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第三審上訴

共找到 250 筆結果（第 1-10 筆）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8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簡薇玲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4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 7年度訴字第367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936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至五聲請再審狀、陳報及補呈證物狀、補呈理由狀所載，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聲請再審。二、按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同法第420條第1項所定情形之一者，始得准許，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或新證據」則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依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可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者而言；亦即該「新事實」、「新證據」，除須具備在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未判斷資料性」）要件外，尚須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明顯具有使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受判決之人改為更有利判決之「顯著性」（或稱「可靠性」、「明確性」）特質，二者均屬不可或缺，倘若未具備上開「嶄新性」及「顯著性」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申言之，即以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結果或本旨為已足；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從而聲請人依憑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綜合評價結果，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簡薇玲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香瑾之指證、證人呂光輝於偵查中之證詞及證人即上訴人姪女簡曉育之證述，暨案內其他證據資料，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相互勾稽結果，憑以判斷認定聲請人犯有：㈠明知告訴人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其並無出售前開房地之意，亦未向上訴人收取購屋訂金，僅為償還對銀行及上訴人之債務，乃按上訴人之提議，將前揭房地以買賣為名而移轉登記在不知情之簡曉育名下，以便貸得款項。嗣因雙方債權債務關係發生爭議，上訴人乃以簡曉育為原告向告訴人提起遷讓房屋之民事訴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度雄簡字第2341號），因第一審敗訴，於同法院以105年度簡上字第331號上訴審審理期間，仍擔任訴訟代理人之上訴人為求勝訴，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私自繕打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所示之預付購屋訂金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收據（證明）」，並偽造「黃樹桃」署名，盜蓋保管中之「黃樹桃」印章，偽造該「收據（證明）」（下稱甲文書）正本後，將之影印，以書狀向法院陳報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甲文書影本，用以證明雙方買賣關係存在。㈡另上訴人明知先前交付予告訴人之發票人為黃政雄之空白支票2紙，係擔保上述房地借名登記於簡曉育名下之用，並無遺失情事，詎其為阻撓告訴人行使票據權利，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自行書寫如附表編號3所示由告訴人證明上訴人遺失上開2紙空白支票之證明書，並盜蓋「黃樹桃」印章，完成偽造該私文書（下稱乙文書）正本，復將之影印為附表編號4所示之影本，持以出示於代告訴人保管支票之呂光輝閱覽而行使之犯罪事實，已依序記明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復就如何不足為聲請人有利之認定，亦論述明白，之後因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74號判決認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有各該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 份附卷可稽，且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原確定判決業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憑以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漏未調查審酌之情形。　㈡聲請人提出以下文書，記載訴外人李惠玉曾見證或知悉以下事項：1.99年9月22日見證切結書：李惠玉於99年9月22日在呂光輝住處2樓陽台，見證告訴人與聲請人簽立甲文書，告訴人曾在該文書簽收欄親簽姓名，並親自蓋印等語（本院卷第159、219頁）、2.99年9月30日見證切結書：告訴人有在乙文書證明人欄親自蓋印，聲請人提供影本給呂光輝保存，遺失證明書經聲請人書寫後，請告訴人、黃聖發親自蓋印確認，聲請人告知呂光輝、告訴人、黃聖發該2張遺失支票不作為任何擔保（包括買賣○○路OOO號房屋一棟），經李惠玉當場確認呂光輝、告訴人、黃聖發見證切結書內容後蓋印以資負責等語（本院卷第223頁）、3.99年10月4日切結書：告訴人承認曾於99年9月29日在聲請人書寫之乙文書蓋印，並同意日後就○○路OOO號買賣，要說是為了房子貸到更多錢，才用簡曉育名字買房，聲請人先借款，再利用借款人名義提高貸款等詞陷害聲請人，以防黃政雄告呂光輝，告訴人願配合呂光輝，且保守呂光輝陷害聲請人秘密，如違反約定，告訴人願受呂光輝處罰，此張切結書特請黃聖發、李惠玉見證等語（本院卷第157、221頁）、4.113年5月4日見證真相書信：印鑑小章確在告訴人身上，告訴人還害聲請人背了偽造文書、重利罪等語（本院卷第13頁）、5.106年12月29日見證切結書：告訴人辦理○○路OOO號房地過戶時，未將印鑑章交予聲請人，該印鑑章一直在告訴人身上，係其親自在甲文書、乙文書上蓋章用印。另黃政雄為發票人之空白支票2張，是告訴人自聲請人皮包所偷，目的是要給呂光輝抵債，呂光輝是應告訴人要求，始於警詢及偵查中虛偽作證，以上事項均由李惠玉親自作證，為呂光輝、告訴人所確認紀錄等語（本院卷第15頁）。經查：　1.原判決經調查相關證據，並互核證人呂光輝於偵查中之證詞，及告訴人始終堅稱：未與簡曉育就本案房地有何買賣契約存在，亦無實際買賣價金交付，雙方僅為借名登記關係，否認曾在甲文書簽名、用印等語、暨其曾將2張空白支票交給呂光輝保管，未同意或授權聲請人蓋章，是事後才看到乙文書等語，認甲、乙文書所載內容，明顯與告訴人於相關訴訟程序中表達之真意背反。衡情聲請人提出上開文書內容若為實在，告訴人簽立甲、乙文書時既有李惠玉在場見證，又其曾向李惠玉自承簽立乙文書，並稱係欲配合呂光輝設詞陷害聲請人等語，均屬對聲請人有利事項，聲請人為求自清，理應於原審訴訟過程中主張上情，並提出上開書證，或聲請傳喚李惠玉到庭作證，詎聲請人均未如此為之，迄本件聲請再審時，始提出上開資料，此遲延提出對己有利證據之風格，與簡曉育另案對告訴人提起牽讓房屋（即○○路OOO號房屋）民事訴訟案件（下稱另案遷讓房屋案件），由聲請人擔任訴訟代理人，於該案一審期間均未能提出甲文書，係上訴二審期間之106年間，突稱尋獲甲文書並加以提出等情即屬相符，由此聲起人屢屢遲延提出對己有利證據，與一般訴訟參與者均會盡快提出有利事證等情，已不相符。又聲請人於106 年12月13日警詢時供稱：「（問：提示告訴人提示之告證4 之收據資料（即甲文書），是否為你於106年3月31日陳報補呈民事法院證物？）答：沒錯」、「（問：該收據資料製作，何人製作？有何人在場？於何時？何地？）答：我所製作。我與黃樹桃（意指黃香瑾）2人。時、地我忘了」、「（問：該收據製作時，內容之甲方簡曉育為何沒於現場？）答：因為簡曉育委託我本人辦理」等語（警卷第2至3頁），所稱甲文書製作當時，僅其與告訴人在場，與前開切結書所載，李惠玉曾在場見證告訴人與聲請人簽立甲文書等節亦有不符，益證上開文書所載內容是否為真，確屬有疑。　2.常人遇有所持支票遺失事件，應立即向警方報案或向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以維護自身權益，被告稱其支票遺失，卻未報警或掛失，僅要求告訴人在乙文書蓋印證明支票遺失一事，已與常情相違。又除告訴人外，另有第三人李惠玉先於99年 9月30日書立切結書，見證告訴人曾在乙文書蓋印，相隔數日後，復於10月4日再度書立切結書，見證告訴人自承在乙文書上蓋印，此針對同一事件於短時間反覆見證等情，更顯怪異。尤有甚者，聲請人所持支票既已簽立遺失證明，日後該支票如何遭他人使用，均與其無關，在此情形下，其於99 年9月30日聲明，該遺失支票不作為任何擔保等語（包括買賣○○路OOO號房屋一棟），尚特別強調支票不供作擔保支用，已嫌多此一舉，其中提及○○路OOO號房屋買賣等語，更係與告訴人日後主張系爭支票係聲請人交付，供擔保○○路OOO 號房屋借名登記於簡曉育名下之用等情相關，聲請人主張支票遺失，卻早於告訴人為上開主張前，即特別要求他人見證前開與支票遺失本旨無關之事項，更有欲蓋彌彰之嫌，實難認前開切結書所載為實在。　3.從而，聲請人提出前開文書，形式上雖蓋有告訴人及李惠玉之印文，然其提出文書之過程、時間點與常情有違，其中內容除與告訴人於本案一貫主張相反外，亦與聲請人曾經之說詞有異。此外，李惠玉於短時間內反覆見證相同事項，其中文書記載亦有欲遮掩罪嫌，而與見證事項本旨不符等情，均屬異於常理，其內容真實性仍待考驗，難認為真。　㈢聲請人另提出陳清得於本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05號誣告案件（下稱另案誣告案件）筆錄影本、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94 號裁定、告訴人開立支票、李惠玉於99年12月8日簽立之切結書、告訴人與呂光輝簽立之99年1月8日、1月29日消費借貸契約書影本，主張以下事項：　1.證人陳清得於另案誣告案件審理時證稱：當時告訴人欠呂光輝錢，他們在處理房子賣賣的問題欠我及呂光輝600萬元，經陸續分3次還300萬元及1筆48萬元後，還欠呂光輝252萬元，99年間呂光輝邀我載他去告訴人家，要問後續這252萬元如何處理，告訴人當時拿了兩張支票給呂光輝，說支票是跟聲請人借的，經過一段時間，呂光輝才說那兩張支票是聲請人放在告訴人那邊，呂光輝怕發生紛爭會牽扯到他，所以叫告訴人簽切結書，就是附件3這張，我是在呂光輝家中看告訴人寫的等語（本院卷第181頁），可認：⑴告訴人有收受甲文書所載300萬元用以返還積欠陳清得、呂光輝欠款。⑵呂光輝知悉告訴人交付之黃政雄支票2張，非作為○○路OOO號房屋借名登記予聲請人之擔保，而係告訴人向呂光輝借款252萬元償還前向長浤公司借款之擔保、⑶告訴人有在乙文書上簽名之事實。　2.告訴人因積欠呂光輝252萬元，曾由聲請人於99年7月20日向長浤公司借款252萬元代償該筆債務，告訴人開立4張支票（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供長浤公司作為借款擔保，其中票號0000000號支票背面記載告訴人於9 9年6月29日、7月21日、9月21日，分別收受聲請人給付買賣 ○○路房屋價款100萬元，並加蓋有告訴人及黃聖發之印章。另觀之告訴人與呂光輝99年1月8日、1月29日簽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書，亦記載告訴人於99年7月21日、9月21日各返還10 0萬元等事實。嗣因告訴人提供前述黃政雄支票供擔保，再向呂光輝借款252萬元清償前向長浤公司之借款，呂光輝因此取得上開4張支票，並於病逝前將該支票交予陳清得收執（現陳清得與告訴人就該支票債權正在進行訴訟當中）。另告訴人係怕陳清得再向其追討300萬元，故於99年12月8日要求黃聖發、李惠玉在呂光輝家中簽立見證切結書見證上情，並記明告訴人以買賣○○路房屋價款清償呂光輝債務一事。經查：　⑴經就告訴人提告本案提出之乙文書，與陳清得前證稱曾見證告訴人簽立之文書（即另案誣告案件上訴狀附件3），兩相對照結果，陳清得見證內容，較告訴人提出版本，多出以藍筆加註「99.12.19呂家簽給陳清得（存）」、「黃樹桃印章我蓋的」等文字，可認該陳清得見證版本，明顯有事後補載文字，則依陳清得所述，告訴人自承乙文書為其親自蓋印，呂光輝當下知悉告訴人交付者乃聲請人前主張遺失之支票，為免日後執票權利受影響，理應要求告訴人另提供其他擔保，詎呂光輝未如此為之，反而在告訴人已不爭執狀況下，要求其在乙文書上加註文字，確認其上印文為其所蓋印，嗣又不親自持有該文書，將之交由與持票事項無關之第三人陳清得留存保管，所為顯與常理不符，況告訴人於另案誣告案件 112年1月3日審理時到庭，否認曾簽立上開陳清得提出文書等語（見該案院卷三第153頁），自徵陳清得前開證述內容，並非可採。　⑵聲請人主張陳清得執有告訴人開立之前開4張支票，現就該支票債權正與告訴人進行訴訟（高雄地院112年度簡上字第255 號），欲證明陳清得前證述內容為真。惟經參諸聲請人前揭所陳，告訴人係因向長浤公司借款，始開立上開支票供該公司作為擔保，嗣因告訴人再向呂光輝借款清償積欠長浤公司債務，呂光輝始因此取得上開支票，並於病逝前將支票交予陳清得收執，則上開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曾向長浤公司或呂光輝借款，無從憑之認定告訴人曾取得聲請人交付買賣房屋價款300萬元，並再交予呂光輝清償債務一事。另經本院調取告訴人與陳清得上開訴訟案卷核閱結果，該案係因陳清得持有告訴人開立票號OOOOOO、OOOOOO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告訴人始對其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此與聲請人所指前述涉訟原因，係因陳清得持有前開4張支票與告訴人進行訴訟等節，已有不符。另陳清得於訴訟過程雖辯稱：因告訴人積欠長浤公司欠款，曾開立4張支票供該公司擔保，後因告訴人拜託呂光輝向伊借款252萬元，經伊借款予呂光輝後，呂光輝稱欲將該款項交予告訴人，後呂光輝因生病，始將上開2張本票交予伊，並稱欲把對於告訴人債權讓與給伊等語，然依陳清得上開辯詞，同無法得出聲請人與告訴人有買賣房屋並交款300萬元之事實。況上開訴訟經法院審理結果，認陳清得不能舉證證明上開本票之真正，故而判決確認其對於告訴人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有該案一審判決（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雄簡字第386號判決）在卷可參，自難認陳清得前開所述為可採。　⑶聲請人提出票號0000000號支票、消費借貸契約書、見證切結書，主張告訴人曾收受買賣買賣○○路房屋價款300萬元，再用以清償積欠呂光輝債務等情。然聲請人於其擔任訴訟代理人之另案牽讓房屋案件審理時供稱：「（問：約定買賣價金為多少？）答：因為那時候是委託代書辦理，那時候約定的買賣價金是300萬元」、「（問：你如何交付被上訴人300萬元？）答：被上訴人（即告訴人）自承大眾銀行的欠款100 多萬，這是她先生的債務，由被上訴人作擔保，被上訴人自己還有台新銀行的貸款100多萬，還清兩家銀行欠款後的餘額我有交給被上訴人，她當時對此都沒有意見，現在卻說她沒有收到錢」等語（見原審調簡上卷第24至27頁），所述係先代償告訴人銀行欠款後，再將餘額交予告訴人等節，與其提出前開事證顯示係各交付100萬元，共300萬元予告訴人收受等情已有不符。　⑷再者，300萬元金額非小，若確有交付情事，為保障雙方權益，理應於各次收款時即載明此事。觀之聲請人所稱告訴人開立前開支票，係供做他筆債務借款擔保所用，其中票號0000 000號支票背書欄雖記載，告訴人曾於99年6月29日、7月21 日、9月21日各收款100萬元等文字，再由告訴人、聲請人於上簽名，並在旁註明99.12.8，表示係於該日簽名確認之意。由此記載形式以觀，告訴人於99年12月8日簽名之前，既早已收款300萬元完畢，為何還要在與該收款事項完全無關，僅係供作他筆債務擔保所用之支票背書欄，重新記載前開收款事項，已令人不解。再就聲請人提出上開見證切結書內容記載，告訴人於99年12月8日要求李惠玉見證，其曾於前開支票背書欄記載以上收款事項，衡以告訴人既已在支票背面簽名確認收款一事，為何於同日又要求李惠玉簽立切結書對此重複加以見證，亦與常情有違。另該票號0000000號支票，背面共有2款告訴人不同之蓋印，合計印文共計20餘枚，此特殊之蓋印風格，已經原確定判決認定：告訴人自承開立之其他支票（原審訴三卷第237 頁、第257 頁至第265 頁），無前述高密度蓋印之習慣或風格，反觀聲請人於訴訟過程中自行提出，且自稱係告訴人所蓋印，然均經告訴人否認之多份文書，與前述用印習慣類似，衡諸常人若有用印需求，持自己持用一顆印章蓋印即可，何須同時以兩枚作用無異之個人私章蓋滿整張票據，顯與一般常理大相逕庭等語明確，自足質疑上開支票背書欄記載事項恐非實在。至聲請人另提出呂光輝與告訴人簽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書2張，雖有記載告訴人各於99年7月21日、9月21日返還100萬元，取回99年1 月8日、1月29日支票等文字，初不論聲請人如何取得該契約書，又為何遲至聲請再審時始加以提出等情，觀之該契約內容，僅見告訴人於「立書人借用人」、「乙方簽收欄」、「立契約書人」欄位簽名蓋印，至貸款人呂光輝部分，僅於「立書人貸與人」欄記載姓名（未用印），其餘欄位則未見有任何簽名、用印，此與一般契約簽立格式，契約雙方均會在上簽名等情，即有不符。又該告訴人簽名、蓋印處，均劃有大叉記號，衡以一般文字書寫後再予以劃叉，應係表達書寫錯誤欲予刪除之意，由此形式以觀，亦難認告訴人確有簽名、蓋印之意，自難憑此資為對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⑸綜上，聲請人所提上開事證，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證據。　　　㈣聲請人另主張李惠玉於前揭切結書、見證切結書之指紋及蓋印均為真正，已經本院110年度重上更一號第2號判決予以確認等節，經調取該案卷證查閱結果，法院係因李惠玉曾提出書面，自承於該判決附表二所示文件上蓋印，故認該文件非聲請人所偽造，並未就李惠玉前揭切結書、見證切結書印文是否真正等節予以判斷，有該案判決1份存卷可參，聲請人前開所指，自非可採。　㈤此外，聲請人聲請向屏東潮州土地銀行調取本案由代書製作之房屋買賣契約書，檢附向該銀行貸款資料，證明聲請人確實依房屋買賣契約書所載訂金欄300萬元交付訂金予告訴人等節，早經高雄地院民事庭法官於聲請人與告訴人另案遷讓房屋訴訟中調得該份契約書，再經原審調取該案卷後，將契約書影印附卷（原審調簡上卷第93至100頁）。嗣原確定判決經綜合審酌卷內相關事證，認聲請人於擔任另案遷讓房屋民事案件訴訟代理人，於一審時始終未能陳明買賣價金，上訴二審後，一開始稱買賣價金總價為300 萬元云云，嗣經調得上開契約書後，始改稱：買賣總價本來就是600 萬元云云，至本案審理時亦延續在後改稱之600 萬元買賣總價。聲請人就買賣價金數額前後竟出現落差達3百萬元之矛盾陳述，實與一般買賣常情相異；且其一開始參考貸款金額陳述買賣價金為300萬元，嗣後又為配合法院調取之銀行證據資料改口為600萬元，斟酌其更改陳述內容之時點及過程，益見雙方根本未有討論買賣事宜或價金數額之事實，已詳細說明上開房屋買賣契約書不能採為對被告有利審酌之理由，聲請人就原審已調查斟酌之證據，重新聲請調查，並徒憑己意再事爭執，難認有理由。　㈥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聲請再審之事證，除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新證據之確定性、顯著性要件外，其餘部分係就原確定判決審理中已存在之證據，徒憑己意，任意指摘，或為相異之評價，自無從依該條規定聲請再審。本件聲請再審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2025-03-31

KSHM-113-聲再-88-20250331-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36號上訴人鍾炎蓁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 0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1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鍾炎蓁有如其事實欄所載與不詳姓名之人共同詐騙賴宥蓁、何寶珠之財物及洗錢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共同一般洗錢共 2罪刑（兼論以共同普通詐欺取財罪），並諭知易刑處分折算標準及相關之沒收、追徵，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伊與施詐者未曾謀面，彼此間並無犯意聯絡，且伊係向網友William所介紹之何寶珠借款，因伊之金融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無法使用，才借用友人帳戶，伊並無犯洗錢等罪之不確定故意，且伊因欠款遭地下錢莊追債，領自友人帳戶之款項，係供還款使用，事後亦以現金或比特幣歸還何寶珠，不可能將領得款項轉交不詳他人，原審未查明實情，認定伊有本件犯行，顯有不當云云。三、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相關證據法則，且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詞，佐以證人許金湖、被害人賴宥蓁、何寶珠之證詞，及卷附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暨案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資為認定，對於以上訴人之年齡及自陳之社會生活經歷，其對未曾謀面、一無所悉之人，毫無原因欲借款給自己等有違常情之說法，何以不能諉為不知，及未曾謀面、無任何信賴關係之人，要求其提供金融帳戶及提領交付帳戶內款項之行為，如何能預見可能觸犯洗錢等罪，而不採信上訴人所為借款等辯詞，以及上訴人容任其發生仍依對方指示所為，主觀上有何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均依卷內證據資料詳予說明，核其論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此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共同正犯之成立，固須數行為人間有相互協力以遂行犯罪之意思聯絡為必要，然此意思聯絡，不以明示之意思聯絡為限，數行為人藉由彼此行為達成默示之意思聯絡者，亦屬之。上訴意旨謂其雖有交付友人金融帳戶及依對方指示領取該等帳戶內款項，然並未與施詐者謀面，辯稱其與對方無犯意聯絡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依上開說明，亦非適法。上訴人上訴意旨所云，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執前詞，對原審證據取捨為相異評價，重為事實之爭辯，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對共同一般洗錢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共同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 5款（修正前為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所定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此部分之上訴亦非合法，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036-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家暴妨害性自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7號上訴人 AE000-A109342B 選任辯護人葉慶人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6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AE000-A109342B（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刑，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D女（代號：AE000-A109342D，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固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告訴人即被害人A女（代號：AE000 -A109342，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曾以電話通話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告知她被性侵害經過等情，並有卷附Li ne對話紀錄佐證。惟D女既未親自見聞A女被性侵害之經過，其轉述自A女聽聞得知之被害經過及Line對話紀錄，為與A女之證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不得作為A女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係屬實在之補強證據。原判決據以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其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㈡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係證稱：上訴人有將他的生殖器插入A女之陰道內，於性侵後，上訴人有叫A女到浴缸泡澡；於第一審審理時則證稱：上訴人「好像」有把生殖器放進A女的生殖器，之後A女失去意識，醒來時已經在浴缸內各等語，前後所述不一，且有重大瑕疵存在。原判決未詳加審酌上情，僅憑A女之單一證詞，於未有確實補強證據可佐之情形下，率認上訴人有成年人對少年強制性交犯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　㈢原判決採取A女於偵查中繪製上訴人對其強制性交犯行之汽車旅館（下稱汽車旅館）房間內擺設圖（下稱擺設圖）及A女所提出事發時之GOOGLE時間軸資料，用以佐證A女所為上訴人對其為強制性交犯罪事實之證詞為真實可採之補強證據。惟偵查機關未至汽車旅館房間內履勘，用以確認是否與擺設圖相符，以及A女提出之GOOGLE時間軸資料距事發時間已隔1 年之久，無從驗證該資料之真實性。況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於當日晚間5、6時，才返家拿取A女之健保卡等語，此與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顯示，A女於當日下午3時17分至 3時51分出現在桃園市○○區○○街住處，並不相符。足證擺設圖及GOOGLE時間軸資料，均無從作為A女指述上訴人有成年人對少年強制性交犯行等情係屬實在之補強證據。原判決遽採上述事證，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四、惟查：㈠證人陳述之證言，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因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固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苟係以之作為證明被害人之情緒反應與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情緒、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實係證人陳述其當時所目睹被害人之情況，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卷查，D女於第一審審理時所為之證述，有經具結，而其關於其親身見聞A女於事發後之舉措及情緒反應之陳述，此屬親自見聞之事實，為與被害人之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法定證據方法，並非單純聽聞、轉述A女所陳遭性侵害之經過，復無違法取證情事，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而卷附Line對話紀錄，則用以證明A女於事發後有以Line告知D女其遭上訴人性侵害一事，佐證D女證述A女於本件事發後身心狀況、情緒反應之證詞真實可採，均非以其聽聞A女所陳遭性侵害之內容，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事證。此部分上訴意旨泛指：原判決引用D女之證詞及Line對話紀錄，據以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違法云云，依上開說明，應係誤解法律規定，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㈡證據的取捨、證據的證明力及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如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且既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單憑主觀，任意指摘其為違誤，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的合法理由。又被害人因其與被告立場對立，在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相反，屬對立性證人，其虛偽陳述危險性較大，指陳亦難免故予誇大、渲染，依上開規定之同一法理，亦應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始屬適當。然茲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情節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而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另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原判決依憑A女之指述，佐以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及D女之證詞，並參酌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第一審勘驗A女手機儲存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截圖（下稱勘驗筆錄及截圖）、通聯調卷查詢結果、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1年8月24日遠傳（發）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遠傳電信回函）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驗傷診斷書等證據資料，而為前揭事實認定。並進一步說明：A女關於上訴人強制性交之方式、過程等情節及基本構成要件事實均能詳細敘述，且前後陳述一致。又據卷附之GOOGLE時間軸資料、勘驗筆錄及截圖、通聯調卷查詢結果及遠傳電信回函可知，事發當日「下午12時34分許至同日下午1時47分許」，A女行程為「激點情境旅館桃園館G-Motel-Taoyuan」（000桃園市○○區○○ 街000號），而上訴人持用之手機於事發日「中午12時38分許」，曾有接受他人來電之通話紀錄，該次收發話之基地台位址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頂」，「激點情境旅館桃園館G-Motel-Taoyuan」在上基地台可涵蓋之範圍內，與A女所述遭上訴人性侵害之時間、地點大致相符，前揭證據足以佐證A女指述上訴人對其為強制性交之犯罪事實真實可採之旨。　　至上訴意旨所指，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係證稱：上訴人有將他的生殖器插入A女之陰道內，於性侵後，上訴人有叫A女到浴缸泡澡；於第一審審理時則證稱：上訴人「好像」有把生殖器放進A女的生殖器，之後A女失去意識，醒來時已經在浴缸內各等語，前後略有出入一節。惟經第一審審判長再次與 A女確認，A女證述：上訴人有將其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以及當天其人不舒服，也昏昏的，後面的事情不太記得，只記得上訴人性侵後下床，叫其去浴缸泡澡等語，此或係因時隔已久，致記憶有誤，或係未經深思熟慮就相關細節單憑粗淺印象所為陳述，惟均不影響A女所為強制性交之基本事實陳述之憑信性。又上訴意旨另指，擺設圖未經至現場履勘確認二者是否相符，無從作為A女指述上訴人有成年人對少年強制性交犯行等情係屬實在之補強證據一節。惟卷查，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對於擺設圖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104、108頁），復未聲請調查所指汽車旅館房間內部陳設與擺設圖是否相符，原判決採為認定A女之證述具有憑信性之佐證，並無違反證據法則可言。再上訴意旨指稱，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當日晚間5、6時才返家拿取A女之健保卡等語，與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顯示，A女於當日下午3時17分至3時51分出現在桃園市○○區○○街住處，並不相符，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不足佐證A女所為對上訴人不利指述真實可採一節。惟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第一審審理時均證稱，事發當日其身體不舒服，人昏昏的，則A女對於返家取健保卡之時間無法明確記憶，而與GOOGLE時間軸資料並不一致，尚難遽認GOOGLE時間軸資料與事實不符而不具有證明力。原判決斟酌卷內相關事證，經相互勾稽，綜合判斷後，採取GOOGLE時間軸資料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之證據，此屬原判決本於證據取捨及判斷證明力高低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遽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詞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云云，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明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綜上，本件上訴意旨，或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說明於不顧，或就原判決已詳細說明事項，徒憑己意而為相異評價，重為單純有無犯罪事實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照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67-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82號上訴人吳松麟選任辯護人游明仁律師上訴人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原名吳姍融）彭金源上六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邱翊庭律師上訴人詹益宏張華偉（原名張朝勝）張克勇陳坤宏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7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37264號、106 年度偵字第5144、10304、21015、23870、27727、331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及關於張華偉有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即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及關於上訴人張華偉有罪)部分：壹、本件原判決包括當事人欄記載上訴人即被告張華偉、張克勇、陳坤宏之原審法院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01.1，及記載其餘上訴人之原審法院同一案號01.2等共計2份判決書，下依序稱原判決甲、原判決乙，合先敘明(原判決甲、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貳、張華偉有罪部分一、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張華偉有原判決甲事實欄二、三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固非無見。二、惟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而兼具共同行為決意與共同行為實行者，固屬共同正犯，倘其所參與者並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則其究係本於共同犯罪之行為決意而參與，該當共同正犯之罪責，或係本於幫助之意思暨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而參與，對於正犯資以助力，僅應論以幫助犯，兩者之間同有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外觀，由於其客觀行為本身不足以表徵其違法性與罪責，倘論其共同正犯，則於訴訟上應經嚴格證明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足以認定其雖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透過其他正犯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其他正犯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唯其如此，使其同受其他正犯之行為歸責，始無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且罪責相當。經查，原判決甲並未認定張華偉有參與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或加重詐欺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僅以共犯周瑞慶(經判處罪刑確定)為億圓富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圓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億圓富控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建構億圓富集團，並直接或部分透過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若慧（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等人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詳如原判決甲附表十三㈠編號11(1)，附表十三㈡編號001(1)、003(1)、005(1)，附表十三㈢編號13、15、17至26、28、附表十三㈣編號2(1)、3至23所示），及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金德(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曾改名為「陳子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登記於董事名單，以便周瑞慶對外自稱「陳子龍」，另周瑞慶又與共犯張辰鐘(通緝中)、吳丞豐（經判處罪刑確定，下或稱周瑞慶等人）推由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黃姜隆(現名黃文宏，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改名與上櫃公司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黃文宏」同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且委由張華偉按月轉交現金酬款給予部分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等，為張華偉之行為內容，並未記載其有何參與或分擔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等構成要件行為，則就張華偉與周瑞慶如何就前揭犯行具有共同犯罪行為之決意，即應經嚴格證明。原判決甲依憑張華偉偵、審不利於己之供述，為認定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而論以共同正犯之主要理由。惟張華偉所為認罪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認定其主觀上至少已認識其依周瑞慶之指示商請陳金德、黃姜隆等人改名並擔任各公司名義負責人，係周瑞慶等人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之重要環節，且就相關不法犯行之主要內涵非無概略之認識，猶仍為之，然是否已足以進一步認定其就周瑞慶等人之全部犯罪事實均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相關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據以令其就周瑞慶等所為全部犯行負責之知與欲？抑或僅具幫助之犯意？亦非無研求餘地。原審未調查明白，復未於理由說明所憑依據，遽認張華偉應對周瑞慶等人之犯罪事實負全部責任，非惟證據調查未盡，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關於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法院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上訴。二、本件原判決乙撤銷第一審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下稱吳松麟等8人 )部分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各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詳後述），並諭知沒收、追徵相關犯罪所得。其中關於諭知吳松麟等8 人上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部分，固非無見。三、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又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再因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不易，刑法第38 條之2第1項明定法院就須依法沒收之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亦即，犯罪所得均應予沒收，若認定尚非顯有困難時，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審認其範圍與價額，如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援用估算之規定，得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估算推計之依據，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然為免估算流於裁判者之恣意，仍須立於與該不法利得相關聯且業經確認之事實基礎上，依吾人日常生活之一般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相關專業領域之特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謹守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儘可能為與事實相符之推算；於訴訟程序上，尤應恪遵正當程序公開、透明之要求，適時讓當事人知悉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俾保障其資訊請求權與意見陳述權等訴訟上聽審權。原判決乙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所得之認定顯有困難，依據如原判決乙附表(下稱附表)二十五㈠所示估算認定（原判決乙第6 1頁第18至21行，詳如附表二十五㈠「犯罪所得」欄所載），其估算基礎或以億圓富集團匯入其相關帳戶之明細所示總額為認定依據（吳並修），或以所陳單一月份領受億圓富集團發給之總金額(金額基礎)為據，並依犯罪期間(期間基礎)之總月份估算其總額（文智和、蔡銘洪、詹益宏、彭金源），或以所陳每月薪資及所招攬之投資單位數，依獎金規則(金額基礎)估算犯罪期間(期間基礎)所獲之薪資及獎金總額（吳松麟、陳東豐、吳姍筠）而各有不同。原判決乙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係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期間為據。惟詹益宏、彭金源部分，均依其供述認定係次月領取本月獎金而得單一月份之金額基礎，果若無訛，既採其關於獎金均次月發放之供述，卻未於計算期間基礎時扣除任職首月之獎金，亦未敘明其估算之理由。又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等8 人犯罪期間之終期，係依億圓富集團投資人之最後一筆入金即民國106年1月30日為止(見附表十一編號50李美淑，原判決乙附表第152頁)，據以擴張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起訴書所載本案犯罪期間係至105年12月13日即億圓富集團遭搜索為止)，然犯罪期間與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究係二事，依卷附文智和、詹益宏、陳東豐、吳並修、吳姍筠用以收受億圓富款項之相關帳戶交易明細，106年1月間已無億圓富集團之款項入帳(分見106金重訴2卷㈣第266、279、294、387至391 頁)，且億圓富集團既於105年12月13日已遭警搜索，則於當月是否仍如常發放薪資、獎金，並非不易調查。原判決乙關於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之始、終，未予詳查，亦未為必要之說明，逕各依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始月至106年 1月30日為估算之期間基礎，已難謂有據。再稽諸原審113年 3月7日審判筆錄，審判長於就被訴事實訊問吳松麟等8人後，諭知本案調查證據完畢，請當事人及辯護人就事實、法律及科刑部分辯論，並未適時讓吳松麟等8人知悉此部分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並予吳松麟等8人及辯護人就估算方法表示意見及辯護之機會（見原審卷23第999至109 2頁），致其等無從就金額基礎另舉出事實依據，或提出有何具體事證證明其實際數額而無估算必要，或究明按所陳特定月份所得總額估算有無高估而違反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關於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訴訟上權益之保障，已欠周延，難認適法。肆、以上或為張華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判決甲、乙分別有前述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張華偉有罪部分，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個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範圍之事實認定，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甲張華偉有罪部分、原判決乙前揭該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均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張華偉所犯與前揭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具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103年4月3日至6月19日，就同一投資人未跨越同年月20日者），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所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然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此外，為被告之利益而撤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於共同被告，刑事訴訟法第402條定有明文。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關於其估算基礎、程序，同有瑕疵，其上訴理由雖未指摘及此，其利益仍應及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開部分既經撤銷，吳松麟該部分亦屬不可維持，應併予撤銷發回更審。乙、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罪刑及上訴人張克勇、陳坤宏)部分：壹、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關於原判決罪刑之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吳松麟等8人有原判決乙事實欄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渠等不當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俱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據以計算所涉吸金規模之犯罪期間：　⒈文智和部分：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自102年10月起至106 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模，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未予詳查，敘明所憑依據，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⒉陳東豐部分：伊於104年3月31日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方案，104年12月因周瑞慶邀請而於說明會前半段擔任講師，迄105年3月經周瑞慶宣布為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之業務執行長，原判決乙卻自103年10月2日起算其吸金之金額與規模，除與附表十三㈠有關其任職期間為104年12月間之記載相互矛盾，復錯誤計入伊僅單純為投資人之期間即104年3月31 日至104年12月間，就伊所涉吸金規模之事實認定未詳為調查、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自104年12月起至105年12月間擔任社團法人台灣廣德長青關懷慈善協會（下或稱廣德協會）秘書長，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係103年10月起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與事實不符，並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⒋蔡銘洪部分：附表十三㈠編號7記載伊係自102年起迄104年底擔任億圓富集團業務處經理，且自103年3月間才開始投資，原判決乙卻認定伊犯罪期間為102年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⒌吳姍筠部分：原判決乙認定其犯罪期間為104年5月至106年1 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所涉吸金規模，與原判決乙附表十三㈠編號8有關其係104年5、6月間起擔任億圓富集團花蓮分公司業務副總經理(業務副總經理下均稱副總)之記載、伊自104年6月起任職之事實均不相符，就其犯罪期間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⒍彭金源部分：伊104年9月3日始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104年11月受周瑞慶邀請擔任億圓富集團基隆分公司副總，自同年12月起始就職，原判決乙卻自104年4月7日起算其吸金金額規模，與附表十三㈠編號9記載其任職期間自104年1 1月間起相互矛盾，復計入104年9至11月其擔任副總前之期間，就此事實未詳查審認，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⒎吳松麟部分：附表一㈠編號1記載，伊參與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期間係103年3月18日至106年1月30日止，吸金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億2349萬8000元，事實欄則認定吸金金額為38億708萬8000元，金額並不一致，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原判決乙認定渠等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有誤，復未依刑法第3 1條第1項論以共同正犯並依該條項但書規定減刑，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部分：　⒈文智和部分：伊並非億圓富集團公司負責人，係因於102年10 月間結識周瑞慶，以該公司前景可期而投資，因較早投資億圓富集團2000萬元以上金額，復招攬之鄭定國亦投資千萬餘元，始經周瑞慶邀約擔任臺北分公司副總，迄103年7月即因張辰鐘、陳勝發亦升任副總而無實權，104年後亦甚少過問公司事務，惟因張辰鐘、陳勝發之業績與獎金累計於其名下，致其業績數額較高。伊加入該公司時，相關投資方案、獎金與人事制度等均經周瑞慶規劃完成，伊就吸金方案、人事聘用、行政流程組織規則均無支配或決策權，均由周瑞慶、吳丞豐統籌，其業績獎金相較於「處經理」，僅在當月業績突破500或1000萬元時，得額外領取業績達標獎金6萬元等語。 ⒉陳東豐部分：伊僅於104年12月至105年3月間應聘擔任億圓富集團講師講授總體經濟與財經趨勢相關課程，縱提及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亦係因受邀始為其美言之常情，講授畢始由副總接續招攬投資，只有協助而不負責業務招攬，所謂「業務執行長」亦僅掛名，未曾規劃投資吸金方案，亦無經營管理或決策之權責，未曾招攬投資人或因此收受業績獎金，其自身亦投資億圓富集團1,710萬元，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於104年12月至次年12月間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廣德協會秘書長，綜理該協會除人事、會計以外之服務會員相關職務，對於投資吸金方案、人事聘用、人事與組織等並無決策、指揮權限。雖擔任講師對會員解說A1投資方案，然僅領取固定薪資並直接招攬少數投資人，並只於此範圍內與周瑞慶有犯意聯絡。 ⒋蔡銘洪部分：伊102年底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擔任行政經理並於103年3月投資T1方案，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固曾參與核心幹部會議，但只負責在會議時負責引言介紹各地區副總上台，其招攬T3系統方案僅44單位，A1系統方案僅36單位，並依招攬金額之千分之2計算獲取有限之佣金，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⒌吳姍筠部分：伊於104年5月間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進而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6月間擔任該公司花蓮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伊招攬投資可得獎金與「處經理」層級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伊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55萬元，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⒍彭金源部分：伊於104年9月因投資億圓富集團而結識周瑞慶，並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12月起擔任該公司基隆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責，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招攬投資可得佣金與「處經理」層級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所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20萬元，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⒎吳松麟部分：依周瑞慶、吳丞豐所證，伊「總顧問」名片並非億圓富集團印製，該職銜僅係虛名，與具副總職銜之同案被告均經周瑞慶認定有相當業務能力、瞭解集團投資方案、均得支領固定薪水、配有車輛有別，伊並無資格參與公司營運規劃。又伊係以「總顧問」職銜參與會議，惟此僅係禮貌稱謂，發言內容均在鼓舞士氣，原判決乙憑此認定其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違背經驗法則。　㈢吳松麟上訴意旨另以：⒈原判決乙認定伊於103年3月間起至106年1月30日止，與周瑞慶等共犯或同案被告共同招攬所示投資人投資，惟伊在億圓富集團除於104年5至6月間擔任顧問外，既未任職，如何與周瑞慶或其他同案被告共同犯罪？原判決乙未為說明，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法。⒉原判決乙以證人即其女友游支敬、證人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為不利伊認定之依據。惟證人郭麗瑛關於其投資之2500萬元，於偵查中證稱係游支敬介紹投資，於第一審則證稱係伊與游支敬一同介紹，前後不符；證人楊少蘭投資入金420萬元之介紹人係游支敬及游支敬之女蕭伊瑜，楊少蘭卻證稱伊與游支敬為其上線，所證與卷附出借款同意書暨授權書所載不符；證人蘇貴美曾證稱並不認識伊，係游支敬招攬渠以渠子賴家慶名義投資，並登載賴家慶之姓名於「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足認伊與蘇貴美之投資無關；證人陳宜湞證稱，經伊引介投資20萬元之前，已因友人鐘秀卿之邀約共同合資100萬元投資億圓富集團，該100萬元入金顯與伊無關，原判決乙認定鐘秀卿為伊下線與所證內容不符；證人林玉珠證稱渠大部分均係游支敬招攬投資，原判決乙認定林玉珠為伊下線，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偏採前揭證人不利證述，有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⒊伊引介之T3系統投資方案報酬率年息24％，與臺北市民間借貸信用拆借平均月息2.21％至2.22％相當，原判決乙以金融機構公告存款利率與之相比，認定T3系統約定年報酬率該當銀行法第29條之1「顯不相當報酬」之要件，尚嫌率斷。⒋伊並非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亦無證據足認伊有參與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昕公司)股票或增資股票之發行，亦無證據可證伊參與股票發行之募集，縱伊於吸收下線投資人時依約交付前揭公司股票，並非募集、發行，尚不該當證券交易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⒌原判決乙以億圓富集團104年7、8、9月間核心幹部會議錄音勘驗內容認定伊就該公司T3系統以外投資方案與周瑞慶亦有犯意聯絡之部分依據，惟各該會議及伊會議發言內容均未言及T2、A1、M1系統投資方案如何運作，原判決乙亦未記載如何認定伊主觀上對於T2、A1、M1系統投資方案有何認識，有理由不備之違法。⒍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㈣詹益宏上訴意旨另以：⒈伊於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法官可以給予減刑或緩刑的裁量」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形，且法官明知違法而未記載於筆錄，並否准伊更正筆錄之聲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⒉本案億圓富集團所吸收之資金僅有周瑞慶有處分權限，伊既非億圓富集團支領薪資之員工，更未曾收受他人存款，自不構成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構成要件。⒊實務見解對銀行法第29條之1、同法第125條各項之認事用法因擴張解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與「顯不相當」之要件，有違憲之虞。⒋原判決乙論伊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惟伊非發行人，亦不構成募集、發行等要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⒌原審未依伊請求傳喚證人，侵害伊訴訟上之防禦權，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㈤文智和上訴意旨另以：原判決量刑未審酌其身體健康情形不適於入監執行刑罰，未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有未審酌重要量刑基礎事實之違誤云云。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復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所定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之罪，以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同法第29條之1並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至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則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所約定或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較諸一般銀行相關存款利率，顯有特殊超額，已足以吸引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提供款項或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屬該當。前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旨在禁止個人或公司違法吸收社會資金，祇須行為人以前揭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合於前開要件且繼續反覆為之者，即足當之，縱行為人亦投入資金，仍無礙於本罪主、客觀構成要件之成立。原判決乙係依憑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之自白，吳松麟、詹益宏部分不利於己之陳述，證人周瑞慶、張辰鐘、吳丞豐、洪妤嵐、林瑞琪、吳佩真、陳𡟯（原名陳文慧，洪妤嵐以下數人均經判刑尚未確定），證人即廣德協會員工柯玉菁之證述，卷附如附表五、附表六㈠、附表十八所示各編號所載告訴人即投資人楊少蘭等之證述，暨渠等提出之「其他證據」欄所示吸金投資方案單據、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股票、股票保管證明或簽收回執聯、相關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匯款申請書、存款存根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廣德協會入會申請書、會員憑證、入會須知、急難救助基金申請給付辦法、相關之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佐以扣案附表二十七所示之億圓富集團人員例行性製作之業績表、銷貨明細、手做表、應付費用支出明細等T2、T3、A1、M1系統帳冊、宣傳文件等資料、相關公司資料等證據，再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綜以認定：㈠文智和與周瑞慶、張辰鐘、洪妤嵐共同以圓富科技有限公司或億圓富控股公司名義，以「T1系統」投資方案模式對不特定人吸金，數額達7858萬2300元（投資明細詳見附表八）、㈡周瑞慶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詳見附表十三)，建構億圓富集團，以億圓富控股公司為母公司，周瑞慶自任總裁，吳松麟等8人及張辰鐘、吳丞豐、沈芳如、林勉志、陳勝發（上3人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李金龍、賴金鑫、簡麗珠、黃子窈、黃雁宸、蔡豐益、夏子茵、林麗令、陳國楨、陳進村（上10人即李金龍等10人，經原審另行判決）、蔡尚苑（已歿，經判決公訴不受理）、范裕忠（另案審理），於億圓富集團擔任要職，均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在億圓富控股公司及集團旗下公司於所載期間任職而為核心幹部(見附表十三㈠、㈡、㈣)，先後以億圓富公司名義、巨富景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富景控股公司）名義，共同對投資人施用詐術宣稱億圓富控股集團將上市、上櫃，投資股權可獲巨額利潤，以T2、T3、M1、A1系統對外吸金，其中T2、T3系統且以未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印製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現金增資股票及禾昕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以質押為名，或與投資人簽訂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將前揭公司股票交付過戶予投資人供擔保，屆期得選擇返還股票取回投資款項或繼續持有股票方式，並以「顧問費」、「（股票）保管費」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參與管理各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等業務執行行為，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具有控制支配力。「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明細及各方案之個別吸金數額（各系統投資方案之投資人姓名、投資時間及金額，詳見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合計向投資人吸金38億708萬8000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各自犯罪期間之本案吸金金額均逾1億元。另就：⒈億圓富集團以T2、T3、M1、A1系統投資方案向多數、不特定人吸收資金，何以屬銀行法所規範之收受存款及準收受存款行為、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⒉「與本金顯不相當」報酬之認定，何以應以金融機構存款利率而為比較且比較結果確合於該要件；⒊渠等所涉吸金金額之計算何以均逾1億元；⒋吳松麟、詹益宏與周瑞慶除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外，何以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認亦具有控制支配力，與法人之從業人員有別；⒌另分就吳松麟、詹益宏所辯僅係分享自身投資金額不知集團違法情事，並無吸金及加重詐欺犯意等各語，何以委無可採，何以渠等亦有投資仍無從為有利認定之依據，均於理由內析論明確。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自非得任意指為違法。又：　㈠關於吳松麟等8人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期間：銀行法為集合犯，犯罪期間之始，自以構成要件行為即招攬行為之始為據，縱渠等任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時間在後，亦僅犯意提升，仍無礙其犯罪起始時點之認定及計算吸金規模之依據。原判決乙認定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詳如附表一編號1、3至5，7至10所示，各以同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為其依據，或依其等初次招攬投資人之日期為始(吳松麟部分，見附表二編號21〈招攬陳宜湞〉；吳並修、陳東豐部分，見附表三(一)編號93-1〈招攬吳陳惠齡〉；彭金源部分，見附表二編號56〈招攬林玉錦〉；詹益宏，見附表二編號65〈招攬方淑惠〉)，或以所供加入周瑞慶投資事業之時間為始(見偵37264卷㈡第14頁文智和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22、353頁蔡銘洪警詢、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3頁吳姍筠警詢筆錄)，已分別載明其所憑，據以認定渠等犯罪期間所涉億圓富集團吸金數額，並無不合。原判決乙固未分別詳敘，然仍與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有別。至吳松麟違反銀行法犯行之吸金規模，原判決乙係以億圓富集團本案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總額(A)，扣除其犯罪期間以外部分(B，即T2全部、部分T3)而得其數額(C)(詳見附表一㈠編號1、附表一㈡)，無所指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關於吳松麟等8人具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銀行法關於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規定之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規定，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而同法第125條第3項對於法人違反前開規定者，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係由於該行為負責人支配法人違反前述規定之犯行而予以處罰，並非因法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亦即前述關於法人違反規定之處罰，乃基於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因法人自己及其行為負責人均犯罪所設之兩罰規定。是前述規定所稱「行為負責人」，自係指對於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或執行而支配、控制法人犯罪之自然人而言，並不以形式上之名稱或頭銜為判斷基準，若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至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知情而參與犯行之法人其他從業人員，而與該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者，方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並得依同條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惟此非必減之減刑事由，而係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原判決乙就：⒈吳松麟、詹益宏何以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綜依相關事證，於理由欄貳.一.㈢之3及5說明：億圓富集團營運端之「副總」，為集團最高核心幹部，瞭解億圓富集團投資方案，負責所在分公司地區業務、拉業績、服務投資人、規劃舉辦投資說明會及旅遊活動、招攬下線業務人員，與投資人簽訂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股票保管證明等文件，交付未經申報生效之禾昕公司、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除得依規定領取直接、間接招攬投資人及達標業績獎金外，並有固定薪水及配車。詹益宏經周瑞慶指派擔任中壢第二營業處及新莊分公司副總，如何分擔前揭行為；吳松麟職稱雖係顧問，然亦屬核心幹部，並非虛銜，除招攬投資人（附表二編號18至21、23），同配有億圓富集團專用分機號碼及配車，並與詹益宏分別以副總、顧問身分參加億圓富集團舉辦之核心幹部會議並發言，在集團具有相當之地位，渠等均為億圓富集團負責規劃、招攬他人投資、吸收資金之主要人員，並負責收受、返還投資本金及紅利發放等事務，縱非制定相關投資方案或負責決策之人，然或參與管理分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推介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或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實際執行吸收資金業務，或亦負責收受、返還本金或紅利發放事務，並非單純聽命行事之法人從業人員，均具相當地位而為核心幹部，自屬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執行，透過渠等支配能力而為法人犯罪之行為負責人，已記明論斷之理由及所憑。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其職稱為副總、顧問或經理為其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何以亦均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原判決乙以渠等之自白佐以所列事證憑以認定文智和、吳姍筠、彭金源、吳並修同為副總，吳並修亦為廣德協會秘書長，亦參與全省副總會後會，且亦招攬、講解A1系統投資方案，渠等於億圓富集團之地位亦同詹益宏，在各地區執行招攬投資人之業務執行居於核心地位。且查，吳丞豐結證稱：投資方案有的是業務副總會提議，由「陳子龍」（即周瑞慶）決定要不要這麼做，有的是「陳子龍」想出來的專案。投資方案確定可行後，「陳子龍」會請公司發公告給各分公司，總公司跟分公司的業務副總就會照公告去推廣，找投資人進來投資。另外，也有屬於個別副總少數專案，如果是這種專案，就是那些副總體系下的投資人可以參加等語（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19頁反面、249、257頁），足見營運端副總除業務之執行並非完全聽命於周瑞慶外，甚且亦有參與決策之空間；蔡銘洪雖係行政經理，然億圓富集團之億圓富控股公司、巨富景控股公司之營運端並無區分部門，亦無部門主管，而係由周瑞慶直接交辦，蔡銘洪擔任行政經理，且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並係各分公司業務活動窗口，如各分公司舉辦活動，即向蔡銘洪提出申請，由其安排講師並處理經費事宜，支援招攬業務行政工作，以相關招攬業務之行政執行為其執掌。陳東豐則係講師、巨富景控股公司業務執行長，專責至各地區分公司演講，演講內容除財經趨勢外，主要在使投資人認識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並願意投資億圓富集團，其除試用期間每月薪金6萬元外，每月薪金25萬元，因巡迴各分公司、製作DM，深具重要性，亦參加副總會議，始經周瑞慶指定為業務執行長並亦配有車輛（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232頁），以推廣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之前景與投資價值並招攬投資人為其職責範疇，並非偶一為之，其聯絡方式與招攬業績均與其他副總同列，有業績表、通訊錄可參，地位並不亞於營運端之副總，亦係營運端之核心幹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其行為負責人全體始終參與該決策制定為必要，倘其主要執行者與決策制定者於合意範圍彼此分工，各自分擔其行為負責人決策或執行行為之一部，共同且實際支配控制法人前述犯罪，即應同負其責，而無刑法第31條第1項及其但書規定之適用。原判決乙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渠等職稱為副總、顧問、經理或業務執行長，為論處渠等前述罪責之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經驗、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是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重為事實上爭辯，僅憑己意而為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關於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部分：依證券交易法之立(修)法過程，該法規範目的係經由對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之管理、監督，使投資大眾得獲保障，以發展國民經濟。證券交易安全之確保，首重誠信，並以透過防範證券詐欺，始能達成。89年7月19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明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謂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修正刪除「公開募集、發行」等文字。依修正意旨，該條第1項所稱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是以公司股票不論其是否辦理公開發行，均屬該法所稱之「有價證券」。則同法第20條第1項「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規定所稱之「有價證券」，並不以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為限。同法第7、8條分別就「募集」、「發行」設有定義，於公司成立後，公司為籌措資金而向大眾公開招募，交付製作表彰權利之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亦屬發行。行為人倘未依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或依同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即擅自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發行或出售而交付公司股票，即該當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要件，並依同法第179條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原判決乙已敘明因原有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已不足以供招攬投資人所用，乃以已成立之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為募集、發行之主體，客體則係各該公司增資股票，分別於104年1月、12月及104年3月間增資，部分仍在吳松麟等8人加入億圓富集團以後，渠等與周瑞慶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知悉此情並交付、過戶各該公司增資股票予投資人，且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因此該當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見原判決乙第46至47 頁)，無吳松麟、詹益宏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㈣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此即所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法理。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以，違法吸金之共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仍對其他共犯所實行之非法吸金行為共同負責。原判決乙已說明稽諸卷內資料，吳松麟如何以總顧問身分參與副總會議，亦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並以不特定人為對象積極招攬投資人，而有前揭犯行，在客觀上分工執行億圓富集團部分投資系統之非法吸金業務，甚且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使法人犯罪等旨，縱其僅以T3系統投資方案招攬投資人，仍應就其犯罪期間億圓富集團其餘系統投資方案共同負責，無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　㈤原判決已敘明依憑上揭含游支敬、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證據足以認定吳松麟有所載犯行，縱未同時說明其餘之證述，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乃事實審法院本於判斷之職權，而為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無礙於其犯罪事實之認定，究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有間，吳松麟指摘原判決乙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依調查所得，已記明足資證明詹益宏確有所載前揭犯行，詹益宏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調查證據資料完畢後，均稱無其他證據請求調查等語，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23第997頁)，於提起本件第三審上訴後，始指摘原審未傳訊證人，調查職責未盡云云，要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六、銀行法（加重）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在內之各類型違反該法犯行之規範目的，在以刑罰嚇阻違法吸金禍及國家金融市場秩序、社會投資大眾權益，以保障經濟金融秩序，所追求之目的顯屬重要公共利益，其法定刑固為3年、7年以上有期徒刑，惟原則上仍屬立法形成自由，同法第125條之4第 1、2項並設有行為人於符合相關要件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倘有情輕法重之情，法院並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以個案情節輕微而酌減其刑，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原則，而同法第29條之1之「視為收受存款」規定中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其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尚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原判決乙已依詹益宏部分不利之供述、證人劉力豪、彭振光、楊秀英、方淑惠、歐龍登、沈芳如之不利證述及詹益宏下線組織圖、各區部分業績表，說明其確有以相關投資方案名義對於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並收受款項，約定顯不相當報酬之事實，暨其固僅分擔部分行為，自身或親友亦有投資，然於本案無從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乙第26、27頁），況億圓富集團以「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藉由組織龐大、分工嚴謹方式，分由決策端、營運端合力以億圓富集團所屬各公司為名義，致多數或不特定投資人對集團產生投資穩固之印象，合計向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所示投資人吸金，數額計達38億708萬8000元，重大影響國家正常金融、經濟秩序，詹益宏上訴意旨僅泛謂原判決乙論罪科刑所適用之銀行法規定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違憲，並未就如何違憲或原判決就該要件之解釋適用或涵攝於本件個案具體事實如何牴觸憲法，指明其違憲之理由，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七、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上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說明何以有裁量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另以其於原審自白犯行，認有情輕法重之情，而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其犯罪動機、參與犯罪之分工情節、非法吸收之資金、犯後態度、家庭生活狀況、本案訴訟繫屬時間，暨其上訴意旨所陳身體健康情形等一切情狀，均已併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至於緩刑以受 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為要件。本件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前揭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年，已與緩刑要件不合，未宣告緩刑，無違法可指。至其身體健康情形於案件確定後是否適於執行刑罰，應於判決確定後入監執行時另依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審認之。八、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且對於無關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吳松麟等 8人上開共同犯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本院關於文智和罪刑部分，既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其請求本院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有關文智和、蔡銘洪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罪刑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一般詐欺取財罪刑（文智和、蔡銘洪就T2系統103年6月19日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自應併予駁回。貳、張克勇、陳坤宏上訴部分　　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及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張克勇、陳坤宏因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均不服原判決甲，張克勇於113年11月4日提起第三審上訴，陳坤宏於同年月8日提起第三審上訴，俱未敘述理由，而皆泛稱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其2人之上訴皆非合法，均應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48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01號上訴人徐秋烱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9 1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55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徐秋烱有如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壹.所載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詹○濬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暨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訴意旨雖以：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在路上昏倒，經救護車送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下稱豐原醫院），翌日始醒來，因身體虛脫、精神不濟，故無法於該日至原審開庭云云。惟上訴人於113年10月間，僅19日及20日至豐原醫院就診，15日及16日並無就診或住院之紀錄，此有該院114年3月17日函在卷可憑。且查原審指定於113年10月16日上午11時行審判程序期日之傳票，於同年9月 25日以郵寄合法送達上訴人戶籍地及其向原審陳報之居所，由上訴人親自收受，此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原審準備程序筆錄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業經合法傳喚。然上訴人於審理期日未到庭，亦無請假或陳報其有何不能到庭之正當事由，且其亦無在監、在押或就醫之情事，原審乃以上訴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於調查證據完畢後，不待其陳述而為辯論，完成辯論程序，並定期宣判。經核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執此指摘，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取捨判斷苟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生判決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於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詹○濬之證述，及卷附通訊監察譯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第一審勘驗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函、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2號判決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前述販賣毒品等情，已依調查所得證據，於理由內說明其依憑論據。並敘明何以認定上訴人於偵查中之自白具任意性，且與事實相符，而得採為證據；上訴人固供出毒品上游為周○輝，惟何以認定周○輝並非上訴人本案毒品之來源，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適用之理由。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無悖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亦無理由不備之違法。上訴意旨泛以其絕不敢販賣毒品，警方先入為主，於詢問詹○濬時應會告知其已坦承販毒；另周○輝亦已坦承販毒云云，主張原判決不當，並無具體指摘原判決存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難謂已符合第三審上訴之法定形式要件。 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庚棟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修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001-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上訴人張谷伐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01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06、92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張谷伐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已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本件扣案手槍、子彈係吳虹蓉持有，與其無關，蓋吳虹蓉係本件2輛自小客車之駕駛人，且吳虹蓉亦於扣押物品目錄表中簽名捺印，況扣押物上亦無上訴人之指紋；員警搜索扣押本件扣案手槍、子彈時並無開啟密錄器進行錄音錄影，而是使用手機拍照，事後再以電腦硬碟毀損為由辯稱並無錄音錄影，且於查獲槍枝時竟動手拆槍，均有瑕疵；原判決僅以上訴人毒癮發作下所為自白及吳虹蓉之臆測之詞，為上訴人不利認定，顯屬違法。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自白，及證人吳虹蓉之證述，復參酌扣案手槍、子彈、卷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而據以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等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所辯：㈠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並非自黑色自小客車中搜出，㈡警員有利誘或以不正方法取得其自白，㈢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係吳虹蓉持有，與其無關，㈣其就非法持有附表編號1所示之非制式子彈犯行應構成自首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亦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合乎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其採證認事調查職權之合法行使。且上訴人迭於民國111年4月1日警詢及檢察官偵訊、同年6月24日、同年10月3日檢察官偵訊、11 2年2月24日、113年2月1日第一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均坦承本件犯行無諱，其中111年10月3日偵訊、112年2月24 日第一審準備程序時，上訴人係執行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 113年2月1日第一審審理程序則為羈押中，上訴人空言其係於毒癮發作下自白云云，顯非有據；又吳虹蓉證稱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非其所有、黑色自小客車係向上訴人借用等情，乃親自經驗、見聞之事，並非臆測之詞，上訴意旨空言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可採。至吳虹蓉固於卷附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之扣押物品目錄表「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欄位中簽名捺印（見他卷第8至10頁），惟吳虹蓉於員警搜索時，並未承認上開扣押物品為其所有，並稱車是「阿伐」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05至309頁），嗣於同日警詢時亦否認上開扣押物品為其所有（見他卷第4頁正反面），上訴意旨徒以吳虹蓉有於前揭扣押物品目錄表中簽名捺印，而謂吳虹蓉即為上開扣押物品之持有人，自屬無據。又依原審就搜索現場錄影之勘驗筆錄，員警於搜索時僅有拉動槍機拉柄之情，上訴意旨空言員警於查獲槍枝時動手拆槍云云，亦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另上訴人因於警詢時即自白本件犯行，故偵查機關未另為指紋鑑定，上訴意旨空言指稱本案槍彈中並無其指紋，同屬無稽。上訴意旨無視於原判決此部分之論述，仍執前揭陳詞，重為爭辯，自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四、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林庚棟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279-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04號上訴人雷士霆選任辯護人許家偉律師上訴人何奕勲選任辯護人施東昇律師傅于瑄律師李奇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34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377、8917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19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雷士霆、何奕勲有如其事實欄（包含其附表一、二）所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1（雷士霆、何奕勲）、2（雷士霆）所示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雷士霆共同犯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前（下稱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合計2罪刑；何奕勲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並均諭知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論處雷士霆、何奕勲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雷士霆、何奕勲在第二審就此部分之上訴；暨就雷士霆撤銷改判、上訴駁回所處之刑，合併定應執行刑，以及何奕勲撤銷改判、上訴駁回所處罰金，合併定應執行刑。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雷士霆部分：　⒈雷士霆係聽從何奕勲之指示，多次提領虛擬貨幣買賣價金，應屬接續犯或集合犯，僅成立1罪。又雷士霆就其提領該等款項可能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並無預見可能性。原判決逕認雷士霆成立一般洗錢合計3罪，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⒉以雷士霆參與犯罪情節，僅屬次要角色，且與被害人徐琬庭、羅雅琴已達成民事上和解，並賠償完畢，有情輕法重、犯罪情狀可憫之處。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致未依刑法第59 條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復未宣告緩刑，違反罪責相當原則、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且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⒊雷士霆就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已坦承犯行，是因其與被害人陳悅因和解金額差距過大，致未能達成民事上和解。原判決未審酌上情，就此維持第一審之量刑，致量刑過重，有違比例原則。㈡何奕勲部分：　⒈何奕勲與「余秉原」買賣虛擬貨幣之洗錢犯行，因各該被害人於不同時、地提起告訴，致繫屬於不同法院審理。本件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07、548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前案）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而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應為免訴判決。原判決逕為實體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⒉何奕勲經手之款項金額未達新臺幣1億元，可見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之法定刑，較為有利於何奕勲。原判決未及審酌洗錢防制法業已修正，逕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罪，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四、經查：　㈠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數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又集合犯係具單一或概括之犯意，而為反覆、繼續性之行為，客觀上該等行為在時空關係乃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認為僅受一次評價而屬包括一罪為合理適當者，始足當之。　　若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行為人主觀上雖係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而逐次實行，並具有連續性，然其所為之數行為既侵害不同之法益，則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在刑法刪除連續犯之規定後，即應依其多次犯罪各別可分之情節，按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　　又洗錢防制法制定之目的，係為防止洗錢者利用洗錢活動掩飾其犯罪事實，妨礙對特定犯罪及其金流之追查，故其保護之法益主要係國家對於特定犯罪之訴追及處罰權，而追查、究明被害人被害金錢之流向，亦有兼及保護被害人個人財產法益之目的。倘洗錢行為所侵犯之被害人財產法益並非同一，則各次洗錢行為之罪數認定，應審視個案被害人財產法益受侵害之情形而為認定。　　原判決說明：依證人即「余秉原」之員工羅先覺所為證述，何奕勲與「余秉原」之虛擬貨幣交易，每次均需重新議價，就支付購幣款項之方式亦非概為相同，主觀上難認何奕勲每次與「余秉原」之交易，均係反覆出於初始所預定之同一或單一之意思決定。且前案之犯罪時間與本件犯罪時間有明顯區隔，犯罪手法與情節迥異，無從認定何奕勲、雷士霆客觀上係利用同一機會實施犯罪。再佐以，前案之被害人與本件被害人不同，則侵害之法益並非同一。本件與前案係不同被害人因不同詐騙行為而受騙匯款，何奕勲、雷士霆就各該犯罪所為之洗錢行為，係於不同時間為之，刑法評價上應認具獨立性，與前案之洗錢行為非屬接續犯或集合犯之同一案件，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不及於本件洗錢行為等旨。依前揭說明，原判決予以分論併罰，於法並無不合。何奕勲、雷士霆此部分上訴意旨，泛指：本件與前案有實質上一罪關係，以及本件前後3次犯行，應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原判決或論以數罪，或為科刑判決，均屬違法云云，均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證據的取捨、證據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的裁量、判斷職權；此項裁量、判斷，倘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　　原判決主要依憑雷士霆之自白、證人楊庭豪、鄒心瑜、羅先覺等人之證詞，以及相關之對話截圖、電子錢包截圖等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相互勾稽、印證，因而認定雷士霆有前揭一般洗錢之犯罪事實。　　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雷士霆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詞指摘：其對提領款項可能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並無預見之可能。原判決認定雷士霆犯罪事實，有未依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係就原判決已詳細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執，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㈢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經綜合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相關罪刑規定之比較適用結果，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整體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此為本院之一致見解。原判決認定何奕勲就附表一編號1、3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之一般洗錢罪，於法並無不合，雖未及為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惟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何奕勲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論罪違法云云，洵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㈣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且以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又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　　原判決說明：審酌雷士霆本件洗錢犯行之犯罪情節，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處，且已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予以減輕其刑，並無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旨，依上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　　原判決復載敘：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何奕勲、雷士霆共同洗錢及附表一編號2所示雷士霆共同洗錢犯行，審酌何奕勲、雷士霆所分擔之角色、徐琬庭及羅雅琴所受損害程度，已與徐琬庭、羅雅琴達成民事上和解，並賠償完畢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刑，並均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就附表一編號3所示何奕勲、雷士霆共同洗錢部分，審酌第一審判決已衡量雷士霆係受僱於何奕勲，並聽命行事。何奕勲、雷士霆雖均坦承犯行，但尚未與陳悅達成民事上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所為量刑，尚屬妥適之旨，而予維持。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分別量刑。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原判決就何奕勲之量刑，業已審酌其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之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雷士霆、何奕勲此部分上訴意旨，猶任意指稱：原判決量刑過重違法各云云，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㈤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且此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不得任意指摘未宣告緩刑違法。原判決敘明：雷士霆因詐欺等數案件仍審理中，且其尚未賠償陳悅，難認本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等旨，依前揭說明，於法並無不合。雷士霆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未宣告緩刑違法云云，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上，雷士霆、何奕勲之上訴意旨，或就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或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說明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違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本件雷士霆、何奕勲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法　官蘇素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3-台上-4204-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重傷害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35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樊家妍上訴人即被告陳勤瀚張祥駿上一人選任辯護人程昱菁律師被告陳啓銘陳志驊林言宸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0月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565號，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㈠第一審認定上訴人即被告陳勤瀚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重傷害等犯行，因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陳勤瀚共同犯重傷害罪刑。嗣陳勤瀚及檢察官均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則以其等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此部分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未及審酌陳勤瀚已與告訴人林佑儒達成調解，並給付部分款項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陳勤瀚刑之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量處其有期徒刑5年8月。㈡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張祥駿、被告陳啓銘、陳志驊及林言宸（下合稱張祥駿等4人）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張祥駿等4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張祥駿等4人各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罪刑。均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聯性之證據，且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供述人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實性，即為已足。原判決認定張祥駿等4人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等犯行，係依憑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張祥駿等 4人有在「鑽石皇后KTV」608號包廂內以酒瓶、酒杯及辣椒水攻擊告訴人，並一同強押告訴人至玉尊宮，且於陳勤瀚在玉尊宮動手毆打告訴人時在場觀看之證詞；佐以證人藍苡瑄同證以案發時有看到張祥駿在KTV包廂持酒杯毆打告訴人，且其他共犯亦均有打告訴人的頭及身體之證詞，以及告訴人相關診斷證明書等醫療資料等補強證據，以為認定。並敘明：㈠張祥駿雖辯以當時僅在「鑽石皇后KTV」608號包廂外，並未進入該包廂，亦未動手云云，然此部分與告訴人及藍苡瑄所述，以及陳啓銘供稱張祥駿在該包廂內確有動手、陳志驊供稱張祥駿有在「鑽石皇后KTV」現場等，均有未合而不足採信。至陳啓銘另改稱未見張祥駿在該包廂內有動手、陳勤瀚及少年黃○○（名字詳卷）供稱在玉尊宮時張祥駿並未下車，皆與事證均不符，無從作為有利於張祥駿之認定。㈡張祥駿既有與其他共犯一同前往「鑽石皇后KTV」608號包廂內以酒瓶、酒杯及辣椒水攻擊告訴人，且未見有阻止其他共犯將告訴人拖抬至KTV店外並押往玉尊宮之舉動，顯見其主觀上與其他共犯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所辯並無主觀犯意，同不足採。㈢告訴人對於前往玉尊宮途中有無被毆打、在玉尊宮遭幾人持榔頭敲擊等過程供述不一；佐以並無積極事證可證張祥駿等4人就陳勤瀚對告訴人持榔頭為重傷害行為一事，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可見張祥駿等4人與陳勤瀚間，原係本於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聯絡而將告訴人帶至玉尊宮，是陳勤瀚到玉尊宮時，突然在車後發現榔頭後，方自行提升普通傷害之犯意為重傷害之犯意，並持該榔頭敲打告訴人四肢，致生重傷害之結果。故除提升犯意之陳勤瀚外，張祥駿等4人就該部分，均僅論以傷害而非重傷害之共同正犯等旨，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及指駁。原判決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並未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謂有何違反證據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情。張祥駿及檢察官之上訴意旨仍執陳詞，其中：⒈張祥駿以其僅有在場助勢而未下手實施強暴，原判決並未說明何以其有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且未說明何以其所辯不足採信，竟僅以告訴人及藍苡瑄所述為認定其有罪之唯一證據；⒉檢察官以第一審認定張祥駿等4人成立重傷罪，並無違誤，且原判決未說明告訴人對張祥駿等4人不利之證詞有何不可採信之理由、亦未說明張祥駿等4人對陳勤瀚持榔頭敲打告訴人四肢之行為，是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詞，分別指摘原判決有判決不載理由，及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法云云。經核係對於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漫事爭辯，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再為事實上之爭執，均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已分別敘明如何以被告等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業已審酌其等僅因細故而為犯行，所為已嚴重危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併考量告訴人所受之傷勢、陳勤瀚逸脫原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提升為重傷害之犯意而為犯行、張祥駿等4人參與犯罪之程度、各被告間坦承或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調解情況、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後，始為量刑。所量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難遽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以陳勤瀚未履行完畢調解條件，亦未供承事實原貌，有礙刑事案件之真實發現；且原判決未調查及說明被告等人犯罪後有無撥打110或119，以營救告訴人或告訴人脫困獲救之經過等涉及量刑之重要事項，指摘原判決有量刑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事由云云，係對事實審法院適法量刑之職權行使，任意指為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四、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乃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而有其適用。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得為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就陳勤瀚部分，已說明其所為嚴重危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更使告訴人受有嚴重傷勢，縱使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及給付部分金額，在客觀上仍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而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之必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陳勤瀚上訴意旨以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年紀尚輕，家中尚有須其扶養之家屬，復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給付部分金額，指摘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已違比例原則云云，無非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酌減其刑與否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洵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並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得上訴於管轄第三審法院案件，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以不服第二審判決者為限，則未受第二審判決之事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自無容疑。本件第一審判決後，就陳勤瀚部分，檢察官及陳勤瀚均僅就就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至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認定、沒收等部分並不與焉，此有原審審判筆錄足憑（原審卷二第6至7頁）。則就未經第二審判決之犯罪事實、罪名認定部分，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陳勤瀚上訴意旨猶謂告訴人所受之傷勢未達重傷害之程度云云，乃係就犯罪事實及罪名提起第三審上訴，依上揭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綜上，本件檢察官、陳勤瀚、張祥駿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許辰舟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935-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3號上訴人蘇映銘原審辯護人兼選任辯護人粘怡華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1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4036號），提起上訴（其原審辯護人亦為其利益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蘇映銘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08年3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楊登勝及周星宇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8年，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上訴意旨略稱：本件偵查卷內編號（以下僅以編號載列）7 、11、12所示，有關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編號5所示彰化商業銀行金融卡翻拍照片、編號6所示楊登勝將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轉入上訴人申辦之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編號10所示行動電話之計算機顯示「33,000/17.5=1,885. 71429」等截圖、編號8所示電子磅秤顯示「16.75」之照片等證據，依周星宇所證，係取自楊登勝手機內上傳至雲端之資料，由其下載後複製於其手機內，再由警方複製拍照所製作之文書，並非存放於楊登勝手機內之原始檔案，顯為派生證據，且上開所謂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截圖，並未標註日期，是否確為108年3月間之對話，亦非無疑，復經該2人否認為其等間之對話，亦否認其他照片係取自楊登勝手機，伊對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亦有所爭執，原審未能就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踐行驗真程序，遽採為上訴人論罪依據，已有違法。況周星宇係108年11月間為警查獲，距其證述與楊登勝合資購買毒品之108年3月，已逾半年，縱有購得毒品亦已施用完畢。再參諸其與楊登勝間有感情糾紛，且於其個人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以指認上訴人為減刑事證，實難以排除周星宇誣陷上訴人之可能，原判決僅憑非親自見聞交易之周星宇證述，即認定上訴人有本件販賣毒品犯行，有調查未盡、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三、惟查：㈠「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拍攝電子郵件內容畫面之照片，或列印之紙本文件）。倘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若有爭議，法院即應調查以驗真該複製品是否未經變造、偽造，而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至驗真之調查方式，除得行勘驗或鑑定外，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而關於證據是否具同一性之調查，乃屬訴訟法上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其證明方法與程序不受嚴格之限制，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達到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自不以取得原件為必要。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被告有無犯罪事實，則屬證據證明力之範疇。又「供述證據」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非供述證據」因係「物證」，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查，周星宇所證其與楊登勝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乃其親身見聞，自非傳聞證據。又卷附自周星宇手機內翻拍之手機截圖及照片（下稱數位證據），係周星宇於108年11月12日遭警查獲於108年5月間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曾峻杰後，於警詢、偵查中供出上開毒品來源為上訴人，所提供予警方之證據資料，為警方合法取得之證據。再者，周星宇證稱，108年間楊登勝為我男友，曾在我手機登入其當時之Google帳號，也有分享其雲端相簿給我，我因此取得編號1至14所示照片。2人於108年3月初講好，一起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甲基安非他命，由楊登勝傳送編號7 、11、12所示對話內容截圖給我等語。楊登勝亦證稱，我確實曾在周星宇的手機登入過我的Google帳號，不小心按到同步，所以2人手機內的相片均會相互同步到對方的Google相簿內等語。上訴人與周星宇、楊登勝均稱，編號7、11、12 所示對話截圖所顯示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之人為上訴人，且有編號1所示上訴人之相片及截圖內之大頭貼照片可佐，上訴人及楊登勝均未表示上開對話內容有經僞造、變造。上訴人就本案帳戶為其所有，且有編號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點38分，楊登勝轉帳3萬3000元至上訴人本案帳戶之事實不爭執，復有彰化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可稽（見偵查卷第70頁），足認編號7、11、12之對話內容截圖為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紀錄，亦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經原審於審理期日就本案數位證據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本案判斷之依據。至上開數位證據是否足為本案補強證據，乃證明力之範疇，上訴人及其辯護人空言此為傳聞證人周星宇所提衍生證據而無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97、120頁），自無可採，此經原判決敘明理由，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執前詞，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行爭執，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㈡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再販毒者與購毒者，係屬對向犯罪之結構，對向犯證人之證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然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所述不利被告之犯罪情節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是以購毒者或共犯之證述若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即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尚難因其等於被訴販賣毒品案件中供出被告為毒品來源，請求依法減免其刑，即認其等證述不可信。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周星宇、楊登勝之證述、本案數位證據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某日，以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傳送Line訊息予楊登勝，約定以3萬3000元之代價販賣毛重17.5公克（淨重16. 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嗣楊登勝於108年3月13日23時38 分許，將3萬3000元匯至上訴人之本案帳戶，上訴人即於翌日（14日）20時7分後之同日某時，在其位於桃園市不詳地址住處，將前開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予楊登勝或周星宇其中1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周星宇與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所提出編號7、11、12所示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對話內容顯示，某日18時14分至37分，楊登勝要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現貨」，價格為「66∕2」（即1台為6萬6000元，半台為3萬3000元），上訴人要求先匯款等語，中午12時1 5分，楊登勝稱「等等可以過去拿的時候，跟我說」、迄晚間8時7分，上訴人表示「來了」、「可以來」，佐以編號5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時38分，楊登勝帳戶有轉入本案帳戶3萬3000元之事實，編號9、10所示照片顯示計算3萬3 000元∕17.5公克，1公克為1,885.71429元，及編號14所示1 包白色結晶（即甲基安非他命）、編號8所示電子秤上顯示淨重16.75公克之照片，及周星宇於108年5月間以1公克甲基安非他命2000元之價格販賣予曾峻杰，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在案等情，堪認周星宇所證本件交易過程真實可採，上訴人辯稱楊登勝會幫我修水電，買修水電的設備及安眠藥，我也會賣一些3C產品給楊登勝等語，楊登勝亦附和其詞，惟均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無足採。已就上訴人所辯何以不足以採信，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四、綜上，上訴意旨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主觀任意爭執，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583-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上訴人林芷妤郭靜榆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82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林芷妤、郭靜榆（下稱上訴人2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依序分處有期徒刑3年2月、2 年6月），並對林芷妤宣告沒收、追徵新臺幣（下同）2628 萬元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2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上訴人 2人有原判決所引用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所引載起訴書犯行之得心證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關於上訴人2人部分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證人即告訴人江淑珍嗣後於法院審理時，推翻其前所稱雙方之金錢往來為單純借貸關係之指述內容，顯見其對上訴人2人及同案被告黃素鳳等3人之證述，前後矛盾不一，而有不實、誣陷之嫌。原審不採江淑珍前所稱為借貸關係之有利證據，其採證自有違證據法則；另請求對上訴人2人及江淑珍均施作測謊，以證明本件實為借貸行為，並提出新證物USB隨身碟，請求向電信公司「台灣之星」調取林芷妤之行動電話0000-000-000之Line簡訊內容，證明江淑珍曾傳簡訊向伊告知，她所託郭靜榆轉交之150萬元為借貸關係，故江淑珍早已知悉雙方係借貸行為，上訴人2人並無對之施用詐術等語。三、惟查：　㈠原判決就上訴人2人之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江淑珍所述與卷內證據相符之證詞，並佐以林芷妤及黃素鳳均於偵查中自白曾向江淑珍佯稱：林芷妤的哥哥是吳東亮、婆婆是三信銀行高層、先生是檢察官；及黃素鳳所供：林芷妤全家帳戶都被凍結，沒辦法過生活，問我可不可以介紹朋友給她認識，我就介紹江淑珍給林芷妤認識等語，暨卷內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並載敘黃素鳳明知林芷妤經濟困難，無資力返還借款，竟介紹林芷妤與江淑珍認識，而共同向江淑珍謊稱林芷妤家族金融背景實力雄厚，其很會理財，投資遍布海內外，政商關係良好，可以將資金交給林芷妤投資以賺取豐厚優惠利息，且先以償還小額利息報酬之方式取信於江淑珍致其陷於錯誤，誤以為林芷妤身家雄厚，而接續將款項交付予林芷妤，並指示郭靜榆出面取款，是上訴人2人與黃素鳳顯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甚明等旨。復對林芷妤所請求向風城菲力博奕有限公司、菲力王國有限公司函調相關之資料一節，因查該2公司並無設立登記資料，而認尚無調查之必要。經核原判決適用證據法則於法無違。　㈡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以判斷其適用法律有無違誤，不及被告於事實審所未主張事實及證據等相關事項之調查，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查上訴人2 人於上訴本院後始提出對上訴人2人及江淑珍均施作測謊，及USB隨身碟而據以向電信公司「台灣之星」調取簡訊內容等請求，核屬新事證，而本院為法律審，且本件係以程序上不合法予以駁回，自無從就此部分之新事證，加以重新審酌。上訴人2人此部分之請求，即難認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四、綜上，上訴人2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等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證據取捨之適法職權行使事項，或對原判決已明確論斷之事項，重事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060-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