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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1號上訴人即自訴人林佳潔自訴代理人蘇家宏律師林正椈律師被告廖駿賢選任辯護人吳存富律師鍾依庭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自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自訴代理人於原審辯論終結後提出之刑事自訴理由狀（二）所載被告於本案文章之貼文後之其餘發表內容部分（即113 年5月9日至11日發表之文章)，非原審審理之範圍，此參原判決自訴意旨可知，亦經自訴代理人於本院陳稱：自訴理由二狀所載不在本案審判範圍內的犯罪事實等語（見本院卷第 116頁），此部分既未經原審審理，自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自訴意旨略以：被告廖駿賢（下稱被告）與自訴人林佳潔（下稱自訴人）前為男女朋友，2人於民國109年3月起以結婚為前提開始交往，因2人均於科技公司就業，生活圈大量重疊，生活與社群軟體上均有大量共同好友，後雙方於113年2 月間結束情侶關係。惟被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113年3月24日以帳號「○○○」在社群軟體Faceboo k（下稱臉書）發表如附件所示之貼文（下稱本案文章），以「…也希望我這四年來最好的朋友，aka我的太陽，能夠好好的把心病養好，再完成妳的夢想」等文字，並輔以2人初交往時張貼之牽手照片、社群網站Dcard上標題為「在一起之後才知道對方有憂鬱症跟躁鬱症」文章之照片，指稱自訴人故意隱瞞有憂鬱症、躁鬱症之情況下與被告交往，惟自訴人並未有何憂鬱症或躁鬱症之病情，且自訴人與被告交往之始，即與被告坦承自身有焦慮病史，未對被告有何隱瞞，況自訴人之精神狀態，與公共利益無關，亦非可受公評之事，被告所發表本案文章，自足以毀損自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嫌。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依法雖有自由判斷之權，然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復無其他調查途徑可尋，法院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482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 條第1項及第2 項針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名譽者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則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行為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310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又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文、解釋理由書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行為人所為言論，是否有前述免責事由存在，應依下述各點衡量之：（一）行為人就其發表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至少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應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倘行為人主觀上無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即不成立誹謗罪。惟若無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僅憑一己之見逕予杜撰、揣測、誇大，甚或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在公共場合為不實之陳述，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即非不得以誹謗罪相繩。此與美國於憲法上所發展出的「實質惡意原則（或稱真正惡意原則，actual malice）」，大致相當。而所謂「真正惡意原則」係指發表言論者於發表言論時明知所言非真實，或因過於輕率疏忽而未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則此種不實內容之言論即須受法律制裁。且行為人引用所查證取得之不實證據資料，若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準此，是否成立誹謗罪，首須探究者即為行為人主觀上究有無相當理由確信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誹謗故意。（二）「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條第1項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第三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此種意見表達應屬同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之免責事項，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原則」，亦即「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與絕對保障。四、自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113年3月24日被告於其個人臉書發表如附件所示本案文章之貼文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3月24日以帳號「○○○」於臉書發表本案文章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僅係於分手後對於標題為「在一起之後才知道對方有憂鬱症跟躁鬱症」的文章深感認同，並表達對於自訴人與其關係結束之不捨與遺憾，本案文章內亦無貶低、辱罵自訴人之文字，文末更給予祝福，並未有何指稱自訴人罹患憂鬱症、躁鬱症或減損自訴人名譽之情；重點不是標題，而是裡面的內文，裡面稱交往之前對方的情緒都很平和，是後來知道對方有精神上疾病後，整個人設都改變，我看了心有戚戚焉，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指摘她有躁鬱症；我主觀上認為是因為自訴人有精神上的狀況，導致我們的關係生變，我們從112年2月18 日同居開始，我就發現不太對了，我有數次跟自訴人溝通請她回家或是退回沒有同居的生活，提了3次都被拒絕，最後提分手也被拒絕，才會在113年2月20日鬧到找警察，我換了鎖，自訴人瘋狂的按電鈴，社區管理員打電話請我回去解決，我有把自訴人重要的東西放在櫃台，我後續還有請搬家公司慢慢還，自訴人後來也打電話來，我也趕回去了，有讓自訴人進去整理，只是有找共同的朋友及警察陪同；自訴人的身心狀況是在2月開始出現問題，交往前3年我都不知道自訴人有精神上的疾病，是從同居之後自訴人週末都睡到下午4 、5點，我主動詢問自訴人後才知道，所以是同居之後沒有多久才發現奇怪，10月以後我每次都有陪自訴人去看醫生，當時沒有決定要分手，我請自訴人回家也不回家，最後只好提分手，起碼兩、三次以上，是在看完醫生之後的事等語。經查：（一）被告與自訴人曾經交往，而自訴人因為精神上之困擾需要就醫，被告自112年10月起均有陪同自訴人至醫院就診，被告確實於上揭時間以帳號「○○○」在臉書發表如附件所示本案文章之貼文，以「…也希望我這四年來最好的朋友，aka我的太陽，能夠好好的把心病養好，再完成妳的夢想」等文字，並輔以2人初交往時張貼之牽手照片、社群網站Dcard上標題為「在一起之後才知道對方有憂鬱症跟躁鬱症」文章之截圖等情，為被告及自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23、124頁，本院卷第121、125頁），並有附件所示本案文章之貼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7、19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觀諸自訴人於本院結證稱：我與被告於109年3月14日至11 3年2月20日為交往關係，交往期間沒有罹患過躁鬱症、憂鬱症，回診時我有跟萬芳醫院的醫生確認過，亦確定不是，醫生說因為我是感情的關係遭到變卦，感情不如預期，情緒受到很大的影響，屬於適應障礙症，有診斷書可證；被告說同居一年以來，他認為在感情、心態及心情上面都有變化，跟他所想的都不一樣，心情及工作上面雙方的觀念也不如預期，所以他想要結束關係，這段關係就是在2 月20日我正式搬離居所結束。我與被告交往期間，因為生病看醫生的事情有讓被告知道，112年10月起看醫生，被告都會陪我去萬芳醫院看診，醫生也是被告幫我找的，也有對話紀錄為證，被告有詢問我是生什麼病，我告訴被告我睡不好，醫生告訴我有焦慮混合憂鬱的情緒的情況，這個情形從112年10月看診，被告陸陸續續陪我回診都知道，也有和我討論醫生開得藥是什麼藥，適不適合、要不要換藥等問題，我的困擾是從112年10月開始，我的病識感本來就有了，我以前睡不好就會買膠囊，這次吃了褪黑激素膠囊都沒有辦法睡好，很焦慮、很擔心，所以有跟被告說我負荷不了，有異常，我告訴被告我需要去看醫生比較好，這是我的自覺等語（見本院卷第120至123頁），是自訴人亦證稱於兩人交往期間其確實有因為精神上之困擾至萬芳醫院就診，經醫囑稱屬於適應障礙症、焦慮混合憂鬱情緒之情況，被告均有陪同自訴人前往萬芳醫院就診而知悉，依照一般人尚難對醫學專業名詞得以達到精準之熟稔程度，故被告於113年3月24日發布如附件所示本案文章之貼文提及「…也希望我這四年來最好的朋友，aka我的太陽，能夠好好的把心病養好，…」等文字，確實為事實之陳述。（三）衡酌被告本身不具醫學背景，對於醫學上之專業用語或特殊病症情形不甚了解，是被告固然於本案文章文末後張貼社群網站Dcard上標題為「在一起之後才知道對方有憂鬱症跟躁鬱症」之文章截圖（見原審卷第19頁），惟細觀其所撰寫之本案文章內容可知，本案文章大部分之內容均為被告抒發其與自訴人交往之過程，及對於感情關係結束後感到惋惜等等之個人心情，僅在最後提及「…也希望我這四年來最好的朋友，aka我的太陽，能夠好好的把心病養好，再完成妳的夢想…」等文字，最後並表示祝福自訴人等語，雖其亦張貼兩人交往時之合照及上開文章截圖，惟客觀上難認閱讀本案文章者將產生其指稱自訴人患有「憂鬱症以及躁鬱症」之連結。依本案文章通篇文句內容被告並未有何指責自訴人之文字，倘被告本案文章之目的在於貶損自訴人之社會評價，應不至於稱自訴人為「我的太陽」，甚至在本案文章後表示「真心祝福」等語，縱被告在本案文章寫到自訴人患有「心病」（即「...能夠好好的把『心病』養好...」等文字），亦與自訴人證稱經診斷有適應障礙症、焦慮混合憂鬱情緒病徵之敘述相當，被告係本於其親身經歷上開事件而確信該等內容為真實，並非憑空杜撰、刻意捏造之虛偽事實，即難遽謂被告主觀上有何明知所指摘或傳述之事非為真實之誹謗犯意，堪認被告所辯其係因閱讀社群網站Dcard上標題為「在一起之後才知道對方有憂鬱症跟躁鬱症」之文章深感認同，始發表本案文章抒發情緒等節，尚非全然無據。於此，本案文章客觀上是否確實足以毀損自訴人之名譽、被告主觀上是否有妨害自訴人名譽之故意，均屬所疑。自訴代理人雖指稱被告於事後於5月9日至11日公開發表多篇文章已有指稱自訴人並非只有焦慮症，而係患有躁鬱症云云，惟被告於本案3 月24日後1個多月所發表之文章內容，難認與自訴所指之事實有何時間密接之接續關係，其間兩造尚發生後續之糾葛（自訴人私訊被告友人之內容截圖，見原審卷第159至1 77頁），自難憑以佐證被告於113年3月24日發表之文章即有5月9日發表文章所述之意，自訴代理人所舉上開證據，尚難作為不利被告之佐證。（四）至於自訴代理人雖聲請傳喚證人吳岳璋，欲以證明為何傳訊本案文章之貼文截圖給予自訴人，及在客觀上足以妨害自訴人名譽之情事，惟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認本案文章客觀上尚難認有何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情，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五）綜上所述，本案依自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及主張，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有加重誹謗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自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六、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自訴意旨所指之上開誹謗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自訴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確實有張貼本案文章內容指述躁鬱症、憂鬱症等字言，也有指明自訴人有心病的相關文字，足以導致不知情的第三人，將自訴人有上開症狀的情形聯想在一起，然而被告明知及自訴人上開證述，被告都有陪同自訴人前去看醫生，所以不可能不知道診斷的病名與躁鬱症、憂鬱症無關，但仍然在公開得以讓不特定多數人見聞的平台上，將該等名譽相關的字眼與自訴人劃上等號，這件事情的評價，被告當然可以有不捨，甚至有情緒的抒發，但言論自由的界線不應該將這件事情公諸於平台，因為只有單方面的文字評價；從客觀的呈現，一再顯示被告在張貼文章的時候，已經將分手的原因推給自訴人，而且是自訴人有憂鬱症、躁鬱症的不實之情，否則不會是自訴人以外的朋友看見之後，趕快轉貼知會自訴人，代表這些人看到該文章完全沒有被告所述是不捨兩造的感情，甚至是思念自訴人；113年3月24日發文之後，被告還有在同年的5月間繼續發文，補充確實是在交往期間自訴人隱瞞憂鬱症、躁鬱症之情形，而此與事實不符，且兩造交往之初完全沒有這些狀況，而是因為交往後第三年感情生變，導致有情緒上的障礙才去看醫生，所以也不是被告主觀認定的自訴人有隱瞞憂鬱症及躁鬱症的情形，就此客觀上的呈現，被告113年3月24日的貼文，萬無可能主觀上不是以惡意來發表，也無任何阻卻的事由，因為是感情的事情不是可受公評的事情，而抒發情感有多種方式，但被告選擇了最容易傷害自訴人的方式，故該本案文章之貼文完全是惡意所發表的損害自訴人名譽的文字，且是用文字及圖畫的方式散布，應構成加重誹謗罪云云。惟此業據原審參酌上揭證據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認被告無誹謗故意，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院衡酌被告就其所經歷之事所發表之前開內容，復有相關事證相佐，尚難認其係明知所言非真實，而故意捏詞指摘，依卷內相關事證，亦難認被告有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未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致其陳述與事實不符之情形，縱令被告所述內容與自訴人認知之情事不符，或與客觀真實有悖，惟其如自訴意旨所指陳詞，既非毫無根據、捏詞指摘，堪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傳述之內容為真實，縱其無法證明與事實全然相符，依被告所登載之文章內容全文以觀，亦難認對自訴人之名譽或社會評價有何減損貶抑之意，是被告所為主觀上不具誹謗故意，自難遽繩以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誹謗罪責，又自訴意旨認被告所涉於113年3月24日發表文章之誹謗犯行，除上開證據資料外，尚無其他積極之證據佐證，在經驗法則上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所涉之誹謗犯行確為真實。原判決既已詳敘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經核並未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本件刑事自訴狀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已經本院逐一論證，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尚難遽以前揭推測之詞，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與證明犯罪所要求之嚴格證明程序，須達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尚不相當。自訴人上訴意旨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僅係重為事實上之爭辯，且並未提出補強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自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尚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孫沅孝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TPHM-113-上易-2041-20250306-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76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杜星融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詐欺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執聲字第23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詐欺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查受刑人因犯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決書附卷可憑。又受刑人所犯各罪合於刑法第50條第1項第4款規定情形，茲據檢察官依受刑人就附表所示各罪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見卷附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本院審核認其聲請正當，應依法定應執行之刑。三、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分係加重詐欺、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渠等罪質、侵害法益、犯罪時間、犯罪情節等有間；並審酌受刑人其犯上開數罪所反映人格特質之差異，所犯數罪屬不同之犯罪類型，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有別、實現刑罰經濟的功能，暨數罪對法益侵害並無特別加重之必要等總體情狀綜合判斷，並參酌受刑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為無意見之表示（見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陳述意見狀）等一切情狀，在附表所示各罪有期徒刑部分之宣告刑總和之上限等內、外部性界限，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表編　　　　　　號 1 　　　　　2 （以下空白）罪　　　　　　名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加重詐欺罪宣　　告　　刑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萬元有期徒刑1年2月犯　罪　日　期 110年12月14日、 110年12月15日 111年3月11日偵　查　機　關年　度　案　號基隆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109、3252號臺北地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38、168號最　後事實審法　　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案　　號 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397號判決日期 112年5月23日 113年7月10日確　定判　決法　　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案　　號 112年度台上字第3741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4995號判　　決確定日期 112年9月14日 113年12月31日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否　　　　　否備　　　　　　註基隆地檢112年度執字第2032號臺北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002號

2025-03-05

TPHM-114-聲-376-20250305-1

毒抗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毒抗字第50號抗告人即被告褚柏翔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毒聲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4年2月12日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褚柏翔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13日12時4分為警採尿回溯96小時內某時許，在新北市○○區○路○街000巷00號4樓住處，以將含有甲基安非他命之煙彈，插入電子煙加熱吸食其所產生煙氣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詢時坦承不諱，且其於113年10 月13日為警所採尿液送驗之結果，確呈現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 0377）、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377）在卷可稽，核與被告自白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情節相符，是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堪以認定。又被告前於106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以106年度毒聲字第353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06年11月20日釋放出所，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6年度毒偵緝字第588、589、5 90、59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節，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原審裁定、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於前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3年後，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依法應再次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考量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現仍在法務部○○○○○○○○羈押中，並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9607號、63733號提起公訴，由原審以113年度訴字第1207號受理在案，有上開案號之起訴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已足認被告有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第2條第2項第1、3款所指稱之因故意犯他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另案羈押而不適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等情形，確已不符「緩起訴戒癮治療」要件，堪認檢察官已為合義務之裁量，檢察官審酌被告上開各情，認被告已不適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而向原審聲請觀察、勒戒，核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明顯不當或瑕疵可言，則原審自應予以尊重。故檢察官聲請將被告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被告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 月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前因原審113年度訴字第1207號毒品案遭羈押，然現已保釋在外，又其父母年事已高，母親於去年 11月底才從醫院治療返家休養，請求鈞院給予被告戒癮治療，讓其可以返家孝親，其會準時至醫院實施戒癮治療等語。三、按「初犯」及「3年後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另依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現行法對於「初犯」及「3年後再犯」施用毒品者，固採行「觀察、勒戒」與「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雙軌模式，惟檢察官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1第1項、第253條之2對被告為緩起訴處分時，應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始得為之，此屬立法者賦予檢察官之職權。除檢察官審酌個案情形，依上開規定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可排除觀察、勒戒外，凡經檢察官聲請觀察、勒戒，法院僅就其聲請是否適法或顯然不當而為裁定，並無斟酌另為其他處遇之餘地。且法院原則上應尊重檢察官職權之行使，為有限之低密度審查，除檢察官之判斷有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誤或其裁量有重大明顯瑕疵外，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四、被告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惟查：　㈠被告前揭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業據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承不諱（見毒偵卷第55頁），且被告為警採集其親自排放、封緘之尿液（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377），經送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 A）初步檢驗，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LC/MS/MS）進行確認檢驗，確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代謝物陽性反應乙節，有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113年10月29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377）、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真實姓名對照表（尿液檢體編號：0000 000U0377）附卷可稽（見毒偵字卷第27至30頁），是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堪以認定；又被告前於10 6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以106年度毒聲字第353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06年1 1月20日釋放出所，並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6年度毒偵緝字第588、589、590、59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本件施用毒品犯行距其最近1 次因犯施用毒品罪經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之日即106年11月2 0日已逾3年，故檢察官斟酌本件個案具體情節，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原審因檢察官之聲請，裁定被告應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於法並無違誤。　㈡又被告因另案販賣毒品案件，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9607號、63733號提起公訴，現由原審以113年度訴字第1207號繫屬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檢察官已於聲請書具體說明上情（見原審卷第5頁），將致被告有入監服刑之可能，顯有無法完成緩起訴處分應遵守事項之情事，難認其適合為毒品戒癮治療，已充分釋明其裁量之依據。姑不論被告所涉犯之另案是否構成犯罪，將來均必須面對該另案法院審判程序之進行，乃至往後倘經判決有罪確定之入監服刑等，即非無礙於其參加戒癮治療期程之虞；從而，檢察官審酌被告各項情況後，未以緩起訴處分方式轉介被告前往醫療院所治療或其他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循法律規定之原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1項規定聲請觀察、勒戒，乃其適法職權之行使，尚難認其裁量有何違法或明顯失當之處。原審就此依檢察官之聲請，綜合審酌後予以裁定，衡情核無不當。至被告所述返家孝親之家庭因素，核與被告是否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之判斷無涉，且非屬可免予觀察、勒戒執行之法定事由。綜上，抗告意旨所指，尚乏所據。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2025-03-05

TPHM-114-毒抗-50-2025030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101號上訴人即被告宋柏璁送達代收人馬達玲指定辯護人梁育銘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3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6頁)，是本件審理範圍，自僅限於被告上訴部分。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本案屬於釣魚偵查，被告販賣行為僅屬未遂，應依照刑法第25條第2 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減刑，並審酌被告販賣毒品的數量不多，又非販賣毒品的大盤、中盤毒販，縱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然過苛，且被告破壞巡邏車擋風玻璃部分，也已經賠償損害，另參酌被告有在國軍桃園總醫院精神科就診，請依照刑法第59條酌減刑度，另就被告行為時是否符合刑法第 19條第1 、2 項規定，請依被告檢附的門診病歷，依法審酌云云。二、本件被告已著手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原審判決業已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偵查及歷審審理時就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原審判決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揭減輕事由，依法遞減之。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係以行為人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辨識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重度智障者。對於殺人行為完全無法明瞭或難以明瞭其係法所禁止；行為人依其辨識違法而行為之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患有被害妄想症之行為人，雖知殺人為法所不許，但因被害妄想，而無法控制或難以控制而殺害被害人者，始克該當，此觀上開法條之立法理由甚為明確。依被告所舉國軍桃園總醫院歷次門診病歷顯示，被告雖係經診斷為非特定的焦慮症、聽幻覺、疑似有精神病症狀的躁症發作，重度Manic episode, severe with psychotic sym potpms、其他興奮劑濫用，伴有興奮劑引發的情緒障礙症、其他憂鬱症發作等等病情(本院卷第41-62頁)。然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尚能在Twitter個人主頁張貼「音樂課老師（彩虹圖示）（香菸圖示）（咖啡圖示）（氣球圖示）、中壢區裝備商」等隱含販賣毒品之訊息，並以Twitter聯繫買家，以每包新臺幣400元之價格，販賣含有上開毒品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再親送至現場與買家交易，且亦供承係因此不爽被警查緝，而以頭部撞擊巡邏車(偵卷第23-25頁)，顯見被告行為時與一般正常人之心智及精神狀態無異，已甚明確。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行為時有上開不罰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顯無理由，亦無鑑定之必要。四、刑法第59條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固屬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而認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被告之智識程度、無前科、坦白犯行、素行端正，以及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等情狀，無非均屬應依刑法第57條所定，在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量刑審酌事項，自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以避免濫用致破壞立法者設定法定刑之刑事政策。本件依被告上訴意旨所舉之事由，並無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言，依上所述，無非均屬刑法第57條所定之量刑審酌事由，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五、爰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身體健全，不思努力進取獲取所需，為圖一己之私利之犯罪動機、目的，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深具危害，仍欲販賣毒品牟利，助長毒品流通及泛濫，危害社會治安，幸因即時查獲而未遂，方未成實害。又因欲販賣毒品之犯行被查獲後，竟因此心生不滿之犯罪動機、目的，進而破壞警員職務上掌管之巡邏車而致令不堪用，顯見漠視公權力。惟念犯後尚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及欲販賣毒品之數量非大、價額非多，與一般中大盤商有別，犯後亦已向中壢分局賠償所破壞巡邏車擋風玻璃之損失，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有國軍桃園總醫院歷次門診病歷所載之身心狀況、自述之智識程、從事便利商店店員工作、需扶養母親及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應屬適當。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2025-03-05

TPHM-114-上訴-101-2025030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70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宇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6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5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陳柏宇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0年9月1日執行完畢釋放，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毒偵字第4205 號、第6517號、110年度毒偵字第2610號為不起訴處分確定。詎陳柏宇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復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先於 112年12月29日中午某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 4樓住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放入吸食器內，再燒烤吸食器以此吸食所產生煙霧方式，進而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另於112年12月31日1、2時許，亦在上開住處，以將海洛因加水稀釋後，再置入針筒注射靜脈之方式，藉此施用海洛因1 次。嗣因另案遭到通緝，而於112年12月31日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96巷口，遭警方緝獲，並在其上開住處地下1樓停車場，查獲其持有海洛因1包(淨重0.1036公克，驗餘淨重0.1006公克)及注射針筒2支，復在徵得其同意後採尿送驗，結果亦呈嗎啡、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一、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2-83頁 )，而被告於原審、偵查及警詢中亦供認不諱，復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2日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H0000000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臺北榮民總醫院113年2月6日北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分鑑定書、扣案海洛因1包及注射針筒2支在卷可以佐憑，足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二、被告上訴意旨主張：請宣告觀察勒戒處分云云。惟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施用毒品係於上開事實欄所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上訴意旨主張觀察勒戒，並無理由，自應依法論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及施用第二級毒品等罪嫌。被告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分別為其施用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為所犯二罪犯意有別、時間不同、構成要件不同、係數行為，應分論併罰之。三、扣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1006公克），為本案查獲之第一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諭知沒收銷燬。用以裝盛上開海洛因之外包裝袋1只，因沾附前揭毒品殘渣，難以完全析離，應整體視為毒品之一部，爰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因鑑驗用罄部分，因已滅失，自毋庸為沒收銷燬之諭知。扣案注射針筒2枝，係被告所有供其為本件施用毒品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述明確，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併予宣告沒收。四、被告上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家中經濟狀況屬小康、家中有需照顧長者，若因刑責較重入監，無法儘快出監投入工作，勢將造成家中經濟困頓，家人無法賴以生活，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並從輕量刑云云。惟刑法第59條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固屬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而認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被告無前科、坦白犯行、素行端正，以及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等情狀，無非均屬應依刑法第57條所定，在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量刑審酌事項，自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以避免濫用致破壞立法者設定法定刑之刑事政策。本件依被告上訴意旨所舉之事由，並無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言，依上所述，無非均屬刑法第57條所定之量刑審酌事由，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五、原審判決同此認定，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依法論罪科刑，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再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接受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仍未戒斷施用毒品之惡習，竟再為本件施用毒品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足以戕害身心。惟所為施用毒品，本質上係屬自我戕害行為，反社會性之程度應屬較低，再兼衡被告偵審中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自述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自助餐內場、家中尚有母親、失聰的哥哥及長輩需撫養照顧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應屬適當。另審酌被告所犯各次施用毒品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筵銘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05

TPHM-113-上易-2270-2025030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260號上訴人即被告杜正文選任辯護人黃志文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33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2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杜正文所犯事證明確，依法論罪科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另補充理由如下：　㈠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係依高松林之要求，而於自己及高松林持有之契約加註系爭文字，而高松林為系爭契約之當事人，就其持有之契約有處分權限，被告乃係有權製作之人，則加註系爭文字之行為係有權製作。又李曉玲持有之契約並未加註系爭文字，被告在自己及高松林持有之契約加註系爭文字並無效力，可見被告並無變造系爭契約之犯意。再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高松林詐欺案件，已認定興家公司前曾以系爭土地申請建照，並因逾期未申請復審才遭退件，則被告加註系爭文字與客觀事實相符，不構成變造。被告係依檢察事務官之要求，將其所持有之買賣契約交予檢察事務官，並未就該買賣契約有所主張，行為客觀上不該當行使。況本案土地已經賣出，權狀在被告這裡，是不是李曉玲向地政事務所謊稱權狀遺失而補辦新的權狀去賣掉，實有疑義，故李曉玲之前稱要買土地之前不知道土地曾經有申請過建照的部分，並不實在云云。　㈡惟按刑法第210條之變造私文書罪，係指對於無權更改之私文書，故意為不實內容之更改而言。被告已坦承在系爭未獲李曉玲之同意或授權，即逕依高松林之指示，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加註「原申請建照已遭退件」等文字，並接續在自己持有之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 項約定旁加註「之前申請之建照已退件」等文字，以此方式變造本案買賣契約書後，再於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向檢察事務官提出前揭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將之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真實合意內容之買賣契約書而行使之事實(本院卷第138、173頁)。而本案契約 1式3份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係於買賣雙方締約後，由被告及高松林、李曉玲各持1份保管，契約條款約定事項乃關係買賣雙方之權益，被告僅係在買賣雙方約定之事項範圍內為記載，在買賣雙方並未合意或同意之下，並無擅自變更契約記載事項之權利。然而被告卻在李曉玲不知情之情況下，擅自加註系爭文字，並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提出，自係主張系爭契約加註之內容為真實，並損及契約另一方即李曉玲之權益，及檢察機關關於系爭加註文字記載為真實之誤解，自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當該當行使變造私文書罪。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係有權加註系爭文字，而且加註系爭文字與客觀事實相符，不構成變造云云，顯屬無稽。至於本案系爭土地是否售出，李曉玲是否有向地政事務所謊稱權狀遺失而補辦新的權狀，其先前曾證稱不知道土地曾經有申請過建照等等，均核與被告確實未經李曉玲同意，擅自在買賣契約書上加註系爭文字之事實，並提出行使之事實並無關連性。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本案土地已經賣出，權狀在被告這裡，是不是李曉玲向地政事務所謊稱權狀遺失而補辦新的權狀去賣掉，實有疑義，李曉玲之前稱要買土地之前不知道土地曾經有申請過建照的部分，並不實在云云，亦與本件被告確有變造系爭契約並行使之事實並無關涉。至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調閱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用以證明系爭土地業已賣出云云。然系爭土地是否已經賣出，與被告變造系爭契約一節，並無關連性，況系爭土地業已賣出，已有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7頁)，且與待證事實無關，並無贅行調查之必要性，附此敘明。二、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3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杜正文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號3樓　　　　　　　　　　居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選任辯護人　黃志文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 92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杜正文犯行使變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緣高松林（涉犯詐欺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諭知無罪確定）前為新北市○○區○○○段○○○○ 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66之2地號土地）之登記名義人，林敦煌為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66之96、166之31、166之190地號土地）之登記名義人，李水升（其與林敦煌涉犯詐欺罪嫌案件，均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8877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為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166之11地號土地，並與166之2地號土地、166之96、16 6之31、166之190地號土地，合稱為本案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前揭3人並於民國102年1月14日與富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玉公司）負責人李曉玲締結買賣本案土地之買賣契約（下稱本案買賣契約）而簽立1式3份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李曉玲以新臺幣（下同）2億7,000萬元之價格向高松林、林敦煌、李水升買受本案土地，杜正文則為永信地政士事務所之地政士，負責承辦上揭買賣事宜，又前開1式3 份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於買賣雙方締約後，乃由高松林、李曉玲、杜正文各持1份保管（下分別稱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二、詎杜正文知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時，未曾合意於本案買賣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旁註記本案土地曾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並嗣遭退件之事，竟基於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先由杜正文於102年1月14日後至103年1 2月22日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未獲李曉玲之同意或授權（另無證據證明係未經林敦煌及李水升同意或授權），即逕依高松林之指示（涉犯教唆變造私文書罪嫌部分，另由本院職權告發）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加註「原申請建照已遭退件」等文字（下稱本案甲爭議文字），並接續在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加註「之前申請之建照已退件」等文字（下稱本案乙爭議文字，並與本案甲爭議文字合稱為本案爭議文字），以此方式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後，再於 108年9月16日14時32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第3詢問室內，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向該署檢察事務官提出前揭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將之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真實合意內容之買賣契約書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憑信性、司法機關認定事實之正確性及李曉玲之權益。三、案經本院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其中關於證人即被害人李曉玲於本案偵查中所為之證述，被告杜正文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訴330號卷第154頁，本判決所引卷宗簡稱詳如附件所示之卷宗標目所載），檢察官則未明示同意作為證據，至於其他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亦未明示同意作為證據，然就其等未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部分，其等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皆未聲明異議（本院訴330號卷第320至33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前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二、又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該等證據資料亦具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不爭執事實欄一所載之本案買賣契約締結經過，亦坦承其係於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後，未經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並於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我是應高松林要求才註記本案爭議文字，且因為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時氣氛融洽，我有把握事後去找被害人，應該也可以成功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所以我才會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註記前揭文字，只是我後來忘記，所以才沒有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此類文字，我沒有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有權利製作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人，且被告於上揭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亦與客觀情況相符，故被告所為不符合偽造或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被告當時係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要求才將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而非被告主動提出，是被告所為與「行使」之要件未合；被告承辦本案買賣契約僅向買賣雙方各收取1,000元，亦不會因為本案買賣契約成功履行而可另外獲取報酬，被告實無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動機；倘若被告確欲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其應將如同其他修改部分般，於手寫文字旁蓋章，而不會只有單純以手寫方式補充本案爭議文字，如此變造之手法實過於粗糙；倘若被告係為使共犯高松林免責而遂行變造私文書犯行，其理當將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皆註記本案土地先前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如此方能發生本案買賣契約賣方可藉此免責之法律效果，由此可見被告僅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根本毫無意義，益徵被告並無變造私文書之動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已敘明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不同之部分並非僅有1處，並認定被害人不可能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前，完全未詳細查證即買受本案土地，足見共犯高松林並無詐欺被害人之行為，且前揭判決亦已說明無證據證明被告與共犯高松林共同偽造或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等語。經查：㈠、關於事實欄一所載之本案買賣契約締結經過，暨被告係於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結本案買賣契約後之102年1月14日後至103年12月22日前某日，未經被害人之同意或授權，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並於108年9月16日14 時32分許，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第3詢問室內，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等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北檢他5695號卷第67至 71頁、審訴卷第40頁、本院訴330號卷第150至151、155至15 6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 877號卷二第20至21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37頁、高院上易880號卷四第307至308頁、本院訴330號卷第294、297至29 9頁）、證人高松林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244至245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一第112至115頁）、證人林敦煌於偵查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248至249 頁）、證人李水升於偵查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24 9至250頁）、證人即時任富玉公司總經理趙慶陵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65至67頁、本院金重易1 號卷二第11至16頁）、證人即本案買賣契約介紹人郭國琛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61至62頁、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52至53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49至55頁、北檢他5695號卷第51至53頁）相符，並有166之2地號土地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41至43頁）、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43至51頁）、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23至31頁）、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59至6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0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 號卷一第387至39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㈡、從而，本案應審究者即為：１、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並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客觀上是否符合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２、若上揭事實堪以認定，則被告為前揭行為時，主觀上是否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㈢、茲就前揭事項認定結果分敘如下：１、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並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客觀上符合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 ⑴、按刑法上所謂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契約係雙方當事人基於對立合致之意思表示所成立之法律行為，一方當事人並無單獨形成契約意思表示內容之可能及權限，故於契約訂立後，關於契約內容之修改或更動，自須經由雙方當事人皆同意後方得為之，若任一方當事人未經他方同意即擅自修改契約內容，因此際已牴觸契約所蘊含權利義務內容係由雙方當事人合意共同形成之本質，自屬無權製作者就真正文書加以改造之變造文書行為。又契約內容係表彰雙方當事人之思想表示內容，而實務上於買賣過程中常見協助雙方當事人製作契約書之代書或地政士等角色，僅係立於輔助雙方當事人將思想表示內容形諸於有形載體之地位，其等並非實際形成意思表示內容之主體，故若受雙方當事人委託協助製作書面契約之代書或地政士，未獲全體契約當事人同意即逕自修改契約內容，亦屬無製作權者就真正文書加以改造之變造文書行為。 ⑵、查本案買賣契約係由共犯高松林、案外人林敦煌、李水升及被害人共同締結，而被告係於未經被害人同意或授權之情形下，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均業經認定如前，且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賣方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日，雙方並沒有針對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回之事進行討論，我是後來才知道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8頁、本院訴3 30號卷第300頁），核與證人郭國琛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本案買賣契約之介紹人，而我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前、與高松林及案外人林敦煌接洽之過程中，他們都沒有跟我提及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我在被害人與高松林等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前，我也不知道本案土地曾多次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我印象中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於簽約當日亦未就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之事有進行任何討論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65頁、北檢他5695號卷第 51至53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54、59頁）相符，足見被告亦非係在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對於可在本案買賣契約內註明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已形成共識、僅係為明確化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內容之情形下，自行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上揭文字，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前開行為自屬變造私文書行為。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雖供稱：我當初係依高松林之要求始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等語（北檢他5695號卷第 71頁、本院訴330號卷第151頁），核與證人高松林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確實是我要求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等語（本院訴330號卷第311、313、315頁）相符，然依上開說明可知，共犯高松林既僅為本案買賣契約之一方，則其當無單方面更動本案買賣契約內容之權限，是縱然被告係應共犯高松林之要求而註記本案爭議文字，其於未獲被害人同意或授權之情形下即逕行為之，仍屬變造私文書行為無訛。 ⑶、次按所謂「行使」變造私文書之行為，乃依文書之用法予以使用之意，若行為人已將該文書提出，且達於他方可得瞭解之狀態者，則不得謂非行使之既遂（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係於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等情，已如前述，且觀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28頁）可知，該份買賣契約書第12 條第6項約定旁並無以手寫方式註記類似本案爭議文字意涵之文字，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當庭接收被告所提出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後，亦緊接著就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關於第12條第6項約定旁有無註記文字及註記內容之用字差異等節詢問被告，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0 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附卷可參（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7至3 89頁），而面對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詢問，被告則進一步供稱：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均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於102年1月14日締結本案買賣契約時，我以手寫方式加註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當時因為1式3份之買賣契約書已拆成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等3份，所以用字會略有不同；至於為何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未記載類似文字，可能是我當時漏掉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8頁），可見被告當時不僅明確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供稱本案爭議文字係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2年1月14日締約當下所增補，其更就其增補該等文字之情境、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間措辭不同之緣由等節供述綦詳，是由此情足徵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已然將該份變造後之買賣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時真實合意內容之契約使用。且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既已當庭就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內容不同之處加以詢問，則堪認被告提出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亦已達到該署檢察事務官可得瞭解之狀態。從而，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此部分所為自屬行使變造私文書之行為。 ⑷、再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在於保護文書之實質真正及公共信用之法益，雖尚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之一，亦只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2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以具有通常智識能力之第三人角度以觀，自將使第三人對於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締結本案買賣契約時，是否已就本案土地先前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進行討論，或是當事人間是否已合意將該等事項載明於書面契約等節產生混淆，且被告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後，後續檢察官偵辦及法院審理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亦不斷針對何以僅有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該等文字等事項，向多位上開詐欺案件之證人進行釐清，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0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7至3 8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12月17日訊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20至21頁）、109年1月9日訊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37至38頁）、109年1月15日訊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52至53頁）、本院110年12月17日審判筆錄（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15至16、37、54至55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12月20日審判筆錄（高院上易808號卷四第307至308頁）存卷可憑，由此更足以證明被告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嗣並將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確實足生損害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憑信性、司法機關認定事實之正確性及被害人之權益甚明。 ⑸、綜上所述，堪認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並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客觀上符合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２、被告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及行使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主觀上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 ⑴、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規定甚明。是倘行為人對於其係無製作權而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再持以向他人提出等事實已有所認識或預見，仍有意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即難謂無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故意。 ⑵、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已自承：我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時，確實未經過被害人同意等語（北檢他5695 號卷第70頁、本院訴330號卷第366頁），足見被告完全明白其變更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時，並未獲本案買賣契約全體當事人之同意，其卻仍執意依照共犯高松林單方面之指示，擅自更動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是其行為時具有變造私文書之故意，至為明確。 ⑶、又被告係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偵辦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向該署檢察事務官提出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業如前述，而被告當時既年滿58歲，並於109年1月9日接受偵訊時自承從事土地代書工作已逾2 0年（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34頁），則依其豐沛之社會歷練及多年從事代書工作之經驗，自當明瞭其向偵查機關提出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該份買賣契約書將作為認定雙方當事人合意內容之證據資料，惟遍觀該次庭期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7至390頁），被告均未曾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陳明該份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旁所加註之本案乙爭議文字，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後，僅依共犯高松林之片面指示即進行增補，且被告於該次庭期更明確向該署檢察事務官表示本案爭議文字均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時所添寫，已如前述，是由此情在在顯示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係為將該份變造後之買賣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時真實合意內容之契約，而刻意隱匿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旁所註記之文字乃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後共犯高松林單方面要求其增補之事實。至被告嗣雖在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2月14日審理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辯稱：我事後回想，我當時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供述，應該係依照我一般代書作業流程進行回答，本案爭議文字應該是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 102年1月14日締約後才另行註記等語（高院上易808號卷五第16至18、24至25頁），然被告係於108年9月16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明確供稱其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當下加註本案爭議文字，業如前述，而衡以上開時間點既距離被告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之時間點較為接近，其對於相關承辦經過理當具為更為清晰、深刻之記憶，然其嗣卻稱其係於距離其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之時間點較遠、甚至已將近10年後，方回想起其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正確情景，此實與常情相違，難以採信。是綜參以上各情，堪認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確實係為將該份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真實合意之契約使用，而隱瞞本案乙爭議文字係嗣後另行依共犯高松林單方面指示加註之事實，其具有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故意甚明。 ⑷、從而，被告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及行使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主觀上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等節，均堪以認定。㈣、被告辯解及辯護人辯護意旨不予採信之理由１、被告雖辯稱：我是應高松林要求才註記本案爭議文字，且因為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時氣氛融洽，我有把握事後去找被害人，應該也可以成功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所以我才會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註記前揭文字，只是我後來忘記，所以才沒有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此類文字，我沒有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惟查： ⑴、如何認定被告行為時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罪故意，已如前述，至被告雖辯稱其僅係事後一時忘記找被害人，始因而漏未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註記等語，然契約乃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後所形成之法律行為，一方當事人原則上並無接受他方當事人所提條件之義務，是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時，被害人既未明確同意或授權被告可為上開行為，則被告豈能確信被害人嗣後必將同意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皆註記本案土地曾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並嗣遭退件之事？且證人即被害人與證人郭國琛皆已明確證稱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下，雙方並未針對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之事進行討論，業如前述，足見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本案買賣契約簽約當日，根本未針對可在本案買賣契約內加註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形成任何合意，被告自無從徒憑所謂簽約當時買賣雙方氣氛融洽，即擅自推認被害人亦將同意於本案買賣契約內註記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而逕依共犯高松林之指示，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故被告自難執前詞辯稱其行為時不具犯罪故意。 ⑵、再者，審諸本案土地是否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不僅事關買方權益重大，於本案買賣契約內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更形同表明買方係於知悉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情形下，仍願購買本案土地之意，此將對於買方嗣後主張權利產生重重困難，而被告為執業經驗豐富之代書，自應明白加註本案爭議文字茲事體大，理應儘速讓被害人獲悉共犯高松林指示其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事，以避免日後滋生糾紛，然被告應共犯高松林指示先後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後，卻獨漏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內註記此類內容，顯與常理未符。更何況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2 年1月14日締結本案買賣契約後，曾於103年12月22日另針對本案買賣契約相關辦理貸款及交付尾款事宜簽立協議書，被告亦於該份協議書內以見證人之身分簽名等節，有前揭協議書在卷可憑（北檢他5454號卷第27至31頁），足見被告於10 2年1月14日至103年12月22日間加註本案爭議文字後，至少於103年12月22日仍曾再度與被害人碰面。且證人即被害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所以會於103年12月22日簽立協議書，是因為我們買受本案土地後，建築執照一直申請不下來，中間付尾款的時間就過了，之後被告一直在跟我催尾款，我就跟被告說我這邊拖延付款的原因，所以後來被告才幫我們做了前開協議書；另外本案買賣契約簽約當下，我就有留下我的聯絡電話，之後被告自己也有聯絡我與趙慶陵之管道，不需要都透過高松林才能與我們聯繫等語（本院訴330號卷第300至301頁），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亦供稱：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後，我曾經去過富玉公司位於新北市永和區之辦公室數次，與買方協調本案買賣契約之相關事宜；另外因為本案買賣契約買方在申請建築執照之過程中，並不是很順利，時程上有些延宕，而也因為若沒有建築執照核准，銀行土融、建融就不容易貸下來，所以買方付款時程就一直往後延，當時買方有向我表示希望延期支付買賣價金，而當時高松林對於買方也較為寬鬆，所以後面就一直有協議書，我在中間也一直在協調例如減少買賣價金等事宜等語（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164至165頁、本院訴330號卷第368頁），由此可見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2年1月14日簽約後，被告不僅私下與被害人及趙慶陵有為數不少之接觸，甚至在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3 年12月22日另行簽立協議書前，被告即已知悉本案買賣契約之買方就本案土地取得建築執照之過程並不如預想中順遂、造成買方面臨必須遲延給付買賣價金之困境。準此，共犯高松林於本案買賣契約簽立後，另行委請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事，既同樣係涉及本案土地申請建築執照事宜，則殊難想像被告於與被害人及趙慶陵仍有所聯繫、並知悉其等申請建築執照過程一波三折之情境下，竟迄至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3年12月22日再度針對本案買賣契約相關事宜簽立協議書時，均完全未聯想到其可能須將其事後受共犯高松林委託，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之事，告知被害人或趙慶陵，此實與常情相悖。故就被告首開所辯，尚難採憑。２、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有權利製作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人，且被告於上揭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亦與客觀情況相符，故被告所為不符合偽造或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等語。然查，就本案買賣契約而言，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始具有共同製作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權限，已如前述，是被告自非前揭買賣契約書之有權製作者。又按刑法第 210條所定偽（變）造私文書罪，採有形偽造，即形式主義，以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內容不實或將之改作為內容不實之文書為要件，且須二者兼具始足當之。惟契約書之法律上用意，係用以表彰雙方當事人對於契約所載內容均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故被告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該等文字所表彰之意涵並非「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或駁回」此一事實本身，而係蘊含本案買賣契約全體當事人就「可將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或駁回之事加註於本案買賣契約」此節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意涵。據此，被告既未徵得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則被告此部分所為，仍係將原先如實記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內容之買賣契約書，改作為表彰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皆另外同意將本案土地前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或駁回之事加註於買賣契約書內之不實文書，仍該當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從而，辯護人以前詞為被告辯護，難謂有據。３、辯護人雖另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當時係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要求才將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而非被告主動提出，是被告所為與「行使」之要件未合等語。惟查，本院前已敘及何以被告本案所為該當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且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契約書時，該署檢察事務官已進一步詢問被告何以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未如同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般，有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註記，是果若被告當時即向該署檢察事務官陳明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所記載之本案乙爭議文字，係其於雙方當事人締約後始依共犯高松林單方面之指示另行加註，則該署檢察事務官即完全無可能誤認該份買賣契約所記載之本案乙爭議文字，係經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簽約時均同意註記，惟被告於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卻將該份變造後之買賣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時真實合意之契約使用，進而以此為基礎向該署檢察事務官進行說明，業如前述，是被告當時所為符合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甚明。故辯護人以上開情詞為被告辯護，委不足採。４、辯護人雖又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承辦本案買賣契約僅向買賣雙方各收取1,000元，亦不會因為本案買賣契約成功履行而可另外獲取報酬，被告實無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動機等語。然查，現實社會中犯罪行為人犯罪之動機容有多端，未必僅有為圖得實質經濟上利益始可能遂行犯罪，且被告於偵查中已自承：當初係高松林找我承作本案土地買賣事宜，而我在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前，就曾經幫高松林承辦過2至3件買賣案件等語（北檢偵8877 號卷二第34頁），核與證人高松林於偵查中證稱：本案土地買賣事宜係我找被告承辦，在本案土地買賣前，我就曾經請被告幫我辦過案件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36頁）相符，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復供稱：我當時是在本案買賣契約簽立後，私下去高松林住處找他辦理其他案件時，高松林希望我可以加註本案爭議文字，所以我後來才依其指示進行註記等語（本院訴330號卷第364頁），足見被告於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前，即已認識共犯高松林，並曾承作共犯高松林所委託之案件數次，而其等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後亦持續存有除本案買賣契約以外之業務上往來，是被告自有可能係基於其與共犯高松林之交誼及為維繫雙方工作友好互動關係而遂行本案犯行。從而，辯護人所執前開辯護意旨，並非必然成立之推論關係，尚難採憑。５、辯護人雖復為被告辯護稱：倘若被告確欲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其應將如同其他修改部分般，於手寫文字旁蓋章，而不會只有單純以手寫方式補充本案爭議文字，如此變造之手法實過於粗糙；倘若被告係為使共犯高松林免責而遂行變造私文書犯行，其理當將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皆註記本案土地先前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如此方能發生本案買賣契約賣方可藉此免責之法律效果，由此可見被告僅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根本毫無意義，益徵被告並無變造私文書之動機等語。惟查，綜觀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可知，該等買賣契約書上均存有若干以手寫補充後、卻未經雙方當事人用印之文字，例如本案買賣契約第 5條第1項關於本案簽約費用之分擔，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中均記載該等費用應由買賣雙方各半負擔，惟其中「各半」2字，皆係單純以手寫方式補充、而未經雙方當事人於該等文字旁另行蓋章，又如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契約末頁均有以手寫加註「買方聲明會增加一位登記名義人，資料後補，持分2人各半取得」等文字，然該等文字旁同樣未蓋有雙方當事人之印文，此有前開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訴330號卷第26、29、4 6、49、60、63頁），依此可見本案買賣契約透過手寫增補之內容，並未完全嚴格遵守增補後必須經雙方當事人用印之程序，故縱使本案爭議文字旁未加蓋雙方當事人之印鑑，亦無法使檢閱前揭買賣契約書之第三人，可立即自本案爭議文字旁未加蓋雙方當事人印章乙節，推導出本案爭議文字係未獲全體當事人同意即逕行加註之結論。更何況先前偵查機關及法院處理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為確認本案爭議文字究竟係何時所加註及雙方當事人有無合意於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此等文字，已就此訊（詢）問多名證人，業如前述，而本院於該案審理時，甚至更當庭勘驗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試圖透過本案爭議文字之字跡顏色，確認本案爭議文字之記載時點，此有本院111 年3月18日審判筆錄附卷可佐（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175至1 76頁），由此益徵縱使被告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僅單純以手寫方式分別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而未另行加蓋雙方當事人之印鑑，仍已使一般人對於本案買賣契約全體當事人是否合意於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乙事產生嚴重混淆。故自無從以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後，該等文字旁未經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用印，或是被告未另行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註記，即遽認被告前揭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行為毫無意義，並執此進一步推認被告無遂行本案犯行之動機。從而，辯護人以上揭情詞為被告辯護，並無足取。６、辯護人雖再為被告辯護稱：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 8號判決已敘明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不同之部分並非僅有1 處，並認定被害人不可能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前，完全未詳細查證即買受本案土地，足見共犯高松林並無詐欺被害人之行為，且前揭判決亦已說明無證據證明被告與共犯高松林共同偽造或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等語。然查： ⑴、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理由雖認定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彼此間存有諸多記載不一之處，並提及各買賣契約書版本間記載內容相異存有多種可能原因（參見該判決第19頁所載），但也正是因為各買賣契約書版本間記載內容未臻一致之原因容有多端，故針對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內容不同之處，其原因究竟係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已對於約款內容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僅係製作買賣契約書時因一時疏漏而導致各買賣契約書記載文字不同，或是他人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後針對部分真正之文書加以變造，始導致不同版本之買賣契約書間內容相歧，自須將不同約款各自獨立判別，當無從遽認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各約款記載內容有所出入均係出於相同原因，並執此排除被告係基於變造私文書之犯意而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可能性。 ⑵、再者，本案係針對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及其嗣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是否構成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加以審理，而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則係就共犯高松林出售本案土地之行為是否涉犯詐欺罪嫌進行審理，二者有所不同，自無從以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 號判決就共犯高松林涉犯詐欺罪嫌部分諭知無罪，即逕認被告上揭所為亦不成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 ⑶、又刑事訴訟採直接審理主義，事實審法院應就調查所得之證據，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於確信加以判斷，不受法院就其他案件判決之拘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09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雖曾於理由內提及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曾與共犯高松林共同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偽造本案爭議文字（參見該判決第20頁所載），然該案既係側重於審究共犯高松林是否涉犯詐欺罪嫌，自與本案審理重點有所不同，更何況本院係踐行獨立之訴訟程序後，基於自身確信而認定被告本案所為構成犯罪，上揭判決所為之認定自無從拘束本院。 ⑷、從而，辯護人以上開情詞為被告辯護，仍難採信。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㈠、論罪１、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２、按同時偽造同一被害人之多件同類文書時，其被害法益仍僅一個，不能以其偽造之文書件數，計算其法益。此與同時偽造不同被害人之文書時，因有侵害數個人法益，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者迥異（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此於變造私文書之情形，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查被告本案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行為，既均係未經被害人同意或授權，且該等文書皆係表彰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合意內容，而屬同種類之文書，則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本案所為變造私文書犯行，僅構成單純一罪。是被告先後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行為，係基於改作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合意內容之單一目的而為接續之數行為，犯罪方式及侵害法益均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適當，屬接續犯，應論以一罪。又被告前開變造買賣契約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嗣後行使變造後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竟未經被害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並持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以行使，侵害前開文書之憑信性、司法機關認定事實之正確性及被害人之權益，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併衡酌被告本案犯行所造成之危害，兼衡被告前曾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前案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本院訴330號卷第379至380頁），暨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地政士、月收入不固定、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情況（本院訴33 0號卷第37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肆、沒收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及第4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告變造之文書，倘已交付於他人收受，則該物即非屬被告所有，即不得再對各該文書諭知沒收。二、查被告本案所變造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業經被告於10 8年9月16日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提供予該署檢察事務官後，經該署檢察事務官諭知暫不予發還，而被告本案所變造之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亦經共犯高松林於108年10月28日因前揭案件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交付予該署檢察事務官附於該案卷宗內，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10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9頁）、108 年10月28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449頁）存卷足按，則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文件既已非屬被告所有，自無從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伍、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被告係依共犯高松林指示遂行本案犯行，業如前述，是共犯高松林自涉有教唆變造私文書罪嫌，而共犯高松林涉犯上開罪嫌，既為本院因執行職務所知悉，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即應依職權告發，並由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黃柏家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蘇瑩琪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件：《卷宗標目》 ◎本案卷宗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5695號卷（簡稱北檢他5695號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234號卷（簡稱北檢偵39234號卷）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33號卷（簡稱本院審訴233號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30號卷（簡稱本院訴330號卷） ◎調卷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454號卷（簡稱北檢他5454號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9423號卷（簡稱北檢他9423號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8877號卷一（簡稱北檢偵8877號卷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8877號卷二（簡稱北檢偵8877號卷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6329號卷（簡稱北檢偵6329號卷）本院109年度金重易字第1號卷一（簡稱本院金重易1號卷一）本院109年度金重易字第1號卷二（簡稱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一（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一）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二（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二）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三（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四（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四）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五（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五）

2025-03-05

TPHM-113-上訴-6260-2025030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53號上訴人即被告方國屏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105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3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方國屏有罪部分撤銷。方國屏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方國屏、鄒○○（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均為桃園市○○區○○○街00號自立社區之住戶，方國屏並為該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因上址社區地下室遭堆置廢棄物，經住戶向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檢舉，環保局因而派員到場稽查，過程中方國屏因認鄒○○為檢舉人，遂與鄒○○ 發生爭執，其等爭執過程則經在場之其他住戶錄影拍攝。嗣於民國112年8月16日某時，上述拍攝爭執過程之錄影檔案經張貼於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記者爆料網–公開版」專頁。方國屏於該錄影檔案張貼後之某時，意圖散布於眾而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以不詳電子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臉書，透過帳號「方國屏」在該則貼文留言處張貼如附表一所示文字內容，足生損害於鄒○○之名譽。因認被告方國屏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方國屏於偵查中之供述、112年8月14日現場錄影音(檔名影片-1、影片-2) 、現場錄影音譯文、通訊軟體Facebook(臉書)「記者爆料網 -公開版」112年8月16日貼文及留言截圖畫面為據。訊據被告固然坦認確實有在「記者爆料網–公開版」專頁留言如附表一之內容，但堅決否認有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辯稱：我是社區管委會委員，當時社區地下室遭堆置廢棄物，經住戶向桃園市環保局檢舉，環保局因而派員到場稽查，後來有住戶將我跟告訴人的爭執過程之錄影經張貼於臉書「記者爆料網–公開版」專頁，有很多住戶去評論，我也只是去評論而已，沒有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及告訴人鄒○○均為上址社區住戶，被告並為該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且被告曾因上開事由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於上開時間以上開方式在上述貼文留言處張貼如附表一所示文字內容等情，業據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坦認，核與告訴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相符（他字卷第59頁），且有如附表一所示文字內容之臉書頁面截圖、原審勘驗瀏覽上述貼文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等在卷可稽（他字卷第27-28頁、原審易字卷第78頁、第97-98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為誹謗罪，關於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之構成要件，仍應區別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之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雙方發生言語爭執時，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倘若不具有「真實惡意」 (ac tual malice)，即應認尚未逾一般人可以忍受之程度，依憲法第23條之規定，仍受憲法第11條所保障。本案依告訴人所述，即上述拍攝爭執過程之錄影，告訴人是受檢舉人委託下來跟環保局人員對接，陪同的兩位住戶也是檢舉人幫忙找來陪告訴人至現場(本院卷第52頁)，顯見被告是有合理懷疑被告係檢舉人之可能性，並非憑空杜撰。而依被告所留言如附表一所示之內容以觀，也僅係在評論清理地下室還被同社區之告訴人檢舉到環保局，告訴人對管理委員會做的任何事，無論大事小事，一律檢舉，認為告訴人檢舉自己的社區，心態可議，無理的檢舉反對是最差勁的人，而且在現場做事的委員、工作人員簡直無法忍受，大罵她「妳還是人嗎？」等語，無非係就懷疑告訴人是檢舉人，而為表示自己對告訴人言行之主觀評價而已，此屬個人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並非空穴來風的杜撰不實內容，進而意圖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　㈢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參照)。本件依上所述，被告確實是有合理懷疑告訴人係檢舉人，而對於他人張貼在「記者爆料網– 公開版」專頁之如附表一所示之內容，依其主觀之價值判斷加以評斷，雖然無從證明告訴人就是檢舉人，但是告訴人既自承係受檢舉人之委託到場，已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可見被告並無憑空杜撰之真實惡意。依此，基於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三、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達到確信被告已構成誹謗罪之有罪門檻。原審判決不察，徒以被告對於如附表一貼文之主觀價值判斷，致告訴人有所不滿，即從文章字句中編織罪名，認為已構成誹謗罪，自應撤銷改判，而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庶免法院淪為興文字獄之幫兇，並符憲法第11條所定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本旨。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暐勛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表一：編號被告文字內容 1 方國屏清理地下室還被社區檢舉達人鄒○○檢舉到環保局，清理也不是，不清理也不是，無理的檢舉反對是最差勁的人。 2 這個社區很「神奇」，畫面裡的女子是社區住戶，她反對管理委員會做的任何事，無論大事小事，一律檢舉。影片為委員會清理地下室雜物時，她帶領環保局專員來現場，請環保局開罰（到底什麼心態）在現場做事的委員、工作人員簡直無法忍受，大罵她「妳還是人嗎？」

2025-03-05

TPHM-114-上易-53-2025030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542號上訴人即被告邱永鎮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2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0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理　由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4、82頁)，是本件審理範圍，自僅限於被告上訴部分。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太重了，我要認罪，僅就刑之部分上訴，請從輕量刑等語。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若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又被告於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洗錢防制法再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 日生效，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可見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係由「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再進一步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顯係將減輕其刑之規定嚴格化，限縮其適用之範圍。依此綜合比較結果，自應以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6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較為有利被告。是核被告就所犯洗錢部分，應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自白犯行，亦應適用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於本案被告所犯之罪，應依想像競合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就上開輕罪之減輕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而應於決定處斷刑時衡酌所犯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將之列入依刑法第57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作為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而於量刑時一併審酌。三、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上開量刑審酌因子之變更，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自應就被告上訴之刑部分撤銷改判。爰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本案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物上損害之程度。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坦承犯行，而有上述從輕量刑之審酌事由，又前雖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有原審調解筆錄附卷可參，然並未依和解條件確實履行。末兼衡被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上訴部分，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2025-02-26

TPHM-113-上訴-6542-202502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834號上訴人即被告蕭唯澤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德仁上訴人即被告陳庭維選任辯護人張秉鈞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392號、第16162號、第275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蕭唯澤部分公訴不受理。陳庭維共同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銷燬；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一、陳庭維、蕭唯澤(已歿)及陳佑寧（另由檢察官發布通緝中）於民國112年3月18日前後某不詳時日，達成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合意。陳佑寧自美國覓定毒品來源後，即推由由陳庭維居中聯繫尋得蕭唯澤擔任毒品郵包實際收件者，並將蕭唯澤聯繫方式提供予陳佑寧，陳佑寧遂向蕭唯澤約定事成後可分與新臺幣30萬元作為報酬。待約定既成，蕭唯澤以其不知情之配偶楊書瑜之名義申請財政部關務署報關軟體「Ez Way易利委」實名認證帳號密碼，並完成實名認證後，再由蕭唯澤提供實名認證資料、楊書瑜之雙證件照片及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與陳庭維，陳庭維再將上開「Ez Wa y易利委」實名認證帳號密碼及楊書瑜之雙證件照片以訊息傳送與陳佑寧，作為自美國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進口我國報關、收貨使用。嗣陳佑寧以不詳方式自美國透過不知情之貨運公司，將夾藏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包裹1 個登記收件人為楊書瑜，收件地址則記載為「桃園市○○區○○ 街00號4樓」而運輸進口。上開夾藏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0包之包裹於112年3月29日運抵我國，並以楊書瑜名義在財政部關務署報關系統完成貨號EZ000000000US包裹報關手續，而於通過財政部關務署臺北關松山分關時，查驗關員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之臺北郵件處理中心執行入境郵件檢視勤務時，發現此包裹有異而依法開驗，發現其中夾藏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經取樣檢驗後確實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前總純質淨重共計為5081.9 1公克）。該包裹於112年3月31日14時58分許，由陳庭維以門號0000000000號向郵局人員詢問包裹配送進度後，將配送進度及郵局人員電話轉知陳佑寧，再由陳佑寧告知蕭唯澤上情，並由蕭唯澤以其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主動向郵局人員聯繫，更改收件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號之85 度C咖啡蛋糕飲料桃園萬壽店旁，員警乃喬裝快遞人員將本案包裹送至上開蕭唯澤指定地點，而由蕭唯澤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出面簽收領取包裹。蕭唯澤領取包裹後旋即駕車前往桃園市龜山區湖山街434巷1弄巷底，並將包裹放置於巷底後，因認遭員警追緝，而棄置包裹逃離現場。嗣於112年4月5日16時27分許，員警在桃園市○○區○○○路0巷0 0號前拘提蕭唯澤到案，並於112年4月26日13時46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前拘提陳庭維到案，因而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被告蕭唯澤已於113年12月13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9頁)，原審判決未及審酌，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之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二、按當事人提起一部上訴時，上訴審仍應先就一部上訴之限縮容許性進行審查，即所謂「可分性準則之檢驗」。如一部上訴與未經上訴之他部，在事實上或法律上可分時，始得允許一部上訴；否則倘若一部上訴之部分，與未經上訴之部分，兩者具有相互影響關係，即屬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前段所定之「其有關係之部分」，則一部上訴仍不應准許，而仍以全部上訴論。本件被告陳庭維雖僅就原審刑之部分上訴，然因原判決對於共犯之認定有明顯錯誤而影響被告之權益，此屬攻防對象適用論之例外情況，本院對於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及論斷，自仍可作有利於被告之變更，不受一部上訴聲明之拘束。三、訊據被告陳庭維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本院卷第192 頁)，且於偵查及原審均有自白(偵字第16162號卷第275-284 頁、第355-359頁、原審重訴字卷第152頁)。此外，復有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112年3月29日北松郵移字第1120101097號函及所附扣押貨物／運輸工具收據及搜索筆錄、USPS貨運單、包裹暨內容物照片、拉曼光譜儀檢測資料、重量表、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手機翻拍照片、郵差手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包裹簽收單、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 000000號之通訊監察譯文及基地台地址、行車紀錄器及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現場照片在卷可稽（他字卷第9-37頁、偵字第13392號卷一第69-99頁、第101-121頁），暨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物可資佐證。再附表編號1所示毒品，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3月30日刑鑑字第1120041389號鑑定書存卷足參（偵字第13392號卷一第271-272頁），足認被告陳庭維之犯罪事證明確，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四、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如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或所參與者為構成要件之一部分者，即屬共同正犯。被告蕭唯澤於本件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罪中，係負責領收毒品包裹、交付之人，而被告陳庭維則係居中作為被告蕭唯澤與同案共犯陳佑寧之聯繫者，並負責追蹤及通報毒品包裹配送進度，所參與者均屬整體從境外運輸入境行為所不可或缺之一環，自屬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是核被告陳庭維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 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 條第1 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被告陳庭維共同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為運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陳庭維利用不知情之貨運承攬人員遂行本件犯行，應為間接正犯。　㈡被告陳庭維所犯上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處斷。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為：「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立法旨意在於鼓勵被告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祇須被告願意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即可邀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詳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而其中所言「查獲」，除指查獲該其他正犯或共犯外，並兼及被告所指其毒品來源其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87號、103年台上字第1382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陳庭維已供出共犯係陳佑寧，互核與蕭唯澤所述大致相符，且被告陳庭維、蕭唯澤均在境內，共犯陳佑寧則在泰國曼谷中央監獄，核情應係屬實；況檢察官偵查結果，亦已認定陳佑寧係共犯，起訴書之記載甚為明確。綜上，堪認被告陳庭維已供出毒品來源，檢察官並因而查獲共犯陳佑寧，經審酌被告陳庭維供出毒品來源共犯之情節，認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為適當。　㈣被告陳庭維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已如上述，自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　　　　五、沒收及追徵：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屬第二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銷燬；另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為裝盛附表編號1所示毒品之外包裝袋，係屬被告陳庭維所有供運輸上開毒品所用之物，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手機，雖為被告陳庭維所有，然被告陳庭維已於警詢時供稱：我原本用來向郵局人員詢問毒品包裹配送進度並將配送進度及郵局人員電話轉知的手機門號SI M卡，已經在接完電話後1、2天丟掉，該手機這陣子我也送給一位朋友了，扣到的手機是我自己買的，跟本案無關等語（偵字第16162號卷第13頁），且經上開手機內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或通聯紀錄，確無證據可認上開手機為被告陳庭維聯繫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所用之物，自無從對其宣告沒收。　㈣本案尚無證據證明被告陳庭維因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而已取得不法所得，自亦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末以敘明。六、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件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既有違誤，被告陳庭維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指摘及此，非無理由，自應撤銷改判。爰以被告陳庭維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庭維知悉毒品對人體危害甚鉅，向來為政府嚴令禁絕流通，且毒品濫用已造成社會秩序、國人身心健康之重大危害，竟仍共同與同案共犯從事走私運輸毒品入境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且已既遂，幸為警查獲，所為對我國社會安寧秩序及國人身體健康產生危害不輕。再兼衡被告陳庭維在本件犯行中屬聽從陳佑寧之命行事之角色，惟所分擔如事實欄所載之地位、角色輕重仍有不同，運輸之毒品數量非少，犯後坦承犯行，並供出毒品來源之共犯、分別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紀錄暨自述之學經歷、社會生活經驗、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游欣樺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附表編號物品名稱數量備註 1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0包驗前總淨重約9088.14公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5081.92公克，取樣0.35公克。 2 裝盛附表編號1所示毒品之外包裝袋 3 被告蕭唯澤之IPHONE 12手機 1支被告蕭唯澤所有。 4 被告陳庭維之IPHONE 13 PRO手機 1支與本案無關。

2025-02-26

TPHM-113-上訴-5834-20250226-2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4年度附民字第119號原告吳家寧被告谷俊霖上列被告因本院民國113年度上易字第2362號傷害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6 日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官曾淑華法官李殷君法官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胡宇皞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2025-02-26

TPHM-114-附民-119-202502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