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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5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謄逸選任辯護人紀錦隆律師被告陳美玲林佳儒共同選任辯護人柯伊馨律師李佳蕙律師被告林恩霈選任辯護人黃永吉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107號、第26513號、第265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莊謄逸有調查職務之人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賂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玖萬伍仟玖佰捌拾捌元及附表編號1之物沒收。陳美玲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玖月。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褫奪公權貳年。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玖萬貳仟元及附表編號 3之物沒收。林佳儒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褫奪公權貳年。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捌萬肆仟元及附表編號4之物沒收。林恩霈共同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及附表編號5之物沒收。　　事　實一、莊謄逸自民國103年12月31日起至111年1月20日止，擔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中和派出所（下稱中和派出所）警員（一線三星，官階為警佐），嗣於111年1月21日起調任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翁子派出所（下稱翁子派出所）擔任警員迄今（目前停職中），係依刑事訴訟法、警察法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等規定，負有協助偵查及調查犯罪之職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林佳儒、林恩霈均為址設臺中市○○區○○路 0段00○0號5樓之國華徵信有限公司暨晚晴徵信社（下稱國華徵信公司）之員工；陳美玲為林佳儒之友人，陳美玲與其不知情之前配偶蘇鈺智共同經營位於新北市三重區之二手車行，而與至二手車行購車之莊謄逸熟識。二、莊謄逸、陳美玲、林佳儒及林恩霈均明知自然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下稱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家庭及婚姻狀況、名下車輛車牌號碼（下稱車號）及國民身分證照片影像等資料均屬得以識別個人之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之規定，於非行使公權力之際，應有特定目的及同條各款之事由，始得蒐集或處理，且蒐集或處理之個人資料亦應符合同法第20條在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始得利用；莊謄逸復明知非因公務不得查詢上開個人資料，亦不得任意對外提供查詢所得之資料，且警察機關所蒐集或處理之個人資料，個人有隱私權之合理期待，均屬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不得於職務必要範圍外，任意洩漏他人知悉。莊謄逸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及對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及與林佳儒、陳美玲、林恩霈（林恩霈僅就附件編號1部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他人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暨陳美玲及林佳儒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先由莊謄逸、陳美玲及林佳儒於109年9月11日前某日議定於林佳儒透過陳美玲向莊謄逸查詢戶政及車籍等資料，每筆個人資料莊謄逸、陳美玲及林佳儒可分別從中獲取約新臺幣（下同）3,000 元、3,000元及6,000元之報酬。林佳儒即於國華徵信公司之同事林恩霈等人執行徵信業務所需，而受託查詢如附件「被查詢條件」欄位所示之身分證號、姓名等自然人之戶政或車號之車籍資料時，先由林恩霈等人向委託國華徵信社之客戶即不知情之劉冠廷等人收取查詢個資之款項後，即將其中12 ,000元匯款至林佳儒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林佳儒中國信託帳戶），林佳儒再將前開欲查詢之身分證號、姓名或車號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 legram）傳送予陳美玲，由陳美玲轉傳予莊謄逸代為違法查詢，莊謄逸明知林佳儒傳送予陳美玲請其查詢如附件「被查詢條件」欄位所示之身分證號、姓名或車號、國民身分證照片影像所對應之自然人並無涉有刑事犯罪嫌疑，亦非其執行犯罪偵查、治安維護、交通管理之相關人，不得於執行職務必要範圍外，非法查詢該等個人資料，仍於附件「查詢時間」欄位所示之時間，以附件「查詢者」欄位所示警員持有之個人警政知識聯網帳號，登入附件「查詢系統」欄位所示之警政知識聯網應用系統（包含戶役政系統、車籍系統、國民影像檔系統，下稱警政知識聯網）、M-Police人車協尋即時訊息系統（下稱M-Police）等公務系統，接續於該等系統查詢頁面準公文書內，以電磁紀錄方式登載如附件「查詢事由」欄位所示之不實用途內容，而非法查詢、蒐集如附件「被查詢條件」欄位所示之身分證號、姓名或車號所對應之自然人之姓名、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家庭及婚姻狀況、名下車輛車號及國民身分證照片影像等個人資料，旋使用Telegram，以文字方式將前開查詢所得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之個人資料洩漏予陳美玲知悉，陳美玲再以Telegram轉傳予林佳儒，林佳儒續以通訊軟體LINE或其他不詳方式轉傳予國華徵信公司之同事林恩霈等人，由林恩霈等人進而將前揭個人資料傳送予包含劉冠廷在內之客戶知悉，足以生損害於附件「被查詢條件」欄位所示之身分證號、姓名或車號、國民身分證照片影像所對應之自然人及內政部警政署對警政知識聯網管理之正確性。陳美玲及林佳儒於取得前開自然人個人資料後，即由林佳儒於附件所示之「轉帳日期、時間」，自林佳儒中國信託帳戶匯入如附件所示之「轉帳金額」至陳美玲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陳美玲中國信託帳戶），陳美玲復於附件所示之「交付賄款日期、時間」，自陳美玲中國信託帳戶匯入如附件所示之「交付賄款金額」至莊謄逸名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莊謄逸臺銀帳戶），作為莊謄逸違背職務查詢及洩漏個人資料之對價，莊謄逸以此方式收受陳美玲及林佳儒所交付之共計19萬5,988元之賄賂，而林佳儒受託查詢附件「被查詢條件」欄位所示之個人資料，每筆得賺取至少6,000 元之報酬，總計獲得38萬4,000元，陳美玲亦得賺取每筆個人資料賺取至少3,000元之報酬，總計獲得19萬2,000元，林恩霈則自附件編號1部分從中收取3,000元。並經警持本院核發之113年度聲搜字第1165號搜索票及經同意搜索，於附表所示地點，分別扣得莊謄逸、陳美玲、林佳儒及林恩霈所有供本案聯繫使用之如附表編號1、編號3至編號5所示之行動電話各1支。三、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內政部警政署移送偵查起訴。　　理　由甲、程序部分：一、管轄權部分：　　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地、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之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而言。經查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及被告林恩霈（下稱被告莊謄逸4人）於起訴時固均未設籍於本院轄區。惟就附件編號1部分，係由被告林恩霈受客戶劉冠廷委託查詢洪嘉祺之個人資訊，經被告莊謄逸查詢後，將如附件編號1所示非法蒐集、利用之洪嘉祺個人資料，透過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層轉告知被告林恩霈，再由被告林恩霈告知位於高雄市○○區○○街0號居所地之劉冠廷知悉（偵三警卷一第431頁），是劉冠廷上開住所核屬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罪結果地，且被告莊謄逸4人就非法利用個人資料部分復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詳後述），復經本院於113年10月7日準備程序經詢問檢察官、被告莊謄逸4人暨其等辯護人，均表示對於本案由本院管轄無意見（本院卷第210頁），故本院就被告莊謄逸4人所為本案自有管轄權，先予敘明。二、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以下引用之其他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均經被告莊謄逸4人、其等辯護人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218頁、第322頁），本院揆諸前開法條規定，並審酌下列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自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乙、實體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謄逸4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聲羈卷第33頁、第49頁、第65頁、偵一卷一第126 頁、偵一卷二第140頁、第168至169頁、第241頁、第290頁、偵三警卷一第270頁、第353至354頁、第377頁、本院卷第 63頁、第67頁、第71頁、第208頁、第320至321頁、第370頁），核與劉冠廷於廉政官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證述（偵三警卷一第421至432頁、偵一卷一第453至458頁）、李瀚昌即翁子派出所巡佐於廉政官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證述（偵三警卷一第557至564頁、偵一卷一第305至311頁）、陳重宇即國華徵信公司副總於廉政官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證述（偵三警卷一第583至588頁、偵一卷一第269至273頁）、范芳維即國華徵信公司會計於廉政官詢問時陳述（偵三警卷一第595至605頁）情節相符，並有被告莊謄逸之人事資料簡歷表1份（偵二廉卷2第651至653頁）、被告林佳儒之國華徵信人事資料表及在職證明書1份（偵三警卷二第13至15頁）、被告林恩霈之健保WebIR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及勞保資訊T-Road作業（被保險人投保資料）各1份（偵三警卷二第29至31頁）、內政部警政署戶役政資料系統作業內部管理規定1份（偵二廉卷2第685至686頁）、內政部警政署使用國民身分證相片影像資料管理要點1份（偵二廉卷2第687至6 89頁）、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相片比對系統使用管理規定1份（偵二廉卷2第691至693頁）、內政部警政署車籍資訊系統查詢作業規定1份（偵二廉卷2第695至696頁）、M-Police人車協尋即時訊息系統作業規定1份（偵二廉卷2第697至698頁）、附件編號第1至3號、第6至11號、第13至14號、第16號、第18號、第22至23號、第25至27號、第30至34號、第37號、第40至49號、第51至54號、第56至57號、第60至61號、第 64號所示「被查詢條件」欄位之查詢紀錄1份（偵二廉卷2第 699至716頁）、翁子派出所25人勤務分配表、報案紀錄、李瀚昌於112年4月至6月警政署應用系統查詢紀錄LOG檔各1份（偵二廉卷1第631至635頁、第637頁、第639至646頁）、劉冠廷與被告林恩霈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偵一卷一第603至611頁）、被告莊謄逸扣案行動電話內之Telegram 截圖（偵二廉卷2第727至731頁）、被告陳美玲扣案行動電話內之Telegram截圖（偵二廉卷2第739至745頁）、被告林佳儒扣案行動電話內之LINE截圖（偵二廉卷2第765至852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21日儲字第1120001986 號函所附被告林恩霈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1份（偵二廉卷2第859至863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7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34660 7號函文及所附被告陳美玲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1份（偵三警卷二第339至347頁）、被告林佳儒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 1份（偵一卷二第329至362頁）、臺灣銀行中和分行113年7 月19日中和警字第11300026511號函文所附被告莊謄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1份（偵二廉卷2第875至939頁）、本院11 3年度聲搜字第1165號搜索票1份、自願受搜索同意書3份、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4份（偵三警卷二第99至107頁、第117至125頁、第151至156頁、第8 55至856頁及本院卷）在卷可憑。至公訴意旨固認為被告莊謄逸就附件編號1至3號、第6至11號、第13至14號、第16號、第18號、第22至23號、第25至27號、第30至34號、第37號、第40至49號、第51至54號、第56至57號、第61至61號、第 64號部分均在附件「查詢系統」欄位所示公務系統不時登載如附件「查詢事由」欄位所示內容，而為公務員不實登載準文書行為，惟其中附件編號第10號、第22號、第25號、第32 號、第37號、第40號部分係使用M-Police查詢，此部分查詢個人資料時無須輸入事由（本院卷第371頁），從而前揭以M -Police查詢部分既然無須輸入事由，即難認構成公務員不實登載準文書犯行，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說明。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莊謄逸4人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各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關於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莊謄逸先後擔任中和派出所、翁子派出所警員（官階警佐），係依刑事訴訟法、警察法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等規定，負有協助偵查及調查犯罪之職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無訛。　　　⒉按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之成立，端視其收受之財物或不正利益是否與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或職務上行為有對價關係而定，兩者如有對價關係，不問行賄者以何種名義為之，其收受之一方即應成立收受賄賂罪。又所謂違背職務行為之對價關係，乃指他人交付財物，係出於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行賄之意思，而公務員主觀上，亦有收受賄賂以為違背職務行為報酬之意。查被告莊謄逸身為派出所警員，明知警政知識聯網、M-Police等查詢及使用，限於警察依法行使職權，並需符合犯罪偵查、維護治安、交通管理、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等目的，且查得之個人資料更不得任意洩漏，竟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查詢附件所示各該對象之個人資料，並傳送予被告陳美玲，被告陳美玲再輾轉傳送予被告林佳儒、被告林恩霈（被告林恩霈僅就附件編號1部分），被告莊謄逸所為，自屬違背職務之行為。又被告莊謄逸每查詢一筆個人資料，即得獲取被告林佳儒匯款予被告陳美玲再轉匯至被告莊謄逸臺灣銀行帳戶之3,000元不等之報酬，業經認定如前，從而被告莊謄逸收受前揭賄賂，與其違背職務之行為間，顯有對價關係甚明。　　　⒊又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 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莊謄逸受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所託，於不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但書、第20條第1項但書各款情形之情形下，查詢如附件所示對象之戶籍、車籍、國民照片影像等資料並傳送予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被告林恩霈等情，業經本院審認如上。而被告莊謄逸為被告陳美玲與其前配偶經營二手車行之客戶，經被告陳美玲介紹，知悉被告陳美玲友人即被告林佳儒係任職於徵信社，蒐集此等資料之目的係為徵信業務查詢個資所需（偵一卷一第27頁、第44 至45頁、第53至54頁、第127頁、偵一卷二第162至163 頁、聲羈卷第65頁、偵三警卷一第261頁）。另被告林恩霈亦知悉其受劉冠廷查詢附件編號1所示個人資料，係因劉冠廷欲確認洪嘉祺有無婚姻關係（偵三警卷一第 372至373頁）。從而，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及被告林恩霈前揭所為蒐集、利用行為亦已逾越蒐集、利用各該個人資料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而足以生損害於如附件所示之人，應無疑義。　　　⒋按刑法第132條第1項所謂「應秘密」者，係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38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莊謄逸所洩漏如附件所示之個人資料，均屬國防以外之秘密，亦無疑問。　　㈡罪名部分：　　　⒈被告莊謄逸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公務員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同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 條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第4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罪。　　　⒉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並不具公務員身分，其等所為對具公務員身分之被告莊謄逸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應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罪。　　　⒊被告林恩霈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 條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罪。　　　⒋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刑有重輕或免除者，其無特定關係之人，科以通常之刑，刑法第31條第2項定有明文。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因與被告莊謄逸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亦應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惟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乃規定：「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或方法，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係以行為人具備公務員身分為加重其刑之前提，則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本案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業已成立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罪如前，其等既不具公務員身分，依照刑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應科以通常之刑，自無從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加重其刑，公訴意旨容有未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附此說明。　　㈢按刑法上責任共同原則，係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及被告林恩霈就附件編號1之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公訴意旨漏論及被告林恩霈部分）；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就附件編號2至編號64之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犯行；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就交付賄賂部分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分別論以共同正犯。　　　　　㈣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行求）、期約、收受（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犯罪（同條第4條第1項第5款、第5條第1項第3款、第11條第1項、第3項），如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個犯罪目的（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或職務上之行為），先後數次要求（行求）、期約或收受（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例如前金、後謝等），均係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在刑法評價上，其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依接續犯理論，合為包括的一罪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295、3699號、97年度台上字第407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所為犯行，乃被告林佳儒透過被告陳美玲向被告莊謄逸議定以每筆至少3,000元報酬之賄賂非法查詢個資供被告林佳儒徵信業務使用（偵二廉卷2第766頁），是被告莊謄逸如附件所示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公務員等載不實等行為；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如附件所示交付賄賂、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等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公訴意旨認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僅就附件編號2 至編號64部分為接續犯一行為，附件編號1部分則為另一行為，容有誤會，併此敘明。又被告莊謄逸期約賄賂之低度行為，為收受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㈤被告莊謄逸係以接續一行為同時觸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件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為一行為侵害數法益，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件所示之人之個人資訊，為一行為侵害數法益，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　　㈥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加重部分：　　　　⑴按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1項第3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定有明文。又按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發佈警察命令。違警處分。協助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 行政執行。使用警械。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其他應執行法令事項，警察法第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莊謄逸為本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時，係中和派出所、翁子派出所警員，職階一線三星（官等為警佐），擔任一般行政，主要負責處理車禍、受理報案，刑事案件及交通案件都會處理到（本院卷第71頁），且本案係因被告莊謄逸身為警察，得為處理上開案件而使用警政知識聯網、M-Police登入系統查詢車籍、戶籍及相關照片等資料，自屬具有刑事訴訟法、警察法、警察勤務條例所規定刑事案件偵查、犯罪預防等法定調查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無訛。至被告莊謄逸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被告莊謄逸在派出所主要擔任行政警察，刑事部分是民眾報案時才會受理提告，會查一些個人基本資料諸如前科、戶籍地等，做完第一次的提告筆錄後，後續會移送到偵查隊處理，應非有調查職務之人，至本案附件固有5筆查詢緣由為偵查犯罪，實則假借名義查詢，只是身為行政警察而幫忙查詢個資，涉案情節與調查無內在關聯性，亦難謂被告莊謄逸具有調查刑案權限等語，即與其前述具有調查職權不符，難以憑採。準此，被告莊謄逸所為違背職務收受賄賂部分，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規定，加重其刑（惟法定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下同）。　　　　⑵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五章罰則）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定有明文。被告莊謄逸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依照前開規定，應予加重其刑，然因被告莊謄逸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乃其前述想像競合之輕罪，爰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⒉減輕部分：　　　　⑴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莊謄逸業於偵查中自白犯行（聲羈卷第33頁、偵一卷二第 168至169頁、第241頁），復已於偵查中之113年8月2 0日繳交本案犯罪全部所得財物195,988元，此有被告 /第三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通知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各1紙（偵一卷二第323至324頁）在卷可憑，合於上開規定，應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⑵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前4項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 項後段定有明文。查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業如前述，自合於前開減刑或免刑規定。考量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僅為使被告林佳儒執行徵信業務查得個資牟利，竟無視公務人員公正廉潔性，由被告陳美玲從中牽線，以交付賄賂予公務員為違背職務行為，尚不至於得以免除其刑之程度，爰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減輕其刑。　　　　⑶刑法第59條適用部分　　　　　①又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之辯護人復主張被告莊謄逸業於偵查中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且其擔任警察期間表現良好，本件未見被害人提出因查詢個資而受損害，且被告莊謄逸母親罹患精神疾病，父親亦已年邁，均需要被告莊謄逸陪伴；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均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犯行，也已經主動繳回犯罪所得，均表示希望能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　　　　　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③本院審酌被告莊謄逸身為公務員，未能端正己身，廉潔從公，而為本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損害公務員形象，雖無可取，惟衡其所為本案犯行，所收取之賄賂僅有195,988元，且自初次廉政官詢問時迄至本院審理審判時，均自白犯罪，積極配合調查，並於偵查中業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其所為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固經本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減輕其刑，惟究其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相較減輕後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度，仍存有情輕法重之情形，本院認即令處以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就被告莊謄逸所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部分，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依法先加後遞減之。　　　　　③至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部分，其等共同向被告莊謄逸行賄，藉以查詢個人資料，供被告林佳儒徵信業務，致民眾個人資料於其等無知無覺情況下流向徵信原因動機不明之客戶，且期間長達3年餘，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次數達64次，依其等犯罪情節，尚無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況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行賄犯行，已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大幅降低量刑範圍，縱科以最低度刑，亦無情輕法重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㈦爰審酌被告莊謄逸行為時為中和派出所、翁子派出所警員，乃具有法定調查職務之公務員，本應戮力從公，堅持公務員之廉潔，竟因貪圖小利，經被告陳美玲從中牽線，接受身為徵信業者之被告林佳儒交付賄賂，而虛捏不實事由，為其等查詢包括車籍、戶籍及照片等民眾個人資料，再經由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層層轉傳予被告林恩霈及其他徵信業者或客戶，以此方式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非法蒐集、利用前揭個人資料，被告林佳儒身為徵信業者，竟為便利己身徵信業務及為從同公司徵信業者處收取報酬獲利，透過雙方好友被告陳美玲輾轉向被告莊謄逸交付賄賂，並將自被告莊謄逸輾轉告知之民眾上開個人資料再轉知被告林恩霈及其他徵信業者或客戶，減損公務機關威信，其等所為至為不該，應予非難。兼衡被告莊謄逸4人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及均已於偵查或本院審理中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並經扣案，其等犯後態度良好，顯示相當之悔意。暨本案被告莊謄逸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共同交付賄賂期間為109年9月至113年6月，長達3年餘，共計代查個人資料達64次之多，及被告莊謄逸收受賄賂金額共計195,988元尚非過鉅，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被告林恩霈則從中獲取192,000元、384,000元及3,000元，以及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及被告林恩霈之學經歷、工作情況、本身及家人之身心狀況、家庭經濟等各情（本院卷第227至265頁、第295頁、第371至37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林恩霈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㈧本院審酌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及被告林恩霈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03至309頁），其等均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坦承犯行，復均已主動繳交犯罪所得，業如前述。信被告經此教訓後，應知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檢察官亦未為反對緩刑之意見（本院卷第377 頁），本院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各併予宣告緩刑5年、5年、3年，以勵自新。惟考量被告陳美玲、被告林佳儒共同行賄長達3年，且為己私利非法利用附件所示64人之個人資料，足見其等欠缺法治觀念，為導正其偏差行為，避免再犯，並收記取教訓之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諭知於緩刑期間內，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各80小時（被告陳美玲）、120小時（被告林佳儒）之義務勞務。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於緩刑期內併諭知付保護管束。又如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違反上開緩刑所附條件情節重大，依照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即可能予以撤銷。至被告莊謄逸之辯護人雖亦請求對被告莊謄逸為緩刑宣告，惟被告莊謄逸經本院判處之宣告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自無從併為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㈨按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又貪污治罪條例第 17條對於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規定，故依本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使其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均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均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及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各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㈩沒收：　　　⒈犯罪所得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莊謄逸、被告陳美玲及被告林佳儒本案獲得犯罪所得各195,988元（係以被告陳美玲匯入被告莊謄逸臺灣銀行帳戶款項加總而得）、 192,000元（係以被告陳美玲每筆個資獲取3,000元，共有附件所示64筆個資計算，共計3,000×64＝192,000）、 384,000元（係以被告林佳儒每筆個資獲取6,000元，共有附件所示64筆個資計算，共計6,000×64＝384,000），被告林恩霈就附件編號1犯罪所得則為3,000元，均經被告莊謄逸4人繳交犯罪所得而經扣案（見偵一卷二第323 至326頁、本院卷第297至298頁），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　　　⒉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編號3至編號5所示之行動電話，分別為被告莊謄逸、陳美玲、林佳儒及林恩霈所有供本案犯罪聯繫使用，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分別在其等所犯項下宣告沒收。至本案其餘扣案物，查無證據證明係本案被告供本案犯罪所用，均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文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李貞瑩　　　　　　　　　　　　　　　　　　　　　　　　　　　　法　官　粟威穆　　　　　　　　　　　　　　　　　　　　　　　　　　　　法　官　陳薇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周祺雯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前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對於第2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百萬元以下罰金。對於第2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處斷。不具第2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附表（扣案物）編號名稱數量備註 1 蘋果廠牌Iphone13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 1支㈠於113年7月4日下午7時50分在翁子派出所莊謄逸辦公座位、備勤室及置物櫃搜索扣得㈡為被告莊謄逸所有且供聯繫本案犯罪所用（本院卷第337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2 筆記本 1本㈠於113年7月4日下午7時50分在翁子派出所莊謄逸辦公座位、備勤室及置物櫃搜索扣得㈡為被告莊謄逸所有，惟供紀錄上班時遇到的狀況（本院卷第337頁），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不予沒收。　 3 三星廠牌S23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㈠於113年7月4日下午8時17分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搜索扣得㈡為被告陳美玲所有且供聯繫本案犯罪所用（本院卷第338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4 蘋果廠牌Iphone14 Pro Max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 1支㈠於113年7月4日下午4時33分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搜索扣得㈡為被告林佳儒所有且供聯繫本案犯罪所用（本院卷第339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5 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黑色） 1支㈠於113年7月4日上午7時43分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4樓之8扣得（扣案物編號3-1，照片見本院卷第151頁）。㈡為被告林恩霈所有且供聯繫本案犯罪所用（本院卷第337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卷宗代號對照表】編號卷宗全稱卷宗簡稱 1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案件移送卷1 偵三警卷一 2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案件移送卷2 偵三警卷二 3 法務部廉政署113年度廉查南字第6號移送證據卷(非供述證據)1 偵二廉卷1 4 法務部廉政署113年度廉查南字第6號移送證據卷(非供述證據)2 偵二廉卷2 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107號卷1 偵一卷一 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107號卷2 偵一卷二 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6513號偵二卷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6515號偵三卷 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偵抗字第176號偵抗卷 1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聲羈字第295號聲羈卷 1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45號本院卷

2024-12-20

KSDM-113-訴-445-20241220-1

金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868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泯佑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21 18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505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泯佑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號SIM 卡壹張）沒收。　　事　實一、緣周佩盈於民國113年7月9日前某時，在臉書社團「航空哩程機票飯店積分序號交流交換買賣社」張貼欲收購航空公司哩程數之訊息（起訴書誤載為由劉泯佑張貼販賣哩程數之訊息，應予更正），劉泯佑於大陸地區某處瀏覽上開訊息後，竟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自113年7月9 日晚間6時19分起，以通訊軟體微信（下稱微信）暱稱「（鳳梨圖案）」之帳號及臉書暱稱「張瑋廷」之帳號傳送訊息與周佩盈聯繫，佯稱可以新臺幣4萬元（起訴書誤載為2萬元，應予更正）之價格出售中華航空飛行哩程數8萬哩，周佩盈因而陷於錯誤，同意匯款新臺幣2萬元作為定金以購買哩程。劉泯佑另以小額換匯為由，透過不知情之大陸地區導遊「賀雪峰」聯繫不知情之旅行社人員阮春蘭提供其名下星展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阮春蘭星展帳戶）供劉泯佑匯款，劉泯佑再將上開帳戶資料轉告周佩盈，由周佩盈於113年7月9日晚間9時25分許，依劉泯佑之指示將新臺幣2萬元匯入阮春蘭星展帳戶內，阮春蘭收到上開款項後，因誤認係劉泯佑所匯，乃將相對應之人民幣3,580元匯至劉泯佑廣州農村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廣州農商銀行帳戶）內，以此方式詐取款項得手（人民幣3,580元嗣經劉泯佑匯還，阮春蘭亦將新臺幣2萬元退還周佩盈）。嗣因周佩盈匯款後遲未收到哩程數，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二、案經周佩盈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我國刑法對人、事與地的適用範圍，係以屬地原則為基準，輔以國旗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及世界法原則，擴張我國刑法領域外適用之範圍，具體以言，即依刑法第3條、第5 至8條之規定所示，作為（刑事）案件劃歸我國（刑事）法院審判（實質審判權）之準據。而就劃歸我國法院審判的具體（刑事）案件，其法院之管轄，則可區分為事物管轄、土地管轄及審級管轄，以土地管轄為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即明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復參照刑法第4條關於「隔地犯」之規定，其所謂「犯罪地」，在解釋上當然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又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明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而行憲至今，實際上，國民大會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縱然94年6月10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1 項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3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4條、第174條之規定。」該增修條文第4 條第5 項並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4分之1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4分之3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但立法委員迄今亦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決議，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也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複決。另稽諸該增修條文第11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 條第2 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仍揭示大陸地區係屬我中華民國之固有領土；同條例第75 條又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據此，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統治權）所不及，但在大陸地區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揭明大陸地區猶屬我國之領域，且未放棄對此地區之主權。基此，苟「行為地」與「結果地」有其一在大陸地區者，自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34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劉泯佑實行本案詐欺犯行之行為地在大陸地區某處，依前揭說明，仍屬在我國固有疆域內犯罪，核屬中華民國刑法之適用領域，而為我國刑法適用所及，本院就本案自有審判權。二、又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告之「所在地」，係以起訴而案件繫屬法院之時被告所在之地為準，其原因不論係屬自由或強制，皆所不問，被告服刑監所之所在地法院自係有管轄權之法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於113年9月23日繫屬本院時，被告係在法務部○○○○○○○○羈押中，有其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憑，足認本院為被告所在地之法院，而有管轄權，先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以換匯為由取得阮春蘭星展帳戶資料，復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周佩盈聯繫出售飛航哩程數事宜後，指示告訴人周佩盈將新臺幣2萬元匯入該帳戶，因而取得阮春蘭匯入其名下廣州農商銀行帳戶內之人民幣3,580元等情不諱，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當時我人在西藏旅遊，因為VPN有問題才未能及時移轉哩程數給周佩盈，隔天早上我也主動將人民幣退還給導遊，我沒有要詐欺的意思等語。經查：　㈠被告瀏覽告訴人於臉書社團「航空哩程機票飯店積分序號交流交換買賣社」張貼欲收購航空公司哩程數之訊息後，於上開時、地透過臉書通訊軟體及微信與告訴人聯繫，談妥以新臺幣4萬元之價格出售中華航空飛行哩程數8萬哩，並由告訴人先支付新臺幣2萬元作為定金；其另以小額換匯為由，透過不知情之大陸地區導遊「賀雪峰」聯繫不知情之旅行社人員阮春蘭提供其名下帳戶供被告匯款。被告將阮春蘭星展帳戶資料轉告告訴人後，告訴人於113年7月9日晚間9時25分許，將新臺幣2萬元匯入阮春蘭星展帳戶內，阮春蘭收到上開款項後，因誤認係被告所匯，乃將相對應之人民幣3,580元匯至被告廣州農商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113年度偵字第42118號卷【下稱偵卷】第47 至51、367至368頁；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6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9至34、82、178至181頁），核與證人阮春蘭、證人即告訴人周佩盈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49至158、159至168頁），並有阮春蘭與暱稱「赟儿＠环游世界」（嗣改為「邵銀麗00000000000）間微信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47至49頁；本院卷第189至194頁）、網路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卷第50頁）、周佩盈手機備忘錄擷圖（見偵卷第99頁）、臉書暱稱「張瑋廷」帳號照片及個人頁面擷圖（見偵卷第107、109頁）、周佩盈與電話號碼「 +000000000000」間通聯記錄擷圖（見偵卷第113頁）、微信帳號「Yida301135」個人頁面擷圖、被告與周佩盈間微信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117至153頁；本院卷第196頁）、被告與周佩盈間臉書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195 頁）在卷可佐，先堪認定屬實。　㈡本院基於下述理由，認被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⒈證人周佩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我在一個社團裡面發要收哩程，然後「張瑋廷」先用臉書訊息密我，那時候我在忙沒有看到，後來他直接加我的微信，暱稱鳳梨圖案的人就是「張瑋廷」。當時對方說他在西藏，我用蘋果手機的FaceTi me軟體跟他視訊，因為視訊有成功，所以我才匯款，我是一邊匯款一邊跟他視訊，當下我還確認他有沒有收到，然後他中途不知道說手機怎樣，還是他沒有講話就掛掉了，我再打就打不通；對話紀錄中通話1分32秒的部分，是他說他在嘗試登入中華航空的會員但忘記卡號，下方「nichole0715」那個應該是我跟他要信箱，要幫他找回他的會員卡號，接下來就是我叫他把名字、生日給我，我才有辦法幫他查，通話 26秒部分他一直說等一下、網路有問題，他收回的那兩個是他的身分證，我有看到名字是「張瑋廷」還有生日，所以才會問他英文怎麼寫，後來我發現查不到他的華航會員，密他他也不跟我講，就跟他說不行的話就退一退，後來我也有要求他接FaceTime電話，他就裝死，訊息中提到沒下載app是指中華航空的app，轉哩程就是用那個登入航空公司的會員再轉給我，接下來我跟他說要報警，最後在10時6分時跟他說給他15分鐘回電之後就沒有再聯繫，他後面微信就把我加入黑名單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66頁），核與卷附被告與周佩盈間微信對話紀錄擷圖之內容相符（見偵卷第117至1 53頁；本院卷第196頁），堪認屬實。由上開交易過程可知，被告於交易過程中以假名「張瑋廷」自稱，並以進行Face Time視訊作為本人驗證之方式取信告訴人，然於告訴人匯款後被告卻未依約移轉哩程數，並以忘記卡號、無法登入、尚在下載移轉哩程數所需之應用程式等理由推託，於告訴人表示可以代為查詢會員卡號時，被告即提供不實之「張瑋廷」相關身分資訊，導致告訴人查詢無著，更旋將告訴人之帳號封鎖，使告訴人無法而斷絕聯繫，顯見被告自始即無履約之意願，而係基於詐欺取財之故意向告訴人表示欲出售哩程數甚明。　⒉依卷附告訴人與被告間微信對話紀錄可知，於被告表示無法立即移轉哩程後，告訴人隨即要求被告將款項退還（見偵卷第147、153頁），被告就此固稱其於翌日上午即將人民幣3, 580員匯還「賀雪峰」云云，然證人阮春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是我西藏拉薩的同事跟我說我們團上的客戶要換錢，於是我就把帳戶給他，等於是轉到我的臺幣帳戶，我再用人民幣轉給他，113年7月13日我到德音派出所作筆錄之前帳戶就被凍結，當時我人在海外，趕了連夜班機回來，知道好像是被盜用後，就到德音派出所報案；我有用LINE跟周佩盈聯繫，說她是把錢轉到這個帳戶，但不是我知道的那個原因，我就說那沒關係，我先把錢還給她，我們再處理後面的事情；我發現此事之後就馬上聯繫「赟儿＠环游世界」，是我告訴她之後她才知道出了狀況，在這之前「賀雪峰」沒有跟她說過換匯要取消，也沒有人跟我說這個交易不成功，要我把2萬元退還給匯給我的人；據我所知劉泯佑後續有把錢退給「賀雪峰」，這筆錢有進到公司的帳戶，時間就是我跟「赟儿＠环游世界」對話中所示之（113年）7月12日，是我跟公司反映後才退錢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49至157頁），核與卷附阮春蘭與暱稱「赟儿＠环游世界」（嗣改為「邵銀麗000 00000000）間微信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47至49頁；本院卷第189至194頁）及其中「赟儿＠环游世界」所傳送交易時間為113年7月12日上午10時44分許，由「**佑」匯入3,850 元之交易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193頁圖9）所示情形一致，足認證人阮春蘭所證確屬真實，可以採信。由上開情節以觀，被告於113年7月9日即已知悉其並未依約移轉航空哩程數，並經告訴人要求退還款項，卻未立刻將阮春蘭匯入之人民幣3,850元匯還導遊「賀雪峰」，亦未告知取消換匯事宜，直至113年7月12日因證人阮春蘭發現帳戶遭到凍結而聯繫「赟儿＠环游世界」，再由「赟儿＠环游世界」轉知「賀雪峰」後，被告始將款項匯還，足見被告就上開款項確有不法所有意圖無訛。　㈢被告所持辯解不足採信之理由：　　⒈被告固辯稱其確有出售航空哩程之意願，僅係因VPN出問題而無法履行云云，惟依證人周佩盈上開證詞及卷附告訴人與被告間微信對話紀錄可知，告訴人依指示匯款後，被告主要係以忘記會員卡號、未下載相關手機應用程式等情事作為其無法立即履約之理由，復憑藉不實之身分資料使告訴人無法協助查知會員資訊，並旋即主動將告訴人之微信帳號封鎖而斷絕聯絡，故被告未依約履行並非僅單純出自於網路連線問題，而係自始無履約之意願，至為明確。　⒉被告雖又辯稱其於告訴人匯款翌日（即113年7月10日）上午即主動退還款項，並無不法所有意圖云云，然被告係於113 年7月12日經證人阮春蘭透過「赟儿＠环游世界」向「賀雪峰」反映交易問題後始退還款項之事實，有如前述，被告此部分所辯解顯與卷存事證不符，自不足採。至被告雖於事後將人民幣3,850元匯與「賀雪峰」，然詐欺取財罪係即成犯，以施用詐術之一方取得財物，致被詐欺之一方因而生財產之損害為要件，所稱財產之損害，於被害人因交付款項時即已發生，縱行為人事後返還全部或部分詐欺所得，仍無礙詐欺取財犯行之成立。被告即使將所取得之款項全數退回，仍無礙於本院上開認定被告於與告訴人周佩盈、透過他人與阮春蘭議定交易之初，即有詐欺取財之故意，亦無從僅憑被告於案發後退款之行為，即反推其無詐欺取財之故意。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然本案係由告訴人於臉書社團張貼欲收購航空公司哩程之貼文後，被告始以私訊方式與告訴人聯絡，難認被告有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訊息之舉，公訴意旨此部分尚有未恰，惟其社會基礎事實相同，且本院於審理期日亦當庭告知被告所涉上述罪名（見本院卷第169頁），而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就此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516號移送並辦部分，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相同，本院自得一併審理。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當手段取財，竟透過三方詐欺手法詐取財物，所為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甫於113年4月間因佯稱可出售哩程數、寶可夢卡片或進行換匯，得款後卻未依約履行之行為，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見本院卷第197至207頁之113年度偵字第7668號起訴書），仍再為本件詐欺取財犯行，法敵對意識非輕，犯後復始終飾詞否認犯罪，並以不實情節為辯，難認有何悔意；並審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詐取財物之數額、案發後被告已將款項匯還等犯罪情節；及其先前曾因詐欺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宣告緩刑2年，緩刑期間自111年12月13日起至113年12月12日止，本案係於緩刑期內再犯，且另有其他詐欺犯罪紀錄，素行難認良好（見本院卷第243至253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大學在學、從事自行車專賣店、經濟狀況普通、與父母、妹妹同住、未婚、無子女、無須扶養之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　　被告本案犯行所詐得之人民幣3,580元業經其匯還「賀雪峰」，有交易明細擷圖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3頁圖9），證人阮春蘭亦於本院審理時陳稱上開款項確有返還至公司帳戶，其亦將告訴人周佩盈匯出之新臺幣2萬元退還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51、155頁），足見被告已未保有其本案犯罪所得，各該款項亦均已合法發還被害人，故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第5款規定，不另予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㈡供犯罪所用之物　⒈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 SIM卡1張）為其所實際持用等語在卷（見偵卷第9頁），足認該行動電話及SIM卡係其本案犯行中持以與告訴人周佩盈聯繫詐欺事宜所用之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⒉被告於本案中固使用其廣州農商銀行帳戶收取詐欺款項，然帳戶提款卡並非等同帳戶本身，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使用扣案之提款卡自帳戶內提領犯罪所得，是扣案被告廣州農商銀行帳戶提款卡1張尚難認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其他扣案物品　　其餘扣案之新加坡幣324元、新臺幣1,900元及信用卡、金融卡、銀行卡等物品，均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故不予宣告沒收。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另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惟查，被告向告訴人周佩盈施以詐術，使其將新臺幣款項匯入阮春蘭星展帳戶，另以換匯為由使阮春蘭誤認該等款項係被告所匯入，遂將相應之人民幣款項匯至被告廣州農商銀行帳戶內等情，業據認定如前，是被告所為犯行固涉及阮春蘭名下帳戶，然其詐得之款項，金流之去向均可追查，並未有掩飾、隱匿所得，將其匯款至不詳帳戶或其他去向之行為，該贓款尚在合法之金融帳戶內，且可明確知悉係被告所收取之款項，故被告此部分所為難認已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而難論以一般洗錢罪，本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罪嫌若屬成立，與前開經論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阮卓群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智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0

PCDM-113-金訴-1868-202412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659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淑蓮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8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3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淑蓮因急需用款，明知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係供個人使用之重要理財及交易工具，關係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並可預見提供自己或他人之金融帳戶予陌生人士使用，常與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被犯罪集團利用以作為人頭帳戶，遂行詐欺犯罪，可能幫助他人遮斷犯罪所得金流軌跡，藉此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幫助他人遮斷犯罪所得去向、他人持其金融帳戶以為詐欺犯罪工具，均無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 113年2月23日前某日時許，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設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密碼，提供予暱稱「陳芷晴」之人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暱稱「陳芷晴」及詐騙集團成員於取得上開本案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3年2 月21日某時許，傳送IG訊息，假藉「西蒙寶貝快樂屋」名義，向告訴人謝宜樺佯稱：其抽中快樂屋辦理福利之活動，可贈送SONY相機，惟需依指示先支付匯款包裹及代購費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2月23日12時33分、12時43 分許，各以網路轉帳之方式，匯款新臺幣(下同)9萬9.999元、4萬9,063元至上開本案帳戶內，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嗣經告訴人察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循線而始悉上情等語。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 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二、原判決意旨略以：按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此項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逕行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起訴時戶籍地雖設於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存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7頁) ，然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原本住在臺北市○○區○○○路0 段00巷00號的中正理工學院教授眷舍，但去年國防部要收回上開眷舍並拆除，我為了要領拆遷補償，必須將戶籍遷出上開眷舍，因此我才向當時我在三軍總醫院做保全時的同事借掛戶口，亦即「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這個地址，是單純跟同事借掛戶口，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去過上開地址。本案發生至今，我都是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6 樓，希望將本案移轉到我實際住所之管轄法院等語（見原審卷第84至85頁），足認被告之住所應為其實際居住之地址即「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6樓」無訛。此外，警方、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及原審就本案所寄送至本案戶籍地之文書或傳票，均未曾由被告本人收領，有各該送達證書可憑( 見偵卷第15至17、133頁，原審卷第59頁)；且經原審函請轄區員警查訪本案戶籍地之現住人員黃建雄，其稱：與被告為朋友關係，被告僅係借籍在該址，並無居住於該址，被告現居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6樓等語，有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住居情形查訪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87頁)。以上各節，均足徵被告自始均未有於本案戶籍地久住之意思，客觀上亦無任何居住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依實質認定原則，自不能認本案戶籍地為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所稱之住所。末查，告訴人受詐欺之地點及匯款之地點均在宜蘭縣羅東鎮，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述明確(見偵卷第47至51頁) ，是依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及卷內事證，均無法證明本案犯罪行為地為本院管轄範圍。綜上，本案被告之犯罪地、住所地及所在地，既均不在原審所轄範圍，原審自無管轄權，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移送於被告住所地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按民法第20條第1項固規定「住所」係依一定事實足認有「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為其要件，惟戶籍法為民法之特別法，依戶籍法第4條規定，凡遷出、遷入或住址變更，均應為戶籍登記，此戶籍登記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自有其公信力。縱被告陳稱未實際居住在戶籍地(即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現住○○市 ○○區○○路000巷0弄00號6樓，然於辦理戶籍地址變更登記前，亦僅能認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6樓為其現時所在之居所地而非住所地，否則住所地及居所地在法律上即無區分之必要。況司法實務運作上，寄送通知被告到庭文件，其住所地及居住地均須送達，始謂合法，則本案被告之住所地所在法院就本案當然具有管轄權，是原審逕以被告住所地非其實際居住地為由，而認本案無管轄權，稍嫌速斷等語。四、本院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查被告於檢察官起訴時戶籍設於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居所則為新北市 ○○區○○路000巷0弄00號6樓，而本件原審判決書迄今仍明確記載被告住所：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卻於理由欄稱「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非被告住所，其裁判書之登載彼此相互矛盾，可見其所持論據妥當性尚非無疑。又被告自113年1月24日即將戶籍遷移至基隆市○○區○○街000巷0 0號5樓，有被告個人戶籍及遷移紀錄在卷可參，並被告於11 3年間所犯案件均陳報戶籍設於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 樓(詳本院被告前案資料之被告地址所載)，甚至連信用卡戶基本資料亦登載上開戶籍地，且未作居所地之約定登載，此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戶基本資訊彙總在卷可參。又被告於檢察事務官偵詢時主動陳報基隆市○○區○○街00 0巷00號5樓為戶籍地，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6樓為現居地，且未陳報訴訟文書送達地址為新北市○○區○○路000 巷0弄00號6樓(見偵卷第135頁)，而檢察署該次傳票就上開2 址均送達，被告均未收受各該傳票而以寄存方式送達，此有檢察署送達回證可查(見偵卷第131、133頁)。次查，本件檢察官於113年8月27日提起公訴時，被告戶籍係登記於「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而被告係於113年1月24日遷入該址，迄今未變更，有卷附其個人戶籍資料及遷移紀錄可稽。依卷內資料，被告於偵查中未曾表示戶籍地址乃無實際居住情形及意思，並參酌被告於其他案件受臺灣基隆、新竹地方檢察署偵查時均陳報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戶籍地為住所，難認被告有何廢止之意思離去該戶籍住所之情。原審以被告並無以本案戶籍地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5樓作為住所之真意，認定本案被告住所、居所及犯罪地，均不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所轄範圍等情，其所持法律意見是否妥洽，不無再斟酌推研餘地。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諭知管轄錯誤為不當，請求撤銷原判決，難認無據而有理由，為維持被告本案之審級利益，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當裁判，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麗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2024-12-19

TPHM-113-上訴-6659-20241219-1

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029號聲請人即被告張瑜鈴相對人即原告丁文茵即禮研工作室訴訟代理人王子豪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移送管轄，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犯罪地在臺中市，為便於出庭應訊，請准予移轉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等語。二、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21條、第22條、第2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侵權行為之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諸法律關係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是否成立無涉（最高法院65年台抗字第162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查本件相對人係主張聲請人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之不同帳號分別發布數則限時動態批評相對人為無良商人，已嚴重侵害相對人之名譽權，而相對人係於新北市三重區住處觀覽聲請人發布侵害相對人名譽權之限時動態，故本件行為結果發生地係位於新北市三重區，爰依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此有相對人之民事起訴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3頁）。因相對人所主張之行為結果發生地，係位於本院轄區，依上說明，本院自有本件之管轄權。相對人辯稱其犯罪地係位於臺中市等語，難認可採。　　從而，聲請人之前開主張，並無可採。四、另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法院得為移轉管轄之裁定者，僅得基於原告之聲請或依職權為之；而被告就管轄權之抗辯，僅是促使法院發動職權為移轉管轄之裁定而已，非謂被告有聲請移轉管轄之權利。是本件聲請人聲請本院裁定移轉管轄，與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亦有未合，併予敘明。五、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千儀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2024-12-19

PCDV-113-訴-3029-20241219-1

審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071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胡紹華籍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高雄○○○○○○○○) 上列被告因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2999號、113年度偵字第130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於民國112年1月19日處以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1年，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於112年2月24 日以高市衛社字第11231711300號函（下稱300號函），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2條規定，命被告應至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接受晤談評估及第一階段身心治療、輔導教育課程，然被告未依時出席及完成第一階段處遇課程，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於112年8月3日以高市社家防字第11271330500號裁處書（下稱500號裁處書），裁處被告罰鍰新臺幣1萬元，並命其應於同年8月19日8時至凱旋醫院報到，且應於3個月內完成第一階段身心治療、輔導教育課程（每月2次，每次2小時，另含1次個別評估，共7次），然被告仍未依時出席及完成第一階段處遇課程。嗣衛生局又依法於112年11月28日以高市衛社字第11242912400號函（下稱400號限期履行函），限期命被告應於同年12月2日8時至凱旋醫院重新接受晤談評估及第一階段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課程（每月2次，每次2小時，共6次，另含1次個別評估）。詎被告已於112年12月28日知悉500號裁處書及400號限期履行函之內容，竟基於違反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命令之接續犯意，未於指定時間至凱旋醫院報到，而屆期仍不履行。因認被告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50條第3項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屆期不履行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罪嫌等語。二、按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復為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所明定。又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且所謂「起訴時」，應係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被告之住所、居所及所在地，於案件繫屬時均非在本院轄區內：　㈠按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0條第1項、第24條另有明文。易言之，有關住所之認定，係採實質認定原則，即行為人主觀上須有久住之意思，客觀上並須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住所，係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處所，戶籍地址係依戶籍法關於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戶政事務所係戶政機關之辦公場所，常人若設籍該處，主觀上當無以之為住居所之意思，客觀上亦無住居該處可能，是刑事被告縱設籍於戶政事務所，亦難認該戶政事務所即屬被告之住所或居所。　㈡本案起訴後繫屬本院之日期為113年7月24日，有該署113年7 月24日橋檢春為113偵12999字第1139036984號函上之本院收文戳章可憑，則應以113年7月24日認定被告之住所、居所及所在地是否在本院轄區內，而斯時被告戶籍設於高雄市○○區 ○○路000巷0號之岡山戶政事務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1份在卷可考，然依前開說明，被告主觀當無以之為住居所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居住在該處之可能，自不得認該戶政事務所為被告事實上之住居所，而認本院有管轄權。　㈢起訴書另記載被告之居所為高雄市○○區○○街0巷00○0號，亦非本院轄區；而被告於113年7月24日並未在監押，有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可佐，可知本案繫屬於本院時，被告住所、居所、所在地均非在本案轄區內。四、本案犯罪地亦非在本院轄區內：　　被告所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屆期不履行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之地點乃高雄市○○區○○○路000號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並非在本案轄區內。五、綜上所述，被告所在地、住居所地及犯罪地，均不在本院管轄之範圍，本院對本案自無管轄權，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管轄錯誤，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黄筠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2024-12-18

CTDM-113-審易-1071-20241218-1

毒抗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480號抗告人即被告陳柏綸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35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聲觀字第325號、113年度毒偵字第169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4日18時8分為警採尿回溯96小時內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被告於警詢中固辯稱：我沒有施用毒品的習慣，最後一次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是在113年1月1日等語（見毒偵卷第9至10 頁），然被告於113年3月14日18時8分所採尿液經分別以E IA酵素免疫分析法初步檢驗、GS/MS氣相層析/質譜儀法確認檢驗，結果均呈現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有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006號（報告日期113年4月2日、報告編號UL/2024/00000000號）】附卷可憑（見毒偵卷第19頁）。又依據Clarke's" Analysis o f Drugs and Poisons一書第三版之記述：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後24小時內，約有施用劑量之百分之70由尿中排出，經人體可代謝出甲基安非他命原態及其代謝物安非他命，依Jonathan M.等人2002年文獻報導，以5名測試者於4週內分4次使用，每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20mg劑量後，收集其尿液並以250ng/ml為閾值時，其最長檢出時間為96小時；而依酵素免疫分析法檢測尿液時，尚有可能產生偽陽性之毒品反應，惟以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法所為之檢驗，應可剔除毒品偽陽性反應之可能，有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92年6月2 0日管檢字第0920004713號函、93年7月22日管檢字第0930 006615號函可稽，此屬本院職務上所已知之事項。再參諸被告尿液中檢出之安非他命達6714ng/mL（可檢出最低濃度為40ng/mL）、甲基安非他命達58898ng/mL（可檢出最低濃度為80ng/mL），顯見其尿液中甲基安非他命之濃度非微，可證被告於113年3月14日18時8分為警採尿回溯96 小時內某時，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其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應堪認定。（二）被告前於94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 94年度聲字第343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因無繼續施用傾向，於94年9月14日釋放出所，嗣迄今無再入戒治所觀察、勒戒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堪認被告於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前三年內未曾因施用毒品犯行受觀察、勒戒處分。又被告前經檢察官傳喚、拘提後未到，復經原審傳喚，亦未曾到庭或以電話或書面表示意見，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點名單、拘提報告書、原審113年10月2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考（見毒偵卷第6 1、69、91頁，原審卷第93頁），客觀上已呈現被告不到案之情形，顯難期待被告配合遵期到院接受評估與治療之戒癮治療方式替代觀察、勒戒。綜上，聲請意旨並無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於法亦無不合，應予准許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經驗出濫用藥物足認有施用毒品之犯嫌，對此被告認罪，亦願意至勒戒處所戒除毒癮惡習；另本件所有被告共4人，其他3人均係收到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之傳喚通知書，唯被告未收到，是以電話詢問士林地檢署後，經告知被告並無案件繫屬於士林地檢署，又被告斯時居所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應屬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管轄，是以電話詢問後，仍經告知並無案件繫屬該院，直至原審法院來傳票、裁定書，才明白是不同案號的，是本件程序過程有問題，為何只有被告遭函送臺北地檢署，而本人卻不知，況檢察官並未傳喚被告，若找不到被告，亦未貼紅色傳單，故有原裁定所載被告未曾到庭之情形，亦屬合理；另被告收到通知時，有打給書記官請假，轉達被告身體不適、生活上所有的不便，此時是被告對本件第一次表達意見，若不准，被告亦欣然接受安排，可提早告知或執行時間往後延，讓其做牙齒及交接工作云云。三、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法律之強制規定，不得藉詞免除。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之觀察、勒戒處分，其立法意旨在幫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該處分之性質非為懲戒行為人，而係為消滅行為人再次施用毒品之危險性，目的在戒除行為人施用毒品之身癮及心癮措施；觀察勒戒係導入一療程觀念，針對行為人將來之危險所為預防、矯治措施之保安處分，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可謂刑罰之補充制度，從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本身所規定之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等保安處分，雖兼具自由刑之性質，卻有刑罰不可替代之教化治療作用，且觀察、勒戒既屬用以矯治、預防行為人反社會性格，而具社會保安功能之保安處分，當無因行為人之個人或家庭因素而免予執行之理。末按所謂毒品戒癮治療計畫（即美沙冬替代療法），係法務部基於防制毒品危害之刑事政策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鑑於對於若干施用毒品者若僅施以徒刑不足以斷絕毒癮之規範本旨，乃令檢察機關與衛生福利部合作，由檢察官審酌個案情形，援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並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改以緩起訴處分方式轉介毒品施用者前往醫療院所治療。四、經查：（一）被告於本件抗告狀中坦承其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不諱，且其於前揭時間為警所採集之尿液檢體，經送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等節，有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006號（報告日期 113年4月2日、報告編號UL/2024/00000000號）】附卷可憑（見毒偵卷第19頁），又以氣相層析質譜儀作藥物及其代謝物之定性及定量分析，亦足以排除偽陽性反應之可能性，業據原裁定詳為說明其認定所憑之依據及理由，是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堪以認定，揆諸前揭規定及敘明，被告自應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至是否給予被告為附命完成戒癮之緩起訴處分，應由檢察官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依職權判斷衡酌。凡經檢察官聲請且符合法定要件者，法院僅得為有限之低密度審查，除檢察官之判斷有重大明顯瑕疵，或其裁量權已萎縮至無聲請觀察、勒戒之餘地，法院原則上應尊重檢察官職權之行使，並據以裁定，尚無自由斟酌以其他方式替代或得以其他原因免予執行之權。況本件被告前經檢察官依其戶籍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1樓、警詢時陳報之居所：新北市○○區○○路00號2樓予以傳喚、拘提未到，經原審依其戶籍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1樓、居所：新北市○○區○○路00號2樓、基隆市○○區○○○路000○0 號4樓予以傳喚，亦未曾到庭或以電話或書面表示意見，有臺北地檢署點名單、拘提報告書、原審113年10月25日訊問筆錄、送達證書在卷可考（見毒偵卷第61、69、71、 73、91頁，原審卷第85、87、89、93頁），而其確曾居住於基隆市○○區○○○路000○0號4樓，有其本人事後於113年11 月5日親簽之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05頁），是本件檢察官及原審均已訂期傳喚被告到庭表示意見，且傳票亦經合法寄存送達，堪認已保障給予被告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雖被告曾於庭期致電請假表示身體不適，惟未提出任何相關證明文件，則被告無故不到庭，亦未檢具相關證據說明其不到庭有何正當事由，抗告意旨所辯自非可採。是本件檢察官審酌被告於警詢所述、本案全情，及參酌本件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距其最近1次犯施用毒品罪經依法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之94年9月14日，已逾3年，且其客觀上已呈現被告不到案之情形，顯難期待被告配合遵期到院接受評估與治療之戒癮治療方式替代觀察、勒戒，而聲請觀察、勒戒，核無違反立法目的或悖於比例原則等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等節，於其裁量範圍內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改以緩起訴處分方式轉介毒品施用者前往醫療院所治療，此非本院所得審酌之事項。至被告所述個人身體健康、生活因素，核與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無涉，尚無解免其依法應受之觀察、勒戒處分。（二）次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查本件犯罪地點不詳，而被告斯時居所地係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內，亦經被告於本件抗告狀中坦承，復參酌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毒偵卷第65頁），檢察官於聲請觀察、勒戒並繫屬原審法院時，被告之居所仍在新北市新店區，是無論被告之住居所或所在地均為新北市新店區，即屬原審法院管轄區域內，依刑事訴訟法第 5條第1項規定，原審法院自有管轄權甚明，且本件迄今未曾繫屬於其他法院，顯無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之情形，自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之必要。抗告意旨認本件應由士林地檢署或新北地院管轄，容有誤會。（三）綜上所述，原審裁定被告應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核無違誤，其抗告意旨於法尚屬無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孫沅孝　　　　　　　　　　　　　　　　　　　法　官　沈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羅敬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2024-12-18

TPHM-113-毒抗-480-20241218-1

侵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妨害性自主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12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AV000-A110229Z（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指定辯護人劉建畿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1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AV000-A110229Z連續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拾月。　　事　實一、代號AV000-A110229Z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 男）為代號AV000-A110229女子（民國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姑丈，A女自94年間起至104年間止，與其弟弟即代號AV000-A110229A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男）寄宿在高雄市○○區○○街（住址詳卷），而與B 男、姑姑即代號AV000-A110229ZA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D女），及B男兩名兒子同住，渠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5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詎B男明知A女於94年間係未滿14歲之女子，竟利用自己擁有崇高家庭地位，且因平時負責教導功課，時有體罰或責罵之情況，A女對其命令多不敢予以反抗，復因其等年紀相差懸殊，A女並無合意與其為性交行為之可能，於94年9月間某日（即A女就讀小學三年級上學期），為滿足個人性慾，罔顧人倫，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之概括連續犯意，利用A女放學在家而D女帶同C男及其兩名兒子在工廠加班，住處並無第三人在場之際，在住處二樓書房，不顧A女口頭或肢體之反抗，褪去A女及其個人全身衣物後，先抓起A女之手撫摸其生殖器，再以嘴巴親吻A女胸部，並將A女壓制於地面，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以此方式違反A女意願而性交。又於第一次得逞後數日，在前開相同地點，不顧A女之反抗，掌摑A女，隨後褪去雙方衣物，以嘴巴親吻A女胸部、將A女壓制於地面，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以此方式違反A女意願而性交。嗣因A 女於109年間因故與B男發生爭執，憤而將前情告知C男，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事項：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查本案被告B男既因觸犯本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核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定義相符，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被告、A女、C男（即告訴人之弟）、D女（即被告之配偶）之姓名及犯罪地即被告住處詳細地址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並註明參照卷內事證。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A女、C男於警詢；D女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所為證述有證據能力：　 1.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所定之傳聞例外，即英美法所稱之「自己矛盾之供述」，必符合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且其先前之陳述，具備「可信性」及「必要性」二要件，始例外得適用上開規定，認其先前所為之陳述，為有證據能力。此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所謂「可信性」要件，則指其陳述與審判中之陳述為比較，就陳述時之外部狀況予以觀察，先前之陳述係在有其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下所為者而言。例如先前之陳述係出於自然之發言，審判階段則受到外力干擾，或供述者因自身情事之變化（如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已結婚，為婚姻故乃隱瞞先前事實）等情形屬之，與一般供述證據應具備之任意性要件有別。至所謂「必要性」要件，乃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證據予以判斷，其主要待證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已無從再從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先前相同之陳述內容，縱以其他證據替代，亦無由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5號刑事判決參照）。　 2.經查，證人A女、C男及D女前分別曾於警詢、偵訊時就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相關情節為供述，嗣後分別經本院傳喚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作證，經核：　 ⑴證人A女就其案發當時係如何遭被告違反其意願而為性交之詳細經過、因本案衍生之心理創傷及其後續為何會將遭性侵乙事告知C男等節均已於警詢期間為詳盡之陳述，然其於本院審理時經檢察官、辯護人詢及遭被告性侵之經過時，其或有沉默不答，或僅能簡單回稱「是」、「不是」之情形，且經甲○表示「告訴人目前情緒不穩」（本院卷第195 至203頁），足見證人A女可能因事隔久遠且抗拒回憶，致其證述內容並不詳盡之情事，然上述情節均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　 ⑵證人C男於本院中之證述內容，與警詢所陳內容固大致相符，惟因審理中之訊問、詰問，涉及當事人攻防之取捨，非必然對於其於警詢所供各節為全面性之詰問與對質，以致警詢所指訴各節未必全然於審理中再次證述呈現，且C男對於其先前詢問A女為何遭性侵後從未向家人反應，A女回應之內容已不復記憶（本院卷第249頁），與其於警詢時證稱：A女當時是說她年紀小、不敢說出口等語（警卷第23頁）不同，審以人之記憶恐有隨時間經過而淡忘之可能，足認C 男於警詢之證述內容實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　 ⑶證人D女就其於94年至104年間加班情形，以及其與被告如何分配、照顧A女、C男等細節，於112年8月3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均已為詳盡之陳述，核與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四個小孩就是看誰有空就誰去接送，且我只有偶爾需要加班等語（本院卷第204、209頁），證述內容與其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不同（詳後述），然均為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所必要。　 ⑷本院衡以證人A女、C男於警詢時、及D女於檢察事務官詢問之證述，均係採一問一答之方式，其等就員警或檢察事務官提問之問題均係自行回答，未見有無法依己意回答之情形。又製作上開警詢筆錄時，是本案由偵查機關啟動偵查後第一時間之取證，距案發日較近，警員亦未對A女、C男有任何恐嚇、威脅、利誘之言詞或舉措，再證人A女於警詢所述業經於本院審理程序中援引（本院卷第199至200頁），而為交互詰問攻防之題材，已成為完整呈現證人A女經交互詰問證述內容所不可分之一部分，亦具有採證上不可切割之不可替代性。另D女部分，因D女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被告並不在場，較無來自被告之人情壓力或其他外力之干擾，且依其於陳述之原因、過程、內容等各項外在附隨環境或條件觀察，客觀上具有較可信之情況。依上說明，證人A女、C男警詢之指訴，及D女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證述均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無其他證據得以代替，自得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　㈡C男於偵訊時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1.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係鑒於我國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鑑定人之權，且證人、鑑定人原則上必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而以具結已足以取代被告反對詰問權信用性保障情況之要件，在立法政策上，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特予承認其具有證據能力。亦即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證據能力。是當事人若爭辯存有此種例外情況者，必須提出相當程度之證據資料加以釋明（例如陳述時之心理狀況、有無受到外力干擾等，以為判斷之依據，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非許空泛指摘（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7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顯有不可信性」，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之層次有別，不容混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證人C男於檢察官偵查時業經具結作證，已由具結擔保其證述之真實性（偵卷第39、71頁），且其對檢察官之問題為連續陳述，復無證據顯示其有於證述過程中受到脅迫、誘導等不正取供之情形，衡酌筆錄製作過程、原因等外在客觀環境，足認上述證人於偵訊時所為陳述，應係本於其個人知覺體驗所為，應無受到不當汙染或外界干擾，虛偽陳述之危險性偏低，可信度甚高，復衡以上述證人於審判中已到庭具結作證，接受交互詰問（本院卷第246至2 65、291頁），調查證據之程序已屬完備，被告之詰問權已獲保障，故辯護人爭執證人C男於偵訊時證述之證據能力，自屬無據。　　2.此外，證人C男之證述內容中，關於告訴人A女有無遭被告強制性交之直接待證事實而言，固屬累積證據，不得作為補強證據使用，然其就自身實際見聞情形之證述內容，並非轉述他人之言語或聽聞自他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可作為判斷告訴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使用，乃屬當然，是辯護人此部分所指，亦有違誤（本院卷第45頁），併予指明。　㈢A女於芯耕圓心理諮商所之諮商報告具有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係因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乃係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小，除非該等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否則有承認其為證據之必要。又依心理師法第15條、第25條之規定，心理師執行業務時，不論個案當事人係因特殊目的主動尋求心理衡鑑、心理諮商、心理治療，或係因醫師之診斷及照會或醫囑而為，心理師於執行業務過程中，均應依心理師法之規定，製作紀錄，載明個案當事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執行諮商心理業務之情形、日期等事項，且應妥為保管，應至少保存10年。上開紀錄之製作，乃屬諮商心理師於執行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且各應依上開規定保存，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5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卷附之芯耕圓心理諮商所心理諮商師於11 1年11月11日、112年3月10日撰寫之心理諮商報告，係該諮商所心理師執行服務業務過程中依法就個案陳述整理後所製作之紀錄文書，依上述之說明，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 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有證據能力。至前揭諮商報告中有關「評估個案有無PTSD」部分之證據則為本院所不採，爰不予贅述此部分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㈣除前開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之證據外，本判決下開所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39 、43頁），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應均具證據能力。至被告之辯護人雖另爭執A女之父於偵查中證述之證據能力，惟此部分證述，未據本院引為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爰不予贅述其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就其為A女之姑丈，知悉A女年紀，且於事實欄所示時、地與A女同居於上開住處等事實均坦認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制性交之犯行，辯稱：我確實有跟A女發生性行為，但時間點應該是她18歲之後，A女所述不實。我認為A 女應該是跟她生父共謀要陷害我，先前A女父親就曾有二次要毆打我的情形，第一次因為工廠有員工在場，他未能下手；第二次是A女跟C男在工廠門口擋住我的出入，她父親就直接拿鐵條打我。如果A女父親真是為了替A女報仇，他為何不是在知道事情後馬上動手，且由A女後續是在我住院後兩個月才去報案，亦可以查知她是跟她父親合謀要找我麻煩。再者，A女並不是因為我在她的機車停車位旁邊寫上「白癡專用」才會針對本案提告，她在提告前曾傳送簡訊給我，要我一個月給她新臺幣（下同）3萬元，我拒絕，因此她才會聯合她爸爸對我提出本案告訴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首先，A女於法院審理期間，對於被告係如何違反其意願為性行為部分，始終保持沉默而未予回應，且就相關細節，於警詢、偵訊時亦未為詳細之證述，能否遽予採信，顯非無疑。再者，就公訴人所提出用以補強A女證述之證據部分：㈠依據證人C男、D女之證述可知，被告並無限制A女與其親生父母或祖父母之聯繫，則若A女確有遭被告違反意願性交，甚至長達數十年，其理應對外求援，而非直到109年、110年間才提出本案告訴。㈡卷附凱旋醫院鑑定報告雖認為A女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病徵，然並未具體指明造成該病徵之原因究係遭受性侵害創傷、或就學期間所遭受言語、肢體罷凌所致。㈢參佐A女於大同醫院之驗傷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 A女陰部並無明顯外傷，而大同醫院雖回函表示無明顯外傷與有無處女膜陳舊性撕裂傷非可等同視之，然若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長達數十年連續違反意願性侵A女之事實，其陰部怎可能未有明顯外傷？㈣由A女及D女之證述可知，被告僅在A女國小期間採取所謂打罵教育方式，A女就讀國中後就沒有了，且A女之服著也都是由A女自己決定，足見公訴人認為被告構成權勢性交罪，亦與卷內事證不符。綜上，請求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A女之姑丈，知悉A女年紀，且於94年起至104年間，與 A女、C男（於102、103年間左右搬離）、D女及其兩名兒子同住在高雄市鳳山區河堤街住處；被告有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等節，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9至 40頁），核與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為證述（警卷第8至19頁、偵卷第51至54頁、本院卷第193至203頁）、證人C男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為證述（警卷第2 0至25頁、偵卷第35至37、65至69頁、本院卷第246至265頁）、證人D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為證述（偵卷第35至40 頁、偵續卷第105至109頁、本院卷第203至214頁）情節大致相符，復有A女手繪住處二樓平面示意圖（警卷第29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1年2月14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170115900號函及案件現場照片（偵卷第13至27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彌封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3年10月18日函文及所檢附醫師回覆說明（本院卷第3 05至307頁）各1份存卷可考，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屬實。　㈡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告訴人與被告雖常處於對立之立場，然其指述倘無瑕疵，且有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述之真實性，即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倘可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因係獨立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自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又證人之供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因此，證人之供述彼此或前後縱有差異，事實審法院依憑證人前後之供述，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論罪之證據，自屬合法。　㈢A女確有遭被告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其為性交行為2次（其餘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業據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　1.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因為我父母親在93年左右離婚，於是我跟小我兩歲之弟弟才會於94年間，被送到D女家，由D女還有被告照顧，一直到我於104年間高中畢業才離開。當時我跟C男還有被告兩名兒子及被告夫婦同住在河堤街住處，印象中第一次被性侵是我放假在住處二樓書房玩電腦時，當天下午家裡沒有其他人在，被告突然出現在我身後，用身體壓向我後稱「要不要互相瞭解彼此的身體」，並開始撫摸我的身體，將我的衣服褪去。我當時才國小三年級，不太瞭解被告所述為何，他只有簡單表示「就是會讓你很舒服的事情」，隨後他也褪去自己的衣物，並抓起我的手摸他的生殖器，詢問我「是否很大」等等，我印象中我有表示「很噁心」。接著，被告就以身體將我壓制在地面床墊上，以嘴巴舔我的胸部，並將生殖器插入我的下體，我雖然有表示很痛，但他只叫我忍耐，並持續插入，直到他拔出生殖器射精在衛生紙為止。他當時還有特別要我不可以告訴其他人。隔沒幾天，被告就對我為第二次性侵，當時我一樣是在二樓書房玩電腦，家裡一樣沒有其他人在，不過這次我有提前跟被告表示「這樣很痛、我不要」，但被告並未理會且徒手打我巴掌數下，然後就直接將我壓在地面床墊上，褪去我的衣物還有他自己的，抓起他的生殖器就直接插入我的生殖器內，抽插一陣子後，也是一樣射精在衛生紙上才結束。情形大致上跟第一次相同，不過這次被告有動手毆打我，導致後續好幾年我都沉浸在被他毆打以及恐懼的情緒，不敢反抗他的性侵害行為。我並不願意跟被告發生性行為，這幾次性侵行為都是違反我的意願的，我起初雖然會明確的反抗、掙扎，但因為反抗的結果就是遭到被告毆打或言語侮辱，於是後來我就漸漸不會反抗了。小時候不論上下學或補習，都是被告負責接送，他也會限制我的交友，並表示他喜歡我，因此我幾乎沒有朋友，且因為D女晚上會到工廠加班，C男及被告兩名兒子也會隨同D女前往，因此被告大多是在20時許性侵我。又其中雖然有幾次因為被告毆打我，導致我的臉受傷，但被告多會向D女解釋稱我惹他生氣，D女也因此沒有發覺異狀。小時候我並不清楚被告為何要性侵我，也不清楚意義，一直到後來長大，我懂了，但也因為羞恥跟噁心，導致我不敢也恥於對外求援，一直到109、110年間，因為被告多次在家人面前侮辱我是白癡、腦殘，一時情緒激憤才會告訴C男，而C男也因為我後來不僅變胖、性情也有明顯變化相信我。因為本案，我後來都不敢關燈，也很厭惡接觸男性等語（警卷第8至19 頁）。　2.嗣於偵訊時證稱：我跟C男從國小二、三年級開始跟被告同住，而C男大約是在國中畢業後搬離，我則一直住到高中畢業。我跟被告起初互動關係不佳，因為我會反抗，而他就會打我，直到國中後才有比較正常。我住在被告住處期間，他有數次性侵我，第一次是發生在我國小三年級時，在二樓書房，我當時在玩電腦，被告就問我要不要玩身體接觸的遊戲，而我當時年幼不懂就答應了，直到被告褪去我跟他的衣物，我才趕快說不要，但被告未予理會，仍然將我壓在地上，將他的生殖器插入我的下體，過程中我也有表示不要、我會怕，但被告依然不予理會，而我因為害怕被打，也只能順從。其中只有第一次性行為時，被告有抓我的手去握住他的生殖器，而舔胸部的部分，是每次性侵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週會發生二至三次，一樣都是在二樓書房內，直到我高中畢業搬離該處才停止。我不可能願意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本來並沒有想要說出這件事，因為我很害怕，一直到109年間，被告又在我停機車位置寫上「智障專用」，我因為受不了他長期言語凌辱，才會跟C男說等語（偵卷第51至54頁）。　3.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國小三年級是我第一次遭被告性侵，當時我什麼都不懂，因此被告突然靠近我時，我有嚇到，而細節部分都如同先前於警詢時所述。第二次性侵亦同。一直以來，這件事都對我的心理造成極大的壓力，但我很怕丟臉，也害怕別人不相信我，認為我說謊，所以我一直沒能跟其他人說，直到後續被告在109年間再次以言語侮辱我，我才因為憤怒說出這些事情，且我並不後悔等語（本院卷第193 至203頁）。　4.由證人A女前揭歷次證述內容可知，其就被告係於何時、何地，以及如何無視其口頭、肢體之抗拒，對其為性交行為2 次，包含過程中有要求A女撫摸其陰莖、另有以嘴巴親吻A女胸部、及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抽插等主要梗概事實，前後證述一致，並就其平常與被告相處模式、為何起初不敢對外求援以及其為何後續願意將此事公諸於世之動機、心理感受等詳實之行為歷程，均一一敘述在卷，且始終不移，顯見此係A女數年來難以抹滅之記憶，若非自己親身經歷之事，實難前後相隔年餘仍有如此堅定而明確之指訴。此外，參以證人A女於審理時證稱：被告對我的打罵教育只有持續到我就讀國中前，在我高中畢業搬離被告住處後，我們就少有互動，唯一一次就是他在我停放機車位置寫上「智障專用」，這也是為何我會把被告性侵我這件事說出口的原因等語（本院卷第197至198頁），核與被告自承：我跟A女關係普通，就是一般父母與小孩相處的關係，也可以說是良好的。我跟A 女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怨等語（本院卷第33、35頁）相符，足認A女起初並無主動供出被告本案犯行之意願，其後續係因被告對其所為言語侮辱，致其無法控制己身情緒，最終始克服心理壓力、及其對於被告之恐懼，向C男供出被告對其所為強制性交犯行。況且，本案後續之所以進入司法流程，亦係C男聽聞A女遭遇，主動告知家人，經家人討論後才決定報案處理，業據證人C男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63至264頁），是由A女揭露被告本案犯行之時間點及過程觀之，並無何悖於常理或經驗法則之處。且由被告自承與A女相處融洽之情節，亦無足以認定A女係刻意誣攀指控、或有何索賠之舉，益徵A女證詞應非虛偽構陷，可信度甚高，而被告空言指稱A 女係為索討賠償不成方對其提起本案告訴之辯解，難謂有據。　　　　　　㈣按性侵害犯罪具有隱密性質，未必有第三人親見其事，若加害人否認犯行，往往淪於雙方各執一詞之困境，故若有證人陳述其於案發後親見被害人之身體跡證暨相關當事人對該性侵害事件之反應，足以增強被害人證述之憑信性者，自非不得作為被告犯罪之補強佐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57 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係經過嚴重創傷事件後，出現嚴重、持續或有時延遲發生的壓力疾患。而精神科醫師針對被害人罹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於鑑定或治療過程中所生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反應或身心狀況提出專業意見或陳述見聞事項，既與鑑定證人無殊，為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法定證據方法，自得供為判斷檢視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雖論者有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診斷與治療，並非為了判斷特定過去事件是否為事實，或決定被害者對於過去事件之描述是否正確，畢竟鑑定人或諮商師欠缺獨立的調查工具以確認受鑑定者或諮商對象所述是否屬實，諮商師之職能亦非在質疑諮商對象。然被害人於審判前或審判中的各種反應，既均是協助法院判斷被害人證述可信度的指標。且為使性侵害案件之審判重心回歸性侵害行為本身之判斷，避免流於對被害人進行各種行為反應甚至是人格的檢驗，若法院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對於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之被害人就被害經過的陳述，已認無瑕疵外，並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被害人指述之真實性，復兼採被害人受侵害後之創傷反應做為補強其指述憑信性之證據之一，經整體判斷而為論處，即無不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7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A女上揭指訴，有如下列事證可資補強：　1.被告確為A女之主要照顧者，二人時有單獨在家中共處之情形　　證人C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跟A女大約從我就讀國小一年級時一起搬到被告家居住，家中成員除了我們兩個外，另有被告、D女及他們兩名兒子。我大約國中畢業就搬離被告住處，而A女仍持續住到她高中畢業。根據我的印象，A女幾乎都是被告在接送，且放學後他們就會直接回家，而我跟被告兩名兒子則是由D女接送，我們放學後會跟D女一起到工廠。在工廠時，D女會忙工廠的業務，我跟兩名弟弟就在旁邊玩耍或吃飯，我也不清楚為何A女沒有來工廠，但我印象中她幾乎沒到過工廠，而我跟D女以及兩名弟弟則會待到20時、2 1時左右才返家。返家後，我雖然會見到A女，但因為年幼頑皮，所以不太會跟A女聊天，只是偶爾簡短講個話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50至265頁）；證人D女於偵訊時證稱：A女主要是由被告負責接送，而C男及我另外兩名兒子則是由我負責接送。有時候我若要到工廠加班，我會將三名男生一起帶去，大約21時左右返家，而我跟A女的接觸比較少等語（偵續卷第105至109頁），核與A女前揭證述有關被告係其主要照顧者，且因C男及被告兩名兒子都是由D女負責接送，其等多係於21時許返家，在此之前，家中只有被告與A女二人等證述內容相符，且被告亦對此節坦認屬實（本院卷第34頁），適足為A女此部分證述之補強。　2.A女供出被告本案對其所為強制性交犯行後之情緒反應　⑴證人C男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A女大約是於109年 2月左右跟我提到被告性侵她這件事，我猜是因為被告在工廠欺負A女，A女因為忍不住才說出口，A女講到後來就哭了，而我因為小時候比較頑皮，加上一直以來我跟被告兩名兒子是給D女照顧，A女通常是被告負責照顧，彼此也沒有太多時間共處，因此並沒有發現這些事情。A女大約跟我講了1至 2個小時，我聽完非常生氣，也有詢問A女為何一直以來都沒有說，而她是說當時年紀很小，且我們等同於寄養在被告家，於是她也不敢反應。隔天我是主動將這些事情告知阿公阿嬤，因為我認為這件事情蠻嚴重的等語（警卷第20至25頁、偵卷第35至37、65至69頁、本院卷第246至265頁），核與A 女前述證稱其之所以將本案供出之原因相同，且可藉此佐證 A女確實係因被告於109年間言語侮辱之行為，致其再也無法忍受，方將多年來遭被告性侵乙節供出等證述內容，堪屬信實。　⑵又參酌A女於110年間，經甲○轉介至芯耕圓心理諮商所接受心理諮商時，向諮商心理師陳述其因父母親離異、祖父母忙於工作，自國小三年級起與C男寄住在被告家中。而被告自其國小三年級起，就會趁D女不在時，以生殖器插入其下體性侵，若過程中不順利或不順從，被告就會對其打罵，一直持續到其高中畢業。其係因被告在家族中學歷高、形象良好，故長期僅能隱忍不說，且因後續業於高中畢業後搬離被告住處，與被告已無互動，原打算塵封秘密，不料在工廠時偶遇被告，並遭被告以羞辱方式挑釁，才會憤而告知家人。其在成長過程中，經常萌生對於家人之不滿，包含為何父母親會離異、祖父母未能照顧其、以及為何同住之D女從未發覺其異常之處，進而對於家人有憤怒、不諒解之情緒；同時也致生其對於自己及異性之厭惡情緒，舉例而言，高中時其曾遭男同學表示其身上有味道，致其不禁聯想是否是遭被告性侵所遺留，進而責怪自己不乾淨、很噁心。該諮商紀錄並記載：A女自110年11月7日至111年4月7日，每週進行一次諮商，共進行20次；嗣於111年5月5日起至112年3月8日，進行105 次個別諮商。就害怕安全反應部分，A女於諮商過程中，對於環境顯示明顯不安全感，若諮商室外有不明聲響，均會導致A女動作僵硬、眼神警戒，A女表示這是因為過去在被告家，需要隨時擔心有人闖入，保持警戒狀況所致。且A女在等待諮商期間，亦會選擇避開男性並擇可環顧四周之位置就坐，反映其對於環境安全感低，即便在生活中也經常處於高度警戒狀態；就憂鬱反應部分，A女自訴失眠情況嚴重，幾乎每天都無法放鬆入眠，經常做惡夢。且於提及姑丈時，不時流露想報復對方、生氣之情緒，若諮商過程未能被理解或得到回應，會加劇其憤怒情緒，並透過罵髒話等方式表達。另 A女也有重複摳身上結痂傷口，致傷口無法癒合，留下疤痕之自傷行為；就不信任感部分，A女對於他人信任度低，描述事件或想法時，會相當害怕遭指責、質疑或否定，也因此會透過堅強、憤怒攻擊及對立反抗等外在形象包裝自己，甚至否認自己在關係中的需求等節，有芯耕圓心理諮商所心理諮商報告可參（本院卷第49至63頁）。　⑶上述C男或諮商人員之陳述，雖均非案發過程目擊證人，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然其等關於A女於經歷嚴重創傷後，所顯示諸如對於異性之不信任感、厭惡感，日常生活方式因遭性侵所造成之其餘影響，以及A女於談及被告對其所為性侵害時有情緒激動、憤怒甚至哭泣之反應，則屬於其等基於自身見聞、經歷及直接觀察所得，係與A女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法，而可資為A女證述之補強。　　3.A女精神鑑定之鑑定結果　⑴經本院檢附本案卷證電子光碟，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鑑定A 女是否有PTSD反應？成因為何？鑑定醫師綜合A女個人生活史與疾病史、家族史、職業史及心理衡鑑各項結果，暨與A 女之晤談內容，鑑定結果略以：「自會談時之精神病症觀之，A女於精神醫學上，應可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的第11版），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病人，在經歷創傷後，可能有再現性症狀（例如：創傷性回憶或噩夢，持續重現創傷事件、遇到觸發事件時，可能引起強烈的情緒反應或身體感覺）、避免性症狀（例如：試圖避免與創傷有關的人、地點或情境、避免提及或討論有關創傷的話題）、負性的變化和情感（例如：對自己或全世界的信念產生負面改變，如對自己的自責或對世界的失望）、過度警戒/過度戒備（例如：持續警戒或過度反應、難以集中注意力或容易分心）」、「回顧A 女於案件發生後，出現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侵入性症狀（腦中浮現事發當時的影像、夢到加害人拿刀要殺自己、看到和自己類似經驗的新聞就會生氣）、逃避與案件相關的刺激（遇到不熟悉的男性會緊張防衛、不靠近加害人家附近）、與創傷事件相關的認知及情緒上的負面改變（對創傷事件的起因和結果責怪自己、更加持續的負面情緒狀態、擔心進入司法程序可能要和加害人碰面而有壓力），且經常有過度驚嚇和警覺的情形（易緊張或被突如其來的聲響嚇到、因加害人返家會拉鐵門，故聽到鐵門聲就會不安、怕暗，晚間需開小夜燈才能睡）；顯示A女長期有負向自我認知、情緒、人際及適應等問題，符合創傷後壓力症診斷。」，此有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8月8日高市凱醫司字第11371808100號函及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113、115至15 3頁）。　⑵衡以凱旋醫院係對精神醫學具有專業鑑定能力之機關，並由精神科專科醫師綜合各項檢測結果，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而為判斷，依其鑑定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形式與實質上均未見瑕疵，是該精神鑑定報告所得出之鑑定結果，當值採信。稽上各情，堪認A女經鑑定確實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因其長時間遭受性侵害，對其情緒、行為、人際互動、自我概念及生活細節皆生重大影響，且其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確與被告本案犯行具有關聯，足以佐證A女上揭指述被告對其性侵等情，確屬事實。　⑶辯護人固以A女於芯耕圓心理諮商後，經心理諮商師整理並指出A女除遭被告性侵害一事外，另有其他與本案無關之諮商議題；又上述鑑定意見亦指出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除遭受被告性侵害外，也有可能為長期之言語、肢體暴力等語，認為無從補強A女之指訴，惟審諸證人A女就被告係如何違反其意願性交之方式，迭於警詢、偵訊時證述：被告除了以言語侮辱外，也會以掌摑、毆打之方式強迫其配合與之發生性行為等語（警卷第14頁、偵卷第53頁），是該些言語、肢體暴力行為無非均已包裹為被告對於A女性侵害行為之一部；再者，A女經凱旋醫院藉以判定其確實係因遭被告性侵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諸多指標，包含提及性侵害事件時低頭不語且哭泣、覺得自己噁心、丟臉、想結束自己生命、無法安然在夜晚就寢、迴避且抗拒異性之接觸、過度驚嚇與警覺，及逃避類似案件之刺激等等眾多反應，均與其自訴遭被告性侵相關連。因此，辯護人稱A女除遭被告性侵外，其致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另有其他，實與上揭鑑定意旨相左，難認有據。　　4.被告傳送予A女之道歉訊息（警卷第26頁）　⑴細繹被告傳送予A女之訊息內容為「如果妳弟弟昨天去工廠找阿嬤，跟我們的事有關」、「阿嬤等一下找妳去問，請不要再說了」、「阿嬤告訴妳姑姑，說出來我和她會離婚」、「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彌補妳」、「現在只有妳能救我了」、「拜託」、「前幾天對妳口氣不好，請妳原諒」等語，可知被告係因C男去找阿嬤述說有關被告與A女間之事件而對A女表示要彌補、乞求原諒，希冀A女不要供出該事件，以免影響被告婚姻關係之存續與否，經核實與C男前揭證述相符，本案係由C男先向阿嬤提及，方才會公諸於世，且可徵被告係因本案之事而向A女道歉，堪以認定。　⑵被告雖稱上揭訊息係①初於警詢中供稱：我之所以傳送上述訊息予A女是因為她就讀高二期間，我在跟她玩，印象中我好像推了她的肩膀，結果她就不慎摔下樓梯，小腿受傷流血。 A女講話都會誇大，我是因為擔心她講的太嚴重導致我們夫妻失和。我並沒有性侵A女等語（警卷第5至6頁）；②復於偵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是因為害怕A女將我與她發生性行為這件事告訴她阿嬤，所以才會傳送這樣的訊息給她。更辯稱：我跟A女發生性行為是在她18歲之後，她主動問我男女之間床笫之事，我當時也是有點出於好奇，有詢問她要不要試試看，並主動親吻A女，確定她沒有反對後才跟她發生性行為。在這之後，我們每週會發生2至3次，一直到她高中畢業搬離河堤街為止等語（偵卷第45頁、本院卷第35至36、27 7至280頁）。以被告就對話訊息中道歉之解釋，前後所稱情節完全歧異，不僅先後所述事發之時間有所差距，且就其究竟有無與A女發生性行為，亦相互矛盾，是其所為辯解，已屬可疑。　⑶考以被告所稱①情節，若A女只是因為摔落樓梯受有體傷，此事何以會影響被告與D女間婚姻關係；何況，對於A女為何要在搬離被告住處數年後，突然向家人反應其高中二年級遭被告欺侮之事，被告亦未能提出合理之解釋。而倘為②所述情節，依被告所陳，A女既係主動詢問被告有關男女情愛之事，甚至自願與被告發生數次性行為，則殊難想像A女有何主動將此番違反人倫且將招致眾叛親離之事告知家人；尤其，衡以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我跟A女發生合意性行為是直到她搬離河堤街為止，我有跟她說好，等她離開就要回到一般姪女姑丈關係等語（本院卷第282頁），足見於A女搬離被告住處後，其等即已回復正常叔姪關係，被告為何在訊息內主動提及「彌補」，甚至向A女道歉，被告亦未能提出合理之解釋。綜上，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所辯「道歉之緣由」，顯係臨訟編纂之詞，不可採信。　㈤被告係於違反A女意願下，對A女為前述2次性交行為（其餘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　1.刑法第221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妨害A女之意思自由者而言。是以，行為人縱未施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惟係以其他方法營造使A女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且此狀態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者，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範疇。再行為人所採用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應審酌行為人及A女之年齡、體型、社會歷練及所處環境等具體情狀而為綜合判斷。至於發生妨害性自主行為之際，A女有無喊叫、呼救、肢體掙扎或抵抗等事項，於判斷行為人所為是否違反A女之意願時，雖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尚未可一概而論。於A女係兒童或未滿14歲之情形，宜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 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A女角度，從寛解釋「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行為。祇要行為人營造使兒童或未滿14歲之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而此狀態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壓抑或干擾、妨害A 女性自主意思者，即足當之。　2.查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時，即94年間，A女就讀國小三年級且年僅9歲，心智教育尚不成熟，不僅對於兩性生理認識明顯不足，遑論有此方面之性需求或理性判斷能力；尤其被告當時年近33歲，已難認A女有何合意與被告為性交行為之可能。再酌以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時均已就被告於94年9月間某日，及數日後，在褪去其衣物過程中，其有口頭反對，甚至以肢體表示反抗之舉證述明確，而據本院認定如前，是A 女既曾以言詞、肢體抵抗表示拒絕，惟均遭被告或以體型優勢，或以言語恫嚇方式、或以掌摑方式壓制，強行將其陰莖放入A女陰道內，已足認被告該2次性交行為，被告確屬違反 A女意願所為無訛。而縱A女臉部、身軀並無明顯可供同住之 C男、D女發覺之外傷，然被告既係以體型之物理上優勢，及雙方親屬尊卑等身份壓制A女，客觀上已使被告在對A女遂行性交行為時處於無助而不能或難以抗拒之狀態，在在均足以明確壓抑或妨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被告於此情境下對A 女為前述性交行為，自屬違反A女之意願。　㈥被告及辯護人其餘辯解不予採認之理由：　1.有關辯護人質疑A女若長年遭被告性侵，為何從未向同住家人求救，反而於案發後數年才對被告提起告訴等語，惟按，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A女，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A女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2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A女於遭侵犯時，年僅9歲，不僅對於性之意識及求助觀念均不完整，且因A女成長家庭結構特殊（按：因父母離異，不得已僅能由祖父母送請被告及D女照顧），又雖然日常生活所需係由祖父母提供，不過就學、教育等層面仍需仰賴被告，內心獨自煎熬，擔憂於揭露本案後所造成未知之變化，甚至害怕遭到家人質疑、否定等情緒作用下，自難以期待A女能在案發當下克服恐懼，作出正確之自救措施，及時向外求援。況且，由證人D女於偵訊時證稱：對於A女有從樓梯上滾落下來受傷這件事，我並不知情，A女也沒有跟我說過，是我母親後來告訴我才知道的等語（偵續卷第106頁）及凱旋醫院鑑定報告過程指出：「心理師詢問家中無人察覺異樣、無人好奇案主（即A女）經常臉上出現紅腫等，案主則自述對案大姑也相當有情緒，認為案大姑怎麼會都沒發現，此外當時加害人只要向案大姑說是案主不乖、惹自己生氣，案大姑便會叫案主不要再讓加害人生氣」（本院卷第131頁），足見A女於過程中不乏渴望家人察覺、理解並拯救其之心情，然許因被告與D女之配偶關係，以及家中另有三名子女需照顧之繁忙程度，致A女因傷勢未被D女看見，且恐於揭露後D女最後仍然選擇相信身為其丈夫之被告，陷於未能求助之心理上窘困處境，遂選擇隱忍，實與常情無違，亦核與家內性侵害之受害者心理產生之矛盾、習得無助、逃避麻木等情境，別無二致。故辯護人率以父權體制下完美被害人迷思，無視A女寄養在被告家中，A 女實非不願而是不能對外求援之處境，率認A女所述不足採信，顯非可取。　2.辯護意旨另稱A女陰部既無明顯外傷，難認有受多年性侵等語，惟參以醫師對此部分診斷表示：一般處女膜陳舊性撕裂傷於診斷上不會列為「明顯外傷」，且少部分人之處女膜天生較大，擴張時亦不一定會造成處女膜撕裂傷等語（本院卷第307頁），可知處女膜之裂傷方向、型態實因人而異，當無從僅憑A女該處無明顯外傷事實，反推被告並未對其為強制性交犯行；更遑論A女於110年8月14日至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檢傷時，已搬離被告住處將近6年期間，實不能排除A女係因傷勢癒合，故未檢出受有何外傷情形。　3.辯護意旨雖再稱證人C男就被告確有限制A女對外聯繫方式之證述內容，與警偵及其餘證人證述內容不符，認為證人證述顯有不實等語，惟觀諸C男分別經檢察官、辯護人詢問之方式，前者係以「（問：被告有無限制你、A女回你祖父母的家，或限制你、A女與你父母親聯絡？）沒有特別限制。」，後者則係以「（問：姑姑會限制你們跟父母的聯繫嗎？）不會，姑丈會。」、「（問：被告會限制你們不准跟爸爸媽媽聯絡嗎？）是。」（偵卷第67頁、本院卷第259頁），二者比較之範疇即有不同，前者並未特定是否專指「回家」或「聯繫」，然後者則特定為「聯繫」。是依C男放學後多數時間係與D女回工廠之情境，其於偵訊時回應「沒有特別限制」，而於審理時則因其無母親聯繫方式，且無通訊工具，致其為此部分證述（本院卷第261頁），亦難謂有何不實之處；毋寧更與證人D女於偵訊時證稱：A女大約是高中一年級後才有手機可使用等語（偵卷第38頁）相一。何況，A女係因前述原因致其未能對外求援，已據本院論述如前，是辯護人此部分所辯，難認可取。另證人C男就A女陳述遭性侵過程時之反應，固於審理時為其已不復記憶之表示，惟此等差異屬人之記憶能力受限之正常情形，自亦無從率認證人所述不實。　4.辯護意旨固再以A女審理時對於案情重要問題保持沉默而不予回應，且部分證述與常情不符等語，為被告辯護。然查，證人A女就被告犯行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所述前後一致，尚無明顯不合常理之處，復與前述各項補強證據交互參照、比對勾稽之結果，並無矛盾之處，業據本院認定如前。縱就細節，諸如被告有無射精等部分有些微出入，然A女遭性侵害時仍屬年幼，尚處於個人性自主權遭受侵害之惶恐不安情況，本難期待A女均能冷靜仔細觀察被告對其性侵害之所有相關經過，復受限於其個人觀察注意、陳述表達及記憶能力之差異，其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陳自亦難免會有前述若干情節出入或不明之情形，此乃人情之常，更屬性侵害被害人供述上之特質。況且，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期間進行交互詰問時，亦因提及案發過程而數度情緒不穩，此據陪同在場之甲○於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第195頁）；輔以A女案發後因精神疾病就醫時之狀況可知，其遭被告性侵害後造成其身心狀況產生莫大壓力，更因此有自殘行為，則A女對於性侵害細節部分於案發後自會避免回想，進而造成證述內容之些許出入，亦屬合理，辯護人執此為由主張A女所述不足採信，自不足採。　5.另證人D女雖於審理時證稱：我比較相信我先生等語（本院卷第213頁），惟其亦同時證稱：我並沒有特別跟被告討論過A女遭性侵害這件事，且根據我的觀察，A女應該是不會說謊的，我也相信她所述等語（本院卷第206頁）；又針對被告是否為A女主要照顧者及相關加班之頻率，D女於審理時亦為與偵訊時不同之證述。本院審酌證人與被告為夫妻關係，難免有為維護被告之舉，且證人D女於偵訊時所述與證人C男情節大致相符，是其於本院審理期間翻異之證述，自無從採信，併此敘明。　㈦另因證人A女證稱其係自國小三年級左右至被告住處生活，且被告是在開學後沒幾天性侵其等語（警卷第9頁），而我國教育制度之設計大多係於9月份開學，故就犯罪事實欄所載犯罪時間更正補充為94年9月間某日，併予敘明。　　㈧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1.刑法總則修正：刑法總則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 日施行，綜合比較新舊法如下：⒈刑法第10條第5項關於性交之定義，增列非基於正當目的等文字，另為顧及「女對男」性交行為難以涵蓋於性侵入之概念，因而除性器進入外，另增定使之接合等規定，本案被告係以性器進入A女陰道，是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並無不同。⒉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均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後，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規定。而連續犯在本質上應屬數罪，僅係基於訴訟經濟或責任吸收原則之考量，而論以一罪，並規定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然本法規定連續犯以來，實務上對於同一罪名之認定過寬，於繼續犯同一罪名之罪者，均適用連續犯之規定論處，不無鼓勵犯罪之嫌，亦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因此，基於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及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乃刪除連續犯之規定，即將得各自獨立評價之數罪，回歸本來就應賦與複數法律效果之原貌，其立法精神，乃採捨寬從嚴之刑事司法政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4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構成修正前連續犯部分，因修正後採數罪併罰之從嚴政策，應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2.刑法分則修正：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22條雖於110年6月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惟該條僅係就原第1 項第1款至第8款之各款加重要件為文字修正，刪除「者」字，並增列第1項第9款「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之加重事由，而與被告所為本案犯行無涉，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故本案應逕予適用現行刑法第222條規定。　㈡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等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為A女之姑丈，且被告與A女曾同居於被告住處，業據本院論述如前，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5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對A女為事實欄所載強制性交行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罪並無罰責規定，故僅依下述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即已足。起訴意旨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然上開事實業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明確，應予補充。　　㈢核被告本案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 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公訴意旨固以被告未違反A女意願而與A女為性交行為，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惟被告既有如事實欄所示，不顧A女口頭或肢體之反對，以體型優勢、言語恫嚇或掌摑方式，將A女壓制在地上，並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即已該當加重強制性交罪，公訴人此部分認定即有未洽，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所涉罪名（本院卷第32、192至193、244頁），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基於滿足其性慾之同一目的，各次先為撫摸、親吻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繼而為強制性交，其猥褻之低度行為，應為強制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刑法上之連續犯，係指有數個獨立犯罪行為，基於一個概括犯意，反覆為之，而犯同一罪名而言（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456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就事實欄所示，對A 女所為2次違反意願性交行為，均係對同一被害人所犯，地點均在其住處二樓書房，時間亦緊接而且均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所為，自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連續犯之一罪，並審酌其行為所生損害甚鉅，犯罪情節非微，加重其刑。　㈤被告犯罪雖在96年4月24日以前，然其所犯之罪經本院宣告逾有期徒刑1年6月，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第15款規定，不得減輕其刑。另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固規定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惟該條項但書復明文規定：「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係針對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故被告本案所涉犯行，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A女之姑丈，明知A 女當時係未滿14歲之人，尚屬學齡兒童，身心發展俱未成熟，且為受其所照顧者，竟為滿足個人一時性慾，以事實欄所載方式連續對A女為強制性交犯行2次，戕害A女之性自主權及人性尊嚴，使A女於此原應為其人生最快樂、最無憂無慮之國小時期，即須承受此番痛苦與折磨，並長年背負著遭家人性侵害之心理陰影，對其未來之身心健康及性自主意識之健全發展影響甚鉅，其嚴重程度實難斷言。尤其，參之A女於心理諮商及接受鑑定時自述之個人狀態，可見A女不僅患有嚴重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經醫師一致評估認為有持續接受高強度心理治療之必要；遑論其自幼年起所遭受之心理創傷亦相當程度影響其人際交往情形，造成其性格之偏差與警覺，未再能輕言相信人性本善，亦難以修復、消弭與家人之間矛盾、埋怨等情緒，回歸其等本屬家人間親密之關係，則縱言其人生為被告本案犯行所摧毀，亦不為過，足認被告犯罪所生對於A女之損害，實屬甚鉅，應予以嚴加深責；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能坦認面對司法之追訴，甚而以前述辯解指摘A女係為貪圖金錢故為本案告訴，犯後態度惡劣；兼衡被告犯後迄今不僅未曾親自向A女表示歉意，亦未曾賠償、彌補A女所受損害，未能獲取A女之諒解；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涉及個人隱私部分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及A女、檢察官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請求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非微，不僅嚴重影響A女人生，且其犯後從未有所悔悟而態度差勁，希望法院對於被告此番禽獸不如之行為，從重量刑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203、284至285、287至28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另1.於94年起至99年12月A女生日前止，基於對未滿14歲女童為性交行為、利用權勢性交之犯意，以每周2至3次之頻率，在被告住處之書房，將其陰莖插入A 女之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其中2次性交犯行經本院為有罪認定，詳前述）。2.於99年12月A女生日後至1 01年12月A女生日前止，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童為性交行為、利用權勢性交之犯意，以每周2至3次之頻率，在被告住處之書房，將其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3.於101年12月A女生日後至104年間止，基於利用權勢為性交之犯意，以每周2至3次之頻率，在被告住處之書房，將其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因認被告就1.部分涉有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 14歲之女童為性交行為之罪嫌；就2.部分涉有同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童為性交之罪嫌；就3.部分涉有同法第228條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之罪嫌等語。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前開相同之證據為憑，被告則堅詞否認犯罪。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所謂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及檢察官之舉證責任，自須就各個獨立評價之行為，提出各自足以說服法院確認各行為均有罪之證據，不能籠統以本質上只能證明片段行為之證據資料，欲作為證明全部各行為之依據，就被告各次犯行均應逐一指出證明方法，始足以特定各該具體犯罪事實，而不與其他犯罪相混淆，俾完足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各罪均為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本案檢察官所舉A女之證述，屬於被害人指訴性質，應有證據補強法則之適用，縱使A女對於被告對其為性交行為之指訴本身並無重大瑕疵，然關於「各次」犯罪事實，仍應有其他證據分別予以補強，且關於犯罪之構成要件及犯罪之次數，屬不同之客觀事實，所需之補強證據亦不相同，尚不能籠統以補強構成要件事實之證據，併用以補強關於「犯罪次數」之證據。依本案檢察官所提證據，關於犯罪次數部分，僅有A女之指訴，其餘證據均與此部分之事實無關。且細觀證人A女就被告性侵之次數，初於警詢時證稱：平均一週2至3 次，次數太多記不得。有次我就讀國中期間，生理期來，當時被告也是像往常一樣要性侵我，但我不要，他就生氣賞我巴掌，並用力掐住我的脖子，不過他最後沒有性侵我等語（警卷第10至11頁）；於偵訊時證稱：他從我國小三年級一直性侵到我高中畢業為止，每星期大約2、3次，模式都一樣等語（偵卷第51至54頁）；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對於國中遭被告性侵之過程，以及當時他是否已經褪去我的衣物，我已經不記得了等語（本院卷第201至202頁），先後所述尚有些許差異，而有未明。是公訴人所指各階段被告對A女強制性交之頻率，各次之時間、次數均過於籠統，且該頻率僅係A 女依憑其印象所為之估算，該段期間是否均維持穩定不變，或偶有前述因生理期間被告並未為之等情形，均有疑義。　2.另本案A女以外證人之證述，固得資為補強被告有對A女為前述強制性交行為，然就A女被害之次數或時間，尚無從僅以其等之證述作為補強證據。況且，對於加班頻率部分，證人 D女於偵訊時證稱：一週1至2天，但每個月份狀況不同，要看貨量等語（偵續卷第106頁），亦未能為肯定、明確之證述，而無從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四、綜上所述，起訴意旨雖認被告另涉有上述犯行（本院認定有罪之2次犯行除外），惟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指出之證明方法，於訴訟上之證明，顯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存有合理懷疑，揆諸上揭說明，依無罪推定原則，核屬不能證明，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有罪部分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烈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陳芷萱　　　　　　　　　　　　　　　　　　　法　官　林怡姿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美婷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以藥劑犯之。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八、攜帶兇器犯之。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7

KSDM-113-侵訴-12-20241217-1

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原告吳正一被告宋志明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又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第28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當事人間若無專屬管轄之情形，亦無特別審判籍之適用，則應回歸普通審判籍之規定，合先敘明。二、查本件被告之住所地在桃園市，有個人戶籍查詢資料可參，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 項之規定，自應由桃園地方法院管轄。又被告之犯罪地依起訴書所載，係於不詳地點交付其銀行帳戶帳號及密碼，不能證明係在本院管轄區域內。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要屬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該管轄法院。三、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吳福森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 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沈菀玲

2024-12-16

ULDV-113-訴-771-20241216-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移轉管轄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388號聲請人即被告詹富盛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加重竊盜案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03號），聲請移轉管轄，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詹富盛（下稱被告）因加重竊盜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以113年度易字第803號審理中（下稱本案），然被告係遭士林分局未持拘票違法逮捕，業經被告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對士林分局偵4、偵5小隊員警提起告訴。因員警違法逮捕之證據均在逮捕過程之錄影畫面中，相關證據影像由警方、檢方、法院保管，依一般通常觀念，檢、警、法為一體，為避免上下官官相護，致前開證據遺失或影像毀損；同時為節省司法資源，因被告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另有案件，該院亦為被告之出生地管轄法院，故請求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18條第2 項規定，以及參照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18號判例意旨，將本案移轉管轄至臺北地院合併審理。又被告前曾向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提出聲請，該署亦回函決行，然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承辦檢察官竟罔顧高檢署回函意旨，不僅未將案件移轉，且未經訊問被告，便將案件逕予偵結起訴後移交士林地院，懇請法院就此一併查明是否有違法定程序云云。二、按關於移轉管轄，依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於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律或事實不能行使審判權，或因特別情形由該法院審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者，得依職權或聲請由直接上級法院或再上級法院，以裁定將案件移轉於其管轄區域內與原法院同級之他法院。該條第1項第1款所稱因法律或事實不能行使審判權，例如該法院之法官員額不足或有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之事由，或因天災、人禍致該法院不能行使審判權等是。至同條第1項第2款所謂因特別情形，審判恐影響公安等移轉管轄原因，則係指該法院依其環境上之特殊關係，如進行審判，有足以危及公安之虞，或有具體事實，足認該法院之審判無法保持公平者而言。聲請人就上開移轉管轄之原因，於聲請時須具體載明，不能空泛指摘，否則其聲請，難認為有理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聲字第1 1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刑事案件除有特別規定外，固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但數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而未繫屬於數法院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1項，由其中一法院合併管轄。惟刑事訴訟法第11 條所規定之聲請移轉或指定管轄，須以有同法第9條或第10 條所定管轄權有爭議、不明或因法律、事實不能行使審判權，或因特殊情形恐審判妨害公安或有不公平之虞等情形為限，尚不及於同法第6條之相牽連案件管轄。是以，同法第7條第1款之1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得否合併審判，依同法第 6條第2項規定，應由各法院間同意為之，倘不同意始由上級法院裁定。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意旨雖稱因被告狀告士林分局偵查隊員警，基於檢、警、法為一體，彼此有上下屬關係，故本案由士林地院為管轄本案之法院恐難期公平云云。然查被告因涉犯本案竊盜、加重竊盜、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嫌，甫經士林地檢於民國 113年11月25日提起公訴，由士林地院以113年度易字第803 號分案受理。經本院向承辦本案之股別詢問本案目前進度，據該股書記官回覆略以：被告原為偵查中在押，檢察官起訴後，113年12月2日由該股為接押訊問，並定於12月20日進行審理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1頁）。是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除由士林地院依職權為接押與否之訊問外，既尚未就案件實體進行任何審理程序，尚難認定被告有何遭士林地院法官刁難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之情事。又被告僅空言泛稱為避免本案逮捕過程相關影像之電磁紀錄遭毀損滅失，以士林地院為管轄本案之法院恐難期公平云云，而無具體、客觀之事證可資證明，復未具體釋明其與士林地院所有法官有何故舊恩怨，自難僅因被告另有對士林分局員警提起告訴，徒以其個人片面臆測之詞，即遽行推認本案由士林地院管轄將有面臨不公平審判之虞。是被告徒憑己意想像，據以聲請移轉管轄，核與刑事訴訟法第10條第 1項第2款規定不符。　㈡聲請意旨復主張被告尚有另案在臺北地院，該院亦為其出生地之管轄法院，為節省司法資源，故請求將本案移轉至臺北地院合併審理云云。惟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前段定有明文。依本案起訴書（即士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2294號，見本院卷第 13頁）所載，被告所涉犯本案中，既然其中1件之案發地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地院依法即有土地管轄權，尚不因被告出生地或其所涉之另案在臺北地院管轄區，而使士林地院喪失管轄權，此亦核與本案有無移轉管轄之必要性全然無涉。況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所得聲請裁定者，僅為同法第9條之指定管轄、第10條之移轉管轄二類，並不及於同法第6條相牽連案件之管轄，業如前語。再者，被告並未陳明前開所指臺北地院受理之另案為何，縱其所述為真，則被告所犯本案及臺北地院之另案，雖為1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然該2案既已分別繫屬於士林地院及臺北地院，縱合於合併審判之規定，亦必於各該繫屬之法院有不同意合併審判時，始發生由其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問題。本件被告未待各該繫屬之法院表示意見，即逕向本院聲請為合併審判之裁定，於法不合。　㈢至聲請意旨稱士林地檢未遵行高檢署決行之回函意旨，未將本案移轉，有違法定程序云云。而被告固曾向高檢署聲請將本案移轉管轄，然觀諸高檢署113年11月22日檢紀闕113他18 88字第1139079171號函，其主旨記載略以：「檢送被告113 年11月11日至本署刑事聲請狀影本1件，有關移轉管轄一事，請貴署參辦」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僅係將本件被告所請事項函轉士林地檢，請其依法辦理，並未就被告前開移轉管轄之聲請為許可與否之決定，聲請意旨稱高檢署回函決行云云，顯係誤認機關公文用語之意，亦非本件聲請移轉管轄程序所得審究，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告之聲請於法有違，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2024-12-12

TPHM-113-聲-3388-20241212-1

審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697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英富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毒偵字第26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案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英富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不詳時間，自其上司「黃國宏」之處取得第二級毒品之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總計41.0385克）而持有之。嗣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2年7月19日上午7 、8時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住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火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112年7月19日上午10時20分許，為警執行另案搜索、扣押，並請其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之陽性反應，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持有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第二級毒品罪、同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等罪嫌等語。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所謂「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法院對此管轄有無之事項應依職權調查之；而所謂起訴時係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837號判決意旨、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之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之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二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案件繫屬於本院即113年9月25日時，被告因另案在法務部○○○○○○○○（位在新北市土城區）羈押中，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3至33頁），並非在本院管轄區域。且被告之戶籍與實際居住地均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5樓，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1頁），且經被告陳述明確（本院卷第43頁），故本案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均非位在本院轄區內。　㈡再觀上開公訴意旨，起訴書記載被告持有與施用第二級毒品以及為警查獲之地點，均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此亦經被告陳述明確（本院卷第44頁），亦非屬本院轄區。四、綜上，被告之住所、居所、所在地及犯罪地於起訴時均非在本院管轄區域內，故本院就本案並無管轄權，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自有未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本案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小刊提起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宛宜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2024-12-12

TPDM-113-審易-2697-20241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