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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380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高旭遙代理人李明諭律師王君任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再更一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23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10465、19225 號、104年度偵字第1236、832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高旭遙（下稱聲請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 3年2月20日以111年度再更一字第2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10月，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9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然聲請人發現原確定判決有如下諸多瑕疵，且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條規定，而提起再審：　㈠原確定判決認定同案被告黃昱翔攜帶扣案槍枝並在場之事實，無非係依據證人梁家瑋、遲碙議、陳柏仁之證詞。然細繹該證詞之內容前後文，並與勘驗光碟畫面比對之後，可知證詞有諸多瑕疵且有矛盾之處，憑信性顯然未足，原確定判決逕行採納渠等證詞，棄有利聲請人之證據於不顧，有判決理由不備、調查證據未盡之違誤：　⒈上開證人證詞有以下前後矛盾之處，並與勘驗光碟畫面比對之後，與常情相悖：　⑴證人遲碙議於偵訊時供稱:「另外有一群年輕人在外面爭吵，我當時坐在後座，有一位年輕人喝醉上了車，和那位原本在車上的年輕人發生爭執，後來上車的年輕人下車後我就聽到槍聲。」等語（偵字第10465號卷第188頁）；又於本院107 年上訴字第1829號審理中證稱：「當天去喝酒時，車上共3 人，我坐前座，陳柏仁開車，還有一個不認識的人已喝醉倒車上，趴在後車廂睡覺，車上坐我、陳柏仁、還有那個年輕人，不記得我上車後有無其他人跟我一起上車。」等語（上訴字第1829號卷一第211、213頁背面）。　　證人黃昱翔偵訊時供稱：「我當時已經醉了，倒在車上沒有下車，所以我不清楚當天發生什麼事情，我沒有跟小黑(按梁家瑋)他們一起到酒店喝酒，我當天已經在家裡喝了，我聽到外面很吵，當時我身上有一把有人寄到我這裡改過的手槍，我本來放在我腰間，後來有人把槍從我腰間搶走，要開車時我有跟仁哥講過，我腰間有槍，好像就仁哥跟他朋友知道而已，他朋友我不知道是誰，我當時有聽到他們在說，他們把槍搶走以後我就不清楚了，後來我醒來，自己下車，坐計程車走了。」等語（偵字第10465號卷第159頁背面）。　　證人陳柏仁於偵訊時供稱：「鬼仔(按黃昱翔)那時候已經喝到很掛了，我後來問他為什麼有槍，他說他跟他女朋友吵架，出門就帶著了。」等語（偵字第10465號卷第152頁)。　　設若該證詞為真，則假設黃昱翔當天在場，伊雖喝醉趴於後車座睡覺，卻能清楚的記得「有人從腰間搶走伊的槍」等搶槍之過程及細節、以及當日還能夠清楚的回答陳柏仁詢問為何要帶槍至現場等問題，由此可見黃昱翔當日並無因喝醉而達到意識不清之程度。然而，當日由梁家瑋邀請黃昱翔至酒局，黃昱翔被載至現場後，卻自始至終皆未下車與伊敬酒或打招呼，已有違一般朋友交際應酬之習性之外，當日車外眾多人發生爭執叫囂，甚至從車外拉扯爭執至黃昱翔所趴睡的後車座內，何以黃昱翔自始至終，絲毫未有任何動靜？難道即使身上之槍枝無故遭完全不相識之聲請人奪取也不予在乎理會？亦或黃昱翔當日在場，其實已醉到不省人事始皆未下車，然若已醉到意識不清、身體自主能力自然受限，又該如何與欲奪取腰間之槍之聲請人起所謂的爭執呢？由此可見，上開證人證詞互核之後有諸多疑點之處，黃昱翔當日是否誠如上開證人所言於當日在場實不無疑問！　⑵另佐以再更一審卷二之勘驗光碟畫面第33頁開始可知，於影片時間8分14秒至17秒之時，遲碙議從黑色BMW左後方開啟左後車門進入駕駛座後方位置，期間遲碙議未再進出車子，直至影片時間9分5秒至10秒遲碙議始再從黑色BMW之右後門下車，然遲碙議身高超過180公分，體重逾90公斤，由影片可清楚知悉其身材壯碩，當時若黃昱翔正於後車座趴睡，衡諸一般常理，一般車子後座容納一位成年人趴睡於內就已占據後座相當之空間，遲碙議為何不直接從左後門下車，何須再刻意與黃昱翔互換位置後自右後門下車？而第39頁影片時間 9分39秒之時，遲碙議與友人綽號「坦克」又再度分別自黑色BMW右後車門上車，該二人均為成年壯碩男子，一位成年男子若趴睡於後座就已占後座相當空間了，為何該二人仍選擇從後座門上車，欲三人共同擠在同一狹窄空間？遲碙議又為何要連續二次採取與一般人行為模式相違，且無謂增加自己行動上不便及阻力之方式進出後車座？此舉顯與常情有違。從而，應可合理推知當時車內後座並無任何阻礙，更無黃昱翔趴睡於內，身材壯碩之遲碙議與友人始會暢行無阻的於後車座內左右方向自由移動。　⑶至於原確定判決認定證人梁家瑋、遲碙議、陳柏仁並無虛偽證述之動機云云。然當日聲請人與遲碙議顯然發生爭執且多次爭搶手槍之事，兩人有衝突至為灼然，遲碙議豈會無利害關係而無陷害聲請人之動機？又綜觀卷內資料亦可知，梁家瑋早已認識遲碙議、陳柏仁、黃昱翔等人，彼此有一定交情關係，實有相互串證之可能，而原確定判決卻認定該等證人並無偽證動機云云實屬率斷！　⒉有利聲請人以下證據部分，原確定判決並未審酌：　⑴證人彭紹維為聲請人當時之員工，負責開車載聲請人至現場，顯見其並未喝酒，自始至終皆意識清晰。伊於案發後不久，即於103年6月19日偵訊時證稱：「有個我不認識的人從不知道何處拿出一把槍，好像是從一台黑色的車子拿出來，我跟我老闆說有人拿槍，拿槍的人並沒有做任何動作，但我當下覺得很恐怖，老闆搶槍後，就將槍裡的子彈打光，我本來是在車上，我是下車時看到老闆他們在搶槍，我看到我老闆將槍的子彈打完，然後另一個人再把槍搶走，後來老闆就上車，我就載老闆回家。」等語。伊嗣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時亦供述同樣之證詞，互核與再更一審卷二之勘驗光碟畫面所呈現之現場發生時序、經過等節完全一致，應堪予採信。　⑵證人吳宸榮為案發時在現場之人，伊於本院110年度再字第8 號110年8月25日審理時證稱：「當天黃昱翔沒有在場，我當時站在車子中間後面的位子，一個高高胖胖，穿背心，白上衣，牛仔褲的人，當時車門打開，我有看到裡面確實沒有人，當兵的時候我是士官長，我有聽過槍枝的聲音，也算是熟悉槍枝操作的，我很確定當天的聲音不是真槍，如果是真槍，大家當場就會一哄而散，但是畫面中大家都沒被嚇到。」等語。　⑶證人林峯立為案發當日代客泊車之人，伊當日分別幫案發現場兩輛黑白色BMW泊車，此可從再更一審卷二勘驗光碟畫面第22至27頁可證。伊於本院110年度再字第8號110年8月25日審理時證稱：「車子是我去發動的。當我上車時，車上都沒人。」等語。　⑷證人林靖捷為當時之酒店服務生，案發時在場，並身穿西裝、外搭背心，可從再更一審卷二勘驗光碟畫面第34至35、39 至40頁，可知林靖捷多次靠近黑色BMW前後車座門旁，並試圖阻止或攙扶起爭執之聲請人等人，伊於本院110年度再字第8號110年8月25日審理時證稱：「我記得當時車上後座沒有人，只有一個比較高大的男生短暫進去一下又出來」、「剛剛看監視器畫面，我就回想起來，是有人從車內把槍拿出來然後有一個高大的男子搶走，車上也沒有其他人，然後被告又拿那個出來，我是因為是從同一台車子出來，所以認定是同一把槍。」等語。　　觀諸卷內勘驗光碟畫面，上開二人顯為案發當時，最靠近黑色BMW車子之證人，且渠等均證稱並未看見車上有人等語，且林峯立、林靖捷均任職於酒店工作，與在場之聲請人等人殊不相識，並無任何私交，核屬所有在場證人中最具有中立性質之兩位，原確定判決卻以渠等證詞與其餘證人證詞相違不予採信，亦未詳細說明不予採信之理由，卻願意採信或與聲請人對立，或彼此間具有交情關係，具有串證可能等人之證詞，如此偏頗實難令人信服！　　　　　㈡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聲請人於案發現場鳴槍後，所交付予同案被告張家銘之槍枝，與同案被告張家銘交付與警方並遭扣押之槍枝為同一槍枝等情，無非係僅依據同案被告張家銘之自白，並無其餘證據補強，顯有判決違背證據法則，並有判決理由不備、調查未盡之違誤：　⒈經扣案之槍枝並無聲請人、張家銘、黃昱翔之指紋DNA：　　若扣案之槍枝確實為案發時聲請人鳴槍之手槍，則該手槍至少有聲請人、黃昱翔、甚至黃昱翔之朋友即自真實年籍姓名不詳、自稱「鄭與書」之成年男子（下稱「鄭與書」，即槍枝所有者）觸摸過。假若無訛，既然每人觸碰之時間長短、面積範圍皆不相同，甚黃昱翔、「鄭與書」為該槍枝之長期持有者，然而，該扣案槍枝之指紋DNA卻驗不出該四人中之任何一人，難道是該四人於手槍上留存之指紋DNA剛好同時跡證不足而採集不到？試問此種概率有多低？或能合理解釋的是事後有人刻意擦拭手槍上之指紋，以湮滅跡證，然該扣案槍枝卻能驗出案外人簡瑞成之DNA，可證該槍枝並未經任何人擦拭，是以，唯一真相即為該扣案之槍枝根本與當日聲請人鳴槍之手槍非同一把，同案被告張家銘因警方施壓始不得已交付一把非案發現場之手槍，扣案之槍枝聲請人根本未觸碰過，上開檢體報告應足對聲請人為有利之認定為是。　　⒉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同案被告張家銘之證詞認定上開事實，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條規定：　　原確定判決第20至23頁完全引用同案被告張家銘認罪之自白認定犯罪事實，忽略同案被告間，具有先天上顯在或潛在之利害關係之本質，有高度栽贓嫁禍、推諉卸責之風險存在，其憑信性薄弱，自需要其餘補強證據相佐以擔保證詞之憑信性。而本案中，扣案之槍枝上並無聲請人指紋業如前述，而除了同案被告張家銘之自白外，根本別無其他補強證據能證明張家銘交付予警方扣案之槍枝，即為案發現場聲請人所鳴槍之槍枝，刑事案件涉及聲請人之人身自由甚鉅，法院應嚴格遵守嚴格證明法則及法律規定，原確定判決卻逕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為聲請人有罪之事實認定，已與證據法則相違，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　㈢至於關於本案玩具槍之下落，原確定判決仍舊延續判決內容脈絡，單方面採信證人陳柏仁、遲碙議之證詞稱該玩具槍已經丟棄了云云，而前開證人證詞憑信性存有疑義已詳如前述，原確定判決直接採納該等證詞，未綜觀全卷證據資料憑斷尚嫌率斷，亦有判決不備理由、違背經驗、論理法則之違誤。　㈣請准予傳喚以下證人或調查以下證據：　⒈傳喚證人即佑鑫汽車汐萬店林家笙：　　待證事實為：林家笙經營佑鑫汽車汐萬店多年，熟知黑色BM W型號車輛之性能，可證明該BMW型號車輛於啟動車輛防盜鎖之同時，車燈會閃亮，若車輛處於發動、車窗未緊閉或車上可能有人等狀態時，防盜系統則無法啟動，故觀之證人即威士尊酒店泊車人員林峯立於要開車離開啟動車輛防盜鎖之同時，車燈確實有閃亮，由此可知當日並未有人躺臥在車上。且依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使用專業軟體將影片畫面解析後之影片內容可知，泊車人員林峯立於移動車輛啟動車輛防盜鎖時，車燈確實有閃燈。　⒉傳喚證人即威士尊酒店泊車人員王前益：　　待證事實及必要性：王前益為案發當日威士尊酒店2名泊車人員之一，王前益與另1名泊車人員林峯立於替黑色BMW車輛泊車時皆並未發現車後座有任何人躺臥其中，此等事實有傳喚證人王前益到庭說明之必要。　⒊傳喚證人即詹景皓、陳建宏、蕭進聰、林靖捷：　　待證事實及必要性：詹景皓、陳建宏、蕭進聰、林靖捷皆為當日有到威士尊酒店之人，且於離開酒店上車前站立路邊之位置皆靠近黑色BMW車輛，均得以證明黃昱翔當日並未在場，更不可能事先即躺臥在黑色BMW車輛內。又證人林靖捷亦是最後攙扶「坦克」進入黑色BMW車輛後座隨即又離開後座之人，對於黃昱翔是否事先即躺臥後座之情知悉甚明，故實有傳喚證人詹景皓、陳建宏、蕭進聰、林靖捷等人到庭說明之必要性。　⒋傳喚證人即「坦克」：　　此人為持玩具槍下車男子陳柏仁之同車友人，於當日多次上下畫面中車輛，且最後與遲碙議一同上黑車後座離去，可證明當日車上是否有黃昱翔存在？　⒌勘驗聲請人陳報強化後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或傳喚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製作總監朱文傑：　　聲請人陳報由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以專業之軟體解析強化後之現場監視器影片畫面，顯示案發當日黑色BMW車內原即無任何人在車後座躺臥，足證黃昱翔當日並未在黑色BMW車內並攜帶扣案槍枝。如仍認有疑義，當可再傳喚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製作總監朱文傑到庭進一步說明。　⒍傳喚證人即彭紹維（對照本院再更一字卷一第219頁、卷二第 89、95、144-1頁，可知本院卷第22、298頁誤載為「彭紹瑋」）：　　待證事實及必要性：同案被告張家銘曾稱：今配合警方查案始交付非案發現場之槍枝。若扣案之槍枝確實為案發時聲請人鳴槍之手槍，則該槍至少有聲請人、黃昱翔、甚至黃昱翔之朋友「鄭與書」（即槍枝所有者）觸摸過，假若此情為真，則既然每人觸碰之時間長短，面積範圍皆不相同，甚黃昱翔、「鄭與書」為該槍枝之長期持有者，必定會在該槍枝上留下指紋，然而，該扣案槍枝之指紋DNA卻驗不出聲請人、黃昱翔、「鄭與書」等人中之任何一人之指紋，又證人彭紹維確實知曉同案被告張家銘交付警方之槍枝並非案發現場之槍枝，此等事實確有再次傳喚證人彭紹維到庭說明之必要性。　⒎勘驗張家銘起槍畫面：　　可證明同案被告張家銘為何找不到他不到24小時前所棄置的槍，最後甚至是由警方找到，是否有可能如同案被告張家銘於遠東飯店自陳略以：他大哥與警方協商交了把非當日現場的槍，並要同案被告張家銘帶警方取槍後推罪於聲請人等語，是否為真之可能性？且為何僅有起槍畫面？為何漏失了不到24小時的棄槍畫面？　⒏勘驗警方製作張家銘自現場離去搭乘車號000-0000離場路線照片3張，分別為3:46於民權東路現場離去、3:49行駛於松江路上、3:51抵達松江路169號酒店門口之3張照片：　　可證明如何可能於同案被告張家銘自陳離開現場馬上去棄槍的同時，卻出現在與棄槍地點一南一北之松江路169號小夜城酒店前？且請法院細思，為何漏失棄槍畫面，並於警方呈上檢察署、法院的卷宗裡，也漏失的這兩張於松江路169號照片，其動機及用意為何？是否有警方要求配合交槍栽贓而刻意漏失證據之可能性？　⒐傳喚照片中於松江路169號臨檢同案被告張家銘等人的員警，及調閱當日臨檢紀錄表：　　可證明同案被告張家銘是否真如其所證稱之離開現場後便去棄槍？　⒑傳喚DNA生物跡證專家，並勘驗槍枝鑑定報告：　　可證明是否有可能在當日多人爭奪槍枝激烈，並有數次擊發之情況下，畫面中爭槍、持槍4人均無1人殘留生物跡證，卻於槍枝鑑定報告中驗出案外人簡瑞成不只一處DNA之可能性？　㈤請給予聲請人一次公平審判之機會，使聲請人有機會陪伴年邁父母、6名未成年女兒，使他們健康快樂的成長，而非因聲請人的誤失及法院的誤判，造成聲請人與家人的遺憾。綜上，請准開始再審，並准予裁定停止原確定判決之執行云云。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於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均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係以聲請人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罪，係綜合聲請人部分供述、證人黃昱翔、梁家瑋、張家銘、陳柏仁、遲碙議、李金桂、吳宸榮、彭紹維、詹景皓、侯沛岑等人之證詞，酌以卷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第一審及原確定判決法院之勘驗筆錄、畫面截圖、影像翻拍照片，暨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詳敘憑為判斷聲請人當時尾隨陳柏仁，進入車牌號碼0000-00號黑色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後座，發現黃昱翔攜帶本案手槍，乃趁黃昱翔因酒醉不省人事，逕自將本案手槍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並下車持以對空接連鳴數槍，所為該當非法持有改造手槍罪構成要件，復依調查所得，說明：聲請人於第一審已供承其從陳柏仁車內取槍下車，對空鳴槍後，即將該槍丟給張家銘，而張家銘、陳柏仁就其等目擊聲請人對空鳴槍後，即由張家銘取走聲請人所持之本案手槍，旋搭車離開威士尊酒店，及張家銘就其取走該槍即以黑色手提包盛裝後，藏放在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38巷口「統一飯店」旁花圃，嗣再帶同員警前往此花圃起出之主要事實前後證述一致，足認張家銘為警查獲之本案手槍即係聲請人當時持以開槍之槍枝，並以依陳柏仁、黃昱翔及遲碙議等人所述，認定黃昱翔當時因酒醉於本案小客車後座休息、未下車，而經勘驗威士尊酒店前人行道監視器錄影光碟結果，亦無法積極證明黃昱翔於案發時並未在現場，及得否順利採集足資比對之指紋、DNA-STR型別等，繫諸採樣物品之材質、面積大小、DNA跡證殘留數量等多項因素，而本案手槍至少經過黃昱翔、張家銘觸摸、持有，復經張家銘以黑色手提袋包裹、藏放在統一飯店旁花圃，尚難以本案手槍未採得黃昱翔、張家銘及聲請人之指紋或DNA等相關跡證，即遽以推認黃昱翔、張家銘或聲請人均未曾持有本案手槍等旨，併對聲請人所稱持有之槍枝係假槍等辯詞，及黃昱翔翻異前詞、吳宸榮、林靖捷、彭紹維等所為有利聲請人之證言，委無可採等各情，敘明其審酌之依據及取捨判斷之理由，業經本院調閱上開卷證核閱無誤。　㈡聲請再審意旨㈠至㈢部分：　　本院認係聲請人對於原確定判決所為之個人意見之陳述，或屬對於法院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非新證據，聲請人據此聲請再審，非適法再審事由。　　　㈢聲請再審意旨㈣部分：　　本件聲請再審意旨㈣部分，均無法為再審之理由，分敘如下：　⒈證人林靖捷【聲請再審意旨㈣⒊】前經本院前審於110年8月25 日審判期日中傳喚到庭作證（本院再字卷89～92頁），證人詹景皓【聲請再審意旨㈣⒊】已於偵查中作證（偵字第10465 號卷第122～123頁背面）、蕭進聰【聲請再審意旨㈣⒊】亦曾提出之書面聲明（本院聲再字第437號卷第151頁），上開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合法調查、審酌（再更一審卷二第231、240、242、245～246頁），均非屬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故均不符合「新規性」；且原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之供述、證人陳柏仁、黃昱翔及遲碙議等人所述，認定黃昱翔當時因酒醉於本案小客車後座休息、未下車之事實，而聲請人所舉之證人林靖捷、詹景皓、蕭進聰均當時未在該車內，且當時為凌晨3時37分許，車內並未開燈，聲請人亦曾證稱：車上燈光很暗等語（一審卷三第64頁)，則上開在車外之證人林靖捷、詹景皓、蕭進聰即便為本案小客車後座中間沒有人之證述，其可信度自無法勝於在車內之聲請人及證人陳柏仁、黃昱翔、遲碙議等人之陳述，故亦無有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蓋然性存在，而無具「顯著性」。　⒉證人彭紹維【聲請再審意旨㈣⒍】業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2年 12月19日審判期日中傳喚到庭作證（再更一字卷二第175～17 6、178～187頁）、張家銘起槍畫面【聲請再審意旨㈣⒎】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2年7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勘驗「中山分局　張家銘槍砲等起槍過程」光碟內檔名為「00122.MTS」影像檔，並列印截圖附卷（本院再更一字卷二第14～17、43～ 51頁），上開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合法調查、審酌（再更一審卷二第231、240、242、2 45～246頁），均非屬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故亦不符合「新規性」。且係聲請人對於法院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再次請求傳喚及勘驗，非適法再審事由。　⒊聲請人請求勘驗警方製作之張家銘搭乘車號000-0000離場之照片【聲請再審意旨㈣⒏】，惟卷內已存有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刑案監視器照片（偵字第10465號卷第22～29頁背面），聲請人所指之張家銘搭乘車號000-0000於3:46於民權東路現場離去照片，亦在卷可查（偵字第10465號卷第28頁），且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當庭提示（再更一審卷二第242頁），是此一證據亦不符合新規性要件。又聲請人另稱張家銘搭乘車號000-0000於3:49行駛於松江路上、3:51抵達松江路169號酒店門口之照片並未附於卷內，請求勘驗上開未附於卷內之2張照片，並聲請傳喚照片中於松江路169號臨檢同案被告張家銘等人的員警、調閱當日臨檢紀錄表等語，係為證明張家銘所述離場後即去棄槍之供述不實，惟此部分經原確定判決於理由貳、二、(四)、(1)段詳述聲請人及其辯護人所爭執張家銘根本沒有到統一飯店旁並將槍藏於花圃云云，何以不可採之理由，此部分顯係聲請人對於法院取捨證據、法律適用之職權行使漫事指摘，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是聲請人前揭聲請傳喚證人或調查證據，亦不符合確實性（顯著性）要件，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　⒋又就聲請勘驗槍枝鑑定報告部分【聲請再審意旨㈣⒑】，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104年9月18日北市警鑑字第104377 155000號函暨附件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03年6月23日北市警鑑字第10332224400號函暨附件DNA鑑驗書、採證照片附卷可憑（104年度訴字第235號卷三第25～32頁），上開證據均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當庭提示（再更一審卷二第244頁），亦經該法院合法調查、審酌在案，均不符合新規性要件，原確定判決業已於理由貳、二、(二)、 (7)段敘明：是否得以順利採集足資比對之指紋、DNA-STR型別等，繫諸採樣物品之材質、面積大小、DNA跡證殘留數量等多項因素，是聲請人傳喚鑑定證人DNA生物跡證專家，且未敘明有何專家有其所述之專業而可以為調查，本院自無從調查，是其請求，無從准許。　⒌聲請再審意旨復稱聲請勘驗聲請人所陳報強化後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或傳喚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製作總監朱文傑等語【聲請再審意旨㈣⒌】。經檢視聲請人所提經強化後之影片檔及截圖（本院卷第71～109、283～292頁），監視器所拍攝到之本案小客車車內畫面依舊不清晰，仍不足以清楚辨識本案小客車內是否有人。又聲請人雖稱本案小客車內後座無物體移動之光影，可研判後座無人云云，惟原確定判決係認定黃昱翔在休息，衡情「休息」多無動作，則「本案小客車內後座無物體移動之光影」反而符合原確定判決所認定「黃昱翔在休息」之事實，是依其所陳報之強化後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情形，與原確定判決法院勘驗所為之截圖並無何相異之處。故聲請人提出之檔案與卷內原勘驗結果綜合判斷，尚未達可資辨識推翻原勘驗結果之程度，仍無法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是以，縱審酌此一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則無再開庭勘驗此影片及傳喚製作總監朱文傑之必要。　⒍聲請人雖請求傳喚先前偵、審階段從未作證過之證人「坦克」【聲請再審意旨㈣⒋】、林家笙【聲請再審意旨㈣⒈】、王前益【聲請再審意旨㈣⒉】、陳建宏【聲請再審意旨㈣⒊】到庭作證，以證明其所主張之案發當日黃昱翔並不在本案小客車內之事實為真，然查：　⑴再審聲請人倘以提出「新證人」作為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該新證人若是原判決訴訟程序中從未出庭作證者，形式上固可認定具有嶄新性，但提出時仍須具備「特定性」，即再審聲請人必須具體指明該新證人確有見聞待證事實之所憑依據，以供法院審酌是否符合確實性（顯著性）之要件，若僅為單純一己主張，當為法所不許；而在釋明義務方面，再審聲請人必須具體說明該新證人何以會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基礎，始能認為已盡釋明義務。若僅為單純一己主張或懷疑猜測證人曾見聞其所稱之待證事實，甚或空泛要求法院自行查證有無該證人之存在，自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稱之新證據或新事實，當為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808號、第912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聲請人僅於書狀內記載「坦克」係陳柏仁之同車友人（本院卷第311頁），然迄今均未陳明該證人之姓名、年籍資料，本院自無從調查。且依目前客觀事證，本院仍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黃昱翔當時因酒醉於本案小客車後座休息、未下車，而經勘驗威士尊酒店前人行道監視器錄影光碟結果後，無法積極證明黃昱翔於案發時並未在現場等情無誤，則聲請人所提上開證人林家笙、王前益、陳建宏，自形式上觀察，尚無從動搖事實認定之心證，不符合確實性（顯著性）之要件，從而，聲請人上開聲請尚無從准許。　⒎綜上，聲請人請求傳喚上開證人或調查上開證據，均不符合新規性或確實性（顯著性）要件，尚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之3第1項規定意旨，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　㈣至於聲請再審意旨㈤部分，係聲請人家庭生活狀況之陳述，尚與可否准許再審無關，非本院審酌是否開啟再審所應考慮之事項，附此敘明。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所提之再審聲請，係屬對於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確定判決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依其主觀意見再事爭辯，客觀上仍無法使本院合理相信有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亦即所提出之證據資料非屬於得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不合。從而，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再審之聲請既經駁回，則其聲請裁定停止刑罰之執行，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7

TPHM-113-聲再-380-2025022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延長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67號抗告人即被告蔡鴻燊原審選任辯護人鄭智元律師周信亨律師上列抗告人因不服延長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裁定（113年度金重訴字第4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蔡鴻燊(下稱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前經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所犯為重罪，認有逃亡之虞，而具羈押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定，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執行羈押在案。嗣原審法院於羈押期間屆滿前，復經訊問被告後，認原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依然存在，裁定自114年2月21 日起延長羈押2月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共同被告蔡尚岳等人係涉犯詐欺、組織犯罪等罪之人，會製造假對話紀錄、編劇本、串證，其等之證述並不可採。至被告與他人之對話紀錄，詮釋方法本有多端，基於罪疑惟輕、罪疑有利被告原則，不應作為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之證據。又佣金分配筆記係蔡尚岳等人自行製作，且共同被告鄭家欣於偵查中表示：「專案小組扣到的分潤表不是最正確的」，且共同被告間之供述出入甚大，「蔡律」難認即指被告，此應係用灌水、浮報帳目方式以增加蔡尚岳分潤比例之用，不應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 (二)無論代筆遺囑或結婚證書，被告既未參與製作，僅辦理認證，在見證人刻意營造、三人成虎，且被告信任把關機制下，自無從知悉真實情形。若認「遺囑日期跟認證日期相差甚遠」係「與常情不符」，相較其他非由被告認證之離譜案件，檢察官卻未認為「與常情不符」，實有不公。至「是否存有鉅額金流」乙節，本應由檢調提出積極事證，然以「鄭叔聞供稱曾交付鉅款」為例：卷內僅有一紙鄭叔聞與黃靖軒所簽立之簽收單，且蔡尚岳於詢及：交付被告新臺幣（下同）20 0萬元，筆記何以紀錄「蔡律已領400萬，剩餘230萬」時？供稱：我不清楚（按被告否認收過200萬），對照鄭叔聞在第一時間係供稱交付20萬元，此調查筆錄之記載始能堪稱「與常情不符」。 (三)蒙冤之人與外界隔絕，任由輿論帶風向，無法有效率查找資料，提供具參考性之內容供法院審酌，只能憑記憶拼湊。例如被告未懷疑「劉永胤案」之結婚證書，係基於執業經驗中曾遇過先生為香港人之黃女士，因採儀式婚，見證人皆已過世，其夫未取得我國國民身分，無勞健保，只能接受「實驗性治療」，而黃女士卻因戶籍上非配偶，無從表示意見，雖欲登記結婚，戶政人員告以其夫在大陸地區有前婚姻，須於香港辦理「單身宣誓書」，卻因臥病無法取得，始趁被告從事義務法律諮詢機會，請求向立委陳情。而被告於接手「劉永胤案」時，還慶幸見證人健在，豈料竟是一場騙局。乃請求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撤銷原裁定云云。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 項第1款、第3款定有明文。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 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亦有明文。又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苟無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 49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被告犯該第3款規定之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認為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予羈押」等旨，係將該第3款以犯重罪作為羈押原因之規定，限縮在併存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等羈押原因時，始得施予羈押；但亦同時肯認此等羈押原因之成立要件，並不必達到如第1款、第2款規定之須有「客觀事實」足認為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的要求，而以具有「相當理由」為已足。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另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一般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審查羈押與否，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故關於羈押之要件，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無須經嚴格證明；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判斷之問題。四、經查： (一)檢察官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2、3、4、5、6、8之部分，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期約或收受賄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3條行使公文書登載不實罪。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9之部分，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期約或收受賄賂罪未遂；刑法第2 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未遂；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 條、第213條行使公文書登載不實未遂罪提起公訴。前經原審訊問後，以被告否認犯行，惟依公訴人所提證據，認被告涉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等罪之重大嫌疑，共同詐得之金額非低，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且被告所涉前揭罪嫌為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又犯數罪，極有可能在面對重刑之情形下逃亡，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本案審判或後續之執行程序，且無從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而有羈押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 款、第3款之規定，裁定自113年11月21日起執行羈押。 (二)原審於前述羈押期限屆滿前，經訊問被告並詢問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後，以被告仍否認犯行，惟有起訴書所載證人即共同被告蔡尚岳、鄭家欣、鄭叔聞、文祥威、張國忠等人之證述，以及被告與他人之對話紀錄、佣金分配筆記等證據存卷可憑，足認其所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期約或收受賄賂等罪，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於本案中經檢察官認定涉犯多罪，其中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期約或收受賄賂部分，係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既面臨此等重罪之追訴及審判，當伴有逃亡之高度蓋然性，此為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可預期被告逃匿以規避後續審判程序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本已甚高。復衡以本案檢警發動搜索後，即在其事務所扣得由蔡尚岳口述、鄭家欣紀錄之虛構故事（即任曼屏等記事），而被告就本案詳情、與常情不符及是否存有鉅額金流等節（如證人李冠儒、張國忠及魏劍秋均證稱被告認證時未曾與其等確認細節，且遺囑日期跟認證日期相差甚遠，另證人鄭叔聞供稱曾交付鉅款給被告等節），均辯稱不知悉、證人所述不實、其係被欺騙利用云云，足見被告對起訴事實爭執甚劇，其意圖脫免本案刑責之可能性相較更高，佐以被告就本案共同參與之案件即達 8案，反覆數次涉犯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復共同詐得之金額非低，且檢察官認其獲得之報酬甚鉅，倘若經法院認定有罪，重刑可期，民事上亦可能衍生高額之賠償責任，依一般社會通念，其顯有高度逃亡之動機及可能性，堪認原羈押之原因仍存在，本件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三)又酌以本案目前尚未進行審理程序（就被告所犯部分，當事人及辯護人共聲請傳喚20餘名證人），再佐以本案卷宗繁雜、共犯甚多，未來很可能須長時間、密集進行審理，若未持續羈押為主嫌之一的被告，其在本案動態之訴訟程序進展過程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時潛逃、不願到庭之可能性及疑慮顯然更高。況依起訴書、卷內事證所示，被告獲得報酬達數百萬元，可見其獲益甚高，受害人數非少，所為危害我國金融秩序、社會公益，以及社會對律師、公證人信任之程度嚴重，是審酌被告前開涉犯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本案審判或後續之執行程序，且無從以具保、責付或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是原審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尚無違誤。五、綜上所述，原審審酌全案卷證，認本件有羈押原因及必要，而裁定准許繼續羈押被告，經本院審閱相關卷證，認原審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被告所為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危害程度暨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核屬於法有據，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亦無不當之處。抗告意旨所持上開理由，雖不失為原審未來審理時需注意查證之處，然羈押審查程序畢竟不同於實體審理，且以目前審理進度所呈現之事證，尚不足以緩和被告所具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本件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故被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舒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7

TPHM-114-抗-467-20250227-1

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70號聲請人即選任辯護人易帥君律師被告張凱倫選任辯護人陳珈容律師鄭思婕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81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人即被告張凱倫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7日訊問時以言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及解除禁止接見通信，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年紀尚輕，並無逃亡之管道，也無逃亡之財力，其家人均在國內有固定住居，並有2名幼子待被告扶養，家庭羈絆強烈，被告實無可能拋家棄子逃亡；且被告於偵審均認罪，亦無任何滅證之必要，況本案已經起訴，相關證據應已保存，另與本案有關之第三人陳映銓，因先前對被告胞姐家暴，故雙方關係不佳，早已未有聯繫，更無串供滅證之虞，此外本件並無其他可知身分之共犯在外，實無繼續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若認仍有羈押之必要，請求准予解除禁見等語。二、按被告及得為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為被告張凱倫之選任辯護人，有刑事委任狀1紙在卷可參，是其為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於法並無不合，先予敘明。三、另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等，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又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之必要，仍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度台抗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照)。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同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4 6年度台抗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被告張凱倫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訊問及核閱相關卷證後，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同條例第4條第3 項、第6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及同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等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所涉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係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以上之重罪，將來若受有罪判決確定，可預期刑度非輕，而重罪常伴隨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又被告自承有重置還原工作手機之情形，亦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認有羈押原因。本院審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之全案情節、對社會治安之危害性、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及被告人身自由，為確保本案審判及將來執行程序之進行，故認對被告羈押係適當、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而認有羈押之必要，爰命自113年12月9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及自114年3 月9日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此有本院訊問筆錄、押票及延長羈押裁定在卷可參。　㈡聲請人雖以前詞為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及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惟被告前述羈押原因並未消滅，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案件進行程度及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後，認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係適當、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若改採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日後之審判程序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繼續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至聲請意旨所述被告有無財力、固定住所，甚或有無家庭羈絆，均與被告有無逃亡之虞，並無必然關係，且衡酌我國司法實務經驗，被告於偵、審程序均遵期到庭，並有固定住居、正常工作及家庭羈絆情況下，仍不顧一切潛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不勝枚舉，況以被告所涉犯上開罪嫌為最輕本刑有期徒刑7年以上之重罪，倘案情發展對其不利或有身陷囹圄可能時，實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對後續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難謂無影響；另關於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乃係其犯罪後之態度表現，屬法院審理案件時量刑所應考量之因素，亦與有無羈押之必要性間無必然關聯，並非本院審酌是否應予羈押之要件。是聲請人雖以前詞為由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按羈押被告乃刑事訴訟上不得已之措施，法院於認定羈押被告之原因是否存在時，僅就被告是否犯罪嫌疑重大，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所定情形與有無保全被告或證據使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之必要為審酌，至被告之家庭生活狀況等其他情形，既非屬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應予具保停止羈押之法定事由，則非在斟酌之列。聲請人上開請求具保停止羈押之理由，均無法影響被告尚有受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㈢至聲請人請求解除禁止接見通信部分，經本院斟酌卷內事證及案件進行程度，考量本案就檢察官聲請宣告沒收被告犯罪所得部分，仍有待後續審理階段進行證據調查，若未禁止接見、通信，衡情被告與證人間仍可能利用各種管道串證，影響日後證詞，而有礙審判之進行，是此部分之聲請，亦難准許。五、綜上，本院審酌上情，認本案被告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存在，又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之情形，是本件具保停止羈押及解除禁止接見通信之聲請，均難以准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方星淵　　　　　　　　　　　　　　　　　　　法　官　江文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7

TCDM-114-聲-570-202502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6號上訴人洪慈綪黃志威共同選任辯護人梁宗憲律師吳建勛律師上訴人黃得文選任辯護人戴國石律師上訴人陳隆進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7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5 807、6118、8652、9400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5年度偵字第 8387號、106年度偵字第1082、41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想像競合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暨諭知相關褫奪公權，並就黃志威及黃得文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並就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如何不可採信，於理由中詳為論駁。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的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洪慈綪、黃志威部分 ⒈檢察官於偵查中未依法踐行對質程序，並於民國105年12月26 日檢察官准許吳守萍與黃得文會面「勸說」，使吳守萍藉此有與黃得文相互串證之機會，可見檢察官之偵查作為顯然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因此所取得黃得文關於洪慈綪、黃志威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無證據能力。原判決採取前揭黃得文之陳述，作為認定洪慈綪、黃志威犯罪事實之證據，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　⒉依上訴審勘驗證人李念庭於106年1月19日調查員詢問（下稱調詢）時之錄影光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下稱勘驗筆錄）顯示，調查員有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向李念庭傳達倘未依黃得文之指述為陳述，將面臨「把自己搭進去」、「比較麻煩」、「對你麻煩」等訊息，使李念庭受有恫嚇、誘導，因而附會調查員所提示之內容，藉詞搪塞。又綜觀李念庭之前後陳述，經其一再回想，未有任何自黃得文收受相當於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現金之記憶。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逕採李念庭之陳述，而為對洪慈綪、黃志威不利之認定，其認定事實所憑理由，與卷內證據不符，有理由矛盾之違法。　⒊證人吳守萍於調詢、檢察官訊問、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先後2次匯款、1次交付現金與黃得文，除其中360萬元是請他轉交給黃志威之賄款，其餘款項是支付黃得文施作其他工程之工程款或稅金等語，此與黃得文所稱另有33萬元是協助交付款項之報酬或費用等語，並不相符。足見吳守萍之證詞有重大瑕疵，不足採信。原判決未詳加審酌上情，逕認吳守萍共交付393萬元賄款與黃得文，且其中33萬元係黃得文協助交付款項之報酬或費用，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⒋原判決採取洪慈綪、白國榮之證詞，據以說明洪慈綪、黃志威透過黃得文與吳守萍達成合作協議後，並經黃得文之建議，尋訪琉球鄉公所建設課課長白國榮，並由白國榮轉達陳隆進已告知陳隆進與洪慈綪之協議，然表示要與許萬鎰接洽。惟許萬鎰於第一審審理時，關於陳隆進親自交待「104年度○ ○縣○○鄉乙未年三年一度迎王祭典人行環境改善」工程標案（下稱「人本案」）由洪慈綪、黃志威施作一事，全然失去記憶，經黃志威等人一再詢問，均不置可否等情。原判決未予審酌上情，遽認黃志威透過黃得文向許萬鎰探詢，始得知陳隆進收受之賄款成數，有認定事實與理由說明矛盾之違法。　㈡黃得文部分　⒈證人吳守萍於調詢、檢察官訊問、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我先後2次匯款、1次交付現金與黃得文，其中360萬元是請他轉交給黃志威之賄款，其餘款項是要付給黃得文的工程款、稅金等語。原判決未採信吳守萍之前揭證詞，而為有利於黃得文之認定，逕認黃得文有與黃志威、洪慈綪共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且黃得文向吳守萍收取33萬元賄款，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⒉黃得文並非公務員，且據白國榮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要標琉球鄉公所工程要找許萬鎰，才有辦法安排處理，許萬鎰是鄉長陳隆進的人等語，足見黃得文僅係代表吳守萍轉交款項與黃志威，而非與所謂公務員共同收受賄賂情事。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率認黃得文有共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　⒊原判決認為吳守萍交付360萬元給黃志威之目的，用於「處理 ○○縣○○鄉公所」內外的人（按指陳隆進、黃志威及陪標廠商等人）。惟陪標廠商非公務員，且許萬鎰於調詢時證稱：我與吳守萍協商，吳守萍支付陳隆進工程款10%，支付洪慈綪工程款5%等語，可見吳守萍行賄金額應為300萬元。原判決認定吳守萍行賄之金額為360萬元等情，其認定事實與卷內證據不符，有理由矛盾之違法。　⒋吳守萍於調詢時證稱：「志國」（按即黃志威，更名前為黃志國）向我表示，要與我合作施作「人本案」，由我經營的立富公司負責工程施作。「志國」處理其他廠商陪標、圍標事宜等；許萬鎰、吳守萍均證稱：投標廠商宗億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宗億公司）之印模單，是我們依白國榮之提議，從宗億公司投標信封取出，宗億公司因文件缺漏，致資格不符，而遭汰除各等語，足見黃得文並未參與其事，且不知內情。原判決未詳予究明，率認黃得文有妨害投標犯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　㈢陳隆進部分　⒈原判決認定陳隆進透過許萬鎰與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等人達成向得標廠商負責人吳守萍收取賄賂，並由黃得文向吳守萍收取賄賂款項轉交黃志威、洪慈綪，再由黃志威、洪慈綪朋分轉交陳隆進等情。惟關於向吳守萍收取賄款之成數或金額若干？前揭收取賄款中應再轉交多少金額與陳隆進之協議為何？黃志威收受360萬元賄款後，有無交付陳隆進應朋分之款項？等事項，均未明確認定，亦未敘明理由。原判決逕認陳隆進有共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⒉白國榮為○○縣○○鄉公所建設課長，職司工程招標、驗收及付款，為本件廠商綁標行賄是否成功之關鍵人物。許萬鎰更證稱：其曾因103年度琉球鄉立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經費工程案，有交付賄款2萬元與白國榮，並未交付任何賄款與陳隆進等語。則白國榮、許萬鎰有為求減輕其刑寬典，而誣陷陳隆進之可能。況卷內亦無陳隆進與許萬鎰間可疑資金往來之證據等情，足見陳隆進並無與許萬鎰有共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遽認陳隆進有共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等犯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四、惟查：　　證據的取捨、證據的證明力及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如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且既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單憑主觀，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的合法理由。　　　　又供述證據每因陳述人之觀察能力、覺受認知、表達能力、記憶，及相對詢問者之提問方式、重點等各種主、客觀因素，而不免先後齟齬或矛盾，審理事實之法院自當依憑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供述和非供述證據，予以綜合判斷，定其取捨，如關於基本事實之陳述一致，並非不能採納；自反面言，縱有部分不同，亦無不可，非謂稍有歧異，即應完全不予採用。故證人證述之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且證人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始接受警、偵訊，嗣再經過相當時日後，才在審判中作證，礙於人之記憶及表達能力，難期證人於警、偵訊時，就其經歷可以鉅細靡遺陳述，更難於法院審理時，完全複刻先前證述之內容。因之，法院自應綜合比對其證言，定其取捨。　　再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犯之正犯性，在於共犯間之共同行為，方能實現整個犯罪計畫，即將參與犯罪之共同正犯一體視之，祇要係出於實現犯罪之計畫所需，而與主導犯罪之一方直接或間接聯絡，不論參與之環節，均具共同犯罪之正犯性，所參與者，乃犯罪之整體，已為犯罪計畫一部之「行為分擔」。尤其，集團之犯罪模式，須仰賴多人密切配合分工，共犯間高度協調皆具強烈之功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個別或部分共犯之單獨行為，而係連結於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流程中，即應共同負責。　原判決主要依憑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及原審共同被告許萬鎰、第一審共同被告白國榮、吳守萍、證人林秋乾、李念庭之證詞，佐以卷附「人本案」申請計畫書、內政部營建署函、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並進一步說明：陳隆進係屏東縣琉球鄉鄉長，為琉球鄉公所所有工程採購案之發包、底價核定、驗收、工程款發放之最後決定者，對承攬琉球鄉公所工程之各廠商、各課室人員，均因其職務而有影響力；洪慈綪自103年12月25日起擔任屏東縣議員，依地方制度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及實務上運作，得對琉球鄉公所就「人本案」後續如何進行發包、如何執行預算、工程品質等議題，藉其擔任議員之身分打聽刺探相關訊息，或以利誘，或以暗示，或施壓業務承辦人員配合所請，具有職務上之影響力。陳隆進、洪慈綪於「人本案」公開招標前，即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合意「人本案」工程由洪慈綪、黃志威取得主導權，並謀議外部人員以圍標方式，由吳守萍所經營之立富公司取得工程施作，而對於其他廠商為不公平對待，以及黃志威、洪慈綪透過黃得文向吳守萍收取賄賂，再與陳隆進等人朋分。並經陳隆進授權許萬鎰向陳隆進任用之機要人員倪子偉（負責收受、保管廠商標單資料之業務）抽取標價僅為1, 550萬元宗億公司之印模單，製造宗億公司投標失格現象，遂致投標價2,013萬元之立富公司得標之不正確結果，亦對內政部營建署預算財產（國庫）造成463萬元（2,013萬元-1 ,550萬元=463萬元）之損害。嗣吳守萍經營之立富公司標得「人本案」及領取工程款後，先後2次匯款、1次交付現金與黃得文，並由黃得文先後交付360萬元與黃志威，並取得吳守萍另交付33萬元作為協助收受賄款之費用、報酬。陳隆進、洪慈綪有共同違背職務行為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至黃志威、黃得文雖非公務員，依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規定：「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亦依本條例處斷」，其等與有公務員身分之陳隆進、洪慈綪，成立貪污治罪條例之共同正犯等旨。　　有關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上訴意旨所指各節：　　⒈關於洪慈綪、黃志威部分：⑴吳守萍於105年12月26日調　　詢時，調查員有詢問「是否願意與黃得文對質？」吳守萍表示：「我與黃得文算是好友，如果對質我怕傷了彼此的感情，但我可以去勸說他把事實講清楚」等語，經調查員徵詢檢察官之意見，經檢察官同意由吳守萍勸說黃得文陳明相關事實（見105年度偵字第8387號卷第77頁）。以上述情事為檢察官所採取之偵查作為，而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亦『得』依被告之聲請，命與證人對質」，檢察官審酌具體案情，而未依前開規定命吳守萍與黃得文對質，難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情事。況且，既無證據證明黃得文嗣於調詢、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並非黃得文出於自由意思所為，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洪慈綪、黃志威此部分上訴意旨所陳：吳守萍與黃得文因此有串證之機會云云，係臆測之詞，難認可採。⑵據卷附勘驗筆錄顯示，調查員雖有提到「你就是把那個過程交待清楚就好了，不然的話這樣對你可能比較麻煩一點」等語，惟詢問過程中，李念庭表示比較沒有印象，並要求檢視其記帳之電子資料，調查員因此讓李念庭檢視相關資料後，再逐一與李念庭確認，依勘驗筆錄記載，並無任何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等不正方式詢問李念庭之情形（見109年度上訴字第23號上訴審卷㈢第13至33頁）。原判決斟酌勘驗筆錄所記載李念庭之陳述，採為認定洪慈綪、黃志威犯罪事實之證據，為證據取捨裁量職權行使之事項，自無違法可指。至於理由中未就此予以說明，惟不影響原判決之事實認定，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⑶吳守萍於調詢、檢察官訊問、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先後匯款、交付現金與黃得文，其中360萬元是要給黃志威之賄款，其餘款項是支付黃得文施作其他工程之工程款或稅金等語，此與黃得文所供另有33萬元是協助交付款項之報酬或費用等語，並不相符。惟吳守萍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關於「人本案」，我有另拿出33萬元給黃得文等語，以及許萬鎰於第一審審理時，關於陳隆進親自交待「人本案」由洪慈綪、黃志威施作一事，均表示：沒有參與、不清楚等語，惟吳守萍於調詢時證稱：我與黃志威見面後1、2天，許萬鎰主動約我在東港候船室碰見，有提到工程款回扣，我向許萬鎰表示，洪慈綪與黃志威會自行處理與陳隆進的回扣事宜，許萬鎰當時是表示認同等語。原判決審酌上情，並斟酌卷內證據資料，經相互勾稽、比對，綜合判斷後，認定吳守萍除交付36 0萬元與黃得文轉交黃志威外，另交付33萬元與黃得文，作為黃得文協助黃志威、洪慈綪等人收受賄賂之費用，以及黃志威透過黃得文向許萬鎰探詢，得知陳隆進收受賄款成數等事實，自屬有據，且此為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尚難任意指為違法。　　⒉關於黃得文部分：⑴吳守萍於調詢、檢察官訊問、第一審　　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我先後3次匯款或交付現金給黃得文，除其中360萬元是請他轉交給黃志威之賄款，其餘款項是要付給黃得文的工程款、稅金等語。惟吳守萍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關於「人本案」，我有另拿出33萬元給黃得文等語，原判決審酌吳守萍歷次證詞及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經相互勾稽、比對，綜合判斷後，認定黃得文有自吳守萍收受33萬元之賄款，此為證據取捨裁量權行使之事項，尚難任意指為違法。⑵原判決說明：黃得文居中協調「人本案」由吳守萍承作之過程，出力甚多，甚至出面請宗億公司負責人林秋乾同意不為投標，足見黃得文並非單純代吳守萍轉交賄款之角色，對於吳守萍所以能得標承作「人本案」工程，亦有相當之助力，而與陳隆進、洪慈綪、黃志威基於共同向吳守萍收受賄賂之犯意而收取賄款，並從中取得吳守萍所交付之賄款33 萬元，其有收取賄款之犯意及行為分擔之旨。⑶原判決固認定及說明：吳守萍先後交付共計工程款18%約360萬元之款項與黃志威，係作為「處理○○縣○○鄉公所」內、外的人（分別指陳隆進、黃志威及廠商等人）等節。惟原判決亦認定及說明：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許萬鎰（經陳隆進授權）形成由吳守萍經營之立富公司得標施工，洪慈綪、黃志威透過黃得文向吳守萍收受賄賂，再朋分交付琉球鄉公所陳隆進及陪標廠商之協議等情。則黃志威係與洪慈綪、陳隆進等人共同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出面向吳守萍協商，最後要求工程款之18%，為其等違背職務行為之對價，則該工程款18%約360萬元即是賄賂各節，尚屬有據。至許萬鎰前揭證述：吳守萍支付陳隆進工程款10%，支付洪慈綪5%云云，顯係尚未達成前揭協議之前，其向廠商吳守萍所提出之要求。原判決未採取認定本件賄賂款項為工程款之 15%（10%+5%），尚難認有違法可指。⑷原判決說明：依黃得文、吳守萍之證詞，黃得文經吳守萍告知，除黃志威安排之陪標廠商外，另有宗億公司出面投標，黃得文即出面協調宗億公司同意退出投標後，轉知吳守萍，吳守萍與許萬鎰才去找倪子偉取得宗億公司已投標之印模單，並造成宗億公司（標價為最低標）因文件缺漏而被判定投標失格之狀況。黃得文已參與使投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與吳守萍、許萬鎰、洪慈綪、黃志威、陳隆進等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有妨害投標犯行等旨，已說明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並無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可言。　　⒊關於陳隆進部分：⑴原判決認定洪慈綪、黃志威、陳隆進　　、黃得文均是居於向廠商吳守萍收受賄賂之一方，由黃志威　　出面與吳守萍協商，最後要求工程款之18%，為其等違背職務行為之對價，吳守萍並於所經營之立富公司得標「人本案」工程及領取工程款後，先後2次匯款、1次交付現金方式，將共計360萬元交給黃得文轉交黃志威，再交付33萬元與黃得文，共計交付393萬元賄款等情，已詳述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至原判決未具體認定陳隆進分得之賄款金額，且於理由內說明無證據證明陳隆進有自黃志威處已分得360萬元賄賂。惟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及陳隆進係共同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出面向吳守萍要求工程款 18%之賄賂，於吳守萍已將360萬元、33萬元交與黃得文，違背職務交付賄賂即已既遂，尚不能影響原判決之事實認定。原判決未認定陳隆進收取賄款若干一節，不得執為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⑵至於陳隆進上訴意旨所陳，白國榮為琉球鄉公所建設課課長，職司工程招標、驗收及付款；許萬鎰證稱：我於琉球鄉公所其他工程案件，曾交付賄款2萬元與白國榮，惟未交付任何款項與陳隆進等語；白國榮、許萬鎰2 人有為求減輕其刑寬典，而誣陷陳隆進之可能，況卷內並無許萬鎰與陳隆進間資金往來之證據等節，或與陳隆進有無本件犯罪事實，缺乏直接關聯，或係個人猜測之詞，其泛詞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法云云，難認有據。　　至洪慈綪、黃志威上訴意旨，另指稱：前次本院發回意旨所指陳隆進是否有透過許萬鎰而與黃志威、洪慈綪夫妻達成向廠商負責人吳守萍收取工程款18%之回扣之意思合致？黃志威、洪慈綪夫妻與陳隆進間關於上揭回扣金額究約定應依如何之比例或方式分配？等節，原判決均未調查、說明。惟原判決係認定洪慈綪、黃志威與陳隆進、黃得文共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而非共同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原判決就此未予調查、說明，尚難逕指為違法。　　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且此項事實之認定，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既無違證據法則，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之上訴意旨，猶任意指摘：原判決遽認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有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妨害投標犯行，有調查職責未盡、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云云，洵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綜上，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上訴意旨，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敘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以自己之說詞，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本件洪慈綪、黃志威、黃得文、陳隆進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7

TPSM-113-台上-3806-2025022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強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3號抗告人即被告楊誠浩原審選任辯護人萬鴻均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加重強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14年2月11日113年度訴字第146號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人即被告楊誠浩（下稱被告）抗告意旨如附件所載。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犯罪嫌疑重大，逃亡或有事實足認　　為有逃亡之虞，或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羈押之，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定有明文。關於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得否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替代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而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經原審訊問後已坦認犯行，與起訴書所載之證據資料互核，並就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由被告及其辯護人表示意見，審酌前揭各情後，認定被告涉犯加重強盜、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傷害等罪之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認有對被告繼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進而為該強制處分，已詳為說明其認定之理由，均據本院審閱本案卷宗無訛，是原審既已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延長羈押被告，並禁止其接見、通信之裁定，核屬事實認定職權之適法行使，本院衡其目的與手段間亦無違反比例原則之處。　㈡被告雖以前詞提起抗告，然查：　⒈被告前經原審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犯強盜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疑重大。被告及共犯陳建閎等人所犯加重強盜罪為法定最低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共同正犯成員間的角色分工、參與程度等犯情事實最重要的證據，無非就是人的供述，本案既然尚有尚有同案被告陳建名、不知名之男子在逃，尚未到案；就被訴犯罪事實，被告於原審先是否認，繼又坦認，其陳述已有反覆之情；本件涉案重要情節，被告、共犯陳建閎及告訴人證詞多有歧異，基於共犯犯罪型態有「推諉嫁禍」的危險，及趨吉避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一般心理作用，被告為脫免或減輕自己可能面臨之其他刑責，即有可能會湮滅、偽造或變造證據，或藉由自身與共犯、證人間之情誼、牽涉本案犯罪之利害關係，影響共犯將來陳述之真實性，使其等違背真實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虛偽證言，自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之虞，從而原審認為，尚有共犯未到案，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之虞等情，符合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誤。是抗告意旨所提被告已認罪、無串證之必要等語，自無可採。　⒉又所犯加重強盜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刑責不輕，其為脫免罪責，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又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之虞等情。是以原裁定據此認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確有畏罪避責、勾串共犯、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核無違誤之處。　　　⒊審酌本案猶在原審法院準備程序階段，尚有諸多證人待交互詰問及訊問共同被告之程序，後續亦可能因被告或檢察官提起上訴，審判程序仍須繼續進行，及判決確定後之執行程序尚待進行，並非已經終結，若改採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定期報到等其他手段替代羈押，均不足以確保日後之審判程序或判決確定後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再參酌被告所涉違反上開罪嫌，對社會秩序危害甚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被告於現階段之訴訟程序中，尚難以其他手段替代羈押。從而，原審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審酌全案相關事證，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且無法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定期報到等其他手段替代羈押而有羈押之必要，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之情況，而裁定被告自民國114年2月15日起延長羈押2月，本為原審法院就被告具體情形依法裁量職權之行使，經核並無輕重失衡，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上羈押相當性、最後手段性等原則之情形，並無不當。而被告既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原審審酌本案情節，因而裁定禁止被告接見、通信、授受書籍及信件（但不禁止看報紙、聽廣播），於法同屬有據，亦未違反比例原則。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因而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核無違誤或不當。被告猶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2025-02-27

HLHM-114-抗-23-20250227-1

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解除禁止接見通信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444號聲請人即被告之父張詠詳被告張傳承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4 年度金訴字第135號），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如附件。二、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定；又法院認被告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命禁止或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5條第 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法院為羈押、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須賴此保全偵、審程序進行或執行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嚴格證明之原則。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訊問被告並參酌卷內事證，認其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10 條、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 項、第1項後段、同法第216條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裁定羈押在案。　㈡聲請意旨固以起訴書已送達家中，無禁見被告之原因及必要云云。然觀諸被告歷次供述，就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媒介、從事個別詐欺犯罪之次數等節，前後供述不一，其於偵查中表示，係高中同學張祐凱介紹加入集團，且張祐凱實際擔任監督其工作之角色，並指導被告遭查獲時，如何對檢警陳述不實之內容；被告亦自承遭查獲前即知悉所為係違法行為，然因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藏鏡人」之人威脅「如不繼續做，將到住處找麻煩」，方執意從事非法行為，顯見張祐凱、「藏鏡人」為免自身遭查獲、集團因而瓦解，恐有循線對被告施壓之可能，自無法排除渠等接觸被告家屬，藉由家屬與被告接見、通信之機會傳達訊息，進而達到威脅、利誘被告進行串證或要求被告更易其詞之目的。據此，參諸本案目前審理進度，本院認禁止被告與外人接見、通信之原因尚未消滅，本件聲請，自難准許，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潘政宏　　　　　　　　　　　　　　　　　　　法　官　連弘毅　　　　　　　　　　　　　　　　　　　法　官　蔡旻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徐家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2025-02-27

TYDM-114-聲-444-20250227-1

原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131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辛○○ 丑○○ 子○○ 共同選任辯護人林之翔律師（已於民國112年7月20日解除委任）被告癸○○ 選任辯護人李韋辰律師林之翔律師（已於民國112年7月20日解除委任）被告壬○○ 選任辯護人王聖傑律師陳育騰律師蔡復吉律師林之翔律師（已於民國112年7月20日解除委任）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1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壬○○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辛○○、丑○○、子○○、癸○○均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辛○○、丑○○、子○○為戊○○友人；壬○○、癸○○分別為辛○○之子、侄；庚○○（綽號阿西）為戊○○之兄，己○○為戊○○、庚○○友人；丙○○ 、甲○○、乙○○為庚○○之子（庚○○等人所涉妨害秩序罪等部分，由本院另案審結）。緣辛○○、丑○○、子○○與戊○○於民國111年2月1 日某時許，在辛○○花蓮縣○○鄉○○街00號住處（下稱系爭住處）飲酒，因故發生爭執，戊○○不滿遭辛○○、丑○○、子○○共同毆打（未成傷），離開該處後，旋即找來己○○返回理論，詎辛○○、丑○○、子○○、癸○○共同毆打戊○○，己○○上前攔阻，辛○○轉而毆打己○○臉頰（未成傷）。雙方不歡而散後，戊○○、己○○轉知庚○○上情，庚 ○○再告知丙○○、甲○○、乙○○，其等決議一同去討回公道，由己○○ 騎乘機車搭載戊○○，乙○○則駕車搭載庚○○、甲○○、丙○○緊跟在後，並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鋁棒1支、木質球棒1支等兇器。嗣於同日19時許（下稱第三次到場），戊○○、己○○率先抵達，庚○○持鋁棒下車，與辛○○方人馬一言不合，辛○○、丑○○、子○○、癸○○、壬○○明知系爭住處外馬路為公共場所，且時值過年，系爭住處對面土地公廟聚集為數不少之民眾，若聚眾鬥毆，將波及他人，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仍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辛○○突毆打庚○○臉部，丙○○、甲○○、乙○○見狀迅即下車，辛○○、丑○○、子○○、癸○○ 毆打戊○○，戊○○與辛○○互毆；庚○○持鋁棒、己○○徒手毆打丑○○，丑○○與己○○互毆；癸○○出拳攻擊庚○○臉部，子○○持不詳器具毆打庚○○手部，庚○○憤而持鋁棒回擊，其後辛○○言語激怒庚○○，庚○○ 轉而毆打辛○○，子○○、癸○○毆打庚○○後，逃回系爭住處，庚○○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子○○、癸○○；丙○○、甲○○徒手毆打、乙○○持木質球棒毆打壬○○，壬○○與乙○○互毆後，逃回系爭住處，乙○○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壬○○，壬○○拿鐵椅砸向乙○○，乙○○以手阻擋後，二人發生扭打，過程中癸○○亦與乙○○互毆，致庚○○受有左側第五掌掌骨骨折之傷害；戊○○受有頭部開放性傷口、踝部鈍挫傷之傷害；乙○○受有左腕挫傷、右側尺骨骨折、右側膝挫傷、右側髖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行公訴，必須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之責，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證人、鑑定人必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證言，除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外，其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能遽指該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同案被告庚○○、戊○○、己○○ 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係具結後為證述，被告辛○○、丑○○、子○○前辯護人又未釋明證人庚○○、戊○○ 、己○○所為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自有證據能力。另對質詰問權既屬被告訴訟上之權利，不論該證人對被告而言係友性或敵性，被告就前開證據之調查，本有處分權能，自非不得放棄，而於檢察官未聲請傳喚該證人調查時，被告或辯護人如欲對該人證行使其對質詰問權，自得聲請法院傳喚證人以為調查，如被告或辯護人仍不為調查人證之聲請，當應解為被告已放棄對質詰問權，並無允許被告或辯護人一方面主張不願傳喚證人以為調查，一方面又主張不放棄對於該證人之對質詰問權之理。蓋法院並無強令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進行調查之權，且如為不利益被告之事項，法院亦不得以基於維護公平正義之理由而職權介入為調查證據（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625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辛○○、丑○ ○、子○○前辯護人固指稱上開證人未經對質詰問，係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惟渠等於整個審判過程中均未聲請傳喚上開證人為對質詰問，揆諸前揭說明，堪認其事實上已放棄對上開證人為對質詰問之權利。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除上開證據外，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該被告辛○○、丑○○、子○○、癸○○、壬○○（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合稱被告辛○○等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被告辛○○等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述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2項規定，堪認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辛○○等人均否認犯行，茲將被告辛○○等人之辯解、辯護人所為之辯護意旨分述如下：　⒈被告辛○○辯稱：我那天請戊○○喝酒，戊○○發酒瘋，丑○○把戊○ ○趕回去了，然後戊○○再帶一個人過來，他過來的時候，因為家裡我們過年在聚餐，叫他們在外面談，談不攏他們就走了，走了就說待會要給我們好看。我們沒有在門口等戊○○，我跟丑○○、子○○在客廳裡面，聽到外面的人在幹醮的聲音很大聲，我們才走出來，我們都是空手，我們出來被打，我是被打到我家旁邊土地公廟半蹲在那裡，我否認我有還手，至於他們的傷，我個人認為是他們自己人打到自己人，乙○○所述不實云云。　⒉被告丑○○辯稱：我們是在室內喝酒，聽到外面有關車門聲、吵雜聲，還有罵髒話聲音，我們才走出去的云云。　⒊被告子○○辯稱：我是看辛○○、丑○○出去那麼久怎麼都沒有回來，門一打開棒子就打過來了，我人就倒掉了，我就不知道了云云。　　⒋被告辛○○、丑○○、子○○前辯護人為其等辯護稱：　⑴庚○○、戊○○、己○○、乙○○、甲○○、丙○○（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合稱庚○○等人）攜帶兇器到辛○○家時，開車猛烈急剎，聲音巨大到引發很多鄰居出來探看，乃有備而來，且一下車就是將棍棒從車内拿出走到辛○○家叫囂，辛○○聽到庭院有人飆罵三字經，走到庭院就看到對方一行人拿著棍棒，這種情況下絕不可能會打庚○○一巴掌，蓋對方人多勢眾、凶神惡煞，再者，當天是農曆過年，家裡的親戚都從各地帶小朋友(有幼兒）回家團圓，一般正常人更不會選擇啟動衝突，太過危險，張素琴在場看到庚○○等人一到現場下車後即拿棍棒，進到辛○○家，也未看到辛○○有先動手，從而，被告辛○○ 等人並未先動手，是遭庚○○等人持棍毆打，辛○○、丑○○、子 ○○等頭部重擊，始開始防衛行為，或閃或奔跑或推等動作，辛○○、丑○○、子○○之反抗、防衛行為並非不法之侵害。　⑵依庚○○等人傷勢，相同之處多在手部、手腕、手掌、手臂、足踝等部位，庚○○案發111年2月1日晚上指陳受傷部位在手腕，隔日取得之診斷證明書卻是左手掌骨折（此部分尚非無疑，通常當下警方詢問時會指出疼痛位置，庚○○隔日的傷勢卻不同），乙○○右側尺骨骨折、右側髖部膝部挫傷，均在同一側，非無可能是自己跌倒所造成，甲○○右踝挫傷、己○○足踝受傷、丙○○沒有受傷，依前開傷勢，非無可能庚○○等人持棍棒毆打用力之猛，而多致手腕、手掌傷，對比被告辛○○等人受傷部位，相同之處多為頭部挫傷、頭部撕裂傷、臉部挫傷、牙齒斷裂、肩膀、腰部挫傷，可證被告辛○○等人多係遭攻擊，這也可以說明為何被告辛○○等人的傷勢嚴重，子○○甚至顱骨骨折、顱内出血、顏面裂傷，而庚○○等人的傷勢在手部、手掌、手腕，如果是互毆，庚○○等人傷勢豈會多是手部等，而非臉、頭、胸、肚等部位，顯不合常理，亦證被告辛 ○○等人確實是防衛行為，並非互毆。　⑶庚○○等人持棍棒到被告辛○○家，被告辛○○等人在庭院中遭庚○ ○等人毆打後，辛○○、丑○○一邊往外逃跑，辛○○、丑○○頭部遭重擊，辛○○蹲坐在土地公廟的鐵欄杆旁，庚○○等人仍持續毆打，地上血跡即是辛○○所留下的，丑○○亦蹲坐在地。主觀上只為保護自己生命身體安全，根本無從預見到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秩序安寧。　⑷戊○○之臉部傷勢，不排除庚○○等人混亂中誤擊，辛○○、丑○○ 、子○○頭遭重擊倒地或臥或蹲，實無能力再毆打戊○○。　⑸被告辛○○等人本就經濟不佳，經過此事後長時間無法開店、工作，更是困頓，為民事求償考量始與庚○○等人達成傷害和解，互為撤告，並非認為自己的防衛行為是互毆。　⑹子○○一開始即被重擊頭部隨即倒地昏厥，傷勢最為嚴重，顱骨骨折、顱内出血，庚○○稱子○○持器具攻擊，顯然無稽，不可採信云云。　⒌被告癸○○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　　　　⑴由證人張素琴之證詞可證，紛爭之起源係由乙○○駕駛車輛，搭載庚○○、丙○○、甲○○總共四人，於抵達花蓮縣○○鄉○○街00 號外馬路後，直接拿長條狀武器，衝進系爭住處，並攻擊癸 ○○。復參酌庚○○等人同時遭起訴涉犯侵入住宅罪，可知檢察官亦認定其等非法侵入花蓮縣○○鄉○○街00號房屋及附連土地，則本件紛爭之起源，確實並非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有間。　⑵從經驗法則觀之，事發當時癸○○在自己家裡與家人用餐，係遭他人登門尋仇，而非與他人相約在公共場所談判、甚或鬥毆，難認癸○○主觀上有妨害秩序之故意。　⑶張素琴證稱，在土地公廟金爐旁邊看到一個人縮成一團，然後用手護住自己的頭，有1 、2 個人拿長條狀武器一直打這個人，我認不出誰是誰等語。手拿長條武器之人，按照張素琴之證詞，應係下車後之乙○○、庚○○、甲○○、丙○○等人，而非癸○○或癸○○之家人。實際上，癸○○係在住處，為了抵抗庚 ○○等人，才與對方有身體接觸。　⑷依游智暉之證詞，癸○○與他人發生衝突之位置，確實係在花蓮縣○○鄉○○街00號房屋前之附連土地以及房屋内之客廳，而非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⑸紛爭當天現場混亂，共同被告間之陳述内容，也常有不知道打了誰或不知道誰打我等語，因此，縱使其他共同被告有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亦與癸○○無涉，也無證據顯示與癸○○ 有何關聯，是起訴書認定癸○○與其他共同被告有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實屬臆測，並無理由。　⑹乙○○於警詢時沒有陳述癸○○徒手打他，只有提到現場很混亂，沒有注意到對方是誰動手，雖然乙○○不認識癸○○，但是可以看到警卷第167頁的問題，警方當時有把所有嫌疑人的「口卡」給證人乙○○做確認，乙○○確實也能確認說他不認識癸 ○○，但有提說他有在現場，我們認為假設真的如乙○○所說癸 ○○跟壬○○有毆打他，理應在警詢時就應該說明，而非在過了 2個月之後在偵訊筆錄才去做說明，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乙○○ 同樣也是本案的共同被告，為了可能減輕自己的責任，或把自己形塑成並非出手的一方，才會講有互毆情況。　⒍被告壬○○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　⑴無論從案發關鍵人物辛○○或是戊○○的供述，都可以知道當天的狀況是辛○○、丑○○、子○○、戊○○先一起喝酒，後辛○○、戊 ○○起口角爭執，然後戊○○、己○○、庚○○方會至壬○○家中尋找辛○○，爭執過程壬○○根本不知情、也未曾參與。而案發時，是庚○○等人持棍棒突然到壬○○家中，直接毆打辛○○等人，壬 ○○僅係恰巧於家中吃飯，乙○○衝進壬○○家中毆打，無辜受牽連波及，壬○○主觀並無妨害秩序之故意及犯意聯絡。　⑵乙○○從小就認識壬○○，且觀乙○○案發當天111年2月1日警詢筆錄，乙○○在當天筆錄當下已指認出壬○○在現場，且乙○○也說他拿木棒打人，也不知道打到誰、也不知道誰有動手。乙○○ 於113年3月26日審理程序也說，他就自己的狀況比較清楚，其他人的部分他無法注意到。然乙○○卻在111年3 月30日地檢署偵訊反而鉅細靡遺說壬○○搶木棒，拿鐵椅攻擊他，顯然乙○○的說詞有受到其他人的汙染才會改口，否則乙○○自可於案發當天的筆錄證稱壬○○有搶木棒，拿鐵椅攻擊他，況且乙 ○○從小就認識壬○○，並非經檢警提示後才知道壬○○為何人，既然按照乙○○證詞主要鬥毆對象是壬○○，案發當下的筆錄為何不就壬○○的行為向警方提出告訴？乙○○嗣後的筆錄顯然已遭他人汙染，有串證的疑慮，顯不可採。　⑶依照丙○○供述他當下在拉叔叔戊○○跟辛○○，怎麼還會看到乙○ ○跟壬○○的事情？況且按照乙○○、壬○○的供述，雙方爭執的地點在屋內，當下丙○○人在屋外，又如何看到？再觀案發當天111年2月1日丙○○警詢筆錄，警察請丙○○詳述鬥毆情形時，亦無提及乙○○及壬○○衝突之情形。丙○○與乙○○具血親關係，其證詞袒護乙○○可能性極高，丙○○證詞亦不可採。　⑷聚眾鬥毆構成要件，所發生的地點要在公眾場所，從本案相關證人證述可知主要鬥毆地點是在壬○○家中，屬私人民宅，亦與構成要件不符。　⑸卷內所存之診斷證明僅能證明有衝突發生，進而有人受傷，但無法補強證人及共同被告間之證詞，依現場之狀況，乙○○ 之傷勢有可能來自於伊自傷或其他人之攻擊，實難僅因乙○○ 之供述而認定壬○○有傷害乙○○。更遑論本案從頭到尾均無其他人看見壬○○有持鐵椅攻擊乙○○，造成乙○○手斷掉。本案壬 ○○是否有聚眾鬥毆、傷害罪等犯意，仍有合理懷疑之處；按照壬○○從警詢偵查到審理程序，也是維持一樣說法，就是他是遭乙○○突襲毆打，一直進行防禦、逃跑的行為，並無供詞反覆之情形；乙○○歷次證述也稱，是乙○○先行攻擊壬○○，並非壬○○先動手。退步言之，對方帶人持球棒至家中理論，壬 ○○縱然有反擊，亦可能屬刑法上之正當防衛。　㈡經查：　⒈被告辛○○、丑○○、子○○為被告戊○○友人；被告壬○○、癸○○分別為被告辛○○之子、侄；被告庚○○（綽號阿西）為被告戊○○ 之兄，被告己○○為被告戊○○、庚○○友人；被告丙○○、甲○○、乙○○為被告庚○○之子。緣被告辛○○、丑○○、子○○與被告戊○○ 於111年2月1日某時許，在系爭住處飲酒，因故發生爭執，被告戊○○離開該處不久，隨即找來被告己○○返回理論。雙方不歡而散後，被告戊○○、己○○轉知被告庚○○上情，被告庚○○ 再告知被告丙○○、甲○○、乙○○，其等決議一同去討回公道，由被告己○○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戊○○，被告乙○○則駕車搭載被告庚○○、甲○○、丙○○緊跟在後，並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鋁棒1支、木質球棒1支等兇器。於同日19時許，被告戊○○、己 ○○率先抵達，被告庚○○持鋁棒下車，與被告辛○○方人馬一言不合，被告丙○○、甲○○、乙○○見狀迅即下車，系爭住處外連結馬路、為公共場所，且時值過年，系爭住處對面土地公廟聚集為數不少之民眾，嗣被告戊○○毆打被告辛○○；被告庚○○ 、己○○毆打被告丑○○；被告庚○○持鋁棒毆打被告子○○、辛○○ ，並侵入系爭住處追打被告子○○、癸○○；被告丙○○、甲○○毆打被告壬○○，被告乙○○持木質球棒毆打被告壬○○，被告壬○○ 逃回系爭住處，被告乙○○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被告壬○○，過程中被告乙○○亦毆打被告癸○○等事實，為被告辛○○等人所不爭執，並有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資佐證，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辛○○等人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均有在系爭住處外馬路上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　⑴關於本案衝突之起因、被告庚○○等人第三次到場所發生之經過，有下列證人之證述可憑，茲分述如下：　①證人戊○○於111年3月29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1年2月1日，我有到花蓮縣○○鄉○○街00號，我是跟辛○○、丑○○、子○○一起喝酒，我們有發生爭執，辛○○說要去喝酒，我說不要，就發生口角爭執，我說每次去喝酒都是我在花錢，結果他們三個就用手打我，他們三個一起打我，我要怎麼說。當時我還沒有受傷。我就打電話給己○○，我跟己○○說我被人打，己○○是跟庚○○在一起，庚○○要己○○過來瞭解一下為何我會被打。之後我跟己○○一起去辛○○家，己○○就問他們為何要打我，接著辛○○、丑○○、子○○和辛○○的侄子打我，他們用手打我，我不知道他們打我哪裡，丑○○有拿安全帽打我，但沒有打到。己 ○○也有被打，但我沒有看到，是己○○跟我說的。第三次去又被打，己○○叫我哥庚○○去瞭解，為何要打我，去到那邊，丑 ○○和辛○○、子○○和辛○○的侄子就衝出來打我。就案發經過剛剛所述實在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84、188頁），而戊○○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於111年2月1日晚間8時3分，入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急診就醫，於同日晚間10時13分出院，亦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稽（見警卷第231頁）。　②證人己○○於111年3月29日偵訊時，具結證稱：戊○○打電話給我說被辛○○他們幾個打，然後我剛好跟庚○○在吃飯，庚○○就叫我去瞭解一下，看是戊○○的錯還是他們的錯，我就騎車從戊○○家載他去辛○○家瞭解，辛○○就問我來做什麼，戊○○是不是找救兵，我說找救兵怎麼只找一個人，我是來瞭解對錯的，丑○○就站起來口氣很不好，說要吵架就出來外面，我們就去外面，總共有4、5個人，我認識的是丑○○，辛○○、子○○ 就徒手打戊○○的頭，後來我去攔辛○○，跟他說有事用講的，我一直攔他，戊○○已經趴在地上了，我看到有一個拿安全帽往戊○○敲，但沒有敲到，但我不確定是誰，我在攔辛○○的時候，他有出手打我的右臉，但我沒有受傷，之後我就載戊○○ 回家，庚○○就說要去瞭解狀況，庚○○就跟他三個兒子去，我載戊○○去，我們是要去瞭解為何第二次又被打。第三次我跟戊○○騎摩托車先到場，之前包含辛○○、丑○○和子○○4、5個人就衝出來，就說你們是找人來吵架的嗎，之後庚○○到場，他一個人下車，丑○○就說西哥聽我說，這情況，丑○○還沒講完，辛○○就衝過去搥了庚○○的臉一下，大家就打起來，庚○○被打之後，三個兒子有下車。我們是在辛○○家外面的馬路上打架，就是在廟的旁邊，我沒有拿武器，我徒手打丑○○的臉、頭，丑○○也有打我的頭，但我沒有什麼傷。就案發經過剛剛所述實在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85至186、188頁）。　③證人庚○○於111年3月29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1年2月1日19 時許，我有到壽豐鄉豐山街77號。我弟弟戊○○第一次先跑來跟我說他被打，我拜託己○○去瞭解，第一次戊○○回來的時候，我有看到戊○○的左臉頰腫腫的，但沒有看到有流血，我就請己○○去瞭解，看誰對誰錯，其他的明天再講，結果戊○○和己○○去不到10分鐘回來，我看到戊○○的頭腫的豬頭一樣，己 ○○當時左臉稍微腫腫的，又跟我說他們又被人打，所以我就說走我們去瞭解一下，我回家開車，己○○和戊○○就騎車去，我回家時我兒子說為何叔叔一天被打兩次，所以也跟我去瞭解一下。戊○○和己○○先到場，他們5、6個人就圍上來，我就帶鋁棒下車，我就說現在是要打架還是要講，丑○○說要跟我解釋清楚，丑○○在跟我講話時，辛○○就從旁邊衝過來，他就罵我髒話一拳揮過來打到我的臉，我兒子乙○○、丙○○、甲○○ 看到我被打，就衝下車，癸○○打了我臉一拳，子○○躲在暗處不知道用什麼打到我的手，所以我用鋁棒打子○○，我的手是子○○打斷的，但他拿什麼我不知道。之後辛○○又講了一些很難聽的話，我有用鋁棒打辛○○。癸○○跟子○○打我後有跑進去他們家裡，我有追進去他們家打他們，我出來時，我有看到辛○○徒手以拳頭毆打戊○○，戊○○倒在地上。我們打架地點是土地公廟，是大眾可以出入的場所。就案發經過剛剛所述實在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86至188頁），而庚○○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於111年2月2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急診室接受石膏固定治療，亦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稽（見警卷第229頁）。　④證人乙○○於113年3月26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小就認識壬○ ○，案發當日我有開車到現場，車上有坐庚○○、丙○○、甲○○ ，己○○騎機車載戊○○去現場，己○○、戊○○先到辛○○家門口，去的原因是戊○○被打兩次，才想說為什麼，第一次叔叔喝酒被打那算了，第二次是請朋友了解，他們又被打。我車停在辛○○家門口100公尺內的距離，庚○○先下車，我看到庚○○走過去，對方站在大門口外面紅線那邊，對庚○○有揮拳動作，所以我們才下車，他們人多，我有拿球棒下車，我爸爸被打，動手的人沒有包含壬○○，因為壬○○有靠過來，我有手持木棒打壬○○，後來邊推邊打邊退，從外面馬路打到庭院。我有揮木棒，壬○○擋掉了，我手上的木棒就掉了，不在我手上了，我不知道有沒有真的攻擊到壬○○，我看壬○○進去家裡，我就把門擋住，我以為壬○○在拿什麼武器，結果壬○○是拿鐵椅，我就把門打開說「你幹嘛拿這個，放下」，我就進去，壬 ○○就砸下來了，後來我們就在房屋裡面打了。對方有打我們這方的人，不然我怎麼會受傷，癸○○發現我跟壬○○在打，才跟著一起打，我不認識癸○○，對癸○○比較有印象時，應該是他進去家裡面打我時，我偵查中所言均屬實。因為當天我有受傷，警詢我只能大概講，我沒有辦法鉅細靡遺敘述當天每個人都在做什麼，因為我跟壬○○互打，我不可能邊打邊看別人，我只能說我自己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6至393頁），而乙○○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於111年2月2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急診室接受石膏固定治療，亦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稽（見警卷第233頁）。　⑤證人丙○○於113年5月28日本院審理時，供證：111年2月1日傍晚，起初是聽到我爸說我叔叔戊○○被壬○○家人打，所以我們才去了解情況，我、甲○○、乙○○、庚○○才坐同一台車去辛○○ 家，戊○○應該是坐友人己○○摩托車去，到場時看到辛○○家人、其他旁邊住家的民眾聚集在土地公廟前面馬路，我爸先下車了解情況，我看到我爸在土地公廟正前方被打時，我們三兄弟下車，乙○○跑比較快，我看到乙○○一下車就跟壬○○互毆，子○○打我爸爸，我在那邊拉我叔叔戊○○，因為戊○○和辛○○ 徒手互毆，乙○○一開始就有拿兇器，壬○○當下沒有拿武器，後來有沒有拿武器我沒有看到，我們從土地公廟正門口，一路打到他們家正門口，我沒有進去他們家庭院，壬○○他們有跑回去住處，乙○○有進去庭院內，可能防止他們回去拿刀子之類的，上面我沒有說到的人，我沒有注意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至21頁）。　⑥基上，除了有證人庚○○、戊○○、己○○、乙○○、丙○○之證詞外，前揭診斷證明書所載之傷勢，核與證人指述被告辛○○等人毆打部位、方式吻合，可作為補強證據，且證人庚○○、戊○○ 、乙○○傷勢非輕，被告辛○○等人有出手攻擊之行為，應堪採信。至於警員111年2月1日21時5分所拍攝之證人庚○○左手照片（見警卷第257頁），其下說明欄所載「庚○○稱遭毆打部位（左手腕）」，與證人庚○○於111年2月2日至急診室就醫，醫院所診斷之傷勢「左側第五掌掌骨骨折」（見警卷第22 9頁），並無扞格之處，被告辛○○、丑○○、子○○前辯護人據此質疑證人庚○○證詞之憑信性，難認有據。　⑦被告壬○○之辯護人反詰問時詰以：「剛剛問你小時候就認識壬○○，為何在警詢時沒有說壬○○打你？」，證人乙○○答稱：「我有說吧。」，被告壬○○之辯護人乃提示證人乙○○警詢筆錄，證人乙○○解釋稱：「因為他當時問是說我有沒有看到人家有持武器或者是怎麼樣打，我說我沒看到是誰拿球棒打，也不知道他們是誰，到底怎麼打，我跟壬○○是從外打到内。」，並說明：我在111年3月30日至地檢署做筆錄前，有自己回憶一下當時現場情況，我在警詢跟偵訊所作筆錄都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7至388頁）；被告癸○○之辯護人反詰問時詰以：「你在111年2月1日警詢時並沒有提到癸○○有打你，對嗎？」，證人乙○○答以：「我不是有說他哥哥有進來嗎？我有說他哥哥，可是我不認識他哥哥，那時候我有說我跟壬○○從外面打進去，他哥哥有進來一起打我，但我不知道他哥哥叫什麼名字。」，被告癸○○之辯護人乃提示證人乙 ○○警詢筆錄，詰以：「你在這天製作筆錄時，並沒有向警方說癸○○有打你，對嗎？」，證人乙○○坦言：「是，沒有說。」，被告癸○○之辯護人詰以：「為何改口？」，證人乙○○澄清稱：「我沒有改口，那有地檢署的筆錄嗎？我想看，因為當時比較混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0至391頁）。考諸證人或因記憶、描述事物能力有別，或因訊問者訊問方式、著重之重點及證人理解能力之故，致先後陳述有若干差異，倘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乙○○於111年2月1日21時29分至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指稱：「（偵查佐問：請詳述豐田土地公廟〈豐山街77號〉現場衝突情況？）我爸爸一開始在11 1年2月1日晚上20時48分許打電話跟我說我叔叔被打，叫我和大哥丙○○回家，原本我們是在別人家打麻將，回家後我就聽我爸爸庚○○、己○○在了解情況，我聽到說我叔叔戊○○跟朋友喝酒被打，後來爸爸叫己○○跟叔叔戊○○一同前往現場了解情況，結果對方什麼都沒說就直接打己○○跟叔叔戊○○，然後我爸爸和他們就回家討論了解情況，然後也叫我跟大哥丙○○ 回家，然後我們過沒多久就一起開車前往對方家門外，我叔叔戊○○、己○○及我爸爸先過去對方面前了解情況，然後我們三兄弟在車上看，我看到對方打我爸爸及我叔叔戊○○、己○○ ，我就和大哥丙○○、二哥甲○○下車過去，我過去時我有拿一支木質球棒，當時我大哥丙○○是保護叔叔戊○○及勸架、我二哥甲○○是保護我爸爸及勸架，我看對方打我爸爸時，我就拿木棒打對方，我也不知道我打到誰，因為現場太混亂了，後面我們雙方各自拉開，警方才到達現場處理。」、「（偵查佐問：現場衝突發生時有何人動手或持器械攻擊？）我有拿木質球棒打對方，但是掉了之後我不知道木棒去哪了，我也不知道那時我有打到何人，反正就是只要不是我這邊的人就亂揮打，我爸爸庚○○、戊○○、己○○、甲○○、丙○○他們有沒有打我沒有注意，我也沒有注意到對方是誰動手，因為現場太混亂了。」（見警卷第165至167頁），與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詞之基本事實同一，僅係證人乙○○對於案發經過細節交代之繁簡不同，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尚難以此逕論證人乙○○之證詞不可採信。　⑧被告壬○○之辯護人於覆反詰問時，質疑為何證人丙○○於警詢時未提及乙○○與被告壬○○發生肢體衝突一事，考諸證人或因記憶、描述事物能力有別，或因訊問者訊問方式、著重之重點及證人理解能力之故，致先後陳述有若干差異，倘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丙○○於1 11年2月1日21時31分至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指稱：「（偵查佐問：請詳述鬥毆情形？）當時我跟我三弟乙○○在我媽媽朋友家打麻將，19時01分我接到我二弟甲○○的電話，說叔叔戊○○被打，叫我回家，然後我跟乙○○馬上回家，回到家之後，我看到我叔叔鼻青臉腫又有血跡，於是乙○○駕駛自小客車7020-EL(家裡的車）載爸爸庚○○ 、我及二弟甲○○前往找對方，到現場後，我爸先下車找對方理論，對方一群人作勢要打我爸及叔叔，我們三兄弟就下車，我就去勸架，結果對方就動手毆打我爸跟叔叔，我就把雙方拉開，但還是繼續毆打，沒多久警方就到場喝止，沒有繼續打，但對方還是在叫囂。」等語（見警卷第199頁），與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詞之基本事實同一，僅係證人丙○○對於案發經過細節交代之繁簡不同，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尚難以此逕論證人丙○○之證詞不可採信。　⑨證人丙○○就自己有毆打被告壬○○一事並無爭執，且為認罪之陳述，對於證人乙○○持兇器毆打被告壬○○，因壬○○逃回系爭住處，證人乙○○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壬○○等不利於己方之情節，亦如實陳述，至於被告壬○○、證人乙○○後續於系爭住處內發生何事，則因未目擊而無法指明，綜合其證述內容，難認有何袒護證人乙○○、捏造事實之情形。另雙方爆發肢體衝突之地點，起初是在系爭住處外馬路，證人丙○○下車後，確有目擊證人乙○○與被告壬○○互毆，與其曾試圖拉開被告辛○○ 與證人戊○○，並非無法並存，證人丙○○於作證過程已清楚說明時序（見本院卷二第22頁），被告壬○○辯護人質疑證人丙 ○○證詞之憑信性，實無所據。　⑩鬥毆本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各人所為、出現地點非一成不變，而是隨現場情勢而有所變化，被告癸○○辯護人以檢察官起訴被告庚○○等人侵入住宅罪，反推本件紛爭事發地點非在公共場所，顯屬邏輯上之謬誤，自不足採。　⑵被告辛○○等人其餘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子○○於111年2月5日警詢時供稱：我被庚○○打一下就倒在地上，我不清楚有沒有毆打對方云云（見警卷第55頁）；嗣於111年3月23日偵訊時改謂：我被打的時候，當時綽號阿西的庚○○他拿棒球棒打我，第一下我就倒下去了，之後我就一直被打，我只知道我第一下是被庚○○打，其他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其他人在幹嘛，因為我被打第一下就倒在地上云云（見1255號偵卷第122頁），苟被告子○○未有攻擊的行為，何以其於警詢時未嚴詞否認，而是推稱「我不清楚」？顯與常情有悖。被告子○○於警詢中之陳述距離案發時點較接近，且尚未及思考利害得失，是其於警詢中之陳述自較貼近於事實。　②被告癸○○於111年2月1日警詢時供稱：我因為過年回來老家吃飯，我就聽到我叔叔辛○○與友人酒後發生爭執，我就出去查看避免有衝突發生，後面就看到有一台車到場，車上有一人先手持棍棒下車叫囂，後續另外三人也從車上下車，全部手持武器就朝我堂弟壬○○身上打，我就先回到家想要拿東西防身但是沒有拿到，後來我又出去時就被對方毆打，我被對方打到地上護著頭，等我起來之後，看到有人手持球棒衝進我老家，再繼續毆打我弟壬○○，我後來就進去跟我弟一起抵禦對方。我有參與鬥毆，但是是因為我要抵抗，所以才打對方等語（見警卷第71頁），直言其有出手攻擊對方，只是提出正當防衛之抗辯；嗣被告癸○○於時間相去不遠之111年3月23 日偵訊時翻稱：我聽到爭吵聲，當時我要從家門口走出去，我就被打，我不清楚衝突是什麼，我沒有還手。我也沒有看到誰打誰，也沒有看到誰打我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23頁），否認有還手之行為，除了自己被打以外，其他案發經過均一無所悉，前後供述不一，難以採信。　③被告癸○○以證人身分於113年5月28日本院審理時，證謂壬○○ 沒有拿鐵椅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0頁），但其亦坦言：一開始是三個人追壬○○，追進我家裡的只有一個人，我看壬○○被球棒打，我就衝回家要去找防身物品，所以我沒有看到壬○○ 被追時做什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頁），證人即被告癸○○ 既未全程目擊，其證詞自難為有利於被告壬○○之認定。　　④證人張素琴於111年9月22日偵訊時證稱：111年2月1日19時許，我有在花蓮縣○○鄉○○街00號，該處是我們村莊的土地公廟，當時過年，大家都在該處聊天，我忘記我切確幾點在該處，但我很早就在那邊，天還沒暗我就在該處跟鄰居聊天，我中間也有離開，因為我會回去煮菜或買東西，晚上時，我突然聽到有車子開很快，還有煞車聲音，煞車後很大聲，所以很多鄰居都跑出來看，我看到2、3個男子從一台車下車，我看到駕駛座下來的男子手從駕駛座旁撈東西的動作，之後我看到他拿一個長條狀應該是木棒，另一名下車男子則掀後車廂去拿東西，但我不確定他拿什麼東西，但也是長條狀的，我就聽到有人罵三字經，但我不確定是不是該2、3名男子罵的，接著這2、3名男子衝到土地公廟旁房子，夾雜三字經，還有乒乒怦怦聲音像是在打架，但我看不見，後來我跟幾位鄰居趨向前去想看發生何事，結果在土地公廟金爐旁邊看到一個人縮成一團，然後用手護住自己的頭，我看到好像有1 、2個人拿長條狀武器一直打這個人，我認不出誰是誰，在地上的人是誰我也不知道，當時大家都嚇死了，就是棍棒齊飛的感覺很可怕等語（見138號調偵卷第119至120頁），依證人張素琴證述意旨，似乎只能確認「一個人縮成一團，然後用手護住自己的頭，我看到好像有1、2個人拿長條狀武器一直打這個人」，至於前面之打架過程，則未目擊，自難以此推斷被告子○○在遭攻擊頭部前，未參與任何鬥毆之行為。　⑤證人游智暉於111年9月22日偵訊時證稱：我從正門口進去時，發現門是鎖的，我敲門後叔叔幫我開門，我進去後問叔叔為何鎖門，並訊問是否要上鎖，叔叔說關起來就好，後來我就進去吃飯，過一陣子後，我聽到喝酒的客廳有在爭吵的聲音，我出去之後看到叔叔跟一個人在爭吵，當時跟叔叔發生爭吵的我只看到一個人，叔叔跟這個人吵著吵著就走到外面，之後我就回廚房吃飯，我吃完飯後沒多久，大約30分鐘後，就出現更大的聲音，就聽到乒乒怦怦像是人家砸場的聲音，後來癸○○先出去看，壬○○也跟著出去，後來我的小朋友因為出去看所以我也出去，結果發現有一群人衝到辛○○家裡，我有看到5、6人，我看到1個人拿球棒，該處有2間房子，這2間房子可以通，我是在新房子客廳，辛○○他們是在舊房子客廳喝酒，我從新房子落地窗看到有一個人在房子前面空地拿球棒打癸○○，後來癸○○跑回家躲避，這個人拿球棒追進家裡，我將小朋友安頓好後，我到另一邊客廳，我看到剛剛追打癸○○的人跟癸○○在地上發生扭打，後來壬○○出來請大家停手，他本來在房子更裡面在被另一個人打，但是我沒看到他怎麼被打，因為我只注意我弟弟癸○○，當時舊客廳裡面我就是看到這2個陌生人等語（見138號調偵卷第126頁），經檢察官進一步追問：「你剛剛說5、6人衝進到底是何時發生的事？」，翻稱：「我沒有看到，是我聽壬○○說的。」（見 138號調偵卷第127頁），佐以證人游智暉自陳其中途有去安頓小朋友，打架事件其只在屋子裡，沒看到屋外情形（見13 8號調偵卷第126至127頁），則證人游智暉究竟有無目擊事件發生之全貌，實非無疑。再者，證人游智暉證述內容與被告癸○○以證人身分作證時所述「追進我家裡的只有一個人」齟齬（見本院卷二第21頁），故其證詞無從遽採。　⑥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04 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被告壬○○與證人乙○○係彼此互毆，自與刑法第23條前段正當防衛之要件不符，而無從主張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⒊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查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辛○○等人於事實欄所示時地，確有在系爭住處外馬路上，聚集三人以上，共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已經本院認定如上。又系爭住處外馬路為公共場所，且時值過年期間，系爭住處對面土地公廟，聚集為數不少之民眾，本件鬥毆導致民眾心生恐懼，業經證人張素琴證述明確（見138號調偵卷第119至120頁），另雙方鬥毆地點旁有其他民宅坐落，並非人跡罕至之處，亦有Go ogle地圖街景列印畫面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77頁），足認其等所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致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客觀上實已影響人民安寧，並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當與前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構成要件相符。　㈢綜上所述，被告辛○○等人及其等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辛○○等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之說明　⒈公共場所係指公眾聚會、集合或遊覽之場所，如街衢、公園等；至所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則指非公共場所而為不特定之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而言。經查本件案發地點為道路，任何人車均得自由通行，自屬「公共場所」甚明。　⒉衡諸常情，拿鐵椅砸向他人，勢將造成他人身體之傷害，客觀上自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而所謂「攜帶」不論從外攜入或就地取材，只要行為人於行為當時持以犯罪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壬○○縱係就地取材、臨時起意拾取現場之鐵椅作為兇器使用，然其對於生命、身體、安全之構成威脅並無二致，仍無從解免於「攜帶兇器」之加重處罰規定。本案雙方一開始發生肢體衝突之場所為系爭住處外馬路，被告壬○○拿鐵椅砸向證人乙○○之地點則為系爭住處，被告辛○○、丑○○、子○○、癸○○無法預見被告壬○○會拿系爭住處鐵椅砸向證人乙○○，尚難遽認被告辛○○、丑○○、子○○、癸○○就被告壬○○拿鐵椅作為攻擊武器之行為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加重其刑。　⒊是核被告辛○○、丑○○、子○○、癸○○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罪；被告壬○○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行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暴罪。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被告辛○○等人鬥毆之地點為「公共場所」，證據並所犯法條欄卻認係「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乃有誤會，應予更正，然因仍屬同條項之規定，故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被告壬○○部分，公訴意旨漏未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容有未洽，併此敘明。　㈡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又因該罪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辛○○等人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本罪已表明為聚集3人以上，是主文之記載應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㈢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性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 」或「應加重…」，故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 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即有自由裁量之權，且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即應一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始為適法。本院審酌被告壬○○所為本案妨害秩序犯行之情節尚非重大，且侵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之情形，並無嚴重或擴大之現象，認尚無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㈣爰審酌被告辛○○等人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解決細故糾紛，反聚集於公共場所與被告庚○○等人發生本案衝突，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造成他人恐懼不安，破壞當地安寧秩序及社會治安，亦侵害他人之身體法益，所為均屬可議。兼衡被告辛 ○○等人均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但已與被告庚○○等人調解成立，及被告辛○○等人違犯本案之動機、手段情節、分工情形，於本院審理時所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暨被告辛○○、丑○○、子○○、癸○○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證，素行非劣，被告壬○○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現由本院另案審理中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三、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辛○○等人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惟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辛○○等人所涉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戊○○、乙○ ○具狀撤回對被告辛○○等人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就此部分原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惟因此部分與被告辛○○等人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間，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丁○○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曹智恒　　　　　　　　　　　　　　　　　　　　　　　　　　　　　　　　　　　　法　官　蔡培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雪節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5-02-27

HLDM-111-原訴-131-20250227-2

聲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82號聲請人即被告許中銘現於法務部○○○○○○○○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48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許中銘（下稱被告）已坦承犯行，願提出新臺幣（下同）3萬元交保，爰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同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56號裁定、46年台抗字第21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之意念而再為同一之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罪，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在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有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至於有無羈押之必要，則由法院以上述羈押之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之裁量為其裁量標準，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三、經查： (一)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認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及刑法第339條之4 第2 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嫌疑重大，且本案電子錢包內之泰達幣於被告遭警方逮捕扣押手機後，即遭不詳之人轉出，本件尚有其他共犯未到案，仍有湮滅證據或串證之嫌，又被告前已協助詐騙集團與他人面交取款超過10次，足認被告有再犯之虞，認有羈押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同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裁定羈押在案。 (二)被告雖執前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查：　1.被告涉犯上開罪名犯罪嫌疑重大：　　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及刑法第339條之4 第2 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有告訴人林姿瑩於警詢、偵訊之證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扣押筆錄、扣案物照片、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幣流分析報告、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等為證，並經被告坦承不諱，足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名，罪嫌重大。　2.羈押之原因：　　另參本案之幣流分析報告記載本案電子錢包內之泰達幣於被告遭警方逮捕扣押手機後，即遭不詳之人悉數轉出，又本案其餘共犯尚未到案，本件仍有湮滅證據或串證之嫌。再被告自承其已配合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向不同被害人面交取款至少10次等語，顯認本件被告具有重複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情事，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同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之羈押原因。　⒊羈押之必要：　　本件考量被告所涉本案犯行，不僅對被害人造成財產上侵害甚鉅，對社會治安危害亦屬重大，參酌預防性羈押之目的，及被告多次協助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人面交取款，藉以獲取報酬，足見非予羈押實難避免其再犯，並衡以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認被告仍有羈押之必要，尚無從以命具保3萬元、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代替羈押，本院認被告現階段上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依然存在，準此，被告聲請自屬無據，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億芳　　　　　　　　　　　　　　　　　　　法　官　蔡旻穎　　　　　　　　　　　　　　　　　　　法　官　林婉昀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敘明抗告之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麗燕

2025-02-26

CTDM-114-聲-82-20250226-1

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7號公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學賢選任辯護人黃教倫律師被告劉政繁選任辯護人林富貴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5252、7362、76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周學賢、劉政繁均自民國114年3月4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定有明文。二、被告周學賢、劉政繁前經本院訊問後，認被告周學賢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132 條、第23 1條第2項、第1項、第270條、第268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等罪，被告劉政繁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 條、第4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132條、第231條第2 項、第1 項等罪，均犯罪嫌疑重大。被告二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不僅預期刑期很高、長期任職或居住於出海相當便利的基隆地區，且二人正值壯年，並無阻礙逃亡的疾病，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有逃亡之虞。且被告二人均為警察人員，不僅人脈廣、熟悉偵查技巧，更藉由包庇插股、洩漏警察機關臨檢等方式，涉犯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這種屬於隱密性甚高、查緝不易的貪瀆犯罪，被告周學賢與其餘同案被告或證人供述不一，被告劉政繁亦曾於偵查中否認犯行，其餘同案被告亦均有在偵查中更改證詞之情形，足認被告二人均有相當理由有串證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及執行，無法以具保、限制出境、出海、科技監控設備等方式替代羈押，均有羈押之理由及必要，而裁定自民國113 年10月4日起對被告二人羈押3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又於114年1月4日延長羈押2月，仍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三、茲因本案羈押期間即將屆滿，本院於114年2月21日訊問被告二人後，仍認被告二人涉犯上開罪嫌，均犯罪嫌疑重大。被告周學賢雖以其無經濟能力可逃亡，身體狀況亦不佳；被告周學賢辯護人以本件被告及證人均已到案且具結證述在卷，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被告無逃亡之事實，請求具保停止羈押等語；被告劉政繁以其坦承犯行，願意繳回犯罪所得；被告劉政繁辯護人以被告身體狀況不佳，無逃亡的能力，請求具保停止羈押。惟本院考量被告二人自113年10月4日羈押迄今，其二人之外在客觀環境並無任何變更，上開羈押之理由及必要性均仍存在。斟酌被告二人本案涉案情節、年齡、經濟能力，以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與被告二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若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仍有羈押之必要，且本案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各款所定法定停止羈押之事由。綜上所述，認被告二人均應自114年3月4日起，第一次延長羈押2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陸怡璇　　　　　　　　　　　　　　　　　　　法　官　李　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對於本件裁定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曾禹晴

2025-02-25

KLDM-113-訴-207-20250225-2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家暴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82號上訴人杜哲全即被告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80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6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　㈠第一審判決以，被告杜哲全因故與配偶(現已離婚)乙○○發生爭執，即基於傷害及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7日晚間1 1時3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住處，徒手毆打乙○○，致其受有頭部挫傷、頸部挫傷、前胸挫傷、雙上肢挫傷、左手小指淺部撕裂傷之傷害，並將原贈與乙○○由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 1支折斷致令不堪用，事證明確，而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及構成家庭暴力罪。　㈡量刑部分亦具體審酌被告身為告訴人乙○○之配偶，卻因故暴力相向，犯後否認犯行，未見一絲悔意，迄未與告訴人和解，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勢之輕重，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暨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傷害罪部分量處拘役50日(得易刑)，毀損罪部分量處拘役20日(得易刑)，定執行刑為拘役60日，及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經核：原判決關於事實之認定，並非僅憑告訴人乙○○單一指訴，尚爰引其他證人及證物為佐，所為理由論述均合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適用法律亦無違誤，量刑方面並依刑法第 57條規定之事由詳為審酌，於法定刑範圍內酌予衡量，核無量刑輕重相差懸殊，或違反比例原則、公平原則等情形，因認原判決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手機是杜哲全付款購買的，是要給孩子與母親乙○○聯絡使用，所有權人是杜哲全，乙○○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亦稱手機是杜○○的，原審判決認為手機是贈與乙○○，與事實不符。　㈡原判決認定杜哲全傷害乙○○亦非事實，杜哲全於110年5月被乙○○攻擊又被提告傷害後，為避免誤會和再被傷害，原在3 樓和妻小同住，被迫一個人搬到4樓，案發當時，杜哲全在4 樓房間休息，乙○○深夜11點帶著杜哲全的手機上樓，先是哭了一陣子，描述她媽失智，想要讓她媽到○○路以就近照顧，杜哲全考量居住不便，婉拒並請乙○○離開，乙○○不願離去，並突然拿出杜哲全給孩子使用的手機，威脅杜哲全說”你看看你就是這樣冷血無情的人”，杜哲全見乙○○威脅，並且不當使用杜哲全的手機，就把手機拿回，但乙○○也來搶手機，一直拉扯杜哲全導致抓傷，杜哲全雙手都在拿手機，沒有第三隻手可以毆打乙○○，檢察官僅按照乙○○連同小孩描述做個人推斷，但深夜11點孩子都在3樓睡覺，並未見到爭吵過程，兩小孩平日很黏乙○○，一直很聽母親乙○○的話，此次受到母親乙○○教唆，用捏造內容做不當描述。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毀損部分：　⒈被告雖辯稱，本案被毀損之手機是要給小孩使用，並未贈與予告訴人乙○○云云，然觀諸告訴人歷次供述，於警詢時證稱：手機是他說他在網路上買的，但平時都是我在使用，杜哲全於8月底時向我和小孩說這手機要給我們使用，並親自要我把舊手機檔案、SIM卡都轉到新手機去，所以我認為這支手機是我的(見警卷第5頁)、偵查中證述：某天杜哲全在炫耀他在蝦皮上用4千元買到比我當時使用的手機還更高級的手機，當時兩個小孩有看到杜哲全硬把手機塞給我，叫我使用這支手機，我手機內的資料也移轉到這支手機裡(見偵卷第39頁)、及本院審理時證述：那支手機不是我買的，是被告在孩子面前說要送給我使用，112年8月份我們去韓國旅行，途中，被告一直罵我，說我使用的手機太差，導航一直出錯，回來後，在暑假期間，被告就拿著那支手機跟我說這支會比較好用，叫我把原來手機的所有資料都轉過去。被告一開始說小孩的手機，電池有點膨脹，他那時是問小孩說，不然這支手機給你用，小孩不想回答，表現得很為難的樣子　　，被告才跟我說，不然就乾脆送給你用，還跟我說資料可以先轉過去(見本院卷第178至179頁)，告訴人前後證述一致，且始終堅稱本案被毀損之手機係被告所贈。再參諸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兒子杜○○證述：壞掉的手機是之前爸爸就說每天拖地、洗碗，聽他的話，他就會買手機給我們，他買來之後就說要先送給媽媽使用，因為他說媽媽的手機很爛、不好，爸爸有說手機要送給媽媽，爸爸一直叫媽媽用他買的那支手機，叫媽媽要把檔案存進去(見偵卷第50至51頁)、及女兒杜○○於偵查中證述：爸爸有說手機買來要送給媽媽(見偵卷第50頁)，顯見告訴人指證遭毀損之手機為被告所贈等情，核無不實。　⒉至於告訴人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中提到杜○○之手機，究竟何指，對此告訴人乙○○於本院已證述：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記載被告搶奪長子手機，是指另外一支手機，那支手機是我兒子在使用的，例如我兒子去校外教學，我就讓他帶去，那支手機沒有SIM卡，無法用來打電話，但可以在有人分享網路給我兒子時，使用wifi，那支手機平常都由我保管，我兒子要使用時我再拿給他，我兒子在偵查中稱，媽媽有另一台手機，應該是指由我保管的那支手機，我兒子認為手機是由我保管就是我的，我兒子那時(即案發時)拿那支手機，他想要報警，可是他不知道沒有SIM卡，沒有辦法打電話，被告可能也擔心小孩在錄影，所以就把小孩的手機搶走等語(見本院卷第183至185頁)，再對照證人杜○○於偵查中證述：爸爸直接用手將手機扭碎在地上，媽媽有另一台手機，我就去拿那支手機打算報警，但也打不通，之後我拿手機到 4樓，爸爸看到我拿手機也過來搶手機(見偵卷第50頁)，由證人杜○○亦證述，案發當天除被毀損之手機，另又有一支手機，無法撥通電話等語，均可與告訴人指訴相符，足見告訴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中所載，並非如被告辯稱，有自承本案被毀損之手機為被告要送予小孩之意。　㈡傷害部分　⒈被告雖否認有傷害告訴人，然被告毆打告訴人之過程，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指證：當時我的女兒發高燒，所以我就打電話尋求我母親的幫助，在打電話過程中，我發現我母親有失智情形，我心疼並且情緒相當難過，就去4樓找杜哲全哭訴母親的情狀，有敘述到一直以來都是我媽媽無條件在幫助我和兩個小孩，所以我想有時間至少一周載媽媽回家住一個晚上，結果杜哲全就突然暴怒說我汙辱他，說我在抱怨他，說我爸爸肺癌末期及我媽媽失智症都是我的問題，與他無關，之後我就拿出手機在他面前跟他說我現在開始把我們的對話錄下來，希望多年後你在聽到這些對話，你不會心虛，你要記住你的殘忍，之後他就叫我離開房間，我不離開，然後他就突然間從我手中搶過手機，我不肯放手，之後他就抓住我，然後就用膝蓋壓住我的胸口，之後我的後腦就撞到地板，於過程中我就一直大叫，女兒被嚇到就從3樓衝到4樓，然後杜哲全就折我手上的手機，企圖要把手機弄壞並且也弄傷我的手，之後我的兒子也上來4樓，我叫我的兒子報警，但因為他的手機沒有SIM卡，所以無法撥打，之後我就趕快下樓載著我的兩個小孩去派出所報警(見警卷第5頁)等語綦詳，且證人杜○○於偵查中亦證述：我看到媽媽被爸爸壓在地上，一直扭媽媽的手要把手機搶過來等語(見偵卷第50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5至16頁)，已足認定告訴人之指訴非虛。　⒉反觀被告於案發翌日在警詢所供：於112年9月7日23時30分左右，乙○○在家中用徒手方式推擠我，主要是因為我妻子乙○○ 情緒不穩，跟我抱怨對她不好，接著乙○○情緒就爆發，然後我妻子就使用我購買的手機要錄影，我認為不妥，就將我借給我妻子的手機破壞掉，隨後我就請我妻子離開我的房間，但我妻子就不離開，之後我妻子就對我推擠及壓制我，我叫我2個小孩上來將我妻子拉開，隨後我就打電話報警，請警方到場協助，我決定申請通常保護令及對我妻子乙○○提告傷害(見警卷第12頁)，被告雖推稱係遭告訴人推擠壓制云云，然對照被告提出之台南市立醫院家暴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 見警卷第17至18頁)，被告之傷勢為右上肢及頸部抓擦傷，而前揭告訴人提出之驗傷診斷書則記載告訴人驗傷之時間為 2023年9月8日7時22分，傷勢為頭、頸部、胸口、雙上肢挫傷、左手小指淺部撕裂傷等，由傷痕分布之範圍較廣，衡諸常情，倘真如被告所辯，係告訴人將被告壓制，豈有告訴人反受傷較為嚴重，不合常理已然可見。再由卷附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鹽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所載(見警卷第37至39頁)，案發時間為112年9 月7日23日30分許，員警受理時間為112年9月8日2時13分許，可知告訴人係於案發後數小時即已到醫院驗傷，由案發及驗傷時間之緊密程度，且又無證據證明，中間之空檔時間告訴人另外遭受其他外力攻擊，堪認告訴人所受傷勢，確為被告造成無訛。又被告上訴理由雖辯稱，案發時，小孩已入睡，未目睹衝突經過云云，然被告所辯不僅與其兒女之證詞相左，且對照被告自己於警詢陳稱，小孩有上樓，顯見被告上訴後辯稱，小孩係受告訴人誤導而為不實證述云云，係屬飾卸之詞，委不足採。另被告主張其住處內多處房間遭告訴人更換門鎖，無法自由使用、告訴人不讓被告與小孩講話等情，並提出照片及對話紀錄、案發後2日，被告與員警之對話錄音譯文、112年8月與小孩去韓國旅遊之照片、被告購買平板電腦等物之證明等等證據，因均與本案無關，至多僅能證明被告與告訴人間除本案外，另有其他糾紛，尚無法於本案資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誤，被告置原判決明白理由之論述於不顧，一再否認犯罪，猶執相同之情詞提起上訴，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華偉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雅華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0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杜哲全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6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杜哲全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杜哲全與乙○○2人為配偶，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民國112年9月7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號居所，杜哲全與乙○○因細故發生爭執，竟分別基於傷害及毀損之犯意，徒手毆打乙○○，致乙 ○○受有頭部挫傷、頸部挫傷、前胸挫傷、雙上肢挫傷、左手小指淺部撕裂傷之傷害，並將原贈與乙○○由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1支折斷致令不堪用。嗣因乙○○不甘受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乙○○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程序方面：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3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該等供述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或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有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摔壞手機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未出手毆打告訴人，另手機係其所有買來供告訴人使用，並非告訴人所有等語云云。經查：　㈠被告出手毆打告訴人致其受有受有頭部挫傷、頸部挫傷、前胸挫傷、雙上肢挫傷、左手小指淺部撕裂傷之傷害並毀損其手機等情，已據告訴人乙○○於偵查中結證屬實(偵卷第37至4 0頁)，並據其提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影本1份及蒐證照片2張（警卷第23頁）附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被告雖否認犯行，惟被告出手毆打告訴人成傷及毀損手機一一節，已據證人即告訴人及被告二人之未成年子女杜○○、杜 ○○(年籍詳卷)分別證稱：「我有看到，當時半夜我在睡覺，我有聽到尖叫聲，我衝上去看，看到爸爸一直搶媽媽的手機，所以爸爸用手肘撞媽媽的手，爸爸還用腳踢媽媽身體，好像是腿那邊，結果媽媽就跌倒、頭撞到地板，爸爸一直打媽媽，我就很害怕，我叫媽媽快點跑，媽媽說手機不能被搶走，媽媽叫我們先跑，我就去叫哥哥，哥哥才上到4樓。」；「我看到媽媽被爸爸壓在地上，一直扭媽媽的手要把手機搶過來，最後手機還是被爸爸搶去，爸爸直接用手機摔在地上」；「（檢察官均問：爸爸有說手機買來要送給媽媽？）均答：有。」等語在卷，姑且不論二名證人為被告之親生子女，其證詞不易偏坦，再二名證人尚屬稚齡，在檢察官訊問面前串證當屬不易，而其等之證詞內容，無論脈絡或細節均大致相符，並無矛盾，更增添其可信性，再其等所述被告毆打告訴人之過程如「爸爸還用腳踢媽媽身體，好像是腿那邊，結果媽媽就跌倒、頭撞到地板」、「我看到媽媽被爸爸壓在地上，一直扭媽媽的手要把手機搶過來」等內容，亦大致與被害人之所受之傷勢如「頭部挫傷、雙上肢挫傷、左手小指淺部撕裂傷之傷害」等傷勢相符。基此，證人杜○○、杜○○二人之證詞應高度可信，被告辯稱證人二人之證詞與實情不符，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傷害及毀損犯行，事證明確，堪以認定，其所辯均不足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之配偶，二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本案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之傷害、毀損犯行，係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行為，構成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身為告訴人之配偶，因故對告訴人暴力相向，實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未見一絲悔意，迄未與告訴人和解，復考量告訴人所受傷勢之輕重、被告本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暨陳明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6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華偉提起公訴，檢察官莊士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鄧希賢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岑品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5-02-25

TNHM-113-上易-582-20250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