語（下稱系爭系爭言語）妨害其名譽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460號刑事判決判處邱美莉犯四罪公然侮辱罪，並各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均得以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在案，有該刑事判決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是原告前開之主張，應可信實。準此，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又，衡諸被告所為用詞，客觀上對人格確有貶低意味，已足使受罵者即原告感到難堪與屈辱，依當時之客觀情境及依一般社會通念，實已貶損原告之尊嚴，致其受有精神上痛苦，應為社會生活一般人之正常感受，是原告依民法第19 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有據。茲審酌兩造之年齡、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因有素怨被告即為系爭言語、及歷次侵權行為之情節等一切情狀，並審酌考量兩造財產所得資料（因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範疇，僅予參酌而不予揭露），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20,000元為適當，至逾此範圍之請求，要難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定有明文。本件係為損害賠償之債，自屬無確定期限者，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4月2日（見附民卷第7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五、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000元，及自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毋庸原告為聲請，則本件原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該聲請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之效力，爰不另為供擔保之諭知。併依職權，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係由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民事庭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尚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本無確定訴訟費用額必要。惟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確定其負擔，併此敘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 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蔡凱如附表：　　　　　　　　　　　　　　　編號時間(民國) 內容地點(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號) 1 112年8月19日「大色狼」、「不要臉」、「下地獄」、「全家死光光」上址建物1樓電梯口處 2 112年8月21日「大色狼」、「矮肥短(臺語)」、「下地獄」、「全家死光光」上址建物1樓電梯口處 3 112年9月12日「壞人」、「大色狼」、「矮肥短(臺語)」上址建物之大門邊馬路上　　4 112年10月18日「大色狼」、「矮肥短大色狼」、「不要臉的東西」、「他媽的」上址建物1樓電梯口處

2025-02-27

TPEV-114-北簡-48-20250227-1

保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給付保險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07號原告徐蓮嬌訴訟代理人林亮宇律師王雲玉律師被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陳世岳訴訟代理人廖世昌律師複代理人賴俊穎律師郭姿君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2年度保險字第1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伍仟壹佰參拾陸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起，按月於每月二十二日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各該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伍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肆萬伍仟壹佰參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本判決第三項各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新臺幣壹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於各到期部分如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即原告之女耿安琪，於民國108年12年22日以原告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富邦人壽安富久久失能照護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壽險契約）暨附加之「富邦人壽雙享豁免保險費附約」（下稱系爭附約，與系爭壽險契約合稱為系爭契約）。嗣後原告於110年3月24日經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下稱中醫大附醫）檢查判讀輕度失智，再於111 年4月22日經中醫大附醫檢查判讀中度失智，中醫大附醫於同年10月7日開立診斷原告失智症之診斷證明書。耿安琪於同年10月間向被告申請理賠並於同年11月15日經被告受理，被告嗣後以原告於投保前已有失憶情況，原告所罹患之失智症並非契約生效30日後所生之疾病，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惟原告係因晚輩之關懷方於107年11 月29日在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健康檢查做心理測驗，檢查結果僅輕微低於同齡人和相同教育水平之標準，亞東醫院亦函覆表示該檢查結果只能代表當天臨時的心智結果，沒有臨床判定失智與否的意義，也無法判斷是否可逆，被告拒絕理賠保險金，並無理由。　㈡訴之聲明第一項：　⒈依系爭壽險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25倍乘以系爭壽險契約附表一所列給付比例給付失能保險金。依系爭壽險契約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原告失能等級應為3，給付比例為80％。而系爭契約之保險金額為5萬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失能保險金。　⒉依系爭壽險契約第16條第1項約定，被告應於失能診斷確定日起1年內，按確診時之保險金額每月給付之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原告已於111年4月22日經診斷失能確定，被告每月應給付5萬元之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計至112年5月22日止，共計應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65萬元。　⒊就前開165萬元之保險給付，耿安琪業已於111年11月15日向被告提出理賠之申請，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被告應自111 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為止，給付年利1分即年息10％之遲延利息。　㈢訴之聲明第二項：　　依系爭附約第15條第1項第2款約定，原告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原告已達豁免續期保險費之標準。惟原告為使系爭契約繼續有效，已於111年12月間繳納系爭契約保險費34萬513 6元，此係被告無法律上原因之不當得利，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之。　㈣訴之聲明第三項：　　依系爭壽險契約第16條第2項約定，被告應自112年5月22日起，按月給付原告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5萬元。　　　㈤爰依系爭壽險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6條第1、2項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65萬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4萬51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12年5月22日起，按月於每月22日給付原告5萬元，及自各該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07年11月29日至亞東醫院檢查CASI即認知功能障礙，原告認知功能檢查結果為：「CASI 79/80 MMSE：26/30」，其中CASI分數以82分以上始為正常，原告檢測結果僅有79分，顯示其認知功能已有衰退及異常，並經亞東醫院醫師診斷病症為：「amnesia disorder due to known physiologica l condition（因已知生理狀況導致之失憶症）」，是原告於107年間早有失智症典型之失憶症狀，且亞東醫院醫師即已建議原告應持續追蹤半年回診，故原告及要保人不得諉為不知原告有相關失智徵狀。又依原告110年3月24日中醫大附醫精神科治療報告記載：「根據個案先生表示，個案大約3 年前開始出現無法命名的狀況，曾至亞東醫院就診，CASI得分約8X分…」，是原告至少於107年間就有無法命名之症狀，加以原告於107年11、12月經亞東醫院診斷有失憶情形，均為失智症之臨床症狀。又被告前請專業醫療顧問評估原告是否符合系爭壽險契約失能給付條件，嗣經專業醫療顧問回應：「…認知功能分數沒有正常，依保前已出現失智症狀（記憶力下降）就醫是MMSE：26/30、CASI：79/100，落在裁切值附近，所以已屬邊緣性失智症」，顯示原告於投保前即已罹患失智症，實際上為原告所明知，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悻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應本諸善意及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避免道德危險，今原告明知自己有失智症，卻帶病投保，未據實告知，依據系爭壽險契約第2條約定及保險法第127條規定，被保險人之既存病症不在承保範圍內，被告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㈡原告承保前罹患之失智症並非系爭壽險契約第2條之承保範圍，不符合系爭附約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豁免保費條件，自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保險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59-60、74、203、474頁）：　㈠原告之女耿安琪於108年12月22日以原告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契約，保險期間自108年12月22日起至終身、保險金額為5萬元。　㈡原告於110年3月24日經中醫大附醫檢查，檢查結果為：MMSE ：10、CASI：23、CDR：1，判讀：失智（dementia）為輕度（mild）。　㈢原告於111年4月22日再經中醫大附醫檢查，檢查結果為：MMS E：3、CASI：15、CDR：2，判讀：失智（dementia）為中度（moderate）。　㈣原告於111年12月22日向被告繳納34萬5136元之保險費，再於 112年12月22日繳納34萬5136元之保險費。　㈤兩造對他造所提證物形式真正不爭執。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系爭契約簽立前及等待期內，尚未經診斷罹患失智症：　⒈按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保險法第127條定有明文。次按系爭壽險契約第2條第1款約定：「本契約所稱之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30日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本件被告固抗辯原告於投保系爭契約前即已罹患失智症，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及系爭壽險契約第2條第1款約定，被告不負理賠之責。惟本件所涉及之疾病「失智症」為一種進行性之退化疾病，從輕度時期的輕微症狀，逐漸進入中度、重度、末期症狀，疾病退化的時間不一定，有個別差異。尤其，正常老化到失智症開始出現徵兆之間尚有輕度知能障礙階段，可能出現和失智症類似的症狀，但此時尚非失智症。因此，人邁入老年階段，出現和失智症類似的症狀，究竟是正常老化、輕度知能障礙階段，或已經進入失智症之輕微症狀，應由專業之精神科或神經科醫師透過問診、神經學檢查、抽血檢查、腦部影像學檢查、認知功能評估、腦波、核子醫學檢查、腦脊髓液及基因檢查等確認是否確診失智症並為診斷，始為保險法第127條所述「已在疾病」之情形。　⒉被告抗辯原告於投保系爭契約前即已罹患失智症，所持依據無非係以原告於107年11月29日在亞東醫院之CASI檢查報告、原告於107年12月7日在亞東醫院就診之病歷紀錄、臺北榮民總醫院CASI網路衛教資料、原告於110年3月24日在中醫大附醫精神科治療報告、被告理賠內外部醫務諮詢單為據。依原告於107年11月29日在亞東醫院CASI之檢查報告、臺北榮民總醫院CASI網路衛教資料所示（見新北卷第97頁、本院卷第96頁），原告CASI結果為:「CASI：79/80 MMSE：26/30」，其中CASI固低於正常之82分。又依原告於107年12月7日在亞東醫院就診之病歷紀錄所示（見新北院第99頁），固經醫師記載診斷為：「diagnosis：amnesia disorder due to k nown physiological condition（按：中譯為：「診斷：因已知生理狀況導致之失憶症」）」。再依原告於110年3月24 日在中醫大附醫精神科治療報告所示（見新北卷第75頁），固記載：「根據案先生表示，個案大約三年前開始出現無法命名的狀況，曾至亞東醫院就診，CASI得分約8X 分，無明顯異常。」復依被告理賠內外部醫務諮詢單所示（見本院卷第135-137頁），被告之內部顧問醫師評論：「因為就醫明確，所以可拒賠，保前已在同一疾病中。認知功能分數沒有正常，依保前已出現失智症狀（記憶力下降）就醫是MMSE： 26/30、CASI：79/100，落在裁切值附近，所以已屬邊緣性失智症。」。惟：　⑴關於原告上開於亞東醫院之檢查報告及病歷紀錄是否顯示原告於107年間已確診失智症，本院前向亞東醫院函詢：「㈠「原告甲○○於107年11月27日在貴院健檢之結果」顯現出CASI 得分為79/80，MMSE得分為26/30，健檢之總結表示『The CAS I and MMSE score are very mild below the normal limi t in thepatient with the same age and education leve l.』前開英文紀錄之中文翻譯為何？請問依原告之年齡、性別、教育水平等因素，CASI之cutoff score是否為80分？原告之CASI及MMSE得分所呈現之意義為何？是否代表原告已確診失智症？㈡亞東醫院107年12月7日診療紀錄診斷欄顯示：『 amnestic disorder due to known physiological conditi on』前開英文紀錄之中文翻譯為何？是否代表原告已確診失智症？所謂『amnestic disorder due to known physiologi cal condition』在醫學上之意義為何？前開症狀是否具有可逆性？」之事項，前經亞東醫院神經醫學部主治醫師函覆：「㈠甲○○只有107年11月29日在本院做過唯一的認知功能障礙篩檢量表（CASI）心智評估，分數呈現79分，只能代表當天的臨時心智結果，因無任何後續追蹤及資料，完全沒有臨床判定失智與否的意義，任何一個人前一天睡眠不足或服用過多的安眠藥均可出現同樣的結果，故CASI及MMSI的功能性檢查完，沒有診斷失智症的能力。『The CASI and MISE score are very mild below the normal limit in the patient with the same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表示這位檢查者的MMSE及CASI的分數略低於同年齡及同教育程度的人。㈡本院107年12月7日診療紀錄診斷欄顯示：「amnestic diso rder due to known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只是代表可能是心理狀況造成的記憶障礙，有上100種狀況可造成，失智只是可能的一種。沒有進一步追蹤檢查，完全沒有結果。也無法判定是否可逆。」，有亞東醫院113年7月29日亞病歷字第1130729011號函1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3頁），故依原告在亞東醫院精神醫學部之主治醫師判斷，原告於10 7年11月29日單一ㄧ次CASI檢查結果，沒有診斷原告是否罹患失智症的能力，無法臨床判定原告當時業已罹患失智症，是被告以原告於107年11月29日在亞東醫院之CASI檢查報告、原告於107年12月7日在亞東醫院就診之病歷紀錄、臺北榮民總醫院CASI網路衛教資料抗辯原告屬帶病投保，委無可採。　⑵被告援引之原告於110年3月24日在中醫大附醫精神科治療報告上開記載，為原告配偶之陳述，甚至非原告本人主述，更非醫師診斷之性質，自不得援引原告配偶在看診時之陳述即判定原告於107年間即已罹患失智症。至於被告理賠內外部醫務諮詢單內部顧問醫師之上開意見，因醫師姓名保密，無從判斷醫師之專業領域，意見內容以原告單一一次CASI檢查結果，即認足以判定原告處於邊緣性失智症，亦明顯與亞東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上開函覆之意見內容相左，本院經衡量被告內部顧問醫師之意見與亞東醫院主治醫師之意見，後者醫師曾親自診察原告，確定為精神醫學專業領域，經具名出具意見，自當較前者可信，本院認前者之意見無從憑採。　⑶綜上，被告援引之拒絕理賠法律、契約上依據即保險法第127 條規定及系爭壽險契約第2條第1款約定，其規範之旨趣在於避免保險人承保「已發生之危險」，而有違保險對價平衡原則及保險之最大善意原則。以本案來說，即避免被告承保原告於投保前或系爭契約等待期內已罹患失智症之情形發生，但以本件被告所提上開證據而言，均不足以證明原告於投保前或系爭契約等待期內已罹患失智症，被告自不得援引上開法律、契約依據拒絕給付保險金。　⑷茲有附言，本件因原告確曾於107年11月27日、107年12月7日至亞東醫院精神醫學部就診，並於107年11月29日進行CASI 測驗，獲CASI結果:「CASI：79/80 MMSE：26/30」，本院雖認本件現有卷證不足以認定原告於投保前或系爭契約等待期內已確診罹患失智症，但由上開情事堪認原告自身確於107 年間有日後恐確診罹患失智症之疑慮。就保險制度而論，保險人為防免要保人將被保險人罹病疑慮之風險轉嫁由保險人承擔，可利用據實說明義務、被保險人進行體檢之制度，對被保險人進行危險篩選，進而將不欲承保之被保險人排除，保險人若經過危險估計後加以承保，即應負擔保險金給付義務，如未能準確估計危險而於締約時所未能預見之危險，本應由保險人自行承擔。以本件而言，被告自認系爭壽險契約之健康告知詢問事項中，雖未將失智症具體列名其上，但已涵蓋在「過去兩年內是否曾因接受健康檢查而有異常情形而被建議接受其他檢查或治療」之概括性問題中，原告於107 年12月7日即經亞東醫院神經內科醫師囑言應半年追蹤回診，卻在健康告知詢問事項上勾選否，有違反據實說明義務情事等語（見本院卷第341-348頁），但被告本件於起訴前及本件訴訟中拒絕理賠均係以保險法第127條規定及系爭壽險契約第2條第1款約定為其依據，非依循保險法第64條規定行使權利，此為被告身為保險人之權利選擇之結果，本應由被告自行承擔。本件因被告自始未依保險法第64條規定行使權利，本件之爭點本不涉原告有無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被告得否依保險法第64條規定行使權利，特併此敘明。此外，依被告提出之原告體檢報告所示（見本院卷第335頁），原告曾於系爭契約簽訂後之108年12月26日至敏盛綜合醫院體檢，經醫師為外貌（病弱、貧血、浮腫、黃疸、智能障礙、精神障礙、步態異常、癱瘓等）、理學檢查，檢查結果除發現原告有30年前手術疤痕外，別無異常，可見被告曾利用體檢制度，對原告進行體況篩選，當時並無判斷原告於投保前或等待期內確診罹患失智症，縱若有未能準確估計締約時所未能預見之危險，此為被告體檢制度設計良窳問題，本屬應由保險人自行承擔之危險，亦併此敘明。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保險金100萬元，及按月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5萬元：　⒈系爭壽險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二條約定的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十一級失能程度之一，且於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契約效力繼續有效，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的二十五倍乘以附表一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失能保險金』。」、系爭壽險契約第16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二條約定的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且於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於失能診斷確定日起一年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按確診時之保險金額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系爭壽險契約第16條第2項約定：「第一項給付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失能診斷確定日之各週年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於該週年日起一年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按該週年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　⒉原告主張依系爭壽險契約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原告111年4月22日確診失智症，失能等級應為3，給付比例為80％。而系爭契約之保險金額為5萬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 100萬元之失能保險金。又原告已於111年4月22日經診斷失能確定，被告自111年4月22日起每月應給付原告5萬元之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計至本件起訴前之112年5月22日止，共計應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65萬元，自112年5月22日起亦應每月給付原告5萬元之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等情，因被告本件主要係抗辯得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及系爭壽險契約第2 條第1款約定拒絕理賠，對原告起訴狀所提出之保險金計算方式，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474頁），因被告上開拒絕理賠依據委無可採，原告之將來給付之訴部分，因被告確定拒絕理賠，亦有預為請求之必要，原告第一項聲明、第三項聲明，自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返還111年12月保險費34萬5136元：　　依系爭附約第15條第1項第2款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豁免自被保險人身故或確定診斷日後續期應繳之各期保險費（包括主契約及其所附加附約之保險費。但不包含其他豁免保險費之附約）至本附約保險期間屆滿十為止。但各期保險費之豁免金額，以保險事故發生當年度之每期應繳保險費為限：二、被保險人因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附表三所列一至六級失能程度之一。」因原告於111年4月 22日經診斷失智症確定，失能等級3，已如前述，符合上開約定之豁免保險費要件，原告於111年12月間仍繳納保險費3 4萬5136元，核屬被告所受不當得利無誤，原告第二項聲明之請求，係屬有據。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壽險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6條第1、 2項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5萬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34萬51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29日（見新北卷第1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5月22日起，按月於每月2 2日給付原告5萬元，及自各該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免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仍聲請檢附原告在亞東醫院、中醫大附醫之病歷資料，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為鑑定，釐清原告於108年12月22日是否已罹患失智症，但本件現有卷證不足以確認原告於系爭契約投保時確已罹患失智症，並無再事鑑定之必要，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子寧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美玟

2025-02-27

TPDV-112-保險-107-20250227-2

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重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李祈緯選任辯護人李英豪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重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98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丙○○與林Ｏ彣於民國111年5月起相識後交往為情侶，並同居在林Ｏ彣向陳Ｏ興所承租之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3樓（下稱「廣州一街租處」），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林Ｏ彣因有感於與丙○○個性不合時常爭吵，於111年8月4日向丙○○提出分手，丙○○於同日負氣將私人物品搬離廣州一街租處後，心有不甘，藉故於111年8月6日晚間留宿廣州一街租處，並於111年8月6日晚間至111年8月7 日凌晨與林Ｏ彣再度發生爭吵，見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凌晨3 時許服用其所提供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Quetiapine有嗜睡之副作用），及其前因情緒及睡眠問題至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唐子俊診所」就診時所處方及自費購買之安寶寧錠（Alpragin，含有第四級毒品Alpraz olam阿普唑他成分，亦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具有催眠鎮靜、肌肉鬆弛作用，為中效苯二氮平類藥物【BZD】）、可那平錠（Rivopam，含有第四級毒品Clonazepam氯硝西泮成分，亦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具有抗癲癇、鎮靜作用，為長效苯二氮平類藥物）等具有安眠藥效之藥物數顆（尚無證據證明丙 ○○知悉或可預見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含有前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第四級毒品，或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管制之第四級管制藥品成分），將在臥室內沉睡至少8至12小時無法轉醒，因怨恨上情，竟基於殺人之犯意，謀劃以在密室內燒炭使林Ｏ彣吸入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遂於111年8月7日下午2 時30分許，騎乘機車至其所開設之高雄市○○區○○○路00○0號「ANGUS LAB斯研室」無菜單料理餐廳，自餐廳後門入內取出木炭2包後，於同日下午2時49分許折返廣州一街租處，將前揭木炭2包放入鋼盆後點火引燃木炭，並將置有燃燒木炭之炭盆放置在臥室內靠近林Ｏ彣沈睡之床側，並緊閉臥室門窗、將浴巾摺成條狀堵塞門縫下方，避免一氧化碳氣體漏溢，使臥室內充滿一氧化碳，致林Ｏ彣因藥力昏睡無法轉醒逃離之情況下因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死亡時間應在 111年8月7日下午2時49分至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間之某時）。丙○○則於確認林Ｏ彣已因一氧化碳中毒後，將所餘木炭不多之炭盆移至臥室內靠近廁所側，並開啟臥室落地門自陽臺進入客廳，再服用前述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 ne成分藥物，及安寶寧錠、可那平錠數顆後，躺臥在客廳靠近落地窗側，故佈疑陣製造謀為同死之假象，旋即因藥力發作而昏睡。嗣林Ｏ彣之直銷上線乙○○因聯絡不上林Ｏ彣，至廣州一街租處按鈴仍未獲回應，遂報警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警員甲○○、陳Ｏ楷會同消防人員及陳Ｏ興一同前往廣州一街租處，經於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破門入內後，發現丙○○仰躺在上址客廳靠近陽臺落地窗處，林Ｏ彣則陳屍在臥室內床上，始查知上情。並扣得現場遺留之丙 ○○所有之行動電話（下簡稱手機）1支、林Ｏ彣所有之行動電話1支及內有Quetiapine成分之白色粉末2包。二、案經林Ｏ彣之父丁○○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上訴人即被告丙○○（下稱被告）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接受警詢的時間有1小時29分，但警詢錄音只有34分鐘，且其製作警詢筆錄前曾遭員警脅迫要照著稿念，可見被告警詢筆錄有不正取供之情形云云。經查：　　⒈按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 0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111年8月11日之警詢筆錄光碟，因設備問題，員警僅提供錄得部分被告陳述內容之光碟予本院之情，業據證人即製作筆錄之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陳述在卷（參原審院二卷第226至227頁），且有被告警詢光碟在卷可稽；經本院勘驗此部分之錄音錄影光碟（參本院一卷第510 至524頁），該次錄音錄影之畫面、聲音尚稱清晰、連續，無人為變造之情形，且筆錄記載內容為被告詢問筆錄第 1頁至第6頁第10行間（即警卷第3至8頁第10行）之問答，經核該次警詢錄音錄影之內容，核與上開頁數之被告警詢筆錄之記載大致相符，依首揭說明，該部分已無錄音錄影與筆錄內容不符而不得做為證據之情形。　　⒊另證人即製作筆錄之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警詢過程若有警員進來看，應該也是增加問題，讓筆錄做的更完整，警察本來就可以決定要問被告什麼問題，不可能刪掉被告的回答，且增加提問是在筆錄做完之前，該次警詢筆錄也有列印出來讓被告詳細看過全文才簽名，簽名後筆錄就不可能再做調整（原審院卷二第231至234頁）等語。且本院勘驗過程中，均未見有何被告遭脅迫而回答之情形，而觀之該勘驗內容，被告之回答不僅十分口語化，且針對員警之問題一問一答，並無制式照稿念而常見之一字一句逐字朗讀之情況，且紬繹被告該次供述，遍及被告與死者關係、交往始末、爭吵內容及決定燒炭的原因、燒炭、移動炭盆過程、服用藥物來源、己身就診經歷等細節，若非被告本人親身經歷、自行陳述，實難想像警察得以在第一次製作警詢筆錄之前已鉅細靡遺地知悉案情，甚至事先擬定被告回答之內容。況被告於警詢中一再聲稱要與死者林Ｏ彣一起死，並認為死者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是真的有想死的意思，顯然被告並未坦承犯行，而係朝謀為同死而非殺人之辯解，與同日偵訊筆錄、出院後於111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之辯解內容大致相符，倘員警真脅迫其照稿演出，何不直接要求被告坦承殺人犯行並記明筆錄即可？益見被告上開所辯，並不可採。是本案除未見警員有何被告所指威脅、恐嚇、逼迫行為外，更未見被告有何被迫為不實供述之情，此觀之被告自該次警詢筆錄後，歷經同日偵訊、法院訊問、111年11月9日檢察官偵訊、迄至起訴後原審 112年3月20日準備程序時，被告及辯護人亦未對被告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有何爭執（原審院卷一第84頁），堪認被告所指遭不正詢問被迫自白云云，即與事實不符，其主張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云云，當不可取。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又爭執：其當時昏迷後住院治療，不能接受訊問，但員警卻在其神智不清之情況下，未使用通知書即將其帶往警局製作筆錄，故被告警詢之陳述顯然非出於己意，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查：　　⒈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固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然非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僅得以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而不得使用其他諸如口頭通知等方式通知其到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因死者林Ｏ彣在其租屋處死亡，故前往警局協助調查一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參本院一卷第512頁），顯見被告並未反對且願到場陳述，依上開說明，自無司法警察一定得以通知書之方式才能詢問被告之理，故被告前揭所辯，即不可取。　　⒉再者，被告於111年8月8日送至高醫救治後，警員等待至11 1年8月11日被告比較清醒、比較OK，已經要離開加護病房，待送至精神病房治療時，李Ｏ峰跟被告講事情要坦然面對，跟警察去把事情說清楚，被告答應，經主治醫生同意，由李Ｏ峰幫被告向醫院請假讓被告出去做筆錄，李Ｏ峰也覺得被告可以去回答問題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告之父親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院卷二第239、240、242 至244、250頁），核與證人即警員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高醫主治醫師同意被告可以出院，所以帶被告回來做筆錄，被告當時精神狀態正常，回答都流暢，意識清楚，也都正常回答（原審院卷二第207至210頁）等情相符。再觀諸本院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被告答以：「（員警問：那你目前精神狀況怎麼樣？）可以。」、「（員警問：可以是尚可，還是良好，還是怎麼樣？）尚可。」、「（員警問：好，可以接受製作筆錄嗎？）可以。」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512頁），且觀被告警詢內容，不僅可以對員警之詢問逐一回答，且就案發前與死者林Ｏ彣吵架之內容、當天如何燒炭，何以放置毛巾在臥房內門底下以避免煙跑出去，使房內是密閉狀態等細節均陳述甚詳，已難見有何神智不清、胡言亂語而答非所問之情形，當具有完全之陳述能力；復經本院送請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鑑定被告111年8月11日之精神狀況，經該醫院覆以：李員（即被告）在問訊中能針對問題切題回答，並無顯著答非所問或胡言亂語之情形等語，有高醫113年5月16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10775號函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參本院二卷第79頁），核與本院前揭之認定相符，是被告辯稱：其警詢陳述有神智不清、非出於己意之情形云云，亦不可採。其請求傳喚精神科主治醫師楊品珍到庭作證其身心狀況是否適合接受檢警詢問，即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復辯稱：員警未見被告警詢時之身心狀況應指定辯護人，亦無視於被告父親請求選任辯護人之要求，復不讓被告父親擔任輔佐人，程序上顯有瑕疵，故無證據能力云云。然查：　　⒈本案被告於警詢時之身心狀態並無不適合接受詢問，而有完全之陳述能力一節，已經本院論述如前，自無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而應有得為輔佐人之人陪同在場之情形，故被告上開所指，即不可採；至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1項得陳明為被告輔佐人之規定，乃起訴後始得適用，是縱有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證稱：警員原本讓其陪同被告做筆錄，後遭其他偵查隊長官要求離開而未能全程陪同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38頁），因證人李Ｏ峰於警詢時並不能擔任輔佐人，故其要求陪同並無其他法律上之依據（原審院卷二第25 2頁），本院亦難以被告、證人李Ｏ峰上開所指，即因此認為警詢時有何違法之處。　　⒉又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到場後李Ｏ峰有詢問是否可以請律師，警員說不用，只是讓被告陳述犯罪的事實，又遭偵查隊長官要求離開，李Ｏ峰就去買餐點送去辦公室讓被告吃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38至239頁）。然證人即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問：有告知被告可以請辯護人到場嗎？）有。」、「（問：當時被告怎麼回答？有無請辯護人？）他說不用。」等語（原審院卷二第 210頁），觀諸本院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員警對嫌疑人（即被告）告知權利事項」、「（員警問：剛剛跟你講的權利有清楚嗎？）清楚。」、「（員警問：有沒有要請辯護人到場？）不用。」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511至512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經檢察官詢問被告是否請律師，被告亦為否定回答（本院一卷第525頁）。足見被告當時經警員告知罪名及包含選任辯護人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之權利後，已選擇不選任辯護人到場，故證人李Ｏ峰證稱：員警不准請律師云云，即屬有疑；況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復證稱：退休前在警察工作擔任將近30年刑事小隊長，對警局做筆錄流程很清楚，認為警詢時以犯罪嫌疑人身分當然可以請律師，會詢問警員是基於尊重同事的意思，被拒絕後沒有就此與警員爭執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42頁、第250至251 頁），是證人李Ｏ峰既明知毋須徵得警員同意即可為被告委任辯護人，大可逕自選任律師到場，然其卻捨此不為，且無論被告或證人李Ｏ峰於同日羈押庭時均未見就警詢上開過程有何異議或質疑（本院一卷第630至636頁），是被告上開所指，亦難認可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另辯稱：製作筆錄與詢問之員警為同一人，且未全程錄音、錄影，有違刑事訴訟法第43條之1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惟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縱如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有製作筆錄與詢問之員警為同一人，且未全程錄音、錄影之情形，然考量筆錄製作過程中，詢問或製作之員警是否均為同一人，對上開警詢筆錄之取得並不生太大影響，且員警並非刻意以此方式取得筆錄，而被告之陳述具有任意性一節，亦經本院詳述如前，上開所述情節對被告防禦權之影響尚屬輕微，而被告所犯乃殺人之重罪，侵害之法益甚鉅，本院經權衡被告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認被告上開警詢筆錄仍有證據能力，惟為同時保障被告之權益，該筆錄證據能力之有無，當以本院前揭勘驗之範圍為限，即本院勘驗之內容（參本院一卷第510至524頁），有證據能力。二、被告111年8月11日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　　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於111年8月11日之偵訊筆錄，錄音部分並不完整、有明顯消音之情形，沒錄到被告聲音無法比對是否與筆錄相符，故無證據能力云云。然本院勘驗被告 111年8月11日該次之偵訊筆錄，錄影的部分尚稱清晰連續，錄音之部分雖有品質不佳，斷斷續續之情況，但仍可就聽清楚之部分製作偵訊筆錄，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憑（參本院一卷第525至540頁），審酌本院製作之勘驗筆錄長達25頁，可見檢察官訊問被告之大多數問答均有攝錄在內，核與偵訊筆錄之記載大致相符，並無被告及辯護人所稱刻意消音而無法比對是否與筆錄相符之情形，惟為確保被告陳述之真意，被告該次陳述，亦以本院勘驗之內容為主（即本院一卷第52 5至540頁之記載）。三、被告111年8月11日羈押訊問筆錄之證據能力：　　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於該次羈押訊問時，並未坦承犯行，該筆錄記載有誤，無證據能力。經本院勘驗被告111 年8月11日羈押訊問光碟，在4分11秒至5分31秒間之問答間，「法官問：…這個事實的部分你承認嗎，然後涉犯殺人罪的部分你承認嗎？承認齁，坦承犯行，那你承認你涉犯殺人罪，但是你覺得你不會去串供？」、「被告答：我不會，因為我還要回高醫治療。」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參本院一卷第632頁），是該次對答雖未錄得被告積極出言坦承犯行之聲音，然亦未見被告就法官稱其已坦承殺人犯行一事出言否認，參之被告當時之辯護人隨後於12分33秒時，為被告辯護：「…被告已坦承犯行，應無串供、滅證之虞」等語（參本院一卷第633頁），可見上開筆錄之記載，並非毫無所憑；然被告有無自白犯行，關係到被告是否坦承涉犯殺人之重罪，為保障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因認該羈押訊問筆錄有關被告坦承犯行之記載，因無法與錄音比對，認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被告認定有罪證據之一環，然其餘被告於該次羈押訊問時之陳述，仍應認有證據能力，並以本院勘驗之內容為準（本院一卷第630至636頁）。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定有明文。查證人乙○○於警詢、及111年8月9日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依前揭規定，屬於傳聞證據，因證人乙○○於法院審理時已經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其證述之內容與上開警詢及未經具結之偵查中供述，並無重大差異，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爭執證人乙 ○○上揭陳述之證據能力，是證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因無不可替代性，欠缺必要性，應認無證據能力。五、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於111年8月8日即昏迷送醫，不可能在勘查採證同意書、扣押物品目錄表上捺印，故該文件無證據能力云云。然依高醫111年4月20日高醫附法字第11 20102319號函詢說明（參原審一卷第175頁）：被告於111年 8月8日14時30分經救護車送至本院急診…抵院當時為清醒狀態，雖可配合指令但身體虛弱無力，於急診治療期間曾短暫陷入混亂狀態，身上並無明顯外傷等語，並有被告於高醫之急診一般病歷資料在卷可查（參原審院一卷第205至219頁），顯見被告當時之意識處於清醒狀態，自無被告及辯護人所指昏迷不醒人事之情形，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惟被告自承扣案IPHONE手機為其所有，且經本院勘驗手機內之對話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存卷可參（本院二卷第251、345至365頁），此部分之證明事項，以上開證據為證即為已足。六、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除前開所述外，本判決後述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而被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七、另本院所引其餘如照片、截圖等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又證人於法院審理時在法官前之證述，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自有證據能力。八、除上所述外，被告及其辯護人其餘爭執證據能力之部分，因本院未以之引用為本院論罪之基礎，即不再贅述其證據能力，附此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解如下：　㈠死者林Ｏ彣因負債而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早有尋死念頭，此觀之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且經林Ｏ彣父母拋棄繼承一事可明，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被告是受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怎麼會說是被告殺害林Ｏ彣？　㈡死者林Ｏ彣早上醒來後，與被告討論一起自殺，由被告外出拿木炭回來引燃木炭一起自殺，並服用唐子俊診所開立的藥物入睡，其不清楚為何最後會出現在客廳，可能是無意識夢遊所致。　㈢死者林Ｏ彣於案發時已經患有新冠肺炎（COVID-19），並經診斷患有「矽肺症」、「慢性肝炎纖維化」、「輕度脂肪肝惡化」等病症，可見林Ｏ彣之死亡與燒炭一氧化碳中毒無關，故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一開始的死亡原因才會寫「未確定」，故本案被告之行為與林Ｏ彣之死亡無因果關係。　㈣被告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檢驗為23％，表示暴露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其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減半再減半後，仍得出如此高濃度的一氧化碳劑量，可見被告一開始是在房間內謀為同死，且鑑定人於審理時亦陳述被告想一起自殺，而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如果被告不是與死者謀為同死，豈可能有上開症狀。　㈤員警甲○○、陳Ｏ楷就何人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現場人數以及案發房間並無毛巾塞在門縫之供述，前後矛盾，又與密錄器之影像不符，顯有虛偽陳述之情事，原審以之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顯有不當。　㈥本案是殺人案件的現場，為何證人乙○○還有其他人可以穿梭其中，並拿走死者林Ｏ彣的手機？且證人乙○○所述找狗的情節，均與員警密錄器不符，參以檢察官於111年10月21日在證人乙○○、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顯然有串證之虞，故嗣後證人乙○○ 、胡Ｏ寧、甲○○、陳Ｏ楷等人於偵查、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均受影響而屬虛偽之陳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　㈦死者林Ｏ彣確實有輕生念頭，然林Ｏ彣之手機於當日遭證人乙○ ○取走，不能排除有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請將林Ｏ彣之手機送請還原內容之鑑定。　㈧鈞院雖有將被告送請高醫鑑定其案發時之精神狀況，然鑑定人僅能依據事發後之情形去臆測案發當時被告之精神狀況，已難認為該鑑定與真實相符，且被告在唐子俊診所服用之藥物多達8種，嗣因死者林Ｏ彣建議後停藥產生戒斷症狀而有昏沉之現象，原鑑定報告未綜合被告上開服用藥物之過程及全部事證因而做出不合真實之鑑定，顯有速斷，請重新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二、本院認定被告有罪所憑之心證及理由：　㈠被告與死者林Ｏ彣於111年5月起相識後交往為情侶，並同居在死者向房東陳Ｏ興所承租之廣州一街租屋處，嗣死者林Ｏ彣於 111年8月4日向被告提出分手，被告於同日將私人物品搬離廣州一街租屋處後，於111年8月6日晚間又再留宿於該廣州一街租屋處之事實，業據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人陳Ｏ興於警詢證述在卷（參原審卷二第46至52頁，警卷第24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查（參警卷第153至15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堪可認定；而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凌晨，有服用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Quetiapine有嗜睡之副作用），及被告在「唐子俊診所」就診時所處方及自費購買之安寶寧錠（Alpragin，具有催眠鎮靜、肌肉鬆弛作用，為中效苯二氮平類藥物【BZD 】）、可那平錠（Rivopam ，具有抗癲癇、鎮靜作用，為長效苯二氮平類藥物）等具有安眠藥效之藥物數顆等情，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下稱法醫研究所） 111年醫鑑字第1111102000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二卷第13至33頁）、被告健保個人就醫紀錄（相驗一卷第 125至126頁）、Quetiapine、Alprazolam、Clonazepam藥物使用須知網頁資料各1份（偵卷第69至71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8月23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4687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警卷第67頁）、唐子俊診所112年3月22日唐字第1120322號函及所附仿單3張（原審院卷一第113至119頁）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確認。　㈡被告於111年8月7日下午2 時30分許，騎乘機車至其所開設之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ANGUS LAB 斯研室」無菜單料理餐廳，自餐廳後門入內取出木炭2包後，於同日下午2時49分許折返廣州一街租處，將前揭木炭2包放入鋼盆後點火引燃木炭，並將置有燃燒木炭之炭盆放置在臥室內靠近死者林Ｏ彣沈睡之床側，並緊閉臥室門窗後，亦有服用前述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及安寶寧錠、可那平錠數顆之事實，有路口監視器畫面（警卷第61至6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查報告暨現場示意圖（警卷第74 至77頁）、現場照片（警卷第87至108頁）、法醫研究所111 年10月18日法醫毒字第1116107424號毒物化學鑑定書（相驗二卷第49至51頁）附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堪以認定；而死者林Ｏ彣之直銷上線乙○ ○因聯絡不上死者，至廣州一街租處按鈴仍未獲回應，遂報警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警員甲○○、陳Ｏ楷會同消防人員及房東陳Ｏ興一同前往廣州一街租處，經於 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破門入內，發現被告仰躺在上址客廳靠近陽臺落地窗處，死者林Ｏ彣則陳屍在臥室內床上等情，亦據證人乙○○、甲○○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院卷二第22至26、34至37、42至43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查報告暨現場示意圖（警卷第74至77頁）、現場照片（警卷第87至94頁）、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之筆錄暨擷圖在卷可按（參本院第637至637、656至66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可認定。　㈢而死者林Ｏ彣經相驗及解剖後，根據毒物化學報告：⑴死者血液檢體檢出COHb81％（一般中毒濃度為15-35％，致死濃度約4 8％以上）。⑵死者檢體檢出Quetiapine（抗精神病藥），血液濃度為0.093μg/mL（一般血液治療濃度為0.195-0.632μg/ mL；文獻有急性中毒致死案例，血液平均濃度為18μg/mL）；Alprazolam（抗焦慮劑）及其代謝產物Hydroxyalprazola m，Alprazolam血液濃度為0.033μg/mL（一般血液致死濃度為0.122-0.39μg/mL）；Clonazepam（抗癲癇劑）之代謝物7 -Aminoclonazepam，血液濃度為0.025μg/mL（Clonazepam一般血液治療濃度為0.007-0.075μg/mL），研判非直接致死因素。死亡原因研判：甲、一氧化碳中毒。乙、室內燒炭。因死者體內有檢出含Quetiapine、Alprazolam及Clonazepam，死亡方式暫歸類為「未確定」，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一卷第95至105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 11年相甲字第8026號、111年相甲字第82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警卷第31頁、相驗二卷第113頁）、法醫研究所111年醫鑑字第1111102000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二卷第13 至33頁）在卷可憑；是被告於死者服用藥物昏睡在臥室床上時，將其取回之木炭置於炭盆內點火燃燒後放在臥室內，同時緊閉該房間門窗，使臥室内充斥一氧化碳，造成死者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二者間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應堪認定。　㈣對此，被告及其辯護人固辯稱：死者林Ｏ彣於案發時已經患有新冠肺炎（COVID-19），並經診斷患有「矽肺症」、「慢性肝炎纖維化」、「輕度脂肪肝惡化」等病症，可見林Ｏ彣之死亡與燒炭一氧化碳中毒無關，故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一開始的死亡原因才會寫「未確定」，故本案被告之行為與林Ｏ彣之死亡無因果關係云云。惟查，本院函詢法醫研究所，經該所覆以：死者（林Ｏ彣）死於室內燒炭，一氧化碳中毒（血液COHb 81.0％），死者有無COVID-19確診與死因無關，死者另有輕微矽肺症、肝臟慢性肝炎併輕度纖維化、輕度脂肪變性，非死者之致死原因，死者肝臟慢性肝炎併輕度纖維化、輕度脂肪變性症狀輕微，研判對新陳代謝速率影響不大，本案死亡原因暫歸類為未確定，是因為需待後續司法調查釐清死者生前是否有輕生念頭，及體內所含藥物是否自行服用等語明確（參本院二卷第53頁，本院三卷第111至112頁），參之血中一氧化碳濃度如超過30％，可能有死亡風險一情，亦有高醫113年3月22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0662號函說明甚詳（本院二卷第53頁），本案死者血中一氧化碳濃度高達 81％，依上說明，已超過死亡之風險甚多，堪認林Ｏ彣確實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甚為明確；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即不可採，其主張本案無因果關係，頂多成立過失致死罪，同不足取。　㈤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早有尋死念頭，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被告是受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並無殺人犯意云云。惟查：　　⒈本案在現場查無任何死者遺留之遺書，且經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之行動電話，死者林Ｏ彣於LINE通訊軟體中，於111 年7月29日至111年8月7日間，有與之對話者有：「遠寧（胡Ｏ寧）」、「曹蘭的妹妹曹（愛心）熙（即乙○○）」、「果凍凍（文宜）」、「渣渣（即被告）」，內容大多係談論生活及工作上的事情一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之截圖在卷可按（參本院二卷第250至251、255至343頁），是由死者林Ｏ彣陳屍之廣州一街租處現場內，抑或死者林Ｏ彣手機通訊軟體內與證人胡Ｏ寧、乙○○，甚至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內容，均未見遺留遺書或有何尋短之言語或跡象。　　⒉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死者林Ｏ彣一起賣衣服10 幾年，服飾店結束後，林Ｏ彣就與其一起經營傳直銷即在康園國際賣保健食品，其為林Ｏ彣之上線，因此每天都會通話3到4次，死者雖然有負債新臺幣（下同）6、700萬元，但做傳銷時期收入突破6位數，死者想要利用傳銷還債，雖因負債導致生活比較緊一點，但仍能支付租金，也很注重生活。死者個性很樂觀、孝順，並未因負債憂鬱或有自殺意念，生前沒有任何憂鬱傾向或疾病，也沒有服用安眠藥物，只有一次吃了被告給的安眠藥物，結果睡到不醒人事，一整天都找不到人，很晚才回電話。最後一次即8 月7日凌晨0時2分有和林Ｏ彣以通訊軟體LINE通電話30分鐘，內容都是閒聊和講工作的事，因為公司剛好8月8日有做活動，林Ｏ彣很重視這次活動，認為做活動可以獲得不少收入，所以跟其討論如何行銷，很積極的想要賺錢，還手寫計畫表傳給其觀看。另外林Ｏ彣於8月7日下午1時30分既定行程應該要出席一個會議，事前死者也說會參加，還有提醒他的下屬，但最後林Ｏ彣沒有到會議現場。林Ｏ彣雖然和被告於8月4日分手，但兩人相識不長，感覺林Ｏ彣沒有很傷心，且林Ｏ彣於8月5日下班後打電話給其說要講一件很恐怖的事，林Ｏ彣當天下班返回廣州一街租處沒多久，被告就來按門鈴，林Ｏ彣懷疑被告是不是在樓下等待很久等語（原審院卷二第44至46頁、第49至55頁、第61至62頁、第64頁），且證人胡Ｏ寧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死者林Ｏ彣、乙○○都是其傳直銷的上線，8月7日下午1點半林Ｏ彣原本應該來公司開會，但林Ｏ彣沒有來，打電話傳簡訊都沒回應，因前一天（8月6日）晚上林Ｏ彣還有與其討論工作的事，林Ｏ彣還提醒說翌日下午1點半公司開會有活動要到場，後來才從公司負責人處得知林Ｏ彣已經死亡，林Ｏ彣生前雖有負債，但很樂觀、積極，沒有表現出厭世或輕生的念頭，事後其有與被告通電話，被告向其表示與林Ｏ彣吵架，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其便質疑說「大批（林Ｏ彣）怎麼會講這種話，他不像是會講這種話的人」，被告回答不知道為何林Ｏ彣會這樣說，可能是吵架被激到了，後來被告又說林Ｏ彣因睡不好有吃藥，其便質疑被告是否在燒炭時林Ｏ彣已經睡著了等語（原審院二卷第71、75至82 頁）。　　⒊參之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之手機LINE通話內容，林Ｏ彣於凌晨0時16分傳一張手寫36、60、170組數等內容之筆記紙照片予證人乙○○，並於凌晨0時17分傳訊「170會不會太誇張（大笑表情符號）」，再於凌晨0時37分第二次傳一張手寫36、60、84、96組數等內容之筆記紙照片予證人乙○○，並於凌晨0時42分傳訊：「好我先做限動」，有本院勘驗截圖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315頁），核與證人乙○○上開所述死者林Ｏ彣很重視隔日（8月7日）下午之活動，也打算參加之情相符；另勘驗胡Ｏ寧、死者林Ｏ彣之手機LINE通話內容，林Ｏ彣於前一日（8月6日）晚上9點43分還有張貼「請夥伴們盡快去大群登記8/14嘉年華」之訊息，並要證人胡Ｏ寧去留言，復提醒胡Ｏ寧「明天1：30（要開會）」，亦核與證人胡Ｏ寧上開所證述死者林Ｏ彣前一天還有與其討論工作的事，並提醒翌日下午1點半公司開會有活動要到場等情吻合，則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6日晚上至111年8 月7日凌晨間，猶與證人乙○○、胡Ｏ寧討論工作，且熬夜計畫「購物節」活動組數、張貼訊息要大家登記、留言，及提醒翌日尚有會議待參加各情，倘若林Ｏ彣如被告所稱早已不堪經濟壓力負荷而業有逃避自殺之意念，理應意興闌珊、寥寥數語即推託、打發證人乙○○、胡Ｏ寧，豈會與之興致勃勃地傳訊息討論，復提醒翌日下午開會，及張貼一週後之嘉年華訊息？是依前情，實未見死者林Ｏ彣於111年 8月7日凌晨時有何輕生之意念。　　⒋更何況死者林Ｏ彣是否確於111年8月6日晚上至111年8月7日凌晨間，有口出「要死一起死」之言，實際上僅有被告一人之供述，別無其他證據可佐，能否盡信已有疑問；且被告於警詢時陳稱：「（員警問：為何林Ｏ彣要口出，要死就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此話何意？是他自己想講，還是你誘導他講？還是他很常講這句話？為什麼要突然講這句話？）因為我們就在吵架，…然後就說…。」「（員警問：他是怎麼跟你吵架？所以他是怎樣？一時情緒…的… ？）情緒上來了。」、「（員警問：情緒上來才講的話？他平常會這樣子嗎？第一次講？）嗯。」等語（本院一卷第515頁），於偵查中復陳稱：「（檢察官問：可是我覺得死者那一句，要死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依照你的說法，這是吵架的氣話，你怎麼會認為，他想死，要你幫忙？）當時我的情緒也被他逼到一個高點…然後再加上我已經很久沒有使用藥物了，所以那個情緒來的時候…所以我就沒辦法控制，我就把那件事情一直往心裡去。」等語（本院一卷第535頁），顯見死者林Ｏ彣平常不是會說出「要死一起死」話語的性格，縱如被告所辯林Ｏ彣有上述「要死一起死」之發言，被告實際上也知道死者應該是吵架氣到、激到，一時脫口而出的氣話而已，當無真的要尋短或同歸於盡之意，此節亦與證人乙○○、胡Ｏ寧所述，死者林Ｏ彣平常未見有何輕生之念頭相符。　　⒌再佐以被告於111年8月11日警詢時陳稱：「（員警問：為何林Ｏ彣要燒炭？）因為我們吵架，他說要死一起死。」、「（員警問：吵架啦齁，然後勒？他怎麼說？）他就說要死就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員警問：然後勒？）所以禮拜天（8月7日）下午兩點我才會去店裡拿木炭。」、「（員警問：當時我的念頭就是想跟他一起去死一死，是這個意思嗎？）對。」、「（員警問：自殺有很多種阿，可以兩人一起手牽手從騎樓跳下來，為什麼一定要燒炭？）因為我弟也是自殺，也是燒炭自殺死的。」、「（員警問：你在哪一刻去做這個決定？）7號睡醒。」、「（員警問：8月7號早上幾點？）10點多吧。」、「（員警問：當下，自己做的決定？對。」、「（員警問：阿那個時候林Ｏ彣在幹嘛？）睡覺。」、「（員警問：林Ｏ彣 …當時林Ｏ彣還在熟睡嗎？）被告點頭。」、「（員警問：為何自殺啦，不用雙方做討論，而你擅自一個人自做決定？請回答？）因為當他講出我們要死一起死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好了。」、「（員警問：那你實施的時候你還沒有跟他做過確認嘛？）沒有，他在睡覺。」、「（員警問：好，那是誰呀，去把那個木炭跟鐵盆取出來，阿用…怎麼樣把它點燃的？）是我」、「（員警問：你是把木炭放到鐵盆裡？）對。」、「（員警問：然後呢？）用報紙加油（沙拉油）」、「（員警問：阿用什麼點燃？）打火機。」、「（員警問：那你們臥房內啦，門底下的毛巾是誰去塞住的？）我放的。」、「（員警問：阿你為什麼要把那個…毛巾塞在臥房內的門底下？）不想要讓煙跑出去。」、「（員警問：要讓裡面是密閉的嗎？）對。」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本院一卷第514至524頁）；復於 111年8月11日偵查中供稱：「（檢察官問：你在8月6號的晚上跟8月7號的凌晨，你給他吃了多少有多少份量的藥？）就是按照我處方簽上面…。」、「（檢察官問：有安眠藥跟什麼？）有安眠藥跟放鬆的，就是他是處方簽一整份的。」、「（檢察官問：這種藥會讓他從8月7號凌晨3點一直睡到8月7號下午3點？）安眠藥睡到8到12小時。」、「（檢察官問：可是我覺得死者那一句，要死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依照你的說法，這是吵架的氣話，你怎麼會認為，他想死，要你幫忙？）當時我的情緒也被他逼到一個高點，就是…」、「（檢察官問：我的情緒，整個被他激…被他弄到，被他燃到高點，然後呢？）所以我就沒辦法控制，我就把那件事情一直往心裡去。」、「（檢察官問：你卻不服用唐醫師開給你的藥。也不去求診，尋求幫忙，有這種事嗎？）當時我就覺得，就已經是離開的時候了。」、「（檢察官問：我當時就決定要跟他一起離開？）因為看他每個月這樣，我都幫不上忙…。」、「（檢察官問：你如你如何能夠確定，你在8月7號2點下午2點齁，去你的店裡拿燒炭器材，折回事發現場後，死者會接受你幫他安排的自殺？）我不知道，因為他是前一天就已經跟我講，他一直跟我講說要死一起死。」、「（檢察官問：我的重點是，你都沒有想到他會醒過來，會反悔嗎？會抗拒嗎？）當下沒有想到。」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查（本院一卷第529、535、538頁），是由被告上開供述，可知被告係因聽聞死者林Ｏ彣於8月7日凌晨提及「要死一起死」，並因服用被告提供之藥物後即陷入沉睡，直至8月7日下午被告取回木炭而燒炭之時，期間林Ｏ彣均未曾轉醒，被告係自行決定要以燒炭方式「與死者一起自殺」，而在死者林Ｏ彣因藥效沉睡之情況下，未曾與林Ｏ彣確認，即自行動手燒炭使之身亡；在在顯示未經同意即擅自決定要「以燒炭之方式讓死者死亡」並「由被告實行」，而趁著死者服用藥物陷於長時間昏睡無知無覺之際，未曾與死者確認，即以燒炭之方式使死者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之情，已彰彰甚明。故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早有尋死念頭，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云云，即不可採。　㈥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早上還有醒來，由被告與死者林Ｏ彣在中午共同討論後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一起自殺，而受死者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云云。然此部分之辯解，已經與被告前揭警詢、偵查中之供述相異，亦與證人乙○○、胡Ｏ寧上開證述，及死者林Ｏ彣手機內呈現之討論工作、計畫活動、發限時動態、提醒明日下午開會活動、及張貼一週後嘉年華之訊息等客觀情形有別，所辯能否盡信，顯有疑問；何況，死者經解剖後，發現其消化道：胃內含40毫升棕色液體（相驗二卷第18頁），胃內顯無剩餘食物殘留，可推知死者林Ｏ彣死亡時距離前一次進食已有相當時間，被告亦供稱死者林Ｏ彣最後一次用餐是前一天（111年8月6日）晚上約6至7時，食用被告烹煮之咖哩飯及雞湯等語（原審院卷一第83頁），則死者林Ｏ彣最後一次進食距離被告供稱燒炭之111年8月7日下午3時許，將近20小時之久，以年輕男性而言，理應飢腸轆轆，亟待進食補充體力。倘若死者林Ｏ彣確如被告所言於111年8月7日上午10時、 11時醒來，迄至燒炭之下午3時之間亦有4、5個小時之空檔，有充分備餐、外出購買餐點及進食之時間，再不濟也可以零食充飢，何以死者林Ｏ彣期間均未食用任何餐點？更遑論自8月7日凌晨後，即未見死者林Ｏ彣有何傳訊息、打電話或在屋內活動之跡象？此均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所辯死者於 111年8月7日凌晨3時服用藥物後，於111年8月7日上午10時、11時轉醒，中午一起決定燒炭自殺後，死者再度服藥陷入沉睡云云，顯屬臨訟圖卸之詞，難令可採。　㈦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死者林Ｏ彣因負債而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早有尋死念頭，此觀之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且經林Ｏ彣父母拋棄繼承一事可以證明云云。惟查，本案死者林Ｏ彣有負債之事實，固據證人乙○○、胡Ｏ寧證述如前，並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在卷可按（參本院一卷第543頁）。然上開債務大多是積欠私人，並非銀行或地下錢莊一節，亦據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參原審院二卷第61至62 頁），且與本院依辯護人之請求查詢死者林Ｏ彣財產所得，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往來明細資料等情大致相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資料、台北富邦商業銀行112年11月23日函文附卷可查（參本院一卷第565至578頁），是死者林Ｏ彣固有負債，然其積欠債務之時日距案發時已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期間，如有輕生念頭，理應平日即有端倪，也不會經過這麼久，才突然說今天想要自殺；然無論是依證人乙○○、胡Ｏ寧之證述，以及死者林Ｏ彣與證人乙○○、胡Ｏ寧，甚至是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參本院二卷第251至365頁之勘驗筆錄及截圖），均未曾見過死者林Ｏ彣有何厭世之言語或舉動。再參之死者林Ｏ彣於案發前數月，在公司之業績獎金經常達10餘萬元以上，有康園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20日函及獎金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一卷第581至583頁），足見死者林Ｏ彣在公司之業績已步上軌道，且有一定之收入，並無如其剛加入康園公司之初賺不到錢的困境，核與死者林Ｏ彣之L INE訊息中，與證人乙○○、胡Ｏ寧興致勃勃傳訊息討論工作，復提醒胡Ｏ寧翌日下午開會，及張貼一週後之嘉年華訊息等情相符，是死者於案發前尚積極、熱衷忙碌於工作中，又豈可能突然萌生堅強死志之動機？且如果死者要自殺，應該是事業之初，其收入、獎金均未穩定之時，較有可能，又豈會在業績正要穩定向上之時，突放棄一切尋短自盡？此實令人難以想像；佐以被告亦供述與死者交往期間，死者沒有嘗試過自殺，平常只有嘴巴碎念說「好累喔」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93頁），益徵死者林Ｏ彣並無於案發時突生堅強死意之可能；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所辯，除被告自己之供述外，別無其他合理之事證足以佐之，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基於使死者身亡之主觀犯意，客觀上為燒炭致死者身亡之行為，其所為乃屬殺人無疑，自無成立刑法第275 條第1項受他人囑託而殺之的餘地。　㈧被告及其辯護人亦辯稱：其與死者林Ｏ彣決定一同自殺，由其點燃木炭後就服用唐子俊診所開立的藥物入睡，其不清楚為何最後會出現在客廳，可能是無意識夢遊所致，惟查：　　⒈本案被告既未得死者林Ｏ彣之囑託而殺之，乃為殺人行為，業經認定如前，縱其確有與死者同死之意，充其量僅屬殺人行為後之自殺行為（此部分亦難以採信，詳後述），其所為既非刑法第275條第1項受他人囑託而殺之，自無刑法第275條第4項減輕規定之適用，亦不能以其事後有疑似自殺之行為，即反推自始無殺害林Ｏ彣之犯意，合先敘明。　　⒉觀諸案發現場即廣州一街租處為連棟舊式公寓，為陽臺進出格局，入門後為陽臺，陽臺有前後2扇落地門，分別通往客廳及臥室。而警員、消防人員偕同證人乙○○破門而入時，2扇落地門均為關閉但未上鎖狀態，臥室房門緊閉但亦未上鎖，被告仰躺在客廳內靠近通往陽臺之落地門後方地板，而死者仰躺在臥室床鋪上靠近落地門側，臥室床鋪靠近落地門側地板有一曾有高溫物體置放所致污漬痕跡，另警消進入時炭盆則置於床鋪另一側靠近浴室地板，移開後地上有淡淡燒焦痕跡但不明顯，此有警員職務報告（警卷第3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察報告（警卷第71至108頁）、現場蒐證照片及密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7至61頁）、本院勘驗密錄器之勘驗筆錄、截圖（本院一卷第637至665頁）在卷可憑。是由廣州一街租處上開格局，臥室有兩處出入口，其一為通往陽臺之落地門，其二則為臥室通往客廳之門扇。是被告將引燃的炭盆放置至臥室後，離開臥室前往客廳之方式，並不僅有開啟臥室房門而已，尚可經由落地門通往陽臺再前往客廳。　　⒊被告於警察及消防人員破門而入時，僅穿著內褲躺在客廳靠近陽臺之落地窗旁，其頭部躺在高腳架置物架下，左腳伸直，右腳小腿因角度關係無法判斷係屈起或伸入客廳矮桌下方，有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48、85頁），是其躺臥之位置並非空地，而必須躺下後將頭部伸入置物架下，也可能要將右腳小腿伸入矮桌下，才能擺出這樣的姿勢，是以其躺臥之不正常姿勢而言，實與毫無意識時不支倒地之情況有異。此從證人即警員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一進去後發現有男子倒臥在客廳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4頁）、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一進去就發現地上躺了一個人，頭塞在櫃子（架子）下面，直接躺在門口，直直的躺著，要走過去必須要跨過被告等語（原審院卷二第43 、66、67頁），在在可見被告所躺臥處，乃一進入客廳首先必然發現的位置，不但能立刻被進屋察看者第一時間發現，還便於立刻將被告送醫治療。則被告是否「無意識」地躺成這樣一個彆扭而需將頭部、腳部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的姿勢，且第一時間會被發現、救助送醫的位置，實有可疑。　　⒋至被告雖辯稱其可能因夢遊而躺臥該處云云。然經原審函詢唐子俊診所，經該診所以112年3月22日唐字第1120322 號函覆稱：病患治療期間，根據病歷紀錄，並無出現夢遊（原審院卷一第113頁）；另本院將被告送請高醫鑑定其案發時之精神狀況，經該院覆以：李員（即被告）自陳過去服用史蒂諾斯以外其他藥物未出現夢遊症狀，是否有夢遊現象，需靠身邊其他人觀察或自己發現睡眠期間曾有無記憶之行為發生，無法由醫療判斷等語（參本院二卷第77 頁），是被告先前在唐子俊診所就診時，均未曾提及有夢遊症狀，何以至本院送請高醫鑑定時，卻突然向鑑定人陳稱以前服用史蒂諾斯時有夢遊症狀？其所述即有可疑，難以盡信；且是否有夢遊現象，需靠身邊其他人觀察或自己發現睡眠期間曾有無記憶之行為發生，無法由醫療判斷，亦如前述，本案並無其他人證可以證明被告平常即有夢遊現象，而除被告事後在鑑定人處所為之供述外，亦無被告平常即向他人談論或向醫師尋求診療之紀錄佐證，則被告是否確因服用藥物或情緒等病情而「夢遊」至該處躺臥，顯有疑問。　　⒌再者，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先將炭盆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洗完澡後，將浴巾放在臥室內向來放置浴巾處所之「電視櫃」，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當時炭盆內的木炭燒沒多久，還很有得燒，也沒有將浴巾塞在房門下面，直接躺在已在床沉睡的死者旁邊準備自殺，當時還牽著死者的手，後來被送到醫院時才發現左背有燙傷云云（原審院卷一第81頁、原審院卷二第281至283、295頁）。縱使不論被告上開所述引燃炭盆內木炭後服藥並在瀰漫一氧化碳的臥室內浴室洗澡乙事是否合理。然由消防人員進入臥室時欲掀被察看死者狀況之照片觀之，死者躺臥在床鋪右側，被子蓋到頸部、胸口，看不出旁邊有人掀被起床的痕跡（警卷第50頁，本院一卷第658頁）。且被告既將炭盆移至床鋪左側靠近浴室處，倘被告確曾躺臥在床鋪左側，則其「無意識」起身時應僅有行走間「腿部」遭炭盆邊緣燙傷之虞，而非背部，此觀之卷附現場照片，炭盆係矮小放置於床鋪左側下方之情可明（警卷第50頁編號8照片、第52頁編號12照片、警卷第89頁編號17照片），乃被告卻供稱其移動炭盆時未受傷，但後續送醫時發現「左背」皮膚燙傷壞死（原審院卷一第93頁、原審院卷二第285頁），實則根據高醫病歷所示，被告於111年8月8日下午2時30 分經救護車送至高醫時，經檢查身上無明顯外傷（原審院卷一第175頁），且於同日照會整形外科，亦認No remark able burn wound（無明顯燒燙傷）（原審院卷一第227頁），其後固於111年9月5日因左背（靠近左肩處）皮膚壞死而為清創手術（原審院卷一第317至321頁），然根據先前出院診斷係認左肩膀傷口疑為壓創所致（Left shoulde r wound,suspected pressure sore related）（原審院卷一第319至321頁、第367頁），依上所述均難認被告確有其所述「無意識」起身時，「肩膀」遭炭盆燙傷之情。　　⒍又經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之結果，警消破門後，先於客廳落地窗門邊地上發現被告，嗣因乙○○稱尚有一人，故警方前往死者房間，發現房間門是緊閉之狀態一節，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考（本院一卷第637、657頁），是依現場之客觀情狀，縱如被告所辯，其可能是夢遊所致，然其竟然能於夢遊之時，自房間走進客廳後，還知道要把門關好以防止死者房間內之一氧化碳漫延至客廳而避免自己死亡，此堅強之求生本能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所辯「夢遊」云云，顯然與常理不合，難以採信。綜合上情，堪認被告應係基於自己之意思前往客廳靠近陽臺之落地窗旁，並將頭、腳以彆扭之方式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之情，應可認定。　㈨被告另辯稱：其沒有把毛巾塞在房間下方門縫，員警甲○○、陳Ｏ楷有偽造證據虛偽陳述之情形云云。然本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先將炭盆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洗完澡後，將浴巾放在臥室內向來放置浴巾處所之「電視櫃」，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等語（參原審院二卷第282至283頁），姑不論被告上開所述引燃炭盆內木炭後服藥並在瀰漫一氧化碳的臥室內浴室洗澡乙事並不合理一節，已如前述，以案發現場狀況而言，浴室內本有懸掛毛巾的架子且時有空位可供擺放（警卷第89頁編號18照片），有何必要於洗完澡後，將浴巾放置在「電視櫃」？參以證人甲○○於原審、本院審理時證稱：推門進入臥室時感覺到門後有阻力，但進門時沒看到毛巾，是先看到死者後，在房間四周走動檢視跡證時才看到毛巾塞在門縫下，其就將之踢到旁邊，密錄器影像14時24分40秒時，其有用手推門，有推到東西的感覺，其頭探過去看到底推到何物，從正面是看不到物品，其用腳把它踢出去，門就關到底，有「窟竉」的聲音就代表門可以關到底，因密錄器配置在防彈背心上面夾層，主要是錄腰部以上，自己的腳及對方的腳除非站很遠否則錄不到等語（參本院三卷第29至30 、37至38頁），核與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員警問：那你們臥房內，門底下的毛巾是誰去塞住的？）我放的。」、「（員警問：你為什麼要把那個…毛巾塞在臥房內的門底下？）不想要讓煙跑出去。」、「（員警問：要讓裡面是密閉的嗎？）對。」等語相符（參本院一卷第523頁），足徵把毛巾塞在房間下方門縫應為被告無訛；況本案員警僅係偶然接受報案前往案發地點查看之公務員，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怨，有何必要憑空捏造一條毛巾去誣陷被告之理？且將毛巾塞在門縫底下，亦符合在房間內燒炭自殺者之行徑，故該毛巾究係證明自殺或他殺，尚屬未定之天，自難單獨作為本案認定殺人之主要事證，員警又如何在破門之電光火石之間，即想到可以偽造一條毛巾塞在門縫去證明被告殺人？此實令人難以想像。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不僅與事理不合，且與被告先前所述歧異，難以採信。佐以被告所稱其係經由房間夢遊進客廳之辯詞，已經本院不予採信，均如上述，從而，被告應係於燒炭後緊閉門窗、將浴巾摺起塞入門縫，並先將炭盆置於死者躺臥床側地面，確保死者得以就近吸入大量一氧化碳後，始再將炭盆移至浴室側，後再由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而非自房間門通往客廳），再故佈疑陣地躺在客廳靠落地窗處，服用藥物後昏睡等情，已甚明確。　㈩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檢驗為2 3％，表示暴露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其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減半再減半後，仍得出如此高濃度的一氧化碳劑量，可見被告一開始是在房間內謀為同死，且鑑定人於審理時亦陳述被告想一起自殺，而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如果被告不是與死者謀為同死，豈可能有上開症狀云云。惟查：　　⒈按所謂普通殺人罪與加工自殺罪間，關於行為人所為者，均乃實行終結性命之殺人行為，僅因被害人求死與否，而異其主觀犯意評價與所論罪名而已。本案死者林Ｏ彣並無求死之行為與意念，已如前述，顯見被告並無受囑託或得死者林Ｏ彣承諾而成立加工自殺罪之可能，所為自屬殺人罪之範疇，自不因其係殺人後自殺或故佈疑陣而得反推其無殺人之意圖，先予敘明。　　⒉又被告引燃炭盆後，先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嗣後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顯見被告有在瀰漫一氧化碳之密閉空間內待上一陣子之時間後，方自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故其體內驗得一氧化碳濃度為23％，乃屬當然，此觀之被告之數值與死者林Ｏ彣（COHb濃度數值為81％）相差甚遠，即可見一斑，且因被告尚可自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並以將頭、腳以彆扭之方式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足見被告當時意識清楚，行動自如，縱其體內有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殘留，亦難認當時有與林Ｏ彣同死之意，否則，為何不待在房間反而經由陽臺前往客廳？更遑論被告從未受死者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所為自屬殺人之行為無訛，其所辯體內二氧化碳之濃度，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難以採取。　　⒊至鑑定人戊○○於本院審理時雖曾陳述被告看起來有想要自殺的行為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35頁）；然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主觀覺得被告當時是真的想要自殺，但這個跟鑑定的問題應該是無關，這也只是我主觀的判斷，客觀的證據我不知道，可能還是要法院這邊才能夠去支持，我只是主觀的判斷依當時受傷的程度，個案醒來也是會覺得自己為什麼還沒有離開，依據這個覺得個案有自殺的意圖，但另外被害人有沒有自殺的意圖這個當然我們就沒辦法知道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43、147頁），顯見上開言詞是鑑定人戊○○主觀上之判斷，並非針對法院委託之鑑定事項而為陳述，且其亦稱尚須客觀上的證據支持，縱認被告之後曾有自殺之意念，然此亦與其殺害林Ｏ彣之殺人行為無關，自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顯見是要與死者一起自殺云云。上開情形經高醫於112年4月20日以高醫附法字第 1120102319號函覆略以：若一定時間內未更動姿勢的話，有機會一直壓迫同一部位肌肉，導致肌肉受傷，進而橫紋肌溶解；橫紋肌溶解的定義為肌肉受傷後崩解、導致肌肉細胞內容物被釋放到血液中，而該內容物有機會造成其他器官損傷，如腎臟。被告於8月8日急診初始抽血檢驗報告肌酸激酶（Creatine-phospho-kinase,CPK）乙項結果為9 779 IU/L，遠超過其檢驗正常範圍（檢驗標準值，男性為 00-000 IU/L，女性為00-000 IU/L），可判斷肌肉受損引致，後續追蹤指數最高為17988 IU/L，且同時合併腎臟功能肌酸酐（Creatinine，檢驗正常範圍為男性0.72-1.25 mg/dL，女性0.57-1.11 mg/dL）稍稍異常（患者檢驗報告為1.01 mg/dL，之後追蹤有改善到0.7-0.9 mg/dL）。故緣此可認為有橫紋肌溶解之現象等語（原審院卷一第174 頁），足見被告之肌肉雖有因一定時間內未更動姿勢而受傷且有橫紋肌溶解之現象，然其腎臟功能肌酸酐僅稍稍異常（被告之檢驗報告為1.01 mg/dL，檢驗正常範圍為男性 0.72-1.25 mg/dL），未見有何急性腎功能衰竭或其他併發症導致死亡之危險性，自難以此逕認被告所述為可採。況被告口口聲聲說要與死者林Ｏ彣一起燒炭自殺，而不是吃藥躺平藉由橫紋肌溶解來尋死，又豈能以被告事後自行前往客廳躺平壓迫肌肉之情形，去認為被告確有與死者謀為同死之行為？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與事理不合，難以採信。　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本案是殺人案件的現場，為何證人乙○○還有其他人可以穿梭其中，並拿走死者林Ｏ彣的手機？不能排除有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請將林Ｏ彣之手機送請還原內容之鑑定云云。惟查：　　⒈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在案發前一天下午傳訊息給死者林Ｏ彣，發現死者林Ｏ彣都沒有回應，隔一天中午去本案租屋處敲門都沒人回應，去被告的店裡也發現沒有營業，所以才報警，但因警察、鎖匠、房東都沒辦法開門，才請消防局撬開大門，一進門就發現被告躺在客廳門口，房間門是關起來的，其進去房間的時候，消防局的人就說死者沒救了等語（參原審院二卷第42至43頁）；證人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接獲報案就與陳Ｏ楷前往現場，報案人（乙○○）稱找不到她弟弟（死者），經房東同意後就破門而入，乙○○等人可以在場的原因是因為要找尋其所稱的家屬（死者）做指認，因為我們不認識她弟弟（死者）是誰，因乙○○告知與死者是親屬關係，就先協助乙○○處理這份報案等語（參本院二卷第16、17、36頁）；衡以在本案破門之前，包含警消在內等門外之人對於屋內之情況均不了解，裡面究屬刑案、自殺現場或僅係碰巧外出不在家等情況均有可能，本案既係證人乙○○報案說找不到弟弟（死者），故員警讓證人乙○○等人進入找尋弟弟（死者），尚屬事理之常，參酌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員警於數分鐘後，確實有要求屋內乙○○等人離開，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參本院一卷第639頁），益證員警並無故意違法之情，本案人命關天，此處理過程之微小細節，並不足以影響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　　⒉又證人乙○○於案發時，固曾有拿取死者林Ｏ彣手機之舉動，嗣該手機由警方扣案一節，業據本院勘驗在卷，有本院勘驗筆錄、扣案林Ｏ彣之手機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637至 640頁）；對此，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拿手機的原因是因為想查看誰使用林Ｏ彣的手機，但因其沒有林Ｏ彣手機的密碼，所以又交還給警方等語（參本院三卷第52 至53頁）；被告及其辯護人固然質疑死者之手機遭證人乙 ○○動手腳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云云，然本院審酌本案破門前，屋外之人包含乙○○等人均不知屋內之真實情況，及至員警、乙○○發現死者林Ｏ彣陳屍於床上，至證人乙○○拿取手機之間，亦只不過1、2分鐘之短短時間而已，證人乙 ○○如何在發現死者後，在短短數分鐘內隨即想到可以刪除死者想輕生之對話來誣陷被告？此實令人難以想像，蓋如警方事後在房間、公司內找到遺書，或死者曾向父母、公司同事道別、或甚至留存相關訊息於被告之對話內，證人乙○○此舉豈不作繭自縛？亦會讓自己吃上刑事官司，是依常理判斷，證人乙○○當無為此不確定而又損人不利己之事之可能；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難以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請求還原死者林Ｏ彣之手機內容云云。然經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案發前之手機LINE對話內容，經核與證人乙○○、胡Ｏ寧於原審提出之對話紀錄相符，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告訴人刑事陳報狀所附之截圖二、三在卷可證（參本院二卷第287、315頁，原審院卷二第152至154 頁），已難認死者林Ｏ彣之手機有何明顯遭刪除對話而需還原之情形；且被告一再聲稱死者有尋死念頭，然經本院勘驗被告之手機中，其與死者林Ｏ彣（「寶（愛心）」）之對話，當中死者僅與被告談論工作及生活上的事，並未曾透露有何輕生、厭世等念頭之對話，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按（本院二卷第251、349至365頁），是被告於案發前與死者既係同居之親密伴侶，死者如有輕生、厭世等念頭，理應向被告抱怨或訴苦以尋求慰藉，然在被告手機內之對話竟然都看不到這樣的蛛絲馬跡，自難讓本院認死者有輕生訊息遭刪除而需還原之必要；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即無所憑，所請還原手機之調查證據聲請，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員警甲○○、陳Ｏ楷、乙○○就現場人數、案發情況、找狗等情節，前後矛盾，亦與密錄器之影像不符，參以檢察官於111年1 0月21日在證人乙○○、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顯然有串證之虞，故嗣後證人乙○○、胡Ｏ寧、甲○ ○、陳Ｏ楷等人於偵查、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均受影響而屬虛偽之陳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云云。然查：　　⒈證人供述之證據，前後縱有差異，事實審法院依憑證人前後之供述證據，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論罪之證據，自屬合法。本案被告及其辯護人固爭執甲○○、陳Ｏ楷、乙○○之證述有前後矛盾，且與密錄器不符之情形云云。然有關被告將毛巾塞在門下一事，已經本院說明如前，證人所述並無與事實違背之處；至於在場人數，何人先進入房間等枝微末節之事項，與本案之主要事實無關，且案發時在場之人必定專注在死者周遭，故對於在場人數、進場順序等細節並不甚在意，縱然所陳與客觀情狀有所不符，依上說明，亦難以之逕認證人所述全屬不實；又被告所指找狗等情節，亦非本案之主要事實，且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會說現場沒有狗是指主臥室的部分沒有看到，乙○○在其交接班要回去時詢問有沒有看到狗，因當時沒看到所以這樣回答，後來狗是在其他房間儲藏室找到等語（參本院三卷第32至 35頁）；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當下先看過死者，出來之後想到狗在哪裡，才在員警要離開坐電梯時詢問有沒有看到狗，後來我自己在廚房旁那間找到狗提出來等語（參本院三卷第58至60頁）；參以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檢察官問：所以你們一開始燒炭的時候，貴賓狗，死者養的貴賓狗也在房間裡面？）沒有，牠在另一個房間，因為那天早上牠吐在床上，所以我把牠移去另外一個房間。」、「（檢察官問：我們一直到做完筆錄，排定複驗後，乙○○才提到，那條狗，被你塞在一個籃子裡，放在廚房的角落？）更衣室，那個是牠的外出籃。」（參本院一卷第536、537頁），足見有關狗是否存在及其所在位置等情，證人甲○○、乙○○所證述之內容與被告間並無太大之差異，被告以此非本案主要事實之細節事項質疑證人之憑信性，本即未恰，且其所質疑者不僅與被告先前偵查中所述齲齬，亦難認與事實相合，所辯自不足採。　　⒉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檢察官於111年10月21日在證人乙 ○○、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違反偵查不公開，且有與證人勾串之虞云云。惟證人乙○○早於111年8月8日、9日即於警詢、偵查中作證，所證述之主要內容與其嗣後於法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且依辯護人所提供之資料（本院一卷第413至419頁），證人胡Ｏ寧亦係在證述完與被告之通話情節後，檢察官方有稱要偵辦被告殺人罪之情形，均難認證人乙○○、胡Ｏ寧有何受影響而與之勾串虛偽陳述之情形，而證人乙○○、胡Ｏ寧上開所證述之內容不僅信而有徵，且有相關之事證足以佐證，亦經本院論述如前，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以此指摘證人所述不實，即不可採；況依辯護人所提供之資料（本院一卷第41 9至425頁），檢察官雖說要偵辦被告殺人罪嫌，然其亦有陳述何以懷疑被告是殺人而非與死者林Ｏ彣一起謀為同死之理由及所憑之依據，並非無端陷人於罪而刻意捏造事實，亦未見有何要求證人乙○○、胡Ｏ寧必須依照其所指之事實而為虛偽陳述之情，本案依據證人乙○○、胡Ｏ寧、甲○○ 之證述，被告先前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前述之照片、高醫、法醫研究所函文、鑑定報告等書證，佐以現場之客觀情狀判斷，因認被告係殺害死者林Ｏ彣而非受囑託或得死者林Ｏ彣承諾而成立加工自殺罪或過失致死罪一節，均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述，並不足以推翻本院依確切證據所為之事實認定，自難以之為被告有利之憑斷。　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被告犯殺人罪之犯行，已堪認定。　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本案除上開已經本院論斷無庸調查之證據外，被告其及辯護人尚請求傳喚證人林惠萍、陳Ｏ楷、胡Ｏ寧到庭作證，然傳喚證人林Ｏ萍、陳Ｏ楷以證明死者債務及案發現場之情形等節，已有如上所述之其他證據可以替代，經本院勾稽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自無傳喚之必要；另證人胡Ｏ寧部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證述在卷，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亦無調查之必要；至其餘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調查之部分，本院並未引用該部分為認定有罪之依據，且因本案待證事實已臻明瞭，已無再調查之必要，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請，即難准許，均應予駁回。三、論罪：　㈠按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與死者為同居情侶關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而被告所為殺人犯行，自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且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相關罰則規定，是以應依刑法關於殺人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故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又主張：被告因接受死者提議停藥，導致被告因戒斷症狀而有昏沉、精神不濟之情況，應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云云。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請高醫精神科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略以：李員（即被告）知道殺人是不對的，自陳當時燒炭目的是與林員一起自殺，而非殺人，當天並無幻聽或妄想等精神症狀…李員表示自己不會幫別人決定（生命），顯示李員能辨識「殺人行為」為違法…依照李員過去職業功能表現及智力測驗結果顯示其無心智障礙/缺陷，當時也無幻覺、妄想等喪失現實感之精神症狀，故難以符合「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語，有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本院二卷第77至78頁），可見被告於案發時，並無幻聽、幻想及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達到刑法第19條所稱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上開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鑑定人是依據事發後之情形去臆測案發當時被告之精神狀況，沒有考慮被告是否經精神治療後已復原之情形，且被告在唐子俊診所服用之藥物多達8種，嗣因死者林Ｏ彣建議後停藥產生戒斷症狀而有昏沉之現象，原鑑定報告未綜合被告上開服用藥物之過程及全部事證因而做出不合真實之鑑定，顯有速斷，請重新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云云。然鑑定人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有精神疾病之診斷不一定代表案發當下這個行為的一個動機、這個行為受什麼影響，有沒有受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影響；所以當然最主要的依據還是依案發當下這個行為的一個動機、這個行為受什麼影響，有沒有受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影響；印象當中過去的病歷記錄主要是憂鬱、情緒相關的問題，沒有紀錄到幻覺妄想。但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案發當下的想法、有沒有受到精神症狀的影響，如果思覺失調症也不代表他一定有符合刑法第19條，困難點在於他（被告）可能在情緒的當下會有一些衝動行為，但這個衝動的行為反應是否符合到依其辨識而行為能力下降，這個是只能說依我們醫生過去鑑定的經驗，通常我們視他的這個精神障礙有所謂幻覺妄想而導致的，才會認定有達到因為精神障礙而無法辨識行為的能力這個標準。如果是其他沒有幻覺妄想是因為情緒受到刺激等等的反應的衝動行為，通常我們不會判定認為他符合達到這個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減損，如果有停藥，也只是影響情緒，我們主觀認定的前提是有幻覺妄想所導致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33至138頁），顯見鑑定人已到庭詳述其判斷之理由及依據，本院審酌被告於燒炭前可自行騎車前往店內拿取木炭，並於返回租屋處點燃木炭後，關閉門窗使房間內呈現密閉空間，復將炭盆先放在靠近死者之一邊，之後再移動至另一邊，而正確執行使林Ｏ彣因一氧化碳死亡之決定，其案發時之行為不僅具有方向感之定向性（知道要去哪裡拿木炭，並正確騎車往返）、且有正確實行決策之執行力（緊閉門窗用燒炭方式使林Ｏ彣死亡）、行為復與動機有相當之關聯（偵查中稱記得前一天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情緒被林Ｏ彣逼到一個高點，就把這件事一直往心裡去），堪認被告於案發時，仍具有認知、判斷、辨識、支配及控制能力，當無幻覺、妄想之症狀，至為顯明；且此案發時之情狀，並不因被告事後經治療後之陳述而生變化至足以影響結論，故鑑定人認被告不符合無刑法第19條「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核屬可信，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並不可採，其請求重新鑑定云云，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殺人罪之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之各款事由及其他與被告或其行為有關之一切有利或不利等一切情狀如下，並予全盤考量而為綜合評價：　　⒈被告與被害人（死者）之關係：被告與死者為交往3月餘且同居在廣州一街租處之同居情侶關係，被告因死者於案發前3日之111年8月4日提議分手，負氣將私人物品搬離上開租屋處，於8月5日在廣州一街租處等候死者，並於111年8 月6日晚間藉故留宿廣州一街租處。　　⒉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被告為大學肄業，自行開設餐廳擔任廚師，家境小康（警卷第3頁）。其前於1 11年3月16日至5月30日期間因疑心不信任他人、擔心與交往對象分離、被他人否定會易怒及傷害他人、原生家族問題擔心睡著後失去親人、5年前燒炭自殺住院、3年前感情事不被認可開車撞另一半、淺眠、早醒等睡眠及情緒問題至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唐子俊診所」就診，並經處方及自費購買腦樂靜、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等有助情緒及睡眠之藥物（相驗一卷第261至277頁、原審院卷一第113 至119頁）。且被告曾於收到保護令後，猶於107年7月27 日騎乘機車撞擊曾經交往之對象而遭起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3985號起訴書，相驗一卷第201至2 04頁，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1697號判處拘役20日，緩刑2年並付保護管束確定，見外放被告前案卷）；亦曾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107年2月20日至曾經交往對象住處燒炭自殺未果，致自己一氧化碳中毒送醫，而經檢察官職權不起訴處分（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調偵字第723號，相驗一卷第209至210頁）。被告本案行為後於111年8月12日因憂鬱症、復發、重度、情緒低落、思考內容負面，認自殺風險高轉入高醫精神科病房，至111年8月29日出院（原審院卷一第175至176頁）。嗣於111年12月28日因企圖自殺服用藥物過量送至高醫急診，於翌日轉入精神科病房，至112年1月3日出院（原審院卷一第293頁、第551至553頁）。　　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被告原本即疑心不信任他人、擔心分離、不能接受被否定，故面臨死者提出分手時，一方面想要挽回（他卷第39頁），一方面心有怨恨未甘，見死者服用其提供之藥物後陷於昏睡無知無覺，即起意以燒炭方式使死者身亡，並付諸實行。　　⒋犯罪之手段：被告藉死者服用藥物陷於昏睡，知悉藥效將持續至少8至12小時之久，期間死者因藥力昏睡不會轉醒或反抗，決意以燒炭方式殺人後，即返回餐廳取回木炭放在炭盆內並引燃使之燃燒，並將炭盆置於死者臥房內靠近死者沉睡躺臥床側，再以毛巾塞入門縫、緊閉門窗，使死者於藥效沉睡無知無覺之際，遭原為枕邊人之被告以燒炭方式使之吸入大量燃燒不全之一氧化碳而中毒死亡。乃被告見死者中毒身亡後，為脫免、減輕罪責，更故佈疑陣，將炭盆移至臥室靠近廁所處地面後，即仰躺在客廳靠近陽臺處後服用藥物，佯作亦有謀為同死之假象。　　⒌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死者當時年僅30餘歲，即便背負著債務，仍有熱愛、投入的工作、友好相親的家人及工作伙伴，更有將來大好人生，卻因被告個人私慾及不甘而橫遭斷絕，僅因一時心軟讓甫分手之前男友留宿，豈知卻在服用藥物沉睡後，遭原本枕邊人以燒炭方式斷絕生機，更使死者父親在父親節及其生日之際，竟獲悉獨子慘遭殺害身亡之噩耗，遭受雙重打擊，其所受傷痛實在難以言喻（原審院卷二第301頁）。　　⒍犯罪後之態度：被告犯後不但故佈疑陣塑造謀為同死之假象，更一再否認犯行，藉詞係受死者囑託、兩人共同決意燒炭自殺並由被告實行，甚至於審理時尚強調其既然沒有離開人世而倖存，應該要為了自己和「死者」的生命繼續努力活下去（原審院卷二第303頁）等語（按：被告為了自己的生命努力活下去自屬當然），在在顯見被告絲毫未尊重他人之生命權，僅因細故即恣意剝奪他人生命之輕忽傲慢態度，是被告行為之惡性重大，犯後託詞否認，態度惡劣，毫無反省之意，亦迄未獲得死者家屬諒解或為和解賠償以稍加彌補其等損害。　　⒎綜合上情，因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倘僅處以10至15年有期徒刑之長期自由刑，尚屬過輕，不足以評價其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之損害；另考量被告現年僅32歲，而無期徒刑依法須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者，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須繼續執行監禁，令其與社會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是本院認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已足使被告與社會長期隔離，尚無剝奪其生命而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是本院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下，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以量處無期徒刑為適當。　　⒏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照刑法第275條第4項免除其刑，惟被告既非受死者囑託而殺之，應論以殺人而非刑法第27 5條第1項之罪業如前述，自無依第275條第4項免除其刑之適用。　　⒐褫奪公權部分：被告既經本院判處無期徒刑，爰依刑法第3 7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⒑不予沒收部分：扣案之被告及死者行動電話各1支、內有Qu etiapine成分之白色粉末2包，其中行動電話部分均與本案被告殺人之犯行無關，本案係認被告於死者服用Quetia pine、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後，見死者陷於沉睡，始萌生殺人犯意，則被告予死者服用Quetiapine藥物尚非殺人行為之著手，且Quetiapine亦非毒品或管制藥物，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⒒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應予維持；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殺人罪，及指摘原審判決有上開諸多違誤之處云云，均經本院認定為無理由，已如上述。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另辯稱：依目前大法官會議解釋，已經實質廢死，殺了8、9、10個人的罪犯，居然跟被告一樣判處無期徒刑，不符合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平等原則，請從輕量刑云云。惟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直接攸關受裁判人之利益，甚至與其相關人員（諸如被告之家屬、親屬，以及相對立之告訴人、被害人與其家屬、親屬等）同受重大影響。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如何具有客觀、一致及可預測性之標準，自應慎重其事。法院於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案原審就「被告與被害人（死者）之關係」、「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均予以詳加斟酌，已如上述，並在殺人罪法定刑可以選科之「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等3種主刑種類中，詳細說明：「倘僅處以10至15年有期徒刑之長期自由刑，尚屬過輕，不足以評價其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之損害，另考量被告現年僅32歲，而無期徒刑依法須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者，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須繼續執行監禁，令其與社會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認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已足使被告與社會長期隔離，尚無剝奪其生命而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等何以選科「無期徒刑」而非「死刑」或「有期徒刑」之理由，經核原審關於刑之酌定並無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比例、公平、罪刑相當原則，或有濫用量刑職權之情事，本院自不得率指為違法，又本案就量刑部分，與原審並無太大差異，尤有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仍一再誣指員警、證人捏造證據、做偽證，對自己不合常理之辯詞、行為（辯稱夢遊卻還記得把門關緊避免一氧化碳流入客廳，說要與死者一起燒炭自殺，卻又遠離房間自己跑去客廳落地窗前吞藥躺平），毫無反省、悛悔之意，故原審量處上開之刑，並無不當；至各別案件之犯罪情節不同，亦不能以其他案件遭判處無期徒刑之案例，而比附援引認為本案判處無期徒刑屬於不當。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　㈢綜上，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其在原審所辯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事實上爭執或泛稱量刑不當，經核均無理由，亦如上述，從而，本案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期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27

KSHM-112-上重訴-3-20250227-3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62號上訴人賴禮銘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34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8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賴禮銘有其事實欄所載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併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三、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警詢自白係因員警王德臻於警詢時告以不希望上訴人所陳使員警、檢察官心情不愉快等語予以脅迫、誤導等不正訊問方式所取得，不具任意性，嗣上訴人偵訊自白之任意性亦因前開警詢心理受強制之狀態延續而受影響，均不得為證據。㈡依上訴人與李易航相關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僅提及「PREP液態威」、「液態威」及「威藥丸」，未曾未提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佐以李易航為警查獲後於尿液檢體委驗單上亦填載「服用藥物：安眠藥PREP 」，可證2人於該次對話紀錄中係在交易「PREP液態威」而非甲基安非他命。原判決未予查明，逕認上訴人係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有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㈢李易航於警詢時固為不利上訴人之證述，然第一審經交互詰問則稱「忘記了」，其警詢證述之憑信性可疑，復無補強證據，不足為不利上訴人認定之依據。㈣原判決以2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提及「最後一個」即2人交易之甲基安非他命代稱，惟該對話紀錄中李易航卻又詢問上訴人稱「最後一個什麼」，尚不知交易何物，誠非合理，原判決遽為不利上訴人認定，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矛盾之違法。㈤員警王德臻製作本案上訴人警詢筆錄時，僅主觀懷疑上訴人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犯行，客觀上尚無確切事證，上訴人即坦承犯行，符合自首要件。原判決未適用自首規定減刑，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四、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判決依調查所得，已載明依憑第一審勘驗結果，上訴人係依員警王德臻之詢問，自行判斷而為不利於己之相關陳述，未見員警有何誤導、要求上訴人為特定之陳述，或以其他不正方法詢問，因認上訴人之警詢自白具任意性，所稱係因員警以脅迫、誘導，所為警詢自白不具任意性等辯詞，如何不足憑採之判斷理由甚詳。而上訴人警詢之自白既非出於詢問者之非法取供，即無礙其供述任意性之判斷，亦無所指心理受強制之狀態，甚或進而延續至偵訊以致影響其偵訊自白之任意性可言。原判決並非僅憑上訴人警詢、偵訊不利己之供述為論罪之唯一依據，係綜以卷內其他證據，認上訴人警、偵所為任意性供述與事實相符，得為證據，經合法調查後，本於確信判斷其證明力，併採為論罪之部分依據，無違證據法則。上訴意旨執此指摘，核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五、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上開犯行，係綜合上訴人警詢、偵訊之自白，及自白外另有以每公克新臺幣2500元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易航以外之人即「大睿」（姓名年籍不詳，未經查獲）等供述，並參諸證人李易航及對上訴人為警詢之員警王德臻不利之證述、上訴人(暱稱「椪吉」)與李易航之相關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詳敘憑為判斷李易航警詢中指證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證詞具特信性、必要性，所證可採而與事實相符，上訴人所為該當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綦詳。另就如何認定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營利之意圖，亦於理由內析論明白。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既非僅以上訴人之警詢、偵訊之自白及李易航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為論罪之唯一證據，而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所為論斷，自非法所不許，論以前揭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洵無違誤，尚無所指欠缺補強證據，適用法則不當或理由欠備之違法。又毒品交易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購毒者之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且販賣毒品行為一向懸為厲禁，販毒者為避免遭監聽查緝，以通訊工具聯繫時，基於默契或共識，以暗語代之或僅相約見面，未敘及交易細節，即可於碰面時進行交易，於聯繫中未明白陳述實情，並不違背常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購毒者之陳述或其他案內證據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非補強證據。卷附相關上訴人與李易航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雖未直接言及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惟除李易航已就交易之情節證述明確外，上訴人亦於警詢、偵訊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自其內容整體觀之，雙方對話就交易標的存有一定默契，刻意隱晦談論，客觀上非可僅依訊息表面文意遽然評定其實情。原審本於採證之職權，以相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補強購毒者之指述及上訴人警詢、偵訊之自白，說明該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中固未曾明白指稱「甲基安非他命」等語，然何以依憑所辯「PREP液態威」、「液態威」與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中所言及之物（甲基安非他命）之「量詞」不同、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中所言及之藥丸與甲基安非他命之「價格」不同等各情，認上訴人同上訴意旨㈡所辯委無可採。且查，依卷附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其間固有上訴人提及「最後一個」，李易航始詢問「最後一個是什麼」，上訴人再傳送「香菸圖」，而經證人李易航稱該段對話所指「最後一個」、「香菸圖」係指甲基安非他命等情（見偵卷第33、56、57頁），惟卷附2 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穿插不同話題，此段已在2人言及交易客體與價格(「物超所值」、「25」、「曾經更便宜過」、「22-25」、「大多還是30」等語)段落之後(同卷第54頁)，係於2人言及以何物搭配藥物助性之話題中提及，李易航始又詢問所指「最後一個」究竟是以何物搭配藥丸，依其整體脈絡觀之，原判決之認定仍無違經驗、論理法則，亦無所指理由矛盾、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六、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又是否自首，係事實認定問題，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自首僅係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即係法院依職權裁量事項。本案係員警先查獲彭宏義，復依其指認查獲其販賣毒品對象李易航（同卷第115、116、201至204、215頁），並扣得李易航持有之甲基安非他命（同卷第217、91頁），再依李易航之供述與其手機LINE通訊軟體中與暱稱「椪吉」之人之對話紀錄，經其指認「椪吉」即上訴人，據以合理懷疑上訴人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易航之犯罪嫌疑，始持依法聲請之法院搜索票查獲上訴人並製作警詢筆錄（同卷第53至67頁、第37 至51頁），並非僅主觀懷疑上訴人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犯行。上訴人固於警詢時即坦承犯行，仍係犯罪為警發覺後自白，不符刑法自首要件。原判決未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並無不合。七、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執所辯陳詞否認犯罪，對於已說明論駁之事項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不影響判決本旨之枝節，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7

TPSM-114-台上-562-20250227-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2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萱（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選任辯護人洪國鎮律師劉家杭律師辛啟維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6479號、第18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吳○萱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吳○萱（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為吳○若（民國000年0月出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之母，對於吳○若負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兩人同住在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3段某處住所；吳○萱於民國112年9月16日下午1時許，明知為出生未滿1個月之幼嬰，皮膚嫩薄，極為脆弱，且隨時有因翻身及踢動雙腳造成身體移動，無自我保護能力，須人隨時注意其動靜，妥加照顧，而在上址住處發現吳○若尿液外滲弄濕床鋪，欲使用吹風機熱吹風功能吹乾床鋪時，應注意使用吹風機熱吹風時，若近距離且長時間與人體皮膚接觸，將造成人體皮膚燙傷及皮下組織壞死之危險，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於使用吹風機熱吹風時，僅將吳○若自原尿溼床鋪位置往旁邊稍為挪移，過程中又因精神不濟而熟睡，導致吹風機近距離且長時間朝吳○若腿部吹熱風。嗣吳○萱於同日下午4時許清醒，發現吳○若雙腿已多處呈紅腫水泡現象，緊急撥打119電話送醫救治，吳○若仍因此受有雙腿一度及淺二度燒燙傷；左、右大腿燙傷深度為一度至三度不等（水泡部分為二度燙傷），二度燙傷多位於雙下肢内側與屈側，燙傷總面積佔體表面積15.5%之傷害，嗣後因不可逆壞死而左腳左側中腳趾、無名腳趾、小腳趾截趾，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兒童醫院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經該中心聯繫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後處理，始查悉上情。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北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害人吳○ 若為未滿12歲之兒童，而本案判決書若記載被害人、生母即被告吳○萱、被害人生父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有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之虞，爰依上開規定，不揭露被告、被害人及被害人生父之真實姓名、年籍、住所等資料。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通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明對於證據能力均無意見，並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523號卷【下稱院卷】第135頁至第137頁），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也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三、另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北檢112年度他字第9609號卷【下稱他9609卷】第32頁、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177號卷【下稱審易卷】第42頁至第4 3頁、院卷第287頁、第293頁)，核與被害人生父陳○誠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他9609卷第67頁至第69頁)，並有臺北市處理兒童或少年疑似受虐致重傷案件評估啟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機制評估表、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員警現場查證及被害人傷勢照片、臺大112 年9 月19日診斷證明書暨被害人病歷、臺大113 年4月10日校附醫秘字第1130901447號函暨所附回復意見表、臺大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傷勢研判報告、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摘要表暨被害人傷勢照片、臺大114年1月6日校附醫秘字第1 140900014號函暨所附回復意見表及被害人病歷資料等件在卷可參（他9609卷第3頁至第5頁、第49頁至第57頁、第59頁至第65頁、第87頁至第184頁、第191頁至第193頁、北檢113 年度他字第1211號卷【下稱他1211卷】第9頁至第15頁、院卷第167頁至第233頁），復有扣案吹風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二、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亦即行為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且客觀上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違反注意義務，即應令其就該有預見可能性之結果負過失犯罪責。又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而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即在法律上對於結果之發生負有防止之作為義務者，其不作為亦將構成過失不作為犯；其保證人地位，不唯依法令負有作為義務者，他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之監督義務者，亦具有保證人地位。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換言之，行為人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違反注意義務，即應就結果負過失之責。經查：㈠、被告為被害人之母，且案發當時被害人為出生未滿1個月，有被告及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他9606號卷第45頁），被告既為被害人之母，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應妥善照顧被害人，以確保被害人受到適宜之照顧、保護，並避免被害人發生危險之作為義務，而立於其保證人地位。查被告於偵查中供承：我因產後重度憂鬱症，吃了藥會昏睡，我下午1時起床時發現女兒尿在床上，我不知該怎麼辦，就用吹風機對著女兒尿床的地方吹，我當時有把女兒移開，抱到我旁邊，與我一起躺在床的另一邊，那時吹風機並不會吹到我跟女兒，且我覺得床鋪上的溫度不會太燙，所以放著吹風機讓它吹，我不知不覺睡著，等我醒來時，就發現女兒的腳起水泡等語（他9606號卷第32頁），惟被告當時係被害人之實際照顧者，本應注意新生兒雖無自行移動之能力，仍可能因翻身及踢動雙腳造成身體位移，且使用吹風機熱吹風近距離且長時間朝人體皮膚吹送熱風，將可能造成皮膚燙傷，甚至導致皮下組織壞死等嚴重傷害，衡諸被告之智識經驗、教育程度、生活經驗，對於上情，自難諉為不知，然被告使用吹風機欲吹乾尿溼床鋪時，疏未注意於此，未將被害人挪移置床鋪以外之其他安全處所，而直接以吹風機熱吹風吹拂床鋪尿濕位置，酌以被告於警方確認案發當時吹風機與被害人睡覺之相對位置(他9606卷第61頁)，益徵被害人當時確實貼近吹風機熱吹風吹送範圍，而被告又因熟睡而未能察覺被害人動靜，致使被害人因身體位移，其腿部近距離且長時間遭吹風機吹送熱風，而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被告所為與被害人所述前開傷勢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㈡、參以本案前經檢察官委請臺大醫院為被害人傷勢研判後，其結果為：吳○若在左、右大腿的燙傷深度為一度至三度不等( 水泡部分為二度燙傷)，二度燙傷多位於雙下肢內側與屈側，燙傷總面積約佔體表面積的15.5%，根據本院兒童醫院少兒少保護醫療中心開會及臨床醫師評估，所述吹風機對著小朋友旁邊吹所造成之受傷機轉與左腿和右腿的燙傷傷勢符合等情，此有臺大113年4月10日校附醫秘字第1130901447號函暨所附回復意見表在卷可參（他9606卷第193頁）。㈢、從而，被告使用吹風機熱吹風欲吹乾床鋪時，僅將吳○若自原尿溼床鋪位置往旁邊稍為挪移，又因精神不濟而熟睡，導致吹風機近距離且長時間朝吳○若腿部吹送熱風而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結果，被告所為致使被害人受傷乙事，堪以認定，自應負過失責任。　㈣、被害人因被告過失行為所受上開傷勢為普通傷害之程度　⒈按「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刑法第10條第4 項定有明文。是所謂重傷罪之成立，須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即機能完全喪失或嚴重減損其效用，始足當之。次按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稱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係指肢體因傷害之結果完全喪失其效用或其效用嚴重減損者而言，初不以受傷時或治療中之狀況為何為標準，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能回復原狀而僅祇減衰其效用者，仍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 14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關於重傷害所定之：「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係指除去同項第1款至第5款之傷害，而於身體或健康傷害重大，且不能治療或難於治療者而言。此之傷害重大，必須對人之身體或健康有重大影響，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9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對人之身體或健康是否有重大影響，乃表徵於其生活形態，故是否達「傷害重大」之程度，應綜合被害人受傷程度、個人特殊狀況、對其日常生活之影響等一切情狀判斷之。又傷害雖屬不治或難治，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能回復原狀而只減衰，但未達嚴重減損其機能之程度者，仍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害。　⒉經查，被害人因本件事故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結果，已如前述，而被害人目前接受相當期間之復健治療後，在離地爬部分，被害人左腳可主動向前，但幅度較小仍稍為拖行，跨越障礙物以右腳為前導矯，少抬左腳。另可扶著地板及小家具從地上站起、可在跑步機上連續行走10分鐘以上，左右腳步伐對稱，增加坡度誘發腳抬高，可跨大步，可以放手站15秒等情，此有臺大兒童醫院113年11月5日物理治療評估與治療紀錄在卷可參（院卷第223頁），復經本院就被害人所受傷勢情形函詢臺大，經該院函復意見略以：關於被害人腳趾截肢及左小腿皮膚受損部分，以現今之醫療水平，是會輕微影響日後行走功能，其影響程度為左腳底壓力增加或步行時感覺不適，輕微影響快速行走或跑步時的平衡性和穩定性。其功能減損程度，未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並非重大難治或不治之傷害，而隨著年齡、體重、肌肉力量的增長，截趾後康復情況與足墊、鞋墊或矯具之使用，受影響的步態會逐漸改善，然因被害人年幼，仍必須定期追蹤各領域之發展及關節骨骼皮膚之發育情形等語，有臺大114年1月6日校附醫秘字第1140900014號函暨所附回復意見表在卷可參（院卷第16 9頁），堪認被害人雖因本案事故造成其左腳腳趾截趾及左小腿皮膚功能部分減損，而對被害人未來生長發育有所影響，惟目前仍持續透過復健或其他外力矯正予以改善，但是否將影響被害人之未來生長及肢體活動而達重大不治或難致之傷害，仍待未來持續觀察、追蹤，故依現有證據資料仍呈現需待被害人日後成長情形方可確定之情況下，要難率認被害人所受傷勢已達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第6款重傷害程度，附此敘明。㈤、綜上，被告因上述過失使被害人受傷，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受傷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㈡、又所謂自首，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自承犯罪或申告犯罪事實，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經查，被告雖稱自己有主動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承認犯罪，惟被告於案發後係撥打119請救護車將被害人送醫救治，且依臺北市處理兒童或少年疑似受虐致重傷案件評估啟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機制調查評估表所載內容，可知本案承辦員警係經由社工人員於112年9月19日傳真上開調查評估表後，知悉本案犯罪事實及被告後，而開啟偵查作為，復查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早於112年9月19日即已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自承犯罪或申告犯罪事實，故本案與自首要件不符，無從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經查，被告之辯護人雖以被告於婚姻期間因長期忍受被害人生父施用毒品、對被告家暴，而罹有憂鬱症、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精神疾病，且被告生產時，被害人生父對於被告毫無照顧，出院後更放任被告獨自坐月子，照顧幼嬰，致使被告產後壓力持續累積，憂鬱病情加重，需服用安眠藥方能入睡，案發當日係因被害人生父未妥善交接被害人照顧事宜，造成被害人尿液滲出弄濕床鋪，被告試圖以吹風機吹乾床鋪，卻因安眠藥效力而不支睡去，進而導致本件憾事，該等情狀足使客觀之一般人情生憫恕，而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並提出國泰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院卷第109頁)，惟被告於案發當時是否確有服用易嗜睡之安眠藥或精神科藥物，尚乏相關證據可佐，且縱使被告與被害人生父關係惡劣或案發當時被害人生父有未妥適交接被害人照顧事宜等情事，仍無從減免被告身為被害人主要照顧者所應對被害人負擔之保護教養義務，況且被告違反義務程度非輕，造成被害人傷勢難謂輕微，影響甚鉅，故難認本案在客觀上有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情生憫恕之情形，故被告前開請求，尚非有據。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案發當時被告為智識程度正常之成年人，且為被害人之實際照顧者，被害人甫出生未滿1個月，無自我保護能力，須他人時刻細心照料，被告因被害人尿液不慎弄溼床鋪，疏未將被害人放置於安全處所，而僅將被害人位置稍做挪移，即以吹風機熱吹風吹拂床鋪，過程中又因熟睡不醒，未能注意被害人動靜，導致被害人腿部長時間遭吹風機熱風吹拂而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結果，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後自始坦承犯行、其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非輕、被害人所受傷害程度嚴重，且日後仍須長時間追蹤治療，對於被害人之心理及生理上均為莫大痛苦，復審酌被害人家屬及告訴代理人之意見，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及身體狀況（院卷第294 頁）、其平日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公訴人雖對被告所為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年，惟本院審酌被告此部分過失之情節及上開各情，認公訴人前揭求刑稍嫌過重，本院認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已足資懲儆。㈤、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應就被告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情，加以審酌。查被告之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院卷第238頁），且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院卷第277頁至第281頁），然本院審酌被告犯後雖坦承犯行，惟考量被害人為完全仰賴他人撫育之嬰幼兒，欠缺自我保護之能力，且被告過失行為造成被害人之傷害並非輕微，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實有藉刑罰之執行以促其警惕之必要，爰不予宣告緩刑，併予敘明。㈥、至扣案之吹風機一支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被告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其欠缺將該物品納入犯罪實行媒介之主觀利用認識，亦非違禁物，故本院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琦提起公訴，經檢察官王巧玲、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TPDM-113-易-1523-20250227-1

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37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明建選任辯護人郭明翰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10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明建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1年10 月。　　犯罪事實林明建於民國111年9月16日晚間，因飲用啤酒及服用大量安眠藥後，受上開物質影響其精神狀態，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竟於同日晚間6時20分許，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在其毗鄰其他住宅之桃園市○○區○○路 0段00巷00號1樓住所（下稱本案住宅）之門口處及車庫，將具易燃成分之接著劑，大量潑灑於門口、車庫及其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等處，並持打火機點火，火勢因而迅速蔓延。嗣因鄰居發現本案住宅濃煙竄出，緊急通報消防人員到場撲滅火勢，始未擴大延燒至房屋主體結構而未遂。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林明建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一第42 2至42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又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長期患有憂鬱症，且有於前揭時、地，將接著劑潑灑在本案住宅之門口、車庫及其自小客車上，並持打火機點燃火勢，惟未燒燬本案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等事實，惟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那天心情不好，就喝酒、吃了10多顆安眠藥想要睡覺，但頭有點昏睡不著，下樓做了什麼事情我也搞不清楚，等到我醒來之後人已經在醫院了，人家告訴我才知道我有做這些事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住宅及自小客車均為被告所有，汽車甚至是新買的 BMW，被告若在意識清楚的情況下，絕無將之燒燬之動機及必要，且一個智識正常的人，不會在短時間內服用大量的藥物讓自己陷入喪失辨識能力的狀態，被告行為時已經是無意識的狀態，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欠缺犯罪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長期患有憂鬱症，而其於111年9月16日晚間，確有飲用啤酒及服用大量安眠藥，並於同日晚間6時20分許，在本案住宅之門口、車庫及自小客車等處，潑灑具易燃成分之接著劑，再持打火機引起火勢蔓延，嗣消防人員及時到場撲滅火勢，而未燒燬本案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等節，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訴字卷一第50至51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配偶簡秀滿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69至71頁），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本院勘驗筆錄暨附件截圖（見訴字卷一第88至89頁、第93至109頁）、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11年9 月2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偵卷第33至193頁）、心寧診所112年7月28日心寧第000000000號函暨所附門診病歷、國軍桃園總醫院112年8月11日醫桃企管字第1120008663號函暨所附門診病歷、敏盛綜合醫院112年8月8日敏總(醫)字第1 120003906號函暨所病歷影本、盧德勝診所病歷資料卡（見訴字卷一第111至373頁）在卷可佐，是此節事實，首堪認定。　㈡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其於本案行為時，係處於無意識狀態，欠缺犯罪故意等語，然查：　⒈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對於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略以：被告有「憂鬱症」之臨床疾病表現，但並不影響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心理衡鑑結果顯示被告整體智能表現落在臨界範圍，與自身學經歷背景相比稍有落後於同齡，被告於本案發生後經歷兩次燒炭，一氧化碳中毒產生的腦損傷可能影響其認知表現，對照被告案發前的生活狀況，推測其目前整體智能表現應非案發時之能力等情，有該醫院112年12月18日亞精神字第1121218013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訴字卷一第389至395頁），可認被告縱長期患有憂鬱症等精神病史，然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並不因該病症而受影響。　⒉又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被告於本案案發時間，其開拆藥袋、服用藥物、鎖上住處大門門鎖，嗣往返地下室提取數桶「南寶樹脂」接著劑上樓，將之潑灑於本案住宅門口處之木板與地面，再持打火機點燃火苗等行為，前後間隔僅約5分鐘，其肢體動作迅速、流暢且自然，亦未喪失方向感，並無任何阻滯或遲緩之情，果若被告確因受酒精或服用藥物之影響，致其精神上處於意識不清之狀態，應無法或難以實施上開各該行為，且衡以被告本身從事裝潢業，更知悉南寶樹脂具易燃成分，本案猶未以常見之汽油等物作為引火之媒介乙情，足徵被告各該行為均係有意識、有目的性之舉措。　⒊況被告亦曾於偵查中自承：（問：為何要在自己住處點火？）因為我當時的事情很不好，還有一些人來亂我，導致我那時心情很混亂，混亂當中他們就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讓我心情更不穩，後來才會動手放火；（問：你知道放火可能會波及周遭住宅，造成更大傷亡？）是；（問：你是用什麼引燃火勢？）我燒強力膠等語（見偵卷第210頁），益見被告能夠清楚敘述其案發當日之情緒起伏及事件經過，於本案行為時，對於其行為及可能造成之後果，更已有所認識，併參酌其當時具辨識能力之情，自堪認被告確有在本案住宅點火燃燒接著劑引發火勢之認識及意欲，具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　㈢被告雖辯稱其先前服用安眠藥後曾出現夢遊現象之副作用，其於本案行為時，因飲用酒類及服用安眠藥，以致不知悉發生何事、對於自己行為毫無意識等語，惟查：　⒈關於被告服用安眠藥後所出現之相關副作用，業據證人簡秀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之前吃安眠藥後，有時會出現夢遊的副作用，狀況就是他會睡到一半起來吸食強力膠，還有坐在那邊跟「三仙」對談、自言自語，但被告隔天對這些事情都不會有印象等語（見訴字卷二第108至112頁），由此顯見被告自述其先前受安眠藥之副作用影響，所表彰於外之相關舉動，均與本案潑灑接著劑、點燃火苗等精細行為態樣大相逕庭。　⒉且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亦自承：我曾跟醫師反應過服藥會有夢遊的狀況，醫師告知我這不是夢遊，這只是睡覺起來忘記自己做什麼事情而已等語明確（見偵卷第9頁、訴字卷二第79頁），又亞東醫院前揭精神鑑定報告對此並認：被告之妻子曾有觀察到被告服用安眠藥後出現自言自語、像是在跟神明說話，也有吸食強力膠，此於安眠藥後之行為反應與本案情況類似，本案被告實屬過量服用安眠藥，推測其可能在安眠藥物的藥效期間呈現精神恍惚、短暫失憶的狀況，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89至395頁），益徵被告所辯稱之藥物副作用，僅係精神恍惚、短暫失憶等情況，其並不因服用安眠藥致使意識喪失，而無從支配客觀身體舉動，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要難憑採。　㈣以上各情，均堪認被告本案各該行為，確係受其自主意志所支配，並非陷於無意識狀態而為，其主觀上具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至為顯然。辯護人固另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倘若意識清楚，並無燒燬自有住宅及新購入車輛之動機等語，然被告之犯罪動機，與其犯罪決意之判斷，本無必然之關連，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無從推翻本院前揭認定。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　　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有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47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必須房屋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如僅房屋內之傢俱、物件燒燬，房屋本身尚未達喪失其效用之程度，即不能依該條項論罪（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放火燃燒，致本案住宅車庫及1樓內之汽機車、裝潢、牆壁及天花板等物燒損，惟尚未致房屋之主要構成部分喪失效用，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㈡刑罰減輕事由　⒈被告已著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其法益侵害之情節顯較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送請亞東醫院精神鑑定，結果認被告行為時服用達10至20顆安眠藥FM2（即fluni trazepam）及史蒂諾斯（Stilnox），實屬過量服用，推測其可能在安眠藥物的藥效期間呈現精神恍惚、短暫失憶的狀況，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有前揭亞東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訴字卷一第389至395頁）。本院審酌該精神鑑定報告書，係由具精神醫學專業之醫師依精神鑑定流程，藉由與被告會談內容、被告先前就診之病歷資料、本案卷宗資料，佐以被告之個人生活史、疾病史，並對被告施以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後，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研判被告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所為之判斷，是該精神鑑定報告書關於鑑定者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於形式及實質上均無瑕疵，當值採信。復參以卷附被告於心寧診所、盧德勝診所及敏盛綜合醫院就診之病歷資料，足認被告確患有精神方面之疾病，並長期服用安眠藥等藥物，是其於本案行為時，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確實受藥物之影響而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⒊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倘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至於行為人之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是否獲利及獲利多寡、素行是否良好、犯後態度是否良善、生活狀況等，原則上僅屬刑法第57條所規定，得於法定刑內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院衡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犯行，對於公共安全法益危害非輕，如火勢未遭及時撲滅，將可能嚴重損害本案住宅及相鄰住宅其他住戶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被告應知該行為極具危險性，卻僅因自身情緒不佳，即率爾服用過量安眠藥並為本案犯行，由其犯罪動機及本案犯罪情節觀之，尚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且被告本案犯行經依刑法第19條第2項、第25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後，由此最輕法定本刑評價其罪責，亦無情輕法重之憾，要與刑法第59條適用要件不符。　㈢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能理性排解自身情緒困頓，率爾飲用酒類、服用過量安眠藥，進而放火燒燬本案住宅，不顧可能牽連相鄰住宅其他民眾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幸因鄰居察覺有異，緊急聯絡消防人員到場撲滅火勢，始未釀成大禍，然已對公共安全法益造成潛在危險，考量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目的、前揭犯罪手段及情節，及其尚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裝潢業、需扶養母親之經濟生活狀況（見訴字卷一第424頁），暨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並念及其長期受憂鬱症所困之身心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之說明　　未扣案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打火機、接著劑等物，於日常生活極易取得，且價值尚微，亦非違禁物，倘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並無助益，反徒增執行之勞費，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扣案之燃燒殘餘物3包，性質僅屬本案證物，亦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一凡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振榕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孫立婷　　　　　　　　　　　　　　　　　　　法　官　何信儀　　　　　　　　　　　　　　　　　　　法　官　黃皓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宜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173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5-02-26

TYDM-112-訴-537-20250226-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不能安全駕駛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47號上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鵬翔選任辯護人潘仲文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不能安全駕駛致死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判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7頁)，是本院以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而僅就所處之刑進行審理，其餘檢察官未表明上訴部分，不在上訴範圍。貳、本院之判斷：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承於本案酒駕前有服用安眠藥，之所以發生本件車禍，除受酒精影響外，亦受安眠藥之藥效影響，是被告知悉酒精、安眠藥對於駕駛車輛上路具有極大負面影響，猶執意駕車外出，並致被害人李00死亡，原審未將被告駕車上路前服用安眠藥此一事由列為量刑之評價，即有不當。又被告迄今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亦未為任何金錢之賠償，難認犯後良好，原審量處有期徒刑8年2月，實有過輕之違誤等語。二、經查：　　　　　㈠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於警員到場處理時，被告當場承認為肇事者等情，有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通霄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7頁），固可認被告於肇事後，在未經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覺其犯嫌前，已向到場處理之警員坦承肇事之主要事實，並接受裁判。惟刑法第62條將自首之規定修正為「得」減輕其刑，其修法理由為：「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有出於內心悔悟者，有由於情勢所迫者，亦有基於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者；對於自首者，依現行規定一律必減其刑，不僅難於獲致公平，且有使犯人恃以犯罪之虞。必減主義，在實務上難以因應各種不同動機之自首案例。惟得減主義，既可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運用上較富彈性，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可符公平之旨，宜予採用。」故自首是否減輕其刑，應視具體情況而為判斷。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警察到場後我都忘了，我是到派出所才醒來等語(見原審卷第137至138頁)，可知其肇事後有嚴重意識不清等情狀，其於案發後留於現場並自承肇事，毋寧係出於時勢所逼，不得不然所為。且被告犯後未積極與被害人家屬和解，要難認其自首之動機係出於真誠悔悟，與自首者可得減刑之立法意旨亦有所不符。況被告肇事過程，既有駕車行駛於被告後方之證人溫00目睹案發經過，並有證人溫00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可佐(見相驗卷第117至119頁，偵卷第33至36頁)，本案可輕易判斷肇事車輛並追查行為人，縱被告案發後留於現場並自承肇事，對於司法資源節省亦屬有限。本院綜合上情，認若逕予被告減刑之寬典，難認公平，因認並無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之必要。　㈡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3度因犯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其明知酒後不能駕車及酒醉駕車之危險性，竟不思警惕，罔顧法律禁止規範與公眾道路通行之安全，再度於酒後貿然駕車上路行駛，且因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而右偏駛出路面邊緣外之過失，肇致被害人李00死亡及其家屬重大傷痛之不可回復嚴重結果，且被告應負全部肇事責任，雖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兼衡被害人家屬就量刑之意見及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判處有期徒刑8年2月。核其已審酌量刑事項及說明理由，包括檢察官上訴理由所稱之被告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所量處之刑並無違法或顯然違反比例原則、罪責相當原則之不當，堪稱允適。至於被告於原審雖供稱本案案發前有服用安眠藥，惟此與本案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於飲用酒類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仍駕車上路而犯刑法第185 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間，並無關連，原審判決未將之列入對被告負面之量刑審酌因子，難認有何不當之處。從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文傑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峰提起上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2025-02-26

TCHM-113-交上訴-147-202502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