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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06號上訴人即被告王民維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緝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9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王民維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伍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一、王民維與不詳真實姓名、自稱「莊桂騰」之人（下均逕稱莊桂騰）及其他不詳真實姓名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掩飾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之犯意聯絡，先推由王民維於民國11 0年7月16日，使用臉書暱稱「劉苡僑」在臉書刊登「要賺錢的找我」之廣告，陳品余（陳品余涉犯幫助詐欺取財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廣告後，即與使用「劉苡僑」化名之王民維聯繫，並談妥由陳品余依指示辦理約定轉帳帳戶後，以每一金融帳戶新臺幣（下同）10000元之代價提供予王民維使用，後即由王民維、莊桂騰於110年7月16日至27日間某時，在陳品余位於高雄市○○區○○○路之住處附近，向陳品余收取其高雄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高雄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復由莊桂騰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使用，並由該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於下述時間，分別對劉怡萱、曾美雲、江棛蕙、蘇燕磯、劉巧翎（下稱劉怡萱等5人）施用詐術，致劉怡萱等5人均陷於錯誤而匯款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嗣遭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等犯罪所得：㈠、於110年5月30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劉怡萱佯稱：可至「ZFX 」投資網站投資外匯，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劉怡萱遂依指示於110年7月27日12時26分、27分，分別匯款10萬元、10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㈡、於110年7月2日，透過交友網站結識曾美雲後，向曾美雲佯稱：可以至「芝商所」網站投資外匯期貨云云，曾美雲遂依指示於110年7月28日12時許，匯款37萬9,181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㈢、於110年3月某時起，陸續以LINE向江棛蕙佯稱：可加入香港彩券網站協助下注獲利云云，江棛蕙遂依指示分別於110年7 月27日及翌（28）日，臨櫃匯款14萬元、13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㈣、於110年7月27日12時6分許，以LINE訊息向蘇燕磯佯稱：可投資澳門彩券獲利云云，蘇燕磯遂依指示於同日臨櫃匯款14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㈤、於110年7月8日某時，透過交友網站結識劉巧翎後，向劉巧翎佯稱：可加入摩根大通集團線上娛樂城網站下注獲利云云，劉巧翎遂依指示於110年7月27日匯款9萬元至上開高雄銀行帳戶內。　二、案經劉怡萱、曾美雲、劉巧翎、蘇燕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上訴人即被告王民維（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此有本院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1頁）、戶役政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結果（見本院卷第133頁）、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見本院卷第135頁）、刑事報到單（見本院卷第117頁）在卷可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4 、120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4頁），後於審判程序中未到庭，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陳品余將其高雄銀行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以及劉怡萱等5人因受詐騙而匯款至高雄銀行帳戶並遭轉匯等事實，亦不否認陳品余當時所聯絡之「劉苡僑」係其手機之帳號、曾於陳品余交付高雄銀行帳戶時與陳品余見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是莊桂騰使用我的手機以「劉苡僑」之帳號與陳品余聯絡，莊桂騰約陳品余出來聊，都是他們自己在接洽，莊桂騰取得陳品余帳戶後被害人受騙的事與我無關。經查：㈠、高雄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為陳品余所申辦，陳品余因見「劉苡僑」於110年7月16日刊登「要賺錢的找我」之廣告，而與「劉苡僑」私訊聯絡，約定由陳品余提供高雄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並綁定約定轉帳帳戶，嗣陳品余與對方相約於110年7月16日至110年7月27日間某時，在高雄市橋頭區陳品余之住處附近當面交付高雄銀行帳戶資料，當時除被告外另有1人在場；而劉怡萱等5人因受事實一㈠至㈤所示詐術而陷於錯誤，匯款至高雄銀行帳戶並遭轉匯等事實，有證人即告訴人劉怡萱、曾美雲、劉巧翎、蘇燕磯、被害人江棛蕙於警詢時之證述可證（見偵卷第37至39、47至51、55至59、63至 75、127至133、137至139頁），並有高雄銀行電子銀行交易明細（見偵緝卷第121頁）、劉怡萱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證明（見偵卷第41至45頁）、曾美雲提出之轉帳證明（見偵卷第53頁）、劉巧翎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證明（見偵卷第77至125頁）、蘇燕磯提出之轉帳證明（見偵卷第1 41頁）、江棛蕙提出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偵卷第135 頁）、陳品余與綽號「劉苡僑」之臉書對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41、43頁）在卷可稽，上開事實首堪認定。㈡、被告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⒈陳品余交付高雄銀行帳戶前，係與一使用暱稱「劉苡僑」之人聯繫，當時該人係使用被告之手機，且陳品余交付高雄銀行帳戶時，被告及被告所稱莊桂騰之友人均有在場等情，均為被告所坦認，復與證人陳品余所述情節及其所提出與「劉苡僑」臉書對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41、43頁）相符，應屬實在。　⒉就何人使用「劉苡僑」之帳號與陳品余聯絡一事，被告前稱係莊桂騰使用莊桂騰及莊桂騰女友之門號與陳品余聯絡（見偵緝卷第70頁），後改稱莊桂騰係使用被告之門號與陳品余聯絡，就同一客觀事實為矛盾之供述，自難採信；況被告之手機自屬被告隨身攜帶、使用之物，依被告所述，被告於另案之案件即係因莊桂騰向其借用帳戶而衍生，被告對莊桂騰認識亦有限（見偵緝卷第70頁），兩人應非交情甚篤，以現今一人擁有多支手機之情形甚屬常見，且對收簿手而言，能夠盡快取得人頭帳戶、完成綁定約定轉帳帳戶，即可盡快完成其任務之分工，是於取得人頭帳戶前，與人頭帳戶之提供者聯繫之管道應盡可能保持暢通，莊桂騰當無理由使用被告手機上之帳號而徒增聯繫時之不便，是使用「劉苡僑」帳號與陳品余聯絡之人，應即為被告本人。　　⒊再就被告於陳品余出售帳戶時何以在場乙節，本院審酌證人陳品余所指述及所提證據雖有若干不可信之處（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理由），被告之供述亦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就當時另一在場之人是否確為莊桂騰，因莊桂騰於偵查中經傳喚未到（見偵緝卷第103頁）而無法確認，然對於陳品余與「劉苡僑」聯絡及於該日赴約之原因，均係陳品余要賣帳戶乙節，被告始終表示知情，而於偵查中即供稱：我知道陳品余這個人，也知道整件事情過程，我知道莊桂騰有在做收簿子的事情，當天莊桂騰輪胎壞掉，陳品余先用臉書「密」莊桂騰，莊桂騰叫陳品余聯絡他女友電話，但其實兩個門號都是莊桂騰的，莊桂騰用另外一支門號指示陳品余要做什麼，我當天就跟莊桂騰一起去找陳品余，我知道莊桂騰找陳品余是去拿簿子，我當時有聽到陳品余之前有交中國信託帳戶本子給另外一組人使用，我確定陳品余有交一本帳戶給莊桂騰等情明確（見偵緝卷第70頁）。被告所稱陳品余曾與不同之通訊軟體帳號聯繫乙情，與陳品余除提出與「劉苡僑」之對話紀錄外，亦提出與一名稱「維」之人談論「所以你們高銀不用了嗎？」、「我高銀的網銀可以給我嗎」、「高雄銀行的網銀可以登入嗎」等之對話紀錄（見警卷第 53頁）之證據相符；被告前開所述陳品余曾經交中國信託帳戶給另一組人等情節，亦與陳品余涉嫌於110年7月6日前將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交付詐騙集團，後經作為詐欺之第二層帳戶，該案嗣經檢察官於111年4月19日為不起訴處分等情相符（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407號不起訴處分書，偵緝卷第165至168頁），堪信被告確實知悉並參與陳品余提供高雄銀行帳戶之過程。而被告於原審中亦供稱：陳品余就是把帳戶資料拿給莊桂騰，我在旁邊，我也知道在做什麼，莊桂騰在做詐欺，他在收本子，陳品余交給莊桂騰後，莊桂騰就拿去仁武區仁武路去裡面操作，裡面有6 、7個人，他們都是詐欺集團（見原審之審易緝卷第7頁），後更表示：我承認全部的犯罪事實跟罪名（見原審之審易緝卷第8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雖改口否認犯罪，然仍供稱：莊桂騰拿我的帳號去跟陳品余聯絡，莊桂騰跟陳品余聊一聊約見面，我跟著莊桂騰一起去，我當時也知道莊桂騰是要跟陳品余拿帳戶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本院審酌以法律面而言，收購帳戶、從事詐騙均屬不法，是為避免受檢警查緝，買賣帳戶時當無不會容許無關之人在場；以現實面而言，金融帳戶為詐欺集團之金流命脈，對於俗稱「收簿手」之人更屬有相當價值之商品，是如非被告即為收取金融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之詐欺集團成員，豈有可能無故參與陳品余出售帳戶之過程？是被告即為收購帳戶之一方，應堪予認定，被告於原審辯稱僅係常與莊桂騰一起出門故於陳品余交付帳戶時在場乙節，實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　⒋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且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而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蒐羅、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是以部分詐欺集團成員縱未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術，如有收購人頭帳戶金融卡、測試、回報供為其他成員實行詐騙所用，或配合提領款項，從中獲取利得，餘款交付其他成員等行為，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尤其是分擔收購帳戶資料之「收簿手（取簿手、領簿手）」及配合提領贓款之「車手」，當被害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雖已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但上開款項在詐欺集團成員實際提領前，「收簿手」可掌握該帳戶不會遭凍結，可見擔任「收簿手」者，為具有決定性之重要成員之一，且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部分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先使用「劉苡僑」之帳號與陳品余聯絡，且為向陳品余收購帳戶之一方，於取得陳品余之帳戶後交付莊桂騰等人作為詐欺之人頭帳戶使用，且被告對於莊桂騰取得帳戶後將在高雄市仁武區與6、7個成員為詐欺犯罪等均有認識，堪認被告與莊桂騰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有相互利用而完成犯罪之聯絡，被告非僅係單純轉售人頭帳戶予莊桂騰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本件雖無證據足認被告尚有分擔對被害人施以詐術等構成要件行為，然其既有與莊桂騰等人共同犯罪之意，自應成立共同正犯。又本件劉怡萱等5人均係遭詐騙而透過詐騙集團提供之投資、彩券或娛樂城網站匯款，以此等詐欺方式，除先須與被害人透過聊天等方式取得被害人信賴並遊說渠等投入金錢，尚需處理網站或應用軟體之更新、維護，通常需一定之人力相互分工，本較無可能係一人或二人即可完成，且被告於原審中亦供稱：陳品余交給莊桂騰後，莊桂騰就拿去仁武區仁雄路去裡面操作，裡面有6、7個人，他們都是詐欺集團（見審易緝卷第7頁），足認被告確實係與其他2 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且被告主觀上對於此節亦有認識。　⒌承上，被告知悉陳品余所提供之高雄銀行帳戶係詐欺集團犯罪所使用，而詐欺集團使用他人之金融帳戶，目的無非係利用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避免檢警查緝提領轉匯之行為人，並隱匿、掩飾詐欺犯罪之去向，是被告之行為，自亦屬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且被告主觀上有洗錢之故意甚明。　㈢、綜上所述，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另適用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未據修正）。茲就本案涉及法律修正之具體情節說明如下：　⒉關於法定刑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　⒊宣告刑有無限制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因認：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為不同之犯罪行為，洗錢罪之保護法益係建立在社會經濟秩序之維護與國家主權安定之確保，防止犯罪組織藉由將「黑錢」清洗成「乾淨的錢」，如此始可避免犯罪組織再度獲得滋養而危害社會秩序或金融秩序，也可剝奪或限制犯罪者運用犯罪收入之能力，以此減低或預防未來犯罪之風險。本法第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後，已明定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前置犯罪之刑事訴追利益，亦包含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法益，而認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應予脫鉤，並將第3項之限制刪除（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　⒋另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定自同年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 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⒌經查，本件被告之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罪，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被告僅於原審坦承洗錢犯行（見原審之審易緝卷第17頁）。是經整體比較，如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故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未逾特定犯罪最重之刑【7年】，故宣告刑之範圍無庸受調整）；如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6 月至5年。故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最高度刑較長，即屬較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參照），裁判時法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　㈡、核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漏未論以一般洗錢罪，惟起訴書已載明被告及詐欺集團成員向陳品余取得高雄銀行帳戶資料，作為供上開告訴人匯入詐欺贓款之人頭帳戶使用，嗣上開告訴人匯入款項後均遭轉匯等事實，則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其所自屬洗錢，且此部分與檢察官起訴並經本院判決有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原審於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見審易緝卷第7、13頁）、本院於準備程序中告知被告（見本院卷第51頁），無礙於其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被告與莊桂騰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㈤，各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各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共同對劉怡萱等5人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㈢、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⒈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與真實姓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先由名稱「劉苡僑」之詐欺集團成員在臉書刊登「以存簿提款卡換取現金」之廣告，並以臉書私訊向陳品余佯稱：可協助其快速貸得金錢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陳品余陷於錯誤，遂於 110年7月27日14時許，在高雄市○○區○○○路○○巷00號附近，將其所申設高雄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當面交予被告，再由被告轉交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因認被告就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第3款（第3款部分為檢察官當庭補充，見本院卷第52頁）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對公眾犯詐欺取財罪（按：被告行為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尚未公布施行，故不生是否應論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問題）。　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 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　⒊檢察官認被告對陳品余取得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資料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罪，無非係以證人陳品余之指述、陳品余與帳號「MaP」、「王民維」之飛機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被告及綽號「劉苡僑」之臉書對話紀錄擷圖、手機聯絡人頁面擷圖、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查陳品余確實有將其高雄銀行帳及臺灣銀行帳戶資料交付被告之事實，固經認定如前，惟證人陳品余就其交付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之過程，先於第1次警詢中稱：因在微信上接獲訊息，表示交付存摺及提款卡即可收到現金，而配合於110年7月23日12時許，在田寮加油站附近交付其高雄銀行及臺灣銀行之存摺提款卡，對方之交通工具為白色之Toyota Altis，對方並於110年7月23日要求其至高雄銀行設定約定帳戶，自己係於110年7月29日，在兆豐銀行辦理領取提款卡時，才知悉高雄銀行帳戶遭凍結之事（警卷第18頁）；第2、3次警詢筆錄時，仍表示交付存摺提款卡之地點在高雄市田寮區（見警卷第22至25頁）；至第4次警詢錄時，方因警方直指陳品余之證述不實，陳品余才改口稱交付存摺及提款卡之地點均在其位於高雄市橋頭區之戶籍地，之前會向警方供稱是在高雄市田寮區交付帳戶，是因為收取帳戶之人表示田寮區沒有監視器，警方一定查不到（見警卷第27、 28頁），惟該次陳品余仍未提及被告之全名或通訊軟體「飛機」之名稱，僅證稱：對方IG自稱「維」，自己在接獲警方通知書時有以「飛機」與對方聯繫，對方恐嚇要去陳品余之戶籍地及通訊地址對家人不利，因害怕才會依照對方之逼迫謊稱交易之地點及車輛（見警卷第28頁），並於第5次警詢筆錄時改稱：對方使用之交通工具為黑色BMW（見警卷第29 頁）。證人陳品余前後證述顯然多所隱瞞，實難信實，且觀之陳品余所提出與通訊軟體「飛機」名稱「王民維」之人之對話（見警卷第51頁），未見該人有何恐嚇將去陳品余住處、對其家人不利之言語，遑論依照證人陳品余之說法，「維」既已心思縝密至要求陳品余謊稱交易地點在無監視器之高雄市田寮區，竟會在通訊軟體「飛機」顯示其本名「王民維」，亦有不合理之處。　⒋而證人陳品余雖自第6次警詢起，均指係遭被告詐欺而於110 年7月21日交付高雄銀行帳戶資料，然證人陳品余前涉嫌於1 10年7月6日前將其中國信託銀行岡山分行之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付他人，被害人受騙後於110年7月6日匯款後轉匯至陳品余之中國信託帳戶，陳品余於該案中亦即辯稱係看到IG上之紓困貸款訊息而將帳戶交付「王民維」，而於該案獲檢察官不起訴之處分，此有前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407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見偵緝卷第165至168頁），該案中被害人匯款之時間既早於被告以「劉苡僑」名稱刊登廣告之110年7月16日，陳品余交付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及本案之高雄銀行帳戶，顯非同一次所為，陳品余竟於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案件中即稱帳戶係交付被告，足認陳品余僅係任意於臨訟時飾詞卸責，所言甚難採信。況證人陳品余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於110年7月6日前即已將中國信託銀行之帳戶交付他人，其於110年7月16日後交付本件高雄銀行帳戶時，對於交付1個金融帳戶即能換取10000元現金之交易模式即係出賣帳戶供他人用於不法，自無不知之理，陳品余因而交付高雄銀行之帳戶，無何陷於錯誤之可言。　⒌復對照陳品余所提出其與名稱「MaP」之人之對話內容（見警卷第47頁），被告已否認該對話內容為其與陳品余之對話（見偵緝卷第70頁），依其內容亦無法確認對話日期，惟該內容稱陳品余「你指認我對嗎」、「會不會太扯」、「教（交）本子教（交）到咬上組」，該名稱「MaP」之人對於陳品余明明係出賣帳戶卻反咬收取其帳戶之人甚是不滿，亦難認陳品余係因受詐騙方交付帳戶。至陳品余之手機聯絡人頁面擷圖、通聯調閱查詢單，均僅能證明陳品余知悉被告之手機號碼，無從佐證陳品余有何受詐欺之事。此外，卷內無其他證據可補強陳品余之告訴，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因陳品余出售交易帳戶而取得陳品余之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資料，即不構成詐欺取財罪，而應為無罪之認定，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與前開論罪部分有想像競合之一罪關係（見本院卷第 52、130頁），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三、上訴論斷之理由㈠、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原審未及為新舊法比較，而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已有未洽；⒉陳品余並非受詐騙而交付高雄銀行帳戶及臺灣銀行帳戶，此經說明如前，原審認被告此部分構成犯罪，並認為被告詐騙取得陳品余之高雄銀行帳戶資料作為供劉怡萱等5人匯入詐欺款項之用，有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而就詐騙陳品余之部分各與詐騙劉怡萱等5人之5罪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亦有未合。從而，被告上訴否認參與詐騙劉怡萱等5人之犯罪及認其取得陳品余之帳戶僅成立幫助犯，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開不當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含罪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詐騙集團猖獗，詐騙花招層出不窮，惟詐騙集團為取得贓款，並求能規避檢警追查，多透過人頭帳戶遮斷金流，是收簿手雖非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騙之人，然提供遂行犯罪之關鍵工具，係為犯罪中重要之分工。被告負責取得金融帳戶以分擔詐欺取財罪中取得贓款、切斷金流之分工，詐騙集團成員得以取得對劉怡萱等5 人之詐欺贓款（各次之詐欺金額分別為20萬元、37萬9181元、27萬元、14萬元、9萬元），破壞金融秩序，並使詐欺集團成員難受司法制裁，犯後並未賠償被害人之損失，上訴後更否認犯罪，難認被告有何悔意，另斟酌被告於原審自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見審易緝卷第1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所犯5罪之被害人雖有不同，惟被告係負責提供帳戶，各次被害人匯款之時間相近，所侵害均係財產法益、罪質相同，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違反罪責原則，考量因生命有限，認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之行為不法，就被告所犯5罪，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應執行刑。　㈢、就是否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部分，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 條修正理由第2點參照），如非經查獲之洗錢客體，即非該項所得沒收之範圍。查劉怡萱等5人因受詐欺而匯款至高雄銀行帳戶之款項，均未經查獲，即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諭知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 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侃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　犯行　　　主文 1 事實一、㈠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事實一、㈡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3 事實一、㈢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事實一、㈣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5 事實一、㈤王民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024-12-31

KSHM-113-金上訴-706-202412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83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泳同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緝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4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所宣告之免刑部分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月。　　理　由一、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02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陳泳同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泳同係在提領新臺幣（下同） 1萬元後，再次操作自動櫃員機時，因形跡可疑遭員警盤查，故而當場承認為詐欺集團車手，並由警方扣得本案帳戶金融卡1張、手機1支及該次提領之贓款1萬元，顯見被告於本案中並無供述重要案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並使偵查機關因而得以扣押全部之犯罪所得或查獲詐欺組織重要成員之情形，被告僅僅是繳交該次自己提領之贓款而已，故當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後段適用之餘地，況被告因形跡可疑遭警盤查，是否應有自首之適用，亦非無疑；又衡之被告自民國112年間即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期間曾多次遭查獲，迭經臺灣臺中、彰化、臺北、新北、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面交取款總數近乎千萬之譜，且從該等起訴書可見，被告在本案112年3月21日提領遭查獲後，仍不斷於11 2年4月14日、112年5月19日、112年6月3、6、7日擔任車手為提領或面交之行為，足認其法治觀念偏差且助長詐欺犯罪甚明，原審卻以被告在本案遭盤查時交出該次提領之贓款1 萬元，即為免刑之諭知，尚難認為妥適，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原判決所為之認定　㈠被告就本件犯行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㈡被告在警方發覺其本案詐欺犯罪前，即主動揭露自首犯行，又被告查無有犯罪所得而需自動繳交，且使司法警察機關得以扣押被告全部洗錢財物（即1萬元），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後段、第47條前段規定。　㈢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已自白洗錢犯行，有其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原應對被告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為犯行均已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是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爰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四、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部分　　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6條定有明文。而刑法上自首得減輕其刑規定，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為要件，故犯罪行為人應於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尚未發覺犯罪事實或犯罪人之前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兩項要件兼備，始有上開減輕寬典之適用。若犯罪行為人自首犯罪之後，拒不到案或逃逸無蹤，顯無接受裁判之意思，即與自首規定要件不符（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7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之立法理由，係為鼓勵自新而訂立，既與刑法第62條同為鼓勵有悛悔實據而設之寬典，依相同事務相同處理之法理，二者自當為相同之解釋，均應以接受裁判為要件。查被告係於112年3月21日0時25分許提款時，因形跡可疑而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自強路派出所員警盤查，被告即主動向警方坦承為車手，並同意警方搜索後扣得本案帳戶金融卡1張、手機1支及現金1萬元，被告經警方帶返該派出所查證後，循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165系統得知被告所提領款項為告訴人遭詐騙所匯入等節，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被告之警詢筆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等在卷可稽，且本案告訴人鄭子皓係於112年3月20日23時 56分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報案，而於翌（21）日1時6分經通報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165系統乙情，有告訴人之警詢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可憑，依此時序以判，堪認被告主動向警方自首詐欺犯行時，當場查獲被告之警方尚未發覺告訴人受騙之本件犯行，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因形跡可疑遭警盤查始坦承犯罪，進而質疑被告非自首，並不足採。然而，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因逃匿而所在不明，經原審囑託檢察官命警拘提無著，於113年1月23日發布通緝後，始於113年7月22日遭緝獲等情，有原審法院之囑託拘提函、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拘票（含拘提結果報告書）、通緝書、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偵查隊解送人犯報告書暨相關附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審金訴卷第45至57、95至109、131、132頁，原審審金訴緝卷第9至39頁），且被告於113年7月22日經警緝獲時自承：通緝期間有時在家，不然就亂跑等語（見原審審金訴緝卷第21 頁），足見被告確有逃匿而逃避接受裁判之情形。依上所述，被告既曾於原審審理期間逃匿經發布通緝，即難認其有自動接受裁判之意，則不問其先前於為警方調查階段曾否自首，均已不合於自首之要件，而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 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均不合，俱無前開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此部分所認，已見違誤。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在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卷內並無事證證明被告確已因本件犯行獲得任何犯罪所得，自無所謂繳交之問題，故被告所犯之詐欺犯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⒊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 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前之自白減刑規定最為有利。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且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7年，倘依修正前自白減刑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仍為有期徒6年11月，而本件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為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⒋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而不得任意割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乃經徵詢程序而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並特予敘明原判決所援引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允以例外割裂適用他法之減刑規定，係洞見其區辨法規競合之特殊個案，與新舊法律變更事例之本質差異使然，非變更向來之固定見解之旨，是原判決一方面認被告所為該當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另方面卻認被告得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項規定而於量刑時併予審酌，顯然將同一部法律割裂適用，所持法律見解亦有違誤。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認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諭知免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對被告較為有利，業如前述，自不得再於量刑審酌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且被告雖曾向警方自首本件犯行，惟其於原審審理期間逃匿經發布通緝而無接受裁判之意，不合於自首之要件，不得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刑法第 62條前段規定，況被告為本件犯行遭查獲後，復於112年4月 14日、同年5月19日、同年6月3、6、7日多次擔任車手向被害人取款而涉犯多件詐欺犯罪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0447號起訴書、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0306、12433號起訴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848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1625、1626號起訴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4615號起訴書可憑（見本院卷第59至82頁），顯見被告心存僥倖而未能因遭警方當場查獲而及時悔改，自有接受刑罰制裁之必要，原審漏未審酌及此，逕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前段規定對被告為免刑之諭知，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對被告為免刑之諭知為不當，乃有理由，且因原判決有上述割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宣告之免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後洗錢犯行部分之法定刑雖已修正調降，然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反參與共同詐騙本件告訴人之行為，使其受有財產損失，又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係以結構性分工方式向告訴人行騙，危害社會金融交易秩序與善良風氣甚鉅，被告依指示提領詐欺所得並轉交後手以製造金流斷點，其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洗錢行為，增加檢警查緝困難，使被害人難以取償，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為本件犯行遭查獲後，復為多件相同犯行，業如前述，及其犯罪之手段、目的、動機，暨被告於遭查獲後即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09、110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期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2024-12-31

KSHM-113-金上訴-783-20241231-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676號原告蕭國光訴訟代理人蕭復隆被告黃俊誠上列被告因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22號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本院業經辯論終結在案，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並指定於民國114年1月15日11時 4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續行言詞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唐照明法官葉文博法官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書記官王秋淑

2024-12-31

KSHM-113-附民-676-20241231-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源富指定辯護人廖珮涵律師被告曾美錡指定辯護人洪秀峯律師被告余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竹田分監執行）指定辯護人潘欣愉律師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温黃蘭妹上四人指定辯護人李建宏律師被告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3號、112年度選偵字第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源富係民國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被告余誠則為許源富之助選人員。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均明知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竟共同基於交付賄賂而賄選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夥同不知情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並由被告曾美錡向屏東縣潮州鎮裕軒材料行購買禮盒後，加以包裝成外觀為紅色包裝、印有兔子花樣，內容物為三種不同口味之糕餅共12顆糕餅禮盒，共計25 盒糕餅禮盒。復於同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由被告許源富指示被告余誠向被告曾美錡領取上揭糕餅禮盒後，由被告余誠於同日16時27分許，前往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共和街共和新城大樓B棟及C棟1樓之中庭大門，以分送上揭糕餅禮盒之方式，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選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下稱被告唐秀琴等8人），並同時由被告曾美錡穿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站在該中庭大門前向選民拜票，以此方式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因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上開所為均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嫌，被告唐秀琴等8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11人（即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等3人及被告唐秀琴等8人）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於警詢、偵查中及羈押庭之供述、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許源富及余誠之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東港鎮共和里共和新城社區中庭、電梯監視器畫面、共和街監視器畫面、共和新城大樓平面圖暨Go ogle街景影像截圖、扣案禮盒1盒、禮盒之外觀、內容物照片及選民名冊3張等為據。四、訊據被告11人均否認有檢察官所指之本件犯行，其中：⑴被告許源富辯稱：余誠不是我的助選員，只是朋友，但他會打電話告知我旗子掉了（指競選旗幟）叫我去綁，偶爾聯繫。我不知道曾美錡找張貴枝製作糕餅，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糕餅禮盒。111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我沒有指示余誠去跟曾美錡領取糕餅禮盒，是曾美錡跟余誠自己聯繫。我在競選期間星期一、四偶爾會去共和新城大樓幫忙倒垃圾，但我那天在上班，所以曾美錡代替我去。我是事後余誠告知我才知道余誠幫曾美錡發放糕餅禮盒，我沒有買票、沒有參與等語。 ⑵被告曾美錡辯稱：當天許源富手機放在家裡，我用許源富手機打給余誠，請他找我拿禮盒分享給朋友吃，我不清楚余誠實際發給何人。余誠事後跟我說他發放沒有特定對象，就是把糕餅禮盒放在中庭那邊。我那天穿著競選背心不是特地去拜票，是去幫忙倒垃圾，穿背心只是希望增加我先生的能見度，我心態上是想跟大家分享，沒有想那麼多，我沒有交付賄賂的犯意等語。⑶被告余誠辯稱：我並無賄選，請求判決無罪，我之前會認罪，是因為我不懂等語。⑷被告唐秀琴等8人大致辯稱；其等沒有收賄的犯意，請求判決無罪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許源富係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即屏東縣東港鎮第22屆里長選舉，下稱本件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等情，業據被告許富源及曾美錡2 人供承在卷，並有本件選舉及戶籍等相關資料在卷可稽。又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透過不知情之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禮盒25盒，並於111年10月27日16時27分許，交由被告余誠發放上開禮盒予共和里里民（含被告唐秀琴等 8人），並身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路旁等情，業據被告曾美錡、余誠於偵查及原審供述明確，並據收取本件糕餅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王黃金女及蘇月琴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復與製作本件糕餅之證人張貴枝於警偵之證述大致相符，且有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許源富；扣押物品：VIVO手機1支、名冊3 張）、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曾美錡；扣押物品：三星手機1支）、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 1份（受執行人：被告余誠；扣押物品：OPPO A73手機1支、禮盒1盒）、許源富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余誠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電梯監視器畫面截圖、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禮盒外觀及內容物照片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㈡、本件爭點為：⒈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所為是否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⒉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茲析述如下：　⒈本件並無法證明被告曾美錡、余誠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 人之行為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有對價關係：　⑴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申言之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之基礎。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依法嚴以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之要件，亦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該罪之立法本旨始能彰顯而為大眾所接受。又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至於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一票」等助選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已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意思合致，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凡於競選期間，在民間舉辦活動之場合中致贈相當價值之物品且活動中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助選言論，不問物品發放之來源、活動舉行之動機是否確與選舉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在場之人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等情，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73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衡諸一般選舉實務，候選人或其團隊以各種方式討好選民，以求留下好印象，包括不求回報之付出，亦所在多有，自不能動輒以交付賄賂罪相繩，而應依罪刑法定具體檢視犯罪構成要件。　⑵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故就其立法意旨觀之，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並非絕對可由法院自由判斷該共犯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之證明力。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並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所稱共犯，應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包含聚合犯、對向犯）在內，此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再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購買毒品者指證販毒者；投票受賄者指證賄選者；貪污治罪條例之行賄者指證收賄者；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之來源及去向者；因均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其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應認須有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其陳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且須無瑕疵可指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一致，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⑶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有無對被告唐秀琴等8人表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客觀行為？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證稱：我在111年10月27日16時許倒完垃圾時，綽號「阿琴」之女子在一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外，發糕餅禮盒給我，她沒跟我說什麼。當天我沒有見到余誠，我從未跟余誠講話，禮盒也沒有放候選人競選文宣，我不知道許源富的太太是誰，沒有看過等語（見東警分偵字第 11133375500號卷《下稱警一卷》第233至245頁）；於偵查中證稱：「阿琴」在辦公室前面發禮盒給我們，沒有說發了要做什麼，就是單純發給大家，也沒有登記誰收誰沒收。禮盒裡面除了餅外，沒有放其他東西。我當時沒有想到這個是候選人給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候選人，因為禮盒沒有放候選人資訊等語（見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下稱選偵二卷》第377 至381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丟垃圾回家時，看到有人在辦公室前發禮盒，發的人「阿琴」（音同）說「這個給你、給你吃」，並沒有說禮盒是何人給的。禮盒上面沒有字，也沒有放選舉文宣，盒子花花綠綠的。我不知道余誠是誰，也不知道余誠支持哪個里長候選人，不知道發禮盒的是哪一個里長，我當時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證稱：我當時散步完，余誠喊住我，然後拿禮盒給我說要給我們吃甜（台），余誠沒有說要我們支持並投票給許源富，我不清楚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們鄰居常會有互相贈禮行為，我以為余誠是要給我吃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散步回來，「阿誠」拿禮盒來說阿姨，這給你吃甜的（台語），我跟他說謝謝，沒有說禮盒從哪來、也沒有說要投給誰。禮盒內除了餅外沒有其他東西，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等語（見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於原審證稱：當天余誠拿禮盒說給我們吃甜，沒有講其他話，也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跟他說謝謝，就一人拿一盒回去了。我當日沒有看到曾美錡穿著競選背心拜票，我也不知道糕餅禮盒來自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證稱：當天我是下去丟垃圾，丟完就看到很多禮盒放在一樓大廳外面石頭上，很多住戶去拿，我拿了最後一盒。我不認識余誠，他當時沒有請我支持或投票給許源富，我也沒看到他有穿競選背心、發放競選文宣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忘記是幾號了，那天丟完垃圾時，經過電梯那裡，現場有很多人，沒有人講說這是誰給的，只有講可以拿、可以吃，我就拿了，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盒子內只有餅，沒有其他東西，沒有候選人傳單，現場也沒有登記誰拿。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等語（見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於原審證稱：我是在電梯門口前拿到禮盒，我不知道是誰拿給我，我看前面的人拿就跟著拿了，我還以為是之前的里長送的。我不認識余誠，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禮盒內有3種顏色糕餅，外盒是花花的紅色，上面沒有字、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當時我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也不知道曾美錡是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證稱：我當天運動回來在中庭休息等垃圾車，有1個男子拿了一些禮盒進來說，阿桑，這些東西給你們吃。我不知道發糕餅的人是誰，他沒有穿著競選背心、沒有發文宣，也沒有跟我說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我收了禮盒之後只有跟他說謝謝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對方當時沒有叫我支持誰，我不會那麼傻，我不太知道這次里長候選人有誰，不知道許源富這次有選里長，我先生是雲林人，我們是外地來的等語（見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散步完在樓下乘涼時，有位住在裡面的年輕人拿了一盒禮盒給我，裡面有10個左右的糕餅，沒什麼價值，我看是年輕人的心意才收下。當天他沒有穿什麼背心，所以我不認為他是幫人送什麼東西的，後來才有人說收這個禮盒有問題、跟選舉有關，但我不瞭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 1至219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證稱：111年10月27日16時20分許，我要下樓倒垃圾時，與我住同一大樓的鄰居王程素娥將糕餅禮盒4、5盒拿給我，要我幫忙分發給行動不便的鄰居住戶，除了我自己收一份之外，我就幫忙分送給大樓內其他住戶。王程素娥告訴我是余誠拿來發的，應該是因為余誠也是共和大樓住戶，平時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發送當時，余誠或王程素娥並沒有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至於余誠與里長候選人許源富有何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 7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是有幫忙發禮盒，因為王程素娥請我幫忙，但我只是純粹幫忙而已等語（見選偵二卷第 231至235頁）；於原審證稱：當天我遇到王程素娥手上拿了 4、5盒禮盒要上樓回家，她便拿了一盒給我，說禮盒是余誠給的，要我拿給別人吃。當天不是余誠拿禮盒給我，我沒有想到是賄賂，眷村社區內常常有致贈點心的情形，我想說是相互請客。當時我有幫忙發禮盒，分送3、4盒給別人，但余誠和許源富的關係我不瞭解，我承認我有收和分送禮盒，但我當下沒有收賄的犯意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至219頁）。　⑥綜觀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及唐秀琴等5人於警偵及原審一致證稱收受本件糕餅禮盒時，交付者余誠沒有穿著競選服裝、未交付任何選舉文宣，亦未明示或暗示要其等支持特定候選人。再由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前開證述，可知其中部分糕餅禮盒係由被告唐秀琴所轉交，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並不知悉糕餅禮盒之來源為余誠，洪秀妹甚至誤認為現任里長所致贈。而扣案之禮盒上並未標明被告許源富參與選舉之文字、也無競選標語等情，此與一般賄選行為目的在交付賄賂給有投票權人，使其等投票給特定候選人，通常會表明來意係希望可以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情形不同。觀諸上開證人歷次陳述，僅可證明被告余誠有於起訴書所載時間在共和新城大樓向含被告唐秀琴等8人在內之住戶分送糕餅禮盒之事實。然審酌當日被告曾美錡雖身穿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馬路旁，此有街口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參（見調屏廉字第1117053906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78至79頁），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卻僅身著便服，其2人於發放禮盒時並無接觸，且經證人一致陳述未見被告曾美錡有拜票之行為，實難認上開證人得在被告余誠交付禮盒時，自行聯想到被告曾美錡、余誠係為求被告許源富當選共和里里長，共同基於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而為之，則被告曾美錡、余誠主觀上是否係基於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而交付糕餅禮盒予共和新城大樓住戶，已屬有疑。況縱件被告余誠所發放對象為共和新城大樓之住戶，但並未登記發放給何人，也無確認領取禮盒者是否支持何人當選，難認係刻意買票之舉。　⑦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證稱：那天住在C棟的阿弟仔提著禮盒來給我們，當時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表示要投給許源富，但我知道發禮盒是暗示要投給許源富，平時遇到他都會跟我說要支持許源富。對於他致贈禮盒的事，我沒有任何回應，但我不能吃甜食，就直接轉送給阿英等語（見警一卷第109至115頁，選偵二卷第139至141頁）。於原審則改稱：我在共和新城大樓外面拿到禮盒，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講什麼話，只有說給我吃，他當時沒有穿競選背心，我也沒有聽到他要我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 5至346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雖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稱：當天我跟劉潘麗珠散步時，「阿娥」告訴我們有東西可以領，過不久，余誠就拿了很多禮盒過來，一盒給我、一盒給劉潘麗珠，因為劉潘麗珠不吃甜的，就把她那盒送給我了。我不知道余誠與許源富的關係，但余誠幫許源富發放糕餅禮盒應該是要幫許源富拉票，當下他沒有講，但平常會叫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警一卷第157至163頁，選偵二卷第81 至83頁，原審卷一第213至214頁）。又證人即被告楊雲華雖於警詢證稱：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是當日18時許回家時遇到余誠，見他手拿禮盒便問是否要給我吃的，余誠告知我遊戲廳還有一盒，叫我自己去拿，我就帶回家。當時余誠有向我表示支持許源富，我就對他微笑而已，沒有任何表示等語（見警一卷第189至203頁），惟於原審改稱：對於起訴書所載許源富是里長候選人部分我知道，但許源富和曾美錡、余誠的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16時許負責發放禮盒。余誠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不清楚糕餅禮盒是許源富給的，裡面也沒有放置任何競選文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30至331頁）。則證人楊雲華就此部分之證述已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就被告余誠是否有於發放禮盒時請託投票支持許源富，並非無疑，且前開警詢所述與其餘證人證述相互齟齬，難可憑採。準此，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於警詢、偵查中所稱「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均屬個人臆測，不能排除兩者無關聯性之可能，何況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自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詢、偵查中屬於聽聞傳言或個人臆測所推斷之證言，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　⑧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余誠（甚或被告曾美錡、許源富）於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時，口頭上有吩咐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本件選舉投票給被告許源富，而約其等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⑷本件糕餅禮盒，客觀是否為不正利益？被告余誠發放禮盒之行為，是否無須說明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偵查中證稱：「阿琴」拿給我的糕餅禮盒，我都沒有吃，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不敢吃；原本要拿來吃早餐，但好像有一個發黴，味道怪怪的，我就丟掉了。「阿琴」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我們鄰居朋友會互相送禮，沒有想太多，我不知道是候選人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33至245頁，選偵二卷第37 7至38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叫我支持誰，余誠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眷村大家都送來送去。我沒有吃那個糕餅，我拿了之後去找我女兒，3天後我女兒回家吃了一口，跟我說腸胃不好，那個餅酸酸的，我就沒有吃都丟掉了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禮盒是誰給的，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但我不會因為收到糕餅禮盒影響選舉意願。我知道收賄是不對的，但我不知道這個禮盒是賄賂，我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糕餅禮盒給我只有說阿桑東西給你們吃，我收到禮盒不會影響我的投票意願，我不認識許源富跟余誠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平時共和新城大樓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我認為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我幫忙發禮盒沒有收到任何好處，許源富透過余誠發送禮盒的行為，不會影響我的選舉投票意向，因為我這次選舉本來就想要換人做做看，不管有沒有收到糕餅禮盒，都不會影響我的想法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70頁，選偵二卷第23 1至235頁）。　⑥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楊雲華於警詢均證稱：余誠發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沒有影響等語（見警一卷第11 4至115、201至203頁）　⑦依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等人之證述，可知共和新城大樓作為眷村社區，鄰居間禮尚往來、互相分送點心、食物實屬平常之事，尚難認被告余誠受被告曾美錡委託贈送本件糕餅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行為，已明顯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再參諸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之證述，可見被告曾美錡委託友人張貴枝自行製作之糕餅，顯然品質非佳，於分送後即有發黴、味道古怪、糕餅酸酸的、壞掉不可食用之情。又因糕點製作完成後，如未即時食用，超過一定期限便會腐壞，不易保存，且因每人喜好口味不同，難以投其所好，亦甚難變現，與一般賄選案件中常見使用之現金不同，鮮少作為賄選之對價；又縱使有意作為賄選對價，於大量製作前，往往會先確認需用數量，以避免不足或浪費。惟本件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係按照投票權之人數製作糕餅禮盒，亦無證據可認被告余誠在發放禮盒前，曾被指示或自行計算投票權人之數量，且依上開證人所述，亦未見被告余誠登記是何人收受本件糕餅禮盒，顯非依照投票權人數進行禮盒之發放甚明。基此，不能認定本件糕餅禮盒係作為賄選對價而使用。　⑧再者，被告曾美錡於偵查中自承其以1,000元購買製作糕餅之材料，包裝盒5個為1組，1組105元之成本製作本件糕餅（見警一卷第60至61頁，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卷《下稱選偵一卷》第285至292頁），而卷內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此部分陳述不實，基於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原則，堪認本件糕餅之實際價值非高，且有前述發黴、酸壞等情，實難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所交付之糕餅禮盒客觀上構成不正利益。而上開證人復於警詢、偵查中一致證稱，前開禮盒對於投票選舉並無影響，是難僅憑被告曾美錡託友人製作糕餅，遽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交付糕餅禮盒，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⑨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雖陳稱：就一般民眾角度來看，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給選民，多少會影響到其他人投票等語（見警一卷第114至115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於警詢陳稱：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對於選舉投票還是會有影響，還在考慮是否要投票給他等語（見警一卷第162頁）。惟查，證人劉潘麗珠雖稱有可能影響其他人投票，但卻自承對其選舉意向並無影響，所述自有矛盾，則其是以何為據認定有所影響，已有疑問，此部分陳述應屬個人臆測，殊難憑採；另證人温黃蘭妹固陳稱對其投票意向有所影響，惟被告余誠客觀上並未向共和新城大樓住戶表明該禮盒之來源，甚且並無計算、統計及登記所交付對象為何人，是證人温黃蘭妹前揭所述可能受到影響，亦僅屬其個人臆測，且與其餘證人所述有所齟齬，亦難逕以其臆測推認本件糕餅禮盒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⑸基上，由被告余誠發放本件糕餅禮盒時或發送禮盒之後，客觀上均未向共和新城大樓內有投票權人約定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何況本件糕餅禮盒難認係不正利益，自不足以影響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意願，難認有對價關係。　⒉被告唐秀琴等8人是否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本件糕餅禮盒？　　依上開收受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人歷次證述，可知被告余誠於分送禮盒時，均未提及支持特定候選人，亦未穿戴競選服裝或發放競選文宣，則前揭證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是否得以認知所收受之禮盒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實屬有疑。況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均已證稱其等於收受禮盒時，難以與賄選有所連結，並未聯想到所收受之禮盒與賄選有關，業如前述，自難認其等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知悉該物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而與被告余誠、曾美錡、許源富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意思合致，自難以其等有收受禮盒客觀行為，遽認其等主觀上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㈢、本件既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有要求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須一併表示投票支持之舉，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對選舉權人亦無此要求，且所發放之禮盒是否足以影響投票，亦有疑義，故不能排除被告曾美錡辯稱僅係單純分享之可能性，尚難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有交付賄賂之犯意。至被告余誠及被告温黃蘭妹雖概括承認犯罪，惟觀諸被告余誠、温黃蘭妹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始終供稱：余誠沒有說要大家投票支持許源富，核與上開證人所述一致，自不該當交付賄賂罪或收受賄賂罪的構成要件，不因概括承認而成立犯罪。㈣、檢察官於原審雖主張：被告余誠係被告許源富之樁腳，而選舉活動係長期延續之過程，在地選民也能認知到誰是誰的樁腳、誰是誰的支持者，實可透過團隊合作予以反映等語。然　　衡諸我國大、小選舉實多，政治性人物無論係有意參選者或其助選親友、「樁腳」，平常日勤聯誼、作公關、建人脈，選舉時套交情、求支持、要選票，實眾所皆知，且不以為意，甚或視為理所當然。是關於人際間之禮品致贈，究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自須細加分辨，然後正確認事用法，始符社會對於純正選舉之期待與國民對於法律之普遍認知及感情（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7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余誠所為交付糕餅禮盒之行為，仍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客觀之情狀以綜合判斷是否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而此部分之判斷，業經本院引用卷內證據論證、載敘如前，是實難僅憑被告余誠與被告許源富之關係，逕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所為與賄選有關，而認定其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因此，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均不能積極證明被告余誠、曾美錡及許源富等3人係為求許源富本件選舉當選共和里里長而交付賄賂，亦不能證明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 人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自無從認定被告11人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就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是否有共同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以及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有無收受賄賂、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均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則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11人犯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七、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暨被告唐秀琴等8 人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而判決被告11人無罪，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原審忽視有3位證人（選民）指證被告余誠有明示或暗示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且對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忽視被告許源富、曾美錡與余誠對發放禮盒之原由、聯繫過程、成本等說詞之顯不合理與矛盾：又忽視證人（選民）均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除距離案發日相隔甚久、記憶不清外，因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又存有一定交情（余誠與其他被告為同社區鄰居、余誠與許源富夫妻在本件之利益共同），其等證詞已具偏頗之高度可能，更存有遭受汙染之問題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⑴證人劉潘麗珠及温黃蘭妹於警偵關於「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純屬其2人臆測，另證人楊雲華此部分證述亦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縱使被告余誠「平日（時）」遇到被告劉潘麗珠及溫黃蘭妹會向其2人表示要支持被告許源富，亦難遽與本件糕餅禮盒作聯結，況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賄選犯行，則原判決以本件尚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偵屬於聽聞、個人臆測或前後不一之陳述，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經核並無不當。⑵證人即受被告曾美錡之託製作本件糕餅之張貴枝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其製作本件糕餅之材料成本（不含被告曾美錡另購之包裝禮盒）合計586元（即12斤的綠豆550元＋1包糖36元＝586元），分裝為30盒等語（見警一卷第353至354頁、聲羈更一卷第110頁），依此計算，倘不合包裝盒，每盒糕餅之材料成本大約只有19.5元（即材料成本586元÷30盒＝每盒19.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價值甚低，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尚難認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存有對價關係。再參以被告余誠與唐秀琴等8人同為本件共和新城之社區住戶，而該社區之住戶大都是榮眷，部分具有原住民身分，彼此認識而具有一定之情誼，本於相鄰關係，平時互相分享糕餅、點心等物，乃日常生活所常見之事，就被告唐秀琴等8人而言，亦難執此糕餅與本件選舉作聯結，而認其等有收受賄賂之犯意。至上訴意旨雖認被告曾美錡所稱「拿1,000元給證人張貴枝購買糕餅材料」之供述不實（按：證人張貴枝於偵訊證稱：被告曾美錡拿1,000 元給其購買糕餅材料，只花了586元，剩下的錢尚未還給被告曾美錡，但有打算還給她等語，見警一卷第354頁），惟檢察官迄今仍無法提出確切之證據以證明被告曾美錡或證人張貴枝關於「購買糕餅材料花了586元」之證述不實，是檢察官指摘原判決關於「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自屬無據。 ⑶另上訴意旨所指本件被告之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且作證時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彼此又有一定交情，認其等之證詞已有偏頗或遭受汙染之高度可能部分，則未見檢察官具體指出究竟是那位被告於原審作證時，有因距離案發時間已久而記憶不清，或有偏頗、遭受汙染之情形，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顯示原審於詰問證人余誠及唐秀琴時已採隔離方式進行交互詰問（見原審卷二第17頁以下），並無上訴意旨所稱未採取隔離訊問之情形，上訴意旨就此所指，已難採認。又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縱屬不成立，或其供述有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令人啟疑之情形，仍不得因此即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本件既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11人確有檢察官所指之投票行賄或收受賄賂等罪行，縱其等所辯不成立、前後不一或所辯之詞有令人啟疑之處，亦難據此反推其等有件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不待言。至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從而，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晨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溫黃蘭妹、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等八人部分不得上訴。其餘被告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4-12-30

KSHM-113-原選上訴-2-20241230-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26號上訴人即被告陳育璋選任辯護人蔡育欣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3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23號、112年度偵字第6791號、112年度偵字第10830號、112年度偵字第175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肆罪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至4「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示金額；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育璋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54至155、177 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上訴後坦承犯行，並與本件4位被害人（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達成調解，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宣告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所犯4 罪，係針對不同之被害人行騙，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四、本院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民國112年6月14日、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 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 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 14日修正公布前之自白減刑規定最為有利。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 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6年11月，而本件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至被告於本院自白一般洗錢犯行部分，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未坦承或自白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故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併予敘明。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其中被害人所受之財物損害程度，及被告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進而賠償損失或犯後已有知錯、悔悟之意等，均為認定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及犯後態度之重要量刑因子。查：被告上訴本院後已坦承並自白本件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全部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及吳家銓達成調解，其中被害人吳家銓部分已給付完畢，另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部分則分期給付中（詳後述及附表二、三所載），至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被害人羅沛昀部分於成立調解後，已於本院審理期間給付完畢，且被害人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原審法院113雄司附民移調字第350號調解筆錄、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6號、第107號調解筆錄、被告與吳家銓之和解書、被害人羅沛昀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及被告提出之相關匯款單據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金訴卷第 75至76、119、121頁、本院卷第107至110、113至137、181 至182頁），足見被告之犯後態度已有改變，原判決未及審酌此等有利被告之量刑事由，自有未合。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同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及審酌其已坦承本件全部犯行，並與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及吳家銓達成調（和）解，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且原判決亦有上述未及比較新舊法之微瑕，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4罪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當前詐欺集團橫行，政府窮盡心力追查防堵，且大眾傳播媒體亦屢屢報導民眾被詐騙之新聞，竟不思以己身之力，循正當途徑，賺取所需，仍參與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提供其帳戶供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擔任提領、轉匯之車手，致本件4位被害人受有相當程度之財物損失，使詐欺集團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助長詐欺集團猖獗之風，實不可取。又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均否認犯行、恣意捏詞為辯，不覺自身行為有何非法、不當之處，此部分犯後態度非佳；惟念其上訴本院後已知坦承認罪（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合於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且分別於原審及本院與本件4位被害人達成調（和）解，並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而被害人均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上引調解筆錄及和解書所載），足認被告上訴後之犯後態度已有改善。暨參酌被害人 4人遭詐欺之金額，被告參與提領轉匯之金額、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狀況等刑法第57條各款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11至112 、131至137、171至172頁所載，不逐一列載），就其所犯4 罪各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詳附表一「本院主文欄」所載）。另斟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係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時間介於111年6月至9月間，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等情，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⒊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43頁），此次因一時貪念，而參與本件詐欺取財犯行，致罹刑章，然上訴本院後已坦承認錯，先後於原審及本院與本件4位被害人成立調（和）解且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給付情形如前所述），被害人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並請求本院對被告從輕量刑或為附條件之緩刑宣告，有上開調解筆錄、和解書及被害人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參，足見被告犯後（尤其是上訴本院後）已知錯且積極與害被害人洽談賠償事宜，並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調解內容，已妥適處理後續之民事賠償問題，衡情就其所犯過錯應有付出一定之代價，信其經歷此偵審程序與科刑之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緩刑期間。又考量被告尚應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載金額，為兼顧該2位被害人之受償利益，並確保被告能確實按期（月）給付賠款予被害人，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3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內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載金額（按：檢察官表示若給予被告緩刑宣告，請以本院調解筆錄內容作為宣告緩刑之條件等語，見本院卷第174頁）。另審酌被告本件犯罪之違法情節，為重建其正確之法治觀念，使其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觀念及行為之偏差，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使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督促自己避免再犯，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義務勞務，暨應接受主文第二項所示之法治教育課程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之目的。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犯罪事實原判決主文　　　　　本院主文 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 （被害金額134萬元）（被害人羅沛昀）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 （被害金額300萬元）（被害人鄭守箴）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3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被害金額60萬元）（被害人黃子澐）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被害金額7萬8千元）（被害人吳家銓）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附表二：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6號113年10月21日調解筆錄。原告即被害人：鄭守箴被告：陳育璋一、被告就其應負擔賠償之部分願給付原告鄭守箴新臺幣（下同）捌萬元。其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3年11月20日起按月於每月20日以前各給付柒仟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最後1期為給付尾款）。前開分期給付款項，如一期未按時履行，則視為全部到期。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之兆豐銀行新都分行，戶名：鄭守箴，帳號（詳本院卷第107頁調解筆錄所載）。二至三部分略。　　　　　附表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7號113年10月21日調解筆錄。原告即被害人：黃子澐被告：陳育璋一、被告就其應負擔賠償之部分願給付原告黃子澐新臺幣（下同）壹拾伍萬元。其給付方法為：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以前給付參萬元，餘款壹拾貳萬元，自113 年12月20日起按月於每月20日以前各給付壹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前開分期給付款項，如一期未按時履行，則視為全部到期。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之台灣土地銀行新工分行，戶名：黃子澐，帳號（詳本院卷第109頁調解筆錄所載）。二至三部分略。

2024-12-30

KSHM-113-金上訴-626-20241230-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31號上訴人即被告林柏清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6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林柏清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45、88至89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欲與被害人陳美蓁和解，並願意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399元，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四、本院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所謂自白，係指對於自己所為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且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1 次或2次以上，暨其自白後有無翻異，均屬之。查：被告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200 元等情，業經原判決認定明確。又被告於警偵、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並自白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等情，有被告之警偵、原審及本院筆錄在卷可憑（見警卷第5至9頁、偵卷第51至53頁、原審卷第37、57、59頁、本院卷第46、 88頁）；而被告於本院已繳交本件犯罪所得399元，有本院繳款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頁），堪認被告已繳回其犯罪所得無誤，故被告所犯之詐欺犯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偵審自白減輕其刑部分，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同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自白減刑規定較為有利。然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本件一般洗錢犯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已如前述），故依修正前、修正後規定，被告就所犯之一般洗錢罪，均符合減輕其刑之要件。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 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6年11月，而本件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又被告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就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減刑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被告之詐欺犯罪，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輕要件，原判決未及適用減輕，自有未當。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亦有未合。⑶被告上訴後已於本院與被害人陳美蓁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達成調解（按：被告應分別於113年12月15日及114年1月15日各給付被害人5,0 00元），此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1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原判決未及審酌，同有未合。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未及審酌其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且原判決亦有上述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及比較新舊法（洗錢防制法）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刑部分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上詐欺風氣盛行，詐欺集團已猖獗多年，無辜民眾遭詐騙之事時有所聞，不僅使受害者受有財產法益上之重大損害，對於社會上勤勉誠實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更有不良之影響，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加入詐欺集團參與詐騙，並負責擔任取（領）款車手之工作，除造成被害人之財產受有損失外，更使詐欺集團成員得透過洗錢之方式輕易遂行其犯罪，並躲避追查，助長詐騙歪風之盛行，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再參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之減輕其刑要件及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註：被告並未提出其已給付被害人第1期款項5,000元之單據供參）；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詐騙之金額；暨自述之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刑法第57條各款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92頁），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五、被告其他被訴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見原判決第5至6頁），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0

KSHM-113-金上訴-631-2024123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91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雅明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6號，中華民國113年7 月29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下稱被告）係臺灣地區人民，為賺取額外的生活費用，竟透過姓名年籍不詳之大陸地區女性友人介紹而認識王其文（業經檢察官另行通緝），詎被告明知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且明知大陸地區人民王其文與被告並無結婚之真意，竟以假結婚為由充當人頭配偶，協助王其文來臺工作，約定被告藉此得賺取王其文來臺工作薪水4分之1，被告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意、而與王其文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文書並進而行使該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民國105年3月7日前往大陸地區，與王其文於105年3月8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辦理公證結婚，而取得(2016)榕公證內民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被告於同年3月10日回臺後，先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申請以取得(105)南核字第057679號證明書後；再於同年12月6日執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等文件，至高雄○○○○○○ ○○○辦理結婚登記，使承辦戶籍登記之公務員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王其文2人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戶政管理之正確性。被告於10 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書、保證書等文件，以探親為由，填寫「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申辦王其文入境來臺之手續，經承辦人員為實質審查後核定王其文入境，使王其文於105年11月3日以探親為由來臺，隨後即失聯。因認被告涉犯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5條第1款之規定，而違反同條例第79條第2項之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刑法第216條、第214條之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二、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告之子張○晨於本院證述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依上開規定，本院製作必須公開之判決書，自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該少年身分之資訊，爰將其姓名部分遮隱。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自白、入出境資料查詢、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保證書、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結婚登記申請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犯行，辯稱：伊與王其文係真結婚，僅因先前王其文對伊家暴及索討金錢，伊怕有生命危險，所以才自首假結婚，其目的想讓王其文從此不能再入境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係臺灣地區人民，於105年3月7日前往大陸地區，與王其文於105年3月8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辦理公證結婚，而取得(2016)榕公證內民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被告於同年3月10日回臺後，先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向海基會申請以取得(105)南核字第057679號證明書後；再於同年12月6日執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等文件，至高雄○○○○○○○○○辦理結婚登記，使承辦戶籍登記之公務員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王其文2人結婚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被告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書、保證書等文件，以探親為由，填寫「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申辦王其文入境來臺之手續，經承辦人員為實質審查後核定王其文入境，使王其文於105年11 月3日以探親為由來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供承在卷(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7至29頁，原審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42、43頁)，復有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警卷第13、14頁）、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警卷第15頁）、保證書（警卷第16頁）、（2016）榕公證內民字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警卷第17至20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5 ）南榕字第057679號驗證證明書（警卷第21、22頁）、入出境資料查詢（警卷第23至27、29頁）、結婚登記申請書（警卷第31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及偵訊雖坦承其與王其文並無結婚之真意，方為上開行為等情(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7至29頁)，而有自白犯罪之情形，惟揆諸前揭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而卷附上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等相關書證，均僅能證明被告有以上開方式至高雄○○○○○○○○○ 辦理結婚登記，並以上開方式使大陸地區人民王其文進入臺灣地區之事實，然被告與王其文究竟有無結婚之真意，僅憑上開書證尚無從證明，是仍應調查其他證據，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自白之真實性，方得確認被告先前關於其承認與王其文無結婚真意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被告與王其文間是否並無結婚之真意？又究竟有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先前自白之真實性？茲析述理由如下：　⒈依被告警詢所述，其先前曾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及訴請離婚等情(警卷第6頁)，關於此節，被告確曾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及訴請離婚，分別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及112年度婚字第187號受理在案，有該等案件之卷證資料附卷可參。細究上開案件與本案之時間關係，被告係於111年10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與王其文上開被訴假結婚犯行，而在被告自首前，其先於111年6月3日於警詢指控自己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1年8月19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裁定王其文不得對被告實施家庭暴力，並應完成特定處遇計畫；隨後被告又於111年8月29日以其遭王其文殺害及王其文下落不明為由，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遞狀訴請與王其文離婚之事實，有被告警詢筆錄(調家護卷第11至13頁，警卷第3至7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通常保護令(調家護卷第57至61頁)、離婚起訴狀及其上收文日期戳章 (調婚卷第9至14頁)在卷可憑。衡諸常情，一般人向法院訴請離婚，通常係在有結婚真意之前提下而締結婚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因有法定離婚事由，而由一方向他方訴請離婚。再者，被告於111年6月3日於警詢指控自己在住處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亦足徵被告於原審時陳稱其與王其文有共同生活之事實，而與一般有結婚真意之夫妻通常會有共同生活之情形，實屬相合。是被告上開舉動，均與一般有結婚真意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嗣後因發生家庭暴力及法定離婚事由時，一方向法院申請保護令，及訴請與他方離婚之常情大致相符。易言之，本件被告與王其文於上開完成結婚登記時，是否果真無結婚及共同居住生活之真意，並非無疑。　⒉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陳稱伊曾遭王其文家暴2至3次，王其文威脅要離婚就要給錢，伊實在受不了，快崩潰了，伊雖然有申請保護令，但沒有用，王其文還是會接近伊，伊提出離婚訴訟，但有人說那要經過很長時間，伊覺得很害怕，所以才會報假結婚，其目的是想讓王其文不能再入境臺灣等語(原審訴字卷第60頁)。關於此節，被告確實係先於111年6月3日警詢指控自己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待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發保護令後，再於111年8月29日以遭王其文殺害及王其文下落不明為由，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遞狀訴請與王其文離婚，之後方於111年10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與王其文假結婚，有上開卷證資料可稽，足見被告上開所供其先後申請保護令、訴請離婚及自首假結婚之時間順序確屬實在。又被告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時曾經檢附自己身體之傷勢照片(調家護卷第55頁)，是被告所辯自己遭王其文傷害，因而想要以自首假結婚方式讓王其文不能再入境乙節，亦非全然無據。　⒊證人即被告之子張○晨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王其文不是伊之生父，在被告與王其文結婚之後，伊一開始並沒有叫王其文爸爸，是叫他叔叔，在慢慢接受他之後才叫他爸爸，伊從國小2年級開始就與王其文共同生活約6、7年，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剛升國三的時候，在此期間，王其文跟被告曾發生很多次爭執，而且會打被告，也會威脅伊，伊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伊國小3年級的時候，王其文與被告發生爭執，那時候還沒有搬家，是住在一間很破舊的小套房，有次王其文要離開家，被告想要出去問他什麼事情，王其文就拿鐵門夾被告的手，夾到差點斷掉，當時伊還拉著那個門，現在想到這件事都還很難過，另外有一次在伊已經升國中的時候，但還沒有手機，伊想打電話給被告，王其文就打伊的臉，當時伊想跟被告講說王其文罵伊、打伊，王其文就跟伊說等被告回來時候不要多講什麼，伊認為被告與王其文是真結婚，因為都住在一起等語（本院卷第72至81頁），核與被告所述其與王其文共同生活且曾遭王其文家暴等事實相符，益足徵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自白其係以假結婚方式使王其文入境臺灣等情，是否確屬實情，確屬可疑。　⒋又王其文未曾於本案偵查時到案說明，且已於112年8月11日出境之事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附卷可參（原審訴字卷第53頁），而卷附上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等相關書證，均僅能證明被告有辦理結婚登記及使王其文入境臺灣地區之客觀事實，尚無從證明被告與王其文主觀上無結婚之真意。從而，被告上開警詢及偵訊之自白，遍查全案卷證，並無補強證據可資佐證為真。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2024-12-26

KSHM-113-上訴-691-202412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7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彥齊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3年度訴字第15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8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　　訴人即被告陳彥齊（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2頁)，因此本件僅就上開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輕判。辯護人則為被告主張：被告認罪且符合偵審自白之減刑規定，又被告雖販賣毒品金額共新臺幣（下同）37萬元，但實際只有分得 4,000元，其他款項並非被告所得，原判決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年實屬過重，希望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改判有期徒刑6年等語。三、本院之判斷（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前，為販賣而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販賣同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洪嘉濠、翁屏峰及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楊哥」、「洪哥」之成年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刑之減輕部分：　⒈被告就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偵八卷第87至91頁，原審卷第79至81頁，本院卷第88頁），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所定要件，應依法減輕其刑。　⒉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8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驗前總純質淨重多達185.72公克，交易金額則高達37萬元，就此等毒品交易模式而言，已非屬熟識之施用毒品者間，為滿足自身毒癮所為之小型交易，縱令被告僅從中分得4,000元販毒利益，亦難謂被告犯罪所造成之危害及情節輕微。況且，被告本案所為，經適用上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偵審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最低度之刑已由原定之有期徒刑10年，減為有期徒刑5 年，且被告本案犯罪並無任何特殊之原因、環境或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如宣告上揭減輕其刑後之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事，自無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其刑之餘地。　㈢原審因認被告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對健康危害至鉅，且為政府嚴令禁絕流通、施用，竟為牟取個人私利，而為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助長毒品泛濫，危害購毒者之身體健康，進而侵蝕國家勞動生產力，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足認其犯後非無悔悟之意；復考量被告於本案犯罪情節、販賣毒品次數、交易對象、販賣數量及所獲利益等因素；兼衡被告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涉及隱私，不予詳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資料（未經檢察官主張、證明應依累犯加重其刑，均納入素行資料之量刑因子審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年。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允當。　㈣綜上，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6

KSHM-113-上訴-773-2024122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971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子豪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易字第38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2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在監獄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第二審認為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51條第1項、第362條前段、第36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規定，乃因監禁中之被告身體失其自由，為其便利所設，既不以上訴書狀實際上到達法院之日計算上訴期間，自無在途期間可言。故在監獄之被告，必須在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始可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如逾期始向該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即不得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雖監所長官即日將上訴書狀轉送法院收文或由被告自行郵寄法院，因無扣除在途期間之可言，其上訴仍屬逾期。又為利辨別與日後查考，如在監所之被告循由監所長官轉遞程序提出書狀，監所場舍主管不論任何時間皆需收受，應於書狀首頁空白處蓋印「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同時附記「收容人實際提交之日期及時間」；倘在監所之被告自行以書信方式郵寄、以書信附件請親友代為寄送，或請辯護人轉遞書狀，顯與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程序有別，矯正機關無須蓋印書信檢閱章戳及書狀專用章戳等情，有法務部矯正署民國112年4月14日法矯署安字第112040 0210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二、經查：　㈠上訴人即被告陳子豪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判決後，因被告寄押在法務部○○○○○○○○，原審法院乃依刑事訴訟法第56 條第2項規定，將判決正本囑託該監所長官送達被告，由被告本人於113年10月25日親自簽名並按捺指印後收受，此有原審法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3頁）。是本件被告之上訴期間依法自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0月26 日起算，應至113年11月14日（非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屆滿。　㈡被告不服原判決而提起上訴，所提出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下稱上訴書狀）雖係以郵寄方式，於113年11月20日送至原審法院，惟依該上訴書狀所示，被告係於113年11月18日上午9 時向法務部○○○○○○○○場舍主管遞交上訴書狀，經蓋印「法務部○○○○○○○○收受收容人訴狀章」，並填載上開時間，有該上訴書狀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頁），足認本件上訴書狀是向監所長官提出。至於該上訴書狀何時寄發或送交法院收文，均無關乎提起上訴時點之判斷。是以，被告遲至上訴期間屆滿（113年11月14日）後之113年11月18日始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且抗告人當時因在監執行，亦無扣除在途期間可言，則本件上訴顯已逾期，自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2024-12-25

KSHM-113-金上訴-971-20241225-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毀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宬張選任辯護人黃偉倫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字第5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林宬張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林宬張與汪明華、章秀鳳夫婦為鄰居關係，雙方關係並不和睦，林宬張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6 日凌晨0時27分許，自位在屏東縣○○市○○路000○0號租屋處2 樓，朝停放在隔鄰忠孝路307號前路旁之章秀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潑灑藍色油漆，致該車車頂、後蓋、後保險桿、右後葉、右後門部分之烤漆因受藍色油漆沾染，無法以清潔劑除去藍色油漆而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章秀鳳。二、案經章秀鳳委由汪明華訴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證人汪明華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汪明華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林宬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對被告而言屬於傳聞證據，被告及辯護人對此陳述既認為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25頁），且此陳述無符合法定可作為證據之情形，則證人汪明華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依法不得作為證據。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就本判決所引用除上述外之其餘傳聞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125頁），本院認此等傳聞證據之取得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等情，其內容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固坦承獨自居住○○○路000○0號，且與告訴人章秀鳳及其夫汪明華間有諸多糾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毀損犯行，辯稱：我沒有潑漆，不確定本件案發當天是否在家，也不確定家中是否僅有我一人，忠孝路307之1號、307號中間有柱子，如果要潑灑（油漆）會無法潑到車子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監視器畫面並未直接拍到油漆從忠孝路307之1 號2樓潑出，無從認定油漆潑灑的方向及高度；本案小客車上油漆落點與忠孝路307之1號之距離過遠，且油漆色號甚多，無證據可證明本案小客車與牆面、電線之油漆是否係相同之油漆於同一時間所形成；被告住處未查出有關油漆之物，檢察官之舉證無法排除其他可能性，而未達無合理之懷疑等語。經查：　㈠被告住○○○路000○0號，告訴人章秀鳳及其夫汪明華住○○○路00 0○0號，彼此間為鄰居關係並有諸多糾紛，忠孝路307之1號僅有被告一人居住，且忠孝路307之1號2樓靠近屏東市忠孝路之2樓窗戶無裝設鐵欄杆，可以正常開關。登記在告訴人章秀鳳名下停放在忠孝路307號前之本案小客車，於111年11 月6日凌晨0時27分時許，遭不詳之人潑灑藍色油漆，致該車車頂、後蓋、後保險桿、右後葉、右後門之烤漆毀損而不堪使用，及忠孝路307號2樓陽台靠近忠孝路307之1號之牆面上、忠孝路307之1號2樓牆外電線均沾有藍漆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及所不爭執（見偵一卷第16頁，偵二卷第44頁，原審卷第92、139頁），核與證人即汽車修護廠廠長何柏佑於警詢時所證油漆已固著在本案小客車上，無法以清潔劑清除，要以烤漆方式才能恢復原狀之情相符（見偵二卷第49、50頁），並有如附表所示書證在卷可稽，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汪明華是我鄰居，他之前每天都有灑水或用盆栽常會有泥土汙染到我這邊的車子跟地板，已經2年多了，跟他勸告完後他就開始對我做一些有的沒有的，之前也有傷害互告過等語（見偵二卷第44頁）；於原審供稱：告訴人於本案前後告我很多次，我們有諸多糾紛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於本院則供稱：告訴人不想讓我住在那邊，告訴人會澆花灑水，都會弄到我的車子，我有跟告訴人講，告訴人就翻臉了，一直跟我的房東說房子不要租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並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63號、第1759號起訴書（該案之犯罪事實為被告、汪明華互毆成傷）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67至69頁），顯見被告與告訴人章秀鳳之夫汪明華間素有齟齬，堪認被告有惡意潑灑油漆以毀損本案小客車之犯案動機。　㈢監視錄影光碟中頻道11之畫面時間顯示「0000-00-00 00：27 ：49」開始，本案小客車車頂陸續出現點狀汙漬，並自車頂後方往車頂前方擴散放大等情，業據本院勘驗監視錄影光碟屬實，並有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81、86 至91頁），又本件案發後被告所居住○○○路000○0號2樓鄰近忠孝路307號之圓柱上牆外電線沾有藍漆，該電線呈現左上右下之走勢，沾有藍漆之部位在電線上緣，及本案小客車停放處之忠孝路307號2樓陽台裝有鐵柵欄、雨遮，陽台鐵柵欄右側設置有冷氣機、雨遮，該2樓陽台下方靠近忠孝路307之 1號之牆面上沾有藍漆等情，有汪明華所提供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49頁）；且本案小客車係順向停放在忠孝路307號前路旁，被告所居住○○○路000○0號在本案小客車停放處後方，再隔鄰之房屋乃告訴人章秀鳳與其夫汪明華住處，忠孝路307號2樓陽台下方牆面上於警方蒐證時仍沾有藍漆等情，有警員楊嘉維所製偵查報告附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39、51至57頁）。　㈣本院衡以：被告自承與告訴人章秀鳳之夫汪明華素有齟齬，且本件案發當日忠孝路307之1號僅有被告一人居住，又①依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結果所示，點狀汙漬係自本案小客車車頂後方往車頂前方擴散放大，可見本案小客車上之藍色油漆係遭人自該車後方往前潑灑；②被告所居住○○○路000○0號2樓牆外電線既呈現左上右下之走勢，沾染藍漆之部位又在電線上緣，堪認潑漆之方向應係來自面對電線之右側、上側；③本案小客車停放處上方之忠孝路307號2樓陽台，僅靠近被告所居住○○○路000○0號之牆面上沾有藍漆，其餘牆面、柵欄、雨遮、冷氣機則均未沾有任何藍漆，亦堪認潑漆之方向來自面對忠孝路307號2樓之右側；④忠孝路307之1號2樓牆外電線、忠孝路307號2樓陽台牆面上所殘留之藍漆，與本案小客車停放之忠孝路307號前路旁之位置（含車頂高度），均落在同一條拋物線上。基上，依被告與告訴人章秀鳳之夫汪明華間有諸多糾紛，雙方並曾因互毆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參以被告居住處、本案小客車停放處之相對位置，及本案小客車、現場之電線及外牆沾染藍漆狀態等情狀加以研判，堪認本案小客車上之藍漆，與上開電線、陽台牆面上之藍漆，均係被告自忠孝路307之1號2樓之陽台所潑灑無誤。　㈤被告及辯護人雖以上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於111年11月6日0時至1時應該是在家睡覺，忠孝路307之1號只有我一人居住在3樓等語（見偵二卷第44頁）；又於偵查中供稱：「（問：你家是否還有其他人？）沒有，就只有我一人。」等語（見偵二卷第35頁），是依被告於警偵訊中所供之情，自足認忠孝路307之1號於本案發生時僅有被告一人，被告於原審空言辯稱其可能不在家及家中可能有其他人云云，卻未提除任何證據以實說，自難採信。　⒉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而被告於原審供稱：我有承包油漆，但那個是發包，我的工程行招牌上也有載明油漆項目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且被告所居住○○○路000○0號前之招牌上列之營業項目為土木派作承包、長友人力派遣，並列有「油漆工」之字樣乙情，有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7頁），可認被告之工作項目與油漆有相當關聯；又本案小客車停放處與被告所居住○○○路000○0號柱子距離為194公分，該柱子與忠孝路307之1號2樓窗戶幾乎平行等情，有警員楊嘉維所製偵查報告附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39 、55、57頁），難認平行之柱子及194公分之距離，會對自位於2樓之高度向右側對地面潑灑油漆之舉造成任何阻礙或產生困難情事。是本案固然在被告居住處未查獲任何與潑灑在本案小客車相同之藍色油漆，亦未經比對忠孝路307之1號 2樓牆外電線及忠孝路307號2樓陽台牆面上所殘留之藍漆，是否與沾染在本案小客車之藍色油漆相同，然依被告已有犯案動機，被告居住處、本案小客車停放處之相對位置，參以本案小客車、現場之外牆電線及陽台牆面上沾染藍漆狀態等間接證據衡之，自足以認定被告所為對本案小客車潑灑藍色油漆之犯行，尚難僅以本案蒐證未臻周全即可使被告免除法律制裁，辯護意旨以上詞而認本案無證據證明被告犯罪，亦難採認。　㈥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係事後卸責之詞，自無足採，是被告所為毀損犯行，堪以認定，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三、論罪　　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 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車輛之烤漆是否完整、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車輛烤漆之表面附著油漆，無法單獨去除油漆而保留原有烤漆，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以藍色油漆潑灑本案小客車之車頂、後蓋、後保險桿、右後葉、右後門，致使本案小客車上開部位之烤漆失去美觀之效用，已足以損害於告訴人章秀鳳。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毀損他人物品罪，並為論罪科刑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查，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審判程序已明確陳稱：汪明華警詢筆錄認無證據能力，其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原審卷第91、132頁），乃原判決竟誤認被告及辯護人就證人汪明華於警詢時之陳述同意有證據能力，逕將之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容有未依法採用證據之違誤。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並以上詞置辯，而指摘原判決不當，惟相關論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均已詳敘如前，被告執上開辯解否認犯罪所為上訴，難認有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能以平和理性之方式，解決與汪明華間之糾紛，竟以上開方法毀損他人之物品，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權，亦缺乏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飾詞狡辯，否認犯行，迄今未能與告訴人章秀鳳達成和解，彌補其所受損害，益見被告犯後態度非佳；兼衡被告實施犯罪之手段、造成告訴人章秀鳳之財產損害乃本案小客車烤漆之維修金額新臺幣17,000元，有三友汽車修護廠收據1張可證（見偵二卷第25頁）；佐以被告前有公共危險、家暴傷害等犯罪紀錄之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堪認其素行非佳，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銘、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益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證　　據　　名　　稱出　　處 1. 員警111年12月20日偵查報告偵一卷第13頁 2. 汪明華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一卷第33至37頁 3. 告訴人章秀鳳之委託書偵一卷第39頁 4.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一卷第41至43頁 5.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遭潑漆照片偵一卷第47頁 6. 現場照片偵一卷第49頁 7. 監視錄影光碟偵一卷存放袋中 8. 監視器錄影翻拍畫面偵一卷第51頁 9. 三友汽車修護廠收據偵二卷第25、47頁 10. 員警偵查報告偵二卷第39頁 11. 蒐證照片6張偵二卷第51至57頁 12. 車牌號碼000-0000之車號查詢車籍資料結果原審卷第47頁 13. 告訴人所提另案蒐證及報案照片原審卷第53至63頁 14. 汪明華庭呈住處蒐證照片原審卷第97至101頁

2024-12-25

KSHM-113-原上易-8-20241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