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陳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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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5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朱正宗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朱正宗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一、朱正宗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11時21分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貨車（下稱甲車），沿宜蘭縣○○鄉○○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嗣於同日11時21分許，行經宜蘭縣○○鄉 ○○路與○○路142巷路口時，本應注意該路段為每小時50公里之速限，汽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而依當時天候陰，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以至少約為95.78公里之時速超高速行駛，適有吳培楷騎乘之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總排氣量125CC，下稱乙車）沿宜蘭縣○○鄉○○路142巷由東往西駛至前揭路口，亦疏未注意汽、機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道車應禮讓幹道車先行，並以約為50.87公里之時速，未暫停禮讓幹道車（甲車）先行，即超速駛入該路口（○○路142 巷之速限為每小時30公里），甲、乙2車因而發生碰撞，造成吳培楷人車倒地，並受有全身多處創傷合併左大腿骨折等傷害，經緊急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仍於111 年12月23日13時10分因創傷性休克死亡。二、案經吳培楷之母親吳卉銘訴由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朱正宗（下稱被告）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均不予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檢察官、被告對於卷內相關鑑定（覆議）意見書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05、407頁），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上開時間駕駛甲車沿宜蘭縣○○鄉○○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路142巷路口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與乙車發生碰撞，導致被害人吳培楷受傷送醫後死亡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超速行駛之過失，並辯稱：我否認有超速行駛，當時筆錄都有紀錄，如果我車速過快撞擊乙車的話，乙車應該會因為我的撞擊而往右前方移動跌落田裡，但從交通事故現場圖，乙車是在左前方的位置，是乙車沒有煞車直接衝撞至甲車左側前方輪胎位置，撞到我的擋風玻璃，由案外人之行車紀錄器可見乙車未停車禮讓，參以甲車乃側身受損，是乙車撞擊甲車才導致這個結果，且由案外人行車紀錄器影像，甲車出現行車紀錄器畫面至快完成通過路口被撞之時間約11秒，而乙車出現行車紀錄器畫面至衝撞甲車側身之時間約4秒，可見乙車是以非常快速極短的時間，直接衝撞甲車，我的車速實際上與對方是否輕微受傷或身故沒有關連，最關鍵的是乙車車速才是造成被害人身故或受傷的結果云云（見本院卷第46、51至52、408頁）。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11時21分許駕駛甲車，沿宜蘭縣○○鄉○○ 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駛入○○路142巷路口時，疏未減速慢行，適有被害人騎乘乙車沿○○路142巷由東往西駛向該路口，未暫停禮讓幹道車（甲車）先行，即駛入該路口，甲、乙 2車因而發生碰撞，造成被害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全身多處創傷合併左大腿骨折等傷害，經緊急送醫急救，於111年12 月23日13時10分因創傷性休克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原審卷第108頁；本院卷第408頁），且經告訴人指訴在案（見相卷第12至14、95至96頁；偵卷第8至9、33至34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詳細資料報表、案外車輛提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及截圖照片、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 110報案紀錄單、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屍體照片等在卷可稽（見相卷第15、17、18至21、24、29、30至81、82至85、107 至114、115、120至134頁；偵卷證物袋內光碟）。此外，本案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均認：被告駕駛甲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注意，並做隨時停車之準備等情，亦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2年2月15日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112年4月14日覆議意見書附卷可查（見相卷第118至119頁；偵卷第28至29頁）。故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宜蘭縣○○鄉○○路之速限為每小時50公里，並為被告所明知（見相卷第98、118頁）。本案交通事故經澎湖科技大學鑑定後，經該校將案外車輛提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放大解析，並比對該路段之基準點（即電桿、建築基地等物），計算甲車之車行距離、時間，認：由案外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可知，甲車原由北往南（該鑑定意見書誤載為「由南往北」）行駛於○○路，於11時21分12.24秒抵達路口前第2支電桿，對應於左側建築基地後方之白色亮點；於11時21分13.48秒，兩車發生碰撞。其時間差約為1.24秒，而行駛距離至少約為32.9 9公尺（此觀卷附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量測地圖及定位資料），可推估甲車平均行駛速率至少約每小時95.78公里（計算式：32.99÷1.24×3.6≒95.78，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下同，即每秒26.6公尺）一情，有該校113年8月30日鑑定意見書所附相關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照片、附件之量測地圖、定位資料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7、283至297、319 至325頁），顯有具體、客觀、精準之測量基準、方法，且難認測量結果有何違誤之處，足堪採信。參以甲車發生碰撞後，斜向沿○○路往前行駛約2、30公尺後（其中甲車車頭距碰撞點，即煞車痕起點前延，約32.3公尺，甲車車尾距碰撞點約28.8公尺），衝入路旁水田內、濺起水花，甲車方停止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存卷可考（見相卷第17、29、41至43、49、53 頁；本院卷第291至297頁），益徵甲車車速確有過快之情甚明，且澎湖科技大學鑑定後，亦認被告有超高速行經無號誌路口之過失在案（見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㈢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同條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告考領有合格之駕駛執照（見相卷第84頁），對上開行車規定，自難諉為不知，而依本案案發時天候陰，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形，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在卷可參（見相卷第18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遵守上開交通安全規定，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而超速行駛，因此肇致本件事故，堪認被告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存有過失無誤。至於被告雖辯稱應以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為準（見本院卷第 372頁），然觀諸前揭2份鑑定意見書，並未測量、計算甲車之行車速率，顯未考量被告有超高速行駛之舉，自難僅以前揭2份鑑定意見作為認定被告過失之依據。　　㈣另按汽車（含機車）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文。而乙車支線道車未暫停讓幹道車先行一節，業經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認定在案（見相卷第118至119頁；偵卷第28至29頁），且經澎湖科技大學鑑定後，認：由案外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可知，乙車原由東往西（該鑑定意見書誤載為「由西往東」）行駛於○○路142巷，於11時21分11.217秒抵達路邊停車車輛之車尾，於11時21分 12.44秒持續往前行駛，其時間差約1.223秒，而行駛距離約為17.28公尺（此觀卷附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可推估乙車平均行駛速率約每小時50.87公里（計算式：17.28÷1.223 ×3.6≒50.87，即每秒14.13公尺），亦有超速之舉（見本院卷第277至278頁，○○路142巷之速限為每小時30公里），堪認被害人於本件事故發生，併有未注意上揭規定未禮讓幹道車、超速行駛之過失。然縱被害人與有過失，但依上所述，本件應係由於被告之過失與被害人之上開過失併合而為本件肇事之原因，故被告之刑責，亦不能因此相抵而解免，僅可供量刑之斟酌而已。　㈤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而：被告超速行駛，並以至少約為每小時95.78公里之超高時速駛入該無號誌交岔路口一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稱時速僅有3 、40公里一語（見相卷第8、98頁），難認可採。又觀諸卷存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甲、乙車車損照片（見相卷第17、38至 43頁），堪認2車撞擊位置分別為甲車左前車頭、乙車車頭，且撞擊後，甲車沿○○路往前行駛2、30公尺，向右前方斜向衝入路旁水田內，乙車則沿○○路之左側滑行24.2公尺（乙車車頭距碰撞點約24.2公尺），才跌入水田內，足見乙車乃是受到來自○○路北往南方向之高速撞擊（即甲車之撞擊），方改變乙車行車軌跡（即原由東往西方向），而轉往沿○○路往南方向滑行相當距離無誤，益徵甲車確有車速過快之情；況且，甲、乙車之車速已經澎湖科技大學分別鑑定如前。另「依研究指出小汽車以50公里/小時之衝擊速度撞擊行人，行人致死率約為50％，然當速率為60公里/小時，行人致死率將躍升為90％。簡言之，小客車超（高）速撞擊機車亦是造成機車人員嚴重傷害的重要原因」等語，業據澎湖科技大學 113年8月30日鑑定意見書說明甚詳（見本院卷第309頁）。準此，被告上開辯解均為事後卸責之詞，洵不足採。　㈥又被害人於本案車禍事故發生後，經緊急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仍於111年12月23日13時10分死亡一節，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卷第15頁），而被害人死亡後，經檢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結果，認為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甲、創傷性休克；先行原因為：乙、全身多處創傷合併左大腿骨折，丙、交通事故」，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附卷足憑（見相卷第115頁），堪認被害人係因本案車禍事故受傷送醫後不治死亡，是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自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㈦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過失致死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㈡又被告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知悉本件犯罪人前，主動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坦承其係肇事人等情，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見相卷第2 7頁），係對於未發覺之犯罪，自首並願接受裁判，依刑法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本案被告尚有明知該路段速限為每小時50公里，猶以至少約為95.78公里之時速駛入該路口，且被害人亦以時速50.87公里駛入該路口，被告之超速情狀（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至少 40公里）顯然高於被害人之超速情狀（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約20公里），原審漏未認定被告及被害人均併有上述超速行駛之過失，自有未當。準此，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有嚴重過快之過失，並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駕駛甲車行駛於道路上，對於道路交通安全一切情狀，本應謹慎注意，提高警覺，竟明知上開路段速限為每小時50公里，卻於行經該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時，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以至少約為95.78公里之時速超高速行駛，顯然無視此路段僅為一般道路，並非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漠視該路段用路者之交通安全，致生本件車禍，使被害人及其家屬天倫夢碎，令家屬蒙受極大悲痛；復考量被告雖否認超速行駛，卻始終坦承未於該路口減速慢行，及迄今未能與告訴人、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承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開設展覽工作室，收入不穩定，與家人同住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40 9頁）、被告及被害人之過失情節與程度、告訴人就本案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警惕。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6條、第62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小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12

TPHM-113-交上訴-15-202411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18號上訴人即被告劉鈜圲選任辯護人張顥璞律師吳胤如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975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劉鈜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參年，並應依附件所示調解筆錄所載條件履行賠償。扣案之手機壹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枚）、智富通工作證壹張、收款收據貳張均沒收。　　事　實一、劉鈜圲自民國113年3月11日前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志誠」及少年黃○嘉(00年0月生，所涉詐欺等罪嫌，經警另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取款車手，而與「李志誠」、少年黃○嘉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無證據足認劉鈜圲明知或可得而知黃○嘉為少年），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10月間起，假冒係張忠謀妻子張淑芬之投資老師創立通訊軟體LINE投資群組，向李春英佯稱：依指示在智富通APP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李春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先後於113年1月22日至同年3月12 日間，與投資公司相約面交並交付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面交車手投資款項共新臺幣（下同）585萬元（此部分無證據證明與被告相關，非本案起訴、審理範圍）；復於113年3月19 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度對李春英以相同手法行騙，並相約在李春英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住處收取投資款100萬元，隨後即由劉鈜圲依「李志誠」指示，於同日1 9時10分許，至上開李春英住處樓下收取款項，然因李春英前遭相同手法詐騙已報警，故劉鈜圲向李春英表明係智富通公司工作人員前來收取100萬元，並欲交付智富通公司收款收據時，旋遭在場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而未遂，並當場扣得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枚）、智富通工作證1 張、收款收據2張。嗣在該址樓下查獲監控手少年黃○嘉，而查悉上情。二、案經李春英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上訴人即被告劉鈜圲（下稱被告）被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罪部分，業經原審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且經被告撤回此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98、10 5頁），而告確定，自非本院之審理範圍。　　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101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春英於警詢時之指證、證人即同案被告少年黃○嘉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9至205、 31至36頁），並有告訴人與智富通投資公司客服人員LI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扣案手機內與Line暱稱「陳志誠」對話紀錄擷圖、與應徵客服LINE對話紀錄擷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少年黃○嘉扣案手機內Telegram群組「大安2」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45至47、53至55、59、65至80 、81至85、87至89頁），且有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 號SIM卡1枚）、智富通工作證1張、收款收據2張扣案可資佐證，足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　㈡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著有 28年台上字第3110號、34年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不論是負責直接向告訴人施以詐欺話術，或負責提領款項交予詐欺集團上游之行為，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詐欺集團成員彼此間雖因分工不同而未必均認識或確知彼此參與分工細節，亦未實際參與全部詐欺取財犯行，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為具備一定規模詐欺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施行詐術，是其等實均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共同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供應彼此所需地位，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共同詐欺取財之目的，自應就其等於參與期間所發生詐欺之犯罪事實，共負其責。故被告雖非始終參與本案詐欺取財各階段犯行，惟其與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員既為遂行彼等詐欺取財之犯行而相互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依照上開說明，被告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被告行為後，雖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其中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 39條第2項至第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8月2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同條例第43條就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百萬元、1億元者，均提高其法定刑度，復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規定。然本案被告所為並不符合前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加重條件，自無上開條例規定之適用。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㈡被告與「李志誠」、少年黃○嘉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另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其本質即為共同犯罪，主文毋庸再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前再記載「共同」（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52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㈢被告就上開犯行，已著手實行詐欺行為而未取得財物，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㈣被告於行為時固為成年人，而黃○嘉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參。然卷內查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知悉或可得而知黃○嘉係未滿18歲之少年，是本件尚難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併此敘明。　　㈤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經查，詐欺集團犯罪已是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被告所為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及經濟社會之穩定，參以被告負責收取詐欺贓款，再轉交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難認其犯罪情狀有何可憫恕之處，縱考量被告於本案之犯罪分工角色、需扶養母親等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2頁），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已給付部分賠償等情，在客觀上仍顯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況本案業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縱論以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刑之法定最低度刑尚無情輕法重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並宣告沒收扣案手機1支、智富通工作證1張、收款收據2張，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坦認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已給付部分賠償，其餘款項則分期履行賠償中（如附件所示），原審於科刑時未及斟酌此部分犯罪後態度，自有未當。被告據此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己力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反配合詐欺集團之指示擔任車手，無視政府一再宣示掃蕩詐欺集團決心，破壞社會秩序、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同時增加檢警查緝之困難；兼衡其素行、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有工作、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51頁；本院卷第102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參與犯罪之程度、未實際獲取犯罪所得，暨其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已給付部分賠償，其餘款項則分期履行賠償中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惟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其目前尚須工作賺取所得履行賠償，本院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參以其犯罪情狀，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間之賠償方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應依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按期履行賠償；且此部分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上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倘被告未遵循本院諭知之上開緩刑期間所定負擔（即：按期履行賠償），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㈣沒收：　⒈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枚），係被告所有並供其聯繫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用，為其自陳在卷（見偵卷第13、1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之智富通工作證1張、收款收據2張，亦屬被告所持有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或預備之物，亦應予沒收之。至扣案其餘之工作證3張、中國信託存摺1本，依卷存證據尚難認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且非屬違禁物，故均不宣告沒收。　⒉又查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取得任何不法利益，自無從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28條、第 25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38條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雯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2

TPHM-113-上訴-4618-202411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101號上訴人即被告吳旻峻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51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1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吳旻峻（下稱被告）就上訴範圍，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僅針對原判決刑的部分上訴，其餘的犯罪事實、罪名、論罪、沒收都不在我的上訴範圍等語在案（見本院卷第78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刑之減輕部分：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修正後之新法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行（見113偵6105卷第87頁；原審卷第26、32頁；本院卷第80頁），原應依前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僅得由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即屬評價完足。　㈡113年7月31日制定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固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且被告在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惟參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認：適用上開減刑要件之一所指之行為人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則本案被告既未自動繳交告訴人柯羿年遭詐欺之新臺幣（下同）70萬元，自無上開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又本案並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見113 偵6105卷第20至21頁），亦無從依上開規定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併予指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詐欺集團猖獗多時，而詐騙行為非但對於社會秩序及廣大民眾財產法益之侵害甚鉅，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己身之力，透過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竟參與由3人以上所組成之本案詐欺集團，以有組織、縝密分工之方式向民眾詐騙金錢，並負責擔任「面交車手」之工作，除造成告訴人柯羿年因此受有財產上非輕之損害（即70萬元）外，亦增加偵查犯罪機關事後追查贓款及詐欺集團主謀成員之困難，而使詐欺集團更加氾濫，助長原已猖獗之詐騙歪風，對於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不容小覷，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考量被告並非擔任本案詐欺集團內之核心角色，且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承諾以分期給付方式賠償告訴人20萬元，並已給付部分賠償金，堪認其犯後態度良好，已有負責悔過之誠，暨考量被告之素行、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洗錢犯行部分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要件、告訴人所受之財產損失程度，及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離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現由前妻照顧、目前從事鐵工工作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經核原審量刑尚屬妥適，應予維持。至原審雖未及比較上開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以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惟其既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為此撤銷原判決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被告固以其自警詢、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且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實際僅有取得些許債務折抵優待，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為由提起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云云。然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業已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包含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始終認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部分款項之犯後態度、於詐欺集團中之分工角色等情狀），予以綜合考量，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原審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量刑過重之情形。況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與告訴人以20萬元達成和解（見原審卷第45頁），然迄今僅給付2期賠償金（即1萬元），即因故未再依約履行一節，業經被告、告訴人陳述在案（見本院卷第55、81頁），難認被告有依約履行賠償之誠意。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嘉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2024-11-12

TPHM-113-上訴-5101-20241112-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公共危險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28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勳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 1年度交訴字第8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2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陳柏勳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均緩刑參年。　　事　實一、陳柏勳於民國111年2月3日下午1時15分，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沿國道三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北向87.2公里處（新竹縣竹東鎮境內）內側車道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如遇大雨時，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在行駛途中，變換車道時，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並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因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而緊急煞車，致甲車失控而驟然往右變換車道，適許進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乙車）搭載其妻李月娥行駛在中線車道(陳柏勳見狀旋即拉回內側車道，最終撞擊內側護欄而停止)，為閃躲甲車驟然往右變換車道而緊急煞車，因而失控往外側路肩方向駛去，經撞擊外側護欄後，車頭逆向停在路肩上，並因水箱破裂冒出大量白煙，許進喜因而受有前胸部鈍挫傷之傷害，李月娥因而受有胸部鈍挫傷併胸骨線性骨折之傷害。二、陳柏勳於其所駕駛甲車停止後，立即下車查看損害及四周情狀，其已見到許進喜所駕駛之乙車因前揭事故撞擊護欄而停在路肩，應就該車上駕駛或乘客因此受傷有所認知，竟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對許進喜、李月娥採取救護措施，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亦沒有留下任何聯絡資料，旋即駕駛甲車自現場逃逸。嗣經警調閱監視器並逐一比對車輛，而查悉上情。三、案經許進喜、李月娥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隊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固於被告在113年11月2日給付賠償後，具狀表示就過失傷害部分撤回告訴（見本院卷第107頁），然依前揭規定，告訴乃論之罪，應於原審113年4月23日辯論終結前為之，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就本案過失傷害部分之撤回告訴，於法不合，本院仍應就本案過失傷害犯行部分為實體判決。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勳（下稱被告）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至於被告對於相關證據之意見，乃屬證明力之問題，核與證據能力無關）。貳、實體方面：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於上開時間駕駛甲車行經前揭路段，因車輛打滑而碰撞護欄，並於事後將甲車報廢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及肇事逃逸犯行，辯稱：我認為我沒有不小心造成傷害，我撞護欄後，從我撞到護欄的角度的視線不可能看到告訴人許進喜駕駛之乙車，直到我離開我也沒有發現乙車，我為了讓交通順暢就先駛離現場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2月3日下午1時15分，駕駛甲車沿國道三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北向87.2公里處（新竹縣竹東鎮境內）內側車道時，往右變換車道，旋即拉回內側車道，最終撞擊內側護欄而停止。適告訴人許進喜駕駛乙車搭載其妻即告訴人李月娥行駛在中線車道，為閃躲甲車驟然往右變換車道而緊急煞車，因而失控往外側路肩方向駛去，經撞擊外側護欄後，車頭逆向停在路肩上，告訴人許進喜因而受有前胸部鈍挫傷之傷害，告訴人李月娥因而受有胸部鈍挫傷併胸骨線性骨折之傷害。被告於甲車停止後，立即下車查看損害及四周情狀，旋即駕駛其車輛自現場離去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述相符，並有行車紀錄器錄影紀錄擷取照片13張（見偵卷第49至55頁）、CCTV即時路況錄影紀錄擷取照片2張（見偵卷第5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31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見偵卷第32至34頁）、甲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39頁）、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偵字卷第40頁）、車輛照片15張（見偵卷第42至48、57頁)、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28至 29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足堪認定。　　㈡過失傷害罪部分：　⒈按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如遇大雨時，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在行駛途中，變換車道時，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並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6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8條第6款、第94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⒉被告於上揭時、地駕駛甲車，自負有上開注意義務，而依卷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之記載，案發時為日間有自然光線、天候雨、柏油路面濕潤並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見偵卷第32頁），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經原審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後車行車紀錄器之影像（見原審卷第73至 75頁，截圖17張見原審卷第77至93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因其前方車輛先煞車，其所駕駛甲車亦隨之煞車，此時甲車突然向右傾斜，且其右前方車輪已跨越分隔線進入中線車道，適原本行駛在中線車道之乙車為閃避甲車而失控，朝外側車道駛去，被告則立刻左切回往內側車道方向撞上內側護欄而停止，告訴人許進喜則撞上外側護欄後車頭逆向停在路肩。據此，被告顯係因與前車未保持安全距離而煞車失控始變換車道，確已違反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行車安全距離及不得驟然變換車道之注意義務，且變換車道時，亦未讓直行車（即乙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因而肇致本件行車事故。從而，被告對本件行車事故之發生存有過失，甚為明確。　⒊又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因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致受有上開傷勢，二者間顯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肇事逃逸罪部分：　⒈被告駕駛之甲車固未與告訴人許進喜駕駛之乙車發生碰撞，惟被告既然於第一時間即將車輛左切回往內側車道，已徵被告於此時已意識到中線車道乙車之存在無誤。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李月娥於偵查中證稱：我們的車撞到外側護欄，車子迴轉一圈，車頭逆向，停在路肩上，我沒有下車，因為我胸部很痛，我直接從窗戶看，就可以看到被告的車，我看到他直接撞向內側護欄，並橫在內側車道上，被告有下車，走到他車子的後面看一下，接著他上車，就直接開走了，從對方下車到上車離開，應該有2到3分鐘許，從被告車子的方向，可以看到我們車子等語(見偵卷第7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進喜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有下車，對方的車頭朝向安全島，我有看到對方下車，我以為他會把車子開到路邊，結果他看一看，就直接把車開走了，我車子撞擊完後，我車子有冒煙，他前後左右看一看他自己的車，他應該有看到我，因為我們的車冒的煙很大等語(見偵卷第75頁反面至76頁反面) ，相互相符，並與原審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後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所顯示之情況一致，且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其有下車察看之情（見偵卷第77頁反面），足見上開證人所述，可資採信。再觀諸甲、乙2車停止之位置、距離，甲車係撞擊內側護欄停在內側車道，乙車則是撞擊外側護欄停在路肩，2車間僅相距2個車道，且距離甚近(見原審卷第93頁)，被告辯稱於下車察看時並未看到乙車云云，實難採信。況且，被告駕車離開現場時，必須先將甲車車頭回復成往北之方向，此時乙車位置係在甲車之右前方(見原審卷第93頁)，是被告離開現場時，必然會看到甲車逆向停放於車道上，殊無疑義。至於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於113年11月2日取得被告之賠償金後，雖具狀陳稱「經被告細析過程2-3分鐘情狀，可信被告確有可能未發現另有其他與案相關車輛」一語，有協議清償證明書1紙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7、111頁），惟由上開記載，可見告訴人2人顯係聽聞被告說法，除與卷存客觀證據不合外，尚難排除乃係告訴人2人於獲取賠償後所為迴護被告之詞，自難遽採為有利被告之證據。準此，被告自事故發生之時起，迄至最終離開現場時，非但知悉告訴人車輛存在，且明知告訴人車輛因事故嚴重失控撞擊外側護欄而停在路肩，被告對於告訴人車輛車內駕駛或乘客因上開撞擊而受有一定傷勢有所認知，應堪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其於案發當時沒有看見乙車，並無逃逸之意云云。然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自承其當時前車頭損壞，且駕駛座、副駕駛座2顆氣囊都已爆開，並於事發後4日旋將該車輛報廢等語(見偵卷第11、13、77頁反面；原審卷第46頁)，並有CCTV即時路況錄影紀錄擷取照片2張（見偵字卷第56頁）、車輛照片1張(見偵字卷第57頁)、收據翻拍照片影本1張（見偵字卷第59頁）在卷足憑。是以被告駕駛甲車在高速公路上因事故撞擊護欄，已然造成甲車損壞，且其撞擊力道更已導致前座2顆安全氣囊均已爆開，此顯非發生在一般平面道路之尋常小車禍可以比擬，依常理豈有不立即報警等待救援之理，詎料被告捨此不為，竟於撞擊內側護欄後，執意駕駛車頭受損、安全氣囊爆開之甲車繼續行駛於高速公路離開現場，更於事發後4日直接將甲車報廢處理，益徵被告有逃逸之意圖甚明。　⒊據此，被告於案發時可得預見其行為應已造成他人受傷，竟仍未為任何救護或報警措施，逕自駕駛車輛離去，其主觀上具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故意，甚為明確。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刑法第18 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被告以一個過失行為，致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受有傷害，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過失傷害罪處斷。又被告雖致告訴人許進喜、李月娥受傷而逃逸，然該罪所保護者乃社會法益，是被告此部分行為僅侵害一法益，而成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1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併罰。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2罪事證明確，分別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行政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 項、第111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基此，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為無效者，既自始、對世不生效力，普通法院當然不受其拘束。86年1月22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條規定：「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經主管機關裁決後逾15日未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或其聲明異議經法院裁定確定，而不依裁決或裁定繳納罰鍰或不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照者，依左列規定處理之：…二、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三、罰鍰不繳者，按其罰鍰數額，易處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1個月至3個月；不依期限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94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該條第3款：「罰鍰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觀諸該條第2款、第3款規定，僅規範主管機關得循序加重變更為「吊扣期間多寡」及「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之行政罰，並無授權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負擔處分。倘裁決機關作成附加受處分人逾期未履行同條本文所規定繳納或繳送義務為停止條件，所為易處限制、剝奪汽車行駛權利之裁罰性不利處分（下稱易處處分），使「吊扣期間多寡」及「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之行政罰，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事實，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規定，合理可認為此類易處處分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應屬無效之處分，不發生受處分人之駕駛執照遭吊銷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15號判決參照）。查被告於68 年7月22日考領普通小客車駕駛執照，嗣經臺北市區監理所於88年7月29日「易處吊銷」，吊銷期間自88年7月29日至89 年7月28日，交通違規未結數「73」，有公路監理系統查詢結果在卷可考（見偵卷第84頁；本院卷第101頁），且該吊銷案件係何原因而為「易處吊銷」，亦因電腦作業系統轉換之故，致相關資料已難查詢一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3頁），參以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審理中均陳稱不知駕照遭吊銷一語明確（見偵卷第11、78、 97頁；本院卷第97頁），由卷存資料僅知被告有交通違規多達70多件，卻無法確悉被告駕駛執照遭吊銷之原因，基於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無法排除此所謂「易處吊銷」，乃經主管機關作成附加被告未履行繳納罰鍰義務之停止條件，所為逕行易處吊銷駕駛執照之行政處分，揆諸前揭說明，自始不生效力，不發生吊銷或註銷被告駕駛執照之效力，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之加重條件不合，公訴意旨認應依該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已有誤會，原審逕認被告觸犯前揭加重條件，容有違誤。另被告於原審審理中雖與告訴人 2人以新臺幣（下同）8萬元達成和解，且迄至原審判決時，僅給付1萬5000元，尚餘6萬5000元未依約清償，惟於本院審理時，告訴人2人同意被告就餘款僅賠償6萬元即可，被告業於113年11月2日給付完畢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協議清償證明書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107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情狀，量刑稍有未當。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駕駛甲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明知天雨路滑，應注意前後車之行車安全距離，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且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若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竟疏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因緊急煞車而失控變換車道，導致直行之乙車為閃避甲車，而失控碰撞外側護欄，致使告訴人2人受有傷害，更於肇事後未加以救護、報警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即逕行逃離現場；兼衡被告之素行、過失程度、肇事逃逸之動機、手段、目的，及其雖始終否認犯行，但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於本院審理中履行對告訴人2人之賠償完畢等犯後態度，暨其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見偵卷第9頁）、與家人同住、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148頁；本院卷第98頁），就被告所犯2罪，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過失傷害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前曾因贓物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75 年5月2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於本院審理中完全履行對告訴人2人之賠償，已如上述，被告經此偵審暨科刑教訓後，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均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4條前段、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第55 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過失傷害罪部分不得上訴。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1-12

TPHM-113-交上訴-128-202411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46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嘉俊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7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2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玖月。其他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甲、有罪部分：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就上訴範圍陳稱：「有罪部分，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4頁），明示就原判決「有罪部分」，僅針對「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被告李嘉俊則未提起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之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就此部分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就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論罪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㈠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就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賴老闆」之成年男子共同犯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固非無見；惟按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1年度台非字第31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與「賴老闆」共同詐取告訴人盧冠佑所有之泰達幣，告訴人因此受損金額已近400萬元，被告犯行所生危害甚鉅，且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任何損失（見原審卷第15 5頁；本院卷第79頁），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原審就被告所為上開詐欺犯行，僅判處有期徒刑6月，且於科刑理由內僅敘明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而未就被告並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損害等犯罪後之態度充分評價，容有裁量不足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難謂妥適；檢察官據此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見本院卷第21、80頁），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此部分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依共犯「賴老闆」指示詐取告訴人所有之泰達幣，致使告訴人受有將近400萬元之損失，其所為顯然漠視他人之財產權，並危害社會秩序與交易安全，犯後就共同詐欺取財部分雖始終坦承犯行，惟未賠償告訴人任何損失，犯後態度難稱良好，兼衡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54頁；本院卷第79頁），暨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參與之程度及告訴人所陳述之意見（見原審卷第100頁；本院卷第55至5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乙、無罪部分：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被訴傷害告訴人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關於無罪部分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中具結證述其遭被告持棍棒攻擊之過程，並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佐證其指述，觀之該證明書記載告訴人於113年5月7日22 時10分至急診就診，受有左側手部、手肘及膝部擦挫傷，以及頸部韌帶扭傷之傷害，可知告訴人在案發當日遭被告攻擊後，旋即前往就醫，是告訴人之傷勢與被告之行為有因果關係；觀之診斷證明書可知，告訴人受有頸部韌帶扭傷之傷害，如僅係告訴人為追逐被告而摔倒，豈有可能造成頸部韌帶扭傷之傷勢；現場監視器受限於拍攝位置及角度，無法拍攝到告訴人與被告全程追逐之畫面，而原審亦未審酌告訴人在慌亂中對於遭攻擊之位置可能有記憶之誤差，而罔顧告訴人之指訴、診斷證明書傷勢之記載，均足認告訴人之傷勢係被告造成，堪認原審所認實有違誤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均一致證稱：我於追被告的過程中，被告以棍棒攻擊我後頸部等節（11 3年度偵字第16283號卷〈下稱偵卷〉第41至45頁、第169至174 頁；原審卷第91至100頁）；惟按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3099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告訴人雖於案發後當日送醫治療，並經診斷受有左側手部、手肘及膝部擦挫傷、頸部韌帶扭傷一節，此有衛生福利部診斷證明書 1紙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7頁），惟依上開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可知，告訴人之頸部經診斷為「扭傷」，與告訴人所指被告以棍棒攻擊其後頸部所可能產生之傷害並不相符；又依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追逐被告的過程中有摔倒等語（見原審卷第95頁），核與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告訴人受有左側手部、手肘及膝部擦挫傷之傷勢一致，則告訴人所受傷勢，究竟係因跌倒所致，抑或遭被告持棍棒攻擊所為，實有疑問，是上揭診斷證明書不足資為告訴人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本院自無從依上開文書認定被告於案發時確有為傷害告訴人之犯行；況依原審勘驗案發當時告訴人追捕被告途經西寧南路50巷之監視器錄影畫面，亦未見有告訴人遭受被告持棍棒攻擊之情形等節，此有原審勘驗筆錄1份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等件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43至144頁、第161至171頁），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或其餘證據，得作為告訴人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是本院實無從以告訴人上揭單一指證，而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㈡綜上所述，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原判決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之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關於無罪部分，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就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陳芃宇法　官曹馨方法　官林彥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吳昀蔚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30

TPHM-113-上易-1646-2024103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045號上訴人即被告范宇翔選任辯護人羅紹倢律師柯德維律師高振格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570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452、191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范宇翔（下稱被告）、辯護人就上訴範圍，已具狀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明：僅就原判決刑的部分上訴，原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都不在上訴範圍等語在案（見本院卷第39、94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實體方面（刑之部分）：㈠被告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73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又因妨害秩序案件，先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250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原訴字第9號（公訴意旨誤為110年度審原訴字第4號，應予更正），各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上開3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聲字第124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並於111年3月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一節，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起訴書雖未敘及上開累犯之事實，但上開累犯事實業經公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主張本件被告構成累犯暨請求加重其刑（見原審卷第447至448頁；本院卷第203至204頁）。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罪，均屬累犯。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前因相同罪質之妨害秩序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竟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妨害秩序犯行，足認被告先前刑之執行不足以發揮警告作用，堪認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佐以其所犯本案之罪，加重最低本刑，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故就其所犯2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另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150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被告雖與同案被告李承峰、陳立宇、簡伯宇持兇器施暴，滋擾社會秩序，惟考量被告與同案被告李承峰、陳立宇、簡伯宇如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示部分已就造成財物毀損、致他人受傷部分，與告訴人林禮傑達成和解，有原審法院112年度司刑移調字第54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考（見原審卷第283至284頁）；另就原判決事實欄二部分，僅造成財物毀損，且犯案時間亦屬短暫，難認造成嚴重公眾恐慌之外溢效應等情，認未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前之法定刑應足以評價被告等人本案犯行。從而，被告所犯2罪，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辯護意旨固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與告訴人林禮傑達成和解，也有意與告訴人柳信偉商談和解，但因被告有意脫離原本的組織，不願向公司拿取和解金，以致與告訴人柳信偉的和解金額有所落差，無法達成共識，方未能成立和解，但請考量被告的小孩即將出生，被告願意金盆洗手等情狀，依刑法第 59條規定減輕其刑（見本院卷第99至100、204頁），並提出被告配偶之媽媽手冊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59至161頁）。然查，被告本件犯案動機無非報復、尋釁，實難認其所為有何受到外在客觀環境之逼迫而不得不為之情，且被告先前已有多次妨害秩序之前案紀錄，除前揭構成累犯之2案外，尚另有2案經法院判處罪刑（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即本件為第5案），竟仍為本案的2次妨害秩序犯行，且於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示部分擔任首謀角色，依其犯罪情節在客觀上尚難認有特殊原因或堅強事由，而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之情，其犯罪情狀及對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亦尚非輕微，又迄今未能與告訴人柳信偉達成和解、賠償損失（見本院卷第145、204頁），縱考量被告願意金盆洗手，且子女即將出生等情狀，亦難認其客觀上有何顯可憫恕之處，自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詳為調查，就被告所犯之2罪，審酌被告僅因細故，即與同案被告陳立宇等人共同攻擊告訴人林禮傑，復召集同案被告李承峰、陳立宇、簡伯宇等人前往案發車行毀損其內車輛、物品，惟被告業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林禮傑達成和解，犯後態度尚可；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造成告訴人林禮傑、柳信偉所受損害程度、被告有多次妨害自由、妨害秩序等前科（不包含前述構成累犯部分，詳後述），自陳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從事鐵工、須扶養母親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2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月、8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等語。經核原審量刑尚屬妥適，應予維持（至於原判決雖記載被告有多次妨害自由、妨害秩序等前科，而未敘明排除「前揭構成累犯部分」；然被告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的法定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6月，就原判決事實欄一部分，依累犯加重其刑後，原審僅量處有期徒刑7月，核無違法或不當，另就原判決事實欄二部分，除依累犯規定加重外，相較原判決事實欄一部分，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二部分尚具有「首謀」之角色，原審因而量處有期徒刑8月，亦屬妥適，難認原判決就被告所犯2罪，於量刑審酌時有何重複評價「前揭累犯事實」之違誤，自不因原判決於科刑理由內敘及「有多次妨害自由、妨害秩序等前科」時，未載明「不包含前述構成累犯部分」，即認原審有重複評價「累犯」之違法，此部分漏載，於判決結果既不生影響，爰予更正記載如前，尚無為此撤銷原判決之必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林禮傑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失，此部分以累犯加重其刑，有量刑過重之嫌，另被告有意與告訴人柳信偉商談和解，且子女即將出生，請依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39至40、100 頁）。然本案被告所犯2罪，均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相當原則，且本案並無刑法第 59條之適用，業如前語。另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業已說明不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之理由，並詳予審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予以綜合考量，且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縱加以考量被告上訴意旨所稱有意金盆洗手、子女即將出生等情，亦難謂原審有何量刑不當之處；況被告迄今未能與告訴人柳信偉達成和解、賠償損失，且原審就被告所犯2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月、8月，僅略高於法定最低度刑，實難認原審量刑過重。綜上所述，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丁維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陳芃宇法　官林彥成法　官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2024-10-29

TPHM-113-上訴-4045-20241029-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47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逸鵬指定辯護人楊中岳律師（義務辯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5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05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莊逸鵬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陸佰捌拾元沒收。事實一、莊逸鵬依其智識程度及生活經驗，知悉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均得自行申辦金融帳戶使用，且現行金融交易機制便利，金融機構及自動櫃員機廣為設置，若非欲規避查緝、造成金流斷點，並無刻意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必要，且近年來詐欺案件層出不窮，多利用人頭帳戶以規避查緝，而金融帳戶攸關個人債信及資金調度，若任意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並代為轉匯帳戶內款項，該帳戶極易被利用作為詐欺犯罪及洗錢使用，竟為獲取每次提領金額1.2％之報酬，基於縱使發生前開結果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經由劉鴻羽（原名：劉毅，業經原審另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7、613、1348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認識趙維揚（業經原審另以1 12年度金訴字第457、613、1348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而與趙維揚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成員含未成年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之洗錢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2月9日16時16分許前某時，將其所申辦之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之帳號提供予趙維揚使用。嗣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0年12月間某時，以通訊軟體傳送訊息向劉德穩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劉德穩陷於錯誤，於111年2月9日15時22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2 0萬元至翁德峰（未據起訴）所申辦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 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彰化銀行帳戶），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同日16時9分許轉匯24萬9745元至林以德（未據起訴）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再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同日16時16分許轉匯14萬1,680元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迨款項匯入後，莊逸鵬即依趙維揚指示，於同日17時23分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樹林復興店提領8 萬元、於同日17時48分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新莊中原店提領6萬元後，將上開提領款項交與趙維揚，由趙維揚持該款項購買虛擬貨幣後匯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定之電子錢包中，共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嗣經劉德穩發覺受騙後，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二、案經劉德穩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由壹、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莊逸鵬（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159 、202、20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德穩、證人即共同被告趙維揚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50554卷第8至 10；偵50553卷60至66頁；偵53818卷第117至119頁），並有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匯款單據翻拍照片、本案台新、彰化、中信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監視器畫面擷圖在卷可稽（見偵50554卷第22至36、79至84、8 5頁；原審審金訴字卷第41至45頁；原審卷第59至70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㈡而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工具，申請開立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皆可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申請開戶，且一個人可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帳戶使用，並無任何困難，亦為公眾週知之事實。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若有非親非故之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開戶，反而以各種名目向不特定人蒐集金融帳戶供自己或他人使用，衡情當已預見蒐集金融帳戶者，可能係將所蒐集之帳戶用於從事財產犯罪使用。又將款項任意匯入他人帳戶內，可能有遭該帳戶持有人提領一空之風險，故倘其來源合法、正當，實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請該帳戶持有人代為提領後輾轉交付或代為轉匯至其他帳戶之必要，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由他人代為提領款項或轉匯至其他帳戶之情形，衡情當已預見所匯入之款項極有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資金。況觀諸現今社會上，詐欺集團以蒐集而來之人頭帳戶作為詐欺犯罪之受款帳戶，並利用車手提領或轉匯人頭帳戶內之款項後迂迴層轉，以確保犯罪所得並逃避警方追查，亦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銀行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而為國人所知，因此提供帳戶予非親非故之人使用，受讓人將持以從事財產犯罪，而委由他人代為提領、轉交或轉匯金融帳戶內款項者，實係欲藉此取得不法犯罪所得及製造金流斷點、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均屬具通常智識經驗之人所能知悉或預見。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年滿26歲，自稱具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曾經擔任餐廳服務生、酒店行政人員（見原審卷第275頁；本院卷第208、209頁），足徵被告非毫無社會經驗之人，對於上情顯然知之甚詳。　㈢按現今詐欺集團利用電話、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領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再行繳交上層詐欺集團成員，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模式，分工細膩，同時實行之詐欺、洗錢犯行均非僅一件，各成員均各有所司，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參與上開犯罪者至少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提領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提領款項之人（俗稱「收水人員」），扣除提供帳戶兼提領款項之車手外，尚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及「收水人員」，是以至少尚有3人與提供帳戶兼領款之車手共同犯罪（更遑論或有「取簿手」、實行詐術之1線、2線、3線人員、多層收水人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已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我是經由劉鴻羽介紹認識趙維揚，趙維揚要我把錢拿到臺北市○○區○○路某處的辦公室內，這辦公室是趙維揚處理虛擬貨幣交易的地方，該處除了趙維揚外，還有其他人在場，趙維揚是這裡發號施令的人，我有意識到趙維揚是有組織、規模處理虛擬貨幣交易的事情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56頁），足見被告主觀上知悉趙維揚所屬集團乃是多人參與之組織無誤。況且，現今詐騙集團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姑不論集團後端尚有電信詐欺機房（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等共犯，至少前端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車手及「收水人員」。本案雖未查獲前述電信流、網路流或實行詐騙行為之人，然徵之被告所陳及告訴人匯款之金流，可知至少有趙維揚及提供本案彰化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帳戶之翁德峰、林以德、「收水人員」等，而「收水人員」及提供帳戶之人於此通常並非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是本案客觀上至少尚有趙維揚、實行詐術之人（即告訴人所稱「穆迪vip（3） {策略交易}群組」）、「收水人員」。準此，本案加計被告後，已達三人以上，被告自應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一度辯稱僅成立普通詐欺取財罪云云（見原審卷第161、279頁；本院卷第156頁），不足採信。㈣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著有 28年台上字第3110號、34年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至少有被告、趙維揚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業如前語。又被告既然可預見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資料可能涉及詐欺犯罪，卻仍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資料，並聽從指示提領、轉交款項，益徵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之分工角色，且主觀上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而不論交付本案台新銀行帳戶資料供為其他成員實行詐騙所用，或負責提領、交付款項之行為，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故詐欺集團成員彼此間雖因分工不同而未必均認識或確知彼此參與分工細節，亦未實際參與全部詐欺取財犯行，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為具備一定規模詐欺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施行詐術，是其等實均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共同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供應彼此所需地位，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共同詐欺取財之目的，自應就其等於參與期間所發生詐欺之犯罪事實，共負其責，故被告雖非始終參與本案詐欺取財各階段犯行，惟其與詐騙集團其他成員既為遂行彼等詐欺取財之犯行而相互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依照上開說明，被告應就所參與犯行，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㈤又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先以不實話術詐欺告訴人，並將詐欺贓款輾轉匯款，嗣由被告依指示將詐欺贓款提領而出，再由趙維揚存入虛擬貨幣電子錢包，則本件詐欺集團透過被告提供之本案台新銀行帳戶、輾轉匯款、現金提領、轉入虛擬貨幣電子錢包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使警方及司法機關難以溯源追查犯罪所得之蹤跡與後續犯罪所得持有者，則前開特定犯罪所得財物已遭移轉，且去向及所在亦遭隱匿，是被告所為，已屬移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之部分行為，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要件，為洗錢行為無訛。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然此次修正係增訂第1項第4 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加重處罰事由，本案應適用之同條第1項第2款規定，則未修正，故本案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應逕予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　⒉另按總統雖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其中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8 月2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同條例第43條就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1億元者，均提高其法定刑度，復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規定。惟本案被告所為並不符合前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加重條件，自無上開條例規定之適用。　⒊另想像競合犯輕罪之洗錢罪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變更條次為第19條規定：「（第 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 項規定比較新舊法，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較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之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輕，自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而適用之。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被告與趙維揚、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洗錢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另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其本質即為共同犯罪，主文毋庸再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前再記載「共同」（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520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㈣被告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間，其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55條論以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被告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未自白加重詐欺取財罪（見偵5 0554卷第4至7頁；原審卷第161、279頁），自無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　㈥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查：洗錢防制法112年6月14日修正、6月16日生效施行前之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時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上開修法歷程，先將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由「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再進一步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及「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雙重要件，比較新舊法之結果，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11 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舊法。查：被告就所犯洗錢罪，已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見原審卷第161、279頁；本院卷第202、206頁），原應依前述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此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僅得由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即屬評價完足。　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其法定最輕本刑為1年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被告負責提供人頭帳戶、提領轉交詐欺贓款，固有不該，惟被告較諸隱身幕後指揮規劃或機房等核心人員，僅為提供帳戶、轉交款項之底層角色，復已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賠償第一期款項1萬5000元，暨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足見被告尚有悔意，其犯罪情狀相較於法定刑，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顯可憫恕，就被告所犯之罪，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三、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公訴意旨另稱：趙維揚透過劉鴻羽邀約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因認被告尚成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然按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行為人如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與組織保持聯絡，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實質上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行為人為實施詐欺行為而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取得數人之財產，依本院見解，僅應就事實上首次或最先繫屬法院該案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則單獨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自不能再另與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論以想像競合，以免重複評價。又想像競合犯之一罪，如經實體判決確定，其想像競合之他罪，即使未曾審判，因原係裁判上之一罪，即屬同一案件，不能另行追訴，如再行起訴，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是行為人因參與同一詐欺犯罪組織而先後犯詐欺取財數罪，如先繫屬之前案，法院僅依檢察官起訴之加重詐欺取財部分判決有罪確定，其既判力固及於未經起訴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檢察官如再於後案起訴被告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為前案既判力所及，依法既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已與後案被訴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失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自無從為前案既判力所及。惟二罪既均經起訴，法院仍應依訴訟法上考察，而僅就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論處罪刑，並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被訴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免訴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因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用於詐欺其他被害人財物，並於11 1年2月9日12時46分許臨櫃提領此部分詐欺贓款轉交趙維揚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7 00、37696、37697、37698、37699、44962號提起公訴（下稱另案），該另案於111年12月21日繫屬於原審法院，並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784號判處罪刑，該另案嗣於1 12年5月24日確定等情，有前揭另案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又本案繫屬於原審法院之日期乃是112年2 月2日（見原審審金訴卷第5頁上之收狀戳日期），可見另案繫屬、確定在先，則該另案既判力及於未經起訴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本案自無從再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就被訴之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並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1680元，固非無見。惟：被告應成立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原審逕認被告僅成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取財罪，且未及比較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論以洗錢罪，復就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均有違誤；另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給付第一期賠償，原審未及斟酌前揭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亦有未恰；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繳回犯罪所得1680元（詳後述），有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收據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29、230頁），該犯罪所得既已扣案，且無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自無庸再予宣告追徵，原審諭知追徵，亦有未當。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為有理由，但其指摘原判決未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為不當，則屬無據。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為貪圖不法利益，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指示提供帳戶並提領、轉交款項，導致告訴人遭詐欺而受有財物損失，並影響金融、社會秩序之穩定，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認全部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已賠償部分損害，復已繳回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等犯罪後之態度，並考量被告之素行、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曾擔任餐廳服務生、酒店行政人員、母親已經去世、家境勉持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275頁；本院卷第208、209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㈢另被告於警詢、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我的報酬是提領金額的1.2％，趙維揚有將本案提領部分的報酬給我，就是14萬元的1.2％等語（見偵50554卷第5頁；原審卷第164頁），堪認被告為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為1,680元（計算式：14萬元【8 萬元＋6萬元】×1.2％＝1680元），而被告已將此部分犯罪所得繳回扣案，業如前述，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此扣案之犯罪所得。復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 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於113 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於同年8月2 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 25條第1項之規定，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而觀以洗錢防制法第25條之修法理由：「…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等語，應是指「被查獲（扣案）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以行為人有事實上處分權限為限，則告訴人遭詐欺財物，既經轉匯至不詳之虛擬貨幣電子錢包而未查獲扣案，亦無證據證明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依上開說明，不予宣告沒收，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追加公訴，檢察官吳文正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陳芃宇法　官林彥成法　官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修正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29

TPHM-113-原上訴-247-2024102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58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建宇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25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7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陳建宇（下稱被告）就上訴範圍，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僅針對原判決刑之部分上訴，其餘部分沒有要上訴（見本院卷第286頁），並當庭撤回關於原判決犯罪事實、罪名、罪數等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286、299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實體方面（刑之部分）：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16日生效，由「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舊法），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又該條文再次修正（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稱新法），經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修正後之中間時法、新法均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舊法（即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自白犯行（見偵卷第406頁；原審卷第198頁；本院卷第295頁），從而，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被告犯洗錢罪部分，均應依112 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上開所犯洗錢罪部分，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經合併評價後，既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依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㈡113年7月31日制定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固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且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業如前語；惟按上開減刑要件中所指之行為人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本案被告既未自動繳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 所示告訴人遭詐騙所交付之提款卡及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遭詐騙所匯出之金額，自無上開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又本案並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見偵卷第27至28、405至406頁），亦無從依上開規定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併予指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貪圖不法利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金錢，竟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與本案詐欺集團共同實施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其所為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舉，不僅增加檢警查緝難度，更造成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被害人之財物損失，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治安，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本案負責取簿之分工情形、犯後坦承犯行（核與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在審判中自白減刑之規定相符）之態度、各被害人所受損失，及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自陳入監前從事廚師工作、無需扶養他人、經濟狀況勉持之生活情形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一、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經核原審量刑尚屬妥適，應予維持。㈡被告雖上訴以其認罪為由請求從輕量刑。然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量刑之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所量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難認與罪刑相當原則有悖或量刑有何過重之處。至有關被告於本案犯罪之角色分工及參與程度，暨其犯罪動機、犯後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業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審酌，況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3部分，均判處加重詐欺罪之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1年，而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2部分，則皆僅量處有期徒刑1年1月，略高於該罪法定最低本刑，難認原審量刑有何過重之處。另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為兼顧被告之聽審權，並避免不必要之重複裁判，得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毋庸於每一個案件判決時定應執行刑；但如事實審法院審酌被告權益及訴訟經濟等各情，認為適當時，於符合刑法第50條定應執行刑要件，同時為執行刑之諭知，自非法之所禁；是以，於個案判決時，合併定應執行刑，或不定應執行刑，均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判決業已說明考量被告另有多件相同類型詐欺案件經其他法院判刑確定，為保障被告之聽審權，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定其應執行之刑，亦難認於法有違。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褚仁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陳芃宇法　官林彥成法　官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2024-10-29

TPHM-113-上訴-4758-2024102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風化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861號上訴人即被告林秀珠選任辯護人劉子琦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 年度審訴字第123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8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林秀珠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共肆罪，均累犯，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壹仟陸佰元沒收。事實一、林秀珠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媒介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10月5日20時30分前某時許，以桃園市○○區○○路000 巷00號作為容留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之處所，並以每次新臺幣（下同）1,500元之代價，分別媒介下列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人從事性交：㈠媒介NITA LISTYANINGSIH(中文名：妮達，下稱妮達)部分，由林秀珠從中抽取500元獲利，其餘1,000元則歸妮達所有；㈡媒介BUNSONG MISS PORNTIDA部分，除由林秀珠從中抽取200元獲利外，並按日給付伙食費2 00元給BUNSONG MISS PORNTIDA，其餘款項則匯入BUNSONG M ISS PORNTIDA之帳戶；㈢媒介LAOPROM MISS PRAPATTRA部分，由林秀珠從中抽取600元獲利，其餘900元則歸LAOPROM MI SS PRAPATTRA所有；㈣媒介WONGPUTKAM PHRAEOPHAN部分，由林秀珠從中抽取700元獲利，其餘800元則歸WONGPUTKAM PHR AEOPHAN所有。嗣於112年10月5日20時30分許，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員警曾紹峻、林勝文喬裝客人前往上開地址消費，而與妮達、WONGPUTKAM PHRAEOPHAN談定性交易之際，旋向妮達、WONGPUTKAM PHRAEOPHAN表明身分因而查獲上情，並從林秀珠處扣得其犯罪所得11,600元。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林秀珠（下稱被告）、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5至28、193至195頁），核與證人妮達、BU NSONG MISS PORNTIDA、LAOPROM MISS PRAPATTRA、WONGPUT KAM PHRAEOPHAN、陳弘文、羅宋榮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37至46、53至57、63至67、75至79、87至89、97至99頁），並有112年10月5日員警職務報告、現場照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等在卷可憑（見偵卷第17至18、143至147、151、153、 155至157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認定。至於起訴意旨雖認被告就媒介BUNSONG MISS PORNTID A部分，除按日給付伙食費200元給BUNSONG MISS PORNTIDA 外，其餘所得由被告獲利云云；然此部分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僅從中收取200元獲利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觀諸證人BUNSONG MISS PORNTIDA於警詢中陳稱：性交易之錢都是店家收的，我不清楚，有可能是透過其他泰國人匯到我的戶頭裡，只有每日給我伙食費200元等語在案（見偵卷第54至55頁），已徵被告除了給證人BUNSONG MISS PORNT IDA每日伙食費200元外，尚不排除其餘性交易款項乃是直接匯入該名女子之帳戶；再參以被告就其他證人妮達、LAOPRO M MISS PRAPATTRA、WONGPUTKAM PHRAEOPHAN之性交易款項，皆是從中抽取數百元作為報酬，實難認被告就BUNSONG MI SS PORNTIDA部分確有從中抽取達千元以上報酬之情狀，是基於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媒介BUNSONG MISS PORNTIDA 部分，除被告從中抽取200元獲利，並按日給付伙食費200元給BUNSONG MISS PORNTIDA外，其餘款項則匯入BUNSONG MIS S PORNTIDA之帳戶。前揭起訴意旨容有誤會，應予更正。㈡綜上所述，被告前揭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㈠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所謂「容留」，係指收容留置，意即提供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場所之謂，其出於自動供給，抑或應婦女或男客要求而供給，均非所問；而「媒介」則係指居間仲介，使男女因行為人之介紹牽線而能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349、4374、4431號、94 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條所規定媒介、引誘與容留之犯罪態樣，固不以兼有為限，如有其一，罪即成立，惟若並有引誘、媒介行為，仍不失為容留行為之性質，因而引誘、媒介、容留之犯行性質上為吸收犯，在法律上評價為實質上一罪，其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94年度台上字第 6002號、95年度台上字第321號、98年度台上字第1796、482 6號、100年台上字第247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容留4名賣淫女子在前，復加以媒介在後，其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㈡被告於偵訊時自承其為晚上6時至10時之負責人，並非老闆等語（見偵卷第26、194至195頁），顯然有其他時段之現場負責人，且幕後另有實際負責人，是以被告與其他現場、實際負責人間，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㈢另按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基於一罪一罰，以實現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將包含多數侵害法益行為，但科刑上僅論以一罪之連續犯及僅成立實質一罪之常業犯規定刪除。為避免流於嚴苛，原可單獨成罪之多數行為，苟依社會通念，認為刑罰上予以單純一罪評價，始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者，固應僅總括論以一罪；然其範圍必須與修法意旨相契合。由刑法第231條第1項圖利容留、媒介性交罪之法條文義觀之，難認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已預定該項犯罪之本質，當然涵蓋多數反覆實行之媒介行為在內；且圖利媒介性交之情況，不一而足，多次媒介之行為，未必皆出於行為人之一個犯意決定，實無從認定立法者本即預定該犯罪之本質，必有數個同種類行為而反覆實行之集合犯。是以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容留、媒介性交或猥褻行為罪，本非法定總括評價之集合犯。又數行為如無從認係於密接之時、地實行，亦難認係侵害同一之法益，如遽以接續犯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評價僅成立一個罪名，難認與一般社會健全觀念相符，自應回歸本來賦予複數法律效果之原貌，即對於行為人之多數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行為，應採一罪一罰，始符合立法本旨。又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容留、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其行為之時間、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自屬數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9、453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容留、媒介上述4 名賣淫女子，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行為以營利，應認行為可分且具有獨立性，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本案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難認有據，自不足採。　㈣被告前因妨害風化案件，先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竹北簡字第369號判決、110年度竹北簡字第157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月、6月確定，各於110年11月11日、111年5 月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起訴書雖未敘及上開累犯之事實，但上開累犯事實業經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暨請求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66 、67頁）。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4罪，均屬累犯。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前曾因相同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竟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妨害風化犯行，皆足認被告先前刑之執行不足以發揮警告作用，堪認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佐以其所犯本案之罪，加重最低本刑，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故就其所犯4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詳予調查後，認被告所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共4罪）事證明確，分別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原審引用之起訴書犯罪事實先記載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意」，後又載稱被告媒介女子利用上開地點之房間從事性交易等「圖利容留性交」之事實，且於判決理由中認定被告與幕後實際負責人係「共犯」（見本院卷第12頁），然所引用之起訴書犯罪事實卻未記載及此，復未於判決主文欄載明「共同」2字，另就事實欄一㈡部分，被告之抽成金額僅為200元，原判決卻認除按日給付伙食費200元外，其餘款項均由被告收取等情，均有違誤。另按刑事實體法對於何種犯罪應負擔何種刑責，於立法時即針對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賦與相應之「法定刑」；此外，尚基於刑罰目的及刑事政策之需要，明文規定加重、減輕或免除法定刑之具體事由 (例如刑法第47 條第1項之累犯加重、第25條第2項未遂犯減輕) ，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而形成刑罰裁量之處斷範圍，此即「處斷刑」；法院於個案量刑過程，從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依刑法第57條等規定為審酌，具體形成「宣告刑」；故倘立法者已就特定量刑事項單獨列為刑之加重、減輕（處斷刑）事由，法院自應先於刑法第57條前審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有不符合該加重、減輕要件，始列為刑法第57條之量刑因子（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2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且應加重其刑，法院即應於量刑前先予審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原判決未及審酌此情，致未能形成妥適之處斷刑範圍，僅將該構成累犯案件前案紀錄列為刑法第57 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雖已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惟原判決漏未論及累犯及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復未及斟酌被告乃因家中母親、胞妹罹患重病，需負擔龐大醫療費用，且於母親、胞妹111年間先後去世後，為了償還先前積欠之債務，而從事本案犯行等犯罪動機、目的（見本院卷第67、 71至77頁），暨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有正當工作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情狀（見本院卷第67頁），而為量刑，稍有未當。又原判決漏未說明其酌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亦有未恰。被告上訴主張本案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雖為無理由，惟其指摘原審量刑未斟酌上情，則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與他人共同容留、媒介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以牟利，並分工負責上開事務，助長性交易歪風，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除前揭構成累犯之前科外，被告尚因妨害風化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6年度竹北簡字第65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亦即本案為第4次犯之）、自陳乃因家中母親、胞妹罹患重病，需負擔龐大醫療費用，且母親、胞妹於111年間先後去世後，被告為了償還積欠之債務，而從事本案犯行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始終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暨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有正當工作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4罪，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衡酌被告所犯4次犯行，犯罪時間密接、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皆相同，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恐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與罪責程度，爰基於罪責相當之要求，於刑法第 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內，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之整體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及以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為內涵之內部性界限，為適度反應被告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就被告所犯4罪，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後段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扣案之現金11,600元（見偵卷第147、151、153頁），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業經其自承在卷（見偵卷第194頁），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第28條、第4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51條第5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施韋銘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陳芃宇法　官林彥成法　官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024-10-29

TPHM-113-上訴-4861-20241029-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侵占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06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慈憐選任辯護人何明楨律師何依典律師張耀天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76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李慈憐（下稱被告）被訴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載會計憑證、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等罪（原審公訴人以112年度蒞字第13515號補充理由書，更正、補充起訴之罪名），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7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25條所規定之時價，業經財政部以96年5月3 0日台財稅字第09604520980號函（下稱財政部96年函釋）為細節性、技術性之補充，標準尚稱明確，且未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之義務或稅負；然被告卻以自己經驗擅自決定房屋與土地之分別售價，違反前揭法規對於如何判定不動產時價之技術指引，而依財政部96年函釋之計算方法，所得出之不動產售價應僅有新臺幣（下同）200多萬元，如何出現600多萬元之數字，被告亦未曾說明，原審亦未調查探究，似有未妥。另告訴人崧弘印刷有限公司於本案發生前，僅執有房屋售價金額680萬元之收執聯，並未受被告通知應繳回該收執聯，直至告訴人新任之記帳士稅務事務所查核始得知具有作廢發票一事，顯示被告並未依照統一發票之作廢正常程序為之，被告掌管記帳士事務所，專業素養應更高，如何僅以忘記了、太忙等語，即認定非屬故意為之；又被告係以依其經驗認定房屋售價過低，擔心事後告訴人會被補稅為由，而作廢相關發票，但其既然擔心事後告訴人會被補稅，為何不是作廢房屋售價646萬元之發票，而係作廢680萬元之發票？顯然與其所言顯有矛盾。況被告身為專業會計人員，本應負有誠實報稅之義務，被告所為顯然不符合專業會計準則要求之會計人員各項指引義務，如何能因為多繳稅額與否而擅自決定房屋售價？綜上，被告明知其所為應不符會計相關規定，仍為填載不實憑證，顯然具有違法之主觀意思及犯罪意圖。原判決似有違誤等語。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此外，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是如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又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482號、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證人即告訴人公司代表人之配偶張淑貞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告訴人公司出售廠房的過程，都是我跟會計事務所聯繫；買賣總價1700萬元是我跟我先生決定，我們只決定總價，並沒有決定房屋價格，而廠房出售的發票是我請被告幫忙開，因為我不會算，想說核算金額沒錯的話，她算的金額OK，她就幫我開，後來她說1700萬有分房屋跟土地，我還說如果房屋的話就不用繳很多稅，她核算多少告訴我，她說她們有她們的算法，我也是那時候才知道土地跟房屋是分開的，之後有收到國稅局的核定通知書；後來換會計事務所，現在的會計事務所楊素美要結算前年度109年的報表，翻發票的時候，帳本上留的是646萬的發票，680萬的不見了，但我沒有就這件事情詢問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94至203頁），可知其委託被告處理告訴人公司出售房地之開立發票事宜時，僅告知被告房地交易之總價為17 00萬元，且不知有區分房、地標的而異其應否課稅之情事，並係委由被告計算開立發票之金額，最後亦確有收到國稅局之核定通知書等情，核與被告辯稱：告訴人公司要出售的房地產購買價1500萬元，後來房地一起賣是1700萬元，房因為是有稅，地是免稅的，那時候張淑貞說她不會開發票，請我們幫她處理，我們就已經有口頭商議土房比例我會大概抓60 /40或68/32，我按計算機給張淑貞看，大概是680萬元或646 萬元，她說沒關係就交給我處理就好等語，大致吻合；參以以營業人出售房屋固定資產之收入稅額核課，國稅局會發給營業人申報核定通知書，且告訴人公司有收到關於本案房地銷售之核定通知書乙情，業經證人張淑貞證述如前，並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9年12月營業稅申報核定通知書影本1份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91頁），而該營業稅申報核定通知書上就「銷售土地」項目核定之金額為「1054萬元」，則以總價 1700萬元觀之，可見申報之房屋價格即為「646萬元」（計算式：1700萬－1054萬＝646萬），既然上述「銷售土地」核定之金額明確，上開計算方式亦屬簡單，證人張淑貞應無不能辨別、核算之理，而被告既然身為記帳士，豈有已可預見告訴人會收到上開營業稅申報核定通知書，能輕易察覺申報金額下，猶以不實之680萬元發票向告訴人請領超額之32萬3 810元銷售稅款，卻以646萬元之發票申報稅捐之可能？準此，被告是否有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載會計憑證、詐欺取財之故意，即非無疑。復依證人張淑貞證述：自告訴人改委託正鎰事務所記帳後，即從未就本案帳務齟齬之事與被告聯繫確認或要求處理等語（見原審卷第198頁），可見告訴人與被告間未曾針對找補還款事宜進行交涉，則被告究竟係基於侵占之故意而不返還暫繳稅額？抑或有其他原因致未返還？於本案欠缺其他積極證據之情形，尤難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至於上訴意旨固稱被告所為違反前揭財政部96年函釋，不符合專業會計準則要求之會計人員各項指引義務等語。然綜觀全卷資料，查無上訴意旨所稱核算之房屋售價為200多萬之依據；另依證人張淑貞前揭證述，已徵告訴人委託被告處理出售房地之開立發票事宜時，僅告知被告房地交易總價為17 00萬元，既然被告最終開立之房地發票總額為1700萬元（即銷售土地之金額為「1054萬元」、銷售房屋之金額為「646 萬元」），即難謂被告製作之會計憑證係屬虛偽不實。縱使被告無法解釋作廢發票之理由、過程，揆諸前揭說明，仍無法遽認被告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載會計憑證、業務侵占之故意。從而，本案尚難對被告逕以詐欺取財、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載會計憑證、業務侵占等罪相繩。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前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故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賴穎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陳芃宇法　官林彥成法　官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書記官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2024-10-29

TPHM-113-原上訴-206-20241029-1