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徐文彬

共找到 135 筆結果（第 51-60 筆）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3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張明芬選任辯護人李佳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6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239、6240、6241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張明芬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張明芬(下稱被告)依其智識經驗，明知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且現今社會詐騙情形猖獗，詐欺集團蒐購人頭帳戶作為其詐欺取財、掩飾犯罪所得之工具等新聞層出不窮，如將金融機構帳戶交予他人使用，極可能遭他人作為詐欺犯罪及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竟基於縱使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犯意，為取得新臺幣（下同）10 萬元貸款，於民國112年5月25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LINE傳送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名稱「林允熙」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供「林允熙」或其所屬詐欺集團作為收取、轉匯詐欺被害人匯入款項使用。嗣「林允熙」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依指示將如附表所示金額匯款至本案帳戶內，詐欺集團成員旋持被告所提供之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轉匯上開款項，致生金流斷點，無從追索查緝，以此方式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貳、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犯罪之事實，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據（按即提出證據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加以說服（按即說服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參照），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按即達「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 eDoubt】之心證程度），始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否則，即應諭知被告無罪，由檢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按即結果責任），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按即不自證己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 ion】），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照），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負擔，而不負說明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邱麗雲、王素梅、林伶娟之指述、本案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告與詐欺集團間之對話紀錄各1份、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793、1625、1520、1359 號起訴書（下稱前案起訴書）、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00號判決、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6號判決（下合稱前案一、二審判決）各1份為依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其因重鬱症無法判斷始誤信網路詐欺集團可協助貸款、美化帳戶而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本次詐術與前案不同，其不知對方係詐欺集團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依被告與「林允熙」之對話紀錄，被告確係為辦理貸款而與「林允熙」接觸，「林允熙」復詢問被告貸款相關問題並要求被告提供身分證件，足使被告相信「林允熙」係貸款業者；又被告雖曾質問對方提供密碼是否有問題，然因對方話術仍受騙提供密碼；且「林允熙」係以包裝美化帳戶為由要求被告提供密碼，而包裝帳戶本身須有資金進出而有使用密碼之必要；且被告於交付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後仍頻繁與「林允熙」聯繫，與一般賣帳戶銀貨兩訖後即無聯繫不同，足見被告確無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故意；被告前案係提供帳戶作為薪資帳戶而與本案詐術不同，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109號判決亦以詐欺手法日新月異而就第2次提供帳戶者為無罪判決，自不能因被告其有遭起訴之紀錄即認被告本案具未必故意；再者，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復因網路貸款遭詐騙1萬元，被告確因精神疾病致判斷能力不佳；此外，國軍花蓮總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下稱本案鑑定報告）雖認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情形，然法院仍可綜合卷證判斷被告是否係受騙交付本案帳戶資料等語。肆、經查：一、本案帳戶為被告所申設，被告於上開時、地將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傳送予「林允熙」，「林允熙」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即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依指示將如附表所示金額匯款至本案帳戶內內，詐欺集團成員再持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轉匯上開款項等節，業據證人即被害人邱麗雲（花蓮地檢112年度偵字第6239號卷【下稱偵卷1】第43至44頁）、證人即告訴人王素梅（花蓮地檢112年度偵字第6240號卷【下稱偵卷2】第11至13頁）、證人即被害人林伶娟（花蓮地檢112年度偵字第6241號卷【下稱偵卷3】第13至14頁）於警詢證述明確，並有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警卷第21至 23頁）、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3第33至44頁）、被害人邱麗雲報案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内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偵卷1第45至48、51至52頁）、被害人邱麗雲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詐欺網站頁面及客服對話紀錄擷圖（偵卷1第59至67頁）、告訴人王素梅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翻拍照片（偵卷2第18至19頁）、告訴人王素梅報案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2第31頁）、被害人林伶娟報案之内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卷3第57至58、69、79、107至109 頁）、被害人林伶娟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臺灣新光商業存款帳戶存提交易明細查詢明細表（偵卷3第81至97、101、105頁）在卷可稽。是被告提供之本案帳戶確遭詐欺集團成員持以作為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工具之事實，堪以認定。二、本案被告交付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難認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㈠刑法上之幫助犯，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故意，而係基於其他原因，因而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者，自難以幫助犯論（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0號、88年度台上字第5848號判決意旨參照）。目前治安機關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詐欺取財之犯罪方式，詐欺集團不易價購取得人頭帳戶，遂多改以詐騙手法取得人頭帳戶，並蓄意拖延被害人等候回覆時間或趁被害人未及警覺發現前，以之充為臨時人頭帳戶而供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短暫使用者，時有所聞。故交付金融機構帳戶而遭用於詐取財物之人是否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既因存在上揭受騙而交付帳戶之可能，則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就提供帳戶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自應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者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其最終取得者所使用之目的已脫離提供者原意或可得認識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時，在此情形，就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如仍無法確信提供帳戶者係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所為，而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行為人之認定，以免逸脫無罪推定原則。　　㈡金融帳戶資料遭騙或進而為提款之被害人，其等遭詐騙者使用之話術或詐術，與金錢、財物遭騙之被害人相同，常為不合理、不符合經驗常情之話術或詐術，其等遭詐騙得逞常繫於個人智識程度、社會經驗、生活經驗、被騙當時之主觀心情與客觀情境等因素而定，原難以一個理智且理性之人於事後檢驗該等話術或詐術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而認該等話術或詐術不應使人遭詐騙得逞，更就金錢、財物受騙之被害人與金融帳戶資料真正遭騙之被害人，為相異之認定。是尚難僅因金融帳戶資料遭騙之人的帳戶有被害人款項匯入或其有依指示提款、轉帳，而率認金融帳戶資料遭騙之人辯稱遭詐騙之話術或詐術等情不符合經驗常情，而不予採信。故供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究係如何取得？帳戶名義人是否即為詐欺集團成員之幫助犯？應不可一概而論，而應就具體個案情節分別認定，倘帳戶提供者就其所辯情節能提出客觀可信、非預先或事後編纂之歷程證據與資料等，則縱使向其行詐之人所使用之話術或詐術有違經驗常情，亦應肯認其被詐騙之事實。另向特許金融機構申辦貸款固屬常見取得資金之方式，惟因金融機構對無擔保品貸款之申請者申請貸款趨於嚴格，如信用具有瑕疵，復無擔保品而需款孔急者，透過民間小額貸款業者（不論是否合法放款）進行資金週轉者，亦非少見，其申貸方式、條件及還款方式即不一而足，實難期待該等民眾於此情境尚能理性辨別是否詐欺集團佯裝代辦公司或銀行專員騙取金融帳戶資料使用。　㈢被告於112年5月間因有貸款需求，將暱稱「林允熙」的LINE 加為好友，並傳送打招呼之貼圖後，對方隨即回傳：你好、請問需要多少資金之訊息，被告回傳：5-10萬，對方即向被告傳送每萬元之貸款月息為150元，被告可自由選擇分幾期攤還，撥款後要付3%的佣金，並傳送包含電話門號、姓名、年齡、職業、月收入、具體資金用途、需要申請的金額、是否警示戶、LINE ID等內容要被告填寫，被告填好回傳後，對方即要求被告傳送其身分證正反面及供撥款之帳戶封面之清晰照片，並於訊息中特別載明「僅借款審核需要」，被告傳送本案帳戶之封面後，對方即詢問被告有無其他銀行帳戶，當被告表示沒有後，即要求被告前往富邦銀行申辦帳戶，並將包裝信用明細憑證流程內容（即要辦理網路銀行之帳號密碼及約定還款帳戶，辦理完成要發送給林允熙，再由經理進行操作，包裝認證完成提交系統撥款），嗣因被告前往富邦銀行無法開戶，最後應對方指示去郵局開辦本案帳戶之網銀，並要被告傳送健保卡及手持身分證及載明「僅限MAX平台註冊使用及2023/5/23」字樣的照片，被告依指示傳送後，對方要求被告收取及提供驗證碼，被告依指示辦理後，對方以認證需1至3天，待認證通過會再聯絡，並於同年月25日對方傳送審核通過之訊息，並要被告提供網銀之帳密，進行包裝帳戶資金明細，被告回以：不是不能提供給別人的嗎？對方即傳送：你要提供之後才能幫你進行包裝帳戶明細，被告回以：我曾這樣變警示戶，對方回傳：放心啦，包裝帳戶資金明細怎麼會警示戶呢？什麼情況呢，是怎樣你要講呀，必需提供網銀帳密，不然無法進行包裝，被告因此傳送帳密予對方，對方即要被告在撥款之前不要登入網銀，撥款前一天會通知被告，被告要配合經理登入網銀，經理才能幫被告進行包裝帳戶資金明細，同日LINE暱稱「承翰」與被告聯絡，並自稱為作業經理，後來「承翰」於同年6月1日傳送：你郵局風控了的訊息給被告，並要被告將本案帳戶內的31萬元提領出來，將30萬元匯入指定帳戶後，再幫被告解風控，並多次詢問被告錢領了沒？直至同年月6日被告傳送：提款卡沒辦法用，你是不是把我的網銀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給改了，我有上網查你們要用橘子支付是騙人的支付平台，「承翰」回以：沒改啊，我怎麼騙人？等情，有被告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偵卷3第23至44頁）。依上開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為了貸款而提供本案帳戶之網銀帳密予他人，以便進行包裝帳戶資金明細，衡諸一般申辦貸款經驗，個人金融帳戶如有頻繁存提款之交易情形，有利於順利核貸，是被告因此誤信「林允熙」、「承翰」所為貸款前需進行包裝帳戶資金明細之說詞為真，因而提供本案帳戶之網銀帳密，實屬可能。　㈣原審函請國軍花蓮總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經該院認被告有持續性憂鬱症，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行為時尚有足夠能力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其長期有情緒焦慮低落、失眠、低自尊、負面想法無望感等症狀持續在各院所身心科門診追蹤治療、病歷曾載於急性壓力狀態下曾有判斷能力下降、最嚴重時甚至認不得親友之情形，被告於本案得知受騙後情緒更加焦慮低落、懊惱後悔之反應，其情緒反應與被告稱其行為是為「申辦貸款而非協助詐騙」一致，有該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75至2 83頁）。由此可知，被告行為時雖尚有足夠能力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惟其主觀認知是為申辦貸款而交付本案帳戶之網銀帳密，並非要幫助他人詐騙。　㈤被告雖曾於109年12月間因找工作而提供帳戶之提款卡及提款密碼予他人，經檢察官以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起訴，嗣經判決無罪確定在案，有前案起訴書及前案一、二審判決附卷可稽（偵卷1第81至124頁），惟被告因有前案之訴訟經驗，故於本案被要求提供網銀帳密時，隨即表示：不是不能提供嗎？我曾這樣變警示戶，然因對方表明要被告提供之目的是要包裝帳戶資金明細以利被告貸款之申辦，且此舉不會使帳戶變成警示帳戶後(偵卷3第33頁)，被告即聽信其說詞而提供。況衡情常情，如欲以網銀進行包裝帳戶資金明細之事，確實要有網銀之帳密才能順利登入，因此，無法排除被告係因貸款一時疏忽、輕率誤信自稱貸款者包裝帳戶資金明細之說詞，而提供本案帳戶網銀帳密之可能性。從而，尚難單憑被告曾有前開訴訟經驗，遽為被告於本案不會再受騙之認定。　㈥綜上，被告所為因辦貸款而交付本案帳戶之網銀帳密，供自稱貸款者進行包裝帳戶資金明細之辯解，應非虛妄而可採信。被告交付本案帳戶之網銀帳密予他人，而遭詐騙集團利用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縱有疏失，亦難執此逕認其有犯罪之不確定故意。三、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　　伍、退併辦之說明：　　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期間以112年度偵字第7029、7030號、113 年度偵字111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移送併辦部分(王乃東、林瑞清、謝智義、謝宗祐），因起訴部分既經本院認定被告之犯嫌無從證明，則併辦部分與起訴部分自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非起訴效力之所及，自應退由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王柏淨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表：新臺幣（下同）編號當事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 1 被害人邱麗雲詐欺集團向其佯稱：加入投資群組可賺錢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30日10時48、49分 5萬元、 5萬元。 2 告訴人王素梅詐欺集團向其佯稱：加入投資群組可賺錢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31日10時43、46分 10萬元、10萬元。 3 被害人林伶娟詐欺集團向其佯稱：加入投資群組可賺錢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31日9時43分 5萬元

2025-01-17

HLHM-113-金上訴-83-2025011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5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諺君選任辯護人劉彥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3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97、21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林諺君(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45、53至、151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犯後態度尚屬良好，且對於偵查機關所詢問事項均據實回答，並無浪費司法資源，另外被告目前均有正常工作，並且要照顧尚在洗腎的母親及其伴侶，以及本件被告所販售的對象均為其友人，並非不特定之群眾，並不像大毒梟販賣的過程及情節，被告的惡性難認重大不赦，縱科以減刑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請從輕量刑等語。三、於本案審判範圍內，說明與刑有關之法律適用：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　　查被告於偵查及法院審判時均自白本案6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就被告所犯各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減輕其刑。　㈡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之說明：　⒈按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87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毒品來源」，自指「與本案犯行相關毒品」從何而來之情形，此為各別行為、分別處罰之當然法理。是倘該正犯或共犯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供出毒品之來源無關，即與上開規定不符，無其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1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其中所謂「因而查獲」之「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而查獲之「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即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之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依據。是倘若偵查機關已說明尚未能查明被告舉發之毒品來源，或根本無從查證者，為避免拖延訴訟，法院自可不待偵辦結果即認定並無「因而查獲」（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原審及本院函詢花蓮縣警察局○○分局，該分局則覆以：被告於警詢時雖有提及係向乙○○購買毒品等語，但經調閱通聯分析、現地勘查及影像調閱等偵查作為，尚難鎖定乙○○等人所在及其他實質販毒事證，迄今尚未因被告之單一指述而查獲乙○○等語，此有花蓮縣警察局○○分局民國113年7月3日○警偵字第1130008675號函及113年10月21日○警偵字第11300139 72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147頁，本院卷第125頁)，是自難認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為乙○○，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尚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01號判決意旨參照)。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本件被告素行不佳，前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肇事逃逸之公共危險、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等犯罪科刑及執行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其深知毒品危害身體健康、社會治安甚鉅，竟販賣第二級毒品，直接戕害購毒者之身心健康，助長毒品流通，對社會治安有相當程度之危害，惡性匪淺，倘遽予憫恕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除對其等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販毒者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販毒，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　⑵且其販賣第二級毒品予吳明雄1次、張玉英5次，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10,500元，販賣時間為112年4月、9月、10月、113年2月、3月間，足見遵法意識薄弱，法敵對意識明顯。又被告自承曾從事主愛之家、大樓清潔工作，目前從事長照工作等語(原審卷第175頁)，則其有正當工作及收入，復深知毒品危害，仍為本件犯行，堪認其販賣毒品之原因與動機，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特別值得憫恕之處。　⑶何況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已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原法定刑已大幅減輕，且本案與大盤販賣大量毒品者固然有別，惟被告本案販毒次數不低，更於113年3月2日用LINE向張玉英推銷表示：「我有新的喔！朋友說不錯」等語(警卷第65頁)，已非施用毒品者間小額交易，情節非輕，於客觀上並無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苛、情輕法重之情，依一般國民感情，尚難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之。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認為本案各罪有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無理由。四、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之宣告刑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裁量之權限，原審就被告所犯之罪，所量處之刑尚屬適法，無違比例原則，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要難指為違法，被告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㈠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　　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　　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　　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即不得指為違法。　　　㈡原審認被告有本案所犯6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科刑條件，包括被告為求私利，竟無視法律之嚴格禁令，而為本案販賣毒品犯行，戕害他人身心健康，自應予非難；且其前有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素行難謂良好，另審酌被告犯後終能完全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以及其本案販賣毒品之數量、金額等犯罪所生危害；暨其於本院自陳自己有在施用毒品、只是要幫張玉英、之前和吳明雄有毒品往來等之犯罪動機，及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長照，月收約3萬元、須扶養洗腎的母親、家庭經濟狀況還好等一切情狀，因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年2月(共6罪)，原判決業已詳細記載量刑審酌各項被告犯罪動機、情節、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整體評價，所為刑之量定，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無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況原判決就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量處之刑度，經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後，所量處之刑係依據被告之情狀所得量處之低度刑，而被告就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又無刑法第59條減刑事由之適用，原判決量刑自無失之過重之情，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被告以現有正當工作、須扶養母親，原審量刑過重等為由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由於原審已就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情，予以綜合整體評價在內，是被告以此為由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定應執行刑部分之說明：　　　　㈠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參其立法意旨，除在於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所造成之苛酷外，更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及回復社會對於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將造成責任非難之效果重複滿足、邊際效應遞減之不當效果，甚至有違責任主義，故採行加重單一刑主義，以期責罰相當，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罰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兼顧刑罰衡平原則。至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仍有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拘束，倘違背此內部界限而濫用其裁量，仍非適法。具體而言，於併合處罰，其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自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刑。　　㈡本件原審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性質相同、共販賣予2人、時間相前後相距近1年等，其數罪反應被告之人格特性及犯罪傾向、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復歸社會的可能性，並從應報、預防之刑罰目的及實現刑罰經濟的功能等整體情狀綜合判斷，原審定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其裁量並未逾越外部及內部界限，且顯已給予相當之恤刑利益，符合行為人之責任，難認有何量刑失諸過重之不當情事。從而，被告上訴請求再予從輕量刑，尚屬無據，並非可取，應予駁回。六、綜上各節，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並無違誤，所為量刑亦屬適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均無理由，本件上訴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17

HLHM-113-原上訴-58-20250117-2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84號上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前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邱聰安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前三人共同選任辯護人蔡勝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9 年度原訴字第56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420號，移送併案審理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626號、110年度偵字第 2063、26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部分撤銷。曾吉倫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張哲瑋、張峯豪共同犯傷害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餘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緣張哲瑋(綽號「阿財」)、張峯豪○○及曾吉倫(原名曾國清，於民國111年9月19日更名)等人與梁裕珅（原名梁裕坤）因撿拾漂流木之事，雙方相約於108年9月2日0時許，在臺東縣○○市○○路0 段0○0號「○○宮」協談未果，曾吉倫對梁裕珅之解釋深感不滿，與張哲瑋、張峯豪○○、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數名成年男子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傷害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由曾吉倫下令「押走」，示意在場張哲瑋、張峯豪○○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數名成年男子共同將梁裕珅押走，梁裕珅不從，曾吉倫及張哲瑋、張峯豪○○、其他在場之人即徒手或持預先已準備之棍棒等物進行毆打，以此方式迫使梁裕珅就範，梁裕珅之○○陳嘉明見狀上前阻止，將梁裕珅帶出「○○宮」外，欲讓其○○吳峻瑋駕車帶梁裕珅離去，然梁裕珅上車未果，遭對方在場之人拉下，遂逃往附近○○溪底下跑，仍旋於「○○宮」附近之○○溪○○橋堤防處遭曾吉倫及三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強行押回，以前揭強暴方式控制梁裕珅之行動自由得逞，梁裕珅於上開過程中受有右側第七肋骨閉鎖性骨折、頭部撕裂傷、臉部撕裂傷、左手肘撕裂傷、四肢及背部多處擦傷等傷害。適陳俊豪(綽號「龍龍」，另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以110年度原訴字第59號【下稱另案110原訴59號】判處罪刑確定在案)至「○○宮」找○○梁育親(所涉傷害等罪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曾吉倫及該三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承繼前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由該三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商請適駕駛車牌號碼✘✘00-00號自用小貨車(登記車種屬自用小貨車，梁裕珅稱為吉普車，下稱本案車輛)之陳俊豪與渠等共同載梁裕珅前往臺東縣臺東市之○○部落附近，陳俊豪明知梁裕珅此時行動自由已遭該三名男子共同控制，仍決定加入，與該三名男子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與該三名男子共同以本案車輛將梁裕珅載至臺東縣○○市○○路0段○○部落附近之堤防旁，並將梁裕珅拉下車，梁裕珅於該處趁隙逃逸。嗣梁裕珅向鄰近住戶求助始得與家人聯繫，其後並報警處理，查悉上情。　　理　　由甲、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壹、起訴範圍之說明：一、按刑事訴訟採控訴原則，法院之審判，以檢察官或自訴人控　　訴的基本社會事實作為範圍，此外，不告不理。至於犯罪有無被提起公、自訴的判斷，亦即法院應予審判的事項範圍如何，應以起訴書或自訴狀內，犯罪事實欄記載的犯罪時間、　　地點、行為人、被害人及犯罪行為等事項為準，即應視案件是否具有單一性，被告與犯罪事實是否同一而定；被告同一，固無論矣，犯罪事實亦應同一。而犯罪事實乃刑罰權之客觀對象，縱被告同一，而犯罪事實不同一時，仍非同一案件。至犯罪事實是否同一，應以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為準，而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則應視訴之目的及侵害性行為之內容是否同一而定；又是否為起訴效力所及，則依實體法關於罪數認定，作為判斷標準。具體而言，若係實質上一罪（例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或裁判上一罪（例如想像競合犯及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等屬之），即符合上揭起訴一部，效力及於全部之情形（刑事訴訟法第267條參照）；反之，如實體法上認屬數罪併罰者，並不生起訴效力所及問題。基於檢察一體原則，不論偵查組或公訴組檢察官，在案件起訴後，於審判中所「主張」的控訴範圍，常因訴訟階段及事證顯現的不同，增減或變更訴訟資料，進而引發檢察官究竟係依據最初由起訴書架構的起訴範圍，而為一罪關係下的「擴張、減縮」，或為數罪關係下的「追加、撤回」的新主張，從而，導致控訴、審理、防禦範圍發生動態變化、難以特定的現象。而法院對於較後提出的「新主張」，是否適法而得變更「前主張」，固有終局判斷的權限，惟法院對此之判斷，仍應受法律的拘束，亦即，在「訴之不可分」之一罪情形下，法院僅能審酌檢察官事後「擴張、減縮」起訴範圍之主張，是否符合一罪的概念，以判斷檢察官「擴張、減縮」主張的合法性，必須法院就已起訴部分與未起訴部分，認定都是有罪，且兩部分具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的不可分關係，始能適用；反之，如法院對已起訴部分認定不能證明犯罪，或未予審判，則未起訴部分既無所依附，自不得加以判決，否則即有訴外裁判的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之內容，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指犯罪之時日、地點、行為與結果等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社會事實而言。就公訴案件而論，因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所記載之內容除須足以使法院得以確定審判之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關於「犯罪事實」應如何記載，法律雖無明文規定，惟因檢察官敘明之起訴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記載內容必須「足以表明其起訴範圍」，使法院得以確定審理範圍，並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而為防禦之準備，始為完備。倘起訴書犯罪事實之記載不甚明確或存有疑義，致無從確定其審判範圍，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於準備程序時予以闡明，俾釐清「審理之對象」及「訴訟之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本案被告6人涉犯妨害自由犯罪事實部分(下稱本案)，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3420號提起公訴，於109年11月12日繫屬於原審法院(另臺東地檢署於110年9月7日以109年度偵字第3626號、110年度偵第2063、2641號追加起訴，臺東地院另行分案審理，即另案110原訴59號)，本案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業已明確記載被告曾吉倫於108年9月2日凌晨零時30分許，在「○○宮」，令張哲瑋、張峯豪、黃崑賓、彭慶鑫、朱信有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以徒手及持棍棒「毆打」及剝奪告訴人梁裕珅行動自由等事實。且本案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審理過程中，自原審110年9月9日起之歷次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於陳述起訴要旨時表明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暨移送併辦意旨書之意旨，審判長於審判期日之罪名告知，亦一併有告知涉犯傷害罪嫌，於原審110年12月22日審理時，審判長並有當庭向檢察官確認本件傷害部分有提起告訴(原審原訴56卷二第2 24頁)；公訴檢察官於111年8月8日東檢亮日109蒞2141字第1 119010733號函文中，亦向原審法院明確表示原起訴書就未據告訴乙節為誤載，予以更正刪除(原審原訴56卷三第124頁 )，復再於111年10月6日、111年11月16日原審準備程序時，當庭重申上開更正意旨，敘明原起訴及移送併辦之範圍(原審原訴56卷三第170至171、193至194頁)；另再原審審理中於112年4月12日出具補充理由書，就本案犯罪事實補充更正包括被告曾吉倫等6人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分工行為及告訴人梁裕珅因而受有之傷勢結果等節，復明確表明告訴人梁裕珅於警詢時業已對該案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提出傷害告訴，特定為該案之審理範圍，並就該案起訴事實範圍及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法第302條第 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予以特定，此有上開補充理由書1份在卷可稽(原審原訴56卷三第297至299頁)。且經本院查閱告訴人歷次之警詢筆錄，告訴人梁裕珅於108年9月2日案發當日之警詢筆錄(臺東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108年9月2日第1次警詢筆錄，警二卷五第1335至1336頁) 即有明確對曾吉倫、張哲瑋等人提出傷害、妨害自由告訴，於108年10月16日之警詢中更再次重申對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均提出傷害、妨害自由之告訴，此有告訴人梁裕珅上開警詢筆錄各1份附卷可憑(警二卷五第1335至1336、13 64至1366頁)。是該案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既已明確記載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對告訴人梁裕珅共同實施傷害犯行之事實，且告訴人梁裕珅確有對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提出傷害告訴，該案檢察官並於本案原審審理中出具補充理由書確認、表明該案起訴之對象、範圍、所犯法條，雖該案起訴書初始並未記載告訴人梁裕珅有就傷害部分提出告訴之情，然該案檢察官於該案審判中既已提出「補正」起訴行為之說明及依據，揆諸前開說明，已可確認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涉犯本案之傷害、妨害自由部分確均為該案之起訴對象、範圍。再檢察官亦於本件追加起訴暨移送併辦意旨書，明確表明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涉犯本案之傷害、妨害自由部分係屬本案「併辦」之範圍，並非另案追加起訴審理之範圍(指臺東地院另案110年度原訴字第59號一案，原審原訴56卷二第19頁)，主張亦屬相同。檢察官基於檢察一體，既已特定本件之訴訟範圍，法院自應依檢察官特定之訴訟範圍進行審理。是本案犯罪事實起訴及法院審理對象、訴訟範圍，應為被告曾吉倫等6人對告訴人梁裕珅涉犯傷害、妨害自由之部分。是原審認被告曾吉倫等6人所涉傷害罪嫌部分係追加起訴，核屬原審另案110年度原訴字第5 9號案件之審理範圍，尚有誤會。貳、本件檢察官係對本案全部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1至22頁)，本院審理範圍自應及於全部。　　乙、有罪部分(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壹、證據能力之說明：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被告曾吉倫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明同意作為證據使用(原審原訴56 卷一第183頁)；被告張哲瑋、張峯豪及其2人共同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陳明同意作為證據使用(原審原訴5 6卷一第183、184、266頁，原審原訴56卷二第30頁，本院卷第228至229頁)；且檢察官、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3 人(下稱被告曾吉倫等3人)、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經審酌該等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以之作為被告曾吉倫等3人之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二、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曾吉倫等3人、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被告曾吉倫雖於本院最後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然其　　於原審及本院固坦承有受張哲瑋、張峯豪之邀，而於前開所載之時間、地點，協助其等與告訴人梁裕珅商討撿拾漂流木爭執事宜，並有出手傷害告訴人梁裕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妨害自由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叫人把他押走，沒有妨害自由等語(本院卷第363頁)。至於被告張哲瑋、張峯豪○○均矢口否認有傷害及妨害自由之犯行，被告張哲瑋辯稱：我不曉得告訴人梁裕珅被車子載走之事，我也沒有打他，我還被他的人拿球棒追著打等語；被告張峯豪辯稱：告訴人梁裕珅被載走我不知道，我也沒有打他等語。二、本案被告張哲瑋、張峯豪係因撿拾漂流木與告訴人梁裕珅發生爭執，其等相約於前述所載之時間、地點協談，並請被告曾吉倫、楊慶鑫到場協助，被告楊慶鑫再邀被告黃崑賓、朱信有一同前往，其等均依約前往○○宮，且告訴人梁裕珅之後確實為本案車輛自○○宮附近載往臺東縣○○市○○路0段○○部落附近之堤防旁，且告訴人梁裕珅當日受有右側第七肋骨閉鎖性骨折、頭部撕裂傷、臉部撕裂傷、左手肘撕裂傷、四肢及背部多處擦傷等傷害等情，業據被告曾吉倫等3人於偵查及原審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楊慶鑫、朱信有、黃崑賓分別於警詢、偵查及原審陳(證)述在卷(交查1563卷第31 至36、39至47、49至51頁，原審原訴56卷二第220至256、31 6至412頁，原審原訴56卷三第21至105、357至456頁，原審原訴56卷四第41至7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梁裕珅、證人陳嘉明、梁育親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證人劉哲彥、吳峻瑋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並有臺東地院搜索票(108年度聲字第259號)、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本案自小貨車行徑路線、職務報告、本案自小貨車行徑路線影像圖、刑案現場測繪圖、本案自小貨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1年8月8日東檢亮日109蒞2141字第1119 010733號函暨告訴人111年7月14日刑事陳報狀及光碟2片各1 份、現場照片5張、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張、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臺東馬偕紀念醫院(下稱臺東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警一卷第62至67、70至75、78 至82、85至89、90、92至95、97、137、138至138之3、139 至145頁，警二卷六第1626至1629頁，原審原訴56卷三第123 至127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三、被告曾吉倫及張哲瑋、張峯豪○○與其餘數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於上開時、地，在被告曾吉倫主導下共同對梁裕珅犯傷害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等情，有如下之證據可證，堪以採信：　㈠證人梁裕珅於原審證述：○○徐國樑打電話給我，說有人找我過去○○宮說明「有沒有講漂流木張哲瑋、張峯豪不能撿那些話」的事情，當天我跟○○陳嘉明、○○○○吳峻瑋到○○宮，吳峻瑋開車載我們去。談事情時，我周遭附近有被告張哲瑋、張峯豪○○，還有被告曾吉倫及一些不知道的人。當日談事情談到一半，被告曾吉倫即下令講說「押走」，印象中講了2、3 次，當時被告曾吉倫手上有拿刀，接著被告張哲瑋、張峯豪及其他年輕人等人開始動手打我，被告張哲瑋、張峯豪2人是徒手打我，張哲瑋、張峯豪還有其他的年輕人都是聽被告曾吉倫的指示動作，我一邊被打一邊跑到○○宮外面路上，我 ○○要把我推上吳峻瑋之車，有人把我往後拉下車，我就往○○ 溪底下那邊跑，結果被告曾吉倫就帶著三個人追打過來，將我從○○溪○○橋堤防邊打邊拉上來○○宮旁，坐上本案車輛帶走。我被押上車時，張哲瑋、張峯豪○○就在本案車輛旁邊看，該三個人都有上車，曾吉倫沒有上車，由陳俊豪(綽號「龍龍」)來開車，到○○部落附近堤防下車時我趁隙逃跑等語(本案原審原訴56卷二第322至375頁)。另於偵查中證述：「於1 09年9月2日凌晨零時30分許，他們用徐國樑的電話打到我的行動電話，電話中叫我一定要過去○○宮，斷斷續續打了5、6 通，後來我就跟我○○陳嘉明一起過去，我一到○○宮後，林良重(臺東地院另案110原訴59號判決無罪確定)問我說「是否有說木頭只有我可以撿」，我說「沒有」，講完就由曾吉倫主導，我跟張哲瑋、張峯豪在對質，講沒幾句曾吉倫就喊旁邊的人，叫他們把我押走，我有看到曾吉倫、張峯豪上來要把我押走，其他約7、8人我叫不上名字也要來押我，我有稍微反抗，所以在○○宮時，就被這些要押我的人打，我是被球棒、鐵棒打，我○○陳嘉明有把我推開，把我推回我自己的車上，要叫駕駛把我載走，又被要押我的人拉我下來，我往○○ 溪的方向跑，我被攔住，邊打邊拖我，把我拖回○○宮旁的本案車輛上，我被押上車後坐在後排中間的位置，曾吉倫就說押上車、押走，但曾吉倫沒上車，在○○宮外打我確認就是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語(偵3626卷一第267至273頁)甚明。且證人梁裕珅前開證述，與後述證人陳嘉明、徐國樑、吳峻瑋及陳俊豪所述證詞相符，其證詞應堪採信。　㈡證人陳嘉明於偵訊中證述：一下車我們走進去，周圍的人把我們圍在中間，當時曾吉倫出來跟我們說話，一直針對梁裕珅有沒有說「那些漂流木不能動」的問題質問梁裕珅，後來我有跟曾吉倫解釋，這句話沒有人講，張哲瑋、張峯豪也有出來講，林良重有問我是誰，我回答說我是梁裕珅的○○，過程中都是由曾吉倫主導，後來曾吉倫有跟旁邊的小弟使眼色，我知道他應該是要動手，所以我有攔阻，請他再聽我解釋，第二次他又看張哲瑋、張峯豪他們，我感覺情形不對，我用手護住梁裕珅，曾吉倫直接跟張哲瑋他們說押走，張哲瑋那邊有很多人，說完我目測起碼有7、8人押走梁裕珅，張哲瑋和張峯豪確認有來押梁裕珅，我一去○○宮就是曾吉倫在主導，○○宮現場林良重在喝酒，只有問我是誰，徐國樑也是單純坐在那邊等語(偵3626卷一第307至310頁)；於原審(含本案及另案110原訴59號)證述：到場之後我、梁裕珅與曾吉倫講話，和被告林良重只講了2、3句而已，後來是由曾吉倫和梁裕珅講話，就是我們在跟曾吉倫講漂流木這件事，然後張哲瑋、張峯豪他們○○，還有很多人，但我只認得這兩個，要強行把梁裕珅奪走，當下的情況太複雜了，人多到你會不知道到底是誰對你動手，當下情況那麼亂，後來就是我們開車準備要跑了，那時候我以為我○○梁裕珅在車上，後來才知道梁裕珅被他們帶走，林良重跟我們講完2、3句話之後，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他在喝酒，就沒有理我們，後來是曾吉倫、張哲瑋去跟我們講話，當時我○○梁裕珅和曾吉倫、張哲瑋一直在爭執漂流木這件事情，徐國樑不算有跟我們講話，就是在勸說的樣子，曾吉倫用眼神跟張哲瑋，同時講了臺語「押走」，然後就對梁裕珅動手了；曾吉倫直接用臺語對張哲瑋他們說「押走」，記得有兩次，第一次是用臺語講「押走」，我就跟曾吉倫說能不能好好講，甚麼事情能不能好好講？然後第二次以動作眼神知會(示意)張哲瑋他們，對方就開始動手打我們等語(另案原審原訴59卷八第359至371頁，原審原訴56卷二第379至410頁)。由其證述內容觀之，林良重於證人梁裕珅、陳嘉明到場時，僅有與證人梁裕珅、陳嘉明簡短攀談，即繼續飲酒，其後係由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負責交涉，且係因被告曾吉倫陳稱「押走」，旁人始開始動作，被告張哲瑋、張峯豪均有參與毆打，而在場參與毆打、強押證人梁裕珅之人，均係依被告曾吉倫之指示動作，核與上開證人梁裕珅指證情節相符，自為證人梁裕珅上開證詞適格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證內容之正確性。　㈢證人徐國樑於另案110原訴59號審理時亦證稱：我於108年9月 2日零時許，有去○○宮，這件事的起因是梁裕珅和張哲瑋的糾紛，那時候○○宮在辦活動，在熱鬧，因為聯絡不上張哲瑋，沒有找到張哲瑋，我知道廟裡面在辦活動，張哲瑋他們在那邊幫忙，所以才打給林良重，借他的地方討論事情，後來梁裕珅來的時候，我後來想說讓他們當事人去講，結果講沒幾句就打起來了，要拉也拉不住了，我也不能幫上什麼忙。後來我找到張哲瑋，我陸陸續續打了好幾通給梁裕珅，我說要不要改天再講，因為人家在辦活動，蠻多人，大家都有喝酒，梁裕珅說沒關係，他要過來把事情講清楚；我看到梁裕珅和陳嘉明一起來○○宮等語(另案原訴59卷五第254至272頁) ，後來一大堆人，都是廟會幫忙的年輕人，大家都有喝酒，後來就一群人吵鬧起來等語(偵一卷五第41頁)，足以證明本案○○宮現場調解漂流木爭執係其主動聯繫，欲牽線協調，且梁裕珅和陳嘉明2人一起來○○宮談判，沒多久就發生衝突打架，顯見○○宮談判現場應僅梁裕珅和陳嘉明2人前往而已等情明確。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辯稱其後對方梁裕珅就有30幾人或10幾人衝進來，分持刀、棍，一陣混亂打起來云云，應屬虛妄，不足信採。　　㈣證人吳峻瑋於警詢證述：當日在○○宮梁裕珅有遭到毆打，有一個男子架住梁裕珅脖子，要把他押到本案車輛內，在押的過程中，也有7、8個人圍著梁裕珅徒手毆打他的頭部(我有看到梁裕珅頭部有流血)並企圖強押上車，但是梁裕珅有抵抗掙脫掉，我有前往幫梁裕珅掙脫，結果換我遭到7、8個人徒手追打(我被追到中華路)圍毆我；沒有目擊梁裕珅遭人強押到本案車輛內的情形；毆打梁裕珅的部分我無法指認是何人，現場助勢的人很多等語(警二卷六第1627至1628頁)。　㈤被告曾吉倫先後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坦認有傷害告訴人梁裕珅等語(警一卷第3至4頁，交查1563卷第50至51頁，偵一卷五第337頁，原審原訴56卷一第222頁，原審原訴56 卷二第二第376、378頁，原審原訴56卷四第70頁)，原審審理中更坦認當日有拿西瓜刀等情(原審原訴56卷二第411頁) 。並於警詢中陳述：被告張哲瑋在場出手與梁裕珅的人互毆；被告張峯豪有出手毆打梁裕珅等語(警一卷第3、4頁) 　　。　　㈥被告張哲瑋於警詢及原審陳述：有看到被告張峯豪打告訴人梁裕珅等語(警一卷第10頁，原審原訴56卷三第64頁)。　㈦被告張峯豪於警詢中自承：我有打告訴人，沒有持武器，用拳頭打他背部等語(警一卷第15頁，警二卷四第910至911頁) 。於檢察事務官面前供陳：有毆打梁裕珅(交查1563卷第44 頁)。於原審亦坦認有打告訴人梁裕珅之情(原審原訴56卷二第二第376頁)。　㈧證人陳俊豪於原審另案110年度原訴字第59號供述：當日要還本案車輛給梁育親，因而前往○○宮，適有三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隨後商請陳俊豪與渠等共同載梁裕珅前往臺東縣臺東市之○○部落附近，遂與該三名男子共同以本案車輛將梁裕珅載至臺東縣○○市○○路0段之堤防旁，有二名男子要將梁裕珅拉下車，梁裕珅於該處趁隙逃逸等語(另案原訴59 卷八第449至454頁)。另於本院證述：我在108 年9 月1 日晚上到9 月2 日凌晨間有到○○宮；我到場的時候是車子停在堤防，就是我車子停在○○宮外面的馬路，我停在那邊前面，他們在前面打架。我跟梁育親借車的時候他說這台車是他跟 ○○借的。當天我沒有打被害人梁裕珅，我只把他押走。(誰叫你把他押走的？)就...廟裡的三個年輕人。我剛好開車停在那邊，他們都有認識我，他們就說把他押走，我就叫他們上車，我就將車開走。梁裕珅坐在我右手邊後面的中間。我右手邊副駕駛座坐誰忘記了。(你是臨時被這三個年輕人要求，開車把梁裕珅押走的對不對？)對啊，我也是，也是沒有考慮，就叫他們上車。(這三個年輕人叫你把車開去哪裡？)是我自己開的，我說要去押去哪裡？)他們說他們不知道。然後我就開開開，直接給他開到石川堤防那邊，就停在那邊，然後他們就下車了，下車很像沒有注意，梁裕珅就跑掉了等語(本院卷第367至373頁)。就妨害自由部分，核與上開證人梁裕珅指證情節相符，自足為證人梁裕珅上開證詞適格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梁裕珅其指證內容之正確性。至所稱不認識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3人，從證人陳俊豪前於警詢曾稱：我之前在服刑時就認識曾吉倫了，替曾吉倫找了快50根檜木，且可明確指出○○宮衝突現場，伊有看到曾吉倫、徐國樑、張哲瑋、張峯豪、梁育親、張健龍(係被告張哲瑋弟弟)等18人等語(警二卷三第730至732頁)，又自稱是○ ○宮志工之情來看，應係迴護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之詞，不足採信。　㈨綜上，被告曾吉倫及張哲瑋、張峯豪○○與其餘數名真實姓　　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於上開時、地，在被告曾吉倫主導　　下共同對梁裕珅犯傷害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等情，應堪　　認定。四、被告曾吉倫及張哲瑋、張峯豪○○與其餘數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就本案傷害及剝奪告訴人梁裕珅行動自由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陳俊豪則參與渠等共同載梁裕珅前往臺東縣○○市之○○部落附近剝奪行動自由犯行)：　㈠按共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故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對該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有犯意聯絡範圍內，對於他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因行為人間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此即所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法理（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 925號、101年度台上字第45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亦屬之，又行為之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均應參與為必要；又共同正犯對於共同犯意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而共同犯意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犯意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施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98年度台上字第797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由告訴人梁裕珅指證及證人陳嘉明證陳之上開經過可知，被告曾吉倫既下令「押走」告訴人梁裕珅，而在場參與毆打、強押證人梁裕珅之人，均係依被告曾吉倫之指示動作，被告張哲瑋、張峯豪係因漂流木爭執之事央請被告曾吉倫出面處理，為事主，又均有參與毆打梁裕珅，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自應對本案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五、被告張哲瑋於原審證稱：伊當日在與梁裕珅商討撿拾漂流木事宜，論及「並非伊報警謂有人非法撿拾漂流木」時，雙方旋即發生口角衝突，期間並沒有聽到曾吉倫有命人將梁裕珅「押走」等語（原審原訴56卷三第58頁）；被告張峯豪於審判中證稱：伊當日並沒有看見曾吉倫有做何動作或是眼神等語(原審原訴56卷二第76頁)，證人陳俊豪稱不認識被告曾吉倫等語，然細譯渠等立場本屬一致，與本案告訴人利害關係相反，且被告張哲瑋、張峯豪係因漂流木爭執之事央請被告曾吉倫出面處理，本為事主，所稱中途離開○○宮，沒有本案犯行云云，實難採信，無從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曾吉倫等3人所為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法律適用之說明：一、新舊法比較說明：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　　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　　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　　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　　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　　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　　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　　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　　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於為本案　　犯罪事實之行為後，刑法第302條之規定，雖於108年12月25 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0月00日生效施行，然修正後之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本文規定，僅將罰金刑單位由「銀元」改為「新臺幣」，將罰金提高30倍，其修正結果僅係將條文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為文字之修正，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非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㈡我國刑法於112年增訂第302之1條，於同年5月31日公布，於　　同年6月2日施行，刑法第302之1條規定「犯前條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　　、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7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　　遂犯罰之。」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所為本案犯行既發生於上開增定條文施行前，依罪刑法定原則，自無溯及適用該條規定論處之餘地。二、論罪：　㈠按以強暴之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時，若無傷害之故意，而於實施強暴行為之過程中，致被害人受有傷害，乃實施強暴之當然結果，固不另論傷害罪。惟妨害自由罪，並非以傷人為當然之手段，若行為人另具有傷害故意，且發生傷害結果，自應成立傷害罪名，如經合法告訴，即應負傷害罪責。　㈡被告曾吉倫對告訴人梁裕珅就「撿拾漂流木一事」之解釋不滿，被告曾吉倫示意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數名成年男子共同將告訴人梁裕珅押走，梁裕珅不從因而出手抵抗，曾吉倫及張哲瑋、張峯豪○○、其他在場之人徒手或持預先已準備之棍棒等物進行毆打，以此方式迫使梁裕珅就範，可見其等顯然有於非法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外，另生教訓告訴人之傷害犯意，該等傷害犯行，並非僅係妨害自由之手段，核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三、共同正犯之說明：　　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陳俊豪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間，就上開傷害及剝奪告訴人梁裕珅行動自由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罪數之說明：　㈠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共同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發生，所侵害之法益相同，難以強行分開，而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　　㈡又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其行為含有相當繼續之性質，為繼續犯之一種，其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地點縱有先後不同，惟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並無間斷者，仍屬包括之一個實行行為之繼續，是被告曾吉倫等人共同將告訴人梁裕珅自○○橋堤防處剝奪其行動自由，至○○部落堤防附近，告訴人梁裕珅趁隙逃逸止，其等剝奪行動自由之行為並無間斷，屬繼續犯，應僅論以單純一罪。　㈢想像競合犯之說明：　⒈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　　重處斷，其規範意旨在於避免對於同一犯罪行為予以過度評　　價，所謂「同一行為」應指實行犯罪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具有　　同一性而言。法律分別規定之數個不同犯罪，倘其實行犯罪　　之行為，彼此間完全或局部具有同一性而難以分割，應得依　　想像競合犯論處。　⒉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人共同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等犯行，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犯罪時間、地點有高度重疊，且目的在迫使告訴人梁裕珅就範，係在教訓告訴人梁裕珅，依一般社會通念，應為一罪之評價，較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被告曾吉倫、張哲瑋、張峯豪等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各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傷害罪論處。　　　五、被告曾吉倫刑之加重部分(累犯)之說明：　㈠查被告曾吉倫前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本院96年度上訴字第1 5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年6月，並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復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0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嗣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1年度刑智聲字第9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年10月確定，嗣於104年8月26日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出監，於105年7月15日縮刑期滿未經撤銷，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第66至70頁，內容與110年度偵字第206 3號前科卷所附被告曾吉倫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相同）。檢察官並已於本件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暨移送併辦意旨書主張被告曾吉倫就本案犯罪事實之部分，成立累犯，且提出被告曾吉倫之上開刑案查註紀錄表為證，堪認被告曾吉倫就本案係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檢察官並均表示「請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本院卷第54頁)，可認已有就「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提出說明。　㈡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曾吉倫前開構成累犯事由之殺人未遂等案件，與本案所為傷害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同有暴力犯罪之性質，足見其並未因前案習得教訓，猶心存僥倖，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有其特別惡性，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應無違反比例原則，爰就被告曾吉倫本案犯行，依法加重其刑。而被告曾吉倫此部分雖有構成累犯加重其刑之適用，然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尚無庸於主文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肆、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曾吉倫等3人無妨害自由之犯行，原非無見。惟查：　㈠本件起訴範圍業經補正、特定而明確包括被告曾吉倫等3人所涉傷害罪嫌部分，且與渠等所涉妨害自由罪嫌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原審判決就傷害罪嫌部分漏未判決，容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誤。　㈡被告曾吉倫等3人與其餘數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確有對於告訴人梁裕珅為剝奪行動自由及傷害之罪責，已如前述，檢察官上訴，請求撤銷改判此部分，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之。二、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吉倫等3人與告訴人梁裕珅因撿拾漂流木之事發生爭執，協談未果，致生本案犯行，此等恃強凌弱之舉，殊無可取，且造成告訴人梁裕珅之心理產生極大畏懼，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侵害，自不可輕忽；並衡酌被告曾吉倫固坦認有傷害犯行，卻仍矢口否認妨害自由犯行，始終欠缺面對錯誤之勇氣，犯後態度不佳（被告固得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否認犯行，本院亦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自仍應於量刑時予以參酌、區別，以符平等原則）。另考量被告曾吉倫於原審自述高中肄業、離婚，有2個小孩　　，分別就讀國中、高中，家中父母親及2個小孩仍須其扶養，靠販賣釋迦等水果維生，月收入約10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身體沒有生病或其他狀況；被告張哲瑋於原審自述國小畢業、已婚，有3個小孩，最小3歲，其餘為27及28歲，家中父母親及最小的小孩須要其扶養，職業為鐵工，月收入約 3、4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身體沒有生病或其他狀況；被告張峯豪於原審自述國中畢業、未婚、沒有小孩、家中成員沒有人需要我扶養，職業為鐵工，月收入約3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身體沒有生病或其他狀況。暨斟酌被告曾吉倫等3人過往之品行情況(被告曾吉倫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持續之時間、告訴人所生損害情形及尚未與告訴人和解等一切情狀(原審原訴56卷四第73頁)，就被告曾吉倫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就被告張哲瑋、張峯豪各量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張哲瑋、張峯豪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伍、駁回上訴之理由(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略謂：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3人與被告曾吉倫等於上開時、地共同對告訴人梁裕珅實施傷害及強押進入本案車輛，並由黃崑賓駕駛該小貨車離開○○宮前往位在臺東縣臺東市之○○部落附近，以此方式剝奪告訴人梁裕珅之行動自由。因認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3人共同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序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三、檢察官認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3人共同涉犯如公訴意旨所載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第302條第1項妨害自由罪，無非係以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3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梁裕珅、證人陳嘉明、證人梁育親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提出之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本案車輛行徑路線、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行進路線圖、刑案現場測繪圖乙份、刑案現場照片5紙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楊慶鑫固坦承於前述所載之時間，有應被告張峯豪之邀，並再邀請被告黃崑賓、朱信有一同前往前述所載之地點；被告黃崑賓、朱信有固坦承有應被告楊慶鑫之邀，而於前揭所載之時間，一同與被告楊慶鑫前往前述所載之地點，惟均堅詞否認有何傷害、妨害自由犯行，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等辯稱及其辯護人為其等辯護稱：梁裕珅於原審交互詰問時，在看清該3人之面貌、身形後，已明確表示此3 人非打他及押他上車之人等語。五、經查：　㈠證人梁裕珅於原審證述：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3人，當日雖然有出現在○○宮現場，但是其等3人並非是追打我之人，也不是將我押上車之人，因當日發生衝突時，我有看到動手之人的臉，況且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與當日將我押上車之人身形相差甚遠，看臉就知道不是等語(原審原訴56 卷二第330、350至353、355至356、369、373頁)，顯見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是否有共同傷害及將證人梁裕珅「強押」上車並「違反證人梁裕珅之意願」將之載往○○部落之方式，而涉犯傷害、妨害自由之犯行，顯然有疑。　㈡證人陳嘉明於原審證述：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3人當日沒有印象有在梁裕珅旁邊，我沒看到梁裕珅被拖上本案車輛等語(原審原訴56卷二第402、403頁)。　㈢至於證人梁育親(綽號「阿樂」)於原審證稱：黃崑賓當日有向我借用本案車輛，惟黃崑賓究竟是在曾吉倫等與梁裕珅發生衝突前或後向我開口借用，我不能確定等語(原審原訴56 卷二第233、248、251頁)，況證人梁裕珅已證述：非黃崑賓將其強押上車等語，是自難以證人梁育親之證述「黃崑賓於案發前或後有向其借用小貨車」，而依此為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3人不利之認定。　㈣又證人陳俊豪固於本院證述：我駕駛本案車輛，被告朱信有是坐我旁邊副駕駛座等語(本院卷第373至374頁)，認被告朱信有是妨害自由共犯之一。然陳俊豪前於警詢中先是稱：我沒有參與妨害自由犯行；我有看到朱信有上車至本案車輛上，還有另外3名男子上車，但朱信有上車之位置沒有注意看，另3名男子我不認識等語(警二卷三第732至733頁)，於另案110年度原訴字第59號準備程序陳述：朱信有是開車載梁裕珅離開的人，當時我在○○宮對面，所以有看到，剩下的人沒有看過等語(另案原訴59卷四第55至56頁)，是其對於何人駕駛本案車輛及被告朱信有是坐本案車輛何處，顯與上開其於本院之證詞不同。且證人梁裕珅係證述：非被告朱信有將其強押上車等語，實難徒憑證人陳俊豪上開前後不一之不利於被告朱信有之單一指證，遽認被告朱信有亦涉有如公訴意旨所指之傷害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　㈤再者，觀諸卷內所示之其餘證據資料所示，均無法證明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確有參與如公訴意旨所指之傷害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六、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調查結果，尚不足形成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確有如公訴意旨所載之共同犯傷害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之確信。依「罪證有疑、唯利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遽為其等不利之認定，自應為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無罪之諭知。原審判決就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被訴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部分，為無罪之諭知，已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就是否同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部分，於判決中雖未予以審認，然而，關於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是否另有傷害犯行，檢察官所提之證據資料本屬相同，檢察官上訴所執理由，僅係就現有證據資料重為爭執，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原審判決未為說明，並不影響此部分判決結果，尚不構成撤銷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黃崑賓、楊慶鑫、朱信有無罪諭知的理由。陸、關於一造缺席判決部分：一、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二、查本案被告曾吉倫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卷第366、431、435頁），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林家瑜提起公訴及檢察官陳薇婷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凱玲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其餘上訴駁回（被告黃崑賓、楊慶鑫(原名彭慶鑫)、朱信有）部分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其餘部分均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5-01-17

HLHM-112-原上訴-84-20250117-3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3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余思蒨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認被告余思蒨(下稱被告)有刑法第337條之侵占犯行，依法為無罪諭知，核無不當，除增列下述理由外，其餘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告訴人王芝淇(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具結之陳述均前後大致相符，均稱：當天結帳時我有打開系爭錢包，裡面是4張千元大鈔，因為沒有零錢，所以我從我口袋裡面掏新臺幣(下同)100塊零錢，之後隔天把錢包找回來時，裡面的4張1千元鈔票就不見了等語，故其陳述應無悖離常情或顯有矛盾之處。又觀之本案監視器畫面，可知告訴人於民國11 3年1月24日0時57分至櫃台結帳時，其有翻找錢包內物品之畫面，故此部分應可認係告訴人當時係在尋找有無較小面額之100元鈔票，故此部分之監視器畫面應可補強告訴人陳述之可信性。二、稽之本案監視錄影畫面，可知自113年1月24日0時57分43秒告訴人至櫃檯結帳時起，至8時2分21秒告訴人於櫃檯領取系爭錢包時止，中間除其他顧客拾得系爭錢包時、證人潘雅芳裝有系爭錢包之夾鏈袋自檯面上放至抽屜內、並將裝有系爭錢包之夾鏈袋自抽屜內取出交予告訴人外，並無其他人接觸系爭錢包，而被告於監視錄影畫面範圍內固未曾打開系爭錢包，然被告於1時28分9秒將系爭錢包拿至監視器畫面上方即櫃檯通往倉庫處後，至6時23分53秒自該處取回系爭錢包並裝進夾鏈袋放在洗手槽旁之檯面上為止，此段期間皆未拍得系爭錢包之影像，且僅被告於進出倉庫時有接近上開系爭錢包離開監視畫面處，被告亦自承此段時間並無其他人可能去把系爭錢包裡的錢拿走等語，固足認該段期間除被告外並無其他人可能侵占系爭錢包內之金錢。三、職是之故，綜合告訴人偵、審歷來之陳述、本案監視器畫面　　以及其他卷內各項證據後，應可推認被告有將告訴人系爭錢　　包內之4,000元侵占入己。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速斷，容有　　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參、本院判斷說明如下：　　一、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自不得僅以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7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據原審勘驗本案監視器畫面內容，固有告訴人於113年1月24日0時57分至櫃檯結帳時，其有「打開錢包拉鍊，翻看錢包後，將拉鍊拉上，( 錢包)放在櫃檯前的小平台上」之動作(原審卷第55頁)，然此部分之畫面內容僅足作為判斷告訴人供述是否有瑕疵(前後供述是否相符)之參考，因仍屬告訴人陳述在櫃檯結帳時有拿出錢包打開看之範疇，尚不足資為告訴人所述「忘記帶走當時，錢包內確有4張千元鈔票」本案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檢察官主張「該畫面應可認係告訴人當時係在尋找有無較小面額之100元鈔票，故此部分之監視器畫面應可補強告訴人陳述之可信性」等語(上訴意旨第一點)，實有誤解補強證據之本質。　二、刑法第337條之構成要件在於「行為人將他人遺失之物(離本人持有之物)予以侵占，且亦有納為自己所有之意圖」，檢察官就本案告訴人是否確有4張千元鈔票遺失(脫離其持有) 一事，因僅有告訴人之單一陳述，且本案監視錄影畫面無法證明告訴人所為錢包內有4張千元鈔之指訴為真，卷內又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本案自難僅執告訴人之片面指述，遽認系爭錢包內有4張千元鈔票，並已遺失(脫離其持有) 。因此，在本案欠缺「他人遺失之物(離本人持有之物)」此一構成要件事實之前提下，檢察官上訴理由第二點逕自依據監視錄影畫面，以案發當日凌晨1時28分9秒被告將系爭錢包拿至監視器畫面上方即櫃檯通往倉庫處後，至同日上午6時2 3分53秒自該處取回系爭錢包並裝進夾鏈袋放在洗手槽旁之檯面上為止，該段期間除被告外並無其他人可能侵占系爭錢包內之金錢，推認被告有將告訴人系爭錢包內之4千元侵占入己等情，缺乏憑證，尚嫌速斷，而不足採。三、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應堪採信。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　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　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即屬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業據原審判決　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檢察官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　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有　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本件檢察　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3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余思蒨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48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余思蒨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余思蒨為花蓮縣○○鄉○○○000號全家便利商店○○○○店(下稱全家○○店)之員工，緣告訴人王芝淇於民國 113年1月24日0時58分(起訴書誤載為112年，經檢察官當庭更正)於該店消費結帳後，將其所有之紅色錢包1個(下稱系爭錢包)放在櫃檯忘記帶走，後於同日1時27分許，其他顧客發現系爭錢包後，交由被告保管。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離本人所持有之物之犯意(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為侵占遺失物之犯意，惟論罪欄記載為犯侵占離本人所持有之物罪，依本案整體公訴意旨觀之前者應屬誤載，爰逕予更正)，於同日1時28分許至1時30分許間之某時許，將系爭錢包拿進倉庫後，將其內之新臺幣(下同)4,000元侵占入己。嗣經告訴人發現系爭錢包遺忘在全家○○店後，於同日8時2分許返回店內領取系爭錢包，始發現其內之4,000元不翼而飛而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離本人所持有之物罪嫌等語。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被害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連性之證據，雖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然應佐證被害人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確性，而無合理懷疑，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14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潘雅芳於警詢之陳述、監視錄影畫面及翻拍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自其他顧客處收受系爭錢包並加以保管等情，但堅詞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沒有打開系爭錢包，也沒有拿告訴人的錢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有於上開時間至全家○○店消費，並將系爭錢包忘在櫃檯前的小平台上，經其他顧客發現後交予被告保管，而告訴人嗣後又再返回全家○○店領取系爭錢包等情，與告訴人於本院就該部分之證詞大致相符(本院卷第78至79頁)，並經本院勘驗店內之監視錄影畫面屬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5至7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第39 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經本院勘驗全家○○店當日之涉案監視錄影畫面，即自113 年1月24日(日期下均同)0時57分43秒告訴人至櫃檯結帳時起，至8時2分21秒告訴人於櫃檯領取系爭錢包時止，其間除其他顧客於1時27分43秒拾得系爭錢包時(未打開系爭錢包，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56頁)、潘雅芳於7時12分56秒將裝有系爭錢包之夾鏈袋自檯面上放至抽屜內(未打開系爭錢包，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75頁，另參潘雅芳於警詢之陳述即警卷第25頁)、潘雅芳於8時2分8秒將裝有系爭錢包之夾鏈袋自抽屜內取出交予告訴人(未打開系爭錢包，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77頁)外，並無其他人接觸系爭錢包，而被告於監視錄影畫面範圍內固未曾打開系爭錢包，然被告於1時28分9秒將系爭錢包拿至監視器畫面上方即櫃檯通往倉庫處後(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56頁)，至6時23分53秒自該處取回系爭錢包並裝進夾鏈袋放在洗手槽旁之檯面上為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73頁)，此段期間則未拍得系爭錢包之影像，且僅被告於進出倉庫時有接近上開系爭錢包離開監視畫面處，被告亦自承此段時間並無其他人可能去把系爭錢包裡的錢拿走等語(本院卷第118頁)，固足認除被告外並無其他人可能侵占系爭錢包內之金錢。　(三)然查，就系爭錢包內之金額為何，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供、證述固然前後一致，均稱有4張1千元鈔票不見了等語，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經本院勘驗全家○○店之監視錄影畫面，告訴人係於0時57分49秒將系爭錢包打開翻看後又拉上拉鍊放在櫃檯前的小平台上，復於0時58分19秒自身上掏出數張100 元鈔票用以結帳(本院卷第55至56頁)，告訴人並證稱：當天結帳時我有打開系爭錢包，裡面是4張千元大鈔，因為沒有零錢，我從我口袋裡面掏100塊零錢，我買的東西也不超過100塊等語(本院卷第79頁)，其解釋亦不乖違常情，而屬一種可能存在之事實，但本院就本案仍無法排除另一種可能，亦即告訴人係打開系爭錢包發現裡面已無現金，始另從口袋掏出100元鈔票結帳，因此，本院在卷內證據無法證實何種可能性確實為真之情況下，僅能為亦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四)又潘雅芳固於警詢時陳稱：我是當天早上快7點時上班，告訴人來詢問是否有撿到系爭錢包時，我就去抽屜把我剛收起來的系爭錢包拿出來給她，之後就繼續補貨，聽到另 1位店員盧雁婕問告訴人要不要確認一下裡面的東西，告訴人當場打開系爭錢包看，就說「裡面沒有錢」，我則沒有打開系爭錢包看等語(警卷第25頁)，可知潘雅芳並未打開系爭錢包確認內容物為何，自無從得知系爭錢包是否其內原有4,000元，仍無法補強上開告訴人之單一指訴。　(五)況查，本案與其他見四下無人而乘機侵占他人遺失物或遺忘物之案件情形不同，被告身為便利商店店員，對於店內設有監視錄影器自應知之甚詳，是被告於監視錄影得清楚拍下係由其保管系爭錢包、大夜班僅被告1人之情況下，若率予侵占其內金錢，即便係於監視錄影死角為之，自仍難脫免其責；且被告更將系爭錢包放入夾鏈袋貼上紙條，以註明係顧客所遺留(勘驗筆錄見偵卷第28頁及本院卷第7 3至74頁)，益證被告明知告訴人應會來取回系爭錢包，若告訴人發現其內之金錢不翼而飛，自不會善罷甘休，是衡諸常情，實難想像被告會如此膽大妄為，在店內侵占由己所保管、顧客遺留錢包內之金錢。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有於案發時間保管系爭錢包之事實，但就系爭錢包內是否有 4,000元遭被告侵占，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確信，是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孫源志、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2025-01-17

HLHM-113-上易-93-20250117-1

原選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更一字第1號上訴人即被告高德亮選任辯護人林國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高德亮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高德亮(下稱被告)與賴○○同為 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同選區賴姓候選人僅有賴○○。被告意圖使賴○○不當選，利用拜票之際，接續於民國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O鄰某十字路口，對選民張月嬌、朝燕玲、謝忠義(以下合稱時簡稱張月嬌等3人）散布「其看群組係賴某檢舉的」、「劉添順賄選案是賴某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另被告於 1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接續對選民林新發散布「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足生損害賴○○在選民心中印象與認同（如涉賄選案民眾受調查時，因此衍生時間、精神耗損，將可能會因此歸責於賴○○）及民眾因此誤認偵查機關未對賄選案檢舉人為周全保密之疑慮，因認被告涉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之傳播不實罪嫌等語。二、按：　㈠言論自由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中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也是民主社會之基礎，具有實現人格，追求真理和促進民主決策品質之積極功能。選罷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文義上固僅針對不實言論為規範客體，然言論是否不實，並非總是一望即知，而有待深入查證，因此，對於選舉期間之政治性不實言論課以刑罰，表面上雖不無促進選舉資訊正確性之功能，然實際上反而無法避免對攸關重大公益或公意形成其內容可受公評之高價值政治性言論產生寒蟬效應。據此以論，選罷法第104條所規範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適用，應儘可能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為合憲性法律解釋，力求其適用合憲。選罷法第 104條成罪之證明，應由檢察官負完全之舉證責任，是檢察官除應證明客觀上行為人所言之事不實外，且應證明行為人明知所言之事並非事實，或具真正惡意，猶基於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圖，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且檢察官必須盡其舉證責任，至事實已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謂已足。　㈡又選罷法第104條之傳播不實罪與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同係對於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惟前者規定「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以「謠言或不實訊息」為客觀不法要素，即必須行為人認識其散布的內容不真實，始該當之；後者規定「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則兼含真實與不實之主張，即縱使行為人相信其所宣稱之內容為真實，仍無礙其誹謗罪之故意，僅於同條第3項前段就非涉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規定「對於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而限定其刑罰權範圍。至行為人是否有相當理由確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或是否有為合理查證等客觀事實，乃於訴訟程序中就行為人主觀認知，即有無故意之心理事實之判斷參考，既非故意概念之實體要件，自不得以行為人未盡相當查證，逕論其必有犯罪之故意。再所謂散布係指廣為散布於眾，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而言，且依選罷法第104條例示「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之散布或傳播方式，均屬具較為長遠之影響力與強大散布力之方式，則同條規定之「他法」亦當基此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影響力而為認定。換言之，選罷法第104條傳播不實罪之成立，須基於影響選舉、罷免之意圖，藉由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形式，而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傳播或散布於眾始該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另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而投票行賄乃影響選舉公平、公正性之重要事項，每逢選舉期間，政府除積極查察賄選外，並大力宣導反賄選，鼓勵民眾檢舉不法，是其「檢舉」內容倘非涉及虛捏構陷之行賄事實，即不能以因檢舉而開啟之調查程序，可能對受檢舉之相關人員產生一定之時間與精神損耗，或有影響候選人評價及選民投票意向之可能，逕認「檢舉人」乃可受歸責之身分，而有客觀上之負面評價(最高法院1 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高德亮之陳　　述，㈡告訴人賴○○之指訴，㈢證人張月嬌之指證，㈣證人　　朝燕玲於警詢之指證，㈤證人林新發之指證，㈥證人謝忠義　　之指證，㈦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　　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僅係與張月嬌等人偶遇，就○○村村民被帶走調查乙事，閒談聊天、提出意見、交換訊息，並非大張旗鼓以文宣、傳單、演講或網路傳播等散布力較強方式，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知悉；又我確實有於LINE群組看到「賴候選人密報」等語，係從他人傳來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為訊息交換，並非明知為不實之事，不應課予過高之查證義務；再選罷法第 104條第1項規定並未將「口語」規定於法文中，且不為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他法」概念所涵攝，我以口語方式散布，與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不符，我沒有意圖要使被害人賴○○不當選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與賴○○、劉添順同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被告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 村O鄰某十字路口，與選民張月嬌相遇聊天，復於111年11月 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與選民林新發聊天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 ，核與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53至54頁)、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7至4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1至42頁)均堪相符，並有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偵卷第25頁 )在卷可參，首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應有向證人張月嬌等3人及證人林新發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並稱該案係賴某、賴姓候選人檢舉：　⒈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稱：當天我看到被告在掛旗子，我問他為什麼村子有的人被帶走，被告就說有人檢舉，他說他是看手機群組是賴某去檢舉的，他還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我就騎摩托車離開，我會想到同區的賴○○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被告只說手機群組有對話，但都只是用嘴巴說，我不清楚被告有無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53至54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除了我、被告，謝忠義、朝燕玲都在，我問被告我們○○村的人為什麼被全部帶走，被告就跟我說「有人檢舉」，他又說「是一個姓賴，賴某」，後來我要回家之前，他又跟我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我是指因為劉添順的賄選案件，所以有○○村的村民被警察帶走，賴某是指誰我不太清楚，（經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張月嬌偵訊筆錄，問：當時檢察官也有問你，你聽到被告講到賴某時會想到誰，你告訴檢察官說「我會想到同選區的賴○○ 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你當時講的是實話嗎？)對，( 檢察官問：所以你當時也覺得是賴○○，是否如此？)是，被告只是口頭講話，沒有特別佐證，我沒有看到被告拿手機，被告是說「賴某，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我看到○○村村民被帶走，心裡會害怕，覺得這樣檢舉別人不好等語(原審卷第83至8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去鄉公所辦事情，碰到張月嬌，我就去打招呼，當時被告在掛旗子，被告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送月餅，是姓賴檢舉的，當時張月嬌、我、朝燕玲都有聽到，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被告當時講的時候，我就知道他講的人就是指賴○○，因為只有一個姓賴的候選人，被告的手機沒有給我看，也沒有拿出什麼證據，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有打擊賴 ○○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1至42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 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我去找張月嬌打招呼，還有朝燕玲也在，我過去之前，已經有幾個人在那邊，我是最慢一個過去，被告就拿著他的手機，他說「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的人檢舉的」，我有聽說警察那天有到○○村去調查劉姓代表賄選的事情，被告沒有講名字，只講說某某姓賴，當時他們要參選的賴姓候選人只有賴○○而已，被告當時就拿手機拉下來，指一下，我大概看一下就是寫「某某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檢舉」，沒有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字是誰打的，應該是LINE的畫面，但是我不清楚是否為群組，也不知道是誰發出這個訊息等語(原審卷第89至95頁)；證人朝燕玲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張月嬌、謝忠義都在，張月嬌問被告說劉添順賄選月餅事件，我們村莊內當天很多人因為月餅事件被帶走，被告就說他看網路說是賴某檢舉的，他們說當天○○村很多村民，好像7、8個，被警察帶去調查，因為當時候選人只有三位，我的想法就會想到是被告說的「賴某」是賴○○，我只有聽到，沒有看到證據，沒有看到被告拿出手機，因為我離被告、張月嬌有點距離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點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被告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6至101頁)，細譯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所言，均一致證述渠等於被告於111年1 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2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因證人張月嬌問及部落裡面有村民被抓，被告隨即答覆係賴某檢舉劉姓候選人等情，互核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之證詞以觀，渠等就案發當日被告口出上開言語之經過並無相互齟齬之處，而被告於警詢中經員警告以證人張月嬌筆錄要旨，亦供稱：張月嬌問我劉添順賄選被警方查緝，我是回應他「是賴某匿報的」等語(警卷第7頁)，可見被告確實有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 ○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偶遇證人張月嬌，且斯時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亦在該處，被告並於證人張月嬌提及劉添順賄選案時，稱該事件係賴某檢舉等情，堪可認定。　⒉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在家裡，被告來我家拜票，被告突然拿出他的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的太太送月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當時我跟我太太○○○都有聽到，被告說是姓賴的候選人，當時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那天晚上我想一想，就聯想到被告講的應該是賴○○，他拿手機出來，裡面有群組對話，我跟他講這不確實，檢察　　官應該不會這麼說，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　　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7至49頁)，再於原審證述　　：在111年11月4日大約下午4點，被告到我家那邊拜票，我們有聊天，聊天當中，被告就說劉添順的太太因為發月餅就被法官交保新臺幣(下同)3萬元，劉添順無保釋放，後來他就拿手機給我看，裡面的群組在聊天，我就看了幾條，有一個人在聊說他最近去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他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被告是沒有講，我是看手機裡面的，他們在聊，我看完之後就把手機拿給被告，我說你們這個在亂講話，（經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林新發偵訊筆錄，問：你當時告訴檢察官說「被告突然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的人太太送月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是否如此？)是，當時所述實在，在我的工寮，我的工寮和我家距離差不多500公尺，被告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他沒有指誰，但鄉民代表候選人只有一個賴姓候選人，被告有把手機畫面給我看，是LINE的群組，他們在聊天，我看到一條是說「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我不知道是誰傳的訊息，有的名字是英文等語(原審卷第101至106頁)，證人林新發一致證述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至其在花蓮縣○○鄉住處拜票時有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檢舉等情，並互核被告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告以證人林新發筆錄要旨，供稱：林新發是我○○，他也是聽說這件事，就來跟我講等語(偵卷第67頁)，可徵被告確有於111年11月4日在花蓮縣○○鄉○○ 村0鄰○○000號與證人林新發聊天時聊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所檢舉等語。　　㈢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　　覆所知訊息，另在與○○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　　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僅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之資，難認因此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而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⒈依被告LINE相關資料備份存檔中在111年11月2日週三群組對話，當時確實有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之人於當日上午08：13留言「劉添順被檢調帶走了」，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接著於同日08：16「聽楊立說跟檢調聊過、是賴候選人密報」，群組成員「黃靖」之人於同日08：20留言「是的我們一早去○○有聽到」等語(下稱本案群組對話　　)，有辯護人提出之2022年11月2日周三被告手機LINE群組對話譯文及截圖1份在卷可證(本院原選上更一卷第115、117、 119頁)。經核與證人謝忠義、林新發於原審所為證述內容相符，該本案群組對話足堪採信。　⒉再細究張月嬌等3人上開證言，被告是在前開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因張月嬌向其詢問花蓮縣○○鄉○○村村民為何被警察「帶走」，即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件（下稱賄選案）相關事宜時，答稱：「有人檢舉」、「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賴某」等語，並提及該消息來源為群組對話，其間尚有朝燕玲、謝忠義在場聽聞。且證人謝忠義於原審作證時稱有見到被告出示手機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證人林新發則證稱其與被告曾為同學，被告是在前開時、地向其拜票，而在聊天過程中提及賄選案之被告交保情形（即劉添順無保請回，其配偶以3萬元交保），並出示手機內之群組對話，顯示有一英文名稱之人傳送「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語。依其等所述，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覆所知訊息，另在與同學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等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難認因此有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㈣又被告係先後向張月嬌等3人與林新發敘及賄選案檢舉人事宜，除明白表示其消息來源為本案群組對話外，尚有出示該群組對話畫面之舉動，並據證人謝忠義、林新發證述其所見對話在案。則在被告敘及賄選案檢舉人即本案行為前，既有本案群組對話在先，被告依本案群組對話內容，轉述賄選案之檢舉人為「賴某」，被告無從認識其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及與同學林新發茶餘飯後閒談聊天的本案群組對話內容不真實，難認被告有何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播不實消息之主觀犯意。　　㈤再者，本案另依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所述，被告僅陳述賄選案之檢舉人訊息即「賴某」或「賴姓候選人」，未有其他檢舉內容或為相關評論，卷內亦無賄選案相關資料。稽之證人朝燕玲係於原審證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的投票意願？）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高德亮』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8頁）；張月嬌則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對其他參選人的投票意願？）不會吧，會嗎？不太清楚」等語（原審卷第86頁）。均未敘及其等有因被告所述之賄選案檢舉人，而對賴○○產生負面評價或影響投票意願。則公訴意旨以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之供述，認定被告係指賴○○刻意檢舉誣陷劉添順涉嫌賄選，使選民對賴○○之品德、人格為負面評價，進而不投票支持賴○○等語，難認與卷證資料相符。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有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傳播不實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傳播不實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2025-01-17

HLHM-113-原選上更一-1-2025011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2號上訴人即被告林朝明上列上訴人因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4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林朝明緩刑貳年。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林朝明(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45、53至54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認罪，要與告訴人和解，原審量刑太重等語。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判決已敘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具體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情節、犯罪所生損害、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於法定刑內分別就公然侮辱罪及傷害罪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3千元及拘役40日，並各諭知罰金易服勞役及拘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判決第6至7頁）。核已兼顧相關之科刑資料，並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被告以原審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並無理由。四、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㈡被告前固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並於民國1 07年6月2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惟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3至24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於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並已當庭給付告訴人3萬元賠償金，而與告訴人調解成立，告訴人亦同意本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 55至56頁），堪認被告已積極彌補損害，良有悔意，並得到告訴人之原諒；復念及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倘逕對被告施以自由刑，未必對於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行為之矯治有所助益，藉由較諸刑期更為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5-01-17

HLHM-113-上易-92-202501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9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游志豪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2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7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游志豪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游志豪(下稱被告)可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將供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罪，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年5月10日前之某時，在花蓮縣○○鄉某統一超商，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 號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寄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以LINE告知該詐欺集團成員提款卡密碼。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乙○○ 實施詐術，使渠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金額，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內，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幫助洗錢、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二、按：　㈠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犯罪之事實，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據　　（按即提出證據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加以說服（按即說　　服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參照），使法院達於確信　　之程度（按即達「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心證程度），始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否則，即　　應諭知被告無罪，由檢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按即結果　　責任），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　　實質舉證責任。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按　　即不自證己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 　　ion】），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　　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　　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　　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照），然僅以證明該　　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　　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　　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　　負擔，而不負說明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　　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㈡「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前者學理上稱之直接故意，後者則稱為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惟不論何者，均具備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認識及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意欲等要素。亦即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仍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並基此認識而「容任其發生」為必要。若行為人縱就構成要件事實之發生有所預見，然無容任該結果發生之意欲，則行為人主觀上僅有「知」而欠缺「欲」，仍難認其主觀上有犯罪故意。據此，行為人雖有提供金融帳戶供他人作為詐欺犯罪使用，甚至提領帳戶內贓款後輾轉交予他人之客觀行為，仍須於行為時，主觀上對其行為已構成犯罪有所認識，亦即明知或已預見對方將會以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或洗錢之工具，始得認提供金融帳戶或領款者為詐欺或洗錢之共犯。倘僅因一時疏於提防、受騙，輕忽答應，而提供其帳戶資料予他人，復提領帳戶內之款項，不能遽行推論行為人已有預見並容任詐欺取財或洗錢犯罪遂行的主觀犯意。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㈡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之指述、其提供之通話紀錄擷圖及轉帳交易畫面各1份，㈢上開郵局帳戶開戶資料暨交易明細1份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是要應徵代工，對方說拿到我的帳戶之後，會把錢匯到我的帳戶內，再從我的帳戶轉錢出去向廠商購買代工材料，我提供本案帳戶的提款卡與密碼是為了申請補助款新臺幣(下同)1萬元；我寄出帳戶的時候，帳戶裡面沒有錢；我不認識跟我聯繫的人，也沒見過對方；我和對方的對話紀錄只有留存其中一張截圖，沒有全部的截圖，我也是被害者，沒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5月10日前某日，在花蓮縣○○鄉某統一超商，將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無積極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並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密碼予詐欺成員，嗣詐欺集團成員即以附表所示之方式，對告訴人乙○○施以詐術，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並匯款至本案帳戶內，旋遭詐騙集團成員提領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63頁），並有如附表證據及出處欄所示之各項證據在卷可稽，是被告將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寄出，並提供密碼予他人，致告訴人受騙匯款至本案帳戶等情，首堪認定。　㈡檢察官固以被告之學經歷及他人以不合社會經濟生活常態之理由收取不特定人之金融機構帳戶，衡情當知他人取得帳戶資料，通常均利用於從事與財產有關之犯罪乙節，為一般常理、公眾週知之事實，因認被告具有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然查：　⒈依被告於原審當庭提出其手機內殘存與在「花蓮代工求職網」自稱「劉專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所示（原審卷第107 頁），「劉專員」對於被告所詢「所以明天會入帳」，回以「對的，補助金會進去我會告訴您的」，之後被告打Line電話，「劉專員」無接聽，被告詢以「哈囉」、「我今天的貨，大概晚上幾點會到，我怕我沒那麼早回到家，還是可以請送貨的幫我放信箱」、「？」，之後再接連撥打4次Line電話，均無人接聽；復有「新科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新科公司 )與被告之代工協議」截圖在卷(原審卷第109頁)。準此，被告稱其係在「花蓮代工求職網」應徵代工而與自稱「劉專員」者有LINE通訊對話及簽立代工協議，即非無據。　⒉觀諸被告所提其與新科公司之代工協議（新科公司為甲方，　　被告為乙方)載明：「甲乙雙方經協商，就有關代工工作事　　宜達成如下協議，為保障甲乙雙方的利益和權益雙方需共同　　遵守台灣勞動基準法」，第一條「代工薪資協議」約定內容　　為：「甲方委託乙方為其包裝以及加工手工材料，包裝種類和包裝要求按照甲方要求完成即可領取薪水，包裝薪水如下（貼標包裝材料50元台幣）甲方給乙方安排（100）件貼標　　包裝材料，完成後一共領取（5000）元台幣（甲方不能拖欠　　乙方的薪水，甲方如有拖欠乙方薪水將賠償乙方三倍薪水）。第二條「申請補助」約定內容為：「因為稅金原因甲方可以幫乙方申請額外的薪資補助，申請要求如下：乙方需提供提款卡給甲方實名採購材料，提款卡有購買材料證明就可以申請補助金，一張提款卡可以申請10000元，以此類推，每人最多只能提供8張申請80000的補助。乙方提供（）張提款卡可以一共領（）元補助。」。第三條「協議」約定內容為：「乙方第一次和甲方合作需要提供銀行卡片給甲方(提款卡是不需要有錢的)，甲方會出錢用乙方的卡片登記然後實名購置材料給乙方以證明這批材料是乙方拿走的，確保甲方材料的安全，不會有跑單或者材料不見的情形(乙方需提供卡片密碼)。」第四條「乙方卡片保障」約定內容為：「甲方不可將乙方的帳戶用於違法用途並且保證只能用於幫乙方實名採購手工材料使用和申請補助用到，不可外洩乙方的個資，乙方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費用，卡片寄到公司收到後的三個工作日需退還乙方，如果甲方有違法使用乙方的帳戶甲方需要賠償乙方100萬元台幣，並且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和乙方的所有損失。」、「本協議雙方書面確認，自雙方簽字蓋章之日起生效，甲乙雙方如有一方故意違約除追究責任外，另一方須承擔法律責任和所有之開支和費用，並且賠償10 0萬元，本合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均具有法律效力。…112年5月5日」等情(原審卷第109頁)，此等內容既均為本案代工協議合約條文，理應合併觀察、綜合評價，不應僅擷取單一條文約定內容之其中一部而遽為不利被告之解釋。依上開協議，已約定被告代工薪資之計算標準（第一條），且被告若欲與新科公司合作，第一次確實必須提供提款卡及提款卡密碼（第三條），被告因申請額外的薪資補助，僅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1張並告知「劉專員」密碼（第二、三條），第四條合約內容復載明對於被告提供卡片之保障，此與被告所提其與「劉專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原審卷第107頁）勾稽以觀，堪認被告係受「劉專員」之話術影響，為履行上開代工協議而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拒絕提供構成違約，會有高額賠償金)，被告主觀上不是要以透過提供帳戶提款卡之方式來賺取報酬。據此，自不得因本案代工協議第2條約定內容悖於常情等節(原判決書第4至5頁)，即認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又被告有無就職之社會歷練及其智識程度為何，與被告對其提供帳戶之行為可能幫助他人遂行財產犯罪之結果，是否有所預見並容任該結果發生，仍應本於卷內事證判斷，無從因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工作為油漆工，曾從事修車、維修冷氣等工作（原審卷第71、98頁）之智識程度及社會歷練，即認被告有縱其所為係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意欲。本案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以滿足故意要件之「欲」的要素，自無從認被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⒊被告雖於原審自承：我不認識跟我聯繫的人，也沒有見過對方；我沒有實際做包裝或手工加工的工作；我交付提款卡時，本案帳戶內沒有錢等語（原審卷第93至95頁），然被告係為履行上開代工協議而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被告主觀上不是要以透過提供帳戶提款卡之方式來賺取報酬，已如前述。又本案代工內容是「貼標包裝」，無須有專業技能、特殊專長，且本案代工協議第3條又約定「提款卡是不需要有錢的」，被告對此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說明：沒有想那麼多、我與對方有簽立代工協議等語（原審卷第96頁，本院卷第10 7頁），可見被告並非係已有預見本案帳戶要供詐欺集團為詐騙使用而無法取回，遂刻意領光本案帳戶內款項；或是因本案帳戶內沒有錢，自己不會有金錢上之損失，抱持只要提供帳戶資料即可獲取高額報酬之僥倖心態。衡以詐欺集團為取得個人資料，其所使用之欺罔方式係千變萬化，且有一套演練純熟、具說服力之說詞，一般人不免因詐欺集團成員言語相誘而陷於錯誤，採行他人眼中不可思議之處置方式，尚難遽予推論被告必具警覺程度，而對構成犯罪之事實必有預見，依被告當時所接收到對方的資訊係要以被告帳戶先實名制購買材料再拿材料給被告後，此涉及公司財產取得及產品是否可順利給可信之人製作等重要事項，是當對方表示需要帳戶才能購買、給予材料，依被告係想提供勞務獲取工資，復相信對方代工協議內容，以致被告落入詐欺集團所設下之圈套而不自知，是被告在案發當時之判斷能力因受到代工協議內容之影響遂無法察覺異狀及為合乎常理之決定，乃屬人情之常，自不能僅因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致遭詐欺集團作為詐財、洗錢工具之外在客觀事實，即推論認被告對於該詐欺集團為洗錢或詐騙告訴人等財物之犯罪事實必有預見。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檢察官上訴認為原判決未新舊法比較為由提起上訴，因原判決既有上開不當，自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　　　　　　六、退併辦之說明：　　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期間以113年度偵字第671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移送併辦部分(被害人甲○○），因起訴部分既經本院認定被告之犯嫌無從證明，則併辦部分與起訴部分自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非起訴效力之所及，自應退由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表：編號告訴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金額（新臺幣）匯入帳戶證據及出處　1 乙○○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yoxi和泰」工作人員撥打電話向乙○○佯稱：需依指示解除會員扣款云云，使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18時13分許。 40,123元。游志豪申辦之本案帳戶被告偵查之供述、乙○○警詢之指訴、本案帳戶開戶資料與交易明細、乙○○提供之交易明細（偵卷第25-27、29-30、39、59-60頁）

2025-01-17

HLHM-113-上訴-119-202501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117號上訴人即被告鍾曉鳳選任辯護人林國泰律師上訴人即被告甘金生選任辯護人鄭敦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115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鍾曉鳳、甘金生宣告刑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改判如下：㈠鍾曉鳳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㈡甘金生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理　由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鍾曉鳳、甘金生(下稱被告鍾曉　　鳳、甘金生)於審理期間表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　　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2第57至58、61至64頁)，則依現　　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　　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鍾曉鳳、甘金生之宣告刑部分，　　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　　實、證據、所犯法條、沒收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鍾曉鳳部分：　　被告自查獲後即已坦承本案客觀事實，依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及○○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函文，可知花蓮合法土資場非隨時可以進場，被告鍾曉鳳一旦向客戶載運剩餘土石方後，無法立即載運到土資場時就會產生營運上的困難，再考慮到本案地主張聖如讓同案被告徐榮岳、甘金生回填本案被告鍾曉鳳已分類之紅磚、石塊在其窪地上，沒有就本案為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的請求，顯見所造成之損害輕微，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5年以下之重罪，如按最低之刑判決猶屬過重，請依刑法第59規定酌減其刑，及依刑法第57條規定從輕量刑，給予被告鍾曉鳳易科罰金之刑度，及為附條件之緩刑等語。　㈡被告甘金生部分：　　伊受僱於徐榮岳，犯罪情節較輕微，本案載運的磚塊、水泥　　塊等營建混合物，對於環境沒有重大的危害，且符合本案地　　主的需求，現又罹患腦幹中風，請依刑法第59規定酌減其刑，及依刑法第57條規定從輕量刑，給予附條件緩刑之機會等語。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被告鍾曉鳳、甘金生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說明：　　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旨在確保罪刑相當之原則，避免人民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防止人身自由遭受過苛之侵害。倘經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應有上揭減刑規定之適用。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係處1年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責非輕。惟非法清理廢棄物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相同，或有清理有害、有毒事業廢棄物者，或僅清理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者，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各款科處此類型犯罪所設之最低本刑均為1 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於犯罪情節不重之情形，可能失之過苛，故法院非不可依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考量犯罪情狀，以資審認有無憫恕之處而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期使個案之量刑得當，以符公平原則及比例原則。　⒉查被告鍾曉鳳、甘金生固未經許可，任意將本案被告鍾曉鳳已自行分類處理之磚塊、水泥塊等營建混合廢棄物，由被告甘金生以車輛載運移置並傾倒在本案土地上，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其等所為固有非是，然念及本案是因被告鍾曉鳳自客戶處所收回場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雖已依土資場要求已分類完成之磚塊、水泥塊等營建混合廢棄物(下稱本案廢棄物)，因合法土資場○○公司每日處理量及場內暫存容量之限制，無法即時進場收容本案廢棄物(參該公司民國113年 10月22日威文字第113102201號函及附件，本院卷2第23、25 至27頁)，致生本案犯行，雖不可取，但其主觀惡性較諸貪圖私利，不顧環境污染，惡意將未經處理之廢棄物隨地棄置為低，何況被告鍾曉鳳提起上訴後，已認知其行為乃法所不許，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尚見悔意；又被告甘金生僅係受僱於徐榮岳，依指示始為本案犯行。又本案犯行之期間尚短，所載運棄置之廢棄物數量亦非甚鉅。再該等廢棄物亦非具有毒性、危險性之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是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情節尚屬輕微，本案地主張聖如對於本案又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1第191頁)，就本次犯行論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法定最低本刑（即有期徒刑1年），實有情輕法重、過苛之憾，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尚有堪資憫恕之處，本院認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㈡撤銷原判決所處之刑改判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鍾曉鳳、甘金生上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罪證明確，因予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鍾曉鳳就本件犯行，於本院坦承犯行，且被告鍾曉鳳、甘金生均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已如上述，是其等上訴意旨以量刑過重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所處之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期臻適法。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鍾曉鳳知悉徐榮岳、被告甘金生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及廢棄物清除技術員之合格證書，竟圖便利，交由徐榮岳、被告甘金生將本案廢棄物傾倒、掩埋在本案土地上，所為實不足取；惟被告甘金生犯後於原審已坦承犯行，另被告鍾曉鳳於本院審理時也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鍾曉鳳、甘金生間之犯罪目的、情節、分工及所生危害，兼衡本案地主之意見，被告鍾曉鳳、甘金生各自於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被告甘金生現罹有腦幹中風等（原審卷第513頁，本院卷1第 397頁）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附條件緩刑宣告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㈡被告鍾曉鳳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符合宣告緩刑的前提要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鍾曉鳳）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又被告甘金生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於107年9月17日以107年度訴字第190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嗣因109年9月16日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後又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甘金生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經本院衡酌全案情節，被告鍾曉鳳、甘金生均係欠缺法治觀念，短於失慮而觸犯本案犯行，本案廢棄物業經被告鍾曉鳳自行分類處理，並非具有毒性、危險性之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是被告鍾曉鳳、甘金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情節尚屬輕微，且本案地主張聖如對於本案又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1第191頁)，而被告鍾曉鳳、甘金生犯後態度，頗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當知警惕戒慎，其等所受本案刑的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予宣告緩刑2年。　㈢又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定有明文。本院分別審酌上情，認有命被告鍾曉鳳、甘金生依各自之家庭經濟狀況等因素為公益捐款俾使記取教訓的必要，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鍾曉鳳應於本件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被告甘金生應於本件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2萬元。另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受緩刑宣告，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的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的宣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張君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2025-01-17

HLHM-112-上訴-117-2025011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8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葉永超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花易字第1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5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葉永超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貳、檢察官上訴意旨：一、被告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0,000元之代價，將其所申辦之帳戶賣給丁南，為被告所自承之事實，又被告於原審陳稱：其承擔任過日盛證卷營業員、日盛期貨商業員及理財專員等金融業相關職員，則依被告為48歲之成年人之智識經驗，且其曾在金融業服務之工作經歷，其對於販賣帳戶給他人可能會導致該帳戶淪為犯罪之用等情形，應有所知悉及認識，則其主觀上應具有不確定故意。二、丁南業因涉犯詐欺罪，現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　　字第680號案件審理中，則丁南就告訴人林芝安提告詐欺一　　事，是否真如丁南於原審證述之情形相符，仍有待認定釐清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尚有再行審酌之空間，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參、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犯罪之事實，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據　　（按即提出證據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加以說服（按即說　　服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參照），使法院達於確信　　之程度（按即達「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心證程度），始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否則，即　　應諭知被告無罪，由檢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按即結果　　責任），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　　實質舉證責任。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按　　即不自證己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 　　ion】），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　　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　　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　　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照），然僅以證明該　　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　　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　　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　　負擔，而不負說明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　　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肆、經查：　　一、證人丁南為成立公司，以每月1萬元之代價請被告即其大學○ ○擔任掛名負責人，被告因此開立本案之元大帳戶供其使用，成立的公司名稱是元動力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元動力公司），是專門辦活動、演唱會的娛樂公司等情，業據證人丁南於原審結證明確（原審卷第262至268頁）。且元動力公司於民國111年3月23日核准設立，113年3月8日廢止登記，經營項目包括藝文服務業、演藝活動業等，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存卷可稽（原審卷第287至289頁）。是被告於警詢供稱：朋友丁南於111年3月4日告知他要開公司，請我作他公司之人頭（指名義負責人），所以他帶我去元大銀行申辦帳戶，申辦完成我就將元大帳戶之存摺及印章交給丁南，他因此每個月會給我1萬元等語（警卷第4頁）；於本院供稱：我有提供元大帳戶給丁南，我是擔任他創立公司的名義負責人，完全不知道告訴人請丁南購票的過程，因丁南要辦輔仁大學企管系的系友會活動，他說因此需要成立公司，所以我才擔任丁南所成立公司之名義負責人等語（本院卷第66頁），並非虛妄。被告應認識且彼此有相當信賴基礎之友人丁南之邀，以每月1萬元代價擔任丁南設立之元動力公司名義負人，因應元動力公司營運之需求而開立元大帳戶，並交予實際負責人丁南使用，核與事理相符。二、丁南為告訴人之○○，2人原本即認識，本案係告訴人主動拜託丁南購買蔡依林演唱會之門票，告訴人並非第1次找丁南幫忙，此觀告訴人與丁南之Messenger 對話紀錄截圖即明（警卷第39至41頁），核與告訴人及丁南之證述相符（警卷第 11、13頁），原判決亦為相同認定，並詳引該2人之對話內容敘明其認定之理由（原判決第3頁），核無不合。三、告訴人因匯款給丁南後，私訊丁南詢問門票事宜，遲未獲回覆而報案，並對丁南提出詐欺告訴，丁南因此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涉犯詐欺罪嫌，固有該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218號起訴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57至59頁），惟丁南邀被告擔任名義負責人之元動力公司，主要是辦活動、演唱會的娛樂公司，且丁南於上開被起訴之詐欺案件中有提供其匯款購買門票之證明給法院，尚未拿到票，丁南於11 1年12月27或28日就因違反銀行法案件被緝獲並入看守所且禁見，致無法將代購的門票交給告訴人，已幫忙代購門票5 、6年了，因同行有聯絡票等情，業據證人丁南於原審結證明確（原審卷第263至267頁）。且丁南被訴之詐欺案迄未判決，尚未經認定有罪確定，遑論被告同意擔任元動力公司名義負責人，並因此交付元大帳戶給丁南使用，本係基於信任丁南會合法經營公司及使用其交付之帳戶而為，依卷存證據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之犯行，原審業已詳予論述認定之理由，而為無罪諭知，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檢察官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不利被告之證據，仍執前詞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花易字第15號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葉永超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4792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花簡字第2 16號），改行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葉永超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永超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幫助他人財產犯罪之故意，於民國111年3月8日，在臺北市元大商業銀行○○分行，將其所申請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 0000*****168號帳戶(下稱元大帳戶，全帳號詳卷)，以每個月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代價，賣給同案被告丁南（經另移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掛名創立公司，作為犯罪工具使用；緣告訴人林芝安於111年10月13日20時20分許，向丁南聯繫購買蔡依林演唱會門票，於111年10月14日15時2 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段00號OO樓之O，匯款21,600元至元大帳戶內後，嗣因林芝安遲未收到門票，驚覺遭詐騙，乃訴警偵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幫助犯罪嫌等語。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施以助力，給予實行上之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而助成其結果發生者，合先敘明。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自白、丁南及林芝安於警詢中之陳述、元大帳戶之開立人資料及資金往來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申辦元大帳戶，並以每月1萬元之代價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以掛名創立公司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是我朋友丁南告知他要開公司，請我擔任名義負責人並申辦元大帳戶供該公司使用，之前就當過他公司的人頭負責人都沒有出事，不認識林芝安，亦不知丁南將元大帳戶拿去做詐騙使用等語，經查：　(一)元大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並交予丁南使用，嗣林芝安因向丁南購買蔡依林演唱會門票，而匯款21,600元至元大帳戶，丁南卻未交付門票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訊問、審判程序所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4頁，本院卷第170至1 71、200、270至276頁），核與丁南於警詢及本院之陳、證述，及林芝安於警詢之陳述大致相符(警卷第9至15頁，本院卷第262至268頁)，且有元大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警卷第19至22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被告雖於警詢時供稱其以每月1萬元之代價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以掛名創立公司等語，惟掛名為公司之人頭負責人固對於商業交易秩序有不良影響，但仍與公訴意旨所指之詐欺取財有程度上之差異，除非被告已對該公司就是要遂行詐欺等情有所認識，實不得以擔任公司之人頭負責人並提供帳戶即逕認有幫助詐欺之故意存在；而被告稱其之前擔任丁南公司之人頭負責人都沒出事等語，經查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於本案前確無任何前科或遭偵查之紀錄(本院卷第11頁)，益證其所言非虛，是公訴意旨以被告於警詢中坦承有擔任公司人頭負責人即逕認被告於已自白犯罪等語，應屬誤會。　(三)又丁南於警詢時供稱：林芝安是我大學學妹，我沒有詐騙林芝安，我有幫他買票，但我隨即在111年12月27或28日因銀行法案件通緝而遭逮捕，故無法將票交給林芝安等語 (警卷第10至11頁)，復於本院為大致相符之證述，並補稱：我們是成立元動力娛樂有限公司(下稱元動力公司)，是辦活動跟演唱會的公司，自111年3月成立後已辦過3個演唱會，第1場活動是在墾丁，因為同行有聯絡票，所以大家有時候都會請我幫忙搶票，該次除幫林芝安外還有幫3 個人買，總共14張票，我是透過江佳瑀去跟邱瓈寬的公司買，我被抓的隔一天有跟我約定票會下來，但我被抓後就沒有拿到票等語(本院卷第262至267頁)。而林芝安則於警詢時陳稱：我於111年10月13日透過臉書私訊○○丁南，買蔡依林演唱會門票，但我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私訊丁南就遲不回覆，故提起告訴等語(警卷第13頁)，復依林芝安與丁南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可知，林芝安先向丁南表示「○○......我又來了」、「Jolin的票」等語，丁南則回覆「可以」、「我幫你訂1/7號，但他們員購就只有特區喔」等語(警卷第39至41頁)，可知林芝安與丁南之間原即認識，且係林芝安主動拜託丁南透過關係購票，而非丁南主動向林芝安行騙。　(四)查丁南係於111年12月29日入監，有其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85頁)，可知丁南於警詢時稱因於111年12月27或28日遭通緝逮捕入監故無法交付門票予林芝安等語，尚非虛妄，且元大帳戶於111年10月11 日至同年月17日間，均維持1萬元至7萬元不等之餘額，其中尚有註明「9月薪水」、「薪水」等支出，而似屬公司營業用帳戶，而與一般詐欺所用之人頭帳戶，於被害人匯款入內後，為免遭報警凍結而隨即提領一空之常態不符，是丁南是否確有詐欺林芝安之犯行，已屬有疑(丁南所涉詐欺取財部分，經其證稱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見本院卷第265頁)。　(五)況被告於111年3月8日即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且元動力公司於同年月23日即獲核准設立，有該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87頁)，若丁南要將元大帳戶作為詐欺使用，為何遲至同年10月間始為之？且被告既否認丁南有告知將持元大帳戶作為購票詐欺之用，丁南亦於本院證稱：有跟被告說公司是辦演唱會跟活動，但沒跟被告說幫別人買演唱會門票的事情，卷內亦無相關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於111年3月間應允擔任元動力公司之人頭負責人並提供元大帳戶後，復得知或可得而知丁南將於同年10月間持元大帳戶作為購票詐欺之用等情，自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相繩。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有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使用之事實，該行為固或有不當，然就丁南是否確有詐欺林芝安、被告是否有幫助詐欺之故意等，仍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2024-12-31

HLHM-113-上易-78-20241231-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40號上訴人即被告林煒傑選任辯護人胡孟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15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7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林煒傑(下稱被告)表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5、127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本案所涉款項僅新臺幣(下同)幾千元，金額非鉅。況被告於案發後，已深自悔悟，偵審階段始終坦承犯行，竟仍各被科處有期徒刑2月，縱使得易科罰金，也遠超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難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且被告罹患腦瘤，不適合長期監禁，請從輕量刑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判決就2罪之宣告刑及所定之執行刑，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重不當情事：　㈠法院為刑罰裁量時，除應遵守平等原則、保障人權之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以及刑法所規定之責任原則，與各種有關實現刑罰目的與刑事政策之規範外，更必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又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　㈡本件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2罪所為之量刑，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科刑條件，斟酌被告多次竊盜之前案紀錄，素行非佳，仍恣意竊取他人財物，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並未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兼衡被告自陳高職肄業、須扶養未成年子女2名及未婚妻、入間前從事水電工、月收入3萬元、經濟狀況貧寒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 2月(2罪)，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未逾越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無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自無宣告刑過重之情。至被告自稱罹患腦瘤，不適宜長期監禁等語，並非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法院於科刑時應予審酌之事項，自不得持此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至於本案判決確定後，被告之病況是否適宜執行，則應由執行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67條第4款規定依職權辦理，亦與宣告刑之輕重無關。　㈢又原審審酌被告本案2次竊盜犯行，犯罪時間於半年內，犯罪地點、竊盜手段、被害人均相同，及所竊財物價值等情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經核亦未逾越法律規定，且原審酌衡其等責任非難程度，兼衡其人格特性與矯正效益等情，僅酌定被告上揭應執行之刑度，難認有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之情形，並無過重之情。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指宣告刑及執行刑之看法，純屬　　被告個人主觀對法院量刑之期盼與意見，不足以認原審判決　　之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其上訴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四、綜上，被告及其辯護人以原審量刑過重，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HLHM-113-原上易-40-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