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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裁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318號上訴人朱亞慶被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代表人戴邦芳（所長）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理由一、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由江澍人變更為戴邦芳，業經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3至34頁），應予准許。二、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與文德二路交叉路段（下稱系爭路段）時，經民眾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系爭車輛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舉發機關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488084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8月25日前，並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於112年7月21日提出申訴，經被上訴人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定上訴人確有上述違規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2條之規定，以113年1月29日北市監基裁字第25-DG488084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元。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法院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四、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都看不清楚。況當時夏天陽光普照，因檢舉影片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無法拍攝系爭車輛右轉時右轉燈光閃爍情形，而拍攝角度在系爭車輛左後方，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因此檢舉影片有重大瑕疵，故無證據能力及證明能力。從而，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規之證據。實則，上訴人在停等紅燈待轉時即有顯示右轉方向燈，檢舉影片在上訴人進入右彎道時有拍攝到一點點方向燈，足以證實上訴人有打方向燈，聲請開言詞辯論等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㈠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125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89 條第1項本文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是以，依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及證據，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然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之真偽，及認定事實所需之證據，是否已足以為事實之判斷，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因此，是否尚有調查證據之必要，事實審法院自得依個案之情形予以裁量，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檢舉影片翻拍之照片(原審卷第47至48頁) 等事證，認定上訴人於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在系爭路段，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而有違反道交條例第42條之情事，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法院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有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故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規之證據等語。惟查：　1.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 款規定：「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第102條第1項第4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但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30公尺處，換入慢車道。」第109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應依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一、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二、左（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方向燈光；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三、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道交條例第42條規定：「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1,20 0元以上3,600元以下。」可知，車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30公尺前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以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表示，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藉以達成有效維護交通秩序及保障交通安全之目的。　2.原審法院業已論明：上訴人主張當時確實有打右側方向燈，然觀之檢舉影片翻拍照片（見原審卷第47至48頁），上訴人行經系爭路段時，其行向為右轉，依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款、第102條第1項第4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系爭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然依據檢舉影像翻拍照片，自錄影時間16：30：23至16：30：26時，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顯已違反前開安全規則，進而導致有道交條例第42條之違章，是其主張其顯示右轉方向燈乙節，顯非可採。上訴人之主張並不得作為其免罰之依據，原處分裁處上訴人1,200元罰鍰，經核並無違誤等語綦詳。　　3.再查，民眾提出檢舉並未執行公權力，檢舉人亦非屬於主管機關內部之協助執法人員，僅屬民眾自行蒐集證據資料向主管機關舉報(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交上統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件上訴人之違規行為係經民眾檢具以行車紀錄器之科學儀器取得之違規證據予以檢舉，舉發機關對於民眾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而依法舉發，並將本件檢舉影片翻拍成照片，則原審據此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系爭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等情，已如上述，自無上訴人所述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等情事，上訴人憑其個人主觀認知，執詞主張檢舉影片不具證據能力、證明能力云云，實不足採。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針對調查證據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暨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等情，業已詳細說明，並無違背法令情形。上訴人仍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審判長法官　侯志融法官　張瑜鳳法官　傅伊君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方信琇

2025-03-27

TPBA-113-交上-318-20250327-1

交上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交通裁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91號上訴人郭品成被上訴人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代表人黃士哲（處長）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215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由一、事實概要：　　上訴人於民國113年4月27日上午9時1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市○○區○○○ 路○段（下稱系爭違規路段）西向往板橋行駛，行經該路段0 91159號燈桿（往板橋）處，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以設置該處之非固定式雷達測速儀測得行車時速62公里，超過該路段速限每小時50公里，舉發機關認上訴人涉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 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而製單舉發。經申訴查復程序後，被上訴人仍認上訴人違規事實明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113年7月26日中市裁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元。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以114年1月13日113年度交字第215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上訴人猶未甘服而提起本件上訴。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照交通部103年11月27日交路字第0000000000號函、交通部 106年2月20日交路字第0000000000號函，或是最高法院112 年4月24日112年度大字第1號裁定，均有應以警示牌設置位置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之距離為判斷依據。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55條之2第2項載明一般道路應於10 0公尺至300公尺前設置警52號誌。第137條第1項載明，告示牌，用以現有標誌「無法充分說明或指示」時，同條第2項第1款提及為黃底黑字黑邊之警告性質告示牌，但顯然警52 號誌已有明確規範，且已實施上路餘年，顯已表示黃底黑字告示牌已無法做為取締標準。　㈡系爭違規路段共有4組燈桿，依序為091037(為超速發生地)-> 091159(為警方測速器放置位置)->091152(只有「最高限速5 0公里」、「黃底黑字告示牌」）->091148(同時有「最高限速50公里」、「警52」告示牌），被上訴人提供資料之168 公尺為091159至091152，但卻試圖以168公尺前有提醒，提醒有警52號誌但不同處來混淆，上訴人重回違規路段輔以Go ogle地圖粗略測量此二處應相距超過300公尺，且091159至0 91148燈桿已相隔11號，主幹道路燈設置通常為28至35公尺左右，明顯不可能只有168公尺，且系爭機車所在為第三車道約30至40公尺，原判決適用法規有所不當等語。並聲明： ①原判決廢棄。②原處分（上訴狀誤載為原裁決）撤銷。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本院的判斷：　㈠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是行政法院認定事實應憑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如未說明所憑證據足供證明事實之心證理由，或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摒棄不採，又未說明不採之理由，其判決即屬同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當然違背法令。又審理事實之法院，其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凡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種直接及間接證據，本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得其心證，而為事實之判斷，始稱適法。再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 133條所規定行政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法院在對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遵守兩項要求，一是「訴訟資料之完整性」，二是「訴訟資料之正確掌握」。前者乃所有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都必須用於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亦即法院負有審酌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明理由，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㈡原判決認定原處分於法有據，係以「本件於新北市中和區環河西路3段091159號燈桿處（往板橋方向），以雷射測速儀取締超速違規，距離091148號燈桿處之「警52」告示牌面約 168公尺，再加上距離系爭機車所在之第3車道約30至40公尺，是告示牌設置位置與該超速行為發生地點總長距離至多約為208公尺，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從而，被上訴人綜合上開事證，認上訴人於前揭時、地，因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及故意，以原處分裁罰上訴人，即屬合法有據。」等（原判決第4頁第1行至第9行），固非無據。　㈢本院查：　　⒈上訴人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主要在爭執其違規地點（系爭路段091037號燈桿處）距離「測速取締標誌」警52標誌約為350公尺，已經超過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對於前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規定。按依前揭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之舉發程序要件，執法機關對於汽車駕駛人之違反速限行為，以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予以舉發，應以「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與「警告標誌（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是否位於該條項規定之距離範圍內資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大字第1號裁定已經闡釋甚明，是本件就上訴人所爭執之舉發是否符合上開程序要件，自應查明。　　⒉原審就此爭點，曾以113年9月27日院東申股113交2158字第 0000000000號函（原審卷第101頁）向舉發機關函詢①本件「警示牌（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②「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即違規人因超速遭攝影取締之實際地點）」、③「取締執法地點（即雷達測速儀架設地點）」間之相對距離。經舉發機關以113年10月14日新北警中交字第000 0000000號函（下稱113年10月14日函）復略以：「經查本分局員警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告測速照相執法地點，於 ○○市○○區○○○路○段091159號燈桿處（往板橋方向），執行車輛超速違規取締勤務，於前方『168公尺處第091148號燈桿』設置有限速50公里超速警示告示立牌，清楚可供用路人辨識。……」、「測速執法設備相對位置及拍攝違規行為距離等資料如下：㈠警示牌面位置於前方168公尺處第0911 48號燈桿設置有限速50公里超速警示告示立牌，清楚可供用路人辨識。㈡取締執法地點為091159號燈桿處（往板橋方向），執行車輛超速違規取締勤務。㈢雷達測速儀可拍攝違規行為人最大距離，係以最靠近設備為第一車道約10 -20公尺、第二車道為20-30公尺、第三車道為30-40公尺。據採證照片顯示，違規人地點係第三車道。……」等情（原審卷第105頁、第106頁）。對照原審上述判決要旨，可見係依舉發機關113年10月14日函說明作為判斷違規地點與警示牌距離之主要依據。　　⒊然：　　　⑴上訴人不服舉發提出申訴後，舉發機關對被上訴人之113 年6月14日新北警中交字第0000000000號查復函（原審卷第83頁至第91頁，下稱113年6月14日函），則說明「經查本分局員警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告測速照相執法地點，○○市○○區○○○路○段091159號燈桿處（往板橋方向），執行車輛超速違規取締勤務，於前方『210公尺處第 091152號燈桿』設置有限速50公里超速警示告示立牌，清楚可供用路人辨識。……」等語，其中「限速50公里超速警示告示立牌」係何燈桿，距離上訴人違規地點為何，與上揭113年10月14日函已有出入。　　　⑵觀諸原審卷內系爭違規路段相關照片，共有3個主要對照地點：①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的圓形「限5」標誌、與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的三角形「警52」標誌上下並立燈桿（091148，下稱1148燈桿，參原審卷第137頁）；② 被上訴人陳稱雷達測速儀設置所在之091159燈桿（下稱 1159燈桿，參原審卷第139頁）；另有③圓形「限5」標誌與書寫「前有測速照相」文字之方形警告性質告示牌並立燈桿（參原審卷第85頁、第107頁、第138頁，前述照片所示應均為同一燈桿，亦均無法辨識該燈桿編號）。前述無法辨識編號之燈桿是否即為舉發機關113年6月 14日函所稱之「第091152號燈桿（下稱1152燈桿）」，尚無明確資料可為判斷。　　　⑶參以舉發機關113年10月14日函檢附資料中，該無法辨識編號燈桿之照片係與Google地圖標示搭配（原審卷第13 8頁），並註明「告示牌於Google Map上位置」、「該告示牌位置距離實際測速擺放距離168.36公尺，符合10 0-300公尺之規定」，似指該無法辨識編號之燈桿距離「實際測速擺放」（按應指雷達測速儀所在之1159燈桿）約為168公尺。然此與113年10月14函說明所載距離16 8公尺者為「1148燈桿」乃生差異。　　　⑷此外，113年6月14日函檢附資料中有員警實地進行測距之照片（原審卷第86頁、第87頁），註記文字為「警示告示立牌091152號燈桿處至測速器091159號燈桿處距離約210公尺」，對照第85頁照片顯示無法辨識編號之燈桿，該函所稱之1152燈桿似即指圓形「限5」與方形警告性質告示牌並立之燈桿而言。惟在此，該燈桿與雷達測速儀所在之1159燈桿距離為210公尺，與上述113年10 月14日函所載無法辨識編號之燈桿與1159燈桿距離168 公尺又有不同。　　⒋基於前開說明，卷內舉發機關函文暨檢附照片，彼此間相互衝突矛盾，難以作為認定事實基礎，遑論判定系爭之「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與「警告標誌（測速取締標誌即警52標誌）設置位置」距離是否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 3項規定。原審逕以舉發機關113年10月14日函之說明為據，認定原處分並無違誤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容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五、綜上所述，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所執理由雖仍待查明，惟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且事實尚有未明，影響裁判之結果，仍應認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尚未臻明確，猶待原審再為調查審認，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3 6條、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官　蕭忠仁　　　法官　許麗華　　　法官　吳坤芳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書記官何閣梅

2025-03-27

TPBA-114-交上-91-20250327-1

消債職聲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聲請免責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86號聲請人即債務人　王貞惠　　住○○市○○區○○路00○0號5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代　理　人　林易玫律師相對人即債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權人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國呈　　　　　　　　　　　　　住屏東縣○○市○○街0號　　　　　相對人即債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20樓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李建昌　　　　　　　　　　　　　住○○市○○區○○路○段00號21樓　相對人即債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號9樓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住同上　　代　理　人　張修齊　　住○○市○○區○○○路000號2樓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債務人王貞惠應予免責。理由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 條定有明文。而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 3 條、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二、經查：　㈠債務人於民國111年12月5日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 11年度司消債調字第535號受理，於112年1月10日調解不成立，於同日聲請更生，復於112年4月20日改聲請清算程序，本院於112年11月8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9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新臺幣（下同）7,58 7,469元，於113年10月7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62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宗無訛。　㈡消債條例第133條　1.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　2.債務人於112年11月8日開始清算後之情形　在早餐店工作，每月工作收入約18,000元，租金補助3,600 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12,000多元，尚有餘額等情，經其陳明在卷（本案卷第87頁），並有在職證明書(本案卷第65頁) 、存摺封面及交易明細(本案卷第75-83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案卷第41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27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29頁)在卷可稽。　3.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109年12月至111年11月）之情形　⑴受雇曾貂云於各工地之福利社任職，109年12月至110年12月每月收入約22,000元至28,000元不等(因無礙結論，暫以28, 000元計算)，111年1月至3月因疫情休息而無收入，111年4 月至11月每月收入27,000元。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保單於111年6月30日解約，以支票領回272,069元解約金；於110年6月30日、111 年6月30日各領取生存保險金美元300元、美元300元(均約略以匯率30元計算，而為新臺幣9,000元)；於110年7月9日領取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000元；每月領取租金補助3,200 元，111年1月起調為每月領取3,600元。　⑵上開情節，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調卷第11至12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更卷第127-128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更卷第51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更卷第49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更卷第5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更卷第61頁）、存簿（更卷第141-14 4頁）、在職證明（調卷第37頁）、收入切結書（更卷第131 頁、清卷第145-147頁）等在卷可稽。是其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可處分所得合計為961,269元（計算式詳附件）。　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清債條例第64 條之2第1項）。其主張每月支出19,782元（包含每月分擔之房屋租金8,800元，調卷第11-12頁），並提出租賃契約（調卷第41至48頁）為證。而109年度至111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依序為15,719元、16,009元、17,303元，其主張金額逾此範圍，並未舉證，並非可採，仍以前開基準計算，合計二年之結果為398,160元（計算式詳附件）。　⑷從而，債務人於聲請前二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合計為961,269元，扣除個人必要生活費用398,160元，尚有餘額563,109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7,587,469元（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143頁），高於該餘額563,109元，因此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㈢消債條例第134條　1.債權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張債務人於112年5 月22日對於被繼承人黃春美拋棄繼承，違反消債條例第100 條，使清算財團蒙受重大損失，核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就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為不利益處分之行為，而有不免責之事由(本案卷第43頁)。經查，債務人於112年5月22日具狀向法院表示拋棄繼承(被繼承人黃春美)，有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通知在卷可參(清卷第87頁)，應受限消債條例第 100條聲請清算後不得拋棄繼承之規定，因此於清算執行程序經司法事務官行使撤銷權並命第三人檢送案款至本院，合計已提供5,906,690元(3,200,000＋2,706,690)供債權人分配，有本院通知、分配表在卷可稽(司執消債清卷一第393、39 4頁、卷二第143頁)，大於母親遺產總額12,113,880元扣除喪葬費用360,000元，再由債務人與兄長平分後之數額5,876 ,940元【(12,113,880－360,000)÷2＝5,876,940】，亦有資產表(司執消債清卷一第307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函（清卷第97-100頁）可佐，債權人既受有分配未受損害，不符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之規定。　2.此外，各債權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且經本院職權調查結果，尚無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事。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所定不予免責情事，應為免責之裁定，因此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陳美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書記官黃翔彬

2025-03-27

KSDV-113-消債職聲免-186-20250327-1

桃簡

桃園簡易庭

分割共有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桃簡字第2030號原告魏乘燈訴訟代理人陳萬發律師上列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30日內，具狀補正依法令應為被告胡鵬展續行訴訟之人，或被告胡鵬展之遺產管理人姓名、住所或居所，如為法人、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併應提出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裁定或原告已向法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證明文件，如逾期未為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另按遺產未分割前，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又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於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情形（最高法院民國28年上字第2199號、42年台上字第318號判例意旨參照），從而，分割共有物之訴，自須共有人全體參與訴訟，即共同訴訟人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被訴，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如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法院即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又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程度如何，均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同法168、175、1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再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復按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此觀民法第1176條第6項、第117 7條、1178條第2項自明。三、經查，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4日具狀訴請被告胡鵬展等人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然胡鵬展於原告起訴後之113年3月10 日即死亡，又查胡鵬展之繼承人全數皆已依法拋棄繼承權，此有本院職權以全國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胡鵬展與其親屬間的個人基本資料、親等關聯（二親等）以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個資卷）。爰依前揭規定，定期命原告補正如主文所示之事項，如逾期未為補正，即駁回原告本件起訴。四、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裁定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2025-03-27

TYEV-111-桃簡-2030-20250327-3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92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5005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呂幸玲、劉宗慶被告黃月蓮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同年9月4日第二審判決（112 年度金上訴字第372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652號；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45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1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①原審112年度金上訴字第37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Ⅰ）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黃月蓮加入真實姓名不詳自稱「余建國」、「將軍」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後，由自稱「張欽奈」之人對泰温年詐欺，致泰温年陷於錯誤，於民國110年9月28日將新臺幣（下同）10萬元匯入被告中華郵政左營菜公郵局00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旋由被告依「余建國」之指示，於同日上午9時21分許提領上開詐騙款項購買「比特幣」轉帳予「將軍」等情，因認被告涉犯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嫌。②原審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4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Ⅱ）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予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振發」等人所組成詐欺集團成員，用以詐欺雷小紅致陷於錯誤，而於110年9月29日臨櫃擬匯款41萬5,912元進入系爭帳戶時為行員勸阻等情，因認被告涉犯幫助普通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嫌。惟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能證明被告有上揭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各該判決，分別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二、惟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有利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均應詳為調查，並依經驗、論理及其他相關證據法則以定其取捨，不得偏執有利或不利之一端，並應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加以說明。倘證據雖已調查，然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並未調查釐清，亦未於理由內加以論敘說明，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而無從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苟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刑法第13條第2 項所規定不確定故意，與同法第14條第2項所規定有認識過失之區別，在於犯罪實現「意欲」要素之有無，前者規定為「不違背本意」，後者則規定為「確信不發生」。且對照同法第13條第1項將確定故意之意欲要素規定為「有意」以觀，「有意」與「不違背本意」，僅係分別從正面肯定與反面否定之方式，描述行為人意欲程度高低而已，二者均蘊含一定目標傾向性之動機本質則無不同。而「意欲」要素之存否，並非祇係單純心理事實之審認，而係兼從法律意義或規範化觀點之判斷。行為人預見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但為了其所追求目標之實現，猶執意實行構成要件行為者，無非係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漠然以對而予以容任，如此即意味著犯罪之實現未必為行為人所喜或須恰其願想。再行為人「意欲」存否之判斷，對於構成犯罪事實發生之「不違背本意」與「確信不發生」呈現互為消長之反向關聯性，亦即有認識過失之否定，可為不確定故意之情況表徵。析言之，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於客觀上無防免之作為，主觀上欠缺合理基礎之不切實設想，或心存僥倖地相信犯罪事實不會發生，皆不足憑以認為係屬犯罪事實不發生之確信。是除行為人就構成犯罪事實不至於發生之確信，顯有所本且非覬倖於偶然，而屬有認識過失之情形外，行為人聲稱其相信構成犯罪之事實不會發生，或其不願想或不樂見犯罪事實之發生者，亦不問其動機為何，並不妨礙不確定故意之成立。三、經查：　　㈠、原判決Ⅰ依憑被告並不爭執被訴之客觀行為與結果，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泰温年證述之受害情節相符，且有卷內LINE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明細截圖、匯款申請書回條、系爭帳戶歷史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可稽，固堪認被告有被訴之客觀事實，惟敘明其理由略以：被告供述「將軍」於110年9月26日以 LINE暱稱「劉陳（三朵花圖案）」及「Liu chenhan（劉陳涵）」與被告聯絡，告稱近期會有款項匯入被告之系爭帳戶，並指示被告提領後購買「比特幣」轉入指定電子錢包等語。而被告於同年9月27日透過LINE與「將軍」以「劉陳（三朵花圖案）」間之對話紀錄顯示，被告對「將軍」陳稱：「您臺灣經理人的電話必須給我，因為他是匯款人，我必須確認無誤，這攸關法律刑責」、「我怕有法律刑責問題，想確認」、「您的臺灣經理名字叫鐘逢基嗎？」、「我只是想確認無誤，避免日後有法律刑責」、「我打過電話，沒有這個鐘先生喔」、「可以讓我和經理通電話嗎」等語；「將軍」回稱：「我已經告訴過你，不要再問我這些」、「你必須保持聰明，當你出去取錢，如果你被問及你取款的原因，你可以很容易地說，你是用它來支付帳單」等語，因認被告自系爭帳戶提領款項，用以購買「比特幣」轉帳予「將軍」等情，主觀上雖有違法責任之認知，然從被告並未獲得報酬以觀，足見其因深陷於「愛情詐欺」之中，相信「將軍」不會對其詐欺，據而認定被告就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罪事實之發生，並無在所不惜之不確定故意等旨。果爾，被告於11 0年9月27日就其若依「將軍」指示行事所為，即有違法責任之認知，則何以猶於翌（28）日提領系爭帳戶內之泰温年匯入之款項後，換購「比特幣」轉帳予「將軍」？縱令被告深陷於所謂之「愛情詐欺」中，然其辯稱相信「將軍」不會對其詐欺云云，究本於何等之合理基礎，足使其確信犯罪之事實不會發生？若其僅無來由地相信不至於遭詐欺，祇為追求其想像中之愛情，則其就犯罪事實之發生，有無在所不惜之容任心理？以上重要疑點，與被告對於其被訴犯行，於主觀上已有預見之認知外，是否兼有不違背其本意之意欲攸關，為發現真實，猶有詳查究明之必要。原審對於上述疑點未予調查釐清，並於判決理由內剖析論敘明白，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㈡、原判決Ⅱ依憑證人即告訴人雷小紅證述之受害指訴，及上揭共通之證據資料，復斟酌被告於110年9月26日透過LINE與「將軍」以「劉陳（三朵花圖案）」間之對話紀錄顯示，被告對「將軍」陳稱：「我想知道您經理人的電話」、「我中午和比特幣公司聯繫過了，她們說現在要買比特幣要先登記喔，不是我的資產，為何要我的證件辦理呢」；嗣於翌（27）日對「將軍」陳稱：「我不懂您的意思，什麼貨，你們在賣什麼貨品呢」、「請問將軍，不能從退休金扣除嗎」；復於再翌（28）日對「將軍」陳稱：「讓我輾轉難眠一整夜，深思熟慮結果，我決定了，我不想給自己找麻煩，請不要再匯款到我的帳戶了」等語，「將軍」則回應：「我也很想你，但我很擔心我真的需要回來和你在一起」、「親愛的……我很擔心，因為我不想有任何會傷害這段關係的事情」等語，敘明略以：行為人若因受詐騙而陷入謬誤之信任，非得逕列入刑事處罰之列，觀諸被告與「將軍」上開之互動過程，足見被告流露出無知之疑惑與擔憂，及對於「將軍」情感依附之高度期待，因而願意無償幫助「將軍」之心意，與貪圖報酬而犯罪之情形不同，實難認被告對於其所為構成詐欺及洗錢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遑論基此認識進而有不違背本意等旨。若然，被告初自110年9月26日起，既已迭次質疑「將軍」要求其依所指示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則被告所辯其誤入所謂之愛情陷阱，並無犯罪之預見及容任發生之意思云云，是否合於卷內事證，顯非無疑，原判決Ⅱ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論斷，容有商榷之餘地。又原判決Ⅱ依憑被告於同年月28日對「將軍」陳稱略以：「讓我輾轉難眠一整夜，深思熟慮結果，我決定了，我不想給自己找麻煩，請不要再匯款到我的帳戶了」等語，似認定被告迨於此時始知悉其被牽扯並覺醒勿再涉入犯罪。然卷查被告供承：系爭帳戶於110年9月29日、翌（ 30）日，有黃靖雯、不詳之人分別匯入10萬5,000元、6萬元及10萬元，伊先後於同年月29日、同年月30日及同年10月1 日提領後換購成「比特幣」轉入「將軍」所指定之電子錢包等語，且有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清單及比特幣提現詳情交易明細截圖可稽（見警卷第15、52至53及56頁）。上述卷證倘若無誤，設若被告直至同年9月28日才醒悟，被告此後何以卻復提領不詳來源之款項換購成「比特幣」轉入「將軍」所指定之電子錢包？被告被訴提供系爭帳戶予「吳振發」等詐欺集團成員，用以詐欺雷小紅致陷於錯誤，而於同年9月29 日臨櫃擬匯款進入系爭帳戶時，被告是否仍具有犯罪意思？事實未臻明瞭。上述疑點與被告所為是否成罪攸關，允有調查釐清之必要，原審未予詳查究明並於判決理由內析論說明，遽諭知被告無罪，尚嫌速斷，同難謂無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四、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Ⅰ、Ⅱ前揭違誤影響於事實之認定，本院無從據以自行判決，應認原判決Ⅰ、Ⅱ關於被告被訴（幫助）一般洗錢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被告被訴（幫助）普通詐欺取財部分，原雖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然因公訴人認此與上開發回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3-台上-5005-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82號上訴人吳松麟選任辯護人游明仁律師上訴人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原名吳姍融）彭金源上六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邱翊庭律師上訴人詹益宏張華偉（原名張朝勝）張克勇陳坤宏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7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37264號、106 年度偵字第5144、10304、21015、23870、27727、331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及關於張華偉有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即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及關於上訴人張華偉有罪)部分：壹、本件原判決包括當事人欄記載上訴人即被告張華偉、張克勇、陳坤宏之原審法院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01.1，及記載其餘上訴人之原審法院同一案號01.2等共計2份判決書，下依序稱原判決甲、原判決乙，合先敘明(原判決甲、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貳、張華偉有罪部分一、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張華偉有原判決甲事實欄二、三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固非無見。二、惟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而兼具共同行為決意與共同行為實行者，固屬共同正犯，倘其所參與者並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則其究係本於共同犯罪之行為決意而參與，該當共同正犯之罪責，或係本於幫助之意思暨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而參與，對於正犯資以助力，僅應論以幫助犯，兩者之間同有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外觀，由於其客觀行為本身不足以表徵其違法性與罪責，倘論其共同正犯，則於訴訟上應經嚴格證明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足以認定其雖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透過其他正犯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其他正犯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唯其如此，使其同受其他正犯之行為歸責，始無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且罪責相當。經查，原判決甲並未認定張華偉有參與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或加重詐欺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僅以共犯周瑞慶(經判處罪刑確定)為億圓富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圓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億圓富控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建構億圓富集團，並直接或部分透過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若慧（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等人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詳如原判決甲附表十三㈠編號11(1)，附表十三㈡編號001(1)、003(1)、005(1)，附表十三㈢編號13、15、17至26、28、附表十三㈣編號2(1)、3至23所示），及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金德(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曾改名為「陳子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登記於董事名單，以便周瑞慶對外自稱「陳子龍」，另周瑞慶又與共犯張辰鐘(通緝中)、吳丞豐（經判處罪刑確定，下或稱周瑞慶等人）推由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黃姜隆(現名黃文宏，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改名與上櫃公司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黃文宏」同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且委由張華偉按月轉交現金酬款給予部分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等，為張華偉之行為內容，並未記載其有何參與或分擔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等構成要件行為，則就張華偉與周瑞慶如何就前揭犯行具有共同犯罪行為之決意，即應經嚴格證明。原判決甲依憑張華偉偵、審不利於己之供述，為認定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而論以共同正犯之主要理由。惟張華偉所為認罪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認定其主觀上至少已認識其依周瑞慶之指示商請陳金德、黃姜隆等人改名並擔任各公司名義負責人，係周瑞慶等人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之重要環節，且就相關不法犯行之主要內涵非無概略之認識，猶仍為之，然是否已足以進一步認定其就周瑞慶等人之全部犯罪事實均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相關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據以令其就周瑞慶等所為全部犯行負責之知與欲？抑或僅具幫助之犯意？亦非無研求餘地。原審未調查明白，復未於理由說明所憑依據，遽認張華偉應對周瑞慶等人之犯罪事實負全部責任，非惟證據調查未盡，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關於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法院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上訴。二、本件原判決乙撤銷第一審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下稱吳松麟等8人 )部分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各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詳後述），並諭知沒收、追徵相關犯罪所得。其中關於諭知吳松麟等8 人上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部分，固非無見。三、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又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再因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不易，刑法第38 條之2第1項明定法院就須依法沒收之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亦即，犯罪所得均應予沒收，若認定尚非顯有困難時，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審認其範圍與價額，如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援用估算之規定，得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估算推計之依據，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然為免估算流於裁判者之恣意，仍須立於與該不法利得相關聯且業經確認之事實基礎上，依吾人日常生活之一般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相關專業領域之特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謹守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儘可能為與事實相符之推算；於訴訟程序上，尤應恪遵正當程序公開、透明之要求，適時讓當事人知悉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俾保障其資訊請求權與意見陳述權等訴訟上聽審權。原判決乙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所得之認定顯有困難，依據如原判決乙附表(下稱附表)二十五㈠所示估算認定（原判決乙第6 1頁第18至21行，詳如附表二十五㈠「犯罪所得」欄所載），其估算基礎或以億圓富集團匯入其相關帳戶之明細所示總額為認定依據（吳並修），或以所陳單一月份領受億圓富集團發給之總金額(金額基礎)為據，並依犯罪期間(期間基礎)之總月份估算其總額（文智和、蔡銘洪、詹益宏、彭金源），或以所陳每月薪資及所招攬之投資單位數，依獎金規則(金額基礎)估算犯罪期間(期間基礎)所獲之薪資及獎金總額（吳松麟、陳東豐、吳姍筠）而各有不同。原判決乙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係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期間為據。惟詹益宏、彭金源部分，均依其供述認定係次月領取本月獎金而得單一月份之金額基礎，果若無訛，既採其關於獎金均次月發放之供述，卻未於計算期間基礎時扣除任職首月之獎金，亦未敘明其估算之理由。又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等8 人犯罪期間之終期，係依億圓富集團投資人之最後一筆入金即民國106年1月30日為止(見附表十一編號50李美淑，原判決乙附表第152頁)，據以擴張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起訴書所載本案犯罪期間係至105年12月13日即億圓富集團遭搜索為止)，然犯罪期間與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究係二事，依卷附文智和、詹益宏、陳東豐、吳並修、吳姍筠用以收受億圓富款項之相關帳戶交易明細，106年1月間已無億圓富集團之款項入帳(分見106金重訴2卷㈣第266、279、294、387至391 頁)，且億圓富集團既於105年12月13日已遭警搜索，則於當月是否仍如常發放薪資、獎金，並非不易調查。原判決乙關於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之始、終，未予詳查，亦未為必要之說明，逕各依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始月至106年 1月30日為估算之期間基礎，已難謂有據。再稽諸原審113年 3月7日審判筆錄，審判長於就被訴事實訊問吳松麟等8人後，諭知本案調查證據完畢，請當事人及辯護人就事實、法律及科刑部分辯論，並未適時讓吳松麟等8人知悉此部分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並予吳松麟等8人及辯護人就估算方法表示意見及辯護之機會（見原審卷23第999至109 2頁），致其等無從就金額基礎另舉出事實依據，或提出有何具體事證證明其實際數額而無估算必要，或究明按所陳特定月份所得總額估算有無高估而違反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關於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訴訟上權益之保障，已欠周延，難認適法。肆、以上或為張華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判決甲、乙分別有前述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張華偉有罪部分，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個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範圍之事實認定，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甲張華偉有罪部分、原判決乙前揭該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均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張華偉所犯與前揭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具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103年4月3日至6月19日，就同一投資人未跨越同年月20日者），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所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然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此外，為被告之利益而撤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於共同被告，刑事訴訟法第402條定有明文。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關於其估算基礎、程序，同有瑕疵，其上訴理由雖未指摘及此，其利益仍應及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開部分既經撤銷，吳松麟該部分亦屬不可維持，應併予撤銷發回更審。乙、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罪刑及上訴人張克勇、陳坤宏)部分：壹、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關於原判決罪刑之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吳松麟等8人有原判決乙事實欄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渠等不當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俱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據以計算所涉吸金規模之犯罪期間：　⒈文智和部分：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自102年10月起至106 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模，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未予詳查，敘明所憑依據，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⒉陳東豐部分：伊於104年3月31日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方案，104年12月因周瑞慶邀請而於說明會前半段擔任講師，迄105年3月經周瑞慶宣布為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之業務執行長，原判決乙卻自103年10月2日起算其吸金之金額與規模，除與附表十三㈠有關其任職期間為104年12月間之記載相互矛盾，復錯誤計入伊僅單純為投資人之期間即104年3月31 日至104年12月間，就伊所涉吸金規模之事實認定未詳為調查、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自104年12月起至105年12月間擔任社團法人台灣廣德長青關懷慈善協會（下或稱廣德協會）秘書長，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係103年10月起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與事實不符，並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⒋蔡銘洪部分：附表十三㈠編號7記載伊係自102年起迄104年底擔任億圓富集團業務處經理，且自103年3月間才開始投資，原判決乙卻認定伊犯罪期間為102年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⒌吳姍筠部分：原判決乙認定其犯罪期間為104年5月至106年1 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所涉吸金規模，與原判決乙附表十三㈠編號8有關其係104年5、6月間起擔任億圓富集團花蓮分公司業務副總經理(業務副總經理下均稱副總)之記載、伊自104年6月起任職之事實均不相符，就其犯罪期間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⒍彭金源部分：伊104年9月3日始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104年11月受周瑞慶邀請擔任億圓富集團基隆分公司副總，自同年12月起始就職，原判決乙卻自104年4月7日起算其吸金金額規模，與附表十三㈠編號9記載其任職期間自104年1 1月間起相互矛盾，復計入104年9至11月其擔任副總前之期間，就此事實未詳查審認，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⒎吳松麟部分：附表一㈠編號1記載，伊參與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期間係103年3月18日至106年1月30日止，吸金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億2349萬8000元，事實欄則認定吸金金額為38億708萬8000元，金額並不一致，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原判決乙認定渠等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有誤，復未依刑法第3 1條第1項論以共同正犯並依該條項但書規定減刑，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部分：　⒈文智和部分：伊並非億圓富集團公司負責人，係因於102年10 月間結識周瑞慶，以該公司前景可期而投資，因較早投資億圓富集團2000萬元以上金額，復招攬之鄭定國亦投資千萬餘元，始經周瑞慶邀約擔任臺北分公司副總，迄103年7月即因張辰鐘、陳勝發亦升任副總而無實權，104年後亦甚少過問公司事務，惟因張辰鐘、陳勝發之業績與獎金累計於其名下，致其業績數額較高。伊加入該公司時，相關投資方案、獎金與人事制度等均經周瑞慶規劃完成，伊就吸金方案、人事聘用、行政流程組織規則均無支配或決策權，均由周瑞慶、吳丞豐統籌，其業績獎金相較於「處經理」，僅在當月業績突破500或1000萬元時，得額外領取業績達標獎金6萬元等語。 ⒉陳東豐部分：伊僅於104年12月至105年3月間應聘擔任億圓富集團講師講授總體經濟與財經趨勢相關課程，縱提及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亦係因受邀始為其美言之常情，講授畢始由副總接續招攬投資，只有協助而不負責業務招攬，所謂「業務執行長」亦僅掛名，未曾規劃投資吸金方案，亦無經營管理或決策之權責，未曾招攬投資人或因此收受業績獎金，其自身亦投資億圓富集團1,710萬元，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於104年12月至次年12月間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廣德協會秘書長，綜理該協會除人事、會計以外之服務會員相關職務，對於投資吸金方案、人事聘用、人事與組織等並無決策、指揮權限。雖擔任講師對會員解說A1投資方案，然僅領取固定薪資並直接招攬少數投資人，並只於此範圍內與周瑞慶有犯意聯絡。 ⒋蔡銘洪部分：伊102年底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擔任行政經理並於103年3月投資T1方案，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固曾參與核心幹部會議，但只負責在會議時負責引言介紹各地區副總上台，其招攬T3系統方案僅44單位，A1系統方案僅36單位，並依招攬金額之千分之2計算獲取有限之佣金，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⒌吳姍筠部分：伊於104年5月間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進而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6月間擔任該公司花蓮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伊招攬投資可得獎金與「處經理」層級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伊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55萬元，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⒍彭金源部分：伊於104年9月因投資億圓富集團而結識周瑞慶，並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12月起擔任該公司基隆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責，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招攬投資可得佣金與「處經理」層級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所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20萬元，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⒎吳松麟部分：依周瑞慶、吳丞豐所證，伊「總顧問」名片並非億圓富集團印製，該職銜僅係虛名，與具副總職銜之同案被告均經周瑞慶認定有相當業務能力、瞭解集團投資方案、均得支領固定薪水、配有車輛有別，伊並無資格參與公司營運規劃。又伊係以「總顧問」職銜參與會議，惟此僅係禮貌稱謂，發言內容均在鼓舞士氣，原判決乙憑此認定其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違背經驗法則。　㈢吳松麟上訴意旨另以：⒈原判決乙認定伊於103年3月間起至106年1月30日止，與周瑞慶等共犯或同案被告共同招攬所示投資人投資，惟伊在億圓富集團除於104年5至6月間擔任顧問外，既未任職，如何與周瑞慶或其他同案被告共同犯罪？原判決乙未為說明，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法。⒉原判決乙以證人即其女友游支敬、證人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為不利伊認定之依據。惟證人郭麗瑛關於其投資之2500萬元，於偵查中證稱係游支敬介紹投資，於第一審則證稱係伊與游支敬一同介紹，前後不符；證人楊少蘭投資入金420萬元之介紹人係游支敬及游支敬之女蕭伊瑜，楊少蘭卻證稱伊與游支敬為其上線，所證與卷附出借款同意書暨授權書所載不符；證人蘇貴美曾證稱並不認識伊，係游支敬招攬渠以渠子賴家慶名義投資，並登載賴家慶之姓名於「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足認伊與蘇貴美之投資無關；證人陳宜湞證稱，經伊引介投資20萬元之前，已因友人鐘秀卿之邀約共同合資100萬元投資億圓富集團，該100萬元入金顯與伊無關，原判決乙認定鐘秀卿為伊下線與所證內容不符；證人林玉珠證稱渠大部分均係游支敬招攬投資，原判決乙認定林玉珠為伊下線，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偏採前揭證人不利證述，有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⒊伊引介之T3系統投資方案報酬率年息24％，與臺北市民間借貸信用拆借平均月息2.21％至2.22％相當，原判決乙以金融機構公告存款利率與之相比，認定T3系統約定年報酬率該當銀行法第29條之1「顯不相當報酬」之要件，尚嫌率斷。⒋伊並非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亦無證據足認伊有參與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昕公司)股票或增資股票之發行，亦無證據可證伊參與股票發行之募集，縱伊於吸收下線投資人時依約交付前揭公司股票，並非募集、發行，尚不該當證券交易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⒌原判決乙以億圓富集團104年7、8、9月間核心幹部會議錄音勘驗內容認定伊就該公司T3系統以外投資方案與周瑞慶亦有犯意聯絡之部分依據，惟各該會議及伊會議發言內容均未言及T2、A1、M1系統投資方案如何運作，原判決乙亦未記載如何認定伊主觀上對於T2、A1、M1系統投資方案有何認識，有理由不備之違法。⒍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㈣詹益宏上訴意旨另以：⒈伊於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法官可以給予減刑或緩刑的裁量」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形，且法官明知違法而未記載於筆錄，並否准伊更正筆錄之聲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⒉本案億圓富集團所吸收之資金僅有周瑞慶有處分權限，伊既非億圓富集團支領薪資之員工，更未曾收受他人存款，自不構成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構成要件。⒊實務見解對銀行法第29條之1、同法第125條各項之認事用法因擴張解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與「顯不相當」之要件，有違憲之虞。⒋原判決乙論伊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惟伊非發行人，亦不構成募集、發行等要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⒌原審未依伊請求傳喚證人，侵害伊訴訟上之防禦權，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㈤文智和上訴意旨另以：原判決量刑未審酌其身體健康情形不適於入監執行刑罰，未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有未審酌重要量刑基礎事實之違誤云云。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復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所定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之罪，以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同法第29條之1並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至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則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所約定或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較諸一般銀行相關存款利率，顯有特殊超額，已足以吸引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提供款項或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屬該當。前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旨在禁止個人或公司違法吸收社會資金，祇須行為人以前揭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合於前開要件且繼續反覆為之者，即足當之，縱行為人亦投入資金，仍無礙於本罪主、客觀構成要件之成立。原判決乙係依憑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之自白，吳松麟、詹益宏部分不利於己之陳述，證人周瑞慶、張辰鐘、吳丞豐、洪妤嵐、林瑞琪、吳佩真、陳𡟯（原名陳文慧，洪妤嵐以下數人均經判刑尚未確定），證人即廣德協會員工柯玉菁之證述，卷附如附表五、附表六㈠、附表十八所示各編號所載告訴人即投資人楊少蘭等之證述，暨渠等提出之「其他證據」欄所示吸金投資方案單據、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股票、股票保管證明或簽收回執聯、相關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匯款申請書、存款存根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廣德協會入會申請書、會員憑證、入會須知、急難救助基金申請給付辦法、相關之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佐以扣案附表二十七所示之億圓富集團人員例行性製作之業績表、銷貨明細、手做表、應付費用支出明細等T2、T3、A1、M1系統帳冊、宣傳文件等資料、相關公司資料等證據，再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綜以認定：㈠文智和與周瑞慶、張辰鐘、洪妤嵐共同以圓富科技有限公司或億圓富控股公司名義，以「T1系統」投資方案模式對不特定人吸金，數額達7858萬2300元（投資明細詳見附表八）、㈡周瑞慶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詳見附表十三)，建構億圓富集團，以億圓富控股公司為母公司，周瑞慶自任總裁，吳松麟等8人及張辰鐘、吳丞豐、沈芳如、林勉志、陳勝發（上3人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李金龍、賴金鑫、簡麗珠、黃子窈、黃雁宸、蔡豐益、夏子茵、林麗令、陳國楨、陳進村（上10人即李金龍等10人，經原審另行判決）、蔡尚苑（已歿，經判決公訴不受理）、范裕忠（另案審理），於億圓富集團擔任要職，均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在億圓富控股公司及集團旗下公司於所載期間任職而為核心幹部(見附表十三㈠、㈡、㈣)，先後以億圓富公司名義、巨富景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富景控股公司）名義，共同對投資人施用詐術宣稱億圓富控股集團將上市、上櫃，投資股權可獲巨額利潤，以T2、T3、M1、A1系統對外吸金，其中T2、T3系統且以未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印製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現金增資股票及禾昕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以質押為名，或與投資人簽訂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將前揭公司股票交付過戶予投資人供擔保，屆期得選擇返還股票取回投資款項或繼續持有股票方式，並以「顧問費」、「（股票）保管費」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參與管理各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等業務執行行為，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具有控制支配力。「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明細及各方案之個別吸金數額（各系統投資方案之投資人姓名、投資時間及金額，詳見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合計向投資人吸金38億708萬8000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各自犯罪期間之本案吸金金額均逾1億元。另就：⒈億圓富集團以T2、T3、M1、A1系統投資方案向多數、不特定人吸收資金，何以屬銀行法所規範之收受存款及準收受存款行為、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⒉「與本金顯不相當」報酬之認定，何以應以金融機構存款利率而為比較且比較結果確合於該要件；⒊渠等所涉吸金金額之計算何以均逾1億元；⒋吳松麟、詹益宏與周瑞慶除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外，何以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認亦具有控制支配力，與法人之從業人員有別；⒌另分就吳松麟、詹益宏所辯僅係分享自身投資金額不知集團違法情事，並無吸金及加重詐欺犯意等各語，何以委無可採，何以渠等亦有投資仍無從為有利認定之依據，均於理由內析論明確。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自非得任意指為違法。又：　㈠關於吳松麟等8人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期間：銀行法為集合犯，犯罪期間之始，自以構成要件行為即招攬行為之始為據，縱渠等任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時間在後，亦僅犯意提升，仍無礙其犯罪起始時點之認定及計算吸金規模之依據。原判決乙認定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詳如附表一編號1、3至5，7至10所示，各以同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為其依據，或依其等初次招攬投資人之日期為始(吳松麟部分，見附表二編號21〈招攬陳宜湞〉；吳並修、陳東豐部分，見附表三(一)編號93-1〈招攬吳陳惠齡〉；彭金源部分，見附表二編號56〈招攬林玉錦〉；詹益宏，見附表二編號65〈招攬方淑惠〉)，或以所供加入周瑞慶投資事業之時間為始(見偵37264卷㈡第14頁文智和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22、353頁蔡銘洪警詢、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3頁吳姍筠警詢筆錄)，已分別載明其所憑，據以認定渠等犯罪期間所涉億圓富集團吸金數額，並無不合。原判決乙固未分別詳敘，然仍與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有別。至吳松麟違反銀行法犯行之吸金規模，原判決乙係以億圓富集團本案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總額(A)，扣除其犯罪期間以外部分(B，即T2全部、部分T3)而得其數額(C)(詳見附表一㈠編號1、附表一㈡)，無所指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關於吳松麟等8人具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銀行法關於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規定之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規定，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而同法第125條第3項對於法人違反前開規定者，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係由於該行為負責人支配法人違反前述規定之犯行而予以處罰，並非因法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亦即前述關於法人違反規定之處罰，乃基於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因法人自己及其行為負責人均犯罪所設之兩罰規定。是前述規定所稱「行為負責人」，自係指對於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或執行而支配、控制法人犯罪之自然人而言，並不以形式上之名稱或頭銜為判斷基準，若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至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知情而參與犯行之法人其他從業人員，而與該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者，方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並得依同條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惟此非必減之減刑事由，而係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原判決乙就：⒈吳松麟、詹益宏何以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綜依相關事證，於理由欄貳.一.㈢之3及5說明：億圓富集團營運端之「副總」，為集團最高核心幹部，瞭解億圓富集團投資方案，負責所在分公司地區業務、拉業績、服務投資人、規劃舉辦投資說明會及旅遊活動、招攬下線業務人員，與投資人簽訂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股票保管證明等文件，交付未經申報生效之禾昕公司、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除得依規定領取直接、間接招攬投資人及達標業績獎金外，並有固定薪水及配車。詹益宏經周瑞慶指派擔任中壢第二營業處及新莊分公司副總，如何分擔前揭行為；吳松麟職稱雖係顧問，然亦屬核心幹部，並非虛銜，除招攬投資人（附表二編號18至21、23），同配有億圓富集團專用分機號碼及配車，並與詹益宏分別以副總、顧問身分參加億圓富集團舉辦之核心幹部會議並發言，在集團具有相當之地位，渠等均為億圓富集團負責規劃、招攬他人投資、吸收資金之主要人員，並負責收受、返還投資本金及紅利發放等事務，縱非制定相關投資方案或負責決策之人，然或參與管理分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推介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或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實際執行吸收資金業務，或亦負責收受、返還本金或紅利發放事務，並非單純聽命行事之法人從業人員，均具相當地位而為核心幹部，自屬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執行，透過渠等支配能力而為法人犯罪之行為負責人，已記明論斷之理由及所憑。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其職稱為副總、顧問或經理為其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何以亦均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原判決乙以渠等之自白佐以所列事證憑以認定文智和、吳姍筠、彭金源、吳並修同為副總，吳並修亦為廣德協會秘書長，亦參與全省副總會後會，且亦招攬、講解A1系統投資方案，渠等於億圓富集團之地位亦同詹益宏，在各地區執行招攬投資人之業務執行居於核心地位。且查，吳丞豐結證稱：投資方案有的是業務副總會提議，由「陳子龍」（即周瑞慶）決定要不要這麼做，有的是「陳子龍」想出來的專案。投資方案確定可行後，「陳子龍」會請公司發公告給各分公司，總公司跟分公司的業務副總就會照公告去推廣，找投資人進來投資。另外，也有屬於個別副總少數專案，如果是這種專案，就是那些副總體系下的投資人可以參加等語（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19頁反面、249、257頁），足見營運端副總除業務之執行並非完全聽命於周瑞慶外，甚且亦有參與決策之空間；蔡銘洪雖係行政經理，然億圓富集團之億圓富控股公司、巨富景控股公司之營運端並無區分部門，亦無部門主管，而係由周瑞慶直接交辦，蔡銘洪擔任行政經理，且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並係各分公司業務活動窗口，如各分公司舉辦活動，即向蔡銘洪提出申請，由其安排講師並處理經費事宜，支援招攬業務行政工作，以相關招攬業務之行政執行為其執掌。陳東豐則係講師、巨富景控股公司業務執行長，專責至各地區分公司演講，演講內容除財經趨勢外，主要在使投資人認識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並願意投資億圓富集團，其除試用期間每月薪金6萬元外，每月薪金25萬元，因巡迴各分公司、製作DM，深具重要性，亦參加副總會議，始經周瑞慶指定為業務執行長並亦配有車輛（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232頁），以推廣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之前景與投資價值並招攬投資人為其職責範疇，並非偶一為之，其聯絡方式與招攬業績均與其他副總同列，有業績表、通訊錄可參，地位並不亞於營運端之副總，亦係營運端之核心幹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其行為負責人全體始終參與該決策制定為必要，倘其主要執行者與決策制定者於合意範圍彼此分工，各自分擔其行為負責人決策或執行行為之一部，共同且實際支配控制法人前述犯罪，即應同負其責，而無刑法第31條第1項及其但書規定之適用。原判決乙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渠等職稱為副總、顧問、經理或業務執行長，為論處渠等前述罪責之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經驗、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是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重為事實上爭辯，僅憑己意而為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關於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部分：依證券交易法之立(修)法過程，該法規範目的係經由對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之管理、監督，使投資大眾得獲保障，以發展國民經濟。證券交易安全之確保，首重誠信，並以透過防範證券詐欺，始能達成。89年7月19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明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謂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修正刪除「公開募集、發行」等文字。依修正意旨，該條第1項所稱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是以公司股票不論其是否辦理公開發行，均屬該法所稱之「有價證券」。則同法第20條第1項「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規定所稱之「有價證券」，並不以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為限。同法第7、8條分別就「募集」、「發行」設有定義，於公司成立後，公司為籌措資金而向大眾公開招募，交付製作表彰權利之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亦屬發行。行為人倘未依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或依同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即擅自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發行或出售而交付公司股票，即該當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要件，並依同法第179條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原判決乙已敘明因原有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已不足以供招攬投資人所用，乃以已成立之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為募集、發行之主體，客體則係各該公司增資股票，分別於104年1月、12月及104年3月間增資，部分仍在吳松麟等8人加入億圓富集團以後，渠等與周瑞慶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知悉此情並交付、過戶各該公司增資股票予投資人，且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因此該當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見原判決乙第46至47 頁)，無吳松麟、詹益宏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㈣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此即所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法理。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以，違法吸金之共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仍對其他共犯所實行之非法吸金行為共同負責。原判決乙已說明稽諸卷內資料，吳松麟如何以總顧問身分參與副總會議，亦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並以不特定人為對象積極招攬投資人，而有前揭犯行，在客觀上分工執行億圓富集團部分投資系統之非法吸金業務，甚且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使法人犯罪等旨，縱其僅以T3系統投資方案招攬投資人，仍應就其犯罪期間億圓富集團其餘系統投資方案共同負責，無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　㈤原判決已敘明依憑上揭含游支敬、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證據足以認定吳松麟有所載犯行，縱未同時說明其餘之證述，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乃事實審法院本於判斷之職權，而為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無礙於其犯罪事實之認定，究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有間，吳松麟指摘原判決乙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依調查所得，已記明足資證明詹益宏確有所載前揭犯行，詹益宏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調查證據資料完畢後，均稱無其他證據請求調查等語，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23第997頁)，於提起本件第三審上訴後，始指摘原審未傳訊證人，調查職責未盡云云，要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六、銀行法（加重）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在內之各類型違反該法犯行之規範目的，在以刑罰嚇阻違法吸金禍及國家金融市場秩序、社會投資大眾權益，以保障經濟金融秩序，所追求之目的顯屬重要公共利益，其法定刑固為3年、7年以上有期徒刑，惟原則上仍屬立法形成自由，同法第125條之4第 1、2項並設有行為人於符合相關要件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倘有情輕法重之情，法院並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以個案情節輕微而酌減其刑，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原則，而同法第29條之1之「視為收受存款」規定中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其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尚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原判決乙已依詹益宏部分不利之供述、證人劉力豪、彭振光、楊秀英、方淑惠、歐龍登、沈芳如之不利證述及詹益宏下線組織圖、各區部分業績表，說明其確有以相關投資方案名義對於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並收受款項，約定顯不相當報酬之事實，暨其固僅分擔部分行為，自身或親友亦有投資，然於本案無從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乙第26、27頁），況億圓富集團以「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藉由組織龐大、分工嚴謹方式，分由決策端、營運端合力以億圓富集團所屬各公司為名義，致多數或不特定投資人對集團產生投資穩固之印象，合計向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所示投資人吸金，數額計達38億708萬8000元，重大影響國家正常金融、經濟秩序，詹益宏上訴意旨僅泛謂原判決乙論罪科刑所適用之銀行法規定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違憲，並未就如何違憲或原判決就該要件之解釋適用或涵攝於本件個案具體事實如何牴觸憲法，指明其違憲之理由，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七、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上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說明何以有裁量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另以其於原審自白犯行，認有情輕法重之情，而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其犯罪動機、參與犯罪之分工情節、非法吸收之資金、犯後態度、家庭生活狀況、本案訴訟繫屬時間，暨其上訴意旨所陳身體健康情形等一切情狀，均已併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至於緩刑以受 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為要件。本件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前揭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年，已與緩刑要件不合，未宣告緩刑，無違法可指。至其身體健康情形於案件確定後是否適於執行刑罰，應於判決確定後入監執行時另依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審認之。八、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且對於無關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吳松麟等 8人上開共同犯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本院關於文智和罪刑部分，既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其請求本院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有關文智和、蔡銘洪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罪刑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一般詐欺取財罪刑（文智和、蔡銘洪就T2系統103年6月19日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自應併予駁回。貳、張克勇、陳坤宏上訴部分　　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及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張克勇、陳坤宏因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均不服原判決甲，張克勇於113年11月4日提起第三審上訴，陳坤宏於同年月8日提起第三審上訴，俱未敘述理由，而皆泛稱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其2人之上訴皆非合法，均應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48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上訴人黃輝生選任辯護人林石猛律師梁志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22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031號、111年度偵字第51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黃輝生有其事實欄所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律，適用最有利之規定，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修正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論處上訴人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及追徵，已詳敘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條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而該條項但書所謂「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此為本院101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統一之見解。此乃落實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並基於公平法院原則，限縮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惟未限制法院介入調查不利被告之證據，法院於具體個案，除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俾依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第1項因當事人之聲請而為調查外，尚可依同條第2項前段規定，依職權介入調查，此調查職權發動與否，法院仍得裁量，祗是檢察官不得依同項但書規定主張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不利被告之事項，並據以指摘法院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藉以豁免檢察官之舉證責任而已，非謂法院均不得調查對於被告不利之事項，是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前段行使其補充、輔佐性之調查職權，縱屬調查不利被告之事項，亦不得指為違法。上訴意旨謂法院未曉諭檢察官聲請，逕依職權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調取本案土地之航空照片，原判決並以之作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及證人張簡金榮、柯瑞珍、許正雲、劉俊璋、蔡承祐、陳進士、張乃文、黃玉恒、莊有明等人之證詞，復參酌卷內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屏東縣政府環保局）稽查紀錄暨勘驗照片、財團法人臺灣省屏東縣東港東隆宮（下稱東隆宮）第8屆第1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土方運送契約、供土同意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簽呈、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函、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會勘紀錄表，及檢察官勘驗本案土地之結果，暨其他證據，詳加研判，而據以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就上訴人所辯：其回填本案土地之物，是向佳定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定公司）購買的土方，以及向高雄地區業者購買的營建剩餘級配，並非廢棄物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以及證人周瑋陞所證稱：因本案經環保局初判所回填者是剩餘土方，非回填廢棄物，所以沒有裁罰云云，暨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宇公司）出具之土壤樣品檢測報告書、屏東縣政府環保局民國112年2月13日屏環廢字第11 230408000號函，如何不足以資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甚詳，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而原判決依據卷內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簽呈內容，及張簡金榮、柯瑞珍、許正雲、劉俊璋之證詞，認供土同意書僅係佳定公司出具交由上訴人收執，用以證明達佑交通有限公司（下稱達佑公司）與和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和泩公司）有合法之土方來源，並非佳定公司確有供應任何土方予上訴人、和泩公司或達佑公司等情，因認上訴人所辯：本案土地之部分填土，係來自於佳定公司云云尚難採信，業已剖析論敘甚詳，上訴意旨所執上訴人信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改制為行政院環境部）函釋，認佳定公司所產生之廢棄物屬家戶以外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而與該公司簽訂供土同意書一節，縱或屬實，惟本案土地之填土，既非來自於佳定公司，即不影響原判決關於上訴人本件犯罪之成立，自無上訴人之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得以阻卻違法可言。至卷內屏東縣政府環保局112年5月4日屏環廢字第11231867500號函固載敘：本案開挖之疑似爐渣廢棄物亦不排除可能係魚塭、堤防道路、水路、護岸等設施廢止後之產出物等旨（第一審卷一第415頁），而上訴人於原審執該局112年2月13日屏環廢字第11230408000號函，辯稱：本案土地開挖結果所回填之物質為營建剩餘土石方，非屬廢棄物，而開挖發現之少量疑似爐渣廢棄物，檢驗結果尚未超出毒性特性溶出程度（TCLP）溶出標準，無法證明爐渣係上訴人回填，應係本案土地原有之柏油路、塭寮、綠地等打碎壓進去云云，然原判決將屏東縣政府環保局111年1月13 日稽查紀錄所載，與該局112年5月4日屏環廢字11231867500 號函，及屏東縣新園鄉鹽龍段800之2地號土地於101年9月2 日航空照片所示內容，相互勾稽，對於如何認本案土地開挖出之瀝青、爐渣係自他處載至本案土地回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為不可採，已闡述甚詳，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若僅為行政機關單純之事實敘述、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自非行政處分。上述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函文均係就第一審法院函詢事項所為回覆，僅為該局對第一審法院之書面報告，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規制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亦顯非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解釋性行政規則，即無上訴意旨所指發生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可言，亦不得以該等函文內容所為之事實認定，逕行援引為本案之事實認定。又上訴人於原審未曾聲請調查上訴人得以節省之成本與其向東隆宮報價較低間之因果關係，或向台宇公司函詢採樣檢測情形，亦未聲請向行政院農業部或環境部函詢關於本案土地開挖結果所示磚塊、混凝土塊、瓦片、塑膠水管、廢塑膠布袋、爐渣、廢瀝青等物，是否可能為魚塭廢棄後之殘留物等事項，何況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原審辯護人均答稱「沒有」，並未聲請如何調查上開事項，有卷內審判筆錄可查（原審卷第240、241頁）。而原審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且因欠缺調查之必要性，未就該部分再行調查，亦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可言。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論斷於不顧，未綜觀全案證據，僅擷取張簡金榮、柯瑞珍、陳進士、張乃文之片斷陳述，作為對自己有利之解釋，且爭執上開會勘紀錄等相關證據之證明力，就其本件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處理廢棄物犯行之事實，再事爭辯，猶執上開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函文，而謂該等函文內容所為事實之認定，具有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原審應受其拘束，或屬解釋性行政規則，原判決亦應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且其所為乃信賴前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釋內容，屬依法令之行為，原判決所為認定，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云云，並以原審未調查上開事項，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前揭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上訴人於原審始終未曾提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編印之「養魚池工程設施概說」資料，乃其於上訴本院後始行提出，顯係在第三審提出新證據，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上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庚棟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142-20250327-1

台抗

最高法院

請求時效取得地上權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192號再抗告人劉傅石妹劉玉嬌劉利國劉貞枝共同訴訟代理人王冠瑋律師上列再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邱慶雲等間請求時效取得地上權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臺灣高等法院裁定（113年度抗字第 1069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原裁定廢棄，應由臺灣高等法院更為裁定。理由一、本件再抗告人對相對人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提起訴訟，求為命㈠確認再抗告人劉傅石妹就桃園市○○區○ ○段（起訴狀誤載為○○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再抗告人劉玉嬌就同上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再抗告人劉利國就同上段000、000 地號土地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再抗告人劉貞枝就同上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㈡相對人應容忍其等辦理地上權登記（上開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個別時以各該地號稱之）。桃園地院113年度補字第941號裁定（下稱補費裁定）以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全部面積（分別為3477.93平方公尺、6254.45平方公尺、1534.58平方公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1257萬3927元，據以命再抗告人補繳裁判費，再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原法院以：本件屬因地上權涉訟，再抗告人請求就系爭土地全部辦理地上權登記，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4規定，並參酌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系爭土地全部面積計算其1年所獲可視同租金利益之15倍，共計為1257萬3 927元，並比較上開土地以起訴時公告現值計算之地價合計5 182萬8016元，取其低者，補費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257萬3927元，並無不合。再抗告人於補費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後，於抗告程序始主張其實際占用土地之面積並非全部，核屬減縮訴之聲明問題，難謂補費裁定有誤。因而維持補費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再抗告人不服，提起再抗告。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法院因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之核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確定時，法院及當事人應受拘束。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定有明文。又當事人起訴所得受之利益，應依其訴之聲明定之，如其聲明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行使闡明權，令其補充之。查再抗告人於起訴狀內主張劉傅石妹、劉玉嬌、劉貞枝係因繼承被繼承人劉利泉、劉利鑑坐落系爭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000號房屋，因占有前開房屋乃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善意、無過失繼續占有該房屋之基地；嗣向原法院提起抗告時，進一步主張再抗告人實際占用、申請地上權登記之面積總計僅有2369.81平方公尺，顯與前述系爭土地之全部面積差距極大，再抗告人上開聲明求為確認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相對人容忍其等辦理地上權登記之真意，究係就系爭土地之全部面積？抑或上開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基地面積？即有不明。原法院為裁定前，自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應行使闡明權令其補充之，方符法制。原法院見未及此，逕認再抗告人係請求就系爭土地之全部辦理地上權登記，補費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257 萬3927元並無不合，再抗告人於抗告程序中始主張其實際占用土地之面積並非全部，核屬減縮訴之聲明問題，難謂補費裁定有誤。因而為不利再抗告人之判斷，自有未合。再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三、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 第2項、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林金吾法官高榮宏法官蔡孟珊法官藍雅清法官陳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　記　官　林蔚菁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2025-03-27

TPSV-114-台抗-192-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秩序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43號上訴人即被告劉俊良黃煥雯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林致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3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劉俊良、黃煥雯之科刑部分，均撤銷。上開科刑撤銷部分，劉俊良處有期徒刑柒月；黃煥雯處有期徒刑玖月。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劉俊良、黃煥雯於本院均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6、141頁)，因此本件僅就上開被告2人上訴部分加以審理，其餘關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之列，此等部分均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劉俊良及黃煥雯上訴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起訴書中並未主張被告黃煥雯構成累犯，亦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依職權調查後認定被告黃煥雯構成累犯並加重其刑，似有未恰。　㈡被告劉俊良、黃煥雯及同案被告鍾泓昂於雲中花小吃部店内施強暴毁損店内財物等行為，時間僅3至5分鐘左右，尚稱短暫；且施強暴内容乃是破壞店中玻璃門、電視、花盆、冰箱等，總價值僅約新臺幣（下同）4至5萬元左右，尚非巨大；除此之外，並未針對人的身體而造成人身傷害、或殃及第三人之財物，參酌本案共犯人數自始至終僅3人（其餘到場人員甚至有勸阻、制止之情形），對於社會秩序安全之危害程度尚非重大。且被告早於案發後當天，即透過雲中天小吃部之其他股東針對店内損失討論和解事宜且達成共識，並獲得被害人徐民和之宥恕，足認被告劉俊良、黃煥雯犯罪情節非重，堪可憫恕，縱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法定刑下限處以 6個月有期徒刑，仍不免過於苛刻，而有情輕法重之嫌，應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劉俊良、黃煥雯事後已主動透過雲中天小吃部之股東成立和解，並於偵審過程中坦承犯行，態度良好；然原審疏未審酌被告2人業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其所為判斷自無可維持等語。三、原判決認定被告劉俊良、黃煥雯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 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上開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鍾泓昂就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上開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鍾泓昂實施上開強暴行為，客觀上雖屬不同行為，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均應認屬接續之一行為。四、本院判斷：　　　㈠刑之加重及減輕：　⒈累犯部分：　⑴被告黃煥雯前因①傷害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屏東地院以96年度簡上字第222號判決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1月，緩刑3年，嗣經屏東地院98年度撤緩字第10號判決撤銷緩刑確定；因②強盜等案件，經屏東地院以9 7年度訴字第12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年、3年6月併科罰金5 萬元，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被告黃煥雯提起上訴，經本院以97年度上訴字第1299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4年，並駁回其他部分上訴，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併科罰金5萬元，復經被告黃煥雯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97年度台上字第6022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因③妨害自由案件，經屏東地院以98年度重訴緝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7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因④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0年度上易字第945 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上開①至④案復經本院以1 03年度聲字第41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3年8月確定，被告黃煥雯嗣於民國106年9月14日縮刑期滿假釋出監，並於11 1年3月9日縮刑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已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原審卷第19至37頁，本院卷第39至53頁），並經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加以主張（原審卷第79頁，本院卷第157 頁），且被告黃煥雯對於其有上述前科紀錄亦不爭執（原審卷第78、79頁，本院卷第156頁），是被告黃煥雯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堪可認定。被告黃煥雯上訴意旨指摘原審係依職權認定被告黃煥雯構成累犯並加重其刑云云，顯與前開卷證不合，自難成理，洵非足採。　⑵被告黃煥雯上開構成累犯之案件，罪名、罪質、侵害法益雖與本案不同，然上開①至③所示案件，同為暴力性質犯罪，被告黃煥雯前案入監服刑近8年，竟於執行完畢後未及2年，即再犯本案妨害秩序犯行，足見其法遵循意識不足，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具有特別之惡性，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被告黃煥雯上訴主張不應依累犯加重其刑云云，核無可採。　⒉刑法第59條部分　　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或因立法至嚴，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 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劉俊良、黃煥雯僅因細故，即不思以和平方式解決，反而共同持小吃部內之腳凳丟擲，以強暴手段砸毀小吃部內之物品，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影響安寧及危害社會公共秩序，是參諸被告劉俊良、黃煥雯上開犯行所造成之危害程度，縱令其等事後均坦承犯行，且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仍無情輕法重之情事可言，當無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被告劉俊良、黃煥雯2人此部分之請求，均無理由。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就被告劉俊良、黃煥雯上開犯行，據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又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固屬於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但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仍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亦即必須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非可恣意為之，則裁量刑之輕重時，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並斟酌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予以適度之判斷，使罰當其罪，以維護公平正義，始為適法。而行為人犯罪後之態度，乃刑法第57條所規定於科刑時所應審酌之事項之一。又犯後態度包含行為人犯後認罪、犯後行為（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犯後悔悟等情事。　⒉查被告劉俊良、黃煥雯於本院審理期間，已就上開犯行部分與被害人徐民和達成和解，並給付6,000元作為損害賠償，有協議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1頁）。職是，原判決執為對上開被告2人所為犯行之犯罪科刑基準，於本院審理時已有所變更，原審未及審酌此節，而為刑之量定，殊難謂為適合。上開被告2人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為有理由，是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被告2人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劉俊良僅因與被害人存有細故，竟不思以和平方式解決，反而與被告黃煥雯及同案被告鍾泓昂共同持本案小吃部之腳凳丟擲，以暴力手段砸毀店中玻璃門、電視、花盆、冰箱等物，不僅造成被害人財產上之損害，並致使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影響安寧及對社會公共秩序產生危害，其等行為顯不足取，另衡以被告劉俊良有妨害自由前科、被告黃煥雯除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外，無其他前科之素行（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審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本院卷第39至56頁），暨斟酌上開被告2 人犯後均坦承犯行，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賠償部分損害，並取得被害人諒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2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51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五、至同案被告鍾泓昂經原審判處罪刑部分，因未據上訴而確定在案，故不在本院審究範圍之列，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求鴻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5-03-27

KSHM-113-上訴-943-20250327-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公司法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13年度上字第549號上訴人甲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宋旻軒送達代收人鍾瑞彬訴訟代理人陳樹村律師楊佳琪律師被上訴人高雄市政府代表人陳其邁訴訟代理人林志憲上列當事人間公司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0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法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則應揭示該解釋、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二、緣上訴人於民國87年7月24日設立登記，嗣因經濟部以109年 4月20日經授商字第10901701030號函請被上訴人所屬經濟發展局查明上訴人有無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第2款所定情事，經被上訴人函請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旗山稽徵所（下稱旗山稽徵所）協查上訴人營業情形而據函復上訴人自108年1月1日擅自歇業他遷不明。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有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依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於111年2 月9日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159037900號函（下稱原處分）命令上訴人解散，並請上訴人於文到15日內向被上訴人申請解散登記，及告知逾期即依公司法第397條規定廢止公司登記。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 2年度訴字第20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其違背法令為由，主張：原審僅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即作成判斷，未依職權調查上訴人是否有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事實，亦未說明採納該函之理由，對於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訴外人禾興維修工程行、林鳳祥、鄭立民、何忠榮等人所開立、出具之收據及委託書，未發問亦未行使闡明權要求上訴人補充證據，逕自認定各該證據為臨訟補具，有未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3項及第4項規定，本於職權調查事實關係、證據及行使闡明權等不適用法規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等語。惟核其上訴理由，無非就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依旗山稽徵所111年1月28日、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1年8月 12日及112年9月18日之回復，上訴人自108年1月1日起即擅自歇業他遷不明，該期間內且無辦理購買發票、停復業申請或營業稅申報等業務，自108年1月起至111年2月亦無銷售營業額之申報，足見上訴人確有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另上訴人提出購入工具設備，及支付他人有關割草整地、農地整平、護岸及排水埋管等作業工資之收據等，各該內容尚與其登記所營事業為土石採取業及磚、瓦、石、建材批發業等無涉，且係經原處分命令解散後始提出，倘其確有所示銷售勞務情形，卻未依規定互推董事代理以辦理前述申領、開立統一發票及向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營業稅額等事務，係有違常理而不足以證明其有營業之事實等節，仍執陳詞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不適用法規、理由不備，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不合法。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法官　高　愈　杰法官　蔡如琪法官　林　麗　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邱鈺萍

2025-03-27

TPAA-113-上-549-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